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危機的原因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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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危機的原因范文

1、前車之鑒

金融創新在短期內確實可以積聚大量的財富，會給人以巨大的誘惑，華爾街的神話證實了這一點，但高風險也會與之相伴。假如金融創新不能評估和不可控，假如金融創新的目的是為了逐利，那么，這種創新活動帶來的一定是金融市場的泡沫、危機和災難。本輪始發于美國的金融風暴是次貸危機蔓延的結果，是次貸危機與美國金融創新過度和不恰當使用金融衍生品的產物。美國房貸機構房利美和房地美購買商業銀行和房貸公司流動性差的貸款，并通過粉飾包裝使其資產證券化，將其轉換成債券在市場上發售，投資銀行又利用其金融工程技術，通過創新再將次債進行分割、打包、組合并在市場上分別出售。由此，衍生層次不斷疊加，信用鏈條拉長，市場泡沫不斷吹大，使得市場主體不再去關注資產的質量，而是考慮在購買了衍生產品之后，如何通過打包、分拆和證券化處理，再將衍生出來的新產品賣給下家。其結果是沒有人去關心這些衍生金融產品的真正基礎價值，從而助長了極度的短期投機趨利化，最終釀成了嚴重的金融市場危機。借鑒美國金融危機血的教訓，我們有必要對金融創新進行重新審視，既要看到其對金融發展起到推進器的作用，又要對其令人防不勝防的放大風險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把金融創新的風險置于可控范圍內。使我們金融企業發展變得更為健康，融資功能更為強健。

2、盲目創新是風險，不能為了創新而創新

雖說一國沒有強大的金融，就不會有強大的經濟。但我們不要忘了當今這場金融游戲是沒有硝煙的戰場，這場游戲也使我們看到國際金融集團及其代言人在世界金融史上翻云覆雨，掠奪他國財富，再現統治世界的精英俱樂部在政治與經濟領域不斷掀起金融戰役的手段與結果。它給了我們許多啟示：我們金融產品創新不能為了創新而創新，不能為了追求眼前既得利益而創新，它必須要圍繞實體經濟服務而創新。因為脫離實體的虛擬的金融創新，其信用是難以把握和測控的，它必將為事后積聚大量的風險。譬如發行中小企業集合債券，就是為了解決當前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在當前金融危機情況下，我國許多中小企業是首當其沖受害者，更顯其要害是融資困難，并可由此引起諸多問題困擾，將會引起我國失業率大幅上升。而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將會起到提綱挈領、正中要的作用。因為中小企業可吸納大量的就業人員，而就業人員增加就可以增加下游產品消費需求，下游需求旺盛起來必然會引起上游產品消費需求同步增長，從而理順產業鏈，使經濟活絡起來，許多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所以說金融產品創新必須要與時俱進，與整體經濟發展相聯系，它不需要空洞的包裝，虛幻的贏利，是要與實體經濟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才會創造富有生命力的經久不衰的經濟增長體系。

3、亞洲金融危機警示之要義

始于泰國的亞洲金融危機，迅速擴散至整個東南亞并波及世界，使許多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匯市、股市輪番暴跌，金融系統乃至整個社會經濟受到嚴重創傷。這次金融危機在半年時間之內以席卷國家之多、危害之大、損失之慘令世人瞠目結舌，在事后的總結中，人們認為危機的發生絕非偶然，而是一種必然。其外部原因，是國際投資的巨大沖擊以及由此引起的外資撤離。據統計，危機期間撤離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外資高達400億美元。但是，金融體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動的失控是金融危機的內生要素。正由于此，在當前我國的體制轉型中，人們應該高度重視和切實搞好政府調控的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特別要花大力氣健全金融體制，大力增強對內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機的防范能力。總結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之經驗，人們對危機爆發的原因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指出了危機爆發的內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從深層次的層面我們可以認為是現代貨幣信用機制導致危機的爆發。只要現代市場經濟存在，市場經濟所固有的貨幣信用機制就可能導致金融危機。它只發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國家。這一點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也不例外。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可以通過健全金融體制來防范金融危機。但是，這次金融危機的最根本原因還是在于這些國家和地區內部經濟的矛盾性。東南亞國家和地區是近20年來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這些國家和地區近年來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暴露出日益嚴重的問題：包括經濟結構未作適時有效的調整；國際收支赤字增大，外債增多；銀行貸款過分寬松。

亞洲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及給民眾帶來的困苦是眾所周知的，也是資本逐利行為所造成的，是以美國為首的少數金融寡頭不計后果地劫掠他國財富所誘發的觸目驚心的一幕，而當今源發于美國的全世界金融危機比之上世紀亞洲金融危機是更有甚者而無不及，它們追求暴利，但各有不同謀取方式。同樣那些始作俑者也終將逃脫不了玩火自焚、殃及自身的下場。他們席卷了泰國財富，又把目標對準了香港和俄羅斯的時候，命運之神并沒有眷顧他們，以索羅斯為首的金融大鱷們最后還是敗將下來。不過俄羅斯國債信用掉期也應當引起我們關注，當前我國握有大量美國國債會不會同樣存在隱憂呢？雖不能同日而語，這種擔憂總是存在的。所以說我國財富儲備應當多元化，不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本文以為收貯大宗商品是最佳選擇之一，不僅可以拉動經濟增長，且又可以避免經濟過熱時大宗商品價格高企影響到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

二、溯源探因

1、金融杠桿無限制放大

人們追求財富的夢想始終伴隨著社會發展，如果超出現實和不擇手段地追求，往往會給別人或自己帶來禍害。過去資本家為了獲得更多的利潤，他們采用各種手段毫不顧市場環境地擴大生產，引起商品相對過剩，結果所生產的產品沒辦法銷售，經營難以為繼，最終導致大量失業，社會購買力大量下降，社會形成混亂，造成了惡性循環。這種趨利心理不被理性思維所占據，它就會周而復始地出現經濟危機。不過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市場會變得更為理性，產品過剩沒有那么嚴重，對經濟破壞程度沒有那么強。當人們慢慢醒悟過來的時候（也就是說經濟危機所造成的震蕩幅度越來越小的時候），社會更高層的危機就出現了，它的殺傷力絕對勝過產品過剩所造成的經濟危機，這就是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是對孿生兄弟，都是逐利求財不擇手段的后果，都是造成了社會經濟混亂，市場萎縮，流通堵塞，工廠開工不足，失業率急劇上升。近年來，在高利潤的誘惑和激烈競爭的壓力下，傳統上以賺取傭金收入為主、對資本金要求很低的投資銀行，大量介入次貸市場和復雜衍生金融產品的投資。目前，投資銀行從事的業務中很多與衍生品相關，而衍生金融產品又具有眾所周知的杠桿效應，它起到資本放大作用，可以放大收益和風險，交易主體只需交少量保證金，就可以完成高回報大額交易。“錢不夠就借”，投資銀行實際上悄然變成了追逐高風險、高回報，使用高財務杠桿化的“對沖基金”。高杠桿倍率使得投資銀行對融資依賴增強，在市場較為寬松時，尚可通過資本市場融資來填補交易的資金缺口，而一旦信貸緊縮，自身財務狀況惡化，評級公司降低其評級使融資成本上升，便可能造成投資銀行無法通過融資維持流動性。貝爾斯登、雷曼兄弟、美林、高盛、摩根斯坦利等著名美國投資銀行及其交易對手出現的流動性危機，都是源于高財務杠桿倍率支配下的過度投機行為。美國投資銀行平均表內杠桿倍率為30倍，表外杠桿倍率為20倍，總體高達50倍。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杠桿倍率則高達62.5∶1.這種投機取巧的經營作風彌漫了整個華爾街，才導致了今日之后果。

2、信用過度資產化所帶來的危害

信用因華爾街的假賬而動搖，對財富創造的信仰因CEO的貪婪而墮落。從本質上來講，次貸危機的根源就是金融企業不顧觸犯金融道德風險，非理性放大金融杠桿，令金融風險無限積聚，使泡沫破裂的災難性后果超出了金融體系所能承受的臨界點，進而引發銀行危機、信用違約危機、債務危機、美元危機等一系列連鎖反應，而這一系列危機的背后凸顯的則是美國出現了整體性的信用坍塌。國家信用是金融體制的最后依托。聯邦政府多年來對于兩房疏于監管，無形中縱容了風險的不斷膨脹，而事發后又將“風險社會化”，其所觸犯的“道德風險”則從價值層面上對國家信用造成嚴重沖擊。金融危機的歷史經驗表明，國家信用是建立在金融穩定的基礎之上的，一旦遭遇金融風暴，很有可能連國家信用一起毀掉。“信用危機”也是人類社會最難防范的危機。其他任何危機無論輕重大小，往往都有“特異性”、“變異性”、“周期性”等蛛絲馬跡可尋，人們可以通過采取有“預見性”、“防范性”的措施，進行防范和化解。而“信用危機”的爆發既無先兆，更無固定的模式和規律，因而也相對難以防范和化解。所以在極度投機氛圍的華爾街里，沒有什么不可以買賣，包括良心，甚至是靈魂都可以出售，這種早已透支了的信用資產，也已極度證劵化了，它早已潛伏著巨大的市場風險，為金融風暴的到來積累了大量的籌碼。

