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范文

關于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

馬列主義經典作家指出自然經濟是封建經濟的主要特征之一，這一理論原則一直為中國經濟史研究者所尊奉。人們對什么是自然經濟什么是商品經濟似乎也沒有深究。但中國戰國以后商業較發達，各類市場較活躍，是明顯的事實。這豈非與上述理論原則相左？新時期經濟史研究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較多的探討，提出各種各樣不同的看法，依其解決問題的不同思路大體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種是試圖對原來的理論原則進行修正，認為封建經濟不一定都是自然經濟。代表人是經君健。他把自然經濟解釋為使用價值的自給自足，并根據馬克思對西歐中世紀莊園的論述，提出“自然經濟平衡律”，即一個單位內生產品和消費品品種和數量的一致，是為自然經濟的前提。中國地主制經濟下無論地主經濟或農民經濟，都存在使用價值形態收入的單一性和需求的多樣性的矛盾，不能滿足“自然經濟平衡律”的要求，而必須與外單位進行商品交換。他的結論是中國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有本質的聯系，實際上是把地主制經濟納入商品經濟的范疇。[1]

這與上述趙岡關于中國戰國以后已有市場經濟的觀點有某種相似之處，但前者認為當時的商品經濟尚處于簡單商品經濟階段，是為地主制經濟服務的；后者否認戰國以后社會封建地主制的性質。在三十年代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中，有人主張戰國以后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七十年代末傅筑夫提出“變態封建制”說，認為戰國西漢商品貨幣經濟的突出發展已產生了資本主義經濟成分，把各地區聯結成一個整體，形成“國民經濟體系”。這樣看來，傅氏實際上把封建地主制經濟看作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故有人認為從中可以看到商業資本主義說的影子。但傅氏自己撰文否定這種說法，認為中國封建地主制經濟仍屬自然經濟。……

第二種，是對自然經濟作比較寬泛的理解，承認地主制經濟仍屬自然經濟范疇，但可包容較多的商品經濟成分。其中又有各種不同的側重和表述。吳承明對“自然經濟”作了“引申”，把農民家庭的自給性生產、為剝削者直接消費的生產、在地方小市場上的余缺調劑性的交換，廣而言之，凡以使用價值為目的的生產和交換，都包括在自然經濟的范疇中。在此思路指導下，他算出前糧食商品率為10%上下，未脫離自然經濟范疇。他又指出，馬克思和西方經濟學都談到歷史上市場體制轉變的時期，只有這個轉變完成了，才能稱之為市場經濟。中國十六世紀已有市場轉變的端倪，但起伏跌宕，至民國尚未完成轉變，或不能把中國歷史上的商業繁榮等同于市場經濟。[2] 李根蟠指出自然經濟有不同的歷史類型，并非西歐莊園經濟的單一模式。中國地主制經濟是一種“不完全的自然經濟”，其中包含了商品生產的成分，流通已成為物質資料再生產和生產關系再生產的必要環節，但仍未控制整個流通過程，價值規律作用有限，商品生產仍以自給生產為基礎和依托，仍受制于自然經濟的原則和機制。這是自然經濟中的一種類型，而不是意味著自然經濟的解體[3] 。林甘泉認為自然經濟的本質特征是自給性生產，而不是“自給自足”。中國封建地主制經濟雖包含一些商品經濟成分但對各類經濟單位的分析表明，它在總體上仍屬自然經濟范疇。[4] 方行認為我國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結合，從總體看自然經濟仍占主要地位[5] 。信從這種觀點的學者不乏其人。持這類主張的學者，都認為封建地主制的形成發展以商品經濟的一定發展為前提，都重視對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研究。如李埏把地主階級和地主制的形成看作商品經濟沖毀了古老村社制的結果他認為封建地主制時代商品經濟經歷了戰國漢初和宋這兩個高峰而?i?i高漲，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因素[6] 。

第三種，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屬“偽商品經濟”，自然經濟其實很強固。這以秦暉為代表。在他看來，自然經濟與其說是“自給自足”經濟，勿寧說是不自由的“自然人”經濟，就運行機制而言，則是“命令經濟”。中國封建時代的“商品經濟”，實際上不受或很少受價值規律的支配和調節，而只受或主要受人身依附關系中權力意志的支配與調節，這就是“偽商品經濟”。總的說，我國封建社會決不是商品經濟發達早于或興盛于西歐，而是相反，自然經濟、包括“命令經濟”及披著商業外衣的變種比西歐中世紀典型時期頑固得多[7] 。

秦氏的觀點未必能為學界所普遍接受，但中國封建時代的商品經濟中，價值規律并未能充分發揮作用，政治權力嚴重地干預以至遏制商品經濟的發展，則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不少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此有所分析。例如郭正忠通過對唐宋茶葉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專賣對茶商資本的遏制的分析指出，在我國傳統社會中，類似“市場經濟”的某些因素只是在自由通商政策下出現，但這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而基于專制政體強大和民間私有權發展不充分的專賣政策的推行則是全局的、本質的、絕對的。它構成中國傳統社會經濟結構的主要特色，而使市場經濟體系不可能有真正的發展[8] 。

關于傳統市場

與對封建社會商品經濟、自然經濟的不同認識相聯系，人們對中國傳統市場性質、特點和發展程度也有不同的估計。

吳承明考察了中國封建社會各級市場的基礎和內涵，提出了自己的市場史理論。他指出，經典作家以分工為市場的前提，質之歷史，卻不盡然。如地方小市場，即?村集市，是小生產者之間的品種調劑和余缺調劑，屬自然經濟范疇的交換；城市市場是貴族地主以其剝削收入換取消費品，是農村農副產品流入城市的“單向貿易”；區域市場則可視為自然經濟的延伸，真正有意義的是跨地區的長途販運，但宋以前主要是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的貿易，仍然不是基于社會分工之上的市場。他認為馬克思所說的作為市場基礎的分工，實際上是指“表現為交換價值的分工”。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有多大市場，只要沒有專業戶，即沒有生產交換價值的分工，就不算本來意義上的商品經濟。他又指出，總的來說是生產決定經濟，但不能低估交換的作用，交換的積累也能引起分工和專業化，市場理論應建立在生產和交換這兩極上。根據這一理論，吳承明指出中國明中葉以后長途販運貿易才轉以民生日用品為主，即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地區生產分工基礎上。但直到前，我國國內市場仍然是一種以糧食為基礎以布和鹽為主要對象的小生產者之間交換的市場結構[9] 。關于中國國內統一市場何時形成，學術界有西漢說、唐宋說、明清說等不同認識，有的學者甚至認為這種市場直到近代尚未形成。論者多著重商品流通自身規模，而吳承明則從生產的社會分工和與此相聯系的長途販運的內容進行考察，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思路。吳氏這一理論頗有影響，如包偉民即以這一理論分析宋代的糧食貿易和區域市場。方行在這基礎上以明清為例分析了中國傳統市場的基本特征，指出傳統市場是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相互制約、相互補充的市場；封建社會發達的商品市場是一種以民生日用品為主要對象的小生產者之間交換的市場模式；要素市場，包括土地市場、勞動力市場和資金市場，也有某種程度的發育；農業中的土地勞力等資源的配置并不取決于市場，但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其作用大小視不同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程度而異[10] 。

有些學者對此持不同看法，如經君健不同意把地方小市場的交換歸入自然經濟范疇。他認為地方小市場是中國封建社會基本經濟細胞（地主經濟、佃農經濟、自耕農經濟）的生存需要（解決小生產產品單一性和需求多樣性矛盾）所產生的，個體小農在市場上以小商品生產者身份出現，生產關系性質、生產目的性以及購買者目的性均不能改變商品交換的性質。地方小市場及在其基礎上形成的區域市場、區域間經濟聯系及城鎮商業形成不可分割的體系，這是以自然經濟為基本經濟單位的西歐看不到的現象[11] 。

