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的主要特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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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計劃經濟的主要特征范文
【關鍵詞】 中國式管理 研究內容 創新思路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中國式企業管理研究的若干特點
國內學者很早就開始了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管理思想和方式的研究。在中國管理學大會上，中國管理科學與工程研究會理事長李京文院士，管理學家劉源張院士等曾多次呼吁管理學者對中國式管理的探討。目前的情況是國內的呼聲較高，但動作不大，形成強大研究體系的不多，很難拿出一個有充分證明的著作和系統的理論方法。
國內的研究不如國外的研究多。國外對以日本為首的東方式管理的研究已經達到了一定的地步，其中的“日本式管理”早已被列入公認的管理理論之中。而歐美的管理早已形成體系，理論縝密，方法充實。國內受“中國不存在管理理論與方法”的虛無觀點影響，對該問題的研究鮮見，學者們大多將研究力量集中在了西方的管理思想與方式的探討和推廣上。
國內學者的管理理論“西化”嚴重。國內學者對管理理論的研究長期存在著“重西輕東”的傾向。當然，近代的管理理論大多起源于西方，但是東方管理理論“虛無”的觀點也是錯誤的。尤其是對中國管理理論和方法的否定，直接反映了對中國幾千年文明的否定、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否定，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有人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懷疑與偏見，懷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計劃經濟，有人則主張偏向市場經濟，有人則主張二者合一。
國內企業家對有效的中國傳統管理思想與方法的自我體驗和西方管理理論學習經驗嚴重不一致。再好的管理思想與方法也必須結合本土實際，必須與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配套，必須與中國的傳統和文化相結合，否則必然出現脫節、消化不良等尷尬的局面。
研究手段的重定性、輕定量傾向嚴重。現有的一些東方式管理研究，包括中國式管理研究大多圍繞在定性的說明羅列之中，沉湎于對古典詞句的解釋推理之中，缺乏數學家的參與和對IT的使用，方法顯得空泛、不實用、不易操作。無論是日本式管理、韓國式管理，還是近期臺灣出現的中國式管理都局限在條條框框之間，缺乏大企業如豐田、本田、浦項、LG、海爾等的實證分析研究，更缺乏定量管理方法的探索，還缺乏嚴格數學論證、推演和樣本統計比較手段的投入和歸納總結，沒有計算機應用的提煉。
中國式企業管理研究思路
西方管理理論與方式。證明其市場經濟體制的本質，說明管理方式是經濟體制的必然產物，歐美等西方式管理必須滿足其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變化。提出獨具特色的儒家文化影響下的東方式管理。通過對東方主要國家的管理思想與方式的根源探索，提煉與總結出東方式管理，證明中、日、韓管理思想與方式的同源性。分析日本式管理、韓國式管理、中國傳統（民國及以前）經濟管理和企業的管理思想與方法，達到證明其共同儒家文化根源的目的。東方式管理與西方式管理兩大理論陣營比較。在管理理論上進行定義，提出新的管理理論陣營和學派劃分理念及方法，建立更明確的界線，形成容易學習和理解的東方管理理論體系，為我國和東方其它國家理論界明確自己的管理研究方向提供參考。引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總結改革開放后成功的經濟發展理論，努力探索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融合，尋找優劣，取長補短，取利去弊，研究適應中國目前發展的經濟理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下，結合東、西方管理理論，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的中國式管理。證明中國企業更需要偏重東方的管理思想與方式，證明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企業管理的理論只能是中國式管理，以利于企業的學習和方法的借鑒使用，減少經濟管理和企業管理中學習和實踐的盲目性。總結制定中國式管理要求。理論性的論述與方法闡述相結合，既要有理論深度也追求可操作性，必須使用計算機和IT手段。
而研究內容是從對西方經濟理論、西方式管理、東方式管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及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式管理進行總結來看，應當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突出東方文化元素，尤其突出中國古代文化中的儒釋道文化基因，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式管理，并進行重點企業案例剖析。
中國式企業管理研究的創新點
市場經濟與歐美管理方式密切關聯研究。市場經濟理論相對比較成熟，歐美的管理方式也很成型，但證明歐美管理方式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則具有一定的難度。如果不能說明歐美的管理方式更適合西方企業的管理、適應市場經濟的體制，則很難說明東方式管理方式存在的必要性，當然也就沒有研究的可能，就掉入東方無管理、中國無管理的“虛無論”之中。但是，經過三十多年的管理實踐，無論是企業界還是理論界都已達成共識，確實存在著東方特色的管理方式和中國特色的管理方式，并且在世界管理理論之林中獨樹一幟，日漸強大。所以，區分西方式管理與東方式管理的研究是重要前提之一。
研究東方式管理，求證儒家思想與東方式管理的關聯。與西方式管理相對應，建立東方式管理。重點是從中、日、韓企業發展的相融性，推導出三國管理方式的互用性，證明其共同儒家文化基礎的特性。在市場經濟的理論下，建立儒家思想影響下的東方式管理。重點包括三國現有管理方式的整理與提練、近現代管理思想中的儒家思想根源關聯與論證等，提出東方式管理。除現有較為成功的東方式管理的歸類、總結、提煉之外，還可以在儒家思想體系下、在理論上創新提出豐富的東方式管理，盡管這些管理方式還有待于實踐的檢驗和進一步證明，也有很大研究難度，卻尤顯重要。
完成東、西方式管理的比較研究。在建立了西方式管理和東方式管理的基礎上，就可以進行東、西方管理的比較研究。這里進行的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東西方兩種管理方式的比較，采用統計和比較的方法，完成其共同之處的歸納，不同之處的分離，建立各自的特色，重點為東方國家的企業家和管理者指明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的發展方向，不能只是跟在西方管理學家的后面亦步亦趨、搖旗吶喊。其創新點是進行兩種管理方式不同的根源比較，除了從深層次的文化、制度和傳統等方面進行比較研究外，還重點進行管理方法、方式、實證等方面的探討，力圖使東方管理標準化、通用化、系列化、計算機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中國的實踐總結。重點研究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國家的經濟政策與理論進展，在引入市場經濟理論后中國經濟的變化。難點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西方市場經濟的差別、與原計劃經濟的差別，本身獨特之處的概括與總結。論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產生現有中國式管理的土壤，是目前適應中國發展的最好形式。如果說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經濟發展是成功的，那目前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就是成功的。與歐美的經濟成功一樣，中國一定有一套自成體系的管理方式，與歐美的管理方式并駕齊驅，這個管理方式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式管理。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式管理的研究和總結。重點是建立獨具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式管理。難點是要抓住這種管理方式的主要特征，并與市場經濟下的西方式管理進行比較，指出不同之處，強調適應性。以國家100強企業為樣本進行實證分析，導出中國式管理的主要特征。不但要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式管理不同于市場經濟下的西方式管理和東方式管理，也要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管理方式不同于計劃經濟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中國傳統的管理方式。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式管理與市場經濟下的東方式管理的不同也很重要，不然將不能證明與日本式管理的區別，也說明不了與韓國式管理的區別。以上證明具有較大難度，尤其是優缺點的歸納和總結帶有預測性，帶有一定的不穩定性和風險性。
（作者單位：煙臺大學機電汽車工程學院）
【參考文獻】
第2篇：計劃經濟的主要特征范文
[關鍵詞]非正式制度變遷；市場經濟；經濟體制改革
[中圖分類號]F12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3）28-0048-02
在30多年的市場化進程中，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在實踐上取得了重大進展。與此同時，在非正式制度領域，卻出現了許多令人擔憂的現象：經濟信用的嚴重失常，急功近利的短期市場行為，各種各樣的尋租等現象，這些在市場化體制變遷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不僅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且越來越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穩固和完善。為此，筆者針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著眼于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非正式制度變遷的角度提出一些自己淺薄的看法。
1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非正式制度變遷滯后的表現市場化制度變遷中的正式制度主要是以求強求富為目標取向，通過自上而下的人為選擇過程而導入的，而初始的制度框架中延續的非正式制度卻更多地表現為以適應傳統的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為特征的意識形態和風俗習慣體系。在制度變遷過程中兩種不同層次的制度之間產生了強烈的摩擦、震蕩和沖突。相對于市場化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變遷滯后，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社會信用的缺失
