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農經濟的基礎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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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小農經濟的基礎范文
關鍵詞：小農經濟；三農問題；小農制
中圖分類號：F3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9-0-02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人數己達8億，占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隨著改革的深入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日益突出。三農問題不僅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也是我國經濟轉軌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因此，正視并解決三農問題，不僅關系到中國改革的進一步深入，關系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同時它對我國農業現代化的實現以及國民經濟的平穩發展也具有重大意義。目前，我國正在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小農經濟問題再次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而從已有的關于小農經濟的研究和論述看，如何定義小農經濟？小農經濟對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是否需要對小農經濟進行改造？如何改造？這些疑問在學者界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本文主要通過對這些爭論進行整理綜合，以期為進一步深入研究小農經濟問題奠定理論基礎。
一、關于小農經濟定義的爭論
要研究小農經濟問題，就要清楚小農經濟的定義。而在對“小農經濟”含義的認識上，目前學術界存在很多的分歧。有的學者所說的“小農”只是指自耕農，而不包括依附農和佃農（劉昶，1981）；有的學者則把經營地主也包括到“小農（經濟）”中去（黃宗智，1986）；還有的學者把中國歷史上的“小農經濟”類同于現代的“家庭農場”，并對“小農經濟”這個概念的科學性提出質疑（趙岡，1994）。
學者們從不同的視角出發，得到的小農經濟的定義也不盡相同，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馬克思從批判的角度對小農經濟進行研究。他認為小農經濟是歷史上小生產的一種，即農業領域中的小生產。馬克思指出：“這種生產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累，也排斥協作，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社會對自然的統治和支配，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它只同生產和社會的狹隘的自然產生的界限相容，”’可見，馬克思強調了小農經濟在所有制基礎、組織形式、社會分工以及生產規模等方面的特點。這些特點為學者分析小農經濟提供了基本的理論框架。
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也對小農經濟一詞進行解釋。該書指出：“小農是居住在鄉村并在土地上工作的人，在經濟學里，‘小農’一詞有時在較為狹窄的意義上用來指小農民（佃戶或小自耕農），而不是農業勞動者或很大的地主。小農經濟是這樣一種經濟，在這種經濟里，主要由佃戶和小自耕農來耕種”。
以前蘇聯學者恰亞諾夫為代表的勞動—消費均衡學派認為，小農家庭以滿足消費需要為首要生產目的，勞動供給與消費滿足之間的均衡是決定其生產投入和運行機制的重要因素。恰亞諾夫認為，在生產力沒有發生重大變革的條件下，農民家庭農場長期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西奧多·舒爾茨等經濟學家則從經濟人假設出發，提出了一種在競爭的市場環境中追逐利潤的農民經濟模式。他們認為，以家庭為單位的傳統農業如同在特定資源和技術下的“資本主義企業”，追求最大利潤，對價格反應靈敏，其生產要素的配置行為也符合帕累托最優原則，小農經濟是“貧窮而有效率”的。舒爾茨在《改造傳統農業》一書中指出，為小農提供現代生產要素是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關鍵，而農民家庭農場的經營模式則完全可以保留下來。
我國學者對小農經濟也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以李根蟠為代表的部分學者認為：“小農經濟是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二重性經濟。其本質內涵，一是以個體家庭為生產和消費單位，即把物質再生產和人口再生產結合在個體家庭之中；二是以直接生產者的小私有制為基礎，這種小私有制包括對土地、農具、耕畜和其他生產資料不同程度的所有權。”
朱筱新認為：“小農經濟，是以家庭或家族為組成單位，在小土地分散式經營中，通過男耕女織的生產方式，形成的一種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和特定的生產與生活格局。小農經濟是封建社會的產物，也是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它的產生，有深刻的歷史和社會根源，更對中國的社會發展，乃至人們的觀念意識及文化傳統，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李伏明認為：“所謂小農，是一個與‘大農’相對的概念，指的是它的生產規模小—一般是以家庭為單位組織農業生產，與一個人或組織是否擁有土地及擁有土地的數量無關…這就是說，無論是地主、自耕農還是佃農，只要其生產規模小，以小家庭為單位組織生產，即是小農經濟。”
通過對小農經濟概念的綜述，可以發現：馬克思最早提出小農經濟的概念，其關注點集中于所有制以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問題的探討，他較為準確的概括出那個歷史時期小農經濟的特征；恰亞諾夫的理論產生于當時蘇聯特定的社會環境。他迷戀農莊傳統，提出了勞動—消費均衡模式；舒爾茨的理論則建立在商品經濟條件下，他在經濟人假設的基礎上對小農經濟問題進行闡釋。恰亞諾夫與舒爾茨的觀點雖不相同，但他們從生產動機的視角來分析小農經濟的研究思路對后來學者的研究有所啟示。李根蟠、朱筱新等學者都強調小農經濟的內部結構，反映了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情況下，農戶家庭經營的二重性特點。李根蟠的概念對小農經濟的制度基礎也有所涉及。
綜合上邊的分析，由于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國情或體制環境、不同的分析視角，對小農經濟的定義存在爭論是必然的，因此應根據具體的情況進行動態的、比較的分析才能得出合適的小農經濟的定義。
二、關于小農經濟的地位和作用的爭論
第2篇：小農經濟的基礎范文
《管子》是先秦諸子中對經濟問題論述最多、最集中的一部。在現存《管子》76篇中，涉及經濟問題者超過1／2，以論述經濟問題為主者約占1／3強。《管子》對經濟問題的論述是站在封建國家的立場上，始終圍繞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管理而展開的，它并沒有直接講述小農或地主的經營與運作。但農民是當時入耕出戰的主力，是封建國家依以存在的根基，因此《管子》的論述不能不涉及農民經濟的各個方面。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管子》的經濟學正是在封建地主制的小農經濟的條件下形成的特殊的經濟學。
對《管子》的著作年代和思想體系。學術界存在很大分歧。《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已成定論。現在的問題是，《管子》成書于戰國呢?還是分別成書于戰國至秦漢?它是不同學派著作的雜湊呢，還是大體屬于同一學派的著作?我贊成張岱年先生關于《管子》是戰國時代推崇管仲的學者的著作匯集的主張[1]。《管子》各篇內容、風格雖不完全一樣，但它們所論述和回答的問題彼此相聯系，具有基本一致的思想體系，其內容則深深打上戰國時代的烙印。關于這個問題，本文不可能展開討論。不過本文的目的，既不是論述《管子》的思想和理論，也不是考證《管子》時代的某些歷史事件，而是通過《管子》的思想、主張和有關論述，探討其所反映的社會情態的一個側面：封建地主制興起時期小農經濟與市場之關系。因此，退一步說，即使《管子》中果真有屬于漢代的作品，也并不對本文的目的構成妨礙。因為我們要探討的是較長時段的情態史，而不是較短時段的事件史。
本文擬分上下兩篇。上篇主要談戰國小農與市場聯系之加強及其種種表現。下篇主要談建立在以自給性生產為依托的小農經濟基礎的傳統市場的一些特殊經濟概念和經濟現象。
上篇
小農經濟是指在農業領域內與使用手工工具相聯系的個體經濟，它最本質的內涵，一是以個體家庭為生產和消費的單位，即把物質再生產和人口再生產結合在一個家庭中，二是以直接生產者的小私有制為基礎，這種小私有制包括對土地、農具、耕畜和其它生產資料程度不同的所有權。小農經濟曾經存在于不同時代，它并非一成不變的。我國小農經濟并非始于戰國，但戰國時代是它發展的新階段。
一、戰國小農經濟獨立性的加強
在我國，小農經濟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的晚期。我國中原地區從仰韶文化開始已普遍出現小型住房的遺址，其中有的房子遺址除有生活用具外，還有農業、手工業工具、糧食、窖穴等伴隨出土；這種情況到了龍山文化時期更為普遍，并出現了在小房子基礎上擴展而成的雙室和套室等較大的房子。這些住房的主人顯然已不是與生產分離的對偶家庭，而是具有獨立經濟的個體家庭[1]。按照恩格斯的說法，這種個體家庭的“最后勝利乃是文明時代開始的標志之一”[2]。這可以說是我國小農經濟之肇始。
不過，在很長時期內，這種小農經濟仍很幼弱，未能擺脫原始共同體的襁褓。他們在農作中主要使用木質耒耜，后來還有钁和錢镈等青銅農具，生產能力較低，荒地的開辟、農田溝洫排水系統的修建都要依靠集體的力量，田間勞動雖由各家單獨進行，但仍需在共同體內實行必要的互助協作，從而形成公有私耕的農村公社。我國上古時代長期存在的井田制，正是農村公社及其變體。虞夏商的奴隸社會、西周春秋的封建領主制社會，都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礎之上的。[3]
在我國西周春秋封建領主制時代，全國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權名義上屬于周天子，實際上這種所有權是在同姓和異姓貴族中按等級分配的。貴族的領邑建立在農村公社的殘骸上。貴族領主在其領邑中不但擁有實際的土地所有權，而且實行政治上的統治，可以置官屬、養私兵、設刑戳、收族黨，同時擁有大片自營地(“公田”)和各項設施，形成一定的勞動分工和共同的經濟生活。在這種領邑中作為當時主要農業勞動者的庶民，不但在人身上依附于領主，實際上處于農奴的地位，而且在經濟上與領主相互依存，結合形成封閉程度頗高的經濟實體。起源于農村公社的井田制已蛻變成貴族領主的授田制。農民從領主那里領到一塊分地——“私田”和宅圃，用自己的農具在實際上歸他們使用的田宅上種植糧菜桑麻，并在村社的公有地上放牧、漁獵，形成其相對獨立的私有經濟。這也是小農經濟的一種模式。不過這種經濟的獨立性十分有限。農民必須首先在領主的“公田”中完成各種勞役，這是由農村公社公積勞動演化而來的徭役勞動，實質是封建勞役地租。由于單個家庭經濟力量不足，還流行著“耦耕”等農村公社換工協作的遺俗；家庭生產不能自我滿足的需要，則可從領邑內部的勞動分工中求得解決[4]。《逸周書·大聚》談到周代的鄉邑，“興彈相傭，耦耕俱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六畜有群，室屋既完，民乃歸之。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畜百草以備五味。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立職喪以恤死，立大葬以正同。……山林藪澤。以攻其利。工匠役工，以攻其材，商賈趣市，以合其用。……分地薄斂，農民歸之。”又據《鹽鐵論·水旱》載：“古者干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田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這些均可視為對封建領主制時代貴族領邑內部勞動分工和自給自足生活的一種模糊的、詩化的回憶。
