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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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范文
一、促進G20機制化建設，確保G20在促進國際經濟合作和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核心作用
要求議題設定必須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參與，將發展議題作為G20的首要關切和核心議題，推動平衡發展和綠色發展。世界經濟已經到了必須加快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發達國家才能實現經濟全面復蘇，并從根本上解決全球經濟失衡的階段。中國應積極推動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平衡發展和綠色發展，推動G20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由刺激經濟恢復轉向發展低碳經濟；在低碳經濟發展上，要求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技術，提供資金，并敦促國際金融機構支持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
G20當中新興經濟體已經占多數，而且在經濟發展領域的諸多問題上和我國有共同的利益。通過積極參與G20并將其機制化，有利于我方團結新興大國，爭取到符合我國家利益的結果。從長遠看，如果G20可以實現機制化，隨著我國國力的上升，再團結其它新興經濟體，我們就可以逐步引導議題、修改規則，掌握G20的主導權。
二、推動貿易自由化進程，反對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
在后金融危機時期，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有所抬頭，在這種時候，更需要G20發揮領導作用，推動貿易自由化進程，抵御當前出現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奧巴馬執政后貿易保護主義的新動向是將勞工標準和技術標準納入到新的雙邊協定中，我們應該做G20的工作，防止勞工標準和技術標準在多邊貿易體制框架下被濫用，制約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和出口擴大。
三、積極推動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加強金融監管，建立國際金融新秩序
在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國際金融機構改革方面，一是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促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合理化；二是繼續加強對金融機構、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場的監管；三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在國際金融機構改革方面，2010年10月在韓國慶州召開的二十國集團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上，成員國同意“克制貨幣競爭性貶值”，發展“更多由市場決定、反映經濟基本面的匯率體系”；各國就IMF的份額改革達成共識，歐洲同意放棄兩個席位和將6%投票權轉讓給新興經濟體國家，“金磚四國”將晉升該組織十大股東行列，而中國所占份額將從第六位升至第三位。根據新方案，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國家在該組織的一些重大貸款事項和國際經濟問題上的投票權將會大大增加，表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權力正在發生東移，特別是在向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偏移，意味著它們的經濟發展和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此次改革向打破歐美長期壟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發言權邁出了一大步，提高了發展中國家在該組織的代表性和發言權，進一步增強了該組織治理結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與金融事務中更好地發揮作用，有利于構建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
在這輪改革中，中國在該組織份額有所提高，不僅意味著中國出資額的增加和話語權的提高，更意味著要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它有利于中國進一步加強與該組織的合作，更好地發揮建設性作用，從而提高中國的地位和影響力；同時可以利用該組織為平臺，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另一方面，此次份額調整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基本框架和實力對比，美國份額沒有變，仍然具有一票否決權，美國主導該組織的秩序繼續延續，在未來的改革中，該組織除了要最終實現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平等享受投票權外，還應該制定公平合理的總裁任職資格和選拔程序、制定科學的份額計算辦法和動態調整機制、改革投票規則，避免任何國家有一票否決權等，以使它的治理和決策機制更加符合世界經濟多極化快速發展的要求。
四、團結發展中國家，爭取發達國家
一是在G20平臺內，與G8對應，與其它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協調談判立場，反映共同訴求，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二是在G20平臺外，在“金磚四國”峰會等其它對話機制加強與其它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溝通；三是反對任何強加于發展中國家的額外負擔和無端指責，防止G20成為發達國家重新瓜分世界市場、剝奪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成果的舞臺。美國力圖將發展中國家納入美國設計的全球經濟軌道，約束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中國要團結發展中國家，爭取發達國家，堅持把G20限定為國際經濟和金融協調平臺，區別不同情況，戰略性運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大國的不同身份應對各種挑戰。
五、巧妙周旋，為我所用
G20是美國重振全球領導力、實行全球經濟治理的新平臺；美國的全球戰略一直是將緊隨其后的“第二”作為主要戰略對手；美國利用G20平臺，通過讓歐洲國家讓渡部分權力，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組織的話語權，降低歐盟在全球經濟中與美國抗衡的能力；美國為維護美元的霸主地位，將金融危機期間暴露的國際貨幣體系問題轉移到全球可持續均衡增長、金融監管等問題上。中國要在宏觀政策協調、承擔大國責任的過程中，積極而穩妥地維護國家利益，保持中國宏觀經濟政策選擇的相對獨立性；針對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和系統性風險設置議題，深化全球金融監管和有效治理。
六、推動建立履行承諾的評估機制，加強G20峰會的執行力度
20國集團本質上仍然只是一個論壇性質的組織，沒有常設機構，沒有理事會、秘書處，更沒有執行、監督權力，所以實際執行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的諸多承諾口惠而實不至，如果這種狀況得不到改變，勢必影響20國集團的聲譽，進而阻礙其發展。
第2篇：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范文
自上世紀末以來，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缺陷逐漸顯現。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地位顯著下降，隨之，世界貿易組織的多哈談判失敗，全球氣候談判進展緩慢，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更是面臨國際貨幣體系和全球不平衡的重新調整，尤其是暴露了現行體系缺少國際收支糾正機制這一根本缺陷。這些缺陷也是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的缺陷。事實上，隨著新興國家的崛起，發達國家已經不再能完全主導全球經濟治理。發達國家也已經通過“8+5”、G20等安排來協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當前，G20已經成為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改革的主要平臺。G20是一個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組合。其中發達經濟體的利益和立場可以在G7的框架下進行協調，但是，誰來協調發展中經濟體的利益和立場呢？這個時候，金磚國家的出現，對于協調發展中經濟體的利益和立場，乃至對于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改革，均有重大意義。
金磚國家之所以能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作用，首先是因為其較大的增長潛力，帶來了世界經濟實力對比的變化。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力量對比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當前，發達經濟體在世界GDP中占53.8%，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占46.2%。2010年，發達經濟體的GDP增長率約為2.5%，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約為6.5%。按照這一速度，到2015年之前，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GDP總量就會超過發達經濟體。金磚國家自身與主要發達國家的力量對比也在發生重要變化。中國的GDP已經世界第二，超過了除美國以外的所有發達國家。世界銀行預測，到2030年，中國GDP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按照購買力平價，除南非以外，其他四個金磚國家均已成為全球前十大經濟體。金磚國家的經濟總量也將超過七國集團的經濟總量。這就說明，在經濟實力方面，由發達經濟體、尤其是七國集團占絕對優勢的世界經濟格局將會被打破。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全球財富生產和收入來源將主要來自于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尤其是金磚國家自身。
