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責任的本質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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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責任的本質范文

社會學家J.H.特納在《現代西方社會學理論》(The Structure of Sociological Theories)一書中指出,人類有三種交換活動,即“市場交換”、“互惠交換”和“再分配交換”。根據特納教授的“交換理論”,企業與政府、企業與市民(消費者)、企業與員工、企業與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按各取所需的原則,必然地存在著第三種交換形式,即所謂“互惠交換”。“互惠交換”是交換各方為取得自己所希望得到的社會認同,進行的“社會價值”交換形式,比如,交換的一方付出的是錢財、物品和人力,而得到的是榮譽、理解、內心的滿足等。互惠交換的媒介一般不是貨幣,而是社會關系和道德責任。促成互惠交換成功的主要機制是交換者之間的信任和道德信念。毫無疑問,在互惠交換中,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就成為其追求交換效率的一種必需或經常的手段。

我們知道,一切交換活動,從本質上講都應以“等價交換”為原則,這是交換活動中最基本的價值規律。背離了價值規律,交換行為就無法長期地、健康地發展。即使如特納教授所講的“互惠交換”,一般不以作為市場行為中價格符號的貨幣為媒介,但交換本身還是應當遵循“價值規律”。只不過,這里所講的“價值”,應當是社會價值而已。

在長期以互惠交換稀缺社會資源為目的的社會活動中,凝結在社會產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即表現為以社會成員長期努力逐漸形成的進步的、積極的、美善的共同社會意識或行為規范等,也就是社會互惠交換中的價值。它是企業社會活動中的價值交換“基石”,因此,它可以作為企業社會責任的根本“標準”。企業的社會責任標準,從本質上講,就是在企業與“企業外界”互惠交換過程中,對交換價值的一種表現形式。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都會具有價值目標多元化的社會行為特征。那么,不同的企業行為價值目標體系中,究竟有哪些內涵屬于企業在長期努力中,逐漸形成的進步的、積極的、美善的共同社會意識或行為規范呢?

首先,它是一種能夠最大限度保護企業共同生存的企業社會行為規范。企業社會行為存在共同價值標準的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保衛自身生存權。保衛自身生存權是保護企業共同生存權的基礎。任何企業的社會行為,都必須把保衛自身生存權放在首要地位。這就要求企業在社會行為活動中,立足于政治、經濟和社會“三維生存空間”,在實現社會價值“互惠交換”的同時,必須追求合理的、有效率的經濟利益,必須嚴格服從政治及法律規范。只有每個企業都能有效地保護自身生存權,全社會企業的共同生存權才能得到有效保護。

最近發生的“蘇丹紅”事件,給人們以深刻教訓。許多產品完全合格的食品生產廠家,因不法企業缺失社會責任誠信,致使全社會范圍內消費者都不敢吃熟食產品,合法企業被“殃及池魚”。究其終因,就在于合法企業缺乏“自身生存權”保衛意識,全社會也缺少以此行為規范為內涵的企業社會責任標準。當然,我們說保護企業共同生存,并不否定企業的“生物進化性”,它仍然以“優勝劣汰”為原則。但是,它排斥無序競爭、禁止惡意競爭、反對非道德競爭。

其次,它是一種能夠促進實現社會公正、公平的企業社會行為規范。約翰?羅爾斯在集中體現其理論精華的著作《正義論》開篇就指出,“正義否認某個人失去自由會由于別人享有更大的利益而變得理所當然起來。它不承認強加給少數人的犧牲可以由于許多人享有更大利益而變得無足輕重”,羅爾斯提出他的正義原則,即“所有社會價值―自由與社會、收入與財富以及自尊的基礎―都應平等地分配,除非任何價值的不平等分配對每個人都是有利的”。

羅爾斯關于正義的描述,類似于經濟學上的“正義”帕累托最優。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所長景天魁借用羅爾斯《作為公平的正義》這本著作的名稱,提出了一個社會公正新概念―“作為公正的發展”。在景天魁“作為公正的發展”理論中,他提出“公正是社會發展的核心價值”、“公正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公正是社會發展的最佳狀態” 等一系列重要思想,應可理解為促進實現社會公正、公平的企業社會行為規范。“作為公正的發展”理論認為,沒有公正的發展,根本算不上發展,在某種狀況下,它極可能是“反發展”、“負發展”。所以,遵循促進實現社會公正、公平的原則,當然是企業重要的社會行為規范。

不過有一點我們也應當有清醒的認識,即真正的公正與公平是極難實現的,也就是說經濟學意義上的“正義”帕累托最優只是一種理想狀態。從更根本的意義上講,作為企業社會行為規范的社會責任標準,所要求的“公正”與“公平”,本質上是要求能夠建立一種“促進”社會公正與公平實現的機制,而這種機制的根本前提則是維護一定社會條件下的“正常秩序(或稱自然秩序)”。

這就好比說,社會普遍的行為規范要求“行人靠右走”,那么任何人都無權“靠左走”,某個人靠左走就意味著對他人權益的侵犯,這就是“不公平”。社會允許這種人的行為存在,就是一種“不公正”。如果各地火車鐵路軌道的寬度不一致,火車肯定沒法在全國范圍內行駛。各地乘客就從根本上喪失了享受火車便利的“公正”與“公平”前提。如果沒有這種“正常秩序”,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系將會亂套,會發生“企業戰爭”,有些企業會被無秩序的混亂所消滅,而這并不是“適者生存”進化論的應有結果,恰恰是因為違背進化論的一種無序狀態所造成的悲哀。

第三,是一種能夠保持民族先進文化的企業社會行為規范。這種民族的先進文化,應當是在保持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特色基礎上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的過程。企業社會行為領域內所存在的一切共同價值標準,并不是對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特色的“消滅”,相反,它是對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一種新的存續,是在此基礎之上的多民族優秀文化融合的過程。

唯如此,人們才能對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形成共同的、科學的認識。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對人名的稱呼上,中文稱“張三”,英文卻稱“三張”,這已經形成了兩種文化習慣。從中也可以體現兩種不同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前者反映中華民族秉承父姓(姓氏、性格與性情)、長幼有序的特點,后者反映西方民族個性張揚、獨立發展的開拓精神。你能說哪一種文化更優秀、更先進、更具有生命力呢?

最后,它必須是能夠不斷創造和諧社會建設新動力的企業社會行為規范。企業社會行為存在共同價值標準的一個最重要的事實是,推動社會和諧發展。誠如我們前面所論及,不同企業在社會領域里的“互惠交換”雖以價值為基礎,但極難找出它的價格或價格表現形式。這種社會交換活動雖以“互惠”為目標,但卻很難真正衡量企業自身在交換活動中的“惠得惠失”。所以,社會領域內企業交換的效用,形式上大多體現為企業對其社會行為的“幸福感覺”(不可否認其本質上是存在價值交換的)。

最明顯的一個事例是,禁漁期的實施。當一個湖(或江河)里的漁資源一定的情況下,兩個企業的社會行為可能存在“對抗性”,我捕的魚多,意味著你捕的魚必定會少,但我們還是能找到共同的行為價值目標取向,即共同保護好湖里的漁資源,共同禁漁成為我們“互惠交換”的價值均衡點。這既是我們現實的共同福祉之所在,也是我們未來幸福的共同愿景。所以,兩個企業選擇了共同社會行為,實施禁漁期禁漁。這種在長期社會勞動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共同行為規范,成為推動和諧發展的新動力。

第2篇：社會責任的本質范文

財務成本是任何企業都重視的要素，在履行公司社會責任的過程中財務成本將扮演著重要角色。

在這里，財務成本不僅是指由會計制度核算出來的，用于公司內部成本管理的成本，還應包括企業外部成本，以及非核算化成本。財務成本分析（下文簡稱成本分析）是尋求成本降低途徑的一種管理手段，其目的是利用企業內部成本和外部成本資料，以及其他相關資料，對成本水平及其構成的變動情況進行分析和評價，以揭示影響成本升降的各種因素及其變動的原因。

