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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法概述
從一般意義上講,經濟法是用以調整現代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過程中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最早,經濟法產生于資本主義國家,是發達國家追逐經濟利益,改善社會關系的基本法規。然而在早期,經濟法沒有民法的概念,并不注重法律內容的區分與研究,而是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經濟上,比較脫離法律范疇。對我國而言,經濟法出現較晚,在我國經濟水平逐漸發展提高的基礎上,經濟法必須與憲法、行政法、社會法、刑法等一樣成為我國最為基礎最為根本的法律。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新興的法律部門,經濟法可以起到干預國家經濟的重要作用,能夠有效地促進商品經濟發展,并以促進經濟發展為根本目的,對經濟關系進行綜合調整。
二、民族旅游產業中經濟法運用的意義
(一)欠缺完善的法律保護
由于我國大多少數民族地區都處于較為偏遠的位置,因此在具有十分優美秀麗的自然風光與淳樸傳統的民族特色的同時,也表現出法律的缺失與疏漏。少數民族地區的“自然資源和傳統民族文化旅游資源保護得較為完整,這些相對完整的旅游資源對外界旅游者具有很強的吸引力,為民族旅游產業創造了充分的發展條件。然而旅游產業與很多產業有很強的聯系。一次完整的旅游活動就涵蓋了吃、住、行、游、購、娛六大要素。必然會與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相聯系,具有拉動性強的特點,繼而促進民族地區經濟全面發展。”[1]盡管民族地區旅游資源的有效應用能夠充分地滿足其迫切改善落后經濟狀況的心理需求與生存需要,但是法律的不完善與局限性都給其旅游經濟的增長帶來了許多不必要的困窘,不僅在某種程度上損害了旅游者的權益,也會給自身的經濟發展帶來制約。研究民族地區旅游產業中經濟法運用,能夠在保障消費者權益的基礎上保障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二)有效地促進民族和諧
一直以來,我國都是一個團結奮進,各民族間相對和諧友好的國家,并將民族之間的和平共處作為國家統一的重要標準,因此,在民族地區旅游業開始崛起發展的時候,我國政府有必要做好相應的宏觀調控,制定良好有效的政策繼而保障民族地區收入,使其能夠通過旅游行業的開展帶動整個市場經濟的提高。只有在大力支持民族旅游產業的同時積極地做好監督管理工作,確保經濟法規能夠有效實施,才能保障民族之間的和諧,減少各民族之間的矛盾與糾紛,為國家的統一與社會的安定奠定基礎。
(三)合理保護環境資源
我國少數民族地區大多擁有非常豐富的自然資源,其中包括秀美的自然景觀,大量的生態物種、豐富的礦物資源。如在我國的云南,有著號稱中國西南地區最大湖泊、中國第六大淡水湖,且被譽為“高原明珠”的滇池,有著讓人看過一眼便銘記于心的秀麗洱海,同樣有著大量的動植物與有色金屬,因此被稱為“動物王國”“植物王國”“有色金屬王國”,長年以來,有色金屬的礦產量都位居全國前列。不僅在云南,我國許多少數民族地區均如此,然而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為了獲取可觀的經濟利益,就開始肆無忌憚地開發及利用這些自然物質資源,這種過度地、毫無節制地資源開采及利用不僅會造成物質資源的匱乏與枯竭,還會給自然環境帶來嚴重的破壞與污染,為此,少數民族旅游產業的發展應該建立在對經濟法律合理的認識與了解基礎上,盡可能地實現人與自然相和諧、經濟與民族風光相協調。
三、民族旅游的特征與經濟法的聯系性
(一)民族性與經濟法的聯系性
民族性是民族旅游最重要的特征,每個民族之間的文化特點、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都與其他的民族存在巨大差異,這種民族性決定了在開展旅游項目,發展旅游產業時,各民族地區要采取許多截然不同的方式,這種民族性特點給經濟法的實施帶來了一定的困難,經濟法的執行必須有的放矢,以多樣性迎合民族地區旅游產業的民族性特點。
(二)地域性與經濟法的聯系性
地域性對民族旅游而言,既是一種限制,又是一種保護,任何民族的發展與生存方式的形成都建立在特殊的生存環境和地域特征上,只有在這樣的獨特的地域環境才能夠形成獨特的民族習慣,才能給游客制造出獨特的民族氛圍,為此,地域性特點必須與經濟法高度融合,經濟法要建立在對地域性有所針對的基礎上,才能確保游客在學習神秘民族文化的同時領悟、體會地域性所帶來的民族精神。
四、民族旅游產業發展的現狀
(一)公共產品供給不足
長期以來,民族區域旅游產業都存在著公共資源供給不足的問題,隨著現代化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人民對于民族旅游的需求也相應不斷提高,而民族旅游產業的配置設施處于無法滿足的落后階段。這不僅導致民族旅游產業正逐漸喪失競爭力和吸引力,也導致游客無法從旅游過程中充分感受到民族旅游的樂趣與特點。以交通條件與住宿條件為例,民族旅游產業的交通道路條件往往非常惡劣,難以承受大量的車載客流,因此對于游客人數造成了一定的限制,也給行車安全埋下了隱患。而在住宿方面則更為明顯,很多民族區域的住宿條件極差,但是由于住宿房屋的有限,導致收費極高,既有坐地起價之嫌,價格又無法與實際環境相符。這種地形、環境封閉以及經濟落后導致的基礎設施不足與局限,給民族地區的旅游產業發展帶來了桎梏與消極影響,也給游客的出行帶來了諸多不便。
(二)開發具有盲目性
由于一些少數民族聚集區域的規模與資源都難以滿足旅游產業的需求,所以這些少數民族地區開始進行資源的開發與產業規模的建設,但是,其在開發建設之前并沒有進行細致合理的規劃,缺少宏觀的戰略思考,而只是一味地將落腳點放在獲取更多經濟利益上,以至于旅游產業開發具有盲目性,缺乏質量保障,不僅對于當地環境造成嚴重的破壞,還會導致資金利用不佳,設施建設不到位等情況,對少數民族旅游產業的發展不僅沒有促進作用,反而產生了巨大的阻礙。
(三)旅游市場存在不正當競爭
“我國的民族旅游產業正處于迅猛發展的階段,但是隨著發展節奏的加快,游客對旅游項目的投訴也大幅度地增長,尤其是旅游社與游客間的糾紛增長速度非常之快。”[2]在我國少數民族地區旅游產業項目的對外開放過程中也存在這樣的情況,且近年來愈演愈烈,最主要原因即旅游市場中出現了不正當競爭手段,為了獲取利益,旅游產業商家棄道德于不顧,其操作手段甚至違反了我國《旅游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有關規定。如民族地區的旅游餐飲行業將收費標準定的過高,趁機敲詐游客。還有一些旅行社強制性地要求游客進行購物消費等,這種行徑不僅對游客自身的安全及經濟造成損失,也給民族旅游產業的形象造成了嚴重的損害。
五、經濟法對優化民族旅游產業的作用
(一)經濟法的完善大力扶持民族旅游產業
為了大力扶持民族地區旅游產業項目的開發與運行,我國政府應通過經濟法的制定進行補貼和優惠,“這些政策包括:財稅優惠政策;對民族地區發放無息和低息貸款的金融優惠政策;采取利潤自留、自有資金照顧、價格補貼照顧等措施對民族貿易和民族用品的優惠政策,同時應放寬扶貧標準,加大民族地區扶貧資金及完善相關惠及民族地旅游開發的傾斜政策。”[3]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降低民族地區的旅游資金投入標準,使其無論從建設還是管理上都能夠得到有力的資金扶持,合理地利用各項資源,加快旅游業發展腳步。
(二)合理地制定民族旅游產業發展規劃