金磚國家之所以能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作用，還體現在其對國際市場日益增大的影響力上。金磚國家已經逐漸擺脫了經濟學意義上的“小國”地位。經濟學上的“小國”，是指其供給和需求對國際市場價格沒有影響、被動接受國際市場價格的國家。金磚國家對國際市場價格已經具有重大影響力。在國際大宗商品市場上，中國對石油、金屬礦產以及大豆需求，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巴西的鐵礦石和咖啡供應，均是國際市場的主要供需力量，均能顯著影響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價格。在國際金融市場上，金磚國家持有大量的國外資產，中國還是世界上外匯儲備持有量最多的國家，金磚國家國外資產配置的變化和跨國資本流動的變化，能對世界主要貨幣的匯率和利率造成重大影響。
金磚國家均處于迅速發展過程，均具有潛在的大國影響力。但是，也應該看到，目前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能力主導國際經濟秩序的重構，同時，他們的發展還受到發達國家的聯合打壓，均難以獨自面對發達國家的壓力，因而均有抱團取暖的需求。
從這個意義上講，金磚國家是在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世界多極化不斷發展的全球格局中，五個新興大國協調立場、凝聚力量、共擔壓力、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機制。這一機制對于全球經濟治理改革有兩大重大影響：一是有利于打破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建立發達國家和新興發展中國家共同主導的、更為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二是有利于協調發展中國家利益，統一發展中國家立場，避免對抗和過多的利益訴求阻礙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重構，并最終有利于新規則形成。
當然，金磚國家還是一個新生的機制，要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真正發揮上述影響力，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必須理順以下關系和回答以下問題：
金磚國家是經濟合作平臺還是政治與經濟合作平臺？五國對于金磚國家的定位各有想法。總的來說，爭論點在于它到底是一個經濟合作平臺還是一個政治與經濟合作平臺。俄羅斯更看重其政治與戰略作用，欲以五國合作為依托，削弱美國全球控制力，助推世界多極化，提振俄羅斯大國雄威。巴西、印度和南非三國均認為這是一個經濟與政治并重的平臺，希望其有助于提高大國地位，并期望利用這一平臺加速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進程。中國則更看重其在經濟、金融與發展領域的合作。當前，由發達經濟體主導世界經濟秩序的格局正在發生變化，重構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任務迫在眉睫，而歐美主要國家主導國際政治的力量還非常強大。同時，“金磚國家”在國際經濟合作領域的共同利益較多，而在國際政治領域的共識相對較少、互信程度相對較低。因此，“金磚國家”在近期內應該以經濟合作為主，以政治合作為輔，在長期內則可以定位為一個政治與經濟全面合作的平臺。
金磚國家是過渡性的機制、還是長期性的機制？一種觀點認為，“金磚國家”是一個過渡性平臺。未來十到十五年，中國將迅速縮小與美國的實力差距，承受的崛起壓力將陡然加大，故“金磚國家”可以為我用來規避和緩解外在壓力。待中國崛起成功之后，這一平臺將失去利用價值。另一種觀點認為，中國仍將在較長時期內面臨發展問題，保持發展中國家的身份，金磚國家有長期利用價值。其實，金磚國家的概念和成員有可能發生變化，但是其承擔的聯合新興發展中國家力量來參與國際治理的功能具有長期性。首先，G20將是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全球經濟治理最重要的平臺。在G20中，發達經濟體的利益可以在G7的框架下進行協調，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同樣需要一個類似的框架來進行立場協調。其次，即使中國未來成為全球舞臺的主導力量，仍然需要一個平臺來協調新興國家立場。
金磚國家是應該機制化還是保持論壇形式？“金磚國家”已經形成了以首腦峰會為核心，以高級事務代表、部長和駐多邊機構代表會晤為輔助，以智庫、工商界、銀行界等務實合作為支撐的合作框架。一種觀點認為，現有的合作框架可以實現“金磚國家”在各個層級上的對話與協商，目前的重點是找到可以務實合作的領域，盡快展開合作，強行機制化并無意義。另一種觀點認為，建立固定機構、穩定“金磚國家”機制，有利于“金磚國家”的發展壯大，也有利于防止西方國家的分化。事實上，“金磚國家”重在協調立場，而不僅僅是自身的合作發展；“金磚國家”是為了建立一個能夠充分反映新興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而不是為了與發達國家對抗。因此，就目前情況而言，“金磚國家”建立固定機構的條件尚不成熟。
第3篇：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范文
很高興有機會來到俄羅斯美麗的北方之都出席第十五屆圣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首先，我對論壇成功舉行，表示熱烈的祝賀!
圣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自1997年創辦以來，日益成為各界精英共商俄羅斯和全球經濟發展大計的重要平臺，國際影響越來越廣泛。15年來，這個論壇見證了俄羅斯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促進了國際經濟交流合作。我們對論壇起到的積極作用表示贊賞。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和平、發展、合作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各國經濟相互依存日益加深，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快速成長，區域經濟合作方興未艾，科技創新孕育新突破，國際經濟秩序深刻變化。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兩年多來，世界經濟復蘇步伐仍然緩慢，基礎依然薄弱，還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危機的深層次影響仍未消除。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此起彼伏。南北發展不平衡問題更加突出，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重新抬頭。人類生存和發展面臨著氣候變化、能源安全、糧食安全等一系列新的全球性挑戰。
中國愿積極參與討論和解決世界經濟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同各國一道應對挑戰。這里，我愿提出以下看法。
第一，加強全球經濟治理，繼續推進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國際金融危機不僅給世界經濟和各國經濟發展造成嚴重沖擊，而且凸顯了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缺陷。凸顯了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應對危機能力的不足。目前，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分量不斷增加，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日益顯現。新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應該反映世界經濟格局變化，遵循相互尊重、集體決策的原則，特別是應該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機制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我們應該支持和推動二十國集團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推動世界經濟全面復蘇和增長。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合作機制為全球經濟合作開創了新模式，是多邊主義的重要實踐。我們應該積極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推動建設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推動建立均衡、普惠、共贏的多邊貿易體制，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第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合理調整經濟結構布局。世界經濟發展給各國既帶來了機遇，也帶來了挑戰。我們應該深刻認識和緊跟世界發展潮流，主動適應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堅定不移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堅定不移調整經濟結構，有效解決各種經濟問題，在發展中促轉變，在轉變中謀發展。在推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布局的過程中，各國應該相互借鑒、取長補短，共同為促進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作出不懈努力。
第三，充分發揮科技成果潛力，加快科技和經濟融合。科技創新發展的廣度和深度正迅速拓展，各國都在加快實施科技創新戰略，加大研發投入，加快創新人才培養。中國也在積極致力于增強科技創新能力，推進創新型國家建設。我們應該推動各國加強科技創新領域合作，推動科技成果產業化，推動世界經濟發展更多依靠科技創新驅動，破解世界經濟發展中的諸多難題和制約因素，積極推動科技創新和提高人類福祉緊密結合，使科技創新成果更多惠及各國人民。
女士們、先生們!