我們在西周春秋的一些文獻中(例如《詩經》中的農事詩)可以找到對農民生產和生活各個方面的描述，唯獨沒有農民在市場上交換的記載。《詩·衛風·氓》有“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的詩句，好像是講農村的物物交換；但這位打著“貿絲”的招牌來相親的漢子，實際上是一個“士”，不能以此說明農村中的商品交換。《左傳》僖公二十七年稱晉文公之治，“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征其辭”。這里“民”的概念比較籠統，在多大程度上與農民有關，難以確定。除此以外，很難找到與農村沾邊的商業活動的記載了。不是說當時沒有交換、市場和商業。有的。但在很大程度上這時的商人和商業是依附于貴族領主，并為貴族領主服務的，即所謂“工商食官”(《國語·晉語四》)。我國封建領主制時代市場的主體不是農民而是貴族領主。
這種情形，春秋戰國時代逐步發生了變化。大抵從西周末年起，公田勞役制已為農民厭棄，實際上難以維持。春秋初年，管仲在齊國率先實行“相地衰征”，即按土地數量和質量的等差收稅。稍后魯國實行的稅畝制與此相類。這種制度是以公田制被廢棄，農民份地固有化，并出現質量與數量的差別為前提的。它的實行反過來促進了農民份地的私有化。接著，農民逐步獲得了充當甲士的資格(在這以前，只有貴族下層的“士”才能充當甲士)，提高了政治地位，但卻以在稅之外增納軍賦為代價。軍賦則逐漸轉向以“田”為征納單位。從公田力役到相地衰征，其性質是從勞役地租轉變為實物地租。以后各國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削弱貴族領主勢力，相繼把賦祿以邑制度改為“賦祿以谷”的制度，貴族領主直接治民的權力被剝奪了，井田制的樊離被突破了。農民遂由領主的農奴轉化為封建國家的自耕農，他們向封建國家繳納的賦稅也成為真正的課稅意義上的稅。戰國時代，國家授田制的外殼雖然維持著，但農民份地已實際私有化，并出現貧富分化、土地占有不均現象。這一切變化的基礎是鐵農具的推廣，農民個體家庭獨立生產能力的大大加強[5]。總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變革，戰國時代小農經濟取得更為完整的形態，從而導致小農經濟與市場關系的深刻變化。
一方面由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小農生產生活上的需求增多了，小農能提供市場的產品也增加了。另一方面，由于井田制的崩潰和領主制的破壞，在農民家庭經濟之上，已不存在前述貴族領邑那樣半封閉的經濟實體，農民經濟雖然力求自給自足，但由于規模狹小，總有不能自給的部分，這些部分一般只能從市場上取得；而他多余的產品，或用以換取其它必需品的產品，也只能到市場上出售。因此，戰國小農已擺脫從前對領主和領邑的依賴，獨立地出現在當時的市場上。
孟子對陳相的批評是大家所熟知的。他揭示了當時農民“紛紛然與百工交易”[6]的事實，指出“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于子”[7]。這種“通功易事”，在《管子》中被稱為“交能易作”(《治國》，本文引《管子》文，只注篇名，下同)和“通財交假”(《輕重甲》)。其意思都是互通有無，交換產品。總之，戰國小農已有較大的經營自主權，相當程度上已成為當時市場上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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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閱李根蟠、黃崇岳、盧勛：《中國原始社會經濟研究》第十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7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 參閱拙著《井田制及相關諸問題》，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2期；《耦耕縱橫談》，載《農史研究》1981年第3期。
第3篇：小農經濟的基礎范文
關鍵詞：農村垃圾；危害；處理措施
中圖分類號：X799.3 文獻標識碼：A
農村垃圾是環境污染的重要“元兇”之一；或者還是含有有價值的資源。如大量產出的作物秸稈、蓄禽糞便等都可以通過飼料化、肥料化等技術轉化為可利用的資源。在新農村建設不斷提進、農村環境綜合整治步伐不斷加快的大前提下，農村垃圾的循環利用和有效處理日益得到重視。
1 什么是農村垃圾
農村垃圾主要是指在農村地域內，因農業生產、農民生活而產生的固態、液態和氣態廢棄物。主要包括農村生活垃圾、農業廢物、畜牧養殖廢物、林業廢物、漁業廢物、農村建筑廢物等多個方面。
農村垃圾污染環境的主要方式有：固態物質污染，即堆放的農村垃圾在雨季被沖刷到水體，造成水體污染；液態污染，即自然堆放的農村垃圾腐敗形成滲濾液；氣態污染，即垃圾腐敗產生惡臭污染，以及其他病原微生物如大腸桿菌、鏈球菌等細菌和病毒，影響身體健康。
2 農村垃圾對環境的危害
2.1 對農業土壤的破壞
對農業土壤產生危害的農村垃圾主要有生活垃圾、農藥殘留、化肥殘留、農村建筑廢物等。這些垃圾如果不加以無害化處理或循環利用，不僅會占用一定的耕地，還會污染農業土壤。如建筑廢物會破壞土壤的結構，影響農機作業；農藥、化肥等超量使用會導致多種有害元素長期留存在土壤之中，不僅能夠破壞土壤自身的腐解能力，改變土壤的物理性狀以及結構，阻礙作物根系的正常生長和發育，還能夠殺死土壤中的多種有益微生物；此外，各種塑料制品形成的白色垃圾因降解需要很長時間，所以能夠長期留存在土壤之中，會嚴重影響農作物生長，甚至會造成糧食減產農民減收。
2.2 嚴重破壞水資源
農村垃圾中的洗滌用品無序排放、塑料制品的隨意丟棄等，都會對水資源造成污染。而且，目前大部分農村地區對廢棄物的回收率極低，對日常生活用品所造成的污染也就沒辦法得到根除，處理不及時或不當，成為嚴重的生活廢水。
2.3 存在影響居民健康的隱患
農村垃圾構成相對于以前已經發生復雜的變化，其成分多樣，加之大部分農村對垃圾的處理多為焚燒、掩埋或丟棄，使垃圾中的有害物質排放到空氣、水源當中，存在著影響居民健康的隱患。
3 農村垃圾處理中存在的問題
3.1 無序丟棄和堆放
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持續推進，農村環境綜合整治也不斷深入，農村垃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治理。但是，從整體上講，除了少數省級衛生村、省級示范村建立起了收集、轉運和簡易填埋的垃圾處理程序外，大部分的農村垃圾仍然處于隨處丟棄和堆放的狀態，對土壤、空氣、地表水和地下水等均造成嚴重污染，并對水系和農田形成生態惡化，不僅增加了疾病的傳播幾率，更嚴重影響了農村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農民們的生活水平。同時，在農產品質量安全越來越被公眾重視的今天，農村垃圾隨處就近堆放、填溝、露天焚燒、填埋，導致農業生產環境被污染，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農產品的安全性，對食品安全形成隱患。
3.2 衛生廁所建設力度不足
新農村建設中，對農村衛生廁所的支持力度不斷加大，但覆蓋面仍相對較小，糞尿的無害化處理工作仍有巨大的空間。未經無害化處理的糞尿如果直接排放到河里和田里，仍然存在污染的可能。
3.3 養殖業污染越來越嚴重
近年來，農村養殖業的發展仍然存在無序管理的現象。雖然部分地區已經開始引進牧業小區（園區）建設，爭取逐步取消散養戶，進而形成統一管理的規模化養殖經營模式，但受種種因素限制，進展并不順利。一部分養殖戶的環境保護意識很差，畜禽糞尿隨意堆放或排放，對河流、人居環境造成嚴重污染。同時，大部分養殖戶缺乏糞便無害化處理的設備，對設備的高成本也難以承受。
3.4 體制機制建設滯后
經過長期發展，我國從國家到地方層面均已形成了環境衛生專業規劃，但是，規劃對農村環境保護工作的規定并不細致，在相關部門的管理職能上也沒有進一步的延伸。此外，雖然部分地區的農村已經建立起一套收集、轉運、填埋或焚燒的垃圾處理模式，但總體上推廣范圍不大，力度不強，還沒有形成規模。
4 加強農村垃圾處理的對策
4.1 做好宣傳教育工作，形成良好的社會氛圍
農村垃圾處理工作推進緩慢，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有關管理部門和農民群眾對環境保護知識的缺乏，以及環保意識不強。因此，各地有關職能部門應通過環保下鄉、科普宣傳等多種形式，廣泛利用報刊、電視、橫幅、標語等媒介，積極引導有關部門工作人員和農民改變舊有的不良生活習慣，使他們認識到垃圾問題得不到治理就是在危害生存環境，就是在危害子孫后代的生存之本，從而形成人人參與環保的良好社會氛圍。
4.2 加強管理
要進一步理順管理體制，包括將農村生活垃圾處理、污水排放的管理權限明確到相關部門，并在經費、人員等條件上給予保障；建立農村生活污染防治領導小組，負責農村生活污染的統籌指揮和重大決策；垃圾處理方面，還可組建村社區保潔隊伍，配備保潔員，配備相應的設施，負責垃圾的收集。統籌布局垃圾填埋點，保證城鄉垃圾都能及時得到處理；要加快完善村鎮垃圾收運處理系統。
4.3 加大監督處罰力度
通過積極的宣傳與引導，從建立文明的鄉規民約的角度，形成村民共同參與環境保護監督的機制。縣、鄉鎮的環保部門應定期或不定期到村里進行抽查，對仍然存在垃圾亂堆亂放的農戶進行批評教育，對垃圾處理不按規定執行的村處以通報和相應處罰，從而發揮職能部門的監督作用。
4.4 加快基礎設施建設
為居民提供合理的公共服務是政府應盡的責任。要綜合布局垃圾填埋點，并明確農村垃圾處理的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由政府一次性解決，按照“布局合理、經濟方便、便于處理”的原則，全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日常運行維護主要采取“政策資金扶一點、財政資金補一點、農民自籌一點、社會捐贈幫一點”的方式解決，建立“縣級為主、省市獎勵、鎮村共擔、農戶適當出資”的農村垃圾無害化處理經費保障機制。
4.5 建立鼓勵機制，促進垃圾分類化
要根據農村垃圾的特點積極促進垃圾分類和回收利用，減少垃圾收集和轉運量。按照“誰參與、誰受益”的原則，引導社會各界力量參與農村垃圾分類與回收，其中的重點是對包裝類垃圾（如紙殼、塑料制品等）和有毒有害垃圾進行分類。對于按照要求分類的地方，免除或收取少量的居民生活垃圾處理費。同時，突出重點，對包裝類垃圾特別是塑料袋垃圾，在目前農村垃圾收集運輸設施缺乏的情況下，將有限的資金用于包裝類垃圾的收集運輸，即能夠在相對較短的時間里改變鄉村的環境衛生狀況，還能夠為村鎮垃圾收集運輸處理積累有用的經驗。
4.6 選擇適合的處理方法
農村垃圾中，固體廢棄物的數量最多，處理方式也比較成熟。各種方法的目的都是加速物質在環境中的再循環，減輕或者消除環境污染，或將其轉化為可利用的資源，最終實現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的目的。各地應根據本地實際選擇適合的處理方法，推進農村垃圾的有效處理。當前，農村固體垃圾的處理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4.6.1 物理處理
通過濃縮或相變改變固體廢棄物的結構，使之便于運輸、儲存、利用和處置的形態。
4.6.2 化學處理
采用化學方法破壞固體廢棄物中的有害成分，從而達到無害化，或者將其轉變為適于進一步處理、處置的形態。
4.6.3 生物處理
利用微生物分解固體廢物中可降解的有機物，從而達到無害化和綜合利用的目的。
4.6.4 熱處理
通過高溫破壞和改變固體的組成和結構，同時達到減容、無害化或綜合利用的目的。
參考文獻
[1] 任惠斌，江宏慶，王俊清.農村生活垃圾處理的成功范例——陜西省寶雞市千陽縣調查[J].環境教育，2011（07）.