民族旅游產業的長期性發展進程是我國少數民族的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如果不能做到合理規劃,就會破壞民族地區的整體和諧,破壞民族地區的生態結構與建設規模,使其失去原有的民族性特點,因此,政府應該通過經濟法的制定調控幫助民族地區進行合理的旅游產業開發規劃,并以此培育市場,完善旅游產業的服務。在實際操作時,政府要以市場導向作為旅游產業及產品開發和發展的牽引力,有步驟、有時序地為民族旅游產業制定符合自身發展思路的開發規劃,既能大力地保障民族地區自然生態資源的完整性,也能促進自然生態環境與旅游產業平衡發展。
六、運用經濟法管理民族旅游產業市場
(一)管理民族旅游產業市場的不正當競爭行為
“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休假制度的調整,我國旅游業蓬勃發展。在旅游帶給游客快樂享受的同時,關于旅游的投訴日漸增多。”[4]民族旅游產業市場同樣面臨這樣的問題,在社會經濟高度發展與休假制度不斷調整的基礎上,民族旅游市場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只有以經濟法作為管制的途徑才能確保侵損游客的不正當行為受到大力打擊。如今,各旅游商家經營者為了獲取經濟利益,甚至謀求暴利,不惜自毀信譽,采取吃回扣行為、打擊詆毀其他商家行為、虛假廣告宣傳行為等,導致民族旅游市場出現了病態之狀,嚴重阻礙了民族地區旅游市場的可持續發展,甚至影響了各民族之間的和諧關系。市場需要完善與規范,只有加強對于旅游產業的有效規制,加強市場監控的力度,才能促進旅游市場的蓬勃發展、自由競爭。
(二)采取公開手段實行監管
傳統的少數民族地區旅游市場缺乏經濟法的有效監督管理,最根本的原因是缺少統一的制度與規范,缺少信息資料的公開和共享,導致了在法律判定時缺少合理有效的證明。為此,政府應在經濟法相關規定中要求旅游行業提供信息資料并進行公開。游客可以通過多種途徑獲取旅游行業的各項信息內容,并選擇口碑質量最佳的旅游項目,民族地區旅游產業的信息公開制度可以幫助游客制定一條屬于自己的旅游線路并根據自身經濟條件選擇費用標準。旅游產業信息的公開可以通過網絡、問詢部、書籍音像等途徑。如當地旅游局主管部門建設網站,公開各項旅游產業信息,其中包括餐飲、住宿、交通等,并進行實時更新。民族地區旅游產業必須確保提供信息的真實性、有效性,只有這樣,才能保障游客及時獲取有利于出游的相關路線、住宿、購物資料。
(三)構建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法律制度
為了保障消費者的權益,民族地區旅游產業必須按照經濟法的相關規定,訂立并履行旅游合同來維護雙方的合法權益。旅游合同要對各項糾紛制定明確的,具有針對性的解決策略以及賠償責任,只有這樣才能兼顧雙方利益。除此之外,旅游執法部門應針對各項旅游產業項目的工作內容進行細致嚴謹的檢查,只有加強自身的監督力度,才能有效地增強旅行社以及各相關經營企業的自覺性,并自發提高自己的服務意識與服務質量。有效的監管與合同規定能夠減少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發生,改善坐地起價、強制消費、吃回扣等不良現象。
經濟水平的提高促使人們消費意識不斷轉變,讓旅游度假成為了目前最受青睞的放松方式,“旅游業一度被譽為‘朝陽產業’,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弘揚了民族文化。”[5]在旅游行業大力興起的前提背景下,我國的民族地區旅游產業也開始勢頭猛進,然而,“由于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與其他地區存在巨大差異”,[6]民族地區的地域限制與民族特征決定了其發展具有局限性與阻礙性,如果沒有合理的規劃與監督,就會引發一系列不正當競爭與違法行為發生,導致民族地區旅行產業陷入惡性循環,為此我國政府必須加強經濟法的構建,加強對旅游業的監督和管理,確保旅游產業的各項目符合旅游合同的要求,只有這樣,才能改善當前民族地區旅游產業的不良現狀,促進民族地區旅游產業的振興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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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鑫]
關鍵詞:旅游產業集聚 區域競爭力 影響程度 區位商
問題的提出
隨著旅游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日益成熟,旅游產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中新的增長點和優勢產業。由于旅游產業與其周圍大批相關產業或行業在空間上集聚,逐步演變成輻射廣闊的旅游產業集群。深入研究區域旅游產業集聚效應,進而帶動旅游產業鏈上的吃住行游購娛各環節的發展,最終提升區域旅游競爭力,對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產業集聚作為特殊的區域組織形式,對一個地區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也逐漸成為提高區域競爭力和促進國家經濟建設的重要發展模式。近年來,產業集聚理論正逐漸被運用到旅游產業及區域發展的研究領域和實踐中。張河清等(2010)針對廣東21個城市的旅游發展狀況,對區域旅游產業集聚競爭態勢進行了比較分析;陳紹友(2006)研究了空間格局和不同地域旅游行業的聚集情況,提出了推動重慶旅游產業集聚的策略;馮衛紅(2010)通過對旅游產業集聚的判定識別,運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結合的方法,認為山西平遙古城初步形成了旅游產業集聚。
本文較為全面地對甘肅旅游產業集群現狀進行分析,研究了旅游產業與其相關產業的關聯程度、旅游產業集群的競爭態勢,即對甘肅省14個地市的旅游產業集聚效應和地區旅游競爭力進行比較研究,基于產業集群角度對甘肅旅游產業優化發展路徑進行探討。
甘肅旅游產業發展現狀
目前我國旅游業正處于蓬勃向上的成長期,2004年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和國內旅游三大市場都出現了較強的增長態勢。旅游業發展的良好預期,為甘肅旅游業的發展提供了契機。近年來甘肅旅游產業呈快速增長趨勢,從2000年開始進入快速發展階段,截止到2011年全省接待游客5835萬人次,比上年增長三分之一以上;旅游業總收入達到333億元,同比增長40%,旅游業總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首次超過6%,顯然,旅游產業在甘肅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起著重要的支撐作用。
由于當前甘肅旅游業屬于低技術、低效益以及資源依賴的粗放型增長方式,致使旅游產業的發展結構存在諸多弊端,例如:在旅游開發過程中具有明顯的資源依賴性特征;旅游產業與其關聯產業的帶動力弱小,與其他產業的聯動缺少有機性;旅游產業集群融合所產生的新型發展模式尚未成熟,旅游產品的技術創新能力較弱等。因此甘肅旅游業發展還處于產業轉型和戰略提升的特殊時期,在發展過程中面臨著結構優化調整的重大壓力。
基于產業集群效應的區域旅游競爭力分析
本文以甘肅省14個城市為研究對象,資料來源于《甘肅省旅游業發展規劃2006-2020》,數據評估所用的區位商值均由《甘肅統計年鑒》和《中國旅游統計年鑒》2002-2010年的數據計算得出。
由于較強的產業和空間關聯性,通常旅游產業呈現明顯的集聚分布特征。旅游產業集聚是指在特定地域空間內以核心的旅游吸引物為基礎,圍繞著旅游活動的“吃住行游購娛”六大要素發展起來的旅游企業及與旅游相關聯的企業和機構,通過相互競爭和協作形成的具有創新能力的旅游產業發展模式。旅游產業集聚的測度方法為產業集聚和產業關聯,甘肅部分地區尤其是絲綢之路沿線的旅游業具有顯著的空間集中分布和分散結合的集聚現象。本文從旅游產業集聚水平和產業關聯程度兩方面對甘肅各地區旅游產業集聚的發展狀況及區域旅游競爭態勢進行分析。
(一)甘肅旅游產業與經濟各部門關聯度分析