我國正處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之中，信用缺失現象還相當普遍。例如：商業交易中大量的欺詐行騙、假冒偽劣、侵犯知識產權等違法行為屢禁不止；資本市場中欺騙瞞報、虛假信息披露和惡意炒作不乏其例。信用缺失已對社會經濟生活造成嚴重危害，不僅嚴重破壞了市場秩序，而且大大提高了市場交易成本。
12行為方式的非理性
所謂行為方式的非理性，就是指人們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行為決策缺乏可靠的基礎，主要受情緒的支配。例如在投資領域，當投資者情緒樂觀時，樂觀的預期導致投資激增，經濟擴張，反之，投資萎縮，經濟衰退。在當前表現尤為突出的是一些盲目的從眾行為，人們的行為普遍缺乏理性思考和冷靜分析，這與市場經濟文化中“經濟人”的理性預期和理性經濟行為是相違背的，這種情況不僅導致了支撐市場經濟的文化基礎的缺失，還導致了因重復建設和從眾決策而產生的低水平、低技術含量的產品嚴重過剩和產業結構的嚴重趨同，最終影響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配置資源功能的正常發揮。
13價值目標偏向，價值判斷失衡
目前，由于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成熟性和計劃經濟體制的慣性。造成了一些人價值取向的混亂、偏離和失衡。如誠實勞動和守法經營未能蔚然成風。而過度投機和一夜暴富的心態卻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傳統關系社會的影響依舊普遍存在，凡事均通過關系來加以解決。這說明社會價值觀念和社會心態已被嚴重扭曲，社會經濟運行的文化基礎離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公平、公開、公正等觀念和秩序相去甚遠。
2導致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非正式制度變遷滯后的原因導致我國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程中非正式制度變遷嚴重滯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非正式制度變遷自身具有的自發性、漸進性等特點導致的原因，也有傳統文化的歷史積淀、道德規范缺位和政策實施力度不足等原因。
21非正式制度變遷受其內在的傳統根性和歷史積淀的影響傳統道德文化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思想傳播和滲透。已深深積淀在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中，形成了種種陳舊的價值觀念、生活習俗等。這些因素必然以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阻礙和遲滯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首先，傳統道德文化中“重義輕利”的價值觀，在經濟生活中的直接危害就是造成人們商品經濟觀念淡薄、時效觀念較差、平均主義嚴重。其次，對和諧與謙讓人生態度的過度崇尚，是導致市場經濟所要求的競爭精神和開拓精神消減的原因。再次，德智傳統的盛行和法治傳統的缺失，導致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必須堅持的法制原則難以落到實處。最后，重群體輕個體，抑制了個人的自主精神和創造精神的發揮，使市場經濟的發展缺乏足夠的原始推動力。
22道德規范缺位是我國非正式制度變遷滯后的主要原因在轉軌過程中，與舊的經濟形態相適應的那一套價值觀和道德規范體系，由于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從而開始消解，并逐漸喪失了對人們社會行為的調控功能，而新的價值觀體系和道德規范體系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從而造成了社會道德領域的真空狀態。長期以來，以小農經濟和產品經濟為主要特征的經濟形態所出現的種種弊端，迫使我們不得不打破這種經濟結構模式和經濟運行方式，而引入新的經濟運作方式和結構模式。以多種所有制經濟結構、大工業經濟、市場經濟等為主要特征的新的經濟形態，本質上需要一套與之相適應的價值取向和道德規范體系，然而，在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新道德的傳播及其為人們普遍接受并發揮作用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在舊的道德規范體系被批判和否定，而新的道德規范體系又無法馬上建立的這段時間里，由于缺乏統一的價值評判標準和行為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必然是盲目而混亂的，表現出對新舊道德規范的困惑和迷茫。在這種困惑中。不可避免就有很多人超越于舊的倫理規范之上來行事，并出現大量的越軌行為。
23正式制度的不完善制約了非正式制度變遷的進程
正如任何正式制度作用的有效發揮，都離不開一定的非正式制度的輔助作用一樣，任何非正式制度作用有效發揮，也依賴于正式制度的支撐。以當前誠信危機為例，除涉及上述原因外，法律制度建設中的滯后就是一個尤為重要的原因。從法律的角度分析，導致當前我國社會中產生誠信危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①我國缺乏一套統一的健全的誠信法律體系。②我國市場經濟關系的產權不夠明晰，產權制度建設滯后。現代誠信的核心是尊重其他經濟主體和公共的產權邊界，存在理性的激勵，而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是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脫胎而來，在我國原有的體制下，缺乏經濟主體獨立產權的概念，不能給守信者以激勵，相反卻產生了大量不道德競爭等違反誠信原則的商業行為。
3對深化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非正式制度變遷的幾點思考31堅持以人為本，樹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發展觀所謂“以人為本”，就是指發展要體現對人的關懷，滿足人的基本權利和需求，以實現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為基本目標。社會主義制度是把人的全面發展當做社會最高發展目標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目標就是要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而達到這個目標的辦法就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最有效途徑。因此，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沿著“以人為本”的目標推進。推進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制定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既要考慮現在，又要考慮未來。以人為本中的“人”，既是自己身邊的人，又是全社會的人；既是現在已經存在著的人，也是將來要出現的人。想問題，做事情，搞改革，謀發展，即要在單個人身上體現以人為本。
32以誠信為基礎，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信用體系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基石。市場經濟越發達越要求誠實守信，這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現代文明的基石。針對我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誠信缺失問題，借鑒國際經驗和一些發達地區的成功做法，分步實施，有序推進。首先必須凈化恪守信用的社會環境。當務之急是要大力普及信用文化，努力營造誠實守信的社會文化環境。一是通過各種宣傳、教育方式，利用學校、企業、社區、行業協會等組織機構廣泛開展行之有效的信用道德培養和教育。二是提高社會主體的守信意識和維權知識，并能自覺參與監督和抵制失信行為。三是引導和培養市場主體重視自身信用程度的社會評價，努力提高自己的信用等級。其次必須加強恪守信用的法制建設，建立市場經濟的誠信機制客觀上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法律支持體系。為此，要健全法律體系，對各種非誠信行為有明確的法律規范、限制和懲處，做到有法可依。最后，必須規范恪守信用的企業行為。鑒于當前的實際情況，加快企業信用建設要結合企業制度創新來進行。要通過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使企業盡快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產權清晰、責權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市場主體。避免產權不清、司法公正性欠缺和透明度不夠等給企業失信創造機會。要著力完善企業內部信用管理機制，特別是企業內部有效的授信管理和嚴格的獲信管理，加強企業控制自身信用風險的能力，以促進企業不斷拓寬市場、最大限度地降低財務費用開支。培養企業品牌意識、形象意識，樹立信譽就是市場、信譽就是客戶的觀念，不斷增強企業維護自身信用的自覺性。要重視企業文化的創建，用先進的文化理念武裝企業，使依法治企和依德治企得以很好地落實。
參考文獻：
第3篇：計劃經濟的主要特征范文
一、高校教育的本質
高校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社會？一般可以從三個層面進行分析，第一個層面是社會制度層面、如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第二個層面是區域層面，如社區；第三個層面是特定的群體系統，如學校。我國高等院校可稱為一個特定的社會系統，因為它滿足社會的四個重要特征：它以知識的生產活動為物質基礎；它以特定的核心理念為聯系紐帶，如校史、校訓等；它具備有組織的管理控制體系，有自己獨特的動力機制、決策機制和利益滿足機制，集行政管理和學術管理于一身；它是一個具有彈性的結構，等級序列分明，而且有強流動性。
二、新時期高校教育管理的瓶頸問題
目前，我國大多數高校的教育管理體制仍然沿用著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管理模式，高等院校仍以事業單位的角色存在于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中，教育管理的不適應是可想而知的。
（一）教育管理模式與教育管理要求之間的矛盾
計劃經濟下的教育管理是服務于國家和上級政府下達的教育目標的，是通過一系列規章制度或管理條例來管理學校中的各個部門，也包括廣大的教師與學生。其主要特征是“管”，是一種“權力”的象征，是代表上級部門在高校中行使管理職能，以確保上級政策、指示的貫徹執行，而對如何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關心不多。
（二）教育管理體制的滯后與高等教育迅速發展的要求的矛盾
在十二五規劃“惠民”主旨思想的促動下，高校的教育事業得到迅速發展。不管從高校招生規模，還是從高校辦學層次來看，都是發展很快的。招生人數的增加和辦學層次的提高，都要求高校的軟硬件設備能及時跟上，以確保教育質量。但是作為高校教育中的二線工作，教育管理往往容易被忽視。
（三）教育管理體制的落后與專業研究工作的缺乏之間的矛盾
