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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韓國;儒教;神教;思想;影響
一、引言
歷史是人創造的。人創造歷史總是在一定的思想文化的指導下進行。中韓思想文化在中韓歷史發展過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從中國歷史上看,中國思想文化源遠流長,文化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莊子等。孔子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中國歷史上影響最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主張“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等。孟子與荀子作為孔子學說的繼承者,發展了儒家思想。孟子主張“性善”與“良知”。他認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與生俱來。而荀子主張“性惡說”,認為人性本來就是惡的,善是后天的,若放任本性發展,不會有好結果,所以提倡學習禮節與禮法。墨子是戰國初期魯國人,墨家學派創始人,他主張“兼愛非攻”,代表平民的利益。老子是道家學派的創始人,主張“清凈無為”。莊子是戰國時期道家的代表人物,他繼承并發展了老子的思想。在中國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中,儒家思想對韓國思想的影響最大。公元4世紀,儒教傳入韓國,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與韓國思想高度融合,在韓國歷史中不斷演變發展,為韓國提供了豐富的文化資源,對韓國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等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國家從個人、家庭、學校、社會等多個角度,學前、小學、中學、大學等不同階段都不斷對國民進行道德教育,培養道德情感。通過榜樣教育的方式來強化人們的道德意志,激發人們的道德行為。在韓國人的生活中,儒家思想至今還存留著深深的印跡。
二、儒家思想傳入歷史
從古至今,韓國一直以儒家思想為中心不斷發展。三國時代,儒家思想正式傳入韓國,韓國開始實踐孔子的學說。其中,高句麗(B.C.37~A.D.668)和中國位置較接近,最早接受了中國儒家文化。高句麗從建國初就將儒家思想的理念應用在政治上,來治理國家。高句麗“小獸林王”2年(A.D.372年)設立了國家最高教育機構“太學”,以儒家經典五經(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為主要教學內容。而且以儒家思想為基礎,模仿中國法制,制定各種法令與社會統治體制。儒家思想不僅是在學術思想上,在政治、倫理、教育、法制、風俗等領域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倫理學、國家觀、人生觀等牢牢扎根在當時的高句麗。隨著儒家文化的傳入,在百濟(B.C.18~A.D.660)出現了與中國大同小異的結婚儀式與喪禮儀式,并十分重視立法。在生活方面,強調男女有別與長幼有序,特別重視忠、孝等的儒家倫理思想。新羅(B.C.57~A.D.676)是在三國(高句麗、百濟、新羅)中,與中國交流最晚的國家。為維護國家體制,維持社會秩序,新羅將儒家思想視為社會的基本概念。當時接受儒家思想最多的就是“花郎”(新羅時期的民間青少年組織,旨在鍛煉身心、報效國家)?!盎ɡ伞钡淖非笫恰爸?、孝、信、勇、仁”。據記載,花郎學習的內容與中國儒學密切相關。三國統一后,儒家思想成為韓國政治的重要參考。研究資料顯示,高麗(A.D.918~A.D.1392)的第十三代國王“宣宗”發展了儒家思想,他致力于王道政治,使儒家思想在高麗人的生活中深深扎根。他制定了宗廟、社稷、籍田等國家制度,并組建了國家最高教育機構“國子監”(高麗時期,儒學教育的最高機構),施行科舉制度。理學與實學的發展促進了儒家思想在韓國不斷發展。縱觀歷史,朝鮮時代(A.D.1392~A.D.1910)是儒家思想在韓國發展的全盛時期。朝鮮王朝建立后,隨著儒家理念與經典的復興,朝鮮的法典編纂水平也有所提高。設立“成均館”(朝鮮時期,儒學教育的最高機構)后,實現了學校教育與人才培養。當時,儒家思想在朝鮮學術與文化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世宗大王(訓民正音的創始者)按照儒家禮儀規范,編纂了書籍,并廣施仁政。同時,在天文、地理、醫學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訓民正音”(1443年朝鮮世宗大王領導創制的朝鮮文文字)最具代表性。“訓民正音”是根據周易的陰陽五行與宋朝的理學,實現了儒家學術思想的最偉大的作品?;仡櫄v史,中國的儒家思想在韓國傳播、吸收、變化、發展,給韓國帶來了很多影響。雖然隨著社會發展,儒家思想的形式與內容不斷變化,但其基本理念已在韓國根深蒂固,成為了韓民族精神的根本。
三、儒家思想對現今韓國的影響
第一,韓國幾千年來一直奉行文明禮讓、尊老愛幼等儒家思想。隨著時代變遷,韓國的家庭結構雖發生了變化,但儒家形式的教育地位仍無法撼動。韓國儒家思想基于家庭和睦理念,十分重視“敬愛”?!熬磹邸敝搁L輩以寬容之心對待晚輩,晚輩要尊敬長輩。韓國人通過家庭成員之間的“敬愛”,促進了家庭和睦與團結。父母子女相互信賴,兄弟姐妹互相支持,強調父母情、夫妻情、子女情、兄妹情。以家庭人性教育為基礎,可培養子女對父母盡孝、生活正直、待人有禮、遵守秩序,有德行。在當今韓國,父母教孩子“孝”與“慈”,這深受儒家思想影響。韓國的“孝”以中國儒家思想為核心,比起學問,孔子更重視做人,做人的根本是孝。孔子倡導“入則孝,出則悌”,即在家孝敬父母,在外慎重處事,在人際關系中要誠實守信??鬃舆€強調,培養仁慈之心,應基于父母子女之情盡“孝”?!靶ⅰ笔堑碌母?。儒家最重視的就是“孝”,韓國也深受“孝”思想的影響。韓國人認為盡孝是家庭和社會所有品格中最基本的。孝以儒家思想為基石,并不斷在韓國社會和韓國人精神生活中進行著滲透?!靶⒔洝?a href="http://www.shiyuli.com/haowen/237400.html" target="_blank">中的“身體發膚,受之父母”是指盡孝的首要任務是珍愛自己的身體。父母總是很擔心子女的健康,若子女患病,父母會心疼。所以從朝鮮時代,人們為了保存父母給予自己的毛發和胡子,蓄發留須,現在人們也同樣愛護自己的身體,認為讓父母為自己擔心或傷心是做子女的不孝,所以把自己的身體看得很重要,就是為了讓父母放心,這就是孝道。第二,孔子在論語中多次強調“孝”。“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即侍奉父母時,若發現父母有錯誤之處也要謹慎指出,即使父母不認同,也要對父母恭敬,不能違背父母的意愿,更不能抱怨父母。韓國人在做大決定時,十分重視父母的意見,如升學、結婚、就業等。特別是結婚時,一定要得到父母的認同。人們常說“結婚不是兩個人的結合,而是兩個家庭的結合”,雖然時代變了,但受儒家思想影響的韓國年輕人在做重大決定時,還是會聽從父母的意見,不想違背父母的意愿。第三,孔子強調“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即父母在世時,不要離開父母,若不得不離開,一定要告訴父母自己的去向。子女令父母擔心就是違背孝道,所以要告知父母去向。如在韓國,家中的長子婚后也與父母一起生活,侍奉父母。每天下班后向父母請安,報告一天的事情。子女成家后雖然可以自己單過,但和父母一起生活的話,能更好地侍奉父母,是盡孝的一種表現方式。家庭是最小的社會單位,家庭和睦對社會和諧有很大影響。盡孝是家庭和睦的要素。人只有愛家,才能熱愛自己的祖國。韓國從家庭中的“孝”教育逐漸形成團隊意識,為社會發展奠定了基礎。
(一)儒家思想對學校教育的影響
韓國十分重視道德教育,所以儒家的道德準則給國民的文化心態帶來極大影響。韓國接受儒家道德,進行具有東方文化特色的學校教育。儒家思想作為學校德育的核心,“三綱五常”(儒家道德標準,三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夫為妻綱;五常: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妻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教育,且是將大韓民族的氣質形象化的重要內容。此外,韓國的教育理念中也滲透著儒家思想。韓國光復后,經歷過幾次教育理念的變更。第一階段是民族和民主主義的教育理念。民主理念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這種理念的樹立受儒家思想影響。儒家文化在家庭,集體和社會中,強調相互尊重,對韓國民主主義觀念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第二階段是弘益人間的教育理念?!昂胍嫒碎g”,即將好處弘揚于人間,是韓國建國神話中最基本的思想?!昂胍嫒碎g”與儒家主張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和博施濟眾、修身安己的思想相似。第三階段是國民教育的制定和新教育理論的確立。國民教育中再次強調國民倫理,繼承傳統和改革并行。這一時期的教育核心是儒家思想的集體觀念。第四階段是人性化、信息化、世界化的教育理念。在社會信息化、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下,韓國學校的教育宗旨是開發學生的個性與素質。個性教育使學校把德育放在重要位置。也就是說,韓國各個時期的教育理念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響。韓國學校把儒家倫理道德的內容融入到小學、初中、高中的教育理念中。學校道德教育的實踐,以傳統道德教育及儒家思想的德育為本,十分重視個人修養。韓國人從小學習道德倫理教育,課程名稱是“正經的生活之道”。重點在于培養學生在生活中品行端正、誠實守信、尊重生命、節制有度、潔身自好、謹言慎行、以禮待人、善良寬容、勇于擔當、團結合作、忠效報國、推陳出新等。這樣的倫理教育可以幫助學生形成責任意識,提高團結協作能力。韓國的德育十分重視人際關系與禮儀教育。在初中的道德課文里強調三綱五常的基本知識,重視禮儀的訓導。在韓國有許多長幼有序的禮節,如向大人打招呼時,應保持禮儀,低頭打招呼;吃飯時,一定要大人先拿起勺子吃飯,孩子才能吃;年輕人在公交車上給老人讓座等。韓國從小學到大學一直實施上述含有中國儒家思想的禮儀教育方式。韓國學生接受這種儒家思想教育,提升了思維能力和價值判斷能力。
