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制度的重要價值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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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制度的重要價值范文

一、失地農民權益的含義

一般地說，權益(right)是指“在社會中產生，并以一定的社會承認作為前提的，由其享有者自主享有的權能和利益”。農民權益是指“農村居民作為社會成員、國家公民享有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教育、衛生及社會保障等各種權利和應得的利益”。農民權益總體上包括政治權利、經濟權益和社會權益，其中政治權利是基礎，享有充分的政治權利，是農民享有充分的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的前提。由此，失地農民權益即是指“失地農民應該享受的不容侵犯的權能和利益，包括經濟、政治和其他與土地相關的權能和利益”。

在我國現階段，失地農民問題是伴隨著農民權益受損而凸顯出來的。因為土地的喪失導致農民的基本權利的缺失，這已經成為他們可持續發展的重大障礙。承認并正視失地農民所承受的不公正待遇，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保護其基本經濟、政治、社會等權益，是中國社會全面進步與和諧穩定的關鍵所在。因此，當前如何保護失地農民的權益問題，是事關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問題。

二、失地農民權益倫理關懷的現實必要性

（一）保護失地農民權益是基于社會正義、維護社會公平的需要

現階段，隨著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加快，失地農民的數量迅猛增長。農民與土地被迫分離開來，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失地農民被迫面臨著生活、身份、就業等各方面的轉型。而在這些轉型過程中，他們往往處于天然的弱勢地位，其原本貧弱的經濟、政治、社會權益及與土地相關的諸多權益均又因土地的喪失而受到嚴重的侵害。失地農民在社會中的弱勢地位彰顯了社會公平與正義的缺失，導致其權益難以得到有效的保護。

對失地農民權益的保護，既是社會問題，又是倫理道德問題，是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公正或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是衡量社會文明與進步的標志。人人共享、普遍受益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基本宗旨，因而維護和保證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應該是社會公正的首要規則。但是，在工業化與城市化建設過程中，失地農民在作出巨大貢獻的同時，還經受著各種不公正的對待。對于失地農民而言，由于他們在城市化進程中只完成了職業轉換并沒有完成身份轉換，因而他們仍不能取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地位并享有同等的權益。這嚴重背離了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社會發展宗旨，也違背了社會公正的原則。因此，我們必須對失地農民的合法權益保護問題給予高度關切，這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是解決社會正義、維護社會公平的需要。

（二）保護失地農民權益是維護社會穩定、建設和諧社會的需要

農民權益保護問題是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工作。一直以來，土地是民生之本，為每一個農村居民提供生活保障和基本福利。在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健全的現實之下，土地對于農民的社會保障作用不容忽視，這是維護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在目前工業化和城市化建設的過程中，侵犯農民合法權益的現象時常發生，比如集體上訪、暴力沖突等農村群體性的事件屢見報端，這種狀況將成為社會和諧的隱患，極大地阻礙和諧社會目標的順利實現。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農業、農民問題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中的重要突出問題。沒有農村的和諧、穩定，就沒有全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因此，必須對失地農民的合法權益給予切實、高度關注，充分維護好作為弱勢群體的失地農民的合法權益，讓其充分享受到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所帶來的成果，讓其失地后依然能夠安居樂業，只有這樣才符合和諧社會建設的目標。保護失地農民合法權益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對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三、失地農民權益保護路徑的倫理價值選擇

農民失地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時代進步的需要，而失地農民問題的出現則是現階段工業化與城市化過程中的“非常態性”問題。這就告訴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并處理好工業化、城市化與失地農民正當權益之間的關系，讓農民失地但不“失權”與“失利”，讓失地農民真正成為工業化、城市化的受益者而不僅僅是參與者、建設者甚至犧牲者。在我國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今天，我們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本著以人為本的理念，在制度的設計、政策的制定中真正體現公平正義。

（一）公平公正――土地征收制度的價值定位

公平公正是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同時也是市場經濟的本質內涵和要求。當一種土地征收制度剝奪了農民個人平等的社會、經濟發展機會，使其生活的處境更加惡化時，就明顯地暴露其道德和正義缺損。因此，土地征收制度在公平公正價值基礎上的重新定位已迫在眉睫。建立公平公正的土地征收制度，首先必須體現在對失地農民的補償問題上。

第一，補償原則公正。目前，我國法律法規雖然明確規定了征地補償條款，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大多是采用不完全補償原則，各地征收標準混亂、無據可依，失地農民權益受侵害的現象嚴重。為保護失地農民權益，在征地補償上，首先應確立以市場補償為標準同時又向失地農民傾斜的公正補償原則。

第二，補償標準公平。首先，從地區差異考慮。我國東部、中部、西部地區之間存在著生產力發展水平、生活標準等多方面的差異，因此，在征地補償標準的確定上也應該考慮到這些因素，以做到公平公正。其次，從市場機制方面考慮。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城市化建設進程的加快，公益性用地逐漸向市場化靠攏，商業性用地也徹底市場化，因此我們應建立市場化的補償制度。

征地補償涉及失地農民的生存權、發展權，這是“最大的人權”，合乎倫理的土地征收制度必須保持公平正義這一最基本的價值準則，社會成員對這一制度具有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平等權利，這是衡量政府制度安排合理性的內在尺度。

（二）自由發展――二元戶籍制度終結的倫理訴求

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是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的特殊產物，改革開放后已完全不適應新時期我國社會的發展。二元戶籍制度從本質說是將城鄉居民分成了兩種不同的社會身份，這樣的身份使兩個群體面臨著截然不同的命運，這些命運背后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倫理缺失日益顯現出來，即它違背了公共制度公正平等的基本倫理精神。正如美國著名倫理學家約翰?羅爾斯所言：“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一種理論，無論它多么精致和簡潔，只要他不真實，就必須加以拒絕和修正；同樣，某些法律與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

當前戶籍制度改革勢在必行，從制度倫理的角度看，公正、平等、自由應成為其改革的倫理基礎。失地農民是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下的犧牲品，他們在失去土地的同時還失去了一個平等的身份，一個平等的權利，失去了被公正對待的機會，也失去了自由的發展空間。制度只有在能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提下才是值得肯定的，當制度成為社會進步及和諧發展的障礙時，必然表現為一定的倫理悖論或倫理盲區。公平、自由原則是戶籍制度改革的倫理呼喚和內在基礎，只有人們的身份真正解放出來，人才能真正實現其社會權利，才能真正發展自我。所以，保護失地農民的權益需要我們從改革戶籍制度入手，還失地農民自由的身份，從制度上保障其遷徙自由、發展自由的權益，使失地農民能夠盡快地融入到現代化的城市生活之中，以適應城市化建設的需要，更好地促進城鄉和諧發展。

（三）補償正義――權益救濟保障機制的正義前提

第2篇：社會制度的重要價值范文

關鍵詞：正義；原初狀態；平等原則；差別原則

中圖分類號：B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1-0261-02

約翰·羅爾斯：美國當代著名的新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倫理學家。1971年發表其傳世之作《正義論》，此書的發表，引發了一場關于正義問題的大辯論，在哲學、倫理學和政治哲學等領域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被大多數社會和政治哲學家視為最有代表性的、系統的當代自由主義理論。

社會正義觀是羅爾斯政治哲學思想的核心，正義既是人們社會理想的組成部分，又是調節社會利益沖突的重要手段。在此意義上，羅爾斯認為，“正義的基本主題就是社會的基本結構，或者說得更準確些，就是主要的社會體制分配基本權利和義務以及確定社會合作所產生的利益分配的方式。”正義是社會制度的基礎，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 [1]。

一

關于原初狀態的假設是羅爾斯正義原則的理論起點。“原初狀態當然不可以看做是一種實際的歷史狀態，也并非文明之初的那種真實的原始狀況，它應被理解為一種用來達到某種確定的正義觀的純粹假設的狀態。這一狀態的一些基本特征是：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在社會中的地位——無論是階級地位還是社會出身，也沒有人知道他在先天的資質、能力、智力、體力等方面的運氣。”[1]可以看出原初狀態是一種介于先驗和經驗之間的理想處境，主要包括三種因素。（1）客觀環境或自然條件，其中包括在一定范圍的地理區域內存在著的眾多個人。（2）主觀環境或心理條件，其中包括個人的利益、需要和生活計劃等。（3）更重要的是“無知之幕”。無知之幕保證把所有能夠影響人們進行公正選擇的關于他個人及其存在于其中的社會的任何特殊事實、知識、信息都過濾過去。這些被過濾出去的東西包括:每個人的社會地位、階級出身、天生資質、理智能力等；每個人關于他自己的善的觀念、合理的生活計劃和心理特征等；每個人存在于其中的社會之政治、經濟狀況以及這個社會所能達到的文明程度和文化水平等。

