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經濟學的特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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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際經濟學的特征范文

〔論文摘要]在中國傳統的美學思想中，不僅富有獨特的民族審美命題與范疇，而且也貫穿著以人為本的人本主義精神。在這種美學思想影響下的文藝創作，無不充滿了對人的關注、對人之生命價值意義的關切與肯定。

縱觀我國美學思想的發展歷程，其中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即一以貫之的人本主義傳統。無論是孔子的“興觀群怨”說、莊子的“大道為美”說，還是鐘嶸《詩品》中的“詩唯性情”論、陸機《文賦》中的“詩緣情”，以及后來的“妙悟”說、“意境”說等，都是圍繞著人、人的性情、人格精神等方面進行的。其中的“意境”說、“神韻”說、“風骨”說、“妙悟”說等，都屬于我國民族傳統的美學范疇，體現了我國古典美學中自然主義與人格主義的兩大品格。在這種美學思想引導下的文藝創作，充滿了對人的情感精神的關注和人之生命價值的肯定。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的作用是“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即可以激發人的情緒，體察民情民意，抒發其怨憤之情。其詩論始終圍繞著人的情緒，所以他編定的《詩三百》將人的感情的抒發放在了首位，這種情感也構成了該詩集的精華部分，充分體現了其藝術價值。此外，孔子的“盡善盡美”說、孟子的“沖實之謂美”以及荀子的“美善相樂”說等范疇和命題對中華民族追求美好品德的審美理想和審美情趣具有深遠影響，并奠定了中國古代美學思想重視文藝審美教化作用的審美原則。

道家提出了一系列有關審美思維方式和審美本體論方面的范疇和命題，為中國古代文藝美學思想奠定了理論基礎。如“天地有大美”、“坐忘”、“物化”、“齊物我”等思想在我國美學思想史上產生了深刻影響。以道家的代表人物莊子為例，他高度重視人的生命價值，以人為本是其思想的核心。莊子論美也是以人為核心，其“重生”、“養生”、“保身”等思想影響下的美學思想呈現出鮮明、突出的人本精神。莊子把“道”視為美的最高境界，提出了“道至美至樂”的美論主張，即美是從“道”的范疇中衍生出來的，因而“道”與美密切相關。在莊子看來“道”是一種絕對的自由，既是“美”的根本所在，也是人所缺乏、并且是人應效仿追求的。“物物而不物于物”、“勝物而不傷”、“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人不要被功名利祿所累，不應為物所奴役，而應成為物的主宰，把物我、生死、貴賤、窮達、禍福、得失等都看成相對的東西，從而追求一種心靈精神的絕對無限自由。只有如此，人才能獲得“美”。

在《逍遙游》中莊子為我們描繪了一個“神人”的形象:在形體方面其具有健全之美，精神方面具有高尚的品德之美，有著絕對的自由和廣大無邊的神力，而這種“神人”其實就是人的本質的一種人格化。同時，在莊子的審美思想中也論及了審美主體的自由心態。在《田方子》中，莊子描繪了一個“真畫者”在畫圖時的獨特的自由行動和神態:“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敵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值值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之視之，則解衣般礴裸。君日:‘可矣，是真畫者也。’”莊子在這里旨在說明真正的畫家要按照自然之性去創作，敢于表現自己的真情實感和獨特個性。莊子的這種審美態度使其美學思想帶有了鮮明的人本精神特征。而且，在他的美學思想中，真與美密切相關，提出了“法天貴真”的審美命題。此“真”乃一種出于主體心靈的純真之情，是審美主體的一種天然感性的東西.其富有感人的巨大力量，因而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和作用。在莊子的“法天貴真”思想中強調人之生命精神的自由，生命自由就是美的根本所在。莊子對人的感情、精神美的充分肯定.不僅體現了其對人之生命的熱切關注.具有鮮明的人本主義精神，而且對后世的文學創作及文藝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我國第一部詩論專著—六朝鐘嶸的《詩品》發展了孔子的“興觀群怨”說，莫定了“詩唯性情”的理論。《詩品》以詩人個人的風格為品評對象，分上、中、下三品.以曹植的詩為一品，“為建安之杰”。在藝術手法上.進一步解釋了“興”為言已盡而意無窮，把審美范疇擴展到詩文以外。用詩的風格立品，是自覺的美學追求的開始。(詩品)所體現出的美學觀的核心便是“詩唯性情”，即由于自然和社會現象的影響，使人的性情發生波動，便以詩歌的形式加以表現。正如《詩品·序》所寫:“嘉匯寄詩以親，離群托時以怨—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日’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踐易安，幽居靡悶，莫尚于詩矣。詩歌的創作無不與社會人事、人的情感密切相關。

唐代.禪宗興盛.形成一種新的美學思想。禪宗是從印度佛學發展起來而又能充分表現中華民族思想與性格的佛教流派。其追求超脫人世煩惱、達到心靈絕對自由的境界。但在這一過程中并不否定個體生命價值，不主張完全脫離世俗生活，因而希望通過個體心靈、直覺、頓悟，達到這種絕對自由的人生境界。禪宗重視主體的內心體驗.尊重其內心思考的權威.提倡“我心即佛”.排除了外在偶像、教條的束縛.開拓了個性解放的天地。這種思想理論圍繞著人、人的生活.讓人看到生命的本質.且將主體心靈的體驗放在首位.強調人的本性.充分肯定人的心靈的實在性.從人的某種人生境界的體驗中去追求美、尋找美，在一種心靈自由的境界中去獲得審美滿足。這種思想無意中激發了當時的詩人及理論家們的思維方式，促使禪思轉化為藝術思維、藝術機趣，禪宗佛理便被直接引人到詩歌美學理論的研究和創作之中。特別是唐朝經過“安史之亂”后社會由盛轉衰.嚴重的社會危機使當時的士大夫們的審美興趣發生了巨大變化。

在創作理論上.皎然獨標性情，引發哲理思考。他在詩論專著《詩式》中說道:“級者嘗與諸公論康樂(謝靈運號)為文，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顧詞彩.而風流自然。”又說:“兩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與康樂公，覽而察之，但見性情，不睹文字，蓋詩道之極也。”可見其仍不脫離性情說。所謂“性情”指人類本性所具有的喜怒哀樂。他強調詩人在構思時要善于引發人性的率直真情，為此需要排斥名言、概念等中介，即不睹文字、不顧詞彩，從而達到情真意切、超逸美妙的效果。這種詩學觀是道家“得意忘言”和禪宗“離言”的發揮。司空圖則綜合儒釋道三家學說，撰《二十四詩品)，論述詩歌的風格美.分為雄渾、沖淡、洗練、勁健、綺麗、自然、含蓄、豪放等二十四目，各用四言韻語形象地描述了每種風格的特征.從而表達了中國人獨有的民族審美觀，其中“含蓄”一目，要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確，不盡之意，見于言外，是獨有的一種民族審美風格。他在皎然“文外之旨”的基礎上還提出了詩之“韻味”說。這種“韻味美”的營構.不僅需要創作主體的“妙造”，還需通過作品審美主體—鑒賞者的閱讀、接受、想象和認同。從這時候的詩歌創作來看，士大夫們以追求自我精神解脫為核心的人生哲學使其審美情趣趨向清幽、平淡、寧靜。其中自然適宜、渾然天成乃是士大夫們所追求的最高境界。面對靜謐的自然、空寂的宇宙，他們抒發著內心淡淡的情思，領略著人生的哲理.并把這些融化在心靈深處。其中王維的詩歌創作最具代表性。如他的“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 返景人深林，復照青苔上”(《鹿柴》}“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舊(《鳥鳴澗))詩很短，但禪意充盈。王維深得禪意、禪趣，故營造了獨特的淡遠含蓄、玲瓏澄澈之意蘊。他說:“空居法云外，觀世得無生”(《登辨覺寺》)，這便是其禪悟心態的表現。“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粵。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辛夷塢》)芙蓉花自開自落，物態天趣，自然天成。“安史之亂”使許多士大夫都經歷了一段慘痛的生活，對王維的心靈也產生了很大的傷害，從此他在精神上真正投向了“空門”。“獨坐悲雙翼.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白發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秋夜獨坐)》“無生”.在這里指代佛門“真諦”。涅架境界無生無滅，簡稱“無生”。可見，由于社會的變動以及禪宗思想的影響滲透，使文人們的思想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這種思想影響下的文學創作始終將關注的目光放在審美個體心靈的寧靜曠達與超然適意上，使其逐漸悟得在短暫的生命中獲得人生意義和價值的途徑。

宋代是文字禪的時代。由于時局的動蕩.禪與文人的關系更加密切.禪宗那種“一切本空”的世界觀、自然適宜的人生態度和超凡脫俗的生活志趣，正好同宋代文人內向封閉的心理需求相吻合，禪的廣泛滲透，改變了文人們的價值觀和審美心態.促進了文人們思維模式的改變。禪家“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的思想.使宋代文人產生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常心態.使宋代詞風多以冷清、平淡為美.追求空靈、疏淡的意境。如蘇軾的《卜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掛疏桐》:“缺月掛疏桐，漏斷人靜初。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又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詞中鴻、人互見，語語相關，營造了一種幽緲、清冷、安謐的意境。蘇軾吸收莊子齊物論的哲學觀而形成曠達的人生態度.反映在其文藝創作中是一種通達不執的審美理想。而且，由于蘇軾一生中的坎坷經歷，使其在創作中，在思維方式上常常融進禪思佛理，形成一種清幽空靈的藝術境界。如他的(前赤壁賦》中，由個體生命的有限之悲上升到宇宙時空的無極之壯，借用自然界的江水、明月、清風等景物，暗含著佛禪思想，抒發遺世獨立的曠達之情，闡明事物具有變與不變的兩重性，表達了他雖然身處逆境仍然忘懷得失、處之坦然的人生態度，啟迪人們要在體悟人與宇宙冥合的境界中獲得一種寧靜、淡泊的樂趣。其中寫道:“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其中浸透著禪思理趣，暗含著人生哲理、人生的價值意義，融會著人本主義的思想。

在文藝創作理論中，宋代嚴羽的(滄浪詩話》以禪論詩，其見解更豐富，更有啟發性，創立了“妙悟”說、“興趣”說。他說:“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也在妙悟。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盛唐詩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澈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象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揭示了古典詩歌的含蓄之美。

以禪論詩，包藏了無限的機趣，使詩話進人到更高的審美價值境界，體現了一種自然天成的審美理想、審美情趣。禪宗的意義就在于它是一種人類性靈的自由抒發，將其引人到詩話當中，就充分表現了人的靈感與活躍的情慷，從而使其具有了人本主義的精神。以禪心點化詩心，通過神思，領悟詩的意境美，使主體內心體驗與宇宙生命脈動相連，從而達到物我兩忘，自身獲得徹底解脫。

第2篇：國際經濟學的特征范文

經濟學的歷史很短，只有二百多年。1776年，被稱為“經濟學之父”的英國人亞當·斯密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俗稱《國富論》）是公認的第一本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著作，標志著經濟學從哲學中獨立出來。此后，經濟學歷久不衰，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甚至被稱為所有社會科學的“皇后”，被譽為“經邦濟世”之學，日益成為最耀眼的顯學。在我國，在1992年經濟體制改革之前，我國對經濟學的認識主要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學術研究及教育以計劃經濟和政治經濟學為主。1992年經濟體制改革之后，我國高校開始了西方經濟學的教育。迄今為止，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中國的經濟學研究和教育得到了迅猛發展，經濟學的課程設置逐漸與西方接軌，甚至很多院校使用的幾乎是和歐美國家同步的英文原版教科書。大量西方經濟學普及性的經典教科書進入中國高校，如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的《經濟學》、多恩·布什和費舍爾的《宏觀經濟學》等。

據有關統計數據，截止到2008年底，我國高校經濟學專任教師數為70 554人，幾乎占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人員總數的1/7。全國僅開設“國際經濟與貿易”本科專業的院校就有509所。另外，沈陽藥科大學開設“國際經濟與貿易（醫藥）”專業，上海大學悉尼工商學院開設“國際經濟與貿易（文）”專業，東北電力大學開設“經濟學類（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上海大學賢達經濟人文學院開設“國際經濟與貿易（英語）”專業，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武漢學院開設“國際經濟與貿易（物流管理方向）”和“國際經濟與貿易（經濟新聞方向）”專業等。這些都為我國經濟學教育的推廣和發展開辟了廣闊的空間。

在我國的134所醫藥院校（其中77所為大學或專門學院，57所為專科學校）里，很大一部分也開設有經濟學專業。比如廣州中醫藥大學設經濟與管理學院、南京中醫藥大學設經貿管理學院、南方醫科大學設經濟學（衛生經濟方向）本科專業、廣東藥學院設醫藥商學院、中國藥科大學設國際醫藥商學院等。其中中國藥科大學國際醫藥商學院甚至設有經濟學（藥物經濟學）博士、碩士學位授權二級學科點，從2007年起開始招收研究生。醫藥類高等院校里的經濟學教育，一方面是整個經濟學教育里的一部分，與其他院校的經濟學教育有共性的一面，比如核心課程基本類似等等；另一方面也有醫藥類高等院校的特色，具有自己個性的一面，比如在經濟學專業中開設一些醫藥類課程等等。

一、我國醫藥類高等院校經濟學教育的常見問題

從目前看來，我國醫藥類高等院校里的經濟學教育，存在著下面的一些問題：

（1）經濟學教育的邊緣化問題。在醫藥類高等院校里，學科專業設置以醫藥類為主，經濟學專業大多是新設置的學科和專業，發展基礎比較弱，發展條件比較差，有被邊緣化的傾向。在師資建設、經費扶持、設備購置、職稱評定、學術交流等方面，與醫藥類專業相比，經濟學專業得到的關注比較少，發展比較慢，影響了經濟學學科專業的建設和發展。

（2）經濟學教育的“淺化”問題。在醫藥類高等院校的經濟學教學中，開設了相當一部分的醫藥類課程。這一方面固然可以使得學生的培養有“綜合化”和“特色化”的優勢，但是，由于學習時間有限，醫藥類課程的開設不可避免地影響了經濟類課程的安排，造成經濟類課程的縮減或“淺化”，影響經濟學課程的系統化學習，從而影響經濟學教育教學質量。

（3）經濟學教育重理論輕實踐的問題。經濟學是與“衣食住行”“經國濟世”聯系很緊密的實踐性很強的學科。但目前，在許多高校里，經濟學方面的師資力量很多是從學校（學習）到學校（執教），甚至是師兄畢業就成老師的“學院派”，根本就沒有理論聯系實踐的經歷和過程，在教學科研中也主要關注理論研究和數據分析。同時，目前高校中設有經濟學教育實習基地的院校屈指可數，理論學習和生活實踐嚴重脫節，造成學生對經濟學學習的一知半解，嚴重影響教學效果和教育質量。