一、引入公司社會責任的財務成本分析必要性

1.公司社會責任的界定

“公司的社會責任”一詞起源于美國,是20世紀2o年代以來隨著資本的不斷擴張而產生一系列社會矛盾,諸如貧富分化、社會貧困，特別是勞工問題和勞資沖突等提出的。對于公司的社會責任,目前世界各國并無劃一的定義。自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公司社會責任普遍被理解為公司對股東之外的利害關系人的責任。我國學者普遍認為，公司不能僅僅以最大限度地為股東盈利作為自己惟一存在的目的，而應最大限度地增進股東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會利益。wwW.133229.CoM這些其它所有社會利益包括：雇員(公司職工)的利益、消費者的利益、債權人的利益、當地社區利益，以及整個社會公共利益等內容。既包括自然人的人權尤其是社會、經濟、文化權利,也包括自然人之外的法人和非法人組織的權利和利益。

2.引入公司社會責任下的財務成本分析的必要性

(1)保持企業持續生命力的需要。成本意識理念是所有企業經營管理中必須具有理念之一。一段時期以來，成本分析多限于“以物為中心”的經濟活動分析，未能重視“以人為中心”成本分析，如員工技術培訓、員工素質教育、員工身心健康等投入支出分析。遵循會計核算的客觀性原則，成本分析所獲取的成本數據主要源自于業務形成，成本是顯現的、看得見的，如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制造費用、管理費用等。而對非顯現成本影響企業經營成果的程度，如環境污染、熟練員工流失、生產安全疏漏等造成的損失缺乏認識。由于上述這些現象在短時期內對企業獲利影響并不顯現，很容易被人忽視，但從長遠發展看，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企業生存、發展。

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意味成本分析是不僅站在經營者的角度，更站在整個社會利益人的角度來衡量公司經營活動的成果。這種做法對確立企業在社會地位，樹立企業形象，以及保持持續的生命力均具有重要意義。

(2)提升企業財務業績的需要。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的金融分析師發現，與那些毫不考慮社會和環境公司相比，那些充分負有社會責任的公司的股票業績更佳。珠海聯邦制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蔡金樂的經營理念是“愛國”，每一個重大決策都是以“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為重；經營方向明確為人民大眾，且企業戰略走“公眾品牌”之路。自1994年辦企業開始，將未來企業設定在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上。1998年改變了中國原料藥——半合成青霉素不再進口的局面。產品在保證質量前提下，價格設計首先計算一下患者用兩天的藥量的藥費負擔。其財務業績由1995年銷售收入2.6億元上升到2001年度銷售收入18億元。

(3)維護顧客忠誠度的需要。許多企業將“顧客滿意”作為評價企業聲譽的標準之一，但很少考慮顧客滿意度與生產、服務于生產這一產品的“人”的關聯度。大量調查表明:企業越是注重社會責任，其產品和服務就越有可能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而工作在一線的員工的心態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產品質量、服務質量,維護工作一線的員工自身權益是產品質量、服務質量的重要保障。因為顧客的滿意度,來自于員工的滿意度,員工能全身心地投入生產、服務，才能保證企業生產流程的安全、產品質量的安全。二、公司社會責任視角下財務成本分析的構想。

本文認為應從構建公司社會責任財務成本分析指標體系，以及營造分析制度環境兩個方面著手。

1.構建財務成本分析指標體系

建立在公司社會責任基礎之上的財務成本分析體系應包括以下分析指標：

一是反映保護環境、資源力度的成本分析指標

(1)廢料利用率。廢料利用率指標反映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廢料可以循環使用的程度，該指標反映公司對資源的珍惜和節約程度。其計算公式為:

廢料利用率=可循環使用的廢料÷物質消耗總額

(2)環保投資率。環保投資率反映企業投入環保資金所占總資產的比例，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司對人類生存環境的責任感。其計算公式為:

環保投資率＝環保投資額÷總資產

(3)單位收入耗能量。單位收人耗能量反映企業生產經營消耗水、電、氣、油支出所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例，反映生產經營對能源的消耗強度。其計算公式為:

單位收人耗能量＝企業水、電、氣、油等能源消耗額÷主營業務收入

(4)單位收入排廢量。單位收入排廢量反映企業未達標“三廢”排放量與主營業務收人的比值，該指標表明了企業對人類生存環境所承擔生態責任的一種態度。其計算公式為：

單位收人排廢量＝公司未達標“三廢”排放量÷主營業務收人

其中：三廢是指工業“三廢”，即廢氣、廢水、廢渣。

二是反映穩定員工、富有創新力的成本分析指標

①單位收入研發費。單位收人研發費反映企業每年投入研發費所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例，該指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企業對人類社會技術進步所負的責任大小。其計算公式為:

單位收人研發費＝每年投入研發費÷主營業務收人

②人員培訓支出率。人員培訓支出率反映企業對不同層次員工基本素質、業務水平培養投入情況，該指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企業對留住人才措施履行程度。其計算公式為：

人員培訓支出率=每年投入培訓費÷主營業務收入

③工資、福利支付率。工資、福利支付率反映企業已付工資總額、福利支出與應付工資、福利總額的比值，該指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企業對員工自身權益利益保障程度。其計算公式為：

工資、福利支付率＝已付工資、福利支出額÷應付工資、福利總額

④工作安全投放率。工作安全投放率反映企業對員工工作環境安全應投入程度。其計算公式為：

第3篇：社會責任的本質范文

社會責任理念不僅代表著時展對企業提出的新要求，同時也代表著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新觀念。這個新要求和新觀念實質上就是關于企業發展為了誰，企業發展要靠誰，企業如何負責任地發展，以及如何衡量負責任發展等一系列問題。企業只有回答好了這一系列問題，才能將社會責任的理念融入到企業發展觀，進而形成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觀，亦即企業社會責任觀。在閱讀企業社會責任(可持續發展，企業公民)報告時我們欣喜地看到，一大批只經過短時間發展的中國企業已逐步形成了自身獨特的企業社會責任觀。

企業發展為了誰?是為股東還是為利益相關方，抑或是為企業和社會的共同可持續發展，企業不同的回答可以說表達出了企業發展不同的最終目的。中國大唐集團在其2006年的第一份社會責任報告，就提出“提供清潔電力，點亮美好生活”的社會責任理念，表明了公司作為一個發電集團，其基本職責是提供清潔電力，但其根本目的則是通過清潔電力來為世界創造更美好生活。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在其2009年社會責任報告提出“放飛神劍，收獲和平”的企業社會責任觀，非常好地道出了作為一個中國軍工企業的根本目的，那就是為了維護中國和平，促進世界和平的本質存在。

企業發展要靠誰?這個問題其實從每份報告都有一個利益相關方表即可獲得答案。因為企業之所以要將企業的理念、行為和結果與利益相關方進行溝通，一方面是接受利益相關方的監督和檢驗，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獲得利益相關方的認同和支持，來實現企業長期的可持續運營。

企業如何負責任地發展?“點石成金，造福人類”是中鋁公司201 O年社會責任報告中披露的公司社會責任觀，事實上也就清晰地指出，公司通過負責任的決策(“點”)和在尊重人權等七個方面負責任的行動(“成”)來實現對各種人、財、物資源(“石”)的有效利用，創造經濟、環境和社會綜合價值(“金”)，進而達到服務全球經濟發展，提升人們生活品質的目的。

第4篇：社會責任的本質范文

關鍵詞：公司；社會責任

一、 公司社會責任的內涵界定

（一）“責任”的語義解讀

辨析公司的社會責任，對公司的社會責任作出明確界定，首先應對“責任”一詞的概念加以澄清。在《現代漢語詞典》中，“責任”的釋義為：一、分內應做的事。二、沒有做好分內應做的事，因而承擔的過失。而在法學意義上，國內的通說認為應將“責任”一詞劃為兩層語義：一曰關系責任，一曰方式責任。前者為一方主體基于與他方主體的某種關系而負有的責任，這種責任實際就是義務；后者為負有關系責任(即義務)的主體不履行其關系責任所應承擔的否定性后果。