既然每個人都被無知之幕遮掩而不知道自己的地位和能力，那么，他們一致同意的分配權利義務的原則便一定是正義的、公平的，“正義的原則是在一種無知之幕后被選擇的。這可以保證任何人在原則的選擇中都不會因自然的機遇或社會環境中的偶然因素得益或受害。由于所有人的處境都是相似的，無人能夠設計有利于他的特殊情況的原則，正義的原則是一種公平的協議或契約的結果”[1]。一句話，“正義原則得到證明，是因為它們將在一種平等的原初狀態中被一致同意。”[1]

因為無知之幕的遮掩使每個人都不知道地位和能力等實際情形如何。這樣，每個人在選擇正義原則時便都會萬分謹慎而必定從自己可能處于的最壞情形來做出決定，即按“最大最小值”做出選擇。“‘最大最小值’意味著‘最大的最小值’。這一規則使我們注意那種在任何計劃的行動中可能發生的最壞情形，并依此做出決定。”[1]這就是說，原初狀態中的每個人在選擇正義原則時，必將根據自己可能是地位和能力最低下的人來做出決定。

二

羅爾斯提出：“處在原初狀態中的人們將選擇兩個相當不同的原則:第一個原則要求平等地分配基本的權利和義務；第二個原則則認為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例如財富和權力的不平等）只要其結果能給每一個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會成員帶來補償利益，它們就是正義的。”[1]

第一個原則可概括為平等原則，它規定和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在羅爾斯看來，公民的平等自由權利的基本內容，大致“有政治上的自由（選舉和被選舉擔任公職的權利），及言論和集會自由；良心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個人的自由和保障個人財產的權利；依法不受任意逮捕和剝奪財產的自由”。而且，按照“平等原則”，“這些自由都要求是一律平等的；因為一個正義社會中的公民擁有同樣的基本權利。”[1]

第二個原則可以概括為差別原則，它“適用于收入和財富的分配，以及那些利用權力、責任的不相等或權力鏈條上的差距的組織機構的設計”[1]。這一原則就是要調節社會和經濟利益分配。因為社會的財富和收入的分配會因為社會、自然等因素而無法做到絕對平等；這就需要調節社會財富和收入的分配，使它合乎每個人的利益，特別是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同時，在機會公平的基礎上，權力地位和領導性職務必須向所有人開放，以便所有人都有可能進入權力地位和擔當領導性職務。

羅爾斯認為，正義的兩個原則不是等量齊觀而是按照“詞典式”先后次序安排的，即第一個原則優先于第二個原則。第二個原則中的公平機會優先于差別原則，只有在充分滿足了前一個原則的情況下才考慮后一原則。

第3篇：社會制度的重要價值范文

論文關鍵詞 貧富差距 收入分配 分配正義

收入分配制度是關系著一個國家國計民生、長治久安的重大問題。在經濟學領域中，分配制度是指勞動產品在社會主體中如何分割以及配給制度的總稱。在我國，分配方式一般劃分為按勞分配和按資分配，并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則。眾所周知，收入分配制度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石，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貧富差距的不合理擴大是社會動蕩的最大根源，如果放任差距的不斷擴大，不止影響了社會制度的權威和公正，甚至激化階層矛盾、造成社會階層的對立與沖突動蕩，使得社會不滿情緒、仇富心理滋生蔓延。可見，收入分配的問題已經成為了一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最根本問題。如果收入分配不平等，就會使一部分社會成員陷入貧困，甚至引發各種社會問題。由此，對收入分配正義性的探究成為了必然。

一、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理論

在法學領域中，分配平等即為分配正義，早在古希臘時期，偉大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就提出了分配正義理論。該理論中最主要的一個關鍵詞就是正義。他結合奴隸主階級統治的經驗教訓和當時社會實踐的具體情況作出了總結，提出了其獨特的正義觀。他認為，分配的正義是將恰當價值的事物授予有相應付出的人，一個合乎正義的政權則應該考慮到每一個收受的人的才德或功績。由此可見，分配正義是對社會的財富、榮譽、地位等資源進行平均的分配。這就需要立法者按照合理、正義的方式，按照一定比例來分配利益，分攤義務和負擔。也就是說，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和規則對相對應的公共資源進行分配，對于相同的情況要給予相同的對待，不同的情況給予不同的對待。

在亞里士多德的理論里，社會財富分配的最重要原則就是要遵循正義。一般而言，社會財富的分配會存在平均和不平均兩種情況，只有這種均等是位于“中點”的，才是其所主張的正義。亞里士多德還認為，在分配的過程中適用下列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按照完全平等的方式來分配，即對每一參與分配者一律分配給相等的資源財富，而不論他們的條件，如貢獻、需要、能力等。達到“數量”上的完全相等是這種分配方法的最終目的，亞里士多德認為，其中的“數量相等的意義就是指個人所得的相同事物在數目上和容量上與他人所得者相等”，由此可見，這種方法追求的是數字上的絕對平等；第二種方式是要求嚴格按照公平的原則來進行分配，這也是亞里士多德最為倡導的方式：“根據參與分配者個人的貢獻、需要、能力等條件來進行分配”——“比值”上的等量分配是這種分配方法所要達到的最終目的，由此，我們不難發現這是一種相對的平等，而非前一種方法是數字上絕對的相等。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學》中就列舉出了——“只有良好的出身、自由人的身份和財富才可以用作競爭官職的理所當然的根據”。也就是說認為的正義的分配制度應該是因人而異的，分配的衡量標準需要參考的因素是參與社會財富分配的人的價值，這種價值就包括了公民的血統、公民的財富地位、本人的品質和才能等各種因素。綜上，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的最終目的是不同價值的人在參與分配的時候，參與分配者獲得的應該是有分別的分配，如果兩人的價值是不平等的，那么他們在獲取財富、權利等事物時就不能被一視同仁。

從當代的角度來看，亞里士多德提出的分配正義理論是為了避免統治者對官職和財富進行分配的時候出現不平等和公民在城邦中的地位和財富有不正義的分化而提出的，與此同時，他還強調了不僅要嚴格禁止公職人員以權謀私，限制各種公職的任期，參與分配的榮譽也要受到相應的控制。亞里士多德認為，如果公職人員能夠利用職權來謀取私利，那么腐敗的現象必然會隨之出現，也就是說，一個公平的民主法治社會的建立，最重要手段就是防止錢和權之間的勾結。這也是今天我們仍在追求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此外，按照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思想，在追求公平的同時要兼顧效率——這就是我國現行的按勞分配制度為主，多種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模式。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理論放到當代社會這個框架中仍有不可忽視的局限性。其一，亞里士多德提出分配正義時期，古希臘城邦實行的社會制度是奴隸制和城邦制，所以在這個大的時代背景下亞里士多德提出的正義觀念就只是針對當時城邦的自由民，而非當時社會的全部，而今時今日在民主和人權觀念的影響下，正義的范圍必須涵蓋到社會的每一個公民。其二，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其正義觀并不是獨立于城邦生活之外的，他認為正義與人世息息相關的。然而，到了近現代，正義的概念越來越多地被專門用作評價社會制度的一種道德標準，被看作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 最后，亞里士多德分配正義理論的核心是“比值”平等分配的原則，并分析出會影響到分配正義的因素和條件，但是這也只是亞里士多德針對特定的人或者情況進行的思考，并沒有對分配正義所對應的時代背景和相關的制度進行分析，從而導致了其理論最終缺乏了獨立性。

