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量經濟學的定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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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計量經濟學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計量經濟學；教學問題；對策分析

計量經濟學作為經濟管理類本科生必修的核心理論課程，在大多數高等院校中，已經成為經濟學課表中最有權威的一部分，其教學和實踐也受到了越來越多學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關注。然而，在本科計量經濟學的教學過程當中，大多數高等院校仍然存在不少問題。這些問題影響到甚至嚴重影響到計量經濟學的教學效果，如若不能及時有效的解決這些問題，則會使得計量經濟學的教學效果事倍功半。本文旨在分析本科計量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一、計量經濟學的學課特點

計量經濟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學課，旨在揭示經濟活動中客觀存在的數量關系。挪威經濟學家Frish將計量經濟學定義為經濟理論、統計學與數學三者的結合。整體而言，計量經濟學具有學科多樣性、理論與應用結合性以及數據依賴性的學課特點[1]。首先，計量經濟學把經濟理論、數學和統計學作為工具，用來分析經濟現象。這種學科多樣性對于學生的前期知識儲備具有較為嚴格的要求，不僅要求掌握高等數學、線性代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等數學和統計學基礎，還需要掌握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等經濟理論，甚至還有掌握相應的計算機軟件及其操作。其次，計量經濟學具有理論與應用緊密結合的顯著特點，其中，計量經濟學模型的建立需要扎實的經濟學和數理理論，模型的回歸和假設檢驗等需要統計學理論，而最終目的是分析經濟現象中客觀存在的數量關系，即實現從理論到應用的實踐。最后，計量經濟學具有數據依賴性強的特點，對于數據質量的要求性非常高。計量經濟模型能否科學、合理的分析經濟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數據質量，這就要求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一定要掌握數據完整性、準確性、可比性、一致性和隨機性的數據要求，科學、合理、系統、全面的搜集和整理數據。因此，計量經濟學的這些學課特點使得這門課的講授和學習都具有一定的難度。

二、本科計量經濟學教學問題分析

大多數本科院校在計量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存在不少問題，現總結如下：

1.先修課程設置不合理。計量經濟學課程的學科多樣性使得這門課對于先修課程的設置要求較高。通常情況下，大一、大二期間必須完整修完高等數學、線性代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和計算機理論基礎。然而，部分高校在大二期間就開設計量經濟學，或者與其它先修課程同時開設。此時，學生對于部分數學理論和經濟學理論還未涉及，或者并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此時學習計量經濟學課程難度很大。此外，由于計量經濟學實驗課程較多涉及到Stata、Eviews、Matlab等計算機軟件，而學生在學習這門課之前這些軟件往往涉及較少，這也導致學習難度加大。

2.教學目標定位不準，教學內容設置不合理。大多數高等院校對于計量經濟學的教學目標定位不夠具體，也不夠準確，大都是培養學生運用理論知識去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2]。在授課過程中都采用傳統灌輸式課堂教學模式和多媒體教學，學生往往學不到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此外，部分高校在教學內容設置方面也不合理。有些老師授課過程中只給學生講經典計量經濟學的內容，對于非經典計量經濟學的內容從未涉及。還有些老師在授課過程中，并沒有完整系統的講授教學內容，講到哪算到哪，沒有按照教學大綱和教學計劃授課。甚至還有些老師在授課過程中花很多的課時在給學生講理論推導，而忽視了學生運用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3.教學課時量與實驗課時量不匹配。利用計量經濟學解決經濟問題通常包括以下四個步驟：模型建立、數據收集和整理、參數估計和假設檢驗。但在教學過程中，大多數教師往往將較多課時用于計量經濟學理論講解上，關于計量經濟學應用的內容非常欠缺。而且在計量經濟學的課時設置當中，關于學生實踐能力的實驗課時比重較低。以金融工程專業為例，其計量經濟學總課時是48個，而實驗課時是8個，這難以較好的鍛煉學生的實踐和應用能力。此外，部分教師對于計量經濟學軟件及其操作不熟悉，或者僅熟悉一些過時的軟件，而不能及時掌握最新的更先進的軟件及其操作，這些也不利于學生應用和動手能力的提升。

4.課程考核方式不完善。完善的課程考核方式不僅是檢驗教學效果的有效手段，同時也是激發學生進一步深化對所學內容理解和掌握的重要手段。大多數高校計量經濟學的課程考核主要包括兩部分：期末考試成績占70%-80%，平時成績占20%-30%。期末考試采用閉卷考試，著重考查學生對所學課程內容的理解和掌握；平時成績主要從學生出勤、課堂表現、課下作業以及實驗報告等方面考核。這種考核方式注重“紙上談兵”，難以體現學生的應用能力和實踐能力，也不能激發學生從事科研寫作的積極性。

三、改進本科計量經濟學課程教學的對策與建議

上述本科計量經濟學在教學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我們提出如下相應的政策建議：

1.優化培養方案和課程設置。本科高等院校在經濟管理類培養方案的設置中，必須充分考慮并優化課程設置。一方面，明確計量經濟學的課程定位，經濟管理類專業必須設置為必修課程，數理統計等相關專業可以作為選修課程；另一方面，必須將計量經濟學課程設置在高等數學、線性代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之后，讓學生在學習經濟經濟學課程時更游刃有余。

2.合理設置教學目標和教學內容。一方面，對于大多數本科高校來說，應該設立以應用為導向的教學目標，使學生在掌握基本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能夠熟練運用所學知識和軟件解決現實問題，注重學生應用能力和實踐能力的培養。另一方面，在教學內容上，避免過多講授數理推導，著重講解問題產生的來源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并能夠運用計量軟件去解決實際問題。可以適當講授一些比較前沿的非經典計量經濟學的內容。

3.合理設置教學課時和實驗課時。一方面，依據學生培養要求和學生水平優化配置教學和實驗課時，培養要求偏重理論的可以設置為2：1，加強學生對于理論的熟悉和掌握；而培養要求注重應用的可以設置為1：1，注重學生應用計量經濟學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另一方面，加強教學與實驗的交叉與融合，在教學過程中可以適當講授應用以加強學生對于應用的理解，而在實驗課時中也可以適當講授一些計量理論以加強學生對于理論的理解。

4.完善考核方式和考核手段。對于本科計量經濟學課程的考核方式，可以采用閉卷、平時成績以及實操的綜合考核方式。其中，閉卷考試著重考查學生對于基本理論的理解和掌握，平時成績主要保障學習效果的課堂考勤和課下作業，實操既能考察學生應用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又能體現學生的軟件應用和操作能力。培養要求偏重理論的可以設置為5：3：2，重點考查學生對于理論的理解和掌握；而培養要求注重應用的可以設置為4：4：2，著重考查學生應用計量經濟學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參考文獻： 

[1]劉亞清，吳福鎖.淺析本科計量經濟學課程教學中的問題與對策[J].教育現代化，2017，（15）：106-108. 

第2篇：計量經濟學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空間計量經濟；發展；模型設定和估計檢驗；綜述

中圖分類號：F224.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9)02-0007-06

空間計量經濟學是計量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是以空間經濟理論和地理空間數據為基礎，以建立、檢驗和運用經濟計量模型為核心，對經濟活動的空間相互作用（空間自相關）和空間結構（空間不均勻性）問題進行定量分析，研究空間經濟活動或經濟關系數量規律的一門經濟學學科。空間計量經濟學與地學統計和空間統計學相似。從某種程度上而言，空間計量經濟學與空間統計學之間的不同和計量經濟學與統計學之間的不同一樣。由于對其理論上的關心以及將計量經濟模型應用到新興大型編碼數據庫中的要求，近年來這個領域獲得了快速發展。

1.空間計量經濟學的發展

由于在區域計量經濟模型中處理次級地區數據的需要，早在20世紀70年代歐洲就展開了空間計量經濟學研究，并將它作為一個確定的領域。Paelinck 和 Klaassen定義了這個領域，包括：空間相互依賴在空間模型中的任務；空間關系不對稱性；位于其他空間的解釋因素的重要性；過去的和將來的相互作用之間的區別；明確的空間模擬。Anselin在1988年完成了《空間計量經濟學：方法和模型》這本經典著作，對空間經濟計量學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并將空間計量經濟學定義為：“在區域科學模型的統計分析中，研究由空間引起的各種特性的一系列方法。”

從發展的驅動因素看，空間計量經濟學的發展受模型和數據驅動。(1)從模型驅動看，理論經濟學的興趣越來越從彼此獨立的決策主體模型轉向明確解釋系統中不同主體（參數或效用）相互作用的模型。這些新的理論框架在設定和研究主體間直接的相互作用（用社會學術語說，就是鄰近效應、模仿效應或其他看齊效應）時，引發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即個體的相互作用如何導致集體行為和總體模式。在新宏觀經濟學、社會交互作用的理論模型、相互依賴的參數選擇、貿易結構演化模型、鄰近溢出效應、標尺競爭等領域中，這些理論模型都有發展，并支撐了研究主體間重要相互作用的實證模型。(2)對區位和空間相互作用問題的研究還受到實證應用中空間數據及其處理技術的驅動。地理信息技術的推廣和相關的地理編碼社會經濟數據（如包含被觀察單元位置信息的數據）推動了處理地理數據獨特特征（主要是空間自相關特征）的專門技術的發展。這種專門技術是由于認識到地理（橫截面）數據的空間自相關性以及標準計量經濟學難以處理空間自相關，而得以快速發展。

與計量經濟學包括理論計量經濟學和應用計量經濟學一樣，空間計量經濟學也包括理論空間計量經濟學和應用空間計量經濟學。這主要體現在，近年來不僅在應用計量經濟學中，而且在理論計量經濟學中對位置和空間相互作用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在區域科學、城市和房地產經濟學、經濟地理等專門化的領域中出現了一些明確結合了空間因素的模型以及相應的空間計量經濟學應用［1-2］。

在應用計量經濟學和理論計量經濟學的主流中，最近對存在的空間相互作用的確定、估計和檢驗的關注可以歸結于兩個主要因素：(1)在理論經濟學框架內考慮原子論式因素（Atomistic Agent）的決策模型的不斷增加。這些新的理論框架以鄰近影響和其他同等組影響的形式確定并研究這些因子之間的“直接”相互作用以及單個因子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導致集體特性和聚集模式的。如貿易結構發展模型［3］、鄰近溢出效應［4］等。(2)空間數據處理技術的不斷發展。標準的計量經濟技術通常不能用于存在空間自相關的情形中。但是在地理數據集中普遍存在空間自相關，除了需要處理空間模型的方法之外，還需要能夠從實踐、適用的角度來處理空間數據的技術。模型的性質、GIS技術的迅速普及以及地學編碼的社會經濟數據集的有效性都對這些處理地理數據的特殊專業化方法產生了需要。

目前，空間計量經濟學研究包括以下四個感興趣的領域：計量經濟模型中空間影響的確定；合并了空間影響的模型的估計；空間影響存在的說明檢驗和診斷；空間預測。

2.空間回歸分析基礎

2.1 空間影響

在空間回歸分析中，空間影響與空間相關有關，即與空間自相關或空間不均勻性有關。空間相關概念源于時間相關，但比后者復雜。主要是因為時間是一維函數，而空間是多維函數。因此，為獲得模型參數的可識別性，必須同時考慮空間自相關或空間不均勻性。根據矩條件，可以將空間自相關表示為屬性值相似性與位置相似性的一致程度。

式中：i、j分別指單個觀測位置，yi、yj表示相應位置上某一隨機變量的值。根據觀測位置的空間結構、空間相互作用或空間排列，當非零位置對i、j的特殊布局具有一個解釋時，從空間角度看這個協方差將變得有意義。

空間不均勻性以非常量誤差方差（不同空間離中趨勢）或模型系數（空間狀況）的形式表示結構不穩定性。借助標準的計量經濟工具，可以處理這種結構不穩定性。然而，對于在回歸分析中為何必須明確考慮空間不均勻性，主要出于以下三個原因：一是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不均勻性背后的結構是空間的，在決定不均勻性的形式時，觀測點的位置是極其重要的；其次，由于結構是空間的，不均勻性通常與空間自相關一起出現，這時標準的計量經濟技術不再適用［5］；第三，在一個單一橫截面上，空間自相關和空間不均勻性在觀測上可能是相同的。2.2 空間權重和空間滯后

在具有n個觀測點的橫截面環境中，不能直接從數據中估計協方差矩陣（式1），甚至漸進性也不再有效（協方差的數量隨n2而增加，而樣本大小僅隨n的增加而增加）。相反，當能夠獲得橫截面環境上的重復觀測時，有可能使用其他維，并且獲得一致的非參數的橫截面協方差矩陣估計［6］。總的來說，必須為協方差賦予一個結構。針對這個問題存在三種主要的方法：一是基于一個空間隨機過程的說明；二是基于協方差結構的直接參數表達；三是不指定協方差，而是在一個非參數框架中處理協方差。

與時間序列分析一樣，空間隨機過程分為兩種類型：空間自回歸（SAR）過程和空間移動平均（SMA）過程。盡管橫截面環境和時間序列的前后關系之間存在重要的差別，但更重要的是，與一個沿時間軸變化的明確概念相反，在橫截面環境中不存在相應的概念，特別是當所有觀測在空間上是不規則分布時。因此需要引入一個空間滯后算子。可以將空間滯后解釋為鄰近觀測單元上某一隨機變量的加權平均，或作為一個空間平滑濾波器。為此，空間經濟計量學引入了空間權重矩陣，這是與傳統計量經濟學的重要區別之一，也是進行空間計量分析的前提和基礎。如何合適地選擇空間權重矩陣一直以來是空間計量分析的重點和難點問題。

研究空間權重，首先要對空間單元的位置進行量化。對位置的量化一般依據“距離”而定。距離的設定必須滿足有意義、有限性和非負性。最常用的距離的有經濟距離［7］和空間距離。空間距離的設定方式主要有相鄰距離、有限距離和負指數距離權數等。（1）相鄰距離。相鄰距離是一種最常用的空間距離。通過空間中的相對位置定義相鄰時，需要根據地圖上所研究區域的相對位置，決定哪些區域是相鄰的，并用“0-1”表示，即“1”表示空間單元相鄰、“0”表示空間單元不相鄰。對于一個具有n個空間單元的系統，相鄰矩陣W1是一個n×n稀疏的0-1矩陣，對角線元素為0(習慣上，空間單元不與自身相鄰)，相鄰元素為1。按照rook相鄰規則，相鄰矩陣C具有對稱性。（2）有限距離和負指數距離。由于空間距離的設定一直極富爭議。Pace提出了有限距離的設定。令dij表示兩個區域(不一定相鄰)之間的歐氏距離，dmaxi表示最大空間相關距離，對于第i個區域若：dij≤dmaxi，則Wij=1；否則Wij=0。同樣W的對角線元素Wij=0。Anselin(1988)提出了負指數距離，具體設定為Wij=e-βdij，dij表示兩個區域(不一定相鄰)之間的歐氏距離，β為預先設定的參數。