對于公司社會責任中的“責任”適用何種語義解釋更為恰當呢？此問題，涉及了法律義務與法律責任之間的區分。所謂法律義務，是指當法律規則規定的條件得到實現的情況下，一個人出于被要求作（或不作）為的狀態。而法律責任則是由特定法律事實引起的對損害予以賠償、強制履行或接受懲罰的特殊義務，亦即由于違反第一性義務而引起的第二性義務。法律責任以違反法律義務為前提，違背了這個義務才導致了法律責任的出現。回看我國《公司法》第5條的規定，“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其中的“必須”，表明公司處于被要求承擔社會責任的狀態，只有在違反這一要求（義務）時才會引起對不履行義務后果的承擔的第二性義務，即法律責任。由此得出結論，所謂公司社會責任中的“責任”，實質為為公司承擔的一種義務，一種基于與利益相關者相互作用的關系而對社會所承擔的一種法律義務。

（二）公司社會責任的概念界定

對于公司社會責任的概念，迄今沒有統一的界說。一些美國學者認為，公司社會責任是指公司董事作為公司各類利害關系人的信托受托人，而積極實施利他主義的行為，以履行公司在社會中應有角色。而斯蒂芬.P.羅賓斯的觀點則是“公司社會責任是指超越法律和經濟要求的，公司為謀求對社會有利的長遠目標所承擔的責任”。兩種定義前者側重強調了董事對社會利益的保護，后者則突出了公司的社會性，但都同時忽略了公司存續的根基，即公司以謀求股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所以兩種定義是否可取仍有待商榷。

國內學者對公司社會責任也有許多不同的界定。劉俊海先生在定義公司社會責任時指出，公司社會責任，是指公司不能僅僅以最大限度的為股東們營利作為自己存在的唯一目的，而應當最大限度的增進股東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會利益。朱慈蘊則認為，公司社會責任從廣義角度講，是指公司對股東這一利益群體以外的與公司發生各種聯系的其他利益相關群體的利益和政府代表的公共利益負有一定責任，即維護公司債權人、雇員、供應商、用戶、消費者、當地居民的利益以及政府代表的稅收利益，環保利益等。還有一些學者認為這一概念應界定為，公司在依法實現營利目的增進股東利益的同時應該兼顧其他利害關系人的利益。凡此種種。

可以看出，不同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對公司社會責任予以關注，從而產生了對其概念的不同的表達。各家的觀點均有其界定基點的合理之處，但也許正是因為角度不同，以致迄今對這一概念未形成統一的界說。

筆者認為，公司作為一種以營利為目標的法人，追逐利潤是其根本。但公司同時又具有社會性，強調公司的資本有倫理，商業有道德。在界定公司社會責任這一概念時，二者不可偏廢其一，故在參考國內外學者在界定公司社會責任是的語境，對這一概念作出簡短定義，所謂公司社會責任，是指公司在最大限度的為股東謀取經濟利益的同時，所承擔的維護和增進股東利益以外的與公司發生利害關系的其他利益相關者之利益的責任和義務。

二、 公司社會責任正當性的理念透析——以公司本質為視角

（一）公司的本質

公司作為一種以營利為目的的社會組織，其存在的目的就在于營利，無論公司從事何種經營活動，其最終目的都是將利得分配給其成員，這也成為公司法人與公益性法人的根本區別。公司的營利性強調通過經營使公司利潤最大化，其體現的是傳統公司法的股東至上原則。在這一原則之下，股東投資企業就是為了獲取回報，公司存在的最高目標也就是追求利潤最大化，以最大限度的滿足股東的投資回報，可以說，公司的本質特征就在于其營利性，進而追求股東利益的最大化。

（二）公司社會責任的正當性

對公司社會責任的爭論從未間斷，學者們試圖從社會、經濟、道德等各個方面對公司社會責任這一制度予以支持或駁斥，而對于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種種認識，不論肯定或否定，其焦點就在于公司承擔社會責任是否會影響其營利性這一本質。

公司是一種營利性社團法人，在商言商，追逐利潤是公司與生俱來的本來。從表面上看，公司承擔社會責任要以犧牲一定的自我營利為代價，二者存在著利益上的沖突，但實際上，二者是既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系。

（1） 公司的社會責任是以公司的營利性本質為前提的

如前所述，公司社會責任實際上是公司對社會承擔的一種法律義務，公司是在法律的規定下被動的適應這一義務，公司只有在收益超過成本時，才會使承擔社會責任成為其內在動力，從而主動承擔起社會責任，而非被動的適應。正如Mark S.Schwartz所說，在促使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經濟、制度和道德的諸多動因當中，公司純粹出于道德動因而承擔社會責任的情況極少見，純粹出于制度動因承擔社會責任則往往是對制度的被動適應，而道德動因通常也可以被解釋為有利于長期經濟利益。所以，利益是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根本動因。

公司的營利性是股東之所以設立公司的原因，提升公司利潤，滿足公司利得是公司存在的首要目標。沒有這個目標，公司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一方面，為了公司的長遠發展和自身的長期利益，應考慮到維護其他利害關系人的合法利益，但若此作為以不能實現公司的營利性目標為代價，公司及其股東就很難考慮公司應承擔的社會責任，也無力承擔。如我國在經濟體制過度時期曾有過的政策性虧損公司，這種公司為了國家和社會的利益犧牲了公司自身和股東的利益，以致公司長期處于虧損狀態，試想，沒有任何理性的投資者會為了賠錢而投資，也不會在明知虧損的情況下維持公司的繼續存在，所以這種公司很快在市場競爭中被淘汰。而在另一方面，只有實現了公司的營利目的，才能增強公司的經濟實力，使公司更好的承擔社會責任。

（2） 公司承擔社會責任有助于公司營利目的的實現

公司作為投資者的逐利工具，當然具有營利性，但公司作為社會組織的一種，更具有社會性。公司必須依靠社會才能購進其生產所必須的原材料、設備、工廠等；公司也要依靠社會出售其產品和服務，以維持自身的生存發展，進而為股東謀取利潤。所以公司要生存發展，必須要承擔社會責任，與其所處的社會構成良性互動。

反對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著名經濟學家Friedman基于無效率和不道德兩點對公司社會責任予以駁斥。他認為，公司社會責任理論將導致在資源配置上最終由政治機制代替市場機制從而產生經濟無效率。同時，他認為在法律上公司管理者是股東的雇員，要求這些雇員承擔社會責任無異于允許他們以不利于股東最佳利益的方式行為。花費在社會項目上的資金是從股東錢袋里掏出來的，這些資金實際上從股東那里征稅而來的，然后再由公司管理者以自己認為最佳的方式來決定如何使用這些資金，這是對主人的背叛。所以，公司社會責任不僅無效率，而且是一種盜竊。Friedman的結論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利潤。

筆者認為，Friedman的觀點并不可取，原因有二：

首先，不能否認僅將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實現作為公司的目的而無需考慮股東以外的其他利益主體，使公司董事在代表公司行為時目標明確，從而避免應考慮眾多主體的利益而迷失方向，最終導致股東利益與利害關系人的利益都無法實現的后果。但仍應看到，隨著經濟發展的日新月異，公司與社會上其他利益主體的聯系更為密切，雇員、董事、債權人、社區等利益主體對公司利潤的增長均有所貢獻，沒有他們的貢獻，公司的利潤無從談起。所以利害關系人與股東的利益息息相關，對公司的生存和發展與股東一樣至關重要。公司不可能在忽略利害關系人利益的前提下還能取得公司利潤的穩定增長。而另一方面，在現代公司治理結構下，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公司的管理層控制著公司的實際運轉，對公司的高效合理運作舉足輕重，而管理層之下的職工是公司利潤的創造者，如果忽略了管理層和職工的利益，勢必會對公司的生產效率產生影響，使資源得不到合理配置。因而公司承擔社會責任，對利益相關者進行保護，并非是無效率的。從一定程度上來說，讓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目的正在于制止公司唯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所可能產生的不良影響，以維持市場秩序，進而提高經濟效率，合理配置資源，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

其次，傳統公司理論認為，股東是公司的所有者，董事受雇于股東，應對股東負責，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但是所謂的利益最大化并不限于短期利益，而應是著眼于追求股東的長遠利益。董事在決定從事一些公益活動時，表面上似乎因公共利益而減少了公司利益，但用發展的眼光看，公司自覺承擔社會責任，有助于提升公司在公眾心中的形象，這就為公司的穩定發展和股東的長期受益創造了條件。以這種視角觀察，董事對相關利益者承擔責任，并非是對股東的背叛，而正是從其忠實和勤勉義務出發，對股東負責的表現。

