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增長規模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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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數字經濟增長規模范文

在經濟增長的同時，目前確實還存在著與“十一五”規劃要求相悖的傾向：

連續多年，我國投資增長速度高于消費和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使得投資率不斷上升，增大了調整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的難度。“十一五”規劃要求，“要進一步擴大國內需求，調整投資和消費的關系，合理控制投資規模，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但今年上半年投資的增長速度明顯高于消費，不僅使得經濟增長過多依賴于投資，而且目前投資還有進一步加快的趨勢。如果這種投資波動的態勢演變成長期趨勢，將不利于“十一五”規劃關于調整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任務的完成。

產業結構升級是提高經濟增長質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標志，產業結構升級一方面要使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下降，另一方面要不斷提升服務業占GDP的比重。而要實現后一條，則要求服務業的增長速度高于第二產業增加值的增長速度。從2005年的統計數字看，服務業增長低于第二產業增長；今年上半年的統計數字仍然顯示，服務業增長低于第二產業增長。“十一五”規劃要求“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產業、產品、企業組織結構更趨合理，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和就業人員占全社會就業人員比重分別提高3個和4個百分點。”而目前的狀況是，服務業增長低于第二產業增長的趨勢仍將繼續下去。

第2篇：數字經濟增長規模范文

奧運會不會成為中國經濟拐點

從歷屆奧運會看，希臘、西班牙和韓國在奧運會舉辦后。或多或少都出現了低谷效應引發的經濟增長放緩。但是這種現象并不必然，美國洛杉磯和亞特蘭大兩屆奧運會后。美國經濟增長分別出現了放緩和加速兩種走勢，而澳大利亞在悉尼奧運會后。經濟也出現較大幅度增長。

分析發現。在奧運會后經濟增長放緩的希臘，西班牙和韓國等國。經濟規模不大。而舉辦城市的經濟規模占該國的比重卻相對較大。作為拉動舉辦城市經濟增長的外部因素。奧運經濟刺激效應一旦消失。通常會造成舉辦國的整體經濟增長放緩。

但中國的經濟規模比上述國家要大得多，從人口、GDP、固定資產投資看，北京的經濟總量占全國的比重并不高。因此。奧運會在奧運建設期對國內其他地區的經濟增長只有0.07％的提升作用。在2008年預計最多也只有0.23％。即使奧運會過后，北京市經濟受到低谷效應的影響開始趨緩。全國其他地區受到的波及也會很小。因此可判斷。2008年奧運會不會成為中國經濟的分水嶺。

奧運景氣板塊值得關注

雖然不必把2008年奧運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看得過重，但仍具備通常意義上的“奧林匹克景氣”特征。從而帶來結構性的經濟增長和投資機會。

旅游酒店行業

歷屆奧運會都會不同程度地帶來舉辦國游客人境人數的提升，使旅游酒店板塊成為奧運經濟效益的最大來源。如漢城奧運會結束前后。韓國旅游入境人口達到階段性高點。旅游收入也相應大幅提升。北京奧運會期間。預計將吸引大約68萬人次的外國旅游者以及200多萬人次的國內游客。2008年全年將大約會有640萬次境外游客，1.6億次境內游客到京游玩。帶來48億美元和1634億元人民幣的旅游收入。

北京星級飯店房價和入住率在奧運景氣作用下將持續走高。除了酒店業。旅行社和景區將同樣受益。大量的游客，使國內旅行社行業面臨巨大商機-雖然旅行社行業毛利率偏低。但充足的業務量使它們有了更大的經營空間，行業景氣度有望在奧運期間得以巨幅提升。

部分受惠個股

首旅股份　集團下屬的民族飯店和京倫飯店為北京組委會指定酒店，兩家酒店奧運期間70％客房已經為奧組委預定。而剩余30％的客房中，70％左右已經被海外客戶預訂。

中青旅　在公司旅游業務收入中，北京地區收入占50％。2008年北京奧運會將對公司的業績帶來極大的推動作用。

中國國貿　受益于北京奧運期間的大量游客。

零售批發行業

在舉辦悉尼奧運會期間，澳大利亞全國和舉辦城市所在地新南威爾士州的零售額增長都達到階段最高點。其中，家居用品、百貨商店，服裝以及其他商品(包括藥品及化妝品零售、花園用品零售、鮮花零售、手表及珠寶零售等)表現得更為突出。

和悉尼奧運會相比。2008年奧運會期間。北京將接待更多的游客。由此給零售板塊帶來的奧運效應，也將比悉尼奧運會大得多，而給百貨商店、手表、珠寶等零售業帶來的驚喜會更多。

部分受惠個股

孚日股份　2008年北京奧運會唯一一家家紡類特許經營商。

王府井　北京市場百貨份額最大的零售商，受益于奧運期間北京核心商圈的人氣和客流量。

北京城鄉　公司的房地產項目與北京2008年奧運有關比賽場館毗鄰；公司是2008年北京奧運商品特許經營10家零售店之一；主營倉儲連鎖超市業務也將受益于奧運帶來的大量游客。

廣告傳媒行業

自從洛杉磯奧運會引入商業化運作以來。廣告商加入全球合作伙伴計劃(TOP)等贊助活動。增強有力地帶動媒體產業走強。為大幅提升公眾對奧運會的關注。舉辦國在奧運會當年廣告支出都會出現突增，從而使媒體板塊在奧運當年表現突出。其中與奧運相關度大的媒體上市公司受益尤其明顯。

部分受惠個股

歌華有線　2002～2008年奧運會規劃投資在2800億元左右。

中信國安　受益于北京奧運帶來的數字電視的普及。

中視傳媒　許多大的國際性公司將在央視或者各場地投巨資做廣告，作為央視唯一的上市公司，公司的廣告收入將飛速增長，北京奧運會將采用高清數字電視技術向全世界進行轉播，而公司是央視高清頻道的內容提供和編排者。

建筑工程行業

建筑業是奧運會首當其沖受益的行業。如在奧運會建設期間。韓國和澳大利亞的建筑指數在奧運前1～2年即開始啟動。但奧運會結束、失去奧運項目需求后，基建板塊的走勢將取決于是否有新項目來維持業務量。日本在東京奧運會期間的建筑投資過度集中。造成奧運會結束后缺乏新的投資熱點項目。就直接影響了其建筑行業的可持續發展。而韓國則把與奧運相關的建筑投資分散到7年中完成。且奧運會結束后還有西海岸開發這一重要的利潤增長點，從而并未出現建筑行業業績大幅下滑的局面。

和前幾屆舉辦過奧運會的國家相比。中國的城市化，工業化進程還遠未完成。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城市化建設仍將持續，奧運投資占我國投資總額的比例很小。而且，北京的奧運投資也是分布在7年中完成的。除非出現大的調控。后奧運時期我國基建行業將不會缺乏業務增長點。

部分受惠個股

承德釩鈦　其新川級鋼筋為北京奧運重點工程的國家體育場(鳥巢工程)使用，其他產品在北京基礎建設市場也具有較高認可。

第3篇：數字經濟增長規模范文

一、經濟增長與失業問題

經濟增長與失業問題之間關系密切。失業是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受到阻礙，處于與生產資料相分離的狀態，一般用失業率來反映一定時期內在全部就業人口中有工作意愿而仍未有工作的勞動力數量。通過失業率指標可以判斷就業情況。失業率被視為是反映整體經濟狀況的指標，是所有經濟指標的“皇冠上的明珠”。

奧肯定理是揭示經濟增長與就業率之間關系的理論：失業率每降低1%，產出將增加2.5%。該定理表明一個穩定發展的社會要促進就業，就業率增長會促進經濟增長。關于中國的失業率，官方公布的數字值得推敲。目前中國惟一的失業率指標――城鎮登記失業率――僅僅把那些到就業服務機構求職登記的城鎮無工作者視為失業人員，其數據受到學界以及國際社會的廣泛質疑。中國社科院勞動就業專家馮蘭瑞教授指出，“沒有任何材料證明中國‘第三次失業高峰’過去了。當前中國的失業率缺少一個公正的、客觀的和科學的評價。現在我還不能得到這方面的準確數字。城市的隱性失業率，大量農民的失業率都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一方面中國城鎮登記失業率一直上升，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又持續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增長對就業帶動的作用雖有所加強，但就業壓力卻不減，形成了一種鮮明的對比。當然失業率不斷上升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但中國失業率的上升使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顯得很尷尬。