旅游產業與經濟系統各部門有著密切的關系,根據各行業與旅游活動的關聯程度,按照《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標準》受旅游直接和間接影響的行業大致分為19個行業。因此,甘肅省旅游產業與經濟各部門的關聯程度大小,可以通過旅游經濟價值型投入產出表中的影響力系數和感應度系數進行衡量(王兆峰、楊琴,2009)。
影響力系數是指當國民經濟某部門增加一單位最終使用時,對其他各部門產生的生產需求波及程度。當影響力系數大于1時表明該部門對其他部門的影響程度超出了社會平均水平。感應度系數反映國民經濟各部門均增加一單位最終使用時,某部門因此產生的需求感應程度,即受其他部門的影響程度。當感應度系數大于1時表明該部門提供的需求對其他部門有較大的推動作用。本文通過測算得出甘肅19個部門的影響力系數和感應度系數,具體數據如表1所示。
從表1分析得出,甘肅省旅游業的感應度系數為1.21>1,表明旅游產業和其他部門的前向關聯程度較高,旅游產業對其他產業有較大的貢獻,旅游產業對該地經濟發展起著較為重要的作用。甘肅省旅游業的影響力系數為1.01>1,表明甘肅省旅游產業的后向關聯程度較高,即旅游業對其直接和間接產業有較強的依賴性。由此可知,在甘肅旅游業是一個前向關聯和后向關聯均較高的產業,甘肅具備形成旅游產業集聚態勢的前提條件。
(二)甘肅旅游產業集聚水平分析
區位商在衡量區域要素的空間分布狀況,產業部門的專業化程度等方面都起著重要的作用。區位商是分析產業效率與效益的定量工具,是一種較為普遍的集群識別方法,是用來衡量某一產業的某個方面在特定區域的相對集中程度。通過計算區域旅游產業區位商,能夠分析出旅游產業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區位商值越大,集聚程度越高,產業優勢越明顯。根據集聚條件,要素集聚程度和集聚效果三個方面,本文構建區位商綜合指標體系(見表2)。
根據區位商綜合指標體系可以得出旅游產業集聚條件,旅游企業和關聯機構,旅游產業集聚效果在評定旅游產業集聚中均占有很大比例的地位。通常區位商指數可以表示為,因此本文引出旅游區位商綜合評價指數為:
以本文研究方向為例:K表示區位商綜合評價指數, eab指第b個區域內旅游產業a的某項指標數, Ea指整個國家旅游業a的某項指標數,m表示綜合指標體系中的3個細類,m=1,2,3。
表3計算結果顯示,甘肅各市旅游產業集聚呈現不規則波動現象,其中甘南藏族自治州、嘉峪關、天水、武威、酒泉2006年的K值較往年上升幅度明顯,之后開始有一定程度的回落,但是不影響其產業集聚能力。其余各市在2002-2010年期間K的變化并沒有一定的規律性,由此可以看出,甘肅各市旅游產業的空間集聚及集聚區域分布均為動態變化和調整過程中。
(三)甘肅旅游產業集群競爭態勢分析
旅游產業集群可以通過產品差異化、市場規模、區域進入壁壘等條件取得一定的壟斷優勢,繼而實行專業市場建設和行業標準,提升集群的議價水平。旅游企業或組織通過集群內部的群體協同效應和合作競爭效應,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增強區域旅游產業競爭力。旅游產業集群作為一種特殊的產業空間組織形式,產生的的旅游競爭效應是其他產業組織形式不能比擬的。本文構造了旅游產業集群區位商增長指數P,以此測量甘肅旅游產業集群的競爭優勢,計算公式為:
其中Kij代表第i個區域第j年的旅游產業集聚值;Kio代表基期第i個區域的旅游產業集聚值。增長指數P可以反映出兩個時期產業集聚程度的變動趨勢。當P為正值,表示該區域旅游產業的集聚程度正在加大,產業競爭優勢不斷增加;當P為負值,則效果相反。本文以2002年14個城市的區位商值作為基期集聚值,依據2010年14個城市的數據依次計算,得出旅游產業集聚區位商增長指數,從而進行競爭情況比較分析。結合區位商綜合指標計算甘肅14個城市的P值分別為:-17.50,63.80,25,14.75,-27.70,19.05,31.77,181.81,109.02,-16.67,66.67,-33.33,-83.94,87.63。
根據上述旅游產業集聚情況,將區位商綜合指數K設定為橫坐標,將增長指數P設定為縱坐標,構建旅游甘肅省旅游產業集聚競爭示意圖(見圖1),能夠較為清楚地體現甘肅各市旅游產業集聚的競爭狀況。
從圖1可以看出甘肅省旅游產業集聚競爭態勢呈現地區不平衡狀況,具有較為明顯的空間差異特征,根據區位商值和增長指數的變化,可以將甘肅省旅游產業分為優勢區域、實力區域、潛力區域、劣勢區域四類。具體表述如下:
優勢區域(K>1,P>0):包括嘉峪關、酒泉和甘南三個城市。其中嘉峪關的區位商值為8.73,酒泉的區位商值為8.34,甘南的區位商值為24.53,三者遠高于臨界值1,由此可以看出,三個城市的旅游產業集聚程度均高于甘肅省的平均水平。同時P值的不斷增加表明三個城市的旅游產業集聚增長速度較快,相對于其他城市旅游業的發展優勢比較顯著。
潛力區域(K0):包括金昌、白銀、武威、張掖和平涼五個城市。這些區域的區位商值相對較小,均小于1,表明城市的旅游集聚程度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但績效增長指數為正值表明這些城市的產業集聚競爭優勢在日益顯現。
實力區域(K>1,P
劣勢區域(K
甘肅旅游產業集群競爭力優化路徑
(一)優化旅游產業布局,加強區域間旅游產業集群協作
各種旅游要素在特定區域進行有效的集中和大量的集聚從而產生旅游產業集聚。在集聚過程中逐漸形成產業間的關聯互動關系,使集聚產業演變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增長極,繼而為該地區旅游業的發展起到強大的助推作用。因此,應加強旅游產業集群政策的制定、實施和引導,加快實現集群區域協作與產業協作(劉佳等,2012)。甘肅在旅游產業開發過程中,通過區域間的分工和協作,逐漸進入旅游產業集聚的快速發展階段。
首先,以蘭州、天水、嘉峪關為增長極,形成以“絲綢之路”為主線的歷史文化旅游產業集群。通過分析可以看出旅游產業集聚效應較強的地區蘭州、天水、嘉峪關和酒泉四大城市是甘肅省主要的旅游資源集中區,金昌、武威、張掖等城市的旅游集聚增長指數的上升,可以看出近年來這些區域發展旅游的潛力在不斷增強。上述城市共同構成了古絲綢之路精品旅游路線的主要部分。以絲綢之路沿線甘肅段八個城市為核心的旅游區域相對于其他周邊地區,旅游資源的種類繁多,人口集中度高,城市化進程速度快,客流量大,客源充足,同時依托絲綢之路深遠的歷史影響,推動了沿線旅游業的快速發展。旅游產業以此為核心脈絡逐步集聚,在空間上產生了甘肅省旅游產業的黃金集聚地,逐漸形成區域旅游產業集群,屬于甘肅省旅游產業的綜合競爭實力區域,同時也成為甘肅旅游產業發展的重點扶持地區。
其次,以甘南、白銀、平涼作為增長極,打造宗教、民族和生態旅游為旗幟的南北兩翼旅游產業集群。甘南藏族自治州2002-2010年的旅游產業發展均位于甘肅省前列,在發展中具有絕對的競爭優勢。一方面借助藏傳佛教圣地的歷史背景以及特殊的自然風光,每年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慕名前往,該地區的旅游外匯收入在第三產業產值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其次,該地區所處的地理位置為甘肅南部,與青海省接壤,便利的交通環境,為打造青海甘南藏區旅游集聚區創造了條件,從而可以產生“青海甘南”同城效應,實現區域間的合作共贏局面,促進旅游資源的有效配置。
(二)優化轉變旅游開發模式,加快旅游產業集群的發展融合
旅游產業與其他產業間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形成新的產業形態和產業要素的過程即為旅游產業融合。旅游產業融合具有功能置換和產業創新,形態分化與協同整合,比較優勢與最佳組合,區位聯動與合作競爭等優勢(趙黎明,2011)。通過分析可知,慶陽、定西、隴南和臨夏的旅游產業發展滯后于甘肅其他城市,競爭力相對較弱。一方面慶陽市屬于典型的以能源開采為依托發展起來的工業城市,定西市側重于發展農副產業,同時旅游資源的的匱乏和生態環境的惡化不利于旅游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隴南地處甘肅與四川交界的邊緣區域,旅游市場狹小偏遠,區位條件比較差,旅游交通條件欠發達,怎樣實現與四川省際間的旅游合作開發成為亟待解決的一個重要課題。在旅游資源開發過程中,甘肅應根據這些城市自身空間功能的疊加優勢,將工業、農業等特殊的資源有機結合,加大以工業為載體的高新技術展覽、工業文化體驗和以農業為基礎的農產品博覽會、民俗節慶等綜合性的旅游產品深度開發力度,構建產品互補、優勢突出的區域旅游開發體系。