在不少高校中，教育管理工作者整天忙著原有體制下的事務性工作，很少有人能靜下心來，做做專門的研究，因此很難真正從大局上改變現行的教育管理體制。如何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從完全的為教育目標的實現服務這個大前提出發，開展系統的、全面的、聯系本地區、本校實際的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研究，是從根本上實現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關鍵。
（四）教育管理機構的臃腫與第一線教師缺乏的矛盾
當前教育管理機構的最主要特征是條塊分割細，管理部門多而重復，管理機構臃腫。一方面造成辦事效率低下；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機構中人富于事，在學校編制上，與一線教師的比例嚴重倒置，大部分高校中機關與后勤人員占高校總人數的60-70%。精簡管理機構,大幅度地縮減管理人員，提高教育管理機構的辦學效率，已成為高校改革的一項重大而艱巨的任務。
三、高校教育管理的發展對策
（一）轉變傳統的教育管理理念隨著高校的產業化進程的深入，許多現代企業管理的理念將導入高校，當然也將涉及到教育管理。教育管理要以信息化為依托，改變管理組織縱橫交錯的信息網絡，改變信息傳遞方式，使其由階層型變為水平型；要完善管理方法，以目標管理為轉移，從決策、組織、控制、協調方面，從管理的對象、管理的技術等方面都有創新，建立一個適應國際化的教育管理新模式。
（二）促進高校教育管理的社會化
高校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與社會有機融合，才能使學生多接觸社會、了解社會，增強社會適應能力。高校教育管理社會化有利于高校人才與社會人才的交互更替，敦促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培養學生自主、自立、自強的能力。
（三）教育管理的研究工作要更加專業化
這要求現行高校中應該有一支專門從事高校教育管理工作研究的隊伍。這支隊伍不僅要分析現行教育管理中的缺陷及根源，提出相應的體制改革方案與建議，更重要的是還應該隨時分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對高校的教育目標、人才標準的要求，使高等教育跟上社會與經濟發展的要求，并起到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先導作用。
（四）加強高校教育管理的軍事化
第4篇：計劃經濟的主要特征范文
世界上的會計制度和會計實務分為五大模式[1]，即美國會計模式、英國會計模式、德國會計模式、法國會計模式和社會主義會計模式。這幾種會計模式的區別主要在于：美國會計模式遵循公認會計原則，主要是保護投資人，尤其是保護潛在權益投資人的利益;英國會計模式注重真實和公正，會計制度主要是保護債券、股票持有人和債權人;德國會計模式是以德國及北歐國家的會計實務為典型代表，以強調會計處理和財務報告規則應面向公司、保護公司利益為主要特征的一種國際會計模式;法國會計模式是以法國及周邊國家如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國的會計實務為典型代表，以強調會計處理應服從稅法稅則的要求、并與其保持一致為主要特征的一種國際會計模式;社會主義會計模式是以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會計實務為典型代表，服務于計劃經濟的一種曾在社會主義國家流行的國際會計模式，這種會計模式隨著蘇聯的解體和東歐國家政治經濟制度的變革而逐步消失。目前，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典型代表，正形成著有中國特色的會計模式。而法國會計模式的決定因素和會計環境與我國很相像，因而它的改革經驗對我國會計模式的完善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一、法國會計模式
(一)法國會計的經濟與法律環境[1]
法國實行有計劃的市場經濟，市場調節與國家計劃指導相結合，強調會計為宏觀經濟服務。這種狀況使得法國政府在會計規范中占有主導地位，由財政部的國家會計委員會全面負責會計的各項工作，這與英美各國由會計職業界自行組織制定會計準則形成鮮明對比。
當代法國法律體系中與會計密切相關的是商法、公司法、稅法和一些會計法令。會計規定都采用法律條文的形式，非常詳細。各項會計計量、處理方法、報告方法都在有關的法律中作出了規定。法國會計被認為是面向稅務的會計。稅法和會計是高度相關的，稅收在會計發展中起主導作用，會計規范只能依靠稅法的支持才能得以推廣。
(二)法國會計制度的特征[2]
法國會計的另一個特征是實行統一的會計制度，系統表述統一會計制度的文件是“會計總方案”。會計總方案也是在不斷地修訂和完善的。目前有效的會計總方案是1982年根據歐共體第4號指令修訂的方案和1986年根據歐共體關于合并會計報表的第7號指令補充的方案。它包括財務會計的原則和規則、統一的會計科目表、成本會計和管理會計的要求和規范、編制財務會計報告的具體要求和方法，并有非常詳細的會計操作指南。它在實施運用上是很靈活的，主要體現為根據企業規模的大小來確定適用范圍，擴展方案適用于上市公司，標準方案適用于大中型企業，縮簡方案適用于小型企業;其次，它考慮了行業差異，制定了一些具體的專業會計方案;最后，它為適應跨國公司發展，制定了獨立的合并會計方案，與非跨國企業的會計方案相分離。由于實施了這種統一的會計制度，為服務于國家的宏觀決策、制定政府導向機制方面，以及為服務于企業間業績評比、溝通宏觀與微觀信息等方面帶來了一定的好處。
(三)法國會計的管理機構[2]
國家會計委員會是財政部設立的一個獨立管理會計事務的機構。改革前它主要負責修訂并監督執行會計總方案等工作，不具有制定法律法規的權力。它所提出的建議和修訂意見都需要通過財政部門的批準。1996年，法國政府頒布會計規范化管理改革法令，改組了國家會計委員會，改組后的國家會計委員會由52名成員組成，主要包括職業會計師代表、企業會計負責人、工商企業界代表、公共權利機構代表。這樣使會計管理主體多元化，有利于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也有利于政府及時了解各有關方面的具體情況和要求。另外，法國財政部又建立了一個會計標準化委員會。它是一個權力機構。它能夠將國家會計委員會的意見和建議轉變為具有法律效力的條例和法令，使會計規范化管理和會計立法趨向一致。
(四)法國會計模式的影響因素
首先，政治上法國一直是一個具有高度集權傳統的國家，這樣的國家在會計規范中的指導作用很強。法律上，法國是實行“大陸法系”的典型國家，這種法系的主要特點就是法律采用詳盡成文的形式，具體細致。法國的各種法律都具有這種特點，與少量成文靠大量判例來補充的法律形式不同。
其次，與外向型融資方式不同，法國企業的融資渠道狹窄，中小企業是法國經濟的主體，他們的資金大都來源于家庭集資和利潤再投資;而大企業的資本構成也比較單一，或者是國家投資，或者是大企業之間相互投資，股權分散度很低，這就造成了注冊會計師行業的相對薄弱，政府作用相對較強。
最后，法國的文化傳統對會計也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長期以來，法國都是中央高度集權，天主教占主導地位，形成了一種反商業、反競爭的傳統觀念，導致了國家對經濟干預的增強，體現在會計領域就表現出政府在會計規范制定中的重要作用。
第5篇：計劃經濟的主要特征范文
關鍵詞：政府工程項目管理
一、政府投資工程的特點及管理方式改革的目標
1、典型的政府性工程，主要有五個特點：
1.1、項目的實施對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有重大 影響 。
1.2、管理嚴格，必須執行國家、省、市政府性投資有關規定，執行國家建設程序，執行國家工程建設各項管理制度。政府監督和管理部門比一般工程多，報批事項多。
1.3、易受社會各界輿論的關注，由于政府投資項目大多涉及到社會公眾文化和生活的各個方面又是地方財政資金投入，理所當然成為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
1.4、項目的組織協調工作量大，由于政府性群組工程項目眾多，分布面廣、牽涉部門多，組織實施過程中協調工作量巨大。
1.5、單項工程投資額大，且大多數項目為非盈利性公益性項目。
2、政府投資工程管理方式改革的目標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政府投資工程管理方式也有著全新的改革目標，就是在我國初步建立起符合政府工程采購的國際慣例，符合我國國情，職責明確、權力制衡、依法行事、科學規范的政府投資工程建設管理制度和運行機制，實現政府工程的投資決策部門、資金撥付部門、建設實施機構、建筑市場監管機構、建設項目使用單位的各司其職和相互制衡;建立起非經營性的政府投資工程。
二、現行政府投資工程管理方式的弊病
目前，我國現行的政府投資工程管理方式基本上是沿襲了計劃經濟高度集中的市場管理方式，本質是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的政企、政事不分、高度集權和自我服務，其主要特征是投資、建設、監管使用這四種不同的主體混為一體或相互混為一體。其本質和特征決定了其必然會存在一些列的問題和弊端：
1、缺乏自我約束和有效監管的監督機制
傳統的管理方式中，各部門直接組織工程項目建設，一些項目的負責人既是行政首長，又是企業領導，這種自己監管自己的管理方式導致行政權力直接介入工程項目的實施，相互之間又缺乏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極易導致決策失誤、監管失靈，效益低下、形成投資“黑洞”，嚴重影響工程質量，滋生腐敗現象等。
2、資源浪費嚴重，投資效益低下
由于每上一項政府工程，就組建一個基建班子，導致人員冗復，經費開支巨大，對政府有限的資源造成了極大的浪費，另外這種方式使得建設單位往往從部門利益出發，爭項目、爭資金，千方百計擴大投資規模，導致“釣魚工程”、“三超工程”。
3、社會化和專業化的程度偏低由于這種管理方式下的基建班子都是有非專業人士組成，而且都是一次性的、臨時性的，往往對基本建設程序和相關法律法規不夠了解，缺乏工程建設專業知識和項目管理經驗，難以完成建設任務，難以保證政府工程建設的質量、工期和投資效益。 因此，推進政府投資工程的項目管理模式的改革，是從源頭上遏制腐敗的重要措施，是提高政府投資工程的投資效益和工程質量的根本之舉。
三、政府投資工程管理方式改革的主要措施
1、應建立完善建設實施過程中的部門制衡機制
本著政府投資工程要實現建投分開、建管分開、建用分開的原則，由使用單位提出工程的使用功能要求，財政、計劃部門提出建設規模和建設資金預算意見，財政、計劃部門在可行性研究、確定項目投資規模時，建筑工務局可作為工程管理專家這樣的技術性單位參與，重大項目由全國或地方人大做出建設與否的決策。項目確定后，財政部門著重于政府投資工程的投資計劃、資金撥付、資金使用監督;建設部門負責建筑市場的管理，建筑工務局負責項目的建設實施。財政部門根據工務局的建設進度簽證，按進度將工程款直接撥付各類工程承包單位。在工程建設實施過程中，應尊重使用單位的意見，在項目的設計審定以及工程竣工驗收這兩個環節，必須經過使用單位的對于使用功能的審查。
2、應將政企分開明確責任
對經營性政府投資工程如供水、供電、供暖、排污、機場、道路、橋梁等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以及公共企業，采用項目法人責任制，可由政府有關專業部門按資金來源不同分別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設立有限責任公司(含國有獨資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由項目法人充當項目業主，自己擔負起項目法人在項目策劃、資金籌措、生產經營、債務償還、資產保值增值，包括建設管理等方面的功能。項目法人不能由同時具有政府公務員身份的人員擔任或兼任。對經營性的政府投資工程，其公共支出的供給方式應該實行以市場為主，政府資助為輔的原則。
3、完善政府投資工程的管理體制