（4）經濟學教育重科研輕教學的問題。在我國現行高校制度中，高校老師的福利待遇與其職稱緊密掛鉤。而高校教師的職稱評定考核標準，雖有一定的教學時數等方面的要求，但主要還是取決于學術研究水平而非教學效果及教學質量。在這種激勵制度下，許多高校教師將主要精力用于科研而忽視教學工作，造成重科研輕教學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教學質量的提高，影響了經濟學教育的普及和推廣。

二、西方經濟學教育的不同模式

一般看來，西方國家的經濟學教育存在著三種不同的模式（許成鋼，2002）：

（1 ）英國模式。以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為代表，注重培養天才，不注重訓練，而是注重創造一種寬松和充滿閑情逸致的學術環境，讓天才脫穎而出。其培養的方法是師傅帶徒弟的導師制，沒有系統的課程。識別天才的方式不是考試，而是看人有沒有能力和別人辯論，表達出新意。這種教育模式的優點是特別能識別天才，也產生了許多天才，如牛頓、凱恩斯都出自劍橋。缺點是，學生的質量很不穩定，學生好壞之間的差別很大。原因在于，大部分人不是天才，沒有訓練，水平就會很差，許多畢業生素質并不好。

（2）法國模式。強調系統訓練。法國并非不要天才，而是尋找的方式完全不同，其數學訓練非常強，用很嚴格的考試淘汰的辦法來尋找最強者。強調訓練，可以產生大批訓練有素的人，這一批人都有很強的技術能力。但這種訓練方法比較缺少觀察能力和想象力，而經濟學的發展很重要的是學者的直覺。在法國，那些在技術上缺乏能力的天才，可能根本沒有機會進入培養體系。比如科斯，在法國式的教育制度下，可能第一輪就被淘汰掉，不能生存。

（3）美國模式。當今學術上占優勢的制度是美國頂尖學校經濟系及個別歐洲的經濟系的教育制度。它介于上述兩種模式之間，一方面側重系統的數學、理論、方法論的訓練；同時也提供一系列的環境，刺激學生發展觀察能力、創造力和批評能力。在美國，經濟學本科教育定位是基礎教育，以素質教育為根本目標。美國本科學生入校時不報專業，一二年級采取通識教育，二年級以后選口徑寬的主修。主修經濟學的本科生職業選擇廣泛，可以選擇經濟學、金融、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法律、國際關系，甚至新聞傳播等等。同時，其經濟學本科生課程少而精煉，核心課程一年級是經濟學原理，二年級是中級宏觀微觀、計量經濟學，三四年級選兩門經濟學專業領域課，如國際經濟學、金融學等等。

三、 我國醫藥類高等院校有特色的經濟學教育教學體系建設的改進建議

為實現我國醫藥類高等院校經濟學教育的更好發展，參考西方經濟學教育的不同模式，根據我國的國情，我們可以采用但不限于以下途徑和措施：

（1）加強對經濟學學科專業的重視。醫藥類高等院校中的經濟學學科專業對醫藥類高等院校有良好的綜合和促進作用。一方面加強了醫藥類專業的經濟學思維，促進院校專業的綜合化，另一方面，也促進了院校專業的特色化建設，畢業生就業率高，受社會和市場歡迎，整體提高院校的聲譽和教育教學質量。為此，有關部門及院校自身都須加強對經濟學學科專業的重視。特別是在師資建設、經費扶持、設備購置、職稱評定、學術交流等方面，應給予經濟學更多的關注，改善經濟學發展基礎弱、條件差的情況，促進經濟學專業更好更快地發展。比如用比較優厚的條件吸引經濟學方面的學科帶頭人任職；在職稱評定指標方面，給予一定程度的傾斜或優先；采用“請進來”和“送出去”相結合的思路加強學術交流和師資培養等等。

（2）經濟學專業人才培養定位的合理化。經濟學專業人才培養的定位非常重要，指導整個教學計劃和課程安排。我們要有合理化的人才培養定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規定，我國的教育方針是：堅持教育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與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相結合，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經濟學教育教學和人才培養是我國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須遵循和貫徹國家教育方針。為此，我們的定位應該是：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為導向，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努力提高教學和人才培養質量，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高素質的人才。

（3）科學合理制訂培養方案，完善經濟學教學計劃，構建有醫藥特色的經濟學教育教學體系。在培養方案方面，經濟學本科人才的培養在保證基本規格的前提下，應該根據社會的需要來體現自己的特色，使得經濟學人才具有多樣性，以便更好地適應社會的需求。要特別注意人才培養的綜合化、復合化。經濟學本身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社會科學，對初學者的綜合素質要求較高。在課程體系的設計中，經濟學本科生應學習一定數量的人文、自然和外語課程，具備經濟學學習所必需的基礎知識之后，再轉入經濟學專業課程的學習。另外，在合理系統地安排經濟學課程學習和技能訓練的同時，還應該設置一些其他院校沒有，但在醫藥類院校非常核心和必要的一些醫藥類的課程，如中醫學概論、西醫學概論、藥理學等，構建有醫藥特色的經濟學教育教學體系。由于學習時間或學分要求的限制，對醫藥類課程的設置要合理適當，不能沖擊經濟學課程學習本身的系統性，造成本末倒置。

（4）加強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鼓勵學生走向社會，教學相長。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認為，中國的經濟學教育應該抓住經濟轉軌所帶來的契機，建立適合于中國的經濟學教學體系，對中國轉軌經濟作出恰當的論斷。中國經濟學教學應該在介紹經濟學基本理論、方法和問題的基礎上，讓學生理解中國經濟的獨特之處，了解各國經濟發展中的經驗和教訓，分析市場和政府各自作用的優勢與局限性。為此，我們應該創造機會和條件并鼓勵經濟學教師參與實際業務部門實習，從而更多地關注中國經濟問題，理論聯系實際，并在教學中進一步推廣和完善。另外，也可以外聘一些專業理論水平較高的實際業務部門工作人員兼任高校教師，講授應用性較強的實務課程，將最新的最實際的知識和技能傳授給學生，真正做到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同時，學校要為學生創造一個進入社會的通道和途徑，為實際進入社會之前提供一個“彩排”的機會，包括暑期社會調查和教學實習基地的建設等等，使學生在理解經濟學原理的同時，更好地了解真實的社會。

（5）加強思維學習與技能學習的結合。基于中國的國情，我國企業在新進人才的培訓方面還比較薄弱，因此，必須依賴高校設置一些具體的技能性課程用以培養學生技能，讓學生覺得學以致用，促進和激勵學生學習的積極性，用人企業也不會認為我們的學生是高分低能，由此，學歷的信號機制得以體現，并步入正常的良性循環。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市場經濟制度在全球范圍內的推廣，尤其是在中國現在處于經濟轉軌階段，諸多經濟問題層出不窮。市場經濟對人才的需求變化非常快，有很多時候需要你今天做這樣，明天做那樣，而且，大學畢業生在職業生涯中可能會經常變換工作，如此，則要求大學培養的學生不能是只掌握某門學科知識的專門人才，而必須掌握考慮問題的方法及分析問題的工具，以適應不斷轉換工作的需要，增強適應性和人才核心競爭力。事實上，“經濟學”是由“問題——工具——理論”3個環節構成的完整“過程”。任何經濟學的“理論”，都只是特定的經濟學家，面對特定的經濟“問題”，運用特定的經濟分析“工具”，得出的特定的邏輯結論。我們的經濟學教學應該追求貫穿整個經濟學“過程”的科學、務實、求真、質疑的精神，教學不能僅僅原封不動地教給學生一些簡單的分析方法，一大堆模型，或一個個基本的原理，我們需要學生運用這些分析方法、模型或者基本原理對經濟社會實踐中的問題進行分析，給出一個既符合國際學術規范又符合實際的解釋，并得出解決問題的辦法。為此，我們的教學體系和課程安排中，就必須開設一些課程用以具體的專門技能的學習，比如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國際結算業務和國際貿易實務技能等等，同時又必須開設一些思想性、基本分析、工具性的課程，比如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計量經濟學等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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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錢穎一.美國大學的經濟學教育[J].東北財經大學學報，2003(3).

第3篇：國際經濟學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比較；方法論

自克魯格曼(Krugman，1991 a)將空間概念引入迪克希特一斯蒂格利茨(Dixit et al，1977)的壟斷競爭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完成了新經濟地理學(NewEconomic Geography)的開山之作，提出“核心一邊緣”(core－periphery)模型以來，關于空間的經濟研究得以進入主流經濟學的視野，并隨著藤田等(Fujita et al.，1999)、鮑德溫等(Baldwin et al.，2003)對理論的進一步完善，新經濟地理學終于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并導致學科的快速發展。

但是，圍繞新經濟地理學的一系列爭論和討論卻始終未曾停止過，這些爭論包括：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范式、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以及城市與區域經濟學的分野、空間區位問題為何一直未能進入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疇等(顧朝林等，2002；朱華友等，2003；劉安國等，2005)。本文主要圍繞幾個重要的理論問題進行探討，以推動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的交流、傳播、研究和應用。

一、從經濟地理學到新經濟地理學：兼與地理學科比較

新經濟地理學，學術界亦稱空間經濟學(Spatial Economics)或地理經濟學(Geographical Economics)，就其學科的本質特征而言，它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盡管對于“空間”這一研究對象，經濟學有著與地理學同樣的目標和學術興趣，但是它們在學術規范、學科范式、理論方法等諸多方面的差異卻遠遠大于共同點。為此，有必要探討這兩個學科對同一對象——“空間”進行研究時的差別。

經濟學雖然在社會科學諸學科中是最接近自然科學的，但它本身仍然屬于社會科學范疇，它研究的是社會經濟中消費者、廠商、市場以及政府等主體的經濟行為，僅僅由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學科范式較為接近于自然科學，使它看上去更像一門“科學”。經濟學建立了一套本學科的學術規范：需求、供給、價格、市場均衡等，圍繞這些概念，經濟學建立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和學科范式。

而地理學則是另外一門幾乎完全不同的學科，它是一個將“地理”因素作為特定研究對象的自然科學。盡管地理學也將經濟行為的地理特征作為研究對象，但經濟行為的地理特征在地理學科中是被當作“自然現象”來加以處理和研究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地理學研究的經濟行為與地貌、海洋等自然現象并無不同之處。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實證主義的，但在傳統的經濟地理學領域，這種實證主義更準確地說是經驗主義的，它主要依賴觀察到的經濟行為的地理現象加以研究和分析，研究方法則直接來源于空間科學和區域地理學。

當經濟學關注空間現象時，它與地理學的差別更為明顯。經濟學研究空間現象，更多關注的是與空間現象相聯系的消費者、廠商等市場主體的行為在空間上的表現。盡管早期的古典區位理論更多從市場主體的外生因素(變量)分析空間經濟現象，而近年來快速發展的新經濟地理學則從市場主體的內生因素(變量)來分析空間經濟現象，并為此建立了嚴謹而復雜的數學模型來加以表述，以便這些研究成果更加符合經濟學的理論規范。

至此，有必要探討新經濟地理學的學科名稱。前已述及，新經濟地理學本質上屬于經濟學科，也有的學者主張稱之為“地理經濟學”，正如布魯克曼等(Brakman et al.，2001)所說，“我們寧愿選擇地理經濟學這個術語而不選擇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原因，是該學科力圖把更多的地理因素引入經濟學，而不是把更多的經濟因素引入地理學。”“我們不使用新經濟地理學這個術語，不僅是因為‘新’這個標簽經過一段時間就會不可避免地過時，而且還因為這個術語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此術語暗示該理論是由經濟地理學而來。但這不是事實，實際上，地理經濟學牢固地根植于國際經濟學、現代國際貿易理論和經濟發展理論”。無疑這一評說是中肯的，但地理經濟學這一名稱仍然存在缺陷。因為經濟學視野中的“地理”因素與地理學中的地理因素有著完全不同的內涵。在經濟學中，地理，更準確地說應該是空間，而且是沒有區域特征的空間，用于經濟分析中，僅僅是一個沒有任何內容和特征的位置(區位)而已。因此，經濟學更感興趣的是中性的空間，當空間不具備中性特征時，還必須煞費苦心地加以技術處理，如布雷克曼等假設的“等距圓”、藤田等提出的“跑道經濟”等，以便空間更好地作為一個純粹的因素進入理論模型。而地理學視野中的地理因素則更多等同于“區域”的概念，這是整個地理學研究的核心和靈魂，也是地理學區別于相關學科的標志性特征。因此，地理學中的地理因素，或者說是區域因素，總是被關注的核心，而被賦予了豐富多彩的內容：地形、地貌、交通、生產、城市、人口等，這些內容總是被當作預先給定的外生條件而存在，地理學研究這些內容的分布規律，揭示這些分布規律背后的機制。

因此，我們說，盡管新經濟地理學這一術語最為人們所熟知，但它卻是最不能反映學科特征的一個術語。因為，它聽起來更像地理學而不是經濟學。如果考慮到地理學大家庭中還有一個與之完全不同的、傳統的“經濟地理學”，甚至經濟地理學在70年代經歷過一次革命，同樣誕生了極具地理學科特色的“新經濟地理學”，克魯格曼的新經濟地理學就更加容易引起學科術語上的混亂了。而對于地理經濟學這一術語，雖然比起新經濟地理學具有明顯的優點，但同樣存在不足。因為其中的“地理”容易被人們誤認為是地理學中的內容豐富的、外生給定的“區域”。因此，關于新經濟地理學這一學科的較為準確的表述應該是在本學科同樣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空間經濟學”，正像藤田等表述的那樣。作為別稱，新經濟地理學無疑擁有更高的知名度，因為由克魯格曼最早提出，從而被人們廣為知曉，但筆者認為，這一術語在使用時，最好標明“克魯格曼”新經濟地理學。

二、從區位理論到新經濟地理學：兼與城市與區域經濟學比較

新經濟地理學作為經濟學關于空間、區位等長期研究的成果，有其深厚的理論淵源。從發展歷史看，經濟學長期以來也有著關注空間區位的傳統，從經濟學的先驅到近代經濟學的大師，無不對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區位問題有著濃厚的興趣，但區域、空間、區位等概念卻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之外，只有德國的經濟學研究一直堅持不懈地探討區位的經濟含義，長期從事這一主題研究的先驅包括了杜能(Thunen，1 826)、韋伯(We

轉貼于 ber，1909)、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廖什(Losch，1940)，以及德國傳統區位理論在全球廣為傳播后，一批歐美經濟學家為此也進行了持續不斷的努力，其中貢獻最為突出的莫過于區域經濟學大師艾薩德(Isard，1956)。

所有這些理論構成了經濟學中稱之為“城市和區域經濟學”的學科，在經濟學教科書中經常被稱為城市和區域經濟學的古典理論和新古典理論，顯然他們是建立在古典經濟學的框架之內、受到古典經濟學理論假設的約束、使用了古典經濟學的一系列學科范式和分析工具。這些學科范式包含了一系列的假設條件：完全競爭、規模報酬不變等。而這些假設條件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形成的城市和區域經濟學理論模型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外生模型，即通過預先給定的外部條件來研究區位和空間現象，在這些給定外生變量的條件下，研究消費者和廠商的行為和決策。這一理論傳統一直延續到上世紀70年代。雖然期間眾多才華橫溢的學者，諸如艾薩德(Isard，1956)、阿朗索(Alonso，1964)、米爾斯(Mills，1967)、亨德森(Henderson，1974)等為此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但這一學科的學術水準一直未能得到較大幅度的提升，在經濟學大家庭中的邊緣地位也未能得到徹底改變。

改變這一狀況的是經濟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次革命：在產業組織研究領域對不完全競爭市場的消費決策和廠商定價提出完整的分析工具，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茲提出的不完全競爭模型清楚而簡潔地表達了不完全競爭市場的均衡模型。該模型的優點是容易應用，以至于將該模型用于分析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產生了新貿易理論和新增長理論。作為與貿易理論關聯的空間和區位理論，應用該模型也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果，產生的“核心一邊緣”模型以及由此擴展的城市經濟模型、國際生產模型、經濟增長模型以及政策研究等，構成了空間經濟學完整、規范的標準體系，從而建立起空間經濟學的學科范式。此后，圍繞這些模型和理論的深入研究和細化成為空間經濟學乃至整個經濟學界相當活躍的學術活動。

與傳統的新古典區位理論相比，空間經濟學注入了現代經濟學的活力，具備了現代經濟學的特點和條件：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報酬遞增等，形成的理論模型也具有內生特性，即不完全依賴外生變量的給定，通過內生經濟變量的變化，有效解釋空間經濟現象的演變，這是空間經濟學與傳統新古典區位理論的最大區別，也是關于空間、區位的經濟學研究最新的理論進步。

三、從邊緣學科到主流經濟學：兼論經濟學方法論

從古典區位理論到新經濟地理學，無疑是一次理論上的飛躍，同時也使得關于區域、空間、區位的經濟分析從此步入主流經濟學的圣地，并且成為當代經濟學研究領域中異常活躍的領域。但圍繞古典區位理論長期未能進入主流經濟學的爭論卻一直沒有停止，以至于眾多學者感到疑惑的是，區位作為現實經濟中一個重要的經濟現象，為什么經濟學卻長期視而不見呢?