二、經濟增長與政府成本問題

經濟增長離不開政府的作用，政府在協調經濟發展的同時，政府成本也不斷攀升。中國的政府成本呈現出直線型上升趨勢：過去一般的機關用房被現代化的政府大樓取代、辦公條件與用品檔次不斷提高、政府內公職人員工資及福利待遇不斷提高；政府機構越來越臃腫，人頭開支不斷增加；政府投資項目金額巨大，但運作效率低下；政府決策失誤也造成巨大成本損失……這都表明政府成本在提升。中國是世界上高政府成本運行的國家之一。

政府成本隨經濟增長而有一定幅度增長是正常的事情，但中國政府的成本在以超常規的速度增長就需要注意了。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講也是“經濟人”，有其自身的利益并且也很關注自身的利益。對于政府而言，它更應該是“政治人”，主要考慮的不應是自身的經濟利益而應該是社會的福利，其主要職能是為社會提供服務。政府存在有其必然性，但政府是“不可避免的禍害”，這要求政府要努力降低自身的成本，降低其“禍害”的程度。降低政府成本已經成為世界行政改革的重要主題之一。無論從經濟的角度還是政治的角度，政府不應該是先富裕起來的群體。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所帶來的社會財富增量首先被政府吃掉了一大塊。政府成本不斷攀升使中國經濟增長在作用上大打折扣。

三、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問題

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直接相聯。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帶來了社會財富增加，而社會財富在分配上差異較大。有趣的是，中國政府在面對因經濟增長過熱而采取措施降溫的同時，新數據顯示中國最貧困的人群正在變得更加貧困。世界銀行的新發現顯示中國家庭中最貧困的10%(約1.3億人）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中國社科院研究收入分配的專家顧嚴指出，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警戒線0.4，2005年將迅速逼近0.47，收入差距已經處于形勢嚴峻。

經濟增長是消除貧困的好方法，這一點似乎顯而易見。經濟規模持續擴大，這應該是意味著每個家庭從中獲得屬于自己的那份合理收益會變得更加容易。但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似乎沒有帶來中國人民普遍收入水平的提高。這說明中國沒有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問題，“效率優先”已基本上實現，現在要把“兼顧公平”問題再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加以重視和解決。經濟增長為什么反而使最貧困的人的收入還下降？有人認為，在社會總財富增長的前提下，富裕人群變得更加富裕是以最貧困的人群利益的損失為代價的。這種經濟增長并不是人們所希望的經濟增長。在社會主義中國，最貧困人口收入的下降應該使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感到羞愧。

第4篇：數字經濟增長規模范文

現在美國等發達國家正在進入新經濟階段。與此同時出現了概括這種現象的新概念，如知識經濟、數字經濟、網絡經濟等。對新經濟作經濟學分析有助于我們認識新經濟的發展趨勢，理解新經濟條件下經濟發展的規律及由新經濟推動的經濟學的新發展。

一、 舊經濟轉向新經濟是生產方式的革命

20世紀末，美國等發達國家依靠其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科技的發展，進入了新經濟時代，這個時代的特點和影響就如格林斯潘1999年所說：“我們稱之為信息技術的新技術革命，已經開始改變我們處理事務和創造價值的方式，即使五年前我們也不易預見到這些。”

新經濟是對信息經濟、網絡經濟、數字化經濟的概括。美國商務部1999年報告將數字經濟概括為兩個方面：電子商務和使電子商務成為可能的信息技術產業。這種經濟正在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變化。其效應已經和正在顯示出來。就如美國商務部報告所說，在這場“數字革命”中，因特網是基礎設施，信息技術是先導技術，信息產業是帶頭和支柱產業，電子商務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

在每個經濟時代都有當時的新經濟。由舊經濟進入新經濟總是以生產方式產生重大革命為基礎的。生產工具是區別經濟時代的標志。經濟史顯示，工業革命是由1712年發明的蒸汽機和1831年第一次開發的電力驅動的。其中蒸汽機使用使人力被自然力所代替，由此產生工廠制生產方式。產生電力后，發動機由于由電力推動使人力被電力所代替，傳動裝置由于由電網組成而將廣大范圍的生產納入當時先進的生產體系和流程，創造更高的效率。

現代的新經濟是由電腦和互聯網驅動的。1946年世界上出現第1臺可編程計算機，80年代計算速度更快，體積更小的個人電腦進入家庭和辦公室，接下來出現的互聯網通過高速通訊設施，在工廠、辦公室將桌面計算能力聯系在一起。人們通過互聯網獲得信息、發郵件、開展電子商務。這種現象就如美國經濟事務商業部副部長ROBERT SHAPIRO所描述的：以數字為基礎的新型的經濟正在以我們意想不到的方式改變著我們周圍的一切，改變著我們合作、單獨工作、交流和聯系、娛樂和消費的各個方面。

隨著因特網在全球的快速發展，以數字為基礎的新型經濟正在對人們的工作、學習和生活方式產生全新的革命，它不僅豐富了人們獲取信息的途徑，而且為企業內或企業間的信息交流提供了快捷而價廉的通信工具，還給工商企業和消費者之間的信息溝通提供新的渠道。網上教育、網上通信、網上新聞、網上交易、網上娛樂、等等正在成為人們經濟活動的主要場所。

新經濟反映生產方式的重大革命主要在以下方面：第一，如果說，以機器大工業為主要標志的生產方式是以自然力代替人力的話，新經濟則是以電腦代替人腦。第二，互聯網較電網有更高的傳輸速度更廣的傳輸范圍，盡管不能離開電網。第三，機器大工業以技術為基礎，新經濟則是以知識為基礎，由此產生知識經濟即以知識創新為基礎的經濟。較技術創新為基礎的經濟，新經濟時代的知識、技術以及以此為基礎的設備、產品更新速度大大加快。第四，舊經濟的主導產業和支柱產業是機器制造業，其他行業均是適應這種制造業的生產方式，新經濟時代的主導和支柱產業則是以信息技術產業為代表的新興的高科技產業，即以電子信息技術為領頭的集計算機技術、通信技術、光電子技術、人工智能技術機電控制技術的高科技群。新經濟并沒有完全摒棄傳統產業，新經濟的生命力在于對傳統經濟的整合和改造，通過信息技術對傳統產業的滲透，很多傳統產業部門一躍進入新經濟階段。 

現在大家都在談經濟全球化。全球化有多種表現。但我們根據新經濟發展的趨勢可以斷言，只有進入建立在信息技術和網絡基礎上的數字經濟時代，才能真正實現經濟全球化。就是說，網絡經濟是經濟全球化的技術基礎。企業不用漂洋過海就可以進行國際交易。信息的發展可能使得商務模式發生變革，使得一些中小企業能夠參與全球競爭，使得一些跨國公司能夠擴展它們的全球業務。過去只有大企業才可能跨國經營，現在中小企業借助網絡同樣可以進行跨國經營。 

二、新經濟時代的資本

在舊經濟時代，對經濟增長起決定性作用的要素是有形要素，起初是勞動，后來是資本，因而有勞動經濟和資本經濟之說。進入新經濟時代后，經濟增長的決定性要素轉向知識和技術及人力資本，于是出現知識經濟之說。

在新經濟條件下，對經濟增長起決定性作用的資本由有形的物質資本轉向無形的知識資本和人力資本，這個結論將直接影響分配的方式。具體地說，在勞動經濟條件下，勞動者對增長起支配作用，因此分配向勞動者傾斜，由于勞動者之間差別較小，因而在全社會收入差距較小。在資本經濟條件下，資本（物質資本）對經濟增長起支配作用，因此分配向資本家傾斜，由于資本集中在少數人手里，全社會的收入差距拉大。而在知識經濟條件下，知識資本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起支配作用，這樣，作為知識資本和人力資本人格化的“知本家”將替代資本家成為財富創造的中心。在舊經濟中是資本雇傭勞動，知識和技術成為資本的生產力。而在新經濟中這種雇傭關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物質資本被知識資本所雇傭。現實中便是以知識和技術招資本，而不象舊經濟中是以資本招技術。與此相應，收入分配明顯向“知本家”傾斜，由于知識價值明顯增大，因此收入差距擴大更為迅速。在信息產業就業的科技人員的收入可能明顯高于其他行業。 