(三)優化旅游人才結構,提高旅游產業集群的競爭優勢
依靠獨特的旅游產業競爭優勢推動旅游產業集群的優化升級,旅游產業的競爭優勢主要有產業技術創新、產業發展環境、產業規模效應等。人才是產業技術創新的的關鍵因素。旅游產業集群的形成過程既是一個旅游產業要素集聚的過程,也是一個旅游人才集聚的過程,旅游專業人才集聚對于提升旅游產業集群創新優勢,競爭優勢具有重要的作用(劉佳等,2012)。隨著競爭優勢的加強,旅游業逐步吸引著更多專業化人才的進入。因此,甘肅應通過人才政策的引進,打造高端的旅游人才集聚平臺,營造優良的人才集聚氛圍,與相關院校進行合作,建立以教育與實踐相結合的培訓體系;提高旅游從業隊伍的專業素質,包括旅游資源開發和中高級導游人才,旅游紀念品設計專業人員,旅游研究人員,旅游信息化人員,高級經營管理者等,這些人才規模的擴大,將會逐步提升甘肅各地市旅游產業的整體創新能力;構建人性化、規范化的用人機制以及寬松的人才流動體制,將會加快優化本地區旅游專業人才的結構。
甘肅具備形成旅游產業集聚的條件和優勢,這些優勢和條件的充分發揮和應用,同時需要當地政府發展政策的引領和指導。運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型產業運營模式,通過政府主導和規制,充分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因地制宜地對區域旅游發展的條件進行評估和改善,協調內部關聯產業,提供結構合理完善的旅游服務和產品;同時結合市場作用機制,逐漸形成產業集聚規模,提高本地區的旅游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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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鉆石模型 旅游產業 競爭力 產業集群
一、鉆石模型理論
“鉆石模型”是由美國哈佛商學院戰略管理學家邁克爾•波特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以產業結構的“五力競爭”模型為基礎,來分析一個國家特定產業是否在國際上有很大的競爭力即所謂的波特“鉆石”模型理論。他認為決定一個國家的特定產業競爭力取決于要素條件、需求狀況、支持性產業和相關產業、企業戰略結構與競爭、機遇、政府等六因素,其中前四個因素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如圖一)
1.生產要素。可分為初級生產要素和高級生產要素,初級的生產要素是指自然的資源,如氣候條件、交通設施,資金支持和技術人才等等;高級生產要數是指經過自然資源加工后的資源,如高級技術管理人員資源和投入改造的設備等。生產要素在競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需求狀況分析, 包括國內需求和國際需求。本地顧客的需求對企業的發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有很高素質的國內消費者,可以激發本國企業改進生產的設備,提高企業的服務,推動國內企業的競爭力。本國市場對產品的需求不僅通對企業加以影響,還有本地高素質顧客的預期需求陷于其他的國家,那么也會拉動企業的競爭力。
3.相關和支持產業。在許多產業中, 相關和支持性產業和優勢的產業是一種休戚與共的關系,尤其是“產業集群”這種產業鏈現象,說明很多優勢的產業和其他產業是一種密不可分關系,他和區域間的強勢產業一同崛起。
4.企業戰略結構和競爭對手。走國際化的道路可能是本國企業的競爭和國際市場的需求。本國市場的競爭可以讓國內企業提高自己的效率、減少成本,形成自己的宏偉戰略的目標,提高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為企業在激烈的全球中立于不敗之地提供了很好的國內環境。
同樣,在國際市場中,只有在國內成功搏斗的企業在中改進設備和創新的企業才能在國際上和外國企業一爭高下。
5.鉆石模型的兩個重要影響因素是機遇和政府。機遇是外在的因素, 他有雙向的作用,絕非企業的影響力所能左右。政府在提高產業的競爭力中起到提供企業所需的資源,創造發展的環境等責任。
波特的“鉆石模型”說明一個具有優勢產業的競爭力需要生產要素、需求狀況,企業的戰略和相關與支持產業四因素的互動和機遇和政府的參加。
二、對貴州省旅游業波特的“鉆石模型”的競爭力進行分析:
1.生產要素方面。貴州省是名副其實的旅游資源大省,截止到2007年底,貴州省建設世界自然遺產一處:荔波;國家級風景名勝區13個,省級風景名勝區59個,此外還建有2A級旅游景區(點)9個,3A級旅游景區(點)13個,4A旅游景區(點)3個,5A級旅游景區(點)2個;中國文化遺產5個;國家級生態示范區12個;全國農業旅游示范點19個;國際生態博物館4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39個;國家森林公園21個;國家自然保護區8個;國家地質公岡6個;國家水利風景區7個,創建了貴陽、遵義、安順等6個中國優秀旅游城市,旅游產業規模不斷擴大。然而,根據2007中國旅游統計年鑒可得,貴州旅游社總收入74187.42萬元,現有從業人員47494人。而作為旅游產業大省的廣東,其旅游社收入2020332.59萬元,從業人員261029 人。根據以上說明,貴州旅游業現階段與廣東差距有很大的差距。使得貴州旅游產業現階段還只屬于旅游資源大省,要轉變為旅游大省還有很大的差距。
2.需求條件。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數據2007年貴州入境游比上年增加33.78%,同時旅游業創匯能力以12.17%的增速居全國前列,貴州旅游產業正再從旅游資源大省向旅游產業大省轉變。除此外,隨著國家對西部的支持力度,2007 年貴州省GDP達到2741.90 億元,比上年增加13.7%,為省內市場的開拓提供了廣闊的前景,促進了省內旅游的蓬勃發展。
3. 相關與支持性產業。在旅游業很大發展的2008年,貴州省旅游總收入創下了653.13億元的好成績,較2007年凈增140億元,增長27.50%,旅游總收入在全國的排名由18位上升至17位。在全省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提升。同時,旅游產業集群的作用開始顯現出來。全省2006年旅游直接從業人員達47494人,為緩解全省就業壓力做出了積極貢獻。旅游業的發展也推進了交通、餐飲和娛樂業等相關企業的發展,截止2007 年底,貴州全省旅行社數量達到 177 個,收入達 74187.42 萬元。星級飯店227家,吸引了世界很多著名酒店來入黔。同時其他的保險、娛樂業、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尤其是交通業發展,對打破貴州那種“黔驢技窮”的局面,提升旅游業的品牌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4.企業戰略、企業結構和同業競爭。貴州地處中國的西南部,與四川、廣西、貴州、重慶、云南毗鄰。四周都是旅游資源大省或旅游產業大省,在激烈的競爭中,如何讓貴州旅游企業發展壯大起來,需要有有好的企業組織結構和戰略。而本身企業的的制度創新是貴州旅游業發展的重中之重。利用舉辦旅游節提高旅游品牌形象,吸引國內外旅游者到貴州旅游有很好的作用。近年,貴州連續舉辦了黃果樹瀑布節、油菜花節、苗族姊妹節等旅游節慶,大大提高了貴州旅游產業知名度。這不僅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旅游者,還引來眾多國內外旅行企業到貴州考察踩線,為貴州的發展提供資金和技術的支持。