作為友好鄰邦和戰略協作伙伴，中國始終關注和支持俄羅斯發展振興。我們高興地看到，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巨大沖擊，俄羅斯采取了一系列切實有效的應對措施，經濟重新呈現向好態勢。現在，俄羅斯正加快調整經濟結構，大力推進以創新為核心的全面現代化戰略，各項建設事業取得可喜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中國和俄羅斯同是世界重要新興市場國家。中俄兩國持續穩定發展，不僅為對方提供了發展機遇，也有利于促進世界經濟發展。近年來，在雙方共同努力下，兩國經貿合作實現強勁復蘇，中俄已經互為主要貿易伙伴。在這次訪俄期間，我同梅德韋杰夫總統商定，努力在2015年前把兩國貿易額提高到1000億美元，到2020年把兩國貿易額提升到2000億美元。我們將深化兩國投資、能源、核能、航空、航天、科技、金融、地方等領域互利合作，重點擴大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納米技術等領域合作，加強綠色新興產業合作，為兩國經濟發展增添動力。
女士們、先生們!
中國“十二五”規劃綱要從經濟發展、結構調整、科技教育、資源環境、人民生活、社會建設、改革開放等方面提出了未來5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和任務。概括地講，中國將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更加注重以人為本．更加注重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更加注重改革開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基礎。
第4篇：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范文
公司治理改革的新視角
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陳全生
“入世后中國的公司治理改革國際研討會”發言
在公司治理改革方面，需要關注新思路和新視角。
1.從注重在企業內部構造公司治理結構轉到從企業內部與外部結合上綜合考慮構造公司治理結構問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不僅僅要建立一套處理企業內部關系的新規則，更重要的是還要建立起一套處理企業與外部關系的準則。構造中國公司治理結構與推動中國企業改革，實質上是在“建立現代市場制度”。
2.機構投資者可以在積極利用公司機制方面起催化劑的作用，可以強化許多公司治理機制的有效性。機構投資者不僅要在股權多樣化中起作用，而且要在抑制股市的過度投資和減少不確定性、穩妥進行國有股減持、規范兼并收購行為、深度開發資本市場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3.銀行的職能不只是發放貸款和催收匯款，還要發揮銀行在公司治理機制中的作用，對債務人的公司治理施加積極、有力的影響，以規范債務人公司的行為。
保持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國際金融研究》2002年第五期
美國花旗集團副董事長斯坦利?費舍爾
2002年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合理的概況是：美國經濟復蘇的速度不會很快，歐洲緊隨其后，在全球經濟復蘇和出口復蘇的情況下，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情況將有所好轉。但是無論如何，歐洲、日本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都需要采取很多的政策措施來保證經濟復蘇。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盡管全球經濟狀況改善了他們的外部環境，但其內部政策仍是其經濟增長速度的決定因素。現在全球經濟正陷入衰退說明，全球金融體系并不比以前更為穩健。因此，為了獲得持續、快速的世界經濟增長，目前國際社會首先要做的是不斷促進貿易自由化，這是戰后世界經濟蓬勃發展的驅動力。
發展必須依靠政策的落實
APEC金融與發展項目年會開幕詞
世界銀行行長沃爾芬森
中國在和貧困作斗爭的進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我們從亞洲金融危機中認識到，真正好的政策必須能經過危機的考驗。
我們必須確保當前的體系能夠戰勝危機。當一個系統是脆弱的，受到影響最大的是貧困人口。因此，在這個意義上，金融合作的會議也是一個關注貧困與和平，關注社會公正和平等的會議。我們必須致力于促進資源對于社會整體的可得性；必須給企業予機會，給農村地區予機會，給致力于使國有企業成為更有效率的私有企業的人們予機會。我們必須給予他們采取行動所需要的資源和條件，為自力更生的人們提供必要的社會需求。
對此產生危害的因素是腐敗，以及政策的無法實施。所以，我們真正的挑戰不在于分析的困難，而是實施的困難。希望會議能夠取得真知灼見，但更重要的是能夠采取實際行動。
金融
中國貨幣政策必須和匯率政策協調發展
《國際經濟評論》2002年第三期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謝平等
中國貨幣政策必須要和匯率政策協調發展。應該從以下方向促進協調：1.從關系上要明確匯率政策是貨幣政策的組成部分。要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將匯率政策納入貨幣政策的大框架下，使之從屬于國內貨幣政策。2.在政策操作上，在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協調面臨嚴重困境時，要及時引入創新的政策工具，提高調控目標集最優解實現的可能性。3.從技術上看，外匯儲備的變化是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一個重要結合點。在進行貨幣供應量的調控時，要特別注意對外匯儲備的變動進行預測。要深刻認識外匯儲備規模對于中國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的重要性，但不能把外匯儲備規模作為貨幣政策的內在目標。4.通過提高外匯管制的電子化水平，能夠最終讓守法企業在多數情況下感覺不到外匯管制的存在，可以極大地降低制度安排的成本，為改革開放和獨立的貨幣政策贏得更大的時間和空間。5.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性的確對于我國涉外經濟的發展和內部經濟的穩定增長具有重要意義，但是要對匯率的失調予以足夠警惕。
金融改革的基礎目標
APEC金融與發展項目年會發言
香港金融局總裁任志剛
第5篇：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范文
更開放的姿態
塞巴斯蒂安?讓：對中國來說，入世本身并非中國精彩崛起的全部原因，但它是推動開放的一個加速器。在成為舉足輕重的經濟大國之前，中國已經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入世以來，中國大幅降低了關稅，市場經濟體系建設也取得了毋庸置疑的進步。
法國蒙薩維戰略咨詢公司中國業務組負責人讓?弗朗索瓦?迪富爾：歐盟應承認中國經濟15年來所取得的進步，以及對全球經濟增長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古拉斯?拉迪：通過降低關稅和減少非關稅貿易壁壘，以及對外資更加開放中國市場，許多外資企業在中國建廠生產然后出口到全球市場，市場競爭增強令中國生產率大幅提升，并推動中國經濟出現快速增長，中國經濟變得越來越開放。
肯尼亞內羅畢大學國際經濟學講師蓋里雄?伊基亞拉：中國通過加入世貿組織引入競爭，用競爭來推動發展。這不僅加速了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步伐，而且推動出口結構發生了質的變化。中國對非洲投資主體、投資領域的多元化，對中國和非洲都預示著新機遇。相信下一個15年，中國經濟發展仍將保持活力。
世界經濟引擎
英國資深中英關系專家阿利斯泰爾?米基（中文名麥啟安）：中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這對世界上所有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中國沒有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那么歐洲人的經濟狀況將比現在更差。
日本丸紅綜合商社市場業務部中國組負責人成玉麟：除拉動全球經濟及貿易投資增長外，更重要的是，中國為非洲等欠發達經濟地區提供關稅減免等最惠國待遇，不僅提高了這些地區工農礦業生產出口能力和生活水準，也為當地人民擺脫貧困和建設祖國家園提供了新的發展模式和信心。