3、集成因素

當今政府關心的是社會有效需求，企業關心的是滿足消費者需求，設計師們是要創造新的需求，消費者所關心的是如何獲得更多消費的權利。離開消費，世界將找不到重心。消費的概念內涵豐富多彩，包括了物質的，也包括非物質的；包括實體的，也包括虛擬的。現代人的購物清單似乎不再因時間和空間的約束而變得無所不包。“社會中受自利動機支配的行為邏輯，使得人的多樣化需要的滿足不再成為社會生活的主導。愛情、理想甚至生命這些生活中最可珍貴的事物，都統統受到金錢的支配”。擁有財富，人們才能夠有能力選擇他想過的生活。擁有更多的財富，才能夠有更多的現實權利，而這種權利又多半是一種消費的自由。現實世界的誘惑是那么快速地變化，通過實物經濟的積累，財富的增長似乎仍然不能滿足人們變化得更快的消費需要。隨著經濟內在的增長因素的被耗盡，實體經濟創造財富的速度在持續下降。泰勒的現代化標準生產、日本的精益生產、半導體技術的發展、信息技術的普及、欠發達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和原材料供應等使財富在過去的100年中被高速創造出來。進入二十一世紀初，隨著廉價資源的過度開發、半導體技術發展漸近極限、重大創新普遍減少，下一個財富制造機器又在哪里呢？在實體經濟內生性動力逐漸減弱的過程中，通過投資和膨脹消費的方法來刺激經濟發展和財富創造是最簡單、最便利的工具。但財富顯然將被迫放慢自己的膨脹速度。

金融體系到底創造多少財富是一個大問題。金融體系調動和調制出巨額的資本，它的風險抵押品卻主要是社會和國家，而所獲得的收益的大部分卻流入銀行和各類投資機構的腰包。如此，便不難理解金融投資機構內在的擴大信貸款和追逐風險的沖動，重復抵押它并不具有的信譽，創造和包裝越來越大的風險，無法遏制地追求更多的超額利潤。這就是金融機構最本質的生存法則。隨著產業資本的日益萎縮，世界經濟越來越為銀行和投資機構所左右。實體經濟雖是基礎，但它卻變成俄羅斯套娃中最里面的那一個。

第2篇：經濟危機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精神病人；危險行為；因素；護理

文章編號：1009-5519（2007）24-3696-02 中圖分類號：R47 文獻標識碼：A

住院精神病人因受精神癥狀支配，心理功能紊亂及客觀因素等影響，常發生危險行為（外走，沖動傷人，毀物或自傷，自殺），給醫護人員的安全及病房管理帶來困難和威脅，也是引發醫療糾紛的原因之一，引起廣大醫護工作者廣泛關注。本文通過對我院54例發生危險行為的住院精神病人進行調查分析，并提出了相應的護理對策，旨在為臨床護理工作提供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采用回顧性調查法收集2000年12月~2006年12月在我院住院時出現危險行為的精神病例，按CCMD-3精神病診斷標準[1]。對病例資料進行診斷，54例均符合診斷標準，排除智能障礙。

1.2 方法：自制一般情況及臨床資料統計表，對54例住院發生危險行為的患者病歷進行統計分析。內容包括：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病程，疾病種類與住院時間關系，危險行為發生的時間，發生的原因等。

2 結果

2.1 性別和年齡：54例病人中，男40例（74.07%），女14例（25.93%）。年齡≤20歲5例（9.26%），21~30歲33例（61.11%），31~40歲10例（18.52%），41~60歲6例（11.11%），可見男性21~40歲為發生危險行為的高年齡占79.6%。

2.2 職業與文化程度：54例病人中農民41例（75.93%），工人8例（14.81%），職工3例（5.56%），學生2例（3.70%）。文化程度：大學2例（3.7%），高中（含中專）18例（33.33%），初中及其以下者34例（62.96%）。以上提示農民及文化程度偏低者所占比例較大。

2.3 病程：病程1年以內者36例（66.67%），1~5年13例（24.07%），5年以上者5例（9.26%），顯然病程在1年以內的急性病人比例較多。

2.4 疾病種類：精神分裂癥38例（70.37%），情感性精神病14例（25.93%），其它2例（3.7%）。危險行為發生與精神分裂癥多見。

2.5 發生危險行為與入院時間的關系：入院1周發生危險行為23例（42.59%），2周以內18例（33.33%），3周以內8例（14.81%），4周以上5例（9.26%）。提示入院1個月內危險行為的發生人數明顯居多，與病人入院時間短，病情未有效控制有關。

2.6 危險行為發生的時間：以早8時~下午17時發生沖動傷人行為42例（77.78%），外走行為8例（14.82%），自傷4例（7.4%），自殺行為則發生中午12時~下午14時（中午班）及下午17時~早8時（中夜班）。

2.7 危險行為發生的原因：30%的病人是在精神癥狀（幻覺、被害妄想）支配下發生攻擊行為。環境過度擁擠，缺少獨處和閑散無事可能導致暴力行為；醫務人員強制手段及工作方式簡單，病人某些心理需要或行為得不到滿足也是攻擊行為誘因之一[2]。此外，因離異、就業或經濟問題致悲觀失望而發生自傷、自殺。

3 護理對策

3.1 認真做好入院評估：全面準確評估病人情況是防范危險行為的基礎[3]。統計資料顯示77.78%危險行為發生于早8時~下午17時，發生最多的是沖動攻擊行為，其次是外走行為。且多見于患精神分裂癥，年齡在21~40歲之間，病程較短的病人。精神癥狀是導致攻擊行為的主要原因，與被害妄想、幻聽、敵對猜疑、興奮躁動有關。提示：在病人入院時即應進行評估，內容包括既往史，精神癥狀，發病誘因，個性特征，自知力及有無攻擊行為。通過評估讓醫護人員掌握病人的病情，做到心中有數，對既往有攻擊行為的病人，提前制定有效的防范措施，加強合理有效的治療，控制精神癥狀，可減少攻擊行為的發生。

3.2 多巡視，勤查房，嚴格履行崗位責任制：病人入院后護理人員應即時全面掌握病人的精神癥狀，善于觀察病情的細微變化，及早發現自傷自殺的先兆情況。統計資料顯示：42.59%病人是在入院1周內發生危險行為，有7.4%患者于下午17時~早8時（中夜班）發生自傷自殺行為。為此，護士應將有自殺病史，情緒低落，自責自罪，藏藥行為的病人重點監護，時刻掌握其行動，并將其置于工作人員的視線之中，嚴禁單獨活動，單獨居住。并應多巡視，勤查房，床前交班，特別是在開飯時間、治療時間、午睡和夜間睡眠時間和交接班時間，工作人員較少時應加強巡視，10~15分鐘查房1次，嚴格履行崗位責任制度，高度警惕精神病人利用一切機會發生意外。

3.3 做好住院病人的心理護理；新入院病人護士應主動熱情接待，向其介紹病區環境，并介紹其它病員與其認識，減少孤獨感、自卑感。應抓住病人心理，個性特點及其建立良好的醫患關系，這是進行心理護理的前提和保證。對情緒低落，有消極意念的病人應了解病史及自殺的原因，并針對情況區別對待，由精神癥狀引起的，應結合藥物控制其癥狀，同時告之病人這是病態反應，對這些幻聽不要去理睬。應幫助病人了解人生的意義與目的，樹立正向性人生觀，同時引導病人淡漠其矛盾的感覺，有心理困惑應找主管醫護談心詢求幫助。此外護士在進行各項護理操作前，應充分做好解釋工作，以取得病人的合作，態度和藹，認真傾聽病人敘述，關心體諒他們，尊

重他們，盡量滿足其合理要求，消除敵意，使病人心理得到寬慰從而提高治療依從性，減少危險行為的發生。

參考文獻：

[1] 中華醫學會精神科學會.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CCMD-3）[M].第三版.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4.

[2] 劉克禮.精神科病房內擁擠與攻擊行為的關系[J].國外醫學精神病學分冊，1992，19（2）：115.

[3] 殷俊鳳.住院精神病人攻擊行為的護理進展[J].中國實用護理雜志，2004，20（11）：54.

