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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前影響可持續消費意識的現狀
消費的意義本來在于滿足人們的需求,給人一種更幸福、更滿足的生活,而消費主義卻違背了消費的本來目的,使消費和人的真實需求失去了聯系,成為滿足人們虛假需要和炫耀、占有心理的手段,成了滿足生產經營者獲得利潤的手段和刺激經濟增民的手段。既然消費追求的不再是對需要的滿足,那么,它也就不再追求消費品的使用價值。現代消費中,大量的仍然具有使用價值的消費品被拋棄、被符合時尚的新的消費品所取代就是消費主義背離需要、背離了使用價值,從而導致不可持續的消費行為。表現在:
(1)消費品的過分包裝。從出售的食品、服裝到大件的家用電器,商品的包裝越來越講究,有許多消費品的包裝己經到了主客不分,甚至反客為主的地步。
(2)“一次性”消費品的數量劇增。大量一次性筷子、一次性塑料包裝袋等典型的一次性用品被生產和消費。名目繁多的一次性用品既浪費了資源,又造成人量的生活垃圾。
(3)“深加工產品”造成不必要的浪費。應當承認,有些深加工產品是必要的,但大量的深加工產品只是出于純粹的商業目的的形式下的花樣翻新,沒有實質性的新內容。這些產品的制造屬于不同能量層次之間的轉換,會造成能量的浪費。同時,產品的深加工還會浪費大量的資源,如各種添加劑、在運輸中消耗的石油、在包裝中消耗的紙板、塑料等,也造成了對環境的污染。
(4)購置的商品大量地被閑置或拋棄。在不斷變換的流行時尚的刺激下,許多人購置商品主要不是考慮實用與否,而是考慮是否符合時尚,于是大量的耐用消費品在還可使用的時候就被閑置或拋棄。
(5)野蠻性消費成為人類與自然協調發展的重大障礙。動物和植物一直是地球生命圈勃勃生機的創造者,人、動物、植物的和諧共處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前提。然而,一些人以動物“皮可穿、毛可用、肉可食、器官可入藥”為借口,以各種方式盲目捕殺野生動物和砍伐珍稀植物,致使大量動植物瀕臨滅絕或己經滅絕,破壞了生態平衡。
二、可持續消費意識的內涵
消費主義及其生活方式, 給人類生活造成了極大的危害。人類要走出困境和危機, 就必須在批判地反思消費主義的過程中, 形成一種新的消費意識。這種新的消費意識的內涵是:第一,實現消費的均衡發展和人的生活質量的全面提升。既不能否定或不合理地限制人們的物質消費,使之失去生存和發展的條件, 也不能過分張揚物質消費的重要性, 甚至把物質享樂作為人生的目的, 使人異化為物的奴隸, 非人的存在。[1]第二,實現代際和代內消費的公正。在代際公正方面, 要求當代人的消費不能以后代人生存和發展利益的犧牲為代價; 在代內公正方面, 要求一個人、一部分或一國的消費不能剝奪他人或他國人民基本的生存權利為條件。第三,人與自然的共生和諧及二者的可持續發展。為此, 就必須使人類整體的消費水平與自然的承受能力相一致, 既要照顧人類的物質需要, 又要兼顧自然的需要。很顯然, 這種新的倫理觀念, 既不同于消費主義倫理, 也不同于禁欲主義倫理, 而是兼顧到人的物質需要與精神需要、當代人的需要與后代人的需要, 以及同代人之間的需要、人的需要與自然需要的一種適度的可持續的消費倫理。
三、可持續消費意識環境的構建
1.加大政府作為,建立相應的制度。目前,世界上實現可持續消費政策手段主要是采取一些環境保護的政策手段,力圖通過環境保護的政策手段來改變生產模式、特別浪費型的消費模式,從而實現可持續消費。可持續消費理論的基本內容包括提倡適度消費、提倡綠色消費。實現可持續消費要求消費者理性選購,企業積極經營,政府有效推動。其中政府有效推動又是前兩者有效運作的基本前提。因此,可持續消費最依賴政府,政府的決策在實現可持續消費中起著重要作用。可持續消費制度的建立需要政府支持:一是從政策上鼓勵和支持綠色消費。綠色消費是一種注重生命、健康、環保的消費方式。我國的綠色消費已見端倪,人們開始更多地選擇不污染的生態產品和環保的生活方式。政府應制定更加有效的政策,推進綠色消費進程。要在生產領域中大力推行循環經濟,鼓勵生產和使用生態綠色產品。可以預見,“綠色工廠”、“綠色食品”、“綠色技術”等的逐步普及,不僅意味著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的革命性變革,意味著人與自然走向真正的和諧,而且意味著我們的生活方式將邁進科學文明的新境界。二是進一步發揮政府引領文明消費的職能。文明消費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政府要發揮好引領職能,形成鮮明的政策導向,通過產業規劃和政策措施,促進企業和生產者節約資源、減少污染;通過征收消費稅、生態稅和運用價格調節機制等,引導社會及居民進行生活成本測算,實現理性消費、適度消費、公正消費,提高消費效益。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要以身作則,厲行節約,自覺地糾正不文明的消費觀念和消費行為,在倡導和形成可持續的文明消費方式中充分發揮帶頭示范作用。[2]
2.加強輿論作用,引導消費者樹立可持續消費意識。樹立“可持續消費”的觀念需要正確的輿論引導消費,加強國民的可持續消費教育。時下超前消費、奢華消費、炫耀型消費、浪費型消費是一些時髦的話題,從表面上看有兩大好處:一是可刺激經濟的持續增長; 二是可以使暫不具備經濟條件的人提前過上較為舒適的生活,然而用可持續發展的觀點來審之,超前消費在深層次上與可持續發展有著不可調和的潛在矛盾,不利于可持續消費觀念的建立。引導消費者和約束生產者向可持續消費模式轉變,需要對消費者進行教育,利用電視、網絡、雜志、報紙和其它媒體來進行可持續消費信息的宣傳和消費知識的傳播,從而使公眾樹立良好的消費意識,使人們從過去那種鋪張浪費、追求排場、而任何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都內含著一種文化觀念和價值追求,或者說,都是一種特定的文明觀。我們需要借助媒體提倡綠色消費,提倡適度消費、公平消費、和諧消費、以人為本的消費的四大可持續消費原則,來培育可持續的文明消費觀。人的消費意愿是受人生觀、價值觀決定的。[3]因此,要在全社會加大對建立文明消費方式的宣傳教育力度,旗幟鮮明地批評和糾正各種錯誤的消費觀念和消費行為,以形成勤儉節約、文明消費的良好風尚。大力培育和樹立可持續的文明消費價值導向,一是注重理性消費。在消費過程中,既考慮積極的效果,又考慮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力求在總體上趨利避害。二是倡導適度消費。在消費中量力而行,從長計議。三是強調公正消費。充分遵循代內平等和代際平等的法則,在進行消費時不能以損害別的地區或人們的利益為代價;當代人要自覺擔當起在不同代際之間合理分配消費資源的責任,妥善利用可再生資源,保護好不可再生資源。[4]
3. 規范消費行為,建立相應的消費模式。消費者行為與態度是個人或群體認知、選擇、購買、使用新業務(產品), 服務以及經驗來滿足自身愿望與需要的過程。消費者行為規范的建立便于消費者遵守和接受可持續消費觀念,從而形成可持續的文明消費方式。傳統的消費者行為和態度研究重視消費者的行為表現、原因和結果,忽略了用戶在消費過程中心理的變化。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也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環節。因此,落實科學發展觀,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必須在全社會倡導可持續的文明消費方式。可持續的文明消費方式包括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方面,它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建設相適應,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消費方式;另一方面,它與我國當前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規范消費運行的基本準則。因此,可持續的文明消費方式,具有消費水平適度增長、消費結構日趨合理、注重節約資源等基本特征。倡導可持續的文明消費方式,就是既要發揮消費對生產生活的積極作用,又要打破過分追求物欲的消費主義。要加快建立與經濟增長相適應的收入增長機制,增強城鄉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消費信心,以消費拉動內需,促進生產和生活消費的良性互動發展。要不斷改善消費環境,拓寬消費領域,增加消費品種,優化消費結構,滿足人們多樣化的物質文化需求。消費結構變化可以促進產業結構調整,要鼓勵教育、健康、信息、旅游、休閑等非物質消費,發展信用消費、網上消費、服務消費、社會消費等現代消費方式,提高消費質量和效益,引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5]
現有的消費價值觀源于現有的發展模式,工業社會高度發展的市場經濟,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誘發并強化了人們的貪婪動機,而工業化則為人們滿足這種動機提供了有效手段。人們的生活方式被物化了。傳統的發展觀的癥結就是強調發展速度越快越好,只要市場需要就行,追求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狀況好壞的主要指標。而要實現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目標,刺激消費是必不可少的手段。這種不斷地創造出奢侈型消費的增長模式,是在自己不斷毀滅自己賴以生存的條件中成長和運行的,因而是不可持續的。
作者單位:華中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1]袁芳英.論可持續消費目標下的消費方式變革[J].湘潭大學學報,2006(4):10-11.
[2]王玉華.綠色消費的生態倫理研究及政府行為的實踐探討[J].東北林業大學學報,2006(4):27-29.
[3]李亞麗,于懷昌.可持續消費初探[J].甘肅農業,2006(11):20-22.