新經濟時代的重要特征是知識資本的價值已經和正在得到越來越高的評價。其主要制度安排在兩個方面：一是技術商品化。在技術轉讓時科技成果應該得到科學的評估，以充分實現其價值。二是技術資本化。在企業的股權結構中在充分估價技術投入價值的基礎上安排技術股，收入分配中充分實現投入的技術的價值。 

人力資本即人的知識和技術的存量。人力資本投資也是知識創新的重要方面，也是技術進步的源頭。美國商務部1999年報告也顯示：隨著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和迅速發展，信息技術人員的需求增加，而人才的培養又是一項長期的工程，短期內信息技術人才供給不能滿足需求，特別是受過很好的信息技術教育的高水平的信息技術人才更為短缺。于是在市場規律的作用下，信息技術人才開始進入全球市場，各國、各公司之間人才的爭奪將更加激烈。信息技術人員的工資一再攀升，其工資額與其它行業的工作人員的差距在逐漸拉得更大。人力資本投資有三個方面：一是加大教育投入。在OECD國家，教育經費要占政府支出的12%，培訓投入占GDP的2.5%.這應該成為加大教育投入的參照系。二是積極引進和留住人才。美國的硅谷就是依靠吸引全世界優秀的高素質人才。其中不僅包括高科技人才，也包括創業人才。如果說教育是長期投資的話，引進則是一種能在短期見效的短期投資。三是推進企業家知識化。這是發展高科技的主觀條件。

與知識資本替代物質資本成為決定性的資本相適應，產權制度安排的內容也發生了變化。舊經濟中的產權制度以物質財產的產權為主導。而在新經濟中知識產權成為產權制度結構中的主導。其基本要求是保障知識和技術創新者的私人收益，使其發現新技術的成本得到補償并能得到更高的收益。其目標是鼓勵科技人員研究和開發高新技術的積極性。

三、經濟持續增長的可能性

過去美國經濟的周期性較為明顯，過幾年就會有一次大的波動。而且在一段時間中人們還作出經濟周期時間越來越短的斷言。而在現實中，美國自克林頓當政以來已連續9年左右的時間保持高增長低通脹低失業率的態勢。經濟學家在探究其中的奧秘時發現了新經濟的某些特征。

最早提出新經濟概念的美國《商業周刊》列舉的新經濟六大特征就對美國經濟長期持續增長作了說明：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大幅度增長，公司經營利潤大幅度增加，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雙雙降低，進出口額占GDP的比例上升，GDP增長中高科技的貢獻率上升。

美國商務部的報告特別指出了互聯網對經濟持續增長的作用：“由互聯網增長驅動的信息技術進步，也對創造這個比預期更健康的經濟作出了貢獻。”[1]其機制是由于互聯網被廣泛用于通信、教育、娛樂和媒體，并作為電子商務的工具，由此拉動互聯網的迅速增長。互聯網的增長又拉動信息產業部門的迅速增長，從而使信息產業部門成為拉動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的主導產業。其表現是：

由于互聯網驅動的通信活動的發展，信息技術和信息服務產業在經濟中的份額迅猛增長。信息技術產業一直以超過整個經濟增長率1倍的速度增長，對信息技術的投資現在已占所有商務設備投資的45%。

在美國經濟中信息技術產業份額1998年達到8%。其對全部經濟的實際產值貢獻達1/3之多。

從1998年到1999年全球網絡用戶增長55%，因特網主機增長46%，WEB服務器增長128%，新登記的WEB地址增長137%。

美國經濟連續多年出現高增長，低失業率，同時通貨膨脹率全面下降，根本原因在于信息技術產品價格下降及信息服務價格的下降。據美國商務部報告，在1993年和1997年信息技術產業價格逐年下降(分別是-2.4%,-2.6%,-4.9%,-7.0%,-7.5%，在其他產業價格逐年上升的同時，使總通貨膨脹率由1993年的2.6%降到1.9。[2]

就持續保持高就業來說，主要說明因素是高科技可能和勞動密集型企業結合。過去的理論將技術進步與節約勞動相等同。就是說技術含量越高，使用的勞動越少。而在新經濟中我們發現，恰恰是在網絡部門、在信息部門勞動就業量是最高的。當然這里就業的勞動者具有較高知識含量。就像美國商務部報告所統計和預測的：1996-2006年信息技術應用業就業量占全國企業勞動人數的41%-44%，再加上信息技術產業就業數會達到50%。

過去對競爭力的主要說明因素是規模。一方面有規模邊際收益遞減的理論。新經濟中網絡使用規模的擴大卻沒有出現邊際收益遞減的效應，相反可能出現邊際收益遞增的效應。另一方面企業規模不再是企業競爭力的主要決定因素，依賴信息和網絡的優勢中小企業也可能有更強的競爭力。

以上分析表明，新經濟提供了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可能：由于有信息產業的支持，經濟周期可能會延長。進一步說，由于新經濟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基礎上，對有形資源的需求相對減少，因此經濟可以在相當長的時期保持高速增長而不至于出現過熱，出現高通脹的狀況。

四、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的交匯 

新經濟的另一個表述是知識經濟。對知識經濟一般的提法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這種表述沒有準確界定新經濟的特征，作為知識經濟的特征性的表述應該是以知識創新為基礎的經濟。依靠知識創新，新知識新技術不斷涌現，新知識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速度大大加快。

在新經濟時代，建立在知識創新基礎上的企業的成長期可能縮短，就象微軟公司那樣不過幾年就一躍超過具有百年發展歷史的福特和通用等制造業公司而成為世界首富，但是，由于科技進步的速度加快，這些高科技公司企業的衰退期也可能加快。[3]因此高科技部門和企業的創新要求特別緊迫。

就創新來說，有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兩個概念。在這里區別知識創新與技術創新很有必要。科技進步的全過程包括三個環節：上游環節即知識創新環節；中游環節，即創新的知識孵化為新技術的環節；下游環節，即采用新技術的環節。技術創新主要是在中下游環節的創新；知識創新主要是在上游環節即知識創造領域的創新是技術創新的源。

在新經濟條件下技術創新和知識創新有相互交匯的趨勢。過去，技術創新的最終環節是將新技術應用于生產過程。在現代，技術創新的先導環節進一步延伸到科學向技術的轉化過程。知識創新的環節過去主要限于科研機構和大學這樣的知識創造和傳播領域，現在之所以出現知識經濟的概念，就是因為知識創新延伸到了科學知識轉化為生產力的領域。這樣高科技的孵化領域成為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的交匯點。

在新經濟時代，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的速度成為競爭力的重要指標，與此相應，人們對發展高科技的創新機制的關注點，由關注技術的采用轉向關注技術進步的源泉（知識的創造領域）及其轉化。這就提出了加強大學、科研機構與產業部門的聯合與合作、建立產學研緊密結合的機制的要求。就象美國的硅谷緊靠斯坦福大學一樣。這里的關鍵是建立知識的創造和知識向生產力轉化的上下游聯系。一方面解決好大學和科學院研究課題的商業化價值問題，另一方面解決好企業敢于對高科技的研究進行風險投資問題。

在新經濟條件下，知識和技術的創新與知識和技術的創業是相聯系的。在許多場合，知識和技術轉化為生產力是通過知識和技術的創業實現的。創業即將知識創新的成果通過創辦科技企業途徑孵化高新技術。創辦科技企業普遍面臨的問題，是進入該領域創業的往往是有技術缺資金，缺乏經營企業和市場運作的經驗。這就提出了創業機制的創新問題， 

