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發展報告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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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治理發展報告范文

從當前到2025年，部分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價值將會增加，而另一些則會降低。同時，還將產生新的知識和技能需求――而不同專業領域的需求也將各不相同。因此，PQ和七大“商”的設立和應用，將有可能為職業會計師及其用人單位提供標準化、結構化的職業發展方法。

未來5―10年會計師最重要的技能

對審計和鑒證專業人員而言，未來5-10年間，某些領域的技能將變得日益重要。這些技能包括（按重要性降序排列）：商業頭腦、了解洗錢行為、分析性思維、法務審計、跨職能部門工作知識，并且能夠從全球視角分析問題。

目前匱乏的最重要審計和鑒證技能包括：

1. 信息技術知識；

2. 溝通技能；

3. 特定領域知識；商業意識；全球視角。

未來1-3年內重要性將降低的技能包括：

1. 人工處理；

2.傳統的歷史數據審計；

3.小型實體審計；

4.實務管理：廣告、宣傳、業務獲取和費用。

未來5-10年間，一些領域的某些能力和技能將變得越來越重要，包括更多利用新興技術，并增加對它的依賴度，如云計算和大數據、集團重組等；同時提升交流溝通技能和人際交往能力，以履行業務合作職能。

目前匱乏的最重要企業報告技能包括：

1.對企業報告（合并財務與非財務信息）及相應支持性報告框架進行整體性觀察的能力；

2. 新興發展趨勢，如移動和云技術、數字貨幣等；

3. 金融數學。

未來1-3年內重要性將降低的企業報告技能包括：

1.基本的人工記賬和會計技能，因為這些工作將實現自動化；

2. 合規報告，因為此報告將變得越來越商業化。

對財務管理者而言，未來5-10年間，一些領域的相關技能將變得越來越重要，包括：環境問題與綜合報告、信息技術知識及其應用、批判式分析思維與解釋/報告、結構調整與重組。

目前匱乏的最重要財務管理技能包括：

1.對新興問題的認識；

2.溝通交流、業務合作與關系建設；

3. 高級投資評估與分析。

未來1-3年內重要性將降低的財務管理技能包括：

1. 基本的記賬和交易處理，因為此類工作將實現自動化，并分配給文職人員；

2. 歷史數據分析；

3. 傳統評估方法，如凈現值評估。

未來5-10年間，某些領域的特定能力和技能將變得日益重要，包括：對（接受和計算）風險及風險管理、減緩和控制采取更具開創性的應對方式；環境規制、可持續性報告和綜合報告。職業會計師需憑借個人適應性和企業敏捷性，針對各種內外因素進行快速調整和變革。

目前匱乏的最重要戰略規劃與績效管理技能包括：

1.溝通；

2. 超越數字；

3. 日常和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

4. 將數字技術應用于各領域（如分析）的能力。

未來1-3年內重要性將降低的戰略規劃與績效管理技能包括：

1. 交易處理與記賬――這些工作都將實現自動化和外包；

2. 傳統管理會計技術；

3.應用各種模型的能力，如Johnson、Scholes和Whittington、波士頓咨詢集團增長份額矩陣、阿什利奇投資組合矩陣等；

4.日本商業實踐與管理會計技術，包括：改善成本法（Kaizen costing）、目標成本法、及時制和全面質量管理。

對稅務人員而言，未來5-10年間，一些專業技能將變得越來越重要。具體包括：資源管理（人力、項目、時間、任務和預算）、商品和服務流動（關稅/進口稅/出口稅）、直接和間接稅之間的相互作用、勞動力移動性和適應性以及集團交易等。

目前匱乏的3大最重要能力和技能包括：

1. 專業技能；

2. 商業意識；

3. 了解數據分析工具和專家系統。

未來1-3年內重要性將降低的技能包括：

1. 人工計算和申報所得稅、遺產稅、就業稅和營業稅；

2. 日常后勤工作；

3. 非技術性利益相關方的稅款折算；

4.利用稅收減免政策，遞延和最大限度減少處置資本資產的稅負。

對位于治理和風險相關崗位的職業會計師而言，未來5-10年間，一些技能的重要性將日益提升。具體包括：對復雜問題進行優先排序和簡化；創新實踐、決策和問題解決方式；建立更具前瞻性的視角；應對公共部門的企業治理發展；表達技能；與利益相關方合作；敢于挑戰的信心；法律技能等。

目前匱乏的最重要治理、風險和道德技能（和/或指南）包括：

1. 技術意識與應用；

2. 國際治理和風險管理最佳實踐與框架（及指南）；

3. 職業和企業道德（及指南）的實際應用。

未來1-3年內重要性將降低的治理、風險和道德技能包括：

1. 合規：將日益實現自動化或進行外包；

2. 人工控制：目前人工進行的工作將日益實現自動化；

3. 實現非上市公司最佳企業治理實踐專業化：該領域的國際化進程將加快。

結束語

在賄賂和腐敗猖獗的國家，或是在宗教、種族和政治相關地方文化傳統引發治理難題的國家，職業會計師更是面臨著眾多問題。在此情況下，職業機構勢必應在資質認證的整個過程中加強對職業道德的重視，而用人單位則應通過提供更多的在崗培訓和指導，為會計師個人道德和企業道德的發展提供支持。

在某些特定領域，職業會計師還需獲得特定的支持，來發展和提升新的專業技能。例如，到2020年，越來越多的會計師將需要掌握基本的伊斯蘭金融知識，其中一些甚至需要成為此領域專家。而諸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IFRS 9）等相關準則也應建立在金融數學的基礎上――這一趨勢將促使這些準則的應用者和審計者強化對金融數學的掌握。

此外，本研究發現的一些新興趨勢還將對所有執業會計師、以及與會計師存在職業聯系的所有企業和組織產生一定影響。雖然會計師似乎缺乏重要的數字技術知識和技能，但他們必須了解且能夠應用各種新興技術；許多會計師應成為預測性分析工具、大數據和智能軟件的使用專家；而一些會計師則應集中應對企業治理的固有風險和面臨的挑戰。

未來10年里，職業會計師需要借助各種外部支持，才能實現嫻熟專業技能與較強溝通技能的互補――后者在所有專業領域和各級職業崗位上似乎仍較為匱乏。實踐中，會計從業者和相關人士對“溝通技能”一詞賦予的意義，將導致各方難以找到問題的解決方案。戰略規劃和績效管理專業人士曾強調指出，許多新獲執業資格的會計師既缺乏建設性應對沖突的人際交往技能，也缺乏提出必要質疑的信心。同時，許多首席財務官也缺乏戰術思考和行動能力，甚至無法進行清晰的陳述介紹，難以向高級管理人員和董事會推銷自身想法。

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眾多。其中一個就是會計師對所在企業或組織及其運營環境，以及影響企業或組織的本地及全球趨勢認識不足；這不利于會計師形成全面認識，也降低了他們與（企業內外）其他利益相關方進行有效溝通的能力。如今，僅僅會使用金融語言進行交流已遠遠不夠。

第2篇：社會治理發展報告范文

關鍵詞：我國財政預算 績效管理 發展瓶頸 研究

一、引言

財政預算績效管理是指明確的公共支出績效目標的制定以及規范的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對于目標的實現程度進行科學的評價，并將評價的結果同行政評價，預算編制等環節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從而形成一種以績效評價結果為導向的預算管理模式。財政預算績效管理重點強調財政支出的責任以及效率，并通過績效評價促使政府部門不斷改進服務質量和水平。

目前，制約我國財政預算績效管理發展的瓶頸主要在于國家龐大集中的公共財政權力和比較稀缺的社會管理資源以及公眾參與的不足之間的矛盾。因此，財政部門需要不斷改革財政預算績效管理體制，采用新型的治理形式，對于財政預算施加有效的約束，從而不斷提高我國財政預算的效率，更好的發揮財政預算績效管理的作用。

二、制約我國財政預算績效管理發展的瓶頸

（一）制度制約

制度問題是制約我國財政績效預算管理發展最重要的因素和瓶頸。制度制約主要體現在立法保障不足和制度供給不足兩個方面。首先，我國財政預算績效管理的立法層析比較低，這是財政預算績效管理發展的最大瓶頸，使得預算績效管理改革一直難以得到推進和突破。目前，我國在財政預算績效管理方面的法律基礎比較薄弱，績效管理改革的框架，程序以及規則都沒有堅實的法律基礎作為保障，使得財政預算績效管理難以得到根本性的發展和突破。其次，我國財政績效管理的制度供給不足，存在著制度建設比較遲緩，重點不突出，體系不健全等問題，嚴重阻礙了我國財政預算績效管理的改革。一方面，預算績效管理的相關制度建設比較遲緩，仍然集中于完善績效評價體系，沒有將績效管理上升到更高的層面，沒有將績效管理全面的同預算管理結合在一起，制約了預算績效管理的發展。另一方面，我國的財政預算績效管理仍然沒有形成比較完善的體系。財政預算績效管理的作用發揮需要一整套完善的體系發揮作用，其中包括組織實施，信息搜集，績效報告，結果審計等一些類流程，僅僅依靠績效評價是遠遠不夠的。

（二）技術制約

技術制約是影響我國財政預算績效管理發展的最直接原因，技術制約最主要是指目前我國的財政預算績效評價體系不完善，不能為預算績效管理提供有效的技術支撐。首先，我國目前的績效評價體系比較不完善，在評價中過多的采用定性指標作為評價標準，導致評價的結果比較粗放，不太科學。在確定定量指標的方面比較簡單，使得沒有總體特征和個體特征不能的很好的區別和體現。其次，在進行績效評價的時候，采用的方法不是很科學。從我國目前采用的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方法來看，目前主要采用的有目標比較法，因素分析法以及成本—效益分析法等比較簡單的方法，沒法提供準確詳細的評價結果。一些比較先進的方法。例如層次分析法等沒有得到廣泛的應用。另外，目前的財政預算績效評價的標準質量不高。由于我國開展預算績效管理的起步比較遲，使得很多部門的績效信息比較缺乏，無法為績效評價提供科學有效的標準。

（三）環境制約

所謂環境制約是指我國推行財政預算績效管理的環境不完善，導致財政預算績效管理改革比較滯后。首先，我國的財政權力結構不是很合理，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權體制使得財政權力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地方各部門以及民眾掌握的權力有限，使得全面的財政預算績效管理難以開展。其次，我國的社會管理資源比較稀缺，公眾力量參與財政預算管理的程度不高，制約了財政預算績效管理的發展。公眾力量不能很好的參與到財政預算績效管理中來，使得財政預算管理的透明度非常低，沒法對于財政預算管理進行很好的監督，政府部門的權力過大，這些都嚴重阻礙了財政預算績效管理的發展。另外，會計制度等方面的因素也是制約財政預算績效管理發展的重要環境因素。

三、推進財政預算績效管理發展的對策

（一）建立健全財政預算績效管理的制度體系

健全科學的制度體系是推進財政預算績效管理發展的根本保障，因此，要不斷建立健全財政預算績效管理的制度體系，從而將預算績效管理工作以制度的形式確定下來。首先，要不斷的轉變政府行政職能，循序漸進的建立財政部門的績效目標管理的制度，從而實現財政部門管理制度的績效化；其次，要不斷的將績效管理的目標細化，把財政預算績效管理的目標轉換為可以量化的，以績效為主的績效目標體系，從而實現政府公共部門目標管理的績效化；另外，要按照預算編制，預算執行，預算監督和預算評價的要求，建立以績效評價結果為導向的，以財政部門為監管主體，以預算部門為責任主體的績效管理制度體系。

（二）設置績效管理專業機構，配備專業管理人員

首先要成立專門的績效管理科室并配備專業人員，把績效管理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抓。要強化績效管理的理念，優化績效管理人員的知識結構，根據需要舉辦各類績效評價的培訓班和講座，學習先進經驗，再通過工作實踐提高工作水平。借助外部資源，建立績效管理專家庫，財政機關根據建設項目的性質、特點組織和聘請有關專家、學者及社會力量、中介機構來開展財政預算績效管理工作。