巴西中國問題專家羅尼?林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不僅極大地加強了世界貿易流量，而且其影響已經超越了經濟層面，對經濟體之間進一步的利益融合起到了推動和鞏固作用。中國目前在科技創新領域明顯加強了投入，這將對世界貿易起到更大的推動作用，比如，將帶動世貿組織其他成員的電子商務迅速擴張。
埃及赫勒萬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亞西爾?賈德：中國是通過貿易實現共贏的模板。中國作為有能力影響全球市場的經濟大國，其加入世貿組織對該組織和全球經濟都至關重要。如果中國缺席世界經貿舞臺，全球經濟必將遭遇重創。
法國外貿銀行亞洲部首席經濟學家阿莉西亞?加西亞?埃雷羅：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時間是15年來全球經濟演變的一個核心時間。中國入世讓全球消費者從中國商品中受益。
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世界經濟和政治系教授、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和國際關系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波爾坦斯基：中國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入世之后的發展，是21世紀全球經濟最令人矚目的現象之一。目前，中國已經和美國、歐盟一樣，成為世貿組織最具影響力的成員之一。
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古拉斯?拉迪：自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對全球貿易的貢獻是前所未有的，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在全球貿易中比重的上升有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這么快。許多國家、企業和消費者都從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對外開放市場中受益。
恪守規則新楷模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國際貿易法副教授莉薩?圖希：有一些非常突出的案例表明歐盟或美國沒有遵守世貿組織裁決，而中國在遵守世貿組織規則和服從世貿組織裁決方面是一個良好的國際公民。世貿組織規則也是中澳貿易協定的起點，中澳自由貿易協定現已生效。
美國大西洋大眾投資公司咨詢師馬修?尼米茲：入世15年來，中國一直注意遵循標準，各方面都成果斐然。
日本丸紅綜合商社市場業務部中國組負責人成玉麟：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成為捍衛和促進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的堅定力量，以及全球經貿金融系統治理的重要參與者。
肯尼亞內羅畢大學國際經濟學講師蓋里雄?伊基亞拉：以中國等為代表
第6篇：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范文
【關鍵詞】新常態 對外貿易 對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迅速并逐漸成為了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我國對外貿易增速持續放緩。2014年，我國外貿進出口增長3.4%，遠低于年初提出的7.5%的目標。外貿增速大幅低于預期，與我國當前正處于經濟結構的轉型期有關。在新常態背景下，要實現經濟的轉型升級，對外貿易的發展至關重要。
一、外貿發展趨勢
（一）外貿增速明顯放緩
從改革開放到金融危機爆發期間，隨著我國與國際市場的聯系日益緊密，對外貿易實現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長。目前，世界經濟仍處于深度調整期，外需不振，進口疲軟，復蘇乏力；我國生產要素成本持續上升，低成本競爭優勢不在，創新能力不足，致使外貿增長遭遇瓶頸。
（二）外貿結構進一步優化
從進口結構看，進口商品構成隨著國力的增強和開放程度的變化而演變。消費品進口增速明顯快于同期我國進口的總體增速，同時國內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能礦資源的進口量也都保持增長，說明國內內需市場旺盛；技術密集型行業進口占比快速增長。2014年，我國高新技術產品進口總額達5514億美元，在進出口總額中占比28.13%。
從出口結構看，產品和貿易方式均發生變化。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的對外貿易方式主要是以初級產品換制成品，出口商品主要以初級產品為主。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出口結構實現了由初級產品為主到工業制成品為主的轉變。一般貿易的比重也在提升，占出口比重的51.4%，對出口的貢獻度達87.8%，而加工貿易的增長放緩，顯示出貿易方式更趨合理。
（三）貿易保護主義升溫，國際貿易摩擦持續不斷
由于全球經濟發展放緩，許多國家為了振興經濟采取保護國民工業、限制進口等措施，我國已連續19年成為遭遇貿易摩擦最多的國家。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一方面，支持中國外貿長期高速增長的低成本比較優勢正逐步喪失，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競爭力不斷萎縮；另一方面，低端機電產品對發達市場出口增速也開始落后于部分周邊國家，產業訂單向周邊國家加快，傳統競爭優勢下降。
二、我國外貿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
當前，世界經濟已進入大調整、大變革時期，我國對外貿易面臨的內外環境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傳統的粗放型出口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對外貿易發展方式亟待轉變。
（一）出口產品傳統優勢降低，核心競爭力不強
我國出口產品主要依賴于勞動密集型、技術含量低和品牌附加值不高的加工組裝環節，自主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不強。現今，伴隨著勞動力成本的提高、資源的稀缺和環境承載力的不足，我國出口產品的傳統比較優勢正不斷削弱。在國際分工價值鏈中，我國仍處于低端水平，技術外溢效應有限，獲取的貿易利益比較少。
（二）對外貿易發展不平衡
我國對外貿易發展不平衡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進出口貿易的不平衡，即出口金額及增速皆大于進口。我國連續17年皆為貿易順差，金融危機后，隨著我國擴大內需和穩定外需政策的實施，進出口不平衡狀況有所改善。二是區域對外貿易發展不平衡，即東部沿海地區對外貿易占我國對外貿易總體規模的90%以上，相比而言，中、西部地區對外貿易發展整體較弱，但近年來，隨著中央支持中西部加快發展政策的陸續出臺及產業梯度轉移的加快，中西部地區進出口增速要普遍高于東部地區。
（三）服務貿易發展滯后
加入WTO以來，我國服務貿易發展迅速，規模擴張較快。但與貨物貿易相比，服務貿易的發展相對滯后。一是我國的服務貿易主要集中在傳統領域，附加值高、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新興產業發展較慢。二是現存的法律條款不能滿足服務貿易發展的需要，在一些重要的服務領域還存在著法律缺失甚至與國際規范相沖突的現象。三是服務貿易領域人才緊缺，尤其是適用于技術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人才嚴重匱乏。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
三、促進我國外貿發展的策略
面對國際國內經濟發展的新形勢，我國要主動適應外貿新常態，穩步推進貿易強國進程。
（一）轉變外貿發展方式，構建國際競爭新優勢
長期以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主要受比較優勢理論的影響。當前我國出口商品的低成本優勢不在，為了培育外貿競爭新優勢，我國應加大對科技、管理、創新等無形要素的投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盡快建立既符合國際貿易發展規律又順應中國國情的對外貿易理論體系。
（二）加大服務業的開放力度，提高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
