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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與環境研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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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與環境研究

    第1篇:城市與環境研究范文

    關鍵詞:城市環境;建筑設計;融合

    中圖分類號:TU2文獻標識碼: A

    一、影響建筑設計的因素

    1、自然環境因素

    影響城市建筑設計的因素,少不了自然因素的影響。“城市的生態環境由自然環境與建筑在其基礎上的人工環境所組成”。所以城市建筑在其建造過程中必然要考慮到地質地貌、氣候與大氣、水文與水資源以及動植物環境等。城市規劃中地質地貌的選擇要做到避害趨利,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當地地形地貌的特征,構筑在整體結構和藝術風貌有特色的城市形態,并掌握城市氣候的特征和規律,減少城市氣候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如麗江古城的選址,在北靠象山與金虹山、西靠獅子山的平壩地段,東、南兩面開朗遼闊,充分利用了地形地勢及自然環境,使城鎮免受嚴寒侵襲,又保夏季南風通暢【1】。可見,作為城市建筑的設計的成功與否就是要看其與周圍的環境是否處理的恰當。

    2、建筑材料、技術因素

    近年來人口增長,城市建筑規模的擴大,高層建筑、超高層建筑、超超高層建筑、藝術性創意建筑等城市建筑的創建,復合化、多功能化、節能化、綠色化,輕質高強化的材料成為當今建筑的主要材料。如空心磚、加氣混凝土砌塊材料的使用,不僅可以減輕建筑物的自重,也滿足建筑向空間發展的需求。由此可見,建筑材料和建筑技術的革新為房屋建筑提供了強有力的物質保障。

    3、人文歷史因素

    “一座城市在社會生活中長期形成的特點準確地反映了它的人文特色”,所以談論城市建筑設計的發展,必然要了解其發展的歷史。不同的國家在不同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其城市建筑的規模,形制特點、人文特色也不盡相同。我國古代的建筑設計首先表明的是城墻、道路和皇城的中心位置,其次強調城市空間的中心對稱形制以及等級分明的格子狀街道系統。這也使得中國古代的城市建筑的設計延續著中國禮制觀念的思想。而西方的歷史不同于中國,西方不穩定的政治因素導致城市建筑的特點與之也發生著不同的變化。如早期的希臘和羅馬城市采取的是一種有機的形式,所有建筑等公眾場所都要求與自然取得和諧。但到了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代,城市建筑的設計體現在道路的整齊規劃,強調縱橫的城市軸線及強有力的中心標志物。可見人文歷史的因素,是整個城市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影響著城市空間秩序的發展,反映著社會人文生活的變遷。

    二、城市環境和建筑設計的關系

    1、合理的建筑設計能夠有效增加城市綠化面積

    我國目前的建筑設計以高層建筑為主,尤其是住宅建設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更加密集,極大地緩解了城市人口居住的壓力。高層建筑對于土地的利用率大大增加,閑置下來的土地對于城市的發展也有著很重要的意義。這些土地不僅可以增加城市綠地面積,改善城市的環境,還能在城市建筑發生災害的時候,作為安全區供城市居民使用,大大地增加了城市居民的安全指數。

    2、能夠開辟人們的精神環境

    精神環境也是一個城市的文化底蘊和精神導航,能夠凝聚整個城市的精神力量。建筑設計能夠根據城市的特點,在最合適的地方興建一個具有城市特色的標志性建筑物。當人們進入城市以后,目光就會被標志性建筑物所吸引。而作為人們視覺中心的標志建筑,也在散發著其獨特的文化韻味,渲染了城市中所有人的精神世界,開辟了人們心中關于城市的精神環境【2】。

    3、能夠有效增加環境的空間整齊性

    建筑設計可以根據城市的特點,對建筑的布局和構造進行科學合理的設計,其集中體現在可以使各種輸送管道顯得更加緊密,整個管道的排布在外觀上顯得很整齊。此外,建筑設計可以對城市建筑的布局進行一定的優化,使得城市建筑群的排布更加整潔。這些設計都使得城市在外部空間中顯現出一種整齊的韻味,從而提高了周圍環境的空間整齊性。

    三、建筑設計在城市環境規劃中應該遵循的原則

    1、選址限制原則

    對于建筑建造地點的選擇,應該有多方面的考慮。首先,建筑設計應該把各個高層建筑安置在不同的區域,以減少密集的高層建筑給環境帶來的影響;其次,在城市的特殊地段,著重建立一些具有標志性的建筑,使其突出整個城市的特點;最后,應該對整個建筑設計規劃進行全面的把握,在符合建筑選址原則的基礎上,最大程度地提高經濟效益。

    2、整體設計原則

    建筑設計是一個比較復雜的系統性工作,需要相關的設計者很好地對全局進行掌控。整體設計原則主要體現在建筑師在設計的時候,要把設計中的每一棟建筑和周圍的建筑和諧的聯系在一起,達到分開了是個體,放在一起是整體的效果。此外,整體性原則還要求相關的建筑師,應該對城市的整體特點有一定的了解,進而在建筑設計中能夠把建筑的特點完美地立足在城市的特點之上。

    四、城市環境與建筑設計的融合

    1、建筑綜合體空間同構

    “同構”的設計,目的是在城市建筑綜合體中通過進行城市形態的空間圍合與形體構成來組織人的活動路線,或者在其形態上引進城市語言,使人在行進與使用的過程中,感受和體驗城市空間與集體記憶,把城市生活帶進建筑.使城市建筑綜合體內部充滿城市的氣氛,擁有城市的活力與生機。在這一設計過程中有幾個需要注意的地方:

    1.1尺度的把握。在把城市空間形態引入建筑內部時,仔細掌握尺度是重要的。作為城市建筑綜合體的室內步行街和中庭,需要同時考慮城市與建筑的雙重需求,根據不同的使用需求對高寬比的要求也更加靈活,往往不拘泥于常規的尺度標志和比例限制。在整體“建筑尺度”把握的基礎上,某一部分“城市尺度”的創造可以造成強烈的沖突感,給人們帶來心靈上的“震撼”效果,使人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城市空間的存在【3】。

    1.2對城市環境文脈的延續。對城市語言的再創造不僅局限于可見形態上的延續,對于城市中無形的文化特質也可適時引入,力求反映城市環境的歷史、現在和未來,喚起人們對城市的集體記憶。

    1.3對城市其他構成元素的引入。城市環境構成元素除了街道、廣場還有水體、雕塑、小品、植物等,在建筑內城市空間引入這些元素,可以加強建筑內空間的城市感,創造出與人工化的工作環境絕然不同的公共空間。

    2、城市整體環境控制

    從城市規劃以及城市空間整體的角度來研究高層建筑對城市輪廓線的影響,以形成良好的城市環境及清晰的城市結構。高層建筑設計從技術上必須考慮這三個要素:城市輪廓線、建筑高度分區、景觀視線走廊。城市輪廓線是人們感知城市的視覺方式,這其中,起最大作用的是高層建筑,其布置應有機統一。首先,為避免高層建筑相互干擾,從城市規劃的角度來說,應統籌規劃,采用不同的高度,彼此間保持適當的距離,組成相關的構圖,而從單個高層建筑設計的角度來說,應以統籌規劃所得出的構圖作為參照依據和藍本;其次,頂部的設計不應雷同或減少雷同。高層區分要從城市的橫切面來設計,設計的原則就是要使得高層建筑物錯落有致,避免高層建筑密集,產生擁堵感和緊迫感。另外,每個城市都有代表其形象的獨特景觀,對此,高層建筑應當避免,防止高層建筑對其遮擋和破壞,如果高層建筑有利于城市環境,那么在設計的時候便要充分研究原有的景觀特色,在設計的時候加入原有的景觀要素,達到相似、對比或者漸次和諧。

    3、建筑與人的和諧

    3.1功能性、方便性、人性化三者缺一不可

    建筑在設計之初的設計需求已經清楚交待了該建筑必須實現的功能,這一點是設計師們重點考慮的因素。在實現功能性的同時還應考慮居于其間的人的生產、生活的方便性以及人性化。

    3.2藝術性與品味性不可或缺

    建筑是凝固的藝術,建筑設計師必備的一種基本素質是藝術修養,沒有藝術修養做為儲備的建筑設計師絕對不會是一名優秀的建筑設計師,建筑要有恒久的藝術性說起來容易但是要真正做到很難。建筑的品味性要讓人乍看之下驚艷,細日之下又覺回味無窮,這就要求建筑師小僅要在宏觀上布局雄偉,更要在微觀的裝飾上巧妙設計。

    結束語

    總之,建筑設計需要與城市環境相結合,從而實現建筑與城市發現相協調的目的。只有建筑設計具有了合理性和科學性,才能更進一步促進城市環境的改善和發展。

    參考文獻:

    [1]王加洲. 城市環境中交互空間的設計研究[D].南京林業大學,2013.

    第2篇:城市與環境研究范文

    綠色宜居的城市環境,關系著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數和身體健康。綠色環保理念是社會主義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做好城市生態環境與園林綠化的保護和建設,真正做到以人為本的和諧發展,文章就以這個目標進行分析和探討。

    關鍵詞:

    城市發展;生態環境;園林綠化;可持續

    1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城市生態環境與園林綠化的增加,既美化了環境,也增加市民與大自然接觸的地方,增加人們的幸福指數。優美的城市環境和綠色植物,給人們的心情帶來愉悅,也帶來了健康。良好的生態環境會引來各種小動物,給城市增添一份生趣。人們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工作也會更加努力,為以后城市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此外綠色植物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凈化空氣、改良和鞏固土壤、保護水源,如果只通過技術手段來改變,需要花費極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還有可能得不償失。

    2城市中生態環境方面所存在的問題

    我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發展是硬道理,但可持續發展更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精神。過去的人們對環境保護意識淡薄,城市發展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忽視了環境保護。特別是對于一些發展過度的城市,自然的修復能力已無法跟上節奏,導致環境破壞問題嚴重,一時間很難改善。居民對環境的保護意識來于政府的宣傳。首先,是城市管理者和執法者思想意識不高,無法阻止和教育居民的破壞行為;其次,法律法規的不完善,對破壞的人只能放任,沒有相關規定可以制裁和管理;再有就是媒體和政府的宣傳力度不夠,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這種矛盾。所以在城市化發展的進程中,我國生態環境與園林綠化的工作進展緩慢,也制約了我國其他方面的發展。

    3城市環境所出現的問題

    (1)空氣污染。“霧霾”是2015年網絡年度熱搜排行榜第一位的詞,當時霧霾的紀錄片和新聞不斷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許多家庭談之色變,公眾媒體爭相報道,世界衛生組織也發出了警告,成為了世界問題。但霧霾只是空氣污染的一種形態,更多的有害物質,被任意地排放到了空氣中,對國民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有些嚴重的城市在沒有風時,能見度很低,呼吸都很困難,大家不得不帶著口罩上街。

    (2)水質污染。水是生命之源,水是人類生存的基礎,城市人口的增加,工廠的拔地而起,大量未經過處理的生活廢水和工業污水流入河道,進入地下,造成了城市水源的污染,影響了動植物的生長和繁殖。

    (3)光和噪聲污染。沒有綠色植物,光與聲音的傳播就沒有了阻斷,而現代社會的夜生活極其豐富,各種噪音和燈光在安靜的夜晚就會顯得很突兀,沒有植物的隔擋和吸收,直接影響人們的生活和休息,造成許多不良后果。