二、對我國收入分配的正義性研究

以我國現行的經濟體制而言，構建和諧社會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正視分配的正義性。我國現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在國家和相關機構的宏觀調控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的經濟體制。我們要準確認識的是，市場經濟不是既定概念般的一種社會制度，只是一種經濟運行模式和對社會資源進行配置手段。市場經濟體制可以存在于各種不同的社會制度下。我國現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在國家和相關機構的宏觀調控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時候發揮出基礎性作用的一種經濟體制。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不難發現，我國現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明顯特征就是片面的追求效率，以致在一定程度上，難以顧及到分配的正義。面對這一問題，按照亞里士多德的理念我們應該如何在追求效率的同時，兼顧正義？

首先，在按勞分配中，關鍵的問題在于應該根據什么標準來區分和鑒定每個人的價值，這個標準應該由誰來制定？也就是說我們需要一個主體來對勞動者的貢獻進行準確的評價的同時，還應該有一套合理的公共決策機制。對此，亞里士多德認為參與分配的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屬性和價值——在某些方面要以數量平等為原則，而其他方面則要以比值平等為原則。舉個特殊的例子，腦力勞動中的知識貢獻應該如何評價，如何參與分配呢？筆者認為，知識是作為腦力勞動的成果參與分配的，也是一種按勞分配。眾所周知，一般的勞動成果都有一個壽命周期，專供一人或一個社會群體使用，因而這種勞動成果就只能一次性地參與按勞分配。但是，知識同時作為一種特殊的勞動成果，從理論上講，在有更新的知識將其代替、淘汰、推翻之前，其使用的范圍、時間和次數具有無限性。知識作為一種特殊的勞動成果雖然需要一定的載體，其載體也需要復制，但知識本身是不需要再生產，不需要再付出新的勞動的，簡單來說，一次性的腦力勞動成果，可以無數次獲得報酬。這也體現了亞里士多德的實現正當必須要在某些方面以數量平等，而另些方面則以比值平等為原則。

另一方面，在按資分配中，我國目前最為迫切的是找到一個方案來解決如何平衡資本和勞動間的關系，如果一味地為了使利益得到最大化，使得分配偏向資本家，則會犧牲勞動者的利益。這其中最為激化的一個問題是企業領導和員工的工資差距問題。按照亞里士多德的理念，分配的正義在于依據公平原則來分配，即根據參與分配者個人的貢獻、需要、能力等條件來進行分配。那么，企業領導和員工的貢獻和能力就成為他們參與到分配中的“資本”，而企業領導的工資收入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都高于企業員工，但這并不意味著企業員工的“資本”價格就低于企業領導，在這個前提條件下，這樣的收入分配就與亞里士多德的正義理念背道而馳了。實踐中，構建和諧的分配關系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共同課題，只要有勞資雙方存在的地方，勞資矛盾便無法回避。正視并化解勞資矛盾，對資本和勞動二者的關系進行良好的辨識，平衡勞資利益分配，才能使勞資關系得到平衡，使得效益達到最大化。

三、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理論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啟示

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理論旨在避免古希臘社會在官職和財富分配方面出現不平等的現象，以及由此產生的城邦公民在地位和財富方面出現分化而提出的。其理論強調應禁止公職人員以權謀私、合理管理各類榮譽的分配以及限制各類公職的任期。即有一個能體現公共利益的優良政體、有權力制衡的機制以及必須實行法治。可見，防止權力的濫用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首要目標，如此，政府才能充當公正的裁判者的角色，最大限度使弱勢群體獲得其應有的利益，政府機制才能呈良性運作，從而能建立起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

第4篇：社會制度的重要價值范文

關鍵字：差異教學；教育公平；個性差異

中圖分類號：G648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2-1578（2013）05-0005-01

約翰·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每個人都擁有一種基于正義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會整體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1]從教育的社會功能考察，教育系統有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減少來自社會邊緣和處境不利階層的兒童在社會上易受傷害的程度，以便打破貧困和排斥現象的惡性循環。差異教學，以適應學生個性差異，滿足學生學習需要，促進每個學生在原有基礎上得到充分發展目標，成為了課程改革的新增長點。在教育過程中，實施差異教學，也正是為了實現教育公平。

1.差異教學與教育公平

差異教學，在班集體教學中立足學生的個性差異，滿足學生個別學習的需要，以促進每個學生在原有基礎上得到充分發展的教學。它體現出了以人為本的教學思想，強調要立足于學生的個性差異，采用多種形式的教學內容、教學過程和教學成果來滿足學生不同的需要、學習風格或興趣等，給每個學生提供適合他們自身的發展方式，促進他們最大限度的發展。

教育公平是現實性和理想性、絕對性和相對性、平等性和差異性的辯證統一。教育公平的產生、發展與其社會歷史條件相一致，它是對社會現實的反映，也是對社會現實的超越，是社會現實和理想的統一。[2]同時，由于社會制度不同，個人生活其中的外在條件不同，以及個人的天賦不同，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總是存在的，所以絕對的公平也是不可能的。反映這種不公平或有差異性的現實的觀念以及由此制定的原則當然也是相對的。而且，教育公平作為一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受一定社會的經濟結構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的制約。在不同的社會時期，不同的經濟結構，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所反映的教育公平的內容，也是極不相同的。

2.差異教學中是教育公平的展現

教育公平的觀念源遠流長，追求教育公平是人類社會古老的理念。差異發展教學，是現代教學論研究的重要課題，是教育公平的很好選擇。它充分尊重每個學生的個性，滿足個人的學習需要，既是對每個學生的公平，也是培養學生社會公平意識的孵化地。

在教育過程中實施差異教學是提高教育質量，成為教育公平的必然選擇。人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目的，也是社會發展的結果。教育作為實現社會平等的偉大的工具，能夠顯著地改善人的生存狀態，促進社會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差異教學通過激發學生學習動機，拓展學生成功的領域促進教育公平。多樣化的學生結構需要差異教學，關注教學中的教育不公平現象，提高教育質量也需要差異教學。差異教學應該成為實現教育公平的必然選擇。差異教學通過科學測查，挑戰性的學習目標，開放性、可選擇的學習內容，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和活動，彈性的組織形式，多元化的評價等策略，有效地大面積提高教育質量，促進教育公平。[3]

差異教學，立足于學生的個性差異，充分尊重每個學生的個性，是對每個學生的最大公平。個性的獨特性發展是每個人實現自我價值的普遍追求，尊重差異是當代多元文化發展的基本要求。馬克思明確指出："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而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他們的物質關系形成他們的一切關系的基礎。這些物質關系不過是他們的物質的和個體的活動所借以實現的必然形式罷了。"[4]個性化是現實的個人在創造財富的社會物質生產活動中的表現形式， 沒有人的個性化，社會就失去其賴以存在的基礎。人的個性若得不到發展，每個人的心里與行為會趨致統一，只會產生盲從、被動和模仿等特性。社會必須通過不斷的教育和訓練塑造有個性的個人， 才能存在下去。差異教學培養學生的良好個性，矯正其不良個性，使每個學生的個性適應社會的發展變化與需要，促進個體社會化與個性化的統一，從而使學生的個性得到全面、充分、自由、健康和諧的發展。

差異教學，促進每個學生最大限度的發展，實現了高質量高水平教育，也會推進社會的民主進程，是社會公平進程中的一環。社會民主思想反映在教育上，表現為教育民主，除了指入學機會的均等，教育過程中享有教育資源機會的均等和教育結果的均等，也是包括教育活動、教育方式、教育內容等的民主化的。差異教學在其實踐過程中，以集體形式為依托，發揮集體的教育力量，培養、提高學生的民主和參與意教育，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和個性發展相統一，形成和諧健康的發展，實現社會民主的價值追求。差異教育，不僅滿足了個人成長發展的要求，而且也滿足了社會公平對教育的要求。

唯有以人為本、尊重學生多元發展的教育，關注學生個性差異，使得每一個學生在原有基礎上都得到最大的發展，才是可取的。這種發展，無論是從發展的方向還是程度來看，它都是有差異的發展，正是這種差異，才真正體現了教育的公平及其價值所在，體現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

參考文獻

[1]赫爾巴特《教育學講授綱要》[M]，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2]蕭琨濤主編：《科學認識史論》[M]，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3]華國棟.差異教學論仁[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1.

