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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科學的哲學的原理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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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科學的哲學的原理

    第1篇:自然科學的哲學的原理范文

    從哲學基礎上講,當代的科學哲學研究形成了兩個迥異的派別,一是分析經驗主義,其代表是作為20世紀西方哲學重要分支之一的西方科學哲學;二是以辯證唯物主義為原則和立場的科學哲學,以俄(蘇)和我國的科學哲學研究為代表。就俄(蘇)和中國的科學哲學來看,雖然二者同屬的研究傳統,但由于兩國在科學、文化以及社會政治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鮮明特色。

    一、蘇聯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

    蘇聯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包括兩個領域。其一是自然科學本身的哲學,是對有關物質世界、自然現象的科學理論本身的客觀內容以及對所運用的相應的實驗和理論的認識手段所作的哲學分析。這一部分旨在揭示科學研究的具體世界觀和方法論內容,即越來越深入到自然科學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其二是對整體的自然科學和自然科學各部門所作的哲學分析,旨在闡明自然科學理論認識客觀世界的規律和方法,闡明科學理論的結構、科學認識中經驗層次和理論層次的相互關系。這一角度的研究側重于科學理論的結構、科學認識的方法、理論原理和證明的論證方式、科學動態發展的規律等。蘇聯學者把這一角度的研究稱為“科學哲學的側面”[1](p2)。也就是說,蘇聯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內在地包含了科學哲學的萌芽。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蘇聯關于該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個領域中。“蘇聯時期一直存在的重要爭論是辯證唯物主義和自然科學的關系問題。”[2](p2-3)從蘇聯出版的經教育部審定核準的第一部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的教科書《自然科學哲學問題教程》(該書由時任《哲學科學》編委、莫斯科大學哲學系教授、自然科學哲學教研室主任c.t.麥柳欣主編)的內容上看,蘇聯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的重心基本上圍繞前一個領域,而對所謂的“科學哲學的側面”則很少觸及。

    20世紀60年代中期,蘇聯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的研究出現了重大的轉折,傳統的自然觀研究開始退居次席,以科學認識論和科學方法論為核心的科學哲學研究逐漸成為研究的主導方面。1979年,в. а. 本文由收集整理卡爾普寧、б. м. 蘇哈諾夫和в. и. 沙羅格拉茨基出版了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方法論基礎》。作者認為,自然科學的發展會不斷揭示出自然界的發展趨勢和過程,而唯物主義辯證法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就是發展科學研究的方法論。該書逐一研究了力學、物理學、化學、技術科學的有關資料,論述了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進一步發展的前景和更為迫切的方法論問題,即,“科學認識中經驗和理論的相互關系,理論知識的綜合,科學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元理論研究的哲學意義等問題”①。與此同時,蘇聯的一大批學者,如б. μ. 凱德洛夫、μ. з. 奧麥利雅諾夫斯基、в. с. 高特、м. в. 莫斯捷巴涅科、в. и. 勃拉恩斯基、в. р. 伊瓦諾夫、а. д. 烏爾蘇爾、в. а. 施托夫等人相繼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從各個方面對自然科學的方法論進行了討論,這反映了蘇聯哲學界對科學認識方法論研究的重視。

    在1981年4月22—24日召開的全蘇第三屆自然科學哲學會議上,科學院院長г. л. 亞歷山大洛夫指出,“自然科學哲學問題是對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基礎,對自然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最普遍的看法進行探索和思考的一個中心樞紐”[3](p407)。由此可見,這一轉向已使得蘇聯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的內涵發生了變化。

    蘇聯科學哲學的產生和發展,始終是在辯證唯物主義的傳統下進行的。對這一過程進行分析,有利于我們正確評價傳統下的科學哲學研究。從總體來看,西方的研究者對蘇聯自然科學哲學是持全盤否定態度的。[4](p99)西方的“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們長期討論蘇聯出版物中的這些問題,他們關心的是,這些問題是真問題,還是人為的、政治的產物。當真影響了蘇聯科學家們的思考,還是僅僅就是個裝飾”[2](p3)。只有少數西方學者對蘇聯自然科學哲學采取了比較客觀公正的態度。格雷厄姆在大量具體研究的基礎上,客觀地評價說:“我相信辯證唯物主義對蘇聯一些科學家的工作的確產生了實際的影響,在一些情況下,這種影響幫助他們形成認識結論,并贏得了國外同行對他們的認可。”[2](p3)

    二、中國的自然辯證法研究

    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的第一個范式是自然觀范式。[5](p56)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初,自然辯證法的研究主要是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并以自然觀為基礎,建立了由自然觀、科學觀和科學方法論構成的內容體系。

    中國科學哲學的產生來源于自然辯證法研究范式的轉換。20世紀90年代末期,自然辯證法的研究范式發生了多個方向的轉向,其中包括科學哲學、科學方法論、科學思想史、科學社會學、自然哲學等。在傳統自然辯證法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有著雄厚的自然科學基礎,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觀和科學觀。隨著研究范式的轉換,譯介和評述西方科學哲學的文章大量出現,科學哲學成為了《自然辯證法研究》和《自然辯證法通訊》兩本核心刊物的主要欄目。自然辯證法的研究內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隊伍都發生了重大轉向。

    自然辯證法為中國科學哲學的產生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背景。20世紀80年代初,自然辯證法學會曾一度號稱中國第一大學會,其研究絕不僅僅限于自己的學術圈子。自然辯證法的特點是兼容并蓄,既是一種學術事業,又直接面對國家發展的現實問題,在研究問題時常常借助于其他學科的理論方法。

    自然辯證法為中國科學哲學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學術空間。科學哲學關注的問題其實是自然辯證法學科的內部問題。正因如此,從學科上我們把自然辯證法調整為科學哲學,但并未放棄自然辯證法。自然辯證法的研究以自然觀為基礎,恰恰是我們相對于西方科學哲學的優勢所在。“由于西方科學哲學僅僅面對自然科學,無視自然科學背后的本質和客觀基礎,因此,他們并不

    能真正回答理論的內在完備性和科學理論進步之間的關系。”[6](p111)西方科學哲學的這一特點,是它們在很多問題上不能獲得正確認識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的科學哲學是中國自然辯證法事業的延伸,傳統的自然辯證法研究決定了中國科學哲學的演進與定位。并且,在中國科學哲學的研究和自然辯證法研究呈并行之勢。

    三、差異與趨同

    科學哲學在蘇聯和當代中國的興起,既有共性,也有差別。其共性特征是,在各自國家已有的哲學研究中早已內在地包含有關科學哲學的相關研究。蘇聯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中包含“科學哲學的側面”,而科學動力學和科學方法論的研究一向也是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在格雷厄姆看來,蘇聯自然科學哲學問題涉及十分廣泛的領域,包括生命起源、控制論、結構化學、量子力學、相對論和宇宙學等。“蘇聯上千種關于辯證唯物主義和科學的書籍、文章和小冊子都包含上述各種值得討論的問題。”[2](p3)蘇聯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是以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為基礎的,而且他們認為,這種世界觀也必會通過相應知識領域的理論內容而被具體化。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科學不僅是關于世界的理論知識的總和,更是一種社會建制。因此,他們不僅研究科學哲學領域中我們熟知的那些主題,更為注重科學發展的社會決定要素和動力。科學哲學的研究內容屬蘇聯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可以說,蘇聯科學哲學的出現屬于問題研究的“內部轉換”。

    蘇聯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一直不是蘇聯哲學的獨立分支,只是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一個研究領域。因此可以說,蘇聯科學哲學的出現使在辯證唯物主義基礎上對自然科學的研究由一個附屬的領域開始走向相對的獨立。

    和蘇聯不同,自然辯證法在中國不僅作為一門重要的獨立學科來建設,而且已經成了一項有較大規模的社會研究事業。我們不僅成立了全國性的學術組織——自然辯證法研究會,而且這一學科作為高等學校理、工、農、醫類碩士研究生的公共課大規模進入了課堂。在“大口袋”思想的倡導下,自然辯證法的研究領域變得越來越廣泛。20世紀80年代,自然辨證法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觀、科學觀、科學方法論、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及科技與社會研究,90年代以來則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學術研究不斷拓展,成果更加豐厚。劉嘯霆將自然辯證法的精神財富和價值概括為五個方面。其一,它恢復和堅持了哲學中的分析精神;其二,它堅持和宣揚了科學中的哲學精神,包括對科學精神、科學理性、科學文化的研究;其三,它探索了科學發展和發展的邏輯、模式、機理等;其四,它回答了人與自然的基本關系;其五,它無私地培育和扶助了許多新興的學科,在自然辯證法的事業下還為很多新的學科如科學社會學、科學管理學、科學政策學等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和發展的空間。[5](p58)1996年,于光遠在他的著作《一個哲學學派在中國興起》中指出,中國正在興起一個哲學學派——自然辯證法學派。這個學派的特征是:首先,它屬于;其次,除傳統的自然觀、科學觀研究外,它還特別重視社會實踐問題,如西部大開發、科教興國、國家創新體系、可持續發展等。