對于這個問題的疑惑可以從經濟學方法論中找到答案。前已述及，經濟學的本質特征是社會科學，更準確地說，經濟學是研究“人”的經濟行為的一門學科。因此，凡是能用“經濟人”的行為來解釋的經濟現象，對于經濟學來說就是合適的研究對象，除此之外，經濟學不感興趣。從這個邏輯出發，區位經濟現象并不是一開始就能用基于“經濟人”假設的經濟學語言來描述和分析的。

早期古典區位理論發展時期，當外生變量給定的條件下，研究特定區域的區位選擇問題，這只是一個應用決策問題。因為缺少必要的分析工具，根據消費和生產的決策行為，無法給出區位選擇的圓滿解釋。因此，經濟學拒絕將區位分析納入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也就成為一種合理的選擇。當不完全競爭條件下收益遞增的市場均衡和決策獲得了新的分析工具，并且能有效地用于分析空間經濟現象，從而構筑空間經濟學理論模型，用內生變量解釋空間集聚或擴散，或更準確地說解釋消費者和廠商的決策行為時，空間經濟學才取得了登入主流經濟學殿堂的通行證。因此，我們可以更一般地說，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受到分析工具的約束。沒有理想的分析工具，即使是極具重要意義的經濟現象，經濟學也會拒絕其進入自身的分析框架和理論體系，而寧愿將其交給應用學科去研究，這也是經濟學作為一個成熟理論學科的必然選擇。

第4篇：國際經濟學的特征范文

計量經濟學是以揭示經濟活動中客觀存在的數量關系為內容的經濟學分支學科，是基于經濟理論選取變量，通過數學建立模型，利用統計方法獲取經濟實踐中的樣本數據，來研究經濟現象中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對經濟運行進行預測，對經濟政策進行評價，并對經濟理論進行檢驗和發展的一門經濟學課程。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最早由挪威經濟學家R.Frish1926年提出，1933年世界計量經濟學會（1930年成立）創辦的學術刊物《Econometrica》的正式出版，標志著計量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正式誕生。經過20世紀40、50年代的大發展和60年代的大擴張，已在經濟學科中占據重要地位。計量經濟學自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引進中國，1998年7月，教育部高等學校經濟類學科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把計量經濟學、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統計學、會計學、財政學、國際經濟學和貨幣銀行學等八門課程確定為高等學校經濟學門類各專業的共同核心課程，這極大地推動了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計量經濟學在創新性人才培養、經濟研究的實證性研究方面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分析計量經濟學教學效果的影響因素，提高教學質量具有十分現實的意義。本文主要基于筆者近十年計量經濟學的教學實踐和最近四屆學生課堂教學效果反饋信息，來分析影響地方高校計量經濟學教學效果的主要因素。

一、計量經濟學實際教學效果和問卷調查說明

1.長江大學經濟學院計量經濟學最近四屆教學效果。長江大學是湖北省二類本科，除了臺灣省，生源覆蓋了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經濟學院《計量經濟學》的教學效果基本能反映地方高校的教學質量。根據近四屆學生課堂教學效果抽樣來看，2005級（包括經濟30501班、經濟30502班）、2006級（包括經濟30601班、經濟30602班和農經30601班）、2007級（包括經濟30701班、經濟30702班和農經30701班）和2008級（包括經濟30801班、經濟30802班和國貿30802班、國貿30803班）各年級實際計量經濟學考試平均成績及其分布見圖1、2。由圖1、2可以看出，從2005級至2008級，學生計量經濟學考試平均成績略有上升，但總體水平維持在70分左右。優良率在逐年遞減，而中等水平和及格率從2006級開始在逐年增加。成績的最高分為97分，而最低分僅為6分，離散程度非常大。2006級學生的不及格人數和不及格率都最大。從學生畢業論文中所使用計量模型來看，運用計量模型的比例仍然偏低：2005級比例為26.8%，2006級為29%，2007級為29.4%，2008級為31.6%；而從模型的正確使用來看，比例也不高，正確率分別為：53.2%，51.3%，40%和50%。由上述統計數據可以得出，目前普通本科學生對計量經濟學的知識掌握程度還較低，對計量模型的運用能力仍不夠。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學時的減少造成的：2005級為64學時；2006、2007級為56學時；2008級為48學時。另一方面，我們可能有必要深入分析教學方面的原因。

2.統計抽樣說明及結果。本文使用的統計數據是建立在2007~2011年對長江大學經濟學院2005~2008級學生的隨機抽樣得到的。四年共發放問卷190份，其中，2005級40份，2006級50份，2007級40份，2008級60份。從問卷調查表中，我們剔除了回答不完整的問卷，得到有效問卷171份，其中：2005級34份，2006級44份，2007級37份和2008級56份。占抽樣年級人數的比例，分別為：2005級41.46%，2006級為41.12%，2007級為34.26%，2008級為36.36%。

二、計量經濟學教學效果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1.理論模型建立和變量說明。由于問卷調查全部是定性問題，因此，我們建立如下虛擬變量模型：cji=a0+αsexi+βsubi+14j=1Σγjwji+μi，i=1L171其中，cji為第i個學生計量經濟學的實際考試成績；sexi=1L男生0L女Σ生；subi=1L理科0L文Σ科；wji=1L回答為優+良0L回答為中+Σ差

2.實證分析結果及解釋。利用問卷調查所得到的數據和學生計量經濟學實際考試成績，運用本文所建立的虛擬變量模型，在EViews6.0軟件環境下，得到回歸結果見表1。從表1可以看出，學生性別和對計量經濟學的學習興趣，在10%顯著性水平下，對計量經濟學的考試成績有顯著影響；課堂板書與課件之間協調在5%，顯著性水平下，對考試成績有顯著影響；而文理科別、對先修課程的掌握程度、課件質量和課堂板書在1%，顯著性水平下，對學生計量經濟學考試成績有顯著影響。由于計量經濟學涉及到較多的高等數學、線性代數、統計學和概率論的基礎知識，其先修課程包括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經濟統計學、微積分、線性代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應用數理統計等，具有一定的難度。如果先修課程掌握不牢，勢必會對計量經濟學教學效果產生影響。相對于女生而言，男生或理科生邏輯抽象思維較強，成績相對而言會高。同樣，課件質量的好壞，會直接影響學生課堂聽課的思路，進而影響學生的考試成績。如果課堂上僅僅依靠課件，對于很多學生來說，對很多問題又無法深入理解。因此，老師的課堂板書對幫助學生加強知識點的理解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基本結論與提高計量經濟學教學效果的途徑

第5篇：國際經濟學的特征范文

論文摘要：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實證化和專門化、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證偽主義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經典化、學科發展的邊緣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現實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補充、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等趨勢強化，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以及政府作為經濟學研究對象和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聯系得到共同重視。

20世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研究方法的演變體現經濟學的發展脈絡。舉其要者，研究方法的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十大趨勢。

一、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聯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為現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也發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術語，以至于出現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性。客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四、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為重建和發展他們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例如，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20世紀中，經濟人假定的條件被不斷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系而展開的。貝克爾拓展經濟人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認為經濟人假定過于“簡單化”，因為除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

五、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傳統經濟學的范疇，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研究領域的這種“侵略”與擴張，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取決于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個人興趣和專業特長的不同。

六、強調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的趨勢

理性預期學派從通貨膨脹問題入手，強調理性和預期的問題，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預的有效性，這對凱恩斯主義形成較大沖擊，也引起凱恩斯主義各派對理性和預期問題的重視。盡管在理性問題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識，但關于預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確滲入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中。

七、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百家爭鳴，相得益彰。這取決于經濟學家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邏輯延續。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經濟學界出版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系，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系。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演變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既是證實的又是證偽的,在某種程度上還兼有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點。

九、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展到“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律已經司空見慣，如“看不見的手”。

十、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趨勢

博弈論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20世紀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還表現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來對待。不僅將政府的經濟活動納入到宏觀經濟活動中，而且將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作為能動的經濟力量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影響和調節宏觀經濟活動與狀況的重要機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的惡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③

2、宏觀和微觀的聯系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共同重視。

注釋：

①成九雁、秦建華.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軌跡[J].經濟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18-150.

參考文獻：

［1］〔英〕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第6篇：國際經濟學的特征范文

計量經濟學論文2400字(一)：金融數學專業計量經濟學與金融理論及實踐的結合論文

摘要：目前，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教育水平的發展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金融大數據爆炸性發展要求金融學專業學生具備一定的金融數據分析與處理能力，計量經濟學作為培養學生數據處理與分析能力的核心課程，新的歷史時期應當承擔起培養學生金融大數據視野的責任。

關鍵詞：金融數學專業；計量經濟學；金融理論；實踐結合

引言

計量經濟學作為一門非常強調應用性的學科，是應用型本科院校的一門重要的課程，是應用型本科學生知識能力結構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近年來的教育教學改革的探索注重實踐環境的強化，人們已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實踐教學是培養學生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的重要環節，也是提高學生社會職業素養和就業競爭力的重要途徑。計量經濟學作為經濟學核心課程之一，在當前教育新常態下，產生了一些新的問題，因此應用型本科教育背景下的計量經濟學也應該被重新賦予新的屬性。

一、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的問題

（1）傳統計量經濟學教學強調回歸分析背后模型的假設及相關內容，但現代經驗研究強調因果關系。因此，當前計量經濟學教學過分強調對隨機擾動項分布、異方差及自相關的長篇討論，顯得不合時宜，而對國內外廣泛流行的新穎工具較少提及，其結果是學生對計量經濟學應用仍是一知半解。（2）由于現有課時安排等原因，教師教學過程中著重講授計量經濟學原理和方法，而輕視實際應用和數據處理能力的培養。例如，教學中主要講授參數估計和各種檢驗的理論和方法，對如何從經濟問題出發建立模型，如何應用模型分析實際的經濟問題討論得較少。（3）由于課堂教學注重理論知識的講授，不能分配更多的實驗課時，導致學生難以真正理解和運用計量經濟學理論知識，特別難以將理論知識靈活應用于金融數據建模與處理。（4）現有的計量經濟學課程缺乏將計量經濟學方法與金融數據相融合的缺陷。在課堂教學內容安排中，著重講述計量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沒有將計量方法與金融大數據的獲取與加工處理結合起來進行講解。導致多數學生具備一定的計量經濟學基礎，但面對查找和處理金融數據時卻束手無策。（5）已有計量經濟學教學內容安排上，一般將經典的計量經濟學和現代時間序列方法安排在一個學期內完成。由于教學內容過多而教學課時有限，其結果是導致無法詳細講解金融時間序列部分，金融學專業學生對金融大數據處理及建模能力不強。

二、金融數學專業計量經濟學與金融理論及實踐的結合的優化措施

（一）突出案例教學

豐富多彩又符合專業特色的案例教學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案例教學一方面能夠使理論知識更加通俗易懂，另一方面案例教學重視師生互動，可以提高學生的興趣，為課程論文和畢業論文的寫作打下良好的基礎。計量經濟學教學案例的選取一定要突出目的性、代表性和趣味性等特點，應結合學生所學專業的差異，多搜集一些與該專業密切相關的經濟熱點問題和前沿問題，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

（二）金融數學專業計量經濟學與金融理論及實踐的結合

就金融數學專業學生而言，在為這些學生開展計量經濟學課程教學時，需要注重將金融理論和具體的金融實踐知識緊密結合起來，以此來引導他們正確使用計量經濟模型方法來研究金融相關實踐問題。金融市場相關實踐知識更傾向于股票投資和資金資本等的利用，不能僅僅依靠消費-收入這一知識以偏概全，這就要求計量經濟學老師在為金融數學專業學生開展課程教學時，需要拓展到相關金融領域，通過講解相關金融理論和具體的市場實踐數據來開展課程教學。

（三）“案例+微課”的教學模式改革

為了提高金融專業本科生金融大數據處理能力，改善教學效果，擬重點對《計量經濟學（Ⅱ）》的教學方法進行創新。為了改變以課堂為中心的單一教學方法“重在教，逼學生學”的缺陷，我們將使用“案例+微課”的教學模式。“案例教學”是計量經濟學一種非常有效的輔助教學模式（楊汭華，2005；黃佐钘，2008；張玲，2014）。與傳統的案例教學不同：（1）項目強調針對金融大數據開發相關案例，并以“微課”的形式將教學內容呈現給學生。“案例+微課”的教學模式的好處在于能激發學生對計量經濟學理論學習的興趣，更加生動和直觀地將金融大數據處理呈現給學生，引導學生自主學習。此外，“案例+微課”模式能對課堂教學形成有效補充，課堂上沒有解決的問題，學生可以在課外通過“案例+微課”進一步鞏固與提高課堂知識。（2）傳統計量經濟學經驗案例強調計量經濟學理論知識的應用，重點介紹數學與統計技術，而忽視其內在的經濟問題與變量間的內生關系。項目強調以真實的金融大數據為載體，在案例分析中，更加注重因果關系的討論，從而案例分析更加接近現實。因此，相比于傳統的案例分析，項目經驗分析更接近現代研究范式，故而具有更好的實用價值。

