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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宏觀經濟現象十分復雜,但描述宏觀經濟現象的主要指標體系卻并不復雜,只有一些諸如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失業率、投資率和其他描述實際經濟、名義經濟規模和變化的指標。雖然宏觀經濟指標體系并不繁瑣,但是處理和分析這些指標之間的相互關系卻異常艱難。如何判斷主要宏觀經濟指標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替代等問題,已經成為宏觀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理論的核心內容。無論是作為重要政策分析工具的IS-LM曲線,還是市場均衡分析的AS-AD曲線,還是研究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替代的菲力普斯曲線等,都在致力于分析宏觀經濟指標之間相互影響的作用機制。但在對這些曲線、機制的認同上卻存在著爭論,遠未達到理論和經驗分析的統一(Turnovsky,1996)。在對這些指標之間替代和影響關系的長期爭論中,雖然關于經濟增長率(下面簡稱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影響關系沒有被研究者忽視,但似乎也沒有成為持久和突出的研究重點,只是近年來隨著一些國家經濟出現了新的態勢,才得到日益廣泛的重視(MallikandChowdhury,2001)。在目前的研究中,存在兩種具有本質差別的認識和觀點。一些研究認為通貨膨脹有礙快速經濟增長,因此他們推崇低通貨膨脹的經濟環境。例如Alexander(1997)堅持認為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仍然是保持較低的通貨膨脹水平。
他的經驗研究采用了經濟增長方程,考慮了凈資本存量和勞動力增量等生產投入要素。在增長率的回歸方程中,資本和勞動投入等變量的系數是正的,但通貨膨脹率的系數卻是負的,它對增長率具有負的邊際作用,通貨膨脹有礙于經濟增長。Barro(1996)的類似研究具有一定的規范性,他認為保持低通貨膨脹不僅有利于提高增長率,而且“低通貨膨脹和高增長”的組合具有更高的社會福利水平和資源配置效率。為此,他在回歸方程中引入了經濟增長的收斂趨勢和人力資本的作用,使其具有內生經濟增長的特征。Barro認為通貨膨脹率增加10%,將使增長率降低0.2-0.3%,也使投資率(投資在GDP中所占比例)降低0.4-0.6%。需要注意,這只是通貨膨脹的“短期成本”,如果從30年后的長期效果看是使增長率降低4-7%,因此應該避免高通貨膨脹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長期存在。另一種觀點否認或者不支持“低通貨膨脹是快速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條件”。例如Stanners(1996)通過對于不同國家截面數據的研究發現,一些通貨膨脹率較低的國家并沒有實現超出自然率水平的快速經濟增長。20世紀90年代,以日本經濟為代表的一些國家出現了低通貨膨脹下的經濟持續蕭條,這更促使人們開始懷疑低通貨膨脹水平帶來的增長效應。Krugman(1999)對日本經濟蕭條進行了長期研究,開出了一系列促使日本經濟脫離貨幣政策“陷阱”的主張,但是目前來看卻無一奏效。他認為根本原因就是貨幣政策的擴張性力度不夠,因而日本低通貨膨脹或者通貨緊縮現象沒有得到徹底緩解。
由此看來,將經濟從通貨緊縮轉向通貨膨脹,有時竟然比將經濟從通貨膨脹轉為通貨緊縮更為艱難。它帶給人們的啟示是:低通貨膨脹并非有助于經濟增長。如果研究我國經濟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影響關系問題,那么不僅需要采用新的研究方法,而且也要對結論給出新的解釋。我們注意到,以往的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缺欠或者不夠嚴謹的地方。首先,通過比較不同國家在截面數據上的平均表現,不能反映具體國家不同經濟發展階段所帶來的影響,要想獲得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動態關系,必須對同一國家進行縱向數據的影響關系研究。這要求目標國家的樣本當中實際經濟和名義經濟在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形態。考慮到我國無論是增長率還是通貨膨脹率都曾經出現過多種態勢的變化,因此我國可以作為具有單一國家縱向樣本數據的實例。其次,以往的研究僅注重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水平值之間的相互影響,這相當于研究處于較高水平時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靜態影響”。我們將比較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增量之間的影響,以及兩者波動性之間的影響,以獲得動態相關性的認識,并檢驗兩者之間增量的“動態”互動性。
二、通貨膨脹率與經濟增長率相關性模型及其檢驗
我們利用變量gt和πt表示月度(同比)實際GDP增長率和月度通貨膨脹率;利用變量Tgt和Tπt表示序列當中的趨勢成分。由于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當中顯然不存在確定性的線性趨勢成分,因此我們采用H-P濾波方法(HodrickandPrescott,1980)脫離時間序列當中的趨勢成分。定義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序列當中的波動成分為:Cgt=gt-Tgt,Cπt=πt-Tπt。圖1和圖2給出了月度經濟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的時間路徑,樣本范圍為1990年1月至2001年12月,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季報》。從圖1和圖2中的趨勢成分可以看出,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具有類似的波動模式,而且波動的峰和谷是基本對應的。從圖中的波動成分來看,出現了明顯的波動聚類現象(在某個時間段內呈現密集性),這是條件異方差現象的體現。我們發現通貨膨脹率中的波動成分出現了穩定的持續性,這說明通貨膨脹率波動的方向比較穩定,體現了一定程度的價格粘性或者價格變化的單向性。由于經濟變量之間的影響可能是水平值之間的關系,也有可能是波動成分之間或趨勢成分之間的關系,因此在下面的經驗檢驗當中,我們將分別處理這三種形式。下面我們使用三種不同的模型對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關系進行檢驗。首先,我們使用水平值成分、波動成分和趨勢成分之間的Granger影響關系檢驗;然后,我們使用二元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和誤差修正模型,判斷兩者之間的短期相關性和長期均衡關系;最后,利用條件異方差模型(ARCH模型)來判斷兩者之間的“波動溢出效應”(volatilityspillovereffect)和波動性傳導的非對稱性等。
(一)經濟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Granger影響關系檢驗
首先描述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動態相關性。目前一些研究認為,即使兩者之間存在相關性,那么這些相關性在超前或者滯后上可能出現非對稱性,即超前和滯后通貨膨脹率同當期增長率之間的相關程度存在明顯不同(KimandThomas,2000)。這種非對稱性可能反映出價格調整在前,數量調整在后,名義經濟對于實際經濟的正向影響較強,對名義經濟的反饋影響較弱等特征。我們計算兩者之間的動態相關系數:ρ(j)=[cov(gt,πt+j)]/[σ(gt)σ(πt+j)](1)j=0,±1,±2,…,±p其中cov(gt,πt+j)是兩個變量之間的協方差,σ(gt)和σ(πt+j)分別表示各自變量的標準差。j>0時表示當期增長率gt與滯后j期通貨膨脹率πt+j之間的相關性;j<0時表示當期增長率gt與超前j期通貨膨脹率πt+j之間的相關性;通過計算樣本協方差和樣本標準差,可以得到圖3和圖4所示的動態相關系數軌跡。縱軸表示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相關系數,橫軸表示相關性超前或者滯后的時間長度(選取12個月的范圍)。可以看出,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所有時滯長度內的相關系數都是正的,并且相關系數都在0.5以上,說明兩者之間的相關性在一年的范圍內都是比較穩定的;在12個月的期限內,這種相關性軌跡呈現出一種凸型變化模式,超前1至2個月,通貨膨脹率與當期增長率的相關性最強,達到0.67左右,這說明增長率對通貨膨脹率產生反應的最大可能是在1至2個月之間,產出反應是比較靈敏的,這可能是由于價格上升造成的“名義增值”直接累積到“實際增值”中,短期內“名義擴張”直接帶動“實際擴張”。從圖3中我們也觀察到動態相關性當中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非對稱性,超前通貨膨脹率與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強于滯后通貨膨脹率與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這種非對稱性導致了后面Granger因果檢驗當中通貨膨脹率對于增長率影響關系的單向性。
類似地,我們可以分析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當中趨勢成分和波動成分之間的動態相關性。如果分析增量之間的動態相關性,那么將得到更為深刻的啟示。上述水平值之間的相關性是對兩者之間影響關系“事后”狀態的“靜態”推斷,是實際經濟和名義經濟經過“加速”或者“減速”后狀態比較,而我們更為關注其間的互動過程和連帶作用。圖4給出了兩者波動成分之間的動態相關性。首先,此時非對稱性更為突出,尤其是超前影響的變化更為明顯,而滯后影響變得極不穩定,甚至出現了方向上的更迭;其次,此時的相關程度遠遠低于水平值之間的相關程度,其中超前8個月的通貨膨脹率沖擊,對于當期的增長率波動影響最大,最大相關性達到0.32左右。這說明通貨膨脹率周期同增長率周期并不同步,具有大約半年左右的時差,這意味著刺激或者誘導的價格膨脹,其產出的增長效果最大可能在半年以后體現出來。增長率波動成分同滯后通貨膨脹率波動成分之間的滯后相關性非常微弱,意味著增長率的正向沖擊對于價格波動沒有顯著影響,這也是價格粘性或者調整緩慢的體現。我們需要在簡化式VAR模型中檢驗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Granger影響(Mills,1999)。例如描述增長率gt與通貨膨脹率πt的VAR模型的簡化式為:gt=α10+∑pi=1α1t-igt-i+∑pi=1β1t-iπt-i+ε1t(2)πt=α20+∑pi=1α2t-igt-i+∑pi=1β2t-iπt-i+ε2t(3)其中,εt是具有白噪聲性質的誤差項。
Granger影響關系檢驗是上述模型當中滯后變量回歸系數的顯著性檢驗。例如,可以檢驗原假設:β1t-i=0,i=1,…,p,如果檢驗的F統計量拒絕原假設,則認為通貨膨脹率對經濟增長率具有顯著的Granger影響,這時前期的通貨膨脹率水平(趨勢或者波動成分)具有解釋增長率水平(趨勢或者波動成分)的能力;如果F統計量未能拒絕原假設,則說明πt對gt沒有顯著的Granger影響,這時前期通貨膨脹率與現期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較弱,體現出價格波動和實際產出變化的兩分性。類似地,可以通過檢驗假設:α2t-i=0,i=1,…,p,來判斷增長率對于通貨膨脹率的反饋作用。如果gt對于πt具有顯著的Granger影響,則說明增長率的變化將導致通貨膨脹率的反應,這是實際經濟規模需要名義經濟規模支持的體現,此時名義經濟與實際經濟之間的關聯性較強。根據動態相關性,選擇半年時滯(p=6)進行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水平、趨勢和波動成分之間的雙向Granger影響關系檢驗,得到表1的檢驗結果(Granger影響簡稱為G影響)。檢驗結果表明,通貨膨脹率的任何成分都對GDP增長率中的相應成分具有顯著Granger影響,這說明價格水平變化具有解釋實際產出變化的能力。這從邏輯關系上說明,目前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出現的下滑,同出現的輕微通貨緊縮有密切關系;在反向影響關系上,出現了增長率的趨勢成分對于通貨膨脹率趨勢成分的顯著Granger影響,這是產出趨勢成分對于價格趨勢成分的促進作用。