    (4)溫室效應。人們對溫室效應已經不在陌生,全球變暖的氣候變化,讓城市中生活的人們感受越來越強烈,每年夏天的最高溫度都有新的突破,這跟綠色植物的減少有著最直接的關系,綠色植物對熱量的吸附作用,讓太陽的輻射直接照射在大地上,而大地再完全反射給大氣,熱量在大氣與大地之間來回作用,沒有任何削減,讓城市中生活的人們如同在烤箱中炙烤。

    4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相關策略

    (1)宣傳環保理念,提高思想認識。城市綠化的基礎是在居民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加大思想教育和宣傳工作,提高全國整體的綠色環保意識,增加責任感和自覺性。在相關規定中,建立綠色環保體系,鞏固城市綠色生態,在不破壞的基礎上先做到不減少,形成居民主動保護的主觀能動性。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政府職能部門開展綠色環保活動,鼓勵綠色出行,規范綠色行為標準。這項工作不能只停留在嘴上,更要落實到實處。為綠色產業開通便捷通道,鼓勵和大力推薦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項目,為相關單位和產業提供專項資金和扶持,共同建立一個綠色家園。

    (2)法律法規的實施是綠色可持續發展的保障條件。國家和各級政府要通過立法,明文規定城市綠化管理的權利和義務,還要頒布相關的懲罰條款,但罰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最終的目標是讓企業和社會對環保有進一步的認識,能自覺的保護環境。而各單位和部門也要和群眾一起努力,制定相關的守則和公約,共同讓城市綠色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再加上執法機關和相關單位嚴格執法,讓舉報和投訴能夠得到妥善處理,對于惡意污染環境的單位和企業實行“先停產、再整改、后放行”原則,對有關部門和單位等建立環境保護負責制,以單位管單位,以單位管人,以人監督單位的交叉管理。嘉獎先進的個人和單位,組織綠色環保人士活動,加強對城市公共綠地和園林綠地的監督管理,各部門之間積極配合,互相監督,充分發揮國家的職能作用,嚴肅處理任何破壞綠色生態環境的行為。

    (3)城市和園林綠化的規劃工作準確到位。城市綠化建設是一項宏達的工程,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如果沒有做好提前規劃部署,不僅會阻礙城市綠化的步伐,還會影響到整個城市建設的發展,甚至給國家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因此,城市生態環境與園林綠化的規劃工作,是綠色環境打造的前提,結合城市自身的特點和結構,合理布局每一處綠地,根據需要種植花草樹木、景觀園林,讓建筑和綠色協調統一,交相呼應,把綠色環境打造成城市的后花園。協調統一需要有成熟的模式和原則,遵守生態學的基本方針,貫徹先進的建設理念,解放思想,不要把城市的綠化集中和局限在某個地方,要散布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在綠化的選擇上也不能把其他城市的成功例子照搬照抄,要選擇適合自己城市的植被,避免造成資源浪費。因為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和特征,綠化是整體性的工程,需要保持一致,才能成為城市景觀中的一個特色。綠化建設是為了保障整個生態系統的完整,不能以偏概全或者做面子工程,后期維護和保養工作到位才能讓綠化工作真正造福子孫,符合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路線。

    5結語

    城市生態環境與園林綠化的打造和改善,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經之路,是保證城市和國家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是實現中國夢,構建和諧社會達到最終目標的基本條件。我們要把握現在,努力整治環境問題,大力發展環保綠色產業,從思想上、文化上,加強環保意識,配以法律法規執行實施相關政策,為建設美好的家園共同努力。

    參考文獻

    [1]張鵬飛,王子榮.城市園林綠地建設與可持續發展[J].內蒙古業,2011,(3).

    [2]王大平.城市園林綠化與可持續發展[J].渝西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03,9(3):46-47.

    第3篇:城市與環境研究范文

    關鍵字:景觀生態學 城市建設

    Abstract: landscape ecology is the study of landscap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landscape dynamic change and mechanism of interaction, landscape beautification pattern, optimize the structure, reasonable utiliz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subje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city'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landscape ecology as a good idea to provide the landscape city ecological improvemen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offers the basic concepts of landscape ecology and landscape ecology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city environment.

    Keywords: Landscape EcologyCity Construction

    中圖分類號:P901文獻標識碼: A

    1.景觀生態學的概念及發展

    1.1 景觀與景觀生態學的概念

    景觀生態學 (landscape ecology)是以整個景觀為對象,通過物質流、能量流、信息流與價值流在地球表層的傳輸和交換,通過生物與非生物以及與人類之間的相互作用與轉化,運用生態系統原理和系統方法。是一門新興的多學科之間交叉學科,主體是生態學和地理學。

    1.2景觀生態學的發展和應用景觀生態學的發展

    景觀生態學是上世紀30年代末前蘇聯C.特羅爾所倡導的學術方向。這個倡議和往后的B. H.蘇卡喬夫提出的生物地理群落學說, 促進了生態學與地理學的結合, 使生態學和地理學的觀點日趨接近融合[1]。在生態學與地理學結合后, 一方面生態系統的概念擴大到與地理環境成分的有機結合和功能聯系, 另一方面解決綜合地理學的問題越來越多地采取生態學的觀點。景觀學移植到西方, 由西方國家的生態學家發展為景觀生態學[2,3]。

    我國改革開放后, 部分自然地理學家和生態學家十分重視景觀生態學的應用研究, 如景貴和等進行的景觀生態分類和農業布局的地段設計研究[4],在景觀生態分類基礎上進行環境建設的景觀生態設計研究[5],鐘曉青等的廣西北海火車站廣場景觀生態工程分析研究[6]等, 實際上都是景觀生態學應用方向的研究。

    2.景觀生態學在城市生態建設中的研究和應用

    2.1城市生態景觀研究的基本內容

    城市景觀生態規劃就是根據景觀生態學原理和方法,合理地規劃景觀空間結構,使廊道、嵌塊體及基質等景觀要素的數量及其空間分布合理,使信息流、物質流與能量流暢通,使景觀不僅符合生態學原理,而且具有一定的美學價值而適于人聚居。關于城市景觀生態研究基本內容, 主要應側重以下六個方面:

    (1)城市空間結構包括城市布局與空間結構、城市建設用地與非建設用地、城市廊道、城市空間資源和城鄉交接帶的發展與演化。

    (2)城市生態過程能源供應與消耗、水資源利用與循環、物質的輸入與輸出、城市人口的積聚與擴散、城市自然生態系統的維持是其主要研究內容。

    (3)城市環境問題。

    (4)城市生態建設包括綠化、美化、環境優化、清潔生產與文明消費。

    (5)城市景觀風貌城市特征形象(CIS) 與景觀視覺識別(CVI) 、城市風貌與環境空間藝術、景觀文化與景觀美學。

    (6)城市景觀規劃包括城市規模與環境容量、環境敏感區的保護、風景園林規劃設計、綠色空間體系的構建以及公共空間的景觀設計。

    2.2城市景觀生態規劃簡述

    城市生態景觀主要依靠城市景觀生態規劃來實現。城市景觀生態規劃就是根據景觀生態學原理和方法, 將景觀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 從景觀整體上協調人與環境、社會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生物與生物、生物與非生物及生態系統之間的關系, 合理地規劃景觀空間結構, 使廊道、斑塊及基質等景觀要素的數量及其空間分布合理, 使信息流、物質流與能量流暢通,使景觀不僅符合生態學原理, 而且具有一定的美學價值而適于人聚居[7]。城市景觀是經濟實體、社會實體和自然實體的統一, 它兼有兩種生態系統―自然生態系統和人類生態系統的屬性, 因此, 城市景觀生態規劃除收集和調查城市景觀的基礎資料, 對城市進行景觀生態分析與評價的基礎工作外, 其規劃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環境敏感區的保護、生態綠地空間規劃和城市外貌與建筑景觀規劃[8]。

    2.2.1 城市景觀生態規劃的目標與原則

    城市景觀生態規劃總的目標是改善城市景觀結構, 加強城市景觀功能, 提高城市環境質量, 促進城市景觀的持續發展。具體有如下目標[9]:

    (1)安全性: 保證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在重大災害如地震、火災中, 作為疏散居民的場所, 從而保證廣大市民免遭不幸, 這是社會目標。

    (2)健康性: 有兩種含義, 一是維護城市景觀生態健康, 即維持城市景觀的生態平衡;二是保證市民在生理上及精神上的健康。這既是生態目標, 又是社會目標, 同時也是經濟目標。

    (3)便利性: 經濟有效地確保城市生活、游憩的方便, 在居住區或居住小區范圍內, 游憩不用乘公車, 步行可方便地到達, 這是社會目標。

    (4)舒適性: 城市景觀生態規劃就是要從自然生態和社會心理兩個方面去創造一種能充分融技術和自然于一體、天人合一、情景交融的人類活動的最優環境, 誘發人的創造精神以提高人們的物質與文化生活水平并創造一個舒適優美的人居環境。這既是社會目標, 又是生態目標。

    3.景觀生態學對城市景觀建設的影響

    景觀生態學原理不僅具體的指導城市生態景觀的建設,為城市的生態景觀建設提供理論指導。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能使城市景觀建設的總體指導思想發生重大改變[10]。

    (1)景觀生態學的綜合、整體等系統論思想有助于城市景觀設計的全局、整體意識的建立。景觀設計的對象往往比較具體,尺度相對較小。景觀生態學整體而系統地分析環境問題的方法,運用到景觀設計中能使設計者高瞻遠矚,使其設計界域提升到營造區域環境的高度,增加環境的生命力。

    (2)可持續的城市景觀不是盲目地堆砌自然元素,而是運用相關的系統知識,適度開發的同時,盡可能地保護和恢復自然的生態平衡。但環境設計師可以運用所掌握的生態知識,運用一定的方法來達到影響景觀生態功能的目的。如增設廊道、增加景觀連接度等來加強景觀中各要素在功能和生態過程上的聯系。

    (3)景觀生態學原理提示人們要虛心向自然學習。自然不僅是可利用資源的寶庫,也是解決所有設計問題的最好典范[11]。向自然學習美的形式,學習萬物生長的規律。而最重要的,作為環境工作者,需要尊重自然,在設計中遵循自然的規律,做到生態設計,為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而努力。

    4.結語與展望

    當今世界的一切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問題無一不與城市化、工業化有關。如何合理運用景觀生態學在未來城市景觀中實現原始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結合,貫徹“適宜自然、保護自然”的宗旨, 從生態的角度進行人性化的城市景觀生態規劃,達到“天人合一”,將是未來城市景觀生態學的發展重點。同時,如何合理的利用城市資源,實現可持續發展也是需要我們繼續探討的重點。

    參考文獻:

    [1] 索恰瓦著(李世玢譯).地理系統學說導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1. 79 - 80.

    [2] Richard , Forman T T . Ecology of the landscape. Bioscience [J ].1983 , (10) : 535 - 539.

    [3] Richard , Forman T T , Michel Godron. Landscape Ecology [M].New York : John Willey , 1988. 110 - 119.

    [4] 景貴和.景觀生態學•現代生態學透視[M].北京: 科學出版社, 1990.

    [5] 景貴和.自然地理學與環境建設[M].自然地理學與國土整治.北京:科學出版社,1988. 5 - 7.

    [6] 鐘曉青,張宏達.北海車站廣場景觀生態設計與工程實施問題[J].熱帶地理, 1999 , 19 (4) : 3003051

    [7] 黃志新,張建平.試論景觀生態學原理與城市景觀生態建設[J].江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4, 9.

    [8] 張曉鋒,張玉清,林宏貴.人性化的城市景觀生態規劃[J].阿壩科技,2007,1.