關鍵詞:可持續消費;消費行為;行為干預;行為改變
可持續消費一經提出,便受到學者的廣泛關注,成為學術界探討的熱門話題。多年來,國外可持續消費研究發展迅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在我國,可持續消費研究卻陷入瓶頸,進展緩慢。為便于國內學者學習、借鑒,對可持續消費研究進行整理與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一、可持續消費的涵義
聯合國環境署(1994)將可持續消費定義為:“提供服務以及相關產品以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質量,同時使自然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從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依據上述定義,heiskanen與pantzar(1997)將可持續消費界定為:“一種滿足當代人的需要而不損害子孫后代需要的消費活動”。2001年聯合國環境署再次對可持續消費進行解釋,認為可持續消費涵蓋了為滿足生命的基本需求,保證人類各個世代的持續發展,同時減少環境破壞對人類健康的危害等目標所必需的具有可持續特征的一系列目標和手段。俞海山(2001)將可持續消費理解為:既能滿足當代人消費發展需要而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消費發展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消費。綜合以上學者的觀點可看出,盡管學者們研究的視角、側重點不同,但均共同體現了可持續消費堅持代際、代內公平的核心原則。同時,也反映出可持續消費包括了可持續生產消費與可持續生活消費兩個方面的重要思想。可持續消費研討會(1994)指出,可持續消費連接著從原料提取、預處理、制造、產品生命周期到影響產品購買、使用、最終處置諸因素等環節中的所有組成部分,而其中每一個環節又對環境存在多方面的影響,所以不能孤立地理解和對待可持續消費。由此可見,可持續生產消費與可持續生活消費是可持續消費密不可分的兩個組成部分,只單一地實現任何一部分都無法最終實現可持續消費。但由于兩者消費主體的不同,在消費的行為方式、影響因素等方面必然存在差異。具體來講,可持續生產消費以企業、社會團體為消費主體;而可持續生活消費多以個人或家庭進行。因而,可持續消費研究不僅要從整體角度進行,對可持續生產消費與可持續生活消費開展獨立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整體視角的可持續消費研究
受“可持續消費研討會”中反對孤立、割裂可持續消費各環節提議的影響,學者們對可持續消費的研究始于整體性探索。此類研究以分析全球不可持續消費的原因,探索可持續消費的實現途徑為主要研究內容。2003年在加拿大召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學者們全面分析了全球資源危機的原因指出,人口的快速增長只是環境惡化的部分原因,北部發達國家公民對資源的過度消費及發展中國家對資源需求的增長同樣對全球資源危機產生重大影響。pfincen(2003)與fuchs&lorek(2005)在對可持續消費的內涵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可通過提高消費效率與轉變消費模式、降低消費水平兩種途徑推進可持續消費。fuchs&lorek在研究中發現,提高消費效率所減少的資源消費量很容易為人口的增長以及因消費欲望膨脹而導致的消費需求總量的增長所抵消,只有轉變消費模式,控制消費水平才是實現可持續消費的根本途徑。并據此對可持續消費進行了分類,將前者視為弱可持續消費,而后者則屬強可持續消費。相較于國外研究,國內對可持續消費的整體性研究更多的是從宏觀層面與經濟學角度探討可持續消費模式的特征、影響因素以及可持續消費模式的構建路徑。如,張軍蓮(2007)指出,實現可持續消費模式必須在樹立可持續消費觀念的同時加強制度創新,建立有效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同年,陳然從經濟學角度探討了可持續消費的動機,認為消費者個體的內源動機(物質需要、精神需要與生態需要)和外源動機(生產、政府作用、技術與社會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激發可持續消費。
盡管整體視角下可持續消費的研究、實踐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可持續消費治理進展緩慢,全球資源的消費量在可持續消費治理期間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持續上升(manoochehri(2002)、bar-ber(2003))。這些數據再次說明了單純整體性研究的不足。當然,治理重點集中于弱可持續消費也是難以取得顯著治理成效的重要原因。根據fuchs&lorek的觀點,研究可持續消費模式及其轉變途徑是當前的首要任務,但鑒于消費模式自身的特性——人們消費行為的規范與行為運作機制、規律的體現,對可持續消費模式的研究必然以可持續消費的行為研究為起點。
三、可持續消費行為研究
可持續消費行為涉及消費者對產品、服務與實踐的獲取、使用及處理活動。這一定義與楊家棟、秦興方對狹義可持續消費界定的內涵基本一致,即包含可持續商品、勞務和公共產品的消費。這就說明了可持續消費行為不僅僅是消費者的購買行為,還反映了消費者對資源的消費行為、家庭管理行為及生活方式的選擇,也就是個人或家庭的可持續生活消費行為。因此,凡是具有保護自然,減少污染,節約資源,重復使用,多次利用,綠色生活,環保選購特征的消費行為都是可持續消費行為。
(一)家庭可持續消費行為研究。家庭是可持續消費行為的主體之一,jaequie burgess(2003)指出:“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家庭業已作為購買各種商品的重要場所發揮著作用。”家庭是人類消費行為影響環境、資源的核心社會單元(mettewier)。鑒于此重要地位,國外學者將家庭作為獨立的研究單位,對其開展了一系列的研究。blacketal(1995)將規范激勵理論應用于家庭能源消費行為的實證研究中,發現個體規范對能源消費行為有重要影響。同年,boldero&jennifer etal以家庭中報紙回收利用的行為為例,應用計劃行為理論開展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對回收利用報紙這一行為的態度及回收的便利性是家庭成員考慮是否回收再次利用報紙的重要因素。除以上實證研究外,定性研究也取得了諸多成果。如,fayeduchin&rensselaer polytechnic(2003)認為家庭類型是家庭生活方式、消費行為選擇的重要因素,并提出了依據社會階層、家庭收入水平及消費類別對家庭類型進行進一步劃分的觀點。fritz re—usswig&herman lotze—campen從家庭生命周期理論出發,指出家庭具有不穩定性,這種不穩定性是家庭消費行為變化的重要推動力量。因此,記錄家庭的變化過程,明確家庭成員的變化是分析家庭可持續消費行為的重要方法。2004年,ya—suhiro fukushima等學者則提倡通過建立家庭環境管理系統,幫助家庭成員管理零散、復雜的消費行為環境信息,提高可持續消費行為的發生率。
(二)個體消費者可持續消費行為研究。個體作為可持續生活消費的另一個主體,在家庭消費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而,無論是進行個體或家庭可持續消費行為研究,個體的消費行為動機都成為研究的主要內容。在定性研究方面,國內外學者的研究視角均存在較大的差異。如,hansen&schrader(1997)消費倫理視角的研究,laird(1999)消費觀念傳播渠道的研究以及yas-min vall kasteren(2007)社會文化角度的研究等等。而國內學者則多是將消費者教育、經濟激勵因素以及消費者個體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調節視為轉變消費者不可持續消費行為的關鍵因素。時至今日,學者們尚未在定性研究方面取得較為統一的研究結論。而反觀可持續消費行為的實證研究則大多以消費者行為理論為研究基礎。
hopper&nielsen(1991)與vining and ebreo(1992)在對回收利用行為進行實證研究中發現,個人規范對這一行為產生重要的影響,規范激勵理論可以有效解釋回收利用行為。bamberg&schmidt(2003)也發現,個人規范對可持續消費行為的影響同樣存在于個人轎車的使用選擇中。bagozzi,r.p.&dabholkar,p.a.(1994)應用方法目的鏈理論對循環利用行為進行解釋,發現行為目標是影響行為的重要因素。sparks,p&shepherd,r.(1992)、heath,y&gifford,r.(2002)先后應用計劃行為理論對綠色消費行為與公共交通工具的使用行為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行為態度與知覺行為控制因素可以有效地預測上述行為。除以上行為外,計劃行為理論對能源消費、節約用水與道德投資行為同樣具有良好的解釋、預測能力(staats&wall(2003))。根據計劃行為理論,iris vermeir&wim verbeke(2007)通過實驗方式研究消費者可持續食品消費行為發現,控制形成態度、主觀規范及知覺行為控制的突顯信念,對提高可持續食品的消費行為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從上述研究回顧可以看出,由于不同行為理論研究的側重點不盡相同,一些學者偏向于將可持續消費行為的變化歸因于內部特征變量(個體規范、態度等),另外一些則認為由于個體不能脫離社會而孤立存在,參照群體、外部機會與資源等因素同樣影響著消費者的可持續消費行為。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2002年,bagozzi等學者提出了融合內部特征與外部環境因素(社會規范、組織約束)的消費者行為整合模型,但是由于該模型結構過于復雜,測量變量眾多,至今鮮少應用于可持續消費行為研究。
四、小結與展望
從文獻回顧中可看到,可持續消費研究的分歧主要存在于概念的界定與可持續消費行為影響因素的研究兩方面。當然,這一現象說明更進一步的研究仍有待開展,但同時,也是國外可持續消費研究不斷深入的體現。為跟上國外的研究步伐,突破國內可持續消費研究瓶頸,筆者認為,未來國內可持續消費研究可從以下幾方面人手:
(一)從消費者行為理論出發,加強對可持續消費行為的實證研究。就目前情況而言,國外對可持續消費行為的關注已愈加明顯,可持續消費行為影響因素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仍未取得一致的結論。在國內,以消費者行為理論角度開展可持續消費行為研究,不僅可以彌補當前國內可持續消費行為研究還很缺乏,研究方法過于單一的現狀,豐富研究方法,也是對全球可持續消費行為研究的支持。
一、綠色消費的內涵分析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嚴峻,社會經濟發展的無限性與環境資源的有限性的矛盾逐漸顯現并被人類所認識。1962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經過四年時間的實地調查,了解了使用化學殺蟲劑對環境造成危害的情況,出版了《寂靜的春天》一書。在這本書中,卡遜闡述了農藥對環境的污染,用生態學的原理分析了這些化學殺蟲劑對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帶來的危害,指出人類用自己制造的農藥來提高農業產量,無異于飲鴆止渴。1972年羅馬俱樂部提出“增長的極限”研究報告,指出人類必須要重視自然資源的有限性與自身生產生活發展需求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1987年在《我們共同的未來》中提出可持續消費的理念。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通過的《21世紀議程》首次提出可持續消費命題,并呼吁必須重視消費問題,改變不可持續的消費模式。聯合國環境署在1994年發表了《可持續消費的政策因素》報告,對可持續消費作了如下界定:提供服務以及相關的產品以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質量,同時使自然資源與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使服務或產品的生命周期中所產生的廢物與污染物最小,從而不危及后代的需要。可持續消費從消費的角度追尋人與自然、經濟與社會的和諧共存,它包涵了綠色消費的最本質的追求。