對中國傳統市場發展的一些具體問題，認識也有歧異。如農村集市，許多學者追溯到唐宋或南朝的“草市”，也有學者提出，戰國時代已存在農村集市[12] 。明清時期農村集市的發育程度，有的認為它雖有從地方小市場向初級市場轉化的趨勢，但基本上仍是在狹小范圍內彼此獨立的一種市場；另一些人則認為它已經轉化為初級市場，成為整個市場網絡的一部分。還有的學者把以市鎮貿易和墟集貿易為主體的農村市場劃分為保障供給市場、商品集散市場和多功能全面發展市場等不同層次（類型）[13] 。

對宋以后特別是明清興起的市鎮，學者多強調它在促進城鄉、工農業交流、鄉村城市化和培育資本主義萌芽的作用。趙岡則認為是人口快速增加、人地比例變化、人均占有糧食數和余糧率下降所導致的城市人口向農村靠攏的?果是城市化的非正常道路[14] 。

注釋

[1] 經君健：試論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本質的聯系，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 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市場·近代化·經濟史理論》，云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

[3] 李根蟠：《自然經濟、商品經濟與封建地主制》，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3期。

[4] 林甘泉：《秦漢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1期。

[5] 方行：《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1期。

[6] 李埏：《經濟史研究中的商品經濟問題》，經濟問題探索1988年第3期。

[7] 秦暉：《田園詩與狂想曲》，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

[8] 郭正忠：《從飛錢預購到納榷請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2期。

[9] 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市場·近代化·經濟史理論》，云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

[10] 方行：《中國傳統市場的特點》，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1] 經君健：試論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本質的聯系，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2] 李根蟠：從《管子》看小農經濟與傳統市場，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三世界國家期。

第2篇：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國家規劃教材 經濟與政治基礎知識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特點

在國家規劃教材《經濟與政治基礎知識》（下面簡稱新教材）的教學實踐中，筆者充分體會到新教材全面貫徹素質教育思想，從社會發展對高素質勞動者和中初級專門人才需要的實際出發，注重對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培養。

一、市場經濟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作用的經濟

市場是社會生產和社會分工發展的產物，它是和商品經濟同時產生和發展的。市場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市場是指商品交換的場所，即有形市場。

廣義的市場包括有形市場和無形市場。所謂無形市場是指沒有固定的交易場所，靠廣告、中間商以及其他交易形式，尋找資源或買主，溝通買賣雙方實現交換。因為沒有固定的場所，所以在這里，買賣或交換的實現過程就是市場。因此，廣義的市場就是商品交換關系的總和。

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既聯系又有區別。商品經濟反映的是人們進行勞動交換和經濟聯系的一種經濟形式。市場經濟則是指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市場經濟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經濟。資源配置就是指把有限的資源（人力、物力、財力和土地）配置到社會需要的眾多領域和部門中去。在市場經濟中，社會資源的配置是由市場機制實現的。市場機制就是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市場經濟機體內的競爭、供求、價格等要素之間的有機聯系。

二、現代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

1.資源配置市場化

資源配置市場化是市場經濟的根本特征。主要表現在：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影響市場價格，價格反映資源稀缺程度。

2.企業行為主體化

企業是市場主體，企業的行為應該是市場主體的行為。

3.宏觀調控間接化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的宏觀調控是必需的。但國家一般不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而是通過各種經濟手段和相關政策，來影響價格、利率、匯率、工資等市場信號，從經濟利益上引導企業調節自身的生產經營活動，從而達到宏觀調控目標。

4.市場體系完善化

建立健全規范的市場體系，是市場經濟有效運作的前提。因此，我們要規范市場行為，加強市場管理，制訂市場規劃，維護市場運行的正常秩序。

5.市場管理法制化（略）

6.保障制度社會化

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是搞好市場經濟的重要保證。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所有制基礎

市場經濟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方式，是與商品經濟密切連在一起的。因此，它既可以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也可以存在于社會主義社會。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相結合可以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發展服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區別是所有制基礎不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公有制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

在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有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和混合所有制經濟。混合所有制經濟中有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除了占主導地位的公有制經濟還有個體所有制經濟、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等非公有經濟，它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國現有階段的所有制結構就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我國現階段的個人收入分配結構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結構。這是適應現階段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

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

第一，公有制占主體地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標志。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只有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地位，勞動者的主任翁地位才能得到體現，最大限度地滿足勞動者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才能得到實現。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才有了根本保證。

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實現共同富裕為主要目標。

第三，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能夠實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

第3篇：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中國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影響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梢勻我庋竦模僑【鲇諶死嘍宰勻喚緄娜鮮凍潭群透腦炷芰Γ瓷Φ姆⒄顧健5鄙Φ姆⒄故值拖率保死嘀荒芤攬俊叭說囊覽倒叵怠崩湊絞ぷ勻唬闋隕淼男枰餼褪僑擻胱勻恢淶摹白勻瘓謾筆逼冢壞鄙Φ姆⒄鉤魷至松緇岱止ぃ卑樗胬投曬辛聳S嘍接兄埔院螅擻胱勻壞奈鎦時浠還叵稻鴕⒃凇耙暈锏囊覽敵暈〉娜說畝懶⑿浴斃問繳希慈嗣峭ü吧唐方換弧鋇男問嚼詞迪致闋隕淼男枰嬤死嗌緇峋沒疃男問揭簿徒肓恕吧唐肪謾狽⒄故逼冢壞鄙緇嶸Φ母叨確⒄梗股緇岵聘壞囊磺性慈汲浞鐘苛髦螅投晌死嗌畹牡諞恍枰接兄埔菜嬤觶鋈說玫餃娣⒄梗鞘比死嗌緇峋沒疃問驕筒恍枰ü敖換弧鋇男問嚼詞迪鄭簿筒恍枰凹壑怠輩迨制浼洌且浴案骶∷埽蔥璺峙洹鋇男問嚼綽闋隕淼男枰傭搿安肪謾鋇姆⒄菇錐巍?/P>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網絡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規律，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問題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分析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沼詒蝗鮮讀說謀拘岳炊源庵稚Φ氖焙潁緇岬納拚刺腿夢揮詘湊丈緇嶙芴搴兔扛齔稍鋇男枰隕械納緇岬撓屑蘋牡鶻凇！盵9]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在此基礎上,列寧對“計劃經濟”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發展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經常的、自覺保持的比例性也許確實是計劃性”[10]。這被認為是對“計劃經濟”經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們深思，它表明“計劃經濟”的內涵在本質上就是要經常的、自覺的保持社會各個生產部門發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計劃經濟工作問題上，列寧更是強調對計劃“應該根據實際經驗和更詳細的研究來修正它”，否則“我們就會盲目行動”[11]。他堅決反對用主觀計劃來代替實際工作，并且明確地告誡說：“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的空想’。不要追求這種空想”，如果把國家經濟計劃化了，“這是莫大的危險”[12]。這對我們重新認識和正確理解“計劃經濟”，為計劃經濟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我們從經典作家對計劃經濟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所主張的“計劃經濟”是建立在符合客觀實際，并且根據實際的變化不斷修正和完善的、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為的是達到合理、充分地調節社會經濟資源和發展社會經濟的目的。這表明，計劃經濟應該建立在客觀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并且反映經濟規律的要求。因此“計劃經濟”是指：根據國民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社會（國家）從具體情況出發，預先擬定經濟的發展方案，并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地進行修正，從而對社會經濟活動實行“自覺”的組織管理和調節，它是自覺運用經濟規律的主觀表達形式。這就不難看出，“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依靠“社會的理智”通過事先的計劃對經濟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計劃經濟”＝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這應該是計劃經濟的本來含意。它與“市場經濟”一樣，既是一種經濟制度，又表現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和自發的“市場經濟’制度相對立，是自覺地按經濟規律組織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表現形式；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它表現為一只“看得見的手”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的調節和控制，以實現資源的合理、有效的開發和利用。

