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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書院;通識教育;課程;教學
【基金項目】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廳2014年教學改革研究項目“復合型人才培養目標下的文學藝術類通識教育課程教學改革與實踐”的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014204;本文系湖北大學2014年教研項目“復合型人才培養目標下的文學藝術類通識教育課程教學改革與實踐”的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01427。
中國古代書院是一種集人才培養和學術研討、傳播為一體的教育組織機構。雖然書院早已退出歷史舞臺,但借鑒古代書院教育的某些理念與做法,對推進素質教育、通識教育,促進通識教育課程的教學,仍是大有裨益的。一般認為,書院初步成型于唐代,成熟鼎盛于宋元,普及壯大于明清,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它具有一定的民間色彩,不同于完全以應試為目的的一般官辦學校,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教育傳統。古代書院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文化教育機制,在擇生、教學、文化出版及學術爭鳴等多方面均有可取之處。尤其是在教學方面,書院式教學頗具現代通識教育的色彩。本文簡要談三個問題,并求教于方家。
一、古代書院弟子的慕名求學與當下通識教育課程的教師形象塑造
書院的發展歷時千年,品流亦很復雜。盡管歷史上有不少書院具有一定的官方背景,歷代統治者也有不少屬意將書院納入官辦教育體系,但總體來說,書院屬于私學,其創辦和運作多源于民間力量。書院在學生招收上沒有一般官學的諸多嚴格限制,可以“自主招生”,顯得自由靈活。不過這種靈活自由也可能導致生源的不足,為了確保書院不會因生源不足而陷于關門大吉的窘境,由當時德才兼備的名師授課,乃是書院作為私立教育機構保證生源的不二法門。青年學子慕大師之名虔誠求學的案例更是屢見不鮮。其實,中國古代的私學得以興盛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學子慕大師之名虔誠求學?!逗鬂h書》記載,東漢名士馬融、檀敷、姜肱等人,因德行高超學問博洽,各地學子求教于門下者成百上千。清代湖南人羅典擔任岳麓書院山長27年,四方從游之士紛至沓來,聲名隆盛。當時岳麓書院每屆招收生童的定額是60名,在羅典掌教期間,每屆都是超額招生。
上述例子均說明教師的個人魅力在教學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作為通識教育課程的教師,更要注意自身良好形象的塑造。目前各高校開設的通識教育課程,尤其是全校性的通識教育選修課程,基本上都會有學生網上選課的環節。根據筆者調查,雖然有些學生是為了修滿學分隨機任選課程,但更多的學生還是會關注任課教師的情況,有些學生甚至會在網上搜索關于授課教師的相關介紹資料。通識選修課程,并非學生必選,因而開課教師往往面臨學生們更為挑剔的目光。加強教師德行修養,從而塑造出教師個人的軟實力,目的并非只是吸引學生選擇自己的課程。更為重要的是,這是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從而順利完成知識傳授的關鍵環節。《呂氏春秋?孟夏紀?勸學》有云:“疾學在于尊師?!币牒芸鞂W到知識,尊重老師是開頭的一步。膾炙人口的“程門立雪”的故事,就是一個很好的注解。只有尊重老師,才能更好得到知識。而作為教師來講,要學生喜愛一門課程,真正抱著收獲知識的目的去學習通識教育課程,也要加強自己各個方面的修養,讓學生真正從心底里尊敬自己。所以說,打造教師形象是做好課程教學的第一步,應該引起教師們的高度重視。
二、古代書院的大師講學與當下通識教育課程的授課內容編排
通識教育課程往往不是學生的專業必修內容,學時安排往往少于必修課。同樣的教學內容,教師在給本專業學生授課時循著教材一章一章地講下去,不會有多大問題。但是這樣的常規做法卻不適用于通識教育課程的教學,尤其是通識教育選修課程,也就是俗稱的“公共選修課程”的教學。通識教育課程的課時一般少于專業課程,授課內容自然也不能c專業課程等量齊觀,照本宣科地一章一章宣講,對非專業的學生而言,往往存在吸引力不足或者是不易理解等方面的問題,容易使學生游離于課程教學內容之外,學習積極性不高,而且上課講小話、玩手機、做其他課程的作業甚至中途開溜及干脆缺席等情況也隨之增多。面對如此學情,教師要改變課堂教學的被動局面,需要積極想辦法找對策。古代書院經常采用的大師講學式的教學方式可以給我們一些借鑒。古代書院的教學是以大師講學為輔而學生自行研讀為主,而大師的講學也不會將教材從頭至尾完整講解,而是就某些關鍵性的論點、論題、章句等進行闡釋生發,其余內容則由學生自學。例如,淳熙七年(1180),朱熹在白鹿洞書院曾圍繞《中庸》首章宣講儒家心性修養之學,重點闡發“性”“道”“教”“理”四個方面的內容。次年,陸九淵應朱熹之邀在白鹿洞書院講說《論語》中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書院此類講會,其實接近現在的講座。這種“講座”式教學正是書院教學有別于一般以應付科舉考試為目的官辦學校的特色所在。老師并不照本宣科逐個解說,往往是闡明經典別有會心,學生也往往如沐春風有所啟迪。
受此啟發,無論有無專門編寫的教材,通識教育課程的授課教師都可以按講座的方式將教學內容加以編排。將授課內容按學時排列為若干講座,每一次授課便是一次講座。每一講則圍繞一兩個具體問題,按引導、闡發、總結的授課思路組織材料,力求短小精悍通俗易懂,而一學期的所有講座合起來則能由淺入深循循善誘首尾呼應。如此這般既能引人入勝,將該門課程最精華最重要的內容呈現給學生,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學生的消極懈怠或對教學內容的艱深繁難之感。而且,如此講座式的安排,還能便于不同的教師合力承擔一門課程,或者聘請校內外有關專家名師為學生做專場講座,靈活機動,形式多元,更是與古代書院的大師講學形神兼備,惟妙惟肖。
講座式授課實際上就是一種啟發式引導式教學,既能以問題導引學生進入教學內容而增強課程的吸引力,又能以緊湊的編排,將學生的注意力牢牢地鎖定在課堂之上,重難點突出避免了泛泛而談,通俗易懂又避免了曲高和寡。當然,講座式的教學內容編排的確需要教師投入更多的精力,也比較考驗教師在語言表達、教學設計等方面的功力和水平。所以說,上好通識教育課程是不容易的,不能簡單地把這類課程看成專業課程的普及版,而應將其視為專科課程的升級版和加強版。
三、古代書院的質疑答惑與當下通識教育課程的教學組織
古代書院不僅重視大師講學,也更重視學生的質疑問難和老師對弟子的答疑解惑。重視學生的問和先生的答,本就是中國傳統的教育思想的重要內容??鬃蛹捌涞茏泳秃茏⒁鈱W習中的“問”,《論語》中關于“問”的討論比比皆是。唐代的韓愈則把“解惑”作為教師的三大任務之一,其《師說》有云:“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在書院教學中,引導學生發問質疑并認真給予解答更被大力提倡。宋代的陳埴曾求學于葉適、朱熹,后于明道書院講學。在陳埴看來“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朋友講習,不可以無問也,問則不可以無復”(《宋元學案?木鐘學案》)。重視師生問答切磋的陳埴還把回答弟子之問的話語編入自己的文集,并將集子命名為《木鐘集》。明代湯來賀制定的《白鹿洞書院學規》亦云:“學海無涯,不集眾思,無以廣益也。故非惟師長可問,行輩亦可問也。非惟行輩可問,即年少于我者亦可問也?!边@就不僅僅強調學生與老師之間的教學相長,也提倡了學生之間的互相詰難切磋。這樣的學風傳統,是中國書院教育中最值得稱道的地方。著名的“天泉證道”便是經典例子。明代“心學”大師王守仁門下弟子甚多,而紹興陽明書院則是其講學的大本營。嘉靖六年(1527),朝廷重召王守仁為官。在王守仁離開陽明書院的前一晚,弟子王畿和錢德洪對心學“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在理解上產生了分歧爭論。王畿從本體論的角度執著于“無善無惡心之體”,而錢德洪則從道德修養的角度強調“為善去惡是格物”。兩個弟子連夜請王守仁評判高下。王守仁對弟子夤夜求學十分高興,和他們漫步天泉橋上,云:“正要二君有此一問……二君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王畿)須用德洪功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崩蠋熒朴趩l,學生自覺求索,互相砥礪,兼收并蓄。俗話說,理不辯不明,但在等級嚴密的封建社會中,卻不一定在任何學堂都能看到這樣和諧活潑的學習氛圍。古代書院以其開放自由的學風形成了學術代代相傳發揚光大的優良傳統,不僅為中國教育史、學術史貢獻了一段段佳話,更為我們今天的通識教育提供了借鑒。