5.政府支持。貴州省政府在“十一五規劃中”力爭旅游總收入年均增長25%以上。并且積極發展信息、物流、金融、保險、法律服務、咨詢、房地產等現代服務業,改造提升商貿流通、交通運輸、餐飲服務等傳統服務業,發展連鎖經營、集中配送等新型服務業,拓展文化、社區服務等需求潛力大的服務領域。放寬市場準入,建立公開透明、管理規范的準入制度,強化對服務業發展的政策支持和引導。
6.機會。在貴州地處西南的中部地帶的地位優勢,為大力增加和周邊旅游大省的合作創造了機會,在產業上和周邊地區相互補充。同時,抓住國家西部大開發的機遇和東部產業向西部轉移的機會,大力發展旅游服務和配套的企業。
三、 提升貴州省旅游產業競爭力的建議
1.從生產要素方面來看。要按可持續的觀點合理開發旅游資源,按照綠色旅游、生態旅游的觀點來指導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同時,加強和旅游發達地區的交流合作,注重旅游專業隊伍人才的培養,還要加大資金的投入力度。
2.從需求層面來看。注意提升貴州旅游的文化內涵,按照“多彩貴州”的理念宣傳貴州的旅游資源。同時按照旅游需求來調整旅游資源的市場化需求,按照旅客的需求來改革旅游產業鏈,提高貴州旅游的品味
3.從相關與支持性產業來看。旅游產業的競爭力的提升需要相關配套產業競爭力的提升,應該加強相關產業的資金投入和技術支持的力度。同時積極扶持龍頭企業,打造旅游產業的空間集聚模式。
4.從企業戰略、企業結構和同業競爭看。貴州旅游企業應該有長遠的規劃目標,按照創新的理念來發展企業,革新企業的管理理念,發展思路。調整企業的結構。同時企業要勇于競爭,在激烈的競爭中學習對手之長,發展壯大自己。勇于面對更大的挑戰。
5.從政府和機會層面來看。政府要有大局意識,合理整合資源,制定發展規劃和目標,發揮在旅游產業中的主導作用。同時積極培育龍頭企業,形成旅游產業間的互相合作,培育產業集群。在發展中任何的機會都有雙面性,旅游企業要有清醒的意識,在發展中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居安思危,化不利為有利條件來發展自己,壯大自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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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南省旅游經濟發展現狀
近十年來,河南省旅游業快速發展,旅游人數和旅游收入都出現猛增趨勢。2013年,全省共接待海內外游客4.1億人次,同比增長13%,其中接待入境游客207萬人次,同比增長8.7%;實現旅游總收入3,875.5億元,同比增長15.2%,相當于全省GDP的12%。旅游業的發展對河南經濟的三次產業具有較大的拉動效應。(表1)
二、灰色關聯理論及其計算方法
灰色關聯性分析法是根據因素之間發展趨勢的相似或相異程度,作為衡量因素間關聯程度的一種方法。其優點為計算量小,對樣本數據規律性、樣本量的大小沒有嚴格要求。基本思路為根據序列曲線幾何形狀的相似程度來判斷其聯系是否緊密,曲線越接近,相應序列之間關聯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研究采用灰色關聯理論分析方法來分析河南旅游業對GDP三次產業的影響。計算步驟如下:
第一,建立原始數據矩陣。在確定評價對象和評價標準的基礎上組成參考序列X0和比較序列Xi,即Xi=(xi(1),xi(2),...,xi(n)),(i=0,1,2,...,n),當i=0時,x0為參考序列,其后的為比較序列。
第二,數據標準化。為了消除量綱和縮小數值差距,本文采用均值化法將各序列的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得到無綱量化矩陣Xi。其公式為:
三、河南省旅游經濟與三次產業的關聯度實證分析
采用河南省2003~2013年的旅游收入、國內生產總值、第一產業總值、第二產業總值和第三產業總值數據。第一步,建立以旅游收入(X0(K))為參考序列,以第一產業增加值(X1(K)),第二產業增加值X2(K),第三產業增加值X3(K)為比較序列(表2);第二步,根據模型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結果(表3)。第三步,計算比較序列與參考序列的絕對差值序列,結果(表4);第四步,根據差序列數據求得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1.37和0.02;第五步,計算旅游業與三次產業的關聯系數(表5)。
最后,運用表4關聯系數,并利用灰色關聯公式計算得出河南省旅游業與三次產業的關聯度分別為:?酌01=0.53,?酌02=0.64,?酌03=0.79。即,?酌03>?酌02>?酌01。因此,河南省旅游業與第三產業的關聯度最大,與第一產業的關聯度最小。
根據計算結果,在2004~2013年間旅游業對河南第三產業關聯度最大,達到0.79,說明旅游業與第三產業存在顯著的正關系。近年來,尤其是在中原經濟區建設的背景下河南省加大了交通、餐飲、住宿、娛樂等旅游基礎設施的建設,促進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同時也為旅游業的發展提供了客觀條件。第二產業與旅游業的關聯度較高,其數值為0.64,說明第二產業中的旅游商品制造、旅游景區建設等與旅游業的關聯度較高。第一產業與旅游業的關聯度最低,說明河南旅游業中的生態旅游、鄉村旅游等觀光休閑度假產品還有待提高。
四、河南省旅游經濟對拉動三次產業發展對策建議
(1)提升旅游企業服務質量,助推第三產業發展。服務質量是旅游業的核心競爭武器和同質產品形成差異化的重要手段,也是旅游業長足發展的基礎和保障。在政府監督、培訓、評比、獎勵等基礎上提高河南省餐飲、交通、住宿、娛樂等部門服務人員的服務態度、服務技巧、售后服務等,是促進旅游企業服務質量的提升有效途徑。旅游企業服務質量的提高將加快第三產業發展的步伐,更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
關鍵詞:甘南州;旅游產業;時空差異;突破點檢驗;
文章編號:1674-3520(2015)-09-00-03
一、前言
進入21世紀,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我國西部地區有了快速發展,而甘肅省也不例外,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加大民族支持力度。而民族地區也借助自身優勢,發展旅游產業,不斷吸引國內外游客的光臨。然而甘肅省是我國少數民族聚居區,分布著多種少數民族,而這些少數民族基本上分布在祁連山附近,地理位置偏僻,分布較為分散。因此這給民族地區旅游產業的發展帶來了嚴峻挑戰。而甘肅省地處內陸,自然條件惡劣,經濟發展落后,這些都不利于民族地區的發展。而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山區、地處偏僻,地理海拔較高,同時旅游產業也并不成熟,經濟的發展受到極大的限制。因此政府在加大民族支持力度的同時,也要加大基礎設施的建設,大力開發旅游資源。同時借助絲綢之路的優勢,在縮小地區差異的前提下,實現旅游產業對經濟的發展貢獻。
二、理論文獻梳理
由于我國對旅游經濟貢獻的研究比較晚,西方學者早在19世紀中后期就開始研究,并提出了相當多的旅游經濟與方法。而經濟差異也對旅游產業產生影響,因此就有必要理解經濟差異概念。區域經濟差異是指一定時期內各區域之間人均意義上的經濟發展總體水平非均等化現象。[1]在此基礎上學者們對于旅游產業對于經濟發展提出了很多觀點。國外學者Pizam對比旅游產業總收入與旅游經濟效益,得出旅游業發展能夠帶動本地經濟發展,為地方經濟帶來巨大經濟效益的論斷。[2]張立群利用2000-2009年國際旅游統計數據,研究“絲綢之路”甘肅河西走廊5市旅游發展水平的差異,結果表明“絲綢之路”甘肅河西段優勢在10年間有下降的趨勢,并且酒泉與嘉峪關的區域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3]南充等采用非均衡增長模式研究絲綢之路經濟帶,認為西北絲綢之路旅游區應采用梯度開發模式來發展各個級別的城市。[4]同時2006年張瀅、丁建麗為凸顯絲綢之路旅游優勢,對其沿線旅游業發展條件等進行分析,為絲綢之路沿線旅游業可持續發展做理論鋪墊。[5]而有關甘南州的旅游研究并不多,因此本文在理論介入的基礎上,通過定性定量的結合來分析甘南州旅游產業對經濟差異的演變,來為甘南州乃至甘肅省的旅游經濟發展提供科學依據。