內容提要：當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現了一種全盤否定“計劃經濟”的思潮。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經濟理論界長期爭論不休的理論問題。本文從歷史的角度論證了二者是“主客觀”之間的關系，他們既存在著誰是第一性的問題，也存在著同一性的問題。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應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結果，這是計劃經濟思想的本意。所謂“宏觀調控”實質上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

關鍵詞：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中國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影響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梢勻我庋竦模僑【鲇諶死嘍宰勻喚緄娜鮮凍潭群透腦炷芰Γ瓷Φ姆⒄顧健5鄙Φ姆⒄故值拖率保死嘀荒芤攬俊叭說囊覽倒叵怠崩湊絞ぷ勻唬闋隕淼男枰餼褪僑擻胱勻恢淶摹白勻瘓謾筆逼冢壞鄙Φ姆⒄鉤魷至松緇岱止ぃ卑樗胬投曬辛聳S嘍接兄埔院螅擻胱勻壞奈鎦時浠還叵稻鴕⒃凇耙暈锏囊覽敵暈〉娜說畝懶⑿浴斃問繳希慈嗣峭ü吧唐方換弧鋇男問嚼詞迪致闋隕淼男枰嬤死嗌緇峋沒疃男問揭簿徒肓恕吧唐肪謾狽⒄故逼冢壞鄙緇嶸Φ母叨確⒄梗股緇岵聘壞囊磺性慈汲浞鐘苛髦螅投晌死嗌畹牡諞恍枰接兄埔菜嬤觶鋈說玫餃娣⒄梗鞘比死嗌緇峋沒疃問驕筒恍枰ü敖換弧鋇男問嚼詞迪鄭簿筒恍枰凹壑怠輩迨制浼洌且浴案骶∷埽蔥璺峙洹鋇男問嚼綽闋隕淼男枰傭搿安肪謾鋇姆⒄菇錐巍?/P>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網絡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規律，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問題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分析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沼詒蝗鮮讀說謀拘岳炊源庵稚Φ氖焙潁緇岬納拚刺腿夢揮詘湊丈緇嶙芴搴兔扛齔稍鋇男枰隕械納緇岬撓屑蘋牡鶻凇！盵9]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第4篇：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范文

現代市場經濟從本質上看是一種具有擴張性質的經濟，現代化大生產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無任論何企業想要通過自身的積累來投入都是遠遠不夠的，也是不現實的。在市場經濟下，任何一個經濟單位的貨幣收支都會出現不平衡狀況。有些經濟單位由于收入與支出不同步或收入流量持續大于支出流量而盈余，同時生產資本在循環過程中也會形成部分暫時閑置的貨幣資金；有些經濟單位由于產品生產的周期性與銷售的季節性影響或需要擴大生產規模、更新設備、修建廠房等，使資金需要超出供給能力而產生資金赤字，便形成了雙方借貸關系的基礎。這就需要借助負債去擴大生產規模、更新設備、改進工藝、推銷產品。同時由于生產力的提高，商品日益豐富，住宅等不動產以及耐用消費品的銷售，個人客觀上也需要借助負債去消費。

2、市場經濟社會中經濟利益的不一致性決定了調劑資金余缺必須運用信用手段。

市場經濟條件下，資金剩余者和資金短缺者是不同的經濟利益主體，這就決定了資金余缺的調劑不能是無償的，而必須是有償的，即資金剩余者暫時讓出資金是以在約定時期收回資金并索取代價為前提的，資金短缺者也是以暫時使用并支付報酬為條件的，這就產生了信用關系。

3、市場經濟中信用關系無處不在，債權債務的信用關系是最基本、最普遍的經濟關系。

市場經濟下，不論是個人、企業、政府、還是金融機構，都需要利用信用來滿足各自不同的需求。企業都不可避免地要利用信用活動來保持生產連續進行或擴大生產；政府幾乎沒有不發行債券的，利用信用關系生產公共產品，調控經濟活動；銀行通過辦理個人儲蓄,吸收企業、政府存款,發放貸款來促進國民經濟發展；個人一方面通過銀行存款或購買企業、政府債券成為債權人，另一方面也通過消費信貸、分期付款等方式獲得信用而成為債務人。發達國家更是普遍。這些信用關系相互交織在一起，成為聯結所有經濟活動主體和一切經濟環節的紐帶。經濟越發展，債權債務關系越緊密，信用越成為經濟正常運轉的必要條件，一旦遭到侵害，就易引發債務危機、信用危機和經濟危機。今年，在經濟信用高度發達的美國發生的由次債危機引發的信用危機進而導致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最終造成美國歷史上的再一次經濟危機就足以說明。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市場經濟實質上是信用經濟。4、從信用對現代市場經濟的作用來看，雖然有時會有副作用，比如造成市場的虛假繁榮而引發泡沫經濟，但主要還是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通過信用解決了資金分布不平衡的問題，提高了整個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使經濟部門協調發展；通過信用可以把社會上一切閑置資金集中起來轉化為資本，從而大規模地迅速擴大資本量；通過各種信用工具結算手段的運用，加速了商品流轉，縮短了流通時間，節約了流通費用；通過消費信用可以提高消費者的總效用。

總之，人類社會發展到商品經濟時期后，經濟領域的信用關系也就相伴而行。只是在以物易物的交易和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易的商品經濟時期，信用關系即信用交易并不普遍，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品賒銷和貨幣借貸行為等債權債務的逐漸普遍化，特別是發展到現代市場經濟階段，信用關系已無處不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的信用形式和信用工具豐富多彩，而所有信用形式的采用和信用工具的使用都是建立在信用提供者和使用者相互信任的基礎之上，信用成為了市場經濟正常運行必不可少的要素。因此，信用經濟是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產物，同時反過來又極大地推動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現代市場經濟實質上可稱作信用經濟。

論文關鍵詞：市場經濟現代市場經濟信用信用經濟

論文摘要：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現代的市場經濟又是信用關系最普遍的一種經濟，即信用經濟。那么什么是市場經濟和信用經濟？二者有怎樣的關系？最終又如何理解現代的市場經濟其實就是信用經濟呢？本文就此談談自己的看法。

第5篇：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范文

論文關鍵詞 民商法 價值取向 公平 效益

關于商法和民法的界定標準一般認為最主要的是兩者在調整內容和調整對象方面有著顯著的差異，但是這并非是區分這兩者的唯一標準。兩者在價值取向上的明顯差別也是區分民商法之所以分屬于不同的法律部門的原因。不同的價值取向會直接影響到法律立法的目的，因而不同的價值取向也是對各法律部門進行區分的主要依據之一。商法和民法正是由于其不同的價值取向才使得其在調整手段和立法目的上存在的顯著差別，這種差別也決定兩者在市場經濟中的不同的作用和地位。公平是民法最高的價值取向，即當民法在立法過程中，若公平原則與其他原則發生沖突時，應當以公平原則為依據，沒有公平這一重要指標也就沒有了民事和民法相關法律制度。效益是商法最基本的價值取向，即當其他原則和公平原則與發生沖突時，應當以效益原則為根本，其次兼顧公平。

一、立法價值取向的意義和表現形式

立法的價值取向包含有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是在制定法律時，國家期望以立法這種形式達到其所制定的社會效果和目標；二是在法律制度和實施過程中其所選擇的價值取向出現矛盾時，應當以某一個為最高價值取向作為最終選擇目標。價值取向主要涉及價值判斷、價值選擇和價值界定，其中價值選擇的實現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價值本身的可取性；二是在多種價值中，價值取向的重要程度。不論制定何種法律，其都必須具有其相應的立法目標和價值取向。價值取向雖然是一種較為主觀的價值評判，但是其依舊要受到客觀的社會經濟條件的約束。法律原則的制定是價值取向最集中的體現，且價值取向可直接體現和轉化相關的法律原則，而相關的法律原則必定會具化為相關的法律制度和規范。法律部門所制定的法律規范應具有一致的價值取向，這樣可以有效的避免具體法律條文之間的沖突。

