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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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政府 市場 轉型 博弈 共生

一、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特殊性

1、生產力水平比較低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幾乎都是在資本主義得到發展，通過資本主義改革或革命建立的資本主義國家，因此資本主義因素與市場在資本主義國家得到了充分發展，這就為市場經濟體制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提供了最有利的條件，形成了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但是我國的市場經濟是在受到多年殖民侵略和戰亂使我國的經濟基礎幾乎被破壞殆盡。建國后我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在恢復戰爭創傷以及快速建立工業化基礎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慢慢顯露出來，這種高度集中、政府安排一切的經濟體制管的過嚴、過死不利于我國生產力的解放與發展，這就促使我國開始探索更加有效率的更加合適的經濟體制，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市場經濟體制在發展經濟上的的靈活性、效率性更加有利于生產力的解放與發展，因此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發展經濟的手段被我國引入，用以促進我國生產力的解放與發展，促進經濟平穩快速發展。

2、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市場經濟

我國雖然引入了市場經濟體制，但是我國的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卻是不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國的社會制度是社會主義國家制度。我國要建設與發展的市場經濟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而不是傳統的含有資本主義意味的市場經濟。雖然我們認識到了市場在發展經濟上的優點，但同時我們更加要意識到市場經濟并不是萬能的，他有著自身的缺陷與不足，最重要的是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就必然會產生一定的非公有制經濟，如何處理非公有制經濟對社會主義的影響等等問題都相繼而來。如何處理發展市場經濟帶來的問題，更好的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也是對黨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一種挑戰。

3、我國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

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與西方不同，西方的市場經濟是依靠經濟自身的發展而建立的，因而市場體系比較健全。而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則是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我國的經濟經濟體制改革雖然歷經多年卻并仍處在轉型的關鍵期，在這個時期，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在短期內不會消失，政府與市場在經濟領域將會有許多摩擦與碰撞，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更為復雜。尤其是我國的改革開始進入攻堅期，繼續改革必然會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這就需要更大的政治勇氣與智慧。

二、我國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現狀

1、政府與市場邊界模糊

在我國現在的經濟建設中，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問題一直不是特別明確的。目前經濟建設中比較典型的邊界模糊就是政府越位、錯位、缺位的現象。首先，就是政府“越位”，政府在經濟建設中關了太多應該交由市場來負責的事情。例如企業競爭，政府應交由市場來充分的優勝劣汰。其次，是政府“缺位”，我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公共物品與服務的需求量巨大，市場在沒有利益的公共領域幾乎不發揮作用，而政府在這個領域的作用就要明顯加強。最后，是政府“錯位”。中央政府與各級政府之間的重疊機構太多，重復性建設多，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什么是政府應該管、必須管的，什么是政府要退出，由市場來管的，搞清楚這個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重要突破。

2、政府地位突出與市場不足

（1）政府地位突出

我國目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突出。首先，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雖然政府的職能在一步一步改革與完善，但這種經濟轉型期的歷史階段，使政府在經濟領域的指導與干預不會在短期內消失。其次，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經濟必然占有主體地位，這就使政府在市場中又以一個競爭者的身份出現，他的權力必然會影響各種所有制企業之間競爭的公平性。他的這種既是指導者又是競爭者的雙重身份使政府在我國經濟建設中的地位比較突出。這種政府在經濟建設中的突出地位，使得“尋租”現象開始顯現，權錢交易已漸露頭腳。權力與市場的結合會造成經濟主體的不公平競爭，對于我國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是十分不利的。

（2）市場體系不健全

我國的市場經濟與西方的市場經濟有所不同，西方的市場經濟是由其經濟慢慢發展形成的比較完善的市場體系，有比較系統的市場道德體系、誠信體系等等。而我國的市場經濟是由計劃經濟轉過來的，本身經濟體系就不健全，除了商品市場外，資本、土地、勞務、技術、信息等現代市場經濟體系所必須的要素仍然很不完善。尤其是價格機制、競爭機制等還遠遠沒有在各領域中發揮應有作用，市場體系仍不完善。這是我國不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面臨的現實問題。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思考

1、界定政府權力，明確政府與市場的邊界

要進一步調整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首先就是要明確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邊界。要弄清他們之間的關系，首先就要明確我國經濟體制發展的方向，是要強化政府職能轉變，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最基礎作用，還是要繼續強化政府的直接干預。在經濟體制發展方向上，十決定要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健全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國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么就是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但我國特殊的情況又決定政府主導作用短期內不會消失，這就必須要界定政府權力，轉變政府的經濟職能，使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明確化。政府與市場必須分開，但我國目前政府的干預不可避免，那么這個時候最重要的就是界定政府權力，防止政府越位、錯位與缺位現象，同時防止權錢交易的形成。對一個轉型期的國家而言，哪些權力與手段是現在必須要用而以后卻要退出的，哪些干預是現階段與日后都不能用的，哪些手段是需要長遠堅持并不斷改善的，這是政府權力界定所必須要回答的問題。政府只有找到了自己作用的關鍵點才會在經濟調控中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2、政府培育市場，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

我國的市場經濟體系由于起步比較晚，體系還不健全，但面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壓力，健全市場經濟體系的任務已刻不容緩。而我國的特殊情況又為市場經濟的健全提供了一種比較新的發展模式。

首先，政府部分代替市場，推動經濟發展。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起步比較晚，在中國現階段，市場經濟還沒有完全形成與發展。在這種情況下要僅僅依靠市場機制引導經濟發展存在著比較大的風險，而且需要的時間也比較長，這對于我國的經濟健康穩定發展是十分不利的。政府代替市場行使一部分資源配置的職能，以推動市場經濟的更好發展，這是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轉型期的國情決定的。但在我國市場經濟相對成熟之后，原來由政府代替部分市場的資源配置就必須交還給市場，尤其是在經營性與競爭性領域，政府必須逐步退出，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

其次，大力培育市場經濟，完善市場經濟體系。我國為了解放與發展生產力，促進經濟發展，開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但是要想在短期內實現根本性轉變，就必然會受到傳統體制慣性的制約。新舊體系的碰撞不可避免的會引起經濟觀念的轉變，最重要的是必然會造成利益調整等方面的沖突。這會對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化改革提出挑戰，在這種時期，政府就必須拿出更大的政治勇氣與政治智慧找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大力推進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培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逐步完善市場經濟體系。

3、政府與市場良性博弈、合理共生

首先，我國是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在轉變過程中，就必然會有新舊體制的碰撞，體現在經濟關系中，就是政府與市場的博弈，即政府與市場爭奪資源配置的基礎地位。既然要建立市場經濟，即使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也是由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作用。由政府向市場的轉變，是一個重要的轉變，這中間必然會涉及到政府與市場的博弈。面對這種博弈，我黨必須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氣與智慧找到突破口，實現政府在資源配置領域的逐步淡出以及政府職能的轉換，真正做到政府在經濟領域的宏觀調控。

四、結語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也必然會有自己獨特的特點，在世界其他國家中并沒有現成的模式，需要我國不斷探索與創新，找到政府與市場的最佳契合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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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劉志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J].改革與發展，2012，（02）.