包括投資、建設、使用在內的政府投資工程的統籌管理，由國家計劃、建設、財政行政主管部門成立一個協調組織統管。政府投資工程的建設實施由建設行政主管部門統一管理，各專業部門分工負責。建設行政主管部門主要負責政府有關房屋建筑工程及市政基礎設施的建設。國務院建設行政主管部門負責中央政府投資的建設，省一級政府投資管理機構管理省及以下地方人民政府的政府投資工程。
另外，鑒于政府投資工程對社會投資工程的影響和示范作用，為發揮政府采購對于企業優勝劣汰的促進作用及保護中小企業、弱勢群體的公益作用，要在現有承包商資質管理的基礎上，確定有資格承包政府投資工程的企業和組織的管理制度，其基本原則是傾向于信譽業績、質量安全記錄良好的承包企業和技術精、專業化程度高、帶動就業的中小承包企業。也可以考慮建立政府投資工程認可承包商名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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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計劃經濟的主要特征范文
[關鍵詞] 市場企業壟斷成本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政治及法律體制不斷發展和完善，我國的經濟正在進入完全市場經濟時期。在完全市場經濟環境中，不同經濟成分的企業具有相同的政治、經濟及法律地位，在市場準入及資源享用等方面具有同樣的權利和義務。國家主要運用經濟及法律手段，按照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要求，對宏觀及微觀經濟進行調控。企業將融入完全的市場經濟環境中，成為市場經濟的主體，企業的行為應遵循完全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要求。
所謂壟斷，簡單地說就是獨占，是指少數大企業共同簽訂協議或聯合起來，對某一部門或某幾個部門的大部分產品、原料來源、銷售市場、產品價格等進行操縱控制。壟斷按其形成途徑可分為兩類：一類則是由于行政權力的介入而形成的行政壟斷；另一類是在一般競爭領域里通過市場自發形成的經濟壟斷。
從體制方面來看，由于我國的完全市場經濟是在對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改革、改制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而計劃經濟則是完全的國家壟斷經濟，在不同企業、部門之間沒有競爭，企業失去了創新發展的動力。所以，雖然我國進入了完全市場經濟時期，但是在短期內不可能完全擺脫計劃經濟條件下經濟結構模式的影響。許多計劃經濟的經濟結構特征，必然會在相當一段時期內在完全市場經濟中表現出來。在2005年中國企業500強企業名單中，排在前十名的全是（如中國石化、國家電網、中國石油、中國移動、中國人壽、中國工商銀行等）國有大型企業，同時，它們也都是超級國有壟斷型企業。在500強企業中，壟斷性行業公司占了大半席位，這些壟斷型企業大多數都是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產物。因為它是國有控股企業，所以自然就形成了行政壟斷。行政壟斷的本質特征就是行政權力的介入，政府運用其掌握的公共權力限制競爭。
從市場競爭的規律來看，競爭迫使企業不斷擴大生產規模，以使自己在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競爭的一般規律總是大企業戰勝小企業，大資本吞食或控制小資本。因此，伴隨著生產擴大而來的必然是生產不斷集中的過程，而當生產和資本集中發展到一定程時，企業自然而然地走向經濟壟斷。經濟壟斷產生的前提條件是自由競爭，其產生的物質基礎是規模經濟。根據經濟學原理的市場結構理論，壟斷可分為完全壟斷、壟斷競爭，寡頭壟斷三類。不同的壟斷市場環境，對企業的刺激不同，因此，壟斷企業對不同市場的反映也不同。
在完全壟斷市場條件下，市場上只存在一個生產者，生產一種幾乎沒有什么替代的產品，部門與企業的需求曲線完全一樣。為得到產量與價格的最佳配合，壟斷企業要么決定產品的數量，要么決定產品的品種，而不能同時決定兩者。因完全壟斷條件下只有一家企業，其他企業不可能打進這個市場。所以，企業內的價格、成本和利潤在長期內也不會變化。另因完全壟斷沒有替代品，故需求的彈性小，需求曲線很陡。所以，完全壟斷企業常獲得較高的超額利潤。
完全壟斷企業一般采用限制產量的辦法取得高價格及高利潤。因此生產不足和超額利潤就成為完全壟斷市場的主要特征。由于壟斷，從而使壟斷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擴大再生產的動力。另外，由于沒有競爭的壓力，故壟斷企業易忽視產品質量，不注重發展新產品。這就減弱了企業關心技術革新和發展新技術的動力。又因新技術的發明和使用，會造成原有固定資產的貶值，因而壟斷企業千方百計收買和控制科學技術發明的專利權，阻止了某些新技術的使用和推廣。據中國企業家協會公布的數字，2005年中國企業500強的營業收入總額、利潤總額與資產總額分別只相當于2005世界企業500強同類指標的8.4％、7％和6％。 這些財務指標差距的背后是體制、機制性的差距和綜合競爭力的差距。中國500強企業中壟斷行業的企業占主導地位，排在前8位的都是壟斷行業的企業，而世界企業500強排頭兵都是競爭性行業的企業。中國一些大的現代服務業，如電信服務、民航服務、鐵路服務、郵政服務等基本上都是國有資本“一統天下”。 我們都知道，這些行業之所以能創造巨額營業收入，不是因為這些行業的服務好、效率高，而是因為這些行業是完全壟斷經營。壟斷經營當然掙大錢，可這些壟斷行業掙的大錢，卻往往是以全國老百姓的高額付出為代價的。由于行業完全壟斷，民眾只能交付高價的電信費、水電費、車船費、油費……，享受差的服務。
壟斷除了帶來高額利潤，還使這些企業缺少“改善管理和服務、降低成本和價格、增強核心技術開發”的動力。也正是因為壟斷地位的獨特嬌寵，使這些缺乏真正市場競爭力的企業成了被寵壞的孩子，與在世界市場上通過充分競爭發展起來的世界百強企業一比，就相形見拙了，這也就是我們500強企業各項指標遠遠落后于世界企業500強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我們必須加大對那些完全壟斷企業、行業的改革力度，打破壟斷，引入競爭，增強企業發展的內在動力，促進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完全壟斷主要是經濟理論上的概念，在完善、成熟的完全市場經濟環境中并不存在。這是因為：第一，壟斷并未改變市場經濟的基礎，剩余價值規律仍然起作用，追求最大利潤仍然是企業的主要目標。這就是說壟斷雖然形成了，但決定競爭的基礎仍然存在；第二，絕對的事物是沒有的。如在市場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盡管壟斷已占據統治地位，但還存在著許多沒有參加壟斷組織的中、小企業。他們之間必然繼續競爭；第三，包羅萬象的一個統一的壟斷組織是不可能形成。壟斷形成后不僅各部門之間同時并存著兩個以上壟斷組織，而且就同一個部門內部，一般說來也都同時存在著兩個以上的壟斷組織,如通信行業的電信和聯通等。所以壟斷并沒有消滅競爭，反而使競爭更加激烈，但是競爭的性質、形式、方法和手段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壟斷競爭的市場中，每個企業的產品是有區別的，各企業可在某種程度上控制自己的產品售價。。
壟斷企業可以通過調節售價和產量來取得企業利潤的最大化。在壟斷競爭條件下，價格競爭的作用和意義發生了重大變化．各壟斷企業之間建立起了一種長期的價格政策，多數企業寧愿改變生產能力來適應市場需求的短期波動，而不愿改變自己的價格，壟斷價格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因為企業如果按高價銷售，超正常利潤會吸引其他企業進入該部門，有更多的廠家參加競爭，因此導致供給量增加，使原材料漲價而成本上升，企業可能得不到超正常利潤，反而有可能因價格的上漲，成本的提高，導致供給量的減少和正常利潤的減少。如國際石油輸出組織“歐佩克”，就是通過調整石油的產量，來穩定原油的價格，以達到長期保護石油輸出國壟斷企業長期利益的目的。
壟斷條件下的競爭，仍然是一種外在的強制力，它迫使壟斷企業不得不改進技術，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擴大生產規模。為了搶占未來市場，壟斷企業會拚命研究新技術，開發新產品，以免在以后的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在汽車制造業，國外那些著名的汽車制造商（如奔馳、寶馬、福特等），在汽車的安全性、可靠性、舒適性、環保性等某一方面掌握著世界領先的技術。靠某一領域的領先技術，使得他們的產品在汽車市場上占據了壟斷地位。壟斷形成了，但競爭也是十分激烈，每個汽車制造商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研究和應用汽車領域更先進的技術，以維護其在汽車業某個領域內的壟斷地位。
在壟斷競爭條件下，沒有一家企業在市場上有足夠的力量能嚴重影響其他企業。因此，有同行業競爭的企業，在決定自己產品的價格和產量時并不考慮其他企業的反應。可是，如果市場上只有幾家企業生產同樣產品，而且每家企業在總銷售額中占有一個相當大的比重時，某一家企業的行動將會對其他企業產生顯著的影響。其他企業將對任何一個企業的行動做出反應，同時所有企業都會認識到這一事實。在它們的定價決策中，把這樣的反應考慮進去，這種情況就叫做寡頭壟斷。
寡頭壟斷是指市場被少數銷售者所控制，是西方社會的一種主要經濟形式。在寡頭壟斷條件下，每個企業均與顧客有一定的特殊聯系，從企業與顧客的關系來分析，寡頭壟斷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有區別的寡頭壟斷，顧客對企業的產品有特殊愛好和厭惡，這類產品―般是直接賣給消費者，如不同牌號的自行車。第二類為無區別的寡頭壟斷，顧客不一定要求哪個企業的產品，而是按技術指標選購銷售對象，如鋼材等。寡頭壟斷企業努力使自己成為有區別的壟斷，這樣它們的產品不易被代替，需求彈性小，容易保持其壟斷地位。要使其變為有區別的寡頭壟斷，一般可通過兩種途徑：一是加強廣告宣傳；二是增加產品特性。后一種方法主要靠提高產品質量，增加產品品種來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講，在寡頭壟斷的市場中，由于競爭的存在，迫使壟斷企業采用先進技術，把大量資金直接投入科學研究和新產品的試制，以維護、鞏固和擴大自己的壟斷地位。
根據微觀經濟學原理得知，寡頭壟斷市場的另一特點是其價格比較“僵硬”，不易變化。即它的價格常不隨需求曲線及邊際成本曲線的變化而改變。這是由于其競爭特點決定的。寡頭壟斷企業的相互依賴性很強，在做價格決策時要考慮到對方的反映。若某個企業要采用提價或減價的措施，常受到競爭對手的報復，從而達不到預期的目的。如若某一家企業降了價，則對方會有兩種估計：(1)市場上出現了供過于求；(2)認為降價的廠商要搶別人的生意。故其他企業會以更大的幅度降價，企業之間進行商戰，其結果是大家賠本。我國上世紀末九十年代的彩電大戰就是如此。行業龍頭長虹一降價，其他彩電廠商也隨之而降，且降幅更大，競爭的結果是整個彩電行業出現了虧損，這是我國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應值得總結的經驗教訓。為了減少這種不必要的損失，則每個企業要嚴格管理自己的價格，使其大致不變。規范企業的價格競爭行為，建立良好的市場經濟秩序，保護國家和企業的長遠利益。
寡頭壟斷企業價格往往采取聯合定價或價格領導等方式確定，企業可通過規定壟斷價格來獲取高額利潤。從這個意義上講，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擴大再生產的動力，減弱了關心新技術的程度。所以，在寡頭壟斷企業有阻礙技術進步的行為。
由于壟斷，導致企業乃至國民經濟不能沿著健康的軌道發展。企業壟斷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下列五方面：