在舊經濟時代，創業主要靠資本(資金)，而在新經濟時代，創業主要靠知識和技術。前者是以資金招技術，后者則是以知識和技術招資本(資金)。該領域的投資屬于風險投資，當然高風險也可能有高收益。這就提出了對風險(創業)投資的需求。孵化高新技術要有足夠的資金投入。在這方面政府投入必不可少，但是更為重要的是為之提供順暢的風險投資（創業投資）渠道，也就是為有技術而缺資金的項目提供風險投資。在新經濟中風險投資的供給也較為充分。在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條件下，一般利潤率具有下降的趨勢，由此使資本的最低限量提高，就使達不到限量的資本無力轉向實體資本的領域，而進入信用和股票等風險領域。各種類型的基金如養老基金、保險基金等將這些小額的投資集中起來并進而成為風險基金的來源。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風險投資作為創業投資與其他投資，它所追求的不是在企業中獲取股權收益，而是在股權交易中獲利，因此為風險投資提供順暢的退出機制，使投入高科技項目的資金在孵化出高新技術和企業后能退出來進入新的項目，保證風險投資的可持續。美國的納斯達克股票市場（Nasdag）最為活躍就是新經濟的重要反映。[4]

過去的理論特別青睞大企業。而在孵化高新技術方面最為有效而且成功的是小企業。其原因就是錢穎一所總結的兩條：一是對創業者的激勵能力，小企業更強；二是創新失敗的風險約束，小企業更強。因此新經濟條件下的創業機制以民營科技型小企業為基礎，對科技人員辦民營科技企業提供更為有效的鼓勵政策和更為寬松的創業環境。例如：企業登記不以資金規模為門檻，科技園、創業中心都要為其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和經營企業的輔導。 

五、電子商務和與產業創新

對信息產業和數字經濟發展起主要推動作用的是電子商務。電子商務對經濟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其本身的價值。在產業鏈中，正是由于電子商務的廣泛應有，形成對信息技術產業的強大需求和拉動力。就是說電子商務成為信息產業和整個新經濟的發動機。 

電子商務對經濟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它本身活動的價值。企業利用電子商務，通過提供更有用的信息，增加商業機會，發展新型服務，簡化銷售過程，降低成本等活動，能夠取得競爭優勢。同時，因特網也強化了價格約束機制，因為消費者能通過多種途徑得到商品價格和有關信息。

電子商務在總體上還處于方興未艾階段。電子商務的規模與上網的人數相關。據美國商務部1999年報告，雖然無論從上網人數上，還是從上網人口所占的比例上，美國都具有絕對的優勢，但是到目前為止，與全部經濟相比，電子商務所占的份額還很小，全球到1999年5月還只有1。7億人訪問過因特網。即使在因特網最為普及的美國，作為零售業一部分的電子商務占其總額的比例還不到1%。這意味著新經濟發展還有很大的潛力。

從美國新經濟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信息技術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而且可以看到美國各行業的信息技術投資給其生產率所帶來的變化。從美國信息產業的發展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中，我們可以大致確定在新世紀所要進行的結構調整和產業創新的方向。哪個國家能夠在因特網上給予更多的重視，在信息技術的開發和研究上投入更多物力、人力和財力，為電子商務的發展拓平道路，那個國家就可能在國際競爭中具有壟斷優勢。

第5篇：數字經濟增長規模范文

其實，在這個話題的背后是朱曉明對第三次工業革命及其戰略的思考。“這或許是一場顛覆我們從前習以為常的理論和概念的革命，全球經濟都將面臨新的挑戰。機遇在哪里，需要我們所有人思考。對于商學院來說，在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大挑戰、大機遇中，更要先行一步進行管理學、經濟學的理論創新與教學手段的探索，這樣才能幫助中國企業家和創業者們尋找到正確的努力方向。”

第三次工業革命將如何改變我們的經濟社會？中國乃至世界經濟將遭遇什么樣的挑戰？在我們的身邊又將蘊含什么機遇？記者日前采訪了朱曉明，聆聽了他的獨到見解。

在前兩次工業革命中，消費者不太重要，沒有太大的權利；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消費者變得非常重要，擁有更多的權利

3D打印技術揭示了什么？朱曉明認為，至少是一種添加型、個性化的生產模式已經開始。舉例說明：使用3D打印機的創意產品社會化的電商Quirky的運營模式是這樣的：吸納各種想法，然后放到臉譜上測試受歡迎程度，選擇受歡迎的產品在電腦上具體制作，再通過打印機打印出來，最后為產品定價銷售。在這個過程中，所有人都成為了產品或者服務的制造者。現在這樣的生產模式還不多，但假以時日一定會走向普遍。

3D打印技術只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一種表現形式。第三次工業革命實際上是一場關于數字技術與數字化的革命。《第三次工業革命》作者杰米里·里夫金認為，互聯網技術、可再生能源可結合起來，為第三次工業革命創造強大的基礎設施。《當我們變成一堆數字》作者斯蒂芬·貝克說，數字科學家已經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個領域，他們正面臨新的挑戰，不僅要描述網絡用戶的品位和嗜好，而且要洞悉人類不斷變化的心情。

這場數字化革命使更多的定制化產品、服務和促銷信息得以實現：市場營銷者可以建立和維持與顧客的關系；可以收集和分析日趨復雜的消費者購買方式和個性特征方面的數據；可以使得消費者更容易也更有效地尋求到更多關于產品、服務和價格的信息。

這其中有個很重要的改變，就是消費者地位的轉變：在前兩次工業革命中，消費者不太重要，沒有太大的權利；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消費者變得非常重要，擁有更多的權利。

第三次工業革命正深刻地改變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產業。例如應用IBM的SmartCloudTM技術，意大利漁業（第一次產業）的生產者可以大幅提高收益。至于第二次產業方面，杰米里·里夫金介紹得很詳細，他說，更聰明的計算機軟件、新材料、更靈巧的機器人、網絡制造業服務商和新的制造方法會推動制造業數字化的發展。第三次產業從第三次工業革命中也受益良多。以阿里巴巴金融為例，它是一家主要為小微企業提供貸款的企業。大家都知道，小微企業融資難，因為外人很難了解其真實情況，貸錢給它們有一定風險。可阿里金融做到了。阿里金融的不良貸款率僅為0.9%。阿里金融靠的是數字技術。由于任何個人和企業在使用網絡后都分別留下經營行為、消費行為的數據，阿里金融可以運用大數據這種數字技術的手段對這些數據進行分析，從而準確地掌握了這些小微企業的情況，也就有把握、有底氣把錢貸給它們。

第三次工業革命顛覆了很多從前習以為常的理論和概念、也讓已經選擇好的經濟發展路徑開始面臨瓶頸

朱曉明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到來為經濟學、管理學提出了一些新的課題。我們過去習以為常的理論和概念正在被顛覆，很多我們已經選擇好的發展路徑開始面臨瓶頸。

第一，從規模經濟到范圍經濟。產品經濟時代講求規模經濟，即生產規模越大、單位成本就越低；而服務經濟年代，企業制造出來的可能不僅有有形的產品，還會有無形的服務。這時的經濟規律不僅有規模經濟，而且有范圍經濟，即品種多、規模不大但效益不見得不好。

前幾年有本很流行的書叫《長尾理論》，研究服務經濟年代的生產規律：用流行度和產品種類標識企業盈利的能力。過往的理念是這樣的“二八現象”：由于20%的大客戶會帶來80%的利潤，另外80%的小客戶只能帶來20%的利潤，企業必然牢牢抓住那20%的重點客戶。但數字化時代，網絡讓資源可以共享，它提供了我們另一種思路，即服務類的產品，短頭和長尾都應充分得到重視。此外，蘋果9萬種軟件滿足用戶的繁多需求卻帶來豐厚的利潤，是范圍經濟的極佳案例。

第二，從收費到免費。以前會計學教授都是講授收費經濟學，教大家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回收投資。企業家也都覺得越早開始賺錢越好。但現在不同了，免費的現象在一些行業，尤其是平臺類行業相當普遍。依靠部分免費的營銷策略，企業將爭取到更多的客戶群體從而賺到更多的錢。

實行免費策略的平臺可以分為四類：交易平臺、媒體平臺、支付平臺和軟件平臺等。免費交易平臺的典型有亞馬遜中國等電商網站，它們提供購物滿額多少就免費配送的服務；免費媒體平臺的典型有中移動的飛信業務，它依靠免費吸引了大量用戶；免費支付平臺的典型有招商銀行等，信用卡刷卡達一定金額就可以免年費，還有第三方互聯網支付企業目前對個人免費服務；免費軟件平臺的典型有盛大推出免費的網絡游戲《征途》、奇虎360為用戶提供免費的殺毒軟件。