第3篇：經濟危機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井下作業；危害因素；安全技術措施

井下工作實際上是一個很難的事情，生產和采挖的過程中有很多的因素影響，因為采挖環境以及所用設備等等的原因導致采挖的井下工作的安全性特別低，所以應該增強對安全的認識，健全HSE的管理體制等等安全方式，進而保證井下的工作能夠安全進行。

1、井下工作中存在的影響安全因素

1.1井下火災的危害

（1）當井下出現火災的時候，煤以及坑木等等的物質就會點燃而放出很多的有害人體的氣體，比如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煙塵等有害氣體，這些有害氣體不僅會對井下的工作環境造成影響，更甚者還會造成工作人員的死亡或者中毒。（2）火源和井下的瓦斯有接觸就會導致瓦斯爆炸。火災會造成一些熱源，因為火具有干流的功能，造成井下的煤、坑木一些可燃性的物質釋放出H2以及碳氫化合物等容易爆炸的氣體，進而就發生了爆炸，還會促進災情惡化，這樣也會對人員的生命造成影響。

1.2井下瓦斯的危害

（1）爆炸產生的危害，當瓦斯爆炸的時候會具有特別高的溫度，2500℃是能夠達到的最高溫度，但是如果實在封鎖的情況之下，可能爆炸產生的溫度就會更加的高了，與此同時，還能夠產生巨大的沖擊波。（2）氣體產生的危害，當空氣當中存在的瓦斯有40%的時候，空氣當中的氧氣含量相應的就會減少，進而使人無法呼吸，假如瓦斯的濃度高達60%的時候，空氣中的氧氣就會減少到10%之下，人在非常短的時間了就會因為無法呼吸而死亡。

1.3井下水災的危害

（1）由于井下放置了很多的金屬設備，但是水會對這些金屬造成腐化，進而使得受用時間大大縮減。（2）井下出現的水災往往會對隔離的煤柱造成破壞，使得煤炭資源浪費很多。（3）當井下出現水災的時候，假如水量很大，一些巷道被淹沒是比較輕的情況，直接造成一些地方的工作停止，情況嚴重的時候就會使得整個煤礦淹沒，人員嚴重傷亡。（4）造成生產環境惡劣。水災會造成井下的巷道積累，頂板也會漏水，就會使得井下工作的環境太惡劣，促進了工作環境進一步惡化，嚴重的影響了工作人員的身體健康。

2、井下作業安全技術措施

2.1井下火災的預防整治措施

2.1.1內因火災：（1）使用采挖的技術進行防備。這樣可以提升回采的效率，盡最努力減少煤的丟失，用這個辦法來消除火災發生的基礎物質；（2）通風進行防備。要對流進井下的空氣進行制約，減少井下進入的空氣和煤炭接觸，這樣來降低氧氣的提供量，從而降低火災的發生，可以將漏風的通道封閉和減小漏風的壓差這兩個方面開始；（3）壓防滅火。借助風機、風窗、聯通管以及調壓氣室等等設備，促進漏風地區的風壓情況產生變化，用這個辦法來減少漏風的壓差進而減少漏風，進而得到控制煤體的自身燃燒和在火源頭進行熄滅的目的。

2.1.2外因火災：（1）阻止高溫的熱源出現和存留。依據《煤礦安全規程》當中的一些相關規定，針對明火、高溫熱源和潛在的火源實行有效的管理辦法有著明確的規定；（2）盡可能不使用可以燃燒的材料，如果在情況比較特別的時候，一定要將可燃的材料和潛在的火源隔開一定的距離；（3）阻止機電設備引起電火；（4）經過安裝防火門，來阻止火勢擴展，與此同時，也應該在礦井的地面安置消防的水池，并且在井下安裝消防的管路。

2.2井下瓦斯的防治技術措施

（1）當瓦斯濃度處于1%～1.5%的時候，需要進行警戒預防，并且和安檢人員對其一起進行檢測，這時堅決不能有放炮情況，也要斷開電源，增加通風量。（2）當瓦斯的濃度高于1.5%時候，開采的地面應該自己發出警報，工作人員必須馬上離開施工場地，使得瓦斯高效排出去。（3）瓦斯引爆技術的安全性。①盡可能不采用拖延時間的雷管，能夠采用電引爆是最好了，禁止利用火花或者塑料導管進行爆破；②打眼、裝藥以及封泥等步驟一定要嚴格遵照安全規程實行，放炮的時候一定要使用防爆型起爆器；③當瓦斯的濃度高于1%的時候禁止放炮；④在挖掘前進的時候，如果靠近了具有潮氣的煤層，就要求提前鉆孔來檢測瓦斯的含量情況，并且使用相應的辦法進行解決。（4）預防瓦斯引燃法。①禁止任何不是工作用火的火源進入礦井里面；②在生產過程中，針對有可能產生的熱源進行嚴格的監管，阻止它和瓦斯有任何接觸；③井下照明使用的電壓不能高于110V，運輸電的電線一定要是封閉的線纜；④要求使用有防爆功能的燈頭開關和燈泡。

2.3井下水災防治技術措施

（1）水來源要明確。調查清楚井下工作的地方的導致水災的水源以及導入誰的各路通道，這是預防井下水災的重要步驟。當前經常應用的是井下物探技術和水化學探測技術。（2）疏水放水。在查明水源的詳細狀況之后，根據水源的不同類型和特征，使用確定的疏水和放水的方式，準確的將對井下工作安全性有影響的水全部放完，這個辦法是預防井下水災發生的最佳辦法中的一個。（3）注入漿來阻止水。這個辦法之利用鉆孔機將先前預備好的漿液打入井下底層的裂縫之中或者破碎的區域。漿液經過擴張、凝固、和硬化以后，能夠有效的將水通道和水源進行有效的堵住和隔開。（4）攔截水路。在查清楚水源以后，因為一些特別因素和條件的制約，造成水不能有效排出的時候，就可以借助各種設備將水源暫時的或者永遠的截住，就像防水墻、防水煤柱、防水閘門等設備對水進行攔截，可以防止水源對其他的區域造成威脅。

第4篇：經濟危機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危險品事故；應急調度；弱經濟性；經濟因素

中圖分類號：U492.3+3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5-0-01

一、危險品物流事故應急資源調度概述

隨著我國工業的發展，危險品的生產量和運輸量每年均在快速增長，由此帶來的危險品安全事故頻發。事故發生后的緊急救援工作，對于搶救人員、挽回經濟損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由于相關信息和軟件支持不夠，評估主要依靠救援人員經驗進行。救援評估的目的主要是確定救援裝備的類型、數量等，救援裝備經常需要跨區域調度，如何有效調度各類應急資源以達到及時有效救援的目的，是目前的難點。

二、危險品物流事故應急資源調度存在問題

根據項目組對廣東省消防總隊的調研，現存問題可以概括為：

1.有設備、有資源、無科學的應急資源調度方法。

2.缺乏有效的應急調度聯動機制。

3.政府的相關法律、政策不完善。

4.應急救援信息化程度不夠高。

5.應急救援智囊的缺乏。

三、基于弱經濟性的單事故點問題應急資源調度研究

1.單一事故點應急救援問題的系統性分析

區域內只有一個事故點，由于事故規模較大，單一救援點無法滿足其應急需求，需要調集周圍消防設施點的應急資源予以救援。為了簡化研究，本一定假設：假定運輸道路是通暢的，不會因為堵車等路況影響應急資源調度時間；所有應急事故所需要的應急資源量是可估計的，即應急資源需求量是確定的，不會出現臨時變動情況。危險品應急資源調度的首要目的是盡快救援，保證應急資源調度時間是第一要求；同時危險品運輸事故的應急救援工作不同于大規模自然災害的資源調度，全區域內通行的危險品運輸車輛數量龐大，發生事故的可能性比較高，所以需要同時考慮其它可能發生的應急救援工作，為再次發生事故預留應急救援空間，需要從系統穩定性的角度去考慮該問題。綜上所述，危險品應急救援工作，需要滿足以下目標[2]：

（1）救援時效性：應急資源調度時間最短。

（2） 系統穩定性：出救點最少。

其中為某一調度方案。

學者劉春林[2]針對自然災害的應急資源調度問題展開了研究，采用近似窮舉法的方法，按照各個出救點的資源量進行排列，得到一個調度方案，之后刪除原序列中最后一個出救點，重新排列求解，循環直至無解，在所有方案中選擇最優方案。

2.基于弱經濟性的調度方法

關于對于一些有資源沖突或者類似方案，一些學者采用不同方法對救援方案進行調整。應急物流的弱經濟性即在進行應急資源調度時不考慮成本因素，只研究應急資源調度時間最短的問題，“不惜一切代價救援”。學者陳達強[3]提出救援成本由運輸成本和人員傷亡成本兩部分組成，人員傷亡率與應急資源調度時間成一定比例，而運輸成本與出救點數量直接相關，所以救援成本與應急時間最早、出救點數目最少兩個目標密切結合，利用救援成本調整救援方案，不僅可以使得成本降低，更重要的是可以解決多重方案下尋優問題，該思路具有啟發性。

利用文獻[2]中提到的循環求解方法得到一系列調度方案，之后采用弱經濟性因素對方案進行調整，得到最優方案。

四、基于經濟損失程度的多事故點問題應急資源調度研究

第三部分已經討論了單個事故點的調度方法，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討論，當同一區域內同一時間段出現兩場以上事故的應急資源調度問題。對多事故點問題進行資源調度，必然面臨著不同事故點對同一資源（即關鍵資源）的爭奪問題，如何有效分配調度關鍵資源，是多事故點多資源問題應急資源調度的關鍵。學者王蘇生[4]等提出以公平性原則進行資源分配而當兩場事故由于發生地點所處經濟水平差異而導致事故后果嚴重程度不同，事故產生的影響與損失相差巨大時，本文擬采用基于事故經濟損失程度的調度規則。

五、總結

本文在研究危險品物流事故應急現狀的基礎上，重點考慮弱經濟性與事故經濟損失程度等經濟因素在危險品物流事故應急資源調度中的應用，提出了針對單個事故點和多事故點問題的簡便易行的調度方法。

參考文獻：

[1]趙來軍，吳萍，許科.我國危險化學品事故統計分析及對策研究[J].中國安全科學學報，2009，19（07）：165-170.

[2]劉春林，何建敏，盛昭瀚.應急系統多出救點選擇問題的模糊規劃方法.管理工程學報，1999，13（04）： 21-24.