    第2篇:自然科學的哲學的原理范文

    如此看來,若按一般的看法,即把美學視為哲學的一重要分支,那么“美學史”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理解為“哲學史”的一個分支,側重點在于“史”,而“歷史哲學”側重點在于“哲學”本身。二者側重點的不同,我們也不能簡單地進行學科的比附,但“歷史哲學”的研究領域“關于歷史過程本身的哲學”和“關于歷史的哲學”往往會從哲學的高度來探究“歷史”與“歷史學”本身,這對于美學及美學史的研究是有重要啟發的。以上的敘述無非表明“哲學”“歷史”二元如何衍生出“美學”、ldquo;美學史”、“歷史學”、“哲學史”、“歷史哲學”等學科概念,但是上文所敘述內容都有“若按一般的看法”這樣的一個邏輯起點,若此邏輯起點本身存在問題,那么所有的敘述就需要重新檢討,而對此邏輯起點的檢討則需我們對“美學”的檢討之后來完成。

    一、“美學”學科哲學定位的反思

    自中國對美學這門學科的引介以至專門性研究始,至今已有百余年的歷史,這一百年的中國美學研究在某種程度上走完了西方整個美學史的發展,對西方美學思想的譯介、接受,以至成為一時的風氣,最終將這門本應為邊緣性的學科推向了顯學,這個過程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中國當代文化發展普遍西化的反映,也是當代中國特殊的政治環境的一種折射。作為我們通常的美學入門學科的“美學原理”,常從本質論、美感論、范疇論、審美教育論等方面探討。但是“美學原理”這門學科缺充滿了諸多“尷尬”:停留于哲學思辨層面的美學原理,缺乏實證的檢驗,姑且稱之為美學門外漢的“入門學科”,或者稱之為眾多學者建立“各領若干時”的工具,出于“美學”研究本身的尷尬,筆者以為稱之為“入門學科”并不為過。

    我們知道美學本質論的無法言說已經成為當今學人的“無奈”共識,其根本乃是因為“美”本身的不可言說性,而對不可言說性的對象強求言說則無異于自取煩惱,不便言說的領域,筆者主張暫可不言說。對于“美感論”,我們心理學本身的發展仍然處于“前科學性”,注定了審美心理學研究的難度,也注定了審美心理學的當前學術界的研究的停滯,作為原本歸結于哲學門類的美學學科,研究者本身缺乏自然科學的素養,更加劇了美感研究的非科學化程度,所以美感論的突破有待時日,從而借助心理學研究成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如此我們就要思考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美學原理”,我們知道,“原理”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具有普遍意義的基本規律,是在大量觀察、實證研究的基礎上,經過歸納、概括而得出的,既能指導實踐,又必須經受實踐的檢驗。規律的存在是必然的,對規律的發現工作是科學的,這就要求我們應以科學的精神,科學的態度去尋找唯一的“原理”,反觀當下借助“美學原理”的詞話構建的眾多理論體系卻缺乏起碼的科學性,沒有太大的價值,甚至會起到誤導的作用,且容易形成學術話語霸權。那么我們究竟需要一個怎樣的美學原理呢?筆者以為,美學原理要最大化地追求科學性,追求唯一性,但由于自然科學發展水平的限制,人文科學工作者無力言說,那么就干脆不去言說。這并非是取消美學學科本身,而是暫時回避,不能癡人說夢。那么我們美學究竟在什么地方能有所作為呢?這個問題留在后文再敘,筆者試圖從歷史哲學研究中獲取相關啟示。

    二、美學學科“新作為”的生長點

    若按一般的看法,將美學視為哲學的一門分支,歷史哲學的研究對美學研究應該有所啟示,而對美學史研究更具有方法論上的意義,無論對“一般的看法”作如何檢討(即使視美學為一門科學),進行美學史研究的前提是確立一科學的歷史觀,也就是如何看待“歷史”,如何理解“歷史”的問題。

    1、“美學歷史學”與“歷史美學”的猜想

    對美學史的本身研究自然構成了“美學歷史學”這樣的交叉學科,研究重點落實到“史”,也就是必須要求研究者有自身的“歷史觀”。若以“美學”為落腳點,以“歷史”為限定,也就是對歷史進行美學研究,以美學的思維研究歷史,審視歷史,有無合理性,有無可能,值得我們思考。若“歷史美學”的說法可以成立,那么也就是我們似乎可以對“關于歷史的美學”這一領域進行思考了。

    2、“歷史斷裂縫隙”與“歷史連續性”

    確乎,在如今快節奏的社會生活中,我們似乎對歷史斷裂的縫隙有了漠視感,當陡然發現這種縫隙的明顯化時,才會關注連續性問題。在美學領域,無論是生活審美,或自然審美,藝術審美等等,我們都面臨這樣的情況。譬如,在生活審美中,我們由于生活的壓力,忽視了普通人、同學、同事,以至父母、子

    女、夫妻等等的關心與關愛,在“縫隙”產生的時候,往往懷念過去兒時的生活美好,或向往歷史上農耕民居的人倫關系;在自然審美中,在社會工業化進程中,我們忽視了自然環境的保護,當“縫隙”產生時候,我們向往歷史上的自然狀態,生態美學,環境美學的興起,都是對歷史連續性問題的關注;在藝術審美中亦然。而對歷史連續性的關注,其實就是第(1)點中的“歷史美學”的思維方式。正如上面引文中指出的一樣“從某種意義上說,對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的認識,本身就是一種歷史活動。因為這種認識的結果反過來會影響人們的實踐活動,從而改變社會歷史過程的內在因素。”若對人類社會及其歷史以美學思維考量時,考量的結果將在一定程度上指導我們今后的實踐活動。

    3、美學“常識”與美學“科學”

    常識和科學乃是人們以不同的方式談論相同的世界。就美學而言,我們往往也面臨著美學常識與美學科學的問題,若給予說明,那就是說美學常識乃是我們日常生活中人們審美的常識(自然而然的體會),而美學科學需要仔細辨析了。我們不能簡單地按照這里的說法,將美學科學理解為一種自然科學的分析,其實自然科學的尷尬同樣導致美學的尷尬,我原先主張美學科學應該是一種科學的方法,試圖去客觀描述審美本身的方方面面,也就是一種客觀實證的方法。但通過這本書的閱讀,我漸漸改變了自己的原先看法。也就是正如作者所說,本來存在于生活常識中的審美現象,若想“科學地”處理它們,就會滑向一邊了,不是誠實的研究者。那么究竟該如何去研究美學本身呢?我們也許會說應該用對常識的描述性的方式去描述美學常識,以之取代美學科學,但作者并不主張僅僅停留于描述性,而是應該對我們日常的描述性去給予語言的分析。其實這樣的看法似乎并不妥當。因為“語言”本身已經是第二層,而非本原。

    4、語言、常識、科學

    第3篇:自然科學的哲學的原理范文

    關鍵詞:認知神經科學;審美認知;《認知美學原理》

    2011年3月,吉林大學李志宏教授的《認知美學原理》一書面世,該著作由教育部社科中心“高校社科文庫”資助、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這是一部在“認知神經科學與美學”之間進行學科交叉研究的美學著作。作為一本美學專著,它的出版,在某種意義上標志了當代中國美學研究中的科學化方向的凸顯和“審美認知”轉向的生成,也使得中國當代美學研究在科學化方向上與國際美學研究中的認知科學轉向得以接軌,達成對話。該書作者在復雜的美學史問題背景中,在對豐富的美學史料的理解基礎上,結合現代認知科學的先進成果,對美學中的一些根本性理論問題,做出了系統性的思考,進行了原理性的探索,最終以“審美認知”為核心,創造性地闡發為認知美學原理。

    作者認為審美,就是“一種經由對事物外形加以知覺并形成非利害性愉悅的活動。”而“審美認知模式”是這部專著進行理論組織的關鍵詞,正是審美認知模式,使得我們的知覺成為審美知覺,使得我們的活動,被實現為審美活動。作者以生物進化論、神經生物學、腦神經科學、發生發展心理學等學科為依托,闡述了自己的觀點,認為:審美認知模式的形成前提是形式知覺模式的建立,形式知覺模式的建立是以生存的利害性、功利性為基礎的,正是在這個功利性的生存進化、生活實踐中,形式成了“有意味的形式”,理性積淀為直覺,“感覺通過自己的實踐直接變成了理論家”;審美認知模式建立之后,則具體表現了審美活動過程中的非概念性、非欲念性等非利害性特點。審美活動、審美經驗的理論問題和現實表現,都能在以“審美認知模式”為中心的問題框架中得到相應的合理解釋。