三、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文以甘南州1市7縣作為分析旅游產業對經濟發展差異的空間變化。由于1998年甘南州新設立合作市,故為了數據完整統一性,選取了1999―2014年的統計數據,數據來自于《甘肅省統計年鑒》(1999―2014),同時本文選用地區國內生產總值、行政區劃面積以及旅游收入作為分析甘南州旅游產業對經濟發展的指標。
(二)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通過區位經濟熵來分析甘南州經濟發展的空間演變。區位經濟熵可以很好的反映各區域經濟上的差異。通過計算區位經濟熵值,以2014的得分為依據將甘南州經濟發展劃分為三個區域,依次為經濟較發達區、經濟一般區、經濟欠發達區。然后運用錫爾指數,將區位經濟熵得出的甘南州三個區域來分析甘南州區際和區內之間的差距。再次通過旅游收入和經濟密度(經濟密度=地區生產總值/行政區劃面積),來展現甘南州旅游產業的趨勢。最后通過引用虛擬變量,進行chow突破點檢驗,來分析區域差異,通過分析原因最終得出結論。
四、甘南州經濟發展的時空差異
(一)區位經濟熵
區位經濟熵的測度公式為:=,其中公式中和分別代表了子區域的國內生產總值和甘南州的國內生產總值,其比值稱為子區域占甘南州總區域的經濟比重。和分別代表子區域的人口總數和甘南州的人口總數,其比值稱為子區域占甘南州總人口的人口比重。最終比值代表子區域的區位經濟熵。越大,說明該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本文將區位經濟熵值得分劃分為三個區域,分別為經濟較發達區、經濟一般區、經濟欠發達區。通過計算得出甘南州各市縣的區位經濟熵值見圖1。并對2014年得分進行劃分,其中經濟較發達區是合作市、瑪曲縣、碌曲縣,經濟一般區是迭部縣和夏河縣,經濟欠發達區是卓尼縣、臨潭縣、舟曲縣。
(二)錫爾指數
錫爾指數以GDP比重加權,它的公式是:
(1)式中,N為地區數;為地區GDP占甘南州的比重;為第地區人口占甘南州總人口的比重。T越大,表示各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越大;反之,T越小,表示各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越小。接著對錫爾指數進行一階分解,就可以將甘南州總體差異分解為區域內差異和區際差異及他們各自對總體差異的影響,其公式為:
上式中為第區域內第子區域的GDP占甘南州總區域GDP的比重;為第區域內第子區域的人口數占甘南州總區域人口數的比重;為區域間的錫爾指數值,代表區際經濟差異;為區域內部的錫爾指數值,代表區域內部差異。通過計算可以得出甘南州1999―2014年的錫爾指數值,圖2。
通過圖2,總結以下三點。第一,甘南州區域經濟總差異總體上呈現縮小的的特征。在表2中從1999―2001年,區域經濟總差異擴大;到2006年,經濟差異保持下降上升的徘徊,但總體還是以下降為主。這說明近幾年甘南州的經濟發展有所改善,經濟差異在縮小。第二,甘南州較發達區、一般區、欠發達區三大區域內部的經濟差異不斷縮小并趨同,在2006年之前,三大區域內部的差異還是很大,較發達區與其他兩個區域的內部差距很大,但是2006年之后較發達區內部經濟差異迅速縮小,最終三大區域保持低位,并趨同發展。第三,甘南州三大區域之間的差異很大,并影響著總體差異的趨勢。在2006年之前區域之間差異拉大,從2006年之后迅速下降。但是區域之間的差異還是影響著總體差異。
五、甘南州旅游產業對經濟發展差異的實證分析
(一)甘南州旅游產業和區域經濟發展的現狀
通過引用經濟密度(經濟密度=地區生產總值/行政區劃面積)和旅游收入指標分析區域差異特征,反映經濟活動效率。可以看到甘南州旅游收入快速上升,但是在2008年由于受到汶川地震的影響,旅游收入大幅減少,之后還是保持高速的增長。從增長速度看,近幾年甘南州的旅游收入增長速度基本保持在30%左右,并且這一速度還在保持。這說明甘南州近幾年大力發展旅游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發展很樂觀,但是旅游收入的總量還是很小。從甘南州經濟密度看,從1999年來經濟密度快速增長,經濟密度波動區間在[3.11,27.09],平均經濟密度為10.24萬元/平方公里。雖然甘南州經濟密度快速上升,但是波動區間值還是比較小,平均經濟密度值也很小。
(二)甘南州旅游產業對經濟發展差異的分析
1、chow突破點檢驗分析
Chow突破點檢驗是鑒別給定時間點下是否發生轉變的一種方式。該方法將數據分割成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子集,分界點就是檢驗是否已發生結構轉變的時點。檢驗時,考察的方程應分別擬合于每個子樣本,加總每個子樣本的殘差平方和從而得到無約束的殘差平方和,然后在用方程擬合于所有樣本觀測值,得到有約束的殘差平方和。最終得出F統計量和LR統計量的值。由于本文存在一個時間分界點,因此設定公式如下:
其中是整個樣本估計的殘差平方和,是第個子區間的殘差平方和,為觀測值,為方程參數個數。因此對甘南州的突破點檢驗假設設定為:
原假設:2009年不是突破點
備擇假設:2009年是突破點
從而得到假設檢驗值,見表3。
通過檢驗值結果我們可以看出,甘南州F統計量值為10.383,概率P值為0.0024;對數似然值為16.072,概率P值為0.0003,這些統計量的P值均小于5%的顯著性水平,可以得出拒絕原假設,即接受2009年是突破點的假設。這也證明了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帶來的效果。同時也能看出,由于甘南州的地理條件相對于青藏高原地區能好些,因此甘南州素有 “小”之稱。同時豐富的旅游資源和旅游區的大力開發,以及交通基礎設施的逐步完善,從而吸引了很多游客的到來,旅游收入逐步增加,旅游產業也得到了發展。
2、甘南州旅游產業對經濟發展的差異分析
為了反映不同階段、不同區域旅游產業對經濟效率的影響,我們引入一個虛擬變量來反映不同階段旅游產業的發展情況,本文選用虛擬解釋變量模型來分析甘南州旅游產業對經濟發展拉動的差異,原因是屬性變量更能突出其差異性。我們將虛擬變量取值為0和1做為屬性變量,一般用D表示,當虛擬變量取值為0,表示某種屬性不存在;當虛擬變量為1,表示某種屬性存在。
我們以2009年為分界點,然后設定虛擬變量。
最終得出虛擬解釋變量的具體分解表和模型結果表,見表4、表5。
根據虛擬變量模型分解表和結果表,我們可以得出:虛擬解釋變量模型的擬合度都較高,且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因此可以針對模型的結果進行分析和說明。從分析結果得出,甘南州的旅游產業在2009年及以后得到了很好的提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也占比加大,從而能夠促進經濟的發展。從時間上看,甘南州的旅游產業拉動經濟的效果在2009年及以后顯著加強,這主要得益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通過比較系數,甘南州旅游產業對經濟的拉動作用由2009年以前的0.34上升到2009年及以后的0.74,說明經濟的拉動作用還是很明顯。由于甘南州海拔較高,擁有豐富的草地資源,與四川、青海接壤,位于青藏高原邊緣,比青藏高原內部的交通位置和氣候條件相對來說好些,還有甘南州位于絲綢之路經濟帶上。從區域角度看,就旅游產業而言,甘南州旅游產業對經濟的帶動作用系數是0.74。可以看出2009年及以后的影響作用還是很大,比2009年以前高出了很多百分點。但是由于之前錫爾指數的分析,甘南州的區域差異還是很大,以及少數民族聚居分散,氣候寒冷,交通不便、農村收入少。這些都限制了甘南州經濟的發展。因此甘南州要進一步開發旅游資源,同時對各區域要進行合理的配置。