    [9] 石鐵矛,李團勝.人居環境建設的城市景觀生態方法―沈陽市景觀生態規劃研究[J].規劃師,1999,1(15) :41-46

    第4篇:城市與環境研究范文

    【關鍵詞】城市規劃;環境規劃;設計;協調性

    1 我國城市規劃與環境規劃存在的矛盾

    1.1 城市不斷擴張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

    城市規劃與環境規劃的功能與目的不同,必然導致兩規的側重點不同。由于城市規劃是對城市發展建設在時間和空間上作出的統籌安排,是政府對社會、經濟發展的綜合調控手段。因此,相對于環境規劃而言,城市規劃更偏重于服務經濟發展的需要,因此在地方政府追求政績、地方經濟追求發展速度和規模的時期,城市規劃往往忽視生態環境影響因素,熱衷于爭取更大的建設用地規模和目標,迎合各建設項目的用地需求,往往根據產業用地的需求而不斷地變更城市規劃,而忽視城市建設用地控制規劃,因此不斷增加的城市建設用地必然對生態環境保護用地造成不斷的蠶食,使得城市建設用地規模失控,城市發展步入破壞自然生態、加重環境污染的尷尬境地。

    1.2 城市布局與土地利用的不合理引發環境問題

    我國歷史上產業政策是重工業、輕農業,重生產、輕生活,重加工、輕基礎設施,由此而決定了城市規劃中各類建設用地比例失調及其區位不合理。在過去重生產輕生活政策的影響下,形成了很多“水泥森林”式城市,忽視了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使具有美化和調節生態平衡的綠地、植被、水面以及生物多樣性大量喪失,城市生態環境惡化。通常國外綜合性城市建設用地的合理比例為:工業為 15.17%,商業、服務業為 15%~18%,住宅 20%~50%,交通 18%~20%,市政 10%~12%,綠地 12%~20%/人,綠地率30%。我國各類城市建設用地為:工業為 29.1%,市政交通 13.4%,生活、商業、公共設施用地約占37%,人均公共綠地 3.3m2/人,綠地率7.4%。與國外城市建設用地構成的比較,我國城市工業用地高出國外15個百分點,而商服、居住、交通、市政用地普遍偏低10 多個百分點,綠地率低 20 多個百分點;并且,城市布局與土地利用不合理,如城市無明確的功能分區,工業、住宅用地混雜,環境干擾現象嚴重,污染面廣、環境治理難度大;工業用地占據城市中心,致使城市城市生態環境差。

    2 我國城市規劃與環境規劃存在矛盾的原因

    2.1 規劃體系不同

    與國外成熟的規劃體系相比,我國無空間規劃作為統籌,來綜合統籌區域的社會、經濟、環境的協調發展。而環境規劃、城市規劃作為兩種有相互聯系的專項規劃,有各自的規劃法規體系、規劃行政體系、規劃實施體系,由于規劃定位、規劃對象、規劃依據、主導部門、時空特征、規劃范圍、編制方法和技術手段等方面千差萬別,因此在無統籌協調的空間規劃的前提下,兩規之間無相互協調的強制性因素的控制,造成實際的規劃執行過程中,城市規劃的執行往往忽略了對環境的影響,而環境規劃由于體系不完善,缺乏執行力度特別是無強制性指標來控制城市的發展建設行為,致使環境規劃所設置的各種環境保護指標在城市規劃中重視不夠,規劃方案缺乏對環境因素的綜合分析考慮,往往以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及產業需求為首要目標來確定土地的空間布局,這樣的方案很容易忽略對地區生態環境的保護,因此也從一方面加劇了先發展后治理的城市發展困境。

    2.2 規劃功能與內容不同

    環境規劃的功能在于:促進環境與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保障環境保護活動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合理分配排污削減量,約束排污者的行為;以最小的投資獲取最佳的環境效益;實行環境目標管理的基本依據。因此,環境規劃更側重于污染防治和生態保護與建設。

    城市規劃是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重要手段,是城市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要方面。城市發展涉及方方面面,城市發展中經濟建設、環境保護、歷史文化的弘揚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利益只有通過城市規劃才能進行綜合平衡。因此,城市環境規劃是城市總體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編制城鎮的詳細規劃和村莊的建設規劃時,環境保護規劃的作用和地位相對尷尬,沒有強制性的內容保障環境保護在城市規劃編制體系中的完整性。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利于協調城市發展與生態環境的矛盾。

    3 加強我國城市規劃與環境規劃的對策

    3.1 宏觀:構建完善的規劃體系

    我國的規劃體系,基本上是在國土資源部、水利部、建設部等幾個部門規劃體系的基礎上,通過相互適應和融合而形成的,帶有很強的自發特點,目前在區域層面還缺乏有效統領各類主要專項規劃的綜合性規劃。因此,我國的規劃體系還很不完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迫切需要建立統一協調的區域規劃體系,以結束各專項規劃“群龍無首”的混亂狀態。那么,解決環境規劃與城市規劃協調銜接的最根本方法就是國家要盡快建立區域規劃體系。圖3-1為本文設計的我國規劃法規體系圖。

    3.2 中觀:強化和改善環境規劃在城市規劃體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兩規在宏觀層面的協調銜接要通過區域規劃體系的建立完善來實現,由于規劃體系的建立涉及到立法、部門機構設置的調整、政策及體制改革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因此很難一蹴而就。那么,在現行規劃體系尚未完善的情況下,兩規的協調又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筆者認為,在目前的體制下,由于環境規劃體系的不完善,很難能確保環境規劃的實施;相比之下,城市規劃在立法、運作、實施、監管等方面都非常完善,其“規劃管理單元”的成功管理模式,更值得環境規劃借鑒和參考。因此,在現行規劃體制下,應進一步強化和改善環境規劃在城市規劃體系中的作用和地位,通過法律層面和技術層面等措施來實現環境規劃與城市規劃的協調,并最終通過城市規劃這一法定規劃和強制性規劃的實施來同步落實環境保護目標。

    3.3 微觀:在城市規劃布局上充分考慮環境問題

    城市是一個多因子,多層次、多功能的人工生態系統,要建設清潔、優美的現代化城市就必須根據其自然地理環境與資源、人口特點,科學確定其城市性質和規模,合理的生產布局,尤其是工業的合理布局,努力做到按功能區發展,互不干擾又相互配合,構成一個有機整體。城市的合理功能布局是保護城市環境的基礎,城市自然生態環境和項特定的環境要求,都可以通過適用的規劃技巧,把建設開發和環境保護有機地結合起來,力求取得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統一。根據經濟發展條件和環境資源,處理好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制定有利于環境與發展的經濟結構和工業布局。結合生態功能區規劃和環境功能區規劃,調整產業結構和用地布局,淘汰那些占地多、消耗大、性能差、污染嚴重的企業和產品,消除用地布局不當如工業與居住相鄰引起的環境干擾等問題,逐步改善城區環境質量。圖3-2是融合了環境規劃與城市規劃的黃埔中心示意圖。

    參考文獻:

    [1]吳良鋪.人居環境科學導論[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1.

    [2]徐東.關于中國現行規劃體系的思考[J].經濟問題探索,2008,10(10):181-185.

    [3]牛紅義, 張寶春, 江東鵬. 我國環境規劃思想體系初探[J]. 環境與可持續發展,2(2):53-56.

    第5篇:城市與環境研究范文

    P鍵詞:城市化;水資源環境;交互耦合;時序變化;長沙市

    中圖分類號:TU-856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9944(2016)22-0109-06

    1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長沙市社會經濟飛速發展,截至2014年底長沙城市化已達72.34%;與此同時,城市化的快速進程也對水資源產生了極大的需求。就水質而言,在2002、2003、2012、2013、2014年,湘江長沙段各監測斷面水環境中污染年均值都呈現不同程度的超標狀態,不同年份不同斷面的超標污染物也各有不同[1]。另外,長沙水資源量與城市化進程間的耦合協調也存在一定問題:長沙地處長江以南洞庭湖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在1507.2mm,理論上屬于豐水城市;但由于降水季節性分配不均,年內降水主要集中在汛期4~9月(湖南省汛期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67.1%左右),很容易造成季節性缺水。綜上所述,長沙城市化發展與水環境保護的矛盾仍然突出。鑒于此,通過對長沙城市化與水資源環境交互耦合作用關系的研究,闡明長沙城市化與水資源環境耦合度的時序變化規律及互動耦合協調機制,為長沙在城市化發展過程中調整城市功能、合理配置水資源、保護水環境等方面提供理論依據。

    2研究區概況及數據來源

    長沙位于湖南省東部偏北,湘江下游和長瀏盆地西緣。地域范圍為東經111°53′~114°15′,北緯27°51′~28°41′,屬亞熱帶季風性濕潤氣候,氣候溫和、降水充沛、雨熱同期。該市多年平均氣溫17.2℃,多年平均降水量1507.2mm。該市河網密布,多年平均水資源量96.19億m3,平均地表徑流量82.65億m3,徑流深550~850mm。湘江流經長沙市的常年徑流量年均692.50億m3,地下水總儲量9.35億m3/a。

    數據主要來源于2000~2015年《湖南統計年鑒》、《湖南省水資源公報》、《長沙市統計年鑒》和《長沙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個別年份有數據缺失,取相鄰年份的數值以插值法補齊獲得。

    3研究方法

    3.1指標體系的建立及權重計算

    根據已有文獻的研究成果[2~5],通過頻度統計法對近年來評價城市化和水資源環境的相關研究文獻進行指標使用頻度統計[6],確定從人口城市化、經濟城市化、社會城市化、空間城市化這4個方面選取15個指標,以全面的角度反映城市化水平。城市水資源環境水平的衡量從社會評價、經濟評價和環境評價3個方面選取12項指標,來綜合反映城市水資源環境的發展水平及變化趨勢。

    由于原始數據量綱不同,無法直接進行比較,故采用變異系數法[7],對長沙市2000~2014年的15項城市化水平指標和12項水資源環境水平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計算出對應的指標權重(表1)。

    3.2灰色關聯評價分析

    通過灰色關聯度模型[8],對長沙市城市化水平與水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進行定量評價。因為原始指標量綱不同,所以需要進行無量綱化處理,計算方法采用公式(1)與(2),其關聯系數的計算公式為:

    研究只涉及城市化和水資源兩個子系統,因此n=2。顯然,耦合度值C∈[0,1]。

    T為城市化水平與水資源環境之間的綜合協調指數,在實際中,最好使T∈(0,1)。U1、U2為別為城市化水平和城市水資源環境的綜合評價得分,α、β為待定系數。由于城市化水平和城市水資源質量同等重要,所以α、β都取0.50,得出耦合協調度值D。根據D值大小,把城市化水平和水資源環境之間的耦合協調度類型分為3個大類和30個基本類型[9](表2)。

    4評價結果分析

    4.1長沙城市化和水資源環境綜合水平測評結果

    通過公式(5)和(6)計算出長沙城市化與水資源環境綜合水平得分,結果如圖1、圖2所示。

    從圖1中可以看出,從2000~2014年,長沙市城市化綜合水平除2008年有小幅回落外,其他年份均呈現出較快的增長,至2014年城市化率超過70%。其中城鎮登記失業率、萬元GDP用水量等指標一直呈穩定下降趨勢,非農業人口數、人均公園綠地面積、人均工業總產值等指標基本呈較快增長。2008年的小幅回落可能與2008年南方冰災和全球經融危機有關。從圖2中可以看出,2000年以來,長沙市水資源環境綜合水平數值總體呈現出波動上升的趨勢。說明長沙市城市化與水資源環境相互促進,水資源環境正在向積極的方向發展。這與萬元GDP用水量等指標的持續下降趨勢相吻合。但在2008年,水資源環境綜合水平出現較明顯的回落,原因主要在于2008年長沙工業發展速度的加快。據政府報告,長沙市2008年前3個季度增加工業投資323億元,開工建設1110個工業項目,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42%。從圖3中可以看出,2008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取水總量同比增長25.04%,污水處理廠處理能力同比下降33.3%,人均用水量上升7.65%,水資源環境綜合水平迅速下滑。隨著工業建設的結束,2008年后的歷年水資源環境綜合水平再度呈現出穩定上升的趨勢。