    當代中國美學的研究進程,從認識論研究方向之后,大致經歷了實踐論轉向、存在論轉向、生活論轉向。這些轉向,有力地推進、拓展、深化了當代中國的美學研究,使得一些問題在哲學層面逐漸辨明、澄清,但是,同時,這些轉向也是一種規避,是一種繞道走的研究策略。因為這種研究思路很難面對美學研究中的核心問題,即審美活動的發生問題和審美經驗的生成問題。這個核心問題一度曾是20世紀西方美學的主流研究領域。但是,擱置了。其原因,在今天看來,是自然科學還沒有能夠提供出足以解釋和解決審美經驗、審美知覺的研究成果。回顧十九世紀的自然科學取得了許多新的成就,尤其是其中的三大發現,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自然科學成就有力地沖擊著形而上學的自然觀,并越來越清楚地揭示出自然界發展的辯證性質。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恩格斯寫作《自然辯證法》,在發展史上首次正確解決了哲學和自然科學的相互關系問題。并指出:“隨著自然科學領域中每一個劃時代的發現,唯物主義也必然要改變自己的形式”。

    今天,認知科學,尤其是認知腦神經科學已經發展到足以再次對人們的認識進行一次根本性、革命性變革的程度,我們的美學研究也應該積極地、辯證地與自然科學研究相結合,從而完成美學研究的變革,這種變革,只要是基于事實,就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精神的新的歷史形式。

    目前,“認知科學與美學”在國外大學和美學界的研究已形成“審美認知”主題和轉向,這一轉向是當代美學研究不能回避、不能忽視的方向、動向。捷克查理斯大學的特瑞茲?哈沃瓦(Charles University, Tereza Hadravová)在《Approaching Cognitive Aesthetics 》一文中指出的:“認知美學”這個術語在二十世紀的歷史中,它表示一種融合,即美學融入認知科學,反之亦然,即認知科學融入美學。”這種“審美認知”的研究和轉向,一方面是美學史本身的問題日程。對審美認知的研究,是美學史尤其是經驗主義美學發展到今天,必然提出的一個問題日程,從審美經驗到審美知覺,再到對審美知覺過程的科學揭示,即審美認知。另一方面,也是認知科學發展所提出的日程,因為它要解決認知當中的一個復雜認知---審美認知。從目前國外“審美認知”研究的學科分布、人員構成來說,一部分是美學家,主要是經驗主義美學家,一部分是認知科學家,凡是設有認知科學研究中心的大學、科研院所,都不能回避審美認知,而必然有或應有審美認知研究課題組。

    在這個背景下,當代中國的美學研究似乎更應該在經過眾多的“轉向”之后,重新開始去學會“面向”。《認知美學原理》所建構的美學理論與世界科學化美學的發展趨勢是相一致的。作為這種“面向”美學核心問題而開啟的當代中國美學研究的審美認知轉向的專著,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具有代表性:多學科交叉融匯、思辨與實證結合、理論與現實辨證,既注重美學理論史中的問題梳理、命題澄清,又注重解釋的效力,有思想資源、有理論基礎、有解釋原則、有問題框架、有研究方法、有現實指向,是融匯美學基礎理論與認知科學理論,而對美學進行的綜合性的基礎研究。它不僅僅是借用、移用認知科學成果,而是經過長期思考,所作出的整合。也體現了今天美學研究者所應有的一種多學科跨界視野和方法論尋求。為當代中國美學研究躍出瓶頸、突出重圍,開拓了一個新的空間領域,重塑了美學的理論形象。

    相應地,美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也從古代以“哲學”為基礎的美學在實體論思維方式之下的“美本質”問題研究、近現代以“心理學”為基礎的美學在認識論哲學框架中的“審美經驗”研究,轉向了當代以“認知科學”為學科框架和研究基礎的美學中的“審美認知”研究。在今天的美學研究中,這樣一種研究思路,既有重要的理論價值、現實指向,也具有學科建設意義。

    參考文獻:

    李志宏.認知美學原理.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頁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頁.

    第4篇:自然科學的哲學的原理范文

    關鍵詞:物理教學;哲學性思考;理解和分析;綜合素質

    一、引言

    物理學作為一門自然科學的基礎學科,在大學教學中已經受到了很多教育工作者的重視。本文對物理學科所具有哲學性進行了分析,同時指出了在物理教學過程中應重視其哲學性的講解和滲透。這樣學生通過對物理的學習,特別是通過高等學校中《大學物理》課程的學習后,才能夠在掌握基本的物理知識的同時,提高自身的素質和能力。比如:基本的物理方法和技能,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等,這些不僅是自然科學的范疇,更是哲學的內涵。因此,每一位教師應該注重大學物理的哲學性的學習和引導,以便使學生能通過物理學習獲得能力的提升[1-2]。

    二、物理學的哲學性的理解和分析

    “物理學是研究物質、能量以及它們的相互作用的一門自然科學,它對人類未來的進步起著關鍵的作用。”自從1687年牛頓發表了《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以來,物理學便作為一門系統的、具備完整體系的自然科學而存在。從牛頓發表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一書,我們可以看出,物理學開始被叫做自然哲學,從某種意義上說,物理學首先是一門哲學,然后才是一門自然科學,它只不過是利用數學的符號來表達、闡述和描述現實世界的物質結構和運動規律。既然物理學它首先屬于哲學的范疇,那么它就具有哲學的性質和深刻內涵,因此,物理學便具有了人們認識客觀世界、了解客觀世界,通過發現客觀世界內部所具有的規律,以達到更好的改造世界的目的。事實上,物理學誕生以來三百多年的發展歷程已經告訴了我們,物理學已在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過程中起到了的巨大推動作用;可以毫不夸張的說它促進了整個人類社會的飛速進步和跨越式發展,使得人類的文明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和進步,尤其是它促進了技術的一次又一次革命,到現在為止已先后經歷了四次技術革命,且在每一次技術革命中物理都起著關鍵的推動作用。

    既然物理學是一門具有很強哲學性的自然科學,那么我們在學習物理,特別是學學物理時,應特別注重物理學所具有的哲學性的學習,通過對大學物理的學習我們應該增強學

    生的處理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進一步的認識世界、了解世界,以達到運用物理知識更好的改造世界的目的。下面我們便從幾個方面來分析大學物理的哲學性,并探討怎樣在大學物理教學中充分認識和應用其哲學性,從而實現在物理學習中,提高個人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將物理的知識、方法和思維方式更好的應用于現實生活,從而指導我們認識和改造世界。

    三、大學物理教學中的具體對策

    《大學物理》是高等學校的一門基礎課程,在素質教育中的地位不容忽視,特別是通過對大學物理的學習,學生能夠學會認識世界的方法,提高認識世界的手段,拓寬認識世界的視野,提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等[3]哲學方面的內涵,這些對他們以后的發展均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我們在教學中應重視哲學性的思考。下面針對大學物理教學中的具體對策作一下討論:

    1.充分認識大學物理中所蘊含的豐富的哲學思維和方法

    我們在大學物理的教學中應首先認識到物理學與其他自然科學的不同之處,認識物理學所特有的一些學科性質。前面我們已經講過,物理學起始作為一門自然哲學被人們認識和研究,即物理學根源于哲學[4],所以我們可以說物理學顯然與哲學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理所當然物理學具有濃厚的哲學色彩,這是其它自然科學所不能比擬的。物理學中的很多說法與哲學同出一轍,相互對應;比如,哲學和物理學中都講述了一個概念叫“運動與靜止”,物理學中是這樣闡述的“運動是物質的固有屬性,是絕對的,世界上不存在靜止的物體;靜止是相對的,是一個物體相對于另一個物體的運動狀態”這種表述與哲學中的有關“運動與靜止”的表述完全一致。其次,在物理學中揭示了很多哲學思想,如對立與統一的哲學思想:光的波粒二相性就體現了光的波動性與粒子性的對立和統一,在我們處理恒力與變力作功的問題上我們也用到了對立和統一的思想,對于變力和恒力首先是對立的,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我們在處理變力作功時采用的方法卻又是統一的,我們把變力看成是無數個恒力微元的疊加和累積,從而達到求解變力作功的目的,像這樣的處理方法在大學物理學中極為普遍。