綠色消費是以崇尚自然、保護生態環境、節約資源和能源及追求安全健康等為特征的新型消費行為。綠色消費不僅包括綠色產品的使用,還包括物資的回收利用,能源的有效使用,對生存環境、物種環境的保護等。在英國1987年出版的《綠色消費者指南》中,將綠色消費定義為避免使用下列商品:(1)危害到消費者和他人健康的商品。(2)在生產、使用和丟棄時,造成大量資源消耗的商品。(3)因過度包裝,超過商品本身價值或過短的生命周期而造成不必要消費的商品。(4)使用出自稀有動物或自然資源的商品。(5)含有對動物殘酷或不必要的剝奪而生產的商品。(6)對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有不利影響的商品。參照國際上公認的關于綠色消費的5R原則,即節約資源,減少污染(Reduce);綠色生活,環保選購;重復使用,多次利用;分類回收,再循環;保護自然,萬物共存。我國消費者協會認為的綠色消費有三層含義:一是倡導消費者在消費時選擇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眾健康的綠色產品。二是在消費過程中注重對廢棄物的處置。三是引導消費者轉變消費觀念,崇尚自然、追求健康,在追求生活舒適的同時注重環保、節約資源和能源實現可持續消費。綠色消費是一種注重生命、健康、環保的消費方式。也就是說,人們的消費不僅要滿足我們這一代人的消費需求和安全健康,還要滿足子孫后代的消費需求和安全健康。
二、綠色消費是發展循環經濟的必然選擇
發展循環經濟是人類為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而作出的明智選擇。循環經濟是人類模擬自然生態系統,按照自然生態系統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規律建構的經濟系統,以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為準則,以提高生態效率為核心,強調清潔生產和廢棄物的綜合利用,本質上是一種生態經濟。循環經濟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則,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是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經濟增長模式,是對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的根本變革。循環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是生態效率最大化、環境資源的配置最優化、物質資源減量化、產業發展生態化。發展循環經濟包括推行清潔生產、綜合利用資源、建立工業生態園區、開展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發展綠色產品和促進綠色消費等方面。循環經濟發展不只需要變革生產模式,同時需要變革消費模式。綠色消費是循環經濟在消費領域的實現形式,是循環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因為綠色消費與循環經濟有著共同的基本要求,綠色消費意識和觀念是循環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綠色消費將引導綠色市場的逐步形成與發展完善,而綠色市場的發展與完善,又會引發新的產業出現與發展,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增長點,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與換代,進而有力地推進循環經濟的發展。也可以說發展循環經濟的實質就是發展綠色經濟、綠色生產和綠色消費。綠色消費的發展,必然會促進綠色產業的擴大,而綠色產業的擴大,必然會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鼓勵綠色消費,最終會形成綠色消費與綠色生產之間的良性互動,從而促進循環經濟的健康發展。
綠色消費是循環經濟所倡導的新的消費觀,既強調消費的重要作用,又強調消費和再生產其他環節與環境的動態平衡,對促進人類自身與經濟、社會、生態的可持續發展都有重要的意義。通過綠色消費教育和政府的綠色采購(優先采購經過綠色認證的產品),引導消費者選擇綠色產品,鼓勵多次性、耐用性消費,減少一次性消費。同時,在消費過程中考慮到廢棄物的資源化,養成一種對環境不構成破壞或威脅的消費習慣,建立循環消費觀念,實現可持續消費,使循環經濟的觀念深入人心。
三、實現綠色消費的思考
綠色消費在我國已初見端倪,人們開始更多地選擇不污染的生態產品和環保的生活方式。目前政府應制定更加有效的政策,推進綠色消費進程。在社會層面應當通過電視、電臺、報刊等傳媒宣傳可持續消費模式,提高公眾的可持續消費意識。要在生產領域大力推行循環經濟,鼓勵生產和使用生態綠色產品。在企業層面實行清潔生產。
首先,培育綠色消費意識。政府要加強對消費者的引導,使消費者能主動學習有關綠色消費和綠色產品的知識,引導社會消費習慣,正確理解綠色消費的內涵,讓消費者認識到綠色消費不僅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命健康的保障,還有利于保護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使人們的生活消費與環境、資源相協調。只有讓消費者充分認識綠色消費的意義和綠色消費所能帶來的好處,才能使消費理念深入人心,綠色消費模式才能得以實現。同時,通過綠色組織對消費者的綠色消費意識和綠色消費理念的教育宣傳推廣工作,讓廣大消費者樹立綠色消費觀念,追求綠色消費時尚,主動選擇綠色消費;加強對消費者行為進行監督控制,強化環境意識,使消費者積極參與環境保護行動。政府還可以通過對綠色產品、綠色消費的倡導,促使公眾形成良好的消費習慣,通過綠色立法規范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對有礙于經濟持續發展和持續消費的非綠色消費予以有效的約束,以確保全社會的綠色消費有序進行,為社會營造一個安全、健康、舒適、環保的消費環境。
其次,實施綠色采購和綠色稅收制度。在綠色消費的實現中政府可以通過稅收等手段鼓勵采用綠色技術,生產綠色產品,從而形成綠色產業,滿足社會的需要,使結構調整獲得發展的推動力。政府可以建立法律規定,健全對產品的檢驗檢查,保證真正的綠色產品走向市場。同時,政府綠色采購因具有消費規模大和市場帶動作用明顯等特點,可以成為引領綠色消費的重要手段,是我國建立可持續消費模式的突破口。政府作為最大的購買團體和循環經濟的推動者,應切實推進政府綠色采購制度的貫徹實施,使綠色采購制度進一步法制化、規范化,并擴大實施的范圍,發揮對社會綠色消費的推動和示范作用。
最后,實現綠色消費,還要從制度上規范人們的消費方式和消費行為。制定相關法律法規為可持續消費模式提供制度保障。國家應制定和實施有關自然資源保護法,對某些特定的消費行為加征消費稅,約束不可持續消費行為,對消費的“尾部控制”制度化、法律化,建立消費廢棄物回收、綜合利用制度,加強對消費污染的控制和處理,對嚴重破壞生態環境、消費環境的行為追究法律責任。同時,應進一步完善政府采購法,為政府綠色采購提供依據、準則和保障。切實貫徹落實《循環經濟促進法》,加快我國循環經濟發展的步伐。
[關鍵詞] 綠色營銷;生態經濟;生態環境;經濟發展模式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03. 030
[中圖分類號] F27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7)03- 0057- 02
0 前 言
世界經濟的迅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人類對自身健康的關注,人們對生態環境的建設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將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可持續發展觀以及“以人為中心”的科學發展觀作為研究的指導思想。盡管我國企業在實施綠色營銷上還面臨一定的困難及阻礙,如較高的成本及高價格,導致消費者往往不會自覺和主動進行消費。但從國際發展趨勢來看,逐漸開始從傳統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現代節能環保型經濟,綠色營銷及生態經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鑒于此,本文在生態經濟背景下研究綠色營銷的發展路徑,并在此基礎上探討綠色營銷與生態經濟之間的相互關系,旨在促進我國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
1 綠色營銷與生態經濟概念
在學術界對綠色營銷的概念存在各種不同的觀點,一般來說,綠色營銷是指在可持續發展觀的要求下,企業在產品研制到售后服務全過程中,采取措施實現消費者、企業以及全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魏明俠認為,綠色營銷就是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與義務,并堅持可持續發展觀的基礎上,不僅追求經濟利益,同時在產品研發至售后整個過程均采取有效措施對生態環境進行保護,以此來確保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與傳統營銷方式不同,綠色營銷方式在經營目標上強調實現生態經濟,并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經營方法上注重綠色因素,將生態環境保護作為主要研究內容;在營銷觀念上更加注重社會效益,也就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及道德。除此之外,綠色營銷最為重要的特征便是從宏觀及微觀兩個角度共同研究,宏觀上主要研究的內容是從社會及政府的角度對企業的綠色營銷進行促進及約束,微觀上主要研究的內容是企業綠色營銷的行為。
生態經濟從本質上來看主要指的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不得超出生態環境承受的范圍,換句話說,就是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要保護生態環境,最終實現經濟、社會以及自然的和諧共處。一般來說,生態經濟所具備的獨特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生態經濟屬于一種資源節約型經濟,能夠顯著地節省大量自然資源,拒絕資源的浪費;第二,生態經濟具有可持續發展的特點,需要人與社會、自然三者之間的和諧共處;第三,生B經濟具有多元化主體共同參與特點,除了政府部門及民間組織外,還包括個人與企業等;第四,生態經濟建立在市場基本原則上,強調利益與基本市場原則的平等地位,不可過度獲取利益。
2 綠色營銷與生態經濟兩者的關系
2.1 生態經濟是綠色營銷的根本前提
綠色營銷的理論指導為生態經濟相關理論,而生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及實現也必須借助綠色營銷為其提供市場保障以及市場動力,從而才能有效地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為市場經營模式。生態經濟的最終實現取決于市場消費者的消費行為以及消費需求,眾所周知,市場經濟屬于一個需求導向型的經濟,因而市場需求首先便是消費需求。從微觀角度而言,任何一個市場經濟形式必須要經過市場的檢驗,生態經濟作為一種特殊的經濟發展模式,同樣也需要接受市場對其的檢驗。原因在于市場最終的導向究其根本是消費需求,因此消費不僅代表著社會化生產在某一階段的結束,也代表下一階段的開始,消費需求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具有引導作用。因此,為了能夠拉動市場需求,就必須借助綠色消費的引導作用及拉動作用,以發揮生態經濟模式作用的最終目的。但也必須看到,在現階段綠色代表高成本及高價格,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企業推行綠色營銷模式,企業及消費者往往不會主動自覺進行綠色經營及綠色消費。鑒于此,如果想從根本上解決企業及消費者自覺的消費行為,就必須建立一個更為完善的生態市場以及正確消費觀的教育及引導。
2.2 綠色營銷是深化生態經濟的關鍵點
生態經濟學屬于經濟學,其主要研究內容在于企業綠色經營管理(如產品的開發到促銷整個過程)及消費者綠色消費行為(如消費心理等)。綠色營銷的主要作用還包括發現、滿足以及引導需求。綠色消費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位生態經濟的生存及發展提供動力,能夠有效的結合企業綠色經營及消費者綠色消費,不僅能夠推動綠色消費的實現,也能促進企業的綠色經營。但同時綠色消費在實際中面臨著高成本及人意識觀念差問題的阻礙,因此,綠色營銷在促進生態經濟發展中必須充分地發揮其針對性作用。這就要求綠色營銷在實施的過程中需要及時地發現消費者的實際需求,并在遵循市場原則以及經濟學規律的基礎上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同時還需要及時地向消費者傳達并引導正確的消費觀念,架起生態經濟與消費者綠色需求之間的橋梁,進一步刺激綠色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因此,在生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綠色營銷能夠為生態經濟提供強大的市場動力,從而確保生態經濟的實現,使我國的經濟模式從宏觀轉變為微觀。除此之外,綠色營銷作為一種經濟管理活動,在不得違反生態規律的同時,也不得違反市場規律及經濟規律,如此才能實現生態經濟與綠色營銷的協調穩定發展。