不同的調整對象雖然可以直接限定不同法律的執法內容但是價值取向卻會直接決定法律的立法目標。雖然所有法律均以公平為共同的立法前提，公平性原則也在各法律條款中有所體現，但是不同性質的法律對公平的需求程度是不盡相同的。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所有的法律均帶有市場經濟的氣味，均對效益的需求做出了相應的調整，民法也隨著市場經濟的變化做出了相應的調整，將一些與效益相關的內容融入到了其法律條款之中，但是公平原則依舊是其最高的價值取向。在商法中最基本的立法原則即效益，當商法中其他的法律原則與效益原則相沖突時有堅持效益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商法和民法在價值取向在對效益和公平的態度上有著明顯的不同，這點不僅體現了在立法方面商法和民法的不同價值，而且也體現了商法和民法在對市場經濟進行調節時各自所發揮的作用和獨特價值。

二、民法和商法價值取向的產生基礎

（一）公平優先原則的產生原因和體現

民法歸屬于私法一類，私法最基本的立法點是保護私人權利，市民社會中的基本法就是民法，市民社會的內容是以個人意志自由為主，獨立于國家，且完全分離民事權利與政治權力。市民社會要求國家限制自己的權力界限和范圍，應當最大限度發揮個體的積極性和能動性，以此最大化社會效益，保障社會公平。因而，每個國家在其民法典中均有涉及到契約自由和私有財產的神圣不可侵犯相關的內容，以此作為個人權利不受國家侵犯的法律保障。民法公平優先的原則是以市民社會中的意思自治和私權神圣為基礎的。

社會學將所有的法律規范分為了兩大部分，即技術性條款和倫理性條款。商法具有強烈的技術性，而民法則歸屬于理論性條款。在民法為市場經濟提供的法律規則中，大多是對市民社會的經濟基礎及其本身的概括，而且作為社會倫理生活中一部分的民事活動對社會具有較強的趨向性，并且法律語言很難將倫理規則精確的描述出來。由于民法調整對象是社會關系，因而民法的絕大多數條款都歸屬于倫理性條款。簡單來說，其行為的性質判斷可以以社會主體的倫理為依據，無需當事人具有專業的判斷能力和法律的專業知識，而公平的原則在法律價值的判斷標準中無可爭議是最具倫理性。民法所具有的倫理性是其以公平優先為原則理論基礎。

民法與其他法律相比更具廣泛性，其適用對象包括所有的社會大眾，是所有市民的法律保障基礎。就民法本身的屬性來說，其應當使社會主體的生存要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即要保障社會大眾的財產、個人尊嚴、生命以及公平對待的權利。只有真正做到這些才能滿足社會主體公平的愿望，才能使得社會得以和諧健康的發展。民法的公平優先的原則是基于其適用主體的社會大眾性所決定的。

商品經濟與民法之間是緊密聯系起來的，只要存在商品經濟就必然存在著行對應的法律，而民法則是對商品經濟進行調整的基本法律。商品經濟有兩個必要的存在條件，其一是由于社會分工的原因，每一位社會成員不可能實現自我生產所有需要的商品，使人們必須以商品交換為途徑滿足自我需求。其二是由于社會財產非一人所有，使得每一位社會成員在承認相互之間的財產所有權的前提下，相互之間進行等價的勞動價值交換。由于商品經濟對任何事物和人都不具特權，其骨子里帶有平等的天性，只受控于商品競爭。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所有參入經濟行為的主體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權利。商品經濟是民法公平優先原則產生的經濟基礎。

公平優先的原則在民法的各個方面均有體現，不但在民事主體、所有權和民法債權中均體現了公平原則，在民法的其他部分中也均體現了公平性的原則。如民事行為中的可撤銷和無效制度主要是用于對公平的維護；第三人制度中即時取得制度、表見制度等內容也是為了保護民法的公平性；在婚姻法中自由是其最基本的要求，而自由本身就是對公平的一種體現，其他的如平均分配夫妻共有財產、在法律上夫妻地位平等婚姻法條例均體現了民法的公平原則；在遺產繼承法中對繼承關系和根據權利義務一致進行遺產分配等法規同樣是民法公平原則的體現。公平優先原則是法律最高價值的體現，與人類生存發展的基本需求相符，有助于充分激發民事主體的潛能。

（二）效益優先原則的產生原因和體現

市場經濟是商法效益優先原則產生的經濟基礎，市場經濟是商品交換和社會分工的產物，商品經濟不同于市場經濟，其側重點在于產品所具有的交換屬性，通過交換生產者之間就能獲取對方的產品。商法的最初產生就源于對商品經濟進行的法律調整。計劃經濟是相對于市場經濟的存在，是以市場機制為手段在整個社會范疇內對社會資源進行調節配置的經濟發展模式。只有當商品經濟發展某一高度后市場經濟才得以產生，商法的作用和內容都與市場經濟緊密相連。

相當數量的技術性規范也是商法效益優先原則產生的基礎，商法從誕生之日起就具有職業性和專門性，直接對市場經濟進行調整，商法規則可以說主要是由市場經濟的基本方式、運作、內容和規則等構成。即商法規范應當依據不同的市場交易內容和交易方式進行調整。這就從根本上確定了商法規范應當具備相當程度的技術性和操作性。商法所設計的大多數技術性規范其目的都是為了保護主體的營利性行為，且其行為效果不能單憑倫理道德進行評定。商法規范不僅要有對事項進行定性的相關規定，更加要有對其進行定量的規定，如票據法中有關于票據的要式性、發票行為、票據抗辯、無因性規定、承兌行為和背書行為等都具有相當強度的技術含量。只有運用相當數量的技術性規范對不同規則進行調節才能實現商法的宗旨和營利性。

商法制度和商法原則上處處體現著效益優先的原則，而且商法以效益為其最高價值取向的同時甚至會犧牲某種程度的公平，其中票據無因性制度和有限責任制度最為典型。票據無因性制度的產生主要是為了將票據關系和因其產生的民事基礎關系進行嚴格的法律區分。其主要是為了使得票據流轉的速度加快，使票據在支付、流通和充當信用工具時發揮出最大限度的價值。但是一旦票據基礎關系失效，那么票據義務人將對其履行單方面的義務。有限責任制度將特定的投資行為進行合法化的保護以實現社會財富的最終增長。但是債權人不僅沒有對其所投資的生產活動進行經營的權利甚至沒有進行監督的權利，從而使得債權人承擔了出資人所應當承擔的一定的生產經營風險。

三、民商立法價值取向對我國立法的影響

雖然民法和商法之間的調整范圍和價值取向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但是這種差異并不足以撼動我國民商合一的立法體系，由于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依舊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且民法和商法之間在調整方法和調整內容上具有較多的相同點，因而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依舊是我國的立法發展趨向。

首先，民法和商法之間的價值取向存在較多的相同之處。合法性價值、平等性價值、誠實信用原則和效益原則等價值取向均為民法和商法之間所共有的。這些相同價值取向產生的主要原因有：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是商法和民法共同的調整內容，社會主義市場的經濟關系是商法和民法共同的調整對象，且二者均以當事人意思自治為特色的任意性規范為調整手段，且都以市民社會為制度觀念。商法于效益的追求和民法于公平的追求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不僅具有相交融的一面同時也具有趨同性。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對效益的追求應當受到公平原則的制約，而對公平的追求也應當是基于對效益實現的公平。

第6篇：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范文

    論文摘要: 民法是規范市場經濟最基本的法,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其規范作用得到充分的發揮。但在進入現代市場經濟后,民法對經濟秩序的調整出現了一些不足。民法局限性的實質是市場缺陷在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一種表現而已。為了消除現代市場經濟運行中的缺陷,民法進行了自我修正。