第一，壟斷不利于企業自身的發展。道理很簡單，因為壟斷將競爭剔除，而沒有競爭的壓力，企業也就失去了生存的緊迫感，要能真正獲得實質性的發展恐怕很難。這似乎也能從一個層面解釋，何以2005年中國500強的營業收入、資產總量及利潤分別只占世界500強的極小份額。這可能一定程度上與這些國有壟斷企業，只能倚靠壟斷地位賺取國內錢財，卻無力開拓國際市場，參與國際競爭有關，因為國外不可能給它們以這樣的壟斷資格。因而也就可以做出這樣的預測，國際性競爭在這些企業所屬行業實質性展開之日，或許就會成為它們開始潰敗之時，如果它們一直保持壟斷性地位至那時的話。
第二，壟斷也在客觀上萎縮我國的科技競爭力。如果不存在絕對的壟斷，競爭在中國的大地上“恣意橫流”，企業要能立于不敗之地，提高自身研發能力將成為關鍵，這樣國家的整體科技實力也就能在大企業間的競爭中、隨著自由競爭企業的壯大而得到發展。綜觀世界各國，大型企業研發能力的提高是國家綜合科技水平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在我國，大型企業所具有的壟斷性地位，使得它們惰于提升研發能力，因而對國家科技競爭力的貢獻非常之小。
第三，壟斷意味著大量國民財富的被豪奪。因為壟斷排除了競爭，而沒有競爭就不可能會有消費者的權益保障，則生活與生產必需品的價格畸高將無可避免，這樣國民必得付出比存在競爭要多得多的財富，而這些多支出的財富原本并非是不可以繼續留在國民手中的，如果這些企業沒有獲得在行業經營上的排他性權利的話。這會導致國民生活水準的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他們的創業與發展，而這種影響與制約的后果也會一直導向社會整體的發展與進步。
第四，壟斷還意味著國人諸多的創造財富機會被剝奪。國家通過行政權力實行行業壟斷，必然導致行業所能生成之利潤為國家獨享，這也就使得個體國民失去了原本可合法謀利的諸多機會。
第五， 壟斷的生成其實也是以行政權力的超范圍擴張，即行政權力受到放縱為代價的。國家與政府所提供的應是安全保障與行政服務，因而介入到具體的經營活動中乃至壟斷經營，是與其職責不相符合的。即便有些行業需要所謂的“自然壟斷”，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卻也并非是不可以開放的。盡管事實上不少行業處于國家壟斷當中，但這并不是因為這些行業理應被壟斷，實是因為它們事實上被壟斷著，而這種壟斷并不是天然是攫取的。因為施行攫取的是行政力量，因而壟斷行業的漸次回歸國民，也就是權力逐步受到制約的印證。
綜上所述，不同的壟斷市場結構有不同的市場環境，對企業產生不同的刺激作用。這樣壟斷企業在不同的市場條件下，對產品的價格、質量、數量及技術進步等經營問題的態度不同，導致其在不同環境下對經營問題采取不同的措施、手段和方法。所以，不同的壟斷市場環境，必然產生出不同的壟斷企業行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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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計劃經濟的主要特征范文
關鍵詞：勞動關系；改革；比較研究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23198（2013）13003103
1 引言
勞動關系是一種經濟關系，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良好的勞動關系有利于促進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而動蕩的勞動關系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有巨大的負面影響。勞動關系是生產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生產資料所有權關系一定的條件下，生產關系的完善主要表現為勞動關系的完善。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日益深化，與之相適應的勞動關系及其運行體制也已初步建立起來，然而在經過了探索和發展階段，我國的勞動關系還有一些難題亟待解決。因此，對我國改革前后的勞動關系進行研究，并建立行之有效地勞動關系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領域之一，也有利于促進我國經濟繁榮快速的發展。
2 文獻綜述
勞動關系是勞動者和勞動力使用者之間的社會經濟利益關系的統稱，在不同的國家或不同的體制下，勞動關系又被稱為勞資關系、勞使關系、雇傭關系。我國的一些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勞動關系進行了相關研究：
趙澤洪和尤強林（2011）認為，應通過多渠道開發企業人力資本、“內外兼修”降低中小企業勞動關系風險和完善“三方四主體”的勞動關系協調機制等舉措解決勞動關系變化帶來的新問題。李想（2007）提出，政府在勞動關系重塑中應負起責任、有所作為，以建立和諧的勞動關系，夯實和諧社會的基石，具體應該加快勞動關系相關的法律法規建設，加強勞動關系的監督管理工作，促進工會組織的建立，以及加大宏觀調控力度，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等。喬健（2007）提出，我國勞動關系當前的特征是：勞動關系的市場化基本完成，勞動關系的法制化逐步加強，勞動關系的全球化初顯端倪。王長城（2006）在分析我國勞動關系變化中發現勞動關系的確立、變更、終止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勞動關系中利益的摩擦日益增多等突出問題，需要進一步完善勞動合同制度，加強勞動法制建設；加強工會組織建設，推行集體談判的制度，逐步建立起勞動關系主體的自我約束、自我調整機制；改進勞動爭議處理體制，建立健全三方、多層次的勞動爭議處理機制。董克（2001）從我國改革前后勞動關系的特征和調節機制進行了描述和研究，從政府行政管理機制、僵化特征、沖突的解決方式三個方面描述改革前的勞動關系，從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三資”企業的勞動關系及集體協商機制四個方面描述改革后的勞動關系，并從法律調節、政策調節、經濟調節、道德調節四個方面分析改革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調節機制。
雖然一些學者對我國勞動關系進行了研究，但是在改革前后這一時間段方面的比較研究上還沒有系統的論述。本文從西方經濟學、國民收入再分配方式、工業改革模式、工會及法規等五個角度對我國的勞動關系進行比較和研究，希望對構建我國勞動關系及其健康的運行有所借鑒。
3 改革前后我國勞動關系對比
3.1 西方經濟學角度
在西方國家中，經濟的發展主要是市場導向，在圖1中表現為矩形陰影，而在東方國家，尤其是中國，經濟的發展則主要是政府導向的。中國與西方國家的主要區別在于官員行為軸的建立，官員的行為對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在西方經濟學中是不曾有學者論述過的，而在中國的經濟中，則是多官員行為和政府行為，很少有市場行為，所以，中國的市場經濟模型是三維的，即立體的模型。在圖1中表現為立方體，即官員行為對市場的主導遠遠大于政府行為和市場行為。
改革前，我國勞動關系直接表現為政府和職工的關系。政府通過行政手段直接決定政府、企業和職工之間的利益分配。而改革后，我國所有制形式和經營方式越來越多樣化，政府不再對勞動關系進行直接和全面的干涉，而是逐漸的淡出。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不能干預勞動關系或在勞動關系中已無作為，而是要求政府重新確定自己在勞動關系中的角色地位。那么政府應該從哪些方面著手干預，干預的廣度、深度，建立怎樣的適應模式和機制才能使調節行之有效，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
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在不同的經濟發展時期，中國的立體模型也在不斷的變化。因此中國改革的目標即是將官員行為不斷削弱直至消失，有立體模型不斷恢復到平面模型，政府行為與市場行為來調節市場經濟的發展，不斷向西方經濟模型靠攏。
圖1 中西方國家的經濟模型
3.2 改革前后國民收入再分配方式的變化
改革前，中國的國民收入的分配包括三部分，即政府財政，物質生產部門和非物質生產部門，俗稱“三塊板”（如圖2所示）。其中物質生產部門是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而非物質生產部門（科教文衛）是國民收入的再分配。該分配模型的特點是：（1）政府（財政）對非物質生產部門足額撥款。（2）非物質生產部門不向社會收費。（3）非物質生產部門浪費嚴重。（4）建設投入嚴重不足。
圖2 改革前國民收入的分配模型
改革后，國民收入的分配包括四部分，即政府財政、物質生產部門、非物質生產部門和建設部門，俗稱“四塊板”（如圖3所示）。其中物質生產部門是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而非物質生產部門（科教文衛）是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建設部門的加入對體制內的人影響較小，而對體制外的人影響較大。該分配模型的特征：（1）建設部門投入的資金充足。（2）非物質部門投入不足。
圖3 改革后國民收入的分配模型
3.3 中國工業改革的模式
（1）廣東模式：兩頭在外，華僑經濟。
廣東模式的特征可以總結為“兩頭在外、華僑經濟”，即投資和市場在國外，由華僑興起的，對外依賴性強一種工業模式。這種模式的工業在1997年經濟危機中受到巨大的損失。廣東模式作為一種歷史過渡形態，其歷史性格呈現三個方面的特質：從制度框架來看，它已經走出了一體化體系，但離國家、市場與社會結構分化與良性互動的理想格局還有很大的距離。因此，它仍然處于演變之中，還沒有定型；從運行條件來說，它不僅有自身的優勢條件（如地理優勢等），而且有獨特的時代機遇（如改革開放政策等），所以，它難以簡單地復制；就運行成效而言，廣東模式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如環境惡化等），而且目前面臨嚴峻的現實挑戰。
（2）蘇南模式：，國資流失。
蘇南模式是指江蘇省蘇州、無錫和常州等地區，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實現非農化發展的方式。當時國家實行統購包銷的經濟政策，對企業放利讓權，其后由于經營不善，國有商業企業破產，之后由個人承包企業，進一步國有工業企業破產，國有資產開始流失，國家進一步實行股份制改組，至此在一起。該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國資流失。雖然蘇南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國有企業破產、倒閉，企業員工紛紛下崗，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3）溫州模式：市場經濟，精打細算。
溫州模式是指浙江省東南部的溫州地區以家庭工業和專業化市場的方式發展非農產業，從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場的發展格局。其中小商品是指生產規模、技術含量和運輸成本都較低的商品。大市場是指溫州人在全國建立的市場網絡。最初的溫州模式主要由基層和農民創造的模式，其人力資源優勢主要集中在講求功利，吃苦耐勞勇于競爭，敢于冒險，心靈手巧，善于經商等方面，此外，他們由于缺乏高技術人才和現代教育、先進科技、現代企業家精神和干大事業的雄心、重血緣、親緣、和地緣關系，家庭、家族觀念強，缺乏普遍主義原則，個人自主性和冒險精神強，缺乏自律意識和自由契約精神，其人格化交易機制太強，所以逐漸隨著現代市場經濟規律的發展而被適度揚棄。
3.4 改革前后中國工會的作用比較
工會是勞動關系的產物，是職工的群眾性組織，應以團體的形式為處在弱勢地位的工人爭取權益，在協調勞資雙方的矛盾時發揮獨特優勢。由于歷史和社會條件的不同，中國的工會組織曾經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里承擔著執政黨的助手、執政黨聯系工人的紐帶的特殊角色，在組織生產、關心工人生活、組織職工學習等方面起過十分重要的積極作用。