第4篇：小農經濟的基礎范文
【關鍵詞】農村中小企業；金融供給模式；融資
中小企業量大面廣，農村企業中99.7%是中小企業。農村中小企業對于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和諧社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農村中小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嚴重制約其發展。因此，如何在外生性政策措施尚沒有徹底完善當前農村金融環境的情況下，實現農村中小企業與其所處金融供給環境的有效對接，是中小企業解決融資困境的重要舉措。
一、農村金融供給模式的特點
（一）占據壟斷地位的正規借貸主體是農信社或農商行
隨著國有商業銀行的大規模機構收縮，農村信用社或農商銀行并未通過改善服務、滿足農村金融需求等市場競爭方式開始成為正式金融體系的主體，在農村信貸市場上占據了壟斷地位。
（二）農村金融供給的地區差異顯著
在經濟發達農村，金融機構密度大，各商業銀行不僅進駐到鎮上，甚至進入到村里，中小企業依靠民間融資的比重下降；在貧困農村，各大商業銀行紛紛撤出，在鄉鎮一級，只有農村信用社，甚至在縣城也只有幾個國有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這些機構多數只吸收存款不發放貸款，中小企業主要依靠非正規途徑融資。
（三）農村金融機構資產質量較差，其較大的供給缺口由非正規金融彌補
非正規金融是指處于央行和金融監管當局規范和監管之外的金融活動，是自發形成的民間信貸交易。農村金融機構資本充足率嚴重不足，不良貸款率高，中小企業獲取貸款相當困難且額度有限，借貸缺口部分往往由各種非正規金融來彌補。
二、農村中小企業融資需求特點
（一）借貸原因比較集中
主要是企業設備采購或更新改造的一般性投資支出需要和彌補日常流動資金缺口。
（二）能接受的借貸利率較低
農村中小企業生產規模一般較小，且缺乏先進技術，在擠壓成本和提高產品質量上處于劣勢，利潤率低，經濟效益較差，無法承擔較高的借貸利率。
（三）融資方式多樣復雜
不同規模企業根據其所需資金額度和需求目的，在融資方式上體現出多樣性和復雜性。企業內部融資、民間金融、互助金融、銀行及信用社貸款等往往交互使用。如，規模較小的小型加工廠，資金缺口一般通過內部融資解決，不足再通過民間金融進行借貸；初具規模的其資金缺口往往通過民間自發形成的產業協會、基金互助會或標會等“互助金融”進行融資，不足再向農信社或銀行進行少量借貸；規模可觀、運營良好的中型企業所需資金量往往較大，則主要通過向地方或國有商業銀行進行貸款。
三、農村金融供給模式下的中小企業融資對策
（一）中小企業融資困境
1.內源融資不足
內源融資是企業從其內部融通資金，以擴大再生產，它主要包括留存收益和折舊。其中前者是將企業稅后利潤的一部分留在公司內部進行再投資，后者用于彌補原有投資的不足。農村中小企業內源融資的比例很小，主要原因有：
（1）現代企業制度尚未建立健全，經營管理落后。農村中小企業在建立有效的現代企業制度方面與大企業有一定差距。產權不清，缺乏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的經營機制等等。從而導致企業本身很難持續發展，經營不規范，短期行為嚴重，利潤分配不合理，影響內源融資。
（2）企業規模小，盈利能力差，經營風險高。利潤是企業發展中資金積累的主要源泉，農村中小企業多是以農產品生產和加工為主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生產規模小，技術落后，產品的市場竟爭力不強，獲利能力有限，持續經營能力不足。
2.外源融資困難
外源融資是企業吸收其他經濟主體的儲蓄，使之轉化為自身投資的過程。當企業得以生存并發展到一定水平時，內源融資能力及其增長，受到企業的盈利能力、凈資產規模和未來收益預期等方面制約，僅靠內源融資已經不能滿足企業擴大再生產的要求，資金供求矛盾的存在使得外源融資逐步成為企業獲得資金的主要方式。
外源融資和內源融資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互補。內源融資是外源融資的保證，導致內源融資不足的原因往往也制約著外源融資。除此之外，造成農村中小企業外源融資困難的主要原因還有：
一是農村金融供給存在著諸多問題。
（1）政策性金融功能缺失。主要體現在農業發展銀行僅僅承擔了農副產品收購信貸支持的責任，而對從事農業基本建設和農業綜合開發等企業業務缺乏必要的政策性支持。
（2）國有商業銀行金融服務在農村日益弱化。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后，轉變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營主體，出于利潤最大化要求，壓縮基層經營機構，紛紛大規模收縮農村的經營網點，將經營重點放在城市，減少涉農業務。
（3）正規金融供需錯位。主要表現在：貸款程序和附加成本與農村中小企業金融需求不吻合；貸款以短期、小額為主，與從事農產品生產的中小企業的生產周期不匹配；適應農村中小企業信貸需求的專業中小金融企業、金融中介機構和金融產品沒有得到足夠發展；信息不對稱所引發的銀企之間的信用危機。
（4）非正規金融運行存在風險。作為彌補農村中小企業資金借貸缺口的非正規金融在我國還沒有取得合法地位，其組織不規范，運營風險高；借貸活動具有隱蔽性，政府監管困難；借貸利率偏高，農村民間借貸市場呈現出明顯的高利率運營狀態。
（5）農村資金大量外流。基層國有商業銀行通過上存的方式致使大量農村資金流向中心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郵政儲蓄“貼水”攬儲方式單方面轉移了很大一部分農村資金；農村信用合作社在贏利動機的驅使下，把資金更多地投向獲利機會較大的非農領域，從而使資金脫離廣大農村地區。
二是農村中小企業自身貸款條件較差。
除前文所述的導致農村中小企業內源融資不足的兩點外，農村中小企業自身貸款條件較差還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1）企業缺乏有效的抵押擔保。農村中小企業普遍規模小，可抵押資產少，抵押物的抵扣率高，也很難找到第三方出面為其擔保。
（2）企業信用缺失。農村中小企業的償債能力一般較弱，一旦企業出現不景氣，拖欠甚至拒還貸款的情況不可避免，甚至惡意拖欠、逃廢、懸空銀行債務的償還。
（二）中小企業融資對策
1.提高中小企業自身素質，增強內源融資能力
當前農村金融供給模式下，解決農村中小企業融資問題，歸根到底還在于企業自身，沒有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外源融資無從談起。農村中小企業首先要樹立內源融資的價值觀，認識到內源融資的重要意義。一個缺乏內部積累能力的企業，單憑外源融資就能獲得長足發展是很難實現的。提高農村中小企業自身素質可從兩方面入手：一是完善企業制度，健全治理機構，樹立誠實守信的企業形象。二是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增強抗風險的能力。
2.完善扶持農村中小企業政策法規體系
2003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小企業促進法》標志著我國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全面進入法制化階段，為解決我國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提供了法律依據。但是，與該法中“資金支持”條文配套的具體實施措施和辦法至今尚不完善。因此，我國迫切需要制定《中小企業發展基金條例》等與中小企業融資相關的規定和制度，用法律形式規范政府機構、金融機構等主體的責任范圍、權利義務、融資辦法和保障措施，明確中小企業的法律地位，為中小企業提供各種政策保護，創造一個良好的軟環境。在政策制定上要特別注意對農村中小企業的界定，一定要與農村有關并以農村為依托。以防止個別企業鉆政策空子，利用政策對農業中小企業的傾向性占用信貸及其它資源。
3.改進農村金融供給模式
一是正規金融應積極開展涉農業務，杜絕農村資金大量外流。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法人機構都要建立農村中小企業金融服務專營機構，并在農村中小企業發達、金融需求旺盛的地區增設機構網點，積極支持農村中小企業發展。
二是實現正規金融供需的有效對接。（1）金融機構尤其是農村信用社要進行服務農村中小企業發展的產品創新，推出符合農村中小企業不同需求的貸款產品和金融服務，著力構建適合農村中小企業發展的銀行服務體系和經營機制。（2）完善農村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擴大有效抵押品范圍。大力推廣農村中小企業聯保貸款，建立政府支持、企業和銀行多方參與的農村信貸擔保機制。對農村中小企業而言，實施浮動抵押，可將其在建工程、生產設備、原材料、半成品、成品、商譽、知識產權、債券等抵押來獲得生產所需的信貸資金。同時應盡快建立農村抵押物拍賣、處置變現市場，以利于金融機構在農村中小企業未能按期歸還貸款時，銀行就可以變賣處分抵押品，并用出售所獲的款項補償貸款損失，以確保銀行的信貸資金安全。（3）加快農村中小企業信用體系建設。由政府牽頭，金融、貿易工商、稅收等部門協調，研究建立適合農村中小企業特點的信用征集、評級、和獎懲制度，加快中小企業信用體系的建設，以提高農村中小企業的融資信用等級，構建守信受益、失信受懲的信用約束機制，增強農村中小企業信用意識，降低貸款的交易成本，增加金融機構對農村中小企業的信貸供給。
三是根據不同農村地區經濟發展狀況，農村金融供給模式可適當實行差異化供給。比如，在現代農村以商業性金融為主；傳統農村以合作性金融為主，發展社區銀行；發達農村以合作性金融為主，發展村鎮銀行；貧困農村以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為主，發展資金互助組織等等。
四是正確引導非正規金融，建立健全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優勢互補的金融供給模式。靈活的非正規金融已成為我國農村金融不容忽視的一個組成部分，對待非正規金融的發展，應當是正確引導和嚴格規范相結合，在通過立法賦予其合法地位的同時，還需要對非正規金融進一步地加強嚴格的規范和監管，努力創造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促使農村非正規金融健康發展。