2.3 生態經濟與綠色營銷是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驅動力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生態問題究其根本屬于發展問題。社會的經濟活動為人類提供了物質條件,但經濟活動與生態環境也具有明顯的相互聯系。指出,“發展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政治文化相協調的發展,是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的可持續發展。”因此,為了能夠進一步提高生態環境的質量,就必須不斷地增強生態環境所能承載的能力,只有這樣才能促進經濟更好更快發展,實現經濟發展的目標,最終實現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的目的。從這一方面來看,生態經濟與綠色營銷之間具有統一性與一致性,生態經濟是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的必經之路,綠色營銷又能為生態經濟的發展提供強大的市場保障及動力。因此,可以得出結論:綠色營銷是實現生態文明的必要手段,同時也是對生態文明建設成效進行檢驗的重要指標。由此可知,生態文明、生態經濟到綠色營銷這一過程構建了一個從宏觀到微觀的可持續發展理論體系,為了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從傳統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現代節能環保型經濟,并在其中加入綠色營銷的理念,最終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3 結 語
綜上所述,新時期下,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需要注重對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強調“以人為中心”的科學發展觀以及人與自然的可持續發展。任何一種營銷理論必須建立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因而在傳統營銷模式下知識型產品無法被消費者接受時,就必須根據實際情況對市場營銷理論進行調整。可持續發展的理想社會范型是生態文明,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指引經濟的發展;而生態經濟又為生態文明的建設提供了正確的經濟發展模式,從而能夠實現人類文明形態轉變到經濟發展模式的探索。生態經濟理論能夠為綠色營銷的實施提供指導,而綠色營銷又能夠為生態經濟的實現提供市場保障及動力,最終促進了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為市場經營模式。生態文明在一定程度上給綠色營銷提出了文明形態要求,而綠色營銷除了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手段外,同時也是對生態文明建設成效進行檢驗的重要指標。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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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消費越來越受到關注。旅游者食、宿、行、游、購、娛等消費行為帶來了一定的環境影響。本文通過對國內外有關可持續旅游消費文獻的分析,從可持續旅游消費理論、旅游消費行為環境影響、可持續旅游消費測度――生態足跡和調控機制等四個方面進行綜述,總結了旅游消費及環境影響研究現狀和不足,并對未來的研究趨勢和方向做了展望。
關鍵詞:旅游消費;可持續旅游消費;環境影響
中圖分類號:F592.68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1-862X(2011)06-0019-004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旅游業快速發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業績。如果說20世紀初旅游還是作為一項奢侈消費品的話,現在旅游幾乎成為人們的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消費品。2008年我國城鎮居民旅游人次數達到1.87億人次,出游率為44.5%,旅游總花費為1446.57億元[1]。旅游消費是指人們在旅行游覽過程中,為了滿足其自身發展和享受的需要而消費的各種物質資料和精神資料的總和[2]。旅游消費模式反應了旅游者在旅游過程中所消費的各種類型的旅游產品及相關消費資料的比例關系。隨著旅游的大眾化,不合理的旅游消費行為及其環境影響也得到了廣泛關注[3]。本文對可持續旅游消費的研究現狀和熱點問題進行了梳理,并展望未來研究與發展趨勢,以期促進可持續旅游相關研究,并引導公眾的綠色旅游消費行為。
一、可持續旅游消費的理論研究
1987年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首次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概念,將其定義為:“可持續發展是滿足當代人需求,又不損害滿足子孫后代需求能力的發展”[4]。1994年UNEP在內羅畢發表《可持續消費的政策因素》報告首次將“可持續消費”定義為“提供服務以及相關的產品以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質量,同時使自然資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使服務或產品的生命周期中所產生的廢物和污染物最少,從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5]。可持續旅游是隨著可持續發展這一新觀念的出現而出現的,是可持續發展、可持續消費等思想及理論在旅游這一特定經濟和文化領域的延伸。可持續旅游包括三個方面的含義:在為旅游者提供高質量旅游環境的同時,改善當地居民生活水平;在開發過程中維持旅游供給地區生態環境的協調性、文化的完整性和旅游業經濟目標的可獲得性;保持和增強環境、社會和經濟未來的發展機會,實現旅游業發展方式、發展規模的合理規劃和管理[6]。
司金鑾指出可持續旅游消費應重點探討可持續旅游消費的三對關系、可持續旅游消費的三元機理、可持續旅游消費的核算機制、可持續旅游消費與相關因素的關聯互動及可持續旅游消費的政策設計等五個基本理論問題[7]。寧士敏認為,旅游消費依存于旅游業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因此要用可持續發展原則去規范旅游消費行為,并就旅游消費如何貫徹可持續發展戰略問題提出了若干建議[8]。毛鳳玲對可持續旅游消費基礎理論進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包括物質消費、精神消費、生態消費的“可持續旅游消費三元結構”的初步框架。對可持續旅游消費的涵義、特征進行了深入分析,并闡述了可持續旅游消費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9]。楊衛東提出可持續旅游消費結構、方式、動機、效用必須遵從可持續性原則,即在進行旅游消費時要考慮代內與代際公平、考慮旅游業的發展及旅游效用與旅游資源承載能力的相互促進[10]。何春萍從消費者支付能力、閑暇時間、旅游動機三個方面論述可持續旅游消費的實現面臨障礙是居民收入、閑暇時間制度和傳統消費文化對旅游消費觀的不良影響,來自旅游產業自身的阻礙因素是地方政府對旅游消費經濟功能的過分偏好、可持續旅游產品的供給問題和旅游消費政策、旅游消費教育等方面的問題[11]。
二、旅游消費行為環境影響
旅游消費涉及餐飲、住宿、交通、游玩、購物、娛樂等六個方面,很多學者從不同的方面研究它所帶來的環境影響,如:楊新軍,霍云霈介紹了旅游交通帶來的環境影響,分析了不同交通方式帶來的能源環境污染及其成本估算方法,以瑞典環境智能測試系統為例,對旅游交通環境污染方面的應用作了探討,同時結合我國ReBAM的環境交通影響分析,指出高強度集約化旅游開發模式,會造成交通工具區域上高密度使用,并引發一系列環境問題。最后總結了旅游交通方式與能源消耗帶來的環境污染及其啟示[12]。Stefan Gfssling等人分析了交通、食宿等旅游消費結構與CO2排放量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旅游并不是比其他經濟活動對環境影響更小的“無煙產業”,旅游的生態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目的地國家、旅游者文化和選擇度假的環境[13]。OECD發表的關于可持續消費系列研究報告,其中可持續旅游消費篇對家庭旅游消費的環境影響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報告指出隨著收入的增加,與旅游相關的交通在OECD國家之間日漸增加,它是產生大氣和水體污染物、溫室氣體排放、噪聲等級增加的重要因素。預計在未來二十年內旅游出行,尤其是航空旅游將在這方面對環境產生很大影響[14]。
三、可持續旅游消費測度――旅游生態足跡
Colin Hunter等認為生態足跡是衡量可持續旅游消費的一個重要指標,因為這種分析方法可以從全球的視角估算旅游消費的環境影響[15]。章錦河等基于生態足跡的理論與方法及旅游者的生態消費結構特征,構建了旅游交通、住宿、餐飲、購物、娛樂、游覽等6個旅游生態足跡計算子模型[16]。Trista M. Patterson等人的研究表明,旅游度假者的假期期間的生態足跡比平時高,也比當地居民的平均水平高,而這其中與旅游交通相關的環境影響最大,可以占到總足跡的86%[17]。WWF―UK通過計算不同旅游產品的生態足跡,比較不同旅游產品的生態需求和自然資源消耗,計算得到在馬約卡島度假1個床位1夜的生態足跡為0.030hm2;而在塞浦路斯度假1個床位1夜的生態足跡為0.070hm2。
國內也有很多學者運用生態足跡方法論述了旅游可持續發展,如:張約翰等人從高原旅游消費結構特征出發,將高原城市旅游生態足跡構建為6個活動組別計算模型。運用模型對拉薩市旅游業生態足跡進行測評,結果表明2007年拉薩市旅游者人均生態足跡為0.05134hm2,其中交通、餐飲分別占85%和12.5%,人均旅游生態足跡占城市生態承載力的13%[19];孟繁斌選取武夷山“三區”為研究對象,表明武夷山2000-2004年人均旅游生態足跡平均值為0.039hm2,而人均旅游生態承載力平均值僅有0.0235hm2,即平均存在0.016hm2的人均旅游生態赤字,且隨著經濟的發展,旅游生態赤字將不斷增加[20];李君軼等人對西安市入境游客的生態足跡作了初步探討,結果表明,西安市入境游客人均生態足跡為0.0156hm2,約占該市現有城鎮居民年人均生態足跡的1.17%,進一步分析表明,旅游生態足跡結構組成中,餐飲的旅游生態足跡居絕對主導地位,約占54.09%[21]。席建超等人對北京市海外旅游者的生態占用作了初步探討。結果表明,北京市海外旅游者每次來京旅行人均生態占用0.09587km2,約占北京市現有城鎮居民年人均生態占用的5%。因此,旅游消費生態占用對區域生態占用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22]。
四、促進可持續旅游消費的措施
聯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環境政策委員會指出,盡管生態旅游的市場份額在增長,但旅游者在選擇度假目的地和交通方式時很少考慮環境影響,為了減少環境影響,就航空旅游來說,可以采取技術創新、需求管理以及交通方式的轉換來達到目標,呼吁政府在計算旅游業成本和效益的時候考慮環境影響的成本,同時為了提供旅游者的環境意識,OECD建議相關者為旅游者提供減少環境影響的信息[14]。國內專家學者通過對旅游消費的環境影響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管理政策調控措施,劉瑤指出健全旅游的環境影響研究理論體系、廣泛開展旅游環境影響評價、轉換旅游形式是解決旅游環境影響的有效方法,也是今后研究工作的重點[23]。李玉文提出要加強生態旅游區景區保護規劃、加強景區環境影響評價等可持續旅游的對策和措施[24]。王群等人認為要關注旅游地的水環境問題,認為加強對旅游地水環境的研究與保護將是我國旅游可持續發展和研究的重要內容與重要領域[25]。李萌等認為可持續旅游消費的實現受社會大環境、旅游產業背景、旅游消費環境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因此推進可持續旅游消費應著重與提高旅游消費水平、改善旅游消費結構、進行可持續旅游消費的源頭控制、提高公眾的可持續旅游消費意識,并對旅游消費行為過程進行科學的制度安排[26]。