[4]郭彩琴.教育公平：內涵和規定性；江海學刊[J].2003.3

第5篇：社會制度的重要價值范文

    關鍵詞:社會保障,倫理,道德

    社會保障制度是各種具有經濟福利性的社會化的國民生活保障系統的總稱,是現代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產物。倫理道德作為調整社會關系的基礎性手段,可以直接影響國家的制度安排,有些內容還能夠上升到法律規范的層面,從而對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發展產生不可替代的影響。對于社會保障制度而言也是如此。可以說,社會保障制度是國家和社會對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予以保障的倫理性的社會安全制度。

    社會保障制度具有深厚的倫理內涵,主要體現為以下幾點:首先,它是一種公私利益的觀念集合。社會保障權力主體和社會保障對象受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它們面對公共利益與特殊利益、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選擇時會產生沖突,雙方倫理道德的選擇就成為難以回避的問題。這時,摒棄特殊利益和個人利益,維護公共利益是雙方唯一正確的選擇,也是對雙方最基本的倫理要求。其次,它是一種權利義務關系的集合。由于公共利益至上的本質規定,作為權力主體的公務人員只有履行了應盡的義務,社會保障對象才能享有相應的權利。因此,權力主體必須以義務為本位,履行公共職責。而社會保障對象要享受社會保障的權利,也必須先履行應盡的義務,如繳納社會保障費,以及在享受社會保險時的如實告知等義務。再次,它是一種公平與效率的集合。從倫理層面講,制度的安排要堅持公平與效率相統一、相協調。公平與效率作為理念,不僅貫穿于社會保障制度的始終,而且也是社會保障制度在內容上力求充分展現的層面。效率是社會保障制度的主要倫理原則,社會公平則是效率的核心價值。最后,它是一種特定的倫理性的管理文化。社會保障制度在運行過程中,制度本身會產生一定的倫理價值,而社會保障主體也會形成一定的道德積累,久而久之,這些倫理價值和道德積累會形成一定的倫理風尚,并在實踐中不斷錘煉成特有的文化氛圍,這種文化氛圍是特定的心理定勢、文化積淀和潛移默化所形成的道德意識、道德習慣和倫理傳統的集合體。

    一、社會保障制度反映倫理的特質

    1.社會保障制度的起源具有倫理色彩

    社會保障的產生和發展是人類社會扶危濟困的道德力量發揚的結果,是人類社會為了促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更符合人道的標準,使現實社會更加人性化而進行不懈努力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社會保障制度的起源,無論是宗教團體或官方或民間的慈善活動,都含有樂善好施的慈善觀念和人道主義的影子。社會保障就其本質來說,是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和需要某種特殊幫助者提供物質和貨幣保護,這就使這一制度從一開始就具有濃厚的倫理色彩。從資本的原始積累與工業國家最初的殘忍,到現代社會日益重視對人權的保護,從有限的慈善活動與濟貧事業,到現代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它所揭示的并非只是制度的變遷,同時也是人道主義的不斷發展”。可以說,倫理道德是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前提之一。

    2.社會保障制度的對象體現人道精神

    社會保障的對象是社會弱勢群體,充分體現了社會保障制度的人道精神。這個弱勢群體包括老年人、患病者、殘疾人、失業者、遭遇災害面臨生活困難者等。每個人在一生中都會面臨生、老、病、死等問題,也難免會碰到疾病、傷殘和自然災害等不幸事件。而以公平和效率為根本特征的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由于人先天的智力、體力、家庭等客觀條件的不同,必然帶來優勝劣汰,甚至導致貧富差距。競爭中的失敗者、失業者因失去收入而陷入貧困和生存危機。目前,這一弱勢群體在任何國家和地區都是存在的,也是最需要關懷和幫助的。社會保障制度通過為這個弱勢群體提供人道精神的基本生活保障,使遭到不幸、遇到困難的人渡過難關,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氣,達到實現社會公平和維護社會穩定的目的。

    3.社會保障制度的內容體現互濟性、福利性和公益性

    社會保障的內容主要是對社會弱勢群體的物質生活的扶助,充分體現了社會保障的互濟性、福利性和公益性。就保險業而言,目前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險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重點。這三種保險是由國家、單位和個人三方承擔資金,對勞動者年老、疾病、失業、工傷等風險實行強制性投保。另外,我國的保險還包括各種商業保險,如財產保險、“中國職工互助保險”等。投保的人很多,但是在實際生活中,不可能每個投保人都遇到疾病、失業、工傷等風險,因此,這些保險大都體現互濟的特點,即由多數人“共濟”少數人的損失和風險。而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會互助和優撫安置這些社會保障項目是國家和社會對不同類型的人所給予的物質上的支持和撫慰。它們的資金來源一是國家財政,二是個人捐助,基礎都是承認他人需要和利益的合法性,是對他人感情和思想上的理解、物質和道義上的支持。從社會心理基礎和動力機制來說,這是一種道德同情,前者屬社會道德同情,后者屬個體道德同情。正是社會保障這種人道性、互濟性、福利性和公益性的利益調解機制,營造了全社會的道德氛圍。同時,也對不同社會群體的收入進行再分配的調節,使市場經濟中的效率和公平矛盾、貧富差距矛盾得到緩解,促進社會公平和安定團結。

    二、社會保障制度體現制度倫理的發展成果

    制度倫理主要是指以社會基本制度、結構和秩序的倫理維度為中心主題的社會性倫理文化、倫理規范和公民道德體系,如制度正義、社會公平、社會信用體系、公民道德自律等等。任何制度都要以一定的價值認識、價值判斷和價值取舍為前提,都要以一定的倫理精神為底蘊,社會保障制度也不例外。社會保障制度尤其需要制度倫理的支撐,具體地說,社會保障制度并不是人的物質生產活動的必然結果,它無處不以一定的倫理思想和倫理價值為圭臬,因此必須經過受一定的生產力狀況所制約的人的倫理精神的關照。它不僅需要以其有效性來證明它自身,也同樣需要以其道德倫理的正當合理性來證明自己,從而使社會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創制和選擇具有充分正當的理由和普遍有效的社會合法性。

    對社會保障制度倫理層面的研究與制度倫理本身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前者是制度倫理中相對獨立的一部分,與后者有著親緣關系,二者起源上同根同源,內容上相互滲透,功能上相互支撐,特點雖有異處而又義理相通。基于此,制度倫理為·社會保障制度倫理層面的研究提供倫理依據,而對社會保障制度倫理層面的研究則是制度倫理發展的重要成果。具體來說,一方面,制度倫理所確認的基本價值目標是實現社會正義,羅爾斯在其《正義論》和《政治自由主義》兩部代表作中反復強調的一個主題思想就是,對于一個值得人們欲求的現代民主社會來說,正義、效率和穩定(秩序)是三個既相互聯系、又具有同等意義的價值目標。制度倫理的研究主題就在于,社會的制度化實踐過程是如何體現、且在多大程度上體現這三大價值目標。而這三大目標正是社會保障的制度安排所追求和力求實現的。在這一層面上,制度倫理是社會保障制度倫理層面研究的直接理論依據。另一方面,20世紀70年代以后,以羅爾斯的正義理論為標志的當代規范倫理學的復興使得社會制度倫理的研究成為現代社會倫理文化的合理期待和現實課題。而制度倫理研究的興起又成為對社會保

    障制度倫理層面研究的先兆。它為社會保障制度體系的建構提供了必要的基本價值理念、道德論證和社會倫理資源,成為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倫理審視的倫理依據。與此同時,作為制度倫理的一個分支;對社會保障制度倫理層面的研究也促進了制度倫理學的蓬勃發展。 三、社會保障制度與倫理道德互動發展

    1.倫理道德支持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運行

    一方面,倫理道德支持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羅爾斯曾指出,人們對社會制度的選擇,“不僅建立在經濟基礎上,而且建立在道德和政治基礎上”。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一種制度,與人類其他制度形式一樣是在一定思想指導下建立起來的,這些思想除了政治思想、經濟思想外,還包括道德思想。從社會保障制度發展的歷史來看,倫理道德是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的基礎。首先,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最終目標是為了實現社會公平,因此,倫理道德的基本原則——公平原則也就成為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的基本原則,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人們在社會競爭中的起點、過程和終點的公平。其次,人類社會源遠流長的扶弱濟貧、友誼互助道德觀念,產生了作為社會保障制度雛形的英國的《濟貧法》和“友誼社”,而后各國相繼建立起的社會保障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對弱勢群體的個體同情和社會同情。可見,沒有倫理道德的支持也就不會有各國的社會保障制度。