    2.注重把大學物理中的思想和方法應用于解決實際問題中

    基于上面的分析和討論,我們已經認識到大學物理是一門富含哲學性思想的學科,特別是其中所內涵的哲學思想、思維方式和方法。對與這些哲學性的內涵,是隱含于物理知識之中的。一般而言,在教學和學習中都注重了物理知識和內容的傳授,而對于哲學思想和方法則相對的忽視了。這種忽視哲學思想方法和能力培養的教學方式是不可取的,尤其對于現在所倡導的素質教育注重每一位學生的能力的培養,這就更加需要我們對教學的理念做一下轉換,把原來的僅注重知識的傳授或主要側重于知識傳授的教學思路,轉變到知識與思維、方法并重,努力鍛煉學生哲學思維和能力的教學思路上來,訓練出良好的分析和解決問題的邏輯性思維能力,增強學生自身的處理和應對問題的能力與水平,從而提高他們的綜合素質。這就要求我們教師努力做到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首先,在授課前要深刻理解《大學物理》課程中的知識點,吃透并領悟教學大綱所要求的內容,并在此基礎上深入了解和分析其中每一個知識所蘊涵的哲學思想和思維方法,做到不僅領悟其本身知識點的內容,更要特別注意其中哲學思維和方法的理解和運用。通過對知識的傳授,逐步培養同學們的能力,從而提高學生的素質。這樣我們才能在物理教學中全面把握知識要領,做到有的放矢。

    其次,加強對大學物理所包含的哲學思維和方法的領悟。在我們學習物理知識、掌握其中所包含的思維和方法之后,所要做的工作是怎樣把物理知識結合解決分析問題的方法傳授給學生,使學生在學習物理課程的同時鍛煉了哲學思維,提高了處理問題的能力,拓寬了解決問題的視野。比如,我們認識世界和分析物理規律時往往采用了由特殊到一般的思路,在物理學中講到磁力距這個物理量的求法時,我們便應用了這種方法,具體的做法是從分析矩形線框開始,得到磁力距的表達式。另外,微元法的思想在物理學中的廣泛應用,微積分思想是高等數學的核心,更是大學物理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整個大學物理的學習的過程中貫穿著微分與積分的應用,這就要求我們充分的理解微元法的精深內涵。比如,變力作功、力的沖量利用點電荷電場強度(電勢)的疊加原理求帶電體在周圍空間的電場強度(電勢),畢奧—薩伐爾定律等等都充分體現了微元法的思想。

    最后,引導學生把所學的物理思想和方法應用于現實生活。當前,學生學習知識具有很大局限性,他們注重了知識本身的認知與掌握,但對知識與能力的應用能力卻相對貧乏。也就是說,不注重把所學的內容應用于現實生活當中,對于大學物理的學習更是存在這種現象。物理應注重方法和思想的傳授,而大多數學生卻不能把這種思想和方法應用于解決實際問題之中,因此要加強學生對物理思想和方法的理解,注重培養學生運用物理思想解決現實生活中實際問題的能力。

    四、小結

    本文對大學物理課程中所蘊涵的哲學性進行了闡述和分析,指出了在學學物理課程中應特別注重物理思想和方法的學習和應用,要努力把這些思想和方法應用于的現實生活中,以更好的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總之,在注重能力培養的教育體制的推動下,在大學物理教學過程中要注重其哲學性的學習,以提高學生的素質和能力。

    [參考文獻]

    [1]劉洋.《文科物理教學中自然哲學思想教育的研究》[J].物理與工程, 2004.14(6)。

    [2]李師群.《對物理學科發展及人才培養的戰略思考》[J].高等理科教育,2004.6。

    第5篇:自然科學的哲學的原理范文

    法學中出現法律行為這一概念,基本上是理性法學派(Vernuftrecht)的貢獻,它與潘德克頓學派的出現有密切關系。[22]理性法學派通過對各種具體法律行為的抽象得出了這一概念。潘德克頓體系從具體的物權、債權、家庭法和繼承法中抽象出了一般性私法(gesamte Privatrecht),其最重要的特征是確立了一個總則,而總則中最重要的學說是關于法律行為的學說。從法學方法上看,法律行為概念的出現與德國當時的理性法學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甚至可以說理性法學派法學方法的使用必然會在民法學中形成法律行為這一概念。

    理性法學派形成的背景

    理性法學派實際上是啟蒙運動在法律領域內推進的產物。它的核心觀念和方法與當時德國的啟蒙思想基本一致,不過是將這種更為抽象的思想具體化了而已。

    一般認為,就智識方面而言,啟蒙的中心是在巨大成就的激發下,尋求知識確定性的努力。如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萊布尼茲的把邏輯“當作形而上學的基礎”等。因為啟蒙運動,按照韋伯的說法,實際上是一種對世界所做的“怯魅”(disenchantment /Entzauber)。所謂“魅”,可以理解為一切不能夠被實證的東西,本來經受理性檢驗的一切,比如宗教、傳統的價值觀念等。在經過理性的過濾后,科學成為唯一有價值的東西。在啟蒙,一切現存的事物都必須經“理性的法庭”(恩格斯語)的審問,才能夠決定自己存廢的命運。

    所以,卡西勒指出,啟蒙精神是一種實證精神、推理精神和精神。[23]啟蒙了源自希臘的科學精神。理性作為一種科學形態,邏輯、數學和物理等是其典型形式,特別是邏輯,它使得人們認識世界的本質和科學體系的創立成為可能。啟蒙時期的這種觀念無疑是受了17世紀以來自然科學的。自然科學的巨大成就,使自然科學成為人類知識的典范,也使得所謂的“物帝國主義”成為可能。而且,思想家產生了一種類似性的聯想,即在人事和生活領域,必然也受抽象而普遍的或法則制約或決定。因此,人們逐漸形成了重視規律、重視普遍,重視客觀與利益,相信科學與理性,并對人類未來充滿信心的新型世界觀。

    自然科學模式深刻地影響了社會科學的方法論。牛頓認為,幾何學精神可以運用到社會科學領域。斯賓諾莎的《倫理學》就是以此風格寫的,所有均以“公則”、“命題”、“證明”、“附釋”的形式展開。斯賓諾莎本人即是一位決定論者,他的一個著名命題是:自然中沒有任何偶然的東西,一切事物都受神的本性的必然性所決定。

    而且,在理性法學派興起時的十八世紀,哲學已經不再主張從先賦理性出發,而是要求理性活生生地運用在經驗材料中,得出一般原理。因此,人們求助于牛頓的“哲學思維準則”,而不是笛卡爾的《方法論》。伏爾泰也說:“決不要制造假設;決不要說:讓我們先創造一些原理,然后用這些原理去解釋一切。應該說,讓我們精確地分析事物。……沒有數學的指南或物理學的火炬引路,我們就絕不可能前進一步。”[24]所以,卡西爾指出,17、18世紀的哲學都追求“體系精神”(esprit systéma tique),但17世紀和18世紀的哲學是有區別的。17世紀的哲學更偏向于笛卡爾的天賦觀念,采取證明和演繹方法,即從一般的原理、概念和公理出發,推導出關于具體的知識。18世紀的哲學則采取了幾乎相反的路徑。這種觀念在德國啟蒙哲學中也有突出表現。[25]

    理性主義法學派的觀念和基本方法

    德國啟蒙運動有一個悠久的傳統。[26]完成德國啟蒙理念大眾化的是百科全書式哲學家沃爾夫。啟蒙時代按照自然科學的典范來社會科學的傳統在德國也被廣泛接受,斯賓諾莎最終促成了社會科學的數學化。后來,沃爾夫繼承并推廣了萊布尼茨哲學體系。[27]沃爾夫受到了黑格爾極高的評價,黑格爾高度贊揚他“方法的嚴謹性”,并稱他為“德國的啟蒙老師”,沃爾夫在德國的影響很大,他及其學生組成了一個“沃爾夫學派”。他的學生在各個領域都致力于推進理性法的方法。如1735年,沃爾夫的學生、德國哲學家亞歷山大。鮑姆加登首次提出要建立一門指導低級認識能力的科學。低級認識能力是指來自于人的感性認識能力,包括感受、想象、虛構以及一切含混的感覺和情感。他沿用希臘哲學家對“可感知的事物”和“可理解的事物”的區分,指出“可理解的事物”通過高級認識能力把握,是邏輯學的研究,對象:“可感知的事物”則借助于低級認識能力,是“感性學”的研究對象。實際上,萊布尼茲就強調,一般科學(scientia generalis)必須隨著一般性特征(characteristica generalis)才能夠發展起來。[28]

    萊布尼茨-沃爾夫的學說對當時德國社會有深遠的影響。理性法體系雖然是由普芬道夫開創的,但沃爾夫完成了這一體系的理論化。沃爾夫進一步將其推進到法學,建立了幾何學法學方法。“無論是醫生、法律家、傳教士或外交官,甚至社交界的淑女們,都把‘言必稱沃爾夫’作為。”[29]在這種思想氛圍中,德國逐漸形成德國的理性法運動(Vernuftrecht)。