(二)儒家思想對社會的影響
第一,儒家思想不僅在韓國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中廣泛地滲透,在社會教育中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韓國社會十分重視共同體理念,在特定的人際關系中十分重視儒家的職責和本分,希望所有人都忠于本分,履行自己的義務。韓國公司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對公司職員進行共同體意識教育,改善了企業內部的倫理關系、企業觀、勞動關系等經營理念。進入資本主義時期后,韓國企業在自由企業制度下的持續發展獲得了巨大成功,韓國企業健康的經營環境和優秀的企業發展環境都得益于儒家思想的影響。韓國公司通過命運共同體的企業觀,將企業比作一個家庭,像家人一樣對待公司職員,就是儒家思想精神的體現。第二,韓國公司重視勞動關系的和諧。在西方,公司招聘職員時,只以求職者的能力作為評價標準。但在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的韓國,招聘時,不僅重視員工的能力,也重視人性。還有韓國公司以儒家思想的長幼有序為基礎,在公司內部形成嚴格的上下級關系。韓國公司十分重視員工的工作經驗,加薪或升職時首先考慮這兩點。韓國企業加強福利制度,強調“我們是一家人”的理念,公司和員工為了謀求更大的進步,共同承擔責任。這樣的勞動關系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第三,韓國企業提倡家庭共同體主義,形成了集體感經營模式。經??吹礁邔宇I導穿工作服下車間慰問,或在員工食堂與大家一起吃飯。在公司營造了家一樣的氣氛,打造互幫互助、和諧共生的企業文化。在韓國企業的經營理念中,可發現儒家思想的存在。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朋友有信”,即在企業內部,要重視人際關系,和諧相處、長幼有序、尊重上級、誠實守信。儒家思想深深作用于韓國企業的共同體意識,為韓國社會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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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儒家思想 現代女性 成人教育 發展契合
【中圖分類號】G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5)02-0032-02
一 研究價值
1.中國新時代女性表現出高學歷、高追求的特點
經濟的快速發展,三口之家的增多,女性家庭地位越來越突出,社會責任越來越大,家庭角色、社會角色、自我角色出現沖突。儒家“民本”“寬政”“憂國”“忠君”等思想喚起現代女性參政、議政的意識。
2.傳統文化的女性被壓抑,現代女性的新觀念與之沖突
傳統的儒家文化對女性強調“三從四德”“女子無才便是德”。顯然這些傳統的儒家思想早已落伍,現代女性更多的是強調以獨立姿態立足于社會。
3.成人教育可以化解這一沖突
成人教育即“擔負對社會角色的人所進行系統、持續的學習活動,其目的在促進知識、態度、價值和技巧上的改變?!蔽覀兛梢酝ㄟ^女性成人教育有效地結合中國儒家傳統文化思想,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從而對女性進行教育,開設各種有意義的課程,開拓她們的視野,讓她們認清自身的社會地位及其社會價值,準確給自己定位,處理好社會角色、家庭角色間的關系,從而達到促進其自身的發展,使其集中華傳統女性的優良美德和新時代女性的特點于一身,為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做出卓越的貢獻!
二 傳統儒家思想對中國女性的有利影響
傳統是人類心靈在歲月的溝壑中慢慢積累而成的“特殊的社會文化信息系統”。儒家思想對女性最重要的影響體現在婦德、婦言、婦工、婦容等方面,即儒家強調所謂的“婦道”上。作為女性,婦女操守“婦道”的重要表現在尊老愛幼、和睦鄰里、從一而終等方面。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家庭觀念也隨之加強。在新的形勢下,家庭的發展和穩定,無疑會促進社會發展和穩定。于是保證家庭新秩序,成為中國當代社會發展的一個重大課題。在傳統儒家思想影響下形成的家庭模式,正好適應這一需要。在儒家倫理要求中,子對父母,可以集中到一點就是孝?!叭酥?,莫大于孝”,父母對孩子需要慈,孝與慈能協調父子、母子關系。妻子對丈夫以柔,夫對妻要以和。“尚中貴和”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反映了中國人對待人與人、人與社會及人與自然的態度。中庸是儒家的一種主張,不善不惡之人之本性,待人接物采取不偏不倚、調和折中的態度。從人性上來講,就是人的本源,人的根本智慧本性。在儒家思想中,“中”被視為一條處理客觀事物矛盾的普遍法則和踐行標準。人們按照“中”的法則行事就不會犯錯誤,即“中行,無咎”。在這種倫理道德的影響下,女性應不斷地修身正己,按照儒家思想進行品德修養、完善人格。
三 如何有效地利用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教育現代女性
1.開設相應課程,開拓女性視野
通過開設豐富多彩并具有現代意義的課程讓女性認識新時代中傳統觀念對女性要求的新內涵。賢妻良母是傳統文化中對女性的最高要求和評判尺度。賢妻是妻子要為滿足家庭的需要而存在,良母是女性作為母親應按照一定的道德規范教養孩子成才。賢妻良母在現代社會仍被認為是評判女性的一個重要標準。女性不僅對家庭而且對社會都應盡到責任,同時兼顧生活和事業的雙重任務?,F代女性更多的是看重家庭和事業兼顧,她們不僅擁有自己的工作,有獨立的經濟來源,而且在家里也是勤勞苦干、教育孩子。她們既是有理想、有追求、有目標和工作能力的強者,又是現代家庭的好妻子、好母親和好媳婦。
2.營造弘揚傳統儒家思想的社會大環境和重視傳統儒家思想的教育
雖然儒家思想對女性要求限制較多,但不乏為現代女性借鑒之處:如強調女性要溫柔賢良、夫妻間要舉案齊眉、做母親要有奉獻精神等。我們可以通過融會貫通現代女性的獨立精神和創造智慧,教現代女性學會處理人際關系、解決家庭困惑、戰勝性別歧視,從而獲得更高的幸福指數。也可以開設女德班――將儒家思想的精華和現代女性的獨立、智慧相互融合,教女性學會處理人際關系、解決家庭困惑、戰勝職場性別差異,促進其明確自身定位,即明確自身的社會定位,對女性的品格特征和能力的明確定位。要培養和增強她們的女性主體意識,要引導她們克服自身的依賴性和盲從性,給她們獨立思考和獨立行動的能力。
3.提升女性自身道德素質的自覺性,培養對傳統文化的興趣和愛好
現代女性在生活和事業打拼中,往往出現兩個極端:一種是依附男人生存,精神和經濟都不獨立,生活不見得幸福;另一種則是精神和經濟完全獨立的女性,但由于其在工作上和家庭生活中都比較強勢,生活幸福的也不多。真正幸福的女人往往是會處理工作和家庭之間的關系,既擁有自己的事業,又能做好賢妻良母。所以在現實生活中應注意培養和提
升女性自身的修養,培養自身的素質與興趣愛好,從而促進自身更好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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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儒家思想;文化;語文教學
儒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戰國時期,是影響力極深的中國古代文化。語文教學常會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對儒家思想的影響進行分析和把握,有助于學生樹立文化觀。