(二)經濟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協整關系檢驗與誤差修正模型
為了判斷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可能存在的協整關系和誤差修正關系,需要先判斷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序列的單整階數,為此采用單位根檢驗。表2給出了單位根檢驗的ADF統計量和PP統計量(Mills,1999)。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ADF統計量均無法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增長率的PP統計量檢驗除外)。我們僅采用ADF統計量的檢驗結果。進一步對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的差分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在1%的顯著水平下,檢驗發現它們的差分序列已是平穩過程(檢驗結果略)。因此,可以推斷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序列都是1階單整過程。假設二維隨機向量為Xt=(gt,πt)′,它的p階自回歸模型為:Xt=A0+∑pi=1AiXt-i+εt(4)t=p+1,…,T其中εt是序列無關的殘差序列,T是樣本容量。為了簡單起見,下述分析忽略了外生變量的影響。此時可以將上述模型表示為:ΔXt=A0+∏Xt-1+∑p-1i=1ΓiΔXt-i+εt(5)∏=∑pi=1Ai-I,Γi=-∑pj=i+1A如果矩陣是降秩的,即0<rank(∏)=r<2,這時存在列向量α和β,使得∏=αβ′,稱其中的β為協整向量,可以將其標準化(取第一個分量為1)。以協整向量作為組合系數,可以使得β′Xt是平穩序列,也即所尋求的協整組合。經濟時間序列的協整組合一般具有明顯的經濟含義,它表示這些經濟變量的趨勢成分之間存在長期影響關系,這種長期影響關系經常表示經濟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似然比統計量34.4大于對應的臨界值15.4,因此檢驗拒絕“不存在任何協整關系”的原假設。
繼續比較第2大特征根可知,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僅存在一個顯著的協整關系。估計標準化協整向量為(1.000,-1.321),則協整關系的估計方程為:gt-1.321πt-0.101=u1t(6)其中u1t為平穩序列,它表示協整關系當中的動態偏差,常數項表示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尺度差異。協整關系表明,增長率gt和通貨膨脹率πt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并且具有顯著的正相關性,這不僅同圖1和圖2體現的基本特征相符,也同Granger影響關系檢驗的結果基本一致。利用協整關系方程,可以獲得樣本數據區間內協整誤差的動態軌跡,并分析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短期偏離均衡關系的模式和時域。協整誤差的動態軌跡由圖5給出。從圖5所示的協整路徑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經濟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協整關系在1992年末至1996年底出現了比較急劇的調整過程。這個期間的實際經濟波動和名義經濟波動均顯著地偏離其均衡狀態,是我國經濟發展相當活躍的時期。當1996年經濟實現“軟著陸”以后,無論是實際產出變化還是價格水平變化,都體現出調整之后的顯著穩定性,這是經濟運行接近自然率水平的表現,此時實際經濟和名義經濟波動都呈現一定的惰性,并蔓延和持續下來。利用協整組合變量,可以得到下述描述短期調整的ECM模型:ΔXt=A0+αβ′Xt-1+∑p-1i=1ΓiΔXt-i+BZt+εt(7)其中系數向量α表示誤差調整過程的收斂速度。
如果誤差調整系數的絕對值小于1,則意味著短期波動將向長期均衡收斂。具體估計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誤差修正模型(協整方程當中常數項估計接近于零,且統計上不顯著,因此忽略。括號內數字表示t統計量,*號表示在5%的水平上顯著,下同)為:Δgt=-0.574ut-1(-7.58)*+0.311Δgt-1(3.86)*+0.288Δgt-2(3.52)*-0.248Δπt-1(-0.30)-0.359Δπt-2(-0.44)(8)Δπt=-0.003ut-1(0.43)+0.005Δgt-1(0.55)-0.004Δgt-2(-0.42)-0.306Δπt-1(3.55)*+0.156Δπt-2(1.81)*(9)其中ut-1表示上個時期的誤差修正項。誤差修正模型結果與Granger影響關系檢驗和協整關系檢驗的結果基本一致。首先,在增長率的調整過程中,協整誤差(與均衡水平的偏離)起到了顯著修正作用。由于修正系數是負的,因此修正過程中增長率將產生震蕩收斂趨勢,并收斂到同經濟發展階段有關的自然率水平上;同時,增長率序列中仍然存在自身的回歸調整,前期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差分(短期波動成分)對于當期調整也起到了顯著作用。其次,通貨膨脹率的短期修正模式與增長率的調整過程存在兩點顯著不同。一是通貨膨脹率的調整并沒有對協整偏離產生顯著反應,這意味著實際經濟規模與整體價格水平之間的差異無法直接促使價格水平加速或者減速變化,需要貨幣和利率等中介工具作用;二是價格調整主要依賴自回歸過程,前期增長率的短期波動對于通貨膨脹率調整沒有顯著影響,這是名義經濟與實際經濟兩分,價格對于產出單向影響的體現。利用ECM模型可以求解出穩態均衡水平之間的關系。如果穩態通貨膨脹率增加1個百分點,則誘導穩態增長率增加1.32個百分點,增長率增加1個百分點,則帶動通貨膨脹率上升0.76個百分點。雖然這些數量關系同Alexander(1997)等人的結論大相徑庭,但對于判斷我國經濟增長和價格水平的長波趨勢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三)經濟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波動溢出效應分析
即使一個時間序列是平穩(無條件方差為常數)的,它的條件方差也可能出現隨著時間發展而變異現象,這就是Engle(1982)首先發現的條件異方差模型(簡稱為ARCH模型)。下面我們采用ARCH模型及其推廣形式(稱為GARCH模型)來描述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當中的波動性及其相互影響。
1.描述通貨膨脹率πi的GARCH(p,q)模型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數據生成過程(均值過程):πt=α+∑mi=1θiπt-i+εt+∑nj=1ηjεt-j(10)上面假設通貨膨脹率πt服從ARMA(m,n)過程。其中殘差序列是條件異方差過程,表示通貨膨脹率的波動具有聚類性和持續性(如圖2所示)。在已知信息集It-1={πs,εs;s≤t-1}的條件下,假設絕對殘差序列的條件分布為正態概率分布,但具有隨時間變化(簡稱時變)的條件方差:εtIt-1~N(0,h21),t=1,2,…,T(11)GARCH(p,q)模型的第二部分由條件異方差過程組成(方差方程),假設條件異方差序列滿足:h2t=β+∑qt=1iε2t-i+∑pj=1ψjh2t-j(12)β>0;i>0,i=1,…,p;ψj>0,j=1,…,q這說明條件方差不僅依賴過去的條件方差(GARCH項),而且依賴模型過去絕對殘差的平方(ARCH項)。由于GARCH模型的條件方差依賴過去已經實現了的波動程度和已經變更的信息,因此它能夠用于描述一些平穩性和波動性混合的數據生成過程。利用信息準則和擬合優度檢驗(Mills,1999),選擇增長率的均值過程為AR(1),然后建立并估計GARCH(1,1)模型如下(僅給出方差方程,均值方程略):h2gt=1.69×10-5(0.56)+0.521ε2gt-1(6.98)*+0.758h2gt-1(22.5)(13)類似地,選擇ARMA(2,1)過程描述通貨膨脹率的均值過程,并估計通貨膨脹率序列的GARCH(1,1)模型:h2πt=4.45×10-6(2.32)*+0.123ε2πt-1(2.09)*+0.892h2πt-1(15.8)*(14)從方差方程估計的顯著性上看,上述模型的估計效果較好,表明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序列中存在條件異方差現象。注意到上述方程中表示條件異方差影響的GARCH項影響更為顯著,這說明無論是經濟增長率還是通貨膨脹率的波動性都具有顯著的條件依賴性。條件異方差曲線由圖6和7所示。圖6表示的條件方差軌跡同預期基本一致,1994-1997年條件方差波動最為顯著,此時無論是實際經濟還是名義經濟都比較活躍,出現代表性的經濟“雙高”態勢;在圖7表示的條件方差軌跡中,第一輪波動聚類區間對應著1992經濟回升到1996年經濟“軟著陸”,這個期間出現了一個典型的價格波動過程。第二輪波動聚類區間對應2001年至今,這輪波動性是由通貨緊縮預期導致的。因為條件方差度量的是均方離差,無法識別向上波動和向下波動,因此第二輪波動聚類很可能表示緊縮波動,對此形成的加劇通貨緊縮跡象應給予足夠重視。
2.進一步可以判斷波動性對于序列絕對水平的影響。例如,我們將試圖判斷是否隨著增長率波動程度的加大,增長率的絕對水平也隨之增加。為此在均值方程引入條件標準差,構造GARCH-M模型:gt=α+λhgt+∑mi=1θiggt-i+εgt+∑nj=1ηjεgt-j(15)如果上述方程中當期條件標準差的調整系數λ>0,則意味著存在對波動性的“風險獎勵”,即經濟增長的風險(波動性)增加將導致增長率的絕對水平提高;否則,如果當期條件標準差的調整系數λ<0,則意味著存在增長風險帶來的“風險懲罰”。在存在“風險獎勵”或者“風險懲罰”時,還可以進一步計算出為了保持確定性增長而愿意放棄的增長水平(風險溢價)等。估計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序列的GARCH-M模型結果為(均值過程和方差過程的階數不變):gt=0.028(2.47)*+0.297hgt(2.12)*+0.648gt-1(7.28)*(16)πt=-0.006(1.60)+0.711hπt(1.49)+0.942πt-1(50.1)*(17)上述估計結果表明,增長率序列存在顯著“風險獎勵”,這表明適度的增長波動性對于維持較高增長水平具有促進作用,同時也說明增長型經濟周期具有一定程度的內生波動屬性。通貨膨脹率序列中雖然存在正的“風險獎勵”,但是并不顯著,這是由于價格緊縮階段的穩定性導致的。
3.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中的波動成分之間可能存在波動性的互動影響或者“溢出影響”,例如從通貨膨脹率波動向增長率波動性的短期“溢出效應”可以通過下述模型表示出來:hgt=β+∑qi=1iε2gt-i+∑pj=1φjhgt-j+∑rl=1ζlε2πt-l(18)ε2πt-l表示前期出現在通貨膨脹率中的沖擊或者擾動,如果這些擾動項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存在通貨膨脹率向增長率的溢出效應。類似地,可以度量從增長率向通貨膨脹率的波動“溢出效應”。具體估計“溢出效應”模型為:hgt=1.69×10-5(>10)*+0.521ε2gt-1(>10)*+0.758hgt-1(>10)*+2.54×10-14ε2πt-1(4.96)*(19)hπt=6.79×10-6(5.42)*+0.09ε2πt-1(26.9)*+0.80hπt-1(52.4)*+8.01×10-6ε2gt-1(0.42)(20)上述結果表明存在通貨膨脹率對于增長率的“溢出效應”,即價格波動性將導致產出波動性,這是價格機制的實際體現。與此相反,增長率波動性卻對價格波動性沒有顯著“溢出效應”,即使產出出現波動,價格水平卻存在一定程度的粘性。這說明出現需求沖擊時,市場的主要反應是進行數量調整,而沒有進行明顯的價格調整,這種現象可能是賣方市場的基本特征。