（四）完善考核體系

作為一門應用型的學科，考核方式也應該多樣化。可以嘗試采用課程論文的考核方式，課程論文一方面可以深化學生對課程內容的學習，另一方面也能加強學生的應用能力，提高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對知識的靈活運用能力。課程論文可以與學生的畢業設計結合，突出學生所在學科屬性，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同時不能將試卷考核的方式拋棄，例如可以將紙質試卷改為上機考試，增加操作題的比重。完善的考核方式會提高學生對計量經濟學課程的重視程度，強化計量經濟學的教學效果。

結語

總之，計量經濟學教學改革是高等教育供給側改革的一個縮影，只有明確清晰教學定位，有效提升高等教育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重點解決好高校人才培養能力、支撐引領國家創新發展能力的問題，才能提供更多有選擇的本科教育，建成更有競爭力的本科教育，開創更有特色的本科教育，發展更加公平的本科教育。

計量經濟學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基于計量經濟學的電力企業經濟效益與管理決策實證研究論文

摘要：在我國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我國的電力建設在不斷的完善，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離不開電力的發展，同時國民經濟的發展也將推動電力工業的進步。處于新時代的電力企業需要具備超前的思維與意識，在外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具備清晰的預判，在內要做好企業內部的管理建設，針對未來長遠發展制定科學的規劃。要做好這幾點，就離不開對電力企業經濟效益、經營管理的分析以及數學建模工具的運用。本文選取2001-2017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全社會用電量數據以及典型電力企業華電國際年度報告數據，分析了華電國際的經濟效益與外部經濟環境以及企業經營管理之間的關系。首先從時間序列非平穩角度出發，利用協整理論并通過單位根檢驗以及協整關系檢驗對華電國際的經濟效益建立了長期均衡模型。再對模型進行短期誤差修正，在證明了模型有效性的基礎上，利用所建模型對提升華電國際的經濟效益進行實證分析預測。最后對以華電國際為代表的中國電力企業的發展提出相關建議。結果表明，對華電國際而言其供電成本、管理與財務及人力資源成本的完善對其經濟效益的影響將是一個長期過程，而其短期內經濟效益主要受國民經濟的發展水平以及全社會用電量需求的影響。該模型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可以為其他電力企業的經濟效益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與預測，對企業未來的管理決策規劃提供參考。

關鍵詞：電力企業；經濟效益；管理決策

經濟研究的方法在于總結典型的經驗特征與收集數據，并在此基礎上建立相應的經濟理論或經濟模型。經濟研究的科學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理論或經濟模型的可驗證性，即能否通過數據實證檢驗相關的經濟理論與經濟模型來解釋事實，并預測未來的經濟變動趨勢以及提供科學的政策建議。計量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則猶如硬幣的雙面，從不同的角度為經濟學的實證分析提供重要的方法論基礎。計量經濟學以實際經濟數據的建模與分析為主要研究對象。當實際數據不可得，或實際數據過于復雜而導致因果關系不易梳理時，實驗經濟學則有可能從另一個角度出發，通過可控的實驗數據代替實際數據，成為實證經濟分析的又一個有力工具。

一、協整理論概述

協整的概念是由恩格爾一格蘭杰（Engle-Granger）在1987年“協整與誤差修正，描述、估計與檢驗”中正式提出的，協整的基本思想認為，盡管兩個或兩個以上變量中的每一個都是非平穩的，但他們的線性組合可能會相互抵消趨勢項的影響，使該組合是平穩的。這一理論的提出為經濟時間序列分析樹立了新的里程碑，對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之所以協整理論會產生如此大的影響，是與一協整理論所具有的深厚的經濟學背景密不可分的。

二、基于計量經濟學的電力企業經濟效益與管理決策實證

（一）非均衡博弈論框架的建立和實驗驗證

策略性思考是博弈理論及其應用的基礎。納什均衡以及相關均衡的概念過去一直是描述策略性思考的核心內容，其定義為每個博弈參與者的策略都是在給定其他方策略下的最優反應。顯然這種均衡的定義內在要求每個博弈參與者在決策信念上達到均衡，即每個參與者對其他方的策略持有正確的信念。在過去的研究中，經濟學者通常假定均衡框架存在從而做出對參與者行為的預測。盡管在一些博弈場景下，基于均衡概念的行為預測是準確的，但在多數情況下實驗經濟學研究結果表明博弈參與者的行為會系統性地偏離基于均衡概念的行為預測。由于來自實驗經濟學數據對原有理論框架的挑戰，經濟學研究人員逐漸提出了基于非均衡概念的策略性思考理論框架并且運用實驗經濟學的方法收集數據來檢驗這些新理論。這些基于非均衡概念的策略性思考理論框架的核心在于繼續假定博弈參與者在決策時仍然有策略性思考的因素在里面，但放棄了均衡的概念以及嵌入在均衡概念里面的很強的理性假設。

（二）ECM誤差修正

通過Granger定理易知，具有協整關系的一系列變量會對應一個包含誤差修正的表達形式。可以進一步通過誤差修正來研究華電國際經濟效益的短期行為。具體而言可根據由Hendry提出的一般到特殊的建模理論，逐步剔除從三階滯后變量及誤差修正項開始的不顯著量，從而得到最終的誤差修正模型：（見下面公式）式中：ECMt-1代表協整回歸厚的一階滯后誤差，括號內的數字代表不拒絕相應零假設的概率。從該方程式以及統計結果的數據可以發現，文中所進行的統計檢驗在置信水平上表現顯著。這一結果也證明了文中構建的誤差修正的具有良好的適用性。圖中給出了LY的實際數據與擬合結果以及殘差結果，從圖中可以看出，協整以及誤差修正之后的模型具有較為理想的結果。

（三）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中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在計量經濟學模型方法常用的回歸分析中，當解釋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時，常會對模型估計的準確性帶來不利影響。因此，在應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建模的過程中，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以及消除多重共線性問題是很重要的環節。部分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中存在對多重共線性問題處理不恰當的現象。某篇研究股權激勵對盈余管理影響的文章，以計量方法中的回歸分析為主要研究方法。作者在研究中單純依靠方差膨脹因子VIl的臨界值，來判斷出解釋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便直接將模型中的其中一個變量刪掉。模型中是否應該包含某個解釋變量，應該以實際經濟理論分析為基礎，不能單純以是否存在多重共線性來判斷。

第7篇：國際經濟學的特征范文

現代意義上的國際經濟學是在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作為一門系統的和獨立的理論，它的出現大約在本世紀四十年代，即以凱恩斯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學派興起后不久，幾十年來，國際經濟學研究吸引了西方許多經濟學者的注意力并不斷得以發展，新的方法和學說層出不窮。國際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包括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國際金融理論和國家貨幣政等。最近幾十年來，在以克魯格曼、弗里德曼等經濟學家的推動下，國際經濟學一般理論各個方面方面均獲得了持續和富有成效的發展。

一、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

（一）國際貿易理論的新發展

1、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

在國際貿易實踐中，H-O-S理論一直占據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經堅持并繼承了李嘉圖的比較利益論，認為貿易的真正來源在于各國的比較優勢的差異，而并非資源稟賦的差距。新李嘉圖主義以一種比較動態的、長期均衡的分析來解釋國際貿易。新李嘉圖主義貿易理論把收入分配置于整個的突出位置，并貫穿分析的始終。

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與李嘉圖理論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圖是從各國生產的角度即從各國的生產特點不同和勞動效率的高低不同上來解釋比較優勢的差異；新李嘉圖主義不僅從各國生產的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的比較優勢的差異，而且，同時強調要從各國分配領域、從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動態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比較優勢的不同。

新李嘉圖主義的代表斯蒂德曼認為他的貿易理論是把分析的重點放在貿易與被生產的生產資料、利潤、工資和經濟增長的聯系上，特別地，斯蒂德曼強調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論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圖主義的價格決定方式，影響價格的因素主要是生產資料投入系數，勞動投入系數，分配率。由于一國生產某產品的單位生產成本是由生產技術、分配關系（表現為利潤率、利息率和工資率）、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程度等三個方面的因素決定的，因此不同國家生產某種產品的比較優勢的差異不僅表現在生產技術、生產條件、勞動效率等差異上，而且不同國家由于分配關系的不同也會導致產品的比較優勢不同。而影響分配關系變動的一個重要影響是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程度。這樣，處于不同經濟增長階段、處于不同經濟發展程度的國家生產某種產品的比較優勢就自然不同。

2、克魯格曼的貿易理論思想

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以李嘉圖以要素稟賦差異為基礎的“比較優勢”原理為代表，但是實際國際貿易中大量貿易是發生在同類產品內部，70年代末以來，保羅·克魯格曼提出“規模經濟作為國際貿易產生原因”的解釋，他在產業內貿易理論有關基本假設和結論的基礎上，通過建立各種模型深入闡述了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與國際貿易的關系，成功的解釋了戰后國際貿易的新格局。保羅·克魯格曼的新貿易理論以成熟的壟斷競爭模型（張伯倫壟斷競爭）來分析規模經濟以及產業內貿易。

克魯格曼認為在“張伯倫壟斷競爭”模式下的市場體系中，產業部門的擴張是通過廠商數目的增加（更大的規模經濟）相結合而實現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每個國家都以其生產的產品供應世界需求，因而我們就得到了雙向的產業內貿易，若各國擁有相同的要素稟賦，就不存在產業間貿易（各國生產等于本國消費量的競爭產品），而存在大量的產業內貿易。

張伯倫壟斷競爭部門的更低單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種類對每個工資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產業內貿易帶來的社會凈福利將抵消收入分配（要素價格）上的矛盾，從而使貿易自由化獲得普遍支持。［2］

根據斯蒂格里茲的規模經濟與多樣化消費之間兩難選擇的模型，克魯格曼建立了一個由規模經濟而不是由要素稟賦或技術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規模經濟內在于廠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規模報酬遞增條件下的國際貿易，最終得出結論或要素稟賦差異的結果，相反，由于與勞動力增長和區域聚集類似的貿易效應，貿易可能僅僅是擴大市場和嚴密、有說服力的收益遞增條件下的貿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在貿易理論中的地位。

克魯格曼又考察了規模經濟、產品差異與貿易型式的關系。競爭的經濟被允許貿易時，即使它們有著相同的偏好并從貿易中得益。克魯格曼又發表了《產業內專業化分工與得自貿易的利益》該理論模型從根本上打破了傳統理論中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這兩個基本假定，使新貿易理論向規范化方向邁進了重要的一步。

（二）新貿易政策理論的發展

貿易政策理論是較早發展起來的國際經濟學理論之一。早在本世紀20年代末，作為“新重商主義”的凱恩斯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一書中就指出：“政府的機能不能不擴大，這從19世紀政治家來看，或從當代美國的理財家來看，恐怕要認為是對于個人主義之極大侵犯，然而我為之辯護，認為這是一切現實的辦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的全部毀滅。”［3］在國際貿易方面凱恩斯主張政府干預對外經濟貿易活動，利用貿易順差保持國內充分就業。

本世紀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義占據了經濟理論的中心位置，主張政府應該對國際貿易進行適度的干預。作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認為：“自由市場的存在當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競賽規則的制定者，又是解釋和強制執行這些已經被決定的規則的裁判者，時常所做的是大大減少必須通過政治手段來決定的問題范圍，從而縮小政府直接參與競賽的程度。”［4］

1、貿易保護理論的新發展

9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大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在貿易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在這種形勢下，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紛紛出現。DominickSalvatore在的《國際經濟學》一書中列出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包括：自動出口限制，技術、行政與其他法規限制、國際卡塔爾、傾銷、進出口補貼等。［5］目前較為代表性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包括：地區經濟主義新貿易保護論、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保護論以及環境有限新貿易保護論。

1994年，英國學者蒂姆·朗和科林·海茲在《新貿易保護主義》一書中提出，地區經濟主義新貿易保護論“旨在通過減少國際貿易和對整個經濟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樣化，讓它朝向地區或國家內生產的最大化方向發展，然后以周邊地區作為依賴對象，并且只把全球貿易作為最后選擇。”［6］其代表人物是英國學者蒂姆·朗和科林·海茲。

他們認為在目前的世界環境中，自由貿易所帶來的問題比其期望解決的問題多，鑒于自由貿易無法解決貿易與發展、貿易與環境等問題，因此必須用新的貿易保護主義取代它，新貿易保護主義主張：首先要加強地區間合作，實施新型的地區主義“自力更生應該成為國家內部以及一個地區的國家之間的一個共同目標，這樣可以使他們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最大程度的滿足需要和提供服務，如果經濟活動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務，那麼他們對國際貿易的依賴程度就會降低，經濟增長會受到無情競爭的影響也會減少，當生產和就業必須一致為了滿足地方需要而服務時，就應該重新將經濟活動定位，使其擺脫出口導向的模式。”［7］

實行地區性貿易保護主義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資源，促進經濟發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變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結構中的不利地位，同時也可以保護環境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新貿易保護主義還主張為使地區經濟發展，來實現貿易平衡和保護世界環境，這就需要一國根據預期的出口量控制進口量并且要使兩者嚴格平衡，并制定高標準的進出口限制規則。

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新貿易保護論的基本觀點是：由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如果西方國家不對發展中國家實行貿易限制，將會造成發達國家工人的工資水平向低收入國家的工資水平看齊，從而導致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發達國家應該對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性產品實行貿易限制。進入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受到低增長和高失業率的困擾，增加了大工業的保護，抵制發展中國家的進口，1993年發展中國家將近1/3的出口產品受到發達國家的配額制和其他非關稅壁壘限制。

環境優先新貿易保護論主要表現在借保護世界環境之名限制國外產品的進口，保護本國衰退的劣勢產業，其主要論點是：由于人類生態系統面臨巨大威脅，在國際貿易中應該優先考慮保護環境，減少污染產品的生產與銷售，為了保護環境任何國家都可以設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控制污染產品進出口，同時任何產品都應將環境和資源費用計入成本，使環境和資源成本內在化。

2、國際貿易的內生性增長的新理論

長期以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國際貿易的增長可以帶動國內生產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國際貿易是新觀念、新技術、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傳播媒介，國際貿易可以充分利用沒有開發的國內資源、刺激國內生產者提高效率，同時通過市場規模的擴大，貿易使勞動具有了經濟規模性，因此國際貿易可以稱為“經濟增長的動力”。

為了從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的長期關系角度進一步揭示國際貿易產生的正面作用，經濟學家羅莫和盧卡斯提出了內生性增長理論，他們認為一國減少貿易壁壘并促進國際貿易后，將長期取得加快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效應，這主要因為國際貿易可以使該國加快技術引進、吸收、開發以及創新過程，擴大生產經濟規模，減少價格扭曲提高資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場競爭下的新貿易政策理論