改革前，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整個社會的勞動管理和運行完全由政府負責，國家和企業代表職工的利益。工會的主要工作是“配合”、“支持”行政工作，更多表現為一個社會的政治組織，而非勞動關系的真正有機構成。因此，工會作為職工利益代表的身份很不明晰、工會定位不清、工會組成人員素質偏低、工會凝聚職工的力量不強。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引起了勞動關系的一系列變化，也直接引發我國工會職能和角色的變化。改革后，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關系主體開始明晰化，產生利益分化。隨著勞動關系主體的明晰化和用工制度、分配制度的變化，現實勞動關系開始轉型，并相應引起工會在工作內容和活動方式上的變化。由于中國國情和工會自身特點決定，我國工會實際上承擔著既支持用人單位依法行使職權，又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雙重任務。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根據新的形勢和新修改的《工會法》，工會應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方面來。總之，當前我國工會的定位開始由行政附屬向真正的勞動關系協調者轉換，工會作為勞動者的代表和集體勞權代表的身份越來越明晰。工會應在明晰自身定位的基礎上，發掘工會在協調勞動關系中的作用，構建和諧勞動關系。
3.5 改革前后勞動經濟法規比較
在改革前，中國的勞動用工采取了統包統配、以固定工為中心的終身就業的基本政策。統包統配和固定工政策的基本特征在于：（1）勞動者沒有自由擇業的權利，一切聽由國家的安排。（2）企業沒有自主招收員工的權利，甚至沒有自主招收臨時工的權利，一切按照國家下達的配額計劃執行。（3）勞動者一旦成為正式職工，便享有了終身崗位與福利，除非有十分特殊的情況（如員工觸犯了刑律），企業不得自行辭退員工。（4）政府代行市場和用人單位的職能。顯然，統包統配和固定工政策弊端極大。這種政策抑制了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兩方的活力，增大了隱形失業的壓力，增大了勞動者社會保障的成本，同時由于這種政策是單方面地面向城市招收員工，因而也固化了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
在改革后，勞動合同制政策逐漸取代了統包統配、以固定工為中心的終身就業的基本政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發展，我國的勞動關系也產生了深刻的變化。市場中主體多元化、用工形式多樣化、勞動關系復雜化的趨勢逐漸顯現。我國勞動法的內容主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強制性的法律規范，另一部分是任意性規范，由于這部分主要表現在勞動合同中，稱為勞動合同法。勞動合同不僅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存在勞動關系的證明，同時也是規范和約束雙方行為的基礎性文件。所以，根據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在勞動立法上減少強制性規范，增加任意性規范無疑是改革的方向。
4 結論及對策
本文從五個方面對我國改革前后三十年的勞動關系的變化進行了比較研究，發現了我國勞動關系現仍存在的問題，如勞資力量不平衡，勞動關系復雜，勞資矛盾加劇。研究顯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勞動政策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其社會影響越來越大，在社會經濟生活當中占據著極為重要的位置。中國如今的勞動政策已經是一項極為重要的社會關系和相對“獨立”的領域以及每個勞動者的基本權利的維護、每個勞動者的生存和發展的大事情并且事關社會經濟發展整體進程、事關社會和諧的一個十分重要的變數。同時應當看到的是，盡管中國的勞動政策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是，受種種歷史及現實因素的制約，中國的勞動政策仍然存在著大量明顯的不足：勞動政策的體系化程度較低，勞動政策缺乏同一性和公平性，勞動政策的“實然”狀況遠遠低于勞動政策的“應然”狀況。這些不足，客觀上已經成為影響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瓶頸，亟待消除和改變。因此，中國的勞動關系，應該在取得成功經驗的前提下，繼續從以上五方面進行改革，進一步改變中國的勞動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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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計劃經濟的主要特征范文
關鍵詞：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合作經濟組織
中圖分類號：F32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19-0059-02
一、研究現狀
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是國際社會上在農村經濟發展中起重要作用的經濟組織，國際經驗表明，農業是合作經濟最活躍的一個領域，農民合作社是當今世界合作社的主體。
1.一種觀點認為，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包括各種類型的農業合作社、農民專業協會、鄉鎮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村股份合作制企業以及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中國的農村集體經濟具有農村合作經濟性質，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也屬于農村合作經濟組織，主要依據是中國的憲法。1999年《憲法》修正案第8條第1款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農村中的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
2.許多政府部門的官員及其部分學者[1～2]認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包括各種類型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廣東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規定：本規定所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指原、生產大隊、生產隊建制經過改革、改造、改組形成的合作經濟組織，包括經濟聯合總社、經濟聯合社、經濟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經濟聯合總社、股份合作經濟聯合社、股份合作經濟社等。
3.多數學者認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是不同的兩個范疇[3～6]。其主要依據是，集體經濟與合作經濟是不同分類依據條件下的兩個概念，集體經濟是根據產權的所有形式而界定的經濟形式，它指生產資料和經營性財產歸集體所有，按這一依據劃分的組織還有國有經濟、私有經濟等。合作經濟是根據組成及運行方式而界定的經濟形式，按這一依據劃分的組織還有公司制企業等。合作經濟與集體經濟具有實質區別，合作經濟的本質是交易的聯合，它承認私人產權；而傳統集體經濟的本質特征是財產的合并，它否認私人產權。
現有的研究成果，從不同的角度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關系進行了分析，但由于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理解不同，看似真理的論點論據往往出現在不同的文章中論證相反的觀點。本文嘗試從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概念入手，分析二者之間的關系。
二、概念的內涵
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內涵及其功能，無論是權威文件還是學術界，沒有統一的、明確的和具體的界定。用歷史的尺度及其功能作標準，可以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劃分為傳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兩種類型。
1.傳統意義上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指在行政鄉村范圍內，以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經濟為主要特征的一種組織形式。在傳統意義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包括以下幾個最明顯的特征：一是農村區域，二是農民組織，三是集體所有制經濟。其中集體所有制經濟，是生產資料歸部分勞動者共同所有的一種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的兩大組成部分之一，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表現之一。
2.新型農村經濟組織，是相對于傳統意義上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而言的，市場條件下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這一概念應該具有新的內涵。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在以村民為服務對象，以規模經濟為特征，滿足成員共同經濟需求的合作經濟組織。其中 “集體經濟”所顯示的，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以集體規模經濟為標志、以集體主義為價值觀的性質特征[7]。
3.合作經濟組織，是合作經濟的載體，泛稱合作社。合作社是由自愿聯合的人們，通過其共同擁有和民主管理的企業，滿足它們共同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需要的自治組織。國際合作社原則是：自愿和開放的社員原則；社員民主管理原則；社員經濟參與原則；自主和自立原則；教育培訓和信息原則；合作社間的合作原則和關心社區原則。其中，社員民主管理原則、社員經濟參與原則兩項是根本性的。
三、傳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關系
傳統意義上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明顯不同于典型意義上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作為鄉（鎮）、村、村民小組農民以生產資料集體所有的形式組成，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社區性經濟實體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典型意義上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主要區別在于原則、目的及其特點：