通識教育課程授課形式可以設計成講座式,但是,講座式絕不能搞成教師的“滿堂灌”。不要認為非本專業的學生必然基礎薄弱、言無可采,而要充分認識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教師要留出足夠的課堂時間引導學生思考、發問,要預設足夠的教學環節讓學生發表自己的見解,推動學生之間產生熱烈的論辯爭鳴。因此,在課堂教學組織上,通識教育課程應多安排教學討論,給學生提供自我發表的契機。為了保證每一個學生都能參與到教學討論中進來,教學討論的主題內容和組織形式就需要精心設計、靈活安排。在內容上,可以圍繞某一個問題開展學習體會之類的發言,也可以讓學生就一個問題的正反兩個角度進行辯論,也可以安排學生以小組為單位集體完成一個項目,然后在課堂上進行匯報,而其他同學則對此進行評價或問難。就討論形式而言,讓學生在全班同學面前發表見解當然是最有效的討論方式,也是最能激勵學生⒂敫瀉捅硐鐘的一種討論方式。但是目前不少高校的通識教育課程多為大班授課,人數動輒逾百,倘使經常讓全班學生一個不落地輪流發言,無疑耗時過長,影響教學進度。因此,通識教育課程的授課一方面要控制班級規模,同時也可以多采用分組討論、團隊合作、集體答辯、書面發言等形式,保證學生的參與率。同時,教師還可以將課堂討論延伸到課下,在課后也需要盡量和學生保持順暢的聯系和交流,盡管這種跨專業的交流相比教師與本專業學生的課后交流來說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無論如何,教學應以學生為本,以培養學生自主獨立的思想為本。為此目的,在通識教育課程的教學中大力推廣并細致進行討論式教學是完全有必要的。
具有一千多年歷史的書院是中國教育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它早已退出歷史舞臺,但那些優良傳統和人文精神對于推進素質教育、通識教育仍然頗有裨益。本文僅就此做了一些浮泛的討論。應該說,書院的教育理念、教學管理和教學特色還需要進行深入研究和系統整理,以便更好地服務于當今的教育教學工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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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丁鋼.書院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關鍵詞:張光直/馬克思/國家起源/比較研究
張光直(1931—2001年)是當代著名的美籍華裔學者,曾任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從事歷史與考古學研究。張光直對國家起源問題提出了一些獨到的看法,他開創性地提出國家起源的兩種模式:斷裂——連續模式。張光直的一些理論對馬克思也提出了重大挑戰。他認為,馬克思的理論只是在總結西方國家起源過程中形成的,忽略了東方、尤其是中國的具體情況,因而不具有解釋力和普適性。他尤其反對馬克思關于國家起源中的生產力基礎地位的論述,認為巫術等宗教因素在國家起源中起著根本性的決定作用。張光直理論在國際學術界引起了重大反響,我們既要肯定他的理論創新,也要看到他的一些理論尚待商榷和推敲。
一、關于國家起源模式的理論
張光直提出,國家的起源,即從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的轉變有兩種基本方式:一是西方式的,其代表是兩河流域蘇美爾人(Sumerian)的烏魯克(Uruk)文化和地中海的愛琴文明。它以人和自然關系的改變為契機,通過技術的突破,通過生產工具和生產手段的變化引起社會的質變。其特征是在興起時突破了自然生態系統的束縛,并與舊時生斷裂。西方式的國家起源中,人類對自然的征服是積蓄社會財富的主要方式,生產技術是決定性的因素,社會組織結構中的地緣關系代替了血緣關系。因此,西方式的國家起源的特點是突破性的,也就是斷裂性的。二是東方式的(或世界式的),其代表是東亞的中國,也包括美洲的瑪雅文明。它以人與人關系的改變為主要動力,在生產技術上沒有大的突破,主要是通過政治權威的確立開創新的時代。其特征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是連續的,它們的和諧關系沒有受到破壞。東方式的國家起源中,社會財富的積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完成,城市與以前的氏族聚落也有連續性,社會組織結構中的血緣關系從氏族社會延續下來,包容了新的地緣關系。因此,東方式的國家起源的特點是連續性的①。
在闡述國家起源的兩種不同模式(斷裂——連續模式)后,張光直提出了一個震驚學術界、尤其是西方學術界的觀點。他認為,中國的國家起源模式是全世界向文明轉進的主要形態,而西方式的國家起源模式只是次要形態。因此,現代社會科學里自西方經驗總結而來的國家起源理論的一般法則沒有普適性。他明確指出:“中國的形態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轉進的主要形態,而西方的形態實在是個例外?!睆埞庵边M而提出:“一般社會科學上所謂原理原則,都是從西方文明史的發展規律里面歸納出來的。我們今后對社會科學要有個新的要求,就是說,任何有一般適用性的社會科學的原理,是一定要在廣大的非西方世界的歷史中考驗過的,或是在這個歷史的基礎上制定出來的。退一步說,任何一個原理原則,一定要通過中國史實的考驗,才能說它可能有世界的通用性。”②
張光直的上述理論具有開創性意義,對西方社會科學具有很大的挑戰性,也引發了許多學者的關注。2001年9月,美國羅莎·蘭伯格-卡洛夫斯基(Marfha.Lamberg-Karlovsky)主編了《破裂——文明的起源》(TheBreakout-TheOriginsofCivilization)一書,有多位學者撰文討論張光直提出的國家起源的斷裂——連續理論。可見,張光直的學說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張光直的理論有利于打破“惟西方的社會科學范式和理論獨尊”的局面。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僅僅是基于人類歷史的一部分事實得出的,不可能用來解釋人類各種文明形態尤其是東方文明中的國家起源進程。因此,現在是從總結普遍規律的立場出發來研究中國文明史的時候了。
當然,張光直將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的模式概括為連續性模式,這種概括也有片面性。中國國家起源中,連續性和創新性有機統一在一起,我們既要看到前國家社會的氏族制度在國家社會也發揮著重要作用,也要看到國家社會實現了重大的制度創新。張光直的失誤就在于對中國國家起源的這種連續性和創新性對立統一關系認識不夠,進而將中國和瑪雅視為一種同質文明類型。其實,中國國家起源和中南美洲的國家起源存在重大差別。其中,最主要的差別在于,中國國家起源和發展過程中,在保持連續性特征的同時,不斷實現經濟領域的技術創新、政治領域的制度創新以及意識形態領域的文化創新。這種連續性和創新性的統一,使得中華文明始終具有連續進化、生生不息的穩定性和生命力。而瑪雅文明則是連續性有余,創新性不足。譬如,她的國家制度始終徘徊在低級水平,保有濃厚.的原始色彩。這也是看似強大的帝國大軍在規模較小的西班牙殖民者面前很快就落敗的原因。