綜上所述，公司社會責任與其營利性并不是絕對對立的。營利性是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前提，公司承擔社會責任有助于公司最求最高利潤的實現，在市場體制日益完善的今天，實現二者之間的一致存在著越來越多的可能，公司社會責任和營利性正從對立逐步走向相互促進。

參考文獻

[1]《法理學》 張文顯 北京大學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

[2]《法理學研究》朱景文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年版

第5篇：社會責任的本質范文

關鍵詞：綠色信貸 赤道原則 社會責任 社會回應

中圖分類號：F832.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770(2007)11-058-03

一、綠色信貸是中國環境經濟制度和公司社會責任思想建設的切入點

人類必須正視和解決日益凸顯的兩大環境難題――人類與生態環境的關系問題和人類在使用生態環境資源時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前者是環境技術問題，后者是環境制度問題。在技術水平既定條件下，不同的制度安排會導致截然不同的結果。“人不敵天天人合一人定勝天新境界的天人合一”所映射的“史前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環境問題正發端于此）生態文明”的路線，展現了環境制度的出現、變遷總是依存于并作用于一定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圖景。基于福利經濟學而側重于政府干預的庇古手段和基于新制度經濟學而強調市場機制的科斯手段，在論爭中不斷助推著環境制度的變革；同時，其長久不息的紛爭本身就意味著，對政府干預和市場機制并不能簡單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兩者都存在一定的有效的和失靈的區域。分析政府有效或失靈和市場有效或失靈的兩兩組合的四種狀態（Ⅰ雙有效、Ⅱ政府有效市場失靈、Ⅲ政府失靈市場有效、Ⅳ雙失靈）的結論是：雙有效多為理想狀態；市場機制與政府干預間的選擇，并不一定是完善與不完善的選擇，而多是在不完善或缺陷的程度和類型之間的選擇（如Ⅱ和Ⅲ之間的選擇），甚至可能僅在不合意與無法容忍之間選擇（如Ⅱ與Ⅳ或Ⅲ與Ⅳ之間的選擇）。既不能完全擺脫政府又不能全部依賴市場的現實選擇，實為一種次優選擇，是對制度創新和新的社會機制重塑的理性訴求。

因此，鑒于制度由政府制定的正式約束和民間自發形成的非正式約束共同構成，生態社會建設既需要“硬”的正式約束（如政策、法律手段等）、剛柔相濟的兩種約束的結合（如經濟手段），又需要“軟”的非正式約束（如教育手段、社會準則與規范等）；環境制度的目標架構應是三足鼎立的“政府+市場+社會”的有機聯動。

在我國，在綠色GDP試圖以政策干預地方排污沖動未果，在區域（流域）限批被職能部門自認效果有限后，《關于落實環境保護政策法規防范信貸風險的意見》的出臺，標志著以綠色信貸為切入點的環境經濟制度的實施大幕已悄然開啟；而環境保護的實質就是實現外部成本的內部化，其目的在于督促生產者和消費者關注其生產和消費行為的社會福利效應，督促和引導其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

二、赤道原則是商業金融組織的社會責任基準

政策性金融組織本身就承擔著相應的社會責任，無需贅言；而公司社會責任運動的國際浪潮，對全球經濟、社會、政治領域產生的巨大影響，引發了人們對金融領域的深刻變革的審慎思考――應運而生的赤道原則及其與商業性金融組織（以下的金融機構均指商業性的）運行的對接，成為國際金融與經濟深化發展的突出問題。

2003年6月由花旗銀行、巴克萊銀行、荷蘭銀行和西德意志州立銀行等7國的10家國際銀行率先宣布實行的赤道原則（EPs），（意即“非南非北”而居中間赤道，以示公平）是由這些世界金融機構根據國際金融公司和世界銀行的政策和指南建立的，旨在判斷、評估和管理項目融資中的環境與社會風險的一個金融行業基準。目前，已有52家國際著名銀行（含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實行這一原則。其歷史背景在于：環境危害事件的直接制造者企業，其背后的金融推手銀行難咎其辭：它們在提供重大（重要）項目的融資支持時，有責任評估、監督環境和社會影響,并要求不用金融杠桿促進該項目在環境保護以及周圍社會和諧發展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由風起云涌的公司社會責任運動催生的赤道原則，以首次確立國際項目融資的環境與社會的最低行業標準，具有了里程碑式的意義。不過，既非國際條約又非國際組織的赤道原則，其實是一個自愿守則――某金融組織只需宣布已經或即將建立與該原則相一致的內部政策和程序即可；其奠基人意在打造一個有吸引力的“盡可能寬廣的教堂”，并非想創立另一個與現存的國際金融組織抗衡的銀行集團。另外，赤道原則于2006年7月關于項目融資規模由5000萬美元調低為1000萬美元的修訂，表明對發展中國家環境與社會問題的憂慮和扶持的強化（發展中國家的融資項目規模多在5000萬美元以下而未能按要求“入圍”）。赤道原則的這種軟約束機制，為急欲經濟追趕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無意的借口；然而，這張無形的網，又激發企業公民以一種道德責任感和“公司良知”去積極應對。遺憾的是，中國無一銀行接受赤道原則；但面對這一國際環保標桿，中國銀行業正朝著改善金融生態之路前行，與赤道原則已漸行漸近――綠色信貸正是赤道原則在中國金融領域的第一次試水。

三、公司社會責任思想的演化路線解析

作為公民個人的社會責任思想的起源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古希臘時代；而作為公司的社會責任思想則最早出現于20世紀初的美國（由克拉克1916年提出），這由美國特殊的制度背景所決定：大公司及其形成的著名的伯利一米恩斯命題（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的兩權分離），催生了管理者資本主義（1941年伯納姆最先提出本概念，1978年被錢德勒稱為由管理者企業主導的制度），挑戰經典的自由經濟的利潤最大化原則，產生了這一思想。

公司社會責任思想的歷史演變，典型地體現了斯特龍伯格的名言：任何一個時代都有一種時代精神，這種時代精神影響著思想和表達的所有領域。自克拉克提出后的30年內，公司社會責任思想表現出一種公司慈善性面貌；之后，其演變歷經了五個階段：即1950年代的狹義的公司社會責任概念、1970年代的公司社會回應、1980年代的公司社會表現、1990年代的與相關利益者理論的全面結合和21世紀的為公司公民概念所替代的階段。五階段的論爭無不指向一個焦點：管理者尤其是現代公司是否應該承擔社會責任，即回答一個簡單但本質的問題――公司是誰的公司。

狹義的公司社會責任概念著眼于尋求公司社會責任的原則。被推崇為“公司社會責任之父”的鮑恩，其1953年的劃時代著作《商人的社會責任》，標志著現代公司的社會責任（CSR）概念構建的開始。鮑恩的定義――商人具有按照社會的目標和價值觀去確定政策，做出決策和采取行動的義務，包含責任主體即現代大公司、責任實施者即管理者、責任原則即自愿原則三大內容。戴維斯的“責任的缺律”（責任與權力聯系在一起；責任越少，權力越小；企業非經濟價值）和五條定理，擴展了鮑恩的思想。斯維斯建議企業在承擔“社會―經濟”責任時，還要承擔“社會―人類”責任，做到社會責任的經濟方面與非經濟方面兼顧；并總結道：“有社會責任感的組織在保護和提高社會生活質量時也保護和提高自身的生存質量。生活質量本質是人們在多大程度上生活在與自己內心、與他人以及與自然環境的和諧之中。企業對于這些和諧，尤其是后兩種和諧起重大影響作用。”