儒家學說為春秋時期子所創,倡導血親人倫、現世事功、修身存養、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其核心是“仁”。經歷代統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學的發展和傳承,儒家學說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作用,在春秋時期之后,中國文學都受到其影響??鬃娱T下弟子三千,因而總結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溫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師”“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等??鬃痈缓笫雷鸱Q為“萬世師表”。“崇文”、注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華人的基本價值觀之一。總的來說,儒家思想毫無疑問是中國文化的來源之一。
一、認識儒家文化對語文的影響
儒家思想是指以孔子和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二人確有一定的師承關系,但思想上如何一脈相承從而共同形成為一個學派,學術界意見不一。
從這里看,孟子就是孔子之后的儒家學派代表人,孔子的思想對孟子影響更深。這說明教師和學生之間應有思想的影響,教師所教學的目標對學生來說是很重要的,由《論語》里面中的詩句“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可以看出教師和學生也存在一定關系。
除此之外,論語里面的詩句,在語文教學中頻繁出現,有的成為千古名句,對學生的影響極其深。重要的是,教師要了解儒家文化在語文教學中的作用和意義,對學生因材施教,讓學生健康成長。
二、多背誦,了解儒家經典名句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習儒家經典名句,需要學生積極地思考?;谌寮椅幕凸诺湮难晕牡奶攸c,學生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儒家名句的學習需要積累,特別是需要不斷背誦常出現的名句,對特殊的名句要細品,并把名句的意境體會深刻,不斷積累同儒家文化相關的知識,形成良好習慣。
三、儒家名句的積累品讀
教師以校園文化為背景,用儒家思想精粹引導學生關注人生、感悟生活,完善自我人格。在語文教學中,以《論語》讀本和選修課為抓手,巧用課堂,拓展探究,分類歸納,適當地把儒家經典《論語》中的思想精粹引入到學生的作文訓練中,以提高學生作文文化品位和思想深度。對于儒家名句的教學,教材要做到以下幾點,積極幫助學生學習:巧用課堂,拓展探究;理解背誦,學以致用;分類歸納,豐富積累。
四、儒家文化在教學中的傳承
文化是有價值的東西,對人的精神會產生影響。在教學中,教師要用儒家精神激勵學生發奮圖強。思想文化不僅是一個國家的象征,也是一個民族不斷發展的源泉,只有好好把握文化的內涵,才能建設好社會主義事業。面對全球化文化浪潮的沖擊,人們對儒家文化現代價值的探討與思索也越發激烈和深入。教師要號召學生積極學習,把優秀文化傳播下去,并傳播出去。
五、儒家文化的教育價值
孔子無疑是中國最偉大的教育家。他興辦私學,推動平民教育的發展。孔子的思想在后世的發展中起到積極的作用,好多大哲學家和思想家都受到儒學的感染,特別是一些哲理性的問題??傊?,在語文教學過程中,儒家思想文化的意義和作用是不可以忽略的,是值得學生學習和體驗的。
參考文獻:
【關鍵詞】儒家思想 德育 實踐
【中圖分類號】G6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9682(2011)09-0114-02
儒家思想產生于先秦時期,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傳統道德觀念的基礎和核心。雖然它的發展道路經歷了曲折和坎坷,但因其博大精深,強大的生命力卻日益凸顯,從某種意義上說,儒家文化及其價值觀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代表,關于做人、處世和治學的名言早已深入人心,并在潛移默化中傳布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儒家文化的一些核心價值觀今天已經成為我們整個民族道德的基礎、精神的指引和靈魂的歸宿,儒家先哲為我們提供的那些精微深邃的思想仍然啟示著人們。
在儒學的二千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它與教育的關系一直密不可分,歷史上的儒家圣賢孔子、孟子、朱熹等,既是偉大的思想家,又是終身的教育家,因此,儒家思想中本身就包含著教育觀,它對于今天從事教育的我們,仍然具有相當的實際應用價值。儒家學派的圣人孔子,其思想核心是“仁”,有一種解釋就是“人”,特點是注重人的因素,突出人的地位,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與情感的聯系,即“以人為本”。隨著“以人為本”的思想滲透到了教育領域,班主任的教育角色也發生著相應的變化,從學生的教育者和管理者轉變為學生發展的指導者和促進者。在學生的德育教育中,如何結合時代特征,從儒學的思想寶庫中去尋求智慧,成為值得我們探究的一個課題。我們在擔任學生管理工作的實踐中,有意識地將一些儒家思想的理念和方法引入學生的德育教育中,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一、以人為本,以儒家思想塑造學生的基本素質,培養學生“愛人、感恩、知書、達禮”。
1.愛人、感恩,是學生為人處世必須具備的基礎。
孔子思想體系的理論核心是“仁”,“仁者,愛人”(《論語•顏淵》),它是孔子社會政治、倫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標準,也反映了他的教育觀。仁體現在教育思想和實踐上是“有教無類”,春秋時代學在官府,孔子首開私學,弟子不問出身貴賤敏鈍,均可來受教,因此孔子號稱門人三千,其中既有顏回之類的賢者,亦有宰予之類不可雕的朽木,體現了他的“泛愛眾”精神。
在今天,教會學生愛自己,愛別人,推己及人,由親親而擴大到泛眾,成了我們非常迫切而重要的任務。因此,我通過開展課外閱讀、主題班會、社會實踐等多種方式,喚醒、發掘學生的愛心,從而改變學生的精神面貌,因為“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在實踐中我們還發現,能愛人,必然會感恩。感恩的“恩”字,按照《說文解字》的說法,本來意思就是“惠”,而“惠”的意思就是“仁”,所以,感恩就是一種仁愛的精神。只有懂得愛的人才會懂得珍惜,才會善待自己、善待他人,用感恩的心去面對每個人,父母養育了你,親朋支持了你,老師教育了你……我們感受到的生活中那些美好的東西,無一不是以感恩為基礎的,甚至可以說感恩是建立一切人際關系的基礎。學會愛人、感恩,為學生具備完善的基本素質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2.知書、達禮,為學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必備條件。
孔子教育自己的兒子孔鯉說,“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不學《詩》,就不會講話,不學《禮》,就不會立足于社會。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禮”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道德規范和生活準則,對中華民族精神素質的培養起了重要作用。
掌握知識,懂得禮節,這是一個社會人安身立命的基礎,在當今的教育中同樣應該提倡。雖然今天的學生所接觸到的信息浩如煙海,但我們仍有必要汲取古代先賢的智慧。因此,我在班上要求學生每周至少兩個早讀讀背古詩文名篇、《論語》等,后來又結合學校開展的學習《弟子規》的活動加強學生的禮儀規范的培養,從內(品性道德)外(知識技藝)兩方面對學生進行熏陶,學生的整體面貌日新月異地得以改善。
二、以人為本,以儒家思想培養學生的道德品質,教會學生“為人謀而忠,與朋友交而信,事父母而孝,待眾人則恕”。
1.以誠立身,誠信待人,這是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品德。
“吾日三省乎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論語•學而》)其中忠乃表現于與人交往中的忠誠老實,信指待人處事的誠實不欺,言行一致的態度??鬃訉ⅰ靶拧弊鳛椤叭省钡闹匾w現,是賢者必備的品德,凡在言論和行為上做到真實無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這實際上說的就是一個誠信的問題,儒家代表的傳統道德將誠信作為人的一種基本品質。對于每個人而言,“誠信”是立身之本、處世之寶。人生在世,必須不斷學習知識,但僅有知識是不夠的,還必須有正確的價值觀去指導。“誠信”精神就是培養人的高尚道德情操、指引人們正確處理各種關系的重要道德準則。個人以誠立身,能做到公正無私、不偏不倚,講究信用,就能守法、受約、取信于人,就能妥善處理好人與人、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因此我在班級管理中,堅持實事求是、提倡誠信、獎勵誠信,對撒謊、隱瞞、欺詐、弄虛作假等行為加重處罰,樹立了良好的班風。
2.事父母而孝,為培養學生的傳統美德奠定基礎。
“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論語•學而》)弟通“悌”。“孝”是父子之間的愛,孝不僅限于對父母的贍養,還應著重對父母和長輩的尊重;“悌”是兄弟姐妹之間的愛。“孝”、“悌”即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尊敬師長,是孔子處理家庭關系的道德規范,是“仁”的根本。