    沃爾夫等人倡導以幾何學的方法研究法學,找到法律大廈的理論基石。他發表了九卷著作:“以科學方法探討自然法”(Jus naturae methodo scientifica petrachtatum)。[30]維阿克爾表述了沃爾夫的法學研究風格:

    對從定理直至細小的全部法命題都做了毫無疏漏的論述,由此,他堅決排除了各種歸納性的和經驗性的要素,從而使每一個命題都成為從各種終極性的高級概念出發、經過最為嚴密的推理程序得出的,并進而通過排除得到邏輯結果(logische Schulussfolgerungen),即排除命題中的矛盾之處,使其(體系)具有幾何學證明一樣的嚴密性。[31]

    維阿克爾進一步到,與以往從權威性的文本中尋求結論的注釋法學不同,沃爾夫把建立在最高命題上的各種綜合性的、能夠適應于整個體系的概念作為法學判斷的最后依據,這種方法開創了后來的“構成法學(Konstruktionsjurisprudenz)”、“概念法學”的先河,對潘德克頓法學的產生有決定性的,它還提供了普魯士邦法和德國民法典中的基本體系結構。[32]沃爾夫的法學思想實際上是來自當時流行于歐洲的“體系性(komopsotorisch)要素”,尤其是伽利略和牛頓的自然科學方法以及經由萊布尼茨的幾何學方法。[33]

    拉倫茲在《法學方法論》一書中,通過對薩維尼、普赫達(Puchta)、耶林等人使用的法學方法的論述,認為19世紀是概念法學(Begri)。

    拉倫茲在《法學方法論》一書中,通過對薩維尼、普赫達(Puchta)、耶林等人使用的法學方法的論述,認為19世紀是概念法學(Begriffsjurisprudenz)的世紀。概念法學源于19世紀的普通法。它受法學派的影響,以“潘德克頓法學”為代表,以《學說匯纂》為其理論體系和概念術語的歷史基礎。概念法學的發端起于潘德克頓法學家普赫達。概念法學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體系化思想(Systmgedanken)。它是自然法的遺產,同時也與德國的費希特、謝林探討的觀念論(Idealismus)有密切關系。體系化思想的觀念是,通過意義的關聯(Sinnzusammenhang),將多樣性的事物統一在一起,形成一個整體。在對具體材料作的基礎上,形成概念有機體。對于法學學科而言,要建立一個概念的金字塔。即有上位概念,也有下位概念,這些概念在內涵上有一定的聯系,在“概念金字塔”的基礎上,普赫塔發展了“形式概念法學”(fomalen Begriffsjurisprudenz)[34].除普赫塔外,早期的耶林也是一個重要代表。

    第6篇:自然科學的哲學的原理范文

    關鍵詞:中國特色,建筑哲學思想,建筑理論,建筑技術方法

    建筑理論,歷來成為建筑界爭論的焦點。建筑理論涵蓋哪些內容,在建筑界存在很大爭議。研究建筑理論的最高層次是建筑的哲學思想,它是對建筑科學本體性質屬性特點的看法觀點,是提出建筑理論的指導思想。建筑理論的研究目的,是在建筑哲學思想的指導下,對于建筑科學的認識提出理論原理,并在建筑理論的指導下,研究建筑技術方法,提出技術方法的原則。現就中國特色建筑理論淺談如下。

    1建筑的理論基礎

    建筑基礎理論,結合現行的建筑設計實踐,從初級到高級有不同層面,所涉及的問題各有側重,諸如建筑概論、建筑構圖、建筑設計原理、建筑空間等等。總的說來,建筑的基礎理論可以分為建筑設計原理和建筑理論兩個層次。

    1)建筑設計原理,側重于闡述建筑創作和實踐中的基本理論與方法,大都較為明顯突出,內容包括建筑構成、建筑組合、建筑形式構圖、空間組織、建筑構架、環境設計、藝術處理、建筑創作等。

    2)建筑理論,側重于建筑深層哲理的探索,是多層面、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和深化,涵蓋建筑的群體態勢、地理環境、居住建設、不同建筑層次的需求、建筑文化品位的深化、建筑創作思維的闡述、建筑哲理的剖析、建筑機能組織的變化、建筑形象的表現、評論的準則、未來建筑趨勢的預測等,涉及多學科交叉內容。

    2中國特色建筑理論的哲學思想

    2.1城建園林一體化

    城市建筑園林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中國傳統的建筑學統稱為“營造”,它包括建筑城市和園林,幾千年來的城市建設都體現著城市建筑園林三位一體的內容,三者的關系十分緊密。

    1)城市的選址在大自然中,城市本身具有綠地系統和庭院綠化,城市和園林密不可分;

    2)城市的整體由中心區街道院落各個層次的建筑組成;

    3)建筑與園林的關系可以用“建筑在園林中,園林在建筑中”來概括。

    由此可見,三者的關系是緊密聯系的整體。整體性的哲學思想,是中國特色的建筑理論哲學思想。

    2.2建筑理論是自然社會相結合的學科

    建筑科學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的一門獨立學科。過去人們一直將建筑學劃分在自然科學范疇內,20世紀80年代末,才提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的方向。實際上,建筑科學本身的特點就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結合的學科,城市規劃和建設,不僅包括自然科學的內容,也包括社會、經濟、人文、管理、安全等社會科學的內容,因此,建筑理論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的一門學科。

    2.3城市不同現代化

    中國城市現代化,因地區不同,現代化水平不同,現代化建設的發展指標和發展步驟也不同。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特點,有北京、上海、天津及沿海城市等發達地區,有新鄉、成都等中等發達地區,還有甘肅、新疆等不發達地區,對于發達程度不同的地區,應當區別對待,針對不同地區城市現代化特點和發展重點,應確定不同的發展指標和發展步驟,既要重視發展知識經濟,還要重視城市基礎設施的現代化建設和歷史文化的保護,更要重視生態節能和環保的建設。各城市的現代化建設要發揮各自的優勢,揚長避短,快速發展。

    2.4綜合效益節儉論

    以前說起中國,人們總是很驕傲地用“地大物博”來形容她。但是,隨著我國人口急劇增長,我國人均資源明顯不足。針對這一特點,中國特色的建筑理論提倡“勤儉建國”的建筑理念。在城市建設時,采用全壽命造價控制,強調綜合效益,力爭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發展效益的最佳綜合效益。

    3建筑理論在建筑實踐中的應用

    建筑理論的發展與建筑實踐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任何理論都要經過實踐的檢驗,才能確立其價值和地位。中國特色的建筑理論在我國建筑實踐中的應用,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3.1建筑與生態和諧,注重環保建設

    第7篇:自然科學的哲學的原理范文

    【關鍵詞】古希臘;科學技術;渴望;純粹

    一.科學的產生

    科學的歷程是文明史的歷程,我們現在的高度發達文明建立在發達的科學技術之上。從思維方式上看,科技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延續和延伸。古希臘科學包含在哲學之中,哲學是形而上學,是對世界本源的探求和看法、觀點;我們現代的自然科學也恰恰是探究外部自然的學問;因此,在遙遠的古希臘科學即是哲學。《科學的歷程》作者吳國盛先生對于科學的產生與亞里士多德持相同的看法:“哲學和科學的誕生有三個條件,第一個是驚異;第二個是閑暇;第三個是自由。”[1]驚異是指人們對于自然的好奇心和對知識的渴望,閑暇是指人們需要有足夠的實間用來探索和思考,自由是指人必須要有自由思考的能力,思維不能僵化,才能在探索中得到正確的知識。

    二.科學的發展

    正像馬克思所說,事物的發展總是曲折的盤旋的上升過程。西方科學技術的發展也是如此:古希臘創造了空前燦爛輝煌的文明經歷古羅馬帝國之后,就像它的開始一樣,北方蠻族入侵,經濟大倒退,文化跌入低谷,甚至連文字都消失,更不必說科技發展。歐洲進入了一千年的中世紀黑暗時期。

    當西方文明處在泥沼中掙扎之時,東方文明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因古代中國人生活在相對封閉的南亞大陸,自己獨立發展的科學技術,形成了獨特的重視實用的科技體系。在宋代古代中國科學技術達到高峰。中國科技的發展為世界的社會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馬克思認為,火藥炸毀騎士階級,指南針為資本主義開辟了新的殖民地,建立世界范圍的資本市場,印刷術極大的促進了知識的傳播。