    4.2長沙城市化和水資源環境的耦合協調度的時序變化分析

    根據廖重斌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分類體系及判別標準[9],得出長沙市城市化與水資源環境耦合協調度發展類型,并據此劃分為以下3個階段。

    4.2.1水資源環境滯后于城市化發展第一階段

    該階段處于2000~2005年間,屬于中級協調發展類到良好協調發展類,其耦合協調度如表3所示。這一階段水資源環境相對于城市化發展的滯后特性,是導致城市化與水資源環境耦合協調度處于中度協調發展的主要原因。其中,城市化綜合水平與水資源環境綜合得分都處于較低水平:城市科技水平較低,導致工業耗水量較大,工業廢水排放達標量較低(2000~2005年分別為76.14%、79.26%、82.51%、87.60%、87.77%、87.63%);城市經濟不夠發達,也使得政府對于水資源環境的治理投資有限,城市污水綜合處理率長期處于50%以下;再加上人們的環保意識較差,使得水資源環境綜合水平落后于城市化綜合水平。

    4.2.2城市化發展滯后于水資源環境發展階段

    該階段從2006~2009年,處于良好協調發展類。其變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數年來隨著長沙市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產業與人口集聚作用增強,城市生活用水量、污水量也不斷增加,制約了長沙的可持續發展。對此,長沙市制定“藍天碧水”工程項目,要求2010年廢水治理率達70%,處理合格率85%以上,污染物去除率60%以上。2006年,長沙市出臺一系列污水處理廠改造方案,對一大批老舊處理廠進行擴大和改造,大大提高了污水處理能力。2007年,長沙市對污水處理費、自來水價格進行上調,同時配合一定的環保節水宣傳,使得長沙市污水處理率在2009年達到79.43%,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達到90.02%,萬元GDP用水量由2001年的462m3下降到101m3。水資源綜合水平得到較大提高,領先于城市化水平。

    4.2.3水資源環境滯后于城市化發展第二階段

    該階段從2010~2014年,由良好協調發展類經濟滯后型向優質協調發展類環境滯后型發展。其主要原因在于該階段長沙市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就人口結構而言,至2014年年底,長沙城市化率達到70%以上,常住人口_到731.15萬人,城市生活用水排放量快速增加,達到33880萬m3/a,同比增長8.37%。就經濟結構而言,第二產業比重居高不下(超過60%),其中又以重型機械、汽車制造等重工業為主,導致了工業需水量、污水排放量的增加。城市污水排放總量5年間增幅分別為15.46%、10.41%、1.79%、4.44%、8.60%,至2014年達到45796萬m3,超出長沙市污水處理廠的處理能力。再加上湘江河段多年來的重金屬污染問題,使得此階段長沙市水資源環境綜合水平相對落后于城市化綜合水平,但二者總體仍處于優秀協調發展階段(表3)。

    4.3長沙城市化與水資源環境的交互耦合影響因素

    利用灰色系統理論對長沙城市化與水資源環境系統交互耦合影響因素進行量化分析。

    通過公式(7)和(8)計算出長沙城市化與水資源環境系統間灰色關聯度。結果顯示:其灰色關聯度都大于0.5,屬于較強相關。這說明長沙城市化系統與水資源環境系統之間聯系緊密。為進一步揭示二者耦合交互關系,對所得灰色關聯度進行降序排列,得出水資源環境約束城市化發展的主要因素、城市化系統脅迫水資源環境的主要因素。

    水資源環境系統的12項指標,按照與城市化系統關聯度降序排列依次為:污水處理廠處理能力(0.721964854)、污水處理率(0.719187407)、城市供水綜合生產能力(0.718304991)、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0.65728471)、工業廢水排放總量(0.63924968)、排水管道密度(0.624246896)、單位工業產值工業廢污水排放量(0.616415725)、地下水資源量(0.608407862)、地表水資源量(0.607452887)、年降水量(0.606347864)、人均日生活用水量(0.594043185)、用水普及率(0.56390841)。可以看出,水資源環境對城市化體系的約束作用主要體現在水污染治理、供水設施及供水能力等方面,其中污水處理是最主要的因素。

    城市化系統的15項指標,按照與水資源環境系統關聯度降序排列依次為:第三產業人口所占比重(0.690575876)、非農業人口數(0.675140837)、建成區總面積(0.670421596)、全市年末常住總人口(0.670353584)、城鎮登記失業率(0.669039307)、人均GDP(0.654823866)、人均公園綠地面積(0.653112309)、人均可支配收入(0.650306926)、人均工業總產值(0.646411691)、人均擁有道路面積(0.642672106)、每萬人擁有公共交通車輛(0.639088796)、城鎮人均居住面積(0.630603081)、城市人口密度(0.551830602)、第二三產業的產值比(0.543545358)、第三產業在GDP中的比重(0.542457374)。可以看出,城市化進程對水資源環境的脅迫作用主要體現在人口增長及分布、城市空間面積、經濟狀況等方面,其中經濟結構和空間面積是主要原因。

    5結語

    (1)長沙城市化綜合水平整體呈較明顯的增長趨勢,其中2008年有較小幅度的回落,但之后很快穩步上升;說明長沙自2000年起15年來的社會經濟發展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勢頭。而水資源環境綜合水平波動較大,說明水資源環境的發展情況仍不穩定,需要長期政策的維持。

    (2)長沙城市化與水資源環境交互耦合關系在時序變化上體現出曲折上升的過程。長沙分別于2000~2005年、2006~2009年、2010~2014年經歷了水資源環境滯后于城市化發展第一階段、城市化發展滯后于水資源環境發展階段、水資源環境滯后于城市化發展第二階段,正從中級協調發展向優質協調發展轉變。自2012年始,長沙已進入優質協調發展階段,但環境滯后這一特點仍然存在。說明長沙的水資源環境并不容樂觀,水資源環境的治理和防護仍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占據政府工作的重要地位。

    (3)長沙城市化與水資源環境聯系緊密,系統間灰色關聯度都大于0.5,屬于較強相關。其中水資源環境對城市化體系的約束作用主要體現在水污染治理、供水設施及供水能力等方面,污水處理是最主要的因素;城市化進程對水資源環境的脅迫作用主要體現在人口增長及分布、城市空間面積、經濟狀況等方面,經濟結構和空間面積是主要原因。因此,政府應加大對污水排放的管理力度,做好城市經濟和空間規劃,以謀求城市與水資源環境的良性協同發展。

    參考文獻:

    [1]帥紅,李景保,蔣聰,等.湘江長沙綜合樞紐蓄水初期長沙段水環境參數的變化[J].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15(12):2085~2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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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熊東旭,陳榮.南京城市化與水資源環境耦合關系實證研究[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5(5):9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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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篇:城市與環境研究范文

    關鍵詞:產業承接能力;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中西部城市群

    中圖分類號: 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148X(2017)02-0177-08

    隨著產業轉移的推進,我國中西部地區迎來了區域經濟快速發展和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良好機遇[1]。區域承接產業轉移受到地區生產要素、市場需求、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以及政策制度等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2],本文以我國中西部城市群41個地級市作為研究樣本,采用變異系數法、綜合發展水平評價模型和耦合協調度模型,通過構建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系統評價指標體系,對2009-2013年城市群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度及其時空演變特征進行比較,以期為科學合理地制定并實施產業承接政策措施,推進新型城鎮化進程和實現區域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決策參考。

    一、研究設計

    (一)研究范圍與評價體系的構建

    參照肖金成和袁朱[3]、曾鵬[4]關于中國十大城市群的研究成果,本文將中西部城市群及所轄范圍內的城市界定為如表1所示,并借鑒孫威等[5]的相關成果,選取了28項具體指標構建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系統評價指標體系(見表2);將產業承接能力子系統分為產業吸引能力、產業支撐能力和產業l展能力三個層面,并采用X1-X15共15項指標進行測度。

    1.產業吸引能力由X1-X5等5項指標構成,其中職工平均工資反映了該城市勞動力成本的高低,屬于負指標,職工平均工資越高則產業承接能力相對越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反映了該城市的消費市場大小;貨運總量反映了該城市運輸狀況和對外開放程度;人均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反映了該城市對外資的吸引力。

    2.產業支撐能力由X6-X11等6項指標構成,其中就業人口占總人口比率表示該城市的勞動供給狀況;等級公路線網密度由該城市的等級公路里程數除以行政區域土地面積求得,反映了該城市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情況;百人擁有國際互聯網用戶數代表了該城市的信息化發展水平;第二三產業占GDP比重顯示了該城市的產業配套能力;年末金融機構存款余額反映了該城市的金融發展水平;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體現了該城市的資金供給狀況。

    3.產業發展能力由X12-X15等4項指標構成,其中科學技術經費支出占地方財政支出比重反映了該城市在創新資金方面的投入程度,科學技術人員占就業人口比重體現了該城市供給高素質勞動力的能力,專利申請受理量反映了該城市的科技創新產出狀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體現了該城市的企業盈利狀況。

    生態環境子系統指標的構建采用P-S-R模型,分生態環境壓力、生態環境狀態及生態環境響應三個層面,采用X16-X28共13項指標來測量。生態環境壓力由人均工業廢水排放量、人均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人均工業煙(粉)塵排放量、人均生活用水量、人均用電量、人口密度共6項指標構成,且均為負指標,表示這6項指標值越大,該城市的生態環境狀況越不容樂觀;生態環境狀態由人均綠地面積、人均建設用地面積和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共3項指標構成;生態環境響應由工業煙(粉)塵去除量、一般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污水處理廠集中處理率、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共4項指標構成。

    (二)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反映了產業承接能力子系統和生態環境子系統的28項指標,構建城市群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系統評價指標體系,采用變異系數法確定各項具體指標的權重,通過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水平評價模型,計算得到城市群內產業承接能力子系統與生態環境子系統各自的綜合評價指數,最后采用耦合協調度模型測度方法對城市群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類型進行判別,進而得出研究結論。

    1.指標權重的確立

    由于構建的評價指標體系中各項指標的量綱千差萬別,本文采用極差標準化公式分別對正向指標和負向指標的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再運用變異系數法確定各指標權重,具體計算方法如公式(1)、(2)所示。

    2.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水平評價模型

    利用線性加權法計算產業承接能力子系統與生態環境子系統各自的綜合發展水平,公式為:

    3.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度及耦合協調度模型

    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協調度模型的計算公式分別為:

    4.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類型判別

    在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程度的分級和判別標準上,本文借鑒錢曉英和王瑩[6]的研究成果,將城市群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系統耦合協調度劃分為10大類;同時,根據城市群產業承接能力綜合評價指數(IU)和生態環境綜合評價指數(EC)的相關性,將城市群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系統對比關系細分為3個基本類型(見表3)。

    5.數據來源

    本文將濟源、仙桃、潛江、天門等4個縣級市剔除,最終選擇的是中西部城市群范圍內的41個地級以上城市的數據作為樣本,對2009-2013年城市群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進行實證研究;所使用的數據來源于2010-2014年《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及各城市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提供的數據直接得出或公式計算求得,個別城市少數年份缺失的數據根據其相鄰年份值補齊。