現在的學生,尤其是一些條件優越的獨生子女,以自我為中心,不考慮他人感受的現象并不少見。因此在教學中,我通過多種方式,如計算自己一個學期的花銷、回憶父母為自己做過的最感動的事情、寫一封家書、布置“感恩親情,回報父母”家庭作業等一系列活動,引導學生孝順父母,走向成熟。在活動的過程中出現了不少感人的場面,許多學生都有觸及心靈的體會,收效遠超我的預期。
《論語》中還提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保ā墩撜Z•學而》)可見,在智育和德育中,孔子把后者放在第一位,我們今天的教育理念正是與之一脈相承的。
3.行忠恕之道,提倡學生用寬容善良的心來對待他人。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敝遥褪恰凹河⒍⑷耍河_而達人”(《論語•雍也》),即“自己希望站得住,也讓別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行得通,也讓別人行得通”。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即“自己不愿意的,也不強加于人”,即寬恕、容人之意。“忠恕”即將心比心、推己及人,是孔子提出的實現“仁”的方法。
人都有私心,而學生因為心理不成熟,難免會在學習、生活中存在一些心態失衡現象,心胸狹隘、互相猜忌,甚至演變成矛盾和沖突。針對這些情況,我要求學生按以下方向來努力:一是嚴于律己,每天反躬自問功過得失,對自己要嚴格要求,而對于他人,則要寬以待人,我反復強調能否嚴格要求自己是將來人生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二是“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里仁》),對照他人的行為來了解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做出正確的選擇;三是換位思考,充分全面地了解他人的感受,從而更多地理解別人、寬容別人。這幾點措施的施行非常有效,學生之間的關系越發融洽,整個班級的凝聚力進一步增強了。
三、以人為本,以儒家思想提升學生的精神境界,引導學生“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保ā抖Y記•大學》)古代那些要使美德彰顯于天下的人,怎么實現理想呢?首先端正思想,然后完善自我修養;完善自我修養后,家庭整頓有序;家庭整頓好了,然后國家安定繁榮;國家安定繁榮了,然后天下平定。它為我們指出了一條理想的人生之路:一個人應該先對自身進行修養,以自我完善為基礎,然后建立家庭,家庭和睦后才能治理國家,最后才能平定天下,是幾千年來無數知識者的最高理想。用孔子的話來說,就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修己不是目的,通過修己獲得人生境界的提升,從而更好地造福于百姓、造福于社會,這才是目的。
身處當今社會中的學生,雖面臨著巨大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但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仍然是人生不變的理想之道,我結合時代特征對學生如此闡述與要求:“正心”,要調節好自己的心境,要有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為家人、為社會、為國家創造良好精神和物質財富的心意,要有先自己(營造自己、保全自己、富強自己)、后家人、后社會、后國家的序列觀,這是一個人的品格(人品)問題;“修身”,要塑造自己良好的基本素質、高尚的道德品質,這是一個人的才能(水平)問題;二者共同構成一個人自身的社會客觀存在,是一個人的內功問題;“齊家”,發展自己,然后惠及家庭,美滿和諧的家庭是一個人幸福的重要保證,要以自己良好的品行影響人、教化人;“治國”,自己要有自己的事業,要有服務于社會公正的社會責任感,這是一個人的人品和才能發揮與社會表現問題;“平天下”,要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境界,是一個更高境界意義上的服務社會、效忠國家的問題。若能如此實踐,實現理想、成功、完美、和諧的人生指日可待。
儒學文化作為傳統道德觀念的基礎和核心,反映了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風貌和精神特征,對現代社會仍具有深遠的影響。儒學思想在長期的德育實踐中積累了大量積極向上、行之有效的德育內容、德育方法、德育理論等,這里我們只涉及到中國傳統德育理念的一點皮毛,略窺門徑,卻已收效甚豐。當代中國的德育要想適應時代的變化和發展,提高德育的實效性,就必須更好地與中國傳統文化對接起來,吸取傳統德育理念的精華,將其“根”深深植入中國傳統文化肥沃的土壤里,只有根深,方能葉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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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九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處都有與儒學有關的遺跡,如紀念孔子的“大成殿”、專修儒學的“明倫堂”等等。在漢城的成均館,至今每年春秋都舉行隆重的“釋奠大祭”,祭奠孔子及其弟子以及韓國的儒學大師。這項祭孔活動被韓國政府注冊為韓國國家級的“第85號重要的無形文化財產”。成均館大學教授林鶴璇還花了整整三年時間,整理出17種古代祭孔舞譜,并在此基礎上創編了祭孔舞蹈―文廟佾舞,使成均館的祭孔儀式更具有一層尊圣的含義。
儒家的“克己復禮”和“忠孝”思想,給韓國文化留下深刻印跡。在韓國,長幼之間禮節很多。長輩要抽煙時,小輩應當趨前遞煙點火,顯示恭謹。小輩與長輩同桌飲酒時,小輩要給長輩斟酒敬酒,自己喝時則要轉頭往后“悄悄地”喝。小輩見長輩,下級遇上級,都要鞠躬為禮。每逢中秋節、春節等傳統大節,小輩向長輩敬大禮、賜祝福,至今是韓國民間流行的禮節。
韓國已沒有帝王,不必再忠君,但子女仍要對父輩盡“孝道”,聽從父母之命、長輩之言。在儒家思想影響下,韓國人重血統、講親情,努力維系以血緣為中心的大家族。很多韓國年輕人認為,離開父母自己去過小家庭生活是不道德的。進城謀生的成年人,周末或節假日也會返回老家看望年邁雙親,以盡“孝道”。
不過,韓國的男尊女卑現象比較嚴重,體現了儒家思想的另一種影響。韓國的中高級女性官員和女性企業家鳳毛麟角,各種重要崗位絕大多數為男性所占據。很多做丈夫的一下班就下館子飲酒,妻子卻得做家務和教育子女。韓國大家族中的長媳過年過節時要為全家人做飯、刷鍋洗碗。
回顧韓國30多年來的經濟騰飛歷程,雖然將大量西方先進科技、文化、制度為我所用,但其根基仍然深植于儒家文化之中,這突出表現在尊敬上級、忠于集體、團隊精神、家長式領導等韓國企業文化理念上。此外,韓國企業文化還淋漓盡致地表現出儒家“中庸之道”的特點:個人主義讓位于集體努力;極端手段讓位于協商妥協;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高于生硬的條條框框;個人之間的感情溝通勝于公事公辦的理性說教……
既然吏治的關鍵在人,銓選德才兼備的官吏便成為歷代歷朝統治者的最高原則;但以什么樣的標準來衡量德和才,在先秦以前并未形成固定的模式。一來因為先秦諸子百家思想活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自成一派,相互激蕩,不存在哪一流派占據主導地位;二來因為國家處于分裂狀態,統一和反統一的戰爭頻仍,各諸侯國都為生存而急功近利地邀攬人才,選任官吏的標準多變而難以形成相對穩定的制度。自漢朝建立后,隨著國家海內一統,統治者為了長治久安,開始考慮建立一整套選拔官吏的行之有效的用人制度,以利于國家的管理。
中國的選官用人形成一種制度經歷了一個過程。漢朝初年,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僚可以選子弟到京師為郎,叫做“任子”;擁有資產十萬錢而又非商人的人,也可以候選為郎,叫做“貲選”。郎是皇帝的侍從,掌“守門戶,出充車騎”,可以補授別的官職。漢初的選郎方式,為當時的地主階級子弟出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階梯。但是這種以官僚家庭成份為背景或者以財產為條件的選官方式,未必都能得人,所以還是不能適應日益加強的專制王朝的需要。到漢惠帝以后,朝廷又在各郡縣推選“孝弟力田”,復免這些人的徭役,讓他們“導率”鄉人。文帝詔“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這種詔舉也多從現任官吏中選拔。無論選孝弟力田或舉賢良等,都還沒有成為正式的制度。