4.拓寬農村中小企業融資渠道
發揮融資租賃、典當、信托等融資方式在農村中小企業融資中的作用，積極推進農村中小企業采取改制、兼并、聯合等多種形式的股份制改造，發揮股份制融資功能，允許一些優秀的農村中小企業通過發行公司債券進行債權融資。完善農村中小企業上市育成機制，擴大農村中小企業上市規模，增加直接融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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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肖蘭華.抵押品缺失視角下的農村中小企業信貸融資逆向選擇[J].湖北農村金融研究,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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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科技發展戰略研究計劃項目“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農村金融生態建設研究”（11ZLZLZF04400）；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天津產業結構升級的金融支持研究”（TJYY11—2—005）。
作者簡介：
第5篇：小農經濟的基礎范文
【關鍵詞】自給自足 所有制 經濟基礎
作為封建社會經濟基礎的小農經濟是中學歷史教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教學的難點，筆者從小農經濟與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關系入手，來全面認識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所謂經濟基礎是在一定時期內占主導地位的生產關系的總和，從中不難發現，經濟基礎的核心是生產關系，而在生產關系的三要素中，生產資料歸誰所有是主導。封建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是土地，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主要有三種類型：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它是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土地所有制，也是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封建土地國有制，主要形式為屯田制和均田制；農民土地所有制，它不占主要地位，但卻是封建社會土地私有制的重要補充。
中學歷史對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的表述通常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自然經濟)。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之間的關系到底又是怎樣的？對于這個問題的解釋關鍵在于如何全面理解什么是自然經濟。自然經濟我們經常明確其特點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自給自足，是一種男耕女織的自給自足，從字面含義來看是自己生產滿足自己的需要。但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自給自足是不能簡單的理解為生產者通過自己的生產滿足了自己生活需要，因為無論漫長的原始社會，還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都不是(或不能)自給自足。在此以家庭為單位的自給自足可以理解為生產的極端封閉性，無論是產品的生產還是生產的分工幾乎都是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完成的，這樣的情況下，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實體，彼此孤立幾乎不發生聯系。如果說在家庭為單位的生產實體下的生產有極強的封閉性的話，那么從生產的目的及產品的分配上來看，自然經濟亦體現為自給自足。因此在階級社會，自然經濟作為一個社會經濟范疇，不能從單個家庭來解釋，必須包括剝削者和勞動者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因為自然經濟的存在時間范圍，另一方面做為一種經濟形態它是有階級性的。從中可以看出自然經濟的另外一個特點，即勞動者為自己和剝削者直接消費而進行生產。在這種經濟中，勞動者是直接生產者，他們的勞動也是直接的社會勞動，或自然形式的社會勞動(即不需通過交換即為社會所承認的勞動)。
從生產的性質來看它不僅包括生活資料的生產還包括生產資料的生產，在這里僅僅是生活資料的生產，還不是全部的生產活動，因而又得出自然經濟的第三層含義。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這幾種社會形態中商品經濟一直存在，雖然它與通常所說的自然經濟有區別，但從根本上說它是自然經濟的補充。可以說在這樣的經濟單位中它是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自給自足，相對于其他的經濟單位它是封閉。在我國的封建社會中，這種“單一的經濟單位”應當是大體相當于過去一個鄉里或邑縣，包括這一地區的地主、農民、各種工匠、手藝人，還有小商人。否則很難做到從生產資料到消費資料的基本自給。一家一戶，包括手藝人，是一個生產單位，但不是一個經濟單位；他們聯合起來，才成為一個經濟單位。每戶生產的農產品不盡相同，他們是靠在地方小市場上進行品種調劑、余缺調劑，互相取得原料或成品完成再生產的。這種調劑往往也經過商人，但它是使用價值的交換，乃至勞動的直接交換，應當屬于自然經濟的范疇。
這樣，我們可以把自然經濟的概念再引申一層，得出它的第四層含義，或廣義的含義即使用價值的生產和交換。自然經濟，本來是與商品經濟相對立而言。因此，廣義地說，凡是以使用價值為目的的生產，或者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目的的交換，都屬于自然經濟的范疇。從這個含義說，不僅包括農民家庭手工業，還包括獨立的工場手工業。從這一點上來看不僅是作為副業的工場手工業，還可把某些城市手工業包括在內。
在我國的封建社會發展的過程中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發展的很完善，有效的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建立大統一的國家，商業一向比較發達，但發展程度很低。資料表明前夕，國內商品的流通額約為3.88億兩，其中糧食占百分之四十二，棉布占百分之二十四點四，鹽占百分之十五，以下依次為茶、絲和絲織品、棉花等。以糧食為例，糧食是最重要的商品，差不多所有其他商品都是直接或間接的和糧食相交換。糧食商品化的情況是觀察自然經濟的重要標志。當時，在城鄉、地區間流通的糧食約有245億斤，占產量的百分之十點五，商品率不過百分之九。糧食從來不是作為商品生產的，無論農民或地主出賣余糧，都是為買而賣。其他占重要地位的物品也是如此。商品經濟是自然經濟的對立物，但是，單純使用價值的生產和交換——盡管也會造成市場繁榮——卻又常成為自然經濟的補充。而其結果是：地主制的封建經濟利用它鞏固了自己。這也是我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之一。
第6篇：小農經濟的基礎范文
關鍵詞:農村專業合作社;平臺作用與局限;信貸支持模式
中圖分類號:F832.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0)07-0071-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7.15
在農村實行“聯產承包”生產體制以來,如何推進小農經濟走向市場和實現現代化,如何在這個體制框架下實現農業增效、農民持續增收,一直是“三農”改革發展的重大而現實的理論與實踐課題,筆者就這個問題做了一些觀察與思考。
一、海南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實踐
與其他經濟特區不同,海南是典型的“農村型”經濟特區。近年來,海南從此基本省情出發,以扶持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為切入口在扶持農民增收、走向市場以及農業實現現代化等方面進行了有益探索和大膽實踐,取得了明顯成效。據統計,截至2009年末,全省經注冊登記的農民專業合作組織2175個(2004年為1049個,增長107.3%),注冊資金104200萬元;入社成員39523人,帶動農戶25萬戶(2004年為17.7萬戶,增長41.24%)。從產業分布看:種植業1109個,占55.7%;畜牧業611個,占31%;水產業147個,占7.3%;農機服務53個,占2.7%;運銷業31個,占1.6%;加工業22個,占1.1%;其他行業19個,占1%。從組織類型看:公司+農戶型181個,占8.3%;農民自己組織型(土地+資金+農民)1779個,占81.8%;其他組織形式215個,占9.9%。從入股形式看:有貨幣形式入股(100元及以上不等/股),勞動轉化為貨幣形式入股(每個勞力35元/天),土地租金形式入股(每年1000元/畝)。①
從各自實際出發創建的各類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由于根植農村,聯結農戶,較好地解決了農業生產中讓農民最為擔憂的資金和市場問題,給農民帶來了實惠,因而深受農民歡迎。2009年12月11日,海南省省委書記衛留成對此作了重要批示:“我省各類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興起是件好事,對改變農業經濟結構,實現適度規模經營,特別對帶動農民致富都有重要作用,也深受農民歡迎,發展潛力很大,請省委農辦和省農業廳在認真調研的基礎上,總結經驗,逐步在全省推廣。”②