此外，基于經驗流量矩陣［8］(如貿易額、往來人員數等)、相鄰邊界長度占總邊界長度的比重①、交通便利程度、k個最鄰近［9］、距離衰減函數［1］、社會網絡結構［10］等也可以設定空間權重矩陣，還可以基于選擇上述幾個矩陣的乘積設定空間權重矩陣。這些選擇間接地表明空間權重的確定是外生的，且相當任意的。

在設定空間權重后，可將變量y在i單元的空間滯后表示為：

［Wy］i=∑j=1,…,nWij•yj或Wy（2）

式中：W表示空間權重矩陣（n×n），y表示隨機變量的觀測值（n×1）。

3.空間線性回歸模型的設定

經典的計量經濟學模型總是假定Gauss-Markov等條件，但是在區域經濟分析的過程中，空間依賴的存在打破了大多數古典統計和計量經濟學分析中樣本相互獨立的基本假設，因此直接將古典計量經濟學的方法應用于與地理位置相關的數據時，通常不能獲取這些數據的空間依賴性，會引起各種問題。因此，在處理空間數據時，要引入一些合適的空間統計和空間經濟計量分析方法。當然空間計量經濟學也不是拋棄所有的古典經濟計量學技術，而是對這些技術加以修改以使它們能夠適用于空間數據分析。從這個角度看，橫截面數據和面板數據空間回歸模型（主要是線性模型）構成了空間計量經濟學中組織各種模擬方法的框架。通過對通用模型參數的不同限制，可以導出特定的模型，從而以不同的方式合并空間相關。

3.1 空間線性模型通用形式

Anselin給出了空間計量經濟分析中空間線性模型通用形式。通過對通用模型的參數的不同限制，可以導出特定的模型。空間線性模型通用形式可表示為：

y=ρW1y+Xβ+ε,ε=λW2ε+u（3）

且滿足：u~N(0,Ω)，誤差協方差矩陣Ω的對角線元素為：Ωij=hi（za），hi＞0。

式中：β是與外生（解釋）變量X（n×k)相關的參數向量（k×1)，ρ是空間滯后W1y的系數，λ是干擾項ε的空間自回歸結構W2ε的系數，W1(n×n)、W2（n×n）分別與因變量的空間自回歸過程和干擾項ε的空間自回歸過程相關，可以是行標準化的矩陣，也可以是二元矩陣或其他非標準化矩陣。

由于誤差項u呈正態分布且具有誤差協方差矩陣Ω，其對角線元素考慮到不同離中趨勢為P+1個外生變量z的函數（包括一個常數項）。P個參數a與非常數項相關，且有：a=0，h=σ2（經典的同離中趨勢的情形）。

式（3）考慮了具有不同空間結構的空間過程，這個模型有3+k+p個未知參數［11］，其矩陣形式為：

θ=［ρ，β′，λ，σ2，a′］′

當將上式中參數向量的不同子向量設為0時，可以產生幾個常見的空間模型結構。在各種文獻中，討論了四種傳統的空間自回歸模型，分別與下列情形相對應［12-13］：

（1）若ρ=0，λ=0，a=0（ρ+2個約束），產生經典線性回歸模型；

（2）若λ=0，a=0（ρ+1個約束），產生混合的回歸―空間自回歸模型：

y=ρW1y+Xβ+ε（4）

（3）若ρ=0，a=0(p+1個約束），產生具有空間自回歸干擾項的線性回歸模型：

y=Xβ+λW2ε+u（5）

（4）若a=0（P個約束），產生具有空間自回歸干擾項的混合的回歸―空間自回歸模型：

y=ρW1y+Xβ+λW2ε+u

從空間線性模型的通用形式（3）可以看出，空間計量經濟的基本思想是將地區間的相互關系引入模型，對基本線性回歸模型通過空間權重矩陣W進行修正。根據模型設定時對“空間”的體現方法不同，空間計量模型主要分成兩種：一種是空間滯后模型，主要是用于研究相鄰機構或地區的行為，對整個系統內其他機構或地區的行為存在影響的情況。式（4）相當于一個空間滯后模型，適合估計是否存在空間相互作用以及空間相互作用的強度，以反映可能存在的實質性的空間影響。另一種是空間誤差模型。在這種模型中機構或地區間的相互關系通過誤差項來體現，具體又包括空間誤差自相關模型和空間誤差移動平均模型。式（5）相當于一個空間誤差（構成）模型，回歸干擾項的空間相關相當于多余（干擾）相關。

3.2 空間回歸模型的估計和檢驗

3.2.1 空間回歸模型的估計。空間依存性的估計比時間序列要復雜得多。空間自回歸模型由于自變量的內生性，OLS估計是有偏的(biased)和不一致(inconsistent)的。因此，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經濟計量學對空間計量經濟學研究的焦點是模型估計，Besag(1974)［14］、Ord(1975)［15］和Mardia(1984)［16］分別討論不同空間自回歸模型的估計問題。80年代以后，最大似然估計(ML)成為文獻中主流估計方法。最近幾年其他估計方法如：Anselin(1990)［17］、Kelejian和Prucha(1999)［18］等提出工具變量法(IV)、廣義矩估計(GMM)引起了理論界的重視。

3.2.2 空間回歸模型的檢驗。判斷地區間的空間相關存在與否，一般通過包括Moran's I檢驗、最大似然LM-Error檢驗及最大似然LM-Lag檢驗等一系列空間效應檢驗進行。

（1） 檢驗回歸模型空間自相關的Moran I檢驗由Moran(1950)［19］最早提出，該檢驗到目前為止依然是使用最廣泛的檢驗，它的最大優點是計算簡單，只需要OLS估計或非線形優化即可。根據空間計量經濟學的原理方法，首先對被解釋變量進行Moran I檢驗，檢驗其是否存在空間自相關，如果存在則可以建立空間計量經濟模型進行估計和檢驗，自相關指數Moran I檢驗的定義為：

It=ε′tWεtε′tεt

其中，W是空間權重矩陣，εit表示回歸方程yit =yt+εit 的殘差估計值，εit=yit-yt，并滿足均值為0，方差為σ2t的正態分布，i=1,2...,N; t=1,2,...,T。

（2） LM-Error 檢驗及LM-Lag檢驗的表達式分別為：

LM-Error＝ ［e′We/(e′e/N)］2/trace(W2+W′W)

LM-Lag＝［e′WY/(e′e/N)］2/{［(WXb)′M(WXb)/(e′e/N)］+trace(W2+W′W)}，

其中b是回歸方程的系數估計值。

LM-Error與LM-Lag檢驗都漸進服從自由度為1的卡方分布2(1)。這兩個檢驗是針對不同形式的空間計量模型方程做出的，并不存在互相矛盾性，實際檢驗時需要同時進行這兩種檢驗。同時，這些統計檢驗方法也可以用于診斷所估計的空間計量模型結果。

對于空間計量模型的估計如果仍采用最小二乘法，系數估計值會有偏或者無效，需要通過工具變量法、最大似然法或廣義最小二乘估計等其他方法進行。

（3） 選擇SAR或SEC模型的判別準則是：如果Moran I檢驗顯著的情況下，最大似然LM-Lag檢驗較LM-Error檢驗更加顯著，并且穩健估計R-LMLAG顯著而R-LMERR不顯著則選擇空間滯后模型(SAR)；反之，則選用空間誤差構成(SEC)模型。其次，在診斷模型總體顯著性方面，除了擬合優度R2檢驗以外，一般使用自然對數似然函數值(Log Likelihood)進行判斷(Anselin,1998)，自然對數似然函數值越大則擬合的效果越好。

另外，還有Wald、LR和RS(Rao Score)等檢驗。這些檢驗基于ML估計，最大的缺點是計算復雜，需要計算包括n階雅克比(Jacobian)行列式的非線形對數似然函數優化。對于上述SAR和SEC兩種模型的估計如果仍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計，系數估計值會有偏或者無效，需要通過工具變量法、極大似然法或廣義最小二乘估計等其他方法來進行估計。鑒于空間計量經濟估計中一系列問題有待進一步解決，目前一般空間計量模型都局限于一階滯后模型、一階自回歸或一階移動平均模型。

4.應用空間計量經濟學研究的主要進展

從最新發展看，最近二三十年隨著Anselin、Bruecckner、Kelejian、Haining、Case等人［20-22］的不懈努力，以及計算技術、計算機模擬技術的發展，特別是隨著地理信息系統(GIS)和空間數據分析軟件的發展，應用經濟計量研究的重心正逐步從時間序列轉向空間特性分析，空間計量經濟學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并主要應用于截面數據和面板數據回歸模型中復雜的空間相互作用與空間依存性結構分析。

4.1 應用領域日趨廣泛

在一些專門化的領域中出現了一些明確結合了空間因素的模型以及相應的空間計量經濟學應用，如區域科學、城市和房地產經濟學、經濟地理；而且在更多的經濟學傳統領域的各種經驗調查研究中，也越來越多地采用空間計量經濟學方法，如需求分析研究、國際經濟學、勞動經濟學、公共經濟學和地方財政、農業和環境經濟學。此外，在一些涉及計量經濟學方法的文獻中，對如何處理與結合數據的“地理”屬性的模型相適合的備擇模型、估計量和檢驗統計進行了越來越多的討論。

4.2 理論驗證不斷增加

隨著空間經濟學應用領域的日趨廣泛，阿瑟［23］、克魯格曼［24-25］等重新對與經濟地理學有關的馬歇爾外部性、聚集經濟及其他溢出效應的空間特征進行了評論。基于應用空間計量經濟學進行驗證的理論不斷增加。

4.3 與GIS等空間數據分析和模擬技術漸趨融合

近年來，不斷增多的地理數據推動了從實踐、適用的角度來處理空間數據的技術的發展。在應用經濟學和政策分析中，特別是在房地產和住宅經濟學［26-27］、環境和資源經濟學［28-29］、發展經濟學等領域中，應用空間計量經濟學與GIS技術逐漸趨于融合。

5.空間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和展望

隨著國際上有關空間計量經濟和新經濟地理的研究不斷地導入，空間計量經濟學已廣泛應用于基于中國問題的區域科學、城市和房地產經濟學、經濟地理等領域中，研究的重點有區域經濟增長的空間相關性以及趨同和空間聚集模式［30-35］、區域經濟溢出［36-37］和差異［38］等問題。同時，目前國內制約空間計量經濟學發展的主要障礙仍然較多，如缺乏成熟的中文版的相關教材；缺乏如同SPSS、SAS、Eviews等可以直接做非空間計量經濟分析的，現成的可以直接應用在實證研究中去的空間計量經濟軟件；缺乏可用于空間計量的數據基礎。

目前，國內空間計量經濟學需要研究的問題極多。如以我國在開放條件下的新的空間數據為基礎，進一步實證區域經濟增長的空間相關性（包括空間集聚和空間依賴性），分析區域經濟增長在空間上的分布模式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區域經濟的空間溢出（包括知識溢出）、增長趨同等問題，對傳統理論、尤其是對新經濟地理學理論大范圍地進行證實或證偽，以實現理論上的重大突破，從而更好地指導政策和戰略的制定，更好地指導區域經濟的發展實踐。隨著國際空間計量經濟學的發展以及我國按地區進行統計的基礎資料不斷積累，尤其是遙感技術應用到統計調查中來，使得按時間和空間排列的數據資料極為豐富，對數據進行空間甚至時空分析成為可能，我國空間計量經濟學必將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注 釋：

①對于第i個區域，根據區域(i,j)間的相鄰邊界長度Lij占總邊界長度Li的比重來定義相鄰權重。

參考文獻：

［1］ Anselin L. Space and applied econometrics. Special Issue,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992, 22.

［2］ Anselin L and Rey S.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spatial econometrics.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1997, 20, 1~7.

［3］ Ioannides Y M. Evolution of Trading Structures. In The Economy as an Evolving Complex System II. Edited by Arthur W B, Durlauf S N and Lane D A.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97, pp: 129~167.

［4］ Durlauf S N. Spillovers, Stratification and Inequalit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4, 38, 836~845.

［5］ Anselin L, Griffith D. Do Spatial Effects Really Matter in Regression Analysis. Papers,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88, 65, 11~34.

［6］ Driscoll J C and Kraay A C. Consistent Covariance Matrix Estimation with Spatially Dependent Panel Data.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8, 80, 549~60.

［7］ Case A. Rosen H S and Hines J R. Budget spillovers and fiscal policy interdependence: evidence from the Stat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3, 52, 285~307.

［8］ Aten B. Evidence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in international price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1996, 42, 149~63.

［9］ Pinkse J, Slade M E. Contracting in Space: An Application Of Spatial Statistics to Discrete-choice Model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8, 85, 125~54.

［10］ Doreian P. Linear models with spatially distributed data, spatial disturbances or spatial effects.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1980, 9, 29~60.

［11］ Hordijk L. Problems in Estimating Econometric Relations in Space. Papers,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79, 42, 99~115.

［12］ Anselin L. Estimation Methods for Spatial Autoregressive Structures. Regional Science Dissertation and Monograph Series 8.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1980.

［13］ Bivand R. Regression Modeling with Spatial Dependence: An Application of Some Class Selection and Estimation Methods. Geographical Analysis, 1984, 16(1), 25~37.

［14］ Besag , J. Spatial interaction and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lattice systems［J］.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974.B36:192~225.

［15］ Ord,K. Estimation Methods for Models of Spatial Interaction［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1975.70,120~126.

［16］ Mardia , K. V. and R. J . Marshall.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of methods for residual covariance in a spatial regression［J］.Biometrika,1984. 71 :135~146.

［17］ Anselin, L. Spatial Dependence and Spatial Structural Instability in Applied Regression Analysis.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1990.30:185~207.

［18］ Kelejian H, Prucha I. A Generalized Moments Estimator for the Autoregressive Parameter in a Spatial Mode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99, 40, 509~533.

［19］ Moran, P. A. P. A test for the serial dependence of residuals［J］.Biometrika,1950.37 :178~181.