目前，世界經濟的競爭重點正從貨物貿易轉向服務貿易。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增加服務產品的出口值，可以促使我國的產業結構從以第二產業為重心的低層次向以第三產業為重心的高層次轉變。為了提升服務業的競爭力，我國應逐步放寬準入制度，推進服務貿易自由化進程，為服務貿易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
（三）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提升國際經貿規則話語權
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應積極倡導建立兼容并包、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經濟發展新模式。我國應更加深入全面地參與國際經濟事務，積極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商建自貿區；積極推進全球治理體系改革，不斷提高在制定國際貿易規則中的能力和影響力，營造有利于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國際經濟環境，加快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對外貿易的發展使中國經濟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也對世界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規模雖大，但是其國際競爭力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迎來了發展、轉型的關鍵時期，要實現我國貿易結構的整體優化升級，必須準確把握外貿發展的趨勢，主動適應新常態。
第7篇：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范文
把握創富機會，技術、技能、創意三輪驅動
20世紀后半葉以來，發達國家開始步入現代化的新階段，即開始由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轉變。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技術、技能和創意成為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三大驅動輪。
技術是不斷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把握創富機會就一定要把握先進技術，持續技術創新，努力增強技術轉移和知識擴散的能力，由中國制造躍升為中國創造。技能是不斷創造社會財富的基礎，不僅是人們獲得工作機會的前提，更是決定個人社會地位和獲取財富的重要手段。創意是不斷創造社會財富的新興推動力，隨著知識社會的到來，創意不僅激發了人類源源不斷的需求，還不斷帶來財富的爆發，作為21世紀的新興產業，發展創意產業已經被許多先發國家提升為國家戰略，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創造力，開發出巨大的創富機會。
創新商業模式，打造持久競爭優勢
商業模式是推動生產要素與生產條件的重新組合，強調實現要素關系優化或者動力機制改善，從技術創新躍升到財富創造的關鍵過程。商業模式解決了企業如何盈利的問題，創新商業模式是企業生存發展的基礎，也是企業最根本的創新。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時代，產品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創新商業模式將加速企業發展，打造企業恒久的盈利能力和競爭優勢。
商業模式源自企業創意，更加注重從客戶角度思考設計企業行為，同時兼顧企業、消費者、供應商及一切合作伙伴的關系；更加注重伴隨產品、工藝或者組織的創新調整服務內容、方式及組織形態，通過創造性的組合生產要素滿足市場需求。差異化的商業模式將有助于企業在激烈的全球化競爭中實現轉型，發掘市場發展的突破口和新的市場機會。隨著市場化的發展，商業模式還涉及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的整合，并在經濟多元化的態勢下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
推進產業聯盟，實現經濟社會協同演進
隨著技術的進步和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單個企業發展已經不能再適應全球化的發展需求，結成產業聯盟實現集成創新成為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手段。產業聯盟作為新的合作模式，通過市場主體的相互協作和資源整合尋求新的規模、標準、機能、定位及市場，確保和放大合作各方的優勢，這是企業實現優勢互補、開拓發展空間、實現跨越發展的重要手段。
產業聯盟在實踐中包括多種維度的聯盟，如企業的戰略聯盟、知識和技術的共享聯盟、資源的集成聯盟等，主要圍繞研發合作、產業鏈合作、市場合作、技術標準等打造，多用于電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尤其是戰略型新興產業的應用，是產業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
產業聯盟超越了地區的限制，將密切關聯的企業組成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組織體系，降低了企業成本和風險，對處于社會經濟轉型期的中國有極大的適應性。同時，產業聯盟又不同于產業集群，它是產業集群的創新演化，解決了產業中的共性問題，克服了不完全信息的約束，實現了持續創新的效應。
加強金融催化，助力產業衍生創新
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財富的創造離不開技術的進步和創新，而技術的進步和創新又離不開金融的催化。金融是價值的融通：價值無法轉換，經濟就無法運轉。因此，利用金融催化新產業，有效配置金融資源，將有利于實現金融與產業的協調發展。金融催化是產業升級的根本動力。產業升級必然是由高新技術支撐的先導產業集群帶動發展的，而先導產業集群的擴大又必然離不開金融的支持。
創新金融服務是金融催化的核心，為服務對象提供多種方便快捷高效的金融服務，如支持小微企業的發展，實現產業和資本的直接對接；建立高新技術創新體制和機制，防范技術風險，用金融支撐技術進步；統籌城鄉發展，用金融杠桿撬動城鄉綜合改革；刺激外向型經濟，通過金融催化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同時，加強金融體制變革，轉軌經濟增長方式，以銀行、證券、保險等多元化金融行業為主體，以人民幣離岸結算為突破口，以金融市場監管為重要保障，實現金融市場化發展和包容性增長，有助于將中國打造成世界級金融中心。
致力國際網聯，整合高端資源
隨著信息化的發展和大數據時代的降臨，無論是大企業、小企業還是個人，都在致力于網聯國際，不斷整合信息、科技、人才等高端資源，積累和創造社會財富。
在知識經濟時代，國際網聯的頭等資源是數據和信息，數據資源的增長和使用為社會財富的創造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機會。特別是隨著以物聯網和云計算為代表的現代技術的進步，大數據正在跨越傳統的數據分析模式，處理極速增長且類型多樣的數據，并從中獲取有價值的信息，為企業創造重要的商業價值。同時，數據和信息的國際網聯還將衍生出一系列創新型的商業模式和創業機會，數據不再僅僅是一種資源，還將成為企業發展的重要資本。
除了數據和信息，國際網聯還要整合高新技術和科技、高端人才、文化資源、智力資源等優質資源，并將其提升到企業戰略和國家戰略的高度，通過資源整合建立多種創新平臺，提高中國企業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參與國際主流競爭，充分融入到一體化的全球經濟發展之中。
建立透明高效政府，加速“四輪聯動”
要打造一個透明高效的政府，就要“政府治理、社會治理、產業升級和文化精進”四輪聯動，發揮多元主體的積極作用。
政府治理是政府運用政治、經濟、文化等公共權力管理社會事務，維持社會秩序，實現公眾需求，并使公眾利益達到最大化的過程。有效的政府治理模式能夠充分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激勵社會主體的潛能，大大降低社會交易成本。而一個學習型、標準型、服務型和回應型政府則是政府的準確定位。
社會治理是政府與公眾共同管理的方式。在新的形勢下，我國的社會治理面臨著階級階層結構變化、城鄉結構變化、收入分配結構變化、人口結構和家庭結構變化、社會組織方式變化、社會規范和價值觀念變化等諸多挑戰。這些巨大變化迫切要求我們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走出一條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路。