二、關于國家起源動力因素的研究
(一)薩滿巫教、藝術以及文字的作用
張光直根據《國語》中“絕地天通”的故事,認為薩滿巫教(Shamanism)在中國國家起源中占有基礎性地位。張光直指出:“它為我們認識巫覡文化在古代中國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提供了關鍵的啟示?!糯?,任何人都可借助巫的幫助與天相通,自天地交通斷絕之后,只有控制著溝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統治的知識,即權力。于是,巫便成了每個宮廷中必不可少的成員。事實上,研究古代中國的學者都認為:帝王自己就是眾巫的首領。三代王朝創立者的所有行為都帶有巫術和超自然的色彩?!彼€為薩滿巫教理論提供了另外兩個論據:“如夏禹有所謂‘禹步’,是后代巫師特有的步態。……甲骨卜辭表明:商王的確是巫的首領。”③
張光直在薩滿巫教理論的基礎上,認為藝術和文字具有類似的宗教功能,都是攫取政治權力的手段。首先,藝術是攫取權力的手段。商周藝術中的動物紋樣具有宗教功能,“帶有動物紋樣的商周青銅禮器具有象征政治家族財富的價值。很明顯,既然商周藝術中的動物是巫覡溝通天地的主要媒介,那么,對帶有動物紋樣的青銅禮器的占有,就意味著對天地溝通手段的占有,也就意味著對知識和權力的控制。占有的動物越多越好;因此正如《左傳》所說:‘遠方圖物’,所有的物都鑄人了王室的青銅器之中。很可能王室的巫師和地方巫師所擁有的動物助手也是分層分級的?!雹?/p>
其次,文字也是攫取權力的手段。張光直認為,無論商代還是史前的陶器符號,絕大多數都是家族、宗族、氏族或其分支的標記和祖徽?!肮糯袊奈淖郑辽倨渲械囊徊糠?,可能從祖徽(賦予親族政治和宗教權力的符號)演變而來。我們由此可以推想:古代中國文字的形式本身便具有內在的力量?!淖值牧α縼碓从谒R的聯系;而知識卻來自于祖先,生者須借助于文字與祖先溝通。這就是說,知識由死者所掌握,死者的智慧則通過文字的媒介而顯示于后人?!雹荩ò鏅嗨校?/p>
(二)財富的增加依靠政治權力帶來的勞動力增加,而不是生產力的作用
張光直提出,中國國家起源中,是政治權力導向財富,即由“貴”而“富”,而非由“富”而“貴”。在古代宗法制度下,政治權力由個人在親族群中的地位而決定,而政治權力越大,統治者便可獲得更多的勞動力,生產更多的財富。從考古資料上看,從仰韶到龍山到三代,在生產工具方面沒有出現突破性的變化。中國古代國家財富的增加和集中,幾乎全然是靠勞動力的增加、靠將更多的勞動力指派于生產活動和靠更為有效率的經營技術而產生的。換言之,財富之相對性與絕對性的積累主要是靠政治程序而達成的。⑥
張光直的上述觀點,揭示了政治手段在財富積聚中的重要作用,對于研究中國國家起源的特點有啟發意義。張光直認為,三代時期的青銅器是作為祭祀的禮器和戰爭的武器,而沒有大規模作為生產工具使用。他的這一觀點被一些考古材料所證偽。1989年江西新干縣大洋洲的商代大墓,出土商代中后期的青銅器475件。其中,青銅工具占18種、143件,并且形成了平分秋色的兩個工具群:其中6種75件屬于手工業工具群,12種68件屬于青銅農具群。江西大洋洲出土的這70多件青銅農具表明,比較發達齊全的青銅農具群的出現,最晚是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殷商后期。這次考古發現,第一次以考古實物肯定了中國歷史上的確存在青銅農具體系⑦。
三、批判地回應
張光直關于國家起源模式和動力因素的有關論述,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同時,張光直對馬克思的國家起源理論也提出了質疑,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批評馬克思忽略了對巫術、原始宗教等因素在國家起源中的作用,認為薩滿巫術在中國國家起源中起著決定性作用;第二,批判馬克思的生產力決定論,認為中國國家起源中并沒有生產工具的突破性變化,財富主要靠政治手段來獲得;第三,批評馬克思的國家起源理論只是在總結西方國家起源的有關資料上形成的,因而對東方和中國國家起源缺乏解釋力和普適性。
(一)關于巫術和原始宗教在國家起源中的作用問題
張光直注意到在中國文明起源過程中“巫”的重要作用。他認為,以生產工具為核心的生產力在中國國家起源中并不占據根本性地位,在“政治權力的獲取和增加上,‘巫’這類人物和他們的作業與所代表的宇宙觀,要發揮絕大的作用”⑧。他進而指出,中國的青銅器主要是為統治者爭取與維護政治權力發明制造的。它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祭祀中巫師溝通天地的法器,而青銅器上面的動物紋飾也主要為了協助巫覡溝通天地。
關于青銅紋樣的意義,《呂氏春秋》的解釋較為準確。如《慎勢》:“周鼎著象,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币馑际侵芏ι峡惕T物象,是為了讓事理通達,而事理通達則是人君的行政處事之道。這些歷史文獻表明,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與巫術和宗教沒有直接關系,其功用在于宣德訓誡、垂范后世。再者,根據觀察,虎食人紋上夾在獸口的人頭,其面多露驚恐之色,這不應該是巫覡做法時的神情。
張光直的“薩滿巫教論”之所以錯誤,在于他沒能從根本上把握住三代政治“神道設教”的現實主義本質。學術界中有一種觀點認為,三代政治尤其是夏商政治是一種神權政治,受占卜等巫術活動的主導。其實,在占卜過程中,并非是巫覡居于統治地位,而是統治者尤其是國王主體性的充分表現。殷人占卜敬神只是為了把國王的意志神圣化,國王借敬神統一思想,以達到加強王權的目的。譬如,盤庚曾借神權否定族眾的“協比讒言”,下決心為國家的利益“震動萬民以遷”殷。
張光直關于薩滿巫教的理論,顯然夸大了“巫”的作用,忽視了物質生產、勞動實踐的重要地位.所謂“巫”能通天的原理,遠不如馬克思的勞動實踐觀能更清楚地解釋人與人、人與天相互之間的關系。
(二)關于生產工具、生產力在國家起源中的作用問題
張光直在《中國古代王的興起與城邦的形成》一文中指出,中國古代早期國家起源的一項重要的特征,是政治權力導向財富。一般而言,增加財富的生產力,“不外兩條途徑:增加勞動力,或改進生產工具與技術?!睆埞庵闭J為,中國國家起源中的財富集中,并不是象馬克思等人所言的依靠生產技術革新和生產力的發展這一方式而達成。它幾乎全部依靠操縱生產勞動力而達成的,靠將更多勞動力指派于生產活動和靠更為有效率的經理技術而產生的。換言之,財富之相對性與絕對性的積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而達成的。
張光直的上述論述有合理之處,但他對馬克思的指責卻是站不腳的。首先,張光直關于國家起源時期的“財富之相對性與絕對性積蓄主要靠政治程序而達成”的觀點是缺乏經濟學理論支持的。馬克思在他的論著中,曾明確區分“資本積累”和“資本集中”兩個概念。這兩個概念中,“資本積累”類似于張光直所言的財富的“絕對性積蓄”,它必須通過提高生產技術水平,改進物質生產工具等生產力手段來完成?!百Y本集中”則類似于張光直所言的財富的“相對性積蓄”,它可以通過調整人與人的關系,改變產權關系,制定再分配制度等政治手段來完成。張光直沒能區分財富的相對性積蓄和絕對性積蓄這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形式,因而錯誤地認為財富的絕對性積蓄也是主要依靠政治程序來完成。