第5篇：經濟危機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政府行為； 政府行為失范； 環境保護

一、環境治理中政府行為規范的表現

08年以來我國發生的重大環境事件

時間地點事件類型事件概述及影響

2008年3月廣州白沙村飲用水污染白沙村里一私營小廠使用亞硝酸鹽不當，污染了該廠擅自開挖的位于廠區內的水井，而該水井的抽水管和自來水管非法私自接駁，又導致自來水污染。41名村民在飲用了污染水源后出現不同中毒現象，被陸續送入醫院救治。

2009年6月江海縣有毒物質傾倒該縣響水億達化工有限公司與徐某達成協議，為公司處理有毒化學廢棄物，徐某將9噸有毒化工廢物傾倒在臨近鄉村，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

7月20日山東沂南縣砷化物污染億鑫化工有限公司未取得生產許可證、工商、環保手續，非法生產阿散酸，20日深夜，將砷含量超標2.7萬倍的生產廢水排放到涑河中，致使水體嚴重污染。

8月陜西鳳翔縣血鉛超標該縣東嶺集團冶煉公司緊鄰村莊，06年建成以來，廢氣廢水一直污染鄰近村莊居民，兩個村莊731名兒童接受血鉛檢測發現，615人血鉛超標。市政府已啟動搬遷方案。

8月陜西漢陰縣礦庫塌陷由于持續降雨的影響，黃龍金礦礦尾礦庫排洪涵洞尾部相繼發生兩處塌陷，導致約8000立方米尾砂泄露，使的附近的青泥河水質收到嚴重污染，并嚴重威脅漢陰縣自來水的水源。

2010年7月3日福建上杭縣銅酸水滲漏紫金山銅礦濕法廠發生銅酸水滲漏，9100立方米的污水順著排洪涵洞流入汀江，導致汀江部分河段嚴重污染，但紫金礦業卻將這起污染事故隱瞞9天才進行公告，并因應急處置不力，導致16日再次發生污水滲透。

2011年全國多地血鉛超標1月，安徽懷寧縣高河鎮新山社區檢測出228名兒童血鉛超標；3月，浙江臺州市路橋區峰江街道上陶村檢測出172人血鉛超標，其中兒童53人。浙江湖州市德清新市的海久電池股份有限公司被曝造成332人血鉛超標，其中兒童99人；5月，廣東省紫金縣的三威電池有限公司被曝造成136人血鉛超標，其中達到鉛中毒判定標準的59人；9月，上海康橋地區25名兒童被測出血鉛超標。導致上述血鉛超標的污染源，幾乎全是蓄電池企業。環境保護部2011年3月對388家鉛蓄電池企業進行督察發現，大多數中小企業存在各種環境違法問題，為此對鉛蓄電池企業進行重點整治。

6月5日黑龍江哈爾濱市“三廢”污染中央電視臺曝光哈藥集團制藥總廠長期違規排污：工廠周邊廢氣排放嚴重超標，惡臭難聞；部分污水處理設施因檢修沒有完全啟動，污水直排入河，導致河水變色；大量廢渣要么不分地點簡單焚燒，要么直接傾倒在河溝邊上。對藥廠相鄰區域空氣質量檢測結果顯示，硫化氫氣體超標1150倍，氨氣超標20倍。

7月1日四川什邡市反對鉬銅項目什邡市動工建設“宏達鉬銅多金屬資源深加工綜合利用項目”。這個項目被曝有極大的負面環境影響，導致大量群眾集會游行，以示抗議。什邡市政府當局派出大量警察、武警、特警官兵前來維穩的行動，引起了嚴重的警民沖突，并導致多人受傷[2]，當局已經決定停止建設此項目數據來源：08年以來網絡媒體關于環境污染事件的報道

自1996年來以來，環境突發性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近年來，大型環境污染問題頻頻出現，如上表所示，2008年以來，國家環保部門收到的環境事件報告共1080起，重特大事件101起，其中2012年重大事件比上年同期增長130%，特別是重金屬、危險化學品和水污染事件呈高發態勢。環境問題加劇，說明我國政府在環境治理中的表現存在不足，我們通過對08年以來重大環境事件的歸納整理，發現政府行為失范的具體表現：

（一）環境保護流于形式

盡管國家重大政策中一再強調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但是實際經濟運行過程中，經濟發展的決策往往與國家政策背道而馳，許多困擾地方多年的環境問題總是遲遲不能解決，在實際工作中，對于環境問題的態度就是“何時污染何時治理”，能拖就拖，得過且過。對于興建中的環保工程，總是難以持久，最后敷衍了事。

例如近年來頻發的兒童血鉛事件，2009年時，就在昆明東川區、陜西鳳翔縣、湖北武岡市、河南濟源市等全國多個地方出現，由于媒體關注和民情憤慨，當時各個地方均作出對污染企業停產整頓、政府官員免職、受害兒童及時救治等措施。當這些事件影響暫時離開人們視線后，對這類企業污染行為的規范管制又被拋諸腦后。2010年江蘇大豐市、四川內江市、云南大理市均有血鉛問題存在，直到2011年，全國7個地區因蓄電池企業違規排污不斷出現血鉛超標情況，這一問題又被推向風口浪尖。

（二）基層環保部門形同虛設

第6篇：經濟危機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企業危機預警 原因 管理意義

危機是指一種處于特別危險的境地或十分緊要的危險關頭。企業危機是指企業正在面臨著威脅企業生存與發展的事情，處于危險境地。而企業危機預警則是根據整個行業和發展環境及企業的現狀，預測企業可能存在的危機，分析原因，找出解決方法，從而幫企業防范危機，規避風險，把危機扼殺在萌芽狀態或控制其進一步的發展，以較少危機對企業的損害程度，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經營。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經濟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頻頻發生金融危機，不斷發生企業破產危機案。企業危機預警已經引起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關注和研究，建立企業預警機制迫在眉睫。

一、企業危機預警產生的原因

要建立企業危機預警機制，首先要分析、研究企業危機預警產生的背景和原因，以更好地促使企業建立企業危機預警機制。

（一）經濟全球化，競爭加劇

經濟全球化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出現，是指經濟活動超越國界，通過對外貿易、資本流動、技術轉移、提供服務等，世界經濟相互依存、相互聯系而形成一個全球范圍內的有機經濟整體。中國自2002年加入世界經濟貿易組織（WTO）之后，與世界的聯系越來越緊密，也加入了經濟全球化這個行列之中。經濟全球化一方面為我國提供了追趕發達國家的機會，吸引和利用外資，發展高新技術，加速工業化發展進程。但另一方面，也加劇了國際競爭，對我國的民族企業造成嚴重的沖擊，不少企業紛紛破產。另外，經濟全球化也增加了金融危機發生的概率。如何在競爭激烈、波云詭譎的世界經濟市場中求得生存，這是所有企業都面臨著的最嚴重的危機。

（二）企業自身轉型、可持續發展需要

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必然面臨著許多轉折，怎樣才能力纜狂瀾，做出正確的抉擇，是每個企業領導需要慎重考慮的問題。處理得當，企業就會穩步、持續地發展；但處理不當，“一棋不著滿盤皆輸”、“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例子也彼彼皆是，嚴重的甚至面臨著生存危機，并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如破產、倒閉等。如2004年大型國有企業河北淶源銅礦破產案件。淶銅是國家一中型銅礦企業，始建于1966年，1972年建成投入生產，經歷了30多年，到了2000年，資源枯竭，開始走下坡路。到了2004年，資源缺乏、拖欠員工工資，無法繼續運營，最終宣布破產。淶銅的破產并不只是因為資源的枯竭，更重要的是，國有企業在現代科技迅速發展的情況下，仍采取傳統的人工開采技術，沒有更新技術，也沒有有效合理地開采，做到可持續發展。在多方面因素沖擊的情況下，沒有進行及時的轉型和改革，不能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最后只能破產。但是值得安慰的是，淶源縣委、縣政府在淶銅破產后妥善處理淶銅資產，解決淶銅職工工資問題，對淶銅進行了順利的改制。由此可見，企業在戰略轉折點必須加強危機預警管理，抓住機遇，完成轉型和改革。

二、企業危機預警的管理意義

（一）有利于加強企業領導者的危機意識

缺乏危機意識，危機即將到來卻全然不知，這是導致企業危機出現，危機程度擴大的重要原因。古語有云：“防患于未然”、居安思危。在繁華興盛的時候，加強企業危機預警的管理，通過宣傳、培訓，加強企業領導者的危機意識，在危機尚未到來之前就可以根據相關征兆進行判斷，預測危機，采取相應措施。如摩托羅拉公司在2003年非典時期，因一個員工患了流感，就立刻啟動危機預警系統，采取相應措施，向社會捐贈、實行員工輪班制，隨時關注流感動態。抓住機遇，樹立了公司的良好形象。危機即是機遇，如何把危機轉化為轉機，首先取決于企業領導者的危機意識。

（二）有利于完善企業內部管理系統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如何在復雜、多變的環境中生存，完善企業內部的管理系統非常重要。良好的危機預警系統有利于企業在危機到來之前就完善自身內部的管理系統。首先，要制定一套完善的危機預警機制，包括危機應對計劃和危機防御機制，從而對企業的各個管理活動進行有效的監控。其次，針對危機態勢，進行內部系統調整，如部門調整、員工調整、技術更新、制度改革等等，以適應環境的發展變化。只有不斷地完善企業內部管理系統，不斷地改革與創新，才能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上分得一杯羹。因此，加強危機預警管理，有利于企業內部管理系統的完善。