遍及分布農村的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各具特色,它們主要發揮著以下積極作用。
(一)為農民增收探路并創建平臺
從組織類型看,“土地+資金+農民”農民自組織型的專業合作組織1779個,占全省總數81.8%。它們是以農民為主體,以村落為邊界,業務范圍僅限于社員,在合作制原則基礎上,建立在地緣、血緣關系和村落小農經濟基礎上的能保障社員之間信任和信息對稱的農村專業合作組織。它們是迄今為止海南省為農民增收探路和創建平臺的主體,如海口美蘭區寅豐良溪養鵝專業合作社,由20多戶農戶組成,創建于2009年3月,注冊資本100萬元,專業合作社實行五個統一:技術、管理、種苗、標準、銷售等,現在存欄量達60000只,日出欄1000只,該合作社成員年戶均獲利7.3萬元,僅養鵝一項人均純年收入1.2萬元。①
據調查統計,上述專業合作組織對于周圍農戶的示范帶動和輻射能力非常強,各類入社社員和示范帶動周圍農民比例約為1:6。如澄邁金穗魚鴨養殖專業合作社,入社社員475人,帶動農戶5300戶,示范帶動比為1:11.16,有力地推進了該縣魚鴨養殖業做大做強。目前,該組織肉鴨的市場銷量約占全省60%,魚鴨產值18500萬元,純利潤6113萬元,被示范帶動的農戶年戶均純收入1.15萬元。②
(二)為農產品走向市場探路并創建平臺
農產品如何銷出去、銷出好價錢是最讓海南省農民擔憂的問題,而遍及全省廣大農村的各類專業合作社,實現了農戶與市場、分散生產與規模經營、標準生產與產業化經營等“三對接”,正較好地解決了農產品走向市場的問題。如三亞市香順哈密瓜、果蔬運銷兩個農民專業合作社采取“龍頭企業+合作社+基地+農戶+市場”的模式,構建起反季節瓜菜和熱帶水果銷一條龍連鎖服務體系,帶動3500多戶種植哈密瓜、芒果等瓜菜,使1600多個農戶既加入瓜菜種植合作組織,又成為農產品運銷專業合作社的成員。目前,上述專業合作社是三亞市唯一獲得國家資質機構認定瓜菜供港澳組織,每年直間接供港澳瓜菜10000多噸,占全省供港澳瓜菜80%。③
據調查,海南省各類農民專業合作組織還以市場需求為導向,著力推進自身主營農產品的品牌建設。目前,全省農民專業合作社已創建品牌15個。其中,市場影響較大的經工商部門登記注冊的品牌有:“儋合牌”黑皮冬瓜,屯昌的“楓綠”商標苦瓜,樂東的“尖峰嶺”、“耀正”、“大豐裕”香蕉,“方老三”哈密瓜,“毛公”芒果等。
(三)為農業現代化探路并創建平臺
農業現代化基本的標志在于:一是生產層面的標準化,主要是生產過程以無公害、清潔健康、環境保護為前提的標準化生產,產品實現綠色以及追求有機化;二是經營層面的產業化,主要是從產品生產開始到產品消費結束全程相關產業鏈條的有機鏈接和市場化運作;三是支撐層面的裝備化,主要是生產和運銷過程實現設施和現代先進適用技術對其全覆蓋。
海南省農民專業合作社在這方面作了深入探索,積累了許多可資借鑒和推廣的模式和經驗。如三亞香順哈密瓜農村專業合作社以省級農業龍頭企業――三亞海源實業有限公司為骨干創建,是全省比較典型、對農產品覆蓋面較廣、帶動農民增收較強的以“龍頭企業+基地(專業合作組織)+農戶”模式成功運作的農民專業合作組織之一。該社主要利用企業自身擁有的市場、人才、資金、產業化經營等資源優勢,憑借三亞市崖城鎮作為海南省西南部反季節瓜菜及熱帶水果種植和集散中心的區位優勢,聯結崖城鎮周邊農戶創建專業合作組織和運營。合作社從成立之初就明確其主營方向:標準化、基地化、產業化。社員自己種植的果蔬基地,由合作社的主創建單位――三亞海源實業有限公司指導實施,采取“GAP”管理模式實行“七個統一,一個不定期”組織生產種植,同時按照片區的面積大小安排農技員,對農技員實行責任溯源管理,確保產品的質量和安全。這些基地連同合作社帶動的崖城鎮坡田洋和南濱12連等近5萬畝基地已全部實現了良種、良苗、良法種植生產,2007年全部通過了三亞檢驗檢疫局的供港澳瓜菜基地和出口水果基地備案,連續8年取得了無公害產品和產地認證,并于2008年5月獲得國家良好規范農業認證(GAP)。④
(四)為農民生產融資探路并創建平臺
一直以來,由于商業金融門檻過高以及其他諸多原因,農民以及中小企業融資一直被邊緣化甚至被拒之門外。雖然各級政府堅持不懈地加大對三農的投資力度,但對巨額的生產資金需求而言可謂是杯水車薪。為謀求發展,農民在探索中發現:把同操一業的人捆綁在一起,成立自己的專業合作組織可能是眼下最現實最可行的路徑。于是,農民自己創建了專業合作組織,目前已占到全省同類組織的80%以上,融資方式主要有合作社股東(社員)出資或增資、合作社向民間融資機構舉債、合作社之間短期借款、合作社向當地金融機構貸款四種。其中,前三種比較活躍。融資平臺即合作正在生產經營的種養基地、加工廠、農資物流等,其融資機制為血緣、地緣關系以及在這些關系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信用關系,融資手續極為便利,有些借款僅憑口頭承諾、借據或收條。
總體來看,盡管海南省農民專業合作社融資比較原始,運作機制、方式、路徑各異,但它不失為現階段農民廣泛接受的融資捷徑,它們實際上已肩負著現階段農民生產融資主體的重任,引導、扶持其發展,就等于拓寬了農民生產融資渠道。正是從這點出發,海南省各市縣分別出臺了《關于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意見》、《關于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補貼辦法》,每年從財政撥出專款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創建。如三亞市給每個經工商注冊的合作社補貼經費5萬元,2009年全市共有101個專業合作組織獲得共計505萬元的財政補貼。又如東方市撥出800萬元專款,支持4個合作組織建設大棚生產出口日本。農村信用合作聯社跟進貸款1435萬元,貸款者均獲得財政補貼。①
二、海南農民專業合作組織運行的局限性
實踐證明,農民專業合作社是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在推動農業結構調整、挖掘農業內部潛力、連接農產品產銷、傳播市場信息、推廣實用技術、提升農產品質量和安全水平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但海南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在運行發展過程中也暴露出諸多局限。
(一)在推進小農經濟與市場銜接方面的局限
與全國各地情形一樣,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在現階段得到了蓬勃發展,但其規模和作用還遠遠不能取代現依然處于農業經濟主體地位的家庭聯產承包農業生產最基本組織單元――小農經濟[1]。
小農經濟是我國現行“家庭聯產承包”農村生產體制的產物,是現階段我國農業經濟的主體。它作為我國農村農業生產最基本的組織形式和農業經濟主體地位,將伴隨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長期存在。海南省也不例外,只有小農經濟走向市場才有真正意義上的農業走向市場。
一直以來,小農經濟與市場運營兩者之間存在著分散、小額生產與市場批量需求不能順暢對接的問題。為解決這個問題,近年來海南省致力于區域性農產品批發市場網絡體系建設,還在主要產地建立起一批小型冷庫等物流設施,對小農經濟走向市場創造了積極條件,但市場觸角還尚未完全延伸至每個田間地頭和千家萬戶。在此情形下,農民專業合作社或以溝通渠道的主體、或以批發市場股東、或以批發市場下游配角等角色發揮著農產品市場流通的平臺和渠道作用。
然而,農民專業合作社推動小農經濟走向市場的作用畢竟有限,其影響也只能是初級的。由于受規模和實力的限制,它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小農經濟與大市場的有機銜接問題。國內的實踐表明,農民專業合作組織若要維系其自身生存和對小農經濟走向市場的影響,出路有三條:一是抓住機遇,完善內生性機制,脫穎而出完成對自身資產重組和資本擴張,躋身于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行列并發揮其產業龍頭企業作用;二是接受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重組;三是成為產業鏈條上的一員,最終在產業化層面繼續發揮作用。前者畢竟極少數,后兩者可能是農民專業合作社最為現實的抉擇,因為也只有這樣才能求得小農業經濟、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和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三者共生共榮。
(二)在推進農業現代化方面的局限
推進實現農業現代化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如何實現小農經濟與之對接問題。事實上,小農經濟作為農村現行主要經濟組織形式和農村生產體制,并沒有阻礙農業現代化進程,恰恰相反,它為農業現代化提供著廣闊載體。在這點上,日本歷經了40余年艱苦奮斗,憑著十分稀少的國土資源率先于亞洲諸國以小農經濟為載體實現了農業現代化,為我們提供了頗有說服力的佐證。
我國農業現代化基本上也是以小農經濟為載體展開的,且總體上還是以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為主力軍。海南省從“農村型”經濟特區的基本省情出發,以龍頭企業產業化經營和專業合作社組織帶動為主要形式,以促進農業增效、帶動農民增收為主線,以發展熱帶特色現代農業為目標,正在推進著熱帶農業的六大轉變,在全國實現了三個率先。邁上了用現代產業體系提升農業,用現代物質條件和現代科技裝備農業,用現代經營形式推進農業,用現代農業理念武裝農民、引領農業的綠色發展道路。
回顧海南省推進熱帶農業現代化進程,以農民自己為主體創建的專業合作社由于生產經營規模、綜合經濟實力、生產經營機制等方面的制約,對農業現代化的推進作用非常有限,它必須在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生產經營的框架內,或作為產業鏈上某一個鏈條或參與某個鏈條生產經營融入農業現代化進程并在這個進程中非獨立地發揮作用,這可能是它們融入農業現代化歷史進程中必然遭遇的命運。