第三，從企業內研發到研發的外包與眾包。過去企業內的研發被看作企業核心競爭力，現在不一樣了，將研發封閉在企業內部是缺乏創新力的表現，研發可以外包，甚至要眾包。

舉兩個眾包的例子：前幾年的調研告訴我們寶潔每天都有新產品被開發出來，光憑企業內8000多名研究員顯然是不夠的，寶潔用眾包的辦法向全球征集設計方案，可以征集到14萬個科學家和工程師為它開發產品，如此一來，寶潔的產品創新源源不斷；維基百科全書如果光靠幾十個人可能要寫上數十年，但依賴全球網友的力量只用了4年就完成了。研發眾包的案例越來越多，這是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

第四，從供應鏈到需求鏈。在傳統的生產模式中，供應鏈是企業賺錢的法寶之一。那時，企業雖然也重視產品開發，可是更專注于打造分銷門店和團隊。而在當今服務經濟時代，需求鏈才是賺錢的關鍵之一。需求鏈是服務經濟時代誕生的新產物。當所有企業都在追尋同樣的顧客，并在相互合作的網絡中進行顧客的需求信息分享時，就會導致需求鏈的產生。需求鏈能容納的企業越多，產生的效益就越大，享受需求鏈服務的消費者也能從中受益、

第五，從傳統產業到以互聯網、平臺、大數據和云服務為基礎設施的產業。第一次產業、第二次產業、第三次產業都可以應用以互聯網、平臺、大數據和云服務為基礎設施來提高生產效率。如多利農莊屬于第一產業，以前它生產的產品是從田間到地頭，現在實現了從農作直接到餐桌。農作物種植的溫度、光線、施肥等都靠電腦和網絡掌控，客戶、品種與產量的需求也全部實現數字化。又如香港利豐行屬于制造業，但它沒有一家工廠、一個工人，卻能一年出口價值80億美元的服裝，依靠的是“網絡協調員”。利豐行有一條網絡供應鏈：在巴基斯坦采購棉花、在中國內地采購紐扣、在日本采購拉鏈、在孟加拉國制衣、在中國香港實現銷售和出口。一批網絡協調員通過互聯網等數字技術手段掌控著這條供應鏈。

傳統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到了極限，經濟增長當下可以依靠數字革命，因為數字經濟時代的勞動力結構對年輕者的需求量越來越大，擁有全球大學生人數最多的中國將擁有太多有利機遇

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改變，對中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都是一次挑戰。經濟全球化推動了全球經濟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說，發展中國家翻版復制了發達國家第一次與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經濟增長模式。但這種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到了極限，因為前兩次工業革命最終將表現為：經濟增長了，卻耗費了大量的能源、原材料，并驅使全球均難以承受碳排放過量帶來的環保危機與溫室效應等氣候危機。

不過人類是充滿智慧的，大挑戰也意味著大機遇。

如果說，30年前我們依靠引資建廠、從事勞動密集的加工業；20年前我們依靠擴大出口、從事國際貨物貿易；10年前我們依靠承接服務業轉移、從事國際服務外包的話，那么，今天我們可以依靠數字化革命。數字經濟時代的勞動力結構對年輕者的需求量越來越大，擁有全球大學生人數最多的中國將擁有太多有利機遇。

第三次工業革命年代的互聯網、平臺、大數據與云服務等服務經濟的基礎設施，讓我們見識了任何一個產業終將“無數而不生”、“無網而不勝”。這個年代，“數”與“網”等成為迅速崛起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家的基因。

對企業家來說，“數”與“網”將蘊含什么機會？

從全球著名科技預測曲線“Gartner”中可以窺探一二。“Gartner”曲線起始于1995年，精確預測了科技發展趨勢。而在“Gartner”曲線2011年預測的42個事件都與數字技術有關，其中有6個事件將在未來兩至五年內發生，它們是大型數據與極端信息的處理與管理、無線充電、私有云、網絡平臺、位置感知應用、語音識別技術等等將成為主流。對于中國企業來說，抓住其中的技術也就抓住了機會。

第6篇：數字經濟增長規模范文

但2013年底的這一功課，似乎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讓人迷茫，難以定調。

11月以來，坊間集中釋放出印企倒閉新聞；“印業過冬”的預判也在一輪輪的消息刺激下變得愈加肯定。

個別企業的倒閉消息，能否推導出全局俱冷的悲觀結論？局部市場的萎靡癥狀，是否演化為整體產業的下滑態勢？動蕩的2013，行業發展的真實狀況究竟如何？

還是讓我們努力從一些數據中，觸摸行業發展的真實脈動。

就像“全社會用電量”是經濟增長的“晴雨表”，能基本匹配工業經濟的總體表現一樣，在印刷業，對成本大戶紙張的跟蹤觀測，也能大體反映印業的經營走勢。

根據中國造紙協會的產銷分析，截至2013年9月底，國內“機制紙及紙板”的生產量，同比增幅只有0.83%。由此推及全年的國內市場消費量，中國紙協給出的預測很不樂觀：新聞紙將下降4.5%，書刊用紙將下降4.4%，銅版紙持平或略高，白板紙將下降5%，而箱板紙和瓦楞原紙，將分別下降2.1%和1.3%。除了銅版紙，2013年國內市場消費量將出現全線下滑的態勢。與之對比，2012年“機制紙及紙板”的國內消費量還有4.65%的增幅，與印刷業相關的各個紙種，增幅基本在5%左右。而2012年之前的更早時期，2位數的高速增長，曾是紙業多年的榮光。

再看印機業，似乎在2013年也經歷著同樣的走勢。截至9月底，國內62家主要印機企業產品銷售收入同比下降6.13%，市場活力不足、后續生產乏力，成為國內印機企業普遍面臨的困境。

兩組數字，相互印證著進入2013年的中國印業，支撐高速增長的動能已經極大減弱。但另一個數據觀察窗口，卻也在為我們提供著更為豐富的行業發展細節。國家統計局月度統計顯示：截至9月底，GDP增速7.7%，全部工業工業增加值增長速度9.6%，印刷業的工業增加值增長速度為11.7%。此組數字中工業企業的統計范圍為年銷售收入2000萬元以上的規模型企業，也就是說，印刷業中的相當部分中大型企業，其在2013年的發展依然保持了平穩的增長態勢。

第7篇：數字經濟增長規模范文

4月16日上午，國家統計局如期一季度宏觀濟數據：一季度GDP規模65745億元，增長6.1％。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8.8％，消費增長15.0％，工業生產增長5.1％，CPI下降0.6％，PPI下降4.6％。這些數據瞬間成為行業內關注焦點，有很多機構判斷中國經濟已經見底，最壞時刻已經過去。

上投摩根認為，一季度宏觀數據為市場帶來信心，經濟總體有明顯的回暖趨勢。去庫存化和政策效果已經開始得到驗證，房地產和汽車行業的銷售近期出現了很多亮點，貨幣供應也非常寬松，政府不斷出臺各種產業振興計劃，財政支出為經濟增長助力。一些早先較為悲觀的機構分析師已經開始調高對中國經濟的預期。從去年下半年以來預期下調，到最近的預期上調，從一個角度說明，以GDP同比增速測量的中國經濟或許已經在一季度見底。

底部形成

國泰基金認為，最新的宏觀數據顯示，政府的一系列干預經濟的政策基本取得了預期的效果，衰退最嚴重的時期可能已過去，中國本輪經濟調整的底部已初步形成。而關于宏觀數字對市場的影響，該基金認為有四個效果：對目前市場起到了有效支撐，部分打消了市場對經濟見底的疑慮；支持了此前兩季度策略報告的判斷，震蕩向上，但大幅度上漲可能性較小；對信貸數字能夠維持的隱憂還在，目前關注焦點是投入之后的效果如何；由于季節性因素，4月份大多數數據―般不會太差，市場下跌空間有限，底部逐步提升。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楊瑞龍表示，最壞的時候是否過去還不能確定，但是經濟確實已經出現回暖跡象。楊瑞龍認為，CPI、PPI雙雙負增長，這兩個數字表明經濟上已經完全終止下滑的勢頭，中國經濟是否全面回暖，外貿是要重點考慮的因素。他強調，從國外的經濟形勢來看，以美國為代表的國家也出現回暖的跡象，內需的啟動還有一個階段，如果是外部經濟開始全面趨暖的話，中國觸底然后開始向上走是可以判斷的。但是外部經濟狀況還是不理想，盡管中國出現了一些回暖跡象，未來如何走還有待于觀望。