    二、城市群產業承接能力子系統與生態環境子系統綜合評價

    (一)產業承接能力子系統與生態環境子系統綜合發展水平分析

    根據變異系數法獲得各指標權重(見表2),通過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水平評價模型計算,得到2009-2013年41個地級市的產業承接能力子系統綜合評價指數(IU)和生態環境水平子系統綜合評價指數(EC)(略),進而得到2009-2013年各城市產業承接能力子系統和生態環境子系統的排名情況表(略)。結果顯示:從產業承接能力子系統綜合評價指數(IU)的排名情況來看,2009-2013年城市群內41市的產業承接能力呈現出區域非均衡發展態勢,進入排名前三位的城市只有成都、西安、重慶和武漢,說明這4個中心城市的產業承接能力相對較強;從生態環境子系統綜合評價指數(EC)的排名情況來看,41市在2009-2013年間的生態環境發展狀況波動性較大,進入排名前三位的城市包括重慶、西安、武漢3個中心城市,以及隨州和九江兩個地級市。

    由2009-2013年各城市的產業承接能力子系統綜合評價指數(IU)和生態環境水平子系統綜合評價指數(EC),可以得到考察期內各城市的產業承接能力子系統與生態環境子系統對比關系的基本類型,進一步得出2009-2013年產業承接能力子系統與生態環境子系統不同對比關系類型的城市所占比例(如圖1所示),結果顯示生態環境滯后型城市所占比例分別為463%、39%、415%、39%、415%,產業承接能力滯后型城市所占比例分別是488%、61%、585%、61%、537%。就整體而言,城市群產業承接能力綜合水平明顯滯后于生態環境發展綜合水平,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同步型城市所占比例相當少,2010-2012年41市均非此類型,2009年僅有平頂山和許昌兩市屬于此類型,所占比例為49%,綜合評價指數分別為0107、0113。2013年許昌和黃岡兩市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同步發展,占比49%,且綜合評價指數非常接近,分別是0106、0107。

    (二)產業承接能力子系y與生態環境子系統線性相關分析

    為了驗證城市群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的相關性,本文以各城市的產業承接能力綜合評價指數為因變量,以各城市的生態環境綜合評價指數為自變量,采用SPSS170統計分析軟件對2009-2013年41市的產業承接能力子系統與生態環境子系統各自的綜合評價指數(T)的均值進行線性回歸分析。表4回歸分析參數結果顯示41市的產業承接能力綜合評價指數與生態環境綜合評價指數呈正相關關系;整體回歸方程的F統計量值為13762,P值為0001,說明回歸分析結果在1%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由此可以認為城市群整體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相關性非常強。

    三、城市群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的時空特征分析

    根據耦合度模型和協調發展度模型可計算得出2009-2013年城市群內41市的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系統的綜合評價指數(T),進一步計算得到耦合度(C)及耦合協調度(D),如表5所示。下面分別從時間序列特征和空間特征兩方面對城市群內41市的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進行分析。

    (一)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的時間序列特征

    通過計算得出2009-2013年城市群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度及耦合協調度的均值(如圖2所示):2009-2013年城市群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整體偏低,其均值位于0201-0300之間,兩個系統的耦合度的均值位于0401-0500之間,顯著高于耦合協調度均值,原因在于兩個系統的綜合評價指數偏低,致使耦合協調度也較低。就整體來看,城市群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度及耦合協調度的均值在2009-2013年間趨于平穩,波動幅度較小,可以認為城市群整體的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在考察期內具有穩態發展的時序變化特征。

    為了分析城市群內41市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的時間序列特征,本文采用Spearman秩相關系數法對2009-2013年城市群內41市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的時間變化趨勢進行分析,秩相關系數的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R為秩相關系數,Xi為考察期內根據耦合協調度值從小到大排列的序號,Yi為根據時間排列的序號,N為樣本數。R≥0代表上升趨勢,R

    本文采用SPSS170軟件對2009-2013年城市群內41市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的時間變化數據進行Spearman檢驗,結果顯示在置信度(雙側)為 001 時相關性是顯著的;通過計算得出城市群各城市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的秩相關系數(見圖3),結果表明各城市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在考察期內存在明顯的時間分異。具體而言,2009-2013年間,有28個地級市的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呈現上升趨勢,其中孝感、漯河和咸寧等3市的上升趨勢相對顯著;其余13個地級市的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呈現下降趨勢,其中下降趨勢最顯著的是西安,其次是鄭州,武漢位居第3位。一般來說中心城市的產業承接能力相對較強,但也面臨著較為嚴峻的生態環境壓力。從秩相關系數來看,6個中心城市中僅有重慶的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上升趨勢明顯,洛陽的耦合協調度非常接近于0,變化趨勢平穩,其余4市均呈下降趨勢;在12個資源型城市中,鄂州的耦合協調度下降趨勢較明顯,洛陽、焦作、平頂山、黃石、南充和寶雞等6市的耦合度發展態勢平穩,其余5市的耦合協調度呈明顯的上升趨勢。

    (二)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的空間特征

    2009-2013年41市的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類型出現輕度失調、中度失調和嚴重失調等3種狀態,為了更直觀地分析城市群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的空間變化特征,本文根據41市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的計算結果,從時間維度上計算2009-2013年41市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的均值,得到城市群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的空間分布特征(見表6),發現城市群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度呈現出較為明顯的空間分異特征:

    第一,城市群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整體上呈現“中高西低”的空間分布格局。中部地區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的均值為0246,略高于西部地區耦合協調度的均值(0245);中原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和關中城市群的均值分別為0249、0241、0226、0242,由此可知中西部地區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總體偏低,原因在于四大城市群的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均不高,且在考察期內空間差異明顯。其中,位于中部地區的中原城市群的耦合協調度最高,位于西南地區的川渝城市群的耦合協調度最低,位于西北地區的關中城市群的耦合協調度略高于位于中部地區的長江中游城市群。

    第二,6個中心城市的耦合協調度明顯高于非中心城市,且表現出“中低西高”的空間變化特點。位于中部地區的鄭州、洛陽和武漢的耦合協調度均值為0288,明顯低于位于西部地區重慶、成都和西安(0314)。具體來說,雖然中原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鄭州和洛陽屬于中度失調區,但兩市的耦合協調度在中西部城市群36個位于中度失調區的城市中分別名列第一、第二位。作為長江中游中心城市的武漢屬于輕度失調區,其余11市均位于中度失調區。成都和重慶兩個中心城市均屬于輕度失調區,且兩市的耦合協調度在中西部城市群41市中分別排名第一和第二;內江位于嚴重失調區,其余12市均屬于中度失調區,其中綿陽和德陽的耦合協調度相對較高。西安位于輕度失調區,其余5市都屬于中度失調區。

    第三,12個資源型城市的耦合協調度呈“中高西低、西北高西南低”的空間發展態勢。在12個資源型城市中,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的均值排名前3位的分別是洛陽(0268)、焦作(0246)和咸陽(0243);自貢、南充和瀘州排名末3位,耦合度均值分別為0208、0207和0206。位于中部地區的洛陽、焦作、平頂山、黃石和鄂州等市的整體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均值為0246,明顯高于位于西部地區的自貢、南充、瀘州、咸陽、寶雞、渭南和銅川等市的均值(0222)。位于西部地區川渝城市群內的自貢、瀘州和南充等市的整體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均值(0207),顯著低于關中城市群內的咸陽、寶雞、渭南和銅川等4市的耦合協調度均值(0233)。

    四、結論

    本文采用變異系數法、綜合發展水平評價模型,通過構建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的評價指標體系,對2009-2013年中西部城市群41個地級市的產業承接能力子系統與生態環境子系統進行綜合評價,并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分析考察期內中西部城市群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度及其時空演變特征,并得到以下研究結論:

    第一,城市群整體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之間具有強相關性,但整體產業承接能力明顯滯后于生態環境水平。2009-2013年41市的產業承接能力呈現區域非均衡發展態勢,成都、西安、重慶和武漢的產業承接能力相對較強;41市的生態環境發展狀況波動性較大,重慶、西安、武漢的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水平相對較高。

    第二,城市群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總體偏低,41市的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出現了輕度失調、中度失調和嚴重失調3種狀態。城市群整體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在考察期內變化較為平穩,但41市的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產生明顯的時間分異。重慶的上升趨勢明顯,洛陽變化趨勢平穩,其余4市均呈下降趨勢;在12個資源型城市中,鄂州的下降趨勢相對明顯,洛陽、焦作、平頂山、黃石、南充和寶雞等市的發展態勢平穩,其余5市呈顯著上升趨勢。

    第三,城市群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整體呈現“中高西低”的空間分布格局,其中中原城市群的耦合協調度最高,川渝城市群的耦合協調度最低,6個中心城市的耦合協調度均明顯高于非中心城市,且表現出“中低西高”的空間變化特點。鄭州、洛陽屬于中度失調區,武漢、成都、重慶、西安位于輕度失調區,12個資源型城市的耦合協調度呈“中高西低、西北高西南低”的空間發展態勢。

    根據本文的研究結論,現提出如下建h:加快城市群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發展應從政策引導機制、組織管理機制和地方政府績效考核機制等方面,建立由政府主導、企業和社會公眾共同參與的產業承接能力與生態環境發展協調機制;中心城市應根據自身功能定位,注重降低要素成本,提升產業配套能力,加強對外聯系強度,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進一步提升產業集聚度;加大信息基礎設施投入力度,實現信息共建共享,通過產業創新聯盟和一體化科技創新平臺建設,強化科技成果轉化能力,從而有效發揮其對非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資源型城市應結合自身資源優勢,以綜合性和多元化為發展方向,積極探索轉型發展模式,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現代城市產業體系;各城市應根據地區生態環境承載力水平,因地制宜地采取環境規制措施,對入駐企業進行嚴格審查;堅決調整和淘汰不利于生態環境建設的產業,對高能耗、高排放產業的發展進行限制,對集約節能成效顯著的企業給予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政策激勵,并不斷優化城市綠色空間布局,提升城市公共綠地水平和綠色品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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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dustrial Undertaking Capacit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U De-shen1,2,XIANG Li1,3

    (1. School of Management,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2.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Guilin Toursim University,Guilin 541006,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zhou College, Hezhou 542899, China)

    第7篇:城市與環境研究范文

    關鍵詞:城市化;環境質量;地理脆弱性;因子分析;面板數據模型

    中圖分類號:F29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176X(2009)02-0022-07

    一、引 言

    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速是中國經濟發展現階段的主要特點,區域自然地理條件不平衡是中國的現實國情,與之相伴而生的城市環境污染問題給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巨大的直接間接成本,因而成為經濟學、城市發展和環境科學中影響最大、最迫切需要優先解決的課題。

    自從2001年日本通產省白皮書首次提出中國已成為“世界的工廠”,學術界對這一說法的合理性、對世界產業分工與我國經濟發展路徑多有爭論和研究。但有一個基本的共識,那就是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加速,但尚未擺脫粗放增長的模式。國內工業生產在消耗大量資源能源同時帶來大量環境污染,而相當多最終產品通過出口為發達國家消費,這種狀況并未改變,因而關于環境與貿易的研究也快速發展起來。1978年以來,我國城市化率保持了年均1.2%的增長速率,2006年達到43.9%。據此推算,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到2020年就能達到60%,2035年以前就可以達到75%。與工業化相伴隨的廢氣排放與城市化的城市建設和消費增長帶來了城市環境的嚴峻壓力,進而付出了巨大的經濟社會總成本。世界銀行報告稱,我國空氣和水污染帶來的總成本達到GDP的5.8%,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SO2排放國,僅酸雨一項每年就造成300億元的農作物損害和70億元的物質損失。2003年中國城市年度可吸入顆粒物指標PM10平均值達到150μg/m3,為美國的兩倍。以上所有損失,尚未計入影響個體健康的隱形成本。