到漢武帝即位時,漢朝經過近七十年的休養生息,地主階級的統治已經得到鞏固,社會經濟有了新的發展,至此,漢初以來一直崇尚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再也不能適應統治階級的需要了。主張加強君主集權,實現大一統的儒家思想便起而代之,受儒家思想影響的用人制度也就相應建立起來。武帝之初,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了“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漢書·董仲舒傳》)的主張。這個主張包括歲貢和定員,對象有吏有民,在制度上比文帝時的詔舉較為完備。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冬十一月,漢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漢書·武帝紀》)。這就是舉孝廉用人制度的開始,也就是察舉制度,即要求各郡國每年都要選舉出在當地享有孝順名聲和行為清廉之士,推舉到中央以備擔任官職。在舉孝廉察舉制度初行的頭幾年,許多郡國執行不力,有的郡不薦一人。所以漢武帝又規定,二千石“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漢書·武帝紀》),用來督促舉孝廉這種用人制度的實行。武帝以后的兩漢時期,孝廉一科成為士大夫仕進的主要途徑,被舉的孝廉多在中央政府的郎署供職,熟悉朝廷的行政事務,再經過考核,可由郎遷為尚書、侍中、侍御史,或外遷縣令長丞尉,再遷為刺史、太守等。
由此可見,舉孝廉是漢現和培養官吏預備人選的一種用人制度。其重大意義在于:首先,它打破了過去由大官僚子嗣和大富豪壟斷官位的局面,為國家儲備了更多干部人才,統治者可以在較大范圍內按自己的意旨選擇稱職的官吏,這對于加強專制皇權,鞏固其統治發揮了重大作用;其次,舉孝廉的對象包括了許多沒有家庭背景的平民百姓,使他們通過自身的努力,也有機會進入到國家機關任職,為他們求得更多的出路;再次,“孝廉”本身并不是一種官職,它僅僅是可以擔當官職的資格。這種資格認定是對人的內在素質的肯定,重視的是被舉孝廉的人所具有的內在品德修養和才干,突破了過去的只從外部看家庭出身,而不管是蠢才還是人才的痼疾,把官吏的任用放在了選取人才上面。可以說,舉孝廉作為用人制度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有利于國家的有效管理和政權的鞏固。
舉孝廉的核心是確立了一種選人的標準,即以“孝”定人。孝,是儒家傳統文化的一個概念,在其思想體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孔子在《論語》中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孝在孔子那里首先被當作一種家庭倫理觀念來使用,強調了子女對父母的孝順??鬃舆€進一步說“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也”,把孝與仁聯系起來,使孝成為實現仁這個終極目標的根本手段。后來,曾子又將孝發展成為一種抽象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準則,使其成為道德總和,天經地義的原則。《大戴禮記·曾子大孝》說:“民之本教曰孝。夫仁者,仁此者也;義者,義此者也;忠者,忠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禮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薄洞蟠鞫Y記》還把孝道與忠君聯系為一體,說:“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边@就意味著忠已經被納入孝的范疇,忠君已成為孝的一部分,孝在這里已上升到政治層面了。孟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全面繼承了孔子以來的孝道思想,并將孝悌作為德性的最高表現,由此推向“孝治”的思想境界。而在漢代受到推崇的《孝經·開宗明義》更是說:“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明確將行孝與“事君”結合在一起。《孝經》指出,假若能夠以孝治天下,便會得到“萬國之歡心”、“百姓之歡心”,達到“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的地步。同時,在儒家看來,一個人只要有了孝道,在行為上自能做到清廉,而不會胡作非為。
正因為儒家思想中的孝已不再僅僅是一種家庭倫理的道德觀念,它可以成為治理天下、管理國家的政治指導思想,因此,在漢武帝全面接受儒家思想為正統的國家思想后,便以是否具有孝道來評判官吏是否擁有管理好國家事務的資格。舉孝廉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漢武帝鄭重推出,并形成比較規范的選拔任用官吏的用人制度。兩漢時期,盡管朝廷選拔官吏的途徑很多,如舉茂才、賢良方正、文學等,還興辦太學培養人材,以及直接拜官的“征辟”,但舉孝廉始終是預選官吏的主要途徑。由舉孝廉而產生了許多著名的政治人物,漢末的曹操、李密等都是孝廉出身??梢姡e孝廉在當時還是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以至到了清代,人們對舉人仍稱為孝廉公。
摘要:公元6世紀前后,中國的儒家思想隨著遣唐使和學問僧傳入到日本,從政治、思想、道德、習俗上對日本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進入武家社會以后,由于儒學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遂被吸收改造成為了武士階級的道德規范――武士道,后又經過歷史的沉淀,成為其民族精神和軍國主義擴張的思想基礎。本文將就入學傳入日本所發生的變化以及對武士道的影響作一個簡要的探討和分析。
關鍵詞:武士道 儒學 相互影響
中圖分類號:G1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10-0000-01
一、儒學在日本的傳播
隋唐時期,通過學問僧和遣唐使的到來,大量的儒家經典從中國傳到了日本。公元604年,深受中國儒家思想影響,對中國燦爛文化推崇備至的圣德太子,以儒學為中心,摻雜法家、道家、儒學思想,制定了全由中國儒家經典成語編成的政府施政方針《十七條憲法》。到公元701年,日本大寶元年,日本天皇為了鞏固儒學,參考唐代制度,又制定了大寶律令?!洞髮毬闪睢穼θ鍖W在國家教育中的地位、組織體制和教學內容都有明確規定。把儒學作為貴族子弟在大學的必修課程,并明確將《孝經》、《論語》、《禮記》等儒家經典列為大學的必讀書目。奈良、平安時代,儒學更為昌隆,天皇救封孔子為“文宣王”,命各地祀孔。政府詔令每戶人家須藏有《孝經》一本,使儒學越出上層社會,進入尋常百姓之家,成為維持社會穩定的教化手段。
在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7),由于德川幕府的保護和儒學者們的努力,儒家思想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逐漸滲透到上從大名武士、下至商人和農民等普通老百姓的心中。儒教成為當時日本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封建主義的道德思想變得更成熟、更穩固了。而儒學在其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可見,日本儒學是從中國儒學吸取滋養、以中國儒學的發展為原動力而逐步成長的。然而,日本儒學又不是中國儒學照相式的翻版,而是經日本文化改造的變形物。它反映了日本傳統文化的民族性特質,并對近現代日本人的思想觀念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二、中日儒學的差異
中國的儒學傳到日變化逐漸發生了嬗變,這使得日本儒學和中國的儒學有了較大的差異,總體來說日本儒學對于儒家經典有著不同的理解。
首先,中國儒學把仁、義、禮、智、信作為最重要的美德,其中“仁”是擺在第一位的。而在日本,“仁”從未獲得像在中國那樣的地位,“忠勇”是武士階級信奉的儒學德行,這反映了日本當時社會的需要。臣下對主君的忠誠是以‘禮”和道”為前提條件的,孔孟以后的儒學者也未放棄這種思想,因此,在官僚制的中國,當主君‘失德”或是“不義”時.臣下可以單方而地斷絕君臣關系、打倒主君、建立新的王朝。
對“孝”這個觀念,中日兩國也是大相徑庭,在中國,‘孝”主要包括對父母生前的敬養、死后的安葬與祭祀。雖然朱熹說‘誠守父母之業,而不至破壞,乃孝順也’,但是,‘家業’,的保持與存續并不是“孝”的核心‘孝”的核心是維持并擴大血緣關系。而日本卻不同。在日本,維持并擴大家業要優先于血緣的存續.被認為是‘孝”的核心。由于對‘忠”‘孝”觀念的理解不同.中日兩國對‘忠”‘孝”兩者關系的認識也就截然不同,在中國“孝”是“忠”的基礎。在中國,‘孝”是道德的根本,為政府所提倡,為禮會所崇尚然而,在日本,‘忠”比‘孝”來得更關鍵、更根本。為了主君可以犧牲所有的一切,甚至可以犧牲父母、孩子和兄弟,顯而易見.‘忠”的觀念成為日本封建思想道德的核心,是一種用國家主義來提倡忠孝一致的倫理觀念。
中國學者從來就不強調“勇”在個人修養中的作用。如于孔子說:“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辈⒉豢桃鈴娬{勇敢,培養勇敢。而日本的儒學則把勇敢作為一個主要的美德,讓武士階層推崇和奉行日本以“忠勇”為中心的儒學重情感、重實行的特征,既是日本文化傳統的產物,又是其表現。它貼近人生現實,所以其道德影響力極大。吉田松蔭等幕末一些倒幕志士,以“忠勇”為精神支柱投身明治維新運動,即其明證。
三、儒學與武士道
武士道也稱士道,是日本封建時代武士階級所特有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方式。武士道一詞在鐮倉時代還不曾出現,它最初由來于武士們在日常生活和軍事生活中的直接經驗,是由一系列當時被稱為“武者之習”、“弓馬之道”等習俗、慣例和常規所混雜在一起的實踐道德。到了江戶時代,經過儒學理論的改造,長期以來一直作為習俗、慣例和常規發揮作用的武士道發展成為系統的士道理論。新渡戶稻造(1862―1933)就曾經在《武士道》書中指出:“至于說到嚴格意義上的道德教義,孔子的教海就是武士道最豐富的淵源”可以說,新渡戶稻造的這個觀點最能直接說明武士道與儒學的關系。