    一、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是調節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法律

    民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法,它的產生與發展以商品經濟的發達為基礎。隨著簡單商品生產的出現,市民實現其私人利益的方式主要是通過商品交換。市民的關系也就主要是財產占有和財產交換,市民在相互交往和商品交換中勢必形成一定的組織和制度,這些組織和制度的總和構成了市民社會。由此可見,民法的產生是以市民社會為社會基礎的,民法自然而然地成為市民社會的法。[1]

    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這就決定了民法的基本理念應與市民社會的基礎相一致,即以平等自由作為民法的理念,決定了民法應以權利為本位;以保護個人利益為終極關懷。所以在民法產生之日起就以所有權神圣、私法自治、過錯責任為其基本原則。

    市場經濟是發達的商品經濟,所以在市場經濟時期,其社會經濟運行方式依然是以在市民社會基礎上形成的自由平等、所有權神圣為基礎的。二者都是平等、自由的主體在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基本方式的條件下自主自愿地根據自身的利益需要進行商品交換的。主要表現在:首先,市場經濟是平等經濟,商品交換必須以平等的交換主體的存在為基礎。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法律是排除了權利義務以身份、地位、財富、文化等等差別為基礎的不平等的分配而是以平等待人為核心的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為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其次,市場經濟依然是自由交換經濟,利益的追求是經濟主體進行經濟活動,參與經濟關系的內在動力和根本目的。經濟主體的商品交換是實現其利益的根本手段。對于有經濟利益的經濟主體在法定的范圍以內以何種方式實現自己的利益是自己分內之事,意思自治和行為自由成為市場經濟下經濟主體參與經濟活動的最高原則。市場經濟又是契約型經濟,商品交換的過程也就是契約形成的過程,契約自由成為意思自治的最重要的表現。

    市場經濟在運行過程中,為滿足私人利益,市民之間必然通過物質交換以達到互惠的目的。交往和互換就成為市民社會運行的基本方式,自由平等成為商品交換的基本要求。所以,保障市場經濟運行的法律必須承認經濟主體平等的法律地位。這個法律應是按平等有序、等價有償的原則來維持交易秩序,必須對私人利益以充分的保護和尊重。而民法的基本原理、原則、制度正是市場經濟這一要求的反映。實踐證明在市場經濟下,民法是唯一的能夠解決市場內部經濟運行的社會控制形式。它的自治性質也使它很容易為市場經濟主體所自愿認可,其高度的可預測性為市場活動的有序化提供了保障。故民法成為規范市場經濟運行的最基本的法律。

    二、民法在調節市場經濟秩序運行中的局限性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繼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壟斷的形成使社會經濟中出現了嚴重的限制競爭的行為。這時市場本身的缺陷日益顯露,利用市場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經濟運行機制不能正常發揮作用。市場本身的缺陷和市場機制的失靈所帶來的是非正常的市場現象,這時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以私人利益為目標的民商法無論就其傳統的還是現代的形式而言對于消除這些缺陷是無能為力的。由此可見,民法對進入壟斷資本主義后的市場經濟的調節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民法這時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

    (一)民法抽象的平等不能解決現實中事實上不平等所帶來的社會矛盾。由于民法是調節平等主體之間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法,所以平等原則就成為民法的基本原則。但是民法在規定平等人格的時候注重抽象的人格的平等而忽視在現實社會中存在大量的事實上的不平等,這種事實上的不平等是由經濟個體的自然的和社會的差別引起的。在市場規律優勝劣汰的情況下,這種事實上的不平等可能對民法上所規定的抽象的人格平等提出挑戰。對于由事實上不平等引起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民法不能完全解決,如對勞動者和消費者的保護。從表面上看勞動者和消費者在法律上有與用人單位和生產者平等的法律地位和人格。但實際上由于經濟和社會因素使勞動者和消費者處于劣勢地位,以至于這種雇用關系和交換關系一開始就不是一種平等的關系,它所體現的是一種支配與被支配、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因為在當事人處于不平等的地位時就不能夠真正說他們之間的協議是他們自由意志交流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處于劣勢地位的一方會受到極大的壓制,就像受到壓迫一樣。[2]對于這種基于事實上的不平等而造成的強勢一方對弱勢一方的支配和壓迫的不平等現象以抽象人格平等為基礎的民法是無法解決的。

    (二)民法的所有權絕對原則制約社會整體利益。市場經濟是商品交換經濟,經濟主體要在商品交換中獲取最大的利益。

    商品交換要求雙方對自己的商品擁有明確的所有權,于是財產所有權成為全部財產制度的基礎。[3]為保護經濟主體的利益,民法在其產生之日起就明確規定了所有權神圣和所有權絕對原則,傳統民法認為所有權屬于天賦人權應予絕對的保護。不可否認所有權絕對原則在市場經濟早期保護了私人的利益,推動了經濟的發展。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化大生產的發達,所有權絕對原則顯示出其內在的不足,產生了不良的后果。

    其一,所有人不僅對所有物可任意支配,即對于他人也可發揮威力;所有人即財富的擁有者在經濟上處于強勢的地位,對經濟上的弱者不免仗勢欺凌。其二,所有權系絕對權利,不包含任何義務,結果導致:一方面,廣大富有者田連阡陌,任意使田地荒蕪,坐擁廣廈萬間者任其房屋空廢;另一方面廣大的貧苦勞動者無田可耕,無屋可住。[4]此外,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使各生產單位成為一個生產環節,各部門聯系加強,需要各部門之間協調配合才能共同發展,但所有權的絕對原則勢必影響社會化大生產,為個人利益而損害社會整體的利益,最終影響市場經濟的良性發展。

    (三)民法的自由和自治可能引起經濟在微觀上的盲目和宏觀上的不穩定。首先,契約自由是私法自治的核心,契約是當事人雙方平等協商相互限制的合意,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各經濟主體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的差距不太明顯,而且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契約自由有經濟領域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理論和法學領域的自然法學派的支持,所以其消極的一面沒有明顯的顯露出來。但到了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由于壟斷和不正當競爭的現象的出現,各經濟主體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差距明顯拉大,使現實中的經濟個體的締約地位和締約能力不盡相同,這就必然使契約自由受到限制,這說明契約自由的現實條件不是天然存在的,正如德國法學家耶林所說:每個契約都含有局部的放棄自由。契約自由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民法是最能體現契約自由和私法自治。但古典的契約自由概念一開始就存在某些嚴重的缺陷,而隨著現代合同法的發展,這些缺陷成千上萬倍的擴展開來,古典的契約自由概念沒有考慮到許多情況下事實上存在可能迫使某人在簽訂合同的社會經濟的壓力。所以民法對契約自由的維持和捍衛與現代市場經濟中那些濫用契約自由而引發的破壞正常市場競爭機制的行為之間的矛盾成為民法對現代市場經濟秩序調節的不足的表現。其次,行為自由成為一切市場主體從事一切市場行為的最高原則。自愿是民事主體積極地、主動地、創造性地進行競爭的基本前提,但其基礎和目的卻是私人利益的獲取和滿足。在市場經濟中經濟主體通常對自己的利益斤斤計較,孜孜以求的利己主義者不可能成為利他主義的天使,其經濟活動的以利己為依而各隨其愿自行其是,結果必然導致經濟活動的盲目性與宏觀的無序性。民法以維護個體的利益為終極關懷,所以民法對經濟個體這種對于個人利益的追求持肯定的態度。而經濟個體在微觀經濟領域對個人利益的追求必然導致市場的混亂,導致市場作為資源配置手段作用不能有效地發揮。由于市場本身的缺陷,市場本身不但不能預先通過計劃從宏觀上對經濟個體利益的追求加以引導,市場內在的自由性反而更加鼓勵個體對利益盲目的追求,最終導致經濟活動的更加無序和盲目。所以民法的自由原則在推動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的同時不可能克服自愿原則在與市場本身固有缺陷同時存在時所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最后,民法作為市民社會的法,私法自治是市民社會的基本要求,所以民法從產生之日起就以維護私法自治原則為己任,排斥國家權力介入私人經濟領域。在簡單商品經濟和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以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理論為指導,國家在社會經濟領域充當守夜人的角色。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經濟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迅速發展,以自發的交易和生活關系為規范對象的民法及其相應的民法的精神得到了弘揚。但到了19世紀中葉,市民社會因生產力和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導致壟斷和不正當競爭的出現,經濟危機的爆發,社會不平等現象的加劇。面對這些,私法陷入空前的困惑之中。[5]為解決這一系列社會問題就要求國家權力介入私人經濟領域。這時的經濟理論上樂觀主義國家職能的凱恩斯主義逐漸取代了理性國家職能主義的古典市場經濟理論,13國家干預主義在經濟領域中成為主流。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全面干預經濟生活以克服由于市場自身的缺陷而帶來得各種社會問題,維護社會經濟的平穩發展,保障社會的整體利益。尤其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的宏觀調控對于經濟的平穩發展有著不可缺少的意義,國家權力介入私人經濟領域對經濟生活進行調節是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方式之一。而民法在這種市場條件表現出最致命的不足就是排斥國家公權力介入私人經濟領域,反對國家與社會合作,無法從整體上克服市場缺陷所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和嚴重后果。