[5]喬新生.政府與市場是什么關系[J].大家思考，2012，（06）.

第2篇：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范文

二戰以后，經濟長期高速發展，使得金融資本再次啟動了國際擴張和集中與積聚的空前過程，全球化進程大大加速。本文旨在從內部積累危機和國際市場格局兩方面對金融資本全球化的形成原因進行簡要分析。

一、突破時空限制以謀取高額利潤是金融資本的內在屬性

金融資本作為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發展的最高形式，具有增殖性和運動性兩大根本屬性。所謂增殖性是指資本在被人們利用從事商品生產、經營或轉讓使用權過程中，資本必須在原有基礎上得到增殖。所謂運動性，指資本只有進入運動狀態，才能在運動中不斷循環、周轉和變換資本形式，才能使自己增殖，使自己充滿生機和活力。它的無限增殖和擴張的本性必然導致金融資本的全球化。

金融資本作為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其本性就是唯利是圖。當一國資源市場滿足不了其謀利的要求時，它就必然突破國內市場的狹隘界限，為了能夠進行創造剩余價值的生產，任何界限都表現為必須克服的限制，馬克思認為資本的趨勢是不斷的擴大流通范圍，在一切地點把生產變成由資本推動的生產。資本無限擴張的內在沖動必然形成金融資本的全球化。

二、凱恩斯體系的積累危機使金融資本要求沖破內在制度桎梏

20世紀中期，凱恩斯主義在發達國家盛行，它強調貨幣的重要性，把充分就業和刺激需求視為經濟繁榮的核心，認為只有更多地消費，哪怕舉債，更少地儲蓄，才能變得更加富裕。因此，凱恩斯主義認為，要彌補自發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所必然產生的需求不足，自由放任應該被終結，取而代之的應是國家調節。按照他的理論，解決危機和失業問題的對策，無非是使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用和利息的數值處于維持充分就業的狀態，為此，國家需要通過增加政府赤字來提高貨幣發行。

然而，貨幣超量發行必然導致通貨膨脹。在國內，嚴重的通貨膨脹致使居民存款縮水，造成儲蓄者利益的巨大損害，并嚴重扭曲市場價格的功能，給投資者造成需求旺盛的假象，隱含生產過剩的系統風險；引起消費者的預期紊亂，一方面為了減少實際損失，應該加緊消費，另一方面由于未來不確定，又不敢放開消費，最終形成盲目消費和內需疲軟并存的現象；導致資產泡沫，不動產虛假增值，從而加大低收入人群的心理落差。在國際上，則使得美元的信用被大大破壞，并最終導致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最終崩潰。另外，凱恩斯主義的低失業、高工資、高福利政策從最初的有利于有效需求的增長轉而變為資本積累過高的工資成本和社會成本，使美國資本在與德、日等國際資本的競爭中越來越陷入不利的局面。隨著資本競爭和資本逐利所引導的全球化不斷展開，資本也越來越要求將全球工資向低收入國家看齊，也必然越來越難以忍受國內工人的高工資和高福利。通過政府投資和消費來彌補資本主義所固有的需求不足的制度性缺陷，隨著資本積累的進行，必然達到限制，各種矛盾相互作用日益加強，致使金融資本必然要求沖破凱恩斯主義積累制度的阻礙。直到20世紀70年代，歐美經濟的滯漲的出現徹底擊破了凱恩斯神話。

三、世界各國經濟體制的趨同消除了金融資本全球化的體制障礙

20世紀70年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體系出現了嚴重的積累危機，為了緩解這種情況，各國開始實施以自由化、私有化為主要特征的經濟政策，與此同時，社會主義陣營和各民族獨立國家也都逐步對外開放，世界體系經濟格局又區域化走向了一體化，進一步為資本全球化掃清了障礙。

（一）社會主義陣營的體制轉型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出現了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在以前蘇聯和東歐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中，總體上是排斥經濟生活中的市場力量，而過分強調政府計劃的力量，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全面復蘇，而前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卻陷入困境。到了20世紀90年代，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全部通過使用休克療法，在最短時間內實現了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使得存在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西方市場經濟之間的、阻礙商品與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障礙日趨縮小。

（二）后發國家的對外開放

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體制也經歷了一個從國家干預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過程。長期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強調計劃的作用而忽略市場的作用。雖然在初期他們獲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弊端就越來越多地顯現，在對經濟發展的深刻反省后，這些國家相繼于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開始推行市場化和自由化，把市場經濟體制作為其國家主導的經濟體制。通過經濟的對外開放來獲取外部市場與外部資源， 借以打破因資本積累不足與內需不足所造成的增長瓶頸。

（三）發達國家經濟體制的進一步自由化

第3篇：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范文

從大跨度來看當前經濟面臨的危機，我認為，這次危機是在資本主義歷史上非常大的一個危機，可以和上世紀30年代以及70年代的兩次危機相提并論。

上世紀30年代危機的爆發，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比如，當時在幾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內，存在著生產過剩、消費不足以及高失業率等現象。全球金融業混亂，國家間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國際金本位制度也在當時壽終正寢。盡管各國采取了諸多調控措施，最后真正奏效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一次危機之后，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從過去那種野蠻的、原始的、古典式的資本主義道路，走上了比較現代的資本主義道路。現在西方國家盛行的廣泛的福利制度，就是在那之后建立起來的。從經濟運行的層面來看，政府干預成為新的規范，而干預主要是財政手段。此外，這次危機之后，建立了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核心的一整套國際秩序。

那之后，經過恢復，全世界進入了長期的增長時期，直至上世紀70年代，又一場危機降臨。它也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當時，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均面臨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并行，失業率也是居高不下，整個市場生銹了。國際貨幣體系也出現危機，布雷頓森林體系難以應對變化的世界。1971年，美國宣布美元不再兌換黃金，1974年有了牙買加協議，布雷頓森林體系也宣告終結。另外，黃金正式從國際貨幣體系以及各國的貨幣體系中退出，整個世界進入了一個不兌現的信用本位時期。

之后，我們發現世界又變了一個樣子。在經濟體制上，相對于過去政府的強力干預而言，市場經濟和自由市場得到了全面地放松管制。同時，在整個經濟運行中，金融的因素日益重要，產生“金融資本主義”的現象。我們現在的經濟就是在金融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運行，以致大宗產品都已經金融化了。在經濟上取得成就是新自由主義的盛行。

而當前我們所面臨的危機，同樣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西方發達經濟體出現的全面債務危機，體現在政府債臺高筑，赤字率和債務率居高不下。在金融領域中，表現為過高的杠桿率；在財政領域中，則表現為財政赤字是長期持續并且難以解決。此外，國際貨幣體系危機、能源危機、環境危機等也是導致此次危機的因素。

綜觀這三次經濟危機，我們發現每一次都有國際貨幣體系的危機，本次國際貨幣體系的危機則是對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否定。同時，一個長期高增長之后，可能是長期的低迷。