    城市環境質量不僅受到人類經濟行為的影響,同時也會受到自然地理條件和環境治理政策多方面的影響。我國北方和南方的自然地理、氣候條件差異很大,由此帶來城市空氣質量的地理和季節差異。例如,在20世紀90年代,我國總懸浮顆粒物(TSP)和二氧化硫(SO2)濃度呈現出北高南低,冬季高于其他季節,早晚出現兩個高峰的明顯規律(趙濟,2007)。另一方面,環境治理政策是否有效對城市環境質量的影響也非常明顯,例如地方政府對建設項目施工粉塵的治理力度就對區域環境有一定影響。

    國內有關城市環境質量的研究,在經濟領域側重單一污染物排放量/存量與經濟增長的經驗研究,在技術領域重視局部環境與具體地理氣象條件方面的研究。前者大多借鑒環境庫茲涅茲(EKC)理論的簡化模型,分析人均GDP(或人均收入)指標與單一污染物流量/存量的關系。根據該理論所得結論隨污染物不同而略有差異,不可避免地降低了該理論的政策指導意義。而且,城市空氣質量沒有依據多種污染物濃度綜合評價,容易失于片面。我國加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國情不能在簡化模型的單自變量設計中反映出來。技術領域的研究針對某一具體地理氣象指標,沒有綜合考慮各地區的地理氣象條件差異。把研究限定在經濟或技術研究范疇,一方面會影響假設模型解釋城市環境污染存量的能力,另一方面會無意中放大某些變量的影響,從而帶來誤導。本文試圖基于中國現實國情,把自然地理條件內生化,綜合考量現階段工業化、城市化、地理脆弱性與環境質量的關系,解釋城市環境變化規律,為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據。

    一、文獻評述

    環境質量的理論研究,基本上按照經濟和技術的兩個方向展開。環境與經濟增長理論發端于20世紀60年代關于資源廢棄物與增長的研究,隨后則是90年代基于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帶來的啟示。近10年,基于環境污染與國民收入的研究的理論發展仍在進行當中。EKC假設就是該理論分支的一個重要研究成果。

    Grossman和Krueger[1]將原用于收入不均等與經濟發展階段的庫茲涅茨曲線應用于環境問題,提出了環境庫茲涅茨假設(EKC),用來說明如果沒有一定的環境政策干預,增長與環境質量或污染水平之間呈倒U型曲線關系,即環境質量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隨著經濟的增長先惡化,當經濟發展到較高水平時,環境惡化的趨勢逐漸轉緩,并隨著經濟的繼續增長,環境質量不斷得到改善。該理論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并有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提供證據。Grossman和Krueger[2]在擬合人均收入與空氣污染關系時,采用了以下的簡化模型:

    Yit=G

    該文作者認為,簡化模型與同時考慮環境管制、技術水平和產業結構的結構方程模型相比,更直接地反映了二者之間的關系。另外,環境管制和技術水平的數據很難獲得,這也是采用簡化模型的原因之一。并進一步指出,簡化模型研究無法說明二者形成的原因,因而只邁出了重要研究的第一步。

    國外大量學者進行了EKC曲線轉折點的驗證,并認為轉折會發生在人均3 000―15 600美元之間,這個區間范圍很大是因為對于不同的污染物到達轉折點的時間不同[2-3-4-5](Shafik,1992;Panayotou,1993;Selden,1994;Grossman,1995;Cole,1997)。其中,Shafik、Grossman污染物采用濃度指標,Selden和Cole采用了排放量指標。

    近年來,國外學者也發現了EKC假設解釋能力不足的問題。Kenneth Arrow[6]指出,由于EKC假說的實證研究局限于特定污染物,應對這些實證研究的結論保持清醒的認識。并不能說明經濟增長,一定會帶來環境改善。資源環境是經濟增長的基礎,如果資源環境的破壞不可逆轉,經濟活動本身就不可持續。另外,EKC曲線也難以說明能夠帶來長期影響的污染物如CO2、資源存量、污染產業轉移、制度變革(環境立法與市場激勵)的影響。生態的惡化往往突然發生,并不可逆轉。經濟增長與環境政策不能互相替代,為了保持生態彈性,需要更嚴格的環境政策變革。世界銀行在“經濟增長中的空氣污染”報告[7]中指出,EKC錯誤假定“不發達國家不可能存在強有力的污染管理”,對環境與經濟增長關系產生誤導。傳統的環境理論也未考慮地理因素(氣候和區域特點)對空氣質量的影響。僅政府環境管理和地理弱點兩個因素就可以解釋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危機。適度的城市增長戰略可以在國家達到中等收入之前顯著降低空氣污染水平。

    國內關于污染物排放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我國環境EKC簡化模型的驗證方面。一些研究發現,我國人均污染物排放量/存量與人均GDP之間具有環境庫茲涅茲曲線特征,大致呈倒U型曲線的左半部分,基本上處于轉折點[8]。也有研究認為我國尚處于環境惡化的發展階段,沒有存在環境庫茲涅茲曲線的現象[9]。針對我國部分地區的環境污染指標與經濟增長研究,發現部分符合倒U型曲線的特征[10-11-12-13-14]。

    環境質量的技術研究重點是有關環境與自然地理條件的研究,包括溫度、濕度、降雨量、沙塵、區域污染與環境質量的關系研究,如魯然英等[21]研究了沙塵天氣與API指數的關系,張國勛[22]分析了杭州城市環境空氣中污染物濃度與氣象觀測數據的相關性,孫雪麗等[23]利用美國EPA 區域空氣質量模式Models23/ CMAQ,對北京市SO2 區域污染情況進行模擬,并在此基礎上,研究區域污染對北京市采暖期SO2污染的影響。

    在文獻檢索中我們發現,國內城市環境質量的經濟和技術研究均僅描述了城市環境質量形成機制的一個側面。在經濟領域,大多對EKC的簡化模型進行驗證,至于該理論與簡化模型存在的局限性很少涉及。筆者認為至少存在以下幾點:一是僅考慮環境污染與人均收入的關系,未能考慮區域自然地理條件;二是該假說僅說明了某一污染物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不能全面反映多種污染物的實際效果。從國內外現有的相關研究看,國家層面的研究較少,城市個體層面的研究較多。無論國內外對EKC的驗證,還是研究自然氣象條件,都沒有綜合反映中國國情的城市化、工業化、地理自然因素,對污染物存量的解釋能力有限。

    二、數據及變量界定

    本文參考借鑒了國內外關于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的模型。包括SOLOW經濟增長模型、EKC模型、IPAT環境負荷模型等,最終基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和模型假設對橫截面和面板數據設計了不同模型。以往,在環境問題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中,多采用國別或者省級時間序列的數據。本文以30個主要城市數據作為樣本,研究城市空氣質量、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的互動關系。對2006年的橫截面數據采取多元回歸分析方法,2003―2006年則建立了面板數據模型。選用城市數據,一方面我們可以深入研究城市化對城市空氣質量存量的影響,另一方面可以有助于解釋不同地區的差異,解決不同地區城市化存在的問題。

    1.變量選擇和指標設計

    城市環境質量包括空氣質量、水環境、聲環境以及生物多樣性等維度。基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的研究對象僅限定為城市空氣質量。城市空氣質量根據污染存量指標確定,污染存量指標選取列入國家統計局年度城市環境統計的可吸入顆粒物(PM10)、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濃度指標(mg/m3)和空氣質量達到或超過二級的天數四項指標。采取因子分析的方法,根據污染四項指標提取環境因子。環境因子越小,環境質量越高。這里未直接采用環境監測周報的API指標,API指標選取各種污染物的分指數的最大值作為觀測點的污染指數,能夠反映出主要矛盾的大小,但不能夠反映各種污染因素的綜合影響,也不適合橫向的比較。

    城市化率(URB)定義為非農業人口/總人口。工業化水平沒有采用通常的人均工業總產值指標,而是采取了工業二氧化硫、煙塵和粉塵排放量三項提取的工業三廢排放因子作為變量,這種方法的優點在于一方面在反映工業化水平的總量的同時也可以反映環境污染治理技術的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體現政府對工業環境管制的力度。由于難以定量化,我們在模型中沒有單獨設定環境管制變量。

    有關地理脆弱性(Fac_g),本文檢測了平均溫度、平均風速、降雨量、沙塵暴、采暖度日數(HDD18)的影響。其中,平均溫度、平均風速、降雨量、采暖度日數指標源自文獻[15],平均溫度取全年平均溫度(℃),平均風速取冬夏季平均風速(m/s),降雨量取全年降雨量(mm),采暖度日數(HDD18)是一年中當某天室外日平均溫度低于18℃時,將低于18℃的度數乘以1天,所得出的乘積的累加值,單位為℃•d。由于考慮北方地區燃煤采暖是重要的污染源,這里采取采暖度日數(HDD18)作為變量區分南北方的溫度差異。沙塵暴影響為一啞變量,根據歷史環境監測數據,參考文獻[16]確定。經檢測降雨量和HDD18均不顯著,筆者分析認為這里降雨量采用全年降雨量而非日均降雨量平均值,無法反映空氣質量的監測結果。采暖度日數與平均溫度存在較強相關性,可能是其統計不顯著的主要原因。為了構建統一的地理脆弱性指標,本文對溫度、風速和沙塵暴影響進行了因子分析,構建了地理脆弱性指標。地理脆弱性指標越小,代表該地區越容易受到環境污染。與單一自變量的方法相比,這種方法可以對各地的地理脆弱性進行綜合評價,更易于在總體上把握環境質量差異的構成要素。圖1顯示了本文理論模型的基本思路,圖中虛線部分為隱含在該指標中的其他變量。

    本文數據取自《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城市統計年鑒》,采取了2006年的橫截面數據,面板數據模型時間跨度為2003―2006年。

    2.因子分析

    先對數據標準化處理,圖2為城市環境質量四項指標的曲面分布圖。以下PM10、SO2、NO2、DAYS、ISO2、IGAS、IPOW、URB、SAN、TEM、VEL分別代表:可吸入顆粒物、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濃度、空氣質量優于二級天數、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工業煙塵排放量、工業粉塵排放量、城市化率、沙塵暴影響、平均氣溫和平均風速。Fac_e、Fac_i和Fac_g分別代表環境質量因子、工業廢氣排放因子和地理脆弱性因子。

    分別提取環境質量因子、工業廢氣排放因子和地理脆弱性因子。采取主成份分析法確定因子載荷,選擇保留特征根大于1的主成份。由碎石圖3可以看出,均保留一個主成份(因子)是合理的,KMO值分別為0.632、0.735、0.422,Bartlette球形檢驗值分別為64.6、37.2、27.7,P(sig.=0.000)

    因而,環境因子Fac_e=0.362PM10+0.269SO2+0.246NO2-0.372DAYS,同理可以計算工業廢氣排放因子。Fac_i=0.374ISO2+0.380IGAS+0.379IPOW,Fac_g=-0.507SAN+0.445TEM+0.287VEL。從實際意義來看,環境因子的三項污染物濃度系數均為正值,二級以上天數的系數為負值,說明環境質量因子能夠正確反映污染物濃度越大、二級以上天數越少環境質量因子越大,環境質量越差的關系,而且二級以上天數和可吸入顆粒物PM10變化對環境因子的彈性均在0.3以上。工業廢氣排放因子的三項污染物排放量系數均為正值,而且對該因子的貢獻相差不大。地理脆弱性因子中,沙塵暴影響的因子得分為負值、溫度和風速的系數為正值,反映了沙塵暴、溫度風速越低造成地理脆弱程度加大,地理脆弱因子數值減小。一方面可以解釋北方低溫地區容易發生燃煤污染,低溫不容易促進污染物流動的問題,另一方面與風速較小容易造成污染物聚集的現象相符。其中,沙塵暴的影響最高,彈性超過了0.5,風速影響最小。