(三)在拓寬小農經濟生產融資渠道方面的局限
綜合農民專業合作社近年來的作為,可以看出:農民專業合作組織資金互助十分有限,因為社員之間經營品種相同,種養組織生產和生產資金需求都呈現出同步特點,它只有借助各級政府政策推動下才具有融資平臺功能并發揮作用。盡管農民專業合作社不失為當前眾多的農村基層組織機構中幫助農民融資最為便捷的平臺或渠道,但這種力量極為單薄。隨著農業市場化程度、農業現代化進程不斷提高,擔當此重任的依然是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
(四)在推進其內生性機制建設方面的局限
海南省農民自己聯合創建的專業合作社,基本上按照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則,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模式合法經營。社員之間之所以一起創建專業合作社,主要是他們認識到只有聯合起來才能獲得更大的利益。專業合作社能夠維系合作關系和合作生產經營,除了股本之外,主要依靠社員共同具有的血緣、地緣關系以及在這種關系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信用關系。約束社員行為的法則只有社員之間共同認同的口頭上約定或簡單的文字條款約定,落實彼此約定主要靠自律。因此,在維護社員間關系及權益等方面從一開始就存在著法律上缺失。另一方面,由于社員各自都是一個獨立的生產經營單元,專業合作社并沒有形成社員共同擁有的資產,生產經營利潤一般不做生產規模擴張等資產積累性投資,生產經營所需資金主要靠股本、財政專項補貼資金以及涉農小額貸款在這種情形下,專業合作社內生性機能非常脆弱,無法培養出順應農業現代化要求的內生性機能,這也是許多農民專業合作社經營期限短的重要原因。
農民專業合作社內生性機制建設的路徑有兩條:一是眾多“小社”在產業化層面上走向聯合創建大社或“大社”合并“小社”,按照現代企業制度實現資產重組以及體制機制建設;二是接受同類產業化龍頭企業對其資產重組或納入龍頭企業的產業化生產經營軌道,與龍頭企業共生共榮[2]。
三、政策性金融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模式選擇
在這方面,海南省農業發展銀行(以下簡稱“農發行”)做了許多探索,并初步建立起兩個可資借鑒的信貸支持模式。
(一)海南省臨高縣“龍津糖業合作社模式”
以原龍津糖廠100多戶員工為股東成立一個專業合作社,共同組織管理糖廠和蔗糖原料基地的生產經營。股東同時具有工農雙重身份:糖蔗生產季節各股東在自己承包的地塊上從事糖蔗種植生產;榨季回到工廠當工人。農發行以糖廠為項目載體予以貸款支持,建立起“農發行貸款+糖廠+糖蔗種植基地+員工股東”模式[3]。
(二)海南省白沙縣“高地木薯淀粉加工模式”
以白沙縣高地木薯淀粉加工廠為骨干,通過不償提供種苗、技術培訓、基地示范以及保護價收購等方式把遍布白沙、昌江兩縣數千個木薯種植農戶聯合起來。正是由于該廠的產業化龍頭帶動作用,上述兩縣在協會層面實現了木薯淀粉的產業化經營。瓊中縣奔鹿、松濤昌明、東方大慧、屯昌南坤等木薯淀粉加工廠基本按此模式運作。農發行以上述木薯淀粉加工廠為項目載體,推行產業、區域行業信貸壟斷支持模式――“龍頭企業+協會+基地+農戶”模式,對上述地區木薯產業予以強有力地支持;農發行還運用此種模式對白沙竹業區域化、產業化發展,遍布海南省沿海地區的水產出口基地建設以及以“海南恒興”、“海南裕泰”等龍頭企業為骨干的禽畜、水產養殖業予以重點支持,推進了這些地區木薯產業升級、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產生了顯著的經濟、社會、生態效益[4]。
上述模式之所以能夠在海南省推廣并持續下去,根本原因在于它能夠從機制上較好地發揮企業在生產、技術、管理、市場和產業帶動等方面的優勢,同時在產業化經營層面有機地整合農民的勞動力和土地資源。信貸資金的支持介入,在推進上述兩方面在產業化框架下實現對接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放大了上述優勢和資源稟賦的能量,共同建立起共生共榮的產業化經營機制,極大地推動著海南省熱帶現代農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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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數據來源:筆者根據海南省農村專業合作社材料匯編等相關資料整理得出。
②資料來源:海南省委農辦.我省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發展情況調查報告[J].工作交流,2010(97).
①②資料來源:筆者根據海南省農村專業合作社材料匯編等相關資料整理得出。
第7篇：小農經濟的基礎范文
根據國家糧食局的統計數據顯示，近年來我國家庭式農戶儲糧數量約占全國糧食總產量的50%，分布面積廣、數量多，其中13個糧食主產區當年的農戶儲糧總量約占同期家庭式農戶儲糧總量的73%，因此主產區農戶儲糧安全問題尤為重要。
但在現實中，由于鼠害、蟲咬、霉變等問題，造成家庭式儲糧平均損失在8%左右，全國年均損失達到400億斤。從地區分布情況來看，東北地區成為重災區，年均損失率約為10.2%。在農戶所儲存的糧食中，玉米的損失最為嚴重，損失率達到了11%。以吉林省為例，在未推廣農戶科學儲糧倉之前，農戶多以玉米樓子、玉米棧子等工具以及采用地趴等方式儲存糧食，年均糧食損耗達到40億斤。
東北三省的相關歷史數據顯示，2008年4月東北三省因天氣原因以及農戶不良的儲糧方式，導致玉米霉變損失達到25億斤以上，農戶損失嚴重。由此可見，農戶科學儲糧倉的推廣迫在眉睫。
在“十一五”期間，農戶科學儲糧專項工程選取了部分省份作為示范區域，科學儲糧初見成效。但其所投入的資金有限，覆蓋的儲糧農戶范圍小、數量少，未能形成大規模效應。
二、政策的可操作性
在推行《“十二五”農戶科學儲糧專項建設規劃》之前，國家糧食局已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十一五”期間即開始啟動農戶科學儲糧工程項目，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投入中央補貼資金7.06億元，幫助近200萬個農戶安裝了新型的儲糧設施，此批糧倉的投入在糧食減損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為農戶科學儲糧的技術方面提供了數據支持。
在《“十二五”農戶科學儲糧專項建設規劃》中，各方面均汲取了前期項目的經驗。技術方面，在“十一五”農戶科學儲糧工程落實期間，技術部門根據各地區氣候、地理環境以及糧食作物特點，設計了多種儲糧倉型，例如東北地區的鋼骨架矩形倉、華北地區的圓形彩鋼板組合倉等，在“十二五”期間，各地區糧食科學研究院根據原有糧倉的實際使用情況進行改良，更凸顯了糧倉的耐用、方便等特點。項目組建方面，糧倉項目由各地區糧食局主導采取公平、公證、公開的招投標采購方式，中央、省級財政投入資金支持并提供國家資金免除稅收優惠政策，由糧食科院研究院等專業部門對企業提供的糧倉質量進行監督，實現了糧倉產業化供給，保證了《“十二五”農戶科學儲糧專項建設規劃》落實期間項目的穩步推進。
三、經濟效益
中央在“十一五”農戶科學儲糧專項工程的基礎上，結合各地區財政能力、糧食產量和農戶的積極性，計劃在2011-2015年再次按照一戶一套的原則，投入資金93.4億元，為800萬農戶配備科學儲糧設施。
按照前期糧食減損程度測算，農戶自儲糧的損失率能夠由10%左右降至2%以下，平均降幅達到8%。單獨從減損增收方面來看，按照規劃覆蓋區域的平均水平測算，每年總體因鼠害、蟲咬、霉變等問題造成的糧食損失可減少21億斤，按照糧倉使用壽命為10年進行測算，規劃執行和延續期間能夠降低損失約為210億斤，實際可視為增產210億斤。糧食價格按照每斤1元計算，可減少農戶損失約為210億元。
以吉林省為例，每套糧倉價格為4000元，其中中央投資30%、省級配套30%、市縣財政和農戶自籌資金比例為40%，按照各市縣財政資金能力不同，農戶購買糧倉的價格為900-1600元。糧倉可儲存糧食2萬斤，干糧每斤可多賣2分錢，因此每年可多賣400元，使用糧倉降耗8%（每斤玉米1元），全年可降低損失1600元，以上兩項即可為農戶每年增收2000元，因此農戶在糧倉購買當年即可收回成本。與此同時，國儲糧中干糧的比例將有所增加，為國家節約的烘干用煤電費用、減排二氧化碳的環保費用以及庫存管理費用等綜合成本每年可達到1200元以上。總體來看，一套使用期限為10年的糧倉，可為國家和農戶增加收入3.2萬元。
四、社會效益
（一）科學儲糧意識提高
從時間上來看“十二五”規劃實施即將結束，隨著項目的推進，農戶在使用科學儲糧倉的過程中了解到了科學儲糧為自身帶來的益處，因此農戶的科學儲糧意識逐步提高，糧倉的推廣形式逐漸由政府主導宣傳轉變為農戶主動報名購買。科學儲糧倉的外形美觀、堅固耐用，在為農戶增加收入的同時也從整體上提升了農村的環境形象。
（二）儲備干糧節能減排
經初步測算，農戶科學儲糧專項建設實施的5年中，將減少化肥使用量為7.5萬噸，能夠減少土壤板結、有機質含量減少以及水源污染等問題。在東北地區，還將降低因處理高水分糧食而產生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和污染物的排放量，實現節能減排、綠色儲藏。
（三）保證糧食安全供給
第8篇：小農經濟的基礎范文
一、現代中國農業出現的問題
1.種植單一，結構不合理，土地資源浪費
大多數農村以糧食作物為主，仍以原來舊式的生產方式為主，工業化為輔，而且收入徘徊不前，農民失去了活力，積極性不高。因此更多的農村青壯年甘愿入城打工，將農業作為第二收入。改革開放初期，市場迅速活躍，物價不穩定，差距大，而近幾年糧食價格逐漸穩定，但農業成本卻仍不斷提高，單純依靠家庭的努力無法改變現狀。城市生活成本很高，同時農村的生活成本也在幾倍地增長，相對于城市的收入而言，農民的收入杯水車薪，從而嚴重制約農業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農民缺乏先進的管理技術和經驗，知識來源有限，機械設備不能及時更新，導致作物產量有限，一方面使得土地資源不能有效發揮其作用；另一方面導致土地的污染，使土地失去肥力。