［20］ Bruecckner, J. K. Strategic interaction among governments: an overview of empirical studies ［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002. 44 :438~467.

［21］ Case A. Neighborhood Influence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992, 22, 491~508.

［22］ Case, A., H. S. Rosen and J. R. Hines. Budget spillovers and fiscal policy interdependence: evidence from the State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3.52:285~307.

［23］ Arthur W B. Increasing returns, Competing Technologie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Small Events: the Dynamics of Allocation under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Economic Journal. 1989, 99, 116~31.

［24］ 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 483~499.

［25］ Krugman P. Space: the Final Frontie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8, 12, 161~174.

［26］ Anselin L. GIS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for spatial analysis of real estate markets. Journal of Housing Research, 1998a, 9, 113~33.

［27］ Can A. GIS and spatial analysis of housing and mortgage markets. Journal of Housing Research. 1998, 9, 61~86.

［28］ Bockstael N E.. Modeling economics and ecology: the importance of a spatial perspective.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6, 78, 1168~1180.

［29］ Geoghegan J, Wainger L and Bockstael N. Spatial landscape indices in a hedonic framework: an ecological economics analysis using GIS. Ecological Economics. 1997, 23, 251~64.

［30］ 吳玉鳴.中國省域經濟增長趨同的空間計量經濟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6，（12）：101~108.

［31］ 吳玉鳴.縣域經濟增長集聚與差異：空間計量經濟實證分析［J］.世界經濟文匯,2007，（2）： 37~57.

［32］ 吳玉鳴,李建霞.基于地理加權回歸模型的省域工業全要素生產率分析［J］.經濟地理,2006,（V26）：728~752.

［33］ 吳玉嗚.空間計量經濟模型在省域研發與創新中的應用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6，（5）.

［34］ 吳玉嗚.大學、企業研發與區域創新的空間統計與計量分析［J］.數理統計與管理,2007，（ V27）：318~324.

［35］ 林光平,龍志和,吳梅.中國地區經濟σ―收斂的空間計量實證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6，（5）.

［36］ 蘇方林.中國省域R&D溢出的空間模式研究.科學學研究［J］.2006，（5）：691~701.

［37］ 蘇方林.省域R&D知識溢出的GWR實證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7，（2）.

［38］ 李序穎,陳宏民.居民收入與城市經濟水平的空間自回歸模型［J］.系統工程理論方法應用,2005,（V14.5）：396~399.

［作者簡介］楊開忠（1962―），男，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首都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北京大學中國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區域科學協會會長。主要從事區域經濟學、城市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環境經濟學及戰略管理的教學與研究。

馮等田（1966―）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后。

第3篇：計量經濟學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凱恩斯經濟學;后凱恩斯學派;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F0913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9)08000309

一、后凱恩斯學派以往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

后凱恩斯學派是在20世紀50年代一些凱恩斯主義者力圖通過復興古典經濟學傳統來推進“凱恩斯革命”,進而掀起反對新古典經濟思想回潮的“反邊際主義革命”(AntiMarginalist Revolution)理論運動中形成的。這一學派從一開始就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系列不同于新古典主流派的鮮明特征。

第一,他們拒絕抽象的、原子式的經濟人假設,代之以具有特定社會內涵的組合行為主體。經濟學如何刻畫和設定“人”這一行為主體,始終是一個爭議未決的問題。新古典經濟學將人視為脫離外部社會、歷史環境的簡單、抽象、均質的行為人,這遭到后凱恩斯學派的堅決反對。他們認為,人并非是一種抽象物,現實中的人總是處于特定的社會結構背景之下,這種社會結構包含了制度、慣例、階級和國家等等因素,而處于不同社會結構背景下的人們的行為方式將是不同的。如果抽象掉這些因素,將難以揭示人的行為方式的本質特征。不僅如此,人還是一種社會動物,社會經濟活動總是表現為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只有在這種相互關聯的行為當中,才能準確地把握個體的行為規律與特征。所以,對于行為主體不能采用個人主義方法論,也不能采用簡單的集體主義方法論,而應當堅持“整體大于局部之和”的思想原則。

第二,他們擯棄理假設,代之以“慣例”、“經驗”等行為規則。理是主流派經濟學的另一個重要假設,其分析體系往往從理性假設出發,推導出人們在各種經濟環境下的基本行為規則,諸如效用最大化、利潤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等等,進而運用數學優化方法論證實現這種最大化或最小化的均衡條件。可以說,理性假設是貫穿主流派經濟思想體系中的一條“紅線”。然而,后凱恩斯學派對此卻持強烈的批判態度。他們認為這一假說高估或理想化了人的行為能力,人們不可能總是經過謹慎的分析、明智的判斷、準確的預期和精確的計算,做出最佳的經濟決策。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社會經濟是一種處于歷史時間中的過程,其未來是不確定的,這種不確定性無法為人們所完全認識和把握。所以理性規則沒有用,現實中人們往往依據經驗規則(rules of thumb)、慣例(convention)、常規習俗(habits or routines)、甚至血氣沖動(animal spirits)等等來行事。這些程序看似與新古典的理格格不入,實際上恰是人們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明智選擇,它反映了一種“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因此,要想恢復經濟學的現實性品格,就必須用“慣例”、“經驗”的行為規則或者程序理性假說來取代完全理假說。

第三,他們堅持以生產、供給為重心,反對市場供求均衡分析方法。所謂以生產和供給為重心,就是不再把經濟學視為以研究市場交換和資源配置為中心的科學,不再采用供求分析的均衡方法和邊際分析的優化方法來確定價格決定、收入分配等問題,不再把供求分析方法簡單地推廣到宏觀層面,而是著重從生產和供給方面來研究這些問題。正是基于這種不同的分析視角,使凱恩斯經濟學家對于現代經濟的運行描繪出了與新古典模式不同的另一番景象。例如:資本主義不是單純的交換經濟,而是一種以貨幣為媒介的生產經濟(monetary production),這一經濟不可能有靜態的資源最優配置,它總是動態、單向地向前發展的,并且這種特點乃是資本主義經濟運行中一切不確定性的根源。再如:經濟主體的角色主要表現為生產當事人,或者是工資勞動者,或者是資產所有者和投資者,他們之間在生產領域的關系決定了收入分配。這種分配關系既通過加成機制決定了微觀相對價格,也通過工資談判機制影響一般價格水平,而生產的部門結構關系會同時決定實際總產出及其分配格局。這樣,無論是傳統的馬歇爾剪刀式的定價模型,還是流行的總供求模型,就都無立足之地了。

第四,他們堅持從現實出發的方法論原則。盡管沒有哪一派學者公開否認經濟研究應該緊密聯系現實這一原則,但是在實際的經濟研究工作中并不是每一個經濟學家都能夠始終一貫地堅持現實主義的方法論。羅賓遜夫人曾指出,主流經濟學傳統中產生了“一些壞習慣”,“總是習慣于建立模擬的代表現實的模型”,而不考慮這些模型在多大程度上同現實相符合,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完全競爭模型。與此不同,后凱恩斯學派堅持從現實出發,不回避現實中的矛盾和難題,不屑于為了追求理論模型的完美性、對稱性而犧牲其現實性。當然,他們并不反對理論抽象。“經濟研究需要抽象分析和建立模型,而建模就意味著簡化”,1∶1的地圖對于旅客是沒用的。問題在于抽象要有科學限度,即必須保留現實的本質特征,像經濟制度以及與之相關聯的社會關系,就不能被抽象掉。而新古典理論之所以缺乏現實性,恰恰就在于它完全回避了這些特征,為了追求理論模型的完美性而犧牲了太多的現實因素,從而犯了抽象過度的毛病。

第五,他們反對將數學式的演繹建模(mathematicaldeductive modeling)方法普遍地應用于經濟分析。應該說,后凱恩斯學派一般地并不反對在經濟研究中使用數學方法,他們在自己的理論建構中也常常采用他們認為是適當的數學方法,無論是早期的卡萊斯基、羅賓遜、卡爾多、斯拉法,還是后來的許多學者,都是如此。他們這樣運用數學方法實際上是把它作為對復雜現實進行適當抽象分析的一種工具。所以,只要肯定科學的抽象分析的必要性,就不會否認適當運用數學工具的必要性。那么,他們所反對的是什么呢?他們反對的是濫用數學,即把數學作為研究社會經濟現象的普遍化的、甚至是惟一的工具。他們認為,在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便是主流派無歷史、無時間、無貨幣的所謂一般競爭均衡模型,它實際上不過是一種數學游戲,沒有包含任何有價值的思想。

上述共同特征是后凱恩斯學派在反邊際主義的旗幟下所形成的基本傾向,它們構成了這一學派研究方法的重要基礎。當然,其內部不同學者由于思想背景與研究視角不盡相同,也存在著具體研究方法上的若干差異。這些差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短期分析與長期分析的區別。雖然后凱恩斯學派的理論分析中一般都包含有短期分析與長期分析兩方面的內容,但是他們在時間視角方面的著重點卻不一樣。美國的后凱恩斯學派,即所謂凱恩斯學派中的原教旨主義者(Fundamentalist Keynesians),以及由卡萊斯基羅賓遜等人發展起來的理論體系,基本上屬于短期分析,而斯拉法等人為復興古典傳統所從事的理論建構則主要屬于長期分析。前者更注重對于經濟運行的波動性、不穩定性、非均衡性等等狀態的分析,后者主要是沿襲古典學派的“引力中心”(centre of gravitation)分析傳統,注重探討經濟在恒常的穩定狀態下所可能有的各種性質與特征。其二,關于貨幣的經濟作用評價不同。注重短期分析的學者十分強調貨幣的重要性,認為貨幣是現代社會中應對不確定性的重要制度工具,在經濟運行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注重長期分析的學者則不大重視貨幣的作用與職能分析。在他們看來,在引力中心的狀態下,貨幣對于商品自然價格的決定是不起作用的。其三,對于預期因素的關注程度不同。注重短期分析的學者必然要重視預期因素的作用,因為在這里經濟主體的決策離不開預期。這就需要研究預期的形成機制、經驗、慣例、未來不確定性與預期的相互影響,血氣沖動與創造性等等因素對預期的影響。而在長期分析的體系中,經濟具有自動趨向“引力中心”位置的特性,故而預期因素的作用空間基本上消失了。

二、近年來方法論思想的主要發展與演進

總體來說,直到最近一二十年以前,后凱恩斯學者尚缺乏對于方法論的系統探討。由此使得他們盡管已形成若干不同于主流派的鮮明特征,卻難以將其提升至方法論的高度,而其內部在研究方法上的差異也難以實現統一。這就導致后凱恩斯學派始終難以形成統一完備的理論體系來與主流經濟學相抗衡。

近年來,第二三代后凱恩斯學者開始重視關于統一的方法論的探討。他們認為,新古典主流派學者擁有統一的方法論,即實證主義的均衡研究方法,而后凱恩斯學派還缺乏自己的一套統一明確的方法論原則。所以,要真正實現經濟學變革,后凱恩斯學派就必須要闡明自己獨特的方法論原則是什么,它與新古典的方法論原則有何不同,它又對觀察經濟世界提供了哪些更新、更好的視角。在這種認識的推動下,后凱恩斯學派的方法論研究在近年來便有了長足的進步。

(一)提出了非遍歷的經濟世界觀

這是后凱恩斯學派在統一方法論探討方面的一個重要成果,由PDavidson系統闡述。Davidson認為,如果將后凱恩斯學派不同學者關于現實的觀點加以概括提煉,形成一種基本的經濟世界觀,那么就應當引入“非遍歷”(nonergodicity)的概念,把經濟世界視為一種非遍歷體系,以此作為后凱恩斯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原則。所謂非遍歷是與遍歷(ergodicity)相對而言的。遍歷的概念本身源自統計力學,而遍歷理論則是隨著隨機過程理論而發展起來的。遍歷指的是這樣一種性質:對于一個無限次的觀測系列而言,得自任何數據收集過程的時空平均數都是同一的。這意味著,由過去的結果得出的平均數所反映出來的客觀概率分布支配著當前和未來的結果。在這種條件下,過去顯示了未來,時間的流動并未影響支配現實過程的聯合概率法則,歷史絕對是無關緊要的。換言之,在這里歷史時間被等同于邏輯時間。而非遍歷概念的含義正好與上述相反,它指的是過去不能準確顯示未來,從而過去的平均數不能準確顯示未來的概率分布這樣一種場景。這時,現實過程將是不可逆的,歷史時間也就變得至關重要了,它將導致結構的變化。

Davidson借鑒自然科學中關于遍歷過程與非遍歷過程的技術區分的思想,提出非遍歷的經濟系統的重要觀點,旨在與主流派的經濟世界觀相抗衡。他指出,主流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及其整個理論體系,實際上隱含著遍歷的世界觀,不論是凱恩斯主義主流派,還是推行理性預期革命的新古典主流派,都是如此。而后凱恩斯學派的各種經濟理念如果歸結到一點,則都屬于非遍歷的經濟世界觀,他們都是以此為基點來展開理論演繹的。雖然現實中的某些經濟關系也許是遍歷的,但是經濟社會的基本運行過程肯定是非遍歷的。至于導致非遍歷的基本原因,Davidson將其歸于創造性的關鍵決策制定(creative, crucial decision making)。這一概念源自奧地利學者Shackle,指的是在歷史時間中發生的非常規決策,它通常包括大規模交易和沉淀成本,具有不可逆性。這實質是表明經濟世界的非遍歷性質乃來源于人類創造性活動本身。后來,圍繞著有關復雜性理論和混沌理論的發展,Davidson又重新闡述了非遍歷經濟觀。他將經濟過程區分為永恒不變的(immutable)過程與可以嬗變的(transmutable)過程兩類。前者包含了遍歷和排序的公理,在這里歷史是前定的,并無真正意義上的選擇。后者則涉及到歷史的創造性和突發性,在這種環境中選擇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選擇。他強調,關于經濟過程可嬗變性的概念從基本方法論的角度凸顯了后凱恩斯學派在有關經濟過程的理論與模型建構方面與其他經濟學流派之間的根本區別。

在Davidson看來,這種非遍歷的經濟觀可以在方法論層面對主流經濟學提出挑戰,它提出了一種關于人類行為的與眾不同的新觀點。在非遍歷的環境中,以均衡分析為特征的新古典的三個傳統重要命題都被否定了:一是理性及理性預期;二是中性貨幣;三是總替代定理。因為這時,從過去抽樣將毫無意義,即使行為人有能力組合與占有關于先前結果的所有相關信息,未來的事件也不會自動地顯示出來。而貨幣作為人們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工具,不但會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而且其影響之大簡直不可估量。此外,這時不僅跨時的替代或理性選擇不可能,而且現時的替代也大大受限。取而代之的將是非理性、貨幣非中性、總互補定理三個新命題。