一些擔心依然存在。國泰基金認為一些數字提醒我們中國經濟還未完全走出經濟危機。一方面，2009年1～2月份工業企業財務數據繼續惡化，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下降37.3％。另一方面，出口依然不好，目前僅僅略有改善跡象。3月份出口下降17.1％，跌幅比1～2月份縮小4個百分點。由于經濟環境的影響，寄希望于外需大幅改善看起來不太現實，對此方面不應過分樂觀，剛剛開幕的廣交會也提醒中國外需的萎縮短期不見好轉。

“應該把改革作為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基調。刺激內需從投資轉向消費就是要改革，而消費的啟動又是一個改革，沒有改革不可能這么轉換的。中國目前出現的格局除了外部因素之外，和內部這種投資經濟增長的模式有大的關系。”楊瑞龍認為，就算沒有外部沖擊，中國內部的經濟增長肯定也存在瓶頸。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僅僅使得我們的內在矛盾提前和加大爆發，“這么一個過度儲蓄、過度投資肯定不能長期維持經濟發展。”

“供求矛盾在過去常年的外需拉動下被掩蓋，從短期來看我們對外部經濟有很大的依賴性。過去進出口總額占GDP60％多的份額，要短期內一下摸平是不大可能，長期來看是要通過改革轉向，這是一個長期因素。”楊瑞龍表示，當前的中國的經濟形式還比較好，趨暖的跡象比較顯著，關鍵是要防止反復。

上投摩根基金也提示，城鎮就業情況的改善和居民收入的持續增長，以及后續的內需增長和消費仍是我們關注的重點，目前還需要進一步的觀察。如果消費能夠穩定的增長乃至超預期，將會為市場帶來更加明確的信心。

曙光初現

在博鰲亞洲論壇2009年年會上，與會的多位財經官員對當前經濟熱點問題闡釋了自己的觀點。從這些主要財經官員表態的字里行間，明顯可以感受到經濟的春天已經悄然來臨，中國經濟有望就此復蘇。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姚剛表示，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政府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并實施總額4萬億元的投資計劃，實行結構性減稅政策和多次降息以及增加銀行體系流動性、振興十大產業等等，這些對穩定預期、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這些措施已經取得了初步成效，經濟增長出現積極現象。”姚剛表示。

作為國民經濟的晴雨表，資本市場對經濟狀況已經有所反映。到今年3月底，上證綜合指數和深證綜合指數分別比年初上漲了30.34％和41.71％，在全球主要股指當中漲幅居前，這是資本市場對于中國經濟狀況合理的反映。

國務院國資委主任李榮融表示，這次經濟反彈可能比想像的來得快。中央企業的經濟指標已出現明顯回升，但是環比已經上升了26％，這表明央企過冬的措施已有成效。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則表示，對當前經濟形勢非常樂觀。從目前經濟數據來看，中國經濟正在向好的方向發展，特別是消費得到了很大激發。

他還表示，中國的銀行業運行穩健并保持盈利。去年整個銀行業的利潤達到5834億元，創下了全世界紀錄。今年一季度整個銀行業的撥備覆蓋已經達到了123.9％，通過審慎的監管、經營，銀行業一定可以給廣大存款人交出一本放心的賬。

第8篇：數字經濟增長規模范文

在就業問題日益嚴峻并產生對經濟學研究巨大需求的情況下，勞動經濟學研究也日趨活躍，但大多數討論卻不能揭示就業、失業問題的宏觀經濟學含義，從而降低了這些研究成果的政策實用性。本文以回答為什么近年來的經濟增長沒有帶來顯性就業的增加為問題出發點，將更深入探討就業彈性，分析城鎮失業原因，并從促進就業的角度評價近年來的宏觀經濟政策，提出對癥的政策建議。

一、就業結構和就業增長模式

由于關于中國勞動力市場狀況的統計信息令人撲朔迷離，許多發表的統計數字又往往與實際觀察到的情形不一致，所以，在對于中國勞動力市場狀況的理解上面形成諸多誤導。有三個代表性的觀點值得關注。第一是質疑官方的城鎮失業率數字。由于公布的數字是登記失業率，而不是具有可比性并且更接近實際情況的調查失業率，許多研究者進行了各種間接的估計，得出遠比官方統計數字高的失業率。第二是認為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城鎮就業沒有增長，甚至可能絕對減少。例如，羅斯基（Rawski）就把“就業增長幾乎為零”，作為質疑中國經濟實際增長速度的依據之一。第三是通過計算就業彈性，得出經濟增長帶動就業越來越少的結論（李紅松，2003）。

本文作者之一已經對實際失業率數字和就業是否增長的問題給予了回答（蔡?P，2004），指出由于口徑的不同，城鎮實際失業率的確大大高于登記失業率，2002年達到6.1%.由于勞動參與率的下降和就業不足造成的在統計上的影響，實際失業率并不像許多估計數字那樣高（見表1）。同時，由于經濟成分日益多樣化，就業結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傳統的統計體系不再能夠涵蓋全部城鎮就業，因而“單位就業”統計范圍內的數字也不再能夠充分反映就業的增長狀況。勞動力市場發育的增量性質，使得大量新增就業（如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就業和失業、下崗職工的再就業）是通過一些傳統統計不能涵蓋的渠道實現的。例如，2003年城鎮全部就業人數為2.56億，而統計的單位就業人數只有1.1億，兩者之間的差額達1.47億。而這種情況使得我們不能僅僅依據傳統統計渠道的就業增長數字，妄下關于經濟增長創造就業減少的判斷。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相應年份，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3》數字估算。

由于使用的就業數字不當，目前關于就業彈性的計算都得出了日益減小的結論。這里存在兩個問題。第一，總體就業彈性的計算反映的是城鄉全部就業和GDP 總量之間的增長關系。一方面，在統計上，農業起到的是就業蓄水池的作用，凡是非農產業未能吸納的就業都被計入農業中了。所以，這個總量分析的意義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分部門計算就業彈性，所使用的就業數字不包括單位就業渠道之外的就業，這樣，大量的就業增長被排除在計算之外，就業彈性被大大低估。實際上，我們關心的是城鎮的經濟增長是否帶來相應的城鎮就業，以及彈性有多大。因此，依據全部城鎮就業和GDP 數字，單獨估算城鎮的就業彈性更能夠反映真實的情況。

如果我們僅僅考察城鄉總體的就業彈性和分第一、二、三次產業的就業彈性的話，我們會得出與大多數其他研究相同的結論，即就業彈性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但是，一旦把全部城鎮就業作為分析對象，觀察其增長率與城鎮GDP 增長率之間的關系，就看到不同的景象。我們首先從GDP 總量中減去農業增加值，再減去鄉鎮企業中非農產業的增加值，通過適當的價格調整，就可以得到實際的城鎮GDP 年度增長率。用城鎮就業年度增長率與城鎮GDP 增長率相比，就得到了城鎮就業彈性這個指數。我們按照三年移動平均的方式將其繪于圖1.