產業升級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特別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產業升級成為經濟增長的關鍵，隨著產業向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轉移，產業衍生不斷。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原始創新能力、關鍵技術創新和系統集成能力決定了國際分工和全球經濟格局。而服務業的發展，尤其是社會融合型服務業的出現將成為未來產業升級的方向。
第8篇：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范文
加入WTO改善了我國國際貿易環境
十年的實踐和成績表明，加入WTO有利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我國整體競爭力和國際地位的提高，有利于我國對外經濟貿易環境的改善。不僅如此，正像WTO總干事拉米所說，中國加入WTO不僅有益于中國自身，更有益于世界其他國家。
落實加入WTO承諾，推進了中國的市場化進程加入WTO后，我國認真履行并切實落實各項承諾，大幅削減關稅，取消進口非關稅措施，修改和新制定進一步開放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創造了更加公平、透明、規范的市場環境，展示了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截至2010年，我國加入WTO的所有承諾全部履行完畢，平均關稅從2001年的15.3％降到了9.8％。建立起了符合規則要求的經濟貿易體制，成為全球最開放的市場之一。各成員對中國履行承諾工作普遍給予了積極評價。
加快開放型經濟發展，逐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一條成功經驗。加入WTO就是我國擴大對外開放的具體體現和重要內容之一，開啟了我國全面融入世界經濟的進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舉世矚目成就。加入WTO十年來，我國主動抓住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機遇，積極利用WTO多邊貿易體制框架，發展與世界各國和地區的經貿關系，已簽訂9個自由貿易協定，確立了世界經濟和貿易大國的地位，特別是在此輪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過程中，中國經濟的表現對世界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的支撐和引擎作用。
行使WTO成員權利，提高了參與WTO事務的能力加入WTO以來，我國迅速派出了駐WTO機構并任命了大使，全面、積極地參與WTO各項事務和活動，不斷加強與WTO秘書處和其他成員的聯系與溝通，增強了參與WTO事務的深度和力度。在這一過程中，我國從熟悉、學習、掌握和運用WTO規則，逐步參與到多邊規則的制定中，在全球貿易問題上的影響力正在增強，為推動多哈回合談判取得進展發揮了建設性作用，在WTO中的參與能力和影響力不斷提高。特別是在通過多邊體制維護我國的權利方面取得了積極的效果，在雙邊難以解決或爭議的領域通過訴訟到WTO爭端解決機制，有的已得到了有利于我的裁決。
不斷完善法制體系，提高貿易政策透明度自加入WTO以來，根據WTO規則和加入WTO時所做出的承諾，我國不斷改革和調整與貿易有關的各項規章制度，有計劃地對與貿易有關的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等進行了集中清理和調整，政策的透明度進一步得到提高，僅中央各部委就廢止、修改和制訂了2000多條法律法規。建立了符合WTO要求的有關涉外的法律體系，對貿易體制和政策進行了全面的調整，確保中央和地方有關法規與WTO規則和我們的承諾相一致，這一切使得我國的貿易體制和環境更加穩定，更具可預見性。有力地促進了開放型經濟和法制建設，為加快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提高了規則意識，開闊了全球視野在這十年中，多邊貿易體制所倡導的理念在中國逐漸為人們所熟悉和了解，公開、透明及最惠國待遇原則廣為運用，全球視野、創新眼光、競爭意識、發展意識、法治觀念、知識產權觀念等不斷深入人心，中國企業的規則意識和公平競爭意識普遍提高，企業素質和國民素質得到更具普遍意義的提升。無疑，這一切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對不斷提升國際影響力奠定了堅實基礎。
加入WTO提升了我國外貿競爭力
十年來，中國經濟全面融入世界經濟，市場化進程加快，在人力資源、貿易政策、技術創新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在國企、民營、外資的合力推動下，外貿競爭力明顯提升。總體看來，主要體現在5個方面：
貿易規模持續擴大，占國際市場份額顯著提高外貿競爭力強弱的主要指標就是一個國家貿易規模的大小及所占世界市場份額的高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我國與各貿易伙伴的貿易往來更為密切，在不斷降低關稅和貿易壁壘的同時也獲得了貿易伙伴的市場開放。2001年至2010年，我國貿易規模持續擴大，進出口貿易總額由5096.5億美元擴大至29727.6億美元，共計增長5.8倍，年均增長21.6％，占世界貿易的比重由原來的4.02升至9.7％。其中，出口由2660.1億美元增至15778.2億美元，增長了5.93倍，占世界市場的份額從4.30％升至9.6％；進口由2435.5億美元增至13951.0億美元，增長了5.73倍。2009年，我國由2001年的世界第六大出口國和第六大貿易國躍升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第二大貿易國，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已經不容忽視。(表1)
出口商品結構不斷優化，貿易競爭力指數大幅上升加入WTO以來，我國積極參與國際競爭，融入國際分工體系，充分發揮比較優勢，致使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和已有的產業基礎潛力得到充分釋放，出口產品結構不斷優化升級，貿易競爭力指數顯著提升。 2007年，我國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越居世界第一位；2008年，工業品出口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制成品出口國。2009年，我國工業制成品的貿易競爭力指數(TCI)由2001年的0.10提升至0.20，說明制造業出口擁有較強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其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出口的國際市場占有率為18.49％，自2006年起一直穩居全球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出口第二位，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貿易競爭指數為0.39，在全球市場中位居第1位。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的國際市場占有率達到24.31％，已成為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最大的凈出口國。(表2)
產業內貿易水平提高，貿易創造效應增強產業內貿易指數也是衡量一個國家外貿競爭力的重要指標。世貿組織達成的有關協議要求其成員國實施貿易自由化，為我國利用國際市場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加入WTO以來，我國更多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引進技術，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提高了在全球價值鏈中加工制造環節的地位，帶動了產業內貿易和加工貿易的發展，2001年-2010年，我國加工，貿易增值系數由1.57上升為1.77，表明
加工貿易創匯水平和質量都有顯著提高。加工貿易的發展也帶動了產業內貿易水平的提高，這期間，我國高新技術產品的產業內貿易水平由0.84上升至0.91，顯示自加入WTO以來，我國的貿易創造效應增強，外貿綜合競爭力提升。