武士道作為武士的意識形態,在它的形成初期,是一種以“利”與“名”為出發點的功利主義道德觀。盡管其初衷具有很強的功利性,而“惜名不惜死”,把名譽看得比生命重要,這本身就是一種“高尚純粹的理想”。它成為當時武士社會中普遍流行的習俗,這就是所謂的“坂東武者之習”或“執弓矢者之習”。鐮倉時期武士道的特征,表現為對主君的絕對忠誠(《平家物語;),不顧身命的剛勇(《源平盛衰記;),重名知恥(《源平盛衰記;),而成為既通武道也修文道,辨文理,明是非的武士(極樂寺殿御消息;)則是鐮倉武士的理想??傮w來說早期的武士道,它只是以武士生活習慣為基礎的道德準則,雖然包括一些中國儒家的道德信條并以禪宗作為精神支柱,但還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梢哉f近世以前的武士道是習慣而不是理論。
這種原始的粗陋的“武者之習”“兵之道”等實踐道德在江戶時代經朱了學的理論武裝而成為精致的士道,從而達到封建武士道發展階段的最高水平。這其中起關鍵作用的是山鹿素行。(1622――1685)他把儒家思想與白鐮倉時代以來形成的“武者之習”、“弓矢之道”結合起來,提出了具有新體系與新內容的士道論。所謂士道就是將過去武士經驗主義的行為準則和精神情操用儒家思想改造成理論化、系統化的武士道。除此之外,儒家的“誠”在近代日本也受到了很大的重視,并將之視為倫理道德的根本和基礎。在素行看來,如果沒有“誠”做基礎,武士對主君的“忠”以及一系列道德觀念和修養都將變得虛偽而沒有意義。
在近世的武士思想中,以山鹿素行的士道論為代表的“以人倫之道的白覺為根本,進而以在天下實現人倫之道為武士職分的思想”,一般被稱為士道,亦稱新武士道,日本學者稱之為“道的覺悟”。另一方面,繼承鐮倉時代以來重死輕生的傳統,堅持認為武士道就是死之道的思想仍然存在,這種以“死的覺悟”為道德基礎的武士觀念一般稱之為武士道,或稱舊武士道。
但在20世紀30年代以后,隨著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越來越猖撅,《葉隱》思想受到高度重視,其影響越來越大,“武士道就是死之道”成了法西斯軍國主義政府教化軍人為其賣命的思想工具。武士道便越來越偏離儒家學說“仁”的核心,逐漸被異化成為軍政府進行侵略擴張的思想工具,這不得不是令人遺憾的。
四、結語
從以上分析可知,日本儒學是以中國儒學為母體逐漸發展而成的,中日兩國的儒學存有許多共同點然而,山于日本特殊的國情,日本民族在吸收中國的儒學時也進行了很多的取舍。使得日本儒學具有了自己的特色。然而,不論日本儒學再怎么具有特色,它也終歸是在中國儒學的推動下不斷發展和成長起來的。對此,就需要我們客觀的分析看待,取其精華去其糟泊,才能更好的研究日本文化,正確把握武士道思想的內容和本質,這將會有利于國人提高對日本文化的認識,為中日關系發展提供助益。同時,還可以使國人深入了解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淵源,加強對其軍國主義的復活保持必要的警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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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魏晉 世說新語 論語 儒家思想
中國傳統文明被稱為儒家文明,中華民族被稱為禮儀之邦,悠悠數千年中國歷史,儒家成為中國思想史上占據主導地位的思想流派,儒家思想的精髓已經深深植入了中國人的血脈之中。然而,儒家思想穩固的統治地位卻在魏晉時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不多見的大動蕩大分裂大混亂時期,政權更迭極其頻繁,戰亂頻仍,權貴爭權奪利,百姓流離失所。然而,這一時期,卻也是中國思想學術界大放異彩的時代。儒學獨尊地位被動搖,老莊之道重新得到尊崇,佛教影響日益廣泛,糅合儒道兩家的玄學興起。正如宗白華所言:“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地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這是強烈、矛盾、熱情、濃于生命彩色的一個時代。”面對黑暗痛苦的社會現實,由于儒家名教無法改善現狀,知識分子開始質疑儒家思想,轉而推尊道家思想,追求個人價值的張揚和現世的享受,他們清談、縱酒、服藥,舌吐蓮花,品藻人物,沉溺于詩酒之間,追求末日的狂歡。南朝宋臨川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正是這樣一部記錄魏晉名士奇言異行的“百科全書”。
《世說新語》是由劉義慶及其門客搜集整理前代資料編纂而成的一部志人小說,全書分36門,以類記事,共1100余則,主要記載漢末魏晉名士的言談舉止、奇聞軼事、喜好習慣,容貌氣度,廣泛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狀況、經濟生活、文壇風尚、民間習俗、自然山水等,魯迅先生稱之為“可以算作一部名士底教科書”,素來被目為魏晉風流的最好證明。然而,我們依然不難從中尋覓到儒家思想和儒學經典的深重烙印。本文試圖從思想內容上概論《世說新語》對《論語》的傳承,并探討其原因。
一、《世說新語》在思想內容上對儒家精神的繼承
1.重視人物德行,推崇品格高潔的賢人君子,張揚舍生取義的精神
《論語》中大量內容塑造了孔子理想中的圣人和君子的形象,是否擁有美好的德行是孔子進行人物評判的重要價值標準。“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和小人的一個重要差別就是君子關注自己的德行修養,而小人貪戀個人私利。
品德高潔舍生取義的事例在《世說》中頗不少。《世說新語·德行》第5則中,李膺稱贊荀淑、鐘皓二人的見識和品德:“荀君清識難尚,鐘君至德可師。”《德行》篇第9則中,荀巨伯探友時遭遇胡人軍隊的進攻,關鍵時刻,他不肯丟下朋友獨自逃生,因義氣而舍生求死,甚至因此感動了“胡賊”得以保全全城?!兜滦小菲?3則中,華歆在緊急時不肯拋棄素不相識的求救者,同樣是激于義氣。種種事跡,無不符合儒家典籍中“舍生取義”的思想原則。
2.推崇積極進取、兼濟天下的名士
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和孟子周游列國,積極游說各諸侯,推行儒家學說,以拯救天下人為己任?!妒勒f新語》中記錄了大量以隱逸山林為樂的隱士,但其中也不乏積極進取,兼濟天下的名士。《世說新語·德行》的首則就描寫了一個“言為士則,行為世范”的名士的榜樣——陳蕃,言其有“澄清天下”之志;第4則中的李膺亦是“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堆哉Z》篇第31則中,當南渡過江的其他知識分子都感嘆“山河之異”物是人非的時候,王導卻勃然變色說:“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以光復天下為己任的王導,在《世說》中出現的次數不可謂不多,卻極少有負面形象,可見在劉義慶的內心深處,對這樣積極進取兼濟天下的名士基本還是持褒揚和維護態度的。
3.一定程度上尊重禮儀規范
儒家思想的核心目的是以仁愛思想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從而構建和諧穩定的社會秩序與規范。為形成上下有序君臣和諧的社會秩序,孔子屢次在著作中強調禮儀規范的重要性:“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嵌Y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等等。
《世說》中疏狂怪誕放蕩不羈的名士雖然很多,然而,尊重禮儀規范循規蹈矩的典范人物也不少見。
《方正》首則中,陳紀當面指斥父親陳寔的朋友不守信不守禮儀:“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绷攘葦稻湔f得友人大為羞慚,可見在時人心中,無信無禮絕不是什么光榮的事。同樣是陳紀,當他遭遇父喪時,因為哀慟過分,形銷骨立,母親偷偷給他蓋了一床錦被,郭林宗就立刻指責陳紀行為不合禮儀,并引用了《論語·陽貨》第21則“宰我問喪禮”的典故:孔子認為“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而在居喪期間“食夫稻,衣夫錦”這種行為是不能容忍的。郭林宗正是根據孔子對喪禮的禮節標準來要求陳紀,因而不悅地拂袖而去。此事流傳開來之后,甚至賓客都有一百余天不來陳家吊唁。如果魏晉時期真的是人人都以任性違禮為榮,絕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樂廣曾經笑言“名教中自有樂地”,言語中流露出對放誕行為的不以為然。《任誕》第2則中,阮籍在母喪期間肆無忌憚地飲酒吃肉,何曾就指責他這種行為不合禮制,“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即使司馬昭身為皇帝,也不能公開說阮籍不合喪禮的行為是對的,只好聲稱阮籍有病,此舉合乎喪禮,以此來搪塞何曾??梢姰敃r禮教規范的觀念相當深入人心,魏晉名士放浪形骸的行為只是對禮儀名教的一種有意識的叛逆和反抗。
4.稱揚發自真情實感的孝親忠君行為