六、結論
通過以上對甘南州經濟差異空間演變的分析和甘南州各區域的差距分析,以及分析旅游產業對甘南州的經濟帶動作用。我們可以總結以下幾個結論:第一,甘南州一市七縣自1999年以來經濟平穩發展,各市縣的區域差距在不斷縮小,這說明甘南州的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效果。但是通過把甘南州劃分成三個區域,即經濟較發達區、經濟一般區和經濟欠發達區,我們可以看到雖然總差異在不斷縮小,但是影響區域差距的主要原因還是區域之間的差距。因此甘南州在發展整體經濟的同時,還是要利用各區域的優勢,縮小各區域的差距,從而帶動整個甘南州經濟的發展。第二,具體從旅游角度分析,我們同樣看到甘南州旅游收入近幾年得到了明顯提升,通過引用虛擬變量,我們得出2009年為經濟發展的突破點,同時通過建立模型,得出2009年及以后的迅速發展。但是由于受到各種條件的限制,很多的潛力還未開發,因此甘南州要加大力度開發旅游產業,助推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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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旅游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研究趨勢
[中圖分類號]F59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372(2013)03-0050-06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旅游產業經過了三十多年的發展歷程,已經從最初單純的政府外事接待部門、單一機構發展成為包括食、住、行、游、購、娛等門類齊全的綜合性產業,2011年我國旅游總收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達4.77%,旅游產業地位不斷提升。然而,長期以來,我國旅游產業在快速發展取得良好效益的同時,所出現的產業結構失衡、產業結構效益不佳等問題,嚴重阻礙了我國旅游產業的持續、快速和穩定發展。事實上,旅游產業結構優化、產業轉型發展等一系列問題已引起政府、業界和學界廣泛關注。早在1986年國家“七五”社科重點研究課題《中國旅游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報告綱要》中就已經明確指出,“旅游業作為一個大的系統工程,只有優化結構,才能更大地發揮功能,提高其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形成良性循環的發展機制”[1]。2008年,全國旅游工作會議確定我國旅游業發展的中心任務是“轉型升級”,國家“十二五”規劃提出“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的戰略部署,黨的十進一步提出必須以改善需求結構、優化產業結構為重點,著力解決制約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點結構性問題。因此,旅游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與升級將是我國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面臨的重大課題。本文通過分析國內旅游產業結構相關研究文獻,對我國旅游產業結構領域的重要問題和研究方法進行系統梳理,回顧當前我國旅游產業結構研究現狀、研究領域和研究特點,進而提出我國旅游產業結構的研究重點和研究趨勢。
二、旅游產業結構概念與內涵研究
旅游產業結構是指旅游經濟各部門、各地區、各經濟成分及經濟活動各個環節的構成與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關系[2]。一般而言,旅游產業結構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前者指的是旅游產業內部各產業部門間以及旅游產業與相關產業部門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和相互制約的關系;后者是指以食、住、行、游、購、娛為核心的旅游產業內部各大行業間的經濟技術聯系與比例關系[3]。旅游產業結構也反映了稀缺旅游資源的配置問題,表現為旅游勞務在不同旅游部門之間進行的與一定旅游需求包括潛在旅游需求和實際旅游需求相適應的分配,分配的直接結果形成旅游要素存量在不同部門間的組合,即旅游產業結構[4]。它既包括旅游產業各要素在規模上的比例關系,也包括各要素之間投入產出的關聯關系,分別用以反映旅游產業結構量的內容和質的特點[5]。同時,旅游產業結構是一個動態的概念,旅游產業的不斷發展使得旅游產業結構不斷合理化和高級化[6]。在現代旅游經濟增長過程中,旅游產業結構反映一個地區旅游經濟的發展方向和發展水平,制約著旅游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水平[7],因而旅游產業結構對于區域旅游增長影響重大。根據對旅游產業結構的要素分析,旅游產業具有較強的關聯性,旅游產業不僅僅包括為旅游者提供旅游產品的旅游景區、飯店、旅行社等,還與交通、園林綠化、制造業等部門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使得旅游產業界限的確定成為一個難題。旅游產業邊界的模糊廣泛性,使旅游產業結構構成要素的確定也呈現出一種不明確性。馬波[8]認為在研究旅游產業地位及旅游產業內部結構時應采用宏觀經濟分析方法,對旅游產業整體發展的思考必須從全球、全國或地區社會經濟的背景出發。張濤[9]將旅游產業流行的新舊三大支柱產業說和新舊四大支柱產業說進行比較,分析旅游業內部支柱性行業構成。楊振之、陳謹[10]將旅游產業結構分為基礎要素和提高要素。張立生[11]依照旅游產業結構內在規律將旅游產業劃分為基礎層次產業、中間層次產業和核心層次產業三個層次,并分析它們彼此間的演進規律,提出旅游產業部門結構演進的三種結構模式理論。馬波[12]從產業結構和產業組織的角度分析旅游產業發展現狀,點出當下資本要素、技術要素在旅游產業總要素中的比重逐步提升,導致旅游產業鏈條拉長,對旅游產業的結構產生影響。盡管眾多學者對于旅游產業結構構成要素有不同的結論,但都認識到旅游產業結構要素的強關聯性,旅游六要素(食、住、行、游、購、娛)是旅游產業結構的主體。
三、旅游產業結構測度方法與模型
旅游產業是整個國民經濟產業中重要的一部分,適用于國民經濟產業結構研究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適用于旅游產業結構的研究。旅游產業結構優化方法論及其實證方面的研究,國內學者多借鑒產業結構論、系統論、運籌學理論等中的方法,結合旅游產業的特性進行分析。在旅游產業結構測度研究中較常使用的方法有偏離-份額分析法、投入-產出分析法、灰色關聯分析法、區位熵、集中度等。研究方向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旅游產業結構灰色關聯模型