其次,張光直懷疑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文明化的根本動力,進而懷疑馬克思唯物史觀中“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這一基本原理的正確性。我們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這一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是不容置疑的,問題出在張光直對“生產力”概念做了狹隘的理解。由于受職業習慣影響,一些考古學家偏愛從生產工具的角度去把握生產力的水平(因為生產工具能找到直接的物質遺存)。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生產力是一個綜合性指標,除了物質性的生產工具以外,還包括一些觀念形態的東西。張光直所說的社會進步主要依靠“將更多的勞動力指派于生產活動和靠更為有效率的經營技術”,他沒有能認識到生產活動的經營和管理也是生產力進步的一種表現。同時,伴隨生產力的提高,直接要求生產方式社會化和生產組織管理的專業化、官僚化和復雜化,從而帶動上層建筑的進化,導致國家制度的產生。因而從根本上說,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
(三)關于馬克思國家起源理論的解釋力和普適性問題
張光直認為,西方有關中國古代政治的理論,以東方社會(orientalsociety)這一概念為其核心。張光直認為,“無論馬克思、韋伯還是魏特夫都沒有掌握中國三代社會的考古材料;他們對東方社會特征的描述和對其形成原因的推斷,是根據對后期歷史,而且常常是轉手材料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得出來的?!雹帷榜R克思對中國的論評正表明了……他對亞洲歷史認識的最大局限。同樣,馬克思構想了一個靜態的、自給自足的農村公社制度,并不符合我們所認識的古代中國城鎮與城市的圖像,這些城邑在一個不斷變遷的經濟與政治的分層系統中互相施加能動的影響。”⑩
張光直將馬克思和恩格斯簡單地歸為純粹的西方派,忽略了馬克思國家起源理論對東方社會的關注。其實,馬克思晚年筆記中的國家起源思想,已遠遠突破了張光直批評馬克思時所總結的幾個特點。譬如,馬克思在晚年筆記中,非常重視國家起源中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族制度在國家制度中的重要作用。遺憾的是,不知是沒能看到馬克思晚年的這些文獻,還是出于其他原因,張光直對馬克思的這一思想只字不提,仍然簡單地認為馬克思主張國家形成的標志之一就是地緣關系取代血緣關系。張光直還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觀是代表西方社會科學對古史分期的研究,而在這個古史分期之外,有一個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問題,這代表了西方社會科學法則里所不能解決的若干東方現象”⑾。的確,馬克思國家起源理論主要是以西方文明為研究范例得出的,但他也非常關注東方的社會歷史發展。無論是在馬克思的中期著作,還是在晚年筆記中,我們都能看到馬克思對東方社會所做的深入探究,而且,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也正是由馬克思本人提出的,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是解釋中國國家起源較為合適的理論。
注釋:
①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頁。
②張光直:《考古人類學隨筆》,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55—56頁。
③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頁。
④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頁。
⑤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頁。
⑥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474頁。
⑦王東:《中華文明論》,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83頁。
⑧張光直:《中國考古學論文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391頁。
⑨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頁。
⑩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9—100頁。
⑾徐蘋芳、張光直:《中國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燕京學報》第六期。
關鍵詞: 醫學院校 思想風潮 微觀視角 理論支持
近幾年社會出現的“思想風潮”現象對高校產生了一定影響,思想風潮在高校“升溫”成了思想政治工作者不得不正視的問題,如何引導和教育大學生正確理性地認識,樹立正確的思想觀念,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內容。本文結合醫學院校實際,對醫學院校大學生的思想觀念現狀做了一些調研,通過研究醫學院校大學生思想觀念的現狀及其形成原因、造成的影響等,從而為大學生思想觀念教育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論支持。
一、醫學院校大學生思想觀念現狀
在調查對象上,為了保證被調查對象的普遍性及代表性,課題組成員特選取某醫學院校不同學歷、年級、專業的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受經費及人力所限,被調查者僅限于某醫學院校本碩在校生。學歷分為碩士研究生及本科大學生,年級分布在2011-2015級,專業涵蓋中醫學、中西醫臨床、針灸推拿專業、護理學、中醫文獻研究、人文專業、外語專業等醫學院校所設置專業。本次問卷調查共發放調查問卷500份,回收問卷482份,無效問卷23份,有效問卷459份,有效回收率為95%。調查結果顯示:
(一)醫學院校大學生對思想觀念呈現一定的模糊性
1.對思想觀念本質的認識不深刻。思想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出現的一種文化現象,屬于社會意識形態[1]。在回答“是否了解思想本質的問題”時,有80.5%的被調查者明確表示對于宗教的本質沒有清晰的認識。僅有10.6%的被調查者表示對思想的本質有著明晰的認識。
2.對思想功能的認識不全面。調查數據顯示:僅有23.6%的被調查者表示對思想功能有著正確的認識,75.8%的被調查者對思想功能認識模糊,僅把思想看做一種心靈的寄托,其中67%的人在遇到困惑時會隨遇而安或者求助其他外在力量。
3.對思想觀念與思想風潮的認識不清晰。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被調查者都對思想觀念有初步的認知,但是對于思想觀念和思想風潮卻不能夠清晰地區分。64%的被調查者竟然認為一切跟思想觀念有關的都是思想風潮;23%的被調查者表示出于對思想觀念的不理解,這一結果顯示出大學生對思想觀念與思想風潮的認知還處于不清晰的狀態。
(二)醫學院校大學生思想觀念評價的情感傾向性
中醫學及中西醫臨床等醫學專業在課程設置上都有《思想道德修養》課程,系統地學習過相關知識?!端枷氲赖滦摒B》是針對大學生培養思想道德修養的一本教材。立足于中國傳統的儒家觀念,對于培養大學生的思想觀念具有重要的意義。醫學類專業的大學生在日常學習醫學文化知識的同時,不自覺地受到熏陶,這不自覺地提高了醫學院校大學生的思想道德修養。89.5%的醫學專業的被調查者對于中國古代儒釋道宗教有較多關注,且有較高評價。
(三)思想觀念選擇的實用性
本次問卷調查發現,大部分大學生不愿透露自己的思想觀念的真實狀況,并認為這是他們的個人隱私,希望不被外界打擾;還有一部分被調查者在學習之余會閱讀思想類書籍,并已經形成堅固的思想觀念。筆者在同被調查者聊天和訪談中了解到,部分大學生之所以對思想觀念一類的書籍感興趣,是因為他們普遍都有學習和生活中的受挫經歷,在樹立正確思想的過程中似乎完成了一種思想對現實的超越,從而可以“脫離苦?!?。部分大學生出于從眾心理、好奇心理等接觸此類書籍,并逐漸喜歡上這味“心靈雞湯”;少部分大學生是受到家庭環境的影響。
二、醫學院校大學生思想觀念的形成原因
(一)“思想觀”教育的不足引致大學生思想觀念膚淺