五、旅游消費環境影響研究與前景展望
隨著旅游消費層次的提升和消費總量的擴大,研究旅游消費行為對環境的影響顯得尤為重要。可持續旅游消費逐漸成為國內研究的一個熱點,但是目前的研究深度不足,從理論到實踐都處在發展的起步階段,急需深入的理論探索和應用實踐。以下研究領域存在不足,有待進一步研究:
(1)現有評價指標單一,缺少成套的評價指標體系。由于可持續旅游消費概念缺少操作性,在實際應用中,可持續旅游消費往往被解釋成提高能源或資源的使用效率,廢棄物最少化,環境友好的消費習慣等。因此,在現有的案例研究中,研究人員往往僅選擇某一個或一類指標來評價旅游消費行為的可持續性,而沒有考慮環境影響所涉及的空間范圍。不同的環境影響在全球、區域及個體層次上所產生的生態效應是不同的,因此環境影響的空間特征應當是評價旅游消費可持續性所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
(2)研究成果主要停留在可持續旅游消費的管理理論階段,而可持續旅游消費研究的最終目的應該是推進居民旅游消費行為向可持續旅游模式的轉變和管理,因此,研究成果的實用性更加重要。
(3)對地區性旅游消費行為的環境影響的定量研究有所欠缺。雖然少數學者已經在這一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大多是通過統計部門的數據進行分析。而通過獲得一手數據來核算分析旅游消費行為產生的環境影響的研究很少。直接通過旅游消費者獲得的數據能客觀反映出消費者需求,消費行為特征及其產生的環境影響。
(4)缺少推動可持續旅游消費的政策、法律法規、經濟政策,公眾引導等方面的調控機制。在旅游消費環境影響管理的過程中應注重各利益相關方之間信息和行為的必要溝通,探索建立自上而下包括國家、地方政府、旅游消費者、旅游經營者、研究人員和社會公眾在內的信息共享平臺與合作機制,對管理措施進行及時公布、實施、反饋和完善。
(5)旅游消費行為環境影響科普性知識的普及不足。要加大旅游消費環境影響知識的科普宣傳力度,利用現代傳媒開展科普宣傳活動,讓旅游消費者了解旅游過程中食、宿、行、游、購、娛等方面環境影響的知識,培養和提高旅游消費者的環境保護意識。
以上這些領域研究的不足,正是未來可持續旅游消費研究的重要園地,隨著對這些問題研究的深入,可持續旅游消費研究將取得更豐碩的成果,對促進人們的可持續旅游消費將有著重大的指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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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標準體系的實施是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大趨勢
標準體系的多元化為企業提供了多種走可持續化發展道路的途徑和選擇。
里約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頒布實施20年來,全球可持續發展從理論到實踐,都在努力推進。在此過程中,需要用標準體系加以實質性推動和規范發展,各種強制性和自愿性標準正在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標準涉及各個領域,包括質量標準、技術標準、環境標準、安全標準和社會標準等。要實現全球低碳發展和綠色發展,沒有標準體系的建設、實施和規范,發展的有效性和發展的效率都會大打折扣,是不可想象的。標準是也是分層次的,包括國家標準(其中有很多強制性實施的最低標準),企業或行業的自愿標準,聯合國的ISO國際標準體系和ISEAL的自愿性標準體系。
標準可以是強制性的,那是由政府部門或者行業管理機構強制推行的最低標準要求,例如在環境或安全方面的國家標準或國際標準。標準也可以是自愿性的,國際組織、國家政府和許多行業為引導企業走可持續發展道路,而推廣一些自愿性的標準體系,使得企業能夠自愿采用相對較高的標準,引領低碳綠色發展的潮流和趨勢。例如ISO的標準體系,ISEAL的標準體系等。標準體系的多元化為企業提供了多種走可持續化發展道路的途徑和選擇。
在區域經濟一體化迅猛發展的進程中,自由貿易協定也在朝著更高標準邁進。TPP的目標就是要建立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域,其高標準將涉及到從環境標準、勞工標準、知識產權保護到政府采購、國有企業規制、公平競爭等各個領域,正在為未來的全球區域經濟一體化樹立系統性的新標準,也是新規則,也很可能是未來全球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發展趨勢。中國在這方面面臨著巨大挑戰,需要加強跟蹤研究,加快國內改革,順應國際發展潮流。
發展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可持續發展進程中,其利益訴求存在很大差異,對于標準的要求也相應存在較大差異。一般來說,發達國家的企業相對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更有條件和更有能力接受更高的標準體系。發展中國家很多企業也在朝著這個方向邁進,但是對于大多數企業而言,挑戰仍依然巨大。
中國經濟戰略性轉型急需推動標準體系建設
標準體系的缺失和普及推廣使用不足是粗放、低效的增長模式難以扭轉的關鍵因素之一。
改革開放30年的高速發展,使中國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最大貨物貿易出口國家,全球新的制造業中心,但是中國的可持續發展也面臨著嚴峻挑戰,無論是資源能源原材料的使用和消耗,還是生產模式和消費模式,或中國的增長和發展模式。中國已經卓有成效地實施了推進循環經濟發展和推進清潔生產的一系列政策、法規,并以相關戰略和規劃引導企業可持續生產,但粗放、低效的增長模式仍然難以扭轉,標準體系的缺失和普及推廣使用不足是關鍵因素之一。
在全球市場體系中,中國正在努力從一個較為純粹的生產者角色轉向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的角色轉變,但如果中國的消費標準像美國那樣高,也將難以持續。在中國努力擴大消費并將成為世界最大消費市場的過程中,如何建立和推廣可持續的綠色消費標準體系至關重要。
中國擁有1023萬家各種企業,其中99%是中小企業。能夠獲得ISO標準體系認定的企業數量微乎其微,只有行業領先企業才有可能通過ISO的標準體系認定,這樣的情況不能適應中國經濟迅猛發展的客觀要求。例如,中國目前在食品標準體系和農產品標準體系方面,挑戰嚴峻。奶制品中的三聚氰胺事件、白酒中的塑化劑事件,都缺乏國際標準和國內標準,不僅對中國的標準體系建設提出了挑戰,而且對國際標準體系提出了新的課題。中國的奶粉問題甚至挑戰著全球市場秩序,從香港到新西蘭,從歐洲到美國。中國有巨大有機產品和綠色產品消費市場,但這些產品的標準制定和標識認定是一項巨大挑戰。
中國正在努力擴大內需,但必須走可持續消費道路。這意味著從生產過程、到流通過程、再到消費環節,都需要朝著可持續發展的方向邁進。無論是在衣食住行領域,還是在各種生活耐用品、文化娛樂、旅游休閑等各個方面,未來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會的預測,未來中國將形成5-6億人口的中產消費階層,其邊際消費傾向很高。為滿足這一巨大消費需求,從產品到服務,如果沒有可持續發展標準體系的引領,其未來的發展將會出現很多問題。
可持續標準體系戰略的實施是提升中國國際競爭力的必然途徑
無論在中國的市場還是在全球市場,中國企業與外國企業的競爭,特別是與跨國公司的競爭,歸根到底,會歸于標準的競爭。
中國經濟的成功得益于經濟全球化進程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但中國要獲得可持續發展模式,要建立長期可持續的國際競爭新優勢,必須依賴于各種可持續發展標準體系的建立和實施。過去十年,加入WTO標志著中國順應了國際發展趨勢。未來中國需要實施更加主動的對外開放戰略。
從企業層面看,無論在中國的市場還是在全球市場,中國企業與外國企業的競爭,特別是與跨國公司的競爭,歸根到底,會歸于標準的競爭。例如中國的家電企業海爾集團,在無線充電技術和無尾家電領域,目前正在努力成為全球家電行業新標準的制定者。中國紡織工業協會所推出的“紡織企業社會責任指南”標準體系,不僅在中國實施,而且在柬埔寨的紅豆工業園向其他國家的投資者普及推廣,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提升了紅豆集團的國際競爭力。而反觀中國目前海外投資過程中遇到的很多問題,則與企業缺乏對環境與社會責任標準的認識,沒有意識到所蘊藏的風險高度相關。目前無論是中國國內,還是國際社會,包括中國所投資的東道國,社會和民眾的可持續發展意識已經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對環境、安全、勞工標準等各方面的關注非常強烈。中國國內的PS項目由于民眾反對而被迫停止,緬甸密松大壩停建事件都給中國企業帶來了深刻教訓。萬寶銅礦項目被停,都與環境與社會標準的認識和要求沒有達成一致。
但另一方面,自愿性可持續標準(VSS)的實施,也可能構成潛在的嚴重的市場準入,特別是對廣大中小企業。中國99%的中小企業未來面臨的挑戰也十分艱巨。這樣的問題需要自愿性可持續標準體系能夠做出適當、合理的制度安排予以解決。
關鍵詞:節能減排;可持續發展;新模式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y has maintained high growth at the same time, energy tension, pollution problems also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refore, the country has been focusing on well for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stablished as a basic state policy. Vigorously promot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s implementing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promoting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major step, is the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to protect the earth homeland effective measures, is the only way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new model
中圖分類號: TE08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節能減排與可持續發展的思考
從中國能源發展的趨勢和環境保護的要求看,實現能源與環境的協調發展,必須要長期實施節能優先戰略,推進能源結構“綠色化”進程,大力發展環境友好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推行能源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1.1能源供應能力明顯增強,消費結構表現出積極發展態勢
對一次能源消費量進行統計,煤炭、天然氣、石油、核能和水能以及可再生能源分別占69.4%、3.4%、20.0%和7.2%。這些數據與2002年相比,天然氣的消費比重上升了1%,水電、核電以及可再生能源的消費量上升了0.5%。
1.2電力產業發展大跨越,節能減排成果明顯
2011年全國的電網裝機容量中,水電、火電、風電和核電分別占21.645%、75.87%、1.13%和1.12%,從全國范圍來看火電煙塵排放總量與1980年相比下降了32%。
1.3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增加
2011年,約有4.2億噸標準煤的可再生能源利用量,這大約是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7.2%。除水電和核電外,太陽能、風電、生物質能和沼氣能均不同程度的發展。可是,從環保趨勢和能源角度,我國節能減排還存在一些問題。隨著經濟的持續告訴發展以及城市化和工業化的不斷深入,加快升級了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導致能源需求旺盛,使電、煤和油的運輸保持緊平衡狀態,并且環境、資源壓力也在不斷提升,可持續發展形式嚴峻。從國際大情形分析,全球能源供應日趨緊張,石油價格保持高位運行,資源競爭變得白熾化,環境與能源成為各國政府關注的重大戰略性問題。