4.可以利用非對稱性的GARCH模型檢驗通貨膨脹率對于增長率中正向沖擊和反向沖擊的不同反應,判斷價格調整過程中存在的非對稱性。價格波動的“杠桿效應”可以通過閾值(threshold)ARCH模型描述(稱為TGARCH模型)。例如,描述通貨膨脹率的TGARCH模型的方差方程為:hπt=β+∑qi=1iε2πt-i+∑pj=1φjhπt-j+ωDπtε2πt-1(21)其中變量Dt是表示絕對殘差變化方向的啞變量,當εgt-1<0時,Dgt=1;當εgt-1≥0時,Dgt=0。在TGARCH模型中,如果系數ω<0并且顯著,則波動性對正向沖擊的反應大于對反向沖擊的反應,從而體現波動程度的非對稱性。TGARCH模型的具體估計結果為:hgt=8.29×10-5(2.04)*+0.803ε2gt-1(5.40)*+0.714hgt-1(22.5)*-0.629Dgtε2gt-1(-2.41)*(22)hπt=4.58×10-6(2.24)*+0.454ε2πt-1(2.17)*+0.874hπt-1(13.3)*-0.311Dπtε2πt-1(-3.21)(23)檢驗結果表明Dt的系數為負且顯著,因此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的波動性中均存在一定程度的非對稱性,這說明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中出現的反向沖擊降低了市場波動程度,而正向沖擊加劇了市場波動程度。非對稱性程度可以通過圖8和9體現出來。當增長率出現幅度為0.5的正向和反向沖擊時,增長率波動性的變化分別為0.005和0.003,顯然正向沖擊的作用更強一些;通貨膨脹率波動性中存在的非對稱性程度要比增長率稍強一些,這是由于價格調整中存在向下粘性所致。TGARCH模型所揭示的非對稱性具有重要的市場機制和政策操作方面的啟示。無論是增長率還是通貨膨脹率,一旦出現了正向沖擊,由此導致的“示范效應”和“追漲效應”將是非常明顯的,這些都同正向沖擊帶來的利潤預期增加和投資擴張等行為有密切關系。
三、經濟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相關性的經驗檢驗結論和經濟政策啟示
上面我們使用了多種計量方法對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影響關系進行了檢驗,并且得到了許多重要的結論。需要說明的是,這些統計關系上的結論尚缺乏具有行為基礎的經濟模型支持,這也是目前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關系研究的主要缺欠。準確和深刻地揭示兩者之間的本質關系,還需要通過實際經濟和名義經濟之間的數量轉換關系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通過各種理性或者漸近理性(利潤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等)約束下的資源配置過程來進行。由于目前尚無一個得到公認的模型體系,我們只能結合上述檢驗結果,討論兩者之間關系的一些典型特征,并分析相應的經濟政策啟示。
第一,毋庸置疑的是,在大量的經驗檢驗中,我們發現我國經濟運行存在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水平、趨勢和波動成分)之間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并且比較穩定。這樣的統計結論支持“適度通貨膨脹有助于經濟保持快速增長”的理論命題。我們通過兩者各種成分之間的Granger影響關系檢驗,不僅發現通貨膨脹率對于增長率具有一定程度的促進作用,而且發現了增長率對于通貨膨脹率的趨勢具有反饋作用。這說明適度通貨膨脹對于保持經濟增長是有利的,但快速經濟增長會對通貨膨脹產生反饋作用,即“快速經濟增長會導致跟進的通貨膨脹”。因此,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關系,就像是在走鋼絲,艱難和復雜的影響關系將給制定經濟政策及其操作帶來了困難,同時也為制定和調整經濟政策帶來了深刻啟示。
第二,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們采用單一國家的縱向樣本數據建立計量模型,將檢驗的重點放在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波動成分和波動性之間的影響關系上,刻畫了波動性形成的“風險獎勵”和“溢出效應”等非對稱性。這些都是從增量角度和風險角度分析和度量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互動”、“反饋”和“引導”等關系的計量方法。我們發現,無論是增長率還是通貨膨脹率,較高的波動性或者變差都伴隨著較高的水平值出現,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現象,意味著經濟波動并不是什么“壞事”,對于增長型經濟周期來說,適度波動將促使平均增速得以提高,其啟示便是收縮階段將積蓄經濟反彈的能量,從而經濟周期具有一定的內生屬性。但是,當經濟處于收縮階段時,政策誘導的適度波動是促使經濟轉入擴張,還是加劇下滑,需要進一步思考和檢驗,這種非對稱性非常重要。
關鍵詞:宏觀經濟學;失業;通貨膨脹;菲利普斯曲線
中圖分類號:F0文獻標識碼:A
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實行的市場經濟,就是以市場機制作為調節經濟的主要手段。而失業和通貨膨脹也就是市場經濟的兩個主要問題,這兩個問題造成的危害很大,所以從19世紀宏觀經濟學產生之日起,就把研究和解決這兩個問題作為了主要目標。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研究,西方經濟學界關于失業和通貨膨脹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對菲利普斯曲線的各種解釋和改正上。
菲利普斯曲線是由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菲利普斯在1958年提出的。他是通過研究英國近百年(1861~1953)的工業統計資料,得出的一種關于失業和貨幣工資增長率之間的穩定關系。菲利普斯認為由于較低的失業率意味著社會總需求的增加,因此會有較高的貨幣工資增長率。反之,較高的失業率意味著社會總需求的減少,所以貨幣工資增長率會較低。于是菲利普斯得出結論,失業率和貨幣工資增長率之間有一種相互替代的關系,并通過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一條表示這種關系的曲線,這就是菲利普斯曲線。
后來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把貨幣工資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聯系在一起,于是菲利普斯曲線就被用來說明失業和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菲利普斯曲線的基本特征包括: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有一種負相關關系,低的失業率和高的通貨膨脹率相聯系,高的失業率和低的通貨膨脹率相聯系;這種負相關關系是非線性的,兩者之間的替代關系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失業率的下降必須以更高的通貨膨脹率作為代價;當通貨膨脹率為零的時候,失業率也是正的,這就說明物價穩定(通貨膨脹率為零)也是會存在失業的。
從這些基本特征可以得出結論:物價穩定和充分就業存在矛盾,因為即使是通貨膨脹率為零也會存在失業。所以,就要在失業和通貨膨脹之間做出選擇,保持充分就業就要以一定的通貨膨脹為代價,物價穩定就會存在失業問題。因此,菲利普斯曲線就代表了政府政策的一種選擇,是凱恩斯主義關于政府政策主張的集中體現。
19世紀七十年代“滯漲”局面的出現,打破了菲利普斯曲線這種穩定的替代關系,高失業率和高通貨膨脹率的并存,也使得凱恩斯主義從官方經濟學的“寶座”上跌落下來。古典自由主義主張的經濟學開始積極對這一現象進行研究解釋。貨幣主義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對菲利普斯曲線的解釋最為主要。
貨幣主義對菲利普斯曲線的解釋和修正認為,經濟行為者是存在適應性預期的,而不是簡單的預期;社會存在自然失業率,現實的失業率可以不和自然失業率相等,但是在長期會等于自然失業率。
在經濟生活中,人們會根據過去的和現在的通貨膨脹來預期未來的通貨膨脹,這就是適應性預期。而且影響人們就業量的是實際工資而不是名義工資。當大家預期到通貨膨脹時,即使名義工資上升,但是實際工資并沒有上升,也是不會引起就業量的增加的。這就是說,如果政府想以通貨膨脹為代價來降低失業率的話,必須保證通貨膨脹不能被預期到,突然的通貨膨脹才會讓大家感覺工資的增加,由于大家的適應性預期有一個緩慢的調整過程,所以在短期,如果存在大家沒有預期到的通貨膨脹時,就業量會發生變化,但這種情況只是暫時的,當大家預期到通貨膨脹時,就業量就會恢復到以前的均衡水平。也就是說,通貨膨脹被預期到后,就要付出一個更高的通貨膨脹率為代價才能減少失業,所以貨幣主義認為減少失業的不是通貨膨脹,而是不斷變動的通貨膨脹。
于是貨幣主義對菲利普斯曲線進行修正,在一個坐標軸中,橫軸代表失業率,縱軸代表通貨膨脹率。在短期中,菲利普斯曲線是一簇向右下方傾斜的曲線,每一條曲線代表的是在這個特定的對于通貨膨脹的預期水平上,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的負相關關系。上面的一條菲利普斯曲線比下面的曲線的通貨膨脹預期要高。在短期內,大家對于通貨膨脹預期沒有產生變化時,菲利普斯曲線表示的負相關關系是有效的。提高通貨膨脹率可以降低失業率,但隨著適應性預期的產生,通貨膨脹預期發生變化,失業率回到自然失業率狀態。失業和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就要通過上面的一條代表目前通貨膨脹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來表示。于是這種菲利普斯曲線在長期中就是一條垂直于橫軸的自然失業率上的垂線。而對于正的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線,貨幣主義認為是由于長期的一種過渡現象出現的。
修正后的菲利普斯曲線充分表達了貨幣主義的理論:在適應性預期的前提下,由于大家不斷調整自己的通貨膨脹預期,因此要想降低失業率必須付出很大的通貨膨脹為代價,然而在通貨膨脹率不變后,失業率又會回到自然失業率狀態。所以,在短期政府的政策是有效的,但在長期只會造成通貨膨脹率的不斷上升,而失業率不會發生變化。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引入理性預期理論來分析和修正菲利普斯曲線。理性預期理論認為,經濟活動者會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信息來指導自己的經濟行為。人們會充分理解政府政策如何影響經濟,并在自己的經濟決策中預先判斷并規避風險。
這種分析理論認為,當政府采取擴張性的政策準備以通貨膨脹換取失業時,人們能夠預見通貨膨脹和實際工資的下降,所以他們為了保持實際工資不變,會努力改變自己的名義工資,這樣就不會產生預期的降低失業的作用。即使是在短期內,也不會有原始菲利普斯曲線所代表的那種失業和通貨膨脹的負相關關系。
所以,新古典宏觀經濟學認為,即使在短期中,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有作用,只會造成通貨膨脹和經濟波動,而不會對失業率產生影響。政府所能做的就是給予市場調節機制以充分的自由。
通過上面的闡述可以發現,菲利普斯曲線從最初的產生,經過幾個學派的修正和重新定義,目前它的含義已經發生了變化。以前失業和通貨膨脹的穩定的替換關系已經不復存在,現在只是在短期中才會有一定的作用,甚至新古典宏觀經濟學認為即使在短期也不會產生作用。由于自然失業率的存在,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在長期中,只會影響價格,不會對產出和就業產生影響。
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經濟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問題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上世紀產生的宏觀經濟學一直致力于研究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可是沒有哪個經濟學理論能夠適用很長一段時間,來解釋和指導經濟更好的發展。因為發展的經濟也需要經濟學理論同樣向前發展。某一個理論能夠解釋和處理當時的經濟問題就已經很成功了。
