關于文化自信的實踐報告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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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關于文化自信的實踐報告范文
關鍵詞：政治關系 兩職合一 控制力幻覺 過度自信
作者簡介：
李 勇（1969- ），男，重慶市人，重慶財經(jīng)職業(yè)學院副教授
曾升科（1986- ），男，湖南益陽人，重慶財經(jīng)職業(yè)學院講師
一、引言
傳統(tǒng)理論往往將管理者視為完全的理性經(jīng)濟人，而由于人們的知識水平與實踐經(jīng)驗的差別，人們在經(jīng)濟活動中的行為，總是會或多或少地表現(xiàn)出“有限理性”的特征。管理者過度自信最顯著的特征是高估公司收益，低估公司風險。行為經(jīng)濟學研究發(fā)現(xiàn)，人們的決策行為未必都是理性的。作為公司的主要決策者，管理者在面臨決策風險與收益的權衡時，其認知偏差會導致公司決策偏離股東價值最大化目標。大量文獻從理論和實證角度研究了管理者過度自信對公司決策的影響，如對公司投資行為（Malmendier and Tate，2005）、并購行為（Malmendier and Tate，2008）、負債行為和股利政策（Ben-David et al，2007）以及對公司盈余管理和預測的影響（HribarandYang，2006）等研究發(fā)現(xiàn)，管理者過度自信是公司決策異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現(xiàn)階段對管理者產(chǎn)生過度自信原因的研究還很少，因此，探索誘發(fā)或抑制管理者過度自信就顯得意義重大。
二、文獻綜述
（一）過度自信對于公司融資和投資決策的影響 J.B.Heaton（2002）發(fā)現(xiàn)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在投資行為中表現(xiàn)出來的重要特征。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可能拒絕凈現(xiàn)值為正的投資項目。投資于凈現(xiàn)值為負的投資項目。即使管理者對股東非常的忠誠。（Yueh-hsiang Lin，2005）以臺灣地區(qū)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表明：如果公司的財務約束很嚴格，那么具有過度自信行為的管理者比非過度自信管理者對現(xiàn)金流更加敏感，當公司有充足的現(xiàn)金流時，非常愿意進行投資。Ulrike 和Tate（2005）分析發(fā)現(xiàn)：有過度自信行為的管理人通常會高估投資項目的收益，低估項目投資的風險。Robert A.lowe 和 Arvids A.Ziedonis（2006）研究，結果表明：公司決策受到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的影響的證據(jù)并不充分，但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會有明確的目標，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都會朝著成功的方向行動，后來還能夠獲得風險經(jīng)濟回報。王周偉（2006）對我國上市公司經(jīng)理人過度自信研究表明：經(jīng)理人過度自信對公司投資的影響具有“U”形曲線效果。余明桂、夏新平和鄒振松（2006）研究發(fā)現(xiàn)：公司為什么會采取激進債務融資，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發(fā)現(xiàn)公司的資本結構，特別是公司的短期資本結構與管理者過度自信有非常顯著正相關關系；公司的債務期限構成方式也與管理者過度自信也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沈藝峰等（2009）以1998年至2004年A股上市公司中被冠以ST的93家非國有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 分析說明，過度自信董事會的非理給公司經(jīng)營業(yè)績帶來負面的影響。姜付秀等（2009）以2002年至2005年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探求管理者過度自信與公司投資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如果公司的管理者具有過度自信行為，那么公司的總投資水平就會越高、內(nèi)部擴張規(guī)模也就越大，特別是當公司擁有非常充裕的現(xiàn)金流時，管理者的過度自信欣慰對總投資水平的影響就會更加的明顯，同時具有過度自信行為的管理者所實行的擴張戰(zhàn)略會加大公司陷入財務困難的可能性。江偉（2010）研究表明，總經(jīng)理年齡、任職時間、學歷及教育背景與其過度自信有明顯的相關性。
（二）政治關系對于公司的影響 許多公司花大力氣追逐政治關系，這是因為政治關系可以給公司帶來巨大利益（Krueger，1974）。獲取了政治聯(lián)系的公司不僅能夠降低公司被侵占的可能性，而且還提高公司從政府部門獲取政府補助的可能性，為公司進行融資提供便利條件，同時使公司在稅收上獲得較大程度的減免（Soto，1990；Shleifer and Vishny，1994）。在某些特殊的行業(yè)中，公司從國家政治戰(zhàn)略方面得到的好處并不會比公司從市場經(jīng)營中獲取的收益少（Baron，1996）政治聯(lián)系對于公司在融資方面起到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有政治聯(lián)系的民營公司相對于沒有政治聯(lián)系的民營公司來說，在進行外部融資時有政治聯(lián)系的民營公司受到的政策約束會更少，通常情況下，銀行給予這些公司的貸款額度會比較多和銀行給予它們的貸款期限也會比較長（余明桂、潘紅波，2008；羅黨論、甄麗明，2008）。陳冬華（2003）研究表明：公司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影響越大，董事長具有地方政府背景的上市公司獲得的補貼收入越多。吳文鋒、吳沖鋒和芮萌（2008）研究發(fā)現(xiàn)，如果公司管理人員有在中央政府或地方各級政府的有任職經(jīng)歷，那么公司能夠更多的獲取政府給予的稅收優(yōu)惠，并且稅收優(yōu)惠程度是與公司所在省市的公司稅外負擔成正比。政治聯(lián)系給公司的發(fā)展在各個方面提供了比較便利的條件和帶來了一些比較適宜發(fā)展的優(yōu)勢，但是，公司在為了維持這些聯(lián)系的時候也付出了極大的成本和代價。結論在1994年、2002年、2005年、2007年分別由Shleifer和Vishny、Faccio和Larry、Khwaja和Mian、Wang和Zhang找到過證據(jù)。Bertrand、Kramarz、和Thesmar（2004）發(fā)現(xiàn)：有政府背景的企業(yè)的投資回報率與沒有政府關聯(lián)的企業(yè)相比稍遜一籌。Fan、Wong和Zhang（2007）研究發(fā)現(xiàn)：有政治關系的公司IPO3年之后的股價收益率、利潤增長率、主營業(yè)務收入增長率、銷售利潤率、會計業(yè)績等一些經(jīng)營指標比沒有關系的企業(yè)明顯要遜色很多。Boubakri、Cosset和Saffar（2008）研究發(fā)現(xiàn)有政治關系公司的業(yè)績不如沒有政治關系的企業(yè)。有政治背景的企業(yè)所報道的盈余質量和同等條件下的其他沒有政治背景的企業(yè)相比明顯稍遜一籌，夏立軍（2005）以中國上市公司為樣本的調查研究發(fā)現(xiàn)，如果企業(yè)與政府有聯(lián)系，其相應的獨立審計要求也會降低。儀垂林（2011）以我國2006年至2008年滬、深民營性質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對民營上市公司的政治關系與公司價值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與公司價值之間都具有負相關的關系，但是在統(tǒng)計上都是不顯著的。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在我國當前的政治經(jīng)濟環(huán)境下，政府信息公開程度低，上級政府對國家宏觀經(jīng)濟政策的理解、對政府信息和市場上其他公司信息的掌握，相比下級政府而言要充分的多。公司管理者往往對政府宏觀經(jīng)濟政策信息，市場信息的解讀不充分，掌握不全面，但是，公司管理者具有政治關系，他們就有途徑獲取較為充分的相關信息，政治關系越高，獲取信息的渠道越通暢，其獲取的相關信息越充分。所以這些具有政治關系的公司管理者對相關問題的態(tài)度會更加客觀。綜上所述，得出假設：
假設1：管理者的政治關系會抑制其過度自信，政治關系越高的管理者越容易抑制過度自信
調查顯示，在不同城市和地區(qū)，公司在與政府的職能部門交往的過程中，不同城市的公司受到的行政干預程度也會存在很大差異。這份調查中排名靠前的十分之一城市，公司平均每年至少花費三十六天的時間與政府職能部門交往；而排名靠后的十分之一城市；花時間最少的公司每年也要花費八十七天的時間與政府職能部門打交道（羅黨論等，2008）。在市場化進程發(fā)展比較快的地區(qū)，信息透明度高，資源更多的通過市場來進行配置，中介組織和法律制度環(huán)境發(fā)展更為完善。在這種制度環(huán)境下，該地區(qū)的上市公司可以通過市場手段，去公平的獲得市場信息，進行經(jīng)營運作。管理者具有的政治關系給公司帶來的信息和資源等好處相較與其他沒有關系的公司不明顯。相反而言，在市場化程度較低和法制環(huán)境較差的地區(qū)，由于各種產(chǎn)品和信用市場都不發(fā)達，支持市場發(fā)展的各種制度欠缺，所以政府部門通常能夠控制各種經(jīng)濟資源的配置，公司難以依靠市場化原則獲得充分的信息和資源，而“軟性”的政治關系能夠帶來獲得信息和資源等好處相比其他沒有關系的公司要明顯。因此，當?shù)貐^(qū)市場化程度越低，信息透明度不高時，管理者的政治聯(lián)系更易于為公司的信息和資源獲取、經(jīng)營便利發(fā)揮作用，進而抑制管理者的過度自信。據(jù)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上市公司所在地市場化程度越低，管理者政治聯(lián)系對管理者過度自信的抑制作用更強
（二）樣本選取和數(shù)據(jù)來源 本文選擇深市2008年至2010 年間并在第三季度了本年度盈利預測的公司為研究樣本。因為只有深市的上市公司對第三季度的利潤預測有較為準確的描述，對樣本的整理過程中，執(zhí)行了如下篩選程序：（1）剔除發(fā)行B股或者發(fā)行H股的上市公司；（2）剔除金融行業(yè)；（3）剔除在第三季度沒有準確盈虧預測變動百分比或者盈虧具體數(shù)額報告的公司；（4）剔除財務數(shù)據(jù)缺失和總經(jīng)理（總裁、CEO）、董事長個人信息披露不完整的公司；（5）剔除在報告期當中總經(jīng)理（總裁、CEO）和董事長有變更的公司，由于管理者變更會導致，無法準確判斷是哪位管理者存在過度自信的現(xiàn)象。經(jīng)過上述剔除程序，最后獲得 322 家樣本公司。文中所需要的上市公司的財務數(shù)據(jù)均來自于CSMAR數(shù)據(jù)庫查詢系統(tǒng)。數(shù)據(jù)的整理和分析采用Excel2003、EViews5.0 完成。
（三）變量選取和模型建立 在現(xiàn)有研究文獻中，關于管理者過度自信的度量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以長期持有公司期權以及增持公司股票等行為來衡量（葉蓓和袁建國，2008）；以媒體等外部人對管理者的評價來衡量（Malmendier and Tate，2005）；以盈利預測來度量（姜付秀等，2009）；采用直接的方式，調查CFO對未來股市和公司的預測，對統(tǒng)計結果進行分析計算得出（Ben-David et al，2007）；用并購頻率度量（Doukas and Petmezas， 2006）；其他指標，如首次并購成功（吳超鵬等，2008）等。從數(shù)據(jù)的可獲得性及我國證券市場的特殊情況出發(fā)，本文選擇了公司盈利預測偏誤作為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的指標。根據(jù)上交所和深交所的規(guī)定，從2002年開始，上市公司被要求在業(yè)績可能出現(xiàn)大幅波動時，于第三季度做出預告。由于會計年度尚未完結，這時的預告能體現(xiàn)管理者的預測，從而反映出管理者對該年公司業(yè)績的信心。經(jīng)過統(tǒng)計了這些盈利預測信息，規(guī)定如果公司在樣本期內(nèi)實際的盈利水平低于預測的盈利水平，則將該公司的管理者定義為過度自信。目前對管理者政治關系的度量不同國家不同時間的方法是不一樣的，如Bertrand在 2004年的研究認為，如果公司的CEO是從法國的精英學校畢業(yè)，同時畢業(yè)后也他們曾在政府部門服務過或者他們現(xiàn)在任職于政府部門，就認定其是有政治背景；余明桂等在2008的研究：以公司的管理層是否擔任過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或者是否在政府部門任職作為政治聯(lián)系的替代變量。主要核心的觀點依據(jù)是管理層是否有從政經(jīng)歷。根據(jù)中國的政治制度設置，可以認為各級政府、各級人大、各級政協(xié)以及部隊都能帶來政治關系。所以本文將管理者具有在政府部門、軍隊的任職經(jīng)歷，或者具有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資格定義為其具有政治聯(lián)系。但這還不能準確反映出不同層級政治聯(lián)系所帶來的不同影響。在中國，“官大一級壓死人”這一句俗，總是耳熟能詳，這就說明在不同行政級別單位，擔任不同級別的職務，都會對當事人產(chǎn)生的影響是不相同的。因此，本文依據(jù)管理者政治聯(lián)系的采用如下方法進行計量：董事長或者總經(jīng)理在政府部門、部隊、人大代表、政協(xié)的工作經(jīng)歷帶來的政治聯(lián)系，將管理者的行政級別分為省部級或軍級以上、市廳級或軍級、縣處級或師級、局科級或團級以及其它五個層次，由高到低分別賦值4、3、2、1、0。主要變量定義見表（1）。經(jīng)過理論分析和研究變量選定，構建下面檢驗模型，然后使用Logistic 回歸分析方法來檢驗本文的研究假設。具體模型如下：
CON=α0 + α1Polit + α2Dual + α3M age + α4M edu + α5C age + α6C edu + α7Size-1 + α8Z-1 + α9Invest-1 + α10Debt + α11Eps-1 + α12Control + α13■Industryi + α14■yearj+ε