（三）有利于企業可持續發展

企業發展和國家發展一樣，也需要尋求可持續發展之路。因此，企業無論是在初創期、成長期、壯大期還是衰退期，都要加強企業的預警管理，隨時分析行業動態、社會環境，監測企業的發展情況，以尋找企業發展機遇，及時進行轉型和技術更新。只有不斷地與時俱進，才能做到可持續發展，企業才能做大、做強。

三、結束語

總之，目前的市場經濟就像一個巨大蛋糕，分的人很多。如何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分得一杯羹，企業就要各取法寶。建立完善的危機預警管理，加強企業領導的危機意識，完善企業內部管理系統，才能在危機到來之前，及時做出防范和處理，減少損失；才能未雨綢繆，化危機為機遇，做到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劉芳. 論企業危機預警產生的原因及管理意義[J]. 中國商貿, 2010,(28)

第7篇：經濟危機的原因范文

摘 要：按照“制度-行為-績效”范式構建商業銀行多元化分析框架，采用中國上市銀行2003～2013年的面板數據，就制度變遷、多元化行為與商業銀行經營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發現：以利率市場化為主要特征的金融制度變遷影響了商業銀行的多元化經營行為，利率市場化改革促使商業銀行向多元化發展轉型；在制度變遷的背景下，利率市場化與多元化的交互作用對商業銀行經營績效的提升起到了一定作用，制度變遷通過影響商業銀行的多元化行為，從而影響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對此，金融監管部門在推動宏觀金融調控從以數量為主向以價格為主轉變的過程中，應注重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的協調推進，對金融機構實施分類監管，允許商業銀行適度開展多元化經營，而商業銀行也應根據資本水平和業務實際，審慎選擇多元化發展路徑。關鍵詞： 制度變遷；利率市場化；多元化；經營績效；銀行業中圖分類號：C93；F83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7217（2016）05-0002-07一、引 言作為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期，政府部門為此進行了不間斷的改革，尤其是以市場化改革為重點的制度變遷。這樣的經濟環境和制度背景，決定了中國企業的戰略選擇與發達市場環境下的企業不一樣。正如Meyer et al.（2001，2009）所指，在一些新興市場經濟中，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能對企業戰略的制定起到重要影響，需要把制度因素從背景轉變為自變量來研究制度對企業戰略行為的影響[1，2]。多元化就是金融企業發展過程中一種重要的戰略行為。隨著中國金融市場化改革步伐加快，金融企業自身競爭能力的提升，國內商業銀行正在加快推進多元化經營，不斷向證券、保險、基金、信托等業務領域擴張，甚至開始介入電子商務等非金融領域。盡管中國金融業仍施行分業監管模式，監管部門并未明確支持金融業多元化經營，但銀行業的多元化趨勢似乎已勢不可擋，不僅體現在大型國有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商行、農商行等地方中小銀行也開始向多元化邁進。從國際經驗來看，德國、英國、日本等發達國家，較早施行了混業經營的金融制度，鼓勵金融企業多元化發展。美國則經歷了多次金融制度調整，1999年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取消商業銀行和證券公司跨界經營的限制，但2008年的金融危機又使美國限制商業銀行過度多元化經營。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全球開始關注宏觀審慎監管，《巴塞爾協議Ⅲ》隨之出臺了新的監管規則，通過逆周期性調節等措施防范系統性風險[3]。商業銀行多元化經營有利于擴展收入來源，降低收入的波動性，規避單個行業的風險，具有逆周期調節的性質；協助可能加大利率風險與流動性風險，甚至導致不同業務之間的風險傳染，進而誘發系統性風險。因此，多元化經營與銀行業風險與績效有著復雜的關系，在金融市場化改革與宏觀審慎監管的背景下，有必要從制度視角加強對金融市場化與多元化經營的研究。以往與審慎監管相關的研究測重于風險方面，但監管除了增強金融業的穩定性，也為了促進金融機構間的有效競爭，提升金融機構的經營效率，因此，審慎視角下的銀行績效也值得研究。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一）基于制度基礎觀的理論分析框架20世紀80年代以后，學術界逐漸形成了兩種戰略選擇理論：基于產業的戰略觀和基于資源的戰略觀。基于產業的戰略觀把戰略分析建立在產業結構的基礎上，認為企業所在產業的市場結構對戰略決策起決定作用，側重研究企業面臨的外部機會和威脅。基于資源的戰略觀則從企業資源的觀點來分析戰略問題，認為企業的競爭優勢是建立在其所擁有的獨特資源、成長能力以及核心競爭力的基礎上，側重研究企業內部的優勢和劣勢。隨著戰略差異性研究的發展，有學者逐漸意識到企業在進行戰略選擇時，不僅要分析產業結構和企業資源，還需要考慮來自國家和地區的社會制度因素，這些影響因素被歸為制度的框架[4]。制度學派的學者對經濟制度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制度因素對經濟增長具有重要作用（North，1990）[5]。Scott（1995）從組織層面對不同制度下的戰略進行分析，提出制度由管制型制度、規范型制度和認知型制度組成，每個組成部分都對企業的戰略選擇產生不同的影響[6]。其后，以Mike W. Peng（2002，2003）為代表的現代制度學派從制度、組織、戰略的關系整合上進行研究，提出了基于制度基礎觀的企業戰略選擇理論（IBV）[7，8]。企業戰略的制度基礎觀把制度看作是戰略選擇的自變量，聚焦在制度和企業動態的交互作用上，而且把戰略選擇看作是這一交互作用的結果。隨著制度分析與行為分析相結合成為學術研究的新趨勢，國內學者也結合中國經濟特點展開相關研究，他們認為中國轉型經濟具有特殊性，首要特征是大范圍、大規模的制度變遷，有別于西方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行為方式[9，10]。這使得單純套用企業戰略研究中成熟的SCP范式（結構-行為-績效）或RCP范式（資源-行為-績效）來研究我國企業的多元化戰略受到挑戰 [11]。因此，有學者將SCP范式改進為ICP范式：制度-行為-績效。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按照ICP范式構建商業銀行多元化分析的理論框架（見圖1），從而更直觀地分析中國商業銀行所面臨的制度環境、多元化行為和經營績效之間的內在機理。制度環境外生于組織層面，是生產交換以及分配規則的經濟、政治、社會及法律的集合，由一系列的法律、政策、歷史、文化和社會規范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構成 [12]。在影響企業多元化行為的制度因素方面，主要包括正式制度的缺失、市場化進程與政府干預并存以及管制放松與政策多變等方面。企業的多元化行為不僅體現在多元化的類型，也包括多元化的程度等。圖1 基于制度基礎觀的多元化分析框架（二）研究假設1.制度變遷與多元化行為。與一般行業相比，金融業是一個受政府高度監管的行業，也是一個受各種金融制度約束的行業，金融制度作為重要的制度環境變量，將影響和約束金融主體的行為選擇。在近年來中國金融制度的演進中，影響金融企業多元化的制度根源可能還在于政府管制的放松和市場化改革，尤其是利率市場化改革。正如North（2008）所言，制度在變遷，而相對價格的根本變化乃是制度變遷的最重要來源[13]。利率作為資金的價格，其形成機制隨著中國金融市場化改革的推進，逐步由政府主導向市場化方向變遷。利率市場化一方面賦予商業銀行自主定價權，為金融創新提供現實可能；另一方面，利率浮動的擴大將加劇銀行業的競爭，降低傳統存貸款業務的利差水平，商業銀行不得不發展非利息業務以拓展利潤來源 [14]，從而從傳統的存貸款業務向多元化業務轉型。為此，提出以下假設：H1：商業銀行的多元化行為與金融制度的變遷有關，利率市場化程度越高，銀行的多元化程度也越高。2.多元化行為與經營績效。由于企業實施多元化擴張存在資源共享、建立內部資本市場、稅收優惠、范圍經濟和規模經濟等優勢，因此，很多學者認為多元化與企業績效正相關。Saunders和Walter（1994）指出，銀行、保險和證券業的組合能夠產生更加穩定的利潤來源，因此有助于提升銀行盈利水平[15]。Chiorazzo et al.（2008）通過對意大利銀行業的研究得出，多元化可以增加銀行的盈利能力，且規模較大的銀行多元化經營的效益更加明顯[16]。魏成龍和劉建莉對國內商業銀行的數據研究也得出了與Chiorazzo et al.完全一致的結論[17]。但是，多元化也可能帶來過度投資、跨行業補貼、增加成本等問題，Stiroh和Rumble（2006）對美國金融控股公司的研究發現，多元化對績效具有正、負兩方面的影響，負面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會抵消正面影響[18]。Mercieca et al.（2007）以歐洲銀行為樣本分析發現，多元化程度與收入水平呈現負相關[19]。劉孟飛等（2012）對國內銀行的研究發現，多元化對國內銀行績效的影響并不明顯[20]。另外，也有學者通過建立面板門限模型，認為多元化與銀行績效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 [21]。在多元化經營程度不高時，分散業務有利于擴大銀行的收入來源，但當多元化程度過深，經營領域過寬時，業務關聯度上升，風險傳染性加大，管理難度增加，對經營績效提升反而有不利影響。鑒于多元化對銀行績效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并不能簡單用正相關或負相關進行解釋，因此，提出以下假設：H2：商業銀行的多元化行為與經營績效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3.制度變遷、多元化行為與經營績效。金融制度的變遷，尤其是利率市場化的推進給商業銀行傳統盈利模式帶來巨大挑戰，有學者通過對境外國家和地區利率市場化改革的研究，認為放松利率管制后，會使銀行存貸利差出現縮小趨勢，并最終影響到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 [22，23]。利差收入的縮小必然倒逼銀行通過提升表外業務收入來探索新的盈利增長模式 [24]，而提升表外業務收入是商業銀行進行多元化戰略轉型的具體措施，商業銀行以此對沖利差縮窄對銀行收益帶來的沖擊，從而改善其經營業績。因此，不僅利率制度和多元化行為本身會影響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利率制度與多元化的動態交互也會對商業銀行績效產生影響。為此，提出以下假設：H3：制度變遷和多元化行為對商業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具有疊加作用，利率市場化程度越高，商業銀行的多元化程度越高，其經營績效也越好。三、研究設計（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以中國上市銀行為研究對象，根據研究需要和數據的可得性，選取2003～2013年的面板數據，研究樣本包括4家大型國有銀行、7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和3家城市商業銀行①。