財政機關要加強與政府計劃、審計、監察、建設、國土資源、環境保護、規劃等相關職能部門的溝通協調，處理好與其他政府職能部門的關系，取得相關部門的支持配合，形成合力，保證預算績效評價工作的有效開展，提高績效評價的效率效果。

（三）加強財政資金收支計劃的預算管理

財政資金收支計劃的預算管理是財政預算績效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實施財政資金收支計劃管理時，財政部門要與其他各個部門緊密配合，做好相應的預算管理工作。首先，要做好預算內資金收支計劃的預算編制工作。各級部門應該根據上年的預算內資金的收支情況，結合本年度的計劃和目標，科學合理的編制本年度的收支計劃。在收支計劃的預算編制時，要堅持量入為出的原則，絕對不能出現赤字預算的情況。其次，各部門要嚴格按照預算內資金收支計劃的編制，嚴格的予以執行。各級部門要嚴格按照收費標準來進行收費，在相關支出中要嚴格按照預算指標來執行，專項支出要嚴格按照相關的程序規定來執行，并履行相關的審批手續。另外，要從源頭上提高財政資金分配的合理性，嚴格執行績效分配，中期評估和結余結轉制度。在財政項目資金的分配使用方面，要嚴格按照績效管理的相關手段，對于項目資金進行嚴格的績效評價，對于執行不到位和無法執行的項目資金，要調整到更加需要的項目中去，從而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

（四）全面提高財政績效評價工作的水平

財政績效評價工作是財政預算績效管理的核心環節，因此，全面提高財政績效評價工作是推進我國財政預算績效管理發展的關鍵。首先，要提高財政績效評價的立法層次，從法律層面上為財政績效評價工作提供支撐保障。要根據績效管理工作發展的需要，有計劃的，循序漸進的推進績效評價的法制化進程。其次，要不斷加強績效評價工作的組織協調。績效評價工作除了財政部門之外，還涉及到很多部門，是一項系統綜合的工程，因此，要形成以財政部門為主導，各部門積極配合，公眾廣泛參與的績效評價工作機制，從而提高績效評價工作的效率。另外，要不斷提高績效評價結果的準確性，客觀性和實用性。要建立完善科學的績效評價指標體系，一定要堅持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指標評價方法，不斷的提高定量分析的比重，盡量減少定性分析。

（五）大力推進財政預算透明公開化

財政預算的透明公開是建立公共財政體系的要求，是推進財政預算績效管理發展的重要保證。要提高預算編制的具體性和完整性，將收支的分類不斷細化，財政部門要編制中期財政預算，健全預算報告制度，并提高預算公開的主動性，定期的向社會公眾公開預算政策，預算制度，預算收支以及預算資金的使用情況等信息，使得社會公眾能夠全面的參與到預算績效管理工作中來，充分發揮其監督的作用。

四、總結

財政預算績效管理是公共財政體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門，財政部門應該重視到財政預算績效管理發展中所遇到的瓶頸，不斷的采取措施，突破財政預算績效管理的約束條件，從而推進財政預算績效管理改革。

參考文獻：

[1]楊玲香.我國預算績效管理改革研究[D].東北財經大學 2011

第3篇：社會治理發展報告范文

關鍵詞：NGO；西北地區；社會工作

一、導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上由單一計劃經濟發展為市場經濟體制，政治體制上更具民主、開放性，民眾文化生活充滿活力。但也應看到正處在轉型期的中國，由于利益分配格局的急速扭轉、社會流動機制的不完善等原因，社會矛盾問題依然存在。按照傳統思維，政府是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大家長，對所有社會事務承擔責任。然而在實際生活中我們卻能夠看到許多政府難以勝任解決的問題。而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的調節作用也經常會存在失靈現象。所以，為了應對新形勢下政府問題處理能力不足，市場失靈現象，NGO便應運而生。

NGO作為自主、高效、全面的“第三部門”，也會一直在政府層面和廣大民眾的支持下不斷存在和發展，在這個過程中，NGO組織自身也要制定相應的發展戰略，不斷調整發展模式，積極主動尋求服務創新。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社會會出現由廣大NGO組織參與下的公共社會治理模式，中國社會的平穩轉型將會看到自由民主思想指引下的NGO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二、概念界定

NGO是“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的縮寫。是獨立于政府（第一部門）、企業（第二部門）的自愿者組織（第三部門）。也稱非營利組織、公民社會、第三部門等。1952年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將NGO定義為“凡不是根據政府協議建立的國際組織都可被看作非政府組織”。

三、蘭州市NGO發展現狀與原因剖析

（一）總體現狀

蘭州市民政局2011年蘭州市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報告，2011年蘭州市對民間組織依法管理力度繼續加大，民間組織統計分類結構進一步優化。截止年底，全市各類民間組織發展到1412個，其中社會團體629個，民辦非企業單位783個。

（二）四所機構的情況

文章主要描述蘭州4所NGO機構的現狀，分別是蘭州市慧靈智障人士服務中心、甘肅怡欣心理咨詢中心、甘肅省綠駝鈴環境發展中心、蘭州欣雨星兒童心理發展中心。

這些NGO大都是在近幾年剛剛成立。辦公地點都在蘭州市內，往往以小區居民樓形式作為辦公機構。在機構內人員配比上，各機構基本都有部分高學歷人員作為負責人領導工作。在職人員配比上以全職、兼職、志愿者為主體。但因機構規模的限制，導致全職人員數量普遍較少。各機構都以注冊，為民辦非企業單位。活動區域基本局限在甘肅省內。本地區土生土長的NGO較為普遍。僅僅有蘭州慧靈智障人士服務中心作為全國性的NGO在甘肅省內開展工作。

1.蘭州慧靈智障人士服務中心

蘭州慧靈智障人士服務中心是一家專門針對智障青少年及成人提供專業服務的非營利性公益機構（NGO），為廣大智障朋友及其家庭提供他們需要的服務支持和引導，目標是希望更多智障朋友及其家庭過上正常化、有品質、社區化的普通工作和生活方式。其主要服務提供對象是14-40歲左右的智障人士，提供服務方式為日間活動與訓練、藝術調理、藝術技能培訓、夜間住宿、家長培訓與支持、助養助學、助殘社工培訓、熱線服務等。

2.甘肅怡欣心理咨詢中心

甘肅怡欣心理咨詢中心是一家正對婦女、兒童設立的心理服務機構。其日常活動方式主要包括：提供服務、宣傳、培訓研究交流、開展啟蒙性活動、熱線服務、政策建議，提案、調查研究、志愿者服務等。

3.蘭州欣雨星兒童心理發展中心

蘭州欣雨星兒童心理發展中心致力于促進正常兒童的心理健康發展，同時關注心理發育偏異如孤獨癥、智力發育落后等兒童的篩查、評估及早期干預，促使其中大部分兒童能夠和正常兒童一樣融入社會，擁有美好未來。

“中心”業務團隊由心理醫師、心理咨詢師、康復訓練師組成，均具備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全部接受過康復或心理專業培訓。與國內眾多業務發展領先機構建立了業務交流和信息互通渠道，為本“中心”的業務發展奠定了與國內同類機構同步發展的條件。

4.甘肅省綠駝鈴環境發展中心

該機構發展注重與相關企業、部門、NGO進行交流合作。與蘭州市環保局、蘭州市文明辦、甘肅省團委等政府部門都有合作。開展了“樂行行”環保宣傳活動、攝影展等。在與國內其他NGO組織交流方面，綠駝鈴與“甘肅興邦社會工作服務中心”、“c綠中國”、“蕪湖生態中心”、“大愛清塵”、“夢”等開展了蘭州空氣觀察行動、為塵肺患者送制氧機、培訓和調研活動。該機構與企業的交流也非常頻繁，與可口可樂蘭州分公司、中國移動甘肅分公司、安利、蘭州自來水廠進行了參觀交流與培訓活動。其中與安利合作為甘南瑪曲捐贈太陽能板活動受到了社會大眾的一致好評。此外，機構與美國自然資源委員會、福特基金會開展了文縣茶園村災后重建與黃河瑪曲草原保護交流活動。

四、蘭州市NGO發展建議

（一）資金來源與籌集

第4篇：社會治理發展報告范文

關鍵詞：政府治理 政府會計 公共受托責任 政府會計改革

當今世界范圍內掀起了一場新的政府治理變革運動。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許多國家的政府組織都經歷了重大的變革，這些變革涉及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關系的根本性、全方位的調整，變革的目的是追求政府的善治，這場波及世界的政府治理運動依托于一系列創新性制度的設計、選擇和安排，反映了當代政府治理變革的基本理念和價值。政府治理的變革必然推動政府會計改革，要求提供反映政府公共受托責任的財務報告信息，以實現政府治理的目標和要求。

一、政府治理及其特征

（一）政府治理的涵義

政府組織是現代社會組織不可或缺的部分。政府是指國家權力的執行機關，即接受人民委托，利用公共資源，為公眾提供各種服務，且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社會管理機構。確切地說，政府指的是整個公共部門，包括政府單位和公立非營利組織。因此，從廣義上看，我國的政府組織就是整個公共部門，包括各級政府、行政單位和事業單位；從狹義上看，我國的政府組織僅指各級政府機關、立法機構、檢察機關、審判機關等政府權力機關。

政府變革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最重要內容之一。從企業和政府改革的實踐看，一個公司需要治理，一個國家也需要治理。政府治理就是試圖通過改革政府職能活動范圍和運行機制，力圖在政府與市場關系、政府與社會關系之間尋求更為有效地提高公民福利及提升國家生產力、競爭力的制度安排和創新性組織。其中“治理”的基本涵義是在一定范圍內運用權威維持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以滿足公眾的需要。黨的十以來，隨著我國大規模的政府行政改革，通過有效的政府治理變革，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府行政體制和公共管理體制，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使政府成為推動市場經濟的服務性政府，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

（二）政府治理的主要特征

政府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治理與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三個最重要的次級體系。政府治理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1.政府治理主體的多元性。政府治理理論認為，政府并不是國家唯一的權力中心，各種機構包括社會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眾的認可，就可以成為社會權力的中心，治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合作、政府與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合作、強制與非強制的合作。因此，治理的主體不僅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而且在這些多元化的主體之間存在著一種權力依賴的關系。

2.政府治理過程的互動性。“政府治理”旨在建立一個以相互依存為基礎的、以協作為特征的、縱橫協調的、多元統一的社會治理結構。因此，政府治理在強調國家與社會合作的過程中，是一個上下互動的過程，它主要通過合作、協商、伙伴關系以及確定共同的目標等方式來實現對公共事務的管理。

3.政府治理范圍的廣泛性。政府治理不同于傳統的以領土為界的民族國家管理模式，它涉及的對象要寬泛得多。由于治理的權威主體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非政府的、跨國界的民間組織，所以治理的范圍既可以是特定的領土界限內的民族國家，也可以是超越國家領土界限的國際領域。

4.政府治理目標的有效性。政府治理的目標是通過建立服務性政府，實現其依法行政透明高效有責任的政府。政府治理目標的有效性，就是將企業運作模式引入政府機構，按企業模式重塑政府。政府治理強調政府管理的成本，重視管理的績效，把政府效率的提升放在行政成本降低效益增長的雙向思考中。

二、政府治理與政府會計的關系

（一）政府治理與新公共管理模式

1.政府治理模式。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公共行政改革運動，即“新公共管理”運動。經合組織（OECD）1995年度的公共管理發展報告《轉變中的治理：OECD國家的公共管理改革》一文指出：經合組織國際的政府治理變革具有一個已經發展起來的共同的議事日程，這就是“新公共管理”政府治理模式。這表明傳統政府治理理論及實踐向新公共管理理論及實踐轉變，也是經合組織（OECD）成員推行政府會計改革的重要力量。