四、實證檢驗分析
（一）描述性統(tǒng)計 從描述性統(tǒng)計結果看。經(jīng)營風險的均值為0.246，表明上市公司整體上風險不大。每股收益的均值是0.08，而且標準差是0. 683，說明我國上市公司間的整體收益不高而且收益差距較大。同時，可以看出我國上市公司的規(guī)模和投資規(guī)模也存在較大的差距，證明公司發(fā)展不是很平衡。董事長和總經(jīng)理兼任的均值為0.153，說明我國上市公司兼任的情況較少，公司機構設置越來越合理。總經(jīng)理和董事長學歷的均值分別為2.452和2.483，說明管理者的學歷大多數(shù)為大學本科。總經(jīng)理和董事長年齡的均值分別為47.069和49.997，五十歲左右的年齡應該是出于事業(yè)發(fā)展的成熟期，而且相對于我國的政治制度來說，上市公司的管理者趨向與年輕化。實際控制人性質的均值為0.632，說明國有上市公司的比例要大于非國有上市公司的比例。
（二）相關性分析 模型的Pearson相關系數(shù)矩陣見表（2）。首先結果表明各個變量兩兩之間不存在共線性問題，模型選取的變量是各自獨立的，能夠揭示不同因素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其次管理者的政治關系與過度自信呈現(xiàn)負相關關系，驗證了前面的預期，即管理者的政治關系可以抑制過度自信；兩職合一會增加管理者的權利，使其產(chǎn)生“控制力幻覺”導致過度自信；國有企業(yè)在國家財政支持和較小業(yè)績壓力的雙重作用下，管理者更容易誘發(fā)過度自信。
（三）回歸分析 根據(jù)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得到結果如表（3）所示。（1）根據(jù)總體樣本檢驗管理者政治聯(lián)系對過度自信的影響。將總樣本2008年至2010年的混合數(shù)據(jù)代入實證回歸模型進行檢驗。因變量為管理者過度自信CON。解釋變量為管理者的政治關系，用以考察政治關系對管理者過度自信心理的影響。此外，還控制了管理者個人特征變量，包括管理者學歷與年齡。根據(jù)現(xiàn)有研究，管理者的背景和經(jīng)歷對其過度自信程度有著顯著的影響。在模型中控制如下一些變量： 上期投資（Invest-1）以及上期風險（Z-1），公司上期的投資情況和風險會對管理者的心理產(chǎn)生影響；負責比率（Debt）是公司風險的重要指標，是管理者融資，投資決策的重要依據(jù)；公司治理變量包括實際控制人類別（Control）、董事長和總經(jīng)理的兼任情況（Dual），公司治理的好壞和管理者在公司管理中的地位，可能會限制或增強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程度；公司規(guī)模（Size），公司資產(chǎn)規(guī)模越大，其抗風險的能力可能就會越強，公司管理者面臨的壓力就可能會越小，管理者越有可能容易產(chǎn)生自信心理；行業(yè)（Industry）和年度（Year），對于處在不同行業(yè)、不同期間的公司來說，一個國家或者地區(qū)的整體經(jīng)濟形勢是不一樣，作為公司決策做出者的管理人員的判斷就會不一樣，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程度可能是不同的。根據(jù)回歸結果可以發(fā)現(xiàn)，從過度自信方程來看，政治關系對過度自信的回歸系數(shù)顯著為負，顯著性水平都達到了5%以上，表明管理者過去或現(xiàn)在擁有越高的政治關系，在獲取政府信息和著國家宏觀政策信息方面有較好的渠道，管理者掌握的相關信息就會越全面，管理者越不會過度自信。同時，過去或現(xiàn)在擔任過政府官員的管理者為了維持已經(jīng)獲取的社會地位和聲譽，也抑制過度自信這一心理傾向。在董事長和總經(jīng)理兼任的回歸系數(shù)顯著為正，在1%以下顯著，說明兩職合一會增加管理者的權利，使其產(chǎn)生“控制力幻覺”導致過度自信。實際控制人的回歸系數(shù)顯著為正，而且在1%以下顯著，國有公司在國家財政支持和較小業(yè)績壓力的雙重作用下，管理者更容易誘發(fā)過度自信。而公司上期的經(jīng)營風險狀況對管理者過度自信沒有顯著影響，說明對中國公司管理者而言，對公司的風險不太重視。這一結論符合中國公司的現(xiàn)實。（2）根據(jù)不同市場化進程下檢驗管理者政治聯(lián)系對過度自信的影響。按照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市場化進程是否超過全國市場化進程指數(shù)的中位數(shù)為依據(jù)，將樣本分為高市場化進程組和低市場化進程組，分別檢驗不同的制度環(huán)境下管理者政治聯(lián)系與過度自信的關系。將樣本2008年至2010年分組以后的數(shù)據(jù)分別代入實證回歸模型進行檢驗，所得出的實證結果如下：在高市場化程度的這組，政治關系與過度自信的回歸系數(shù)為-0.2043，但是不顯著；在低市場化程度的這組，政治關系與過度自信的回歸系數(shù)為-0.4298，而且在5%以下是顯著的。在高市場化程度這組，董事長和總經(jīng)理兼任的回歸系數(shù)也為正數(shù)，但是不顯著；在低市場化程度這組，董事長和總經(jīng)理兼任的回歸系數(shù)顯著為正，在1%以下顯著。在高市場化程度這組，實際控制人的回歸系數(shù)為正，但也不顯著；在低市場化這組，實際控制人的回歸系數(shù)顯著為正，而且在1%以下顯著。這說明，公司所在地市場化進程較低，信息不夠透明，資源配置更多依賴于行政手段，公司通過市場手段獲取信息的渠道比較窄，具有政治聯(lián)系的管理者能夠給公司帶來獲取政府宏觀經(jīng)濟信息和市場信息的渠道，從而獲取有機會獲取充分信息，進而抑制管理者信心。如果公司所在地市場化程度較高，法律規(guī)則更加完善，信息透明度更高，那么資源配置或者信息獲取能夠通過市場配置來完成，通過管理者的私人政治聯(lián)系獲取好處的優(yōu)勢較其他公司不明顯，于是，就表現(xiàn)為管理者政治聯(lián)系對過度自信的作用甚微。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管理者的政治關系對過度自信有顯著的負相關影響，并且，在市場化程度低的地區(qū)，這種影響比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qū)要顯著。本文的研究不僅豐富了行為金融學理論，而且從管理者行為的角度為研究我國上市公司風險治理上，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參考證據(jù)。本文提出以下建議：（1）努力降低其過度自信偏差。以管理者個人特征和個人經(jīng)歷為基礎，設計科學合理的管理者行為綜合評價體系，來衡量管理者是否可能會過度自信等行為。可以考慮根據(jù)公司的融資選擇、資本結構、投資（并購）情況等指標，同時結合管理者個人特征和經(jīng)歷為基礎的綜合評價體系，建立一個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程度的預警指標。（2）完善管理者的選聘和晉升機制。過度自信行為主要受到信息量、任務難度、專業(yè)知識、經(jīng)驗、性別、成長環(huán)境和文化等因素的影響，所以公司在選聘管理者時要進行綜合考慮。管理者過度自信的動機源于管理者對崗位晉升的競爭，設置合理的崗位晉升機制，也有利于抑制管理人員的過度自信。同時，在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地區(qū)，公司可以考慮引入具有政治關系的管理者。
參考文獻：
[1]江偉：《管理者過度自信與資本結構理論研究綜述》，《外國經(jīng)濟與管理》2008年第9期。
[2]姜付秀等：《管理者過度自信、公司擴張與財務困境》，《經(jīng)濟研究》2009年第1期。
[3]向德偉 ：《運用Z記分法評價上公司經(jīng)營風險的實證研究》，《會計研究》2002年第11期。
[4]余明桂、夏新平、鄒振松：《管理者過度自信與公司激進負債行為》，《管理世界》2006年第8期。
[5]江偉 ：《管理者過度自信，融資偏好與公司投資》，《財貿(mào)研究》2010年第1期。
[6]沈藝峰、陳舒予：《董事會過度自信、CEO變更與公司經(jīng)營業(yè)績關系的實證研究》，《管理學報》2009年第10期。
[7]潘紅波、余明桂：《政治關系、控股股東利益輸送與民營公司績效》，《南開管理評論》2010年第4期。
[8]Wei Huang，F(xiàn)uxiu Jiang， Zhibiao Liu， Min Zhang.Agency cost， top executives' overconfidence， and investment-cash flow sensitivity — Evidence from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2010
[9]Brown， R.， Sarma， N.， CEO Overconfidence， CEO Dominance and Corporate Acquisitions.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2006.
第2篇：關于文化自信的實踐報告范文
關鍵詞：中學英語英語教學培養(yǎng)語言能力
語言是人們進行交流的工具。英語則是進行國際交往的工具。隨著信息時代的蓬勃發(fā)展，社會的不斷進步，世界似乎也變得越來越小，我國與世界各國的友好往來越來越多，與許多周邊國家的國際貿(mào)易交往越來越廣泛。對于即將在中國舉辦的2008年奧運會來講，培養(yǎng)大批的，有嫻熟的外語語言能力，有高超的外交水平的優(yōu)秀人才是勢在必行的。一個人的語言文字能力、交際能力是一個人最重要的素質之一。英語教學要實施素質教育，就要把培養(yǎng)語言交際能力作為英語教學的一項重要任務，把這一思想貫穿在教學過程之中。因此，在英語教學中，培養(yǎng)學生的語言能力是中學英語教育的重點。
一、聽、說結合，提高語言能力
學習語言總是音感先行的，以聽、說入手是外語教學的特點。課堂上我用英語組織教學，精心設計每一節(jié)課，讓學生聽得明白，聽得有趣，津津樂道。在聽的基礎上，讓學生把學到的知識經(jīng)過自己的理解，以說的方式表達出來。我采用多種形式對學生進行訓練，如復述課文，值日生報告，背誦小詩文，學生之間的相互問答等方面來訓練學生聽、說能力。復述課文是培養(yǎng)學生組織語言和連貫表達的有效訓練，一開始對有的學生來說難度很大。我就反復播放課文，讓學生反復聽，直到聽懂課文大意，并能用自己的語言表達為止，或用問答方式幫助學生用正確的語言復述全文，直到不加提示，學生也能獨立復述的程度。我還鼓勵學生從自己的喜好出發(fā)，選擇各種各樣的英語聽力材料進行練習，也可以將好的材料與同學們分享。互相幫助，一同提高。這樣長期地堅持聽、說訓練，學生會說得越來越流暢，讀得越來越準確，語言能力也提高了。
二、語言習得與語言能力的培養(yǎng)
語言習得是培養(yǎng)語言能力的基礎。克拉申認為“人們使用語言的能力(包括使用外語的能力)，主要不是通過學習獲得的，而是習得的。”學習英語指的是學習語音、詞匯、語法、句型等語言及語言的綜合運用能力。如果采用傳統(tǒng)的“我講，你聽；我教，你學”的教學方法，對掌握及應用英語是無益的。不但教學效果不佳，而且會給學生造成學習英語有負擔。習得是在自然的交際環(huán)境中使用語言的潛意識過程。習得者往往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jīng)掌握語言的同時，語言能力已有所提高。我在課堂上用英語教學的同時，通過大量使用手勢或動作及實物展示，進行啟發(fā)式教育，讓學生充分理解英語句子、對話、課文，加深對教學內(nèi)容的理解，逐漸掌握語言，從而無意識地習得語言。如在一次課堂教學中，我加入了一個對“楊利偉”——這一學生崇拜的中國英雄的采訪練習，一下子讓學生投入到各自的角色之中，學生們爭先恐后地要與“英雄”交流，當他們用并不熟練的英語進行采訪或是向英雄表達敬仰之情的時候，我看到的是一群熱情、自信的孩子。小小的一次練習使學生們消除焦慮情緒，幫助他們建立了自信心，并能主動、大膽的發(fā)言，使學生總是處于一種輕松、愉快的環(huán)境之中。學生主動接觸英語，從而達到語言習得。當學生大膽開口講英語，熟練地用英語與他人溝通時，語言能力也在無意識中提高。
三、創(chuàng)設語言情境，提供語言實踐機會
語言能力的提高，取決于實踐機會的多少，如何為學生創(chuàng)造更多的實踐機會，又取決于教師在課堂和課后為學生創(chuàng)造的語言情境。通過各種有效的手段，設置良好的情境，使學生以最佳的精神狀態(tài)，積極進入自己所扮演的各種角色中，在演示過程中，提高語言綜合運用能力。運用新穎的課堂教學設計，以此提高學生學習積極性，并主動參與到實踐活動中來。1．充分利用課前三分鐘。讓學生利用自己設計的值日生報告、講英文小故事、對話表演及課文中的片段表演的方式，來鍛煉學生的膽量。隨著學生對于知識的運用越來越熟練，請每一位學生談談自己的理想，在樹立了遠大理想并為之奮斗的同時，通過相互的交流，鞏固了課堂所學知識，也大大提高語言的熟練程度。
2．學生學習英語，不只是為了在教室里用，更重要的是能在社會實踐中正確地運用。然而如何將教室這個小小的空間，變幻成各種各樣的場所，創(chuàng)造一個和諧的氛圍，就需要教師的精心設計。在一節(jié)關于Shopping的課中，我就將教室里的講桌假設為柜臺，學生們的文具為商品，由學生來做售貨員和顧客，來操練CanIhelpyou?Whanwhuldyoulike?Howmuchisit?Isthatall?等購物用語，不僅讓學生過了表演癮，在教師與學生互動過程中，也讓英語真正應用于現(xiàn)實生活之中。我經(jīng)常用教室里的桌椅、黑板及準備的小道具來設計看病、借東西、問路等情境教學。學生學習起來，感覺趣味性強，難度低，充分調動了學生參與語言實踐的積極性。
3．在科技發(fā)達的今天，多媒體技術使創(chuàng)設情境更真實化。我用Powerpoint設計的動物園，栩栩如生的動物吸引了學生的注意力，不斷飛入的句子，為學生提供了語言提示，幫助學生進行語言交流，調動學生各種感官參與活動。多媒體技術為語言能力的培養(yǎng)提供了大量的語言實踐機會，提高了學習效果。
4．使用多媒體教學，激發(fā)學生聽說的積極性。在教學實踐中，我認為多媒體能促進多種感官的協(xié)調活動，提高學生對感知對象的理解程度，激發(fā)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如看錄像、聽錄音進行對話問答，通過聽覺、視覺直接接受所學內(nèi)容，進入英語的思維過程，加速對教學內(nèi)容的理解和記憶，加大課堂容量和練習密度，達到最佳效果。如在進行七年級上冊(新目標)第七單元Howmucharethesepants?教學時，我利用幻燈片把服裝、鞋帽、水果等一些商品投到大屏幕上，讓學生直接地看到這些東西，并利用本單元所學詞匯、句型進行購物對話，輪換扮演售貨員和顧客，如：
A：CanIhelpyou?/WhatcanIdoforyou?
B：Yes,please,Iwantasweater/skirt/……
A：Whatcolordoyouwant?
B：Blue/Black/White/……
A：Hereyouare．
B：Howmuchisit?