三大貿易主體聯動發展，企業核心競爭力有所提升貿易主體的核心競爭力是推動我國對外貿易競爭力提升的關鍵因素，入世以來，我國的對外貿易形成了國有企業、外資企業、民營企業三大外貿主體聯動發展的格局，2001年，三大貿易主體進出口額占我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分別為42.5％、50.8％及6.63％，2010年則分別為20.9％、53.8％、25.3％。其中，進出口的70％以上為一般貿易，而一般貿易更能體現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能力和國際競爭力水平的高低。隨著我國對外貿易體制進一步完善，推動了外貿企業改革深化和整體素質提高，企業的產品質量、自主創新能力等核心競爭力明顯增強。2009年，我國紡織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延壓加工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綜合評價指數皆超過102.0，位居世界各國之首，正是我國外貿企業核心競爭力提升的具體表現。
國際影響力日益顯著，成為全球貿易增長的新引擎加入WTO以來，我國已經同世界各大洲的所有國家建立了貿易往來，從發展中國家到發達國家，從傳統市場到新興市場，形成了多層次、多元化的對外經貿關系格局。尤其是對新興市場國家及對金磚國家的貿易規模大幅上升，對非洲、拉丁美洲及大洋洲的進出口貿易皆呈上升趨勢，2010年上述三大市場占我國對外貿易的比重分別比2001年高出2、2.6及1.1個百分點。與貿易伙伴往來的增加，也給我國在雙邊、區域和多邊合作中提供了更多籌碼，進一步增強了我國參與國際規則制定的實力和能力，成為多邊貿易體制內的新制衡。同時，我國實施的科技興貿、品牌戰略和機電產品優惠貸款措施等使我國對大宗產品的進口需求明顯增多，對國際市場貢獻巨大，成為全球貿易增長的新引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認為，中國正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最大推動力。
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構建中國競爭新優勢
加入WTO十年的實踐表明，進一步解放思想，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是保持我國對外貿易穩定、健康發展的最佳途徑。未來，我國在國際上不僅要更加深入參與WTO，繼續擴大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進一步營造良好的國際貿易環境，同時還要積極地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建立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對內要通過加快自主創新步伐，來提升外貿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要通過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來增強對外貿易的綜合競爭力，促進對外貿易與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不斷完善對外貿易的體制和機制，構建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新優勢。
深人參與WTO，營造良好的國際貿易環境隨著金融危機的發生，全球多邊貿易體制再次受到挑戰，多哈回合受阻，經濟全球化不斷遭到來自發達國家的指責，這一切對WTO的功能和機制建設提出了新要求。WTO需要不斷完善規則，強化自身職能，平衡各方利益訴求，協調各成員共同推進多邊貿易體制的變革與完善，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積極的作用。作為WTO的重要成員，我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日益上升，國內外經貿環境的變化要求我國更加深入地全面參與WTO各項事務，積極維護多邊經貿體制的穩定，推進WTO進行必要的改革。通過積極參與WTO的活動和談判，逐步加深參與的程度，積累經驗，不斷提高在制定國際貿易規則中的能力及影響力，切實維護我國的貿易利益，營造有利于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國際經濟環境。
加快自主創新的步伐。提升外貿主體核心競爭力事實證明，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中，凡是掌握競爭主動權的國家必然擁有一批優秀的企業，而這些企業的真正優勢則體現在技術創新方面。深入參與WTO，就是要求我國的外貿企業要深度地參與國際市場競爭，通過提高自主創新的能力，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政府一方面要加大市場的凈化力度，做好保護知識產權工作，堅決打擊假冒偽劣產品，同時要加大對創新型企業的支持力度，培育一批創新型跨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搶得先機；要支持資金短缺的中小企業的創新，鼓勵自主創新含量高的新產品出口；企業要增強創新意識，以開放的姿態對待自主創新，通過借鑒和吸收國際先進技術，通過合作研發和共同開發來構建企業的創新能力。
第9篇：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范文
關鍵詞： 后危機時代； 外貿企業；競爭力；戰略途徑
中圖分類號： F7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3198（2013）06005802
1 后危機時代我國外貿企業面臨的貿易環境
2008年的金融危機對整個世界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沖擊，2008 年世界整個貿易總量只實現了2%的增長，明顯低于2007 年6%的增幅。我國的貿易經濟也受到重大影響，2008年我國出口總額僅為100394.9元人民幣。2010年以來世界經濟逐漸復蘇，進入了后危機時代，外貿形勢略有改善，但總體來講，經濟形勢依然嚴峻，我國外貿企業仍然面臨著不太樂觀的貿易環境。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1 貿易保護主義再次興起
2008年金融危機后，許多國家經濟嚴重受挫，貿易保護主義勢力重新抬頭。據世貿組織統計，金融危機以來，全球新出臺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遠遠超過貿易開放政策。根據商務部的統計資料顯示，2011年我國共遭遇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特保調查67起，涉案金額59億美元，被調查產品主要涉及鋼鐵、機電等領域。
1.2 全球經濟雖然復蘇但不穩定
金融危機后，在各國政府救市政策的推動下，世界經濟有所復蘇，根據IMF資料顯示，2011年世界經濟增長3.9%，貿易量增長5.8%，但仍然存在著很多不確定性因素：各國失業率居高不下，產能過剩，居民收入前景不明朗；金融體系的制度性風險和監管不力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不良資產短期內難以根本消化等。這些不確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各國的消費和投資需求，根據世界貿易組織預計，2012年全球貨物貿易量增幅將從2011年的5.0%收窄至3.7%，低于近20年5.4%的平均增速，全球經濟的復蘇仍是一個長期而曲折的過程。
1.3 歐債危機使得整個歐洲經濟不容樂觀
在這后金融危機時代，歐洲的經濟卻不容樂觀，相繼爆出歐洲五國即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希臘、西班牙陷入嚴重的政府債務危機，為歐洲經濟的復蘇又加上了一層濃厚的陰霾。雖然近期歐元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向希臘提供1300億歐元的第二輪援助，將歐元區“防火墻”提高至7000億歐元等，但歐債危機的深層次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出現反復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歐盟近年來又是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歐債危機的加劇，一定程度上使我國外貿企業面臨著更為困難的外貿環境。
1.4 匯率頻繁波動，人民幣連續升值