第7篇：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范文

一、城市志要反映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是商品經濟的產物，推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也是城市志應反映的基本規律。城市是歷史的范疇，也是生產力發展社會勞動分工，工商業勞動和農業勞動的分工，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基地，還是城市形成和發展的條件。任何城市，不管它最初的成因是什么，都是商品經濟發生、發展的場所，城市就是一個大市場。城市總是從交通比較方便的地點形成，最初是一般商品的集散地，同時還是商賈和手工業者集中活動的場所。我國資本主義萌芽和帝國主義的入侵，迫使我國城市商品經濟被動的發展。許多交通和貿易比較發達的城市都形成了近代工業最集中的地方。商品經濟的發展又促進了金融、保險、信托、交通、通訊和科學技術、文化教育、城市基礎設施，以及大量服務行業的發展。這一切必然引起人口的集中，逐步形成了中心城市，并帶動了廣大范圍的城市經濟的發展。城市內部，城市和廣大區域的聯系，都是以商品的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的運動過程為紐帶的。

幾千年來，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下城市經歷了漫長的過程，這與城市的發展是不可分的。城市由簡單形態發展到極其復雜的現代形態，本質上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變化的。因此，城市志要從歷史的范疇內考察和記述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變化，以反映它的規律性，為當展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提供歷史與現狀的可靠依據。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形態下的商品經濟是逐漸發展的，它屬于資本主義性質，屬于半殖民地的買辦性質，是建立在農民與工人、破產與貧困基礎之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和產品分配體制，不但消滅了剝削，而且避免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周期性危機。從而大大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顯示了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優越性，這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于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標志之一。但是，長期以來，經濟體制缺乏應有的靈活性，特別是忽視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的運用，各種管理體制的僵化，限制和束縛了商品經濟的發展。這是制約我國經濟現代化和人民消費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因此，城市志的功能之一，就是要記述和反映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商品經濟發展的狀況，商品在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的各個領域內的運動狀況，以及城市作為集散地和紐帶中的地位作用。

二、城市志要反映城市開放的曲折道路。開放是發揮城市功能的前提條件，是發展商品經濟的內在要求，城市志應側重于記述城市開放內容上。幾千年來，封閉、分割，是自然經濟的自給自足封建城堡特征，但被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大炮轟開后，我國沿海沿江的城市經濟就同國際市場聯系起來，城市就成了開放型的。作為一個城市，從行政建制說，按法律規定它有自己的行政區域，但從商品經濟的要求說，它是沒有界限的，應該是對內對外開放的，它的商品可以打入任何一個地區和國家。這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也是商品交換的地方，這種功能決定了它不能封閉，只能對內對外開放。例如：我國沿海城市與青海經濟發展對比相差50年。所以，開放才有竟爭、才有進步、才有發展。封閉只能使城市桎梏、窒息。

長期以來的僵化體制違反商品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形成了“條條”和“塊塊”的分割，“點”（城市）與“面”（區域）的分割，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分割，使城市變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又是高度集中的狹隘的小系統，因而阻礙了社會的進步。改革則做到了條塊結合、點面結合、內外結合，充分發揮城市開放性的功能。因此，我們應當抓住改革開放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解放思想，拓寬眼界，解決城市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把我們的城市改變為開放型的、多功能的、現代化的經濟中心。

城市志應以記述本市區域為主，同時突破它的局限性，以充分反映中心城市對內對外開放的功能。從點看面，既看城市反映輻射面的大小和吸引力的強弱，又從商業、交通、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來反映同廣大城鄉的聯系，還要看對經濟區的輻射力、吸引力的影響深遠。從內看外，即從國內資源、國內市場同國外資源、國外市場的聯系上，從國內科學文化和國外科學文化的交流上，反映城市在對外開放中的功能。

三、城市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復雜的，綜合性的，因此，社會化的要求越高，城市志所記述的社會化程度的變化過程應越全面。城市功能是多方面的，它不僅是工業生產的基礎，而且應當是貿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樞紐、信息中心，有些城市還是科學、教育中心。所以城市改革的重要任務，就是要把城市的多種功能發揮出來，從而推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

各種類型的城市都有自己的特點和優勢，因而也具有獨特的功能。例如：北京是全國政治中心，廣州是海港城市，西安是古都，就如青海省海西州的格爾木市已成為青海省西部的經濟中心、交通樞紐、物資集散地及鹽化、石油工業為主的高原城市，上述比較結果顯示出它們都各具特色。因此，城市志應充分反映這種特色和優勢。但是，由于它們之間都具有共性，決定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社會勞動分工越細，城市社會生活的內容就越復雜，城市功能也逐漸由比較簡單趨向復雜化，由單一功能向多功能發展。而勞動分工越細，對專業化和社會化的要求程度就越高。各個城市在各自的發展中，都面對著由于忽視城市的專業分工和社會化所帶來的種種矛盾，各種比例關系不協調，包袱沉重，條塊分割、城鄉分割、內外分割。城市這個塊塊內部又為若干條條所分割，企業和事業單位形成“小而全”、“大而全”，各自自成體系。這是歷史上沒有解決，而且各方面的發展還受其制約的現實弊端。城市志記述時不僅要突破區域的界限，而且應突破行業和部門的界限，著眼于記述城市專業化和社會化的發展過程結果。

城市社會化和商品經濟是同步發展的，改革促使現代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也促使專業化、社會化的進程加快，城市越來越成為高度分工、又密切協作的經濟和社會的大系統。所以，城市志在內容上應從城市的這一特點出發記述，反映出它的現代性和科學性。主要表現在：一是社會專業分工越細，新興產業和新技術的開發都有單獨條目。如保險業、旅游業；生活資料、商品、金融、技術、運輸、勞務市場等；各種所有制成份、多種經營方式的并行發展，產業結構的變化；電子計算機、光導纖維通訊等新技術的開發與應用；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建設；對外開放口岸和城市基礎設施的增設等等。二是在專業化分工基礎上的協作和聯合是形成新的生產力的必由之路，應充分記述。這種協作和聯合的發展是由點到線、到面，由近及遠、由市內到跨省、市，由簡單到復雜，由單個行業到跨行業，由單一經濟成份到多種經濟成份，由松散到緊密，互相滲透、互相交叉發展的。這種以橫向聯合為主的新型實體現已大批興起，方興未艾，這個大趨勢標志著社會化向高程度發展。如：工農貿結合、技工貿結合，教學、科研、設計、生產、經營結合的聯合體；企業群體，以龍頭產品為主的跨行業、跨城鄉、跨城市的聯合體、企業集團；城市群體，中心城市和周圍城鎮的聯合體，大流域的城市聯合；國際間的聯合，在資金、技術、人才上的聯合，三資企業和外商獨資業的開設等等。三是城市各產業、各部門、各行業既是各有細密的專業分工，又是在為協作而互相聯系、影響和制約，并互相服務。因此，城市志在記述每個部門和行業時，都必須考慮到它自身的功能、目標，及同相關行業和整個社會的影響：是促進還是制約，是利于生產力和社會的發展，還是限制和束縛了它的發展。