A：Tendollars．
B：I''''lltakeit．Thankyou．
A：You''''rewelcome．
直觀教學，提高了學生口語交際的積極性，提高了學習外語的教學效果。
四、開展多種形式的課外活動，為學生提供交際場所
第3篇：關于文化自信的實踐報告范文
本文旨在對已有成果進行歸納總結,為深化研究和實踐提供理論依據(jù)和經(jīng)驗借鑒。
一、關于社會心態(tài)概念的研究
(一)哲學意義上的社會心態(tài)概念
胡紅生認為,社會心態(tài)是一種普遍存在而又十分復雜的精神現(xiàn)象。在他看來,無論是社會心態(tài)還是社會心理,均為社會意識結構層次的組成部分,而社會心態(tài)是低層次的社會意識。[1](P.44-45,29)張二芳認為,社會心態(tài)是社會主體心智狀態(tài),展現(xiàn)了群體精神并在群體中廣泛流行。[2]
但是,通過厘清社會存在、社會意識與社會心態(tài)的關系,我們發(fā)現(xiàn),既然社會存在是通過社會心態(tài)這一中介上升為社會意識,那么,某種程度上,張二芳筆下的社會心態(tài)仍是社會意識的低層次部分。
(二)社會心理學意義上的社會心態(tài)概念
丁水木將社會心態(tài)等同于社會心理,強調社會心態(tài)是一種普遍性存在的社會心理,而這種群體的心理反應受社會環(huán)境、經(jīng)濟和政治制度的影響。[3]楊宜音則將社會心態(tài)同社會心理區(qū)分開來,認為社會心態(tài)是社會心理中最為宏觀的分析單位或分析水平,[4](P.14)是彌散在整個社會或社會群體/類別中的宏觀社會心境狀態(tài)。[5]
馬廣海關注社會心態(tài)的動態(tài)特征,強調社會心態(tài)是一種心理活動過程,而且同重大社會變遷的過程緊密相連。[6]王俊秀將社會心態(tài)視為轉型社會一種宏觀視角的社會心理研究,認為社會心態(tài)是影響個體行為的模板,是大多數(shù)成員所具有的普遍心理特點與行為模式。[7](P.25)
(三)文化學意義上的社會心態(tài)概念
文化學將社會心態(tài)歸為文化的結構和基本層次。李靜認為社會心態(tài)應當屬于文化的深層結構。[8]李鑫生在《人類學辭典》中,將心態(tài)界定為一定時代的社會、文化心理及其反映的總稱;認為社會心態(tài)構成了特定社會的價值-信仰-行動體系,并以"集體無意識"的形式積淀在特定的文化中,成為這一文化的最基本層次。[9](P.187)余勇從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的視角,將文化心態(tài)等同于社會心態(tài)。[10]
姚維把宗教心態(tài)歸為民族地區(qū)社會心態(tài)。[11]馬進以日常交往為切入點,探討了少數(shù)民族宗教心態(tài)、法制心態(tài)。
"社會心態(tài)的概念研究是組成其判斷論證的基礎。綜合各學科對社會心態(tài)的界定,哲學基于歷史唯物主義視角,社會心理學方面則顯得更豐富。不管是哪個學科,都強調了社會變遷或者說社會發(fā)展與社會心態(tài)之間的必然聯(lián)系,并將社會心態(tài)與個人心態(tài)做了區(qū)分,強調社會心態(tài)的整體性;同時,部分學者刻意將社會心態(tài)從社會心理中剝離出來,尋求社會心態(tài)研究的理論獨立性。但是,不難看出,社會心態(tài)雖然被普遍使用,卻在一定學科層面上并未達成共識,成為理解廣泛,隨意性較大的詞匯。也有學者融合歷史唯物論、文化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對社會心態(tài)加以界定,力求在不同學科層面達成共識,卻也不過是三個學科的分而述之。
二、關于社會心態(tài)內(nèi)容的研究
(一)哲學層面上的社會心態(tài)內(nèi)容
張二芳認為,社會心態(tài)由文化要素、心理要素和思想要素構成。[2]程家明強調,心理取向、社會理智與精神支柱及其包含的各要素均屬于社會心態(tài)內(nèi)容。[12]
雖然兩位學者觀點不甚相同,但就其對組成社會心態(tài)要素的內(nèi)容闡釋上來看,心理取向和心理要素都包含了民族精神和社會性格;社會理智和文化要素均包含了社會理性;精神支柱和思想要素也都包含了社會理想和社會信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其內(nèi)容涵義是一致的,均蘊含著社會心態(tài)的穩(wěn)定性。
胡紅生認為社會心態(tài)系統(tǒng)是心態(tài)內(nèi)蘊和心態(tài)表象的有機統(tǒng)一體。[1](P.58)兩者均屬于穩(wěn)定性成分。其中心態(tài)表象是心態(tài)內(nèi)蘊的外化和對象化表現(xiàn),既然心態(tài)表象所包括的話語系統(tǒng)、社會時尚、社會輿論、社會習俗和社會風氣等屬于較穩(wěn)定性成分,那么,心態(tài)內(nèi)蘊也自然如此。
(二)社會心理學層面上的社會心態(tài)內(nèi)容
在個體和群體相互建構的基礎上,陳午晴將社會心態(tài)分為匯合式社會心態(tài)和融合式社會心態(tài)兩種。[13]受"知情意"影響,楊宜音提出,社會心態(tài)由社會情緒基調、社會共識和社會價值觀構成。[5]馬廣海在此基礎上,增加了"社會行為",即社會情緒、社會認知、社會價值觀和社會行為意向。[6]
受社會表征理論影響,王俊秀認為,社會心態(tài)結構由內(nèi)到外從超穩(wěn)定到變動性,其依次對應的內(nèi)容為國民性、社會價值觀、社會情緒和社會行為傾向及社會信任、社會認知等。[7](P.34)由此可知,王俊秀的社會心態(tài)內(nèi)容依然受"知情意行"影響。
(三)十報告提出的社會心態(tài)內(nèi)容
十報告從"良好社會心態(tài)"角度,進一步界定了社會心態(tài)內(nèi)容,即"自尊自信、理性平和與積極向上".部分學者圍繞十報告所提出的社會心態(tài)內(nèi)容進行了簡要論述。鄧朦以中國傳統(tǒng)儒學闡釋了"理性平和社會心態(tài)",強調理性平和是社會心態(tài)的根本。
王洪春從社會心態(tài)個體到全體的形成路徑論述了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tài)。[15] 總體來說,不同學科站在各自理論角度,都對社會心態(tài)所蘊含的穩(wěn)定性內(nèi)容(特別是國民性、社會價值等)給予了肯定。但是,關于社會心態(tài)的內(nèi)容,各學科之間并未達成有效共識;對十提出的社會心態(tài)的內(nèi)容,學界也重視不夠,研究嚴重不足,仍有待于深入研究。
三、關于社會心態(tài)作用的研究
(一)哲學層面上的社會心態(tài)作用
哲學強調社會心態(tài)是一種社會意識。根據(jù)這一論斷,學者們從三個方面概括了社會心態(tài)的作用。
一是對社會存在的作用。李靜從社會心態(tài)的抗變性角度,認為落后的社會心態(tài)對轉型期社會有滯后影響;同時,基于社會心態(tài)的相對獨立性,認為社會心態(tài)對社會發(fā)展與進步具有正面與負面的雙重作用;而社會心態(tài)的引導作用在于社會行為的選擇受其引導。[8]胡紅生認為,社會心態(tài)在人們的社會生產(chǎn)、生活中直接起著調節(jié)和指導作用。[1](P.56)
二是對社會意識的作用。基于社會心態(tài)在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中的地位,程家明指出,社會心態(tài)具有中介過濾作用,因為社會存在的現(xiàn)象和本質要通過社會心態(tài)這一中介通道同化為社會意識,最終由這一部分社會意識發(fā)揮改造世界的作用。[16]李靜提出,社會心態(tài)將具有各種思想內(nèi)容、目的的活動連接起來,構成整體社會活動,構建社會關系,起著社會組織和凝結作用。[8]
三是對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雙重影響。程家明認為,社會心態(tài)作為心智狀態(tài),不僅可以認識改造社會存在,也對社會意識產(chǎn)生能動作用,即對社會意識和社會存在雙方的發(fā)展與變遷都發(fā)揮作用。[16]
(二)社會心理學層面上的社會心態(tài)作用
社會心理學強調社會心態(tài)自身形成與傳播過程中對人的心理進而行為所發(fā)揮的作用、社會心態(tài)內(nèi)部的結構內(nèi)容之間的相互作用。
一是社會心態(tài)具有預測作用。學者們強調社會心態(tài)對社會穩(wěn)定的意義。馬廣海認為,探討社會心態(tài)的意義就在于其對社會行為的預測與控制。[6]丁水木認為,社會心態(tài)一旦到了臨界點,就會迅速發(fā)揮預警作用。[3]
二是社會心態(tài)具有匯聚、從眾、群體極化、群體參照和皮格馬利翁效應。楊宜音從社會心態(tài)的傳播過程概括了社會心態(tài)的作用,認為匯聚效應指的是擁有某一觀點或態(tài)度的個體通過各種媒體不斷匯聚共識,最終成為超越個體的集體力量;從眾效應也稱為"多數(shù)人效應",指個體的觀點和行為與群體保持一致的現(xiàn)象;群體極化是指群體決策時,往往比個體更容易走向極端;群體參照效應是指人們易選擇與自身相同特質的人加以比照;皮格馬利翁效應,也被稱之為"自我實現(xiàn)的預言",指預期會激發(fā)人們的潛力,從而達到期待的后果。[4](P.56-58)
三是社會心態(tài)具有推動、支配和控制作用。王俊秀將社會心態(tài)視為社會環(huán)境的一部分,認為社會心態(tài)也是社會轉型和變遷的推動者。同時,他將社會心態(tài)本身作為研究對象,強調社會心態(tài)各結構內(nèi)容之間也發(fā)揮著支配和控制作用。[7](P.32)
四、關于影響社會心態(tài)主要因素的研究
影響社會心態(tài)的因素十分復雜,學界主要圍繞社會心態(tài)的外部因素、內(nèi)部因素和社會主體自身因素三方面展開。
(一)社會心態(tài)外部因素
1.經(jīng)濟因素。孫偉平認為,作為一定社會生產(chǎn)方式的反映,社會心態(tài)隨著生產(chǎn)力和社會關系的不斷調整而發(fā)生變化。杜秀清認為,社會經(jīng)濟結構變化是影響社會心態(tài)的深層次原因。[18]
2.社會因素。邵道生認為,社會劇烈變化是影響中國國民心態(tài)變化、發(fā)展的最為重要因素。[19]李有發(fā)則強調,教育、就業(yè)、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醫(yī)療衛(wèi)生等民生問題是影響社會心態(tài)良性發(fā)展的重要因素之一。[20]
3.社會組織結構因素。黃相懷認為,隨著改革深化,基層社會組織作為社會組織結構的一部分,其社會支持系統(tǒng)的不完善是導致社會心態(tài)失衡的原因之一。[21]龍書芹通過實證分析,指出社會各階層的不同導致了社會心態(tài)的不同。[22]
(二)社會心態(tài)內(nèi)部因素
1.文化道德因素。劉東超通過分析中國社會心態(tài)演變過程,指出中國文化變遷帶來了社會心態(tài)的變遷。[23]邵道生強調轉型社會兩個文明建設失衡和"榜樣"力量的喪失,處于"無道德心態(tài)",導致社會心態(tài)的負面影響。[19]
2.核心價值觀因素。夏學鑾認為社會心態(tài)受轉型期價值取向的變化所左右。[24]王俊秀根據(jù)社會認同理論,認為社會核心價值觀來自于主流意識形態(tài)、社會思潮、文化傳統(tǒng)中被社會所普遍接受的價值觀念和信念,屬于穩(wěn)定的社會心態(tài),深深地影響著社會心態(tài)的其它層次和行為。[7](P.32)
(三)社會主體自身因素
孫偉平認為,包括生理、知識經(jīng)驗、思維與行為方式等在內(nèi)的社會主體自身因素,對社會心態(tài)起著制約作用。[17]孫德梅基于調查數(shù)據(jù)得出個體特征、家庭影響、社會網(wǎng)絡以及個體對所處階層和階級的認識都對社會心態(tài)有重要影響。[25]
五、關于社會心態(tài)培育路徑的研究
(一)從國家發(fā)展大局角度
1.加大發(fā)展力度。胡紅生認為,大力發(fā)展生產(chǎn)力,是引導調節(jié)社會心態(tài)的物質保障,也決定著社會心態(tài)發(fā)展的性質和水平。[1](P.293)杜秀清認為,要通過加快發(fā)展,在穩(wěn)定中做大做強社會財富,并加以合理分配,為培育健康社會心態(tài)打下良好基礎。[18]
2.加強制度建設。溫淑春提出,不斷健全各項輿論制度,暢通社情民意的反映渠道。[26]王俊秀強調建立制度層面的社會信任機制,擺脫社會信任困境。[27]馮國芳提出,要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的利益協(xié)調機制、社會預警機制、疏導教育機制。[28]
3.優(yōu)化社會環(huán)境。王雅君認為要塑造執(zhí)政黨和政府的全新形象,進一步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劉武俊則認為要為理性平和心態(tài)營造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30]李霓站在執(zhí)政黨角度,強調將社會心態(tài)建設納入社會管理創(chuàng)新目標。[31]聞學良強調要優(yōu)化媒體,認為必須始終把握媒體的政治方向,引導理性平和的社會心態(tài)。[32]
(二)從完善社會心態(tài)內(nèi)容的角度
1.堅持的指導地位。葉國平提出,要堅持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和諧發(fā)展的大好局面,統(tǒng)領與整合復雜多元的社會心態(tài)[33]
2.重視核心價值觀的作用。劉揚認為,要在繼承傳統(tǒng)價值觀的基礎上,整合優(yōu)化現(xiàn)代價值觀念,構建社會主義主流價值觀,發(fā)揮一元主導作用。趙靜強調,發(fā)揮核心價值引領力,助推社會成員對國家和社會的核心價值的認同。[35]
3.注重文化道德建設。陳虹提出,用中國精神鑄造良好品格,改變社會認知和疏導社會情緒,激發(fā)斗志,培育自尊自信的良好社會心態(tài)。[36]李霓認為,要做到用文化傳播引領公眾良好的社會公德、職業(yè)道德、家庭美德。[30]馬向真認為,正是因為道德價值建構與社會心態(tài)塑造之間的同向互動關系,道德價值的建構就必然隨之帶來良好社會心態(tài)。[37]
(三)從社會心態(tài)自身發(fā)展規(guī)律的角度
1.增強社會認同形成共識。沈建波強調,增強社會心態(tài)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認同。[38]劉艷萍認為,建構和諧社會心態(tài)是指在社會各階層社會心理多樣性的基礎上積極培育社會的價值認同和對社會共同理想的認同。[39]
2.加強調節(jié)疏導營造和諧氛圍。楊玉娟提出,構建社會心態(tài)自身的調試機制,包括社會保障體系、援助體系、監(jiān)管體系、分配體制和社會心態(tài)研究系統(tǒng),加強調節(jié),多元化多渠道地培育良好社會心態(tài)。[40]馬廣海則指出,應該充分重視對于社會心態(tài)的監(jiān)測,同時還要注意通過有效的途徑對各種消極的社會心態(tài)進行及時的疏導。[41]
縱觀社會心態(tài)研究現(xiàn)狀,近年來學者們在社會心態(tài)的理論研究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但仍缺少對理論研究應有的關注和縝密分析,多跳過概念直接加以分析,或綜合考察現(xiàn)象以論述社會心態(tài)應用內(nèi)容。社會心態(tài)成為約定俗成卻內(nèi)里不明的用語,理論研究滯后于應用研究,也阻礙了應用研究的深度。理論研究是應用研究的基礎,社會心態(tài)研究要取得長足發(fā)展并對社會穩(wěn)定發(fā)展切實發(fā)揮作用,必須重視理論研究并不斷深化。隨著中國全面深化改革,也越來越需要從學理層面深入研究社會變遷和社會轉型影響下的社會心態(tài),否則,始終不過是曇花一現(xiàn)。
第4篇：關于文化自信的實踐報告范文
關鍵詞：高職無機化學 教學水平 提高途徑 實踐教學 文化滲透
在高職教育中，無機化學作為一門專業(yè)的基礎課程對學生的學習效果和學習能力的提高有著最為直接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還會影響到學生的專業(yè)素質以及就業(yè)能力。因此，對高職無機化學教學水平的提高途徑的探討有其必要性。
一、加強引導，促進學生積極主動參與