數據來源為《中國金融年鑒》、Bankscope數據庫及銀行各年年報，中國農業銀行和中國光大銀行由于上市較晚，早期數據不完善，因此未納入本次研究對象。個別缺失數據，采用線性插值法補齊。（二）變量選取與定義1.制度變量。在以往的研究中應用較多的是非國有化率、市場化指數等，本文選取金融制度中最為關鍵的利率市場化變量，由于我國利率市場化是一個逐步推進的過程，在不同時期利率市場化的程度不同，因此，需要對利率市場化進程進行測度。本文從存貸款利率、貨幣市場利率、債券市場利率和理財產品收益率四個方面建立測度利率市場化水平的指標體系，并按各項改革政策對利率的市場化程度給予賦值，最后進行加權匯總，從而構建中國利率市場化指數（簡稱IRLI指數）②。2.多元化變量。已有文獻對企業多元化的衡量常用的有行業數目法、赫芬達爾指數法（HHI）、熵指數法（EI）等方法，其中，采用較多的是（HHI）。HHI指數越大，說明企業收入來源越分散，多元化程度越高。由于近年來中國銀行業多元化的方式除了不斷發展存貸款以外的表外業務，更通過設立保險、證券、基金、融資租賃等子公司的方式進行多元化。因此，本文還將采用與相關行業數目（NUM）來衡量多元化程度，具體采用銀行相關聯的子公司數量，包括參股公司和控股公司。近幾年很多銀行設立了村鎮銀行作為其子公司，但村鎮銀行主要以存貸款業務為主，與傳統商業銀行在業務上并無區別，因此，在采集各銀行子公司數據時剔除村鎮銀行，只考慮非銀行類機構。3.績效變量。國內外學者常用總資產收益率（ROA）或凈資產收益率（ROE）作為多元化經營績效的衡量指標，這兩個指標是衡量盈利能力最重要也最易得的指標。由于ROE受企業資本結構的影響，而ROA具有不受資本結構影響的優勢，因此，選擇ROA作為衡量銀行經營績效的變量。4.控制變量。根據已有研究經驗，選擇經濟周期作為經濟環境變量，而將銀行規模、管理效率作為銀行特征變量。考慮到審慎監管對商業銀行多元化及績效的重要性，選取資本充足率作為審慎監管的變量。（1）經濟周期（GDP）。銀行業發展受宏觀經濟影響，具有較強的順周期性，其績效與經濟周期密切相關，選擇GDP增長率刻畫經濟周期特征。（2）銀行規模（TA）。銀行規模具有規模經濟，一般來說銀行規模越大，越有利于通過多元化獲取規模經濟效應，采用總資產來衡量銀行規模。（3）資本水平（CAR）。銀行經營與盈利能力受到資本充足水平的約束，用資本充足率表示。若資本充足率對經營績效的影響為正，表明審慎監管具有效率。（4）管理效率（CIR）。成本管控能力代表一家銀行的內部管理效率，用成本收入比作為衡量銀行管理效率的變量。（三）模型設計為了檢驗制度變遷、多元化行為及銀行經營績效之間的關系，分別建立以下實證模型：四、實證結果與分析（一）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利用計量軟件Eviews6.0對模型中的變量進行統計分析，表1列出了各個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可以看出，我國銀行業的HHI指數平均為0.22，最大值達到0.43；從涉及的行業數目來說，平均每家銀行涉及到3個子行業，而最多的達到9個。整體而言，盡管近幾年銀行多元化進程不斷加快，但多元化的程度并不高（見圖2）。如果從多元化趨勢上來看，中國銀行業的平均多元化程度在不斷提高，但受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在2009年出現短暫停滯，之后又繼續提升，并呈現加快態勢。（二）制度變遷對多元化行為影響分析首先利用LR檢驗判斷固定效應模型是否優于混合效應模型，估計結果顯示，P值為0.0000，故應建立固定效應模型；再通過Hausman檢驗判斷是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檢驗結果顯示，P值為0.0127，拒絕原假設，應選擇固定效應模型。故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回歸結果見表2。表2中模型（1a）采用HHI指數作為多元化變量進行回歸。從回歸結果來看，利率市場化指數與商業銀行的多元化程度在1%的水平下顯著，且系數為0.1787。這表明以利率市場化為主的金融制度變遷確實對商業銀行的多元化行為產生了影響，利率市場化程度越高，商業銀行的多元化程度也越高，驗證了假設1。在控制變量中，GDP增長率在10%的水平下顯著，且系數為負，表明宏觀經濟在下行周期中，商業銀行信貸業務增速放緩，通過多元化經營來增加收益。銀行資產規模在1%的水平下顯著，表明規模越大的銀行，越傾向于多元化發展，這也體現了多元化有利于分攤固定費用，降低平均成本，發揮規模經濟效應。資本充足率與多元化程度之間顯著正相關，表明資本金越充足，商業銀行越有實力加快多元化業務發展。成本收入比的系數符號為負，表明管理效率高的銀行更有可能進行多元化。為了驗證結論的穩健性，表2中模型（1b）用行業數目替換HHI指數重新進行回歸，從回歸結果來看，多元化程度與利率市場化指數之間依然顯著正相關，這進一步驗證了前面的結論，也說明利率市場化促使商業銀行通過設立關聯子公司的方式進行多元化。（三）多元化行為對銀行績效影響分析利用LR檢驗和Hausman檢驗判斷選擇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回歸結果見表3。從模型（2a）利用HHI指數進行回歸的結果來看，多元化程度與銀行績效之間存在較為顯著的關系，但HHI平方項系數為負，且變量并不顯著，對此存在兩種可能：一是銀行績效與收入多元化之間是線性關系，收入多元化有利于提高銀行的經營績效；二是銀行經營績效與收入多元化之間可能存在倒U型關系，但由于中國銀行業的多元化程度還不高，中國銀行業還處在倒U型的左邊，開展多元化經營將有利于提升其盈利能力。但無論是哪種情況，從現階段來看，中國商業銀行的多元化經營還是有利于提升其經營績效的。在控制變量中，GDP增長率與銀行績效之間顯著相關，但其系數為負，這與理論預期不符。對此可能的解釋是，盡管中國經濟在經歷高速增長之后逐步回歸到中高速增長，但中國銀行業也在進行各項改革，如產權制度、公司治理、放寬準入等，使銀行享受到改革紅利，抵消了經濟回調帶來的影響。資產規模與銀行績效之間的關系在1%的水平下顯著，表明商業銀行資產規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強，規模效應越明顯。資本充足率在1%的水平下顯著，表明資本充足率越高，審慎經營水平越高，越有可能為銀行帶來更好的績效，體現了審慎監管與銀行效率的一致性。成本收入比與銀行績效的關系不顯著，表明現階段粗放型的增長方式仍然能為銀行帶來較高的收益，管理效率對銀行績效提升的作用還未發揮出來。采用行業數目替換HHI指數進行回歸，從模型（2b）的回歸結果來看，與HHI指數不同的是，行業數目與銀行績效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即商業銀行關聯子公司較少時，通過設立關聯子公司的方式進行多元化有利于提升公司業績，但當子公司達到一定數量時，對經營績效提升反而有不利影響，因此，設立子公司的數量并不是越多越好。（四）制度變遷與多元化對銀行績效影響分析為了檢驗利率制度變遷與多元化對銀行績效的交互作用，引入利率市場化指數與多元化程度的交叉變量，并在LR檢驗（P值為0.0000）和Hausman檢驗（P值為0.2240）的基礎上，選擇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回歸結果見表4。從表4的結果來看，利率市場化指數與多元化程度的交叉變量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顯著為正，且達到了1.2709，比單獨利用多元化指標進行回歸的系數更高，表明不僅利率制度和多元化行為本身會影響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利率市場化與銀行多元化的動態交互促進了銀行經營績效的改善，這在相當程度上驗證了假設3，在利率市場化不斷推進過程中，商業銀行加快了推進多元化戰略的步伐，通過中間業務收入等提升其經營績效。為驗證上述結論的可靠性，同樣用行業數目替換HHI指數進行穩健性測試，結果見表4中的模型（3b）。回歸結果與模型（3a）基本一致，利率市場化指數與多元化程度的交叉變量依然對銀行績效有顯著影響，其它變量的回歸結果也都基本一致，證明上述結論是可靠的。五、結論與啟示以上基于利率市場化的制度背景，以中國銀行業為研究對象，建立制度變遷、多元化行為與銀行績效之間關系的理論框架與實證模型，通過實證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結論：一是以利率市場化為核心內容的金融制度變遷的確促使商業銀行向多元化發展轉型，利率市場化對以利息收入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商業銀行產生了顯著的影響，隨著經營壓力不斷增大，商業銀行加快了推進多元化戰略的步伐，從而表現出利率市場化程度越高，商業銀行的多元化程度也越高；二是從現階段來看，多元化程度與銀行績效之間顯著正相關，收入多元化有利于提升銀行的盈利水平，但設立子公司對提升銀行績效的作用存在兩面性，子公司數量較少時，通過設立關聯子公司的方式進行多元化有利于提升公司業績，但當子公司超過一定數量時，對經營績效提升反而有不利影響；三是利率市場化與多元化的交互作用對銀行經營績效提升起到了顯著作用。此外，資本充足率對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有顯著的正影響，表明監管部門的審慎監管與銀行的效率提升是一致的，資本水平提高了銀行抵抗風險的能力，有利于銀行的績效穩定；資產規模也對銀行經營績效產生了影響，規模越大越有利于銀行提升績效。以上研究結論對宏觀金融調控與審慎監管改革，以及金融機構的經營實踐都有一定意義。首先，從宏觀金融調控與監管來說，利率制度改革和利率市場化是宏觀金融調控從以數量為主向以價格為主轉變的必由之路，是宏觀審慎管理所要求的。同時宏觀金融制度的改革會對金融機構的行為及績效產生直接影響，正如本研究所發現的利率市場化促使商業銀行向多元化轉型。整體來看，多元化經營通過拓寬非利息收入提升經營績效，緩解商業銀行的盈利壓力，避免在資產業務上進行更多的風險承擔，防止了系統性風險的積聚，有利于實現宏觀審慎目標；多元化經營的業務大多屬于輕資本類業務，在適度的規模內，多元化經營業務占比越高，對資本的消耗越小，資本充足率也越高，從而有利于提高銀行的風險抵御能力，因此也對宏觀審慎管理有利。但并非任何轉型方式在任何階段都會對銀行績效產生正向效應，隨著利率市場化完全放開，多元化業務快速發展，面臨法律不完善與監管的滯后效應，容易產生流動性風險，要注重通過流動性覆蓋率、凈穩定資金比例等加強對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風險防范。因此，作為金融監管部門應注重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的協調推進，對金融機構采取分類監管措施，適度審慎地發放多行業經營牌照。其次，從金融機構經營管理層面來看，本文的研究結論為銀行業多元化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支持。在當前階段，銀行可適度進行多元化發展，尤其是大型銀行可以通過實施多元化戰略，推進業務轉型和收入結構調整，減少金融制度變遷給利差收入帶來的沖擊，增強經營業績的穩定性。但在多元化發展的具體路徑上，商業銀行應根據自身資本水平和業務實際，審慎設立子公司，關注多元化業務的收入貢獻和可能存在的風險因素，避免為求大求全而盲目進行多元化擴張。