四、城市的發展是我國現代化的標志，又是現代化的依托，城市志在記述時應反映現代化的歷史發展的趨勢。我國進入近代社會是從城市的現代化開始的，圍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目標，城市在現代化建設中起著主導作用。盡管我國城市現代化的起步較晚，進程較緩慢，底子薄。但是相對地說城市是沿著現代化的軌道發展的。城市志應重點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記述反映：1.生產由體力勞動密集向智力勞動的轉化，逐步向智力密集發展。這就要充分反映勞動者文化技術素質的變化，設備技術的逐步現代化，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管理水平的提高。2.城市功能由單一功能向多樣化、綜合化的發展。3.城市專業化和社會化程度的提高。4.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逐步向現代化發展。5.城市建設由無政府盲目發展向有規劃、有目標的現代化方向發展。6.城市管理信息化、科學化的發展。7.城市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同步進行，勞動人民政治和經濟地位的變化及提高，生活水平和環境質量的提高等等。

第8篇：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經濟學；法律；契約自由

一、交易的發生與契約自由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論述到普遍富裕源于分工，而分工源于交易，交易是文明社會中取得他人幫助的主要方式，只要有交易，合同就會發生，因此合同存在于社會生活的層層面面。

交易源于交易者的利己心，“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自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的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亞當斯密這段著名的言論已被無數經濟學家闡釋引用。交易增加了交易雙方的效用，沒有欺詐和強迫的交易，就是一種帕累托改進。也就是說在訂立有效的合同或契約的前提下，交易的發生是會增加雙方整體福利水平的。

既然交易會使得至少有一方改善，那么阻礙效率的不是交易費用，而是對當事人交易自由契約自由意志的限制。契約自由是我們經常講的契約精神的最有力的表現。契約是一種交易各方同時為獲得更大利益而進行的基于平等地位的一種自由交易，各方因此建立起一種權利義務制約關系。按照民法的理論，契約或合同的原則大致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契約是建立在自由合意的基礎之上的，是當事人對自身利益達成的一致的真實意思表示，契約對象、形式、履行、權利處分等的選擇是當事人對自己預期利益的理性選擇。沒有契約當事人的意志自由，就沒有理性選擇，就談不上對當事人的利益保障，契約就是低效的。因此，自由意志觀念是契約自由的主核，每個人自由選擇對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式，相互達成合意，契約雙方才甘愿對自己的選擇負責。

第二，契約除了強調自由之外，契約原則還隱含著交易各方地位平等的精神。契約主體之間處于一種平等地位，人與人之間有同等的機會可以相互競爭，他人及國家都不得干預、排擠競爭，任何人處于同一平等交易地位。如此，契約的規定才不會出現強制、傾斜等現象。

第三，現代的法律經濟學家指出了契約的另一個特點，即契約是立約人在立約時認為對雙方均更為有利的一種交易。法律經濟學家認為，沒有這一條件就無法說明為什么人們會進入契約。即我們上文所說的在合理的契約條件下的交易是一種帕累托改進，這種交易至少會使一方的利益有所改善。這是契約發生的前提條件。

二、市場經濟與契約自由

契約自由能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而市場經濟的實質是契約經濟。

其一，市場經濟的基礎是商品經濟，商品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為主要因素。彼此平等的市民進行商品交換，相互出讓自己的商品及所有權，換取對方的商品及所有權，是一個雙向選擇的過程，而交換的媒體是契約。在商品經濟中，意思自治導致契約，契約又需要意思自治。

其二，市場經濟的實質是契約經濟，從某種意義上說，契約是市場的法律原則，契約關系是市場經濟關系在法律層面上的再現。這是因為一是在市場經濟中，契約成為經濟交往的主要形式，成為實現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二是契約將成為評價和規范經濟行為最具體的標準，一個具體的行為應當受到肯定或否定，是保護還是制裁，其首要的標準就是依法訂立的契約，依法訂立的契約才是有效的，有效的契約才能成為市場交易行為的規范，受到法律的保護。

其三，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而競爭需要有一個寬松的環境和平等的機會。在市場經濟社會中，法律不可能以強制性規范包攬一切，否則，競爭就會受到限制。讓各當事人根據自己的知識、認識和判斷以及直接所處的環境去自由平等地選擇自己認為最適當的行為，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則更能調動人們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

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市場經濟是契約經濟，而契約立法的主旨應是合同自由。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雖然不是在自然經濟瓦解基礎上自發產生的，而是通過體制改革由計劃經濟轉型而來的，但我們也要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因此強調契約自由原則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可以說契約自由原則是我們當下轉型期經濟體制必須遵守的原則。市場經濟的產生和發育是一個從計劃到契約的過程，這一過程的巨大歷史意義，不僅在于它是一種經濟體制的改變，也是一種人們生存方式和生活態度的改變。與此相適應，法律的理念也必須實現從計劃到契約的轉變，這樣才可能使我們的經濟關系實現以契約化為基礎的法制化。

從我國現實來看，契約自治的基本理念在合同立法上已有所體現。比如：《民法通則》第3、4條把當事人地位平等、自愿、公平作為民事活動的基本原則，即隱含了合同自由原則。在實際生活當中，由于受計劃經濟的影響，契約關系長期不發達，而等級特權觀念則根深蒂固地影響著人們的行為，以至在十多年的改革中，在經濟契約活動中經常出現霸王合同、特權合同現象，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統一的合同法，不僅在立法上要明確確立合同自治原則，更重要的是要在社會中廣泛培養合同自由的基本理念。

參考文獻：

［1］韓世遠.合同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第9篇：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 商業革命產業革命商業資本產業資本重商主義市場經濟

一、商業革命的興起與市場經濟的形成

1500年～1750年是英國社會發展的前工業時期，在這一歷史時期，英國的商業貿易以空前的規模發展起來。城市經濟沖破封建束縛，不斷壯大和繁榮，城市作為商業中心的作用日益顯著，以城市為節點的國內商業網初步形成；伴隨著海上探險和掠奪，海外貿易蓬勃發展，英國的貿易觸角深入到世界各地，為其帶來巨大的商業資本；在國內外市場的誘導下，農村的原工業化水平不斷提高，以此為契機，商業深入農村；最后，農業被席卷進了商業化的潮流，農業開始為市場而生產。隨著商業貿易活動的日漸活躍，商業化的行為原則開始快速滲透和擴散到英國社會的各個領域，意識觀念和生活方式深受商業化影響。

商業化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而商業貿易是當時英國社會經濟變革的催化劑。正如希克斯所說“新世界的起點是商業的專業化”，繁榮的商業是開啟英國新時代大門的鑰匙。這一歷史時期成為現代社會發展的邏輯起點。正像用“工業革命”來描述隨后100年那個具有深遠影響的歷史時代一樣，用“商業革命”來描述這一歷史時期的特征及揭示其劃時代意義是恰如其分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商人資本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關系時說：“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由于地理上的發現而在商業上發生的并迅速促進了商人資本發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過渡的一個主要因素。”