    另一方面,倫理道德支持社會保障制度的運行。目前,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早已上升到法律層面,個人捐獻作為社會保障活動的主要財政來源也已經被國家稅收或強制性征繳保險費所取代。社會保障制度也由國家制定一定的法律、法規,并通過國家強制力來保證實施。但是任何一項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都不能忽視道德因素的作用,因為只有得到普遍的道德贊揚和道德認同的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才能被社會群體所接受,比較容易實施,否則恰恰相反。而社會保障制度正是獲得了社會普遍的道德贊揚和道德認同,因此得到了社會群體的廣泛支持。此外,社會保障制度又是由在一定道德觀念支配下的社會群體來實施的,社會群體的道德狀況構成了社會保障制度實施的外在環境,成為它得以實施的重要條件。

    2.社會保障制度推動倫理道德的進步和發展

    首先,社會保障制度推動個人倫理道德的發展。仁愛道德和扶危濟困的精神都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強調人應當愛護自己的同類,同情人、幫助人。社會保障制度內在本質也是一種互濟互助。推動個人倫理道德的發展,加強自我保障意識建設,是社會保障的基礎性思想道德建設。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由政府包攬了全部社會保障義務。這種“大鍋飯”制度使職工只有“等、靠、要”的惰性思想,而沒有自己的道德責任,缺乏自保意識。我國當前的社會保障制度主要是建立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的籌資模式,強調勞動者應當對自己負責,積極交納社會保障金,為年老以及萬一出現的災難、風險儲備解困資金。這就在強調政府、社會的責任時,把個人責任置于前所未有的地位,使道德責任變得更加廣泛和深刻,這有利于提高勞動者的責任意識,促進個人責任道德的發展。

    其次,社會保障制度推動社會倫理道德的進步。社會保障制度以一種人類社會迄今為止最為公平的制度形式出現,堅持一視同仁,所有人不分性別、年齡、等級在享受社會保障權益方面是平等的,這就使人們在享受社會保障公平權益的同時,也受到公平道德的教育,促進了公平道德的發展;現在,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一項最具人道主義的事業,突破了以往慈善活動的局限,使其空間更為廣泛、時間更為持久、形式更為多樣。除了捐獻錢物之外,

    還包括捐獻身體器官、無償獻血、提供法律幫助、智力服務等。這些行善活動不僅對行善者和接受者,而且對所有社會成員都是—種道德教育,從而推動了整個社會人道主義的發展,促進社會倫理道德的進步。

    四、正義是社會保障制度倫理意蘊的核心

    正義是公共行政倫理的首要原則,一項體現正義的制度安排就是使其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的公共利益,即社會的公平、公正、合理。政治的產生起源于公正分配利益的需要,凡是與政治相關的制度建設都必須將“正義”作為首選的評價標準,因此,它也被看作是制度安排的主要原則凹。羅爾斯在其《正義論》一書中開宗明義地強調:“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按照的觀點,正義涉及政治、經濟、法律、道德等領域,并輻射到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是特定的歷史與社會的經濟結構所派生的意識形態的一個組成部分。體現正義的制度在特定歷史階段是符合人性的需要,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的。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市場經濟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是社會分配正義的延伸,在其創新和完善的過程中要把正義原則作為首要原則。

第6篇：社會制度的重要價值范文

關鍵詞：和諧　社會　科學　圖書閱覽室　素質　公益

筆者認為，一個民族精神文明建設得如何，取決于這個民族的文化素養和道德修養。工人文化宮圖書閱覽室的教育職能和服務職能是其優勢，并且可以擺脫教育機構在育人對象、體制、內容及方法上的種種局限，同時圖書閱覽室的人文管理和工作人員的優質服務理念，滿足了廣大職工學習的需求，成為工人們受教育的理想去處。

在思想道德素質建設上，工人文化宮圖書閱覽室發揮著導向作用。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質，幫助人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在科學文化素質建設上，工人文化宮圖書閱覽室起到了提高職工科學文化素質的作用。讀者通過對文獻的學習和利用，提升了科學文化水平，豐富增長了知識，是圖書閱覽室在和諧社會構建中發揮積極作用的一個重要表現。在弘揚科學精神、傳播科學知識、提高工人科學素質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有助于營造尊重科學、追求真理、勇于創新的氛圍，使社會始終保持昂揚向上，充滿蓬勃向上的創造活力。

毋庸置疑，和諧社會是安定有序的社會。沒有社會的穩定，構建和諧社會就無從談起。柏拉圖早就提出“公正即和諧”的理念。美國學者羅爾斯也指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圖書閱覽室保證了社會成員的信息公平，實現了知識自由和知識平等，這是社會公平和正義的一個重要體現。

圖書閱覽室保障了知識的自由生產、傳播和利用，更保障了職工在求知活動中的平等權利關系(即知識平等)。

圖書閱覽室作為社會文化教育機構，是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公共設施和公益事業，致力于為公眾提供廣泛的信息知識。它面向廣大職工的公眾服務，是對全體職工文獻、知識和信息的無限開放，公眾可以充分利用圖書閱覽室，為學會認知、學會做事、學會共同生活、學會生存、為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創造條件。

現階段的根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圖書閱覽室提供了豐富健康的文化活動和產品，滿足了人們部分文化需求。近年來，廣大職工對圖書的渴求及閱讀的興趣日漸濃厚，到文化宮看書和文化娛樂的人有增無減。因而，圖書閱覽室為人民提供了優秀的精神食糧，提供了多層次多方面的知識文化服務，活躍豐富了群眾文化生活，倡導了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了生活質量，有著其文化活動和娛樂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成為廣大職工的“第二起居室”，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力量和主力軍。

和諧社會強調以人為本和社會協調發展、關心和幫助社會弱勢群體是關鍵所在。弱勢群體不僅在經濟上比較貧乏，在文化資源上更加匱乏，對弱勢群體最根本的救助就應該是工人文化宮(主要是圖書閱覽室)。鑒此，在關注弱勢群體改善其生存狀況方面，圖書閱覽室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構建和諧社會自然要求文化宮圖書閱覽室發揮更大作用，促進社會和諧和公平正義。

圖書文獻是科技成果的載體，通過流通傳遞和開發利用，與實踐結合，實現間接生產力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為社會創造巨大的物質財富，促進可持續發展。

第7篇：社會制度的重要價值范文

關鍵詞：弱勢群體 基本人權保護 憲法價值

弱者與強者的對抗是貫穿整個生存競爭的永恒主題。但在人類的精神家園，除競爭外，還彌漫著濃重的“類”的情懷，對弱者的關懷和保護是人類特有的道德法則。正如《世界人權宣言》第l條所明確規定的，“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并應以兄弟關系的精神相對待。

一、弱勢群體的法學界定

“概念是解決問題所必需的工具，沒有限定嚴格的專門概念，我們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問題。”傳統上，對于何為弱勢群體更多地是在社會學領域予以定義。社會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把其定性為貧困群體、脆弱群體、競爭弱者等等，由于劃分的依據各異，至今尚無定論。但有一點認識是共同的，弱勢群體必是由于某些障礙及缺乏經濟、政治和社會機會而在社會上處于不利地位的人群，物質生活的貧困是其主要標識。從當前我國的情況來看弱勢群體可分為三類，即社會性弱勢群體、生理性弱勢群體和自然性弱勢群體。社會弱勢群體的存在是社會生活中客觀存在的和不可避免的事實。從社會弱勢群體的形成來看，自然生理是一方面的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與整個不合理的社會結構密切相關，是社會制度設計、政策，尤其是權利分配機制(如農民權益的城鄉差別、遷徙自由、上訪自由的限制)的犧牲品。

二、弱勢群體人權保護的憲法價值

當代現代民主法治社會的實質是以憲法和法律的至高權威管理國家，通過對公共權利的授予和控制來實現對公民人權和自由的保障，使社會的一切成員，“都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因此，作為規定一國公民基本權利并以人權保障為核心價值和終極目標的憲法，必須擔當起維護弱勢群體基本人權的重任，對弱勢群體給予特殊的關愛和保護，保障他們的人格尊嚴、自由選擇和安全生活，從根本上消除對他們的歧視、虐待和侮辱，充分體現出法治社會的公平、公正的精神理念和價值追求。