2.新公共管理模式的特征。新公共管理理論是政府治理變革的理論標向。經合組織（OECD）提供的“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框架建議，認為它包含了五個方面的主要要素原則，即透明度、負責任、靈活性、前瞻性、法律和正直，其宗旨是倡導建立一種“以市場為基礎的公共管理，最大限度地重視國家資源的使用效率。”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法國等國家普遍實行了以市場為導向的行政改革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實踐著新公共管理理論。這種新公共管理政府治理模式具有鮮明的特征：（1）政府是依法行政政府，一切公共權力都必須符合憲法和法律，并在憲法和法律的監督之下行使；（2）政府是有限權力政府，政府公共權力由人民授予，必須嚴格限定在為人民服務的范圍內；（3）政府是透明政府，嚴格實行政務公開，避免暗箱操作，自覺接受群眾的監督；（4）政府是責任政府，政府及其公務員所行使的一切權力背后都連帶著一份責任；（5）政府是效能政府，必須嚴格注重降低治理成本并提高服務質量，避免機構人員膨脹（王成國，2008）。目前，新公共管理運動已席卷全球，我國也正在進行深化公共行政體制改革試點，政府的功能將逐步向服務型、績效型政府轉變。

（二）政府治理與公共受托責任

1.政府治理的實質。政府治理是政府行使權力、制定和執行政策所信賴的制度環境和機制，包括如何做出決策、行使權力以及使政治家和管理者保持責任感的途徑。普遍認為，受托責任是良好政府治理的重要依賴。受托責任產生于委托關系，政府公共受托責任是建立在公民與政府之間的委托關系基礎之上。李建發教授（2006）認為，公共受托責任應當是受托管理公共資源的政府、機構和人員，履行社會公共事務管理職能并向公眾報告的義務。從預算管理角度講，受托責任無論對于公共資源的“使用”，還是對于使用公共資源所產生的“結果”，都是必不可少的。新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實質是從企業化政府層面上定位政府預算與會計的受托責任關系，反映并報告社會公眾要求的政府職責的受托責任。

2.公共受托責任的內容。政府公共受托責任是多維的受托責任。Stewart（1984）認為，公共受托責任是一個“梯形受托責任”：（1）正直和合法受托責任，即依照預算和法律法規的要求來使用資金；（2）過程受托責任，確保執行適當的程序并有適當的效率；（3）業績受托責任；（4）項目受托責任、目標及其實現程度；（5）政策受托責任。李建發教授（2006）認為，政府公共受托責任既包括行為義務，也包括報告義務。一方面，政府應當從人民的公共利益出發，管理好人民托付的公共財產，履行好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管理職能；同時，政府應當向公眾及其代表報告其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我們認為，政府公共受托責任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基于政府內部受托責任。要求參與公共資源配置和使用的各個部門必須對整體政府負責，每一個使用公共財政資源的預算單位和支出機構都必須向其工作影響的利益相關者負責；二是基于外部受托責任的要求。政府整體必須就公共資源的配置和使用結果對全體公民負責。政府公共受托責任是構建政府會計體系的基石。

（三）政府治理與政府會計

1.政府治理與政府會計具有共同的理論基礎。從政府治理的產生可以看出，政府治理源于公共管理中的政府失靈，其核心是委托問題，二者統一于政府公共受托責任目標的實現。而政府會計的本質是對公共受托責任完成過程及其結果的確認、計量和報告。因此，政府治理與政府會計的目標有必然聯系，都是基于公共受托責任的要求，產生于委托問題，共同目標在于公共受托責任的履行。

2.政府治理與政府會計遵循的目標和原則相同。從目標角度看，政府治理與政府會計都強調政府資源的有效配置，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和政府信息公開，以解除政府公共受托責任；從原則角度看，政府治理與政府會計都遵循相互牽制、相互制衡的原則。2012年，財政部頒布實施的《行政事業單位內部控制規范（試行）》，這不僅是政府行政單位內部控制的建設內容，也是完善政府治理的重要舉措。

3.政府治理與政府會計具有相互促進的作用。政府治理要求建立服務型政府和政府信息公開制度，是政府會計變革的基礎和發展動力。同時，政府治理以政府績效為導向，評價政府服務成本效益，都要求政府會計提供反映政府營運狀況和績效的政府會計信息，而提供政府會計信息是解除政府公共受托責任的重要途徑。如何降低政府財務風險，提高政府營運效率是政府治理和政府會計共同關注的問題。

三、政府治理框架下的政府會計改革

（一）政府會計改革的基本理念

政府會計改革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內容。從政府治理角度看，政府具有公共資金管理者和使用者的雙重身份，客觀真實披露政府的資產負債狀況、“投入―產出”績效是其責任。因此，我國政府會計改革應當借鑒經合組織（OECD）成員的政府治理和政府會計改革的經驗，將政府會計改革置于政府治理及新公共管理框架，置于我國特定的政府會計環境，置于政府精細化管理和預算管理體系，建立與國際公共部門會計準則相融通的政府會計規范模式和評價體系中。我們認為，政府治理框架下的政府會計改革應遵循以下基本理念：

1.目標責任觀。政府會計改革必須遵循反映政府公共受托責任的目標，并向政府利益相關者提供決策有用的政府財務報告信息，客觀評估政府活動是否符合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要求，提升政府風險的應對能力。

2.風險管理觀。風險管理是一種政府治理理念。通過政府會計改革，將政府債務收支納入預算管理，強化政府財務風險的核算與管理，建立政府風險預警機制，適時監控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和結構，防范政府風險。

3.信息透明觀。信息透明就是指信息使用者從政府公開的政府會計信息中能夠真實了解政府管理執政理念、發展戰略、財務狀況、營運效績等。政府會計信息的公開透明，不僅是監督政府活動運行情況，也是社會主義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在政府財務管理領域的具體體現。

4.績效導向觀。政府績效評價是解除政府受托責任的重要內容。績效導向就是將傳統的投入預算管理向產出預算管理轉變，強調以結果和產出為導向，以及政府受托責任和績效評價，強化績效管理，政府會計改革更加注重結果責任。

5.規范趨同觀。政府會計準則是規范政府財務活動的準繩，是政府治理信息公開透明的支撐。同時，政府會計準則建設也是政府會計改革的重要內容。規范趨同觀就是充分借鑒國際公共部門會計準則的經驗和做法，加快制定我國政府會計準則，實現與國際公共部門會計準則協調趨同的改革目標。

（二）重構我國政府會計體系

政府治理與政府會計改革客觀上要求重構政府會計體系。政府會計體系是指基于政府治理目標和政府績效管理評價相適應的，具有內在的邏輯性、層次性和結構性的會計系統。

1.傳統預算會計體系。目前，我國政府會計體系是圍繞預算資金執行和組織類別來構建的，即傳統的預算會計體系。包括財政總預算會計、行政單位會計、事業單位會計以及若干預算會計分支。由于傳統的預算會計體系中的三個分支采用不同的會計科目組織會計核算，客觀上形成了相互分割、互不銜接的“三張皮”格局，導致財政總預算會計并不能整合行政單位會計和事業單位會計，無法提供合并的政府整體財務報告，也就不能全面評價政府公共受托責任。因此，傳統的預算會計體系必然向現代政府會計體系轉變。

2.現代政府會計體系。政府會計的主要功能是監督預算執行過程的合規性，提高財政透明度，評價政府績效和解脫受托責任。從政府會計功能類型構建政府會計體系，目前學術界主要有三種觀點：（1）“二元論”。認為政府會計體系由政府預算會計和政府財務會計構成。如張奇博士（2007）主張，將政府會計系統劃分為以權責發生制為基礎的政府財務會計系統與以收付實現制為基礎的政府預算會計系統，發揮兩類不同會計系統的各自的優勢功能。（2）“三元論”。認為政府會計體系由政府預算會計、政府財務會計和政府成本會計構成。如荊新教授（2009）提出了“三元系統”觀點，認為政府會計體系應以財務會計（基本功能是提供整體財務狀況信息）為主導，融合預算會計（基本功能是提供預算撥款收支信息）和成本會計（基本功能是提供業務、項目成本信息）。（3）“四元論”。認為政府會計體系由政府預算會計、政府財務會計、政府成本會計和政府管理會計構成。如景宏軍、王蘊波教授（2008）認為，政府會計從功能上可以劃分為四個部分：政府財務會計、政府管理會計、政府成本會計和政府預算會計。

以上三種不同觀點，都勾畫出了未來政府會計體系構建的發展方向。也由此說明，政府會計理論研究的范圍相當廣泛，很多政府會計理論和實踐問題需要我們去探索與實踐。關于上述三種不同觀點，我們認為建立政府預算會計和政府財務會計“二元系統”是近期我國政府會計改革的重點。而政府成本管理、績效評價客觀需要引入政府成本會計和管理會計，因此，建立包括政府成本會計、政府管理會計在內的完備有效的政府會計“四元系統”，是政府會計改革的長遠目標。

（三）加強政府會計準則建設

政府會計準則建設是完善政府治理的重要內容。國外很多發達國家專門設有政府會計與財務報告準則制定機構，制定內容詳細、全面的政府會計準則與財務報告準則。因此，我國政府會計改革，也需要制定一套內容完整的政府會計準則。通常而言，政府會計準則的內容包括概念框架、具體準則、財務報告準則以及相關應用指南或操作手冊。政府會計準則制定過程中，注重政府會計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度，強調公開、透明和包容性。政府會計概念框架與我國會計基本準則內容相同，它是對政府會計規范體系基本原則問題所作的規范和要求。主要包括政府會計核算前提、會計目標、會計基礎、會計計量、會計要素和財務報告等內容。

1.政府會計目標。政府會計目標是政府提供財務信息或編制財務報告的目標或目的，它是指導政府會計準則制定的最高層次，是用于評估現有會計準則、發展未來會計準則的基礎。在會計理論上，會計目標有受托責任觀和決策有用觀兩種代表性的學派。關于政府會計目標問題，在理論上有不同觀點：一是“單一目標”觀。認為政府會計目標是反映政府或政府單位的公共受托責任。二是“雙重目標”觀。認為政府會計目標是受托責任與決策有用觀并存。筆者認為，受托責任觀與決策有用觀并非互相排斥，而是相互聯系的。受托責任觀和決策有用觀的共同點應該在于，都是為有關各方提供有用信息。這些信息可以用來評價受托責任，也可以用于會計決策。但考慮到公共受托責任是政府會計存在的客觀基礎，因此，政府會計目標應該定位于以“受托責任觀”為主導，以“決策有用觀”為輔助的“雙重目標”觀。

2.政府會計要素。政府會計要素是政府會計對象的具體化，是按照交易或者事項的經濟特征所作的基本分類。它既是政府會計確認和計量的依據，也是確定政府財務報告結構和內容的基礎。筆者認為，政府會計要素的分類必須考慮以下因素：一是會計要素要符合政府會計目標的要求；二是會計要素應完整反映政府活動涵蓋的會計核算對象；三是會計要素要滿足基于不同確認基礎的會計報表的需要；四是會計要素的定義應具有普遍適應性。在這些因素中，政府會計目標決定政府會計核算對象和會計要素確認基礎。目前我國政府會計改革目標就是要建立包括政府預算會計和政府財務會計兩大子系統的政府會計體系，由于兩個子系統在會計目標、確認基礎的差異，其會計要素的設置也有所不同。即政府會計要素分為政府預算會計要素和政府財務會計要素，它們共同構成“二元結構”的會計要素。政府預算會計要素設置“預算收入”、“預算支出”和“預算結余”三要素；政府財務會計設置資產、負債、凈資產、收入和費用五個要素，其中資產、負債和凈資產屬于資產負債表要素，收入和費用屬于收入費用表要素。

3.政府會計基礎。政府會計一般有現金制基礎、修正的現金制基礎、修正的應計制基礎和完全的應計制基礎。我國現行的政府會計確認基礎，一般采用現金制基礎，這是由原預算會計的特點所決定的。隨著我國政府會計環境的變化，政府會計基礎的選擇應該依據政府會計體系和政府會計目標的要求來決定。因此，筆者認為，政府預算會計基礎應該與政府預算基礎一致，采用現金制會計基礎，以評價政府預算收支執行情況履行的受托責任；政府財務會計基礎采用應計制，以評價政府財務狀況、運營業績等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并做出合理決策。