失業和通貨膨脹問題一直是宏觀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問題,菲利普斯曲線在產生之初很好地作為凱恩斯主義的工具解決了當時的經濟問題,后來隨著貨幣主義學派的重新解釋和修正,也適應了“滯漲”時期的理論需要。但在經濟迅猛發展的今天,失業和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很難通過這個簡單的曲線來解釋。在最近的經濟危機之中,存在大量的失業,可是并不是所有行業都存在失業問題,通貨膨脹的普遍也不代表所有物品都在漲價。目前的經濟狀況是行業細分化和行業之間的密切聯系化,即使在經濟危機之時,不同的國家地區、不同的行業就業情況也不是一樣的,而且有的物品價格上漲,有的價格下降,這些都值得好好研究,而不能希望通過重新解釋菲利普斯曲線來概括這一切。
在經濟逐漸復雜化、迅猛化發展的今天,已經證明單單依靠市場機制是不能自行調節的,政府的作用是不能忽視的。而且面對這么復雜的經濟形勢,也只有政府有能力全面地了解信息,統籌全局,但是也正是因為經濟的復雜性,政府應該分地區、分行業地了解問題的根源所在,使得政府政策細分化。總之,政府是通過政策來為市場經濟發展提供一個穩定的環境,而不是來干擾市場經濟的發展。
(作者單位:河北經貿大學商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楊培雷.當代西方經濟學流派[M].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
關鍵詞:開放經濟 前瞻性泰勒規則 利率 政策選擇
泰勒規則原式
(一)泰勒規則及其政策含義
John.Taylor教授通過對物價和經濟增長有影響的的各項指標研究發現,真實利率是唯一一個長期隨著物價和經濟增長而變化的經濟指標。他認為貨幣當局需要通過調整真實利率來完成自己的目標。John.Taylor教授根據來自美國的實際數據提出了初級的貨幣政策規則,其公式如下:
(1)
其中個別參數分別為:i*t為聯邦基金利率,πt表示的是前若干季度的通貨膨脹率平均值,π*表示的是目標通貨膨脹率,r*表示的是長期均衡情況下的所獲得實際聯邦基金利率值,ygapt表示真實GDP偏離目標的比值,也就是100(Y-Y*)/Y*,其中,Y代表真實的GDP,而Y*代表潛在的GDP。
泰勒規則的方程式反映了貨幣當局的目標,并在長期和短期內都能顯示產出水平的波動。泰勒認為中央銀行必須將利率保證在合理水平,這樣才不會對經濟造成影響,確保經濟持續增長,使通貨膨脹率在合理范圍內。泰勒規則對于政府經濟政策有兩個幫助,一是使得政府基金名義利率不斷隨著通貨膨脹率而變化,穩定實際均衡利率;二是使得貨幣當局能夠在產出增長率或目標通貨膨脹率超出預期范圍時調整政策,保證經濟和社會指標的穩定。
一般情況下,名義利率相對于通脹和產出變動的的方向取決于β1和β2,當β1和β2大于0時,通脹和產出會隨著名義利率的變化而順向變化,而宏觀經濟也會趨于穩定;當β1和β2小于0時,通脹和產出會隨著名義利率的變化而逆向變化,相應引起宏觀經濟產生大幅度的波動。
(二)泰勒規則的穩定均衡模型
泰勒均衡模型由三個方程式組成:
(2)
(3)
(4)
其中的參數分別為:πt表示前若干季度的通貨膨脹率的平均值,ygapt代表某一國家的GDP的產生缺口,i*t表示名義利率,r*表示均衡實際利率,et及μt則是“白噪聲”條件的隨機擾動項,此時α>&&β>0, g0,gπ和gy為政策性變量系數,其中有
gπ>0&&gy>0。
三個方程式中,公式2是在工資和物價調整滯后時,對理性預期模型的表示;公式3是IS曲線的化簡后的狀態,說明實際利率和實際產出之間的關系。當經濟蕭條時期的實際利率低于均衡利率時,投資將上升,從而是實際產出增加,趨向于Y*;反之則相反。公式4為政府決策提供關鍵數據。從很長一段時間來看,在E(μ1)=0的情況下,通過對公式3和4做變換,可得到:
(5)
在gπ小于1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得到大于0,此時總需求曲線AD的斜率為正值,反之,我們可以得到小于0,此時AD的斜率為負值。在上述情況下,當gπ大于1時,在實際中通貨率會上升,名義利率和實際利率也會隨著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總需求Y會下降,物價水平和通貨膨脹率隨之下降,在最后會達到一種穩定均衡的狀態,因此,gπ大于1被稱作泰勒條件。
(三)前瞻性泰勒規則
泰勒在1998年,對過去的數據進行分析并修正,在沒有考慮預期因素所導致的結果情況下,對美國現有貨幣政策做了驗證,所有調整后的規則叫做后顧型泰勒規則。而在制定實際政策過程中,考慮到政策傳導時間滯后的存在,貨幣當局一般會采用前瞻型方法來制定政策。通貨膨脹率的預期對未來利率值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因此需將它作為泰勒規則的影響因子。
在《貨幣政策規則與宏觀經濟的穩定性:證據與理論》中,Clarida.Gali.Gertler將通貨膨脹預期因素加入到泰勒規則中,從而形成了考慮通貨膨脹預期的公式:
(6)
在該公式中,作者使用可能會出現的通貨膨脹率E(πt+1),摒棄老的通貨膨脹率。讓公式能夠反映出可能出現的通貨膨脹率會對目標利率產生一定的影響。
(四)開放經濟下泰勒規則的發展式
1.引入匯率因素的泰勒規則。與封閉的經濟條件相比,開放經濟條件的經濟變量的傳導渠道發生了巨變,貨幣政策開始從新的匯率渠道影響經濟。匯率通過影響進出口商品的價格來影響產出和通貨膨脹率,在考慮貨幣政策規則模型時,需引入匯率因素,擴展的泰勒規則形式如下:
(7)
在該公式中,et是一個國家在t時期中的真實有效匯率,而et-1是滯后一期真實有效匯率。在β1大于1,及β2大于0,且h0等于h1等于0的情況下,公式7與泰勒提出的封閉式泰勒規則相同。
2.引入匯率和國外產出波動因素的泰勒規則。Clarida等人通過對泰勒規則的擴大性研究,同時借鑒新的國家經濟均衡模型,引入新的定價方式,最后以求解模型,得出最優化問題的答案,推導出類似公式:
(8)
其中,θ由模型假定的各項系數所決定。一個國家的最優利率水平受到它的長期均衡利率和通貨膨脹率的影響。而國家經濟因素就是通過影響一個國家的長期均衡利率,間接影響一個國家的實際利率,因此,長期均衡利率受到了本國產出情況和外國產出情況的雙重影響。Clarida等人在制定國際貨幣政策中將外國經濟波動也納入關鍵因素范圍,得出了利率政策,與實際的國際貨幣政策非常接近。據此,對引入匯率因素的泰勒規則做進一步的擴展:
(9)
其中,Δy*t代表外國產出波動情況,也就是說,,Yt*是t時期外國的GDP。那么基于利率平滑基礎上的貨幣政策反應函數如下所示:
(10)
我國貨幣政策實行泰勒規則的適用性分析
(一)選擇利率作為貨幣中間目標的可操作性
選擇市場調整中介目標的原則。通常使用貨幣杠桿不能直接實現調節市場的目的,而實現最終目標一般需要選擇中介目標來進行過渡,因此,中介目標對貨幣杠桿職能的完成具有決定性作用。通常選擇中介目標需要秉持三個原則:可控性。央行必須具備對這一中介目標的絕對掌控能力;相關性。這個中介目標必須和最終目標有一定的聯系,人們可以從這一中介上看到最終目標實現的前景;可測行。指央行可以對這樣的中介目標的實現情況進行監控,以便根據實際情況做出相應的調整。
利率作為中介目標的優勢。對我國而言,通過調整貨幣的供應量已不能完成對市場的調節,而利率發揮的杠桿作用越來越大。因此,在選擇中介目標的時候,更多要考慮使用利率這個中介來構建相應完善的貨幣政策系統。利率作為中介目標應具備的有利條件有:可控性。指的是央行對利率的控制性,即央行能使用一些貨幣政策對利率實行一定的控制。我國的金融市場相對成熟,債券市場基本實現自行調節,利率也基本可依靠市場調節。因此,央行能通過對金融市場的監控和調整、提高銀行準備金率、控制同行間資金拆借利率等手段來實現對利率的調整。可測性。指央行可以及時獲得和利率相關的資料,以便對貨幣政策進行監測并做出調整的優勢。我國銀行之間資金流通渠道相對成熟,流通的渠道公平、公正、透明,這些為央行獲得利率資料提供了便利,為央行及時做出貨幣政策調整奠定了基礎。相關性。指是選擇利率可以實現對市場的調節,對中介目標的調節可以明顯地對最終目標的實現造成重大影響。
我國貨幣政策實行泰勒規則的適用性分析。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開始作為中央銀行實行貨幣政策調整,一直到1992年貨幣政策仍主要是市場調整的輔助手段。實行市場經濟之后為了緩解通貨膨脹的壓力,在1993年中國人民銀行接連調整銀行存貸款利率,這是其使用利率這個中介手段進行貨幣政策調整的開始。此后的五年時間內,我國又出現了嚴重的通貨緊縮,這迫使其開始通過降低存款準備金、連續降低金融部門再貸款的利率等手段來實現對市場的調整。2004年,我國的CPI相比上年增加了2.7%,為了避免出現經濟倒退或者通貨膨脹,其快速提高了貸款利率。2005-2007年,我國經濟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大量價格昂貴的國際品牌涌入中國市場,股票投資開始繁榮,而房地產等投資行業也開始大幅度升溫,這些因素疊加起來導致國內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為了緩解這種情況,中國人民銀行多次調整存貸款準備金準利率,試圖通過利率這個中間杠桿實現對市場的調整。在2008年,由于受到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我國的經濟發展出現倒退的趨勢,為了避免這種現象的發生,中國人民銀行多次降低存貸款準備金基本利率。到2010年,我國的經濟形式好轉,國內經濟環境相對穩定,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實行比較寬松的貨幣政策。從2010年年底開始,我國又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為了減小對市場造成的壓力,中國人民銀行增加了在存款和貸款方面的準備金利率。
從圖1能夠得出:第一,利率的變化和通貨膨脹的變化以及GDP數值的變化保持一致。這說明通過調整利率可以比較有效地減少通貨膨脹,維持GDP數值的穩定。第二,2002-2007年間,我國經濟處于快速發展時期,這段時間內,名義利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相關值為負時,經濟的發展比較快,GDP出現大幅度變動;2008-2010年間,我國經濟發展變緩,名義利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相關值為正,GDP相對比較穩定;第三,2011年,上述情況出現反常,通貨膨脹率和名利利率均出現大幅度的增加的情況下,而GDP數值卻出現了大幅度降低,因為當年的國際環境比較混亂,美國、希臘、意大利等發達國家的金融信用等級都出現了下降,國際環境的惡化對國內的發展環境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同時美國長期采用比較低的利率,在經濟形勢持續惡化的情況下仍然不采取利率杠桿進行調節,這從某些角度誤導人們對貨幣政策的看法,引起通貨膨脹的增加。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知國內已具有使用利率這個中介目標的現實條件,但開放的經濟環境會影響利率的調整效果,所以,在探究泰勒規則時需考慮開放經濟環境因素。
(二)應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并進一步發揮利率配置資源的作用
目前,我國已經具備比較成熟的貨幣市場,但是資本市場的發展還跟不上整個體系發展的腳步,對利率的調節作用造成一些制約。因此,想要讓泰勒規則發揮更大的作用:一是構建完善的資本市場制度體系。加強相關法律制度的建設,增加對資本市場運作和機構的監督,增加資本市場運轉的透明性,實現資本運作的有法可依。二是增加資本的層次性。在加大主板市場繁榮的前提下,也要逐漸增加對創業板等相應板塊市場發展的重視程度,主動推動資本相關產品的發展,逐漸形成大規模、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三是加強市場上資本和和貨幣之間的聯系。貨幣和資本在維持市場繁榮方面缺一不可,構建兩者之間的聯系通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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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增武,李兵.中國貨幣政策規則穩健性研究—基于不確定性視角[J].經濟與管理,2011(2)
3.封北麟,王貴民.金融狀況指數 FCI 與貨幣政策反應函數經驗研究[J].財經研究,2006(32)
Abstract: The macro economic environment has decided th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degree. Because the market competition is day by day intense, specially persistent inflation's impact, research on business finance under inflation has been very necessary.