60年代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動蕩，消費者運動和環保運動等引起企業外部環境的劇變，促使關于公司社會責任的概念之爭，化作事關公司存亡的現實問題――提供可執行公司社會責任原則的行動維度，使之具有實踐上的可行性的公司社會回應誕生了。戴維斯和布洛斯特羅姆闡釋了社會責任與社會回應的關系：理想化終極目標必須通過一系列理念、過程和功能實現，以社會責任為理念，企業創造性的社會決策為過程，它導致社會行動（社會回應）功能的運行，最終達到更有效的結果。阿克曼和鮑爾關于公司社會回應的“三段論”（認識政策、學習應對和制度化承諾），深化了這一思路。弗雷德里克提出從CSR1到CSR2，，即以公司社會回應替代公司社會責任概念，試圖實現從理念和倫理概念向行動導向的管理概念的轉變。不過，公司社會回應雖從環境評估和管理過程方面搭起了新的現實平臺，但其本質上只是解決了公司社會責任的單維度問題的靜態理論，沒有涉及社會變動以及企業如何應對這些變動等問題，從而最終未能取代公司社會責任概念。兩者是等量齊觀，相互補充。

于是，就有了對此進行修正和完善的產物――公司社會表現，一個包含了道德維度和管理維度的內容寬泛的主張。塞西為普雷斯頓和波斯的公司社會表現的早期思想，套上“結構框架”，即衡量公司或特定行業公司行為的“令人合意和有用”的方法。卡羅爾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公司社會表現的“三維概念模型”，即由公司社會責任（可分解為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自愿責任四部分）、社會問題管理和公司社會回應共同構建的三維空間。而沃蒂克和科克倫在此模型基礎上的經典定義――公司社會表現反映了公司社會責任準則、社會回應過程和用于解決社會問題的政策之間的相互根本作用，將企業與社會領域的三大主導方向，即社會責任的理念導向、社會問題的組織導向和社會回應的制度導向，融合在一起。通過對三大維度的修正，伍德將定義重新表達為：其是指一個企業組織的社會責任原則、社會回應過程與政策和方案的構成，以及當它們與企業社會關系相聯系時所產生的可觀察的結果。可見，公司社會表現模型是重新建立起公司社會責任與公司社會回應之間斷裂的聯系。同時，公司社會表現的實證檢驗即其財務業績表現，也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這必須從相關利益者理論尋求支持。

被認為是可用于評估公司社會責任“最為密切相關”的理論依托的相關利益者體系的構建，關鍵在于實現從概念框架到一體化的理論框架的轉換。1993年的第一次多倫多會議，完成了從概念框架到理論框架的第一次轉變；而瓊斯和威克斯的“一體化相關利益者理論”，通過對共生的超越，完成了理論框架一體化的進程。也只有在一體化的理論框架下，相關利益者理論才能與價值最大化（股東價值最大化）理論分庭抗禮。由此出現了公司社會責任研究與相關利益者理論在全面結合中的共同發展――前者為后者提供實證檢驗方法；后者為前者提供理論依據。公司社會責任思想的這種超越股東價值最大化的力量，來自于它自身以及它所依托的相關利益者理論的內在的全面性和包容性，體現在它們既滿足股東的要求，又顧及其他的相關利益者，從而謀求企業與社會的和諧發展。對于這場關于公司本質的認識革命，正如公司社會責任思想最有影響的堅定反對者弗里德曼所言：它是一種顛覆性的學說，改變了公司的根本目標。

21世紀公司社會責任思想的主題詞則是“公司公民”。關于公司公民與公司社會責任間的關系，有公司公民局部觀、等同觀和延伸觀之說。三種學說最終歸于對公司公民的核心和本質的認識問題。洛克于1690年就指出，（個人）公民擁有對于生命、自由和財產的天賦權利；而公司是否也有這種天賦人權，對此有公司是公民、公司像公民、公司管理公民權三種不同的答案，公司公民通過將公民的概念從個人延伸到公司，又基于全球化，擴展為“全球公司公民”，是對公司社會責任思想的繼承、發展和突破。其繼承在于，它將上述四個階段的概念、學說融入統一的框架中；其發展在于，它將公司社會責任從一種自愿行為發展為公民觀下的公民――作為整個生態大環境的企業――對社會的義務。其突破在于，它重新審視了公司的地位和作用這一重要命題，直接觸及了公司與社會關系或公司在社會中的本質問題。無論公司“是”或“像”公民，還是“管理”公民權，必定有須遵守的條件、滿足的標準和履行的義務，由此提供了關于公司社會性作用的規范思考。同時，這種向全球公司公民的擴展，使原有的公司社會責任思想突破了地域和文化的界限，為跨國公司踐行全球社會責任而實現新跨越提供了新指引。

四、結語

追尋公司社會責任思想的嬗變軌跡，其實是為梳理出這樣一條主線：近一個世紀以來，公司社會責任思想總是在與其對手特別是與其最大的“敵人”――傳統的或正統的古典和新古典的經濟學思想――的激烈斗爭中，成長和成熟起來的；并由此深刻影響著那個時代的經濟（當然含金融）、社會和政治環境的變化。反觀中國企業（金融的和非金融的企業及其聯動）的成長，則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借用管理學大師德魯克關于“行善賺錢”(將慈善行為作為企業改善公共關系的“公告廣告”，目前承擔的支出是為了今后更高的回報)和“賺錢行善”（即將對社會的需要轉化為公司的盈利機會）的思想，它們要么是游走于“行善賺錢”和“賺錢行善”之間，要么是假“賺錢行善”之名而行“行善賺錢”之實。實際上，在中國目前特定的體制約束條件下，那種“騎墻式”的哲學思維最終會自覺不自覺地滑向“行善賺錢”的實質作為。

同樣，在環境經濟和生態金融狀況并沒有得到多少改善，甚至有惡化趨勢的大背景下，從仍具有“管制―命令”痕跡的綠色信貸到具有自愿自發機制，特別是具有作為“全球公司公民”責任感的赤道原則的實質性轉變，根本取決于能否成功實現從公司的社會責任到公司的綠色社會責任的思想變革。

參考文獻：

1.沈滿洪.綠色浙江〔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82-83.

2,齊薇薇.“綠色信貸”令〔N〕.21世紀經濟報道，2007-08-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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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光華.基于共生理論的企業戰略績效評價研究〔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7.120-122.

第6篇：社會責任的本質范文

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比外企高

長期研究企業社會責任的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所所長黃群慧介紹，2006年，被稱為中國“社會責任發展元年”。這一年，新的公司法明確規定公司要“承擔社會責任”。至2015年，中國企業社會責任走過快速發展的十年，由過去的“解釋問題”向“解決問題”轉變，一批企業更加關注如何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

2015年，中國企業300強社會責任發展指數為34.4分，同比提高1.5分，整體處于起步者階段。近七年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持續增長，但增速有所下降。

近八成的企業得分低于60分，處于三星級及以下水平，近五成企業為一星級，仍在“旁觀”，7家企業得分為0，未披露任何社會責任信息。

在華外資企業社會責任指數存在較大差別，東亞地區企業表現較好，其中韓企表現最好，達到68.2分，而歐美地區企業表現相對較差，低于20分，僅為一星級水平。

企業社會責任包括責任管理和責任實踐兩大板塊。這兩項指數持續增長，責任管理繼續領先于責任實踐，且兩者差距呈不斷擴大的趨勢；社會責任指數高于市場責任和環境責任指數。

對比社會責任議題得分情況，國企、民企和外企三類企業差異較為明顯。國企和民企傾向于披露財務類數據，對供應鏈管理信息披露相對不足；而外資企業更加注重對社區關系和供應鏈管理方面的信息披露，對合規類和財務類信息披露相對不足。

重點行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選取了16個社會關注度高的行業/領域進行重點分析。電力行業得分領先，達到了四星級，處于領先者階段。而作為近年來新興的互聯網金融平臺企業表現較差，僅為一星級。

履行社會責任使企業嘗到了甜頭

藍皮書顯示，石油化工社會責任指數處于追趕者階段。正如中國石化新聞發言人呂大鵬所說，履行社會責任使企業嘗到了甜頭！他介紹說，這幾年企業美譽度顯著提高，負面輿情也顯著下降，實現了負面輿情的四連跌。更重要的，使企業在責任溝通、責任傳播中受到了很好的收益。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所所長黃群慧認為，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創新需要回應三個問題：一是回歸責任本質責任，減少社會環境影響；二是服務國家戰略，回應社會重大議題；三是健全社會責任，加強社會責任品牌傳播。

以中國石化為例，提升油品質量，改善環境空氣質量。提供清潔能源，發展綠色低碳產業。推進“碧水藍天”環保行動，建設環境友好型企業。這就是企業必須履行的本質社會責任，也是履行社會責任最重要的使命。