4.政府會計計量。從會計理論上講，會計計量包括歷史成本、重置成本、可變現凈值、現值和公允價值等五種計量屬性，它們各有優劣，但彼此并不完全排斥，往往可以在會計計量時同時使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屬性，以提高會計信息的相關性。長期以來，我國政府會計采用的是歷史成本計量屬性，并以會計核算原則的形式加以規范。歷史成本是會計計量屬性中最早出現的，具有客觀性、可驗證性等優點。但實踐已經證明，單一的計量屬性既不能滿足政府會計計量的要求，也不能很好地實現政府會計的目標。在政府會計中，對會計要素項目計量是為了滿足政府決策有用并反映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因此，政府會計目標決定會計計量屬性的選擇，客觀上要求政府會計計量模式從現在的單一計量模式向綜合計量模式轉變。即以歷史成本計量屬性為主，多種計量屬性共存并相互配合，以滿足各方面會計信息使用者對多元化會計信息的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會計規范有制度模式、準則模式和準則制度混合模式，目前我國政府會計采用的是制度模式。因此，我國政府會計規范模式的改革，可以借鑒我國企業會計規范改革的進程，政府會計規范模式可以分兩步走：一是近期改革目標是建立“基本準則+制度”的混合模式；二是長期改革目標是建立與國際公共部門會計準則相趨同的會計準則規范模式。

（四）建立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制度

1.建立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制度的必要性。政府信息公開制度是政府治理的基礎。目前，我國尚未實行政府財務報告制度，政府財務信息只是散見于政府預算執行情況報告、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報告及政府工作報告中。政府對外披露財務信息的主要方式是政府預算報告，披露的形式簡單且不規范，所傳達的財務信息十分有限，政府債權、債務、資產等財務狀況不能得到全面完整的反映。這種披露方式對內部使用者來說無法使政府決策得到充分的依據，對外部使用者而言，政府財務狀況的透明度不高，不利于立法、機關和社會公眾對政府資金分配與運行的監督和管理。總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推行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制度，防范和化解債務風險。”因此，建立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及披露制度勢在必行。

2.政府綜合財務報告模式的選擇。從理論上講，政府財務報告模式可以分為現金制基礎下的政府財務報告、修正的現金制基礎下的政府財務報告、修正的應計制下的政府財務報告和完全的應計制下政府財務報告四種。不同會計基礎下的政府財務報告在會計要素、報表類型和披露其他信息等方面有所差異。不管采用什么樣的財務報告模式，它都是由政府財務報告的目標所決定的。因此，根據我國政府會計環境和政府會計改革的進程，政府財務會計目標強調受托責任與決策有用并存，會計基礎由收付實現制向權責發生制轉變，這些都決定了目前我國積極推進政府財務報告制度改革，采用修正的應計制或應計制下的政府財務報告模式。2013年9月，財政部部長樓繼偉稱：“我國將試編權責發生制政府綜合財務報告。”這標志著我國政府會計改革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

3.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制度的內容。政府綜合財務報告不僅是披露政府綜合財務信息的一種規范化途徑和載體，而且是信息使用者評價政府績效及做出相應決策的重要依據，也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基礎。因此，政府財務報告體系的構建應遵循需求導向原則，全面評價政府績效的多維的政府財務報告體系，以滿足不同利益相關者多元化的信息需求。筆者認為，政府綜合財務報告的內容主要包括：（1）資產負債表，反映政府財務狀況；（2）營運業績表，反映政府營運成本效益情況；（3）現金流量表，反映政府資金的現金流量狀況；（4）財務報表附注，如會計政策說明、政府的聲明、政府討論和分析、政府依法行政情況及各類反映政府受托責任履行情況的資料；（5）其他附表，對財務報表作補充說明，如對外投資明細表、固定資產明細表等。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制度還要建立審計鑒定制度、政府會計信息披露問責制，強調公開透明、充分披露的原則，這也是良好政府治理的客觀要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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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社會治理發展報告范文

關鍵詞：后新公共管理運動；政府績效審計；協同治理；審計創新；

作者：王會金

一、引言

最高審計機關國際組織1977年的《利馬宣言》指出，最高審計機關開展除財務審計之外，“還有另一種類型的審計，即對政府工作的績效、效果、經濟性和效率進行的審計”，即績效審計。現時期，績效審計已成為世界政府審計的一種潮流和發展方向(戚振東和吳清華，2008)，也逐漸受到我國政府審計機關的重視。(1)政府績效審計在我國實踐的豐富多樣，審計范圍涵蓋政府行政運轉資金以及環境污染防治等各類專項資金；審計對象涵蓋行政事業單位、重大工程建設項目等；但也存在各地政府績效審計的開展尚不均衡，規范性有待于提高(傅平南，2013；曹忻，2013)等問題，其難點在于如何確定績效審計的內容和發展模式、設計績效指標，促進績效審計發揮作用等方面。

縱觀國內文獻，相關研究集中在績效評價指標、評價方法、發展模式、國外經驗介紹等方面，過多強調財政財務收支審計與績效審計的區別與界限，導致更多地從微觀項目和操作層次理解政府績效審計，甚至機械地以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評價操作績效審計。究其原因，現有理論未能從公共管理改革的宏觀背景下理解政府績效審計的產生與發展，從而導致對政府績效審計含義、政府績效審計開展乏力的根本原因等理論以及績效審計如何發揮作用等操作問題的認識有待于深入，限制了績效審計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通過探究政府績效審計的本質內涵，厘清對政府績效審計的認識誤區，系統把握政府績效審計的內容和發展創新，以有效地推動績效審計發展，成為政府績效審計研究的前沿領域。

政府績效審計是由于新公共管理運動引發對公共部門治理新期望所帶來的審計“風暴”(explosion)的一個組成部分(Power，2000)，是西方國家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必然發展趨勢和法定要求(王會金和戚振東，2013)。基于此，本文試圖在國家和社會公共管理運動發展的宏觀背景下，探討政府績效審計產生和發展的社會及直接動因，在此基礎上，通過分析當代西方國家公共管理改革的最新進展，探討其對政府績效審計發展的影響，從而提出我國政府績效審計發展創新的思考。

二、新公共管理運動與政府績效審計的產生和發展

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發生的經濟危機使得公共財政收入銳減，而政府管理職能擴張帶來龐大的政府規模，由此導致財政支出擴大、官僚主義和效率低下等矛盾日益突出。同時，企業管理技術革新所帶來的管理效率提升，為公共部門解決管理問題帶來示范效應。以英國為典型代表的西方福利國家，為改進公共部門和公共管理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這些改革政策措施和實踐形式多樣，但都具有同一改革方向，可以歸納為新公共管理運動(Hood，1991、1996；Pollittetal.，1999)。

Hood(1991)認為，新公共管理運動是在公共部門中實行商業化管理模式，是在職業化管理思想下產生的一系列管理改革。從其產生的外部環境來看，包括政府所受到的經濟和財政壓力、社會公眾對政府信任態度的轉變和越來越多的批評、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ReganomicsandThatcherism)對政治的重新審視、私人部門管理經驗的傳播、國際財務組織如世界貨幣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Bank)等的鼓吹和倡導、世界資本市場形成與發展等迫使大多數國家重塑(reshape)政府以滿足全球化經濟和現代信息技術發展的要求。新公共管理主要內容包括公共官僚體系內部實現分權化管理，強化預算管理，提高預算透明程度；圍繞業務流程將傳統正式的、層級森嚴的官僚體系重組為扁平化、柔性的和更為負責任的組織結構；注重引入私人部門經營管理的經驗，以更加商業化運營的模式重塑政府的管理、報告、會計等(Pollitt，1993；Greer，1994；DunleavyandHood，1994)。公共事務管理中實行結果導向(output-orientation)管理，強調公共管理或公共服務的市場化和競爭機制，包括在公共服務機構之間引入市場和準市場(marketandquasi-markettypemechanism)機制，推行競爭，并確信這些能夠促進降低成本和提高責任性。這些措施包括外包(contractingout)、內部市場(internalmarkets)、使用購買憑證而非直接公共資金購買服務(Vouchers)和收費等。

從新公共管理運動發展內在動因看，績效提升是公共管理改革的核心導向性目標。以英國為例。1968年英國富爾頓委員會(FultonCommittee)提交的調查報告是英國公共管理發展歷史上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報告提出了公共管理中文官結構、招募和管理等改革理念。上世紀70年代，英國政府宣稱改善公共管理和績效，開始實行公共管理革命性變革的績效戰略(MetcalfeandRichards，1992)。這一計劃的主要貢獻包括在環境部(DepartmentofEnvironment，DoE)引入部長管理信息系統(ManagementInformationSystemsforMinisters，MINIS)和財務管理法案(FinancialManagementInitiative，FMI)(Flynn，2007)。部長信息系統(MINIS)使得環境部內部能夠建立任務和目標管理以及管理為完成任務和目標相關的成本。財務管理改革方案(FMI)則主要包括：明確和量化考核指標，改革行政管理體制，分解職能，劃分責任和成本中心等(CabinetOffice，1982)。這些改革措施的制定和實施，強化了部門的經濟責任，為英國審計署開展客觀的績效評價和績效審計創造了條件，1983年通過的《國家審計法》，正式授權英國國家審計署開展政府績效(貨幣價值)審計。因此，經驗地看，政府績效審計本身就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產物(Pollitt，2003)。

政府績效審計回答如下問題：程序是否被以預期的經濟性、效率性和環境影響性運行？是否有方法評估程序效果？政府績效審計的內容即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的主要關注點，這體現在政府績效審計也關注新公共管理運動所提倡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改革目標。因此，從政府績效審計產生動因來看，西方福利國家所面臨的公共管理困境及由此產生的績效管理需求，是政府績效審計產生的社會動因，而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績效改革政策及其制度需求則是政府績效審計產生的直接動因。如Olsonetal.(1998)認為，政府績效審計是作為一種新公共管理運動改革的內容出現的。隨后，在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發展帶動和影響下，政府績效審計在西方國家得到快速發展(雷達，2004)。

自從其產生之后，英國新公共管理運動的概念被國際社會廣泛接受，許多國家在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理念下實施了眾多改革(BovairdandLoffler，2003)。然而，新公共管理運動本質是一種市場教條主義(marketdoctrine，Frederichson，1996)，強調通過政府瘦身，采取更為有效率性和效果性的管理程序和措施，較好地提供服務，以追求公共管理效率。社會個體利益多樣化、公共行政的價值追求、公共部門之間的合作需求、管理主體多元化發展等都導致新公共管理運動近年來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如Duvleavyetal.(2005)認為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分權(disaggregation)、競爭(competition)、激勵(incentivization)等三個核心主題題帶來了政策災難。對新公共管理運動的批評還有，認為新公共管理運動從其理論上更加關注結果(Hunhes，1998；Stranthern，2000)，沒有關注公共服務的提供過程(Thatcher，1995)，忽視了更為廣闊意義上的政府管理、政治、社會文化環境(OsborneandPlastrik，2000)。理論和實務界開始關注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缺陷，探討可能的改進措施(Lapsley，2009；Duvleavyetal.，2005；DunnandMiller2007；Osborne2006；Stoker，2006)。

三、后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理論與實踐

進入21世紀初，整體政府、新公共服務等諸多反思新公共管理的理論紛紛出現，以至于有學者認為新公共管理已逐漸被后新公共管理所取代(唐興霖和尹文嘉，2011)。

(一)后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理論觀點與實踐

后新公共管理運動主要代表理論與實踐包括數字時代治理(Digital-EraGovernance，Dunleavyetal.，2005)、公共價值管理(PublicValueManagement，Stoker，2006)、新韋伯主義(Neo-WeberianState，PollittandBouckaert，2004；DunnandMiller，2007)和新公共治理(NewPublicGovernance，Osborne，2006)等。

KlievinkandJanssen(2009)探討了協同政府的實現。協同政府(joined-upgovernment)指的是程序、政策或機構的組織安排的一致性能夠使得程序、政策和機構之間相互合作(Perri6，2004)為了保證協同政府服務的提供，政府必須處理憲法、法律和司法系統規定下的碎片化政府的局限性(SchollandKlishcewski，2007)。