從2007年起，發達經濟體出現危機，在這個過程中，因為此消彼長，故有評論認為新興經濟體可以獨善其身。但現在看來，在全球化的環境中不可能有國家獨善其身。如此巨大的危機一定會改造這個世界，而現在這個世界正在變化。長期以來，少數的發達經濟體占全球GDP的70%，如今情況發生了變化，估計下一年這個數字將降為50%，并會繼續下降。所以我們未來的十年令人期待，并將推進一系列的變化。

第一個變化是在經濟體制上，我們可能會看到一個市場和政府更為有效結合的體制。

可以說，上世紀30年代的危機是對政府作為守業人的那種理念的沖擊，出現了大政府，而這個大政府對經濟進行強力干預；上世紀70年代的危機之后的政府又變成小政府，國有企業出現大規模地私有化。但現在的這次危機中，我們看到各國政府都加強了對經濟的參與和干預。不過，我想未來的格局中，政府將更趨于中立。政府會積極地起作用，但政府的行為不會影響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同時嚴格遵循市場規則。

第二個變化是保護消費者，在維護市場競爭的前提下加強監管。現在的危機將有可能使政府在堅持市場原則、堅持讓市場主體發揮作用、堅持競爭的前提下加強監管。

第三個變化是，經濟的發展將更加注重廣大民眾的訴求。這一次，無論是東西方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經濟體，都十分強調這一點。在我們提倡的科學發展觀里，也同樣強調以人為本。

第四個變化是，我們將看到一個多元化儲備的國際貨幣體系。我個人認為，未來50年到10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多元儲備貨幣并存將是國際貨幣體系的一個最基本的特征。對于多元貨幣體系而言，要先解決儲備貨幣問題，再解決匯率安排問題。

第4篇：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范文

新比較經濟學的出現

在新的形勢下，更多的比較經濟學家鮮明地打出了“新比較經濟學？這面大旗。世界銀行專家S．詹科夫、哈佛大學的學者R．拉?波塔和A．施萊佛、耶魯大學的F．洛佩茲?德－西拉內斯等聯合著文。他們聲明：“從傳統比較經濟學的廢墟上又浮現出了一個嶄新的領域，我們稱之為新比較經濟學，它繼承了傳統比較經濟學的基本理念，即通過比較不同的經濟體制，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各種經濟制度是如何運行的。”他們所謂的“新比較經濟學”就是“對各個國家所實行的不同的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比較分析”，而不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比較。

還有些比較經濟學家雖然沒有使用“新比較經濟學”這個名稱，但是他們在劇變后的近十多年出版的比較經濟學新著，也都在方法、理論、內容和觀點，甚至體系等各個方面作了很大或根本性改進。因此，也應當屬于“新比較經濟學”的范疇。

新比較經濟學的各種流派

根據我們的研究，新比較經濟學可以大體上分為三個學派，即新“主義”學派(或稱“資本主義”學派)、“組織”學派和“比較制度分析”學派。

新“主義”學派：可以歸入的作者比較多，其主要代表是S．詹科夫、R．C．Mascarenhas、James Angresano等。我們之所以稱他們為新“主義”學派，是因為他們拋棄了舊的“主義”方法，但同時卻宣布他們的研究對象仍然是“主義”。他們認為新比較經濟學將“側重于對各個國家所實行的不同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比較分析”。

在新“主義”學派看來，支配資本主義經濟資源配置的各種制度中，最主要的是市場監管制度和政治監管制度。各國經濟制度的差異不在于“主義”不同，而在于市場和政治制度安排的不同。(1)在市場監管制度領域，各國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對產權保護和自由競爭的監管制度存在巨大差異。在一個相對安定的社會，地方司法體系可以較少受到破壞和威脅，而在有些國家卻被利益集團所左右，“法院無法有效抵御新興起的強大經濟利益集團――‘強盜資本家’的破壞行為”。這是市場監管制度是否能夠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2)在政治監管制度領域，各國的差異主要表現為行政、司法和立法三者制衡狀態的選擇。這一選擇取決于一國政治制度的設計，而政治家們總是要自己設計和改變制度來“保證自己及其政治聯盟者大權在握”。就政治監管制度來說，明顯的存在著三種模式：1)英國模式，即法律一經國會批準，就由法院執行而不受政治干預；2)美國模式，即法院有權審查國會通過的法律和決定是否違反憲法，法院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干預立法選擇；3)法國模式，即大陸法系模式，法官受國家雇傭．上級對下級司法判決進行多方面的控制和干預。顯然，“影響許多國家制度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該國的法律起源”。這一因素也可以用來說明某些發展中國家的制度差異。(3)制度安排不同，績效也不同。但一國制度的形成不是任意選擇的，取決于內因和外因。內因包括經濟發展水平、地理、種族等特征，外因主要指制度的移植。但制度移植必須服從于內因才能有效。

“組織”學派：這個學派以蒙泰斯、本奈和紐伯格為代表。他們在其《比較經濟學》新著中充分表達了自己對比較經濟學的革新思想，其突出的特征是把組織的分析與比較置于比較經濟學的核心地位。所以，我們稱他們為“組織”學派。

在方法論方面，除了靜態的方法外，還加進了動態的方法，即在對組織進行描述或者比較的時候假設構成體制的規則、法律、風俗以及正式程序是不變的，在探討體制變遷時，探討了體制對于環境變化以及公共和私人組織功能分析以外，還吸收了信息經濟學、產權理論的研究成果，并將“有限理性”、“機會主義”、“信息不對稱”等理論作為比較體制分析的出發點。

在研究內容方面，該學派力圖將比較經濟學微觀化。蒙泰斯等人認為，經濟體制雖然是由各種經濟規則構成，但卻是由各種組織來體現的。離開組織就無法理解體制。因此，他們把重點放在對組織的研究和分析上。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他們把制度等同于組織。

他們始終認為，比較經濟體制的最終目的是提高體制的績效。因此，必須“將經濟體制(更準確地說是體制規則、法律、習俗、一般程序)對基本的經濟運行結果(比如，人均收入水平及其增長、收入分配、經濟穩定、國家競爭力等)的影響加以識別和度量，并且將這種影響與環境變量的影響以及經濟參與者的決策和政策區別開來”。在他們的著作中，對各種組織或一個組織不同時期績效的差別的一般原因，用公式推導的方法作了概括。關于體制變遷和轉軌，他們特別強調體制內的各種規則必須配套，單純的從外部移植是不能達到預期目標的。

“比較制度分析”學派：以青木昌彥為首的“比較制度分析”學派獨樹一幟，他們并不把自己的理論歸入比較經濟學或新比較經濟學的范疇，但是由于他們宣稱“比較制度分析是對現行各種制度進行比較分析”，因此我們仍然可把他們作為新比較經濟學的一個學派來研究。

就其研究方法來看，他們使用了最廣泛的、跨學科的研究工具，如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分析工具等，特別是博弈論成為比較制度分析的主要工具。這是該學派不同于其他學派的一個顯著特征。