第7篇：社會責任的本質范文

如果現在要談企業的社會責任，也就是說在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形勢下，每一個在中國的企業，都應當知道這意味著什么，它所包含的內容是什么，和以前有什么區別。這實際上需要理解，社會責任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在經濟轉型的過程當中究竟發揮什么作用。現在需要重新思考社會責任，把它重新提到一個新高度上，走向這個責任擔當的新高度就是要適應新常態。

新常態要求新質量

首先我們要知道新常態是什么意思。經濟學界和很多學者、專家都在討論，新常態下中國的經濟能否保持7%。有各種不同的理由說能否保持，從各種不同的方面說很有挑戰性的問題。新常態所包含的問題僅是一個速度的問題、GDP或增長數量的問題嗎？我認為只談發展的速度，只談發展的數量，只談發展的增量，還不足以了解什么是新常態。

首先，在中國今天所處的發展階段面臨新的挑戰，這個挑戰要求我們把經濟的發展提高到一個高質量的水平。這個高質量的水平，它所衡量的基本原則是什么？概括地說，就是要按照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原則，深化改革開放，實現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可持續發展體現在哪兒？體現在經濟、社會、環境的有機統一，體現在企業和全社會在這三個方面的責任。

過去30多年的發展，我們在經濟上已經取得了成就。但是我們看到，這樣一種發展的模式在今天是不可持續的。也就是說，認識中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那就意味著我們必須要提高中國經濟發展的質量。

我們的注意力、關注點，把我們所作的一切努力，不能僅僅停留在經濟的層面上，必須要把環境的、把社會的挑戰當做經濟發展一個非常重要質量因素，去考慮、去實現這三者的統一。也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的經濟保持健康的增長和發展。

這是我們理解今天這個背景的一個現實情況和未來發展的前提。但是如果我們只理解中國經濟發展過去的情況，遠遠不能規劃出未來可持續發展的路線圖。我們必須面向未來，因為中國是處在全球變化的過程中，中國的經濟處在全球經濟體系當中，只有正確審視和處理好與全球經濟發展、社會發展以及環境發展的正確關系和相關主題的時候，就會增強中國經濟未來在全球的品質地位和引領世界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前不久，主席在APEC會議上談到，中國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要達到20%，中國碳排放的高峰到2030年達到峰值。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宏偉的目標，是一個負責任的、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這要求企業和全社會都應為此做出貢獻。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挑戰在于，必須采用具體的實實在在的實施路徑和方法。我們談社會責任，實際上是系統實施和落實在可持續發展目標而必須的責任。

中國發展過去階段中所依存的條件和環境已經變化了，現在有了新的條件和要求，應當進一步適應變化了的形勢。我們意識到，過去的發展方式出現的問題包括，快速消耗了資源，使生態和環境惡化，生產效率低下，產能過剩等等，這使得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沒有完全實現同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在宏觀層面上經濟結構調整的任務和要求十分突出。在微觀層面上，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顯得十分緊迫。

企業的轉型和可持續發展的效果體現在哪兒？我認為，具有明確的目標和路徑，是十分重要的。這也就意味著我們需要重視強調社會責任在當前形勢下的意義，建立履行社會責任和企業發展相統一的聯系。所以，新常態不僅表明經濟發展的新質量，也意味著實施社會責任必須具有新的質量。

回歸價值和本質

2009年我講企業社會責任是有意義的事業，是說人們要認識到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2013年我講要把企業社會責任做成有意義的事業，就是說企業社會責任不能做表面文章，更不是短視的行為。2014年我講社會責任要回歸本質和價值。

這些實際上是階段性的描述，也是倡議要從道德和價值觀上理解、認識和落實社會責任，為實現企業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的意義。而我們今天要理解新常態下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回想我所講的這幾句話，我認為依然具有本質上的現實意義。

在講社會責任時，我一開始就提出了第一個支撐性的觀點，說社會責任是負責任的管理，要把社會責任融入到企業價值創造的全過程。這個話后來被廣為引用，但把社會責任融入到管理、融入到企業的戰略，變成員工的行動，特別是把它當作一個負責任經營管理模式還有很遠的距離。

另外，幾年前我講社會責任時還說，社會責任是實現中國企業國際化的一個最重要的方法，是實現中國經濟轉型、產業升級的一個最重要途徑。當時很多人認為社會責任與這些有什么關系？但是今天當社會責任在國家層面提到一個很高的位置上時，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社會責任與這些戰略主題有什么關系。

中國企業要發展，要國際化，遇到的挑戰和問題與社會責任極為相關。正確地系統地處理和應對這些問題，這將會極大地有助于提高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和各個領域的影響力。

所以，我講在這個新常態下，我們必須要讓社會責任回歸到價值和本質的軌道上才行。一段時間以來，國家推進的反腐倡廉，國家治理現代化，整個中國的生態文化建設等諸多方面，不僅體現了一個國家的責任，也明確了企業的責任和每一個公民、每一位消費者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只有把社會責任當做一個價值行為，當做實現企業發展和基本經營方式去做的時候，這樣的社會責任才能看出效果。

今天一些企業開展社會責任遇到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兩個方面：首先是對社會責任的認識。也就是說，每個企業它的成功發展的路徑和責任都是具體的。我們需要實施可持續的原則，但不能簡單地引用社會責任的指標，泛泛地、毫無針對性地把它放在某一個企業去承擔責任。

企業需要認識中國現在發展階段所面對的挑戰和任務，制定和實施適合自己的負責任的發展戰略，在運營和社會活動中考慮作為一個企業公民應當采用什么樣的措施。落實責任的方式就是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方式。沒有這個發展方式，就不可能實現企業的轉型。

所以，社會責任是一個道德行為，是一個價值觀念，這是我們的一個出發點。離開了這一點，或者社會責任表面化不會產生正面的價值和作用，這種社會責任最終只能是耗費企業財力物力和資源，最終員工不認可、企業不認可，客戶和消費者也不會認可。

其二，在社會責任領域，尚有各種不同的誤區，而這些誤區有時導致了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方向不明確、重點不突出，而且沒有按照一個科學的方式去進行。這種不科學的方式，在社會責任領域表現出來的就是最不可持續的方式。社會責任是企業發展的戰略，如果離開了真正的可持續發展的方向，開展社會責任會遇到極大的障礙。

我們要在經濟發展現階段的形勢之下，在企業未來發展的藍圖上，找到企業目標實現的路徑。而這一點，必須從對社會整個發展的需求和挑戰上去認識。誰把這個問題認識得越清楚，誰所做的方案就越切合實際，未來的發展潛力也就越大。

對一個企業家而言，重要的是清楚地認識到，他的企業是中國這個社會的一員，他的企業處在國際市場和供應鏈上，今天檢驗一個企業家或者一個企業的標準，已遠不僅是一個質量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市場推廣或宣傳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為了社會責任報告的問題。

社會責任報告本來應當是一件好事，本來應當是有助于與社會各方溝通，建立負責任的形象，和改進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的績效和管理的，但是如果開展社會責任和社會責任報告離開了可持續發展目標和對社會負責的理念，從長遠來看其結果會適得其反。以片面的觀點，短視的行為去承擔社會責任，只停留在眼前的效果上，是會遇到巨大困難的，因為這經不起實踐和時間的檢驗，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社會責任四要素

作為企業要適應新常態，最關心最注意的是如何才能把社會責任落實到企業的發展和管理之中。我想再次強調社會責任的四個方面的要素。社會責任的四個要素是我在2009年提出的，很多企業接受并實踐了這個觀點和理念。

第一個要素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必須與企業的核心結構相結合。離開了企業的核心業務談社會責任，實際上會使它與企業的管理脫離，不會與企業的發展同步。不與核心業務相結合的社會責任不管做多大的宣傳，不管做多大的努力，和企業的發展不在同一個軌道上。所以，能否與核心結構相結合，這是履行社會責任的一個試金石。

第二個要素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必須要考慮行業的特點。每一個企業所處的行業、所遇到的挑戰是不一樣的，所遇到的環境條件，以及經營的模式、管理的內容是不一樣的。所以，不體現行業的規律和發展，不了解行業里面具體的要求和共同的規律，這樣進行的社會責任就可能與產業結構在同一個方向上，就不可能形成可持續的供應鏈。