關鍵詞:營運;投資;籌資;財務;通貨膨脹
Key words: trade;investment;financing;finance;inflation
中圖分類號:F275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0)05-0027-01
0引言
從1998年到2005年的八年時間里,我國經濟的發展出現了連續幾年的通貨緊縮狀況,通貨膨脹率平均只有0.6%!但近幾年來,國內卻面臨著很大的通貨膨脹壓力。我國的CPI一度超過5%的警戒線,各種生活物資價格的持續上升,給人們的生產生活造成了很大壓力。通貨膨脹的壓力總是要通過某種商品的形式發泄出來,我國上世紀1988年和1995年發生的兩次通貨膨脹,主要表現在日用消費品價格上。
1通貨膨脹對企業財務活動的影響
1.1 通貨膨脹對財務活動的積極影響如發生需求拉動型的通貨膨脹總需求持續增長,企業銷售狀況會普遍好轉。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是指經濟運行過程中總需求過度增加,超過了既定價格水平下商品和勞務等方面的供給,而引起貨幣貶值、物價總水平上漲。
1.2 通貨膨脹對財務活動的不利影響
1.2.1 資金成本不斷升高發生通貨膨脹時,物價上漲,利率上升,企業融資的無風險利息率就會為Rf=Ko+IP,而利息率變為k=K o=Rr=IP(Ko為純利率、Rr為風險報酬、IP為通貨膨脹貼水),純利率由資金的供求決定,風險報酬由經營風險決定。通貨膨脹會使構成資金成本的三個部分都升高。
1.2.2 企業的貨幣性資產不斷貶值發生通貨膨脹時,企業的現金、應收賬款等購買力下降,造成貨幣性資產不斷貶值,但企業實物性資產將相對升值。
1.2.3 銷售狀況惡化當商品價格上升時,消費者會減少需求,供給者增加供給。如果發生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企業成本上升導致價格上升,就會惡化企業的銷售狀況。
2通貨膨脹條件下企業財務活動各個環節的管理
2.1 通貨膨脹條件下企業籌資的管理從籌資角度來看,通貨膨脹初期企業銷售收入可能會因為產品銷售價格上調而增加,從而加大企業資金回流。另一方面,為了控制通貨膨脹,政府會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方面緊縮銀根,使貨幣供給減少;為了彌補物價上漲帶來的損失,銀行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都將提高。其結果不僅提高了企業的籌資成本,更增加了企業的籌資難度。通貨膨脹對籌資的影響,集中體現在籌資渠道和資金成本二個方面。因此,通貨膨脹條件下對資金籌集進行管理的舉措為:①發行債券時采用浮動利率。②利用股票籌資時,采用高股利政策。③改變實收資本(股本)和負債的結構。④企業的貨幣性資產不斷貶值。⑤影響企業財務信息資料的真實性。⑥開發新的金融衍生工具。
2.2 通貨膨脹條件下企業營運資金的管理在企業的財務管理中,在銷售性增長和資本的運營中,最經常遇到的活動就是營運資金的管理和套現,其管理的主要目的就是管理流動資金和流動資產,以及一些流動性較強可稱為資產的東西。隨著現在通貨膨脹率的提高,我們企業在籌集資金的時候,要根據通貨膨脹對貨幣性資金和實物資金的不同影響,加強企業資金管理,節約合理使用資金。
2.2.1 合理安排債權債務資金企業應合理安排債權債務,爭取保持凈債務人的地位,即讓貨幣性資產小于貨幣性負債,企業以貨幣性負債上獲得貨幣購買力的效益,補償貨幣性資產購買力下降而遭受的損失。
2.2.2 存貨管理企業應根據通貨膨脹率的高低,調整存貨控制規模,確定管理采購批量,保持最佳存貨。
2.2.3 應收賬款管理。企業銷售應多采用現銷,少用賒銷。如果必須賒銷,要充分考慮通貨膨脹因素,適當提高售價。而現實中又出現了應收賬款保理的新舉措。
2.2.4 調整固定資產投資決策。企業進行投資決策,必須考慮通貨膨脹因素。在通貨膨脹時期,企業應該對用于評價投資方案經濟效益的指標進行分析和調整,以保證投資決策的準確無誤。
2.2.5 建立財務危機預警機制。企業發生財務危機主要源于企業的內在因素、行業特征因素和外部經濟環境,通貨膨脹作為企業的外部經濟環境,自然會成為企業財務危機的一個原因。
3通貨膨脹對企業財務分析的影響
3.1 通貨膨脹對盈利性分析的影響物價變動必然導致貨幣購買力的變動,即幣值發生波動,在這種幣值變動較明顯時,分析企業盈利能力,就有必要充分考慮通貨膨脹的影響。不能用被歷史成本法歪曲了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等信息去決策,否則會影響信息使用者的正確判斷,在進行財務分析尤其是進行盈利能力分析時,更應消除幣值變動因素,透過現象看本質,對報表數據按物價變動指數進行調整,消除幣值變動因素的影響,分析利潤數據的真實含義。
3.2 通貨膨脹對清償能力分析的影響假定通貨膨脹率和名義利率都是常數,不管用時價還是用不變價格計算還本付息,通貨膨脹率越高,還本付息的實際值越小,盈余資金越多,這時會對項目產生有利影響。
4結論
目前階段,在我國的財務管理實踐中,一方面要注意通貨膨脹對于企業實現盈利數量增加的有利影響,另一方面更應該特別注意通貨膨脹對于企業資金流失的不利影響。企業財務人員應注意對通貨膨脹的預測,爭取能夠預測到未來的通貨膨脹程度,以在通貨膨脹到來之前采取某些有利于企業的措施,實現盈利。
總之,作為一種宏觀經濟現象,通貨膨脹對公司的日常經營活動有著重要影響。單個企業雖然無力遏制通貨膨脹,卻可以通過財務或會計的一系列方法和程序來保護企業的利益不被侵蝕,以達到減小損失、擴大收益的目的。通貨膨脹條件下的企業理財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困難,這需要企業經營者清楚地認識通貨膨脹對企業理財的影響,認真研究通貨膨脹條件下資金鐵籌集和運用,做好財務管理工作,抓住機遇,度過難關,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參考文獻:
[1]王璞,陸紅艷著.財務管理咨詢實務[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6.
[2]王遐昌主編.財務管理學――案例與訓練[M].上海:立信會計出版社,2003.12.
關鍵詞:利率期限結構;國債市場;通貨膨脹;貨幣政策
Abstract:Some oversea studies have proved that the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contains abundant information of future inflation changes. In this paper,we used exchange data of China’s treasury bonds in Interbank Bonds Market. We analyzed the term structure’s predictive ability for the future inflation changes based on the Mishkin model and the extended Mishki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the subtraction between nine-month and three-month treasury bond yield and that between two-year and the six-month treasury bond yield had the predictive power. So the term structure can be used as an auxiliary tool when the central bank making monetary policies.