Dunleavyetal.(2005)認為，數字時代治理是在重塑(Reintegration)、需求為基礎的整體主義(Need-basedHolism)和數字化發展(Digitizationchanges)等三個主題下探索的公共管理改革。協同治理(Joined-upgovernance，JUG)是英國政府重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需求為基礎的整體主義更加傾向于以公民為導向、服務為導向和需求為導向的公共組織(PollittandBouckaert，2011)。數字時代是與互聯網、社會媒體、電子郵件以及其他在線公共部門服務相聯系，在研究中時常以電子政府為名稱(egovernment)。

Stoker(2006)將后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實踐稱為公共價值管理，定義為在網絡治理和核心目標是實現公共價值的網絡。與新公共管理運動相比，公共價值管理并不局限于政治，而被認為是整個管理調整。公共價值管理宣稱利益相關者和政府官員之間存在的相互溝通和交流能夠增加公共服務的公共價值。公共價值管理將焦點放在顧客和承包商之間的長期關系而非僅僅關注契約(AldridgeandStoker，2002)。管理者認識到，只有建立在持續改進基礎上，才能使得系統有效運轉(Moore，2005)。

Osborne(2006)認為，新公共管理是傳統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治理的過渡階段。新公共治理認為，國家是多元主義的，包括國家治理服務由多元參與主體提供、政策制定是充滿多樣化的過程，公共治理更多地強調組織間的相互關系(inter-organisationalrelationship)，強調公共服務的提供過程和社會產出(outcomes)而不是傳統的強調服務提供的投入和產出(outputs)。

(二)后新公共管理運動理論與實踐的評述

盡管后新公共管理運動是否為新公共管理運動終結，是對新公共管理運動的替代還是對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補充等問題，現時期的理論仍然存有異議(如Vries，2010；Christensen，2012)。從其理論和實踐來看，后新公共管理運動強調如下核心價值和理念：

1.強調了中央政府的適度集權。

新公共管理運動以市場化、責任化為導向的分權改革，帶來了政府機構管理效率提升的同時，也帶來部門分立引起的部門之間協調性差、公共組織責任缺失等管理低效率問題。后新公共管理運動主張中央政府的適度集權，延緩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分權化趨勢，通過中央對下屬機構的更多控制，統一決策，強化中央政治層的政治處理能力，協調公共部門、私人部門、社會等不同組織，實現對公共管理的整體調度。

2.后新公共管理運動強調了多元化治理。

后新公共管理運動不同的理論和實踐觀點下，都指出后新公共管理運動關注公共服務的價值、重新定位中央政府的職責作用、較多地將公司治理原則應用在國家部門管理之中等三個重要的內容。

3.后新公共管理運動強調治理信息共享。

英國國家審計署2001年提交的一個報告中明確指出，協同政府是指將一些公共和私人組織聯合起來，實現跨越部門邊界的合作以實現共同目標，信息共享是實現協同政府的必然前提。后新公共管理改革倡導通過樹立牢固的信息共享理念和創建有效的信息溝通渠道等兩種途徑使信息資源從有限開放到充分共享(曾保根，2010)。

4.后新公共管理運動重視軟實力的作用。

后新公共管理改革更加注重培養牢固而統一的價值觀、團隊建設、信任、合作等，重視在公共部門重建“公共道德”和凝聚性文化(ChristensenandGreid，2006)。如新公共治理理論強調設計和評價穩定的組織間關系，信任和關系契約(relationalcontracts)被認為是核心的治理機制(Bovaird，2006)。

5.后新公共管理運動強調了協同治理。

協同治理是現時期國家治理的一個重要特征，強調了作為國家治理重要參與主體的政府在國家治理活動中的整體性和效率(王會金和戚振東，2013)。整體政府中相當重要的一點是強調打破傳統的組織界限(ChristensenandGreid，2006)，后新公共管理運動某種程度上即是對傳統新公共管理運動下對政府公共管理行為碎片化趨向的一種克服，強調了整體性和協調性。Osborne(2006)認為，新公共治理相對于新公共管理運動是一個更加強調整體主義的理論，從一個更加綜合的整體的角度來理解公共服務的提供。

政府審計是國家政治制度的重要安排之一，通過設立政府審計促進國家治理實現良治。隨著國家治理，特別是公共管理的實踐與理論的發展，政府審計也不斷發展。政府績效審計的發展也必然被打上公共管理運動發展的烙印，這體現在近年來西方發達國家政府績效審計的發展都呈現出對傳統“3E”績效審計的不同揚棄。如美國審計署(GAO)2011年版的政府審計準則指出，績效審計的目標具有廣泛性，包括評估程序效果性、經濟性和效率性；內部控制、合規性(Compliance)和預測(prospectiveanalyses)。后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理論和實踐也為我國政府績效審計發展創新研究，提供了理論和實踐基礎。

四、后新公共管理運動視角的我國政府績效審計發展創新

從國內來看，一般認為我國政府績效審計實踐發展緩慢，理論上存在審計評價指標確定、審計標準選擇、審計評價結論可靠性等影響和制約績效審計發展的認識問題，也還存在績效審計對被審計單位績效改善促進作用，特別是對國家治理改善作用的經驗證據尚顯不足的問題，績效審計作用更多地是以“合理化建議被采納”等語言加以描述。理論和實務界通常的觀點認為，總體來說，我國政府績效審計滯后于西方國家政府績效審計的發展。如何有效開展政府績效審計，促進審計服務國家治理成為當前政府審計發展亟需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

(一)政府績效審計內涵的認識創新

政府審計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的治理目標和政府審計管理體制的制度安排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政府審計深度、廣度和力度(尹平和戚振東，2010)。從現實含義上理解，政府審計制度安排、政府審計業務類型等某種程度上取決于特定國家的國家治理目標，由此，政府績效審計的產生與發展也應當在特定國家治理背景下加以考察。

上世紀90年代，西方國家公共管理中的政府績效管理理念和理論開始引進我國，各級政府開展了多種多樣的績效管理實踐探索。但是總體來說，我國政府機構的績效管理多處于自發或半自發狀態，尚未在國家層面形成統一的政策和規章制度(陳慧等，2013；蔡立輝等，2013)，公共管理績效理念未深入人心、績效管理實踐發展基礎薄弱、科學化水平不高。而政府績效審計在其技術特性上又是獨立地對管理評價，這在客觀上從開展政府績效審計的理念認識、對政府績效審計結果接受認可程度等多方面制約了政府績效審計發展。政府績效審計在各地發展不平衡更為主要的原因，在于對政府績效審計是以“3E”、“4E”或“5E”等評價為內容的狹義認識，即績效審計更多地是強調建立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評價指標，選擇績效標準進行評價的程式化操作。

實際上，從國外政府審計的實踐來看，政府審計存在三種審計業務類型，一種是針對財務報表的，以鑒證財務報表的編制是否符合既定基礎的財務審計，一種是審查有關活動是否符合法律法規等的遵循性審計(或稱合規性審計，complianceaudit)，一種是開展的資源運用績效評價和以促進績效改進為目的的績效審計。而在我國，即便是在財政預算審計中，政府審計仍然開展的是一種對財政預算活動或預算支出活動的真實、合規性審計，而不是西方國家意義上的財務(報表)審計(即對財政(務)報表發表是否符合編制基礎和編制原則的意見)。由此，需要在更廣泛的對象范圍內來理解我國政府績效審計的發展。從根本上說，政府績效審計作為一種審計業務類型，其產生與發展依賴于兩個主要因素，一是通過績效審計改進了公共資金配置使用或公共資源管理使用的價值，另一個是審計機關在完成前述的職能過程中體現了政府審計的專業價值或說其他政府機關不能夠加以替代的價值。對于政府績效審計的認識，應當從更高層次的背景下加以理解和認識，并尋求系統改進策略。

從我國國家治理和公共管理發展實踐，特別是政府審計發揮職能作用的業務實踐來看，政府審計機關所獨立從事的保證程度較高、不以發表財務報表鑒證意見為主、強調服務公共管理和公共資源配置決策等的促進國家治理水平提高，促進治理結構優化、促進治理環境改善等的政府審計應都屬于政府績效審計范疇，我們把這種相對傳統側重從微觀項目角度考察是否屬于績效審計的政府績效審計觀稱為大政府績效審計觀。(2)在這種觀點下，政府績效審計更多的表現為政府審計業務類型群，包括不同的具體審計業務實踐，具有如下三個特征的政府審計業務即可以認為是政府績效審計：審計標準具有促進國家治理改善的績效性特征；是在對比分析最佳管理實踐等基礎上，提供改善國家治理，特別是公共管理的建議措施；以國家治理主體、過程、結果等系統角度考慮審計對象、審計范圍和審計建議等。依據這種政府績效審計觀，我國政府審計機關已開展的政府審計諸多實踐都可以歸納為政府績效審計。

首先，采用有別于合規性事后審計的組織方式進行的審計，如汶川災后恢復重建資金的跟蹤審計，其目的是為了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益，而非針對資金使用的認定與既定財政會計編制基礎進行一致性符合程度判斷，審計標準更多地采用管理實務效率標準，因此是一種績效審計。

其次，政府審計選擇特定項目，針對權力運行安全、決策信息等改善國家治理需要的審計也屬于政府績效審計范疇。針對權力運行安全的審計是指政府審計機關開展的領導干部經濟責任審計。領導干部經濟責任審計中，審計判斷標準來自于權力運行的安全性、效益性評價等開放性評價或制度或法規或計劃，會計原則或會計準則作為判斷標準只是占據很少一部分內容，因此屬于政府績效審計。

再次，近年來審計署組織全國審計機關開展的各類專項審計調查項目也屬于政府績效審計。專項審計調查的目的是提供中央政府相對可靠的決策信息。審計機關在信息收集過程中強調了信息真實性，因此提供的不僅僅是可靠性信息，也包括經過自主加工的評價信息，審計機關扮演了鑒證評價和自主提供信息兩種角色，因此也是一種廣義上的政府績效審計。

新公共管理運動或后新公共管理運動，更多的是對諸多豐富多樣的公共管理改革理論和實踐的歸納概括，同樣，政府績效審計也更多的是對政府審計業務類型的歸納概括。隨著國家治理實踐和理論的發展，政府績效審計的內涵、外延都在不斷地發生變化和發展。因此，從我國政府審計業務開展來看，除傳統意義上的政府績效審計項目實踐外，我國政府績效審計實踐已有基于組織方式、基于項目選擇和基于審計內容的三種績效審計創新，我國未來的政府績效審計發展重點應當是對這些實踐加以理論研究和規范指導。

(二)政府績效審計的績效評價內容創新

國內理論研究和實踐，無論是主張延伸性和獨立性政府績效審計模式，多將設計績效評價指標作為政府審計機關政府績效審計的一個重要工作內容，并多從被審計單位資源運用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角度，以“投入-管理-產出”的系統模型為基礎進行設計，也有主張加入公平性、環境性等評價內容。

從西方國家后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實踐來看，這種“3E”績效評價的問題在于：“3E”是建立在分權基礎上的單元化政府公共部門或組織運轉要求基礎上，是以單個組織部門為對象的獨立評價。后新公共管理運動認為，這種分權導致部門之間缺乏有效的協調配合，忽視了政府作為一個國家治理參與主體的整體含義。因此，在開展政府績效審計評價中，僅僅從一個部門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來進行評價可能會存在許多問題，如如何評價不同公共服務提供特別是相互之間具有績效矛盾的公共部門之間績效，即一個部門的績效帶來對另外一個部門績效的降低，如審計是以發現財務違規為績效目標，而被審計單位則是以規范財務為績效目標，顯然僅僅從單一主體進行績效評價無法滿足整體性政府的績效改進要求。