第三個要素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必須要考慮地區的特點。企業在不同的地區發展的環境和條件不同，所承擔的社會義務有所不同，履行相應的社會義務實際上也是企業建立必要的生態環境，開拓自己發展空間，這也是開展合作、貢獻社會要履行的公民義務。

第四個要素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必須要考慮企業的文化。企業的文化不管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這種文化對企業的管理、經營方式和行為方式都有直接的影響。民營企業的創始人對自己企業的影響尤為突出。培養負責任的文化，把它當作重要的機制，落實到企業的發展戰略和人的行為準則，才能有效探索企業未來發展的路徑并創造品牌。

所以，正確地認識社會責任就是要認識經濟發展現階段的挑戰，確定出每一個企業發展的主題，確定每個行業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所做貢獻的方式、方法以及路徑。落實社會責任，一定要清楚和辨識企業社會責任在具體情況下意味著什么，如何改變經營方式，如何改變每一位員工包括領導的行為方式。

如果沒有這種方式的改變，就談不上我們今天所說的創新。創新的源泉來自于社會，創新的源泉來自于價值觀，創新開始于企業的戰略，創新必須滿足企業永續發展、社會和利益相關方的要求。考慮這些因素，形成系統化的理念，變成管理體系，就為創新奠定了基礎。

創新可能是技術創新，也可能是流程創新，也可能是營銷的創新，還有可能是管理模式的創新。這些創新考慮社會責任時，企業就會爆發巨大的創造力。要達到這一點，離不開實實在在地做工作。所以，要從對企業發展的價值和對社會創造的價值這兩個維度去考慮社會責任的意義，只有這樣社會責任才可能是有效的。

企業的公益慈善活動，是社會責任的一部分。如何正確處理公益與企業所承擔的主體社會責任的關系，實施可持續的管理，這是一個系統化的工程。企業只有系統地把社會責任轉化為管理系統，形成一個清晰的方案時，就為激發企業自身內部的發展潛力，使對社會負責處于戰略的地位，使內部和外部的行動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這樣的可持續的社會責任就有了條件。

社會責任的階段性

最后，我想說社會責任具有階段性。中國的社會責任正處在一個非常初期的階段，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在這個階段參與社會責任報告、參與社會責任的企業，總體上還不多。

一些企業還未充分認識到社會責任的意義，處在一個被動的狀態。就是說，當企業出現了環境或社會問題的時候，往往才去解決出現的問題，而且解決的方式是采用危機公關。這樣的企業所做的工作實際上是過去的事情，也就是企業沒有做今天應該做的事情，更沒有做未來發展的事情。

一些企業把公益慈善當成社會責任，公益慈善固然是好事，但還不能代替負責任發展的責任。企業還應該把精力放在自身能力的建設上、自身發展潛力上，從外部和內部兩個角度去審視自己的責任和義務，是企業形成內外相結合可持續發展的局面。

另外，企業需要正確處理自身利益和社會利益的關系，有的企業把社會責任報告當成包裝的廣告或者宣傳品去處理，而忽視了企業自身的建設和發展，從長遠看這對企業來是很不利的。

第8篇：社會責任的本質范文

【關鍵詞】會計目標；社會責任；利益相關者

一、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目標的內容

（一）為誰提供社會責任會計信息，即明確會計信息的使用主體

從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的角度來分析，企業創造的利潤增長能夠給股東帶來財富，也會對企業資源利用、環境保護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都有促進作用。因此，相關的投資者、債權人、政府以及各級環保部門和企業內部管理人員構成了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使用主體。

（二）提供哪些社會責任會計信息，即明確會計信息使用主體的需要

可持續發展會給企業帶來源源不斷的可利用資源，滿足企業長期、穩定發展的需要。因此，具備客觀性、相關性、及時性等信息質量特征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如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企業生產經營對社會的影響，保護環境、提高勞動者素質和產品質量、發展社會公益事業、完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的具體可行辦法等信息）是會計信息使用主體的需要。

（三）如何提供社會責任會計信息

要提供正確、有用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需要實施一系列合理、完整的會計程序與運用專門的會計方法，對自然資源利用效率、環境保護等社會責任會計事項進行恰當的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因此，要求企業擁有健全社會責任會計核算體系。

二、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目標的確定

（一）企業社會責任會計基本目標的確定

對于會計目標的定位，目前主流的觀點只有兩種：一是受托責任觀，二是決策有用觀。筆者認為，企業向社會公眾提供其履行社會責任的相關信息以幫助其做出決策是社會責任會計的目標。這是因為：首先，社會責任會計的產生是為了解決企業行為的外部性問題，這種外部性可能會導致社會最優資源配置的偏差，推行社會責任會計的目的就是要對企業行為的外部性進行內部化，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其次，社會責任會計的服務對象是社會公眾和政府等，將提高社會效益作為社會責任會計的基本目標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目標是一致的。我們可以通過推行社會責任會計來加強企業的社會責任感，緩解企業與社會之間的各種矛盾，通過定期提供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來滿足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以利于他們做出正確決策，從而促進社會效益的提高。

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的基本目標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確認和計量會計主體在一定時期內對社會的凈貢獻；二是衡量企業準則和社會準則的一致性；三是盡可能多地為社會各部門提供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會計信息。

（二）企業社會責任會計具體目標的確定

企業應在社會責任會計基本目標的基礎上，應不同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來確定具體目標。目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的具體目標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提供企業對投資者承擔社會責任的相關信息。企業的投資者主要包括股東和債權人，企業要為股東創造財富，通過經營活動使企業資產保值增值，這是企業的第一社會責任。（2）提供企業承擔生態環境保護責任的相關信息。主要是兩個內容：一是向環保組織提供企業污染控制與治理的信息、排污量的信息、廢物回收與處理的信息、各企業參與周邊環境治理的信息以及保護自然資源的信息，使環保組織能夠采取措施進一步控制污染、保護環境；二是向礦產部門提供各種礦藏、天然氣、地下水和地熱儲備量及其已開采量、尚可開采量和尚可開采年限的信息，以便礦產部門有計劃地開采和監督資源的使用。（3）提供企業對職工承擔責任的相關信息。主要是向勞動部門提供企業的就業人數、人員工資和福利狀況、就業人員的分類等信息，以便勞動部門了解人力資源利用狀況和失業狀況。（4）提供企業對社會公共事業及所在社區承擔責任的相關信息。這方面主要包括：為公共交通、醫療保健、市政和娛樂設施建設等方面提供人、財、物的支持；對文化、教育、體育等事業的捐贈和贊助；對社會弱勢群體承擔社會責任；按規定及時繳納稅款。企業對所在社區承擔的責任包括為社區居民提供就業機會、對當地經濟發展做出貢獻等。（5）提供企業對客戶和消費者承擔責任的相關信息。企業對客戶和消費者承擔的責任主要包括產品對用戶產生危害時承擔的責任、提品咨詢和售后服務等。（6）提供企業承擔其他社會責任的相關信息。隨著社會的發展，企業履行的社會責任也會發生變化。例如對經濟和技術進步承擔的責任。

通過以上分析，企業社會責任會計可以為政府部門制定政策提供信息，為利益相關者傳遞相關信息，同時，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目標是企業社會責任會計存在和發展的前提。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的發展與其他許多學科（如社會學、經濟學、倫理學、計量學、組織行為學等）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通過這些學科來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的發展是非常必要的，同時要在已有會計理論的基礎上進行創新來很好的實現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目標。

三、總結

首先，與傳統會計的關系上，企業社會責任會計是對傳統會計的反思與發展。關于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的目標和理論基礎的討論使研究者清醒地看到自由市場在公共領域中的缺陷，認同會計是社會進行溝通的方式。由此，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研究自然而然地朝著批判性的方向發展，開始思考民主社會中一種新的可能和角度，如會計的制度安排具有推動社會變革的能力。這在本質上是重新審視會計與社會的關系。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研究本質上是規范性的理論研究。社會責任會計作為一個新領域，在概念上尚缺乏共識，在實證研究中的發現也是眾說紛紜，急需發展出一套堅實和富有解釋力的理論體系。