(二)系統闡述了批判實在論的方法論原則

如果說非遍歷觀主要是針對主流派盛行的均衡分析方法論而進行的一種新的方法論建構,那么明確地將批判實在論作為其方法論原則將意味著要根本顛覆主流派所奉行的傳統的實證主義方法論,故而其挑戰意義更為重大。

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是指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而在最近一二十年發展成熟起來的一種新的社會科學哲學理論。實在論(realism)是一種本體論哲學學說,本體論(ontology)哲學是探討世界的本源或存在(being)的本質這樣一種思想體系,它與認識論、實踐論分屬于哲學研究的不同層面。作為本體論學說的一個分支,實在論強調存在的本質乃在于其客觀真實性。實在論又有經驗實在論(empirical realism)與超驗實在論(transcendental realism)之分:前者屬于傳統的實在論,強調經驗層面的存在的意義,認為現實世界是由原子式的事件以及人們對于事件的感覺經驗所組成;后者則是由英國哲學家RBhskar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新提出的理論,它試圖超越經驗主義的淺層次,去探討潛藏于事物表象之下的深層實在。根據超驗實在論,實在不只是由原子式的事件以及對事件的經驗感覺所構成,而是有結構、分層次(stratified)的復雜實體。從本體論的視角看,可將實在分為三個不同的層次:一是經驗域,包括經驗與印象;二是實際域,包括經驗、事件及事態;三是真實域,它除了經驗、事件以外還要包括結構、機制、趨勢等。經驗域屬于最淺層次,它是憑感官可以覺察到的。實際域是較深的層次,這里的事件不一定能被感覺到。真實域則是最深層次,這里的機制是完全感覺不到的。傳統的經驗實在論完全以經驗來界定實在,僅僅承認前兩個層次,而忽略了最深層的真實域中的機制,這是錯誤的。因為認識的真正意義就在于揭示這種隱藏于深層結構之內的機制的作用,僅僅拘泥于表象或依賴經驗主義的評價,將使科學喪失其存在的價值。

Bhskar將這種超驗實在論運用于社會科學領域,便產生了一種新的名為“批判自然主義”(critical naturalism)的社會科學哲學,也就是“批判實在論”。所謂自然主義是指按照自然科學的模式來研究社會這樣一種傳統的實證主義觀念。批判自然主義雖然不否認自然主義的基本觀點,但是強調由于社會對象與自然對象的不同,必須采取不同于傳統自然主義的形式與方法。Bhskar指出,每種社會結構與當事者都是突現的分層(emergent strata),它們相互之間不能歸約(irreducible)。社會結構的這種突現特性使它不同于自然世界的結構:一方面,社會結構與人類活動相互影響、互為依賴;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對這一系統的研究不能采用傳統認識論中要么個體論、要么整體論的單一視角,而應當采取個體與整體相融合的分析視角。特別地,由于在這里基本上不能夠進行控制性實驗,社會科學家就只能從社會實踐以及社會結構中獲取先入之見(preconception)來作為替補,再以這些先入之見為前提去對那些產生這些先入之見的“深層”社會結構進行理論假說的建構。這種從先入之見到深層社會結構的思維過程,被稱為“溯因推理”(retroduction),它主要是借助于類比和隱喻,從表象回溯到深層結構并揭示其作用機制,因而不同于實證主義的演繹方法和歸納方法。

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以TLawson為首的一批劍橋大學經濟學家,進一步系統闡述了批判實在論的基本思想及其對于經濟學的意義。Lawson指出,批判實在論的根本要義就在于通過強調客觀實在的結構性與縱深性,揭示出社會過程不同于自然過程的復雜性。社會經濟結構是一個不可控實驗的開放系統,在這里人類思想、社會活動與社會結構之間存在著互動,正是這種互動才使社會結構得以形成并存續,并呈現出動態、開放的特征。面對這樣的過程,那種基于休謨的傳統經驗實在論的演繹主義方法,即按照“只要X(類型)事件發生,就會有Y(類型)事件發生”的方式進行推理的模式將不再有效[1]。而批判實在論則開辟了社會科學研究的新思路。批判實在論強調科學的使命不是局限于找出事件的恒常聯系,而是去分辨與解析那些左右或促發經驗事件的深層結構、機制、力量和趨勢。為此必須采取不同于傳統實證主義的思維方法,諸如溯因推理或者“外展推理”(abduction)一類的“仿佛是”推理的方法。具體來說,人們關于結構和機制的認識只能通過前述所謂“先入之見”的知識來獲得,這些知識對象包括事實、觀察、理論、假設、猜想、預感、直覺、沉思等等,它們促進了社會科學實踐,同時通過社會科學實踐也在不斷地被改變。這種方法反映的是從表面現象到深層因果聯系的認識運動。

Lawson進一步論述了批判實在論這種方法論思想對于經濟學研究所具有的啟示意義。首先,經濟學研究的首要任務決不是預測事件,而是認識和理解支配并控制事件的結構與機制及其所產生的趨勢。如果說承認預測存在的必要性,那也只是預測事件的趨勢,而決不是事件的恒常聯系。其次,為了認識這種隱藏在事件背后的結構與機制,需要發現某些粗略的經驗事實或不完全的經驗規律。廣泛的事件恒常聯系在社會領域中極少見,但這并不妨礙在某些有限的時空區域存在著局部或“半規則”(demiregs)式的事件聯系,它們可以幫助經濟學家將注意力指向基本的社會結構和機制所在。再次,考慮到經濟系統的變化特性,相對穩定的社會經濟結構必定是受到時空條件限制或具有時空依賴性的,這表明經濟學不可避免地具有歷史的、地理的特征,從而經濟學的所有分析都將是不完整的,需要根據新出現的問題、研究興趣以及其他因素不斷地加以深究。最后,關于經濟學的政策含義及其社會使命,如果說傳統的實證主義經濟分析將控制以及改善事件及事件狀態作為重要目標的話,那么批判實在論的方法論則強調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標在于人類解放,其含義是要不斷改變社會結構以拓寬人類潛力得以實現的范圍和機會。

顯然,這些啟示的直接含義是,主流經濟學所長期奉行的從自然科學研究中借用來的實證主義方法論,特別是它的演繹主義,以及熱衷于確定性分析、均衡分析、靜態分析等等的所謂科學主義原則,應當從經濟學領域中被清除出去。取而代之的,將是非實證主義的、非演繹的、非均衡的溯因推理式的思維法則。據此,Lawson等人認為批判實在論開創了一種新的本體論研究思路,同時又從認識論的角度探討并回答了社會科學研究的使命與方法論原則等重大問題。它從根本上動搖了正統派的方法論基礎,因而可以被視為 20世紀末期社會科學哲學的重要變革。正因為如此,它也可以成為一直以來堅持同主流派相抗衡的后凱恩斯經濟學統一的方法論基礎。盡管后凱恩斯學派內部不同學者之間在分析視角等方面存在著較多差異,但是在本體論以及認識論層面上,他們是可以統一于批判實在論的。因此他倡導,應當將后凱恩斯經濟學在實質上作為一種批判實在論的研究計劃,以此來實現其內部的統一連貫性。

當然,也有后凱恩斯學者不同意這種觀點,他們認為批判實在論尚不足以完全涵蓋后凱恩斯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因為后凱恩斯學派內部也有側重采取演繹主義方法的分支,比如新李嘉圖主義。不僅如此,這樣做還可能使后凱恩斯經濟學與其他非主流學派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故而,他們對于將批判實在論作為后凱恩斯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仍持有異議或保留的態度。盡管存在著諸多爭論,且批判實在論自身也包含著許多有待于深入細化的問題,但是這一新的社會科學哲學顯然在近年來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它對于修補后凱恩斯學派在方法論研究上的空缺,以及促進后凱恩斯經濟學嚴謹一致的理論體系的形成,確實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關于巴比倫思想模式的探討

所謂巴比倫思想模式,指的是這樣一種知識建構原則:將復雜的現實整體分解為各個片斷來分別加以研究,以便完成對于復雜現實給出完整解釋的理論建構。“巴比倫式”這個術語曾經為凱恩斯所使用,他曾指出牛頓并非是理性時代的第一人,相反倒是最后一位巴比倫式的人物。物理學家Feynman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談到了巴比倫思想方法,其含義是從多個出發點進行論證,形成對于物理規律的多重推導。他認為,與將所有論證都維系于一套公理的歐幾里得式的方法相比,巴比倫式的方法對于物理學更合適。經濟學家MStohs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將巴比倫思想方式引入經濟學當中,他指出,根據巴比倫的研究方法,不存在單一的從公理到定理的邏輯鏈條,所有的只是若干個相互平行、相互糾纏又相互加強的邏輯鏈條的集合,從而沒有哪一個具體的公理能夠作為邏輯上的基本公理。后凱恩斯學者SDow 等人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進一步明確闡釋了巴比倫思想方法的性質與含義,以便使人們加深理解后凱恩斯學派與主流派之間在方法論上的差異[2]。

Dow 等人在與笛卡爾/歐幾里得思想(Cartesian/Euclidean)的對比分析中進一步論述了巴比倫思想方法的特點及其經濟學意義。Dow指出,笛卡爾/歐幾里得思想方法的基本特點是依據單一一套普遍公理建構封閉的邏輯體系,它為了獲得普遍解而抽象掉了實際問題。巴比倫式的思想方法與此不同,它看到的是一種開放的現實體系。在封閉的經濟體系中,所有的交易都是預先規定好的,未知的東西則被假定為隨機變量。而開放的經濟體系則不然,這里既有穩定性,也存在著發生創造性移動的空間。封閉型的體系具有二元論和原子論兩個重要特征。二元論體現在,所有要素都被分解為具有固定的典型特征的兩大范疇:變量分為內生與外生,價值分為完全確知與完全未知,關系分為因果性的與隨機性的,經濟當事人則分為理性和非理性,等等。原子論則是指,在最小的單位基礎上建立理論體系,這些單位既彼此相互獨立,又與包含它們的整體相獨立,它們在經濟學中便是所謂理性經濟人[3]。而巴比倫思想方法則沒有這些特征。在這里,變量與范疇的劃分是不確定的。在一個擁有多種多樣相互無法通約的論證線索的思想體系中,在一種線索上是內生變量的東西到了另一種線索上卻會成為外生變量。而知識一般來說總是被人們以某種不確定的程度持有的,因而分析必須指向不確定程度。此外,某些論證線索是與個人相關,而另一些線索則涉及團體層面,因為因果關系的作用力可以沿著不同的方向起作用。這表明個人不是獨立的,他們的行為也將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制度與慣例的功能則在于,為處于不確定環境中的人們的決策提供一種穩定性條件。簡言之,按照巴比倫思想方法,社會將被理解為一種有機體系。

Dow認為,上面所描述的巴比倫思想方法的概念原則,顯然是與后凱恩斯經濟學的基本觀點、研究方法以及理論風格相通的,因而也可以用這一方法論原則來概括后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方法論,而所謂笛卡爾/歐幾里得主義則可以用來概括作為后凱恩斯經濟學派批判對象的主流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這樣,后凱恩斯經濟學便可以在基本方法論上獲得一種與主流派相抗衡的新的理論支撐。因而,引入巴比倫的方法論思想模式補充并豐富了后凱恩斯經濟學的體系。不僅如此,巴比倫思想模式也為后凱恩斯經濟學內部方法論的多元化提供了合理的解釋。無論是基本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還是具體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都有其合理性。因為,如果現實世界被理解為有機結構,不受統一規律的支配,那么就必然會存在著一個方法論的集合。巴比倫思想模式特別強調,應該針對不同的推理鏈條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或方法組合。當然,為了保持可操作意義,這種方法論的多元化必然是適度的,它將與特定的開放思想體系相呼應。也就是說,對現實世界的理解方式決定了特定的方法論選擇,進而決定了具體采用的研究方法的范圍。它并不是后現代主義意義上的純粹多元論,而是一種根據后凱恩斯經濟學派的特定原理加以修正和重構的多元論。

(四)關于經濟學方法論的其他研究進展

除了上面所述關于基本方法論的研究以外,近年來后凱恩斯學者還在較為具體的層面上對以往的研究方法進行了反思,進一步探討了經濟學研究應當采取的一些具體操作方法、研究策略與實際步驟等問題。

第一,LPasinetti提出了“分離定理”(separation theorem)[4]。作為后凱恩斯學派第二代的最重要學者,Pasinetti曾經對后凱恩斯經濟學未能取得預期的成功頗感遺憾。究其原因,他認為主要是由于以往方法論策略的失當。Pasinetti指出,后凱恩斯經濟學的使命就是要用一種新的生產范式(production paradigm)的經濟學體系取代流行的交換范式(exchange paradigm)的經濟學體系,這是一項艱巨的理論任務。過去后凱恩斯學者關于生產范式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只是未能加以系統地整合。而要推進這種系統的理論整合就必須采取“兩步走”的方法,即所謂“分離定理”。第一步是“純理論”建構,即抽象層面分析,主要是以斯拉法理論為基礎,提供一種基本的經濟理論。它與阿羅―德布魯體系屬于同一層次,但實質卻不相同,它是開放的體系,可以闡明基本的客觀聯系,但存在多個自由度,并不提供惟一解。第二步是具體層面分析,引入各種現實因素對經濟運行的影響,最主要的是“制度分析”,個人或社會行為將被納入分析。不過,與主流派范式不同,這里不僅不局限于“市場體制”一種制度,也不拘泥于“個人理性”一種行為,而是涉及到諸如貨幣、廠商、工會、工資安排等等多種制度安排。可以感覺到,Pasinetti提出的這種兩階段研究方法與馬克思在其《資本論》的創作中所使用的從抽象到具體的研究方法,在形式上頗有相似之處。而著名后凱恩斯學者Harcourt則高度評價這種研究計劃,認為它可以為從斯密、李嘉圖、馬克思到凱恩斯、斯拉法以及卡爾多等后凱恩斯學者的著述提供一個綜合的新理論框架。