在無機教學中，教師要加強對學生正確引導，讓學生對無機化學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幫助學生端正學習態(tài)度，并且在教學中，要利用一切有效的方法和手段，讓學生充分認識到無機化學學習的重要性和作用以及優(yōu)勢，在學習的過程中，對學生進行正確的引志。另外，要樹立培養(yǎng)的目標和方向，更新教學觀念，提高認識，與學生一起參與無機化學的學習，進而讓所有學生都投入到教學當中。
如教師可以結合課本內(nèi)容，制作一個關于“從海水獲得的化學物質”專題研究，并且在教學過程中，做好學習引導，具體可以從以下幾點入手：
首先，進行關于鎂的提取及應用，并且讓學生思考：海水是一種混合溶液，其中主要含有哪些離子？（Cl-Na+Mg2+Ca2+SO42-K+……）在這里，教師要讓學生根據(jù)自己所學的知識，進行一個簡單的了解和討論。
其次，引出結合海水資源的特點，我們從海水中提取鎂到底有沒有實際意義？在提取過程中又可能會面臨怎樣的困難？如何實現(xiàn)Mg2+ 的富集和分離？（可以加入一種試劑使Mg2+ 沉淀）是不是直接往海水中加沉淀劑？（不是，因為海水中的Mg2+ 的濃度很小，直接加沉淀劑不利于Mg2+ 的沉淀，而且會增大沉淀劑的用量，我們可以先將海水濃縮，再加沉淀劑），在完成以上教學引導以后，讓學生從綜合角度考慮選用哪種試劑作沉淀劑好（Ca（OH）2）。
第三，讓學生思考如何由貝殼制得氫氧化鈣？從沉淀效果看，澄清石灰水比氫氧化鈉效果差得多，如何解決這一矛盾？請設計由Mg（OH）2到Mg的可能途徑。如何制得無水MgCl2？由MgCl2 到Mg究竟用還原法還是電解法好？
最后，由教師作總結：從海水中獲得化學物質的方法。同時，在完成教學課題研究以后，讓學生關于鎂的應用進行了拓展研究，如鎂的還原法等，工業(yè)上常使用電解熔融的氯化鎂得到鎂等等，研究一下鎂粉在焰火、閃光粉、鞭炮中是不可缺少的；工業(yè)制造鎂粉是將鎂蒸氣在某冷卻劑中冷卻，等等，進而有效地提升教學效果。
這樣，在教學中，學生不僅可以積極主動地參與教學當中來，提升教學效率，而且可以讓學生全面掌握課堂知識，有效地培養(yǎng)學習無機化學的興趣。
二、豐富教學內(nèi)容，激發(fā)學生興趣
在無機教學中，一些化學知識和概念可能比較枯燥，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極易產(chǎn)生厭學情緒，為此，教師需要采取一些手段，充實教學內(nèi)容，使得課堂教學更加豐富、更加生動，從而來激發(fā)學生的興趣。為此，需要教師從學生的興趣出發(fā)，從學生對事物喜好或關切的情緒出發(fā)，集中學生注意力，讓學生保持一種高度愉快積極的心理狀態(tài)，進而對教學活動會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不僅可以提高教學工作的質量和水平，而且可以培養(yǎng)學生的興趣愛好，促進學生的個性發(fā)展，但是在教學中要以鼓勵為主，這一點尤為重要，要培養(yǎng)學生的自信心，有自信的學生，才想把事情做好，進而體驗到成功的樂趣，自然就會產(chǎn)生學習的興趣，
如教師在研究關于原子的結構一類的課題時，就可以以下面的案例引入教學的主題：
人們?yōu)榻沂驹咏Y構的奧秘，經(jīng)歷了漫長的探究過程。1897年湯姆生發(fā)現(xiàn)電子并提出類似“西瓜”的原子模型；1911年盧瑟福等人為探索原子的內(nèi)部結構又進行了下面的實驗：用一束帶正電的、質量比電子大得多的高速運動的α粒子轟擊金箔，發(fā)現(xiàn)：①大多數(shù)α粒子能穿透金箔而不改變原來的運動方向；②一小部分α粒子改變了原來的運動方向；③有極少數(shù)α粒子被彈了回來。同時，在教學過程中，要利用多媒體技術進行相關的演示，從而讓學生對原子結構有一個初步的認識，并且做出相關的分析，進而進一步進行原因探索。
然后，創(chuàng)設問題情景，讓學生深入探討和研究，如科學家是怎樣定義原子結構的？決定物質化學性質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讓學生利用所學知識進行創(chuàng)意繪畫并與同桌交流。
通過這樣的教學方式，不僅可以讓學生深刻地體會世界的物質性、物質的可分性，了解原子的內(nèi)部結構，而且可以逐步提高抽象思維的能力、想象力和分析、推理能力。
三、重視實踐教學，提升學生實驗能力
在高職有機化學教學中，課堂上要重視培養(yǎng)學生的學習激情與學習興趣，不能死扣教材，改變傳統(tǒng)的教學模式為基礎，激發(fā)學生的熱情凝固，提升教學水平和效果。因此，在課堂上要重視實踐教育，提升學生的實驗操作能力，進而達到教學目的。但是在進行實驗教學之前，要注意以下幾點問題：一、在進行實驗研究前，一定要從理論上認識實驗的原理，結合相關的常數(shù)，設計一個實驗的流程圖；二、在實驗完成后，要仔細填寫實驗報告，特別是要進行討論和小結，總結每次實驗的有缺點，下次實驗發(fā)揚優(yōu)點避免缺點，進而提升實驗教學效果，確保學生對無機化學的進一步研究。
如硫酸是常見的酸，也是常用的化工原料。由于濃度不同，濃硫酸與稀硫酸在性質上存在較大差異，如濃硫酸具有脫水性、吸水性和強腐蝕性等。為此，在進行無機化學教學中，教師可以讓學生設計一個關于探究濃硫酸的特性的實驗，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進而將理論應用于實踐當中，同時，教師要充分發(fā)揮其主導作用，加強對學生的實驗指導：
首先，針對濃硫酸具有的脫水性與吸水性的研究，可以用玻璃棒蘸取少量濃硫酸在濾紙上寫字，過后觀察，字跡顯黑色是因為其脫水性導致的紙張?zhí)炕錃饣蜓鯕庵械乃郑抢闷湮裕鸬礁稍飫┑淖饔谩?/p>
其次，針對硫酸吸水能力可能會受環(huán)境溫度、濕度、氣壓、酸的用量、表面積等因素的影響等進行分析和研究。
第三，研究濃硫酸能否使鐵鈍化的問題（鈍化指在表面形成氧化膜保護層，使內(nèi)層金屬不再發(fā)生變化）。讓學生自己選用的實驗藥品，并要求學生在完成實驗后，寫出實驗報告。
通過這個實驗方案的探究課題，不僅可以鞏固學生的知識結構，而且切實提高了學生的動手能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全面學生的個人能力。
四、加強與科學的結合，促進學生全面發(fā)展
學生學習知識的最終目標就是應用，因此，在教學中，教師要將化學、生活以及科學有效的結合起來，進而促進學生的全面發(fā)展。如近年來，水污染已經(jīng)成為整個社會關注的焦點和熱點問題，尤其是我國的水污染已十分嚴重。資料顯示，近年來全國年排放污水量近600億噸，其中大部分未經(jīng)處理直接排入水域。在全國700多條重要河流中，有近50%的河段、70%以上的城市沿河水域污染嚴重。許多原本清澈的江河湖泊之水已被污染至不宜飲用。由于對水資源無節(jié)制索取、不合理開發(fā)，造成水土流失、湖泊萎縮、江河斷流、水體污染、土地沙化、生態(tài)惡化，加劇了水資源短缺的矛盾。因此，在教學中，教師可以針對“水資源的合理利用”為課題研究進行教學。首先，先讓學生了解一些案例：一、日本水俁病：1953年水俁地區(qū)，海水受到甲基汞的污染，116人中毒，43人死亡。二、日本瘋癲病：日本富山縣神崗礦區(qū)開發(fā)一個鉛鋅礦，把含鎘的廢渣堆放在露天，鎘隨雨水被入地層和水體；通過這些案例來增加學生的責任感，進而有效地投入到學習當中。
五、滲透文化教育，提升學生素養(yǎng)
在教學中，還可以通過文化教學的滲透，來提高教學水平。在我國，大學生素質成為這個社會普遍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尤其是在90年代后，大學生人文素質問題越加凸現(xiàn)，而且一些許多學者還專門對其進行了研究，提出許多不同的觀點，其中最為根本的一條有效途徑就是在教學中滲透文化教育，引導學生正確思考，開闊學生視野，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學習觀、價值觀、社會觀以及價值觀，進而積極投身于我國社會建設當中。同時，在教學中，教師還要引導學生多讀一些社科、管理類的書籍，尤其是運籌學，系統(tǒng)論，哲學等，有一個全面的了解和領會，結合自己學習的專業(yè)知識，進行專業(yè)性的思考，學會知識的融會貫通，一方面開闊視野，另一方面提高了自己的個人修養(yǎng)。
如現(xiàn)代人們又提出了綠色化學，使更多的化學生產(chǎn)工藝、產(chǎn)品向著友好環(huán)境的方向發(fā)展，為此在教學中，教師可以利用圖片介紹一下我國四大發(fā)明、中國古代文化藝術——唐代的唐三彩陶器、元代的瓷器、商代的青銅器、東漢的釀酒、越王勾踐的青銅劍、唐代的蠟染，以及中國科技博覽——中國古代科技館的相關資料，激發(fā)學生興趣，讓學生了解更多知識；近代原子論和分子論的建立、元素周期表及元素周期率的發(fā)現(xiàn)；現(xiàn)代的納米技術、綠色化學使化學在材料、能源、環(huán)境、生命科學等研究上發(fā)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通過這樣的教學來讓學生針對化學給人類生活造成的影響進行研究探討，并且寫出專題報告。
又比如教師可以用圖片展示瑞典化學家和發(fā)明家諾貝爾，冒著生命危險做了許多實驗，終于發(fā)明了一種烈性炸藥硝化甘油的引爆裝置“雷管”，繼而出現(xiàn)了炸藥，火器技術發(fā)明迅速用于開礦，筑路，開鑿隧道，為人們等提供了更為方便的捷徑。諾貝爾獎就是他拿出財產(chǎn)的一部分設立的，為褒獎“曾賦予人類最大利益的人。”通過這樣的教學事例，讓學生感悟化學與我們的關系，培養(yǎng)學生探索精神，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從生活入手感悟化學研究的目的，引導學生樹立化學就在身邊的觀點，幫助學生建立科學探索的情感。
六、總結
總而言之，高職無機化學教學水平的提高，需要從實際出發(fā)，將化學與學生有效的結合起來，豐富教學形式，充實教學內(nèi)容，激發(fā)學生興趣，重視實驗教學，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并且滲透文化教育，培養(yǎng)學生健全的人格，進而實現(xiàn)教學的目標，達到顯著的教學效果。
參考文獻
[1]王燕，朱燕舞，翟林峰，杭國培，王華林.無機化學教學中如何培養(yǎng)學生的學習興趣[J]. 化工高等教育. 2010（03）.
[2]李志偉，吳文勝.無機化學教學體會[J].廣東化工. 2010（06）.
[3] 李淑艷，時惠敏.無機化學教學中的職業(yè)生涯教育探析[J].中國科教創(chuàng)新導刊. 2010（16）.
[4]詹孝鵬.高職無機化學實驗教學設計研究[J]. 揚州職業(yè)大學學報. 2009（04）.
[5]王璐，張攔，關潤伶.淺談大學無機化學的教學技巧[J].科技信息. 2009（34）.
第5篇：關于文化自信的實踐報告范文
>> 中外合作大學的品牌建設：為何，何為與何作為 教師合作研究：為何與何為 大學何為？大學為何？ 中外合作大學的學生管理與質量保障 教師實踐性知識的獲得：為何與何為 為何？何為？ “翻轉課堂”：為何與何為 詩教為何與何為 中外合作辦學專業(yè)大學生黨建工作的實踐與思考 中外合作辦學環(huán)境中大學生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的培養(yǎng) 中非合作為何要升級？ 淺議中外合作辦學中的外語課程建設與外語師資培養(yǎng) 中外合作辦學專業(yè)的特色化建設探索與實踐 高職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管理團隊建設的探索與實踐 中外合作辦學項目課程體系建設的探索與實踐 社會管理創(chuàng)新背景下的社會工作：為何與何為 產(chǎn)教深度融合：為何與何為 中外合作辦學的經(jīng)驗與啟示 中外合作辦學的定位、現(xiàn)實與展望 地方高校中外合作辦學的實踐與啟示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2012/8/16.。中外合作大學向學生收取的學費要比國內(nèi)傳統(tǒng)公立大學高很多，因此，并不是所有有教育需求的家庭都具備購買這一類教育服務的經(jīng)濟能力。據(jù)了解，當前中外合作大學的學生家長主要包括有這樣幾類人：改革開放后出現(xiàn)的私營企業(yè)主；供職于外企、三資企業(yè)的各級、各類“白領”；中層公務員；具有中、高級職稱的教師、工程師及各類市場稀缺的高級專業(yè)技術人才；國有大型企業(yè)及壟斷行業(yè)的“老板”等。
中外合作大學需要推廣特色服務或項目活動。一方面，中外合作大學需要積極推進專題傳播活動的策劃。當前，中外合作大學已經(jīng)設立了“學校開放日”用來吸引社會群體的來校走訪。然而，學校開放日的時間周期短暫，在強度上還難以有效推進學校品牌的影響力。為此，學校應該開發(fā)更多豐富的品牌推廣專題活動，比如邀請家長來參加學校周年慶典活動、學校教育成果展、捐贈儀式、運動會等，旨在創(chuàng)設機會用來增進社區(qū)家庭與學校的互動交流，傳播中外合作大學良好的品牌形象。另一方面，努力構建覆蓋面廣、層次豐富的傳播體系，如充分利用各種現(xiàn)代化的傳播媒介與手段，包括大眾傳媒的報紙、廣播、電視以及借助微博、微信等手段來凸顯傳播優(yōu)勢。
（三） 敦促建立校企合作機制的策劃設計
加快與企業(yè)合作對于中外合作大學品牌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就大學品牌建設的拓展而言，中外合作大學的品牌建設應該將合作機制延伸到重視品牌建設的企業(yè)界，因為企業(yè)在建設品牌方面具有寶貴的經(jīng)驗；就大學品牌建設的效能而言，與企業(yè)開展多層次合作將會有助于解決中外合作大學的辦學經(jīng)費問題，吸引民間資本對教育的投資是解決教育經(jīng)費供需矛盾的主要辦法[15]。
企業(yè)對中外合作大學進行教育投資的可能性分析。當前，我國絕大多數(shù)的中外合作大學位居經(jīng)濟發(fā)達的江浙滬地區(qū)，這使得吸引企業(yè)投資辦學具有現(xiàn)實可能性。很多人意識到教育本身也是一個亟待開發(fā)的潛在市場。其中，江浙滬三省市自21世紀初開始，非政府性教育投資經(jīng)費就已高于政府性教育經(jīng)費投入[16]。企業(yè)發(fā)展的需求、城市化的發(fā)展、充裕的民間資金是民間資本辦學的主要動因[17]。需要指出的是，1998—2007年期間，我國教育經(jīng)費的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辦學經(jīng)費這種帶有較多“私益性質”的經(jīng)費比例在不斷上升，而社會捐資和集資辦學經(jīng)費這種帶有較多“公益性質”的經(jīng)費比例在不斷下降。可見，探尋雙方共贏的路徑是校企合作機制的主要方向。
推進校企合作機制的策劃設計的具體方式。一方面，中外合作大學應盡快建立校企合作協(xié)調機構，敦促品牌建設溝通機制的形成。加拿大的簡·奈特認為“溝通、聯(lián)絡與協(xié)調系統(tǒng)”是機構運行的重要組織策略[2＼]41。因此，校企合作協(xié)調機構可基于中外合作大學的辦學實際，定期組織校企間的品牌交流會，分享彼此在品牌建設方面的經(jīng)驗和教訓。另一方面，中外合作大學應盡快創(chuàng)建校企合作的網(wǎng)站平臺，定期品牌信息報告。比如，中外合作大學可以在學校門戶網(wǎng)上創(chuàng)建面向企業(yè)需求的品牌專欄，用來尋求權力和專業(yè)的支持。此外，中外合作大學還需要對企業(yè)進行跟蹤調研，掌握企業(yè)的最新需求信息，用來確定合作方向。
參考文獻
[1]白志根.品牌，你逃不出的圍城＼[M＼].廣州：廣東經(jīng)濟出版社，2012：1.
[2]簡·奈特.激流中的高等教育：國際化變革與發(fā)展＼[M＼].劉東風，陳巧云，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3]杜新年.關于加強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黨建工作的思考＼[J＼].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03（11）：2830.
[4]馮家貴，梁元星.大學品牌及其塑造策略＼[J＼].改革與戰(zhàn)略，2006（6）：5861.
[5]劉貴富.大學品牌創(chuàng)建與發(fā)展戰(zhàn)略＼[J＼].中國高等教育，2006（7）：5758.