新比較經濟學研究的總體評價

比較經濟學已經取得新的學科進展。首先，它在學科方面一個最突出的新成就是徹底擺脫了“主義”比較方法。雖然新比較經濟學中也有一種新“主義”學派，但這只是一種“借喻性”的說法，其本質已經拋棄“主義之間”的比較方法，而是主張“主義內”(即資本主義內)各種體制進行比較。其次，新比較經濟學各流派都吸收了現代經濟學、甚至跨學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最明顯的是各流派都把新制度經濟學(如企業與經濟理論、制度變遷理論等)的成果作為自己研究的理論基礎，“比較制度分析”學派還大量使用博弈論和社會學理論與方法。這些新的理論和方法的吸收大大推進了新比較經濟學的探索和研究。再者，從研究對象來說，新比較經濟學各流派都定位于制度或體制的比較，但又各具特色。新“主義”學派的研究角度是宏觀經濟體制，其基本的比較研究單位是各個國家；“組織”學派則著重研究微觀經濟體制，其基本的比較研究單位是各種“組織”(小企業、大公司、政府、工會等)；“比較制度分析”學派則主要研究體制或制度的理論與模型，如什么是制度或體制？制度怎樣形成？制度為什么是多樣性的等等。各個學派多多少少都已形成自己新的比較經濟學研究的邏輯體系與結構。

第5篇：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資本論，經濟危機理論，現實價值

經濟危機是指一個或多個國民經濟或者整個世界經濟在一個較長的時間段內不斷收縮，是資本主義經濟在其發展過程中周期性爆發的生產相對過剩危機。回顧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歷程，從1852年第一次經濟危機在英國爆發以來，每隔一定的時間，在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或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就要爆發一次經濟危機。然而最近的一次經濟危機，由2008年次貸危機演變而來的金融海嘯從美國波及全世界，從金融領域蔓延到實體經濟。以華爾街為代表的美國金融體系受到重創，世界經濟也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因此，重新閱讀出版于1867年的馬克思《資本論》，深刻思考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具有重大的現實價值。

一、馬克思《資本論》中經濟危機理論的論述

馬克思的《資本論》在分析剩余價值的來源和實質時，提出了商品的二因素和勞動的二重性。同時在流通領域抽象的考察剩余價值的實現問題，進而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及其發展規律。事實證明，他的經濟危機理論具有極強的科學性和預見性。

1、揭示經濟危機爆發的直接誘因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了經濟危機爆發的誘因是資本的本質屬性導致的，即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它體現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程度。同時，資本家作為人格化了的資本，表現為對剩余價值永恒的追求。資本家為了能夠持續的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將獲得的剩余價值在投入到社會再生產中，由此推動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資本逐漸積累，但絕大部分的資本是掌握在少數的資本家手里，而被剝削階級卻占有極少的資本。他們受到資本家的剝削，購買能力是有限的。這樣，商品無法獲得相應的價值補償，造成資本不能有效地運轉。這樣便可能導致危機的爆發。

隨著資本大量的投入到再生產中，企業的規模擴大，生產出來的產品的總量超過了社會總的需求，商品賣不出去，大量的商品積壓，大批生產企業減產或停產，資本家就無法向員工發放工資，或企業裁員，導致一部分人失業。這樣社會的購買力下降，陷入一種惡性循環。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生產相對過剩，即消費者有購買的意愿卻沒有購買的能力。這里所說的生產過剩是相對于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來說社會生產的商品顯得過剩，而不是與勞動人民的實際需求相比的絕對過剩。經濟危機的本質特征就是生產的相對過剩。這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經濟現象。

2、對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源的揭示

《資本論》揭示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是生產社會化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也即生產力已經增長到這種關系所不能容納的地步，資產階級的關系已經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資本主義生產不斷社會化。它內在的要求各部門，各企業之間及生產消費之間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以使得社會的再生產能夠順利的進行。但是，由于資本家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盲目的提高生產力和擴大生產規模，破壞了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平衡。因此，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就產生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表現為生產的無限擴大的趨勢與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的矛盾。第二，表現為個別企業內部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因此，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源就在于資本主義制度。

二、《資本論》經濟危機理論的現實價值

馬克思對經濟危機理論的論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危機爆發的實質，對于當今的經濟危機仍然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同時對于我國應對經濟危機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具有重大的意義。

1.制度的選擇。

經濟危機的爆發是資本主義制度不可調和的產物，選擇怎樣的制度就顯得很重要。我國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實行公有制為主，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這從根本上杜絕了危機爆發的可能。因此，我們因堅定不移的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也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社會也有矛盾。不斷地調整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完善上層建筑，是我國進行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正如黨的十三中全會作出的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中心的決定，對我國的改革正處于攻堅期和深水區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2.擴大內需。

從經濟危機爆發的邏輯思路：有效地需求不足―生產相對過剩―預期消費―信用違約―經濟危機，我們可以看到有效需求的不足是危機發生的邏輯起點。促進經濟的發展，我們應依靠投資和出口轉移到依靠投資、出口、消費的協調推進，在危機的大背景下，刺激國內的消費需求顯得尤為的重要。通過改變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的格局，縮短貧富差距，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加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支出，建立和健全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創造良好的就業和創業環境。將我國居民的購買力釋放出來，利用消費紅利促進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

3.市場與政府的有效地配合。

馬克思認為市場機制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并不是萬能的。1929―1933爆發了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美國總統羅斯福在1934年就任后，采取政府干預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美國經濟較快的擺脫了危機的影響。在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把市場機制與社會主義制度結合起來，形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十三中全會最新提出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的發揮政府的作用。正確的對待“無形的手”和“有形的手”的關系，有利于推動我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進行。

參考文獻：

第6篇：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文化全球化　當代中國文化建設　物質文化制度文化　精神文化

文化全球化是這樣一個過程：不同民族文化在統一的“全球場”內、在“融合”與“互異”的同時作用下。不斷交流、互補。實現相互理解和共同發展。在這一過程中。民族文化的封閉狀態被打破，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與人類文化的普遍性并存共進。因此，文化全球化并非是靜止的現象，而是動態的過程。這一過程的走向呈現出由強弱文化態勢向共同發展演變這樣一種軌跡。就目前的發展態勢而言，文化全球化對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影響是雙重的。它既為當代中國文化建設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也對當代中國文化建設提出了諸多的挑戰。

一、文化全球化為當代中國文化建設提供了機遇

1　促進文化產品的交流。從物質文化層面來看。文化全球化的積極影響最突出的表現在于，它促進了中國文化產業的迅速崛起，促進了文化產品的互動與交流。“以音像制品為例，1998-2002年，我國共進出口音像制品7761部(次)，其中錄像制品5127部(次)。錄音制品2634部(次)。整個音像制品銷售額約為200億元，其中國產音像制品約占65％，海外音像制品占35％。”隨著中國文化市場的進一步開放，中外文化產品的交流將進一步擴大。

2　推進我國的制度創新。從制度文化層面來看，文化全球化使中國社會越來越多地采納了國際慣用的具有普遍性的各種經濟、政治體制、規則。一方面，文化全球化有助于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創新。當然，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過程中，面對全球化環境，社會主義不是被動地“一體化”到資本主義的體系中去，而是利用全球化所提供的市場力量來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獲得最終超越資本主義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文化全球化有助于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我們必須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根本政治制度，但是，我們可以通過文化的交流，借鑒西方政治制度文化中有利于我國政治體制完善和發展的方面，促進我國政治民主化進程的發展。