不完全競爭的貿易政策理論認為市場結構的類型決定了行業的競爭程度和貿易形式，因此依據國內外市場結構的狀況來選擇指定貿易政策可以在貿易自由化進程中最大限度的保護國家利益。80年代初以來，以布蘭德、斯本色、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了以“戰略性貿易”為核心的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認為，在規模收益可變和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下，政府干預的貿易政策只要使用得當能夠使一國從相對自由貿易中獲益。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經濟學家根據不同的市場結構，討論各種貿易工具如關稅、配額、進出口補貼和進出口稅等，在各種市場結構下的運用結果，得出了不同市場結構下應該運用的最佳政策工具，與此同時，他們還指出在寡頭市場結構下，貿易政策可能會使干預者獲得有利的“戰略效應”，并通過抽取和轉移他人經濟利潤以及獲得更大的外部經濟來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貿易理論對市場運行的優化、干預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

（1）不同市場結構中貿易政策的制定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將其研究領域集中以下兩種市場結構中貿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考慮戰略互動作用對出口市場的影響。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在假設一國市場上的國內公司具有市場力量，并同具有市場力量的國外公司競爭基礎上，對政府施加的貿易政策如何影響公司行為以及市場運行結果進行探討，這就是所謂“戰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對于戰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他們根據80年代初提出的布蘭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場下廠商進入對貿易政策選擇的影響和“一致性推測”的寡占行為，指出廠商進入的可能性進一步削弱了出口補貼促進進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強了出口稅收鼓勵進出口的作用，同時“一致性推測”這種寡占行為對于自由貿易是最佳的。

②探討國內市場上戰略互動的影響。

他們在假設具有市場力量的國內公司在國內市場的競爭基礎上，探討政府政策的作用，這就是所謂“戰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對于這一問題，克魯格曼首先經過對外部經濟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進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經濟基礎上的“出口促進型進口保護理論”，即將外部的規模經濟作為獨立的幼稚產業加以保護。另一方面，克魯格曼建立了一個存在規模經濟和寡頭壟斷市場下，以貿易保護促進出口的模型。

通過這一模型可以看出，國內公司的邊際成本與國外公司的邊際成本成負相關，通過關稅保護可以提高國外公司的成本。克魯格曼還把研究與開發、學習效應與國內公司的邊際成本聯系起來，認為貿易保護會導致研究與開發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經濟效益提高。［10］

（2）貿易政策工具的選擇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在對不同市場結構下的貿易政策工具進行比較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在現有的不完全競爭的模型下，有關最佳貿易政策工具的選擇方式：在國內外的市場結構均為完全競爭情況下，自由貿易政策是最優的，但是當一國商品的進口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定程度的優勢時，關稅可以改善貿易條件并提高福利；在國內外市場結構均為壟斷競爭的情況下，貿易形式表現為規模經濟與產品差異的行業內貿易，這時對差異產品征收最佳關稅可以改善貿易條件和提高福利；在國內市場是完全競爭但國外市場是壟斷情況下，可以通過將國外企業的超額利潤抽取一部分作為關稅；在國內市場是壟斷但國外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情況下則可依據國內產業發展情況，采取關稅或配額政策；在國內外市場都處于壟斷時，可以依據不同的貿易模型如古諾雙頭壟斷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羅·克魯格曼則認為如果某個國家的政府能夠設法保證占領本個某一市場的企業是本國企業而非他國企業，就能以犧牲他國的產業為代價，確保本國企業在這一產業領域內的發展，也能夠提高本國的國民收入與福利。他與詹姆斯·布蘭德合作發展了國際雙頭壟斷模型，在這一模型的基礎之上，他假設有一個本國廠商和國外廠商，在國內外市場中進行競爭，在本國開始征收進口關稅的情況之下，外國廠商在國內市場的交貨成本上升，其邊際成本上升，本國廠商產量上升，邊際成本下降，這將最終導致在國內外兩個市場中，本國廠商的銷售量上升，外國廠商銷售量下降，本國廠商不僅加強了在國內市場上的優勢，也加強了在國外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從而將在出口市場中獲利。［11］克魯格曼因此認為政府可以實行對每個產業加以保護的政策，直到該產業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場上的優勢為止。

二、國際金融理論和政策

1997年發生在東亞地區并波及到整個世界的金融危機，推動國際經濟學界對國際金融一體化發展、國家貨幣政策、國際資本流動、匯率制度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國際金融和政策理論有國際金融安全、克魯格曼的貨幣匯率理論、國際貨幣一體化等。

（一）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負面影響

世界經濟的全球一體化趨勢已成為當前世界經濟發展出一個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體化則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必然結果。由于生產的社會化和國際分工的發展，經濟國際化對世界金融一體化提出了客觀要求。隨著電訊技術的普及和在金融領域的廣泛應用、跨國銀行空前的海外擴張，國際銀行業競爭加劇發達國家積極開拓、控制新興市場等等，國際金融一體化發展迅速。此外，各國金融管制不斷放松，國際投機活動的加劇，以及為逃避各國政府種種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舉措國際金融一體化趨勢經過80年代的發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國際金融一體化一個，對促進世界政治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一般認為，世界經濟一體化是指世界經濟活動超出了國界，使世界各國和地區之間的經濟活動相互依存、相互聯系，進而形成世界范圍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機整體。或者說，是指世界各國均參與全面的經濟合作并到任何一國或經濟領域的變動均會引起世界經濟整體動狀態。世界金融一體化是指各國或地區在金融業務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賴、影響而產生的逐步聯合成為一個整體的趨勢。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表現是：各國金融政策傾向一體化；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重點是離岸金融市場與衍生金融工具的發展、證券投資國際化)；資本流動自由化、國際化，這是世界金融一體化最突出的表現，它包括貨幣兌換自由、資本在行業間轉移自由和資金進出自由。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對國際經濟體系構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1、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國際

首先，世界金融一體化使得國家金融政策的獨立性受到削弱，由于世界經濟一體化特別是國際金融一體化加深了世界各國在經濟領域內的相互依存，各國所執行的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國際收支的調節政策和國際儲備的管理營運，都將對其他國家產生較大的影響，這已經成為各國中央銀行不得不共同處理的問題。其次，國際資本力量的強大于國家的相對弱化，冷戰后，國際市場的統一、金融自由化的加快、技術革命的促動，使國際資本空前擴張。在特定的時期和特定的場合下，資本力量已經超越了國家力量。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巨額資本高速游走，瞬息萬變，資本的擴張和經濟全球化實際上改變了政府發揮作用的環境，增加了政府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變數，財政和貨幣政策的自主性被嚴重削弱(如國際資本流動的“溢入溢出效應”對國家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影響)。

這些巨額流動資本完全是在任何單個民族國家的管轄的范圍之外發揮作用。而民族國家，包括是最發達的國家，無論從實力、理論、法律還是從技術上都無法做到防范于未然，都無從控制國際游資的沖擊。最后世界金融一體化提升了國際金融組織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權力地位，在特定的時期對于民族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提出了挑戰（如IMF亞洲金融危機中的表現）。由于金融活動的全球化與金融監管國別化之間的矛盾加劇，呼喚全球性的金融體制，監管體系與風險預警系統的建立，這必將導致各個民族國家金融決策的某種弱化，必須肯定，從長遠看來，這種弱化是一種歷史的必然趨勢，是不可阻擋的，但是這種的讓渡必須是相互的和對等的，不能被某種強權，尤其是金融霸權所利用和濫用。

2、國際金融一體化對國家安全威脅著安全。

首先，國際金融市場上巨額游資的存在對于民族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提出了挑戰。表現在①巨額資本快速的流入流出對于國家經濟的巨大影響。②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戰略上的失誤及經濟結構上的缺陷，成為易受國際游資沖擊的對象。

其次，金融創新促進了世界金融一體化，也對民族國家的經濟安全提出挑戰。①金融創新加劇了全球金融體系的脆弱性，由于國際金融傳導機制的存在，使得民族國家面臨著日益增大的國際金融風險。②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不僅為國際游資對國家進行沖擊提供了手段，而且使得通過國際金融市場直接掠奪一國的財富成為可能。

再次，國際金融體系內的權力分配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隨著世界金融一體化的進程，國際金融體系中的權力分配更加有利于發達國家，發達國家操縱著國際金融體系中游戲規則的制定，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內對發達國家的依賴不斷加深。在國際金融體系存在著巨大的結構性缺陷的前提下，發展中國家將始終面臨著金融風險對于經濟安全的挑戰。

3、國際經濟體系中的金融霸權

二戰結束以來，金融霸權已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在冷戰時期，兩彈一星，亦即核子工程、宇航工程曾是世界強國爭霸的戰略領域。在冷戰之后，特別是在實際之交的今天，信息業與金融業則成為全球戰略的基礎。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經濟發達國家，無不力圖搶占現代金融的制高點。前美國政治學會會長、哈佛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亨廷頓在《文明沖突與重建世界秩序》一書中列舉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個戰略要點，其中第一條“控制國際銀行系統”、第二條“控制全部硬通貨”、第五條“掌握國際資本市場”都與國際金融領域有著密切的關系。冷戰后，由金融霸權所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呈現兩種趨勢，一是發達國家內部對金融權力的爭奪日趨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權又聯合起來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控制。

70年代末，以格拉斯為首的一批美國左派經濟學家首先提出了“金融霸權”的概念，所謂金融霸權是指以大銀行家和大機構投資者為核心的金融寡頭及其政治代表，通過控制經濟活動施以重大影響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實現其他政治、經濟目的的一種社會關系。［12］金融霸權理論認為，金融霸權的權力主要在于①控制貨幣資本或其他信用工具；②利用金融衍生物；③金融行業趨于壟斷。金融霸權控制企業的兩種工具是控制資本流動并設置金融市場各種參數。金融霸權對國際關系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控制國際資本流動，二是進行國際金融投資，三是操縱各種國際經濟組織。

隨著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金融霸權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后果日趨凸現。從對國內經濟結構影響來看，金融霸權通過控制資本流動，不僅可以改變左右一國的產業結構對各個部門的經濟發展起著決定作用，還會促成泡沫經濟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響政府的行為。從對國際經濟影響看，金融霸權控制國際資本流動的直接后果是加劇國際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金融霸權會以通過各種形式從發展中國家抽走極為稀缺的資金，同時又會扭曲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模式，使其經濟與社會失衡加劇，最終導致南北國家經濟差距不斷擴大。

（二）克魯格曼的“蕭條經濟學回歸”

保羅·克魯格曼在最新出版的《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一書中指出，我們不應以短期的救火態度來看待1997年以來的危機，而應認識到一個國家經濟在全球化時代面臨的兩難選擇的三個方面，即“三難選擇”是當今國際經濟體系的內在特性。

所謂“三難選擇”，即克魯格曼早些時候所說的“永恒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個目標中，只能達到兩個，不能三個目標同時實現：①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②匯率的穩定性；③資本的完全流動性。

例如，在1944年至1973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中，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得到實現，但“資本流動”受到嚴格限制。而1973年以后，“貨幣政策獨立性”和“資本自由流動”得以實現，但“匯率穩定”不復存在。“永恒的三角形”的妙處，在于它提供了一個一目了然地劃分國際經濟體系各形態的方法。

克魯格曼認為歐洲貨幣聯盟和歷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選擇“匯率穩定”和“資本自由流動”，犧牲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而中國大陸則是選擇“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性”，放棄“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即只開放“經常帳戶”，不開放“資本帳戶”。

克魯格曼認為，“三中擇二”是國際經濟體系內在的“三難選擇”的體現，可追述到國際經濟學中著名的蒙代爾──弗萊明定理。因此，不顧其它兩個目標，單追求一個目標（如發達國家近年來向發展中國家所推銷的“資本完全自由流動”），在理論上是占不住腳的。那么，為什么西方發達國家在1973年以后選擇了“資本自由流動”和本國“貨幣政策獨立性”這兩個目標呢？克魯格曼認為，這是因為它們對“匯率不穩定”的承受力較大，而這又是由于國際資本市場對發達國家的信心較大，使發達國家貶值幅度可以恰到好處，不至于過度。

相反，國際資本市場對發展中國家信心不足，結果造成發展中國家貶值往往在資本外逃壓力下過度。因此，克魯格曼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三中擇二”，應是選擇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穩定”，而放棄“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他高度贊賞中國中央銀行近來連續降低利率的政策，認為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是其他亞洲危機國家所不具備的，其原因正在于中國沒有開放“資本帳戶”，沒有實行人民幣的完全可兌換。他說，中國的選擇，對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蕭條，意義重大。［13］

（三）貨幣一體化理論

貨幣一體化就是各成員國聯合起來，結成固定的匯率，執行共同的貨幣政策。西方學者對不同層次的貨幣一體化進行了劃分：（1）匯率同盟。（2）假匯率同盟。（3）貨幣一體化。（4）貨幣聯盟。貨幣一體化理論認為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間越不能靠經常的匯率變動來改變相互之間的貿易條件和本國的國際收支地位，這兩國（或多國）走向貨幣一體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具體說來又主要是與以下一些因素有關：（1）相同或相似的通貨膨脹率；（2）要素流動的程度；（3）一國的經濟規模與開放程度；（4）商品多樣化的程度；（5）工資、價格的（變動浮度）；（6）商品市場一體化的程度；（7）財政一體化程度；（8）政治因素。

貨幣一體化的主要收益來自于匯率穩定。匯率經常經常性變動會影響正常貿易和投資的開展，使用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同時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當前貨幣一體化理論的最新進展就是運用理性預期的形成，時間不一致性，信譽問題以及匯率決定等宏觀經濟學的新概念、新理論及分析方法對貨幣一體化的成本、收益進行分析：在貨幣中立問題方面：弗里德曼和盧卡認為因為有理性預期的存在，長期來看，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并不存在著此消彼長的交替關系，應該存在著與通貨膨脹率毫不相關的自然失業率。在時間不一致性問題方面，在對“貨幣中立建議”西方學者進一步運用時間不一致性觀點來考察貨幣一體化的成本。

（四）國際匯率問題

與商品市場一樣，外匯市場交易也有一定的行情和價格變動，所謂匯率即外匯買賣的價格，它等于一國貨幣與另一國貨幣交換的比率，國際匯率問題在國際經濟學理論中一直處于較為重要的位置。從歷史上看，關于匯率的理論有匯率決定的貿易論或彈性論，匯率決定的購買力平價論、匯率決定的貨幣主義理論、匯率決定的資產組合平衡理論等。最近十幾年來，對匯率的模型與動態分析、匯率與購買力平價關系、資本帳戶研究分析等較為吸引經濟學界的關注。

1、匯率的模型分析

匯率決定理論是西方外匯匯率理論的核心，70年代以來，由于浮動匯率制取代了固定匯率制，匯率的變動幅度以及影響匯率變動的各種因素方面，出現了固定匯率制下從未出現的異常現象，為了從理論上解決這一問題，西方學者構建了許多模型以分析

（1）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弗蘭克爾模型

1975年弗蘭克爾和羅德里格斯提出了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該模型實際收入y，價格水平P，名義利率I（相應的外國需求等變量則標星號）。即有下列等式成立：

mt＝Pt＋kyt－θit（1）

mt＝Pt*＋k*yt*－θ*it*（2）

其中，K，K*，θ，θ*均為參數。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一個最重要的假設就是購買力平價。