[6]時明德.大學品牌建設的基本策略探析＼[J＼].中國高等教育，2011（24）：4344.
[7]余明陽.金融危機給中國品牌業(yè)帶來的是回歸[EB/OL].[20130216]..
[9]吳釗，路新平.高校品牌戰(zhàn)略探析＼[J＼].西北工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1）：7378.
[10]托馬斯·福斯特.質量管理：集成的方法（第2版）＼[M＼].何楨，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5.
[11]閆德明.CIS與學校品牌形象策劃＼[J＼].人民教育，2003（23）：911.
[12]李旭.學校品牌建設系統(tǒng)框架分析＼[J＼].新課程研究：教師教育，2008（12）：8081.
[13]品牌建設[EB/OL].[20130216]..
[15]張英婕.教育需求供給分析及民辦教育發(fā)展?jié)摿Α獜慕逃?jīng)費的角度＼[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6（3）：1924.
第6篇：關于文化自信的實踐報告范文
【關鍵詞】設計思維 兒童早期藝術創(chuàng)造性教育 公共藝術教育 卓越教師成長
近年來，國外創(chuàng)造性藝術教育思潮方興未艾，國內(nèi)陸續(xù)出版了如（美）荷伯豪斯的《兒童早期藝術創(chuàng)造性教育》、（比利時）羅莎梅爾的《我來畫》、（美）安柏利的《跟著安柏利大師學畫畫》、（日）安雅光野的《美麗的數(shù)學》系列繪本等，這些著作創(chuàng)意新奇、想象力豐富，可作為公共藝術教育的優(yōu)質資源。江蘇師范大學歷來重視公共藝術教育，并致力于卓越人才的培養(yǎng)工作，2012年以來，以筆者主持的教育教學研究項目《“退耕還林”型中小學美術骨干教師培養(yǎng)模式建構與實踐探索》的成果為基礎，新開設一門藝術教育課程“兒童創(chuàng)意美術與卓越教師成長”（30課時，其中講授8課時，討論3課時，藝術實踐19課時），該課程以設計思維的培養(yǎng)為關鍵點，嘗試把藝術素養(yǎng)貫穿到卓越教師成長的高度進行探索。經(jīng)過兩年的實踐，課程體系趨于成熟。
一、“兒童創(chuàng)意美術與卓越教師成長”的性質、地位和教學目的
“兒童創(chuàng)意美術與卓越教師成長”是江蘇師范大學公共課程藝術素養(yǎng)模塊的一門藝術課程，結合國內(nèi)外兒童美術教育實踐現(xiàn)狀，圍繞兒童創(chuàng)意美術進行相關的理論、技能與創(chuàng)造性表達的實踐。通過學習和課題研究，使學生能夠系統(tǒng)地掌握兒童創(chuàng)意美術的理論知識和相應的形式語匯，正確把握兒童創(chuàng)意美術的研究方法及主要設計策略和設計手段，注重兒童美術教育觀念的更新，并選擇既有一定研究價值，又有相當實踐意義的專題展開深入學習，以提高眼光，培養(yǎng)創(chuàng)造性思維能力。具體教學目的如下：
（一）培養(yǎng)更多關注學生自身基礎的發(fā)展，給藝術教育和學生的成長持續(xù)提供清新的空氣、肥沃的土壤，進而開發(fā)學生多元智能的卓越的教師。
（二）通過藝術的方式，提升未來教師的教育學、課程與教學論、學科教學論理論素養(yǎng)。
（三）通過獨特的創(chuàng)意表達方式，提高未來教師的方法論意識。具體地說，就是提高其教學設計、課題設計、教學有效實施、觀課評價的能力，進而能夠運用恰當?shù)慕逃芯糠椒ㄅc實踐。
（四）通過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創(chuàng)意美術引路課、示范課、觀摩課，培養(yǎng)一批在生源地有影響的課改“種子”，進而推動學生生源地的教學改革。
（五）通過對兒童創(chuàng)意美術不同層面的掌握和理解，對學生進行獨到的創(chuàng)作實踐訓練，以讓學生感受不一樣的藝術教育方式，培養(yǎng)多元的文化視角，提升未來教師的整體素質，預期使學生能寫出關于該課程的學習報告及教學改進方案，另一方面要創(chuàng)作出比較完整的美術作品。
二、“兒童創(chuàng)意美術與卓越教師成長”課程教學大綱制定的依據(jù)和大綱內(nèi)容選編原則
“兒童創(chuàng)意美術與卓越教師成長”濃縮并提升了國內(nèi)外兒童早期藝術創(chuàng)造性教育的相關理論、技法的精髓，融入與國際兒童早期藝術創(chuàng)造性教育體系接軌，與時展同步的教學理念和教學方法，突出能力培養(yǎng)、強化實踐教學。大綱內(nèi)容根據(jù)專業(yè)人才的培養(yǎng)目標所需要的基本理論及基本技能的要求，從提高未來教師整體素質的高度，提出兒童創(chuàng)意美術教育的目標要求，根據(jù)本課程教學性質、條件和教學實踐而選編。
三、“兒童創(chuàng)意美術與卓越教師成長”的教學內(nèi)容設計
（一）富有特色的教學內(nèi)容
第一講，《點》與兒童早期的優(yōu)質藝術教育（6課時）
教學目標：
1.讓學生全面、系統(tǒng)、深入地了解該課程，著重讓學生對兒童早期藝術創(chuàng)造性教育的重要性有所認識，對卓越教師如何激發(fā)和評價兒童的藝術有所理解。
2.通過《點》的故事，讓學生理解成人該怎樣鼓勵一個在藝術實踐中只說“我不會”的兒童。
3.讓學生理解具有創(chuàng)意的人的特性是什么？藝術如何增強了這些特性。
教學內(nèi)容：
1.《點》的故事與動腦創(chuàng)作有趣的“點”（藝術實踐）。
2.激發(fā)和評價兒童的藝術――由印度電影《地球上的星星》引起。
第二講，兒童早期藝術活動的特點（6課時）
教學目標：
1.讓學生理解兒童各個發(fā)展階段中藝術活動的特點有哪些？合適的激發(fā)藝術的計劃是什么？怎樣用兒童的興趣去激發(fā)他們的表達和發(fā)展。
2.讓學生理解和掌握藝術的元素，并理解藝術家是如何創(chuàng)造性地使用它們。
教學內(nèi)容：
1.“當我的青蛙跳上高高的荷葉”（藝術實踐） 。
2.研討通過哪些方法可以讓畫面更有趣。
第三講，就地取材巧創(chuàng)造――如何激發(fā)和評價兒童的藝術（6課時）
教學目標：
1.讓學生通過“隨意看?自由想?快樂畫?輕松做”系列創(chuàng)作活動進一步理解和掌握各種各樣的激發(fā)策略。
2.讓學生理解和掌握在指導兒童畫畫的藝術活動過程中，什么時間段做出鼓勵性評論是最合適和有益的，并為每個階段可能出現(xiàn)的鼓勵性的評語做一個列表。
教學內(nèi)容：
“隨意看?自由想?快樂畫?輕松做”系列創(chuàng)作活動（藝術實踐）
1.手形變變變，2.字母變變變，3.工具變變變，4.煙花大會與花開無聲，5.科學實驗巧創(chuàng)形。
第四講，實踐方法與合適、安全、多樣的藝術材料體驗（6課時）
教學目標：
1.讓學生了解合適、安全、多樣的藝術材料。
2.讓學生探索合適、安全、多樣的藝術材料的實踐方法，進行創(chuàng)造性表達的實踐，并進一步理解運用平面和立體的材料工具進行多樣和重復的體驗的重要性。
教學內(nèi)容：
用多個創(chuàng)意方法創(chuàng)作可愛的小動物（藝術實踐）
第五講，卓越教師的推動作用與“退耕還林”式美術教育理念（6課時）
教學目標：
1.結合教師的教研項目《“退耕還林”型中小學美術骨干教師培養(yǎng)模式構建與實踐探索》，讓學生進一步理解卓越教師的關鍵角色和推動作用。
2.通過優(yōu)秀繪本案例，讓學生進一步理解參與和培養(yǎng)孩子的藝術發(fā)展的重大責任，并對如何成長為卓越教師有所思考。
3.希望通過課程學習，讓未來的卓越教師學會怎樣把藝術的內(nèi)容和快樂傳遞給學生，并把學生引向自由、創(chuàng)造性和自信的表達上來。
教學內(nèi)容：
1.案例解讀與創(chuàng)作：青銅銘文里的小精靈。
2.讀繪本，玩創(chuàng)意――啟發(fā)孩子的多元智能。
3.把科學與藝術融為一體的繪本作家安雅光野《美麗的數(shù)學》系列繪本解讀。
4.我國博物院印行《娃娃入寶山》系列繪本解讀。
（二）實踐環(huán)節(jié)類型：藝術創(chuàng)作實踐
1.名稱，藝術創(chuàng)造性表達的實踐與合適、安全、多樣的藝術材料體驗。
2.主要內(nèi)容與要求，動腦創(chuàng)作有趣的“點”、“當我的青蛙跳上高高的荷葉”、“隨意看?自由想?快樂畫?輕松做”系列創(chuàng)作活動、青銅銘文里的小精靈等。
（三）考核方法與要求
1.平時成績與實踐成績，平時成績占50%，包括出勤、課堂提問、討論、課程觀察體驗報告等;實踐考試成績占50%。
2.綜合考核成績的計算，由平時成績和實踐考試成績組成，各占50%。平時成績×50%+實踐考試成績×50%=100%。
四、“兒童創(chuàng)意美術與卓越教師成長”的教學評價與反饋
自課程開設以來，共收到了百余份學習報告，筆者分別回復，以加強教學互動，并為改進教學聽取合理化建議。從學生作品展覽的效果和學習報告看，學習目標得以初步實現(xiàn)，大多數(shù)學生通過藝術的方式，突破了原有的思維范式，創(chuàng)意表達方式獨特。如學校物電學院2013級某位學生提及，經(jīng)過多天的學習，她由好奇到被吸引，再到喜歡，這番快意的體驗，讓她感覺猶如馳騁在廣闊的草原上，仿佛就是一場思維狂舞的盛宴……正是教師別具一格的循循誘導，使學生在課堂上有充滿了腦電波狂舞的刺激與快意。卓越教師班2011級學生提道，作為她大學生涯的最后一次公選課，通過教師生動活潑的講解，懂得了如何尊重每個學生的靈感，呵護每一個幼小的心靈，通過新奇多樣的創(chuàng)作嘗試，了解到美無處不在，創(chuàng)意無處不有，亦通過電影、繪本等典型案例的展示，深切感受到為人師表的愛與責任感。
“兒童創(chuàng)意美術與卓越教師成長”共五講，精選包括兒童美術教育理論、美術語言、創(chuàng)意美術多樣實踐方法等內(nèi)容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義的作品進行分析、鑒賞和藝術實踐探索，借以提高學生對兒童創(chuàng)意美術的認知能力、創(chuàng)造能力。這一課程理論闡述清晰、作品素材典型鮮活、文化視野開闊、注重國內(nèi)外最新的研究成果，授課過程注重探索和發(fā)掘藝術的人文精神，在授課形式上配備緊密結合課程內(nèi)容的幻燈片和多媒體課件，講授深入淺出，例證豐富。通過對兒童創(chuàng)意美術不同層面的掌握和理解，對學生進行獨到的創(chuàng)作實踐訓練，讓學生感受不一樣的藝術教育方式，培養(yǎng)多元的文化視角，提升了未來教師的整體素質。該課程的開設，為優(yōu)質公共藝術教育模式創(chuàng)新提供了有價值的實踐探索。
（注：本文為江蘇師范大學2012年教育教學研究課題《“退耕還林”型中小學美術骨干教師培養(yǎng)模式創(chuàng)新探索與實踐研究》基金項目成果，項目編號：XJG201231）
參考文獻：
[1]芭巴拉?荷伯豪斯.兒童早期藝術創(chuàng)造性教育[M].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09.