2.守土觀念濃厚，缺乏大膽創新
中國歷經了兩千多年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發展模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小農觀念。再加上宗族觀念的影響，這種守土觀念非常濃厚，更有很多人認為上學還不如不上，直接在家種地就可以掙錢。即使再貧窮也不愿丟掉這幾畝土地。當然，種地本身相比較其他行業而言確實比較穩定，能維持農民最基本的生活。但是一味地依賴于土地，而使農村經濟缺少了活力和發展的動力，這也嚴重制約了農業經濟的發展。
3.不利于機械化的推廣，制約工業發展
由于這種家庭為單位的經營方式，農民的收入雖相比較之前有很大進步，但是經濟實力仍然有限，能夠購買一套機械化的設備還是有很大困難的。因此這種經營方式嚴重制約了農民的購買能力，不利于農村機械化的推廣。同時也會導致工業發展缺少一個增長的因素，從而制約了國民經濟整體的協調發展。
二、針對問題提出的對策
1.國家積極出臺有關政策在多方面給予大力支持
為此，中央和地方應該制定和實施有關政策，比如，加大對農村資金的投放力度，有側重地調整經濟結構；促成農村人才流動，最大限度地引導人才支援農村建設，帶去先進的知識、技術和經驗，加大對農民的培訓力度，以提高農村整體的生產水平；調整投資結構，實行多元化的投資機制，促使農村經濟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完善農村的服務設施，使農村的人口分布更加集中等等。
2.由分散型經營向集約型經營過渡
改變一家一戶分散的經營方式，國家采取惠民政策促使農民分布更加集中，采取農場式的管理方法，妥善安排農村的老人婦女兒童，完善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可以采取由合作社到高級合作社逐步推進的辦法，逐步形成集約化管理，以保證農村的穩定。
3.工農業有機結合，調整農村產業結構
使工業配合農村的結構調整，及時為農村機械化的實施做好服務，同時也可以積極發展鄉鎮企業，以解決農村閑散勞動力的就業問題，這樣也可以減少城市的人口壓力，以及資源分配帶來的矛盾。國家應積極采取政策促使城市人口流動向農村轉移，逐漸使人口分布更加平衡合理，同時也可緩解其他一系列社會問題。
第9篇：小農經濟的基礎范文
關鍵詞：農戶金融服務；非正式金融；減貧機制
中國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217(2007)06-0010-06
貧困問題作為一項世界性研究難題，長期以來一直吸引著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人類學家及其他相關學科學者們的目光。小農家庭由于自身經濟基礎薄弱與高度脆弱性特征，往往長期處于貧困的邊緣m或者陷入貧困者行列之中。從貧困的形成原因來看，低收入、資本與人力資本的缺乏是最主要的因素，而在家庭經濟中，三者往往又是相互聯系、彼此強化的。無論是貧困者緩解貧困，還是減少貧困的發生率，資金(或信貸)的可獲得性是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因而，關注農戶的金融服務狀況是關注貧困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隨著對農戶金融服務實踐的變化，相關研究也日益增多，國內外許多學者從對農戶金融服務需求本質的理解、可供形式、減貧機制、正式與非正式金融的交互作用等多個不同角度進行了研究。本文擬對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進行綜述。
一、對農戶(農民)經濟行為的解讀
英國學者弗蘭克?艾利思把農戶定義為“以農業生產活動為主、主要從農業中獲得生活資料、在農業生產中主要利用家庭成員勞動的一個基本生產、生活單位。他們部分地參與常常是不完全或不全面的投入與產出市場”。對農戶研究的本質目的是對農戶行為的解讀，其中爭論的焦點在于農戶是否經濟理性，這涉及到是否可以把農戶看作一個現代生產基本單位，以便選擇農戶金融服務的基本框架。張杰(2005)認為，中國的農戶如能被確認為富于理性的小農，那么，就沒有必要單獨為其設計一套農貸制度安排，而只需將現在已經存在并很好地服務于現代經濟的金融體系直接延伸到農村經濟，為農戶提供金融服務即可。
現代歐美學者研究農戶行為的經典文獻可以大致劃分為兩類：一類強調小農的理性動機，另一類則堅守小農的生存邏輯。舒爾茨把農戶看作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單位，認為農民比起任何資本主義企業家來毫不遜色，據此，改造傳統農業的出路在于激勵農民為追求利潤而創新的行為(1964)。波普金更進一步認為，農場完全可以視作資本主義的公司，小農無論是在市場領域還是政治社會活動中，都更傾向于按理性的投資者的原則行事(1979)。由于以上兩者的觀點十分接近，人們將其概括為“舒爾茨一波普金命題”。這一命題實際上強調，對于農戶或者小農，重要的是為其提供所謂的“現代市場要素”和創造外部市場條件，至于小農如何行事，那是他們自己的事情。
與“舒爾茨一波普金”命題的樂觀傾向相比，小農經濟的“生存命題”則顯得有些悲觀。他們從鄉村社會關系與倫理角度出發，分析農戶(農民)的生存方式與經濟行為邏輯。其中，以察亞諾夫(Chay-anov，1925)、波蘭尼(Polanyi，1957)為代表的“道義小農派”質疑古典經濟學的嚴格理性分析范式，認為小農的行為明顯偏離經濟計算的路徑，不同于資產擁有者，因為他不雇傭勞動，因此難以計算成本收益，其產品也主要是為了滿足自身消費而不是追求利潤。后來，美國經擠學家J?斯科特(Scott，1976)通過細致的案例考察進一步闡發和擴展了上述邏輯，并明確提出著名的“道義經濟”命題。在斯科特看來，小農經濟堅守的是“安全第一”的原則，具有強烈生存取向的農民寧可選擇避免經濟災難，而不會冒險追求平均收益的最大化。實際上，斯科特所揭示的這一“生存倫理”構成前資本主義農業秩序中諸多技術、社會和道德安排的基礎，農村信貸安排自然也不例外。
對于中國農戶的解讀，華裔學者黃宗智教授的貢獻是難以逾越的。他基于華北小農經濟的史料研究提出了小農經濟“半無產化”以及著名的“拐杖邏輯”。在黃宗智之前，人們已經對中國小農經濟的特征做過大量描述和確認，黃宗智自然也認同對中國小農經濟的“過密化”刻畫，但他對“過密化”的討論旨在表明，由于“過密化”源自一個農戶家庭不能解雇多余的勞動力，因而中國的小農經濟不會產生大量原本可從小農家庭農場分離出來的“無產一雇傭”階層。但他同時指出，在當時情境下，若剩余勞動力從家庭農場分離出來，他必然成為家族的最后一代，即作為雇傭階層的收入不足以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只能是自我維生至消亡。如此，既然多余的農村勞動力無法獨立成為一個新的階層，那么，他們就必然會繼續附著在小農經濟之上，非農工作與收入只能成為生活的“拐杖”。這種狀況長期決定著中國農村經濟的制度結構、演進走向以及總體績效。可即便是富余大戶，也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這與中國長期封建歷史過程中的重農抑工的根本性制度安排有關。
綜合上述觀點，可以發現，農民表面的非理性恰恰是現實環境下的理性；解釋農戶行為特征與貧困的原因應從社會制度安排、農產品市場結構與生產要素市場的高度分割的原因結合出發；考察與安排農村金融服務時，要綜合考慮歷史與現實的各種制約因素，將之作為動態的變遷背景，才可能實現農村金融制度供給與需求的良性耦合。
二、農戶金融服務的需求與信貸特征
農戶的金融服務需求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提供儲蓄便利，積累資本以購買耐用消費品；第二，獲取信貸以平滑消費，包括產出與投入時間上的不匹配、生命周期需要、緊急事件需要；第三，利用信貸資金投資。
對窮人儲蓄能力的懷疑是補貼信貸與貧困者金融服務認識誤區產生的主要原因。事實上，窮人不僅可以從收入(工資或其他收入)扣出一部分，也可以從支出(日常開支)中省出一些用于儲蓄。即使是最窮的人也必須花錢購買如食物與衣服等最基本的物品，每一次他們的確存在儲蓄的機會而且他們也確實這樣做，無論金額多么微小。許多貧困家庭主婦在這樣努力，盡管他們的丈夫不能從他們的收入中提供任何儲蓄。她們的成功體現在她們每一次出借小額款項(也包括數量很少的米、煤油與鹽)的習慣上。為農戶提供儲蓄便利可以增進農戶儲蓄，從而提高農戶信貸能力。
在解決資金困境時，農戶資金需求遵循特殊的差序格局，即其融資順序依次為：增加非農收入進行的內源融資、利用親緣關系進行的友情借貸、利用本社區其他非正式信貸形式、國家信貸或帶有官方性質的正規信貸、其他商業性的信貸。在還貸特征上也與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契約信用相背離，帶有鄉土社會信用特征，有著明顯的圈層結構：其信用由家庭圈層、親緣圈層、社區圈層至社區之外依次減弱甚至完全喪失。根據郭曉鳴(2004)在四川4個不
同類型的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等隨機抽取243戶農戶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2001～2003年的三年間，農戶在信用社貸款的按時還本付息率僅為34.3％，私人借款的還款率則達到86.8％。農戶資金需求遵循特殊的差序格局，是對還款能力不確定的理性選擇，由于收入流的非穩定性特點導致的不確定性，當還款期來臨而無法歸還時，親緣關系與社區內的融資易于達成諒解并順延。事實上，貧困者對聲譽可能也是很珍惜的，因為若更缺乏聲譽資本，生存危機會更嚴重，對他們來說，一筆金額很小的融資可能是一筆救命錢。信用特征的圈層結構則與信息監控水平、重復博弈與違約懲罰力度有關。若是構建合理的制度安排，農戶圈層結構的信用特征也是可以改變的。
三、農戶金融服務的國際實踐與困境