注釋：①具體包括：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交通銀行、招商銀行、中信銀行、民生銀行、浦發銀行、華夏銀行、興業銀行、平安銀行、北京銀行、南京銀行、寧波銀行。② 限于篇幅，本文未列出利率市場化指數的詳細計算方法與過程，感興趣的讀者可參見“中國利率市場化進程測度及效果研究――基于銀行信貸渠道的實證分析”，《金融經濟學研究》，2014年第6期：75-85。參考文獻：[1]Meyer， K. E.. Institutions， transaction costs， and entry mode choice in eastern europ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1，（32）：357-367.[2]Meyer， K. E.， Estrin， S.，Bhaumik， S. K. and Peng， M. W. Institutions， resources and entry strategies in emerging economi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9，30（1）：61-80.[3]潘凌遙，蔣曉泉，費紫微.中國系統重要性銀行附加資本計提機制研究――基于CopulaCoVaR模型[J].財經理論與實踐，2015，（3）：23-28.[4]Oliver， C.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combining institutional and resourcebased view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7，18（9）：679- 713.[5]North D. Institution， institution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M].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6]Scott ， W.R.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M] .Thousand Oaks，CA，Sage， 1995.[7]Peng， Mike. W. Towards an institutionbased view of business strategy [J] .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2，（19）：251-267.[8]Peng， Mike. W. Inst itutional transitions and strategicchoices[J] .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3，（2） ：275-296.[9]謝佩洪.中國企業多元化經營：制度―行為―績效范式構建研究[J].管理學家（學術版），2010，（3）：3-12.[10]張雷.基于制度視角的企業多元化分析框架研究[J] .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5）：39-47.[11]于克信，謝佩洪.轉型期中國企業多元化經營的制度根源及范式構建研究[J].管理世界，2011，（7）：180-181.[12]殷瑾，周英超.制度因素是否影響公司多元化戰略？――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0，（2）：371-380.[13]道格拉斯?C.諾思.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4]Nguyen J.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 interest margin and noninterest income using a system estimation approach[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2，36（9）：2429-2437.[15]Saunders，A.and Walter，I. Universal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what could we gain？ what could we los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USA：1994.[16]Chiorazzo，V，Milani，C.，and Salvini，F. Income diversification and bank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italian banks[J].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2008，33（3）：181-203.[17]魏成龍，劉建莉.我國商業銀行的多元化經營分析[J].中國工業經濟，2007，（12）：85-93.[18]Stiroh，K. J. and Rumble，A. The dark side of diversification：the case of US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06，30（8）：2131-2161.[19]Mercieca，S.，Schaeck，K.，and Wolfe，S. Small european banks： benefits from diversification？[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07，31（7）：1975-1998.[20]劉孟飛，張曉嵐，張超.我國商業銀行業務多元化、經營績效與風險相關性研究[J].國際金融研究，2012，（8）：59-69.[21]李志輝，李夢雨.我國商業銀行多元化經營與績效的關系――基于50家商業銀行2005～2012年的面板數據分析[J].南開經濟研究，2014，（1）：74-86.[22]肖欣榮，伍永剛.美國利率市場化改革對銀行業的影響[J].國際金融研究，2011，（1）：69- 75.[23]連平.利率市場化條件下商業銀行經營發展與轉型[J].上海金融，2013，（11）：24-30.[24]巴曙松，華中煒，朱元倩.利率市場化的國際比較：路徑、績效與市場結構[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5）：33-46.（責任編輯：寧曉青）

第8篇：經濟危機的原因范文

一、資料與方法

1.一般資料

本次研究中所選擇的研究對象均為在2016年5月到2017年5月期間在某院神經外科接受治療的患者，納入本次研究的患者總人數共有200例，其中男性120例，女性80例，120例患者的平均年齡為43.118.5歲，其中年齡最大的患者為92歲，年齡最小的患者僅為8個月。200例患者的平均住院時間為24.615.8d，其中住院時間最長的是177d，住院時間最短的時間為5d，患者個體之間所存在的年齡、性別以及病程之間所存在的差異性在統計學上不具有意義[1]。

2.方法

對所有納入本次研究的臨床資料進行回歸性整理與分析，所整理的資料內容應該包含患者的手術記錄、患者的年齡、病程等基本資料以及醫院感染信息等，對于在研究期間仍然在院治療的患者，采用實時監測系統對于患者的狀況進行檢測，然后通過系統自動篩選的功能對于疑似感染的患者進行自動篩選，然后在讓專職人員對疑似患者進行確定。

3.統計學分析

本次研究中所有數據的獲得以及分析所采用的軟件均為SPSS18.0，所有的數據在統計學上均具有一定的意義，患者個體之間所存在的差異性P0.05，即患者在數據上的差異在統計學上被認可。

二、結果

通過對200例患者治療病例的整理與分析，可以發現200例患者中出現感染狀況的患者人數有40例，是總研究人數的20%，40例感染患者中感染部位是手術部位的患者人數有15例，是總人數的37.5%，感染部位為呼吸道的人數有10例，是總研究人數的25%。

通過對感染患者的綜合性分析，可以發現對于神經外科患者感染現象產生的危險因素還是非常多的，像手術時間、患者年齡、高血壓等原發疾病以及是否進行了開顱以及使用腦內鏡等等都是較為常見的危險因素，在本次研究中40例出現感染的患者中年齡超過60歲的患者有10例，手術時間超過3h的患者人數有18例，在治療過程中是進行急診手術的患者的有15例，患有高血壓等原發疾病的患者有20例，在手術過程中進行了開顱以及腦內鏡的患者的人數有28例。所有的危險因素呈現交叉狀態，除了上述因素外患者術前住院時間、麻醉分級、手術中是否進行了氣管切開等措施，手術中是否使用了呼吸機、泌尿道插管等都危險因素都可能導致神經外科患者感染的產生。