1.真正的合作經濟組織遵循自愿原則，農戶、消費者或市場經濟中其他弱小的實體，為了抗衡經濟領域的各種風險，自愿聯合、自我服務的產物。合作社是農民自發的組織，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沒有加入退出的自由。
2.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不承認個人產權，生產資料和經營性財產歸集體所有。合作經濟組織承認個人產權，資本聯合所有，承認和保護社員的所有者權益。農民加入合作社以后保持獨立的市場主體地位，而集體經濟組織中農民沒有任何自主地位；合作經濟的本質是以承認私人產權為前提的交易的聯合，而傳統的集體經濟的本質特征是財產的合并，它否認私人產權[3]。
3.傳統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自上而下行政組織、行政干預的產物，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政府的延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管理者，是體現政府意圖的準官員。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是介于政府和農民之間的非政府組織，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管理者，要對合作經濟組織的成員而非政府官員負責。
4.農民專業合作社是民主管理，實行一人一票，而集體經濟組織民主管理沒有體現出來；民主管理原則和社員經濟參與原則不可能在傳統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體現出來。
5.真正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只有在社會經濟發達到一定水平以后才有可能出現。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在中國工業剝奪農業的條件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不具有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性質。
四、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關系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目標、特征及其原則等方面，與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有著不可分離的關系。
1.中國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起源于合作經濟。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農村推行的農村互助組，可算是建國以后中國最初的合作經濟形式。運動以后，生產力有了極大的提高，但數以千萬計的擁有各種不等小塊土地的小農，不能抵御各種自然的天災人禍。因此，成立互助組，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是農民的自愿選擇的結果。互助組的時期，土地私有，自愿結合，等價交換，產權清晰，民主管理，這些都完全符合合作化的原則。互助組以后，中國農村經濟合作組織走向集體所有制的道路，主要是政治因素作用的結果。
2.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一種，它是農民在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依照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還的原則，按章程進行共同生產經營活動的經濟組織[8]。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大致可分為四種類型：一是社區性合作經濟組織，包括土地股份合作社、資本型股份、村集體經濟組織合作社；二是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如大戶帶動型、農業龍頭企業聯結型、農產品批發市場中介型；三是專業（行業）協會，如經營性專業協會和服務型專業協會；四是各種經濟聯合體，例如種植養殖型聯合體、加工型聯合體、經銷型聯合體等。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由傳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改造成的、以集體財產特別是土地為連接紐帶的一種合作經濟組織。作為經濟組織，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目標只有一個，即在法規容許的范圍內為其成員謀取最大的經濟利益[9]。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對外要贏利的，不斷的增強競爭意識和競爭能力，追求經濟效益是市場機制的要求，背離了這一點，提供服務就失去了基礎。對內則不以贏利為目的，服務是組織的宗旨和目的，背離了這一點，集體的合作就失去了吸引力和凝聚力。
合作經濟和合作經濟組織，作為一種改變單個農業生產者和大市場之間不對等交易的一種制度安排，在發達國家已經取得了豐富的經驗，并成為一種發展的必然方向。目前中國的一部分地區已經自發地建立了以農戶家庭承包的土地使用權為基礎的各種農村股份合作組織，包括社區性股份合作和專業技術股份合作。以村民為服務對象，以規模經濟為特征，滿足成員共同經濟需求的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一種形式。當然，由傳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改造為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一項任重道遠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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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計劃經濟的主要特征范文
關鍵詞:法律視野;企業制度改革;產權
中圖分類號:F03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605(2006)01-0032-04
作者簡介:陳振一(1959- ),男,江蘇蘇州人,蘇州市政法委員會書記,南京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
一､企業制度改革的體制性約束
經過長期的企業改革之后,中國的理論界､企業界和政府都認識到,當代中國企業改革的核心問題是產權制度的重建｡
1978年以后發生在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一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歷史性轉變,市場經濟有著與計劃經濟完全不同的運行機制,因而對企業的產權構造有著完全不同的體制性要求｡國家所有制與市場經濟體制內在要求的體制性不適應是顯而易見的:
1.國家所有制使不同企業在產權歸屬上處于同構狀態,如果為企業設定相互獨立的經濟地位,便會導致產權制度構造的內在矛盾,企業追求自身利益的行為對于其所有權人來說便表現為自己與自己的競爭,從而導致企業與其所有權人的利益差異和矛盾｡傳統企業的這種缺陷來源于它是按照“社會大工廠”､“國家辛迪加”的設想組織起來的,真正的企業并不存在｡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相互匹配的方式只能由國家直接掌握,從而形成了統負盈虧和國家直接經營企業的高度集中的產權體制｡然而,這樣一種企業制度把企業的邊界推延到了整個社會的范圍,極大地增加了交易成本,是注定沒有效率的｡
2.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交換活動的目的是權衡和實現產品的價值,這就需要參與交換活動的主體(包括自然人和企業)都對自身利益進行充分的考量,并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經濟運行的首要前提是微觀領域中經濟人的存在,只有在這一條件下,市場機制才有可能有效地運轉｡企業作為經濟人,其行為合理性的內在前提是所有者､經營者和勞動者相互間博弈機制的有效存在,而國家授權政府行使所有權的產權制度構架,不僅導致政府宏觀管理職能與微觀所有者職能的混同,而且由于政府無法對數量眾多的企業具體履行所有者職能,導致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所有者缺位,使企業內部博弈機制無法有效形成｡因此,以國家作為所有權人并委托政府履行所有權職能為主要特征的全民所有制,與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有著內在的不適應性｡在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企業制度改革的本質在于產權制度的變革和重構,而制度重構的核心問題則是政府宏觀管理職能與微觀所有者職能的分離和產權所有者的實體化｡只有在新的產權制度構架下,才有可能建立完善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并徹底轉換企業經營機制｡3.在以計劃手段為主的資源配置方式下,資源配置決策由代表社會整體利益的國家所有者集中作出,并通過按行政方式原則組織起來社會全體成員加以執行,從而缺乏市場經濟的有效激勵機制｡這就要求社會的一切成員和所有組織,都象馬克思描繪的“社會魯濱遜”的肢體那樣,只是不折不扣地完成上級規定的計劃任務,而沒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從而在向計劃機關提供數據､報告工作和執行社會統一計劃時,不會發生任何偏離｡事實上,這是不可能做到的｡在社會主義階段,每一個經濟活動當事人,包括計劃的制定者在內,都有他們自身的､同整體利益不完全一致的利益｡這種利益同社會的整體利益經常有矛盾｡于是在編制計劃和執行計劃的各個環節上,都免不了由于這種矛盾而發生的扭曲和偏離,各個利益主體之間還會因為利益矛盾而發生糾紛｡這無疑不利于法律秩序的有效實現和經濟狀況的長足發展｡
二､企業制度改革的路徑選擇
當代中國企業制度的改革是在政府的推動下進行的,政府的利益和價值取向對于企業制度改革的路徑產生著根本性的影響｡[1]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對于政府來說有著重要的利益,而所有這些重要利益的最終來源在于全民所有的所有權制度,因此,全民所有制的產權制度構成了政府在企業制度中的核心利益｡政府推動改革的動機在于維護并實現自身的利益,當存在著多種利益的時候,政府便會在其中進行價值判斷和選擇,以實現其利益的最大化｡一般情況下,政府在改革的過程中也會和其他行為主體一樣,選擇以最小的利益損失換取最大的利益｡換句話說,政府會選擇其既有利益損失最小的路徑來達到其預設的改革目標｡如果我們以這樣一種合理的行為模式來觀察政府在企業制度改革中的行為選擇,便會對政府的改革路徑給出合理的理解｡