高校思政教育中關于“思想觀”的教育內容偏少,而且僅僅涉及思想的基本定義及作用宏觀話題,而在教育大學生如何培養和樹立正確的思想觀方面還存在不足之處[2]。面對當今社會大學生的就業競爭現實,高校更多重視的是培養大學生的生存技能性學習,以便能在踏入社會后很快適應社會生活,而相對來說忽視大學生在人文素養方面的培養。正是由于思想觀教育的缺乏,才使得大學生的思想認識模糊,缺乏最基本的思想觀念常識,一方面他們對各類思想的熱情不敢加以表達,擔心自己會被當做“異端”,另一方面他們在心理困惑時需要這份“心靈雞湯”送來溫暖。這更加增強了思想的神秘性,思想觀念變得愈來愈“不可言說”。這種現狀反映了大學生思想觀教育的不足和缺失。
關鍵詞:中國古代;先秦時期;音樂;教育思想
1中國古代音樂教育的起源及形成
教育是人類特有的社會現象,是人類社會區別于動物界的重要標志。教育的產生和發展與人類社會的形成和發展是相互促進的。在中國古代社會中,教育包涵了音樂教育在內的多種教育內容,音樂教育思想對中國古代封建統治下君王的治理、文人雅士的培養、音樂文化的傳播以及音樂技能的傳承,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音樂教育從原始社會開始就已經產生了,那時的音樂教育活動都產生于“無意識”的教育行為,音樂教育大都是由生產生活的需要,或是帶有宗教色彩儀式的需要而產生,通過模仿的音樂教育形式進行“口耳相傳”。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人們對“美”的追求逐漸萌生,致使人們開始注重音樂教育中的審美體驗,加之音樂教育具有的實踐性,人們從“無意識”的音樂教育活動開始走向“有意識”的音樂教育活動,音樂教育的分工日益細化,音樂教育的內容也日趨充實。于是,音樂教育思想在商代以后開始孕育,在周代時萌生,周代以后開始了以“詩舞樂”三位一體的藝術教育形式。
2中國古代音樂教育思想的內涵
中國古代音樂教育思想直接作用于中國古代音樂教育的教育行為、教育方式和教育目的,起到一種風向標的重要作用。中國古代音樂教育思想的內涵極為豐富,主要體現在音樂本體、音樂的文化屬性和精神品格三個方面。
2.1以“音樂本體”體現的音樂教育思想
作為音樂的教育,一定是以音樂為主體進行的教育,應著眼于對音樂本身的理解與要求。古代音樂教育思想認為:音樂作為一種藝術,首先要“樂和諧”,正所謂“音聲相和,恒也”[1],“樂者,天地之和也”[2],“凡樂,天地之和”[3],“樂無太,平和者是也”。[4]這都充分說明了音樂的和諧是一種自然的現象,是音樂的根本特征。其次是“樂中和”,孔子奉行中庸之道,曾對音樂審美提出以下要求:“子曰:…《關雎》樂而不,哀而不傷?!保?]“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5]由此可見,孔子“中和為美”的音樂思想也是中國古代音樂最主要的要求。最后為“樂之樂”,“樂者,樂也?!保?]音樂能夠帶給人們一種愉悅和快樂。古代文人的這種對音樂本體要求的思想,是音樂教育思想最基礎的出發點。
2.2以“音樂的文化屬性”體現的音樂教育思想
音樂教育是一種文化的教育,在政治制度、社會禮儀、道德文化中都發揮著重要的功能和作用。在中國古代封建等級制度下,地主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以及兩者間的階級斗爭十分尖銳。在這種情況下,音樂由于具有“和”之特性,自然就成為一種特殊的調和兩者間矛盾關系的工具,其效果不可忽視。(1)統治者通過音樂教育,提高民眾的道德素養,教化民眾,傾聽民聲,達到民安國泰的最終愿望和目的。首先,通過音樂教育教化民心。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保?]《樂記》中亦道:“生民之道,樂為大焉。”[8]可見,音樂教育教化功能的重要性。運用音樂教育來疏通民眾的憂慮,使民眾恢復淳樸誠實的本性,是音樂教化功能的具體體現,所謂“樂者,所以救憂也”,[9]“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10]統治者可以通過音樂的教化使得民眾心平氣和、明白事理,從而達到國泰民安,如《樂記》中記載:“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保?]其次,通過音樂教育審樂知政。正所謂“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8],“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托于音樂以論其教”[4],“帝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11]音樂與政治相通,音樂可以很真實地反映當下社會與政治的安定狀況,統治者通過音樂來傾聽民眾心聲,從而體察民情,最終匡正自己的違失之處,改良政策,緩解君與民的關系,從而更好地治理國家,建立太平盛世。第三,音樂教育可以移風易俗?!皹沸卸鴤惽?,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保?]可見,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同時,音樂可以最快地改變人的內心情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為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6]音樂教育的這一功用對治國安邦起到輔助作用,效果尤其深遠而持久。(2)音樂教育在中國古代教育中可以視為是一種禮儀的教育,音樂教育與社會禮儀的養成互相促進、相輔相成。中國有“禮儀之邦”的美稱,自古“禮樂”被視為不可分家的統一整體,兩者都以“和”為美,“子曰:禮之用,和為貴。”[12]所以,同根而生的“禮”和“樂”本質上相互融合,是藝術性和規范性和諧統一的整體。一方面,禮樂制度讓音樂教育處處體現著禮的制約,以達到音樂教育中音樂“中和”的要求;另一方面,通過“禮”規范了“樂”,幫助音樂達到音樂教育育人的目的。禮樂并行的制度更深層次地鞏固了封建社會中君王的統治。關于禮樂相得益彰的記載在史書中屢見不鮮,《荀子》的樂論中就有“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6]《禮記》中樂記篇“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保?]“禮節民心,樂和民聲”[8],“樂者為同,禮者為異。……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8],“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8],《人物志》中也提到“《禮》以敬為本,《樂》以愛為主”。[13]這都充分說明了“樂”是“禮”的表露,“禮”充實了“樂”的內容,兩者共同作用,安定了國家的統治。2.3以“精神品格”為中心體現的音樂教育思想從音樂教育的對象上看,中國古代音樂教育思想是一種“育人”的思想觀念,而“育人”的具體要求主要是以精神品格的教育為中心。賢能之士在完善自身修養上認為,音樂教育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周王朝周王官學要求學生掌握“禮、樂、射、御、書、數”六種基本才能,以及孔子提出“六藝”的教學內容之后,音樂教育就成為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14]“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15]一個人在全面發展的前提下必然離不開學習音樂。荀子曾回答學習從何開始,在哪里結束的問題時道:“《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保?6]由此可見,音樂教育也使學生明白很多道理。音樂教育在古代是一種“人格完善”的教育,所謂“樂以造士”正是這個道理,士人通過聽音樂,學習音樂來順導性情,提升自身氣質與修養,甚至于不懂或不會一點音樂的人被認為是有缺憾的,“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保?]