市場經濟是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是建立在商品經濟發展基礎上的。在商業革命時期，英國的商品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這為市場經濟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經濟基礎。然而，這一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應歸功于商業革命，因為這一時期正是商業使產品發展為商品，商業和商業資本的發展到處都使生產朝著交換價值的方向發展。所以，從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商業革命與市場經濟的形成有著必然的聯系。另外，經濟自由的實現、政府對產權和契約的保護、有效資本市場的形成和交通網絡的完善也都是商業和商業資本發展和擴張所帶來的必然結果。商業革命引起了市場經濟的形成。

二、重商主義市場經濟的特征

正如上述，前工業革命時期是一個商業革命發生，商業極度繁榮，商業資本居于絕對統治地位的時期。而正是在商業資本絕對統治的背景環境中，英國的市場經濟誕生了。這一獨特的社會經濟背景決定了，剛剛由商業革命孵化成型的英國早期的市場經濟，不是后來發展成的那種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更不是凱恩斯革命后出現的現代市場經濟，而是重商主義的市場經濟。

重商主義市場經濟是這樣的一種市場經濟：它以重商主義學說作為其理論基石，商業活動是其經濟生活的主題，強權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作為其運轉的引擎，到處充斥的壟斷和尋租行為是其明顯的特征。

“重商主義”是指一種學說，它以商業資本的運作作為其考察對象，從流通領域研究貨幣――商品――貨幣的運動；他認為貨幣是財富的唯一形式，對外貿易是財富的源泉，商業是經濟的靈魂，商人是社會最有用的人；它反映了在封建社會內部逐漸成長起來的商業資產階級的觀點。重商主義又是指一種經濟政策，它以強力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看作是保證經濟繁榮和國家富強的根本政策選擇，在這里，重商主義與保護主義、傳統管制和國家控制的進口替代等政策相聯系。作為特定歷史產物的重商主義，其政策核心無非是為了確保兩大塊利益：國家權力和新興商人階級的財富。對于新興商人階級而言，擴大其商業利益，最大程度的攫取財富是目的，強大的國家權力是保護財富的手段；就王權政府來說，獲得懾服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強權是目的，財富則是實現強權的手段。重商主義政策由此便成為連接商人經濟利益和國家政治利益的一條紐帶。那么這條“紐帶”發揮功效的機理又是怎樣的呢？那就是強權政府出賣“壟斷”，從而使政府與獲得壟斷權的商人或商人集團分享“壟斷租金”。所以重商主義又與壟斷和尋租活動聯系在了一起。

商業資本居統治地位，社會經濟生活的主題是商業活動。而在當時歷史背景中，商業資本要為自己開辟道路，就必須對內掃清封建主義殘余勢力對市場經濟的阻撓，對外必須依靠國家的力量開辟海外市場，于是強力政府的出現是商業資本的需要。而同時強力政府為什么又愿意干預市場而為商業資本效勞呢？因為，一則政府已獲得商業資本的資助，二則商業資本的勢力已逐漸控制了政府。當時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是全方位的，不僅體現在國內政策，而且更多是體現在海外政策上，干預手段不僅有經濟上的和法律的而且經常是行政的。谷物法是英國政府用來干預谷物生產和經營的主要手段。政府就以谷物法來限制谷物買賣，控制谷物價格，穩定市場。隨著農業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在王國內關于谷物貿易的法規不斷增加。英國的谷物法令是復雜多變的，然而這正說明了英國政府對其農業生產發展采取了相機抉擇的干預主義政策。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更明顯的體現在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上。托馬斯?孟的一段話反映了當時英國社會各界的一個共識，孟說，“對外貿易是增加我們的財富和現金的通常手段，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時時謹守這一原則：在價值上，每年賣給外國人的貨幣，必須比我們消費他們的為多。”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政府需要憑借關稅、補助金、禁令以及殖民制度和航海制度等管制措施來施加影響，即需要實行一種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

重商主義的市場經濟不僅是政府干預的市場經濟，而且還是充滿壟斷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壟斷性體現在商業組織的壟斷上。主要經營國內貿易的商人組織是商人公會。在通常的情況下，商人公會的地位高于手工業行會，商人公會經常在與手工行會的斗爭中為商人集團爭得經濟上的壟斷利益。為爭奪經營壟斷權， 排除外來競爭者，同業商業公會之間也展開了激烈的競爭。經營海外貿易的組織是各種形式的公司，但所有公司都是由國王授予貿易特許權而進行壟斷經營的商業組織或商業企業。例如，1600年東印度公司成立，它不僅壟斷了同印度的貿易，并且壟斷了整個亞洲的貿易，并且每次航行帶去的貨物免納出口稅； 1606年弗吉尼亞公司成立，在弗吉尼亞開始生產煙草后，詹姆士將進口弗吉尼亞煙草的壟斷權授予了弗吉尼亞公司。依據克里斯托弗?希爾（ChristopherHill）的意見，在伊麗莎白的統治下，壟斷已擴展到如此地步，以至每個縫隙都隱藏著一個壟斷者的要求。

這里出現了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現代市場經濟同重商主義市場經濟一樣也強調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然而，不同的結果是，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干預的動機之一是消除壟斷，而重商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干預卻助長甚至培育了壟斷。在這里問題被顛倒過來了，不是政府為了消除壟斷而去干預經濟，而是政府為了干預經濟而需要壟斷，也就是說，壟斷是實現國家經濟政策的一種手段。首先，壟斷是對外擴張的手段。英國海外市場的開拓、殖民地的開發不是由政府直接來完成的，而是由商人冒險家公司或股份公司等商業組織來進行的。能否調動民間資本的積極性，投資于海外貿易和殖民地開拓才是王國對外擴張成敗的關鍵，要想調動民眾的投資積極性，必須使他們能夠從國家那里尋求擴張活動所必需的保護或秩序，必須得到國家給予其商業冒險活動的壟斷性津貼。可以說政府不能提供壟斷就沒有英國的海外冒險事業。其次，壟斷有利于政府對經濟進行控制和管理。當政府把某項壟斷權力授予某個集團或者組織之后，這個壟斷組織就對政府產生了依賴，政府手中的特許狀就像令箭牌對士兵一樣行之有效，讓這些壟斷組織惟命是從。同時每一壟斷組織已經控制了某一領域的經濟活動，所以當政府控制了一個壟斷組織之后，也就意味著大量的經濟活動已經納入它的掌控了。最后，通過出售壟斷，政府可以分享壟斷租金。海外貿易的壟斷收益以及對掠奪財富的“分成”，不但可以重建本國經濟，而且增加了君主本人的私人財產。毫無疑問市場經濟的效率來自于自由競爭，壟斷必將降低經濟的效率，由壟斷引起的國內市場效率的損失是壟斷的成本。而海外市場的開拓，政府壟斷租金的獲得又是由壟斷帶來的收益。在當時這個商業擴張的年代，開拓海外市場、鞏固政府的財政收入對王國來說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由壟斷帶來的收益是巨大的。所以以壟斷為特征的重商主義市場經濟形態在當時歷史環境中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

哪里有壟斷，哪里就有尋租活動。既然重商主義市場經濟是與政府干預下的壟斷相結合的，那么重商主義市場經濟充斥著大量的尋租活動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政府通過出售“壟斷”從而達到擴張經濟、管理經濟、控制財政收入的目的，而商人們則通過購買“壟斷”獲得壟斷租金（即壟斷利潤）。共同的尋租活動使政府和商人們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毫不夸張地說，“由商人、君主與最后的議會所代表的群眾的毫無掩飾的尋租解釋了大部分的經濟干預，及整個時期的大量的政治――法律變化。” 商人們的尋租活動五花八門，除了親自參加議會實現自己的愿望以外，還通過非正常途徑對議員施加影響，其主要手段是行賄。每個公司和利益集團都有自己的“游說團”，依照要議員們支持還是反對某一提案而決定賄賂他們的錢數。

三、重商主義市場經濟：產業革命的“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