三、討論

醫院感染是目前神經病外科手術患者在治療過程中最常出現的并發癥之一，其不僅會使得患者的住院時間以及住院費用得以增加，還會在使得患者的恢復受到極大的阻礙，這對于患者的治療有效性的保證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在對神經外科患者進行治療的過程中，為了降低患者治療過程中所存在的風險性，相關醫療機構必須就醫院感染的危險因素進行分析，這對于神經外科醫院感染的防治提供了依據[2]。

第9篇：經濟危機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心理需求異化；行為監督；路徑選擇

中圖分類號：F830.9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0017-2016（12）-0081-04

一、理論綜述和問題提出

從詞源上追溯，“異化”源于拉丁文alienation，有轉讓、疏遠、差異、讓渡等意思。作為哲學的范疇，經過了黑格爾客觀精神的異化，費爾巴哈宗教的異化，最終上升到馬克思的勞動異化理論。從哲學意義上看，“異化”主要指“主體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由于自身的活動而產生出自己的對立面，而這種對立面又作為一種外在的、己的力量反過來反對主體自身。”對于異化的根源，美國曾經最具影響力和最受歡迎的精神分析學家，同時也是西方“弗洛伊德主義的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埃里希?弗洛姆（1900-1980）認為：“在馬克思看來，也和黑格爾看來一樣，異化概念植根于存在和本質的區別之上，植基于這樣一個事實之上：人的存在與他的本質疏遠，人在事實上不是他潛在地那個樣子，或者，換句話說，人不是他應當成為的那個樣子，而他應當成為他可能成為的那個樣子。”也就是說，異化就是人的本質的異化，“主要是人作為與客體相分離的主體被動地、接受地體驗世界和自身”的現象。

關于心理需求，心理學家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成五個層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和歸屬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其中后四種需求都屬于心理需求。由此延伸，心理需求異化，可以定義為：人在安全、歸屬與愛、被人尊重和自我實現等層面的心理體驗和需要，由于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使其主體能動性發生了變化，當人不能肯定自己，而是順從屈服于自己本質力量以外的東西時，人的存在就與自己的本質產生了疏遠，心理需求異化就出現了。

客觀上說，心理需求異化作為人的一種“病態”的心理體驗，當人作為社會人，不能做到勤拂塵埃，遠離誘惑，就難免被悄悄異化。特別是在市場化經濟轉型過程中，在文化信仰、監督制度尚不健全的中國，心理需求異化已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突出表現為更多地追求物質享受，價值觀向唯功名化、唯物質化傾斜。雖然異化不可避免，但如果任由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日漸分離，必然會造成個體理性的缺失，主體能力和地位的弱化，以及傳統倫理道德體系的重構，進而引發現實社會的沖突和矛盾。當前，如何減少基層央行員工由于心理需求異化帶來的消極和負面影響，抑制過度異化帶來的不和諧或不穩定因素；如何更好地體現員工個體本身履職的前瞻性，充分發揮防范風險、標本兼治的作用，從根源上減少違規違紀行為的發生，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討。

二、心理需求異化在基層人民銀行的表現

為了解基層人民銀行員工心理需求異化表現的特征及程度，課題組設置了《員工心理需求情況調查問卷》，分別在陜西省的商洛、漢中，甘肅省的慶陽、嘉峪關，以及新疆的哈密5個地市中支共選取了100份樣本進行抽樣問卷調查，收回有效問卷100份。通過歸納分析，得出基層人民銀行員工在社會大環境下，心理需求異化的特征：

（一）安全感缺乏。部分員工出現自我調節能力低，思想和行為無法適應履職環境的變化，缺乏適度的安全感和必要的社會適應能力，會因自身能力低下、身體、家庭等原因，對工作產生“能力恐慌”和抗拒感。加之價值觀扭曲，精神空虛，貪圖虛榮，熱衷物質享受，攀比意識重，不安于現狀，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背離，個人追求與生活實際錯位，個人需要脫離實際，滿足個人需要的能力不足等等導致其安全感差。調查顯示，44%的人承受的壓力狀況是勉強能承受，員工壓力和煩惱占比較大的內容是對健康狀況的擔憂、日益增長的生活需求與經濟收入增速以及贍養父母撫育子女，分別占到56%、52%、36%；接近三分之一的員工對基層行收入與福利不滿意，對目前生活狀況滿意的占比不到兩成。

（二）歸屬感不高。未將個人完全融入集體之中，一切唯領導化、唯權力化，機械工作，職業規劃不明確，以自我喜好、安逸程度高低為標準確定職業態度，個人多元發展的空間受到一定局限，容易被周圍環境所左右，生活工作滿意度低；不能正確處理上下級和同事之間的關系，加重了心理壓力，人際關系不順暢，團隊歸屬感不高。調查顯示，65%的人認為單位在對職工的關愛程度方面做的一般，僅有13%的員工對個人的發展有具體規劃，23%的員工對基層行人際關系不滿意，43%的員工工作態度和原則是堅決按領導意圖辦。

（三）失衡感較強。一方面，由于自身主觀努力不足，行為隨意性大，無法按社會規范的準則約束、支配自己的行為，是非觀念模糊，判斷標準錯誤，從眾心理強，不能保持個人獨立觀點，信仰危機、堅持錯誤信仰或無信仰，對一些事物觀點易出現思想和行為偏執，唯個人好惡生活和工作。另一方面，存在較強的失衡感，易產生抵觸情緒、失落感和惰性，也會因諸如同事職務晉升、職稱評定等事項，致使個人無法保持心理上的平衡，性格脆弱，情緒控制不佳，容易出現缺乏信心、精神萎靡的狀態。調查顯示，12%的員工沒有將主要的心思用在工作上，9%的員工將業余時間主要集中在打麻將和喝酒聊天上。

（四）認知度不足。部分員工對基層央行工作現狀不夠滿意，對自己的理性認知不足，設定目標過高，達不到預期時有嚴重挫敗感。工作動力和激情不斷遞減，理想迷茫，思想僵化，心態老齡化，缺乏創新意識，特別是當自己的愿望不能滿足期望時，無法對自己的進步、成績產生價值感，進取意識逐漸弱化甚至消失。調查問卷顯示，只有21%的員工對工作滿意；高達30%的員工工作熱情逐年下降，興趣不高；只有13%的員工對基層行內部管理、職務晉升、績效考核非常滿意。

（四）監督心理需求異化的工作量，對紀檢監察干部隊伍素質提出挑戰。員工行為監督的對象是個人，從分析和判斷員工行為，到發現問題后的干預管理，本身就是一項較為復雜的工作。對集體中個人心理需求異化進行監督時，受到數量、環境變化等多重因素影響，無疑極大增加了這項工作的復雜程度。隨著基層央行內設機構改革，大部分基層央行的紀檢監察部門面臨著人員老化、人員不足等問題，而從心理需求異化的角度對員工行為進行監督和管理，又需要紀檢監察干部了解和掌握行為學、心理學等諸多專業理論知識，這勢必對基層央行紀檢監察干部隊伍的專業素質、綜合能力提出挑戰。

五、做好員工行為監督的路徑選擇

心理需求異化是目前存在的一種普遍現象，它直接影響到員工日常行為，如何通過對員工心理需求異化程度進行準確研判，在合適的時機進行干預，以防止員工因需求異化程度過高而引發違紀、違法行為發生，是擺在紀檢監察部門面前的一道難題。由于缺少必要的理論支持和實踐探索，可供選擇的路徑顯得非常有限。在這里，僅嘗試性地提出幾種思路供參考：

（一）突出廉政教育的針對性。一般性、普遍性的廉政教育，對防止因心理需求異化導致員工違紀、違法行為發生的效果有限。因此，突出廉政教育的針對性，特別是把重點放在員工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培養上，循序漸進，耳濡目染，引導員工自覺自愿的保持積極健康的生活理念、淡泊各種名利，提高抵制腐敗浸染的免疫力。

（二）適度開展心理咨詢和干預。對個別心理需求異化程度較高，時常出現恐懼、焦慮、憤怒、沮喪等癥狀的，可以考慮請專業心理咨詢師或醫生進行心理咨詢和干預，對員工因心理需求異化而引起的心理障礙及時進行疏導，探索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防止小問題演變成大錯誤。

（三）關注心理需求異化的漸變。心理需求異化是一個漸變的過程，可以通過類似心理自我診斷的方式，制作統一格式的心理需求管理手冊，由員工對自己心理需求異化漸變情況進行書面記載，自我分析異化原因，當需要心理干預時，由員工自己將手冊提供心理咨詢師或醫生參考。

（四）加強制度執行的力度和準度。制度再好，關鍵還要看執行。人民銀行現有的制度體系比較完善，但在制度執行上仍存在人情因素，如果礙于情面，對不同的對象，制度執行力度不一、準度有失，勢必會加劇員工的心理需求異化程度，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因此，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制度沒有特權、執行制度沒有例外”，使員工敬畏制度非常重要。

（五）提供人文關懷引導職業規劃。員工需要在家庭、社會、工作三重角色之間自如轉換，才能準確定位和把握自己，當不能做到時，所在單位、部門應及時提供人文關懷，協助員工解決遇到的困難，使其重獲歸屬感，重新合理準確的定位自己，減輕心理需求異化程度，防患于未然。同時，引導員工合理制定職業規劃，使其看到希望，對職業未來充滿信心，是激勵員工自我價值實現的必然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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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Choice to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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