弱勢群體的人權保護是憲法價值的應有之義。法價值的實現足以人為最終歸屬的，只有在法的價值轉化為主體的現實滿足，甚至屬性(如自由、平等、人的全面發展)之后，法的價值才能說真正實現。憲法自誕生以來，人們給它下了無數的定義，但其中有一點從來就是完全一致的，即憲法是人們自由的，是人權的宣言書和保障書。憲法的產生過程足人權由一種理念升華為憲法規范的過程，是人權由應有權利轉化為法定權利的過程。人權孕育了憲法，憲法內容是以人權理念為核心來展開的，“憲法的內容經常是按照憲法中的關于人權的規定作出判斷。”作為人權，自然也就成為文明進步憲法所要實現的根本價值目標。如果憲法不體現人權精神，不考慮人的生命、自由、榮譽、幸福等最基本價值需求，不反映基本的人道主義內容，那么，憲法就失去了它賴以存在的本質基礎，也就失去了它的價值，變得毫無意義。“人權得到最切實的保障，是現代法治社會的一個根本目標，也是它的基本標志之一”。這是憲法保護弱勢群體人權的理論基礎，也是憲法保障人權終極價值的必然要求。

憲法保護弱勢群體人權的本質也是體現憲法的公平、平等原則。平等權是法治國家所保障的公民基本權利之一。從立法上看，法律給予每位公民的權利都是平等的，即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時，法律面前人的實際身份、地位、經濟狀況、勞動能力、健康情況是不被考慮在內的，是抽象的“人”，即憲法學上所稱的“形式上的平等”。“形式上的平等”只是消極地保障人們有一個平等的起點，而忽視了站在起點上的各個人具有先天的和后天的差異的存在，弱勢群體的“弱勢”特質在“形式平等”條件下也被抽象的普遍人格所遮掩，他們在形式上獲得了和其他人同樣的平等權利。然而，各個人“有時只能歸因于天意”的原因并不是具有對等的實力，實際接近和利用機會更是不平等的。社會弱勢群體往往因自身的“弱勢”特質而缺乏享有自由和權利的手段。純粹形式平等的結果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現實上的不平等狀況，造成事實仁的不平等，導致了一些人的基本權利流于形式，正如柏拉圖所言“對一切人的不加區別的平等就等于不平等。”畔要避免所有這些弊病，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

第8篇：社會制度的重要價值范文

第一個正義原則：每個人對與所有人所擁有的最廣泛平等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平等自由原則）。

第二個正義原則：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1）在與正義的儲存原則一致的情況下，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別原則）；（2）依系于在機會公平平等的條件下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機會的公正平等原則）。

由這兩個原則又形成了一個更為一般的正義觀：所有的社會基本價值（或者說基本善）――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及自尊的基礎――都應平等地分配，除非對一些或所有社會基本價值的一種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體現這個正義觀原則的兩個正義原則暗示著社會基本結構的兩大部分：一是有關公民的政治權利部分，一是有關社會和經濟利益的部分。第一個原則要處理前一方面的問題，第二個原則則要處理后一方面的問題。

其中，第一個原則優先于第二個原則，而第二個原則中的機會公正平等原則又優先于差別原則。這兩個原則的要義是平等地分配各種基本權利和義務，同時盡量平等地分配社會合作所產生的利益和負擔，堅持各種職務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開放，只允許那種能給最少受惠者帶來補償利益的不平等分配。任何人或團體除非以一種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方式謀利，否則就不能獲得一種比他人更好的生活。

我們可以根據以上原則來分析基礎教育中存在的擇校問題和差生問題。

一、擇校現象

如果用羅爾斯的正義原則來分析現在的“擇校現象”，即使有條件擇校的家庭也是要通過托關系、花錢的方式付出代價才能達到擇校的目的，而那些沒有關系或者沒有經濟實力的家庭只好按照劃片入學的政策入學。從教育資源的分配上看，不存在任何一種使一方利益增加而使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損的狀況，所以這種擇校的方式是有效率的（盡管它違背了公平的原則），所以名校使許多家長趨之若鶩。擇校現象無疑損害了社會公平，造成了社會公平的缺失，因為教育建立在自由平等的基礎上，每個適齡兒童都應該享有最基本的受教育權。若任由這種現象持續下去，勢必會加劇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公，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

而且，就近入學政策的制定是把自然賦予的條件作為一個既定的標準來執行的，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解決的辦法就是先實現一種程序上的正義，羅爾斯認為純粹程序的定義概念可以通過對完善和不完善的程序正義的比較來理解。例如一些人要分一個蛋糕，假定公平的劃分是人人都有平等的權利獲得相等的一份，怎樣才能保證這一結果呢？明顯的辦法就是讓一個人來劃分蛋糕并得到最后一份，其他人都被允許在他之前拿。他將平等劃分蛋糕，因為這樣才能確保自己得到可能的最大的一份。這個例子說明了完善的程序正義的兩個特征，一是對什么是公正的分配有一個獨立的標準，二是設計一種保證達到預期結果的程序是有可能的。因此就近入學的原則在無法保證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的前提下只能是不公平的。只有通過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的平衡，將教育資源盡量平等分配（絕對平均是不可能的），在幾乎不存在資源分配差異的基礎上執行就近入學的原則才可能是公平的。還有，招生政策的制定也可以化解這方面的矛盾，如2008年山東煙臺市芝罘區高中招生政策所規定的那樣，按照一定的標準將一部分招生名額分到每一所有畢業生的學校，使一些教育資源比較薄弱的學校的學生即使在分數達不到錄取線的情況下，也有可能被高中錄取，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只有上好學校才能上高中的思維定勢，有助于加快教育公平的步伐。

《義務教育法》也體現了這一公平原則，其第六條規定：“國務院和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合理配置教育資源，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改善薄弱學校的辦學條件，并采取措施，保障農村地區、民族地區實施義務教育，保障家庭經濟困難的和殘疾的適齡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國家組織和鼓勵經濟發達地區支援經濟欠發達地區實施義務教育。”第二十二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門應當促進學校均衡發展，縮小學校之間辦學條件的差距。”這些都是從教育資源平衡的角度體現了政府部門和教育部門實行的教育公平原則，即通過差別原則和補償原則來追求教育資源的最有效的期望值。

二、差生現象

不知從何時起，在教育中有了“差生”這一名詞，好像它已經成為人們普遍接受和認可的一個稱呼，在教師的教學計劃或者總結中也經常見到這一名詞，可見，“差生”的觀念已深入人心。但是何為“差”呢？“差”的標準是什么？似乎只有一個標準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學習成績差，更確切地說是分數差。只要滿足這一標準的學生就會被列入“差生”的行列，盡管他們的意志、品質、能力等各方面并不差。他們往往被置于教室里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可能教師曾經對他們花費過不少心思想提高他們的成績，但由于種種原因一直沒有起色，甚至家長也不再抱有信心。然而相對于那些得到了教師較多關心的學生來說，差生是一個被漠視的群體。我們的教育是一種追求效率和功利主義的教育，尤其是將分數放在了至高無上的位置上，學校如此要求教師，教師如此要求學生，于是教育成了分數的教育，為了提高分數的一切措施都被認為是有效率的。教師將更多的精力和時間用在了那些分數較高者的身上，差生們被剝奪了接受平等關愛的機會。從直觀上來看，仿佛學校和教師的這種做法能在單位時間內取得最大的效率，但根據帕累托優化改進原則，要達到最優的資源分配，必須在不損害其他各方的利益的基礎上，至少保證有一方的利益增長，所以這不是一種朝著最優化方向改進的教育方式。那么這種不公平的現象何以存在呢？不可否認“差生現象”是應試教育的痼疾，值得反思的是我們現有的教育制度存在的問題。這里的關鍵是如何評價學校教育的成果和教師的勞動，它是直接導致差生現象存在的根本原因。教育部門的評價機制需要進一步完善，教師的觀念需要更新，對教師的培訓不能只限于優秀教師而要面向全體，這樣才能切實提高整個教師隊伍的素質。