Key Words:term structure of rate,treasury bonds market,inflation,monetary policy
中圖分類號:F830.9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2265(2011)05-0020-04
一、引言
利率期限結構是指不存在違約風險而不同期限的零息債券到期收益率之間的關系,它包含著豐富的宏觀經濟信息。許多國家的學者和金融政策制定者相信,從利率期限結構中推導出的未來通貨膨脹率可作為制定貨幣政策調控宏觀經濟的輔助指標。英格蘭銀行從1994年開始定期的《通貨膨脹報告》中的預期通貨膨脹率就是從利率期限結構推導出來的;美聯儲也從1997年開始,定期頒布反映未來經濟變化的先行指數,利差指標在先行指數的10個指標中占33%的權重。隨著我國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利率在經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如果能用我國的利率期限結構推測出未來通脹的信息,將為貨幣政策制定者提供一個良好的參考指標。
國外大量實證研究都支持利率期限結構確實包含有未來通貨膨脹的信息。Minskin(1988)認為,小于6個月的名義利率期限結構能夠提供關于實際利率的信息,但不能預測通貨膨脹率的變化;9個月到12個月的名義利率期限結構則恰恰相反,具備預測未來通貨膨脹的能力,卻不再包含關于實際利率的信息。Mishkin(1991)對經合組織中的多國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法國、英國和德國的利率期限結構包含通脹信息。此外,Gerlach(1995)、Estrella和Mishkin(1997)等學者的實證分析都支持利率期限結構確實具有預測未來通貨膨脹率走勢的信息價值,而且預測期限大于1年。
近年來,國內也有學者對此進行了實證研究。朱世武(2005)選用1999年12月至2004年10月銀行間市場的債券收益率數據,對Mishkin模型及其修正模型分別進行回歸,得出結論:我國的國債利率期限結構對未來通貨膨脹的預測不顯著。陳鵬、徐煒(2009)選取銀行間市場的利率期限結構來度量長短期利差,沒有按照Mishkin模型,而是用不同期限的長短利差和不同預測時間長度的通脹變化率進行回歸,證明10年期的利差對3個月后的通貨膨脹的預測能力最強。何志剛、倪官良(2010)認為上交所國債收益率曲線不僅不包含未來通貨膨脹率的預期信息,反而間接扮演著貨幣政策操作工具的角色,調控著未來的通貨膨脹。杜金岷、郭紅兵(2009)認為6個月及以上期限的利率差確實不同程度地含有關于未來通貨膨脹變化的信息。由此可見,國內學者對我國利率期限結構是否具有預測通貨膨脹的能力分歧較大,其中,有的數據過于陳舊,隨著我國近幾年銀行間債券市場的發展和完善,其結論可能并不適合我國現在的情況;有的研究缺乏理論基礎;研究結論的不同也有待進一步論證。本文將突破這方面的局限進行考證。
二、 理論基礎
根據費雪方程(Fisher equation),
從Mishkin方程的推導過程可知,該方程的成立需要滿足兩個嚴格的假設:一是實際利率期限結構在不同的時刻水平移動,二是對通貨膨脹的理性預期。現實中這兩個假設往往很難成立,Nielsen (2005)同時考慮了時變的實際利率和通貨膨脹風險溢價,把方程(5)改寫為:
表示t時刻的一個事后實際利率。
三、實證研究
(一)數據
本文采用銀行間債券市場固息國債的利率期限結構數據來進行實證分析,其中3月期和9月期的國債到期收益率不能直接得到,已用插值法進行了處理。為與CPI數據對應,且保持較大的樣本容量,本文的利率均采用月度算術平均值。實證研究的時間范圍為2005年1月至2010年7月。
(二)研究方法
由Mishkin方程可知,如果估計出的
顯著異于0,并且符號為正,方程的R2等擬合優度指標較高,則說明名義利差能夠預測通貨膨脹率的變化,擬合優度越高,說明利率期限結構對通貨膨脹變化的預測能力越強。為了對Mishkin方程進行回歸,首先應檢查名義利差和通脹率序列的平穩性,若兩個序列都是平穩的,則可以用傳統的OLS方法對Mishkin方程進行回歸;若兩個序列都不平穩,且是同階單整,則可以用EG兩步法檢驗兩序列是否協整,研究兩序列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若協整則可通過誤差修正模型研究兩者的短期調整關系;若兩個序列單整階數不同,則一定不存在協整關系,這就說明該期限名義利差對通貨膨脹沒有預測能力。
(三)單位根檢驗
本文用ADF方法檢驗名義利差序列和通脹率序列的平穩性,名義利差序列均采用有常數項、無趨勢項的檢驗類型,通脹率序列則分別采用無常數項無趨勢項和有常數項無趨勢項兩種檢驗類型。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從上表可以看出,所有名義利率差序列在5%顯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穩的,各通脹率序列中,除了(9,0)、(12,6)和(24,3)無法通過ADF檢驗,(9,6)、(12,3)和(24,0)在10%顯著性水平下平穩外,其他序列在5%顯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穩的。由于(9,0)、(12,6)和(24,3)的名義利率差與通脹率一定不存在協整關系,故剔除這三組數據,對其他組數據進行OLS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四)回歸結果
從總體回歸結果來看,各次回歸的R2及修正R2均較低,系數α、β的p值幾乎全部大于0.05,說明系數顯著等于0的可能性較高,名義利差對通脹率的預測能力較弱。(9,3)的α、β值在5%顯著性水平下異于0,且R2最高,β估計值符號為正,基本可以支持理論結果,表明該組名義利差能夠預測通貨膨脹。(24,6)的α、β值在10%顯著性水平下異于0,表明該期限差的名義利差對通脹有微弱的預測能力。
在進行回歸之前,需要先對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分別用ADF檢驗法和PP檢驗法進行檢驗,結果如表3。
在ADF檢驗法下,實際利差序列在10%顯著性水平下是平穩的,在PP檢驗法下,則在5%顯著性水平下平穩,因此認為實際利差序列是平穩的,可以直接對方程(6)進行回歸,結果見表4。
方程(6)的回歸結果較之方程(5),在整體擬合優度上有了很大提高,但結論并沒有大的改變,而且DW檢驗并沒有明顯改善,這又削弱了回歸的擬合效果。(9,3)的名義利差對通脹率的預測能力依然是最強的,(24,6)的預測能力有了提高,常數項和β估計值都顯著異于0,且β估計值符號為正,符合理論推導的結果。(12,3)回歸結果的R2較高,常數項和β也能通過顯著性檢驗,但是β為負值,表明名義利差與通脹率之間有負向關系,這不符合經濟學基本理論,意味著名義利差對通貨膨脹的變動沒有預測能力。
四、結論
本文基于Mishkin模型以及擴展的Mishkin模型對銀行間債券市場國債利率期限結構對未來通貨膨脹的預測能力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9個月與3個月的國債到期收益率之差確實能夠預測未來通貨膨脹的變化,2年期與6個月的國債收益率之差也含有一定的未來通貨膨脹的信息,其他期限差的國債收益率之差則不能用來預測未來通貨膨脹。總體來說,我國銀行間國債利率期限結構有一定的預測通貨膨脹的信息價值,但效果并不是很顯著。這可能是由于我國債券市場發展相對滯后、投資者結構并不完善、利率市場化水平還不夠高,也可能是由于“理性預期”的假設過于嚴格,在我國還不能實現。隨著利率市場化的進一步推進,利率期限結構可能含有更多的信息,使其預測通貨膨脹的效果增強。總之,盡管在利用利率期限結構預測未來通貨膨脹時應充分小心,但利率期限結構仍然可以作為一個輔助工具,為中央銀行制定貨幣政策提供佐證,金融市場投資者也可以以此作為選擇投資方向的一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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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貨膨脹的一個直接后果是你在銀行里存的錢以及你口袋里的錢的購買力遭到損失,這使人產生一種不公平的感覺。一位俄羅斯的女退休科學家抱怨說,她和家人辛苦一輩子積蓄的錢存在銀行里,原先夠花幾十年,到死也不會愁缺錢花,可是通貨膨脹使他們存的錢只夠買一千克香腸。她的不平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個誠實的勞動者遭受如此不公正的損失,一個很自然的反應是感到她有權利向社會索取所損失的財富。一個人認為社會欠了他的債,他理應得到補償,然而又沒有任何合法的渠道來實現這種補償時,會產生一種憤怒的心情,進而尋求各種機會去討回失去的財富,甚至認為觸犯法律也是正當的,至少他的社會責任感會大大削弱,因為社會對不起他,他絲毫不欠社會的情。當社會中這樣想的人很多時,社會的道德水平將大大降低,犯罪率上升,關心社會公德的人減少,社會的安定性被破壞,其后果是極危險的。
即使通貨膨脹率還相當低,不會產生在俄羅斯所發生的普遍心態,但對道德的腐蝕作用同樣不可忽視。社會學家曾創造過一個名詞,稱作“社會貼現率”,它和經濟貼現率有相似的含義,只不過把人們對未來金錢貶值的意義推廣到一切未來的事物。我們知道,經濟貼現率越高,未來的一元錢在今天的價值越低,因而越不值得重視。貼現率上升意味著未來的盈虧沒有意義。類似的,社會貼現率上升,意味著不但將來的金錢盈虧沒有意義,將來發生的一切事情都沒有意義,只有目前才是值得計較的。于是人們將變得不顧將來、只顧目前,失信毀約都變得無所謂。這同樣將構成一個不負責任的社會。造成不顧子孫后代,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過一天算一天的死囚型生活。社會貼現率取決于許多因素,包括社會犯罪率、預期剩余壽命、健康水平、外來移民的比率(或各成員之間互相了解的程度),但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經濟貼現率,它又直接與通貨膨脹率相關聯。所以通貨膨脹率上升時,人們對將來失去信心,感到未來面對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因而更注重于當前。
通貨膨脹是對所有權的慢襲。近幾年來人們對所有權討論得很熱烈,大家越來越認識到確立牢固的所有權在提高經濟活動效率中具有極大的重要性。一切侵犯所有權的政治行為都有經濟上嚴重的不良后果。強行沒收地主和資本家的財產,以低價收購百姓的貴金屬,通過更換幣制同時又限制每人以舊幣換新幣的數額,都是侵犯所有權的嚴重行為,都是飲鴆止渴。從短時間看這些措施的利益是很明顯的,但長期的不良后果卻十分不易消除。現在大家常說的投資環境,最主要的一條就是所有權的不可侵犯性。若干年前對所有權的侵犯,今天已不可能去改正,以致造成今天投資環境的不利影響。通貨膨脹雖然和上述嚴重侵犯所有權的事有所不同,但性質卻是一樣的,他們都是政府對百姓所有權的侵犯。當然,我們也應該承認,政府行為的目的是為了百姓。通貨膨脹之所以在世界各國政府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宣布它為非法,正是考慮到政府執行通貨膨脹政策可能有其必要性。
從國際上來看,物價連動債券最早出現在一些高通貨膨脹的國家,如巴西、以色列、土耳其等國,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英國在1981年、美國在1997年也開始發行這種國債。現在,這兩個國家此類國債的總發行額,已經占到全世界總發行額的80%。
在發行之前的1996年,美國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把這類產品稱之為“通脹保護國債”(treasuryinflationprotectionsecurity,TIPS),在1997年1月正式發行后,又使用“通脹指數國債”(treasuryinflation-indexedsecurity,TIIS)這個名稱。不過,市場參與者仍喜歡使用TIPS來稱呼它。其他類似的稱呼還有好幾種。本文使用“物價連動國債”這個術語,主要原因有:一是這種債券隨物價指數而波動,收益隨通貨膨脹的發生而增加,也可能會隨通貨緊縮的發生而減少。因此,稱之為“通脹保護”,就有失偏頗;
二、物價上漲并不一定意味著通貨膨脹,后者不是隨時發生的,但是物價卻是隨時在變動的。用“物價變動”,更能代表普遍情況;三是日本發行的類似國債,就稱之為“物價連動國債”,這樣便于統
一、借鑒以及比較。
1物價連動國債的含義及產生
傳統債券的票面額和票息率一般都是固定的,因此,通貨膨脹率的高低,將會影響債券持有者的實際收益。如果物價上漲率高于預期,則對債務人(傳統債券的發行者)有利,對債權人(傳統債券的贖買者或者投資者)不利。
物價連動國債,是一種用來對沖物價上漲風險的金融創新工具。它的一般結構是先按通貨膨脹比率來調整債券本金,再按固定的票息率對調整后的本金進行計息。例如,可設10年期物價連動國債的年票息率為3%,物價上漲率為2%,面額單位為100。那么,到了1年后的付息日時,應付票息分成下面兩步來計算:第一步,調整本金。調整后的本金=債券面額×物價上漲比例=100×1.02=102;第二步,確定利息。應付利息=調整后的本金×預定票息率=102×0.03=3.06。另外,到了10年期滿還本時,應還本金為100×1.0210=121.9元(假設10年內的物價上漲率均為2%)。