忠君孝親的觀念一直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內容。孔子非常重視孝順父母敬愛兄長,據統計,《論語》中“孝”字使用頻度高達19次,“弟”(悌)字高達18次。孔子認為忠孝一體,孝子一般情況下不會事君不忠,“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孔子提出“其事上也敬”是君子之道的標準之一。在家孝順親人長輩,在朝效忠君主,是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組成部分。
《世說新語》所肯定的,是《論語》中提到的,發自內心真情實感的忠孝行為?!墩撜Z·八侑》記錄了孔子對親人喪禮的態度:“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比起繁復奢侈的喪儀,發自內心的哀戚和痛苦才是最重要的。在《世說》中,我們可以找到很多踐行孔子這一觀點的例子:王濟生前喜歡聽驢鳴,孫楚心傷友人之死,干脆在眾目睽睽之下學驢叫;王戎在喪子之痛后發出了“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鐘,正在我輩”的著名慨嘆;阮籍在母喪期間,不遵禮儀,照樣飲酒吃肉,但傷心到極處,長號一聲,嘔出血來,形銷骨立,神情憔悴。他們看似怪誕不可思議的行為實際上是對孔子所推崇的“寧儉,寧戚”的孝悌觀念的發展,他們對待親人朋友的死亡,都是發自內心的哀傷痛苦。
先秦儒家的忠君觀念在《世說新語》中也有所傳承。例如謝玄北征時,因為別人說他好戰是因為“好名”,謝玄怒而厲聲說:“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為名”。他明確提出大丈夫出生入死的目的就是事君事親?!堆哉Z》第6則,陳紀面對客人的提問,毫不客氣地稱自己父親是忠臣孝子,言下頗有為父親自豪之意。《自新》第1則稱贊周處改過自新后“終為忠臣孝子”;《言語》第21則中,孫皓問諸葛靚:“卿字仲思,為何所思?”諸葛靚的答案是:“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边@層出不窮的例子恰恰說明,忠臣孝子依然是世人傳統觀念中的理想追求,即使是在老莊之道極為繁盛的魏晉時期,儒學的河流也始終不曾斷絕。
5.屢屢推崇周公、孔子、顏回等儒家代表人物
魏晉名士素來被目為“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風流人物,《世說新語》一直被視為如實記載魏晉風流名士風度的一部書,然而,值得玩味的是,《世說》中不止一次地稱頌過周公、孔子、顏回等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謝尚八歲時聰明穎悟,被當時在座的客人視為神童,被比作孔子最得意的門生顏回,謝尚立刻毫不客氣地回敬說:“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在座的又沒有孔子,怎么知道我就是顏回?語下頗有點傲視群英的意思。孫放字齊莊,他對庾亮的解釋是自己要向莊周看齊,庾亮問為什么不仿效孔子,孫放說孔子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實在難以企慕。陳紀把父親陳寔和袁公比作周公和孔子,稱贊他們“強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的行為,無論是他的比喻本身還是陳寔的行為,都是完全符合儒家價值標準的。可以說,在魏晉名士和編纂者劉義慶的心目中,盡管他們仰慕老莊飛揚狂放灑脫不羈的風采,儒家和周孔在他們心中的崇高地位依然根深蒂固不可動搖。
二、《世說新語》儒學淵源深厚的原因
1.時代的變遷和政策的影響
魏晉六朝時期,由于政權更迭,社會動蕩,思想文化領域呈現出大解放的局面,儒學的統治地位被動搖。然而,由于以“三綱五常”為主要框架的儒家倫理觀念有利于穩固社會秩序,凝聚民心,因此,儒家思想的流傳始終未曾因此斷絕。
《世說新語》成書于宋文帝劉義隆當政期間,相比魏晉時期,從劉宋王朝開始,名士們疏狂不羈的魏晉風度已經明顯減少。據統計,在長達一百卷的《宋書》中,記錄魏晉風流的名士言行只有二十多條,這與劉宋王朝重視儒學的政策有密切關系。據《宋書》記載,元嘉年間京師開辦儒學、玄學、文學、史學四館,以儒學館為四學之首;此外,宋文帝本人也曾下令 重修孔子墳墓,并多次親臨國子學。當政者對儒學的重視和扶持態度非常鮮明,劉義慶本人作為宗室,自幼也接受過儒學教育,不可能不受到這種儒學思維慣性和政治政策的影響。
2.名士內心的痛苦矛盾
魏晉時期,政治風云變幻,社會混亂動蕩,戰爭不斷,人人顛沛流離,朝不保夕,面對殘酷黑暗的現實,人們由關注煙云般易散的名利富貴轉向關注個人生命價值,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我。而司馬氏集團大力推行的“以孝治天下”并非真正的尊崇儒家,只是一種強化統治鉗制思想的重要手段,這恰恰加速了知識分子對司馬氏所謂“名教”的背離和反抗。
然而,表面上的疏狂放誕不合流俗并不意味著內心的自由,魏晉名士故作放達的舉動只是對現實的一種無聲反抗,他們外表風流瀟灑,內心深處卻潛藏著難以言說的痛苦和矛盾。他們自幼深受儒家學說熏陶,而儒學卻無法改變眼前殘酷的現實;他們渴望忠君報國兼濟天下,統治者卻以酷厲嚴苛的手段處置了一批又一批不合作的知識分子,讓他們望而生畏。作為文人的傲骨氣節和外界污濁的現實產生激烈沖突,他們既不愿在強大的皇權面前俯首稱臣,也無法真正超脫世俗之外,只能揮霍享樂,佯狂避世,以縱酒、服藥、清談、隱逸、任情來麻痹自己。然而,由于幼受儒家思想影響,他們無法真正忘懷現實,他們反對的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名教,而是司馬氏集團推崇的被異化的名教。阮籍的兒子阮渾曾試圖模仿父親的言行,被父親禁止,而嵇康更是在《家誡》中諄諄教誨兒子如何自保避禍,如何做官。連最離經叛道的嵇康和阮籍都不許兒子效仿自己,可見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并不以自己的放浪形骸為榮,深厚的儒學積淀依然是他們心中最初的家園。
既然如此,《世說新語》中同時存在“忠臣孝子”的名士和風流任性的名士也就不足為奇了??梢哉f,忠臣孝子依然是名士們最初的追求,而佯狂縱酒追逐享樂不過是他們不得已而為之的避禍手段而已。
3.儒道兩家的相通和玄學的興起
一般而言,儒家經世致用,道家玄遠飄逸,儒家追求入世,道家講究出世,但儒道兩家并非絕對對立,在儒家經典中,我們也不難找到帶有道家出世色彩的內容?!墩撜Z·先進》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篇章中,孔子所贊賞的曾點的志向,正是近乎道家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孔子還提出“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闭J為國家無道還照樣做官發財是可恥的。《論語》中對隱居不仕的伯夷叔齊等人并未貶低,反而給予極高的贊賞,可見儒家對道家隱逸思想并不完全否定。魏晉興起的玄學正是利用儒道的相通之處,以儒家思想注解道家經典,以道家思想解釋儒家經典,希望由此實現“儒道合一”的理想。玄學的興起、儒道兩家的相通都促使名士在崇尚自然追求隱逸的同時,依然無法超脫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并在日常生活的言行中流露出來。
結語
自漢末至兩晉,晦暗動蕩的社會現實導致知識分子無法實現他們“內圣外王”的理想追求,又不愿屈從于統治者的意愿,遵循那已經被異化了的“名教”;他們只能退而求其次,以佯狂縱酒、清談服藥等種種看似荒誕不可思議的行為,對黑暗的社會現實進行無聲的抗議,以維護自己高潔的品性和傲岸的氣節。這種在后人看來極為詩意浪漫的行為,對他們而言其實是相當痛苦的。他們試圖在詩酒和自然山水之間尋求個性的張揚,追尋個體生命的價值,然而,他們卻始終無法掙脫緊緊捆綁在自己心上的精神枷鎖,無法忘懷最初的兼濟天下的夢想。《世說新語》正是這樣一面如實反映魏晉名士言行舉止和精神世界的鏡子,它既映照出了魏晉風流灑脫不羈的表面,又從細節處反射出名士們內心深處厚重的儒學淵源和入世追求。窮途而哭的阮籍替無數魏晉名士哭出了他們心中的辛酸和痛苦,傲骨錚錚不事權貴的嵇康最終也無法擺脫遭嫉被害的下場,正如幾百年前的孔孟終其一生都無法實踐他們的仁政理想一樣,魏晉名士始終在殘酷的現實、入世的理想和出世的追求之間奮力掙扎,試圖尋求一個平衡點。盡管他們最終還是被現實被強權所打敗,但他們在抗爭現實時表現出來的落拓不羈和寧折不彎的高傲卻是后世許多知識分子所企慕的。那是一個,黑暗如磐,卻有燦爛光華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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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武士道;儒家思想;仁;異化
武士道被譽為日本民族之魂,原本只是“武士”這一特殊階層須遵守的道德原則,而后逐漸發展擴大,近代以來甚至成為整個日本民族的道德準則、日本傳統文化的象征。在其主體“武士”階層早已消失的今天,武士道仍然發揮著不容小覷的作用。而作為日本獨特文化代表,究其思想根源的話,卻是與中國的儒家思想淵源頗深。武士道的代表著作無一不深受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熏陶,凡是致力于研究武士道的日本人,無一不在談論中國文化、儒家思想。而研究成果表明: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儒家思想是武士道的理論基礎。本文將主要從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中所引用的儒學經典入手,探討武士道與儒家思想之間的淵源,并著重探究其中之差異。