國家治理涉及很多政府、市場和社會之間的相互協調、相互博弈，而在公共管理實踐過程中，更多的是涉及多方利益主體的政策制定、執行落實、反饋修正等的持續過程。現代國家多元治理以及政府審計的提供信息和糾正行為的本質，要求政府審計更應當強調立場的客觀和地位的獨立性。同時，現實社會的復雜性特征、政府績效審計的政治風險、審計人員專業知識局限性等都要求政府績效評價更多的應當以既有的績效評價指標為評價內容，而不是主觀設計績效評價指標；應從市場、社會等各個角度選擇指標和標準，多維度地開展評價，如評價其被審計單位從業人員價值觀、團隊建設、信任與合作等，而非開展單一的職能管理活動的“投入-管理-產出”評價。從后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價值理念出發，政府績效審計的績效評價必須考慮到政府公共產品的供求，集中在服務的實際水平和對顧客需求的滿足程度上(HealyandPotter，1987)。同時，作為對整體政府績效的評價，應當從作為單一治理主體的政府外部角度進行，綜合考慮被審計單位協同績效。如從需要、替代、經濟、質量和抵消等角度系統加以評價(戚振東等，2004)。

(三)政府績效審計的協同審計方式創新

前已述及，與新公共管理運動不同，后新公共管理運動強調信息共享、多元化治理、協同治理等，以改善公共資源配置管理和公共管理績效。政府績效審計以審查政府公共資源配置運用的績效為手段，促進政府績效管理持續改進，提高公共資源運用效率，從而服務于國家治理。從本質上說，政府績效審計是對政府公共權力運用和公共資源配置使用的監督，公共權力主體和運用對象多樣化，導致政府績效審計面對對象范圍廣、種類繁多，涉及的專業領域繁雜等問題，與此同時，績效審計信息決策依據的本質特征又要求績效審計信息有較高的及時性。由此，政府績效審計開展績效審計時，應當以協同的思想，整合社會監督資源力量，促進政府績效審計順利開展。政府績效審計協同包括政府績效審計戰略層面、管理層面和操作層面的協同(王會金和戚振東，2013)。

政府績效審計戰略協同是政府績效審計發展戰略與國家治理戰略，與政府審計機關發展戰略相互協調匹配。政府績效審計戰略規劃是促進政府績效審計發展的重要管理舉措。政府績效審計戰略規劃包括確定長期和近期政府績效審計重點審計事項、審計任務進度安排、審計資源配置與審計人力資源發展規劃等。政府績效審計戰略規劃的制定要服務于國家治理戰略目標任務，要求政府績效審計機關在制定戰略規劃時，注重從國家治理戰略目標、階段性任務、重點工作、發展趨勢等角度，識別國家治理和公共管理領域中的績效審計需求或重大潛在風險，以防范和控制國家治理和公共管理領域的風險為出發點，規劃績效審計項目，設計績效審計任務。我國地方政府審計機關實行的是接受上一級審計機關領導的管理體制，因此，地方政府審計機關制定的績效審計規劃在與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相匹配、滿足地方政府治理需求發展需要的同時，還應當在縱向上與中央審計機關績效審計戰略規劃相適應，能夠滿足中央審計機關制定的全國績效審計戰略規劃發展要求。

政府績效審計管理協同是政府審計管理協同的重要構成內容。政府績效審計管理協同是政府績效審計在年度審計計劃、審計項目安排與國家其他監督控制系統、與地方政府經濟社會發展的政府治理等協調配合。政府績效審計管理層面的協同包括政府審計機關績效審計機構設置與審計人員配置協同、政府績效審計項目開展與經濟社會發展治理需求協同、政府績效審計信息和結果與權力機構、決策部門之間的協同利用等。政府績效審計管理協同實現依賴于政府審計機關組織機構設置、管理制度、業務流程、人力資源配置、績效管理等方面能夠與績效審計戰略實現、績效審計項目順利實施等相互匹配協調，滿足績效審計順利開展的職責權限、專業知識技能、決策信息提供等需求。如政府審計機關通過建立績效審計職能處室、建立聘用外部工程、資源環境、金融精算等專家制度，乃至項目外包管理制度，促進績效審計項目開展。政府績效審計開展過程中，涉及與司法機關、監管部門、主管單位、績效評估第三方、中介媒體、社會公眾等單位組織協調配合。政府審計機關應當建立相應的溝通協調制度，如建立公共關系管理制度，維系與社會和媒體的良好關系，實現政府績效審計的參與治理主體協同，以充分利用各方資源，促進政府績效審計發展。政府績效審計管理協同還要求不同的審計機關之間能夠通過建立平臺，共享信息等實現協調配合，促進績效審計發展。如政府審計機關利用AO軟件等技術平臺，共享審計案例與經驗，實現不同審計機關之間開展績效審計中的協調配合。

政府績效審計操作層面協同是政府審計機關在執行具體績效審計時，能夠在審計取證、審計結果利用等方面，與權力機構、決策部門相協調配合，促進績效審計信息共享、審計資源整合利用，以及審計結果的協同開發利用。如政府審計機關在開展績效審計時，可以通過協調主管部門，獲取行業部門信息，降低審計取證成本等。再如政府審計機關與中介媒體協調，通過中介媒體績效審計立項計劃，接收反饋信息，從而促進科學有效地制定績效審計項目等。

(四)政府績效審計結果公開的創新

政府績效審計結果利用是政府績效審計得以最終發揮作用的關鍵影響因素(戚振東和吳清華，2008)。現時期，政府績效審計結果公開的研究大都是以委托、信息不對稱等理論展開，即從知情權、信息激勵等角度主張應對政府績效審計結果進行公開，但同時，對于審計結果公開后續應用，如審計結果的公眾交流與溝通重視不夠。從政治學角度的研究結果則認為，社會公眾參與國家治理必須是有序的。可持續的民主化更應該是內生的，由國家治理的現實需要和關鍵參與者的可行性戰略選擇所推動，并受到經濟環境和現有制度條件的約束(徐湘林，2010)。國家治理實踐經驗和理論都說明，在實現政治現代化的同時保持政治穩定，就必須保持政治參與水平與政治制度化的均衡發展，維系較高層次的政治參與度與政治制度化水平(徐海燕，2011)。由此，現有理論強調了政府績效審計結果公開的重要性，但同時又強調了審計結果公開必須建立在有序的管理控制之下。

西方國家后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理論和實踐說明，社會公眾參與是國家公共管理改革的必然要求。如信任和關系契約被認為是公共治理的核心機制。信息透明和公開被認為是培育社會資本的重要途徑。后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理論實際說明，還可以從社會資本培育的角度理解政府績效審計公開。從社會資本培育的角度理解政府績效審計結果公開，一方面政府績效審計結果公開是傳遞政府部門運營管理績效信息、增加透明度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必須重視政府績效審計結果公開過程中的信息溝通與交流。現時期一些審計機關的審計結果公開往往是通過網絡等單向向社會公開，很少接受社會反饋信息并據之加以改進。這顯然不利于審計機關與社會之間的信任關系和合作氛圍的培育。同時，現今還應當通過建立規范的政府審計結果公開制度，強制政府審計結果的公開、透明，避免政府績效審計結果公開過程中包括結果公開和公開內容等的隨意性、無法進行公開責任追究等問題。

第6篇：社會治理發展報告范文

關于本次調查問卷的基本情況

近兩年，企業社會責任已經日益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但是我們發現，不同地區、不同性質的企業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和重視程度存在很大的差異。長期以來，人們過多關注的是經濟發達地區或大型國內企業、跨國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而對于中西部地區企業的情況則知之甚少。為了對中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有個全面、客觀的認識，《WTO經濟導刊》與湖北省商務廳WTO事務協調辦公室合作，開展了“湖北省企業社會責任調查問卷”活動。

湖北地處中國中部，“承東啟西、接南轉北”，武漢“不特為楚之咽喉，亦為九省之通衢”，自古就是中部的重要商品集散地。面對中部掘起的政策春風，“九省通衢”的湖北面臨將其區位優勢和資源優勢轉化成經濟優勢的大好時機，而企業社會責任本質上就是實現資源的更優配置，通過企業經營方式和理念的轉變，帶動地區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從而真正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助推中部經濟崛起。另外，在我國中西部地區，湖北省內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的實際情況非常具有代表性。

該問卷調查活動從2007年7月開始，雙方經過認真交流，在了解湖北省內企業基本特點的情況下，由《WTO經濟導刊》雜志社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中心的專家組和湖北省商務廳WTO辦共同設計調查問卷內容，由WTO辦下發給被調查地區和企業，并負責回收問卷。通過雙方的共同努力，各企業問卷逐步反饋，現已成功完成對湖北省內企業進行企業社會責任問卷抽樣調查的工作。共下發問卷數62家，回收有效調查問卷57份，地市商務部門綜合報告一份(內容涵括5家企業的基本情況總結)，反饋率100％。被調查企業涉及湖北省農業、工業、服務三大支柱產業中的農產品食品生產及加工、電子及高新技術、商貿流通、醫藥化工、紡織品及服裝加工制造、工業加工及制造業等六項類別、十幾種行業，均為省內、國內甚至國際上有一定影響和知名度的龍頭企業，因此，抽樣結果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和說明性。

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基本認識

在57份有效問卷中，95％的企業表示聽說過與企業社會責任有關的概念，其中有58％的公司聽說過“企業社會責任報告”，43％的企業聽說過“國際勞工公約”，32％的企業聽說過“聯合國全球契約”，只有3家公司表示所有概念都沒有聽說過。

當聞及企業在經營過程中是否會碰到利益相關方對企業提出社會責任的要求時，只有35％的企業回答經常遇到，而42％的企業只是偶爾會有，23％的企業則從來沒有過，表示“經常遇到”的公司都是有產品出口業務的公司或是容易造成環境污染和與社區關系密切的公司。

關于“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形象的樹立是否重要”，77％的被調查企業認為“非常重要”，12％的公司認為“重要”，而僅僅2％的公司認為“無所謂”。

在對“企業社會責任具體包括哪些內容”的調查中，企業的回答可謂千差萬別，在我們列出的15項內容中，只有12％的企業能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有完整理解，而88％的公司則從15項中選擇了3-14項。其中有的公司認為“良好的財務狀況、確保企業利潤、知識產權保護”等不屬于企業社會責任范疇。而絕大多數公司選擇了依法納稅、質量安全、公益事業、社會捐贈、行業道德規范、減少環境污染，節能降耗及員工職業安全衛生等。說明這些企業對CSR有較好的認識。

在對利益相關方的重要性排序方面各個公司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排在首位的利益相關方集中在政府出資人，員工，消費者和自然環境4個方面。其各占比例見圖1。

圖2則反映了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對企業經營的影響”認識上的差別。所有企業雖然一致認為社會責任可以提升企業商譽和品牌形象，也有40％的企業認為履行社會責任增加了企業經營成本，甚至有7％的企業認為降低了企業的經營效率，這個結果反映了相當一部分企業認識到履行社會責任從短期來看既有利又有弊。而大多數企業認為履行社會責任對企業經營起積極的促進作用，比如可以提高開拓國際市場的能力，提高企業的管理水平和創造寬松的經營環境等。

調研結果啟示

上述結果反映出，一方面，大多數企業對“社會責任”范疇都有一個基本認識，而且承認企業社會責任有利于企業形象的樹立并對企業經營產生積極影響。但是，另一方面。企業對于“社會責任”的認識水平參差不齊，甚至極個別企業對這個概念一無所知。不過，所有企業均表示計劃更深入了解“企業社會責任”或把它列入長遠發展策略。說明“社會責任”在我國已經由經濟發達地區迅速向內陸地區擴展，內陸地區也能較好地接受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并且樹立起了初步的意識和客觀的認識。

公司治理及企業文化

企業社會責任的各項原則和多年來公司治理實踐的發展出現了諸多的重合，這主要是因為，公司治理發展到今日，已經成為針對一個企業的諸多利益相關方進行多方利益博弈，權力制衡、行為制約的綜合制度安排。

由圖3我們可以看出，只有21％的企業建立了安環部、環境管理部，環協小組、社會信息部等部門，79％的企業甚至連這樣的部門都沒有建立。而且，調查結果還顯示，目前沒有一家企業建立起“社會責任部”或“可持續發展部”等社會責任方面的委員會或類似機構。