第二,ESLee 論述了所謂“根基理論”(the grounded theory)[5]。Lee是美國的新一代重要后凱恩斯學者,他認為無論是批判實在論還是巴比倫模式,都還缺乏可操作性,而根基理論可以成為更富有實際意義的具體原則。根基理論是與所謂“整體主義”(holism)、“典范模型”(pattern model)、“結構焦點比較法”(method of structuredfocused comparison)以及“參與觀察方法”(participationobserver approach)等等相似的研究方法,它具體是指經濟學家直接從資料中發展理論和建構體系這樣一種過程。在這里,資料收集、理論分析與理論建構同時進行。其操作的流程是:首先, 擁有前定的觀點與概念等思想背景的研究者不斷地收集、理解、評估與比較其感興趣的資料。其次,匯集可比的經濟事件資料,從中提煉出特定的范疇、概念、相關特性,進而識別其相互關系。最后,從這些范疇、概念中識別出核心的東西來,并以核心的概念為基礎發展出一種具有復雜的分析性解釋的理論,這一理論應該能夠解釋資料中所代表的各種經濟事件的序列為什么以及是怎樣發生的。研究者不能為了使理論簡化而拒絕特定的資料,而是應抓住資料的復雜性,根據經驗建立起許多不同的次級概念與關系,將它們與核心概念環繞在一起,納入結構與因果機制當中。這將保證所建構的理論具有因果的解釋力。篩選中心概念和發展理論的過程會使人們發現次級概念與關系,而它們需要進一步的經驗支撐,此外,純粹分析性的概念與關系若要納入理論之中,也需要經驗支撐。這樣,便完成了有關社會經濟過程的一種獨立的實質性(substantive)理論的建構。這樣的理論并不是對于資料的一般化推廣,而僅僅是來源于資料,即它并不妄稱所謂的普遍性。一種獨立性的實質理論只解釋一種中心因果機制,各個實質理論的組合所形成的正規(formal)理論則可以解釋經濟過程的多個方面、多種因果機制。正像獨立的實質性理論必須植根于經驗資料一樣,正規化的理論也是歷史性地狀態依賴型的,其分析性解釋絕不是經驗外推。并且,由于經濟世界是非靜態的,一種正規的理論永遠也達不到完成狀態,總要經歷不斷的修正。不僅如此,這種根基理論還承認研究者事前的知識背景會對資料收集與篩選識別過程進而理論結果產生影響,以及理論結果的不可證偽性。不過它也強調,通過不斷地發現新資料,總會在各種相競爭的理論中區別出優劣來。

第三,重新審視計量經濟學的經濟研究功能。

計量經濟學自從誕生以來,就一直成為主流經濟學驗證理論假說的主要的、甚至是得心應手的工具。與此相反,后凱恩斯學派以往是基本上完全否定計量經濟學的任何積極意義的。首先,是由于他們受到凱恩斯本人影響的緣故。凱恩斯當年曾經對丁伯根在宏觀經濟問題分析中使用統計計量分析技術提出懷疑,他指出計量經濟學只能對已知的、已經定性的經濟關系給出定量的描述,由于人類行為的變化無常性,它不可能對經濟的未來走勢提供精確預測。凱恩斯的基本思想是反對把經過良好定義的概率分布概念普遍地應用于社會科學領域。其次,后凱恩斯學者排斥計量經濟學,當然也是與他們反對主流派形式主義的正規化方法論傾向一脈相承的。

然而近年來,一些后凱恩斯學者對計量經濟學作用的認識也出現了新變化,他們開始有限度地承認計量經濟學的積極意義。這里只簡要提及三個方面:其一,SPressman強調了描述性統計分析技術的積極作用。他把統計分析區分為推理的統計學(inferential statistics)與描述的統計學(descriptive statistics)兩大類,前者是主流派所慣常采用的那種,后者則不然,它不以揭示所謂經濟內在機制或規律為目的,其功能只是描述,力圖準確地提供世界在某一時點或幾個時點的圖景。采用描述性的統計學,首先要實際地收集數據,其次是需要描述數據的性質,進而來分析導致這些差別的可能原因。這種統計分析技術完全可以應用于經驗研究之中,并且提供某種理論驗證功能。

其二,PDownward等人從計量經濟學方法論的角度進一步探討了應該如何建設性地利用計量分析工具的問題[6]。Downward指出,主流派運用計量經濟學的根本目的是要提供對于闡釋所謂事件規則的理論模型的證明,從而使它成為一種推理工具。但實際上,計量經濟分析提供的證據往往起不到這種作用。以關于定價的經驗分析為例,即使利用同樣的數據,不同學者得出的有關價格決定影響因素的結論也不一致。這表明完全根據計量經濟學結果來篩選和識別理論是行不通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計量經濟學對于經濟學理論就全無用處。正確的方法應該是借鑒凱恩斯關于定性分析要先于形式化分析(即定量分析)的思想,在進行計量分析時應當將作為主觀“先入之見”的理論與作為“客觀因素”的事實證據結合起來,實現理論與證據的互動(interaction),通過對于計量經濟學的結果不斷地予以修正和精煉,達到對于深層機制的揭示[7]。Downward等人后來又指出,計量經濟學將有助于“溯因推理”,能夠提供“半規則”。這個見解與Pressman關于推理的統計學與描述的統計學劃分的觀點有所不同,他指出了計量分析技術在揭示深層經濟機制方面的有限性,但并未完全否定它的推理作用,而是強調要將理論分析與計量分析以互動方式相互促進。

其三,BGerrard的論述[8],他與Downward觀點有些相似,結合近年來計量經濟學的若干新進展,主要是由倫敦經濟學院所發展起來的LSE方法,論述了某些計量經濟學方法可以成為后凱恩斯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一部分。所謂LSE方法是一種從一般到特殊的計量建模方法,它從形成一個極為一般的模型形式開始,然后通過同時施加理論方面與數據方面的限制條件,使一般模型逐步簡化。LSE方法與主流派通常采用的平均經濟回歸方法(AER)具有很大差別:前者將建模過程視為設定問題的過程,后者則給定將要估計的問題使之保持不變;前者將診斷性質較差的情況歸結為模型的規定可能有問題,后者則往往歸之于不適當的估計程序。LSE方法的這種理念與傳統的計量經濟學思想不同,它超越了人們以往將計量經濟學或者視為理論驅動型、或者視為數據驅動型的簡單二分法,允許理論與經驗之間的互動,故而可以成為經濟學家利用計量經濟學工具的有效方法。

三、應當怎樣看待后凱恩斯學派的方法論思想

方法論研究是經濟學的基礎問題,不同學派在理論觀點乃至政策主張方面的分歧往往源于其經濟學方法論上的差異。方法論研究同時也是經濟學的難點問題,它常常涉及到哲學世界觀與認識論等等思辨領域。能否真正形成統一明確的方法論原則,是一種思想流派或研究范式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后凱恩斯學派既往的獨特研究方法(盡管尚不統一)曾經在一段時期內有力地支撐了它與主流經濟學的論戰。而其近年來關于方法論研究的若干新成果,則代表了其經濟思想體系的重要新發展。

后凱恩斯學派方法論思想的新進展具有這樣幾個特點:

第一,后凱恩斯經濟學者已經普遍重視方法論研究問題,將方法論建構視為自己獨立的經濟理論體系建構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們不再像以往那樣,僅僅滿足于對主流派經濟理論體系及其方法論的批判,而是開始系統地思考可以替代主流派方法論體系的東西是什么,以及如何將它們系統地闡述出來的問題。這種轉變既是后凱恩斯經濟學者對自身理論發展狀況深入反思的結果,也標志著后凱恩斯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大進步。

第二,后凱恩斯學者在方法論研究中,更加注重統一基礎與方法論原則的建構,包括哲學與認識論基礎的探討。他們逐漸認識到,要想與近乎完美的主流派思想體系相抗衡,必須從方法論的哲學基礎或基本層面入手,形成一種新的系統一致的方法論基礎,去替代主流派的方法論基礎,進而取代整個主流經濟學體系。局部的、具體的、淺層次的方法論研究既缺乏震撼力,也無關宏旨。因此,不少第二代、第三代的后凱恩斯學者便潛心于這種深層次的方法論探討。不論是非遍歷的基本經濟觀,還是批判實在論以及巴比倫思想模式,都體現了這種方法論研究的主導思路。這些新的方法論原理,有的是后凱恩斯經濟學的獨創性研究成果,有的則是他們從其他學科領域的研究成果中借鑒過來,然后再加以系統闡述而形成的新的理論再造。它們雖然在提法上及論證細節上不盡相同,但是都試圖從最基本的層面為后凱恩斯經濟學提供一種根本不同于主流派的統一的方法論原則。應當說,這種努力是有成效的,盡管目前在后凱恩斯學派內部關于究竟何謂自己統一的方法論基礎仍然存有爭議,但是就實質而言,非遍歷觀、批判實在論以及巴比倫思想模式三者所體現的世界觀、認識論及方法論原則乃是基本相通的。所以,它們實際上代表了近年來后凱恩斯經濟學統一方法論研究的最重要成果。

第三,后凱恩斯經濟學近年來的方法論思想明顯地具有反實證主義的傾向。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原則基本上是實證主義,在這里價值判斷因素被視為科學研究的障礙物。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實證主義也往往被看做是客觀主義的同義語。所以,盡管老一代后凱恩斯學者,像羅賓遜、卡爾多等人,也反對主流派的靜態均衡等分析方法,認為其脫離了經濟現實基礎,同時主張采取動態非均衡等更加具有現實性的方法,但是他們一般卻堅持實證主義。這表明,在早期后凱恩斯學者那里,現實主義與實證主義是不矛盾的。但是,近年來后凱恩斯學者關于方法論思想特別是其哲學基礎的研究,卻顯示出反實證主義的傾向,這最明顯地體現在批判實在論的理論之中。這種對實證主義討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對客觀實在的看法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實在不再被視為簡單的經驗感知的封閉體,而是具有不可感知的深層復雜結構和內在機制的開放系統。于是,實證主義,不論是邏輯實證主義還是經驗實證主義,在這里都變得不可靠了。科學認識可能更多地仰賴于溯因推理一類的抽象、類比等方法。這樣,新一代后凱恩斯學者就與老一代不同,他們從堅持現實主義出發,最后達到了基本否定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的地步。這是他們對方法論的哲學基礎進行深入探討而得出來的一個必然結果。當然,這種反實證主義傾向主要是體現在基本的方法論層面上。就具體的研究方法而言,他們似乎也不反對采取實證主義的方法。,比如經驗實證研究,再比如對于計量經濟學方法的某種運用,乃至于對于數學模型的運用等等。這種情況并不意味著有什么矛盾,因為第一,具體的研究方法與基本方法論不屬于一個層次,擔負著不同的職能,縱然是以溯因推理為主線,也需要以某些具體的實證方法相輔助。第二,就其倡導的巴比倫思想模式而言,也為具體的實證研究方法的多樣化提供了空間。

第4篇：計量經濟學的定義范文

范曉男 鮑曉娜 孫曉程 大連工業大學管理學院

資助項目：2014 年遼寧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學改革研究立項項目（UPRP20140302）、大連工業大學2012 年校級教育教學改革研究項目（JGLX1240）、大連工業大學2013 年教學成果獎培育立項。

摘要：面對創新型人才培養目標的要求，經管類專業課程教學必須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問題導向型學習（Problem-basedLearning，以下簡稱PBL）教學模式作為一種開放式的教學模式，能有效激起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基于此，本文以《計量經濟學》課程為例，探討了PBL教學模式在該課程中的應用及其對培養創新型人才的作用，為推動其他專業課程的教學改革、引入創新教學模式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關鍵詞 ：創新型人才培養 PBL教學模式 計量經濟學

創新型人才培養是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的核心。面對創新型人才培養目標，經管類專業課程教學必須改變傳統的以講授為主的教學模式，尋找一種適應目前經濟發展、學科發展環境的教學模式。在綜合考慮學生在知識獲取、能力培養、素質提高等方面需求的基礎上，在經管類專業課程中構建并使用PBL教學模式，可以增強學生發現、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學生創新精神、創新能力，為經管類專業課程的教學改革提供新的視角。

一、PBL教學模式簡介

20世紀60年代，“問題導向型學習”或“基于問題式學習”（即Problem-based Learning，簡稱PBL）教學模式興起于西方醫學教學領域，近年來被經管類專業教學廣泛采用。PBL教學模式是一種基于現實世界的、以問題為中心、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導向的教學模式，是指在已設定的、有現實意義的問題情境中，由教師或教師鼓勵學生提出驅動問題（drivingquestion）或實際任務，學生在真實的情境中對驅動問題展開探究，通過小組同學分工協作，查閱資料、分析討論，構建知識體系框架，最終解決問題，分享學習成果，獲取新知識。可見，PBL教學模式強調引導學生參與實際問題的分析和解決，使學生在實踐過程中學習到隱含于問題背后的知識。

可見，與傳統教學模式不同，PBL教學模式以學生的主動學習、合作學習為主，使其在對具體實際問題進行分析探究中，自己想辦法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并對學習過程進行實事求是的評價。這對調動學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創新思維及能力都是極其有益的。

二、PBL教學模式對經管類專業創新型人才培養的作用

1.創新型人才的內涵界定

創新型人才的內涵十分豐富。國外學者主要基于心理學的視角，研究創新型人才的知識結構、技能結構、個性品質，強調把當代社會對創新的需要融入到全面發展的培養理念之中；國內學者明確提出了創新型人才的概念，結合熊彼特對創新概念的闡述，提出所謂創新型人才是指具有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人才，具體是指在特定領域內，基于其所擁有的理論知識或實踐經驗，能夠作出突破性創新，并以自己的創新性思維和創新性勞動對社會發展做出創造性貢獻的人才。從創新型人才的定義可以看出，創新型人才必須具有創新意識、創新精神、創新能力，且應具有如下內涵：（1）知識：在某一領域擁有廣博而扎實、立體而開放的理論知識；（2）能力：有很強的自我學習、獨立研究與創新探索的能力；（3）素質：有健康的體魄、良好的道德修養和過硬的心理素質，能夠與他人溝通協作。

2.PBL教學模式對創新型人才培養的作用

創新型人才培養的目標決定了必須對課程教學模式進行改革。目前，在經管類專業課的教學中，傳統的“填鴨式”教學模式仍處于主導地位。盡管教師們已經意識到教學方法及手段的重要性，紛紛開發使用多媒體課件、引入網絡課堂，但在實際教學中仍然習慣于單向地向學生灌輸教材上的理論知識，經常出現教材理論與現實問題脫節的問題。同時，在傳統的教學模式中，學生們很少主動思考，他們被動地接受知識，按照教師的要求在考試前死記硬背、生搬硬套，這必然會抑制學生主動學習的積極性，不利于培養創新型人才。而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無論是學生自身還是用人單位，都在知識、能力、素質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創新意識、創新精神、創新能力被放在了首位。