1.4能源消費增長過快,資源約束加劇
我國能源資源豐富,但人口多、人均量低。石油、煤炭和天然氣的人均剩余可采儲量分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6.67%、62.17%和7.14%。太陽能、風能和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具有很大的開發潛力,但達到大規模商業化的利用還需要一段時間。
1.5結構和能效問題突出,環境壓力逐步加大
我國單位GDP能耗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大約2.2倍,比歐盟、美國和日本相比各高出4.6倍、2.4倍和8倍。煤是我國能源消費主角,利用傳統方式,大量消耗煤炭,也極大地影響了能源綜合效率。以發電來說,傳統燃煤發電機組熱效率為38%~40%,而整體煤氣化聯合循環(IGCC)機組熱效率可達50%,燃氣聯合循環機組熱效率可達50%~58%。在全國二氧化硫和煙塵排放中,燃煤產生的二氧化硫和煙塵排放約占90%和70%。
1.6科技進步面臨新挑戰,自主創新任重道遠
盡管我國能源技術進步很大,但技術創新薄弱,大規模煤基多聯產、先進核電、特高壓輸電等還是依靠國外技術,同時也不能自主設計、制造煤炭液化核心裝備、大型煤礦綜合采掘裝備和重大石油開采加工設備等。清潔裝置、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等技術的研發比較落后,污染治理和節能降耗等技術的應用較少。
2構建節能減排的可持續發展模式
2.1建立節能減排的產業結構
目前在我國的三次產業結構中,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增長的拉動,第三產業能耗低,但發展落后、比重也較低。在做強工業、鞏固農業的同時,要增加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 做大做強信息產業,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加速經濟社會信息化進程;加快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使傳統產業升級加速; 提高產業集中度和規模效益,推進企業重組,大力發展集約化農業。根據環境承載力和資源條件,不同的區域確定適合的發展方向、進行正確的功能定位,使區域產業布局得到優化。
2.2構建節能減排的消費模式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和持續發展世人矚目,國際地位也隨之日益提高。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能源消費增加是可預料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應倡導科學合理的消費,減少并避免浪費式消費,在全社會努力形成“崇尚節儉、合理消費、適度消費”的理念,用節約資源的消費理念引導消費方式的變革,逐步形成文明節約的行為模式。
2.3形成節能減排的增長方式
我國要轉變生產方式,節能減排是重要門檻。經濟增長方式要有利于節能減排的,我國城市化、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實現要努力做到使資源環境代價最小,使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有機統一。“三個轉變”的實現要加快,逐步形成消費投資出口相協調、速度質量效益相協調、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還有區域之間和城鄉之間發展相協調的新局面。
2.4完善節能減排的政策機制
完善的節能減排政策機制是全面貫徹科學發展觀的具體要求和建設和諧社會的迫切需要。運用稅收、財政、收費、信貸、保險等經濟手段對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進行調節,將環境成本和能源轉化為企業內部成本,引導企業自覺踐行節能減排工作。一是完善稅收政策,使稅率與企業節能減排效果掛鉤,使節能減排產品得到稅收優惠,使用節能環保設備的企業也會得到稅收優惠,對排放污染和消耗能源的產業及其產品增設稅種、擴大征稅范圍、提高稅率。二是完善財政政策,加大資金投入。三是完善生態補償機制,探索生態補償的市場化途徑,建立政府、市場和社會多元化補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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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低碳經濟模式已經成為全球共識,在現代企業低碳化經營的同時,營銷作為企業經營的重要環節,也不斷向著低碳化方向發展,低碳營銷模式應運而生,對營銷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低碳營銷模式的內涵進行了分析,對低碳營銷模式的優勢及其與傳統營銷模式的區別進行了闡述,在此基礎上就如何更好地實現低碳營銷模式提出了一些思路與對策。
關鍵詞:
低碳經濟;低碳營銷;營銷模式
隨著世界各國環保意識的不斷增強,“低碳經濟”在全球范圍內,已經從概念走向現實,對現代企業的生產方式、經營模式、盈利結構、營銷模式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也沖擊著企業經營者、消費者及行政管理者的價值觀念、消費方式、管理思路等。低碳營銷,是低碳經濟下的重要產物,也是現代企業面對嚴峻的資源與環境形勢以及激烈的市場競爭所必須采取的措施。低碳營銷相對于傳統營銷模式具有更強的節能環保性,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能源短缺和碳排放過多的問題,同時引導消費者樹立綠色消費、低碳生活的理念,對環境保護和能源可持續發展有著深遠的意義,深入理解低碳營銷模式,合理應用低碳營銷模式,是現代企業經營中面臨的重大課題。
1低碳營銷模式概述
隨著全球各國環境保護意識的增強,“低碳經濟”逐漸從概念走向現實,正在逐步取代著“高碳經濟”,現代企業的營銷模式,也逐漸從以往“高碳化”的營銷模式中擺脫出來,逐步向著“低碳化”的方向發展,久而久之,“低碳營銷”已經成為現代企業營銷的主流模式,為現代企業的低碳化經營發揮著重要的推動作用。目前,關于“低碳營銷模式”的概念尚無定論,但綜合國內外學界研究成果,認為低碳營銷模式是相對于傳統營銷模式與現代營銷模式的又一進步,其核心在于“低碳”。在此基礎上,可將低碳營銷模式定義為: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充分考慮企業利益、消費者利益和環境保護三者之間的密切聯系,并以此為中心,對產品和服務進行科學的構思、設計、制造和銷售的模式。
2低碳營銷模式的優勢
首先,低碳營銷能夠更好地適應低碳經濟時代的客觀要求。從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推動節能減排的戰略高度出發,我國經濟從“高碳”向“低碳”的轉變勢在必行,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的組成細胞,其經營理念、營銷模式均對國家經濟發展模式有著深遠的影響。低碳營銷模式相對于傳統營銷模式具備能耗低、排放低的優勢,對于適應國家低碳發展政策和迎合低碳經濟時代的客觀要求有著重要的意義。其次,低碳營銷能夠更好地適應消費者的需求變化。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消費者的思想認識與環保意識逐漸由低層次向高層次轉變,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具備了綠色、環保消費意識,且正逐步養成低碳、健康的生活方式。消費者理念與習慣的變化,已然成為低碳營銷模式實施與發展的重要內在動力,而與此同時,低碳營銷模式的實施與發展,又能反過來促進企業技術、經營理念的不斷創新,推進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促進社會消費結構的良性轉化,使產品、營銷與消費者的需求契合性更高,進而促進各個產業的低碳化、可持續發展。第三,低碳營銷模式的實施能夠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當前,企業高碳經營向低碳經營的轉化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而這一轉變過程中,勢必會淘汰碳排放高、技術與經營理念落后的企業,并使那些能耗低、排放少、經營理念先進的企業脫穎而出。因此,現代企業若能從產品的研發、設計、生產到銷售的各個環節采取低碳化措施,勢必將降低能耗與排放,降低相應的成本,使企業市場競爭力逐漸提高,以更好地應對國家政策的變化、資源危機的威脅以及市場趨勢的轉變,促使事業走上可持續、健康發展道路。而營銷作為企業經營中的重要環節,其低碳化轉變也勢必會促進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3低碳營銷模式的實現要點與對策
3.1完善法律保障體系
傳統營銷模式向低碳營銷模式的轉型中,勢必會出現一些擾亂市場秩序,侵害其他企業利益的情形,為減少這些情況的發生,維護低碳營銷的正常發展,必須不斷完善相關法律保障體系。可以說,法律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面為企業的低碳經營、低碳營銷活動保駕護航,另一方面將嚴懲非低碳經營和營銷行為,并使那些危害環境、擾亂市場秩序的企業和個人付出沉重的代價。基于以上理念,許多國家已經制定出了相對完備的法律體系。如:借鑒日本、美國、英國和法國的法律體系,結合中國國情,修改現有的《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環境影響評估法》、《煤炭法》、《電力法》、《清潔生產促進法》、《資源法》,使其具有更好的可操作性;制定《節約資源法》、《節約能源法》以及各行各業的節能減排法律等,與現有的《促進循環經濟法》一起構成相對完善的低碳營銷保護與約束法律體系,尤其是就其中與現代企業低碳化經營、低碳營銷相關的內容進行明確和完善,使低碳營銷的發展有法可依。
3.2創建低碳營銷文化
創建低碳營銷文化,能夠激發現代企業主動采取低碳營銷模式的積極性,對低碳營銷模式的實施和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對此,應采取以下措施:①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號召力。行業協會對行業中的大小企業均具有極強的號召力,利用行業協會開展低碳文化的宣傳教育活動,能夠促進行業內各企業盡快樹立低碳經營、低碳營銷意識,對此,行業協會應積極組織低碳文化宣傳活動,定期、有計劃地通過網絡、座談會、單獨會面等形式開展低碳營銷文化宣傳教育工作,以促進各個企業經營管理者低碳營銷意識的形成;②積極構建企業低碳營銷文化。低碳營銷與企業研發、生產、營銷、售后等各個部門工作人員的日常工作活動息息相關,因此,企業管理人員應積極構建低碳營銷文化,使企業全員樹立低碳意識,為低碳營銷模式的實施與發展創造良好的氛圍和環境。
3.3倡導低碳消費行為
消費者的消費理念和消費行為對低碳營銷模式的實施與實施成果有著決定性的影響,要大力發展低碳營銷模式,就要首先使消費者們樹立低碳消費意識,對此可采取以下措施:①充分發揮社會環保組織的號召力與宣傳作用。環保組織應充分發揮自身服務職能,在保護環境之余充分關注民生,并不斷挖掘民生問題與低碳環保的契合點,在此基礎上發揮自身號召力,倡導廣大群眾支持低碳經濟的發展,支持低碳營銷模式的實施,從而使低碳經濟議題具體化、可操作化;②充分利用媒體的宣傳作用。要使低碳營銷模式實現可持續發展,就要使消費者認識發展低碳技術,研發低碳產品乃至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性,使其重視、認可并主動支持低碳產品及低碳營銷活動,對此,應充分利用電視、廣播、微博、微信公眾號、門戶網站的宣傳作用,積極推廣低碳理念、宣傳低碳知識,引導廣大消費者逐漸摒棄高碳生活和消費方式,逐步樹立低碳、綠色消費理念。
3.4優化營銷組合策略