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思想和實踐常常體現在企業文化中。圖4的數據告訴我們，在被調查企業中，有61％的公司表示其企業文化中包含有與社會責任相關的內容。比如，湖北鼎龍化學有限公司的企業文化中包含的與社會責任相關的內容有科技創新，以人為本，注重對人類及環境的安全。在所有事業活動領域履行公司對社會的責任。東光電子公司提倡與伙伴共謀發展，為股東創造財富，與員工共謀富裕，為社會創造繁榮。還有的公司提出做強民族產業，實現和諧共榮的企業使命與為建設和諧社會盡責任的經營理念。波特曼樂器制造(宜昌)有限公司的企業文化中包含的社會責任內容比較全面――社會捐贈，員工職業安全衛生，減少環境污染，保證產品質量安全、支持公益事業，誠信經營等。有39％的企業表示他們的企業文化中投有包含與社會責任有關的內容。

調研結果啟示

有近8成的企業仍然延續傳統的公司治理模式，公司治理沒有成為針對一個企業的諸多利益相關方進行多方利益博弈、權力制衡、行為制約的綜合制度安排。雖然只有21％的企業已經成立安全部、環境管理部等與社會責任有關系的機構，但名稱也是千差萬別，而且個 別公司甚至錯誤地把工會也作為社會責任機構，說明他們對企業社會責任治理問題連最基本的認識都沒有。相對來說，企業文化方面的情況要樂觀一些，有逾6成的企業文化中包含有社會責任的內容，而且非常富有企業特色，甚至許多社會責任內容已經變成企業的經營理念或使命。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中國內陸企業在社會責任文化建設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畢竟39％不是一個小數字。

與利益相關方的關系

本次調查主要從企業與員工、客戶、供應商、環境、政府、社區等利益相關方的關系方面考察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

員工權益的維護――調查結果顯示，所有企業均表示在保障員工薪酬福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完整的薪酬管理制度、健全的激勵機制、依法支付加班工資等。有81％的企業建立了完善的員工培訓制度和職業發展規劃，只有19％的企業還沒有建立。

客戶――從圖5中我們可以看出，有95％的企業已經建立或正在建立客戶(消費者)關系管理制度，其中60％的企業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制度體系。只有5％的企業表示沒有建立而且近期也不打算建立客戶關系管理制度。

供應商――96％的被調查企業與供應商建立了穩定的合作伙伴關系，他們在選擇供應商時有56％的企業說會考慮對方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但是也有37％的企業認為不一定需要考慮，7％的企業選擇不會考慮(見圖6)。當問及是否向供應商宣傳企業社會責任理念時，肯定回答的企業比例大大下降至37％，其他企業只是向部分關系密切的供應商宣傳或不一定宣傳，甚至有17％的企業明確表示不會向供應商宣傳。

環境保護與節能減排――在幾個利益相關方中，這是企業最為重視的一個方面。從圖7我們可以看出，95％的企業已經制定或正在制定環境保護與節能降耗的管理制度，其中，53％的企業制度體系比較健全，39％的企業有簡單的管理制度，4％的企業正在建立相關制度，只有5％的企業目前還沒有建立，但是近期也將建立。企業無論是否建立管理制度，它們在環境保護方面都采取了一定的具體措施。其中，絕大多數企業比較重視的措施有：項目可行性報告中涉及環境評估，生產經營計劃中考慮環境因素、在企業內開展環保教育以及制定污染物排放管理制度。但是，企業在支持和參與環保公益活動、對供應商提出環保要求以及環保認證方面還不太重視。

政府、社區與社會組織關系一一所有被調查企業皆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加強與周邊社區的互動(見圖8)。但是，只有35％的企業參與過政府政策的制定或為政策制定提出過建議，65％的企業則給出了否定的回答。

調研結果啟示

企業基本能夠采取有效措施維護員工、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注重環境保護和節能降耗，并參與社區互動。企業雖然也重視與供應商的關系，但是對供應商是否履行社會責任的關注度和向供應商宣傳社會責任理念方面的工作還有待繼續加強。另外，企業對政府政策制定的參與度很低，這主要是由中國的制度體系和傳統觀念決定的，但同時也反映了今后企業應該加強與政府的溝通。

公益事業

“您的企業有過公益捐款嗎?”面對這樣的問題。95％的企業給出了肯定的答復，其中經常進行公益捐款的企業有23％，從來沒有參與公益捐款的企業只有5％(見圖9)。在這95％的企業中，他們主要通過救災、扶貧、社區公益和社會基礎建設方面進行捐款或其他支持活動。而環保方面的公益捐款比例相對較小。只占21％。

調研結果啟示

絕大多數企業在公益事業方面的社會責任履行得比較好，但是，主要集中在救災和扶貧等傳統公益方面，對環保的公益投入不夠多，這主要是由中國的國情決定的，因為我們是發展中國家，許多地方仍沒有脫離貧困，而且經常發生自然災害，許多人依然秉承“生存是第一要務”，尤其中西部地區更是如此。同時這也說明，隨著中部經濟的崛起，企業應該日益關注環保方面的公益投入。

關于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是企業向外界披露信息和與利益相關方進行有效溝通的工具。在被調查企業中，只有7％的企業經常CSR報告，11％的企業只是偶爾，76％的企業則沒有過，其中23％的企業表示近期將CSR報告，而53％的企業不僅沒有而且近期也沒有打算報告，(6％的企業沒有做出回答)見圖10。

調研結果啟示

目前，絕大多數企業(尤其內陸和內資企業)對社會責任報告的認識比較初級，不重視企業信息的披露和與利益相關方的溝通，對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應該涉及的內容更是懵懵懂懂。表明企業經營的透明度和開放性還不夠，今后應該在社會責任報告的基礎知識和報告編制方面加強對企業的宣傳與培訓力度。此方面工作可以借鑒上海和山西等地區的經驗。上海浦東新區要求明年該轄區內至少有300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并計劃對這些企業進行培訓。山西省商務廳也于2007年12月初組織當地大中型企業進行了報告編制方面的培訓。

市場競爭與反商業賄賂

關于“企業是否建立反商業賄賂的管理機制”，61％的企業表示已經有比較完善或基本完善的管理機制，16％的企業沒有但是近期正在建立，23％的企業則表示沒有建立而且近期也不準備建立，見圖11。企業為了提高誠信水平，各采取了不同對策，絕大多數選擇了建立誠信制度或風險防范體系、對商業伙伴進行信用管理、將誠信列入到企業的優先發展工作以及在企業內開展誠信教育培訓工作。而選擇“建立內部人員誠信檔案記錄”和“成立誠信管理部門”的比例則相對較小。

第7篇：社會治理發展報告范文

關鍵詞：公司；治理機制；現代企業制度；會計治理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9-0008-02

20世紀后期，以英國倫敦交易所的《加特帕雷委員會報告》為開端，英美兩國逐步開展公司治理運動。其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起了世界性的公司治理運動。從中國現代企業制度改革情況來看，企業的公司化改造已基本完成，但相當多的公司運作不夠規范，公司治理結構尤其是會計治理機制不完善。經理人員高薪問題、股東訴訟案件增加、金融海嘯和次貸危機等等都在告訴我們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現代企業的運營管理水平，依然成為21世紀中國企業改革的重要課題之一。

一、公司治理機制和現代企業制度

1.公司治理結構和模式。現代企業所有權與控制權相分離的特點產生了委托關系，必然要求在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形成一種相互制衡和監督的機制，并依靠這套機制對企業進行管理和控制，這套機制被稱為公司治理結構。公司治理問題的本質是和監督問題，具體表現為嚴謹的會計治理機制，所謂會計治理是指對會計活動及其會計活動中的會計行為和會計工作秩序的治理。為了在各利益相關者的權利和利益的矛盾中尋求動態平衡，現代公司治理機制的組織制度堅持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三權分離的原則，由此形成了公司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并存的如下圖所示的組織框架；公司組織結構通常包括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及經理人員四大部分。按其職能分別形成決策機構（股東大會和董事會）、監督機構（監事會）和執行機構（經理層）。這種組織制度既賦予經營者充分的自，又切實保障所有者的權益，同時又能調動生產者的積極性，因此是現代公司治理制度內容的核心。

2.現代公司治理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制度保障。從規范與邏輯的角度講，可持續發展的制度平臺應該包括現代公司制度、基于生產要素權重的企業所有權安排、制度化的高效營運系統。現代公司制度適應企業可持續發展主要體現在：（1）有利于企業籌集擴大生產規模所需的資本。（2）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為職業企業家的成長創造了條件。（3）有利于企業資本的長期穩定。（4）有利于降低和分散經營風險。（5）股份公司有比較完善的約束機制。（6）股份公司有利于大企業度過經營危機。

3.會計治理機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現代公司治理成功的保證。市場經濟是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它遵循的基本規律是價值規律、競爭規律和優勝劣汰規律，核心內容是在確認多元化經濟主體所有權的前提下，進行自由公平的交易，并通過市場對社會資源進行基礎性的調節和優化配置，但同時追求利潤最大化又引致了大量的商業欺詐和冒險。會計治理機制是伴隨現代公司治理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尤其是出現了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后，會計治理機制在打擊商業欺詐、保證公平競爭、規范企業會計行為，促進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等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

二、中國公司治理機制的發展和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

（一）公司治理機制的發展

由于經濟、社會和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世界各國公司的所有制結構和公司治理模式有很大差異。近年來在各國公司治理模式逐漸向英美模式趨同的過程中，大體呈現出以下的共同特征：一是強化獨立董事制度，保護小股東的利益，無論是屬于哪種治理模式，強調獨立董事的作用是各國公司治理改革的方向，并成為全球公司治理體制發展的潮流。在中國，證監會2001年8月頒布了《關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意見》，使獨立董事建設制度化和規范化。二是嚴格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從某種程度上講，公司治理的必要性緣于信息不對稱，而信息披露制度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消除信息不對稱，使易受損害的一方能享有盡可能充分的信息，作出“信息充分的決策”，以便盡可能地自我保護。國際上為了保證信息的公開和公平首先強調的就是會計治理，工作重點就是鼓勵和推動各國采用國際通行的會計規則。由于歷史的原因，目前各國使用的會計規則有很大的差異，中國財政部也對中國的準則體系進行了重要修改，于2006年2月15日頒布了38項具體會計準則和1項基本準則，實現了與國際準則的實質性趨同。這將對中國上市公司的會計治理有著重大的積極影響。另外強化董事會信息的披露也是公司治理的重點內容。三是鼓勵利益相關者尤其是機構投資者介入公司治理，如加強會計監督的力度等。

（二）中國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和發展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從1994年起，中國政府決定對國有企業進一步進行現代化企業制度試點，試圖建立規范的公司制企業的財產組織形式。經過試點和探索，公司制改造雖然取得了一些進展和經驗，但仍然出現了一些偏差如國有企業產權不清、權責不明、政企不分和管理無章等的現象仍然普遍，公司治理結構仍然有待完善。進入21世紀，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依然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

（三）中國公司治理存在的問題和對策

由于歷史的原因，公司治理結構在中國許多公司包括民營企業，特別是大型國有企業都是一個薄弱環節。在股份制改革過程中，有些公司的運作較為規范，然而在很多情況下，尚未真正實現向公司制的機制轉變。

1.中國公司治理存在的主要問題

股權結構“一股獨大”，股東控制機制行政化。中國股份公司的股權結構主要由國家股、法人股和社會公眾股構成，而且股份主要集中于國有股和國有法人股，社會公眾股比例較小，難以對公司的控制權產生影響。在這種股權結構下，國有股東在公司治理中起到“關鍵人”作用，公司董事會往往由作為第一大股東的政府所控制，從而產生了政企合一與市場機制、政府控制與“內部人控制”的矛盾，導致企業的經濟行為常常表現為行政行為。

內部治理機制的弱化。在當前中國政治體制的背景下和中國經濟的轉軌過程中，《公司法》表現出一種過渡性和矛盾性，既吸收了國外公司法上的許多通行規則，又在一些方面表現出不完善和疏漏，這在公司治理結構中表現出某些明顯的傳統企業領導體制的痕跡；同時，企業中黨委會、工會和職代會等“老三會”組織健全，但隨著國有企業的改制，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等“新三會”逐步建立，這新、老三會之間功能如何協調與定位尚待解決，因而也影響到公司治理結構的正常運轉和內部治理機制的完善。