第7篇：關于文化自信的實踐報告范文
關鍵詞行為決策與腦，社會互動，跨文化差異，消費與投資，幸福感。
分類號B849; C934; C912.6; G04; F202; F406.13
自由、寬容、進取（Free, Tolerant but Aggressive）――課題組文化
1 行為決策ABC
行為決策研究人們?nèi)绾芜M行判斷與選擇。該學科希望能在描述決策的過程中幫助人們更好地進行決策。《組織行為和人類決策過程》（OBHDP）期刊前主編Naylor說[1]：“任何科學研究領域都有其歷史意義上的基準。在‘決策與判斷’領域，其基準便是Ward Edwards于1954年發(fā)表在《Psychological Bulletin》上的文章：The theory of decision making[2]”。對行為決策進行研究，已有3位學者（Herbert Simon，1978年；Maurice Allais，1988年；Daniel Kahneman，2002年）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經(jīng)濟獎。據(jù)美國國家科學院（研究簡報，1986）報告，“沒有哪一項基礎科學的研究目標能比‘了解人類是如何思維、解決問題、做出決定、并且如何改進我們解決問題和制定政策的能力’這一研究目標更有前景、更為重要。” **行為決策是多學科交叉的研究領域，它采用了心理學、經(jīng)濟學、統(tǒng)計學以及其他學科的概念和方法。在過去50年里，行為決策在探索中迅速發(fā)展，對會計、金融、市場營銷、組織理論以及其他應用領域（譬如醫(yī)學和法律）都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如今，了解和改善人們的決策行為依然是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
2課題組的研究基礎
行為決策是一門年輕的學科，行為決策課題組又是心理研究所里最年輕的課題組之一。題頭“自由、寬容、進取”這6字箴言，是首次招收“行為決策”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后擬建設的組織文化。展開來說，自由即要求課題組成員“Be free brain storming”；寬容乃要求“Be tolerant of opinions different from one's own”；進取則要求“Be academically aggressive”。與課題組相關的研究工作可追溯到1993年我在《行為決策期刊》（JBDM）發(fā)表的文章：“What is wrong with Allais' certainty effect?”。之后，主要工作是發(fā)展了一個適用于確定、不確定及風險狀態(tài)下的行為抉擇模型[3~7]。該模型認為決策者不是無限理性的，最終的決策只能在有限的維度上進行。該模型和隨后發(fā)表的一系列論文對風險狀態(tài)下的決策行為提出了“齊當別”（Equate- to-differentiate theory: A coherent bi-choice model across certainty, uncertainty and risk）的抉擇見解。如，對Allais確定效應的質疑[8~10]；對Kahneman和Tversky決策加權函數(shù)的質疑[11,12]；對Kahneman和Tversky違背不變性（invariance）原則的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的質疑[13~15]；對轉移性（transitivity）公理的質疑[16]；對透明性能否在違反獨立性原則中起作用的質疑[5,17]；對抉擇與投標之間偏愛顛倒的質疑[18]；對期望法則是否適用于一次博弈還是多次博弈的質疑[19]；對規(guī)避不確定（uncertainty aversion）的質疑[20]；對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中的分離效應（Disjunction Effect）的質疑[21]。這些研究對兩位諾貝爾經(jīng)濟獎獲得者（Allais和Kahneman）的觀點提出了直接或間接的質疑，并且引發(fā)了經(jīng)濟學和心理學學者對我的研究發(fā)表專文評論[22]和重復驗證實驗 [23]。
3課題組新近的主要發(fā)現(xiàn)
在課題組組成1周年之際，我們謹以課題組成員完成的7篇CSCD和9篇SSCI論文[24~39]祝賀我們的起步。這批論文當是我們實踐“自由、寬容、進取”文化的寫照。我們在行為決策及其跨文化比較研究中的最新主要發(fā)現(xiàn)歸結如下。
3.1期望法則不是指導風險決策的原則
許多決策學者都認為，人們在進行風險決策時會理性地對各選項進行計算（如：EV、EU、SEU、WU等），并在此基礎上，挑選其中諸如EV＝*xipi、WU＝Sw(pi)u(xi)之類或者更復雜的最大期望值選項。但也有不少決策學者（包括本文作者）認為，為了滿足生存需要，人們會利用更簡潔、更實用的原則進行決策。今天，腦成像技術的出現(xiàn)讓行為決策的心理機制不再是一個“黑箱”，有研究者開始試圖探索預期理論（Prospect Theory）的大腦機制[40]。正如Glimcher等所言，真正理解“人類如何和為何做出選擇”這一問題毫無疑問需要借助于神經(jīng)經(jīng)濟學（Neuroeconomics）的研究[41]。神經(jīng)經(jīng)濟學是應用神經(jīng)科學技術來確定與經(jīng)濟決策相關的神經(jīng)機制。這里的“經(jīng)濟”應該更廣義地理解為（人類或其他動物）在評估選項時所做出的任何決策過程。
我們一直嘗試從行為水平上揭示人們的風險決策過程，“齊當別”抉擇模型認為左右風險決策的真正機制不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某種形式的期望（expectation）值，而是某種形式上辨察選項之間是否存在優(yōu)勢性（dominance）關系。借助一個表征系統(tǒng)（最好和最壞可能結果維度）來描述涉及了風險狀態(tài)的選項，該模型將人類的抉擇行為描述為一種搜尋某一選項在主觀上優(yōu)越于另一選項的過程。即：甲選項在最好可能結果維度上優(yōu)越于乙選項，而乙選項在最壞可能結果維度上優(yōu)越于甲選項的情況下，為了利用“弱優(yōu)勢”（weak dominance）原則達成決策，人們必須在某一維度上將差別較小的兩個可能結果人為地“齊同”掉，而在另一維度上將“辨別”差別較大的兩個可能結果作為最終抉擇的依據(jù)。
為檢驗其假設，我們借助亞洲疾病（Asian disease）問題、選擇反轉（Choice Reversals）問題以及偏愛反轉（Preference Reversals）問題對齊當別模型進行了檢驗，并且將檢驗擴展到多次性博弈情境。
3.1.1亞洲疾病
亞洲疾病問題證明人類的行為違背了期望效用理論的不變性（invariance）原則。“齊當別”模型認為，風險行為或是在最好可能結果或是在最壞可能結果之間做選擇，因此，框架是通過改變可能結果之間的知覺的差別來影響選擇的。在Li和Xie于2006年發(fā)表的文章中，為了檢驗這種可能結果之間的知覺的差別是否會預測亞洲疾病問題的選擇偏好，被試回答一個炭疽熱問題（亞洲疾病問題的原始概率版本），一個SARS問題（亞洲疾病問題的模糊版本）和一個判斷任務[32]。實驗采用Baron和Kenny(1986)所推薦的三步驟中介變量效應分析法，檢驗框架與個體風險偏愛之間可能存在的中介變量效應。分析表明：判斷結果所揭示的弱優(yōu)勢策略可以很好地解釋亞洲疾病問題的選擇結果。
3.1.2偏愛反轉
偏愛反轉（Preference Reversals）問題證明人類的行為或違背了期望效用理論的轉移性（transitivity）原則，或違背了期望效用理論的獨立性（independence）原則，或違背了過程不變性（procedure invariance）原則。Li借助一個“匹配”任務和一個“出價”任務，檢驗各配對的可能結果之間的知覺的差異是否能預測人們的偏愛選擇[34]。總的結果支持“齊當別”模型的解釋。其數(shù)據(jù)表明，所謂偏愛反轉的異象（anomaly）并不是出自于人們偏愛的不一致，而是出自于我們對偏愛機制的不了解。
3.1.3選擇反轉
2005年，李紓對選擇反轉（Choice Reversals）的分析表明：在每次選擇時，如果不認為最大的差異都是來自同一維度，就會導致選擇反轉[29]。實驗設計了一個“匹配”任務，并借此檢驗，在3種決策狀態(tài)下，判斷兩選項在各維度上的差異是否能預測人們的重復選擇變異。總的測試-再測試結果支持“齊當別”選擇方式的解釋。其發(fā)現(xiàn)表明：重復選擇之所以可能是一致的，并不是因為每次都認定被選中的選項具有最大值，而是因為每次選擇都認定最大的差異來自某一固定的維度。
3.1.4多次性博弈與一次性博弈
Li的研究發(fā)現(xiàn)[19]：多次性博弈與一次性博弈所采用的機制是不同的。盡管在選擇時將各選項的期望值 = *xipi呈現(xiàn)給數(shù)學系的大學生，學生被試在一次性博弈時并不按照期望值（Expected Value）理論作抉擇，而是遵循“齊當別”抉擇規(guī)則作抉擇；在多次性博弈時簡單的期望值理論足以預測被試的抉擇，期望效用（Expected Utility）理論則顯得冗余。
另外，孫悅和李紓2005年對澳門人的風險知覺與賭博行為的研究進一步表明，正確認識期望值理論是一回事，實際參與賭博又是另外一回事[30]。適用于多次性博弈的期望值最大化原則，并不適用于一次性博弈。受益時偏愛追求風險（risk-seeking preferences for gains）的賭博行為，是因為在最壞可能結果維度上，下注者能夠將差別較小的兩個可能結果（“賭注”vs“一無所獲”）人為地“齊同”掉。這種非主流的風險決策機制與賭場勸世文強調“to risk only what you can spare”有著殊途同歸之旨趣。
3.2 集體主義文化成員比個人主義文化成員可能更容易(1)追求競爭；(2)過分自信；(3)追求風險；（4）欺騙
3.2.1 可能更追求競爭
Tversky和Shafir報告了囚犯困境博弈中的違背確定事件原則的決策現(xiàn)象：在得知對方選擇競爭的條件下，3％的人選擇了合作；得知對方合作的條件下，16％的人選擇了合作；但在對方策略不明的條件下，選擇合作的人卻增加到37％[42]。他們將這種現(xiàn)象命名為‘分離效應’（disjunction effect）。Shafir和Tversky認為出現(xiàn)分離效應可能是因為，在不確定條件下推理困難，從而按照自己善良的愿望做出違背確定事件原則的合作決策[42]。
Li和Taplin則用齊當別抉擇模型，從另一角度解釋了一次性囚犯困境博弈中的違背確定事件原則的決策現(xiàn)象[21]。他們認為，囚犯困境博弈中的決策行為是權衡在“自己收益維度”上作選擇還是在“他人收益維度”上作選擇的過程。人們選擇競爭是因為最終決策只在“自己收益維度”上進行；人們選擇合作是因為最終決策只在“他人收益維度”上進行。以Shafir和Tversky實驗中的囚犯困境博弈為例[42]，在知道對方采取了合作或競爭策略，所面臨的都只是簡單的沖突（競爭選項在“自己收益維度”上更好；合作選項在“他人收益維度”上更好），選競爭均會給自己帶來最大的利益（競爭選項 > 合作選項），因此人們多會將“他人收益維度”上的差異‘齊同’掉，只在自我收益維度上進行選擇（選擇利己的競爭選項）。在對方策略不明時，在“他人收益維度”上，競爭選項和合作選項之間的排序關系保持不變（所有的合作選項 > 競爭選項）；在“自己收益維度”上，選競爭或選合作所帶來的可能結果的排序變得模糊（不是所有的競爭選項 > 合作選項），其差異便容易會被‘齊同’掉，從而使部分被試改在在“他人收益維度”上作選擇（選擇利他的合作選項）。Li和Taplin設計了7種囚犯困境博弈的變式，并在3種條件下對此進行檢驗：（1）被試已知對手采取了競爭策略；（2）被試已知對手采取了合作策略；（3）被試不知對手采取了何種策略[21]。結果表明，齊當別模型能更好地對違背“確定事件原則”決策行為做出了解釋。該實驗所作的嘗試亦為進一步探索其它分離條件下推理困難現(xiàn)象提供了新的途徑。
2005年，Chen和Li報告，在沒有“文化的制度觀點”（institutional view of culture）所描述的相互監(jiān)視和制裁系統(tǒng)的情境，中國人比澳大利亞人更加不合作；在異國他鄉(xiāng)，中國人與同胞合作多與非同胞合作少；而澳大利亞人則平等地與同胞或非同胞進行合作[38]。Chen和Li的發(fā)現(xiàn)與“文化的制度觀點”很合拍。“文化的制度觀點”認為，某些集體主義行為不是因為成員們具有本質趨向（intrinsic tendency），而是因為團體內(nèi)部存在正式或非正式的相互監(jiān)視和制裁系統(tǒng)[43]。一旦撤除這樣的系統(tǒng)（sanction systems），如團體由完全的陌生人所組成，人們的行為也就不再被他人的關注所限制，集體主義成員便變得更加自我中心。
3.2.2 可能更追求風險/更過分自信
新近的跨文化系列研究表明：中國人比美國人更追求風險；面對常識和概率判斷問題，中國人比美國人更過分自信；中美雙方對對方的追求風險的判斷均與事實相左[44,45]。李紓的研究也支持華人更冒險的發(fā)現(xiàn)[8]。另外，Li和Fang報告了關于預測美國人、中國內(nèi)地人、中國香港人、中國臺灣人和新加坡華裔在估計Y2K（千年蟲）問題是否引起空難時的自信心程度的實驗[46]。結果表明，預測冒險的排序與預測過分自信的排序是相同的。然而，以往的研究仍處于探索階段。有關“過分自信”和“更加冒險”的文化差異的證據(jù)多是混合的。如，Li有關個人決策與集體主義家庭決策的對比研究[47]，以及李紓和房永青有關家庭核心價值的研究均沒有找到支持“軟墊效應”（cushion effect）的證據(jù)[48]。Li和Fang還發(fā)現(xiàn)：社會關系網(wǎng)不但可在純損益的風險抉擇里看成是“軟墊”；也可在純獲益的風險抉擇里看成是“負擔”[46]。現(xiàn)有的研究尚不足以為了解文化取向的過分自信和更加冒險行為提供令人信服的預測和解釋模型 [27]。
Lee等人認為在“論點采納模型”（argument recruitment model）中，過分自信的文化差異至少可部分地歸因于教育傳統(tǒng)的不同，因為它影響了論點采納的習慣[49]。根據(jù)論點采納模型，“直接指導”（direct instruction）的教育方式比建構式（constructivist）教育方式在常識問題上更加過分自信。為了證實Lee等人的觀點，Li，Chen和Yu比較了福建省閩籍大學生和新加坡華裔大學生的過分自信水平[35]。其結果證實我們的假設：福建省閩籍大學生比新加坡華裔大學生更加過分自信。考慮到這兩地樣本在“文化”上非常匹配（華裔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省的移民），兩地所觀察到的過分自信水平差異更有可能單獨地歸因于兩地教育傳統(tǒng)的差異。
3.2.3 可能更欺騙
欺騙被認為是一種普遍的行為。不僅人類會欺騙，許多動物也會欺騙。欺騙的生態(tài)學在人類進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50]。2001年，Triandis等人在模擬國際商業(yè)談判的情境中，調查了文化，人格與欺騙之間的關系[51]。結果發(fā)現(xiàn)，集體主義文化比個人主義文化更加腐敗。隨后，Li，Triandis和Yu的研究表明，雖然新加坡在國家層面上是非常廉潔的（即，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分數(shù)低），但在個體層面上，垂直集體主義（Vertical Collectivism）變量還是能解釋新加坡被試的欺騙變異[36]。
3.3 跨文化決策與判斷
3.3.1背景音樂對雙文化個體的激活效應
雙文化個體是指接受了兩種文化熏陶并將其內(nèi)化的人。隨著全球化的發(fā)展以及人口流動的加快，雙文化個體越來越多。人們想知道，雙文化個體是如何從兩種不兼容的文化之中做出二擇一反應。
Li研究了雙文化個體在不同的背景音樂（中國名曲《梁祝》和美國名曲《我心依舊》）下，對兩種文化產(chǎn)品（茶或咖啡）的選擇，以及對具有兩種文化含義照片（成龍/Jackie Chan；李玟/Coco Lee；貓王/Elvis Presley；長城/Great Wall；牛車水/Chinatown；自由女神像/Statue of Liberty；裕華園/Chinese Garden；萬金油/Tiger Balm）的自由命名[37]。研究發(fā)現(xiàn)，在不同的浪漫音樂背景下，雙文化個體會在不同的文化框架之間產(chǎn)生顯著性地轉換，即，《梁祝》能引發(fā)更多人以中式命名以及選喝茶的行為；《我心依舊》能引發(fā)更多人以西式命名以及選喝咖啡的行為。該研究認為，背景音樂可在被支配文化里激活更多與其文化相關的反應。
3.3.2 高情境文化的個體對性騷擾的理解
高情境（high-context）的文化（如漢語）注重內(nèi)化或含蓄的信息；低情境（low-context）的文化（如英語）強調明確的信息[52]。Li和Lee-Wong研究了在不同的語言和種族文化背景下，人們是否會對性騷擾產(chǎn)生不同的理解[39]。研究發(fā)現(xiàn)：不同的族群對性騷擾線索的判斷存在著差異；不同的族群對同一的英語短語的解釋不同；英語本是低情境的語言，但使用者是高情境（high-context）文化的人群時，英語則成了高情境的語言，這使得人們對理解性騷擾受害者的言語反應變得更加復雜。
3.3.3 集體主義文化個體的隱私測量
人與人間的物理距離是表達隱私需求和保護自我相關信息泄漏的方式之一[53]。以集體主義為主流文化的亞洲國家，其成員的隱私需求有可能不清晰。為揭示集體主義國家成員隱私需求的水平，我們測量了2類自動機器（如，有個人隱私的自動取款機（ATM）vs 無個人隱私的車站自動售票機（TVM））排隊者之間的距離[31]。我們假設，如果機器使用者沒有隱私感，這2類機器排隊者間的距離應是一樣的；反之，這2類機器排隊者間的距離之差，便顯現(xiàn)出隱私感。2類機器排隊者間的距離存在顯著差異這一結果表明：集體主義國家成員也有相當?shù)碾[私意識。結果還表明，使用者希望的距離要大于后面的人實際留出的距離。這說明，人們雖然對自己的隱私有充分的認識，但對他人的隱私需求卻照顧不足。
4結語與未來展望
行為決策研究的使命是促進對人類決策行為的理解，從而改善人類的決策行為。課題組已開展和將要開展的研究包括5個子研究：行為決策與腦、社會互動與決策、決策的文化差異、消費與投資的行為決策、效用最大化與幸福感。各子研究的具體研究內(nèi)容及進展如下：
行為決策與腦：利用fMRI等技術，探索決策時人們腦神經(jīng)的活動，嘗試從生理水平上揭示人們的決策過程，并解答決策領域的百年公案：指導人們進行風險決策的原則究竟是不是期望法則？
社會互動與決策：從個人以及團體的角度，探討互動情況下（e.g., prisoner dilemma），人們?nèi)绾芜x擇互動策略（i.e. 競爭、合作、回避）以及影響人們選擇的因素。具體將探討以下問題：（1）少數(shù)人團體（minority：如少數(shù)民族）與多數(shù)人團體（majority）在選擇互動策略時的差異。（2）對對方或對方團體成員認知的可能性與準確性對策略選擇的影響。（3）不確定情況下人們策略選擇的傾向及原因。
決策的文化差異：通過跨文化比較，研究當今社會中國人的決策傾向和行為特征。探究中國人比歐美人可能更容易（1）過分自信，（2）追求風險，（3）追求競爭的原因，從而了解文化因素（如個人主義或集體主義等）和社會因素（如處于經(jīng)濟轉型時期）是如何影響中國人的風險行為以及決策的自信程度的。
消費與投資的行為決策：探討目前處在經(jīng)濟轉型的背景下，中國人在選擇消費或投資對象時的傾向與特點。并驗證理性經(jīng)濟理論和理性風險決策理論中的一些公理及基本假設，如：獨立性原則（Savage’s (1954) sure-thing principle）“fungibility”（可互換）原則[54]；驗證“齊當別”抉擇模型對決策后悔的見解。
效用最大化與幸福感：探索“效用最大化決策”與“幸福的最大化”的可能關系。將幸福感/后悔感作為評判“效用最大化決策”指標，檢驗應用（或習得應用）最大化決策原則的合理性。
希望我們課題組在“自由、寬容、進取”的氣氛里繼往開來，并在2周年紀念來臨時再結碩果。亦希望對行為決策真感興趣且會享受研究樂趣的同志不斷加入到我們的研究隊伍中來。讓我們加倍努力，力爭使本課題組走在行為決策研究領域的最前沿。
參考文獻
[1] Naylor J. Editor’s prefac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4, 60: 301