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是以購買力平價說作為自己最重要的前提假設，并且假定現實世界是一個能進行無阻力、無成本和瞬時調節的世界，這就保證了無論在長期或是短期，購買力評價都是成立的。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它將人們的注意力重心轉向了資本市場，將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聯系起來研究。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在方法上的就是發展了一種關于匯率決定的存量分析框架。

（2）粘性價格的貨幣模型--多恩布什模型

1976年，多恩布什提出了多恩布什模型。而多恩布什則假定：資產市場價格（如利率、匯率等）是瞬時調節的，而短期內商品市場價格是粘性的，即短期內購買力平價假定并不成立。但多恩布什模型保留了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的長期均衡的基本決定因素。多恩布什認為，短期內產品市場僅僅是緩慢地調整，金融市場的調整似平要快得多，事實上瞬間完成的。金融市場為了彌補商品市場價格剛性，會對擾動作出過度的調整；而在長期內，則會慢慢趨向于回到其長期均衡水平。

（3）羅伯特·盧卡斯以及斯托克曼的一般均衡的匯率決定模型

進入80年代，羅伯特·盧卡斯以及斯托克曼于1982年提出了一般均衡的匯率決定模型，從某種意義上說，一般均衡模型是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的延伸和推廣。它把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由兩個商品進行貿易推廣到充分多個商品在兩國間進行貿易。

（4）布蘭森的資產組合模型

布蘭森認為個人會將其財富配置于各種可供選擇的資產，這其中最常見的是本國貨幣和外國貨幣，以及本國證券和外國證券。各國貨幣的比價決定于各種外幣資產的增減，各種外幣資產的增件源于投資者對資產組合比例的調整，這種調整會引起國際資本的流動，從而影響外匯供求和匯率的變化，資產組合模型將貨幣只當作人們可能選擇持有的一系列資產的一種，強調了不同的資產組合對匯率的決定以及影響作用。［14］

2、保羅·克魯格曼的匯率動態研究

保羅·克魯格曼認為貿易流量對匯率變化反應遲緩，為進入一國市場，進口商和出口商必須承擔一定的沉沒成本，他們的未來收益采取一種貨幣形式，而成本則采取另一種貨幣形式，當匯率的未來變化不確定時，他們未來贏利也不確定。在短期內匯率對貿易流量沒有什麼影響，因為不確定性誘使貿易商繼續等待，但此后為回應基本沖擊，匯率必須發生大幅變動才能使市場出清，這樣，最初的波動就會對匯率變動產生放大的影響，在《目標區域與匯率動態》一文中，保羅·克魯格曼認為，當匯率接近區域上限時，由于預期未來匯率會下跌，投資者就會減少貨幣持有量，從而導致匯率迅速下降，在目標區域的下限，情況正好相反。［15］

3、南方國家的匯率風險

目前發展中國家匯率所面臨的風險極為巨大。這是因為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資本對于發達國家的利率變化極為敏感，而后者完全處于發展中國家的控制之外。加州大學著名國際經濟學家艾其格林等人的一項最新研究成果揭示，從1975年到1992年，100個發展中國家的銀行危及的觸發，與發達工業化國家的利率（簡稱“北方利率”）變化密切相關。“北方利率”每增長1％，“南方”銀行危及的可能性就增長3％。

這是因為國際資本（尤其是證卷資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時，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國際資本就有可能掉頭回轉。不完全信息經濟學告訴我們，貨物市場和金融市場的“市場失靈”程度不同，后者更受“道德風險”和“逆選擇”的影響。因此，“北方利率”的上升，不僅提高資本回轉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對“南方”銀行的“逆選擇”：高利率只吸引過度樂觀的“南方”借款者，從而加劇金融危機的爆發。

4、購買力評價對國際匯率的影響

目前對一個經濟發展衡量指標有計算國民生產總值（GNP）、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傳統計算方法以及購買力平價（PPP）方法，傳統計算方法是根據本國貨幣與美元的匯率，把按本國貨幣統計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或國民生產總值（GNP）折算成美元來計算國民經濟的規模。傳統計算方法的缺點是在計算一個國家國民生產總值時，把國民生產總值以美元匯率計算，而沒有把該國貨幣和購買力因素計算在內，購買力平價方法與傳統的匯率計算方法完全不同，購買力平價的方法，利用購買力平價作為轉換因素，將本國貨幣在國內市場上的購買力按國際市場價格折算成美元，來估算一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例如把中國每年生產的東西都按國際市場的價格計算，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就比較國內價格計算大了許多。

DominickSalvatore在《國際經濟學》提出匯率決定的購買力平價理論是建立在沒有交易費用、沒有關稅及其他限制條件，貿易自由的基礎上，并認為匯率的變化與兩國的物價水平的變化率之間存在比率關系。這雖然在在短期中匯率常常與購買力平價預測存在較大差別，但是購買力平價理論在長期或純粹貨幣擾動引起的情況下，能夠給出相當不錯的均衡匯率的近似估計。［16］

彼得·林德特也認為：“從長期看，在價格水平同國際匯率之間存在一種可以預期的聯系，一種由商品和服務能夠在一國或另一國購買這種事實所造成的聯系，這便導致把國家通貨價格同匯率聯系起來的購買力平價假設”［17］彼得·林德特提出匯率與購買力平價相聯系的公式為：P＝R×Pf

在這里匯率R表示以美元計算的外國通貨（比如說英鎊）的價格，而價格水平P與Pf則分別表示本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以本國貨幣計算的價格水平。

如果把購買力平價方程式同本國的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貨幣數量論方程式結合起來，便產生了基于貨幣供應與國民總產值的一種匯率預測。可以用公式：

r＝P／Pf＝（M／Mf）×（Kf／K）×（Yf／Y）

表示。

注釋：

1，DominickSalvatore：《國際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頁4

2，劉向民：《保羅·克魯格曼及其經濟理論》，《經濟學動態》，1997年2月，頁74

3，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頁323-324

4，弗雷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6

5，DominickSalvatore：《國際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頁211

6，TimLangandColinHines:“TheNewProtectionism”,Eathscan,PublicationsLtd.,London,1994,Page3

7，TimLangandColinHines:“TheNewProtectionism”,Eathscan,PublicationsLtd.,London,1994,Page126

8，DominickSalvatore：《國際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頁260-261

9，易定紅：“新貿易理論政策述評”，《經濟學動態》，1999年3月。頁63-64

10，易定紅：“新貿易理論政策述評”，《經濟學動態》，1999年3月。頁65

11，劉向民：《保羅·克魯格曼及其經濟理論》，《經濟學動態》，1997年2月，頁75

12，柳永明：“論金融霸權”，《經濟學家》，1999年5月，頁68

13，參見保羅·克魯格曼：《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頁145-151，頁199-200，PaulKrugman:“TheReturnofDepressionEconomics”,ForeignAffairs,May/June1999

14，陳東：“西方匯率決定理論的新發展”，《經濟學動態》，1996年8月，頁46-49

15，Krugeman:“TargetZonesandExchangeRateDynamics”,QuarterlyJournolofEconomic,August1991

16，DominickSalvatore：《國際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頁380-381

17，彼得·林德特：《國際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頁454-463

二、國際金融理論和政策

1997年發生在東亞地區并波及到整個世界的金融危機，推動國際經濟學界對國際金融一體化發展、國家貨幣政策、國際資本流動、匯率制度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國際金融和政策理論有國際金融安全、克魯格曼的貨幣匯率理論、國際貨幣一體化等。

（一）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負面影響

世界經濟的全球一體化趨勢已成為當前世界經濟發展出一個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體化則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必然結果。由于生產的社會化和國際分工的發展，經濟國際化對世界金融一體化提出了客觀要求。隨著電訊技術的普及和在金融領域的廣泛應用、跨國銀行空前的海外擴張，國際銀行業競爭加劇發達國家積極開拓、控制新興市場等等，國際金融一體化發展迅速。此外，各國金融管制不斷放松，國際投機活動的加劇，以及為逃避各國政府種種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舉措國際金融一體化趨勢經過80年代的發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國際金融一體化一個，對促進世界政治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一般認為，世界經濟一體化是指世界經濟活動超出了國界，使世界各國和地區之間的經濟活動相互依存、相互聯系，進而形成世界范圍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機整體。或者說，是指世界各國均參與全面的經濟合作并到任何一國或經濟領域的變動均會引起世界經濟整體動狀態。世界金融一體化是指各國或地區在金融業務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賴、影響而產生的逐步聯合成為一個整體的趨勢。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表現是：各國金融政策傾向一體化；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重點是離岸金融市場與衍生金融工具的發展、證券投資國際化)；資本流動自由化、國際化，這是世界金融一體化最突出的表現，它包括貨幣兌換自由、資本在行業間轉移自由和資金進出自由。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對國際經濟體系構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1、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國際

首先，世界金融一體化使得國家金融政策的獨立性受到削弱，由于世界經濟一體化特別是國際金融一體化加深了世界各國在經濟領域內的相互依存，各國所執行的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國際收支的調節政策和國際儲備的管理營運，都將對其他國家產生較大的影響，這已經成為各國中央銀行不得不共同處理的問題。其次，國際資本力量的強大于國家的相對弱化，冷戰后，國際市場的統一、金融自由化的加快、技術革命的促動，使國際資本空前擴張。在特定的時期和特定的場合下，資本力量已經超越了國家力量。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巨額資本高速游走，瞬息萬變，資本的擴張和經濟全球化實際上改變了政府發揮作用的環境，增加了政府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變數，財政和貨幣政策的自主性被嚴重削弱(如國際資本流動的“溢入溢出效應”對國家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影響)。

這些巨額流動資本完全是在任何單個民族國家的管轄的范圍之外發揮作用。而民族國家，包括是最發達的國家，無論從實力、理論、法律還是從技術上都無法做到防范于未然，都無從控制國際游資的沖擊。最后世界金融一體化提升了國際金融組織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權力地位，在特定的時期對于民族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提出了挑戰（如IMF亞洲金融危機中的表現）。由于金融活動的全球化與金融監管國別化之間的矛盾加劇，呼喚全球性的金融體制，監管體系與風險預警系統的建立，這必將導致各個民族國家金融決策的某種弱化，必須肯定，從長遠看來，這種弱化是一種歷史的必然趨勢，是不可阻擋的，但是這種的讓渡必須是相互的和對等的，不能被某種強權，尤其是金融霸權所利用和濫用。

2、國際金融一體化對國家安全威脅著安全。

首先，國際金融市場上巨額游資的存在對于民族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提出了挑戰。表現在①巨額資本快速的流入流出對于國家經濟的巨大影響。②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戰略上的失誤及經濟結構上的缺陷，成為易受國際游資沖擊的對象。

其次，金融創新促進了世界金融一體化，也對民族國家的經濟安全提出挑戰。①金融創新加劇了全球金融體系的脆弱性，由于國際金融傳導機制的存在，使得民族國家面臨著日益增大的國際金融風險。②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不僅為國際游資對國家進行沖擊提供了手段，而且使得通過國際金融市場直接掠奪一國的財富成為可能。

再次，國際金融體系內的權力分配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隨著世界金融一體化的進程，國際金融體系中的權力分配更加有利于發達國家，發達國家操縱著國際金融體系中游戲規則的制定，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內對發達國家的依賴不斷加深。在國際金融體系存在著巨大的結構性缺陷的前提下，發展中國家將始終面臨著金融風險對于經濟安全的挑戰。

3、國際經濟體系中的金融霸權

二戰結束以來，金融霸權已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在冷戰時期，兩彈一星，亦即核子工程、宇航工程曾是世界強國爭霸的戰略領域。在冷戰之后，特別是在實際之交的今天，信息業與金融業則成為全球戰略的基礎。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經濟發達國家，無不力圖搶占現代金融的制高點。前美國政治學會會長、哈佛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亨廷頓在《文明沖突與重建世界秩序》一書中列舉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個戰略要點，其中第一條“控制國際銀行系統”、第二條“控制全部硬通貨”、第五條“掌握國際資本市場”都與國際金融領域有著密切的關系。冷戰后，由金融霸權所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呈現兩種趨勢，一是發達國家內部對金融權力的爭奪日趨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權又聯合起來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控制。

70年代末，以格拉斯為首的一批美國左派經濟學家首先提出了“金融霸權”的概念，所謂金融霸權是指以大銀行家和大機構投資者為核心的金融寡頭及其政治代表，通過控制經濟活動施以重大影響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實現其他政治、經濟目的的一種社會關系。［12］金融霸權理論認為，金融霸權的權力主要在于①控制貨幣資本或其他信用工具；②利用金融衍生物；③金融行業趨于壟斷。金融霸權控制企業的兩種工具是控制資本流動并設置金融市場各種參數。金融霸權對國際關系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控制國際資本流動，二是進行國際金融投資，三是操縱各種國際經濟組織。

隨著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金融霸權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后果日趨凸現。從對國內經濟結構影響來看，金融霸權通過控制資本流動，不僅可以改變左右一國的產業結構對各個部門的經濟發展起著決定作用，還會促成泡沫經濟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響政府的行為。從對國際經濟影響看，金融霸權控制國際資本流動的直接后果是加劇國際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金融霸權會以通過各種形式從發展中國家抽走極為稀缺的資金，同時又會扭曲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模式，使其經濟與社會失衡加劇，最終導致南北國家經濟差距不斷擴大。

（二）克魯格曼的“蕭條經濟學回歸”

保羅·克魯格曼在最新出版的《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一書中指出，我們不應以短期的救火態度來看待1997年以來的危機，而應認識到一個國家經濟在全球化時代面臨的兩難選擇的三個方面，即“三難選擇”是當今國際經濟體系的內在特性。

所謂“三難選擇”，即克魯格曼早些時候所說的“永恒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個目標中，只能達到兩個，不能三個目標同時實現：①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②匯率的穩定性；③資本的完全流動性。

例如，在1944年至1973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中，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得到實現，但“資本流動”受到嚴格限制。而1973年以后，“貨幣政策獨立性”和“資本自由流動”得以實現，但“匯率穩定”不復存在。“永恒的三角形”的妙處，在于它提供了一個一目了然地劃分國際經濟體系各形態的方法。

克魯格曼認為歐洲貨幣聯盟和歷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選擇“匯率穩定”和“資本自由流動”，犧牲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而中國大陸則是選擇“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性”，放棄“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即只開放“經常帳戶”，不開放“資本帳戶”。

克魯格曼認為，“三中擇二”是國際經濟體系內在的“三難選擇”的體現，可追述到國際經濟學中著名的蒙代爾──弗萊明定理。因此，不顧其它兩個目標，單追求一個目標（如發達國家近年來向發展中國家所推銷的“資本完全自由流動”），在理論上是占不住腳的。那么，為什么西方發達國家在1973年以后選擇了“資本自由流動”和本國“貨幣政策獨立性”這兩個目標呢？克魯格曼認為，這是因為它們對“匯率不穩定”的承受力較大，而這又是由于國際資本市場對發達國家的信心較大，使發達國家貶值幅度可以恰到好處，不至于過度。