3　加快精神文化的發展。從精神文化層面來看。一方面，文化全球化促進了中國人文化心理的健康發展。伴隨著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碰撞與交流，中國人能夠以理性的心態看待自身文化，也能夠以健康的心理對待外來文化。另一方面，文化全球化促進了中國人觀念的更新。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現代觀念和意識越來越為大多數中國人所接受。而文化全球化帶來的世界性文化交流，為中國人進一步擺脫傳統農業社會觀念的束縛，培養和增強現代意識創造了外部條件，促進了中國人由“傳統人”向“現代人”的轉變。

二、文化全球化對當代中國文化建設提出了挑戰

1　文化產業承受壓力。國外文化資本、文化產業的進入，壓縮了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空間。企業發展的不成熟、產業總量規模偏小，使得我國文化產業在國外文化產業的入侵下出現了巨大的貿易逆差。“僅據國家版權局的不完全統計，2001年中國圖書、報紙、期刊出口額為1764萬美元(比上年增長5.59％)，而進口額為6904萬美元(比上年增長19％)，進口是出口的4倍。而音像制品、電子出版物的進口額為出口額的14倍。”

2　制度文化面臨威脅。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西方資本主義文化以其強大的經濟、政治、軍事等實力為后盾，不斷向發展中國家輻射，對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制度構成嚴峻的挑戰。

就經濟制度而言。一方面，世界上沒有任何將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先例可資借鑒。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規則對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沖擊始終存在，而我們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又必然要將我國的市場經濟制度規則與國際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規則接軌。如何在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基礎上，實現與國際制度規則相協調，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就政治制度而言。在文化交流過程中，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趁我國改革之機，利用各種機會美化西方的政治制度，打著“民主”、“人權”的幌子，推廣其資本主義政治模式，比如美國學者弗蘭西斯?福山拋出的歷史終結論。國內一些人也在這種聒噪聲中隨聲附和，這嚴重干擾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

3　精神文化受到消解。在精神文化層面上，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和民族傳統文化面臨沖擊。一方面。社會主義中國自身處于改革轉型期，價值觀念的多元化使原來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受到強烈沖擊，造成其凝聚力和整合作用降低。另一方面，西方國家通過不間斷地、多渠道地意識形態輸出，沖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同時。西方文化商品和消費方式以其強烈的文化心理暗示性，培養著人們尤其是青少年對西方文化的認同。很難想象，從小吃慣了麥當勞、喝慣了可口可樂、穿慣了牛仔服、看慣了美國大片、習慣了以自我為中心的一代人成長起來后，還會有人“舍生取義”、“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中國傳統的文化精神面臨著被遺忘的危險。

第7篇：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信用;信用制度;市場經濟;意義

中圖分類號:F0文獻標識碼:A

沒有信用,就沒有秩序,市場經濟就不能健康發展。信用在當前市場經濟的發展中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時,信用是商品經濟的產物,并且作用于經濟的發展態勢,因而它是一種經濟關系及其在商品經濟中的地位較為凸顯。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要求經濟行為誠實守信。信用不但是一個思維觀念,而且可以形成制度,進而規制經濟的健康發展。馬克思深刻洞察了這一點,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具有重大意義。

一、信用凸顯經濟關系

在中國,一般認為信用是一種道德準則,為人們所重視。而在商品經濟發達的今天,它更凸顯經濟關系,不管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它都與之相伴而生。

1、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信用與經濟的關系一直存在且密不可分。它伴隨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發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商品經濟的發展。馬克思指出:“信用作為本質的,發達的生產關系,也只有在以資本或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流通中才會歷史的出現。”在早期資本主義社會中,商業信用是從勞動力買賣開始的。自從勞動力成為商品,也就涌現出大量的雇傭關系,而雇用勞動力也是一個經濟信用關系,這個關系發生作用是通過流通領域體現的。資本家付給勞動力的工資是在勞動力發生作用一段時間后才兌現的,這里的“兌現”與時間差就體現出了信用關系。馬克思也看重這一關系的生產,這也同于他在論述商品交換一樣:“動機和決定的目的是把G轉化G+G”,商品的交換中要履行契約,要守信,這樣才能實現價值的增值。否則,一旦信用環節破裂,只能兩敗俱傷。因此,馬克思指出:“自由競爭命名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對每個資本家起作用。”這表明,在資本主義的競爭中,雖然是唯利是圖,甚至是爾虞我詐,但要想在市場中生存,都要遵循起碼的所謂“規律”,這“規律”就包含有信用理念。也可以看出,不守信用者必定失去商機,受到懲罰,甚至破產。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在流通領域,貨幣充當支付手段這一職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相互之間的信用經濟關系的思維內化。馬克思指出:“主要流通費用之一是具有價值的貨幣本身。通過信用,貨幣以三種方式得到節約。……由于信用,流通或商品形態變化的各個階段,進而資本形態的各個階段加快了,整個再生產過程因而也加快了。另一方面信用又使買和賣的行為可以互相分離較長的時間,因而成為投機的基礎。”由于支付的分離成為可能,因而在交換中不必要具備大量的現金,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在某種意義上總是相當落后的交換方式了。而且這種交換會造成大量的人力、財力的浪費,而靠信用支撐的交換方式可以給雙方方便快捷。尤其是信息化高度發達的今天,更凸顯了信用經濟關系的地位。馬克思指出的“另一方面”也給經營者敲響了警鐘,即防止失信者投機行為的發生,這也是信用經濟關系有待解決的一面。要維護信用的良好作用,就需構建良好的信用環境、信用制度等。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信用在其中的角色也十分重要。社會主義條件下,信用有更好的構建環境,更易于發揮信用制度的作用。社會主義市場與資本主義市場沒什么區別。因此,信用作為經濟關系的地位也相當突出。在商品流通中,各部門、各企業之間的公私、公公、私私之間,信用在其中的角色相當突出。各交換主體都認識一種信用理念,即信用使互相長久受益。信用的受益,這個“益”,在市場經濟中,主要是經濟利益,沒有經濟利益,市場主體是不會感興趣的。所以,信用作為經濟關系是相當明顯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引用了一些經濟學家的觀點,其中一處是引用了英國經濟學家的托馬斯?圖克的一段話:“信用,在它的最簡單的表現上,是一種適當的或不適當的信任,它使一個人把一定的資本額,以貨幣形式或以估計為一定貨幣價值的商品形式,委托給另一個人,這個資本額到期后一定要償還。”馬克思對他們觀點的正面引述,在一定意義上,表明了馬克思的認可態度。社會主義信用制度也離不開這種“一般形式”,(當然它還有更為特殊的形式)這里只想說明信用體現的經濟關系。從個別的市場主體看,如個人與銀行機構,這種信用關系就相當明顯,這種經濟關系的運行,有其特定的程序與替代物,如馬克思所說的“貸放(這里我們只考察真正的商業信用)是通過匯票的貼現――使匯票在到期以前轉化成貨幣――來進行的,是通過不同形式的貸款,即以個人信用為基礎的直接貸款,以有息證券、國家證券各種股票,作抵押的貸款,特別是以提單、棧單及其他各種證明商品所有權的單據作抵押的貸款來引進的,是通過存款透支等等來進行的。”貨幣的“虛擬化”成為“信用貨幣”――匯票。這也是以經濟關系生息攸關的。因此,馬克思說,“真正的信用貨幣不是以貨幣流通(不管是金屬貨幣還是國家紙幣)為基礎,而是以匯票流通為基礎。”因為在商品交換的這個階段上,商品不是為取得貨幣而賣,而是為取得定期支付的憑據而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在很大一部分正如馬克思所分析的那樣,以匯票作為流通中的“基礎”。而且還不僅在單一這種匯票上,還有更多信息化的內容。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信用的經濟關系也得到充分體現。