    經歷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運動之后,古代中國人的四大發明為古希臘學術的復興準備了條件,更為資本主義發展奠定基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之后歐洲逐漸走出中世紀的陰霾,科學蓬勃發展。動物和植物的細胞結構發現,能量轉化、能量守恒定律的發現,達爾文生物進化觀的普及,使科學擺脫了近代形而上學的束縛,形成在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可靠的自然科學體系。完善的科學技術體系,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促使科學技術在20世紀的爆發式發展,但這也不斷的帶來人的生存危機問題。科學技術來源于對未知的渴望,從理性出發,沖破重重思想的枷鎖,演變為單純的對自然干預能力的追求——征服自然成為發展的主題,在征服自然的過程中,環境污染,物種滅絕,臭氧空洞,全球變暖,太空垃圾,使我們賴以生存的生態結構產生了巨大的不利變化。在不斷用科學發展解決上述問題的同時,促使我們反思,難道理性的結果就是一切重歸于混沌嗎?答案顯然不是這樣,問題還要回歸理性本身來思考解決。

    三.《科學的歷程》是哲學

    1.科學的意義

    自然科學是從哲學分化出來,專門研究世界本質的。他的方法不是形而上學的單純玄想,而是建立在實證基礎上,對經驗的事物進行總結、概括、抽象,就像馬克思所說的從個別到一般,從特殊性到普遍性,在用抽象出的普遍性或者一般性的結論來重現自然現象。自然現象的重現給實證科學帶來了空前的可靠性,但是也應該看到并非所有的科學原理都是可以重現的,例如:牛頓第二定律認為,任何一個物體在不受外力或受平衡力的作用時,總是保持靜止狀態或勻速直線運動狀態,直到有作用在它上面的外力迫使它改變這種狀態為止。這就是一個典型的無法重現的定律,但它在大量的科學經驗中普遍適用,間接的證明了它的正確定和可靠性。也并非所有的科學定律都是由經驗材料抽象而來,就比如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他就是先經過思辨的形而上學推出空間中時間的相對性,后來被大量的科學家天文觀測和精確計算證實。由此可見,科學的主體是實證性的,經過大量的經驗材料證明,但在突破舊的科學觀念,建立新的觀念時,需要用形而上學進行大膽的探索和推理,來完成質的飛躍,之后再經過實驗檢驗,達到科學的可靠性。

    在康德看來哲學是對自然科學知識體系的認識論的研究,《純粹理性批判》貫穿始終的一個主導思想就是:“通過對理性本身,即人類先天認識能力的批判考察,確定它有哪些先天的即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要素,以及這些要素的來源、功能、條件、范圍和界限,從而確定他能認識什么不能認識什么,在這基礎上對形而上學的命運和前途做出最終的判決和規定。”[2]

    吳國盛先生認為很多學者認為古希臘的哲學或科學是有缺陷的觀點不正確。很多學者認為古希臘哲學或者希臘科學是對自然的了解和解釋以及對自然知識的渴望,雖然在理性和思維方式上,現代科學和古希臘哲學或科學是一脈相承,但現代科學側重對自然影響力的巨大發展,也就是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但現代的科技發展直接導致了現代人類的生存危機,諸如全球變暖,環境污染等等。這是因為純粹的理性擺脫了實踐理性的超前發展導致的。應該讓純粹理性再次回歸古希臘的健全理性之中,使其朝著健康可持續的方向發展,也正像尼采所提出的“重新估價一切價值”。

    2.《科學的歷程》的意義

    《科學的歷程》從宇宙形成到人類出現,從人類的蒙昧發展到高度的科技文明。詳細講述了我們現有科學對自然世界的演變的認識,以及人類產生之后能動的對自然進行探索,了解,總結的過程,是人類不斷完善自身的過程,是人類與自然物質交換不斷發展的過程,也是人類自身活動發展的過程。各種變化的過程體現著人類科技發展帶來的人類某些方面的變化,但有一點是相通的,就是發展。《科學的歷程》描述了人類的發展,是人類對自身發展的回顧,是對人類科技文明的反思,是對人類發展過程中各種具體知識的純粹與升華。通過每一個發展時期,人類對自然知識的掌握狀況,人類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人類的生活方式和狀態,系統的深入的抽象出各個時代中人類存在的整體情況總結。在總結的基礎上,對各種具體的知識,發展的知識,變化的知識等等進行純粹、升華。《科學的歷程》就是科技的哲學,貫穿全書的是科技來源于哲學,哲學來源于對知識的渴望,科學同樣是人類對知識熱愛的體現,這是科學精神的核心的純粹。這也恰恰契合了古代希臘“哲學”一詞的原意——愛智慧。

    參考文獻

    第8篇:自然科學的哲學的原理范文

    關鍵詞:哲學范疇解釋;困難;邏輯分析方法。

    一、哲學范疇解釋在哲學教學中的必要性

    首先,哲學范疇解釋的重要性是由它在哲學教學中的重要地位決定的。哲學范疇是哲學觀點的構造元素,是哲學觀點和理論體系的基礎。哲學教學中,不可能避開哲學范疇,必須把哲學范疇解釋明白了,才有可能講清楚哲學的觀點和理論體系。哲學范疇不僅是哲學理論和哲學教學的基礎,而且是哲學課程和哲學教學的主要內容。哲學范疇和哲學原理共同構成哲學內容和體系的主干,任何哲學教學,都不得不解釋大量的哲學范疇。

    其次,哲學范疇解釋的重要性來自于哲學范疇解釋的困難性。哲學范疇的解釋很困難,解釋者常常難以解釋明白,學習者往往理解困難,從而是哲學范疇的解釋成為哲學教學中的難點和限制教學的瓶頸。比如,禪宗哲學的范疇“禪”就非常難解釋,在哲學理論體系中,越是基礎的范疇,越難解釋:相應的,越難解釋的范疇,越是基礎的范疇。筆者認為,不突破最為基礎的范疇解釋的難關,整個哲學理論體系的闡述和教學就不可能順利展開。因此說,哲學范疇的解釋是哲學教學的效率和效果的基礎。

    二、哲學范疇解釋的困難

    首先,哲學范疇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多數哲學范疇都很抽象,難以理解。哲學是從整體上研究事物的共同規則的,傳統的哲學更強調從世界整體的角度研究探討人與世界的一般關系。哲學探索的問題決定了哲學范疇概括的是從各種具體事物之中抽象出來的一般規定性。哲學范疇源自于對具體事物的不完全歸納,帶有一定的思辨和想象的色彩。例如,本原的范疇,撇開了具體事物的構成材料和變化的具體因果關系,從有限的具體事物擴展到無限的存在,從中抽象出各種事物的構成基礎和最初原因的規定性。要解釋抽象的哲學范疇,需要了解哲學范疇的內涵和外延,了解哲學范疇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的思維科學對事物概括的不同層面。也就是說,哲學范疇中的抽象、概括與一般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有差異,弄清這些至關重要。

    哲學范疇具有多義性和模糊性。哲學范疇包含有思辨和想象的成分,缺乏完整嚴格的事實歸納,因此,哲學范疇的含義具有多樣性和模糊性。許多哲學范疇都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同一哲學范疇在不同的哲學家文本中、在不同的場合常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含義。還有一些哲學范疇來自外文的翻譯,由于不同語言文化的差異和譯者的主觀差別,也會導致哲學范疇的多義性和模糊性。比如,“真理”的范疇,就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真理符合論認為,如果一個命題“符合”于一個事實,那么它就是真的。真理融合論則認為,一組命題與別的命題相互依賴并且其中一組命題決定了另一組命題的真,而在實用主義眼里,真理就是有用的東西。此外,還有許多對“真理”的不同種種解釋。“真理”的意義這么多種,究竟該如何解釋呢?辯證唯物論的解釋是,真理是標志主觀與客觀相符合的哲學范疇,是人們對客觀事物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哲學范疇的多義性,造成了哲學范疇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要把一個不確定的、多義的和模糊的哲學范疇解釋清楚,實在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其次,哲學范疇解釋的困難在于它與日常用語有區別。許多哲學范疇與日常用語接近,特別是傳統哲學和主流哲學的范疇,由于長期的和廣泛的傳播,許多哲學范疇轉化為日常用語,人們習慣用日常用語去解讀哲學范疇。但是,哲學范疇與日常用語存在差別。用日常用語的詞匯和思維定勢去解讀哲學范疇,就出現了偏差,從而形成哲學范疇解釋和理解的困難。例如,“經濟基礎”范疇,在日常用語中,通常指經濟條件和實力,而唯物史觀所講的“經濟基礎”范疇指的是“由社會一定發展階段的生產力所決定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是構成一定社會的基礎。”如何消除日常用語與唯物史觀范疇之間的差距,就成為解釋哲學的“經濟基礎”范疇的一個難題。