就這樣,國債的利息和贖回價值隨著通貨膨脹的變化而自動調整,它的實際收益率就不會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從而使國債的購買者免于通貨膨脹風險,并獲得穩定的實際收益。
2物價連動國債的優點
物價連動國債的價值能夠隨著物價上漲的幅度而調整,這樣,即使物價上漲,也不會損害該國債的內在價值(或者購買力)。根據國外的經驗來看,發行物價連動國債,還基于以下考慮。
2.1發行物價連動國債可以降低政府的借債成本
對于傳統國債的購買者來講,他們將獲得的實際收益率會隨著通貨膨脹的變化而變化。國債的購買者將因為這種實際收益率的不穩定(也就是風險)而要求得到一種風險補償,也即要求提高國債的利息或者贖回價值。這部分補償被稱為通貨膨脹風險金,它的存在增加了政府發行國債的成本。而如果政府發行物價連動國債,由于國債購買者無須承擔通貨膨脹風險,政府就無須支付通貨膨脹風險金,從而降低政府的借債成本。CampbellandShiller實證研究表明,通貨膨脹風險補償溢價在0.5%~1%之間。SackandElsasser研究指出,美國財政部1997年發行的三只TIPS節省了債務成本約12億美元。
2.2物價連動國債提供了對通貨膨脹的預期
通脹的預測對投資者和宏觀決策層都具有十分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投資者需要對其投資的真實收益有一個合理的判斷,而宏觀調控部門則需要一個準確的途徑及時了解市場的通脹預期以提高通貨膨脹控制政策的有效性。當投資者的風險態度為中立型,并且國債在市場上流動性很強時,物價連動國債的收益率,就等于傳統國債收益率減去預期通貨膨脹率,即預期通貨膨脹率=傳統國債收益率-物價連動國債收益率。
如果發行多種到期日(例如3年、5年、10年、15年……)的普通國債和物價連動國債,并對市場中相同時間跨度的普通國債和物價連動國債的收益率進行對比,則可獲得市場對將來不同時間跨度的通貨膨脹率預期,這種市場對通貨膨脹的預期是通過其它途徑難以得到的。當然,由于稅收以及流通性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將使得這種普通國債與物價連動國債之間的比較變得復雜化。但是,對于決策部門來講,這種比較仍然是相當重要的,政府可以據此對通貨膨脹情況作出更準確的判斷,并采取相應的貨幣政策。
2.3發行物價連動國債,有助于建立并發展一個長期的債券市場
人們對將來通貨膨脹不確定的擔心程度隨著時間跨度的增大而增大,這使得發行長期普通債券的成本非常高。在高通貨膨脹條件下,長期的債券市場就更難以建立。而發行物價連動國債無疑將改變這一狀況。實際上,智利、墨西哥和波蘭發行物價連動國債的目的就在于此。
2.4物價連動國債的發行將為投資者提供一種新的投資渠道,并將促進金融產品的多樣化
物價連動國債對于養老基金尤其具有重要作用。在養老保險中,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各有利弊。現收現付制的優點是無通貨膨脹之憂,但是由于人口老齡化問題嚴重,這種代際撫養的經濟壓力過大,社會保障基金入不敷出,財政不堪負擔,宣告了現收現付制的失敗。而與現收現付制相比,基金積累制有抵御人口老齡化的優點,但是它的最大問題是保值增值問題。基金只有保值才能抵御通貨膨脹的風險,基金只有增值才能顯示出積累制的優越性,才有可能建立養老保險基金收支平衡機制和可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而物價連動國債,就為基金的保值增值提供了一條可行的投資渠道。
原先在談到養老金投資中用來對沖物價上漲因素的工具時,一般都考慮股票。但是,有研究指出,在中國股票市場上,股票實際收益與通貨膨脹僅存在微弱的正相關關系,說明股票并不是一種對沖通貨膨脹風險的理想保值品。也就是說,當通貨膨脹上升,股票的名義收益率不能完全根據通貨膨脹的變化做出一一對應的調整時,股票的實際收益最終下降,股票將不能給投資者減少通貨膨脹帶來的損失。
國外研究中也有類似的結論。從過去30年(1975年1月~2003年12月)的數據來看,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日本,股票收益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并沒有很強的正的相關性。
2.5物價連動國債可以分散投資風險
按一般的投資組合理論,構成組合的投資品種間相關性越小,則越有利于組合的安全。而通過研究發現,物價連動國債與傳統金融資產的相關性很低。因此,投資者把物價連動國債納入自己的投資組合中,與其它的金融資產搭配在一起,可以起到分散風險的作用。
3物價連動國債的問題
除了上述的優點之外,物價連動國債也存在一些美中不足。
3.1物價連動國債的“時滯”問題
在計算物價連動國債的利息和贖回價值時,要用到物價指數。而價格指數的統計與計算都需要一定的時間,這使得物價連動國債所能采用的價格指數稍稍有點兒“過期”,即產生了“時滯”。時滯現象將影響物價連動國債抵御通貨膨脹的能力,時滯越嚴重,這種能力越弱。
3.2名義稅收制度會影響物價連動國債的市場吸引力
物價連動國債的功能之一是使投資者的實際收益免受通貨膨脹的影響,而這個功能要受到稅收制度的影響。在存在通貨膨脹的條件下,人們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是由通貨膨脹引起的,如果稅收制度建立在名義收入基礎之上,這部分收入就要征稅。這樣,在出現高于預期的通貨膨脹時,人們就要多交稅;在出現低于預期的通貨膨脹時,人們就要少交稅。目前,我國的稅收還沒有與通貨膨脹關聯起來,對于資本利得稅的征收也沒有明確的說法,如果在這種情況下發行物價連動國債,那么,物價連動國債的購買者仍將承擔一部分通貨膨脹風險,這將降低物價連動國債的吸引力,從而影響到物價連動國債的順利發行。
3.3與傳統國債相比,物價連動國債的流動性稍差一點
其主要原因在于,物價連動國債的投資主體,主要是以長期持有為目的的年金基金以及保險公司等機構投資者。它們是為了對沖將來物價上升的風險,才購買此類國債的,而不是為了投機目的。因此,在流通市場上的交易量就小得多。我國現在雖然還未發行此類國債,但是由于它的內在性質,決定了養老基金和保險基金無疑是它的最重要投資者,從而也不可避免地帶來流動性差這個問題。
4我國債券市場引入物價連動國債的思考
目前我國國債的期限結構還不很合理,我國在以往幾年的國債發行中,期限多以3年左右的債券為主,中長期國債品種十分缺乏。而物價連動國債的期限一般比較長,最高為30年。發行物價連動國債可以很好地促進我國國債期限結構的完善,避免和緩解償債高峰的壓力。
關鍵詞:物價指數;通貨膨脹;貨幣政策
中圖分類號:F8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8)12-0085-02
根據國家統計局2008年6月11日的公布數據,2008年5月,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同比上漲7.7%,而1~5月份累計,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漲8.1%,同時,5月份全國工業品出廠價格(PPI)同比上漲8.2%,我國通脹風險進一步加大。在這個背景下,本文認為在新的國際國內背景下,我們更應當考慮在我國用通貨膨脹目標制來控制通貨問題。
一、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內涵
近年來,西方許多經濟學家對通貨膨脹目標制進行了深入、廣泛的研究,但迄今為止,他們對通貨膨脹目標制并沒有一個明確的、一致認同的定義。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L.E.O.Svensson是通貨膨脹目標制的積極倡導者。Svensson認為,通貨膨脹目標制可以解釋為一個帶有相對顯性的、有待最小化損失函數的目標化規則O'argeting Rule)。F.S.Mishikin以及Bemanke認為,通貨膨脹目標制并非一種簡單意義上的貨幣政策規則,而是一種新的貨幣政策框架。
以Svensson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和以Mishikin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在將通貨膨脹目標制界定為一種貨幣政策規則還是一種貨幣政策框架上存在明顯的分歧,但至少有兩點是相同的,即明確規定一個數量化通貨膨脹目標貨幣政策應具有較高的透明度;中央銀行對實現通貨膨脹目標承擔責任。
本文認為,將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實質界定為一種貨幣政策框架更為合理。其基本含義是中央銀行、政府機構或者兩者聯合宣布一個通貨膨脹目標,確定在未來某段或幾段時期內取得并保持較低的、穩定的通貨膨脹率,并明確宣布實現通貨膨脹目標是貨幣政策唯一的、壓倒一切的目標。
我們可以看出,一國若要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必須滿足以下三個潛在的前提條件:
(一)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是指中央銀行可以自主決定貨幣政策的程度,這一概念已經成為理論界和決策部門對貨幣當局組織分析的基礎。本文認為,在通貨膨脹盯住制度下的中央銀行獨立性屬相對獨立。這種中央銀行的相對獨立性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在中央銀行法案中明確規定中央銀行的首要目標是價格穩定,但是,某一時期內具體的通貨膨脹目標由政府制定。其次,中央銀行在貨幣政策工具的操作上具有獨立性。
(二)貨幣政策的透明度
透明度是公眾判斷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是否達到既定目標的信息基礎,目的在于使公眾了解并相信央行的政策意圖。貨幣政策具有良好的透明度,能夠使公眾獲得更多的貨幣和金融政策信息,提高市場潛在的效率。
(三)預測目標期通脹率的準確性
目標期通脹率的預測值在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操作過程中處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中央銀行根據其預測值來決定其貨幣工具操作方向和幅度,因此,預測的準確與否將對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效果產生決定性的影響。為確保預測目標期通脹率的準確性,中央銀行必然需要建立一個綜合多種宏觀經濟變量的預測模型,對模型的要求是能精確反映過去,并能較為準確的預測將來一定期限的可能值。
二、通貨膨脹目標制在我國的可適用性分析
(一)我國已初步具備相關條件
1 貨幣政策獨立性方面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二十九條規定:“中國人民銀行不得對政府財政透支,不得直接認購、包銷國債和其他政府債券”。第三十條規定:“中國人民銀行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級政府部門提供貸款,不得向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及其他單位和個人提供貸款,但國務院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可以向特定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貸款的除外”。這就從法律上消除了中央銀行直接為財政融資的可能性,避免了貨幣當局來自財政方面的通貨膨脹壓力和避免了財政壓力對貨幣政策的干預。貨幣政策委員會的設立明確了貨幣政策的決策機構。
2 通貨膨脹目標的地位方面
我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確立了通貨膨脹目標的優先、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三條規定,中國的貨幣政策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這實際上從法律上規定了中國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是維持幣值穩定。幣值穩定包含幣值對內和對外穩定的兩方面內容,但在國內外市場上幣值都集中表現為一般物價水平和通貨膨脹率,也就是說,幣值穩定的首要目標地位的確立,從法律上明確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對穩定物價的責任。
3 貨幣政策的透明度方面