二、信用制度在經濟領域中的特性

對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三卷,理論界是相當熟悉的,其中馬克思關于“信用制度”的精辟論述在當前卻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因為“信用”在道德準則范疇所發揮作用對人們影響相當大,而今,信用在經濟領域的重要角色不容人們忽視。因此,在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又遭遇到“信用”和“誠信”的新問題的今天,有必要認清它的重要特性。

1、信用制度在經濟中的廣域性。經濟領域可以說是一個涉面相當大的范圍,而信用制度鑲嵌于它的每個角落,不管從時間還是從空間看,自從有了階級社會,它無時不作用于人類社會生活。而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更顯著了。正如馬克思所說:“隨著商業和只是著眼于流通而進行生產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信用制度的這個自然基礎也在擴大,普遍化和發展。”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中,要使此方式正常運轉下去,“自然基礎”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視的――貨幣充當支付手段的職能。這一職能使商品經營者之間的關系在商品流通中而形成,而商品流通是一個龐雜的社會系統,“擴大”、“普遍化”是再正常不過的了。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中,信用制度這個“自然基礎”也在擴大、普遍化。只要有商品流通,就存在信用制度起作用的“溫床”。

2、信用制度在經濟領域中的特定性。這里我們研究的它的特定性,是相對于廣域性而言的,是指定在特殊方面的作用顯出更重要、更明顯。比如,商業信用和銀行信用等。其實馬克思也對信用制度的特定性作用作過述說的,馬克思指出:“我們不打算詳細分析信用制度和它為自己所創造的工具(信用貨幣等等)。我們在這里只著重指出為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所必要的少數幾點。因此,在這里,我只研究商業信用和銀行信用。這種信用的發展和公共信用的發展之間的聯系,不屬于我們考察的范圍。”這正如說明信用不僅有“公共”的地方,而且更有它特定的角度。銀行信用是個特定角度,在這個角度中,信用制度就顯得更重要了。客戶把錢存入銀行,完全是一種相信,這種“相信”是建立在國家制度之中的相信。在存儲手續完成后,留在客戶手中的是一種數據憑據,銀行信用就從中體現出來,馬克思也認為:“資本家隨著貨幣的積累,把貨幣作為有息的活期存款存入銀行,這就是屬于信用范圍的問題。”

馬克思在論述股份制的理論中,也體現了信用制度特定性的視角。馬克思說:“信用制度是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逐漸轉化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礎,同樣,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國家規模逐漸擴大合作企業的手段。”又說:“把股份制度――它是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私人產業的揚棄;它越是擴大,越是侵入新的生產部門,它就越會消滅私人產業――撇開不說,信用為單個資本家或被當作資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內絕對支配別人的資本,別人的財產,從而侵犯別人的勞動權利。對社會資本而不是對自己資本的支配權,使他取得了對社會勞動的支配權。因此,一個人實際擁有的或公眾認為他擁有的資本本身,只是成為信用這個上層建筑的基礎”。馬克思這里所說的“股份公司”中的業主所擁有的各種權利,實際也是在信用制度這個特定的視角中的一種應用。馬克思還在分析資本主義信用制度關于股份制的著名評述中指出:“它是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私人產業的揚棄”,“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因而是一個自行揚棄的矛盾,這個矛盾首先表現為通向一種新的生產形式的單純過渡點”。對股份制的內在框架在這里不需過多的考察,只指出一點,“私人產業的揚棄”其實是建立在信用基礎上的“揚棄”,各私人業主把自己“閑散”資金投入合伙經營,其最終目的是為了獲得利潤,風險是次要考慮的事情。因此,他蒙發這個目的的因素是信任這個“項目”,信任經營者的能力,致使他不怕風險。因此,特定的經營境況產生特定的信用制度的取向。

三、加強我國信用制度建設的重要意義

隨著我國加入WTO,我國經濟發展進入國際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主體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主體,在從事經濟活動中有異曲同工之處。就其在市場的角色中,雖然制度是“異曲”的,其信用是“同工”的。因而,這從某種意義上說“信用”是沒有國界的。因為經濟的全球化、交往的普遍化致使信用拉動了各國經濟的發展。沒建立在信用制度之上的國際化經濟經營國,在世界經濟大潮中是難以立足的。

1、加強信用制度建設有助于認清商品經濟發展的本質。早在19世紀,恩格斯在其《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92年法文序言中就對當時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信用”作出深刻分析,他認為:“現代政治經濟的規律之一就是,資本主義越發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為它早期階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騙和欺詐手段。的確,這些狡猾手腕在市場上已經不合算了,那里時間就是金錢,那里商業道德必然發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倫理的狂熱,而純粹是為了白費時間和辛勞”。恩格斯在當時紛繁的經濟現象中清醒地認識到:“哄騙和欺詐手段”在市場大潮中是難以生存的。而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是講信用,是講求經濟關系中的信用,而絕非是簡單的“倫理的狂熱”,即不是簡單的商業道德問題。因此,我們可以認識到,商品經濟的發展離不開信用制度,信用程度的高低直接關系到社會經濟的繁榮與危機。而我國正處在新經濟體制起步時期,很有必要加強信用制度建設。

2、信用能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從市場主體方面看,各主體要積極地適應市場,并在其中取得一定的地位,信用是它的內在底氣。各主體之間建立的經濟關系,雖是一種契約關系,但要想維護契約的生效,而讓雙方順利受益,其中沒有雙方的信用是不可能的。否則,雙方都不能受益。從流通領域方面看,信用可以節約流通費用,加速資金周轉,調節貨幣流通量的作用。從政府職能上看,信用可以提高市場運作效率,宏觀調控更有力化、簡便化。以上不難看出,信用的積極而有效的作用,因而我國信用制度在市場經濟運作中,應呈現出其基本的效果。

3、當前我國還存在缺乏信用的諸多方面。我國正處在新經濟體制轉型期,很多人一下不能適應,對突如其來的經濟“洪流”很容易被淹沒,不是就是違約欺詐;不是刁蠻鉆營就是以假充真。種種跡象表明,忽視信用制度之風猶存,并已嚴重影響我國正常的經濟秩序,且出現經濟現象倒退的方式,如現金交易。因此,如果再不采取適當措施整治信用危機,則其將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綜合治理信用問題已刻不容緩。

(作者單位:廣西交通職業技術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第8篇：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資本主義私有產權；資本主義股份制；消極揚棄；合作工廠；積極揚棄；公有產權