    第三,哲學范疇解釋的困難在于它與具體學科范疇的不同,不具有自然科學實證或驗證的標準性。同一個范疇在哲學范疇與自然科學等具體學科中常有不同的意義。比如,物質范疇,自然科學的物質結構理論,物質范疇描述了事物的各種定性和定量的特性,包括各種具體的構成成分、質量、能量、密度、曲率、形象、形態、結構層次、功能、性質和各種變化過程與規律等,物質等同于物體。哲學的物質范疇,則抽掉了物質的各種具體特性和內容,只是從物質與意識的關系角度強調“客觀實在性”的規定性。哲學范疇與自然科學等具體學科的范疇構造方式與規定性的差異,盡管要概括事物的整體,但是并不在意事物整體的全部內容,而只是從各種事物之間的一般共同性角度把握事物的某一方面的規定性。自從近代以來,隨著自然科學和科學理性主義的發展,人們早已習慣用自然科學的思維方式和知識去解釋哲學范疇和哲學問題。而哲學范疇與自然科學等具體學科的范疇存在本質差別,這種差別構成了哲學范疇解釋的一道屏障。

    哲學范疇與具體學科范疇都具有抽象性,但是它們的抽象程度和抽象方式不同。具體學科范疇,特別是自然科學的范疇來自對某類現象的歸納和概括,具有統一的標準規范和嚴格的邏輯演算程序,有明確的思路可循,可以進行精確的定量分析,并且有實證基礎和驗證標準。具體學科范疇的抽象也只局限在某一類事物或事物某一層次和部分,其抽象的程度異于哲學范疇的抽象程度。哲學范疇往往涉及世界整體的根本問題,是高度抽象。在此,哲學范疇難以解釋是與其他科學范疇相比較而言。

    第四,哲學范疇的相似性以及表達方式的多樣性,也是哲學范疇解釋的一種困擾。哲學理論不存在一個統一的理論體系,不同的哲學理論體系創造出許多相同或相近的哲學范疇,于是同一個哲學范疇有許多相似的范疇以及多樣性的表達方式,例如,矛盾的同一性范疇,就有矛盾統一性、相同性、相通性、共同性、相似性等等多種相近的范疇和表達方式。一方面,多種多樣的表達方式,為解釋一個哲學范疇開拓了思路;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許多困擾,制造了辨析各種相似的范疇和多樣性表達方式的難題。

    三、哲學范疇解釋的經驗與方法

    哲學范疇解釋困難,尋找解釋哲學范疇的有效方法就變得十分重要,有哪些行之有效的解釋方法與經驗呢?哲學范疇解釋的歷史悠久,人們在教學的實踐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教訓。孔子首創啟發式教學方法,他強調:“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后來,《禮記?學記》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啟發式教學思想,并提出了啟發誘導的三條基本原則,即:“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

    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莊子創造了大量生動形象的寓言闡述哲學觀點和范疇。禪宗的教學方法獨具特色,推崇不言之較,用當頭棒喝、動作、圓相等方法手段啟示玄妙的禪意。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創立“精神助產術”啟發式教學方法,采用問答、交談或辯論方法,啟發學生思考,引導學生自己得出結論。現代教育家提出了更豐富的啟發式教學法。20世紀初美國哈佛大學工商管理研究生院首創的案例教學法,美國教育家布魯納的“發現法”,德國教育家瓦?根舍因的“范例教學法”,蘇聯教育家馬赫穆托夫的“問題教學法”等,都被得到了眾人的認可。在中國,許國梁倡導的“啟發式綜合教學法”、李吉林倡導的“情景教學法”等教學方法廣為傳播。這些教學經驗和方法,盡管不是直接針對哲學范疇解釋的方法,但涵蓋了哲學范疇解釋的方法論。

    哲學范疇解釋要遵循人們認知的一般過程,即要做到深入淺出。認識發生發展的一般過程和規律是從形象的感性認識到抽象的理性認識、再回到具體的實踐的不斷循環發展。根據認識發生發展的一般過程和規律,哲學范疇解釋的深入淺出的過程,首先是由淺入深。“淺”,指認識難度比較表面的、初步的、淺顯的感性形象的認識。哲學范疇源自對具體事物的概括,盡管很抽象,但總有對應的具體事實、現象和形象。由淺入深的過程和方法,就是選擇和分析典型的事例的范例教學法。陳述典型的事例的具體事實、現象和形象,是哲學范疇解釋的基礎和初步階段。比如,吳承恩在《西游記》中塑造出憨態可掬的豬八戒形象活靈活現地解釋了佛教哲學的“道諦”。又如,陶淵明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生動形象地解釋了人生的“真意”和道家哲學的“天人合一”范疇。有了感性材料作基礎,就可以進一步深入分析和概括哲學范疇的內涵和外延。最后,還得“淺出”,即從理論的認識進到實踐的檢驗和應用,重新回到現象和事實上來,說明哲學范疇的驗證和應用的情況。再以“天人合一”范疇的解釋為例,闡述了它的涵義,還應該講述它在現實中應用的可能性和應用的方面。這樣,才能完整地解釋“天人合一”范疇,才能讓學習者真正領會它。由淺入深、深入淺出的過程,也就是由繁到簡,由簡到繁的過程。例證,講究的是典型性,能夠代表豐富、繁多的現象。哲學范疇的概括,強調的是簡約,言簡意賅。范疇的驗證和應用,追求的是普遍性、豐富性。哲學范疇解釋的由淺入深、深入淺出的過程或由繁到簡,由簡到繁的過程體現了有感性具體到理性抽象、再到理性具體的認識發生發展的辯證過程及其規律。

    哲學范疇的解釋有許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最有效的就是啟發式解釋方法。孔子哲學范疇解釋方法的精髓之一,就是他首創的啟發式方法。他強調:“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他的方法應用于哲學范疇的解釋,就是要求解釋者注意啟發誘導,必須激發學生學習的強烈動機和主動性,促成學生內心苦苦思索和渴望表述的態勢:要循循善誘,引導學生主動的獨立思考,而不是牽著鼻子走;解釋者必須激勵學習者自主進取和探索的信心,而不是壓抑他們的進取心;解釋者提出解釋的材料和可能的思路,耐心開導,鼓勵他們獨立得出結論。

    哲學范疇解釋的啟發式方法的本質,是指導學生主動探尋理解和解決問題的思路。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創立“精神助產術”就是問題啟示法的典型范例,蘇格拉底采用系列提問、反問和辯論方法,在思路的交叉口,否定錯誤的思路并暗示可能的思路,步步引導學生思考和探求結論。

    哲學范疇解釋的主要方法是邏輯分析法。邏輯分析法,就是從范疇的各種邏輯關系上確定一個范疇的內涵和外延的方法,是科學理性主義的核心方法。哲學范疇解釋的邏輯分析法的主要內容包括哲學范疇外延劃界、內涵辨析、哲學范疇設計的根據與用意分析、對同一哲學范疇不同的爭論與得失以及哲學范疇理解的難點分析等方面。解釋哲學范疇的邏輯分析,首先,要分析同一哲學范疇不同的爭論與得失。通過比較鑒別不同的爭論與得失,明確各種思路和已有的觀點,了解問題分歧的焦點和難點,選擇問題的突破口。其次,要解釋哲學范疇設計的根據與用意。追究一個哲學范疇設計的根據與用意,一是為了把握它產生的思路和解釋的思路,以便更準確地解釋它的含義和實質;一是評判它的合理性和價值得失。例如,唯物史觀提出“經濟基礎”范疇目的在于構建與上層建筑對應的矛盾方面以及標志不同經濟形態。要解釋 “經濟基礎”范疇,如果不說明馬克思提出這一范疇的意圖,就很難解釋為什么要把經濟生產活動與次要生產關系排除在外。第三,要分析其中的難點。一個哲學范疇往往設計幾個方面、幾層意思或幾個要點,各要點的難易不可能相同。抓準和突破難點,是正確有效解釋哲學范疇的基礎。最后,辨析內涵和外延劃界,這是哲學范疇邏輯分析的根本和歸宿。辨析內涵,主要分析范疇的語法和句法,明晰范疇構成的要點、難點以及各要點之間的邏輯關系,討論哲學范疇的真假和價值合理性,要哲學范疇與具體學科及日常語言中相同范疇的同異關系。外延劃界,就是確定哲學范疇的邊界,理清范疇之間的交叉、重疊的關系;探討哲學范疇應用的范圍和主要方面。