營銷組合策略即產品策略、價格策略、渠道策略與促銷策略的組合,低碳營銷模式下,應采取如下營銷組合策略:①低碳化的產品策略。低碳產品是指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產品。低碳化的產品策略指的是將低碳理念滲透到產品創意、研發、投資、生產、銷售、售后服務和回收的各個環節,力求降低產品從生產到回收的各個環節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對此,企業應樹立低碳概念,強化技術攻關,積極推出低碳產品,并以低碳概念作為投放市場的亮點,引起人們對低碳產品、低碳技術的關注,以吸引大批環保意識較強的消費者;②低碳價格策略。在產品定價時,企業應樹立“污染者付費”、“環境有償使用”的理念,在滿足消費者需求和迎合目標消費群體消費能力的基礎上,將企業低碳技術、產品的研發成本適當轉嫁到消費者身上,以促進低碳技術、低碳產品的可持續發展。與此同時,國家也應就低碳技術的應用和低碳產品的銷售給予適當的政策傾斜和資金支持,降低低碳產品的稅收,對低碳產品研發成果突出的企業給予公開表彰或獎金等,進而更好地鼓勵企業研發和銷售低碳產品;③低碳渠道策略。傳統的營銷渠道層級復雜,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支持,因此銷售過程中的碳排放勢必較高,而低碳營銷模式下,必須減少分銷層級,提高分銷效率,以真正減少渠道成本和相應的碳排放。信息時代下,互聯網營銷成為一種效率最高、覆蓋面最廣的營銷渠道,且這種營銷渠道無需眾多人力的支持,不論是營銷成本還是碳排放都較低,現代企業應充分利用這一低碳化、高效率的分銷渠道;④低碳促銷策略。低碳營銷模式下,企業應摒棄單純刺激消費的方式,而是應將消費者教育和促銷進行有機結合。具體來說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強化低碳政策、文化宣傳,向消費者表明低碳營銷、低碳產品的優勢及其對消費者生活的積極影響;二是向消費者傳遞企業研發低碳技術、產品的決心,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積極承擔現代企業的社會責任,以感染消費者,刺激其支持企業的低碳化經營;三是主動向消費者闡明低碳技術、低碳產品對消費者生活、工作的價值及促進身體健康的優勢,引導消費者按需選購符合自己消費理念與需求的低碳產品。
4結語
綜上所述,在當前能源短缺,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的情況下,低碳經濟已經成為大勢所趨,而營銷作為企業經營中的重要環節,積極采取合理措施,促進節能減排意義重大。因此,現代企業應在充分認識低碳營銷的內涵與意義的基礎上,積極應對政策環境與消費需求的轉變,不斷優化營銷組合策略,以降低營銷環節及其相關環節的能耗與排放,與此同時,國家也應積極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為低碳營銷的順利實施提供必要的法律保護,以維護低碳經濟時代下低碳營銷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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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可持續創新;低收入群體;破壞性創新;社會嵌入
中圖分類號 F06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04(2010)06-0125-06
活躍的創新行為是企業保持持續競爭優勢的必要手段,也是解決社會和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有效途徑。將這兩點在可持續發展研究的框架下結合起來,綜合考慮企業創新對不同層面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的影響,將為創新研究賦予更深層次的意義。在國際上,通過創新和市場機制協同解決環境、社會發展和貧困問題已有一定的理論積累和實際經驗,如“金字塔底層戰略”等。本文將這些國際經驗與我國實際相結合,綜合可持續發展、創新學和社會學領域的研究成果,以企業面向低收入群體的創新為切入點,探索將符合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促進自主創新的目標結合起來的企業發展模式。這對我國企業制定和實施自主創新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有著一定的現實意義。
1 對可持續發展的全面認識
隨著全球化趨勢的不斷加深,包括我國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都獲得了顯著的經濟增長。在全球范圍內,基于市場的經濟活動對市場賴以生存的社會和生態系統正產生著重大的影響。一系列相互關聯的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如日益惡化的環境狀況、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已成為全世界必須面對的戰略挑戰。可持續發展已成為一個全球關注的話題,人們逐漸認識到自然資源的制約導致現存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為繼。然而,人們對于如何改變這一現狀的問題,還遠沒有達成全球范圍的共識。在應對變革的解決方案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各自應承擔什么樣的義務,如何合作,政府、企業等利益集團應扮演怎樣的角色,社會制度的差異會對其產生什么樣的影響等一系列問題,仍然處于激烈爭論之中。
在這一過程中,人們對可持續發展的認知逐漸從狹義的環境、資源、生態可持續發展擴展到廣義的社會經濟發展的可持續上來。可持續發展不僅是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課題,也引起了經濟學、社會學和倫理學學者的廣泛興趣。可持續發展作為更一般意義的概念,即社會單元在與內外部環境交互的過程中持續生存與發展,其應用亦已從宏觀層面的整個人類社會擴展到具體的社會單元,如國家、地區、行業、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對于企業來說,由于社會和自然環境的變化對其經營和生存產生的重大影響,企業已逐漸意識到遵循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對維持企業長期發展業績和維護相關者利益的重要性。企業視角的可持續發展不僅包括保持企業持續競爭能力的內在影響,還包括作為市場基礎的社會和生態系統穩定的外在影響。盡管如此,很少有人注意到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與企業等具體社會單元的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內在聯系并加以研究。
在這樣的背景下,全面理解可持續發展問題應當考慮以下三個維度:
第一個維度是可持續發展的層面。既要考慮全球、國家或地區等宏觀層面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也要考慮企業微觀層面的可持續發展問題;
第二個維度是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應該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經濟發展與自然資源和生態系統保護之間的合理平衡,二是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的合理平衡。在宏觀層面,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強調要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兼顧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在微觀層面,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強調要兼顧經濟效益、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在本質上,企業層面的可持續發展與人類社會層面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是一致的。
第三個維度是可持續發展的條件,無論在宏觀層面還是在微觀層面,都包括內部條件和外部條件兩個方面。可持續發展能力屬于內部條件,其核心是持續創新能力;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屬于外部條件,包括自然環境、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在企業層面,企業要保持長久的競爭優勢,一要具備持續創新的能力,二要具備可持續的市場條件,而可持續的社會和生態系統正是市場賴以生存的基礎。
2 企業視角的可持續發展與創新
對企業來說,可持續發展是一種戰略選擇。企業實行可持續發展戰略,一方面要將符合社會和生態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作為公司經營方針的一部分,也就是追求與社會和生態的和諧;另一方面要強調自主創新能力,通過不斷創新在變化的環境中保持競爭優勢,實現永續發展。
然而,企業是一個經濟組織,如何將企業經營目標與社會和生態可持續發展目標結合起來,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協調發展,卻是一個相當困難的問題。
為此,一些學者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呼吁采取根植于價值和道德規范的解決辦法,以推動建立所謂基于更加“文明”的范式的新組織形式。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社會和環境問題非常復雜,由于沒有充分考慮企業經營過程的經濟現實,這些基于行政力量和道德規范的變革建議缺乏一種內在的動力機制,在現實中難以實施,對企業界沒有起到多大的指導作用。對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行為的影響評價缺乏完善的方法論支持,對企業的社會聲望和經濟績效的相關關系的研究也沒有得出任何有意義的實證結果。
在這一背景下,基于市場機制的解決方案逐漸引起了更多的重視。在這一領域影響最大的是美國密歇根大學的C.K.Prahalad和康乃爾大學的SL Hart關于金字塔底層(Bottom/Base of Pyramid,BoP)戰略的研究工作。他們將全球市場視作一個跨越地域的巨大的“經濟金字塔”,金字塔的頂端人數較少而購買力強,處于底層的數量巨大的人口購買力較弱,甚至不能完全滿足基本的生存需求。企業可以創造出新的產品或流程來滿足低收入人群未被滿足的需要,同時避免產生對生態和社會的外部性問題找到一種新的革命性的商業模式。跨國公司進軍BoP市場不僅將為大公司和消費者帶來經濟利益,而且還可以為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和環境等問題做出貢獻。同以往的基于行政力量或道德規范的解決貧困問題的思路相比,BoP戰略思想有兩個主要創新點:①以私營企業為主導,從企業盈利前景的角度而非單純的社會責任角度看待貧困問
題;②以技術創新或商業模式創新為手段,開發適合低收入人群的產品或服務,在滿足他們未被滿足的需求的同時保持企業的持續經營。
事實上,BoP戰略所描述的面向低收入群體市場的技術和商業創新已經出現在通訊、能源、建筑、制藥、金融等許多產業。這些商業實踐給出了一種通過創新將微觀層面的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和宏觀層面的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的可行方案。盡管其著眼點主要在于發達國家的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尋找新市場,如Prahalad所言,“如果我們能夠認識到,使沒有得到足夠服務的消費群體活躍起來,以及隨著四五十億窮人成為一個具有包容性的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后,所能帶來的全球貿易的潛在增長和繁榮,我們就會重視創新,并將其看作解決目前所面對的社會問題的途徑”,但BoP戰略仍給我們一項重要的啟示:符合社會、生態和企業自身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的創新是協同解決宏觀和微觀層面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最有效的途徑。這里所說的創新包括三個方面的意義:一是創新的思維,要尋找發展的新思路;二是創新的模式,要探索發展的新途徑;三是創新的方法,要針對新的情況開發解決問題的新方案。
BoP戰略對金字塔底層的關注是從尋找創新成果應用的新市場開始的,這也引起了學術界對創新理論的反思。在傳統的商業模式中,絕大多數的技術和商業創新是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實現的。這些創新產品或服務的目標市場首先是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領先用戶(1ead user),然后才逐漸擴散到發展中國家或中低收入人群。管理學學者Von Hippel認為,領先用戶是創新產品和服務的率先使用者,是企業要依賴的創新主體,通過吸收和鼓勵領先用戶參與醞釀創意,企業能獲得更高的回報。在已往的企業創新實踐與有關企業創新的研究中,企業所關注的領先用戶首先是高收入群體。一般認為,創新成果首先會被高收入者享用,然后逐漸在中低收入人群中普及,這樣的創新模式才可以為企業的創新活動帶來滿意的回報。