PBL教學模式作為一種開放式的教學模式，以理論知識體系為依托，結合了實踐教學、探究性教學、啟發式教學，一方面，更多地為學生提供理論聯系實際的機會，幫助學生了解學校的理論環境和社會的應用環境，提高學生的應用技能和創造力；另一方面，充分實現以學生為中心，激勵學生發揮自主學習的積極性，使學生在團隊合作探究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培養創新意識、創新精神、創新能力，并最終取得創新成果。

三、PBL教學模式在《計量經濟學》課程中的應用實踐

《計量經濟學》作為教育部確定的經管類專業本科生必修的一門核心課程，是經濟學、統計學與數學的交叉學科，教學目的是使學生在熟悉經濟理論的基礎上，學習掌握研究經濟問題的基本方法，使學生能夠利用計量方法解決一些已知（用計量方法去驗證）或未知（用計量方法去預測）的實際經濟問題。我們從《計量經濟學》的實際教學出發，基于創新型人才培養目標，運用PBL教學模式進行了教學改革，建立了一整套設計組織教學活動的體系。

1.細化教學目標

教學目標是教學模式的核心因素。基于創新型人才培養目標，以PBL教學模式為支撐，我們深入細化了《計量經濟學》課程的教學目標。明確該課程的教學，不僅應使學生掌握計量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模型設定方法，學會建立和應用計量經濟模型進行經濟預測、結構分析和政策評價，而且應該將教學重點放在提高學生計量分析的能力和水平上，培養學生運用計量方法分析、解決經濟社會相關問題的能力，熟悉計量經濟分析工作的基本內容和工作程序，能運用計量經濟學軟件包進行實際操作，使學生在探究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逐步形成創新思維和能力，提高專業素質、綜合素質。

2.重新設計及實施教學環節

遵循PBL教學模式的指導思想，重新設計并安排實施《計量經濟學》課程的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環節。

（1）設立問題的現實情境。在《計量經濟學》課程的教學實踐中，首先通過編制有專業特色的案例庫、開發多媒體課件、豐富網絡課堂等方式，為學生提供了與其生活、學習聯系的現實情境，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鼓勵學生主動發問、主動思考。在設立問題情境時，著重強調計量經濟模型應用的場合和現實意義，讓學生對計量經濟模型的現實背景形成充分的了解，增加課程的應用價值。

（2）提出驅動問題。提出問題是PBL教學模式的一個重要的環節。在教學實踐中，為了使PBL教學模式達到培養學生創新思維及能力的預期效果，一方面，在課堂教學中增設“課題研究”環節，教師選擇合適的教學案例或科研課題，根據教學大綱提出引導性問題，結合探究性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自主學習；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改變教學方法，轉變課堂角色，鼓勵學生自己提問題，通過編寫新的探究式的、應用特色的教材，引導學生在具體的問題情境下，參與討論、發表看法，主動提出問題。除了課堂教學外，還有針對性地選擇并指導學生根據自己的研究偏好搜集文獻資料，提出有新意的研究問題，參加創新比賽、寫作畢業論文、撰寫并等。這是學生們自主學習、主動研究甚至進行創新思考的動力。

（3）小組討論并解決問題。討論解決問題是PBL教學模式的關鍵。在這一過程中，同學之間的相互合作與溝通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應開展小組討論，引導每個小組基于經濟學基本理論對現實的經濟問題或教學案例及科研課題中的問題進行課堂討論，指導學生在實踐教學環節運用計量方法和分析軟件去驗證自己的想法，并將這些想法及驗證結論形成具有一定創新性的研究報告或論文，進行成果展示，鼓勵他們在對研究報告或論文進行嚴謹的討論、研究及修改之后，將其發表或參加創新比賽。可以說這個過程對于提高學生的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和能力是不可或缺的。

（4）講解、總結與提高。在PBL教學模式中，教師的作用主要體現在講解、總結與提高環節。首先，對于學生無法解決的問題或未接觸的知識，教師要重點闡述，做到及時講解和更新；其次，教師要結合整個學習過程進行客觀的點評，并對涉及的所有的理論及方法進行歸納總結，梳理邏輯，幫助學生形成知識體系，搭建理論框架。

3.創新教學效果的評價

改變傳統教學模式的評分方法，建立PBL教學模式的評價方法，評價主體包括教師和學生兩方面。這種評價方法強調過程評價，建立一個體現學習過程的完整系統的評價指標體系，設定知識獲取、能力提高、素質培養三個一級指標，然后在每個一級指標下，再設置諸如信息收集能力、決策能力等二級指標。

四、結論

對于創新型人才培養的研究是我國高等教育的一個重要的課題。如何使經管類專業課程教學與創新型人才培養目標緊密結合，切實提高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進而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和創新能力，是需要我們思考并著力解決的問題。通過對《計量經濟學》這樣一門綜合性較強的、交叉學科進行課程改革，我們構建了具有特色的、相對穩定的PBL教學模式。作為一種新型的教學模式，PBL真正體現了“以學生發展為本，以培養學生創新能力為核心”的教育理念，形成了經管學科專業課程教學模式改革的新思路。

參考文獻

[1]薛松梅,朱麗麗.改良PBL教學法在兒科護理學教學中的應用與探索[J].衛生職業教育,2009(6):63-64

[2]王亞斌,羅瑾璉,李香梅.創新型人才特質與評價維度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 2009(11): 318-320

第5篇：計量經濟學的定義范文

1．1鐵路貨物周轉量的增長趨勢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受到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中國1998年鐵路貨物周轉量出現負增長。受始于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2009年鐵路貨物周轉量也出現0．53％的微弱增長。在2012—2013年期間，中國鐵路貨物周轉量則分別出現－0．95％、－0．05％的負增長。1998年、2009年、2012年、2013年這4年的經濟增速均在6．8％以上，但這幾年鐵路貨物周轉量的增長卻不盡人意，甚至在一些年份出現了負增長。鐵路貨物周轉量是鐵路運輸業發展的顯著標志，按常理，經濟以較快的速度增長，鐵路貨物周轉量也應該會增長，但為什么出現負增長？出現負增長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可能與經濟增速放緩有關，但也有可能在市場競爭中，面對公路貨運、航空貨運、水路貨運的高度競爭，受擠出效應所造成的。由此可以認為，經濟向前發展能為鐵路貨物周轉量的增長帶來機遇，但在市場競爭環境下，鐵路運輸業良好的經營也是至關重要的。

1．2鐵路營業里程的發展趨勢據

中國統計資料顯示，自1952年開始，鐵路營業里程總體上呈現小幅增長的態勢。1952年中國鐵路營業里程為2．29萬km，1978年中國鐵路營業里程已上升到了5．17萬km，2013年這一數字達到了10．31萬km。自1952年以來，雖然在個別年份（如1958年）鐵路營業里程增長率達到了10％以上，但絕大部分年份的增長速度較慢。從最近5年來看，由于動車、高鐵等快速發展，2009年之后的鐵路營業里程增長速度總體上好于過去。

1．3鐵路的提速效應

從1997年4月至2007年4月，中國前后共計有6次鐵路全面大提速。對應的時間分別為1997年4月1日、1998年10月1日、2000年10月21日、2001年10月21日、2004年4月18日、2007年4月18日。其中，在2007年4月18日第6次大提速之后，鐵路舊線改造和客貨混運的線路最高時速將達到200～250km的國際鐵路發展慣例。鐵路的6次全面大提速，市場流通的商品將通過鐵路運輸更迅速地運送到目的地，從而加速了市場商品的周轉速度。特別是自2000—2007年之間的提速，顯著地帶動了鐵路貨物周轉量的快速增長。當然，2000—2007年也是中國經濟發展最為快速的黃金歲月。在經濟發展的促進下，中國鐵路貨物周轉量從2000年的13770．5億t•km，上升到2007年的23797億t•km，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鐵路貨物周轉量增長最為顯著的時間段。取得如此驕人的成績，一方面可以看出鐵路的提速有著重大的社會意義，另一方面也是與鐵路營業里程的穩中增長和中國經濟的高速向前發展分不開的。

2鐵路運輸與經濟發展協整檢驗本研究

采用計量經濟學中多種研究方法，探討了中國鐵路運輸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為了建立協整模型，定義變量railTN、Line、realGDP，它們分別表示鐵路貨物周轉量、鐵路營業里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

3結語

第6篇：計量經濟學的定義范文

當弗里德曼獲得197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時，媒體這樣評價他：“弗里德曼實際上向每一個重要的既成學說進行了挑戰，從而在現存經濟學之外……其實也是在經濟學之內……建立起他的事業。”弗里德曼的思想、論文和作品大約有245種出版物，其中包括26本著作，以及一些電視紀錄片。他對經濟學的杰出貢獻尤其是有關通貨膨脹的理論，富有預見性且影響至今。

弗里德曼最著名的代表作是他與安娜?施瓦茨合著的《美國貨幣史（1876～1960）》。《貨幣的禍害》（Money Mischief）可以當作《美國貨幣史》的濃縮精華版，該書是弗里德曼晚年對自己半個世紀貨幣研究的總結，也是對貨幣主義最明晰的表達，為大眾了解弗里德曼的貨幣思想提供了可能。

弗里德曼從歷史的角度分析了國際價格水平和貨幣的聯系。從雅浦島上的石幣到今天廣泛使用的紙幣，從希臘、羅馬的鑄幣經驗到英國16世紀格雷欣時代的“劣幣驅逐良幣”，從18世紀法國約翰?勞一手炮制的“密西西比股災”到20世紀早、中期美國的白銀采購計劃加速了中國政府的，弗里德曼用歷史事實展現了一系列貨幣的“禍害”。

弗里德曼講歷史并非常見的敘述方式，實證經濟學方法論有力地支撐了他的論點，并且對計量經濟學和小型模型的建立帶來了有益影響。比如，弗里德曼重新定義了一度被經濟學界拋棄的貨幣數量論，他建立了一個真實的貨幣需求函數，著重研究貨幣需求和名義收入之間的關系，它包括債券收入、股票、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收益，以及預期通貨膨脹率。這項非常專業的數學評估顯示了弗里德曼一再強調的論點：貨幣存量的變化給予經濟活動水平強有力的影響，盡管伴隨一個很長而且可變的滯后期。這點被凱恩斯忽略了。

弗里德曼深刻意識到過度擴張的貨幣政策蘊藏的通脹風險，他強烈主張建立一個嚴格的、量化的貨幣政策，就黃金在貨幣基礎上的價值制定嚴格的指導方針，通過這種方式避免通貨膨脹。弗里德曼宏觀經濟學的一個不大被人認識、但是很根本的命題是，他認為過去的經驗和對未來的預期對于現階段的行為的影響是十分重要的。這一命題使他在分析貨幣需求和消費函數時著重使用了持久收入的概念，并在解釋通貨膨脹時強調價格預期的作用。弗里德曼一生都致力于通過實證方法深入研究通貨膨脹率及其變性與政治經濟后果的聯系問題。

20世紀各國政府刺激經濟的措施主要源于凱恩斯理論，輕微的通脹能夠刺激經濟發展，為企業、家庭創造更高的收入，也帶來更多的花費，而消費反過來又會推動生產，如此類推，國民經濟就會保持相當的活力。但是，對于貨幣發行者政府而言，貨幣政策就像美麗又危險的罌粟花，印鈔票的成本低、速度快，短期效果明顯，而惡果的累積相對滯后。通貨膨脹的平衡點很難把握，金融秩序一旦失控，就會抵消一切經濟成就，損害國家的經濟根本，讓每一個現金持有者失去信心。

第7篇：計量經濟學的定義范文

(一)邏輯實證主義:經濟學方法論發展的重要標志

西方經濟學方法論以經驗主義為源頭，與哲學思想的發展相同步，其核心是形而下學，認為不存在先驗的真理，一切命題來自人類經驗的歸納。然而經驗是具有局限性的，科學以歸納得出的缺乏靈動性的少數公理為基礎，不可能絕對可靠。進入20世紀30年代，由于經濟學的復雜性，經驗歸納法在具體的科學研究中明顯力不從心，演繹法應運而生。假說－演繹法源于達爾文的科學研究方法，具體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推測”，即建立一個假說;第二步是進行實驗或積累觀察以便檢驗假說。其本質是發現新事物并在建立試探性假說之前必須先有觀察并提出問題。作為經濟學方法論研究的重要方法論基礎，20世紀50年代以馬歇爾為代表的邏輯實證主義將先前的經驗實證與演繹－推理相結合，并進一步繼承和發展。其最具劃時代意義的觀點有三點:其一是認為理論和事實都是假設的根源，并承認理論和事實都可能與假設之間存在相互作用。其二是邏輯實證主義認為理論的概述有效應體現為理論或其命題可以被數量化表示，那么與此相對應的行為特征就是實證性的，這與針對自然物的觀察和計量的實證性認識沒有本質區別。其三是經濟學研究中對客觀性重要程度的強調。對于一個描述性經濟結論的支持，重要的是提供一種可供檢驗的證據，證據的可靠性和價值判斷成為經濟學方法論研究的重點之一。因此，經濟學吸收了一致檢驗、邏輯相關檢驗等邏輯實證主義的檢驗理論。

(二)證偽主義:基于傳統經濟學方法論的揚棄

1.基本觀點邏輯實證主義關于理論或命題可以被數量化表示的前提條件在接下來的經濟學發展中被認為是極其嚴苛的。同時，為了滿足不斷發展的理論需要，經濟學急需一種動態上升的研究范式。30年代大蕭條下得到極大發展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直接導致了經濟學和波普爾哲學的結合。該方法論由波普爾提出，后經庫恩和拉卡托斯的揚棄逐漸發展為完善的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波普爾對邏輯實證主義觀點進行了批判，他并不贊同知識完全來自外部經驗并可以通過邏輯思維從少數業已存在的確實知識中推演出來，而是強調理性思維中的批判能力，認為知識是在對已有知識和理論的批判中實現自身的不斷成長，人們通過對舊理論的否定建立起新的理論，其核心是證偽主義。他認為，科學發現總是在大膽地猜測，經受經驗檢驗而得到暫時確認的各種新理論終被證偽，證偽過程是不斷嘗試和清除錯誤的過程。庫恩“范式”則從科學史觀的角度對波普爾證偽主義進行了揚棄，認為科學發展的模式就是陷入危機的舊范式終為新范式所取代的過程。提出了量變終究引起質變，新舊更迭是必然趨勢的觀點，對現代經濟金融領域的變革具有指導性意義。根據波普爾的證偽思想，任何理論一旦被證偽，就將被淘汰，那么理論與事實不符應如何正確判斷才不致將理論扼殺在“搖籃”里就成為接下來拉卡托斯的主要研究成果。他認為絕對的被證實或證偽是不存在的，用“保護帶”來緩沖經驗沖擊可以對理論進行適當的保護和修正。當某種科學研究綱領通過對假設的調整能使得借助既有研究框架說明和理解更多的事實則為框架進步。