一、《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私有產權歷史沿革的研究概述

《資本論》的學術魅力不僅在于理論抽象和嚴密的邏輯推理，而且更在于研究社會經濟問題所遵循的方法論——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它是《資本論》這一重要經濟理論著作的思想精髓。馬克思正是在這一方法論的基礎之上，研究了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的私有產權問題。根據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發展的根本動力是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通過梳理《資本論》中的相關闡述，我們可以概要性地總結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的歷史沿革：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的早中期，其最主要的形式是私人經營，比如家族式私營（當然由于私有產權形式的復雜性，也存在合營等其他私有產權形式）；到了中晚期，隨著資本主義信用制度的高度發展，出現了資本主義股份制，并且出現了一些類似合作工廠這一積極突破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的產權形式；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窮途日暮的晚期，極度自由資本主義走向了自己的對立面——壟斷資本主義，出現了卡特爾、托拉斯、辛迪加等壟斷資本主義產權形式，迫使資本主義國家權力對國民經濟發展的積極干預。在以下的論述中，本文將重點探討資本主義股份制和合作工廠，以及它們對我國現階段公有產權改革的重要啟示。

二、資本主義股份制與消極揚棄的辯證法

（一）資本主義股份制的重要制度基礎——資本主義信用

資本主義信用制度的產生具有歷史必然性，它的存在有其客觀的物質經濟基礎——“以便對利潤率的平均化或這個平均化運動起中介作用，整個資本主義生產就是建立在這個運動的基礎之上的。”簡而言之，資本主義的貪婪本性對信用制度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資本主義信用制度歸根結底是為資本攫取剩余價值服務的。簡要剖析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信用制度，它主要包括商業信用、銀行信用、國家信用，但在資本主義信用制度高度發達的今天，三者相互滲透。比如說，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美國羅斯福政府通過金融機構大量發行國債，并以工代賑，消極應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這是國家信用、銀行信用與商業信用有效結合、調節經濟的典型案例，因此，資本主義信用制度正如馬克思所解析的那樣，它“表現為生產過剩和商業過度投機的主要杠桿”。

（二）資本主義股份制的歷史特征

資本主義股份制的重要歷史特征可以概括為以下幾方面：首先，它依然是資本主義私人產權形式，它存在的物質經濟基礎——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依然根深蒂固，因而它并沒有突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陳舊的范圍，也沒有根除資本與勞動、私人財富與社會財富的對立，不僅如此，它反而在新的形態上激化了它們之間的對立。其次，由于股份制所必然導致的資金和勞動的社會集中，即使是在私人控股的前提下，資本主義股份制企業也取得了“社會企業”的形式，形成了虛擬的、間接的“社會財產”，策略性地適應了物質生產力社會化的發展要求，而社會化大生產和現代化大工業是社會主義經濟存在的重要物質經濟基礎，因此資本主義股份制純粹是一種消極的過渡點，存在著“自行揚棄的矛盾”，與此同時，資本主義股份制企業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規模經濟效應。再次，資本主義股份制企業出現了資本所有權與職能相分離的現象，即資本所有者淪為單純的貨幣資本家，完全脫離了具體的生產過程，企業由專門的職業經理經營，但在“生產資料已經轉化為資本”的前提下，資本所有者可以攫取全部利潤（即包括企業主收入和利息），實現其夢寐以求的“坐享其成”。在此基礎上，產生了專門靠炒作、投機股票的食利階層，馬克思稱之為“一種新的金融貴族，一種新的寄生蟲”，“一種沒有私人財產控制的私人生產”。最后，由于股份制的過渡性，資本主義股份制存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可能性，改革后的股份制——社會主義股份制（公有控股），是一種具有積極意義的、能夠適應“過渡型”社會主義經濟的組合產權形式。

（三）消極揚棄的辯證法

“否定之否定”規律是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的三大規律之一，它表明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不斷地自我完善與發展的過程，同時這一過程是由一系列存在著內在聯系的階段性過程的統一。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亦是如此。但是，由于事物發展的復雜性、曲折性，對某一階段的“否定”，既存在著積極地“否定之否定”，又存在著消極的“否定之否定”，這就是積極揚棄與消極揚棄的辯證法。

資本主義股份制是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的自我消極揚棄形式。私人私營企業是資本主義私有產權初始的主要形式，但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特別是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出現，資產階級在確保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根本不變的前提下，對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的具體形式進行了適度調整，資本主義股份制企業“粉墨登場”，與私人企業形成了形式上的“對立”，實質上二者“殊途同歸”——都是為實現資本主義私人所有權（所有制）的經濟利益服務的。因此，資本主義股份制盡管在形式上有所突破，但是它并沒有根除私人財富與社會財富的對立、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反而在新的形態上發展了這種對立——隨著“小魚被鯊魚所吞掉，羊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對個人生產資料的剝奪發展到了極致——這種剝奪已經降臨到中小資本家本身，社會財富越來越被極少數大資本家所壟斷，并最終迫使資本主義國家行政權力的介入，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反壟斷法。

三、合作工廠與積極揚棄的辯證法

（一）合作工廠——對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的進一步否定

資本主義股份制對資本主義私有產權進行了消極地“形式”層次的否定，而工人聯合體的合作工廠對其進行了更進一步的否定——涉及對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的“物質內涵”層次的否定，由此可見，合作工廠是對資本主義私有產權更為深入地“否定之否定”，取其精華——它所體現的某些共性范疇，比如股份制及其基于的信用制度等，祛其糟粕——它所蘊含的物質內涵——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權）。因此，雖然資本主義股份制和工人聯合體的合作工廠都屬于過渡性的組合產權形式，即兩者存在形式上的可比較性，但是它們的物質內容大相徑庭，合作工廠批判性地否定了資本主義股份制，它在對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的揚棄方面，走得更遠。

（二）合作工廠積極的歷史過渡性

馬克思指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雖然它在自己的實際組織中，當然到處都再生產出并且必然會再產出現存制度的一切缺點。”這句話體現了合作工廠的歷史過渡性，即合作工廠不僅具有歷史積極性，而且必然會存在其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合作工廠的歷史積極性在于，通過工人自己的資產和勞動的聯合（基于這一點，馬克思這里所講的“合作工廠”可理解為“股份合作制工廠”），它在其內部從根本上消除了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從而揚棄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范圍內的、建立在資本與勞動對立基礎上的資本增殖，形成一種建立在自己勞動基礎上的資產增值，這類似與小商品經濟私有產權形式，不過那時的小商品生產者在這里轉變為工人的“聯合體”；但合作工廠存在其歷史局限性：盡管合作工廠的資產歸工人聯合體共同“占有”，擯棄了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壟斷占有，但是它依然遺留著資本主義“母體”的歷史痕跡——工人聯合體的個體之間的私人產權關系依然是清晰的，這就使合作工廠依然僅僅是一種比較低級的集體經濟產權形式，依然有改進的空間。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亦屬于一種過渡性產權形式，但它不同于資本主義股份制，它是積極的過渡性產權。