“《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洎于梁初,衣冠子孫,不知琴者,號有所闕。”[17]這都充分體現出了古代文人不但十分重視音樂教育,而且通過音樂教育培養自身“心性”發展的強烈愿望和要求。綜上所述,中國古代音樂教育思想從音樂本體思想觀念的形成上看,是離不開“自然天理”這種中國哲學觀的,然而音樂教育和政治統治之間存在的這種“體用不二,性相如一”的關系,使中國古代音樂教育思想又具有音樂教育服務于政治的這種特殊功能。音樂教育思想中對人精神品格的塑造,則體現了教育思想的本質要求。中國古代音樂教育思想三個內涵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即通過音樂本體的“和”,達到“樂和”;通過“完全人格”的塑造,達到“人和”;最終達到“政通”的崇高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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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和探討古代奧運會衰亡的原因,從中獲取經驗和啟示,為以后奧運會的發展敲響警鐘,采取措施讓現代奧運會能更好,更健康的發展下去。運用文獻資料發和邏輯分析法對古代奧運會的衰亡原因進行分析和研究最后得出啟發,讓現代奧運會更好、更健康的發展。
關鍵詞 古代奧運會 衰亡 現代奧運會 經驗
一、前言
奧運會分為古代奧運會和現代奧運會。從公元前776年到公元394年,古代奧運會共舉行了293屆,歷時1170年。古代奧運會起源興起于古希臘,它有著優越的自然地環境因素和社會環境因素,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和現實的動力。而對宗教的依附、奴隸制經濟的不穩定、城邦制度的弊病和“以人為本”的背棄等異化現象把古奧運會推向了歷史的深淵。但是人們對運動的渴望對運動的需求是從來沒有間斷過,在19世紀80年代,法國教育學家顧拜旦于1888年首先向全世界提出恢復奧運會的倡議。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終于在1896年4月6日至15日在希臘首都雅典第一屆現代奧運會隆重舉行。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從此正式誕生了。
隨著現代奧林匹克的發展和繁榮,世界的經濟出現全球化,全球化影響著滲透著奧運。使得奧林匹克運動逐漸背離了當初發展的準則,摒棄了“公正、和諧、公平”的體育道德原則,走向歧途,從出現的異化現象我們看到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已出現了和古奧運會相仿的一些危機傾向。
二、研究對象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文以古代奧運會和現代奧運會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方法
1.文獻資料法。運用文獻資料法對古代奧運會的興起、興盛和衰亡原因進行分析和研究。
2.邏輯分析法。通過對古代奧運會認識,列舉和對比出古代奧運會衰亡原因從古奧運的興衰出得出總結更好的發展現代奧運會
三、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古代奧運會的興起、興盛和衰亡
古奧運會從公元前776年起,到公元394年止,經歷了1170年,共舉行了293屆。按其起源、盛衰,大致分為三個時期:1.公元前776年,在奧林匹亞舉行了第一屆古代奧運會。奧運開始前期項目比較少規模也比較小各方面都不成熟。2.公元前490年興建了許多運動設施、廟宇等,參賽者遍及希臘各個城邦,奧運會盛極一時,成為希臘最盛大的節日。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前4世紀是古希臘城邦奴隸制的全盛時期也是古代奧運會的最鼎盛時期。3.公元前4世紀,奧運會逐漸衰落。在此期間內由于古希臘的衰落和外敵的入侵職業運動員的出現導致比賽畸形重大地震將奧林匹克之城摧毀古希臘人對于體育越來越淡漠,使奧林匹亞遭到了徹底毀滅。順延了1000余年的古奧運會不復存在了,繁榮的奧林匹亞變成了一片廢墟。
(二)給現代人的反思
古代奧運會雖然衰落了,但它給人類社會留下一筆寶貴的文化財富,在人類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從古奧運的歷史中學習并認真分析古代奧運會衰亡的原因,來指導現代奧運會的發展使之不再重蹈古奧運的命運,對我們當今奧運會的發展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1.奧運會彰顯綜合國力。從古奧運中可以看出奧運會的發展興衰與古希臘國的興衰是緊密相連的,國強則奧強國衰則奧衰。要想更好地發展奧運大環境要有個平穩健康的大環境。2008年在北京舉行的第29屆奧運會共有204個國家和地區參賽,參賽運動員11438人,設302項(28種運動)比賽項目。北京奧運會的舉辦體現了我們中華民族在世界影響力的增強和在處理國際事務中地位的增強?,F代奧運會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著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
2.奧運會的舉辦一定要堅持人人平等的原則,堅持以人為本追求健康幸福生活新的體育觀。古代奧運會對,參賽者身份必須有嚴格的限制和要求。這些規定都制約了奧運會開展的公平性和廣泛性。人們在對以往的發展做出了深刻的反省和反思,發現認識到發展的核心不在于物而在于人,發展的最終目的是讓人獲得全面發展。北京申辦的2008年奧運會將申辦與發展有機結合起來,提出“綠色奧運、人文奧運、科技奧運”的三大理念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和高度評價,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的內涵。新世紀的體育將以體現“以人為本”的時代主題。
3.奧運會的發展要不斷的改革創新,加強體育職業道德。由于新奧林匹克運動的崛起和改革,舉辦奧運會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激烈的競爭導致了申辦過程中物質手段的介入。堅決反對把奧運會作為某個國家政府的政治工具,對各種政治干擾采取了有效的對策。如何更有效地進行全球的反興奮劑斗爭。國際奧委會在禁止使用興奮劑方面態度十分堅決,對違禁者的處罰也在不斷加重。國家的運動員都應該樹立公平、公正的競賽思想。否則奧運會出現的這種專業化、政治化、商業化的膨脹早晚都要阻礙奧運會的發展。
4.奧運會要回歸自然回歸大眾和自然。奧運會體現的是人民的意志和精神,反之則就會失去體育的內在魅力。在2012舉行的第三十屆倫敦奧運會將成為有史以來最為綠色的奧運會,倫敦奧運的設計包含了重要的五點設計亮點希望每個主題都能帶來持久的變化:氣候變化、廢物處理、生物多樣性、包容、健康居住 。希望奧運真正的能回歸自然走真正的可持續發展綠色奧運,才能使人們享受到體育的真正魅力和內涵,才能使體育有更好的發展空間和發展前景。
四、結論
古代奧運雖然滅亡了但是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文化財富和重要啟示。在經濟全球化,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的今天,我們應繼承古奧運的優良傳統但是如何使奧運會能更好更健康的發展下去成為考驗我們的重大問題。覽前王得失,為在身龜鏡。透過古奧運會興衰這面鏡子,我們得到歷史的教訓和啟示,并且提出切實可行的舉措,為現代奧運會的發展提供保障,為使奧運健康可持續協調的發展我們將要做出長久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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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華五千年文化長河中,服飾文化是其重要組成部分。了解服飾文化不僅可了解當時社會的物質特征和精神特征,還能深入研究各個歷史時期的興衰變幻。在中國古代服飾中,女性的衣著配飾始終是一個熱門的話題被不斷探討。其中,帔帛作為女性特有的裝飾,代表著不同時代的歷史文化風貌。