首先,在企業制度改革的最初階段,政府選擇了部分放棄經營權的改革路徑｡在產權制度構架中,經營權是從所有權的基本權能中派生出來的權利,它從屬于所有權,并且受到所有權的嚴格控制｡在中國企業制度改革的初始階段,由于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對企業經營活動進行全面控制所形成的制度慣性,所有權對于經營權不僅存在著產權制度構架下的控制途徑,而且還存在著行政的控制途徑,因而其控制是雙重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作為受托履行所有權職能的主體,部分放棄,甚至全部放棄企業的經營權對其所有權利益的影響也是微不足道的｡政府需要考慮的只是在當時的經濟運行體制下,放棄或部分放棄企業的經營權對于其經濟計劃的完成所產生的影響,并將這方面的利益損失降低到最小程度｡因此,當企業內部缺乏激勵機制,從而導致勞動生產率低下,并進而影響到政府財政收入､影響經濟計劃的完成時,政府選擇了部分放棄企業經營管理權以激勵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改革路徑:將一些經營管理權有控制地交給企業,但將權利行使的范圍嚴格限制在計劃生產以外的部分｡在這里,擴大企業自和嚴格控制企業在計劃生產領域中的經營管理權都表現出同一個利益選擇和價值取向,表面上相互矛盾的行為獲得了內在的一致性｡
擴大企業自的改革路徑選擇既沒有改變政府宏觀管理者職能與微觀所有者職能的混同問題,也沒有改變企業內部治理結構中的所有者缺位問題,從而并沒有觸及舊的產權制度的核心問題｡因此,循著這一改革路徑無法完成新的企業制度的構建便也成為必然的結果｡事實上,由于路徑選擇的偏差,擴大企業自的改革措施在短暫地激發了企業的生產積極性以后,便很快表現出企業經營者非理性地行使經營管理權,甚至是濫用經營管理權的制度性后果｡在企業所有者缺位的情況下,經營者傾向于過度地､破壞性地使用企業的生產設備;傾向于以討價還價甚至隱瞞利潤的方式將更多的資源留在自己手中以擴張自己的權利;傾向于更多地將利潤用于分配以便加強自己對于勞動者的控制,同時也使自己獲得更多的實際利益;傾向于通過盲目投資等方式侵蝕所有者權利,等等｡[2]所有這些似乎都表明在一個合理有效的企業制度構架中,為避免企業出現如此的不合理行為,便不應當賦予企業這些自｡顯然,這種錯覺是由于改革路徑選擇偏差而造成的,在所有者缺位這一根本性制度構造缺陷未解決的情況下,擴大經營者權利必然會引起其經營管理行為的失范｡作為應對措施,政府在1983年開始推行利改稅改革,但是由于這一改革措施的基本目標仍然是在擴大企業自的條件下保障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因而同樣未能有效地推進企業制度構造的更新｡
其次,在企業制度改革的第二階段,政府在選擇改革路徑過程中的價值取向與第一階段相比并未發生實質性的變化,其基調仍然是“在不改變國家所有權的前提下,通過利潤承包的方式,將經營權完全下放給企業｡……從本質上講,企業承包制是第一輪‘放權讓利’改革的延續和發展”[3]｡同樣,在所有者缺位的情況下,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實行不僅沒能解決企業制度變革的問題,而且在短期內實現政府設定的利益目標以后,其內在的制度性缺陷便很快顯露出來,這些缺陷的影響也同樣是長期的｡
這一問題的最根本原因還在于,在原有企業組織制度基礎對企業下放一些經營自和加強一點物質刺激,并不足以形成能夠有效實現企業功能的制度安排｡可以看到,“放權讓利”改革的本質,是在保持以行政命令配置資源､以完成計劃指標的情況作為主要考核尺度不變的條件下,更多地運用物質刺激的手段來激發企業完成計劃指標的積極性｡這樣的改革,當然不可能克服植根于命令經濟體制中的各種弊病,也沒有改變企業作為行政機關附屬物的地位,不能使企業具有活力,也無法建立一種能夠在市場經濟中有效運行的企業制度｡根源在于,改革的思路沒有突破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仍然為把整個社會組織成為一個大工廠的計劃經濟是一種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以為只要加強經濟核算､通過放權讓利和增強物質刺激的辦法來調動積極性,就能夠存利去弊,使它具有活力｡結果不但沒有找到根本的出路,反而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和激勵的不兼容,陷入了放權不足則企業仍然缺乏能夠行使優化配置的充分自,放權太多又使“內部人控制”失去所有者的最終控制的困境,改革過程變成“放――收――放”的循環,人們為了走出困境,力求探索一條新路｡
1992年以后,中國的社會經濟條件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被黨的十四大確立為改革的極終目標,這一目標的實現成為政府的核心利益所在;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使政府在實現其保持國民經濟穩定增長的戰略目標時對國有企業的依賴程度下降;利改稅的最終完成使政府在實現其保持財政收入穩定增長目標時對履行所有者權利的地位的依賴程度下降;國有企業經營狀況長期得不到有效改善使得國家對國有企業職工應當承擔的責任被突顯出來,并且成為引發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因素;政府職能向提供公共產品方面的轉移也使政府產生了變存量財產為現金可支配財產的利益取向｡這些情況導致政府在利益選擇時的價值取向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一方面,完成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已經成為政府的核心利益,極大地促進政府對于產權制度這一改革路徑的選擇;另一方面,政府對于通過履行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而獲得的利益的依賴程度的下降,使政府選擇產權制度改革的成本下降｡此外,通過產權制度改革,政府甚至可以轉嫁其對國有企業職工應當承擔的責任,從而可以獲得額外的利益｡所有這一切都促使政府選擇了產權制度改革作為企業制度改革的最終路徑｡至此,中國的企業制度改革進入了實質性的發展階段｡
三､產權制度改革的方法選擇
在企業制度改革的第三階段,隨著政府改革路徑選擇的明朗化,產權制度改革成為整個企業制度改革的中心環節,接踵而來的便是改革方法的選擇問題｡在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重構方面,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理論界和企業界似乎對目前所采取的三級構架的改革方案都沒有很大的意見分歧｡一方面,這是因為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并不涉及國有產權的處置,而僅涉及國有資產的管理,故其方法選擇所引起的利益沖突并不嚴重;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一方法本身也被許多國家所采用,具有較大的普適性｡[4]但是國有企業產權制度重構的方法選擇卻觸及到了極為敏感的社會公平問題｡
從實踐看,當代中國國有企業產權制度重構,主要是通過向非公有企業或個人(其中包括國有企業的管理人)轉讓國有資產的方法,使國有企業改制成為國有控股企業､國有參股企業或非國有企業｡政府選擇這種方法的基本出發點,包括兩方面的考慮:其一,是實現國有資產逐步從一些競爭程度較高的行業中退出的預設目標;其二,是通過引入非國有資產來解決改造后的國有控股企業或國有參股企業中所有權人缺位的問題,顯然,這兩方面的考慮都體現著政府的利益和價值取向｡然而,以這種方式進行的企業改制卻導致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引發了社會對于國有資產流失的強烈批評和關注,其中最為嚴厲的批評來自于香港經濟學家郎咸平,他在2004年8月發表的一系列批評意見被稱之為“郎咸平旋風”｡盡管郎咸平本人針對國有企業改制出現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提出了非“非國有化”的對策,但是社會質疑國有資產轉讓中出現的流失現象的實質似乎卻并不是企業改制這一改革路徑本身,而是由政府向非國有企業或個人轉讓國有資產這一產權制度改革的方法｡一種極為尖銳的意見認為,產權制度改革的實質,是產權的初始化配置,即對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大量國有資產的產權歸屬重新做出制度性的安排｡因此,如何進行資產分配,便成為一個涉及社會公正的制度重構問題｡[5]
從理論上說,國有資產屬于全體人民共同所有,而政府僅僅是受國家的委托代行所有者職能,只是國有資產的“看守者”,看守者不能未經所有者委托､不受所有者監督而“自由定價”出賣其受托看守物,因此,政府轉讓國有資產是一種“賣方缺位的看守者交易”;而從實踐看,計劃經濟條件下國有資產的積累是在極低的工資水平下形成的,其本身便包含著國有企業職工犧牲其個人收入而作出的貢獻｡因此,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包括國有企業職工在內的全民都應當在處分國有資產的過程中享有參與權和受益權｡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在選擇改革方法的時候,也面臨著一個重要的價值選擇:在政府､非國有資產業主､企業管理層､企業職工和全體人民之間,誰最有資格成為產權改革的受益者?在一個所有者缺位的產權制度改革中,基于何種利益考慮而選擇的方法才能使這一改革具有社會正當性?
事實上,在產權制度改革中,政府主要采取了出讓國有資產的改革方式｡一些地方小型國有企業采取了將國有資產出售給企業職工和管理者的方式,而在大多數國有企業,尤其是大中型國有企業中,最常見的方式便是將國有資產出售給該企業的管理層或是其他非國有企業｡在改制過程中,政府往往通過要求國有資產的受讓者承諾安置改制企業職工,或是向職工支付一定的貨幣補償以“買斷”其工齡的方式解決國有企業職工的安置問題｡然而,將國有資產出售給企業管理層或其他非國有企業的改制方法引起了社會的強烈反響｡企業資產或股權轉讓的復雜性,以及轉讓過程中的種種不規范操作顯然是造成這種社會反響的直接原因,因而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文件來對國有資產轉讓行為進行規范｡但是,在所有者缺位的條件下,我們還能期待規范的交易行為的存在嗎?顯然,對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使得政府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推動者在主觀上喪失了對于產權制度改革的本質意義的關注和對于這一改革的公正性的權衡,在客觀上則導致了一個無序的､極端功利的､不能獲得正當性評價的改革方法的出現｡
從結果看,方法選擇的偏差似乎并不能對產權制度改革的結果產生關鍵性的影響,無論通過何種方式,產權制度改革的結果都將是一批形式上具備公司制企業特征的現代企業被建立起來,即使是在仍然存有國有資產份額的改制后企業中,代行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的政府也搭上了實體所有權人的便車,解決了所有者缺位的難題｡但是我們卻不能說方法的選擇同樣不會對制度的形式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因為一個曾經被用來有效地達到目的的方法會以觀念或習慣的方式在社會生活中長期存在下去,并且直接轉化為制度,或者對新的制度的運行產生潛在的影響｡
現代市場經濟與現代企業制度都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整個結構精巧復雜｡目前整個改革的趨勢表明,全面推進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全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的關鍵,更是實現法治社會中企業市場化運作的重大戰略選擇｡當代中國的企業改革,必須觸及企業的根本制度,從而徹底實現一種適合于現代市場經濟的企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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