    哲學范疇解釋必須堅持的一個方法原則,就是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是歷來備受推祟的教學方法原則。孔子是中國古代因材施教的大學問家。他的學生公西華問孔子:冉求和子路同樣問“聽到仁義是否立即照做”,為什么回答卻不同?孔子說:“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他認為“過猶不及”很強調中庸之道,也很擅長于中庸方法。禪宗臨濟宗的“四料揀”、“四照用”與鳩摩羅什《禪秘要法經》倡導的五門禪觀,都是因材施教方法的出色應用。因材施教,應用于哲學范疇的解釋,首先要了解學生對哲學范疇的理解程度,然后給予提示、解答。其次,根據學生普遍存在的問題,對哲學范疇進行有針對性的詮釋,必要的情況下,還要進行個別的解釋。或隨著時間的延續,知識的積累,相信學習者能逐漸理解哲學諸多范疇的內涵和外延的。

    第9篇:自然科學的哲學的原理范文

    由于自然科學在探究自然規律方面獲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對傳統的思辨與抽象式的教育研究的不滿,20世紀以來,許多教育研究者都以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作為標準,追求所謂普遍、客觀的教育規律,采用實驗、測量等自然科學的實證研究范式,從而導致了一種唯科學主義式的研究思維取向,這種科學主義“是認為自然科學的方法應該應用于一切研究領域(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的主張……相信只有自然科學的方法才能有效地用來追求知識的信念。”它以自然科學研究的成果為榜樣,以精確、定量、客觀為目標,而不顧研究對象的特殊性,不加任何限定和區別地把自然科學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全盤引入教育研究。這種科學主義式的研究思維在教育研究中具體表現為:

    第一,堅持追求外顯化、可表征的教育規律,要求結論的普遍性、可移植性,排斥特殊性、偶然性等。這樣的取向是合理的,但也存在過度分析、拆解的傾向,例如,把教育分成德育、智育、體育、美育并且分別研究其規律;在教學活動中,把整體的知識分隔成一個個條塊并寫出各種“小規律”等,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學生學習的整體性、建構性和不可拆分性。

    第二,存在把教育物化的現象,忘記了人之生命的復雜、獨特,把學生當成可以用規律支配的機器。“我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把教育對象視作物,就滿足了科學以物為對象(即使對人進行研究也是對人的物質自然方面進行研究)和可以以理想化的方法加以處理的要求。”這樣,學生就可以工業化生產的模式被大批量生產,無須考慮其個性、復雜性。把他們當成統一的原材料,從而在教育的大工廠里面制成符合社會需要的“產品”。

    另外,科學主義的研究思維取向主要以實證主義為哲學基礎,推崇教育實驗等,認為只有通過實證性的研究才能使教育學走上科學化的道路。最后,堅持科學主義研究思維的學者大多堅持價值中立說,認為教育規律研究的結果對任何學者都是普適的,不存在所謂地域和時代的差別。

    科學主義式的研究思維之所以可以在教育研究中形成風氣,原因在于教育現象確實具有某些客觀性、確定性、普遍性和可量化性。自然科學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巨大的優越性,可以滿足人們對規律的追求,提升教育學的科學化水平,另外也在于這樣的研究思維確實對教育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如教育統計學、教育測量學和教育經濟學等學科的建立。在這種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到了20世紀中后期,可以認定以科學為核心追求的實證主義的教育研究大獲全勝。”“盡管實證主義在20世紀中葉以后遭遇了猛烈的批判,如存在主義、批判理論、后現代主義等都欲徹底摧毀實證主義,但實證主義思維方式至今依然占據主導地位,尤其是在教育學領域。”

    從客觀角度分析,教育研究作為科學研究的一部分,必然有許多與自然科學研究相通的地方,可以借鑒自然科學的許多研究方法。而且,應該說方法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可以互相借鑒,不可能存在完全只對某種學科適用的方法。總的來看,教育研究在這種追求自然科學化的過程中,確實獲得了巨大發展,促進了許多教育問題的解決和教育理論的建構。

    但是,這種過度追求自然科學的研究思維取向,在實踐中就會產生一些偏差,“這種科學主義的研究思維使教育研究在目的上試圖按照自然科學的規范去追求教育內部的必然因果關系、追求客觀性、確定性,在研究方法上表現出對自然科學的方法的崇拜和迷信,由此產生了科學教育學這種客觀的追求。”這種模式的廣泛應用,理所當然在現實中就有許多的表征:“重微觀輕宏觀,重應用輕積累,重技術輕原理,重定量輕定性,重現實輕歷史,重事實輕價值。”而恰恰正是這樣的科學主義式的教育研究思維取向在我們的教育研究領域非常普遍,影響深遠。它“造成教育教化功能的削弱和人文內涵的流失,從而影響教育宗旨和教育功能的全面實現。”在此基礎上,很多學者開始認真反思科學主義取向的教育研究思維的弊端,在對教育的復雜性有了明確認識后嘗試作出改變。

    應該說,教育研究不可能擺脫研究者的哲學觀、人性觀、價值觀的影響而保持完全的客觀性、必然性和普遍性。對自然科學而言,因為研究的對象是客觀存在的,是外在于人的,研究者的價值中立比較容易做到,實驗實證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然而,一旦涉及人文、社會方面的問題,這種方法就顯得力不從心,因而體現了科學主義思維取向的局限。這些局限具體表現在:

    首先,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是外在于人的客觀世界,而不是人類自身的問題,人類自身問題的解決最終需要包括教育科學在內的人文社會科學來完成。我們可以看到,由于自然科學成就的濫用,已經引起了許多失誤,在某些方面受到了大自然的報復,例如人類集體智慧的成果――核武器的發明對人類安全產生的威脅、醫學上抗生素的濫用造成病毒的變異加速等。在教育領域,由于這種唯自然科學研究思維取向的深刻影響,要求教育教學的完全客觀化、精細化,期望教師在掌握了所謂教育規律后能夠實現教學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但這個愿望離實現還有很大距離,反而催生了學生厭學、逃離學校、高分低能等現象。

    其次,自然科學在研究時要求與研究對象保持距離,要求保持價值無涉,完全客觀地對研究對象進行解釋說明并建構普遍適用的自然規律,這在教育中顯然難以獲得廣泛應用,因為“沒有一個純粹的抽象世界,所謂的抽象的客觀世界,只能是人類智力活動參與后的一種建設性結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社會中的個人,有主觀能動性,都在各種因素影響下動態地發生著各種變化,每次教育教學活動都因為各種原因有著明顯特性,是教師和學生對現有知識主動進行智力活動的結果。因此,需要思考教育活動有沒有普遍適用、價值無涉的規律,即使有,這種規律應該以什么方式表征,如何與教育的特性相吻合。

    最后,在教育教學過程中,過度追求客觀標準規律的結果,使得我們對課程呈現出的知識進行過度拆分、細化,存在把整體的知識“剁”成一個個知識碎塊,然后一點點地“喂”給學生的現象。例如,把所謂認字、組詞、造句的規律都以一個個清晰的條文呈現給學生,把“五位數比四位數大”都形成條文化的規律等,認為只有這樣,學生才可能學到科學文化知識,從而忽視了學生學習的整體性、感悟性。

    二、教育研究思維科學精神取向的意蘊

    面對以科學主義思維為代表的當前各種思維取向在教育研究領域中的種種濫觴,我們需要對引導教育研究的思維取向進行轉化,即拋棄科學主義,倡導科學精神,這就需要給出本文界定的科學精神取向的意蘊。所謂教育研究思維的科學精神取向,是指在對教育的復雜性有了充分而理性的認識后,一切以人之整體生命發

    展為思考和探索教育問題的立場和出發點,以復雜性思維、理性批判和自主思維等為手段,以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為旨歸,努力建構美好教育生態的一種取向。它既吸收現有各種研究思維取向的合理性,又能夠辯證地指出其不足之處,在此基礎上對它們進行合理的轉換和整合,從而促進人的整體生命和諧發展。

    教育生態的內涵可以理解為“一種學生發展的條件系統或環境系統”。建構美好教育生態的內在邏輯需要從兩方面探析。首先,從教育的內部角度講,所有教育研究活動的目的,都是在建構教育科學的理論體系或提升現有的教育實踐水平,都是為了使師生從繁重的教育事務中解脫出來,過上美好和諧的教育生活。在這種生活中,學生想學樂學,教師善教樂教,教和學獲得了完美的交融,成為一個整體中不可分割的兩部分。這樣,對教師和學生來說,教育生活就會成為完整生活歷程中愉悅的構成部分,也獲得了美好的教育生態。這時,整個教育都會出現春意盎然、生機勃勃的欣喜局面,學生感覺到自己是學習的主宰者,從而由“要我學、逼我學”變為“我要學、我樂學”,由刻苦勤奮的外在努力轉變為喜學樂學的內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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