與城鄉整體的就業彈性下降趨勢不同，城鎮就業彈性從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總體上呈現上升趨勢，并且于90年代后期向早期的水平接近，2000年達到0.31，只是在本世紀又有所降低，2002年為0.19.也就是說，城鎮GDP 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業增長0.19個百分點。這個就業彈性比按照城鄉整體和分三次產業的方式所計算的結果，都顯示更大的經濟增長就業彈性。由于這個計算與以往計算所使用的就業數字不同，所以，這個較大的就業彈性來自于單位外就業的作用。換句話說，以往的研究所得出的經濟增長沒有帶來就業的結論并不準確，而只能說經濟增長沒有帶來顯性就業。

二、自然失業率與治理方向

盡管依據全部城鎮就業數字估算的就業彈性表明，經濟增長并非沒有帶來就業增長，但0.2左右的就業彈性，與發展中國家平均0.3—0.4的水平相比仍然較低。所以，經濟增長沒有帶來相應的就業增長這個命題，從理論和政策的角度仍然有意義。為了回答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我們需要對目前的失業率進行分解，以便觀察其對經濟增長反應靈敏程度。

在宏觀經濟學中，失業通常被分解為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失業和周期性失業三種形式，前兩種形式的失業因其不可避免的性質而被稱作自然失業。首先，當勞動者從一種生產活動轉移到另一種生產活動時，通常會出現一個時間和空間的滯后，由此而產生摩擦性失業。這種失業形式并不意味著工作崗位的缺乏，只是需要時間和信息把勞動者和崗位連接起來。其次，當技術進步或產業結構變動造成一部分勞動者的技能無法適應新的崗位需要時，便產生結構性失業。這種失業并不意味著崗位總數少于勞動者總數，只是后者的技能不能適應新的就業崗位的要求。由于經濟活動從而勞動者永遠是處于動態中的，而且經濟發展本來就包含了不斷的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調整，一個正常的經濟不可能消除摩擦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所以，這兩種失業合并起來被稱為自然失業。第三，宏觀經濟處于周期波動中，當相對衰退發生時，就產生周期性失業。隨著宏觀經濟相對高漲，總需求增加，這種失業現象得以緩解甚至消失。

因此，自然失業是一種持續存在的現象，但諸多可變因素都可以影響到自然失業的水平。例如，如果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變化的幅度和速度較快，就可能比較經常和較大幅度地引發自然失業。但是，如果信息傳遞、職業培訓、政府規制狀況等反映勞動力市場發育水平和運行效率的條件良好，就可以通過勞動者對變化的更快適應而降低自然失業率。此外，社會保障覆蓋率和水平等一系列因素可能會通過影響勞動者尋找崗位的激勵，而影響自然失業水平和持續時間。可見，自然失業實際上并不是“自然的”和不可變的（Ottosen 等，1996）。因此，除了我們熟知的可以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抑制或刺激需求的作用影響周期性失業之外，也可以通過一系列作為改變自然失業的水平。而一個經濟中總體失業由自然失業和周期性失業構成的相對比例，決定著政策的主要方向和效果。

改革以來，特別是觸動存量調整的改革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發動以來，國有企業違背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在競爭中失去了市場生存能力，一方面產生大量虧損和破產企業，另一方面謀求生存的企業也開始削減冗員，使得一部分城市職工的鐵飯碗被打破，離開原來的工作崗位，處于下崗和失業狀態。與此同時，雖然勞動力市場與改革前相比有了長足的發育，但工資水平適應供求變化進行及時調整的市場機制仍然不完善，市場信息、職業介紹和職業培訓等勞動力市場服務也不完善，仍然不能適應重新配置勞動力的需要。由此產生自然失業，并在時間上得以延續。雖然在同一期間，宏觀經濟也處于相對緊縮狀態，因而周期性失業也推動總體失業率的上升，但自然失業率高并且構成較大份額，應該是這一時期總體失業率的一個重要的特征。

自然失業率雖然無法直接在現實生活中觀察，但可以通過觀察失業與其他經濟現象之間的聯系進行估算。菲利普斯曲線描述的就是這種相互關系，即名義價格水平的變化和反映需求的實際指標（如失業率）之間的關系（Phillips，1958）。通過解釋菲利普斯曲線，可以間接地估算自然失業率。

我們可以根據公式計算出不變的自然失業率為1.0%.然而，社會經濟條件是處于不斷變化中的，所以，自然失業率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例如，對美國經濟的經驗觀察表明，至少從1984年開始到20世紀末，美國的自然失業率處于穩定下降的階段。由于勞動力年齡構成變化，勞動力市場和產品市場的競爭性增強，以及工資預期與實際生產率增長更加協調等因素，美國的自然失業率較之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高峰值，下降了約1.5個百分點（Stiglitz，1997）。

就處于轉軌過程中的中國經濟來說，勞動力市場條件乃至整個經濟體制都處于不斷變化之中。特別是近年來產業結構變動速度加快，勞動力市場改革力度加大，都會導致自然失業率的提高。因此，我們應該按照變化的假設對自然失業率進行估計。用計算不變自然失業率類似的方法，我們可以計算出不同時段的自然失業率：1978—1984年為3.79%，1985—1988年為0.33%，1989—1995年為1.77%，1995年以后為4.43%.為了觀察自然失業率與總體失業率的關系及其變化，我們將兩者繪于圖2.通過對總體失業率的分解和對自然失業率的量化，可以使我們更深入地分析中國失業率變動的構成及其性質的變化，因而對于治理失業具有重要的政策涵義。總體來說，中國經濟具有較高的并且繼續升高的自然失業率，表明單純依靠宏觀反周期政策不能完全消除或緩解失業現象，擴大就業和治理失業，要求綜合一系列政策手段。

三、為什么宏觀經濟政策不促進就業？

從1998年開始，中央實施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具有了明顯的擴張性，旨在刺激消費和投資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然而，無論是調控取向還是調控措施，都不具有顯著的推動就業效果。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的顯著特點是大規模發行國債，并將銀行信貸與國債投資密切配合，重點投向基礎設施領域。而貨幣政策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與積極財政政策相配合，在財政投資尤其是國債主要投向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予以貸款配套，加大對這些領域的信貸投入。在1998—2002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五年間，國債項目累計投資3.28萬億元，除財政增發國債6600億元外，其余大部分為銀行貸款。僅2000年一年，金融機構直接增加對國債項目的貸款就達2000億元。在這種政策下，政府主導和引導的投資行業取向非常明顯，主要是將農林水利、交通通信、環境保護、城鄉電網改造、糧食倉庫和城市公用事業等作為重點投資領域，而這些投資領域恰恰是吸納就業能力較弱的行業，也就是說，擴張性政府投資具有逆就業傾向。

以2002年為例，當年國債投資實際完成額約933億元，按照投資比重由高到低排列，分別為農林牧漁業（25.5%）、交通運輸郵電業（18.8%）、電力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16.0%）、制造業（13.9%）、建筑業（8.7%），累計占全部國債投資的83%（劉如海等，2003）。為了更好地觀察這些行業的就業吸納特點，我們構造一個行業就業密集度指數。該指數系特定行業的勞動—資本比與平均勞動—資本比的比值。計算表明交通郵電、電力及水的生產供應業、制造業、建筑業和商貿餐飲業的就業密集度指數依次大幅度提高，但在國債投資中的優先順序卻恰好相反，即積極財政政策所引導的重點投資領域，卻恰恰是就業密集程度低的行業（圖3）。

除加大對國債項目的信貸投入之外，貨幣政策的另一個顯著特征是持續下調利率，以刺激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利率不斷降低，并不意味著中國的資本已經成為豐裕的生產要素。中國剛剛達到人均GDP1000美元，遠遠沒有超越發展經濟學認為存在資本和外匯雙缺口的發展階段。因此，調整利率所導致的資本相對價格下降只是一種周期性現象。

與此同時，由于城市形成了二元化的勞動力市場，以國有企業為代表的工資的形成機制仍然是制度性的，即使在失業現象已經十分嚴峻的情況下，傳統體制內的工資水平仍然呈現較快的上升趨勢。1997—2002年，國有單位職工平均實際工資年均增長分別達到4.2%、6.7%、12.9%、10.9%、16.2%和16.3%，明顯高于其他單位。這樣，對于那些容易得到貸款的大型國有企業來說，資本變得相對便宜，勞動相對昂貴，從而誘導出產業和技術選擇中用資本替代勞動的傾向，產值增長不能帶來相應的就業擴大。

生產要素被人為扭曲的判斷，可以從資本在不同部門的邊際報酬差異得到印證。如果資本價格沒有扭曲，并且按照市場原則進行配置的話，資本的流動遵循邊際報酬遞減規律，最后會在各部門間形成趨于均等的邊際報酬率。否則，在那些易于獲得資本，并且使用成本較低的部門，資本邊際報酬就相對低，而那些獲得資本有困難，并且使用成本較高的部門，資本邊際報酬就相對高。世界銀行（2004）的一項研究表明，20世紀90年代中國農村非農產業的資本邊際收益率遠遠高于城市工業，而且超出的幅度呈現越來越大的趨勢。1990年農村非農產業的資本邊際收益率是城市工業的2.1倍，1995年提高到3.7倍，2001年提高到5.2倍。這一期間農村非農產業資本邊際收益率的增長速度是城市工業的4.3倍。這里，城市工業可以代表受到資本供給優惠，從而存在價格被低估傾向的部門，農村非農產業因企業規模小和民營性質，從銀行貸款則因金融機構嚴格的貸款條件而往往被拒之門外，因而資金需求只能從其他渠道獲得，成本高昂，接近于以真實市場價格獲得資本。