相反，國際資本市場對發展中國家信心不足，結果造成發展中國家貶值往往在資本外逃壓力下過度。因此，克魯格曼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三中擇二”，應是選擇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穩定”，而放棄“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他高度贊賞中國中央銀行近來連續降低利率的政策，認為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是其他亞洲危機國家所不具備的，其原因正在于中國沒有開放“資本帳戶”，沒有實行人民幣的完全可兌換。他說，中國的選擇，對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蕭條，意義重大。［13］

（三）貨幣一體化理論

貨幣一體化就是各成員國聯合起來，結成固定的匯率，執行共同的貨幣政策。西方學者對不同層次的貨幣一體化進行了劃分：（1）匯率同盟。（2）假匯率同盟。（3）貨幣一體化。（4）貨幣聯盟。貨幣一體化理論認為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間越不能靠經常的匯率變動來改變相互之間的貿易條件和本國的國際收支地位，這兩國（或多國）走向貨幣一體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具體說來又主要是與以下一些因素有關：（1）相同或相似的通貨膨脹率；（2）要素流動的程度；（3）一國的經濟規模與開放程度；（4）商品多樣化的程度；（5）工資、價格的（變動浮度）；（6）商品市場一體化的程度；（7）財政一體化程度；（8）政治因素。

貨幣一體化的主要收益來自于匯率穩定。匯率經常經常性變動會影響正常貿易和投資的開展，使用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同時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當前貨幣一體化理論的最新進展就是運用理性預期的形成，時間不一致性，信譽問題以及匯率決定等宏觀經濟學的新概念、新理論及分析方法對貨幣一體化的成本、收益進行分析：在貨幣中立問題方面：弗里德曼和盧卡認為因為有理性預期的存在，長期來看，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并不存在著此消彼長的交替關系，應該存在著與通貨膨脹率毫不相關的自然失業率。在時間不一致性問題方面，在對“貨幣中立建議”西方學者進一步運用時間不一致性觀點來考察貨幣一體化的成本。

（四）國際匯率問題

與商品市場一樣，外匯市場交易也有一定的行情和價格變動，所謂匯率即外匯買賣的價格，它等于一國貨幣與另一國貨幣交換的比率，國際匯率問題在國際經濟學理論中一直處于較為重要的位置。從歷史上看，關于匯率的理論有匯率決定的貿易論或彈性論，匯率決定的購買力平價論、匯率決定的貨幣主義理論、匯率決定的資產組合平衡理論等。最近十幾年來，對匯率的模型與動態分析、匯率與購買力平價關系、資本帳戶研究分析等較為吸引經濟學界的關注。

1、匯率的模型分析

匯率決定理論是西方外匯匯率理論的核心，70年代以來，由于浮動匯率制取代了固定匯率制，匯率的變動幅度以及影響匯率變動的各種因素方面，出現了固定匯率制下從未出現的異常現象，為了從理論上解決這一問題，西方學者構建了許多模型以分析

（1）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弗蘭克爾模型

1975年弗蘭克爾和羅德里格斯提出了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該模型實際收入y，價格水平P，名義利率I（相應的外國需求等變量則標星號）。即有下列等式成立：

mt＝Pt＋kyt－θit（1）

mt＝Pt*＋k*yt*－θ*it*（2）

其中，K，K*，θ，θ*均為參數。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一個最重要的假設就是購買力平價。

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是以購買力平價說作為自己最重要的前提假設，并且假定現實世界是一個能進行無阻力、無成本和瞬時調節的世界，這就保證了無論在長期或是短期，購買力評價都是成立的。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它將人們的注意力重心轉向了資本市場，將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聯系起來研究。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在方法上的就是發展了一種關于匯率決定的存量分析框架。

（2）粘性價格的貨幣模型--多恩布什模型

1976年，多恩布什提出了多恩布什模型。而多恩布什則假定：資產市場價格（如利率、匯率等）是瞬時調節的，而短期內商品市場價格是粘性的，即短期內購買力平價假定并不成立。但多恩布什模型保留了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的長期均衡的基本決定因素。多恩布什認為，短期內產品市場僅僅是緩慢地調整，金融市場的調整似平要快得多，事實上瞬間完成的。金融市場為了彌補商品市場價格剛性，會對擾動作出過度的調整；而在長期內，則會慢慢趨向于回到其長期均衡水平。

（3）羅伯特·盧卡斯以及斯托克曼的一般均衡的匯率決定模型

進入80年代，羅伯特·盧卡斯以及斯托克曼于1982年提出了一般均衡的匯率決定模型，從某種意義上說，一般均衡模型是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的延伸和推廣。它把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由兩個商品進行貿易推廣到充分多個商品在兩國間進行貿易。

（4）布蘭森的資產組合模型

布蘭森認為個人會將其財富配置于各種可供選擇的資產，這其中最常見的是本國貨幣和外國貨幣，以及本國證券和外國證券。各國貨幣的比價決定于各種外幣資產的增減，各種外幣資產的增件源于投資者對資產組合比例的調整，這種調整會引起國際資本的流動，從而影響外匯供求和匯率的變化，資產組合模型將貨幣只當作人們可能選擇持有的一系列資產的一種，強調了不同的資產組合對匯率的決定以及影響作用。［14］

2、保羅·克魯格曼的匯率動態研究

保羅·克魯格曼認為貿易流量對匯率變化反應遲緩，為進入一國市場，進口商和出口商必須承擔一定的沉沒成本，他們的未來收益采取一種貨幣形式，而成本則采取另一種貨幣形式，當匯率的未來變化不確定時，他們未來贏利也不確定。在短期內匯率對貿易流量沒有什麼影響，因為不確定性誘使貿易商繼續等待，但此后為回應基本沖擊，匯率必須發生大幅變動才能使市場出清，這樣，最初的波動就會對匯率變動產生放大的影響，在《目標區域與匯率動態》一文中，保羅·克魯格曼認為，當匯率接近區域上限時，由于預期未來匯率會下跌，投資者就會減少貨幣持有量，從而導致匯率迅速下降，在目標區域的下限，情況正好相反。［15］

3、南方國家的匯率風險

目前發展中國家匯率所面臨的風險極為巨大。這是因為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資本對于發達國家的利率變化極為敏感，而后者完全處于發展中國家的控制之外。加州大學著名國際經濟學家艾其格林等人的一項最新研究成果揭示，從1975年到1992年，100個發展中國家的銀行危及的觸發，與發達工業化國家的利率（簡稱“北方利率”）變化密切相關。“北方利率”每增長1％，“南方”銀行危及的可能性就增長3％。

這是因為國際資本（尤其是證卷資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時，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國際資本就有可能掉頭回轉。不完全信息經濟學告訴我們，貨物市場和金融市場的“市場失靈”程度不同，后者更受“道德風險”和“逆選擇”的影響。因此，“北方利率”的上升，不僅提高資本回轉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對“南方”銀行的“逆選擇”：高利率只吸引過度樂觀的“南方”借款者，從而加劇金融危機的爆發。

4、購買力評價對國際匯率的影響

目前對一個經濟發展衡量指標有計算國民生產總值（GNP）、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傳統計算方法以及購買力平價（PPP）方法，傳統計算方法是根據本國貨幣與美元的匯率，把按本國貨幣統計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或國民生產總值（GNP）折算成美元來計算國民經濟的規模。傳統計算方法的缺點是在計算一個國家國民生產總值時，把國民生產總值以美元匯率計算，而沒有把該國貨幣和購買力因素計算在內，購買力平價方法與傳統的匯率計算方法完全不同，購買力平價的方法，利用購買力平價作為轉換因素，將本國貨幣在國內市場上的購買力按國際市場價格折算成美元，來估算一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例如把中國每年生產的東西都按國際市場的價格計算，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就比較國內價格計算大了許多。

DominickSalvatore在《國際經濟學》提出匯率決定的購買力平價理論是建立在沒有交易費用、沒有關稅及其他限制條件，貿易自由的基礎上，并認為匯率的變化與兩國的物價水平的變化率之間存在比率關系。這雖然在在短期中匯率常常與購買力平價預測存在較大差別，但是購買力平價理論在長期或純粹貨幣擾動引起的情況下，能夠給出相當不錯的均衡匯率的近似估計。［16］

彼得·林德特也認為：“從長期看，在價格水平同國際匯率之間存在一種可以預期的聯系，一種由商品和服務能夠在一國或另一國購買這種事實所造成的聯系，這便導致把國家通貨價格同匯率聯系起來的購買力平價假設”［17］彼得·林德特提出匯率與購買力平價相聯系的公式為：P＝R×Pf

在這里匯率R表示以美元計算的外國通貨（比如說英鎊）的價格，而價格水平P與Pf則分別表示本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以本國貨幣計算的價格水平。

如果把購買力平價方程式同本國的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貨幣數量論方程式結合起來，便產生了基于貨幣供應與國民總產值的一種匯率預測。可以用公式：

r＝P／Pf＝（M／Mf）×（Kf／K）×（Yf／Y）

表示。

注釋：

1，DominickSalvatore：《國際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頁4

2，劉向民：《保羅·克魯格曼及其經濟理論》，《經濟學動態》，1997年2月，頁74

3，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頁323-324

4，弗雷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6

5，DominickSalvatore：《國際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頁211

6，TimLangandColinHines:“TheNewProtectionism”,Eathscan,PublicationsLtd.,London,1994,Page3

7，TimLangandColinHines:“TheNewProtectionism”,Eathscan,PublicationsLtd.,London,1994,Page126

8，DominickSalvatore：《國際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頁260-261

9，易定紅：“新貿易理論政策述評”，《經濟學動態》，1999年3月。頁63-64

10，易定紅：“新貿易理論政策述評”，《經濟學動態》，1999年3月。頁65

11，劉向民：《保羅·克魯格曼及其經濟理論》，《經濟學動態》，1997年2月，頁75

12，柳永明：“論金融霸權”，《經濟學家》，1999年5月，頁68

13，參見保羅·克魯格曼：《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頁145-151，頁199-200，PaulKrugman:“TheReturnofDepressionEconomics”,ForeignAffairs,May/June1999

14，陳東：“西方匯率決定理論的新發展”，《經濟學動態》，1996年8月，頁46-49

15，Krugeman:“TargetZonesandExchangeRateDynamics”,QuarterlyJournolofEconomic,August1991

第8篇：國際經濟學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國際政治經濟學；制度理論；結構與變遷

中圖分類號：F0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2）07-0028-02

一、核心框架

本書的內容圍繞著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遷展開，“‘結構’涉及制度框架，‘變遷’涉及在一段時間里制度的設立、更改或破壞。”諾思認為，為了彌補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不足，需要人口變遷理論、知識存量增長理論以及制度理論，其中制度變遷理論是本書的研究重點。該理論包含三大理論基石：國家理論、產權理論、意識形態理論。

作者將國家定義為“在行使暴力上有比較利益的組織”，因而處于界定和行使產權的地位。 國家規定著產權結構，對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而產權結構的效率決定了經濟的增長、停滯或衰退。諾思認為契約論、掠奪論都是不全面的，他用暴力解釋國家：國家可以以其暴力上的比較優勢規定產權組織形式，潛在地利用暴力來實現對資源的控制。

根據有關經濟組織的分析，作者認為，經濟的實績取決于其組織結構；經濟的組織結構影響交易費用。這里所謂的經濟組織安排，就是通常所說的產權形式。不同的產權形式對經濟實績有著深刻的影響。現代經濟最基本的組織形式是市場與企業、產權制度與市場、交易成本、組織密不可分。市場交換需要產權制度，否則交換不能進行；市場交換存在交易成本，市場交易必須有使交易成為可能的基礎，那就是一套復雜的法律結構及其實施，即需要一套產權制度。產權理論與國家理論關系緊密，產權的創建和實施又與國家相關。諾思指出，國家有著不完全一致的雙重目標：由于稀缺性和競爭的存在，更有效率的組織形式將替代無效率的組織形式，但如果有效率的組織形式損害了統治者的利益，那么相對無效率的組織形式將存在下來。借助國家理論，諾思解釋了無效率的組織形式、不好的產權制度得以存在的原因。

在諾思看來，國家在制定和變革制度方面是受到兩方面制約的：一是政治市場的競爭；二是交易費用。但是交易費用與收益的計算并不能解釋一切制度的穩定與變遷，“歷史上的變革和穩定性，需要有一種關于意識形態的理論來解釋同新古典理論關于個人主義合理算計相背離的那些情況”。國家作為產權的界定、保護和變革者，所提供的產權制度需要人們相應的意識形態才能得以維護，“成功的意識形態必須是靈活的，以便能贏得新團體的忠誠，或隨著外部條件變化也得到老團體的忠誠。”國家可以通過對意識形態的投資，使人們理解、支持制度變革，使制度變遷順利，降低變遷成本，抑制“搭便車”行為，使制度變遷的成本內存化，從而節約變遷成本。

上述背景條件構成了作者的理論基礎，經濟環境的變化（如資源條件的變化、 相對價格的變化等）構成了推動產權變動的力量，產權變動向著減少制度費用的方向發展，政府依靠其暴力上的比較優勢在其自身動機的約束下確認并執行有效產權，意識形態上的變革有助于降低經濟組織成本，上述過程有效的解釋了制度變遷的機制。

本文將著重探討在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時期，本書所提出的制度理論對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解釋力。

二、全球化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

全球化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學有一個不變的“核心議題”，即國際政治經濟學最終是要研究經濟的全球化與仍然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政治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沖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決這些結構性矛盾和沖突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蘇聯解體，全球化掀起又一浪潮，國際經濟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明顯增強，這一時期的全球化呈現出一些明顯的特征：首先，在經濟方面，以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為代表的全球多邊經濟組織努力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各種區域經濟組織不斷產生，一體化程度不斷深化。第二，各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與合作，不僅在貿易方面有所拓展，在環境、疾病和公共健康（最典型的案例包括SARS和AIDS），和洗錢等方面的國際問題也凸顯出來，這些政府無法控制的問題是需要通過國際機制和全球治理來解決的。第三，全球化產生了國際關系領域的開放經濟政治問題，國際體系經濟權力的分布也發生很大改變，除了發達國家通過國際機制進一步確保統一的開放市場之外，游離在全球經濟體系之外的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也紛紛提出了加入這一體系的要求。同時，參與全球化體系的主體從民族國家拓展到跨國公司和利益集團。

針對這樣的趨勢，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國際政治經濟學90年代后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經濟學理論研究不同行為主體的經濟利益如何影響其政策選擇。很多學者已逐步走出國家與市場兩分法、國內層次與國際層次相互割裂的狹隘研究視角，在國家、市場維度之外納入“社會維度”，同時打通國際與國內層次。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由“國家——市場”轉變為：“國家——市場——社會”。在新添加的社會層次上，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社會集團，特別是私人利益集團與公共利益集團的作用。下圖能夠較為全面地概括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包括國家、市場、社會三個層面，在國內層次中分別以國家、企業、國內利益集團為主體，在國際層次中分別以民族國家、跨國公司、國際組織（包括政府間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為主體，同時，國內層次與國際層次相互交織，界線越來越模糊。