    三、計算結果與分析

    1.因子分析的結果

    因子分析的結果見表2。

    由圖4可以看出,根據因子分析法計算得出的工業廢氣排放與環境質量排名有一定關聯度,海口、杭州、濟南、長沙四城市兩者排名相同,但前者并不能完全解釋后者。北京工業廢氣排放較低,在30個城市中排名第8位,而環境污染因子則排在第28位,地理脆弱性排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之間的差異。

    2. 回歸分析的結果

    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方法,假設模型為:

    Fac_e=c+β1Fac_i+β2Fac_g+β3URB+ε,由殘差圖5可以看出,隨機誤差項存在明顯的異方差性,故選用加權最小二乘法(WLS)。

    由回歸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采用加權回歸模型的擬合優度有了較大提高,模型常數項及自變量的顯著水平均得到改善。工業廢氣排放、地理脆弱因子通過了1%置信度下的顯著性檢驗,城市化率通過了5%置信度下的顯著性檢驗。模型的決定系數R2為0.605,在以往文獻關于橫截面污染增量的回歸分析擬合優度均只能達到0.4。相對而言,本模型的解釋程度較好。

    3.面板數據分析的結果

    在采用2003―2006年的面板數據分析中,采用以下模型:

    Fac_eit=c+β1Fac_iit-1+β2URBit+β3URB2it+β4URB3it+uit

    模型中it里的i代表區域,t代表時間。在模型分析中,加入了因變量的一階滯后項,因而有關自然地理的影響因素在方程左右可以同時抵消。在設定變量時空氣質量因子不包括達到二級的天數,模型中也未考慮地理脆弱性的影響。為了減少由于截面數據造成的異方差影響,計算給出了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GLS)估計。

    計算結果表明,模型R2超過了0.92,擬合優度較高。模型F值達到245.8,模型方程在1%的置信度下顯著。因變量的一階滯后項、城市化率、城市化率的平方和三次方項均通過了5%顯著水平檢驗,常數項p值略高于0.05。DW檢驗值2.11,證明殘差無序列相關。模型說明,城市空氣環境質量一階滯后項顯著,表明城市空氣質量較多受到自然和地理因素的影響。城市化率的一次和三次項系數為負值,二次方項系數為正值,從動態來看,表明城市化率對城市空氣環境質量的影響效果存在倒U型曲線的特征,即城市環境質量隨城市化率提高先惡化后上升,這一峰值對不同區域有所不同。由此,根據橫截面分析和面板數據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當前,我國各地區尚處于城市化率上升,空氣質量惡化加據的階段,呈現出區域城市化率與空氣質量負相關的關系。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回顧了城市環境質量經濟與技術研究的理論成果,基于我國30個大中城市經濟、環境和社會數據,采取因子分析、橫截面多元回歸分析和面板數據模型,分析城市化、工業化、地理脆弱性對環境質量的影響。主要結論包括:

    第一,對城市主要空氣質量指標的因子分析發現,影響我國城市空氣質量的關鍵污染物是可吸入顆粒物PM10。

    第二,根據因子分析法得出的城市空氣質量狀況排名與傳統API排名有一定差異。

    第三,從2006年橫截面數據的回歸分析可以發現,城市空氣質量具有較強的地域性,中國正處于快速城市化的發展階段,在當前階段,城市化率與地區城市空氣質量負相關。

    第四,工業化的規模與質量對空氣質量的影響十分顯著。

    第五,空氣質量最差城市更多受其人口、自然和地理因素影響。本文基于沙塵暴影響、平均溫度和平均風速構建地理脆弱性的指標,能夠較好地反映地理氣象因素對空氣質量的影響作用,對于提高回歸模型的解釋能力作用明顯。

    第六,面板數據的分析表明,城市空氣質量的演變具有較強的自相關性。針對某一具體城市,城市化率與空氣質量呈現三次多項式曲線變化的過程,即隨著城市化率的提高,城市空氣質量下降,在達到峰值后會逐漸上升。這與發達國家,城市化進程與城市空氣質量改善的過程相吻合。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當前,我國各地區尚處于城市化率上升,空氣質量惡化上升的階段,呈現出區域城市化率與空氣質量負相關的現象。

    根據以上研究結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建議對城市空氣質量的評價采取因子分析法。傳統API指標選取各種污染物的分指數的最大值作為觀測點的污染指數,能夠反映出主要矛盾的大小,但不能夠反映各種污染因素的綜合影響,也不適合橫向的比較。

    第二,根據環境質量因子,當前的環境治理應把工業粉塵、沙塵的治理放在首要的位置,有效控制一次污染和二次揚塵污染。二次揚塵主要來自工業煙塵與粉塵沉降、建筑施工和各種垃圾清運時撒落于地經碾壓后再次揚起。控制二次揚塵的關鍵仍是控制其來源,同時應選擇美觀、節水、低排的樹種,綠化美化城市環境。

    第三,提高工業化發展質量。一方面,要調整工業產業結構,大力發展節能、環保產業;二是走新型工業化的發展道路,用先進環保科技改善傳統產業,降低單位產值能耗和污染物排放。

    第四,針對不同地區的地理氣象特征,有針對性地出臺保護和治理城市環境質量的政策。如對受沙塵暴襲擾的地區應多考慮防風固沙措施,根據地理氣象條件,合理確定城市發展布局等,這種布局的改變可以通過污染源治理、搬遷或能源結構調整來實現。

    第五,保持一定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速度,加大環境保護和環境治理的力度,盡快達到城市環境質量的轉折點。一是要制定更為嚴格和科學的環境標準,建立環境與經濟的綜合決策體系;二是制定城市發展和工業化發展規劃,適當控制地理脆弱區域的人口規模和工業比例;三是按照污染者付費,利用者補償,開發者保護,破壞者恢復的原則,拓寬環保投資主體,加大環境治理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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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篇:城市與環境研究范文

    【關鍵詞】 循環經濟 資源型城市 投資環境

    一、資源型城市發展循環經濟必須重視投資環境建設

    發展循環經濟是資源型城市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當前,許多資源型城市為了獲得發展循環經濟所需的大量資金,盡快實現城市轉型,將招商引資工作視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為了引入外資不惜制定一系列優惠政策。不可否認,優惠政策對招商引資是有特殊的重要作用,但目前全國各地都在搞招商,優惠政策的吸引力已大大減弱,而且資源型城市起步晚、起點低、優勢少,根本無法在競爭中找到一席之地。2007年淮南實際利用外資僅占全省的6.8%,是蕪湖的1/2、合肥的1/3;實際利用內資僅占全省3.1%,是蚌埠的1/2、合肥和蕪湖的1/5。從質量上看,投資額大的項目少,產業關聯度大的項目少,目前上千萬美元的項目只有信昊、東信、長白3家。

    在新的背景下,一項招商計劃能否獲得投資者的認可,主要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本地總體投資環境。二是本地生產要素是否符合投資者的需要。資源型城市只有在立足自身的資源優勢基礎上,大力建設良好的投資環境,才能吸引更多優秀的投資項目。本文以淮南為例,結合資源型城市的招商引資特點,對其投資環境存在的問題進行全面分析,并提出相應的對策。

    二、淮南市招商引資環境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1、城市布局過于分散

    城市布局與建設受到城市產業發展及城市建設政策的影響,以資源開采為主的產業結構使淮南城市布局呈現過于分散的特征。長期以來淮南一直按“多點布局”的形態發展城市,形成了“大分散、小集中”的城市特征,造成了城市聚集效益差,缺少具有強大吸引力與輻射力的地域中心,無法形成較好的規模經濟。

    2、產業環境不合理

    首先,作為煤炭資源型城市,淮南產業結構單一,煤電行業一枝獨秀,工業發展較大程度上倚重于煤電等產業,其他加工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相對緩慢,經濟發展和財政收入主要依賴能源。其次,產業基礎較差。構建循環產業鏈網,要求具有一定規模的企業群且生態鏈網上游企業要具有較強實力。淮南目前企業數量較少,規模較小,尚未形成一定的產業基礎,且為了吸引資金,在環保方面要求較低。2003年被連云港市環境監測支隊等單位確定為環境污染賠償單位的江蘇連云港德邦化工集團就被淮南引進,給當地環境造成了巨大污染,進一步阻礙了淮南循環經濟產業基礎的形成。

    3、生態環境脆弱

    隨著一次性能源的大量消耗,淮南結構性污染將日益突出,礦區環境治理和生態恢復將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淮南現在每年排放工業廢水7000萬噸,工業廢氣700億標立方米,工業固體廢物500萬噸,煤矸石和粉煤灰歷年堆積量已超過5000萬噸。如按目前生產排放的速度測算,到2010年全市廢水排放總量、廢氣排放總量和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將分別達到28645萬噸、19717356萬標立方米和2614.7萬噸,比2003年分別增加1.06倍、1.12倍和2.85倍,采煤沉陷區面積將達到10901.9公頃。

    4、法治環境不健全

    投資商在一個地方投資,一定會考慮投資的安全問題,而投資安全則必須有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因為只有在良好法治環境的保障中,投資者才會有比較明確的利益預期,投資商利益才能得到最可靠的保障。當前淮南在法治環境方面最緊迫的問題是與投資決策息息相關的行政執法狀況,因為行政不作為、行政亂作為、爭搶權力空間,辦案不講程序,甚至吃、拿、卡、要等現象依然是淮南招商引資的重要瓶頸。

    5、服務環境不完善

    優質高效的服務體系能夠讓投資者感到寬松、舒暢、便捷,無障礙。淮南政府在服務環境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但仍存在著服務不系統、延續性較差、信息不完善、服務技巧缺乏等問題。

    6、科技環境欠發達

    循環經濟的發展需要相應的技術支撐,要想引入相關資本,促進循環經濟的健康發展,就必須有相應的綠色技術載體,如污染治理技術、廢物利用技術、產業鏈接技術等。由于產業結構單一,淮南多年來對科技研發投入不足,科技水平相對較低,無法滿足發展循環經濟的需要,企業在當地找不到能夠滿足自身發展需要的技術平臺,自然不愿投資落戶。

    三、進一步推進城市招商引資環境建設的對策

    1、優化城市布局,創造可持續發展框架,為招商引資營造良好的空間環境

    作為經濟欠發達的資源型城市,淮南要實現城市轉型就不宜再繼續采用這種多部門齊頭并進的均衡增長模式,而應該借鑒生長及理論和核心邊緣模式來尋求核心城鎮和邊緣城鎮的合理劃分及空間增長區別對待的多元發展策略,實施組團式發展模式。東部以田家庵區為核心,大力開發經濟技術開發區,將其建成以政治、科教、文化、服務和居住為主的現代化城市中心區。西部以謝家集區和八公山區為核心,形成以發展商業、居住、旅游、服務和地方工業為主,具有較強的生態功能、經濟功能的城市副中心城區。南部將舜耕山以南的地區開發建設成具有綜合功能的城市新區。在推進以上三大組團建設基礎上,大力發展潘集、鳳臺、大通(部分地區)、毛集等衛星城鎮。通過組團式發展模式,將淮南建成為一座綜合功能高、聚集效益強、對外資具有強大吸引力的現代化城市。