關鍵詞:帔帛 唐代 服飾文化
一、緒論
帔帛,也稱披帛或帛,是一種古代女子的配飾,樣式類似長絲巾,我們常在畫里看到古代婦女肩上或手臂上搭著一條長長的絲帶,行走時隨風擺動,顯得飄逸自然。常見的搭配是婦女穿著窄袖的衣服,肩上披著一條長長的帔帛。帔帛穿戴的方法多種多樣,多為兩端自然下垂,有時一端長些,一端短些。有時將帔帛兩端固定在胸前,形成馬甲的樣式。有時將右邊一端固定束在裙帶中,另一端繞過肩背,搭在左臂上。有時也會捧在胸前,使其垂至膝蓋。
帔帛多見于繪畫、陶俑和壁畫中,對它的研究也大多以此為根據。其中以唐代留傳下來的資料最為豐富。盛唐時期襦裙的衣袖和裙擺逐漸變寬,為使這樣肥大的服飾看起來自然飄逸,裝飾性極強的帔帛因此成為唐朝女子的主要衣飾之一。如唐代畫家周P的《簪花仕女圖》,描繪了一群身著華麗裝束、肩披帔帛的貴族婦女,她們身著紗衣衫襦,搭配搖曳長裙,肩披飄逸帔帛,神態各異,生動活潑。又如唐代壁畫《紅衣》中,著間色長裙,手執帔帛,舒展雙臂,舞態嬌柔,其中帔帛的裝飾作用顯而易見。
二、帔帛的來源
2.1秦時起源說
對于帔帛的起源,至今仍有不同的觀點。南宋末年陳元靚的《事林廣記》中說:“三代無帔。秦時有帔帛,以縑帛為之,漢即以羅,晉永嘉中制絳暈帔子。開元中令三妃以下通服之?!盵1]根據這本書的說法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夏商周時期沒有帔。秦代出現用縑帛制成的帔帛,唐開元年間,帔帛成為普通婦女的常服。但是根據對秦時陶俑和漢代畫像磚的研究,這兩個時期帔帛并未出現。眾多學者在對古代文獻及圖像資料進行研究之后,對于帔帛的興起時間得出了基本統一的觀點:秦朝時帔帛并未出現,帔帛的首度出現應是在南北朝時期。
沈從文先生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中闡述了自己對于“秦時起源說”的看法:“唐宋以來的讀書人,談日用器物歷史起源,多喜附會,用矜博聞,照例是上自史前,下及秦漢,無所不及,而總是虛實參半。談帔帛征用,也難于征信。既有所稱引,也容易把同物異名分為二,和同名異物和為一,相互混淆?!盵2]此外,沈從文先生對帔帛的起源作了進一步研究,他認為帔帛最早出現在北朝石刻伎樂天身上。有資料顯示敦煌莫高窟288窟北魏壁畫女供養人及285窟西魏女供養人已有帔帛。也有學者認為帔帛的雛形是六朝時的“斜領”,《舊唐書?輿服志》云“圍巾護項,偏壓垂之,曰斜領,未嫁女子皆衣著斜領。”[3]后為遮風暖體魏晉時期的女子將斜領裁改為披在肩上的長巾,謂之“帔子”,隋唐時期的帔帛就由此而來。
2.2 西域服飾文化的影響
秦漢以后,由于中原地區國力強盛,周邊少數民族各國多派使臣覲見。西域各國由于地理位置的優勢,與中原地區的聯系十分緊密,在政治、經濟、文化、習俗等方面相互影響。
學者認為,帔帛是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西亞文化,與中原地區相結合而流行開來的一種服飾。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段文杰、孫機、黃能馥-陳娟娟,他們的觀點多以《舊唐書?波斯傳》為依據:“其丈夫……衣不開襟,并有巾帔。多用蘇方青白色為之,兩邊緣以織成錦。婦人亦巾帔裙衫,辮發垂后。”[4]黃能馥-陳娟娟在《中國服飾史》中這樣寫道:“從波斯薩珊王朝銀瓶人物畫上,所見女裝也有帔巾,與唐代帔帛形式略同。又新疆丹丹烏里克出土的早期木版佛畫也有帔帛,……?!盵5]然而波斯薩珊王朝銀瓶的制作時期較晚,與最早出現在十六國時期的壁畫中的帔帛在時間上相矛盾。由此可以看出,波斯薩珊王朝銀瓶并不能作為證明帔帛起源的有力證據,而帔帛在中原的流行確是受到西域飄逸虛幻等特點的影響。對于帔帛是由印度傳入的說法,黃能馥和陳娟娟兩位學者亦持反對態度,他們認為在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中,并未提到與中原地區相同的帔帛,而印度的紗麗也因穿戴方式不同被認為與帔帛無關。
2.3 印度佛教藝術的推動
東漢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佛教正式由官方傳入中國,自此恒河文化和黃河文化相互融合滲透,對中國思想、文化及藝術等領域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在藝術領域,佛教的廣泛傳播給中國古代繪畫、建筑、雕塑的發展,提供了契機。
我國最早的帔帛人物形象是出現在佛教的壁畫和雕像中,受到印度佛教畫像及雕塑的影響,如帔帛首度出現在女供養人服飾中是在新疆克孜爾石窟和莫高窟228號窟壁畫中,這兩處都是北魏時期繪制。其中女子服飾形象是短小背心、飄逸長裙,肩披如夢似幻的長巾,這是典型的西域龜茲女子服飾。西域龜茲服飾風格是受到佛教藝術的影響而形成的,然而在龜茲地區的佛教壁畫中,帔帛并沒有世俗化,這和中原地區以及與中原文化一體化的敦煌是不同的。到了隋唐時期的敦煌服飾中,帔帛演變為一種最為普遍的服飾,在數量眾多的供養人畫像中,女供養人大多上著窄袖衫,下穿長裙、肩搭帔帛,可見在佛教服飾世俗化的影響下,帔帛在隋朝已成為女性的常服和時尚衣著的表現。
三、帔帛的演變
3.1 隋唐時期帔帛
隋代的建立使后漢以后分裂與對峙近四個世紀的中國重新統一起來,在此后的三百多年中,出現了民族融合、經濟繁榮的景象。在隋唐兩代,少數民族服飾與中原服飾相融合,形成了極具特色的服飾風格?!吨腥A古今注》其中一段話便記載了唐朝帔帛穿著成風的來由:“……古無其制,開元中詔令,二十七世婦及寶林御女良人等,尋常宴參侍令帔畫帛,至今然矣”。[6]
在隋唐的許多出土文物中都能看到帔帛的影子,無論是貴族婦女還是平民女子都對它極為推崇。從閻立本《步輦圖》、張萱《虢國夫人游春圖》,到永泰公主墓道壁畫、新城公主墓道壁畫等,都有帔帛出現。而對于帔帛的樣式,在唐代已有規定,據《事物紀原》記“唐制士庶女子在室搭帔帛,出后帔帔子,以別出處之羲,今仕族亦有用者”。[7]女子著窄袖衫、半臂襖,坦露胸口,系及地長裙并搭配一條長長的帔帛,這樣的穿戴樣式是唐時流行的“時世裝”。
3.2 宋明兩代帔帛的演變
經過幾個朝代的更迭,帔帛的樣式和材質也隨之發展,到了宋代便成為女性的高級禮服之一,稱之為霞帔,因樣式飄逸華麗,宛如云間彩霞而得名。
宋代的霞帔與隋唐時期的帔帛之間的繼承關系是顯而易見的。不同之處在于帔帛是一條輕薄的絲帶,而霞帔則是兩條羅素連接而成,呈“V”字型。帔帛的穿戴方式有很多,隨意性強,可肩披,可環繞。這樣的設計既解決了霞帔較厚不易服帖的問題,也保留了其飄逸清新,瀟灑自然的特點。明代的霞帔在制作、款式等方面繼續延續宋代,并對霞帔的佩戴制度進行了更加嚴格細致的規范。
帔帛的傳播與發展,不僅代表著古代女性服飾和審美的變換,同時也顯示出不同歷史時期經濟、政治、文化的差異。對帔帛的研究不僅能夠了解中國服飾的變遷,而且為了解和探索古代中國及周邊各國的藝術發展提供了機會。(作者單位:河南大學)
參考文獻:
[1] 《事林廣記》 陳元靚(宋)后集卷10
[2]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沈從文 上海書店出版社 P274
[3] 《舊唐書?輿服志》卷45
[4] 《舊唐書?波斯傳》卷148
[5] 《中國服飾史》 黃能馥-陳娟娟 上海人民出版社 P52
關于端午節的由來,原因甚多,諸如紀念屈原說,紀念伍子胥說,紀念曹娥說,起于三代夏至節說,惡月惡日驅避說,吳月民族圖騰祭說等等。以上各說,各本其源。
端午節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時代龍圖騰祭祀演變而來。據學者聞一多先生的端午考和端午的歷史教育列舉的百余條古籍記載及專家考古考證,端午的起源,是中國古代南方吳越民族舉行圖騰祭的節日,比屈原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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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古代???技術教育 發展演變