在羅爾斯的“詞典式”序列原則中，公平是放在效率前面的，而且根據補償原則，那些最少受惠者應得到最大的利益才符合公平原則。羅爾斯認為可以利用差別原則達到補償原則的某種目的，即給那些出身和天賦較低的人以某種補償，縮小以至拉平他們與出身和天賦較高的人們的出發點方面的差距。在羅爾斯看來，天賦不是道德上應得的，應把個人的天賦看成是一種社會的共同資產，雖然自然資質的分布只是一個中性的事實，但社會制度怎樣對待和處理它們卻表現出正義與否的性質。《義務教育法》第二十九條有這樣的規定：“教師在教育教學中應當平等對待學生，關注學生的個體差異，因材施教，促進學生的充分發展。”這是差生利益獲得法律保障的鮮明體現。當然，作為教師，同時也應關注那些優秀學生的成長需要。

在現實的教育中，只有尊重學生的不同需要，才能更好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使教育中沒有所謂的“差生”；才能使學生找到認同感，朝著我們所希望的方向發展，而不是單單以分數來評定成敗；才能讓學生養成自信、自尊、自愛、自我管理的品性和習慣，真正為學生一生的發展奠定基礎。因為即使是學習成績差的學生，他們將來也是社會的一分子，是要謀求生存自立的，我們的教育既要培養社會精英，同時也要注重平民百姓，畢竟我們的社會是由各個階層的人所組成的，每一個階層都應該有他們自我發展的機會和空間，而這與他們所受的教育是密切相關的。所以對從事基礎教育的工作者來說，既要為了讓受教育者將來有一個完滿的人生，同時也要為了培養出合格的適應國家和社會需要的公民而努力，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彰顯教育的公平正義內涵。

歷來，我國的教育制度的價值取向與社會制度的取向是一致的，所以造成了強調效率甚于公正現象的存在，忽視了教育中的不正義，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公正現象。正義與效率并不是矛盾的，但是正義是優先于效率的，追求效率的教育制度無法真正地實現社會效率，也不會自覺地或自動地實現正義。教育本身的不平等和不正義，一方面忽視了人的基本權利，破壞了人們參與治理共同生活的熱情，另一方面加大了社會合作的邊際成本，削弱了人們對正義和道德的追求。這樣，反而不能實現效率，不能實現公共生活的質量的提升，所以正義價值是更為基本的價值。[3]根據羅爾斯的差別原則，公平更應該關注那些較不利者的利益，由于出身和天賦的不平等是不應得的，這些不平等就多少應給予某種補償。補償原則認為，為了平等地對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機會，社會必須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賦較低和出生于較不利的社會地位的人們。遵循這一原則，較大的資源可能要花費在較差而非智力較高的人們身上，至少在某一階段，比方說早期教育期間是這樣。所以差生是更應該得到社會的關注的群體。

由于教育本身更有可能以“假定的能力”評定和挑選學生，把學生分為三六九等，并根據分類來分配教育資源和機會，處于弱勢地位的學生更容易受到自尊的傷害、權利的侵犯，教育正義因此包括促使這些學生獲得補償的教育。教育作為促進每個人精神發展的力量，必須平等地尊重、關懷和保護每個人平等的基本權利，確保所有的教育資源、教育機會、教育行動的公正性。因此，教育領域中正義價值是絕對優先于效率和功利的。[4]

當生命在無知之幕的狀態下來到這個世界時，就具有了天賦的差別，只有通過社會制度、法律程序、道德倫理觀念等方面的平衡，才能彌補這些差異的缺憾。我們可以說，教育公平既是社會現實的一種反映，也是對社會現實的一種超越，是社會現實與教育理想的統一。

參考文獻：

[1]鄧素文．論基礎教育改革的正義訴求[J]．當代教育科學，2006，（4）．

[2]羅爾斯．正義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292．

[3]金生．什么是正義而又正派的教育──我國教育改革的癥結[J]．教育研究與實驗，2006，（3）．

第9篇：社會制度的重要價值范文

[論文摘要]經過現代性三次浪潮的沖擊以及科層制的建立，行政擺脫道德的糾纏，建立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的發展邏輯。然而，行政并非與道德無涉，不能簡約為行政技術主義。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論證，不僅需要以單純技術為基礎的效率支撐，而且有賴于目的性價值的支撐，而道德始終是實現行政目的的必要條件。因此，行政必須超脫傳統的發展邏輯，以正義為導向尋求向道德的回歸。而要尋求道德的價值性辯護，毋寧是要建立起正義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喚公民的美德。

[論文關鍵詞]公共行政價值中立效率現代性正義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義者主張：在多元文化和現代民主政治的條件下，惟有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才是公共行政的發展邏輯。他們辯護現代實證主義哲學的“事實與價值兩分”之單純自然科學主義思維模式是保證行政發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換言之，只有以價值中立的形式超脫倫理道德甚至一切差異性的文化價值觀念的糾纏，才符合行政的發展邏輯，才能實踐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贏取合法性。然而，這樣的發展邏輯在價值問題上的緘默不語無法解決多元競爭的沖突，更是無法論證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與其說需要目的性價值，毋寧更是需要道德辯護。而我們所要探討的主題與此關切：公共行政為何游離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

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是在對官僚制甚至是傳統行政發展邏輯的批判中獲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實踐中，傳統行政機械化的發展邏輯使政府效率急劇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政府失靈”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無論是“新公共行政運動”還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皆以否定官僚制為政府重構的前提。換言之，是要通過這一批判性的否定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對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邏輯地符合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卻始終擺脫不了傳統行政發展邏輯。在這一問題上，麥金太爾引領了我們的視線。他認為，現代行政發展的邏輯有一鮮明的脈絡：始于啟蒙時代的政治理想，中經社會改良者的抱負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證明，直至技術官僚的實踐。麥金太爾所描繪的是行政發展的顯性圖景，然其背后卻潛藏這樣的論斷：考據現代公共行政與道德的分離無可避免地讓我們回歸啟蒙時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這探究的立足點恰恰就在于政治領域。

行政實踐并非與行政學的創立者們所想象的與政治全然無涉，而是扎根于政治與道德領域。即使是行政學的創立者們以“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這一二分法作為行政學的方法論開端也難以否認：行政須以政治為先導，隱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論證行政的目的性價值的必要條件。如此說來，從政治領域抽離出來討論行政和道德的分離問題，作為現代探討行政問題的普遍方式，盡管可以探討得細致入微，卻未必比近代的思維習慣更為高屋建瓴。由此，探尋“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這一命題須回歸源頭，分析政治與道德分離這一行政游離道德的前提。

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行政是政治作為實踐性的學科在技術操作上的應有之義。按照亞里士多德的闡釋，政治關乎城邦這一“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傳統意義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這一本性。然而隨著政治與道德的分離，現代行政催生以來便消逝了這種本性，此時行政在名義上已擺脫了政治。著名的解釋學家列奧·施特勞斯曾斷言：政治與倫理的分離具有明晰的路線圖，經過始于馬基雅維利、中經盧梭、近到尼采的“現代性的三次浪潮”的連續沖擊，西方政治哲學及其傳統已在三次危機中難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臘所塑造的傳統哲學認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實踐這種至善，所追求的價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與政治并沒有被嚴格區分，而且兩者相互糾結、支撐與印證。然而，現代性的三次浪潮對這一傳統進行了釜底抽薪：“當馬基雅維利以政治權力取代政治美德、盧梭以自由(權利)作為政治原則、尼采用權力意志取代國家政治本身時，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臘哲賢的‘愛智’冒險中生長出來的政治哲學，便開始從‘權力政治學’向‘自由(權利)政治學’——經過霍布斯的‘自然權利政治學’和洛克的‘財產政治學’的預制——最后到‘權力意志政治學’的蛻變。”

按照施特勞斯的診斷，政治游離道德是一個“現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現代性浪潮”的沖擊所導致。然而，沖擊后的行政還要有能夠實行價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實踐性或環境性契機。政黨分肥制便為之提供了這樣的機遇。威爾遜的行政“價值中立”原則便是針對當時美國的“政黨分肥制”，為了一勞永逸地擺脫其糾纏所做出的設置。他以完全超脫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領域的“事務性”來描述行政管理的領域，“它與政治的領域那種混亂和沖突相距甚遠。在大多數問題上，它甚至與憲法研究方面那種爭議甚多的場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從于解決“政黨分肥制”這一具體問題的“價值中立”原則與韋伯的“官僚制”相結合，把道德價值從公共行政領域中徹底剔除。