    2、調整產業結構,建立循環經濟工業園,為引進大規模、高產業關聯度、高產出、低能耗、低用地的項目打造強勢產業環境

    首先,淮南要加強產業結構調整,增強產業的緊密度、連接度和集中度。在依托優勢資源大力發展煤炭電力為主要內容的能源及清潔能源工業的前提下,以煤炭產業鏈延伸為主要內容,大力發展煤化工化學工業;依托工業副產品,大力發展新型建材工業,依托優質焦炭為優勢,大力發展機械鑄造業;依托生態環境建設優勢,大力發展以主副換位為主要內容的畜牧養殖業及以綠色農產品為主要內容的種植業。其次,在加快三大基地建設的基礎上,興建循環經濟工業園。依據循環經濟理念和工業生態學原理,整合各種要素,建設工業園區,合理規劃園區內的資源流和能源流,通過廢物交換、循環利用、清潔生產等手段,使園區內上游企業產生的廢物轉化為下游企業的原料,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為企業發展循環經濟提供平臺。

    3、推進“生態淮南”建設,構建安心舒適的生態環境

    第一,加強“三廢”治理和綜合利用,續建淮南市第一污水處理廠以及山南、西部、鳳臺污水處理廠等,提高污水處理率。實施河湖整治工程,逐步恢復和提高城區水系質量和生態功能。全面實施城區高污染燃料禁燃計劃,加快企業技術改造,減少廢氣排放,加強市區揚塵控制和機動車尾氣治理,不斷提高空氣質量。建設危險固體廢棄物處置中心,有效提高全市危險廢棄物安全處置能力。第二,按照“城為綠染、綠為水潤、水為人利、人為自然”的總體思路,保護和建設西部八公山、上窯、舜耕山風景區,使其成為改善環境的重要生態基地。規劃建設上窯山水生態公園和高塘湖濕地生態公園,加快瓦埠湖、焦崗湖、淮河及其他河流、湖泊的自然景觀開發建設,依托自然條件建成一批分布合理、具有生態功能的城市公園和城郊森林公園。第三,以建設綠色食品供應基地為依托,推進綜合利用,有效控制農藥化肥污染、規模化畜禽養殖污染、秸桿和農膜污染、水產養殖污染、農村生活污染。生態環境建設是城市循環經濟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加強生態環境建設,有利于提升淮南的城市品牌,吸引更多高層次的人才和企業來此聚集。

    4、加強法治環境建設,在全社會營造良好的法治氛圍

    第一,淮南要將政府管理透明化,讓公眾明確知曉政府各部門的職能界定、辦事程序和依法行政的工作情況,提高投資主體對地方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行為的可預見性,讓投資者放心投資。第二,要高度重視執法人員的培訓、考核、監督,把法律培訓工作看作是一種必要的環境投資,提高執法人員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對于蓄意違法、違紀現象決不姑息,創造嚴肅、規范、安全的環境氛圍。第三,各級政府要尊重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克服地方保護主義傾向,從完全公平角度審理涉及外來客商投資爭議案件,增加客商投資的安全感、信任感。現資理論認為,法律因素已經超越政治、經濟因素,成為最可信任的影響投資決策的核心內容。

    5、完善投資服務體系,打造優質高效的服務環境

    第一,做好投資決策前的服務,包括企業間撮合、市場信息、當地用工情況、合適地點及基礎設施、金融服務、交通建設、稅收與有關政策、可行性分析、環境評估等方面內容。還要做好信息服務,包括建立當地企業家、外來投資商、合資合作伙伴、勞動力情況等數據信息庫。第二,建立暢通的信息傳輸渠道,要探尋省、市、縣信息共享機制,拓寬范圍,實施聯動。同時積極搭建同商會、行業協會、知名企業的信息溝通平臺,并注意將本市主導產業進行歸集分類,使其互通信息,以實現企業間的優勢互補、資源整合。第三,做好決策后服務。通過體系建設,使其逐步形成工作常態,實現招商引資機制上的穩定性、延續性。這組行之有效的服務體系的建成將成為淮南吸引外資的一大亮點。

    6、加大科技投入,強化人才意識,為外資發展提供先進的科學技術環境

    第一,淮南要加大技術研發力度,成立以循環經濟為紐帶、產學研緊密結合的科技型協會組織,同時要建立技術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博士后工作站等,為發展循環經濟提供技術支撐。第二,組織相關部門對關鍵技術進行聯合攻關,大力提高共伴生資源和尾礦綜合利用、生物質能源開發利用、能源梯級利用、廢物綜合利用、余熱余能利用、建筑節能等循環經濟技術水平。第三,開展多層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交流,引進、吸收國外先進的循環經濟設備和先進技術。第四,要建立科技成果交易機制,加快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速度。

    招商引資戰略是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促進經濟增長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資源型城市的招商引資工作起步較晚、基礎較差,要想在當前招商引資的競爭浪潮中取勝,就必須在立足本地資源優勢的基礎上,結合招商引資自身特點,大力打造招商引資環境,以期實現招商引資工作的長足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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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篇:城市與環境研究范文

    關鍵詞:內蒙古 旅游環境承載力 指標體系 預警 烏蘭察布

    內蒙古位于歐亞大陸腹地,是典型的內陸干旱、半干旱區、貧困區,生態環境極其脆弱,隨著旅游業在內蒙古國民經濟戰略性支柱產業地位的確立,如何在大力發展旅游業的同時促進區域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已經成為內蒙古旅游環境研究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

    目前,我國國內旅游環境承載力預警研究起步較晚,其理論與方法研究相對滯后,預警案例研究成果少[1-6],且預警對象多為小尺度旅游景區,對城市、區域等大尺度的旅游環境承載力預警研究相對匱乏。本文在對基本概念做出闡述的基礎上,構建旅游環境承載力預警評價模型,以烏蘭察布市為例,對其城市旅游環境承載力進行分析并進行定量預警研究。

    一、旅游環境承載力及旅游環境承載力預警的涵義

    旅游環境承載力是指在確保旅游資源合理開發利用和生態環境良性循環發展的前提下,由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等諸要素構成的旅游環境系統對旅游業發展的最大承受能力[7]。旅游環境承載力預警是指在全面準確地把握旅游環境系統可持續承載的運行狀態和變化規律的基礎上,對旅游環境承載狀況與趨勢進行監測、評價與預測,對旅游環境超載或存在狀態的時空特征進行預報,對因旅游環境區域承載差異過大而引發的重大旅游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問題提前發出警報,并做出有效防范的管理與調控的綜合研究[8]。

    二、內蒙古旅游環境承載力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一)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構建評價指標選取遵循以下原則:真實反映旅游環境質量現狀及動態變化特征;是構成影響旅游環境質量的最顯著因子;指標易于獲取并具有操作性;具體指標含義易于理解,通俗易懂。旅游環境承載力評價指標體系分為目標層、準則層和指標層,準則層包括生態環境承載力、社會經濟發展承載力和旅游基礎設施承載力(見表1)。

    (二)標準制定及數據來源

    因城市旅游環境承載力評價研究尚無統一評定標準,本次研究中評價標準的確定是參照國家環境質量評價標準、生態市考核標準、優秀旅游城市標準細則和旅游環境容量空間等標準。所采用相關數據均來源于歷年政府年度工作報告、《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內蒙古統計年鑒》、《烏蘭察布市統計年鑒》,保證所獲取數據的可靠性和權威性。

    (三)評價指標權重的確定

    為定量表示指標體系中各層次之間、層次內部各指標之間的相對重要性,應給各指標賦予權重,使復雜的指標體系中各種因素的相互聯系達到有序化,本文采用層次分析法(AHP)確定各指標的權重值(見表1)。

    (四)評價方法的選擇

    首先計算各指標的等標指數;其次乘各自的權重;最后層層加權求和。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正向指數計算表達式:D’=Di/Ei ;當Di≥Ei,D’取1; (1)

    逆向指數計算表達式:D’=Ei /Di ;當Ei≥Di,D’取1; (2)

    加權求和表達式:■

    (3)

    D’為等標指數;Di為指標實值;Ei為指標標準值;Wi為各層因子相應的權重值;Ci為旅游環境承載力準則層評價值,算得旅游環境綜合評價值。采用逆向指數計算公式的指標包括:恩格爾系數和人口自然增長率。

    (五)旅游環境承載力預警指數分級

    對旅游環境承載力進行分級處理,同時,為加大類與類之間的狀態差異,將環境承載力預警的狀態區域劃分為警惕區、正常區和報警區三個區域(見表2)。

    警惕區表示運行處于超弱載狀態,資源利用率低,經濟效益難以保證;正常區表示運行處于正常狀態,環境系統處于資源配置利用合理、動態平衡發展階段;報警區表示嚴重超載狀態,資源配置利用不合理。

    三、實證研究――烏蘭察布市旅游環境承載力綜合評價結果分析

    利用上述建立的旅游環境承載力綜合評價方法,分別計算得出烏蘭察布市2006―2012年旅游環境承載力結果,并繪制相關圖表(見圖1―4)。

    (一)烏蘭察布市旅游環境承載力分析

    1、綜合旅游環境承載力指數分析

    由圖2分析可知,綜合指數體現為緩慢上升增長趨勢。從準則層承載力比較來看,自然生態環境建設與保護適度超前于社會經濟發展與旅游基礎設施建設,相對于生態環境來看,社會經濟發展與旅游基礎設施的建設今后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能夠為后期旅游活動開發提供相對良好的生態環境保障。

    2、自然生態環境承載力指數分析

    自然生態環境承載力指數發展水平最高,這與烏蘭察布市近些年來城市綠化、環境保護工作的持續推進密不可分,指數過程曲線趨勢表現為上升、下降、緩慢上升、迅速增長四個階段,總體表現為增長趨勢。同時也反映出烏蘭察布市整體工業發展水平較低,城市新建區建設速度較快,但城市綠化建設工作嚴重滯后。

    3、社會經濟環境承載力指數分析

    烏蘭察布市地處干旱、貧困區域,表現在社會經濟環境承載力指數發展水平也較低,但指數增長幅度也最大,指數過程曲線為增長、緩慢增長、緩慢降低、快速增長四個發展階段,綜合表現為增長趨勢,同時也反映出,近年來整體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呈現緩慢增長趨勢。

    4、旅游基礎設施承載力指數分析

    由于社會經濟發展緩慢導致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滯后,指數過程曲線表現為“上升―下降―上升―下降”四個過程,總體表現為平穩緩慢上升發展趨勢。其中由于城市環境衛生及城市旅游交通發展水平低,旅游資源吸引力力不足、旅游宣傳營銷、旅游資源開發不足、旅游景區建設落后等多因素制約。

    (二)烏蘭察布市旅游環境承載力指數分析

    依據以上表2旅游環境承載力指數分級表,得到烏蘭察布市2006―2012年旅游環境預警警情分析表,見表3。

    由表3分析可知烏蘭察布市旅游環境承載力預警狀態指示為黃燈及綠燈,從預警區域劃分來分析其整體旅游環境承載力維持在正常區域,屬輕度超載,說明旅游活動過程中自然生態環境承載力、社會經濟發展承載力及旅游基礎設施承載力整體上處于較為協調發展狀態,整體旅游環境承載力維持在健康有序發展階段。

    四、結論

    本文通過建立烏蘭察布市旅游環境承載力預警模型進行定量評價,經計算模型判斷出烏蘭察布市旅游環境承載力整體處于輕度超載狀態,為檢驗和制定城市旅游發展戰略提供了科學依據。同時應需注意,不同城市,評價指標及評價標準的選取可以有所不同,但在同一城市作為時間序列比較時,選取的指標必須保持一致。同時鑒于指標數據的真實性與可獲得性,本文選取的指標可能不夠全面,在今后研究中還需改進。此外,運用本文所構建旅游環境承載力預警評價模型計算旅游環境承載力,其結果都是對過去的評價和衡量,對于未來旅游環境承載力發展的預測更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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