（三）積極揚棄的辯證法

者的辯證法是積極揚棄的革命辯證法。工人聯合體的合作工廠是對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的革命性突破，這種突破的革命性不僅僅是在于對資本主義私有產權形式的揚棄，更為關鍵性的一點在于，它揚棄了資本主義私人壟斷占有，在其內部消除了資本與勞動的對立、私人財富同社會財富的對立，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順應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為更適應物質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新的生產方式的形成，進行了積極地探索和實踐。當然，由于當時的歷史客觀條件的制約，馬克思所描述的合作工廠存在明顯的局限性，但它的改革取向是積極向上的，是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和巨大的發展潛力的。

四、對我國現階段公有產權問題的思考

公有制企業特別是國企體制改革是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而所有制（權）的結構性改革是公有制企業體制改革的核心，很顯然，對我國現階段公有產權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整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點、突破口。在社會主義公有產權的改革過程中，我們必須堅持積極揚棄的辯證法這一科學的改革觀，從物質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情況出發，努力探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公有產權的具體形式。

在突破純粹、單一的公有制經濟而實行多種經濟成分并存時，要保持公有制經濟成分的絕對主體地位以及國有制經濟成分的絕對主導優勢[3]，這是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公有產權改革必須牢牢謹記的首要原則，它是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有效宏觀調控的重要物質經濟基礎，是國民經濟發展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重要物質保障。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屬于過渡型社會主義，公有產權可以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等各種過渡型產權形式，但是要注意酌情處理，不能“一刀切”，更不能搞盲目私有化。比如說，一些關乎國民經濟命脈的、具有戰略意義的產業部門依然應該采取國有國營的形式；一些經營狀況不是很理想、但大有發展潛力的大中型國有企業可實行國有控股的股份制經營（總理在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繼續推進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而一些盈利能力明顯不足、持續虧空、毫無發展前景的中小型企業可實行租賃、承包，甚至出售；對于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根據目前農村經濟的發展形勢，可鼓勵農民從聯產承包責任制過渡到農村專業化合作社經營，實現農業的專業化、規模化、現代化經營；針對異軍突起的民間個體私營經濟，對已經較有規模的個體私營企業，要有意識的引導它們推行員工持股計劃，同時要通過法律、行政等強制性手段提取公積金、公益金，提高公有財產的比例。此外，要加快絕大多數企業（特別是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建立現代化企業制度的進程，同時加快對金融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的規范化及監控工作，謹防由于虛擬資產的極度膨脹而導致的經濟虛假繁榮。

參考文獻：

1、張宇,孟捷,盧荻.高級政治經濟學[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

2、張薰華.《資本論》脈絡[M].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

第9篇：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范文

1.樹立自然資源“適度消費”理念。

任何社會形態下的經濟活動都是一個資源的“消費”過程。在福斯特看來，一方面，對自然資源過度消費的經濟擴張主義方式，雖然增加了生產，但實質上既不能從根本上遏制生態環境惡化，也不能消除全球性貧困；另一方面，摒棄經濟擴張主義生產增長方式并非要否定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因為片面要求保護環境而否定經濟增長也是不現實的。要現實地解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兩難”問題，只有堅持生態學的“適度消費”原則，強調滿足基本需要和長期保障的重要性。過去我們對大眾為物質福利而進行的斗爭主要是從經濟的角度去理解，而現在這種斗爭則日益呈現出更加廣闊而完整的環境背景。

2.借助“民主化的國家政權”力量實施生態轉化戰略。

在現代社會，國家是一切經濟生活的主導要素，發揮現代國家對生態資源利用過程中的現實力量，無意是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調節器。對此，福斯特認為，始于20世紀80年代環保主義者為拯救美國西北太平洋沿岸最后幾片原始森林所進行的艱苦斗爭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目標單一的環保主義者沒有走出“階級與生態的兩難困境”：既與反生態的資本對抗，又與追求經濟生活滿足的工人對抗。基于此，福斯特就環保運動中始終存在的生存就業與自然保護的矛盾提出了一個大致的解決方案：發動大規模環保運動的直接途徑，就是要通過生態轉化——在滿足社會需求的同時規劃新的與自然合作的關系——從每次生態斗爭核心努力解決就業與環保之間看似難以處理的沖突。在福斯特看來，實施國家層面上協作行動的生態轉化戰略是尋求一定范圍內的將經濟盈余輸入生態轉化目標的重要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借助新型民主化國家政權的力量進行一場盛會變革以消弱國家與資本的合作關系。

3.通過環境革命祛除“更高的不道德”對生態環境的消極影響

從一定意義上來說，生態危機是一種倫理價值觀上的“道德問題”。基于此，各國政府和學術界在對全球生態危機深刻反思之后，從文化價值觀的視域出發，主張進行一場生態倫理價值領域的道德革命。對此，福斯特認為，這種生態倫理價值觀本質就是“綠色思維”，因而他在贊同土地倫理學理論關于道德改革設想的同時，也指出其在根本上沒有認識當下社會形態的“生物圈文化”所闡述的“更高的不道德”對生態環境的消極影響。在福斯特看來，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的“更高的不道德”具有“厚顏無恥”崇拜財富而不顧引發貧窮和生態危機的現實表現，尤其是由于“更高的不道德”的高度制度化，從而導致了其他社會倫理道德和規范在整個社會生活中的“無奈讓位”。因此，在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時代背景下，必須進行程度與規模堪比工業革命的“環境革命”，建構了一個超越并取代資本主義“更高的不道德”的生態文化多元性世界，這個世界是根植于公共道德且與地球及其生活環境和諧一致的。根據福斯特的思維邏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科學發展的實踐中，要做到正確處理人與周匝環境的關系，就必須要在觀念領域進行一場徹底的“環境革命”，凸顯生態文化價值的實踐理性，把生態資源的價值理論與技術理性有機統一起來；并且在突出人的主體能動性及其本質力量的同時，要尊重自然環境和生態資源的客體能動性，形成生態資源與文化多樣性的理想局面，進而促進人與生態環境的更普遍、更完全、更協調一致的自由發展。

4.克服技術理性的一統優勢尋求社會生產方式與環境的協調一致

福斯特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必然性是一種“杰文斯悖論”：作為以追求物質財富積累和增長為首要目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始終依賴“技術革新”，因為只有像蒸汽機、鐵路、汽車這樣劃時代的技術革新才有可能為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集聚資本，從而有利于“資本”去改變生產結構。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技術依賴慣性的研究，福斯特認為，對于解決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的生態危機，“技術的魔杖”已經失靈。在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將人類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僅僅局限于我們是否能在現有生產框架內開發出更高效率的技術是毫無意義的，這就好像把我們整個生產體制連同其非理性、浪費和剝削進行了“升級”而已。因此，他認為，解決生態問題或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矛盾的手段不是技術，而應該是社會經濟制度本身。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體制下，與環境建立可持續關系的社會生產方式是存在的，只是社會生產關系阻礙了這種變革。從這一意義上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業已超越資本主義本質的、可持續性的、符合生態原則的“發達的社會經濟體制”。因此，要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發展就必須繞過杰文斯的結論，沿著經典作家描繪的社會主義方向改造社會生產關系，因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潤，而是要滿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會生態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參考文獻：

[1]（美）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