一、《武士道》與儒家經典
《武士道》作為近代武士道研究的經典,自1899年在美國出版英文版之后,大受歡迎,先后多次再版,并陸續被譯成多國語言。該書探討了武士道的道德體系,其中直接或間接引用了大量儒家經典。在其第二章,新渡戶稻造論述了武士道的淵源,除去佛教、神道等,孔子的教誨即儒家思想被認為是武士道的最豐富的淵源。年輕人以孔子、孟子的著作為必備教科書,成年人則不僅是要了解,而且更要去踐行之,即以孔、孟的教誨作為價值標準和行動準則。但他同時認為五倫等基本的人倫道德,并非完全來源于儒家思想,而是在此之前就已經被日本民族所認識到了的,只是借助于儒家思想得到了確認。儒家思想為原本就已萌芽的日本人的人倫道德提供了理論支持,使其具體化、形象化、理論化。新渡戶稻造一方面承認儒家思想對武士道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又否認武士道完全照搬于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傳播使得原本不成文的、口傳的格言找到了理論依據,變得“名正言順”。
縱觀《武士道》一書,直接引用共16處,其中《孟子》9處,《論語》2處,《大學》3處,《中庸》2處。此書共17章,具體論述武士道德目的章節有8章,直接引用共14處,占全書直接引用的絕大多數。此外,另有多處間接引用。如:“孟子也大為稱贊忍耐和堅忍。他在某處寫了這樣意思的話:“雖然你來侮辱我,又奈我何,你的暴行污損不了我的靈魂””;①“還有在另一處他教導說,因小事而怒,君子之所愧,為大義而憤怒,此為義憤”;②“老子教導以德報怨。然而教導以正義z直{報怨的孔子的聲音卻遠比他響亮?!雹鄣鹊?。
綜上所述,新渡戶稻造通過引經據典來為構建其武士道道德體系提供理論依據,可見儒家思想與武士道之間的淵源頗深。不僅僅是新渡戶稻造,山鹿素行、吉田松陰、井上哲次郎等著名的武士道論者的儒學觀雖然因為時代的改變而有所不同,但都未能脫離儒家思想的影響,在此由于篇幅所限不再一一贅述。
二、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道德體系
新渡戶稻造通過引用儒家經典來論述了武士道的道德體系:義、勇、仁、禮、誠、名譽、忠義、克己等,并把它們融合成為一個相互補充相互聯系的整體。其中最核心的當數忠義,以它為核心把各種封建道德粘合成一個井然有序的體系;義是安身立命之本,是武士的決斷,與勇同屬于武德;勇是武士的生存之道,是敢于為了義不惜犧牲生命的精神;仁被譽為“最高的美德”,使人避免陷入黷武主義;禮是對他人的內在情感的外在表現,是尊重,但未被置于首要地位;而誠又是禮的前提條件,沒有誠,禮便失去了內涵而變得滑稽可笑;名譽“在于各人克盡其本分”,是伴隨武士身份而來的權利與義務,比生命還寶貴;與其他德目不同,忠誠是獨具特點的。與中國的儒家強調以孝為先的思想不同,日本人把忠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具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克己被認為是勇與禮的結合,其頂點則是自殺。在新渡戶稻造所述的武士道德目當中,忠是核心,仁、禮、誠可歸為“文”,勇、義則為“武”,名譽及克己則為“文武兼備”,這幾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武士道的道德體系,其中又以忠、義、勇為核心。
關于武士道的具體德目,國內外研究各有不同論述。但是忠、勇、義、禮、名譽等是大多數學者所共同認可的武士道的德目,其中“忠”被大力推崇,而“仁”則很少被納入武士道的德目之中。有些研究當中雖然提到了“仁”,但并未將之置于重要地位,從而“仁”并未被納入日本主流的武士道精神之中,只是處于邊緣位置,可謂“仁”之弱化。
而在中國的儒家思想當中,“仁”是被置于第一位的,是最核心的道德,是一切道德的基礎。這與武士道的“仁”是大不同的。
三、武士道的“仁”與中國儒家思想“仁”之差異
如前所述,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道德體系當中,位列前三的是忠、義、勇。而在中國的儒家思想當中,以“仁、義、禮、智、信”為核心,其中置于第一位的當數“仁”。在儒家經典《孟子》、《論語》中,出現次數最多的是“仁”,遠遠高于“忠”的出現頻率??梢?,“仁”在中國儒家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絕對優勢。
與大多數武士道論者的論述不同的是,在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道德體系當中,雖然排在忠、義、勇之后,但是“仁”被譽為最高的美德、最高尚的精神,獲得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并且,在新渡戶稻造直接引用的16處儒家經典當中,其中有一半都是用來論述“仁”,下面我們來具體分析。
在第五章“仁――惻隱之心”的第一段,新渡戶稻造共引用了儒家經典5處。
1)“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报D―《孟子?盡心下》
2)“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孟子?離婁下》
3)“君子慎德為先,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才此有用。德者本也,利者末也?!报D―《大學》
4)“上好仁而下不好利者,未之有也。”――《大學》
5)“仁者人也。”(原文為: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中庸》
以上5處儒家經典,都是在論為君之道,講的是對統治階級、對君主的要求。只有實行仁道、得人心的君主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才能得到天下。這是在告誡為君者要先立德方能得人才,愛人方為“仁”之本。新渡戶稻造直接引用以上孔子、孟子的言論旨在說明“仁”是為君者的“最高必要條件”,這與引用的以上經典原義是有出入的。儒家思想的“仁”基于“愛”,是道德之本,可謂是做人的最低必要條件,與新渡戶稻造所言“為人君的最高必要條件”完全是兩個極端,顯示了“仁”在武士道道德體系和中國儒家思想中的地位截然不同。
另外,第三段當中引用“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毙露蓱舻驹煺J為這樣就可以把人民的心聲與君主的意志融合起來,從而跨越了西方國家所推崇的民主主義與其所批判的極權主義之間的鴻溝,那么武士道擁護的極權主義也就具有了合理性??梢?,新渡戶稻造通過引用經典意在為日本的父權政治辯護,這是對儒家思想的曲解。以上經典的原義應為:所謂民之父母,應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這是對君主的要求,要體察民意并順從之。而新渡戶稻造所謂“民眾輿論”與“君主意志”的融合,則是強調民眾對君主的順從,將對統治階級的要求直接異化成為了對被統治階級的要求,與儒家思想背道而馳。說到底新渡戶稻造的所謂“最高的美德”的“仁”旨在為民眾對君主的無條件的“忠”提供道德教化而已。
通過以上論述可以看出,雖然新渡戶稻造大量引經據典,肯定了其他武士道論者所不曾重視或論及的“仁”,但是通過與儒家經典原文相對照可以看出,其中不乏對儒家經典的誤解或曲解。所以多處引用并不能證明武士道之“仁”與中國儒家思想之“仁”相等同,反而暴露出二者的差異。對此,魯思?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寫道:“中國的倫理學把“仁”作為檢驗一切人際關系的試金石?!雹芏啊叭省痹谌毡臼潜慌懦庠趥惱眢w系之外的德目,喪失了它在中國倫理體系中具有的崇高地位。”⑤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只是披上了儒家思想的外衣,其內在之根本仍是“武”,而并非“儒”,所以它強化“忠”而忽視“仁”就在情理之中了。
四、結語
本文主要探討了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中直接引用的儒家經典,并著重探討了“仁”。如前所述,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的確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響,但是鑒于其對儒家經典的多處曲解或誤用可以看出,其旨在借用中國的儒家思想這一優勢文化來武裝日本的武士道,強化其教化功能。尤其是武士道對“仁”的弱化和異化導致其遠遠偏離中國的傳統儒家思想。
國內許多學者都曾就儒家思想與武士道的淵源展開論述,毋庸置疑,儒家思想在武士道的發展過程中的確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從傳統武士道向近現代的新武士道的轉變過程中為其提供了理論基礎,對武士道精神的普及功不可沒。雖然武士道的德目很多與中國的儒家思想是相同的,但僅僅是“同名”而已,其內涵和外延都大相徑庭。武士道論者借用儒家思想推動了武士道的合理化與普及,但由于內在的本質區別,同屬于儒家文化圈的中國和日本卻走上了“一文一武”完全相悖的兩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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