勞動力市場的分割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資本替代勞動的傾向。勞動力市場的分割，主要表現為農村勞動力難以進入城市正規部門就業，一般勞動力難以進入國有部門尤其是國有壟斷部門就業。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樣，這些正規部門、國有壟斷部門恰恰是具有充足廉價資本供應的部門，在資本的價格長期被壓在均衡水平之下、就業存在體制的條件下，這些部門必然進一步使用資本替代勞動，導致高投資、低單位就業的經濟增長模式。

四、政策結論

第9篇：數字經濟增長規模范文

就業率高低是宏觀經濟的一個重要指標

就業和民生是宏觀經濟中應當關注的最重要的指標。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就是以研究失業問題為主要對象而創立的。不考慮就業的宏觀調控，在現代國家中是不可想象的。

目前宏觀經濟運行的基本格局是：快速度、平物價、高失業。GDP增長10．7％，消費物價增長1．4％，勞動力閑置率15．77％。在我國的經濟增長中，高投資、高出口，但勞動力要素拉動經濟增長不夠。統計顯示，投資對增長的貢獻為48％左右；進出口對增長的貢獻大約為22％；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30％左右。從這三個數字可以看出，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依然遠遠超過消費。

我國投資與消費比例嚴重失調。按國際慣例，處于發展中期階段的經濟轉型國家，投資與消費比例的正常水平是30∶70，正常的下限是35∶65，但我國是45∶55。因為消費決定于收入，而收入決定于就業充分與否和勞動力工資的高低，國內消費偏冷的主要原因不是居民普遍有錢而因社會保障不健全不敢消費，而是勞動就業嚴重不足和工資水平增長相對緩慢，經濟增長主要由投資及將國內消費不了的產品出口拉動的。

國內需求不足，消費偏冷，重要原因之一是居民收入水平低。投資率高，并不意味著可以給老百姓增加收入。一般來說，資本（指企業）和國家分配率高，規模會越來越大，勞動和人民群眾的分配率相對就低。因為國民生產增加值從收入分配 講，一年中是一定的，如果國家分配的多，資本所有者分配的多，勞動者和居民就分配的少，不可能存在既確保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又保證企業的利潤大幅度提高，又要盡快提高人民群眾收入的現象，這是一個經濟學的常識。

這一點從數字上可以印證。財政部公布的統計數字顯示，2006年，全國國有企業實現利潤1．1萬億元，同比增長19．7％。2006年1-11月工業企業利潤16532億元，同比增長30．7％；財政收入增長25％；而城鎮勞動者平均報酬增長14％左右；農村居民純收入平均增長估計超不過6％。為什么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在高速增長時期，居民的收入也增長很快，而我們高速增長也近30年了，居民收入增長滯后，原因在于他們收入的增長很大程度上是勞動推動的，失業率低，中小企業多，勞動參與經濟的程度高，勞動的分配能力強，居民的收入增長就較快。我們的增長是由國家和資本推動的，國家和資本分配能力強，勞動的分配能力弱，政府財力充裕，居民收入增長卻緩慢。

擴大消費和解決就業的關鍵是鼓勵創業和發展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

消費的最大和最基礎的潛力是增加就業。國內消費擴大，才能改變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長期失調的格局。根據我的計算，2005年城鎮勞動者年平均報酬18200元，2006年如果真實閑置率降低到5％，有3814萬勞動力工作，按照年平均14000元計算，勞動報酬總收入為5339億元；如果城鄉鼓勵創業，能多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就業，1億剩余勞動力有50％務工，年平均收入達到10000元，勞動者總收入為5000億，兩項相加10339億；由于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消費率較高，假定為80％，經濟學上的消費乘數一般為2．5％，則國內消費增加20 678億元。假定勞動者投入對投資和出口的拉動有替代作用，而20萬左右的GDP總量不變，則投資與消費的比例會調整到65∶35。有的學者認為，中國消費不足是由于社會保障不健全而居民不敢花錢導致的。我認為，從主要因素講，這是不對的，是一種誤導。中國的問題是相當人口比例的居民錢少，甚至因失業而沒有錢，而不是有錢不去花。擴大消費最主要的是解決錢少和沒有錢的問題，其次需要解決的才是有錢不敢花的問題。

由于黨政事業單位在精簡，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也在總體上減少用工，特大和大型企業的資本有機構成較高，容納不了多少就業勞動力，解決就業的最主要和最大的渠道，是大量的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其解決我國每年新增和再就業的90％以上。因此，只有通過創業和就業，大力發展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才能有大量的就業機會。

國際上的規律是：一國96％以上的企業是微型和中小企業；65％~80％的勞動力在非登記、登記的微型和中小企業中就業；每個企業的平均就業人數范圍在9-15人；發達國家每千人口的非登記和登記企業數量為45-55個。

中國的情況是：中國就業越來越難的關鍵是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相對太少，增長緩慢。數字顯示，2005年城鎮總就業勞動力為27331。過去國家工商局一直公布中國企業數量在800萬左右。2005年經濟普查表明2004年法人企業只有325萬家。后來國家工商局又公布中國2005年有350萬法人企業。2005年中國如果按照350萬個法人企業計算，每千人只有2．7個企業；黨政社團事業單位就業的人數4000萬左右，黨政社團就業的非編制人員2000萬左右，企業中就業的人數18 553萬人，平均每個法人企業53人。如果按照國家工商局最近又調整的數據近800萬個企業計算，則為每千人6個，遠遠低于發達國家45-55個的水平，也遠遠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千人20-30個企業的水平。如果是800萬個，中國平均每個企業就業規模為23人。實際上，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是勞動力的最大需求者，只有鼓勵創業，大力發展它們，才能改變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的局面，變成像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結構轉型期一樣勞動力需求大于供給，這樣失業率才能降低，而且勞動力的工資也會增長較快。

鼓勵創業和擴大就業是實現收入公平分配的基礎

有學者認為，只有政府的再分配才能使收入分配公平；還有學者認為，收入差距拉大是發展中國家發展中不可避免的趨勢；另外還有人認為，收入差距是發展個體、私營經濟造成的。

我認為，只有鼓勵創業擴大就業，才能擴大中等收入人群規模，縮小因失業而貧困的人群規模，才能從基礎上實現社會的收入分配公平，才能有望扭轉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的局面。

根據我的研究，社會保障、財政福利在拉美各國、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體制上相差不大。但是，在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地方之一拉美各國是特大、大型企業多，而微型、中小企業少，失業率高；失業率最低和收入差距小的日韓國家和中國臺灣地區是微型和中小企業多。日韓和中國臺灣地區比中國大陸的人口密度都要大，它們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特別是它們的高增長過程中，并沒有發生嚴重失業、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的問題，其基尼系數并不呈倒U型變化，還發生了勞動力不夠用的現象。臺灣的基尼系數在結構轉型中間比轉型開始和結束時還要低，即呈正U型變動，關鍵是它們的微型和中小企業要比拉美和中國大陸多的多。

中國收入差距最小和基尼系數最低的地區是每千人個體戶和中小企業多的浙江溫州等地，收入差距最大和基尼系數最高的是每千人個體戶和中小企業最少的貴州。關鍵在于，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多，中等收入的人口相對多，因失業而沒有收入的貧困人口相對少，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數才能得到改觀。否則，中等收入人口少，因失業而沒有收入的貧困人口多，再想什么辦法，收入差距大的局面根本不可能得到改變。

另外需要說的是，在經濟增長中，只有充分利用閑置的勞動要素，相對降低資本和其他資源的使用，污染才能降低下來，第三產業才能發展起來，資源消耗也才能減少，增長方式才能得到調整。也只有鼓勵農村、集鎮和縣城市創業和擴大就業，才能改變勞動力在全國東西大流動，特別是向特大和大城市流動的困局。

鼓勵創業和擴大就業最關鍵的是通過立法和行政體制改革，從制度上消除政府各部門對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奪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