早期，政策制訂者期望宣傳高利貸的罪惡，試圖通過發展正規金融來替代它(Adams and Fitchett，1992)。但是，以城鎮為基礎的信貸配置(Lipton，1976)與正式貸款人面臨的利率限制(Vega，1981)二者相輔而形成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抑制(Edward s，Shaw，1973)；窮人缺乏合適的擔保(Pischke，1983；Rudra，1982；Binswanger and Sillers，1983)，越是小額借款者，面臨的交易成本越高(Aron，1981；Tim-berg andAiyar，1984)；最終保護、仲裁與腐敗情形(Ladman and Tinnermeir，1981；Adams and Vogel，1985，Ghatak，1977)等原因造成鄉村多數農戶很難獲得正常信貸。在工業化后期，許多國家提出工業反哺農業的理論，于是優惠信貸(補貼信貸)成為許多國家為農業發展提供的一項重要政策。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80年代，許多國家提供優惠信貸供給作為農村發展的中心策略。然而，由于優惠信貸通常遭遇極低的還款率與高漲的補貼成本，致使許多優惠信貸無法惠及真正的窮人。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拉美和南亞的一些發展中國家陸續開展一系列以非政府組織為主導的試驗，設計和實施專門為窮人和小型經營活動提供貸款和儲蓄服務的項目。試驗成功的小額信貸機構主要有孟加拉國的Grameen銀行、玻利維亞的Banco Soi銀行和印度尼西亞的Unit Desa項目等。Global Resource Centrefor Microfinance 2004年的一份報告稱，已探明從事小額信貸的商業銀行和其他正規金融機構有225家(包括花旗銀行、德意志銀行等)，其中已經獲得較高回報，甚至超出本國銀行業的平均水平(Isern，2005)。在控制信貸風險、提高償還率方面，小額信貸機構獨樹一幟，創造了不少為人熟知并廣為復制的技術，如整貸零還、小組連保貸款、動態激勵、靈活的抵押方式等，用來克服信息不對稱障礙，提高償還率。
然而，小額信貸在實踐中也面臨一些問題。首先，非市場化模式的小額信貸存在著可持續性與選擇性剝離。的問題。其次，市場化的小額信貸利率過高，根據Micmfinance Bulletin 2003年7月號的調查，在向最窮的人發放貸款的49家小額信貸機構中，平均運營成本為其發放貸款數額的59％，而人力成本接近50％。盡管較高的利率可以擴展小額信貸的延伸性，但利率過高也會導致金融風險和政治風險的增大，對社會造成不良影響(Woller andWoodworth，2001)。
在低收入國家，政府大都把農業信貸的名義利率定得很低，而貸給農村貧民的貸款利率則更低。德爾?W?亞當斯駁斥了用于論證低息農業貸款合理性的主要的八種觀點：高利貸論、高收入國家的低利率政策、貸款者獲得了廉價的資金、貸款者的生存力、農民的行為、收入轉移機制、利率與通貨膨脹、次佳論點。認為低息貸款政策是低收入國家的金融市場經營不善的主要原因，它們挫傷了農戶進行儲蓄的積極性，并對貸款者分配貸款的方式極為不利。而且，與低息貸款相對應的低息攬儲極不利于動員農村儲蓄以擴大資金供給。
關于非正式金融與正式金融的利率差距，謝平、陸磊(2003)的研究認為，由于信貸配置中的腐敗行為，民間借貸與正規金融價格實際是均衡的，不能簡單定義民間借貸是高利貸，如果如此定義，則正規金融也同樣具備高利貸特征。巴甫洛(1979)指出低息借貸對一些借款者來講并不便宜，利率償還只是總借款費用的一部分，額外的費用包括表格填寫、賄賂、拜見放貸者所需交通費用以及進行協商和償還貸款所占用時間的機會成本，就一個新的小額借款者來說，他的貸款交易費用可能是應付利息的好幾倍；卡仁?辛格考察了一個印度村莊消費性貸款的利率結構，發現其年利息率平均為143％，從利息的構成來看，機會成本約占50％以上，風險成本25％，分配成本15％，壟斷利潤則只占6％。
四、農戶金融服務的減貧機制
關于農戶金融服務的減貧機制，已有研究主要是遵循如下圖所示思路進行的：
所謂可追加性研究是指農戶獲得貸款前后的境況改善與生活影響。在眾多小額信貸制度影響分析的文獻中，有關金融服務對家庭經濟生活的影響被集中在六個方面：平滑消費；減低對高利貸的依賴程度；對家庭開辦小型企業的影響；對家庭資產選擇的影響；對家庭成員職業選擇的影響；對家庭收入的改善。其中，平滑消費與家庭資產選擇是最明顯的，而對高利貸依賴的影響是最不確定的(Kacoski andTownsend，2002)。
郭沛(2001)通過對陜西、河南小額信貸的受惠農戶進行調查，并進行收入影響計量檢驗，認為小額信貸為貧困農戶的收入增長具有正面的影響力，有助于貧困農戶收入增加和財產積累。江曙霞、嚴玉華(2006)運用靜態灰關聯和前移動態關聯矩陣對中國農村民間信用緩解貧困的有效性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民間信用可以有效緩解中國農戶的貧困狀況。Binawnager和Rosenzweing(1990)發現一個相似的利潤最大化投資組合窮人比富人所得回報會低30％，而改善信貸可得性則有助于提高生產效率。
由于農戶信貸資金可得性主要來自于農村非正規金融，國外學者就此進行了多樣性的相關研究。首先是非正式金融是否可以在村莊內實現收入互保、平滑消費的檢驗。Morduch(1991)，Cater(1991)和Udry(1990)分別用印度南部、布基納法索(非洲國家)與北尼日利亞(非洲中西部國家)鄉村家庭面板數據對家庭收入特異風險在總風險中的重要性進行了實證檢驗，Mordueh發現家庭特異風險占家庭收入總風險的75％～96％，Cater和Udry也得到相近的結論。Alderman與Paxson(1992)以消費與保險理論為基礎，提出了一個計量模型用以檢驗村莊
內部的相互借貸對家庭間實現收入保險、平滑消費的可能性。Deaton(1992a)對村莊內部是否比跨村之間有著更多的收入共變進行了檢驗，其F檢驗表明結論是否定的，這實質上反映的是相鄰村莊之間的同質性。其次是對農村變異的金融形式的研究。Becker(1974)、Lueas and Stark(1985)、Cox(1987)對承受疾病災害的家庭接受親戚與鄰里的饋贈現象進行了考察，認為這是類似于信貸、相互提供收入保險的一種形式。姜旭朝、蔣貞燦(2005)則認為，農村婚嫁費用及其中的民間資金流動也反映著社會保障因素，亦即一種民間互保形式。
在非正式金融形式研究中，RoSCA(輪會)的作用機制得到最為廣泛與深入的研究。Rogier和Chavas(1997)提出了一個簡潔的模型，很好地說明了參加RoSCA比通過自己積累資金平均可以提前一半的時間獲得耐用品。Anderson與Baland則從男女主人在家庭資源配置偏好差異與決策權爭奪角度出發，通過博弈模型說明婦女參加RoSCA有利于促進低收人家庭儲蓄，提高家庭教育資本的積累與耐用消費品的投資能力。Besley和Levenson(1996)運用1977～1991年臺灣地區212 046戶家庭面板數據，對家庭是否參與輪會(RoSCA)與其消費耐用消費品金額的相關性進行了實證檢驗，證明非正式金融在家庭資本積累與耐用消費品購置中起著積極作用。
五、農戶金融服務中的正式與非正式金融的連接
政府優惠信貸容易產生指向偏誤，小額信貸的高監控與收貸成本會內生過高的利率，因而，非正式金融作為農戶信貸的補充形式是必要而且客觀存在的。正式金融與非正式金融分別采用不同的行為規則集合與激勵結構去處理監控與激勵問題，滿足了不同群體的借款者的需求。非正式金融在農村與城鎮充滿活力地運行，成為許多借款人主要的信貸資源。Tsai(2003)對中國江浙農村非正式金融的研究表明，在有的鄉村地區，正規金融發展較好，非正式金融也同樣或更加活躍。對其原因，他從以下幾個方面給出了解釋：正式金融供給不足而產生的制度外需求；地方治理與市場互動的產物；地方政治經濟因素導致的市場分割；非正式金融極低的交易成本與社區互保機制。
非正式金融的形式多樣，并且在各國有一定的差別，總結起來大致共有10種類型：專職但不受管制的金融機構，如信用合作社、土著銀行(aboriginalbank)、當鋪等；職業放貸者(money lenders)；商人(traders)；典當商；銀背；地主；親友；金錢護衛(mon-ey guards)；小組儲蓄(group saving)；輪流儲蓄與信貸協會(RoSCAs：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聚會(ASCrAs：accumulating savings andcredit associations)等。
由于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二元金融結構與金融抑制，即使非正式金融市場廣泛存在，也可能存在資金供給不足。因此，如何構建農戶金融服務中的正式與非正式金融的連接是實踐中已然產生也是具有典型研究意義的問題。當前存在的主要連接形式有：小額信貸中的小組聯保貸款、放貸者與銀行機構的連接、農業相關產業與農戶的信貸。
不少學者對農戶金融服務中的正式與非正式金融的連接進行了研究。Tsai(2004)在比較中印非正式金融與小額信貸時指出，自組織的目的是幫助成員有規律地小額儲蓄，在成員間創立內部保險基金以便應付急需，通過集體決策增強成員權利，為集體成員擴展無擔保貸款。Seibel(1985)則以西非農村金融自組織為例，分別就儲貸協會與銀行機構實行連接的原則做了詳細闡述。以儲貸協會特別是以農戶小組、手工業小組、商人小組為基礎的聯保貸款可以有效地解決信息不對稱、監控與還款激勵問題，為儲貸協會設置的會計賬戶也有利于資金的安全與管理的便利。Floro和Ray(1997)以菲律賓的情形為例，考察了放貸者與銀行機構的連接在配置效率與小農福利的潛在影響。通過與農業密切相關的產業對難以獲得信貸的小規模農戶進行借款，增強了貧困農戶的信貸能力。事實上，一些非正式貸款者起著銀行資金的輸送管道作用，如谷物收購者對谷物種植者，奶制品公司對奶牛放養農戶，農用生產資料經營公司對農戶等。政策的制訂者們也會思考這個問題，即增加正式金融資金的供給是否能夠增加放貸者的競爭數量，從而降低小農獲取貸款的利率，改善貸款獲得者的福利呢?Floro和Ray通過建立博弈模型分析說明，由于一個地方很難會產生幾個同類的放貸者，而且由于壓低產出價格或抬高投入品價格因素的存在，使顯性利率無法顯示實際利率水平，重復博弈下放貸者的共謀可能只是增加放貸者從中獲取租金的能力。劉峰、許永輝、何田以黑龍江個案為例，對農戶聯保貸款制度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關的政策建議。、黃良赳對社會信用合作組織在農戶貸款中的作用進行了研究，并提出分別以政府、民間、企業信用資源為平臺，以增加農戶貸款資金可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