匯率的波動會對貿易活動產生巨大的影響，有時匯率波動的損失遠遠大于貿易活動的利潤，因此保持匯率的穩定性對一國外貿經濟發展有重要的促進作用。自金融危機以來，特別是歐債危機后，美元、歐元等貨幣的持續疲軟，人民幣的連續升值。根據中國外匯局數據，2008年1月1日1美元可兌換7.29元人民幣，而到2012年的6月20日1美元可兌換6.3元人民幣，并且匯率變動的幅度比較大。匯率的頻繁波動，增加了貿易風險，是我國外貿企業面臨的又一困境。
2 我國外貿企業自身存在的問題
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外貿企業遭受了重大打擊，也暴露出我國外貿企業自身競爭力低下，存在著種種弊端與問題。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
2.1 核心競爭力觀念淡薄，主要采用低價策略
我國大多數外貿企業構建企業核心競爭力觀念淡薄。一些企業由于安于現狀、不思進取，損失了多次提升企業層次的機會；而有些企業則是一味地以低價格、低成本策略來尋求市場份額；這些外貿企業沒有意識到核心競爭力在競爭中的關鍵性作用。
2.2 盲目多元化，缺乏核心產品與技術
近年來多元化戰略備受推崇，很多外貿企業在自身還不具備較強競爭力的情況下，盲目實行多元化經營，而收購、兼并或新設的企業與外貿企業本身主營業務在整條價值鏈上沒有絲毫聯系，分散了有限的資金，造成效率低下。
與此同時，大多數外貿企業缺乏自己的核心產品或技術，缺乏對市場需求的有力分析與預測，而是隨波逐流，一旦同行業出現某種新的熱銷產品，便爭相模仿，導致商品供過于求，造成產品積壓，不得不降低價格以出售積壓的商品，形成惡性循環。
2.3 內部運行機制不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不健全
我國大多數外貿企業在公司治理方面十分混亂，國有的大型外貿企業則是所有者缺位和管理者的越位導致了經營管理者的角色定位不清楚，激勵機制不健全；而私營的外貿企業主要都是家族經營方式，沒有建立完善的公司管理制度。
同時我國的外貿企業尤其是中小型外貿企業財務體制不健全，會計賬目不清晰，導致其融資較為困難；而有些企業還沒有建立完整的信息管理機制，使得企業內部信息流通速度較慢，不能很快地對經濟形勢的變化迅速地做出反應。
2.4 外貿企業從業人員文化素質不高，缺乏有力的企業文化
我國大多數外貿企業的員工學歷比較低，具有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的人員比例較低，文化素質不高，影響了企業的創新；同時很多中小型外貿公司的管理者眼界比較短淺，比較看重短期的經濟利益，而忽視對公司員工的投資；而且綜合管理能力弱，“用人唯親”現象普遍，打擊了員工的積極性，影響了效率；并且很多外貿公司忽視優良的企業文化的構建，使得整個企業凝聚力微弱，企業員工之間的關系不太和諧。
3 提高我國外貿企業競爭力的戰略途徑
在這后危機時代，外貿環境依然嚴峻，而我國的外貿企業自身又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一情形迫切需要外貿企業采取有關措施，來提升競爭力。利豐貿易作為一家成功的外貿公司，其相關實踐活動可以為我國其他外貿公司提升自身綜合實力提供有力的參考價值。
3.1 利豐貿易的實例分析
利豐貿易成立于1906年，經歷了從簡單的采購到全球性供應鏈管理者的轉變，目前已經成為亞洲最大的非耐用型和大眾市場型的消費品貿易商，主要是為歐美客戶包括連鎖百貨商店、超市及著名品牌公司提供高增值的采購服務。
作為現代出口貿易商，利豐貿易的工作涉及從設計、采購到生產等供應鏈上游環節，其核心能力包括客戶服務、采購網絡和管理能力，而將非核心能力的生產、實際運輸都外包給有能力的工廠和貨運。利豐貿易并沒有自己的工廠，而是通過協調6000家產品優質且具有成本效益的供貨商進行生產，滿足客戶對產品品質和交貨時間的嚴格要求。
同時利豐貿易注重流程管理，各部門都使用統一的操作程序，利用統一的信息系統，進行訂單的輸入、交貨和收款等工作；管理者能通過信息系統隨時隨地掌握每個訂單的實際情況。雖然客戶和訂單千變萬化，但是程序一致。有效率的流程設計，使企業從上而下達到一體化的管理。
3.2 微觀層面提升我國外貿企業競爭力的途徑
根據我國外貿公司面臨的嚴峻的外貿環境及存在的相關問題，結合利豐貿易通過供應鏈管理提高競爭力的實例，從企業微觀層面，我國外貿企業提升競爭力的戰略途徑可以有以下幾條：
（1）轉變傳統貿易觀念，專注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構建。
我國的外貿企業應該樹立核心競爭力觀念，通過對整個市場行情的分析和對競爭伙伴的標桿管理，挖掘自身的核心競爭業務，將非核心業務剔除或者外包。
（2）加大研發設計及員工培訓費用的投入，提高員工文化素質，增強企業創新能力。
我國的外貿企業應加大對研發設計的投入，構建自有品牌；同時改善職工福利，增加員工培訓支出，提高員工的各項素質；關注企業優良文化的培育，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加強員工之間的交流，從而為企業創新能力的增強提供技術、人力及良好的環境。
（3）完善企業內部治理制度。
我國外貿企業需要建立健全相關公司治理制度，增建有關法律部門，規范財務制度，運用并推廣相關信息系統，改善員工績效制度，提高企業運作效率，從而減少運作成本，降低產品的總成本。
（4）轉變低價營銷戰略，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和出口品牌戰略。
外貿企業應重視出口品牌的建設，通過技術創新實現產品升級換代和承接國際高端產業鏈向我國轉移，推動出口產品結構調整，提高出口產品的檔次和附加值，實現自主知識產權、自有品牌產品在出口產品中所占比例的提升，爭取更多的出口主動權。
（5）使用多種國際結算方式，規避外匯風險。
我國外貿公司在進行外貿活動時，選擇堅挺的貨幣作為支付貨幣；同時靈活運用各種結算方式，并通過證券市場進行套期保值、增值，以應對外匯風險。
4 結論
在后危機時代，我國的對外貿易形勢依然不容樂觀，面臨著市場需求減少、貿易保護主義盛行、歐債危機加劇、匯率波動、成本上升、風險加大等情形；同時我國大多數外貿企業自身存在著缺乏核心競爭力、創新能力弱、公司內部治理混亂等問題，說明我國外貿企業競爭力不強，我國的貿易經濟面臨著嚴峻的考驗。我國的外貿企業需要借鑒利豐貿易的發展歷程，通過加大研發投入、實行品牌戰略、提高創新能力、健全內部治理結構等手段來提升我國外貿企業的競爭力，改變這一不利局勢，實現包容性增長。
參考文獻
[1] 利豐研究中心.供應鏈管理：香港利豐集團的實踐》（第二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7178.
[2]中國商務部.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報告（2012年春季）[EB/OL]..
[3]鐘子建.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外貿企業核心競爭力研究[J].生產力研究，2011，（5）.
[4]繆夢影.淺談后危機時代我國外貿企業的發展[J].中國對外貿易（英文版），2012，（6）.
[5]歐珣，馬思佳.探究后危機時代我國中小型外貿企業的經營策略[J].中國商貿，2011，（23）.
[6]劉裕龍.整合企業資源培育核心能力——外貿企業持續發展的思考[J].國際貿易問題，2002，（3）.
[7]成榮春.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外貿企業面臨的機遇與挑戰[J].企業與管理，2011，（21）.
[8]童西琳.金融危機下提升我國外貿企業競爭力的思考[J].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0，（4）.
[9]譚樂偉，張愛東.試論專業外貿公司的發展戰略[J].哈爾濱學院學報，2003，1（24）：1.
[10] 董一荻.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中小型外貿企業的發展策略淺析[J].時代金融，2011，（12）.
[11]劉倩薇，楊惟舒.淺析我國外貿企業核心競爭力建設[J].中國商貿，2011，（24）.
[12]秦寧.提高我國中小型專業外貿企業競爭力的對策[J].現代商業，2010，（2）.
[13]韋正華.外貿企業如何增強核心競爭力[J].經營管理者，2008，（17）.
[14]曹潔.低價競銷路難走——外貿企業低價競銷之原因與對策[J].價格與市場，1998，（3）.
[15]孫愛華.我國外貿企業提升核心競爭力的探討——基于供應鏈管理[J].商場現代化，2009，（29）.
[16]劉賢嫻，趙駿青.我國外貿企業發展面臨的挑戰和機遇分析[J].中國商貿，2011，（15）.
[17]施靜.后經濟危機時代中小型外貿企業的風險與機遇[J].財經界（學術版），2012，（1）.
[18]陳偉芝.后危機時代我國外貿企業的對策研究[J].中國商貿，2010，（20）.
[19]董琴.金融危機下我國中小型外貿企業應對策略[J].遼寧經濟，200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