[2] Edwards W. The theory of decision mak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54, 51: 380~417
[3] Li S. A behavioral choice model when computational ability matters. Applied Intelligence, 2004, 20: 147~163
[4] Li S. Equate-to-differentiate approach: An application in binary choice under uncertainty, Central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s Research, 2004, 12(3): 269~294
[5] Li S. Violations of conjoint independence in binary choices: The equate-to-differentiate interpret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3, 148: 65~79
[6] Li S. Equate-to-differentiate: The role of shared and unique features in the judgment process. 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1, 53: 109~118
[7] Li S. Extended research on dominance violations in similarity judgments: The equate-to-differentiate interpretation. Korean Journal of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2001, 11: 13~38
[8] 李紓.艾勒悖論（Allais Paradox）另釋.心理學報，2001,33(2): 176~181
[9] Li S. What is wrong with Allais' certainty effect?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1993, 6: 271~281
[10] Li S. An alternative way of seeing the Allais-type violations of the sure-thing principle. Humanomics, 2004, 20(1&2): 17~31
[11] Li S. Is there a decision weight p?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995, 27: 453~463
[12] Li S. What is the price for utilizing deductive reasoning? A reply to generalized expectation maximizer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996, 29(2): 355~358
[13] Li S, Adams A S. Is there something more important behind framing?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5, 62: 216~219
[14] Li S. Can the conditions governing the framing effect be determined?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1998, 19: 135~155
[15] 李紓，房永青，張迅捷. 再探框架對風險決策行為的影響. 心理學報，2000，32（2）：229~234
[16] Li S. An additional violation of transitivity and independence between alternatives.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1996, 17: 645~650
[17] Li S. What is the role of transparency in cancellati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4, 60: 353~366
[18] Li S. Is there a problem with preference reversals? Psychological Reports, 1994, 74: 675~679
[19] Li S. The role of expected value illustrated in decision-making under risk: single-play vs multiple-play.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003, 6(2): 113~124
[20] 李紓. 不確定狀態(tài)下決擇：為什么說富人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臺灣）應用心理學報，2000, 8: 19~29
[21] Li S, Taplin J E. Examining whether there is a disjunction effect in Prisoner’s Dilemma Games.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2, 44(1): 25~46
[22] Carlin P S. Can the maximization principle be discarded? A com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996, 29: 351~353
[23] Bonini N, Tentori K, Rumiati R. Contingent application of the cancellation editing operation: The role of semantic relatedness between risky outcomes.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2004, 17: 139~152
[24] 高利蘋，李紓，時勘. 從對框架效應的分析看風險決策的神經(jīng)基礎. 心理科學進展，2006，待印
[25] 劉長江，李紓. 神經(jīng)經(jīng)濟學：邁向腦科學的決策科學.心理科學，2006，待印
[26] 劉長江，郝芳，李紓. 大學生職業(yè)決策困難及其與效能的關系. 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06，待印
[27] 于窈,李紓. “過分自信”的研究及其跨文化差異. 心理科學進展，2006, 14(3): 468~474
[28] 李紓，許潔虹，梁哲，施維，李巖梅. 1988、2002和2005年度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以及心理學界對Savage確定事件原則（sure-thing principle）的研究.管理評論，2005, 17(11): 10~18
[29] 李紓. 確定、不確定及風險狀態(tài)下選擇反轉:“齊當別”選擇方式的解釋. 心理學報，2005, 37: 427~433
[30] 孫悅, 李紓. 澳門人的風險知覺與賭博行為. 心理學報，2005, 37: 260~267
[31] Li S, Li Y M. How Far is Far Enough? A measure of information privacy in terms of interpersonal distance.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in press
[32] Li S, Xie X. A new look at the “Asian disease” problem: A choice between the best possible outcomes or between the worst possible outcomes? Thinking and Reasoning, 2006, 12(2): 129~143
[33] Li S. Action/inaction and regret: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losenes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in press
[34] Li S. Preference reversal: A new look at an old problem. Psychological Record, in press
[35] Li S, Chen W W, Yu Y. The reason for Asian overconfidence. Journal of Psychology, in press
[36] Li S, Triandis H C, Yu Y. Cultural Orientation and Corruption. Ethics & Behavior, 2006, 16(3):
[37] Li S. Romantic music activates minds rooted in a particular culture.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2005, 12(7): 31~37
[38] Chen X P, Li S.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cooperative decision making in mixed-motive business context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dividual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5, 36(6): 622~636
[39] Li S, Lee-Wong S M. A study on Singaporeans’ perception of sexual harassment from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5, 35(4): 699~717
[40] Trepel C, Fox C R, Poldrack R A. Prospect theory on the brain? Toward a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decision under risk. Cognitive Brain Research, 2005, 23: 34~50
[41] Glimcher P W, Dorris M C, Bayer H M. Physiological utility theory and the neuroeconomics of choice.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2005, 52: 213~256
[42] Tversky A, Shafir E. The disjunction effect in choice under uncertainty.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92, 3: 305~309
[43] Yamagishi T. Cross-societal experimentation on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E Ostrom, J Walker (Eds.), Trust and Reciprocit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New York, 2003. 352~370
[44] Weber E U, Hsee C K, Sokolowska J. What folklore tells about risk and risk taking?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of American, German and Chinese proverbs, Organisational Behaviou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8, 2: 170~186
[45] Yates J F, Lee J W, Bush J G. General knowledge overconfidence: Cross-national variations, response style, and “realit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7, 70: 87~94
[46] Li S, Fang Y. Respondents in Asian cultures (e.g., Chinese) are more risk-seeking and more overconfident than respondents in other cultures (e.g., in United States) but the reciprocal predictions are in total opposition: How and why? 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Culture, 2004, 4(2): 263~292
[47] Li S. Decision-making of the collectivist family in risk-seeking and overconfidence. In: Kashima Y, Endo Y, Kashima E, Leung C, McClure J. (Eds.), Progress in Asian Social Psychology. Seoul, Korea: Kyoyook- kwahak-sa, 2004. Volume 4, 263~288
[48] 李紓，房永青.《新加坡21》對雙語青年學生的決策影響.（香港）青年研究學報，2002, 5(2): 162~171
[49] Lee J W, Yates J F, Shinotsuka H, et al.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overconfidence. As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95, 1: 63~68
[50] Stefano G B, Fricchione G L. The biology of deception: Emotion and morphine. Medical Hypotheses, 1995, 44: 49~52
[51] Triandis H C, Carnevale P, Gelfand M, et al. Culture, personality and deception: A multilevel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2001, 1: 73~90
[52] Hall E T. Beyond Culture. 1977, Garden City, NY: Anchor Press
[53] Altman I. A conceptual analysis. Environment and Behaviour, 1976, 8:7~29
[54] Li S. Do money-earning time and money-exchanging route matter? Psychology and Marketing, 2002, 19(9): 777~782
One Year of Progress in Research on Behavioral Decision-Making
Li Shu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is the study of how people make decisions. It hopes to describe these processes in ways that will eventually help people to make better decisions. Nowadays, the understanding and improvement of decision behavior continues to be an important area of research. In this invited paper, the Team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at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ts research areas and its orientation were debriefed. The most recent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team members since 2005 were presented and discussed. The team’s mission was recognized as to foster an understanding of those elements of human behavior, both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otional) that influenc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all social and economic contexts and settings.
第8篇：關于文化自信的實踐報告范文
關鍵詞：自尊；內(nèi)隱自尊；身體鍛煉
中圖分類號：G804.83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7-3612(2007)05-0620-03 心理科學關于自尊的研究歷史悠長，結果眾多。它之所以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一直成為心 理學中比較流行的研究課題，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對人類的認知、動機、情感和行為具有獨特 的作用和貢獻。1990年夏在挪威的奧斯陸召開了第一屆國際自尊大會，創(chuàng)建了自尊國際協(xié)會 ，越來越多的國家成為它的會員國，進一步推動了自尊的研究。本文綜合分析研究自尊及其 與運動參與有關的文獻，試圖澄清自尊及其與運動參與關系研究的最新進展，并提出一些有 待研究的問題。
1自尊的研究