由此，現代行政發展邏輯在歷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與行政的分離過程中，形成了這樣的理論抑或假象：行政與道德全然無涉。它試圖邏輯周延地表明：效率是價值中立的必然結果，而要實現效率，惟有尋求事實與價值兩分的價值中立。

二、問題：現代行政邏輯與道德之間

行政擺脫了道德、行政學脫離政治而產生毋寧是現代性事件，經過與道德的決裂以及機械論科層制的發展，公共行政嘗試依據科學和技術路線尋求自身發展邏輯的理性化，逐漸構建起自己的邏輯體系。然而正當現代行政構造起自足的技術體系，準備擺脫道德飛躍發展的時候，道德的問題卻又緊緊地糾纏著它，使之返回始發點。道德問題猶如現代行政背負的“原罪”，即使他們妄圖遺棄，卻又總是悄然復歸。這一“原罪”，便成為新公共行政運動及新公共管理運動進行政府再造的突破點。盡管它們的努力無法超脫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甚至恰恰表現了官僚制總體實現的結局，但闡明了行政邏輯的顯性危機。對這一問題的探究迫使我們回到現代行政發展邏輯鏈的始發點——價值中立的問題上回復這樣的追問：行政能不能徹底脫離道德的范疇?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顯然，價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種價值觀，并非沒有價值立場，而是為了確保自身的價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倫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價值之外的獨立性，”l4追尋中立性的立場。從行政本身的建構來說，這樣的立場始終是難以存在，因為行政本身不是一種純粹的技術應用問題，而這正是由行政的意圖和手段所決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單純機械性地分配資源，其作用本身潛涵著價值性的目的或關懷。盡管政府通過援引其之為社會變化的管理者的科學能力及純粹的技術，來證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的方式曾經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臨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價值觀的沖突所產生的難題，單純依靠簡單的技術能否解決價值沖突上的問題已是不言而喻。單純追求效率和中立價值的技術操作始終無法越過難以精確衡量隱性價值這一鴻溝，功利主義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這個難題。因此，針對這一難題，法默爾不無義憤地說：“人在這種形式的合理性(為效率追求技術)中當然可以獲益，但要以拋棄實質的合理性為代價。”_5因此，他建議我們應該擺脫這種困境，從后現代性而非現代性的心靈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這種現代普遍理性主義規范論的視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為一種非人格的組織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卻忽略行政作為社會組織化生活方式的內在價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誠然，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的弊端不僅僅在于先天道德論證的缺失，其具體運作機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謊言。行政的體制的建構以及行政機制效能的發揮都有賴于公民的政治參與，作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參與是現代政治發展的重要內容。沒有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參與和實踐，也就不可能實現全體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共同認同和實踐承諾。每一個具有自由意志和獨立的理性判斷能力的人，不會在無強迫壓力的情況下認同和承諾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認同的制度約束或規范限制。在公民對約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機制的認同過程中，個人的理性判斷和價值篩選起著關鍵的作用，解決不了這個關鍵因素，行政效率也無從談起。然而，問題在于個體存在著差異，而且道德上的差異甚于生理上的區別。作為公民的個體在政治參與的實際進程時，不可能完全擺脫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響。恰好相反，這些差異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響著公民的意識和主張，乃至他們的政治選擇和政治行動。在這樣的矛盾中，單純依靠技術顯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而會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無效率可言。

如果在現代行政的邏輯中，以價值中立為出發點，僅僅為了追求科學能力的優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單純的手段或技術來理解行政，而與正義與非正義、善或惡、美德、至善等道德問題全然無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難以證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優越。

三、回歸：公共行政的道德價值性辯護

若缺少道德的價值向度，或者過度強調現代民主政治的“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無涉，那么行政的正當合法性也就成為問題。

如果我們把行政界定為以行政機關為主體，運用公共權力所實踐的具有強烈組織性能的治理活動，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這一追問的實質意義就在于如何建構、論證行政權力及其運用方式的道德正當性及合理性基礎，實踐行政行為的道德準則，實現其價值層面上的意義。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純粹的價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應該遵循一種什么導向?由行政本身的內在邏輯和需求探尋，這導向毋寧是公共行政中的正義。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開篇明義：“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這一論斷同樣適用于行政領域。作為一種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紛繁復雜的價值沖突中能有效地維護政治秩序，獲得公眾的認可及同意，贏得合法性基礎。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在獲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為合法性的奠定和維護除了依靠政府單純的價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內蘊的理性和人們對它的信念，“合法性作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標志著它所證明的政治體制是盡可能正義的”。因此，合法性基礎實際上包含著對政治秩序有效維持這一合理性評價和道德性評價中的實質正義。而正義正是合法性的內在動因。以合法性的結構視之，管理者和公眾是合法性的結構載體，兩者不是純粹的單維構建，而是具有回應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現動態發展過程。并且隨著公眾價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異化擴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現代民主法則的框架下，根據自己的道德判斷和利益來評價政治及行政，因此對公眾回應需求的滿足程度成為能否贏得認可和支持的重要關鍵因素，而這種需求最根本的是對正義的訴求。

然而，正義要成為現代行政的新導向還必須滿足這樣的事實：行政雖然不能以單純的效率為導向，但是卻不能缺乏效率。以正義原則為導向是否會降低行政效率?換言之，正義導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義導向之中涵蓋著最大的效率追求。“對于一個社會來說，最大的潛在的動蕩因素是來自社會內部各個階層之間的隔閡、不信任、抵觸和沖突。通過對社會成員基本權利和基本尊嚴的保證，通過必要的社會調節和調劑，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隔閡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緩解，進而可以減少社會潛在的動蕩因素。”社會成員之間價值觀等非政治因素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以統一的觀念整合人們的思想難以達成，重要的是應付這些非政治因素的滲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義導向能夠為公眾提供平等地表達社會訴求、參與社會治理的機會，積極地發揮自己的潛能，“不僅在行政體系自身中呼喚出有效率的行動，而且能夠在它的管理對象那里，即在整個社會中激發出存在于社會成員之中的整合社會秩序、推動社會發展的潛能。”因此，正義的導向消弭了社會矛盾，增強社會成員的凝聚力，極大地激勵他們的主動J眭和積極性，使政府在獲得最佳的社會秩序的同時，政府從日常社會事務的管理中極大地解放出來，降低政府的運行成本，呼喚出高效率。

因此，現代公共行政應該拋棄以往的邏輯，以正義為導向。然而，以平等、正義為主張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務并不能真正實現正義，法國學者皮埃爾·卡藍默對新公共行政追求正義的困境做出了很貼切的診斷：“僅僅進行機構改革是不夠的。必須‘改變觀點’，對當前治理模式的基礎本身提出質疑，即使這些基礎已經為長期的習慣所肯定。”ll。。這實際上是一個大膽的結論，意味著公共行政也和人類的治理一樣處在根本的轉型之中，這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行政正義導向的內在需求。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這實質上潛藏著這樣的論斷：正義毋寧是制度的正義。以此推之，行政的正義毋寧是行政制度的正義，實現行政正義導向的關鍵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為重要的規則體系。只有通過制度的安排，對有限的社會資源進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義導向，才能實現良好的社會秩序。同時，也只有體現正義的制度才能成為協調社會各階層相互關系的基本準則，才能為全體社會成員所接受并自覺遵守，否則就淪落少數人謀取私利的工具。構建符合正義導向的行政制度是一個系統的工程，需要考慮到行政的制度選擇、制度設計和安排的正當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實際運作。這關涉到“制度選擇、設計和安排的社會客觀條件和環境，包括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條件和環境，比如，社會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創新的資源供應、社會公民的政治參與、政治責任和政治美德狀況，以及特別重要的是制度選擇、設計和安排與社會政治生活實踐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確立行政制度的正義導向不僅是公共行政目標模式的變更，而且意味著公共行政的制度、運行機制和行為模式的根本性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