在貨幣政策工具執行過程中,我國公開市場業務操作方面已經建立了具有透明性的公告制度。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和貨幣政策的市場化轉向,公開市場業務已經成為了我國最常用和比較重要的貨幣政策工具。為了加強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的透明度和強化其對市場的影響力度,在每周二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的中標結果產生后,中國人民銀行通過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的中國債券信息網和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的中國貨幣網同時向公眾公布《公開市場業務交易公告》,公告內容包括當天交易品種、期限、招標量、招標利率以及中標利率等信息。
(二)尚需進一步完善的措施
上面的分析表明我國已經具備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部分條件,當然,要逐步走向通貨膨脹目標制,還有不少方面需要改善和進一步提高。
通過對我國現階段經濟金融環境的分析,以及目前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的能力和政策環境來看,較弱的通貨膨脹預測能力、低效的通貨膨脹控制能力以及物價統計指標等因素都構成我國通向通貨膨脹目標制道路上的障礙。另外,脆弱的金融體系和影子金融市場在我國當前階段還比較嚴重,也制約著我國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
1 合理物價測度指標的構建
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其實是把通貨膨脹的預測值作為中介目標,根據預測值與目標值的偏離情況來調整貨幣政策,以最終實現的通貨膨脹符合通貨膨脹目標(區間),在預測水平達不到要求的時候可以使用已經實現的通貨膨脹來代替。以何種價格指數為基礎來構建通貨膨脹目標制的貨幣政策操作框架也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因為發展中國家受到的供給沖擊更多、更易變,這些沖擊都會影響物價水平和通貨膨脹。
我國需要改良物價水平指數的統計質量或者選取新的物價測度指標,在這個問題上,我國可以參考已經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國家的經驗,改良現行的CPI統計方法或者建
立新的物價統計指標,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等利用的是調整后的CPI――稱為核心通貨膨脹率(Core InflationRate),調整方法主要是扣除利息費用,英國利用的是扣除抵押利率后的零售物價指數。這些經驗對我國重新構建物價測度指標具有較大的參考意義。
2 提高中國人民銀行對通貨膨脹的預測能力和控制能力
某種意義上講,在中國向通貨膨脹目標制的過渡中最大的約束因素,是中央銀行對通貨膨脹的預測能力和控制能力。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由于市場化改革進行時間不長,缺乏大量的可用樣本數據,更何況市場化改革使得包括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在內的經濟運行機制和相應的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不斷發生調整和變化,這加大了中央銀行利用預測模型和經驗判斷來預測通貨膨脹的難度。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借鑒巴西、捷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經驗,利用小型宏觀經濟模型來預測通貨膨脹目標和解釋預測結果,也可以利用時間序列模型來預測短期通貨膨脹,也可以直接利用短期實現的通貨膨脹率(比如月度CPI)來代替,然后逐步建立數據庫和研究發展較好的大型宏觀經濟模型。
3 進一步提高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透明度
盡管前面對這方面進行了分析,但需要指出的是,前面的分析只是認為,在這方面我國目前已經具備了基本條件,但如果我國要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中央銀行需要進一步地完善貨幣政策制度和貨幣政策的決策機制,以進一步提高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透明度。
【關鍵詞】宏觀經濟學 模塊化 教學改革
一、關于宏觀經濟學
宏觀經濟學來源于法國魁奈的《經濟表》和英國馬爾薩斯的“馬爾薩斯人口論”。1933年,挪威經濟學家弗瑞希提出《宏觀經濟學》的概念。現代宏觀經濟學在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出版后迅速發展起來。《通論》提出的最有影響的見解是經濟大蕭條產生于有效需求的不足。凱恩斯認為,由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律”、“資本邊際效率遞減律”和“流動性偏好”的存在,市場完全有可能出現供求非均衡狀態。同時由于價格和工資存在“黏性”,市場自發調節資源配置的作用不能迅速發揮作用,而政府干預的公共支出卻能夠作為外生性工具發揮替代作用。這一見解推動了當代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建立,并且為宏觀計量經濟學的建立與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在“一般均衡”理念的指導下,希克斯等人提出的IS-LM模型與AD-AS模型一起成為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理論的基礎。
二、關于宏觀經濟學的教學模塊的劃分
(一)宏觀經濟學的基本框架
宏觀經濟學是研究一國的整體經濟運行及政府運用經濟政策來影響經濟運行等宏觀經濟問題的社會科學,其研究領域包括國民收入決定理論、就業理論、通貨膨脹理論、經濟周期理論、經濟增長理論、財政與貨幣政策。宏觀經濟學基本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宏觀經濟學基本框架
(二)宏觀經濟學教學中的主要模塊
1.國民收入的核算。國民收入是反應整個經濟活動的重要指標,在宏觀經濟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亦是國際投資者非常關注的國際統計項目。國民收入的核算主要包括兩個指標,一個是國內生產總值(GDP),另外一個是國民生產總值(GNP),國民收入的核算是宏觀經濟學的基礎。
2.IS-LM與AD-AS模型。IS-LM模型是希克斯和漢森根據凱恩斯觀點提出的,該模型是主流宏觀經濟學的基礎,多恩布什把IS-LM稱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核心。該模型通過利用利率的傳導機制,分析了政府主動干預經濟的財政、貨幣政策的效果,成為戰后各國主動干預經濟運行的首選理論依據。但從實踐來看,該模型存在不少缺陷,特別是70年代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的崛起,對傳統凱恩斯理論帶來了極大的沖擊。由于國內經濟學研究水平的落后,大多國內經濟學教材仍然繼續沿用這一思路。但在國外許多國家,IS-LM模型有時出現在宏觀經濟學教材中,但只是作為建構AD-AS模型中總需求曲線的一個階梯。進一步將總需求和總供給結合起來解釋國民收入與價格決定之間的關系,就是AD-AS模型。
3.經濟增長與經濟周期理論。在經濟學中,經濟增長通常有兩層含義,一是經濟總量的增加,二是人均產量的增加,經濟增長的程度可以用經濟增長率來描述。哈羅德(1948)提出了經濟增長模型,多瑪(1946、1947)也提出了自己的經濟增長模型。由于兩個模型幾乎相同,所以一般稱為“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一般的表達式為:盡管哈羅德多瑪模型存在重要缺陷,但不能否認該模型是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經濟增長理論最有影響的是索羅提出的“slow增長模型”。索洛模型又稱作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外生經濟增長模型,是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內的經濟增長模型,是Solow于1956年首次創立的,用來說明儲蓄、資本積累和增長之間的關系。自建立以來,這一模型一直是分析以上三個變量關系的主要理論框架。模型表達式為:索羅模型解釋了發達國家富裕的根源在于較低的人口出生率和高的儲蓄率,并認為人口增長和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兩個源泉。新古典增長理論之后最有影響力的就是內生增長理論,該理論是20世紀80中期被提出,其核心思想是認為經濟能夠不依賴外力推動實現持續增長,內生的技術進步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內生增長理論仍然處于當代宏觀經濟學經濟增長研究的活躍時期。
經濟周期指經濟運行中周期性出現的經濟擴張與經濟緊縮交替更迭、循環往復的一種現象,是國民總產出、總收入和總就業的波動,主要理論有熊彼特經濟周期,薩繆爾森提出的乘數―加速數模型等。
4.失業與通貨膨脹的問題。1958年,菲利普斯根據英國1861-1913年間失業率和貨幣工資變動率的經驗統計資料,提出了一條用以表示失業率和貨幣工資變動率之間交替關系的曲線,同時,貨幣工資就是通貨膨脹率,這條曲線就表示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著反方向變動的關系。1968年,弗里德曼指出菲利普斯曲線忽略了影響工資變動的一個重要因素:工人對通脹的預期。對工人來說,實際工資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名義工資變化率必須用通貨膨脹率來糾正。工資變化率部分地由預期通貨膨脹率決定,部分地由實際失業率決定;通貨膨脹率等于工資變化率減去生產率增長率。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現代菲利普斯曲線):短期的現代菲利普斯曲線就是預期通貨膨脹率保持不變時,表示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關系的曲線;在長期,人們有充分的時間調整通貨膨脹的預期,所以長期的菲利普斯曲線是從自然失業率出發的一條垂直線,它表明在長期內,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不存在替代關系,從一地程度上解釋了滯漲現象。
5.開放經濟下的經濟模型。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以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和多恩布什模型為代表。Mundell(1963)、Fleming(1962)提出了一種開放經濟分析框架,該分析框架通過把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引入IS-LM模型,從而對開放經濟中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作用進行了分析。Dombush(1976)在存在適應性預期和資本完全流動的情形下,發展了匯率的波動理論。分析了匯率、利率和其他經濟變量間的關系,具體闡述了貨幣擴張政策所造成的影響,較好地解釋了貨幣超調現象。作為宏觀經濟學教學內容的延伸,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是本知識模塊的主要內容。
三、結論
與微觀經濟學不同,宏觀經濟學是研究整個國民收入的總體運行情況,但國民經濟是個龐大的體系,需要將其劃分為不同的模塊,同時需要剖析他的內部結構和相互間的關系,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展開宏觀經濟學的進一步研究。因此,在宏觀經濟學教學中,按照模塊進行知識分類,幫助學生建立框架性知識體系,教給他們建立知識模塊化的方法,這將有助于學生全面和系統地把握宏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
參考文獻
[1]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M].商務印書館,2011,第一版.
[2]Mundell,R.A.1963,“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29,pp:475-485.
[3]Dombush,R.1976,“Expectations and Exchange Rate Dynamic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4,pp:1161-1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