中圖分類號:G40-09 文獻標識碼: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1.156
1 學校的發展歷程
最早能考證的??茖W校起始于西周的疇官之學,通過培訓后擔任相關職業而將技術傳承下去,培養具有科技知識的高級技術官員,被視為我國古代專門教育的萌芽。
東漢光和元年的鴻都門學被稱為我國第一所??茖W校,鴻都門學獨立于當時已初具規模的太學,主要教授尺牘、小說、字畫、辭賦等文學藝術知識,但鴻都門學與其說是教授技藝,更類似招收民間技藝已成熟的人才,直到南朝建立了第一所醫學校,是我國古代較早的??漆t學學校。
隋唐時期我國古代的??平逃辛碎L足的發展,隋代開創中央業務部門下設??平逃拈_始,即在國子監下設書學和算學,同時在大理寺設律博士三人,招收律法方面的學生專門培養,這種專門教育的辦學體制為其后諸朝沿用。
唐代的專科學校由知名學者擔任教授,兼有教育與研究兩個任務,其功能的擴大,有利于教育質量的提升。同時專科學校在學習過程中不僅需要掌握嚴謹的理論知識,也經過一定的實踐鍛煉,例如學習藥學的學生,在學習時還應掌握辨別藥材的技術。
宋代的??茖W校不僅承襲唐代還新建了武學和畫學,元代的地方??平逃辛碎L足的發展,其中以陰陽學和醫學最為突出。元代政府還設立了專門管理中央和地方的醫學??茖W校,使古代專科教育的管理體制趨于完善。
然而明代以后,由于學校教育淪為科舉的附庸,??茖W校日益式微,幾乎消失,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建立過招收八旗子弟的俄羅斯文館。
2 古代專門教育的特色傳授方法――藝徒制
我國古代的專門教育起源于官營的手工作坊中的藝徒訓練,這種手工作坊多擔任制作衣食生活用品等功能,作坊里的工匠掌握著優秀的專業技藝,他們經常聚集在一起相互學習,時間久了,有些工匠被提升為“工師”,主要負責傳授技藝,慢慢形成了培養專門技藝的學校,教師通過直接演示學習技術教授徒弟,形成了我國專門學校獨具特色的――藝徒制。
2.1 唐代的藝徒制
藝徒制是在唐代被發揚光大的,這首先要歸功于唐代手工作坊的迅速發展,需要大量工匠,而工匠的人數不能滿足對生活用品、兵器等技術類活動的需求,官營作坊少府監征用了民間大量不同專業的匠人建立起藝徒制,從中央政府到道郡地方都開辦了專營的官方手工業機構,并逐漸在全國構成一個巨大的行業,培養了大批能工巧匠。
藝徒制的訓練由少府監負責,嚴格的培訓弟子,藝徒制至此較為完備。唐代的少府監不僅劃分出了不同的手工業工種,而且分門別類的對工種的學習長度做出規定,以此確立了完備的考試考核和訓練方式。藝徒制的考核制度每三個月一次考核,由少府監內設的官員進行考試,年終則有總監進行大考,每件制品上刻有作者的姓名,以備考察。
2.2 藝徒制教師的選擇和教學方法
藝徒制師傅的選擇,一般是身懷絕技或者熟諳生產技術的工匠充當教師,即“工師”,他既是管理生產者,也是弟子的老師,他們的傳藝程序包括做出模范樣件講解示范,之后讓其他工匠學習,這一過程伴隨著生產同時進行。
2.3 宋代藝徒制的大規模興盛
宋代的手工業不僅發展出了更多工種,而且規模更大了,宋代藝徒訓練有了“法式”這一種訓練方式,即總結手工的經驗編制出的標準規范,類似于今天的標準程序,其中包括了簡單的入門知識,工藝生產至此標準化和定型化。法式包含名、制、料等部分。這種標準化生產的法式被宋代統治者詔令編纂,其中最著名的建筑學著作《營造法式》流傳至今。編訂軍械的《熙寧法式》,以及就弓的制作編撰的《弓式》也很有名。宋代以法式進行的手工業訓練也包含著嚴密的考核和訓練,如長官負責兵器什物檢查等。
元清時代,手工技藝的教授仍在民間作坊存在,官營作坊也頻頻借朝廷之力征調能工巧匠,官營手工作坊往往成為全國著名匠師的集散地,并一直延續至清朝。
2.4 藝徒制在民間
在官營作坊以外,社會上也涌現了大批個體手工業,包括家庭營業和出門攬活兩種,其技藝傳授方式分別為世襲家傳和拜師收徒。
家庭手工業一般局限于家族之內,而大型的高超技藝則需要拜師來完成,甚至出現了小型專門學校,私人手工作坊內的工匠聚集在一起學習和交流。這種拜師的專門教育活動也在宋代達到了鼎盛。
3 古代專門學校的啟示和經驗
首先,重視實踐,言傳身教是其獨特的教學方式。
中國古代專門學校的教育非常重視基本功的訓練,而且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即示范――模仿。由教師講解示范,學生模仿,并在模仿的過程中學到技藝。專門學校不依賴教材,而是通過實踐進行操作,因此對教師的能力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考核制度完備嚴格。
中國古代專門學校有一定的考核標準,將各行各業的生產經驗規范化作為考試的依據,對不合格者嚴厲處罰。
考核次數較為頻繁,不僅有年終大考,每個季度也進行考試,考試內容一般是平常作業和考試作業兩方面,還會對一些制品抽查質量。
最后,有一批優良的師資隊伍。
古代專門學校的教師不僅能夠教授技藝,教師本身就具有高超的生產水平,他們是從百行百業中精挑細選出來的,他們不僅授之以魚,同時授之以漁,這對學生的學習有巨大的幫助和指導作用。
參考文獻:
[1]王越,楊榮春,周德昌.中國古代教育史[M].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3-15.
[2]歐陽修,宋祁.新唐書[M].中華書局,1974.
[3]王溥.唐會要[M].商務印書館,1936.
1、古老傳統節日的起源與上古原始信仰、祭祀文化及天象、歷法等人文與自然文化內容有關。根據現代人類學、考古學的研究成果,人類最原始的兩種信仰:一是天地信仰,二是祖先信仰。古老節日多數形成于古人擇吉日祭祀,以謝天地神靈、祖先恩德的活動。早期的節日文化,反映的是古人自然崇拜、固本思源等人文精神;一系列的祭祀活動,則蘊含著祗敬感德、禮樂文明深邃文化內涵。節日的起源和發展是一個逐漸形成,潛移默化地完善與普及的過程。古時南北風俗各異,先秦時代端午節的節俗活動鮮見于中原文獻記載,就現存文獻沒法直接考證其源流。關于端午節的相關文字記載,“端午”二字,最早出現在晉代的《風土記》中,但端午的習俗卻早已有之,譬如龍舟競渡祭祀之俗,早已存在。
2、端午節兩個最主要的活動吃粽子和競渡,都與龍相關。據聞一多先生在《端午考》與《端午的歷史教育》(見《聞一多全集》)論文中考證認為:吳越先民以“龍”為圖騰,他們不僅有“斷發文身”以“像龍子”的習俗,而且每年在端午這天,舉行一次盛大的圖騰祭;其中有一項活動便是在急鼓聲中以刻畫成龍形的獨木舟,在水面上作競渡祭龍神,也給自己游戲取樂,這便是龍舟競渡習俗的由來。關于龍的傳說,在《易緯通卦驗補遺》等著作中有相關記載:“天皇氏之先,與乾曜合德?!贝搜蕴旎适献嫦扰c日、月、五星(七曜)合德,即其身份極為崇高?!堵肥贰罚骸疤旎适象J首、鱗身”?!逗訄D》:“五龍見教,天皇被跡。”榮氏注曰:“五龍治在五方,為五方神?!薄洞呵锩鼩v序》:“(五龍)父子分治五方”。以“龍”為圖騰,在圖騰時期,四支族的四龍各治一方,而以團族的一龍為中央共主,所以有五龍分治五方之說(聞一多《端午考》)。這些龍的歷史傳說,其實即是源于上古吳越先民對龍的崇拜與信仰。
3、龍及龍舟文化始終貫穿在端午節的傳承歷史中。據專家考證,進行龍舟競渡的先決條件必須是在產稻米和多河港的地區,這正是我國南方沿海地區的特色。我國古代南方水網地區人們常以舟代步,以舟為生產工具和交通工具。人們在捕捉魚蝦的勞作中,攀比漁獲的多寡,休閑時又相約劃船競速,寓娛樂于勞動、生產及閑暇中,這是遠古時競渡的雛形。據河姆渡遺址和田螺山遺址的史前文化表明,早在5000年至7000年前,就有了獨木舟和木槳;龍舟最初原形是單木舟上雕刻龍形的獨木舟,后來發展為木板制作的龍形船。在古代典籍有關龍舟起源的記載中,最早是出現在東漢。事實上,我國南方吳越一帶直到東漢時才開發。據此可以推測,端午的習俗最初可能只在吳越民族中流行,后來吳越文化逐漸和中原文化交流融合,這種習俗才傳到長江上游和北方地區,端午節風俗形成可以說是南北風俗融合的產物,隨著歷史發展又注入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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