外部治理機制的虛化。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是內部治理機制和外部治理機制的有機結合，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影響公司行為和公司效率的治理機制體系。從中國當前公司治理現狀看，治理機制失效的表層原因是公司治理結構形同虛設，內部治理機制不太完善，但深層次的原因卻是缺乏來自外部市場的治理力量，包括資本市場、經理人市場和產品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和經理人市場約束機制虛化。

針對上述問題，需要抓緊改善公司治理結構和健全資本市場的監督.結合近年經濟危機的發生來看，公司治理尤其是會計治理問題依然任重道遠。

2.完善中國公司治理機制的主要思路

繼續完善股權分置改革，優化股權結構和股東結構。從中國國情來看，國有股適度地減持，以保持股權的相對集中是比較合適的；同時通過構筑國有股股東、機構投資者和社會個人股東的“三足鼎立”的股東結構，不斷優化中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進而逐漸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機制。

優化董事會、監事會結構，強化決策和監督職能。在中國外部市場不發達和股東大會作用日趨淡化的情況下，公司的決策職能和監督職能的安排和設計成為處理董事會與監事會之間關系的中心內容，也是改善公司治理結構的關鍵，所以在股東大會結構優化的條件下，要使股東大會結構的有效性在董事會和監事會中得到有效的延伸和充分體現，以強化決策和監督職能。諸如建立股東訴訟制度；完善董事會結構，建立獨立董事制度，建立健全董事會議事規則和決策程序，強化董事的誠信勤勉義務與責任追究等。

處理好“新三會”和“老三會”的關系，關鍵在于保證“新三會”的決策權和“老三會”的監督權。

完善企業外部的市場治理機制建設，要培育充分競爭的產品市場、規范的資本市場和完善的職業經理人市場。建立和健全經理人的激勵約束機制，發揮市場對經理人員的配置作用。

總之，由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還處于初級階段，結合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革，完善公司治理首先要解決“一股獨大”的股權結構問題，使多元持股制的優越性得以發揮，強化公司治理尤其是會計治理，以事業部制取代多級法人制，實行全公司集中統一的財務管理。其次是確立獨立的國有股股權行使機構，完善董事會工作程序，加強董事會對執行層的監督；建立強有力和具有問責制的執行機構，建立由所有者主導的經理人員薪酬激勵體系，在規范證券市場的基礎上加強對上市公司的監管等。在中國現代化企業制度改革過程中，繼續健全責權統一、運轉協調、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建立與現代金融體系相適應的會計治理機制，防范商業欺詐尤其是金融危機的發生。

參考文獻：

[1] 朱星文，等.會計治理論[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6.

[2] 王關義，等.現代企業管理[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

第8篇：社會治理發展報告范文

為了認真貫徹落實全國、全省整治違法排污企業保障群眾健康環保專項行動電視電話會議精神，按照平涼市環保局等9部門《關于深入開展整治違法排污企業保障群眾健康環保專項行動的通知》（平環發〔2006〕45號）文件要求，我縣從6月1日開始，至6月底結束，集中1月時間，在全縣范圍深入開展了整治違法排污企業保障群眾健康環保專項行動的自查活動，較好地完成了各項工作任務，現將有關情況報告如下：

一、環保專項行動自查工作開展情況

圍繞解決影響礦區環境安全的突出問題，牢固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正確處理發展與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嚴格按照環保專項行動實施方案，深入開展違法排污企業專項整治活動，取得了階段性成效。主要做了以下幾方面工作：

1、加強領導，靠實責任。環保專項行動是解決突出環境問題、維護群眾環境權益、保障群眾健康的重要措施。省、市整治違法排污企業保障群眾健康環保專項行動電視電話會議之后，縣政府高度重視，及時召開專題會議，對全縣開展環保專項行動進行了全面安排和部署，成立了*縣整治違法排污企業保障群眾健康環保專項行動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縣環保局，負責方案制訂、人員抽調、情況收集、督查檢查等工作。通過優化實施方案，層層分解任務，逐級靠實責任，切實做到了認識到位、行動到位、措施到位，為扎實開展環保專項行動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保證。

2、強化宣傳，營造氛圍。充分發揮輿論先導作用，堅持把強化宣傳作為抓好環保專項行動的基礎，在“6·5”世界環境日期間，縣上組織環保執法人員，采取上街宣傳、定點播音、現場咨詢等形式，深入開展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等環保法律、法規為主要內容的環保專題宣傳教育活動，在縣城主街道懸掛宣傳橫幅12條，散發宣傳資料3000余份，辦宣傳專欄10期，制作電視宣傳字幕3條，并在縣電視臺進行連續播放。同時，充分發揮“12369”環保舉報熱線的職能作用，積極暢通監督投訴渠道，鼓勵群眾舉報環境違法問題，有效落實環境保護社會監督員制度，進一步增強了礦區企業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環保意識和安全意識，形成了人人愛護環境、企業重視環保的社會氛圍。

3、突出重點，全面自查。一是對飲用水源地進行了檢查。經過自查，我縣西華、北河、南川、石堡子四個集中飲用水源一級保護區內沒有污水排放口，周圍沒有雜物或畜禽糞便堆放，沒有危害群眾飲用水安全的排污行為。二是對重點排污企業進行了全面檢查。縣境內17戶煤礦企業、1戶水泥制造企業、2戶冶煉企業和1戶電瓷企業中，除豫華冶金爐料有限責任公司的1臺6300KVA硅錳鐵合金爐和樂華冶化有限責任公司的1臺18000KVA電石爐配套環保治理設施正在建設、污染物不能達標排放（2臺爐子已于2006年4月27日進行關停）之外，其余企業均安裝了污染處理設施，產生的廢水、廢氣、噪聲、固體廢物等全部達標排放，沒有發現違法排污現象。另外，我縣也沒有石油化工、危險化學品企業。三是對重點建設項目進行了檢查。在建設項目中，樂華冶化有限責任公司雖然辦理了環境影響評價手續，但未嚴格執行環評手續的規定，配套的環保治理設施尚未建成已投入試生產，“三同時”落實不到位。晨化公司未執行環境影響評價手續和“三同時”制度，已投入試生產。四是對重點區域進行了自查。縣境內沒有自然保護區，也沒有造紙、制革、淀粉加工、鉛鋅選礦等企業。建材、基礎設施建設、煤炭采掘、農業產業開發及畜禽養殖等行業污染物排放都能夠穩定達標，六個限期治理項目除東華鎮煤礦廢水治理項目和陳家溝煤礦廢水治理項目尚未開工建設外，山寨煤礦廢水治理工程已完成主體工程，正進行組織驗收。硯北煤礦廢水治理工程、東峽煤礦廢水治理工程、縣城華硯供熱中心擴建工程全部開工建設。

4、細化措施，邊查邊改。在這次專項行動自查工作中，我們對石堡子工業開發區豫華冶金爐料有限責任公司3臺1800KVA鈦合金爐屬于國家明令淘汰廢毀的爐型，1臺6300KVA硅錳鐵合金爐和樂華冶化有限責任公司的1臺18000KVA電石爐這5臺爐子于20*年4月26日已責令全部關停。晨華公司正在積極整改之中。

二、存在的問題

自查工作中，我們將東華鎮煤礦廢水治理項目、陳家溝煤礦廢水治理工程、豫華冶金爐料有限責任公司、樂華冶化有限責任公司、晨化公司作為環保治理重點單位進行掛牌督辦，切實增強了排污企業的環保意識和法制意識，使自查工作真正取得了實效，但是也存在一些突出困難和問題，主要是：一是樂華冶華有限責任公司雖然辦理了環境影響評價手續，但未嚴格執行環評手續的規定，1臺18000KVA電石爐配套的環保治理設施尚未建成已投入試生產，存在先污染后治理的行為。二是豫華冶金爐料有限責任公司3臺1800KVA鈦合金爐屬于國家明令淘汰廢毀的爐型，1臺6300KVA硅錳鐵合金爐配套的環保治理設施正在建設之中，尚未通過驗收。三是晨化公司環境影響評價手續和“三同時”制度落實不到位。四是東華鎮煤礦廢水治理項目、陳家溝煤礦廢水治理工程按目標責任書在2006年8月必須完成治理任務，止目前尚未開工建設。對于以上問題，我們將采取得力措施，加大執法力度，盡快加以解決。

三、下一步打算

在今后工作中，我們將嚴格按照省、市關于深入開展整治違法排污企業保障群眾健康環保專項行動的目標要求，進一步優化方案，靠實責任，強化措施，狠抓落實，確保環保專項行動真正取得實效。重點抓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是對樂華冶化有限責任公司、豫華冶金爐料有限責任公司加大監管力度，通過整改，配套環保治理設施，并經省、市、縣環保部門驗收合格后方可投產。

第9篇：社會治理發展報告范文

這間家族企業由李秉在1938年創辦，目前的會長是創始人的三子李健熙。在三星集團70多年的發展中，李氏家族與之風雨共濟、共同成長。其中三星集團秘書室對集團的集權管理和家族治理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秘書室擔任著李氏家族“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管家角色，幫助家族凝聚權力，集中管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并協調企業和家族之間的利益。

秘書室的概念來源于日軍二戰時的參謀組織。深受日本影響的三星創始人李秉，將這一潮流帶入了韓國。起初，秘書室是三星物產下的一個“課”（等同于中國的科級部門）。隨著三星的快速擴張，子公司遍布世界各地，需要一個強大的參謀組織，李秉參考三菱、三井和住友等日本財閥的秘書組織經驗，于1972年加強了秘書室的功能。隨后秘書室不斷加強權力，并于80年代起成為韓國最強大的情報分析組織。

與美國企業傾向于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趨勢不同，韓國財閥傾向于由家族成員掌握企業經營權。秘書室這種內置于企業中的FO，起到了輔助管理集團的功效。此外，由于三星集團已經廣泛涉入不同的行業，幫助家族分散投資變得沒那么重要，因此，其秘書室源于企業，又高于企業，既強化家族對企業的管控，同時又處

秘書室功能一：企業管理與治理

情報收集與分析

這是李秉創建秘書室的首要目的，三星秘書室的情報收集能力甚至比韓國國家情報組織還要強大。20世紀90年代海灣戰爭爆發、金日成去世、俄羅斯進口收銀機等情報，都由三星秘書室在第一時間得到。其情報收集能力讓人不禁聯想到19世紀的羅斯柴爾德家族。

金融資源分配

三星集團的所有投資決策均要通過秘書室財務組。一般由會長提出戰略方向，但具體資源分配、流向各部門和子公司的額度則由財務組決定。

統一決策管理

三星集團子公司的總經理決策都在“室”的指導下進行。“室”曾經指導停止中國區的保證金融資，全部用現金交易，子公司就得服從這一意見。

法務與游說

為家族和企業爭取政策上的優勢。秘書室時刻注意著政治、媒體和檢查單位的動向和人員變動。在韓國總統大選時，它密切關注各位候選人，收集民意調查報告，分配助選資金，并會利用多年經營的人脈進行游說。

人力資源分配

對內，掌控著集團內部所有子公司部長級（M2）的人事任免、薪資獎金，另外成立人事檔案。對外，廣泛招聘社會精英，科長以上的崗位招聘均由秘書室和會長決定。

秘書室功能二：家族治理與傳承

禮賓護衛

100多人的隨行秘書和警衛人員24小時負責會長李健熙的安全和日程安排，分3班輪流。

通訊交通

“室”的通訊小組隨時待命，24小時提供衛星監控錄影畫面，以備李健熙隨時掌握各地情況。

住宅/健康/藝術品管理

李健熙和他兒女們的住址都選在首爾的梨泰院、漢南洞附近的風水寶地，形成了實實在在的“李氏家族村”。經由“室”的投資運籌，三星經營的Leeum美術館也建立在“李氏家族村”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