三、結論

根據以上的綜合分析，筆者認為諾思的制度理論對于解釋全球化時期（1990年至今）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具有可借鑒之處，具備一定解釋力。

第一，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目前的主要流派來看，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全世界的范圍內討論民族國家與世界市場的互動關系，并將國際關系的發展動力歸結為二者的相互作用。自由主義流派強調世界市場更多地塑造了民族國家的行為；現實主義流派認為民族國家對世界市場的形成貢獻更大；激進主義流派則從公平、公正的角度，否定現有的民族國家與世界市場體系，試圖推進不滿足于現狀的力量，完成意識形態上的進步。諾思所強調的推動經濟史中結構變遷的因素——經濟組織的形式、國家對新興產權形式的界定、意識形態的發展變化——構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三個流派關注的對象。

第二，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角度來看，這一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必須了解國內集團如何界定各自物質偏好，這些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機制所加強的。這一問題涉及到兩個研究方向：首先是國際層面與國內層面的互動；其次是制度與利益的互動。

在國家層面，從國家對產權結構界定的角度，諾思認為，國家既有動機建立適宜自己的產權結構以使得統治者獲得的租金最大化，也有降低經濟組織中的交易費用以使得社會產出最大的動機。由于國際政治經濟學最終要研究的是經濟全球化與仍然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政治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沖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決這些結構性矛盾和沖突的問題，國家和政府需要以暴力規定產權組織形式，潛在地利用暴力來實現對資源的控制。

在市場層面，現代經濟最基本的組織形式是市場與企業。民族國家在推動世界市場形成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而在全球化條件下世界市場對民族國家的行為有越來越大的塑造作用。跨國公司等企業成為世界市場上日益活躍的角色，它們以世界市場為舞臺，又影響著世界市場的運行發展，對國家間關系也施加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甚至在國際意識形態和國際體制的變化與調整中也常常能看到跨國公司等企業的影子。

從意識形態角度來看，全球化時期，社會集團的價值取向，特別是對全球化發展的認同程度，影響到國家、市場或公司的作用。全球化的發展帶來產業結構的調整，帶來了觀念的分裂，基于利益與認同的利益集團的分化組合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全球化發展的一種反應。如何塑造社會的普遍認同，平衡不同利益集團，維護對外開放政策，成為對國家能力的重要挑戰。諾斯的意識形態理論也解釋了這些現象，并給出了解決方案：職業專門化引起意識形態差異，使得一直因種族（地理）差異而存在的意識形態差異變得更嚴重了，國家利用暴力規定了某種意識形態的主流地位并加以大力宣揚，限制其他非主流意識形態的生成和擴展，進而影響制度的選擇、安排和變遷。

第三，“全球化在將來是會持續下去還是會重蹈歷史的覆轍”是目前全球化面臨的主要疑問之一，也是許多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正在研究的課題。伊肯伯里和格里科兩位學者指出，全球化是可以逆轉的，全球化若使世界各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弱國窮國很可能封閉自己，為了保證國際體系的開放和穩定，需要國際經濟制度和全球治理等多種方式作用。米爾納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各國政府能否處理好推進全球化與保護民眾免受全球化沖擊之間的關系。

全球化時期，我們看到了這樣一些現象：關貿總協定的簽訂與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降低了由關稅和種種非關稅壁壘所引起的交易成本；貨幣互換安排降低了各國央行持有外國貨幣的成本；以歐盟為代表的地區性一體化組織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種種新現象。上述過程中，既有市場主體的推動作用，又涉及國家在新產權形式認定過程中的關鍵作用與國家租在這一過程中的提高。諾思的制度理論主要是針對國內層面和歷史層面來談的，面對全球化，國際政治經濟學完全可以將這一思想延伸到國際制度層面，也就是說制度費用在世界范圍內的減少，可以成為推進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演變、全球產權結構轉變的因素。這同樣驗證了當前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邏輯：“理性一無政府狀態一合作一共同利益一制度協調”。

參考文獻：

[1] 【美】道格拉斯·諾思.經濟史上的結構和變革[M].厲以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2] 【英】約瑟夫·格里科，【美】約翰·伊肯伯里.國家權力與世界市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3] 海倫·米爾納（Helen.Milner）.全球化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趨勢[J].國際政治研究，2006（2）.

第9篇：國際經濟學的特征范文

一、新時期經濟學人才培養面臨的形勢

（一）《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對經濟學人才培養提出了明確要求。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就高等教育明確提出了“牢固確立人才培養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著力培養信念執著、品德優良、知識豐富、本領過硬的高素質專門人才和拔尖創新人才”的基本要求。探索建立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機制，促進拔尖創新人才脫穎而出，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歷史要求，也是當前教育改革的當然之舉。在經濟學人才培養方面，培養大批具有全球視野、能夠適應國際競爭的經濟學拔尖創新人才，是我國經濟學高等教育所面臨的重大使命和基本任務。要實現這一目標，探索具有創新性的人才培養模式必不可少。

（二）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發展趨勢對經濟學人才綜合素質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發展，對經濟學人才的層次結構、知識結構和素質結構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技術條件下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現代產業的不斷升級與創新，迫切要求經濟學人才具備市場意識、競爭意識、創新意識、合作意識和國際意識，擁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質、文化素質、職業素質、心理素質、身體素質，以及知識更新能力、創新能力、管理能力、協作能力和認知能力等高級技能。而當前我國的經濟學專業設置和人才培養模式，尚不能完全滿足高層次、國際化、復合型人才的培養需求。

（三）經濟學教學環境的變化對當前我國經濟學人才培養模式提出了挑戰。

近年來，我國經濟學高等教育的培養對象逐漸由“80后”轉為“90后”。很多“90后”學生思想活躍，易于接受新鮮事物，有較強的學習能力、創新能力，對于傳統教育方式和內容容易產生疑問。如何適應這一轉變，是培養合格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人才必須認真考慮的問題。此外，各高校經濟學專業的師資來源、構成及其知識結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一大批擁有博士學位和海外學習經歷的“海歸軍團”加入到高校經濟學師資隊伍中。他們接受了現代經濟學的系統訓練，掌握了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熟悉歐美等發達國家的經濟學教學模式，但他們中有較多的人不熟悉中國國情，也缺乏實踐經驗。［1］如何處理好國際化與本土化的關系，成為經濟學人才培養改革無法回避的問題。

（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迫切需要能夠對中國經濟建設提出獨到見解的經濟學人才。

目前我國一些高校的經濟學教育存在重模型而輕思想、重知識而輕方法、重西方理論而輕中國實際的問題，這種模式培養出來的學生對西方主流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設、理性選擇、效用最大化、一般均衡等方法過分依賴，而對中國改革發展的歷史和現實不了解，很難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提出獨到見解，較少用中國的理論、方法和語言講中國的“故事”，研究中國的問題，為中國的發展服務。［2］它培養出來的是知識型人才，而非創新型人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項前人不曾有過的偉大實踐，迫切需要創新型經濟學人才為之獻計獻策。許多發達國家都把培養創新型人才作為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重大舉措，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更要主動地變革傳統教學模式以適應時展要求。

二、新時期經濟學人才培養的目標定位

（一）創新型人才：經濟學人才培養的重要目標。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創新型人才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提升我國綜合國力的重要力量。知識經濟時代對人才培養提出了更高要求，這就是加強素質教育，特別是提高受教育者的創新意識。素質教育就是在教育過程中通過對創造力的挖掘、訓練、強化，提高受教育者的創造性和創造力。衡量教育成功與否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看它能否把人變成人力資源，也就是具有隨時掌握新技術、新知識的能力和素質的人。創新意識和精神是創造力培養的前提，經濟學人才培養必須以創新型人才為目標，把培養創新型經濟學人才貫穿于高等院校的整個經濟學教育改革之中。

（二）理論與應用：經濟學人才培養的二重定位。

經濟學專業既要培養能夠從事經濟理論研究和分析工作的人才，又要培養能夠從事經濟管理和實踐工作的人才。理論經濟學專業與應用經濟學專業的內部分工，是經濟學人才培養模式適應社會需要的客觀體現。理論經濟學專業在經濟類專業體系中居于基礎地位，它是新型經濟類專業的孵化器，是新經濟學科的生長點。理論經濟學專業的畢業生主要從事經濟學理論和政策研究，為政府、企業和家庭進行各種經濟決策提供理論依據；應用經濟學專業畢業生則主要定位為未來的經濟管理人才，直接參與市場經濟實踐活動。

（三）知識寬厚：經濟學人才培養的基本素養。

創新型經濟學人才必須具備基本的素養：首先，要掌握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經濟理論和相關分析方法，并用以分析現實經濟問題。其次，要熟練運用現代經濟分析方法。現代經濟學經過眾多經濟學家的不斷完善，已經形成了一套成熟、科學和規范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3］規范地運用現代經濟分析工具是進行國際學術交流、對話的平臺，運用這些工具處理和分析經濟數據，將經濟學基本原理應用于政策分析，是創新型經濟學人才必須具備的素質。最后，能夠對中國經濟建設提出獨到見解。對國際經濟形勢和國內經濟狀況有比較廣泛的了解和把握，能夠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提出獨到見解，是培養創新型經濟學人才的重要目的。

三、新時期經濟學人才培養的基本路徑

（一）明確指導思想，突出經濟理論的主導地位。

經濟理論在經濟學專業課程體系中的主導地位是由經濟理論的特殊性質決定的。經濟理論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揭示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為人們認識和改造社會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對經濟學專業學生進行系統的經濟理論教育十分必要，一方面可以為學生認識社會經濟制度及其發展規律提供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指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堅定社會主義信念；另一方面可以為學生奠定堅實的經濟理論基礎，使學生能夠自覺運用經濟理論的基本原理分析和解決學習其他經濟學課程時所遇到的問題，正確理解和認識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面臨的實際問題。

突出經濟理論在課程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就是要在加強經濟理論研究的基礎上，豐富教學內容，改進教學方法，更新教學手段，講授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歷史及其在當代的發展。同時，旗幟鮮明地以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和批判精神研究、總結當代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分析和評價各種經濟思潮和流派，不斷更新課程內容，提高課程建設水平。

（二）科學設置課程，堅持“強、拓、深、提”的教育原則。

“

強”即強化基礎，就是要加強基礎課教學。基礎課不僅是專業知識結構的基本骨架，體現經濟學學科的基本特征，而且是進行專業研究和獲取新知識、增強分析和解決問題能力的知識基礎。因而要根據基礎課教學的完整性和系統性的要求來確定教學的課時量和教學內容的結構，以保證學生能夠通過基礎課教學獲得深厚扎實的知識基礎，例如強化導論性課程、中級課程等。

“拓”即拓寬口徑，就是幫助學生開闊視野，從更廣闊的領域觀察和思考經濟問題。這類課程主要包括外延性課程、國際性課程和公共部門課程。外延性課程包括經濟史、經濟思想史、產業經濟學、比較經濟制度、區域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等；國際性課程包括國際貿易、國際金融、世界經濟等；公共部門課程包括公共財政和稅收、公共選擇理論、勞動經濟學等。

“深”即深化培養，就是進一步加強對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使其具備更為扎實的經濟學基礎。要針對學生的具體情況，結合課本知識而又超出課本范圍，開設高水平的選修課程。通過這樣的教學，可以使學生了解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和演變，掌握經濟學的最新動態和前沿觀點。

“提”即提高能力，就是通過各種實踐活動使學生更好地消化所學的知識。社會實踐可以使學生了解社會，認識社會，增強社會責任感，可以使學生聯系實際，發現和提出問題并運用所學理論加以解決，提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可以使學生親自檢驗自己的實際水平和能力，發現自身的不足，提高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加強教學實踐環節有助于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增強學生的求知欲和創新能力。這方面的課程主要有社會實踐、實驗教學、科研實踐、高年級論文寫作等。

（三）完善教育模式，培養跨學科復合型創新人才。

建立跨學科培養模式。積極發揮經濟學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特色專業建設、大學生創新性實驗計劃等質量工程的改革示范作用。通過嚴格的基礎課程訓練為學生理論創新和實際應用奠定扎實根基，充分依托各學校的優勢學科，采取雙學位制等方式培養復合型創新型人才。

采取人性化培養模式。幫助學生適應創新型人才培養模式，最大程度地實現學生興趣和專業導向的一致性，充分發掘學生的內在潛質。貫徹“優中選優”、“精品教育”、“高端育人”的理念，采用具有針對性的培養模式，如對專門的實驗班進行單獨建制，嘗試小班教學，加強師生之間的互動交流；引入導師培養機制，從學生的課程選擇、學習進度和論文寫作等各方面給予指導；對學有余力的學生“量身定做”課外學習計劃，為每個班級配備答疑助教和生活輔導員，解答學生在學習和心理上的困惑。

推進創新型研究模式。專業學習與創新型研究并重，注重學生科研創新思維的培養。采用啟發式教學，加強師生互動。課間，教師應要求學生閱讀相關領域的前沿文獻，了解學術前沿動態；課外，可建立由教師指導、學生自發組織的研究小組，鼓勵學生發揮創造力，進行觀點碰撞。同時，舉辦高水平學術講座和前沿課程，創造條件讓學生參與各種高質量科研活動。鼓勵學生參與各級各類課外學術作品大賽和創新項目，甚至在老師的指導下參與部分科研課題的研究工作。

（四）調整學科專業，加強重點領域人才培養。

針對目前經濟學學科專業結構和人才培養的現狀，建議適度調整專業目錄，將目前已經布點的一部分社會需求量大的經濟學類目錄外專業納入本科專業目錄；鼓勵部分高水平大學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在經濟學大類下自主設置專業和靈活設定專業方向，如設置“經濟與金融”、“經濟與管理”、“經濟與法律”等寬口徑專業。

適應國家對重點學科、領域、行業拔尖創新人才的需要，在專業發展上加強重點領域人才培養。如可以實施“理論經濟學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計劃”（以國家經濟學基礎人才培養基地為依托），利用國內外優質教育資源，借鑒世界一流大學人才培養理念，培養一批既熟悉政治經濟學又通曉西方經濟理論，并了解中國國情的創新型人才；可以實施“金融高層次人才培養計劃”，鼓勵有條件的高水平大學擴大本科直接攻讀碩士生和博士生的規模和渠道，在研究生教育中設立金融專業學位等，為社會培養一大批金融工程師、保險精算師、理財規劃與管理師、投資分析與管理師等現代金融業急需人才和金融學理論創新人才。

（五）擴大對外交流，提升經濟學人才培養的國際性。

推進經濟學教育的國際化，鼓勵高校進一步開拓國際國內各種資源，在人才培養、教師學生交流、課程建設等方面拓展國際交流合作；鼓勵有條件的學校推進國際化創新人才培養模式的綜合改革，參考國際規范引入人才培養新機制。

“廣交友”：要進一步加強與國際一流大學的交流合作，實現“強強對話”和資源共享，開展“互派師生與合作研究”等項目，使教師和學生能夠直接感受國外高校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