這可能是一種誤區:首先在高收入群體中尋找領先用戶的傾向使得企業決策者和研究者在規劃或研究技術和商業創新時,忽視了低收入群體市場。而在實踐中,這樣的創新模式導致在某些行業中出現了產品和服務創新超出實際需求的“創新過剩”狀態:一方面,窮人沒有因為這些技術創新而受益;另一方面,企業也因過度競爭沒有從創新中獲得滿意的回報。從社會效應看,瞄準領先用戶的創新活動在許多場合會導致創新越多,產品或服務的價格越高,窮人越消費不起的狀況,以至于低收入群體難以分享科技進步所帶來的好處。同時,首先在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高收入群體中尋找領先用戶的傾向,一開始就將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置于不利的競爭地位。這也可能是在中國及其它發展中國家原創性的創新成果比較少的一個原因。
BoP戰略則提出一種新的創新模式。Prahalad和Hart在分析BoP市場的特點時指出,BoP市場要求不太苛刻,客戶群體相對寬容,允許企業孵化研發周期長,缺少清晰的收益或不易被浮躁的投資者所接受的新技術。這為企業提供了許多新的創新機會。一些新技術或新的商業模式最初是以BoP群體為目標市場的,但隨著技術和商業模式的不斷改進,這些創新還可以被用于購買力更強的上層市場或更加發達的經濟中。這種創新模式在中國已經有了成功的例子。人們熟知的手機短信業務,實際上就是一種最初以BoP群體(對話費敏感的人群)為目標市場,然后又逐漸向高收入人群市場擴散的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現在短信已經深刻地影響人們生活、工作和溝通方式,有手機的地方就有短信,中國每年手機短信的業務規模已經達到數百億元,這是中國的移動運營商創造的一個其他國家難以效仿的神話。對手機短信業務這樣的首先面向低收入群體市場,然后逐漸向高收入人群市場擴散的技術或商業創新模式,我們不妨稱之為“BoP-ToP”模式。這種創新模式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具有特別重要意義。一方面,“BoP。TOP”模式是一種能夠將可持續發展、構建和諧社會和促進自主創新結合起來的發展模式;另一方面,由于相對于跨國公司,發展中國家的本土企業更了解BoP市場,“BoP-ToP”模式可以給發展中國家的本土企業提供了一個通過自主創新與發達國家企業競爭的機會。
3 企業面向低收入群體的可持續創新概念模型建構
本文所稱的企業面向低收入群體的可持續創新,是企業改變產品、服務或流程使之適合低收入人群的需求,同時避免產生對社會和環境的外部性問題的創新活動。如前所述,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要將生態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作為企業經營方針的一部分,在宏觀的發展模式發生變革的時候,企業競爭策略也需要發生變革。我們將當前宏觀發展模式的變革分解為技術、價值鏈和行為規范三個層面,企業應對宏觀發展模式在這三個層面的改變所采取的一系列競爭策略的變化,就表現為企業面向低收入群體的可持續創新。
3.1 技術層面的變革
在技術層面,發展模式的徹底變革,要求企業采用對生態和社會友好的可持續性技術。對現存的那些采用非可持續性技術的主導企業來說,新的可持續性技術往往是具有破壞性(disruptive)的,它們的商業應用會沖擊并最終破壞它們所處的現存的價值網絡。類似過程在歷史上曾重復多次。CM Ghristensen等學者曾對這一現象進行過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了融合了技術創新和市場創新的破壞性創新理論。經過十余年的發展完善,破壞性創新形成了相對完整的理論框架,成為創新研究領域的新“范式”。這一理論以創新的環境為基礎,將創新分為維持性創新(Sustaining Innovation)和破壞性創新(DisruptiveInnovation)兩類:維持性創新以處于主流市場的高端消費者為目標,這些消費者往往要求得到性能更好的產品。由于創新過程中并不存在真正的技術障礙,主流市場上的在位者易于在維持性技術競爭中獲勝,獲取所謂先發優勢;破壞性創新則通過引入與現有產品相比尚不夠好的產品和服務,或者提供比較簡單、更加便利和廉價的產品,吸引處于次要市場上不太挑剔的消費者,甚至潛在消費者(非消費者)。利用技術進步軌跡與消費者所能利用產品性能的軌跡不一致這一現象,破壞性創新就可以不斷向高端市場升級。由于破壞性技術的低端性和初期回報的不確定性,在位企業總是忽視破壞性創新侵入市場這一現象,使潛在的破壞性創新者得到足夠的空間培育自己的業務。如果破壞性廠商在站穩腳跟的基礎上,可以使技術進步的速度超過消費者對產品性能利用的速度,則可以不斷進攻對行業領導者最沒有吸引力的產業層級,不斷向高端市場挺進,漸漸吸引主流消費者,并最終征服市場在位者。
破壞性傳新所產生的背景主要是發達國家的企業競爭和創新實踐,但學者們很快注意到它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和企業發展的重要意義:破壞性技術允許技術能力和
生活水平較低的人群獲得原來只有專家才能提供的高成本的產品和服務,因此發展中國家的低收入群體是破壞性創新理想的試驗場所和發展平臺,也是為企業提供巨大增長潛力的機會窗口。Hart和ChristeBsen指出,以往對破壞性創新的研究主要是以發達國家市場的一些基本假設為基礎發展起來的,破壞性創新的過程也只是在發達國家內部完成的。大量破壞性創新的案例只是從發達國家的相對低端市場開始破壞的,這帶來三個問題:第一,破壞性創新的效果只惠及了發達國家的一小部分人口,不利于整個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第二,破壞的空間和潛力受到了很大制約;第三,在發達國家形成的理論模型、創新模式等很難直接移植到發展中國家的低端市場,不能為企業在發展中國家的實踐提供指導。有鑒于此,SL Hart等將破壞性創新與BoP戰略聯系起來,認為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破壞性創新應被置人全球金字塔的大背景中,金字塔底端可為企業進行破壞性創新提供最為廣闊的低端市場、具有更大潛力的成長空間。
Chtistensentsj則更傾向于以新市場破壞的角度看待面向低收入群體的創新,尤其是跨國公司面向發展中國家低收入群體的創新。他以空調行業為例設計了一個思想實驗,考慮如果存在一種技術改進可以同時降低空調的耗電量和制冷能力將如何改變空調行業的現狀。因為即使是發達國家最底層的市場也已被現有廠商完全占據,這項技術是無法在發達國家的成熟市場進行底層破壞的,其性能成長的軌跡也就無法展開,無法對現有的成熟技術產生威脅。然而,這種空調卻可能受到住宅空間狹小、對電費敏感的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居民的歡迎。這些人群現在是被排除在市場之外的非消費者,但通過破壞性創新卻可以被納入全球市場。率先開辟這一市場的企業可以獲得新的技術成長路徑,產生新的價值網絡。
在目前清潔技術投資熱潮下,可持續性技術代替非可持續性技術有望引發新一輪的破壞性創新過程,啟動新的經濟增長引擎。這一過程有可能表現為從原有市場底層進行破壞,也有可能在主流市場之外開拓新市場。采取合適的破壞性創新策略是我國企業實現后發優勢的可行途徑,也是發展核心技術、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大好時機。
3.2 價值鏈層面的變革
在價值鏈層面,讓之前的經濟發展過程中被排除在外的人群參與到發展之中并享受發展成果的發展模式的所謂“包容性發展”,正得到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多的注意。包容性發展是由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M.Dutz基于對印度發展的觀察提出的發展模式,其最基本的含義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允許、吸引和支持存在差異的個人和團體參與到經濟發展和創新中去,旨在通過創新解決發展中國家在轉型過程中的貧富分化,保持持續增長能力。包容性發展有著三種形式:將低收入群體包含到正式市場行為之中、利用其自身蘊含的資源(如生產力、社會網絡等)以及讓其傳統知識和創新能力得以發揮。這一思路與我國的“構建和諧社會”思想不謀而合。事實上,包容性發展的思想幾乎在剛提出就在國際上和我國的和諧社會的發展目標相并提。我國的二元經濟、貧富分化問題是實現和諧社會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包容性發展提出的通過市場機制和創新實現發展的可持續性、包容性,對我國的和諧社會的發展目標有借鑒意義。
“包容性發展”的概念被廣泛接受使得企業需要重新審視其面向低收入人群的業務所應遵循的社會規范和公眾期待。在企業進入低收入群體市場的過程中,企業需要在戰略、業務模式和產品上進行改變,而不能將針對上層市場的商業模式全盤復制過來,這已成為這一領域的研究者的共識。一些學者進一步認為,面向低收入群體的創新實踐不僅要考慮經濟因素的影響,還要考慮社會關系和社會制度的影響。對于跨國公司來說,在它們進入低收入群體所在的社區的時候,需要同本地的小型企業和本地社區、機構等建立緊密的非經濟聯系,以更好的理解本地市場特征和用戶需求。
這一趨勢使得經濟行為的社會嵌入問題得到了學術界、企業界和政府的關注。“嵌入”(embeddness)是來自新經濟社會學的一個基礎性概念,原意是指將一個系統有機地結合到一個對象體系中。社會學家Granovetter將這個概念應用到微觀視角,把經濟活動放在了社會和人際關系的背景下,認為行為主體及其所在的網絡嵌入于由其構成的社會結構之中,并受到來自社會結構的文化、價值因素的影響。即所謂的經濟的“社會嵌入”,包括經濟活動在社會網絡、文化、政治和宗教中的嵌入,其嵌入方式是“信任”、“文化”、“聲譽”等作用機制。
社會嵌入可創造跨越企業邊界的競爭能力,并同時提升社會和經濟績效。企業能否成功的改變其產品或服務、業務流程、商業模式以嵌入低收入群體所在的社會網絡,是現階段面向低收入群體創新的最關鍵的成功因素之一。在這一領域已經有了一些初步的基于實證的研究結果,如Sanchez等研究了企業在低收入群體市場的社會嵌入行為(融入社會網絡,獲取網絡資源)對企業競爭優勢的影響,指出影響企業社會嵌入行為的因素包括:①是否在低收入人群中存在成熟的市場機制;②企業與低收入人群的“心理距離”;③企業為服務于低收入人群需要對現有產品進行多大程度的改變。Simanis與Hart通過案例分析指出,即使像清潔的水源、電力這樣明顯的需求,也和當地的社會結構緊密的聯系在一起。只談水源或電力它們本身是沒有意義的。在某些地方,婦女每天從很遠的地方打水。它不僅僅只是一種消耗時間的差事,而為婦女們提供了互相之間社會交往的機會。在低收入群體中應用新技術時,如在該例中在低收入群體所在社區安裝自來水設施,除了考慮減少勞力、改善健康狀況的直接影響,也應看到對當地社會結構的潛在影響。那些從現有的服務于上層市場的產品或服務出發,尋找低收入人群中已存在的商業機會,通過漸進性改進、價值鏈重構設計適合低收入人群的診斷式解決方案是“非嵌入性”的。由于沒有關注建立企業和低收入人群之間的相互信任,這一類商業模式往往缺乏穩定性和不可復制性。與之相對應的是所謂“嵌入性創新”的解決方案,即在以社區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將利益相關者視為長期合作伙伴的前提下,企業深入基層同社區共同創造商業機會。
3.3 行為規范層面的變革
行為規范層面變革的影響則涉及到可持續發展觀的變化。社會對可持續發展的普遍認識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這要求企業對可持續發展的認識應當同社會的一般性認識和要求相匹配。企業如果行動過晚,落后于社會的普遍期望,會讓企業的聲譽遭受損失,進而影響業績;而企業超過社會的接受程度過于激進的行動,其額外花費的資源也無法為企業帶來收益。表1列舉了一些主要的可持續發展主張及與之相匹配的企業的價值觀。
以上三個層面對企業變革的驅動作用相對獨立,同時也存在著有機的聯系。可持續發展觀是可持續性技術產生和發展的思想基礎和社會基礎;可持續性技術的發展要求進行底層或低收入市場破壞是企業面向低收入群體進行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以保持競爭能力的客觀原因;社會嵌入是企業面向低收入群體進行有效的創新的方式;而在社會嵌入過程中企業的行為同社會的普遍期望相匹配是企業所要遵守的原則。這要求企業對這三個層面的變革應對策略應是一個整體性的戰略規劃。圖1是根據這一認識建立的概念框架。
4 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