1.1自尊的概念 在現(xiàn)代漢語辭海中，自尊的含義是“對自己尊重，在交往中不降低自己的人格，不受他人的 侮辱和歧視”［1］。在心理學界，張靜對西方心理學家提出的自尊的定義進行了綜 述［2］：最 早給自尊下定義的心理學家是W.James。他在給自尊下定義時用了一個著名的公式，即：自 尊=成功/抱負。換句話說，個人對于自我價值的感受取決于其實際成就與潛在能力的比值； Coopersmith認為自尊是個體對自己做出的并通常持有的評價，它表達了一種肯定或否定的 態(tài)度，表明個體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重要的、成功的和有價值的；Marsh認 為：自尊是一個知覺到的現(xiàn)實自我的特征和自我評價標準之間的比較結果；Rosenberg認為 自尊反映了知覺到的個體的現(xiàn)實自我狀態(tài)和理想或期望的自我狀態(tài)之間的差異；Branden認 為，自尊（感）指的是人們在應對生活基本挑戰(zhàn)時的自信體驗和堅信自己擁有幸福生活權力 的意志，由自我效能和自愛兩部分組成；Steffenhafen認為自尊指個體對自我的知覺的總和 ，其中包括他的自我概念（心理的）、自我意象（身體的）和社會概念（文化的）。
我國心理學者對自尊也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不同的學者對自尊的界定也存在差異。朱智 賢認為：“自尊是社會評價與個人的自尊需要的關系的反映”［3］；荊其誠：“自 尊是個人 自我感覺的一種方式，一種勝任愉快值得受人敬重的自我概念”［4］；顧明遠指出 ，“自尊 是指個體以自我意象和對自身社會價值的理解為基礎，對個人的值得尊重程度或其重要性所 作的評價”［5］；林崇德認為“自尊是自我意識中具有評價意義的成分，是與自尊 需要相聯(lián)系的、對自我的態(tài)度體驗，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標之一”［6］。
不難看出，上述各位學者對自尊概念還缺乏普遍的認同，但這些概念至少有一點是共同的： 自尊中包含有評價的成分。Brown認為概念不一致的部分原因在于自尊概念的使用存在三種 方式［7］。有時自尊指整體的情緒感受（整體的自尊）；有時自尊指人們在各個具 體的方面評價自己的方式（具體的自尊）；有時自尊還指瞬間的自我價值感（狀態(tài)自尊）。
1.2自尊的測量自尊的測量主要采取自陳報告的方式，目前 常用的量表有［8］：1） 自尊量表（Rosenberg, 1965）；2） Piers-Harris兒童自 我概念量表（Piers, Harris, 1969）；3） 得克薩斯社會行為問卷（Helmreich, & Stapp,1974）；4） 自尊調查量表 投稿日期：2005-12-31作者簡介：李曉東（1976-），男，湖南新化人，講師，在讀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運動心理學。 （Coopersmith, 1975）；5） 身體自尊量表（Franzi, & Shields, 1984）；6） 田納西自我概念量表（Roid, & Fitts, 1988）。
自我報告法測量自尊的使用非常廣泛，同時也具有很高的構想效度和預測效度。但也不是沒 有問題。比如，鮑邁斯特、泰斯和赫頓認為，采用自我報告法測量自尊可能受到自我展示（ self-presentation）的影響［7］。人們可能會歪曲他們的反應，以在他人心目中創(chuàng) 造一個特 定的印象，而不是按照內(nèi)心真正如何評定自己來回答。從這個角度出發(fā)，高自尊得分代表了 過份自信的、人間的特點，人們在這種情況下很想以積極的方式展示自己；而低自尊得分則 反映了謙虛的人際風格，他們不愿意以非常積極的方式展示自己。
防御過程也會影響自尊的自我報告測量［7］。在自尊的自我報告測量中得高分的人 可能會防 御性的報告比實際更好的自我感覺，并以此欺騙自己。同樣，社會期待也可能使被試不根據(jù) 自己的實際想法做答，影響自尊的自我報告測量。
Greenwald和Banaji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提出了一個心理適應的方法來克服自我報告測量的 潛在不足［9］。這些間接的、內(nèi)隱的測量自尊的方法（如反應潛伏期，認知閾限等 ）會比自 我報告法更隱蔽，人們可能并沒有感到這是在測量他們的自尊。從而從某一程度上真正反應 自尊的水平。
1.3自尊影響因素的新發(fā)現(xiàn) 以往對自尊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父母教養(yǎng)方式、學校、社會文化等方面，20世紀90年 代以來 ，對影響因素的探討更加全面深入。除了分析以上影響因素外，學者們也對社會支持、意象 活動等因素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
哈特等人對自尊與社會支持之間的關系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他們發(fā)現(xiàn)，知覺到的來自重要 他人的支持與自尊之間的相關在0.50～0.65之間，高、中、低的社會支持水平相對應于高、 中、低的自尊水平。我國學者彭欣等人研究發(fā)現(xiàn)自尊與社會支持中的利用度有顯著正相關［10］。從這兩項研究中可以看出：要探討心理現(xiàn)象的內(nèi)在本質，需要把宏觀的概念不 斷細 化， 挖掘深層次的內(nèi)在關系。自尊與社會的支持存在相關關系，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彭欣等人進 一步研究自尊與社會支持中的利用度的關系［0］。由此得到啟發(fā)，我們可以進一步 探討提供 社會支持與接受社會支持會對自尊產(chǎn)生不同的影響嗎？人們對社會支持的重視程度是否會影 響社會支持與自尊的關系？此外，年齡、性別等因素是否也同樣影響它們的關系？
孫時進對意象活動與自尊水平關系進行了一項研究，請被試把自己想象為一個蘋果，結果表 明：被試的蘋果意象大小與被試自尊水平呈顯著相關，總體來說，蘋果意象大的被試，其自 尊水平高于蘋果意象小的被試［21］。盡管目前還難以確定蘋果意象和自尊的因果聯(lián) 系，但至 少可以在實驗中考察這樣的問題：是否可以通過訓練改變蘋果意象或其他實體意象的大小， 從而影響自尊水平。
2自尊與體育運動
2.1身體鍛煉與自尊 目前，關于身體鍛煉與自尊的關系沒有一致的結論，有些研究確認了身體鍛煉對自尊提高的 促進作用，但是，也有研究得到了不同的研究結果［12］。
2.1.1身體鍛煉作為預測變量的作用 何穎和徐明的調查結果顯示：小運動量組的男、女大學生的身體自尊水平顯著低于大運動量 組的男、女大學生［13］。何穎和季瀏通過實驗研究發(fā)現(xiàn)，鍛煉組被試身體自尊水平 隨著抑郁 水平的降低而升高，且變化規(guī)律相似，這一結果驗證了身體自尊是體育鍛煉影響大學生抑郁 水平的心理中介變量［14］。
田錄梅，張向葵和于海峰以267名運動員與非運動員大學生為被試，對其身體自尊和整體自 尊進行測量，其結果是：1） 運動員大學生的身體自尊與整體自尊水平均顯著高于非運動 員；2） 無論在總體上還是在運動員組、非運動員組，男大學生的身體自尊水平均顯著高 于女大學生；3） 總體上，男大學生的整體自尊水平顯著高于女大學生。其中，運動員組 男大學生的自尊水平顯著高于女大學生，而非運動員中整體自尊的性別差異不顯著；4） 運 動員男大學生在“身體強壯”和“身體狀況”方面明顯比非運動員男大學生更自尊、自信 ，尤其是在“身體強壯”方面；運動員與非運動員女大學生在身體自尊及其各維度上都不存 在顯著差異；5） 隨著身體自尊水平的提高，整體自尊水平也相應提高［15］。
綜上所述，運動量的大小、運動參與頻率對身體自尊的影響是不一樣的：經(jīng)常參加身體鍛煉 的人具有更高的身體自尊水平；大運動量的身體鍛煉更有利于身體自尊水平的提高，這些研 究結果確認了身體鍛煉作為預測變量的作用。
2.1.2自尊作為預測變量的作用 大多數(shù)研究都是從運動對身體自尊的影響這個角度入手，謝琴和吳佑年卻把身體自尊作為預 測變量，研究結果顯示：身體自我價值感和知覺運動能力可以預測女生體育鍛煉的參與。但 身體自我價值感在內(nèi)的各分量都不能預測男生的體育鍛煉參與［16］。
2.1.3身體鍛煉與自尊水平的提高沒有顯著相關 142名美國市郊不同學校的學生參加的一項研究結果表明，自尊水平和運動參與的質量、范 圍沒有顯著相關［17］。Tiggemann和Williamson的研究也表明，年輕女性當中鍛煉 數(shù)量和身體滿意度和自尊之間沒有顯著相關［18］。
一項6～8年紀霍瓦納青少年校外身體活動和自尊關系的研究表明，自尊和校外身體活動或身 高、體重之間沒有顯著聯(lián)系，組間沒有顯著差異［19］。
2.1.4研究結果不一致的原因 從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出，研究身體鍛煉與自尊的結果不統(tǒng)一。張立敏和張力為認為：“究其 原因可能與研究設計和研究人員有關”［12］。筆者認為：身體鍛煉與自尊的關系 更多地受第 三變量的影響。在探討身體鍛煉與自尊關系的同時，關注第三變量，探究其內(nèi)在機制。在清 楚了第三變量的作用機制后，研究結果不一致的原因有可能得到闡明。
2.2身體鍛煉提高自尊水平的機制 Fox和Corbin針對大學生的研究中表明，身體領域內(nèi)的自我知覺可以劃分為運動能力、身體 吸引、身體力量和身體狀況4個亞級領域。Sonstroen和Morgan在多維等級自尊理論和實踐的 基礎上建立了鍛煉和身體自尊、自尊的模型。該模型揭示了身體鍛煉改善身體自尊和自尊的 作用機制。該模型認為，一個人的整體自尊是由一些亞級領域(如身體領域、認知領域、社 會領域)內(nèi)的自我概念構成，而每一個亞級領域又可劃分為更具體的，也就是處于模型最低 水平的具體領域。隨著處于低水平的具體領域的自尊水平的變化，處于高水平的整體自尊也 隨之變化。也就是說，要改善整體自尊水平，必須先采用某種干預手段改善處于具體領域的 自尊［20］。
身體自尊是指與社會評價密切相關的個體對自我身體的不同方面的滿意或不滿意感。作為整 體自尊的一個具體領域，身體自尊包括兩個等級：主領域一般的身體自我價值感和次領域更 為具體的有關身體各方面的滿意感，或稱為自我效能，它包括：運動技能、身體吸引力、身 體力量以及身體狀況。身體鍛煉通過對運動技能、身體吸引力、身體力量以及身體狀況的影 響，達到改善身體自尊的目的。
3問題與展望
第9篇：關于文化自信的實踐報告范文
這正是坐在現(xiàn)場的Stylesight創(chuàng)始人Franklin Bober想在中國要找的那種典型客戶。Bober對《第一財經(jīng)周刊》稱，這是他今年第六次來中國。
“一個好的公司或者設計師首先應該覺得自己是有創(chuàng)意的，有自信的，因為他知道自己了解這個世界的市場和趨勢。而在Stylesight上，你坐在福建的辦公室里就可以看到整個世界。”Bober說。
Bober將Stylesight定義為一個激發(fā)和實踐創(chuàng)意的線上平臺。在Stylesight網(wǎng)站上，可以根據(jù)時裝的風格、面料、功能、設計元素、品牌名稱、城市等多種方式搜索超過900多萬張圖片，還有來自190個國家的75萬家供貨商信息。有用的圖片和信息點擊一下就可以保存在Stylesight工作空間的文件夾中。
每個月網(wǎng)站平均還會350份關于時裝秀、會展、零售、供應商、生活方式等等的趨勢分析報告和預測報告，比如就在幾個星期前，網(wǎng)站了2014年秋冬季的414種顏色預測。
在歷經(jīng)了9年的發(fā)展后，現(xiàn)在Stylesight全球有3000個企業(yè)客戶，它們是各種各樣的公司，它可以服務Prada、Niki、Zara這些定位完全不同的時裝品牌的設計師，也可以服務JC Penny、絲芙蘭等不同類別的零售商買手。
Bober稱，自2009年以來，Stylesight每年的收入以40%的速度增長，去年總收入超過了3000萬美元，客戶的平均訂閱席位是15個。
Stylesight的收入來自網(wǎng)站的訂閱收費。一個賬號只能在一臺電腦上使用，如果一個公司有多個設計師需要使用Stylesight，就需要購買多個席位。Stylesight一年首個席位訂閱價是9000美元，第二個以上的席位每年收費700美元。
“創(chuàng)新是去發(fā)現(xiàn)人們還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東西。”這是Bober最喜歡的一句話，它在很大程度上描述了Bober對Stylesight核心商業(yè)價值的期待。他的目標是要Stylesight成為一個設計師尋找創(chuàng)意靈感的調研基 地。
這是Bober第三次創(chuàng)業(yè)。年輕時Bober曾是個嬉皮風格的設計師，創(chuàng)立過以自己名字為名的品牌。后來擔任過Polo Ralph Lauren和Arthur Richards的銷售總監(jiān)，1980年代末他成立了CMT（Cut Make Trim)工作室，幫助當年剛開始轉型的零售品牌實現(xiàn)設計和生產(chǎn)自有品牌。2000年Bober以一個令自己非常滿意的價格把CMT公司賣了，提早退休去農(nóng)場過了三年曾經(jīng)夢想的生活。然而，就在他對這種閑適逐漸感到厭倦的同時，他的大部分資產(chǎn)在科技泡沫中蒸發(fā)了。
2003年Bober再次回到紐約，決定用積累多年的服裝設計和制造業(yè)的知識再從頭開始。“我始終很熱衷于技術，一直想如何能將網(wǎng)絡和設計結合在一起。”Bober說。他最初的想法是做一個圖片索引。
為了確保市場需求符合自己的想象，將近50歲的Bober用了一年時間做市場調研，在巴黎、米蘭、洛杉磯和紐約分別找了一個兼職攝影師，將他們拍攝的圖片按照上衣、褲子、牛仔、鞋子、復古等等分類，總共有25到30個類別，然后到展會上推銷這些圖冊。這個分類的方式其實也是Bober腦海中的索引架構。
Stylesight在2004年9月上線。像大多數(shù)公司的銷售人員一樣，Bober和他的同事們拿著電話單一家家打過去、登門拜訪，向他們介紹這個新產(chǎn)品。半年后，Bober驚訝地發(fā)現(xiàn)有的客戶們開始把Stylesight當專家，會主動打電話咨詢流行趨勢，甚至還會把自己的設計想法說出來詢問意見。Bober感到沾沾自喜的同時也看到了在這個市場的新機會。
Bober從一開始都很清楚Stylesight要做的是B2B的生意，要提供的是一個有用的解決問題的工具。“有用”是B2B生意中的關鍵詞。而在Stylesight成立的同一年，谷歌和百度也都先后推出圖片搜索功能。一方面，Bober更確信了自己走在對的方向上，另一方面，Stylesight如果僅作為一個圖片搜索網(wǎng)站，它的作用會變得越來越小。于是Bober決定將客戶咨詢變成一個新服 務。
隨后，Bober在Stylesight成立了專門的時尚專家咨詢辦公室，為訂閱網(wǎng)站的客戶提供附加的咨詢服務。2007年Stylesight進一步把這個咨詢服務變成了網(wǎng)站內(nèi)容的一部分，開始關于零售市場和時尚趨勢的研究報告。
但Bober漸漸意識到要做好這些內(nèi)容，Stylesight需要更大的人力、技術和資金的投入，這些憑他一個人無法做到。當時，Stylesight只是一個不到20個全職員工的小型公司。
一年后，F(xiàn)idelity Venture投入的1600萬美元的風投資金為Stylesight帶來了迅速成長。過去四年Stylesight的團隊擴大了十幾倍，在紐約之外的洛杉磯、倫敦、巴黎、圣保羅、香港、墨爾本都開設了辦公室，在全球聘請了40個全職通訊員和超過300個不定期的兼職提供網(wǎng)站圖片和咨詢，40-50個編輯做趨勢分析和預測報告，還有15個翻譯負責6種語言的網(wǎng)站翻譯工作，15個程序員，100多個銷售和客服人員。2010年Fidelity又追加了1000萬美元的投資。
Stylesight提供的分析和預測是讓Bober很自豪的產(chǎn)品，因為時尚設計師的工作某種程度上就是通過分析去預測未來人們會喜歡什么。“無論是顏色、風格、布料，或者也許是任何事物，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之間總是有一座橋梁。比如有研究表明經(jīng)濟不好的時候飾品會更暢銷，而且消費者更傾向于喜歡明亮的顏色。”Bober 說。
在他看來，只要去研究這些變化是什么時候發(fā)生的，它們帶來了什么影響，再分析現(xiàn)狀和人們對未來的憧憬，然后把對這些問題的認識結合在一起，這就是預測，而最先做出預測的就被稱為創(chuàng)新。
而這個過程往往不是出自藝術家般的創(chuàng)作靈感，而更多是來自繁復的市場調研。在過去，只有最有實力的設計師才有機會去到世界旅行，參觀展覽，和跨界設計師、商人和藝術家們交流，最終很可能發(fā)現(xiàn)了別人還未嘗試過的剪裁、顏色、布料和款式。而大多數(shù)所謂的設計師不過只是在模仿周邊店鋪的產(chǎn)品。
現(xiàn)在很大程度上并沒有太大的不同，雖然人們可以看到時尚雜志、博客。Bober相信，技術能做到的應該更多，他希望Stylesight可以改變這個困局，讓每一個設計師都可以成為一個真正有創(chuàng)意的人。
Stylesight在紐約的編輯們每天會收到來自世界各地通訊員發(fā)送的近1萬張圖片，這些編輯中有許多曾經(jīng)也都是設計師。當他們發(fā)現(xiàn)一張來自東京街拍照片的時尚女孩和一張斯德哥爾摩的女孩有著相似的衣著或行為，編輯們就會去分析這個趨勢產(chǎn)生的原因，也許會和最近的某場時裝秀聯(lián)系在一起，也許是一部電影，或是一場新的文化運動。
“設計師們沒有那么多的時間精力和耐心去做這些分析。他們可以通過我們?nèi)ネ瓿蛇@些枯燥的左腦工作，讓右腦更好地創(chuàng)作。”Bober對《第一財經(jīng)周刊》 說。
除了信息之外，網(wǎng)站也花了很大的投入在實踐上。Stylesight的線上工作空間里還提供一些可使用的工具，比如矢量格式的平面素描模板、印花和圖案，設計師可以隨意拼貼；還有完整的Pantone、CSI與NCS色彩圖庫，設計師可以創(chuàng)建調色盤。用戶可以將手機拍攝的照片隨時上傳到空間中，還可以有選擇性地將文件夾中的工作分享給另一個Stylesight用戶。
Bober覺得現(xiàn)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擴大用戶規(guī)模。“找到現(xiàn)有的3000個客戶就像在大海里釣魚，這個市場太大了。但是要說服一萬個、十萬個客戶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情。”Bober說。
雖然Bober總是會興奮地介紹像Prada這樣的大牌客戶，但作為一個依靠訂閱收入的線上平臺，他知道這些大公司并不是自己的終極客戶目標，他更需要的是像制造蕾絲的福建公司這樣的大眾市場。
為了拓展中國市場，Stylesight去年年底選擇讓中國紡織信息中心成為中國內(nèi)地的獨家運營伙伴，負責內(nèi)地所有的銷售、市場和服務。在中國紡織信息中心的協(xié)助下，Stylesight剛成為中國唯一一家可以通過網(wǎng)絡為客戶提供CNCSColor（中國應用色彩體系）時尚色卡的公司，在過去半年多時間里Stylesight在中國的客戶超過了350家，其中也有李寧和美特斯邦威。
今年8月Stylesight的執(zhí)行團隊中加入了3名負責市場和銷售的高管。Bober稱自己現(xiàn)在的很大一部分時間和精力都花在了走往世界各地的會展和論壇活動中親自做銷售工作。在他看來，Stylesight面臨的最大的挑戰(zhàn)是如何去說服這些公司和設計師們改變自己之前的工作方式。
“大多數(shù)公司里的設計師就是買一些時尚雜志看看，而我們卻要他們每天工作的第一件事是先到電腦上去接觸到來自整個世界的海量的信息。Stylesight其實代表的是一種新的工作方式、新的思維、新的設計文化。”Bober對《第一財經(jīng)周刊》說。
Bober現(xiàn)在還不確定那個福建的蕾絲工廠是否會成為Stylesight的客戶，但另一家浙江的服裝廠去年訂閱了一年后因為設計師很少使用今年沒有續(xù)訂。改變對于人來說總是十分困難的事情。
“我們常常遇到有公司和設計師覺得自己沒有必要改變，也有設計師感到威脅感，或者覺得無法適應新的工作方式，”Bober說，“但我們作為一個公司，永遠不能把責任推卸給客戶，只能自己去解決。”
現(xiàn)在Stylesight的網(wǎng)站增加了24小時Live Chat功能，對網(wǎng)站的使用有任何問題都可以隨時聯(lián)系客服人員。除此之外，銷售人員還會監(jiān)視用戶的使用量，看到使用量小的會主動打電話去詢問情況。續(xù)訂量每年都在上升，去年網(wǎng)站的續(xù)訂閱率達到了88%。
除了尋找合作伙伴來拓展業(yè)務之外，Bober希望Stylesight在服務內(nèi)容上也有更多的創(chuàng)新。今年上半年Stylesight推出了iPhone應用Style Traveler，訂閱用戶可以免費在這個應用上看到Stylesight編輯們不斷推薦的世界各大時尚都市的時尚地點，有商店、酒店、餐廳、博物館等等，可以根據(jù)城市搜索，或者衛(wèi)星定位查看附近的推薦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