最后，在研究內容上，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的研究是多學科融合的產物。盡管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主要在經濟學的語境中展開討論，并在政治經濟學中找到理論依托，但它融合了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思想，開闊了會計研究的理論視野。

參考文獻：

[1]沈洪濤.公司社會責任和環境會計的目標與理論基礎――國外研究綜述[J].會計研究，2010，（3）

第9篇：社會責任的本質范文

關鍵詞：社會責任；法律義務；對外捐贈

一、公司社會責任的界定

盡管公司社會責任為學者們津津樂道，然而關于公司的社會責任的定義和內涵一直莫衷一是，關于公司社會責任的定義，有的學者將其定義為公司按照社會的目標和價值向有關政策靠攏、作出相應的決策、采取理想的具體行動的義務。有的學者認為“所謂公司社會責任，是指公司不能僅僅以最大限度地為股東們賺錢作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應當最大限度地關懷和增進股東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會利益，包括消費者利益、職工利益、債權人利益、中小競爭者利益、當地社區利益、環境利益、社會弱者利益及整個社會公共利益等內容，既包括自然人的人權尤其是社會權，也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組織的權利和利益。總部設在美國的社會責任國際(sai)對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表述為：企業社會責任區別于商業責任，它是指企業除了對股東負責，即創造財富之外，還必須對全體社會承擔責任，一般包括遵守商業道德、保護勞工權利、保護環境、發展慈善事業、捐贈公益事業、保護弱勢群體等等。

關于公司社會責任的內涵，有的認為其包括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有的認為其包括經濟的，法律的、倫理的和慈善的責任，有的認為公司的社會責任依次包含了(1)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社會責任，例如消費者保護、勞動者保護、環境保護等法律責任，(2)以軟法的形式出現的社會責任，例如各種示范性質的公司治理準則、行業標準與自律規范等；(3)企業自發承擔的更高層次的社會責任，它主要體現為慈善責任等公益性質的責任，還有的認為按照公司社會責任的規范來源為準，公司社會責任可以分為法律意義上的社會責任(如及時足額地履行債務、納稅、支付勞動者工資、保護環境)與倫理意義上的社會責任。

可見，關于公司社會責任從來未有清晰的界定，但大體上認為公司的社會責任意味公司不但應當對股東負責更應當對利益相關者和社會公共利益負責，至于其具體內涵，大多贊同其既包括法律責任亦包括倫理的等非法律責任。

二、公司社會責任在我國公司法的引進

公司社會責任理論于上個世紀90年代傳入我國，并被許多學者大肆歌頌。“公司既具有營利性，也具有社會性。既然公司具有社會性，就不能將公司利益僅僅還原為股東利益；相反，公司理應對其勞動者、債權人、供應商、消費者、公司所在地的居民、自然資源和環境、國家安全和社會的全面發展承擔一定責任。”“企業是一定社會中的企業，不能脫離社會而孤立地存在……從企業與社會的目標追求來看，雖然企業發展的目標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然而，企業的目標不能不受社會目標的約束，這種約束使得企業的利益和目標在某種程度上要服從于社會利益和社會目標”。

我國的企業和公司盡管在歷史上一直承擔著沉重的社會責任，但是并未制度化、法律化。首次明確公司社會責任的法律文件是2002年中國證監會、國家經貿《的上市公司治理準則》。該準則第六章中就“利益相關者”作了規定。如第81條規定，上市公司應尊重銀行及其他債權人、職工、消費者、供應商、社區等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利。第86條規定：上市公司在保持公司持續發展、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應關注所在社區的福利、環境保護、公益事業等問題，重視公司的社會責任。2005年修訂的公司法首次將公司社會責任明文引進了法律層面，該法第5條規定：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

三、新公司法下的公司社會責任

對于我國公司法明確規定公司應當承擔社會責任，學者大多加以頌揚。然而，從法律體系和法的價值看，該種規定似乎過于激進。

首先，法律是以權利、義務為調整機制并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社會規范，即法律規定的內容應當是社會主體的權利、義務，并且這種權利、義務得到國家強制保障或強迫。對于公司社會責任的內涵盡管莫衷一是，但是全部強調既包括法律責任也包括倫理等非法律責任，即使暫不考慮該種觀點對法律責任與法律義務的混淆，單是其對法律與道德的混淆就具有致命的缺陷。法律與道德雖然具有內在聯系，但是二者在產生方式、表現形式、調整范圍、內容結構以及實施方式等方面存在著本質區別。其次。在不考慮道德責任情形下，公司確實應當承擔法律上的社會責任，公司作為社會成員消耗社會資源，承擔社會責任天經地義，然而公司應當承擔社會責任并不意味公司法上的責任更不意味公司法應當賦予其他利益主體參與公司控制。以消費者權益保護為例，產品質量法、行政許可法、侵權行為法和公正的刑法足以保障消費者提供充足的保護，而完全不必像有的學者所言應當納入消費者董事。以勞動者保護而言，強大的工會、完善的勞動合同法、嚴格的安全生產法足以為勞動者提供有力的保護。公司法不是憲法，根本不必全面調整社會的各個方面，各個法律各司其職才更有利于法律效用的充分發揮，當然，有的公司當事方的利益通過其他法律尚不足以得到完全保護，比如公司債權人，公司法確有必要為其提供進一步保護，比如資本維持、公司法人人格否、強制清算等，但是絕不意味公司法應當賦予債權人管理公司事物的權利。再次，公司法不但無須要求公司運轉體現社會利益，反而應當要求公司最大限度體現股東利益：其他利益主體在公司財產分配上優先于股東，公司股東承擔著公司運行的最大風險，獲得最大控制權方符合法律的公平正義；其他利益主體在公司中的利益皆是固定的，唯有股東享有全部剩余索取權，賦予股東最大控制權方能提高公司運營效益實現公司法追求的效率，司股東之外的利益相關者能夠獲得契約保護，而公司股東由于享有的剩余利益不確定，獲得契約保護面臨嚴重的困難，因此公司董事應當只對公司股東負有受托責任。此外，社會是個有機整體，每個主體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資本市場發達的今天，股東、職工、債權人、消費者等角色往往是交錯在一起的，一個人購買公司產品時自然希望物美價廉，他購買公司股票時期望公司實現最大利潤，它借款給公司時卻又希望公司運營安全。社會主體不同角色的不同期望應當由不同的法律規范予以滿足，如果強制公司法滿足其所有的期望，只能導致社會的紊亂。

或許正因為如此，在美國，雖然公司社會責任條款已經進入大約30個州的公司法，但是包括特拉華州在內的其他州仍然沒有采納公司社會責任或利益相關者條款，而眾所周知，特拉華州是美國大型公司最主要的注冊地。此外，即使引入利益相關者條款的州公司的規定絕大多是授權性規定而非強制性規定，并且絕大 多數允許公司董事考慮利益相關者的州公司法將其適用情形進僅限于公司控制權變更場合，而且法院在適用利益相關者條款時通常要求對非股東集團的考慮或對其提供的利益必須與股東的利益存在相當合理的聯系。另外，美國各州引進公司社會責任，其主要動機是為了保護本州工人的就業崗位和州政府的稅收收入，與其說其是一種法律進化，不如說其是一場基于美國強大的工人力量與獨特的政權結構的政治運動更為恰當，也正因為如此，公司社會責任理論盡管也傳人了其他國家，并被一些學者大肆鼓吹，但是尚未有其他發達國家正式立法要求公司承擔社會責任。日本公司法2005年的修訂和英國公司法2006年的修訂仍然采納了股東本位模式。

我國改革開放前，企業承擔全面的社會責任，結果導致產品質量低下，職工收入微薄，政府作為投資人虧損嚴重，不但影響了社會經濟效率的提高，而且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足以作前車之鑒，是故，理解我國《公司法》第5條規定的公司社會責任時，應當將之理解為一種倡導性規范，而非強制性規范，這也符合我國法律的立法特點，因為我國法律習慣將一些倡導性規范導入法律以引導人們的行為，比如《民法通則》第3條規定：當事人在民事活動中的地位平等。《婚姻法》第4條規定：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家庭成員間應當敬老愛幼，互相幫助，維護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