2.對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啟發“評價科學研究綱領進化或退化的客觀標準是綱領本身的預測力和解釋力。”拉卡托斯在對波普爾及庫恩證偽思想的揚棄中首次提出了理論對于未來事物客觀發展預測能力的重要性問題。這一思想在20世紀50年代后著名的“弗里德曼－薩繆爾森爭論”中得到了集中體現。這場爭論的關鍵是兩人對于證偽的主體存在爭議。薩繆爾森認為，經濟學方法論中的中心問題就是在經濟學中導出在操作上有意義的原理，而所謂的“有意義”是在理想條件下做出關于經驗資料的假說，并可以想象這個假說會遭到反駁。他所關注的是經濟學的解釋功能，即證偽的客觀主體是假說。而弗里德曼代表了一種被冠之以工具主義的方法論傾向。他認為經濟學的終極目的就是要發展出一種理論和假說，使之能夠對尚未觀察到的現象做出合理的、有意義的預測。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弗里德曼的方法論要比薩繆爾森的更靈活、更具有實用性。這正是將科學證偽哲學與經濟學的藝術“氣質”，以及解決、預測未來實際問題特性的完美融合。

二、經典金融學及其方法論:基于一般均衡框架的分析

新古典經濟學一度被認為是以牛頓力學為核心思想的自然科學方法論于經濟領域綻放的典型成果，脫胎于新古典經濟學的新古典金融體系，因襲理性經濟人和市場有效兩大假設，其許多的理論內容是從理論前提經歸納推理導出結論，再以經驗證實來構建理論范疇及選取適當的論證方法。大多數學者不會去質疑金融理論的正確性，而認為現實中理論結論的失當是由于金融理論受干擾因素而被錯誤運用，其實質是邏輯實證主義者。其中馬歇爾的邊際效用理論和一般均衡框架分析被視為經典，結合《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對金融學的定義:“金融學是以不同的中心點和方法論而形成的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其基本中心點是資本市場的營運、資本資產的供給和定價。其方法論是使用相近的替代物給金融契約和工具定價。”我們可以做如下解釋:首先，在邏輯上可以承認金融學從屬于經濟學，經濟學的科學性可以推論得到金融學也具有科學性，所以歸納、演繹、推理等科學研究方法同樣適用于金融學領域。其次，詞典中明確說明金融學的方法論是用近似替代物給金融契約和工具定價，在活躍的交易市場中，我們不必對資本資產定價，因為市場中存在供求關系決定的均衡價格。作為經濟大環境下的子市場，金融市場圍繞金融產品的定價展開，與商品市場的研究方法殊途同歸，再加上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使得大規模的數字化計算變得相對輕松，邏輯實證主義所要求的理論或命題可以被量化表示也得到了充分的滿足。第三，動態經濟學的發展使得人們在專注微觀行為主體動態選擇理論的同時對于動態均衡的研究產生了極大需求。

三、證偽主義哲學影響下的現代金融學方法論

在波普爾關于證偽主義哲學經典著作《猜想與反駁》問世后，特倫斯•哈奇森對邏輯實證主義的方法論進行了批判:“很多科學分支給出的最終命題往往不是純粹的邏輯和數學命題的附屬物……即便對于那些能夠‘最終’斷定一個命題‘絕對真偽’的‘終極’檢驗的談論也是毫無意義的。”雖然該思想被后來的弗里德曼等人認為是極端經驗主義，沒有在“先驗”和“經驗”之間做這種考慮，但仍然為現代經濟學思潮的思想方法奠定了基礎。在證偽主義傳統的影響下，金融學者開始關注金融理論的內在實證性、可證偽性和金融理論的評價標準等問題，對金融學概念、命題和理論體系進行了深入研究。再加上全球經濟一體化引起的金融危機頻發，學者們開始關注現代金融理論發展中對不確定性及其蘊涵的風險問題，將研究重心轉向預測及對預測結果的處置策略而非單純的解釋和說明現實，特別注意金融理論預測的證偽性。在該理論發展方向下，行為金融、新制度經濟學，以及演化金融理論對現代金融學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

1.行為金融:對個體理性假設的證偽金融學的核心問題是個人在不確定性的環境下如何實現最優化，組織怎樣安排生產并進行投融資決策，以及在各主體的交易互動形成合理的市場價格均衡體系。從理性經濟人和有效市場假設出發，利用一般均衡和無套利分析，借助現代數學工具，MM理論、EMH理論、CAPM模型、APT模型和B－S模型等經典的原創理論構造抽象的數學、計量模型來得到參與者最優的決策方式及均衡價格。金融學理論體系的演繹似乎完美，但金融市場異像或者說是“反常”經驗導致現代金融“研究綱領”的保護帶的進化，各種新理論對主流金融假設的修正既是增強對金融市場異像的解釋，同時也著眼于從根本上消除金融市場異像沖擊的努力，行為金融應運而生。行為金融理論認為個體有限理性，市場上非理非隨機，系統性的群體非理性特征使得非理性的價格不能恢復理性，從而市場非有效。行為金融借鑒現代心理學和計量經濟學的最新成果并在金融領域成功運用。心理學方法側重探索個體決策中的心理因素，而金融計量學則從實證的角度檢驗心理因素的影響，對未來價格做出預測并提供可行的策略。

2.新制度金融學:新古典經濟學假設的進一步修正隨著經濟體所在國家社會制度的不斷完善，金融所處大環境的復雜性逐漸顯現，各領域間的互動更加頻繁。為進一步研究特定經濟社會制度背景下金融趨向及其合理制度，新制度金融學將交易成本作為重點研究對象，支持個體有限理性，認為個體會同時追求財富和非財富最優化，而且個體行為存在機會主義傾向。可以視為對新古典經濟學假設的進一步修正:以交易成本、產權和制度為理論范疇，深入研究個體間的相互關系，強調對生產關系的探索，主動對個體間關系進行約束、協調。這一新范式拓寬了金融學的研究視野，更加注重金融學在所處經濟環境中發揮的作用，對現實問題具備更強的解釋能力和前瞻性指導能力。

四、結論與啟示

第8篇：計量經濟學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信息經濟學；合作學習；問題導向學習；案例分析法

信息經濟學是一門新興的應用性學科，從上世紀80年代末，我國開始了對信息經濟學的研究，90年代中期信息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單獨列于應用經濟學專業目錄下。隨著信息經濟學理論與內容不斷地豐富與完善，我國許多高校面向經濟管理專業與信息管理專業本科與研究生開設信息經濟學課程。近年來，我國信息經濟學領域的研究成果頗豐，但是對于信息經濟學教學改革的研究卻十分有限，為了明確課程的教學目標，提高課程教學的質量，使學生能切實有效地掌握課程的內容、并能學以致用，這就需要教師在教學中不斷地探索與研究。

教學的定義在百度百科中為：是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所組成的一種人類特有的人才培養活動。通過這種活動，教師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引導學生積極自覺地學習和加速掌握文化科學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促進學生多方面素質全面提高，使他們成為社會所需要的人。因此教學工作包括“教”與“學”兩方面，教師如何教，學生怎么學才能達到最好的掌握知識的效果，是我們急待解決的問題。而信息經濟學學科本身，實際存在著體系松散、內容抽象的特點導致了信息經濟學課程無論是教還是學都是一個難題，如何從宏觀角度把握學科的總體框架，從微觀角度掌握具體的應用，就需要我們結合課程設置與學生的實際情況，提出教學的新思路。

1 信息經濟學“教”與“學”的難題

1.1 信息經濟學研究內容豐富，教學體系松散

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包羅萬象，現將國內主要研究代表人物的觀點整理后概況如下：國內用博弈論來研究信息經濟學的第一人張維迎在他的著作《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中提到的信息經濟學內容有：非合作博弈理論、委托理論、逆向選擇和信號傳遞。這些都是從博弈角度展開的研究。經濟學家烏家培將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分為三個方面：信息的經濟研究、信息經濟的研究、信息與經濟間關系的研究；從討論不確定性、風險和信息三個最基本概念開始，逐步開展對委托與激勵、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信號發送與信息甄別、搜尋與信息系統選擇等四類信息經濟學基本理論的討論，最后，在些基礎上對信息市場與信息經濟理論進行討論，形成從理論到實踐的回歸。陳禹教授認為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內容有五個方面：研究市場信息經濟效用、研究信息系統經濟、研究信息經濟與信息產業的理論和測試方法、研究信息社會的經濟理論、研究國際信息經濟理論，特別認為市場不確定性理論、統計決策理論、技術不確定性理論及信息社會假設和信息競爭優勢假設構成信息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和方法論基礎之一。武漢大學的馬費成教授將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內容歸納了四大方面：信息商品與信息市場、信息產業與信息經濟研究、經濟活動的信息因素研究、經濟學與信息科學的理論方法相互交叉和融合的研究。這四個方面基本囊括了信息經濟學的全部內容，強調了信息產業、信息經濟結構與規模，信息經濟與信息產業的發展戰略與發展條件。

縱觀以上信息經濟學的主要內容，在學科體系上的相對松散，針對信息管理專業的本科生而言，由于缺乏經濟學理論與實踐基礎，又要求具備相當的數學功底，如果側重某一理論進行講授會使學科體系缺乏完整性；如果面面俱到，那么每個部分就只能介紹最主要的理論和方法，缺乏連貫性。因此想要在有限的課時里全面掌握信息經濟學的結構體系，是有很大的難度的。

1.2 信息經濟學教學方法的落后

適用于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多種多樣，除了教師在課堂上灌輸式的教學方式，很多教師都會結合學生與課程的特點采用案例分析法，課堂討論法、啟發式教學法、對比學習法等，而信息經濟學課程在相對較少的學習時間里，采用何種教學方式是值得我們探討的問題。將信息經濟學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是讓學生理解所學內容，掌握基本理論的最佳途徑。信息經濟學的傳統教學方式互動性較少， 學生往往是被動的接受知識，通常是老師講的多，學生學的少，從而導致師生在教與學的過程中都有挫敗感。案例教學法盡管是經濟學的主要教學方法之一，但就信息經濟學而言，即使使用有時也難以找到切題的案例；同時，就有的教學內容本身來講，例如博弈論等抽象的數學模型，本身就難以轉化為生動的實例；再例如信息經濟測度理論，就更難以用實踐加以說明。同時學生也會迷茫于學習這門課程的目的和意義，教學可想而知會偏離預計的目標和效果。

2 信息經濟學“教”與“學”的新思路

美國康奈爾大學管理學院的教授羅伯特·弗蘭克在接受《商業周刊》采訪時說：“你只需要掌握五六個基本的經濟學概念，生活中的所有相關問題都會迎刃而解。這也會使你對這門學科產生更濃厚的興趣。”結合信息經濟學課程內容的特點，面對信息經濟學教學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從“教”與“學”兩方面盡快找出切實有效的解決辦法，一方面達到教學目標，普及信息經濟學的知識，利用先進的教學方法，擺脫這門學科在高校學科建設中面臨的困境。因此從應用性角度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靈活地掌握基本概念與知識，是提高學生學習熱情，掌握學習方法的根本手段。以下從應用性角度介紹幾種教學方法。

1）合作學習（CL）。當代主流教學理論與策略之一的合作學習被人們譽為近十幾年來最重要和最成功的教學改革。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主要是指學生為了完成共同的任務，有明確的責任分工的互學習。合作學習鼓勵學生為集體的利益和個人的利益而一起工作，在完成共同任務的過程中實現自己的理想。 在信息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不僅要重視師生間的互動，也要提高學生間的互動性。教師布置的學習任務以小組的形式由學生合作完成，在此期間，遇到問題可與老師與同組成員進行時時交流。

2）問題導向學習（PBL）。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

based learning），簡稱PBL，是目前一種新的學習方式，透過簡單的生活實例，藉由小組討論的方式，來達到自主學習的目的，目前許多醫學院校的醫學教育教改都朝著這個方向來進行。在信息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利用PBL 教學法，教師與學生的角色都發生了變化。教師成為了引導者、指導者，引導學生們參與到實際問題的分析和解決中；學生們的態度也變得積極主動，學習意識不斷的增強，遇到具體問題可以自主探究與分析，能夠自己找出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和途徑，而且在解決問題之后能夠對自己的學習過程進行真實可靠地評價。PBL 教學方法集合了團隊合作、小組討論等方式，根據所學理論解決實際經濟問題、分析實際經濟現象，為學生們提供了自我學習、自我實現的平臺。

3）案例分析法（CAM）。案例分析法（Case Analysis

Method），又稱個案研究法是由哈佛大學于1880年開發完成，后被哈佛商學院用于培養高級經理和管理精英的教育實踐，逐漸發展今天的“案例分析法”。哈佛大學的“案例分析法”，開始時只是作為一種教育技法用于高級經理人及商業政策的相關教育實踐中，后來被許多公司借鑒過來成為用于培養公司企業得力員工的一種重要方法。通過使用這種方法對員工進行培訓，能明顯地增加員工對公司各項業務的了解，培養員工間良好的人際關系，提高員工解決問題的能力，增加公司的凝聚力。 這是經濟學教學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教師選擇相關案例進行解釋說明，學生通過實際案例擴展對理論知識的學習掌握。美國康奈爾大學管理學院的羅伯特·弗蘭克教授通過康奈爾大學開辦的“嚴謹寫作”項目獲得啟發，在他教授的“博物經濟學”課程中要求學生把自己想到的經濟現象寫下來，并用經濟學方法進行分析，形成短為考核依據之一，這些短文也成為他日后課程中的案例。這樣做的目的是從根本上讓學生運用經濟學的原理和方法來解釋生活中的各種現象，并通過這些事例和解釋來加深對經濟學的理解，打破了經濟學學習的枯燥，使學生能興趣盎然地學下去，成為經濟學的“粉絲”。

4）引路者（Pathfinder）。“引路者”是美國圖書情報學教學單位在講授“參考工具書”課程時設計的一種輔的綜合練習。“引路者”就是為讀者獲得某一專題研究資料指明途徑。具體地說, 這一練習是在課程開始后不久即由學生各自選定一個專題, 在隨后的一個學期中, 要求學生跟隨課程進度圍繞其選題, 步步深入地檢索各類工具書, 并在課程結束時整理成書面的專題檢索報告, 這種報告可作為引導對此專題感興趣的讀者深入查檢文獻的指南。 信息經濟學的教學過程可以借鑒“引路者”的思想，要求學生在學習之初就有一個目標，并在學習一段時間之后，自行擬定一個選題，通過豐富相關理論與知識的內容，靈活運用經濟學方法來解釋其中的經濟學奧秘，最后形成一相關報告。在學習過程中可以與教師時時互動，并將階段性任務在課堂或是以小結的形式定期總結匯報。

知識是無窮無盡的，教師在教授書本知識的同時，更是要教會學生學習方法，“授人以魚，不如授之以漁”。

3 結語

提高信息經濟學的“教”與“學”的水平，還有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就是從“教”入手，提高教師的職業素質。一方面教師要加強自身經濟學理論基礎的學習，成為既掌握現代信息技術又具備深厚經濟學功底的高水平專業教師，保證信息經濟學知識教授過程中的完整性， 勇于改革與創新，完善教學方法。另一方面，學校應該給予教師更大的學習空間，積極組織教師進修深造，與兄弟院校加強合作與往來，加大專業知識以及教學方法的培訓力度。讓教師掌握各種教學方法的基本規律、基本方法與步驟進而引導學生學習。

信息經濟學是一門嶄新的學科，要提高教學質量，教師的“教”要有特點，有水平，在傳統教學方法的基礎上結合其他學科的教學方法，有效應用，在提升學生學習興趣的前提下讓學生能主動的探求其中知識的樂趣；學生的“學”要積極，有成果，在教師的指導下，將所學理論與知識，靈活高效地運用到日常的學習生活中，并能通過報告與短文的形式成為自己的作品。

參考文獻：

[1] 方厚政.信息經濟學課程的研究性教學方式探討[J].中國信息界,2012（03）:52.

[2] baike.省略/view/296035.htm[2012-6-22].

[3] 烏家培,謝康,肖靜華.信息經濟學（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 ]陳禹.信息經濟學教程[M].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

[5] 馬費成.信息經濟學[M].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

[6] 曹文文,路劍,王印華,劉妍. 信息經濟學教學內容和方法的探討[J].科技信息，2008（35）：794.

[7] 羅伯特·弗蘭克著，閭佳譯.牛奶可樂經濟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8] baike.省略/view/1367636.htm[2012-6-22].

[9] 范曉男，戴明華，孫曉程.論PBL 教學方法在經濟學各專業課教學中的應用——以計量經濟學課程為例[J].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11,30（8）:67.

[10] baike.省略/view/3041024.htm[2012-6-25].

[11] 華薇娜.在文獻檢索課程中貫穿“引路者”練習的實驗及其意義分析[J].大學圖書館學報,1997,15（2）:59.

第9篇：計量經濟學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空間計量模型；增長極溢出效應；環首都經濟圈

中圖分類號：F40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3）08-0089-04

一、引言

區域問題主要是指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如何扭轉區域發展不平衡，實現區域統籌發展成為理論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關注的重點問題。在全球和區域視野中，京津冀區域同國內外同類地區相比，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更為突出。典型表現在：在北京周邊的河北省，存在相對不發達的低谷地區與城市，與北京形成鮮明的對照。為什么會形成經濟合作區之間的邊緣地區？與周邊發達城市的發展有無關系？瑞典經濟學家繆爾達爾（Murdal.Gunnar，1957）使用“回波”的概念，描述了區域經濟增長極的溢出效應。北京作為環首都經濟圈的增長極點城市對邊緣城市是否產生溢出效應，產生何種溢出效應以及影響強度如何，目前多為理論探討和寬泛的定性分析，缺乏系統的定量分析和實證研究，并沒有形成統一的結論。本文突破了傳統增長極溢出效應的分析框架，以典型增長極城市——北京市與河北省周邊經濟合作區之間的互動影響為例，使用空間計量經濟學模型，考察增長極點城市對邊緣城市的影響方向和拉動作用，并結合實證測度與計量經濟學檢驗給出了相應的佐證，最后針對北京市與河北省周邊邊緣城市如何加強區域合作得出基本結論和政策建議。

二、森都市圈模型假設

森（Tomoya Mori，1997）基于城市層級體系演化過程的都市圈模型假設：（1）一個經濟體有制造業和農業兩個部門，農產品是同質的，而工業品是異質的，因此用戶對工業品價格差的敏感度小于對農產品價格差的敏感度；（2）工人數量既定，而且工人人均消費一定數量農產品以及工業品；（3）工業品生產僅使用勞動力作為唯一的投入要素，并按照規模報酬遞增原理生產；農產品則需要使用勞動力以及土地作為其投入要素，按照規模報酬不變原理生產；（4）工業品運輸成本較高，企業市場局限在企業周邊；（5）企業有追求集聚經濟的動機，聚集所產生的外部經濟是一種向心力；（6）離城市越遠，勞動力成本越低[1]。因此一些企業將搬遷到兩個城市之間的區域，形成第三個城市，形成新的聚集，這樣該地區就出現了以產業帶為連接的城市連綿帶。以上假設可得出都市圈演變過程，即城市化、郊區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四個階段。

該模型從城市演進的角度闡述都市圈的形成，實證量化有一定困難。但該模型通過經濟活動空間模式的變化，揭示了區域經濟是如何增長的問題，指出中心城市的溢出效應會對周邊乃至更遠的地區產生影響。后來的一些實證研究也驗證了這一點。Adams對美國企業層面的數據進行了分析，發現溢出效應隨地理距離增加而遞減，溢出效應的最大距離約為200英里[2]。

三、確定實證研究對象與基本假設

如上所述，理論假設和一些實證研究認為，增長極對周圍地區的空間溢出效應受空間距離的制約，距增長極越遠的地區，增長極空間溢出效應越不明顯[3][4]。北京市作為環首都經濟圈的增長極點城市對邊緣城市是否產生溢出效應，產生何種溢出效應以及影響強度如何，目前還是一個需要證明的命題，并非所有學者都得出了肯定性結論[5][6]。基于這種研究現狀，本文接下來將利用空間計量經濟學模型，考察北京市作為增長極點城市對周邊經濟邊緣區溢出效應，并給出具體量化指標。首先采用學術界通用的圈層式結構，以北京市為中心，以周邊河北省市、縣為基本單元來定義研究對象，將環首都經濟圈分為層和輻射層兩個圈層，同時將北京市作為這一區域發展的核心層，如表1。

研究對象中，各地區均在以北京為圓心、以150公里為半徑的空間地理圈內。其中，隸屬于環首都經濟圈的14個縣市構成層，為下文敘述的便利性，命名為區域甲；其他37個縣市及保定市、廊坊市、承德市、張家口市，共同構成輻射層，命名為區域乙。

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使用的變量具體說明如下：

（1）人均生產總值（AVGDP）：作為該模型中的解釋變量，衡量城市經濟增長水平。

（2）人均收入（AVincome）：用來衡量該地區的收入水平。

（3）人均年耗電量（AVelectric）：本文中用來衡量該區域的消費水平。

（4）城市化率（urban）：用來衡量該地區的城市化度，用非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表示。

（5）郵電業務（post）：郵電通訊業的發展是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標志，暢通的郵電通訊業務對促進經濟增長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使用郵電業務總量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表示。

（6）在校學生所占比例（student）：衡量該地區知識水平以及設立企業的水平，用該地區普通中學在校學生占年末總人口的比重表示。

數據取自2010年《河北省經濟年鑒》，《北京市統計年鑒》。

以上僅從定性的角度和模型假設對北京與周邊地區之間的溢出效應關系進行分析，并沒有從實證角度嚴格證明北京作為增長極對周邊經濟邊緣區發展的影響。因此，以下將通過空間計量經濟分析方法對此進行分析。

四、空間計量模型的建立與模型檢驗

（一）模型的建立及空間自相關性檢驗

根據以上分析，建立以經濟增長（AVGDP）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方程：

檢驗2009年各地區的經濟增長在地理空間上的相關性即空間相互依賴性，結果顯示：區域甲的經濟增長（AVGDP）的 Moran I為0.086 2，北京及區域甲經濟增長（AVGDP）的MoranI為0.209 6；區域乙的經濟增長（AVGDP）的MoranI為0.202 6，北京及區域乙經濟增長（AVGDP）的MoranI為0.276 1。

對各個I值進行顯著性檢驗，在5%的顯著水平下，均通過檢驗。結果表明，區域甲的經濟增長、北京與區域甲之間的經濟增長、區域乙的經濟增長、北京與區域乙之間的經濟增長，在空間分布上均具有正相關關系（空間依賴性）。所不同的是，北京在內與否對區域經濟增長的空間依賴性有著很大的影響，包括北京在內的經濟增長在空間分布上具有更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因此，有必要使用納入空間依賴性的空間計量經濟模型對北京與區域甲、北京與區域乙之間的經濟增長進行估計。

（二）空間計量經濟學的檢驗和估計

空間計量經濟學經常使用的主要是納入了空間效應的空間滯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與空間誤差模型（Spatial ErrorModel，SEM）兩種。根據Anselin等（2004）提出的使用空間滯后模型或是空間誤差模型的準則，需要檢驗空間依賴性，即空間滯后依賴或空間誤差依賴。若LMLAG顯著而LMERR不顯著，則用空間滯后模型；若LMLAG不顯著而LMERR顯著，則用空間誤差模型；若LMLAG和LMERR在統計上都顯著，就由R-LMLAG和R-LMERR的顯著性決定空間依賴模型。

對北京及區域甲的檢驗結果如表2顯示，LMLAG和LMERROR都顯著，但R-LMLAG顯著，而R-LMERROR卻不顯著，因此選用空間滯后模型。

對北京及區域乙的檢驗結果如表3顯示，LMLAG顯著，而LMERROR不顯著，因此選用空間滯后模型。

以上分析可知，在分別研究北京和區域甲、區域乙之間經濟增長的關系時，均適合選用空間滯后模型。空間滯后模型主要是探討因變量在相鄰地區間是否存在擴散現象（溢出效應）。本文中，采用空間滯后模型，目的是探討經濟增長（人均GDP）在相鄰地區間是否有溢出效應以及溢出效應的大小。

空間滯后模型的數學表達式為：

式中y為因變量，X為n×k的外生解釋變量矩陣，？籽為空間回歸關系數，W為n×n階的空間權重矩陣，一般用鄰接矩陣（Contiguity Matrix），為空間滯后因變量，？著為隨機誤差項向量。

首先采用空間滯后模型對北京及區域甲的經濟增長進行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為觀察北京對整個區域經濟增長的空間溢出效應，采用空間滯后模型對區域甲的經濟增長進行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

采用空間滯后模型對包括北京及區域乙的經濟增長進行回歸，結果如表6。

采用空間滯后模型對除區域乙的經濟增長進行回歸，結果如表7。

（三）模型估計結果的分析

表4的ML估計結果表明，對于北京及區域甲而言，周圍相鄰地區的經濟增長水平提高1%，使本地區的經濟增長水平平均提高0.098%。表5的ML估計結果表明，對于區域甲而言，周圍相鄰地區的經濟增長水平提高1%，使本地區的經濟增長水平平均提高0.013%。通過兩次回歸結果對比表明，北京對整個區域的經濟增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北京地區的加入，使得區域甲各地區之間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由原來的0.013上升到了0.098。

表6的ML估計結果表明，對于北京及區域乙而言，周圍相鄰地區的經濟增長水平提高1%，使本地區的經濟增長水平平均提高0.042%。表7的估計結果表明，對于區域乙而言，周圍相鄰地區的經濟增長水平提高1%，使本地區的經濟增長水平平均提高0.035%。兩次估計結果對比顯示，北京的加入，使得區域乙各地區之間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由原來的0.035上升到了0.042，雖有影響，但影響不大。

對比以上回歸結果，可以清晰看出，北京的加入，對區域甲各地區之間經濟增長的空間溢出效應的影響程度要遠高于對區域乙各地區間經濟增長空間溢出效應的影響程度，即：北京的加入，使得區域甲各地區間經濟增長的空間溢出效應提高了653.85%；使得區域乙各地區間經濟增長的空間溢出效應提高了21.48%。以上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北京經濟增長的空間溢出效應對其在地理位置上較接近地區（層）比較明顯，而對于較遠地區（輻射層）則不太明顯，即北京經濟增長的空間溢出效應具有顯著區位差異性。

五、結論

本文從森（Tomoya Mori，1997）建立的都市圈模型著手，使用空間滯后模型對經濟增長進行ML檢驗，實證分析結果顯示：北京地區的加入，使得環首都經濟圈層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由原來的0.013上升到了0.098，提高了653.85%；使得環首都經濟圈輻射層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由原來的0.035上升到了0.042，提高了21.48%。這一結論非常有意義，對目前尚有爭議的北京作為增長極點城市對周邊經濟邊緣城市是否產生溢出效應，產生何種溢出效應以及強弱程度給出了具體的量化指標。

本結論的政策含義為：增長極的形成以及溢出效應的利用應該在跨區域的范圍內統籌兼顧，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對于北京周邊處于中心輻射層的河北省相對不發達的低谷城市與縣市而言，這種溢出效應的共享性為這些地區提供了“搭便車”的機遇，立足實際、錯位競爭、差異化發展，應該是這些地區用相對低廉的發展成本提升區域競爭力的重要途徑；同時，對于北京而言，要解決人口膨脹、資源短缺、環境污染及生態惡化等“城市病”所帶來的壓力，必須分散其首都功能，把人才、技術、信息、高端服務業等大量顯性和隱性高級要素主動溢出給周邊經濟邊緣地區，特別是要加強與河北省的統籌協調聯動發展。

參考文獻：

[1]Tomoya Mori，A Modeling of Megalopolis Formation： The Maturing of City Systems[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97，（42），133-157.

[2]Adams JD. Comparative Localization of Academic and Industrial Spillovers[J].Economic Geography，2002，（2）：253-278.

[3]王立平，任志安.空間計量經濟學研究綜述[J].云南財貿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22）：25-28.

[4]姚德龍.中國省域工業集聚的空間計量經濟學分析[J].統計與決策，2008，（3）：123-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