旅游經濟系統是一個經濟關聯性很強的復雜動態系統,其發展不僅與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狀況相關聯,且與旅游相關產業的發展緊密聯系,這就使得界定旅游產業的全部關聯因素及因素間的作用機制變得較為困難。為有效分析各類因素間的作用機制,研究者將旅游產業整體看作是一個灰色系統,運用灰色系統理論有效測度旅游產業結構的關聯度。運用灰色關聯分析法探討一定地域內的旅游產業結構是現在應用較為普遍的一種方法。在中國知網上檢索帶有“旅游產業”和“灰色關聯分析”詞語的旅游學科類文獻,可查到有效文獻約為1500篇,其中碩博士論文達700篇,可見運用灰色關聯分析法對旅游產業結構進行研究是目前較為成熟的分析方法。王淼[13]較早將灰色系統理論用于旅游產業結構分析中,其運用灰色系統理論定量分析江蘇省大旅游產業結構狀態及發展趨勢,并對旅游產業結構調整提出一些思路;陳雪瓊、任曉春[14]運用灰色系統關聯度分析法,對福建省旅游產業結構進行動態分析,提出優化建議;蘇林寧、謝新麗等[15]運用灰色絕對關聯度、灰色相對度和灰色綜合關聯度分析判斷影響區內旅游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指出旅游產業結構發展的一般趨勢就是結構合理化和發展高級化;廉同輝[16]通過對黃山、九華山景區旅游產業結構關聯度的實證分析,比較二者的差異,提出完善旅游產業結構協調性等建議。
(二)旅游產業結構效益測度分析
目前旅游產業結構效益的研究較為常見的方法是運用偏離-份額分析法(SSM)。偏離-份額分析法是一種國內外區域經濟和產業結構分析普遍使用的方法。該分析方法是將某一特定區域在一定時期內經濟總量的變動分為區域增長量、產業結構分量和競爭分量這三個分量,以此評價區域經濟結構的優劣和自身競爭力的強弱,說明區域經濟發展和衰退的原因,找出區域具有相對競爭優勢的產業部門,進而確定區域未來經濟發展的合理方向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原則,具有較強的綜合性和動態性。較早將偏離-份額分析方法應用于旅游研究領域的是潘景勝、王淼,評價上海國際旅游產業結構現狀,根據計算結果給出提高上海國際旅游產業結構效益的建議對策[17];楊新軍、馬曉龍[18]等運用SSM分析法分析陜西省旅游產業結構現狀,并指出SSM法在旅游創匯部門產業結構分析中的應用效果;汪惠萍、章錦河[19]運用該方法對黃山市旅游產業結構進行評價,并提出優化對策;康傳德[20]對青島市旅游產業結構現狀進行分析并給出諸如加強旅游資源開發及區域整合、塑造旅游精品工程等發展對策;葛軍、劉家明[21]綜合運用靜態、動態偏離-份額分析法對廣東省國際旅游產業結構及競爭力進行分析,提出針對不同相關部門的發展狀況,應采取不同的優化調整策略。張明磊[22]、付崗[23]、劉月皓[24]、張曉明[25]、鄭平[26]等分別運用SSM分析方法對云南、四川、山東、秦皇島、西安、廣西等地進行分析,并根據分析結果,結合各地狀況,提出旅游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相應建議。除上述普遍從產業效益角度對旅游產業結構進行評價分析外,楊勇[27]、李文靜[28]嘗試從產業角度、結構紅利角度結合偏離-份額法分析旅游產業內部產業結構變遷與旅游產業發展水平和旅游產業潛力的關系。
(三)旅游產業關聯及其波及效應
旅游產業不僅產業內各行業緊密聯系,旅游產業與其相關的產業部門也具有較強的關聯,可以說旅游是一個錯綜復雜的經濟活動。研究旅游產業結構時,為有效分析旅游產業與其他產業之間的結構關系,得出旅游產業對國民經濟的推動效應、經濟貢獻,常使用投入-產出分析法。投入-產出分析法又稱“部門聯系分析法”或者“產業關聯法”,它主要以均衡理論為基礎,通過建立投入產出表和投入產出模型,量化分析旅游產業結構,定量測度出旅游產業的產業關聯和產業波及效應。閆敏[29]通過比照分析《1992年中國投入-產出表》,按照旅游研究的需要重新進行了行業劃分,得出中國旅游業的直接投入結構和完全投入結構,并論證在發展中國家的特定階段旅游業并非“投資少、見效快”的產業的觀點。戴斌、束菊萍[30]從產業供給和產業關聯的視角,結合投入-產出表分析北京市旅游產業結構,指出該地區旅游業的前向關聯度與環向關聯度較弱,中間需求率偏低的現象。喬瑋[31]側重于從經濟效應的基點出發,用投入產出模型分析旅游產業與其他行業以及內部各行業的關聯對上海經濟的影響。王麗、石陪基[32]通過對甘肅省旅游業投入結構、產出結構、感應度與感應度系數等指標的分析,探討甘肅省旅游業與其他產業之間的關聯程度。盧璐、宋保平等[33]運用投入結構、產業結構、中間需求等指標測度中國旅游產業,定量分析中國旅游業與國民經濟其他產業之間的前向關聯關系和后向關聯關系,指出在國民經濟中旅游產業對其他產業的拉動作用大于推動作用。張吉林[34]提出為準確衡量旅游產業與社會經濟的貢獻程度以及其產業關聯度,投入-產出理論的應用研究有待于進一步深化。馬儀亮[35]從經濟學原理內核出發,提出強化各級旅游與統計部門的協調合作,擴大推廣旅游衛星賬號核算方法,在此基礎上調整投入產出表的流量矩陣,使投入產出數據分析更加合理和客觀。根據以往研究可知,將投入-產出分析法應用于旅游產業關聯及波及方面的研究是較為廣泛的,得到的相關結論也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指導意義。然而該方法用于分析旅游產業關聯這種復雜現象,有時會由于對投入-產出方法只是單純在片面、靜態理解的基礎上的運用而致使出現一些錯誤,因而投入-產出法有待于進一步的理解和更加合理、科學地結合旅游產業結構特點進行分析和應用。
(四)旅游產業結構綜合測度研究
除運用單一的分析方法對我國或者一定地域的旅游產業結構進行分析、提出優化建議之外,部分文獻還基于產業經濟等理論運用多種方法對旅游產業結構進行分析。吳錚爭[36]將旅游產業結構的優化與產業結構的動態研究規律聯系起來,采用比較分析法、偏離-份額分析法、灰色關聯分析法從內部結構、結構效益、結構關聯性三個方面分析西安國際旅游產業結構的演化趨勢和優化現狀;黎美洋[37]運用偏離-份額法、效益指數法、差異比較分析法及旅游產業協調發展指標等相關分析法,對四川省旅游產業結構的不合理化進行了測算分析和驗證;王松茂、何昭麗等[38]在對新疆國際旅游產業結構分析時運用了偏離-份額、灰色系統關聯度以及絕對集中度指標等方法;楊琴、王兆峰[39]試圖根據產業結構與技術創新的互動機理,分析技術創新對旅游產業結構的作用,探討湖南省旅游產業結構升級的對策;崔振興[40]在產業組織結構和可持續發展等相關理論和方法的指導下,運用區位熵、系統熵、偏離-份額等方法量化分析陜西省產業結構可持續發展的水平和效果;張佑印、顧靜[41]利用區位熵、產業集中度指數和產業結構變化指數以及產業結構變化方向四個理論模型,闡明我國不同區域旅游核心產業之間的變化及差異;廖濤[5]運用發展經濟學中分析生產力結構的定量分析法,從理論上提出旅游產業的構成比重、結構變動指數及結構生產力系數的計算方法;此外莊小麗[42]、劉水良[43]、張廣海[44]、甘永萍[45]分別在對湖北、張家界、山東、廣西的旅游產業結構分析時綜合采用了灰色關聯分析法、偏離-份額分析法、專業化指數等研究方法。綜合運用計量、產業經濟學等多種分析方法對旅游產業結構進行分析和測評,使所得結果更加客觀和科學,更具現實指導意義。目前用于旅游產業結構定量測評分析的方法除常見的灰色關聯分析法、偏離-份額分析法、投入-產出分析法這些基礎產業結構分析方法之外,國內學者也試圖將效益比較分析法、效益指數分析、區位熵、產業集中度指數、產業結構變化指數、生產力系數等計量方法運用到旅游產業結構的研究中,對國家、區域旅游產業結構的科學測算和評價進行了積極有益的探討。
四、旅游產業結構優化與應用研究
(一)旅游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旅游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是實現旅游資源要素有效配置的重要途徑,是促進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的關鍵。旅游產業結構優化是在產業的動態發展過程中達到旅游產業之間的協調、產品供求結構的相對均衡,進而實現生產要素在部門之間的優化組合和對全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46]。隨著旅游經濟規模擴展帶來的資源要素在旅游產業各部門之間的配置和再配置,從而使得旅游產業部門結構出現合理化、高級化現象。旅游產業結構合理化是指旅游產業內部保持符合產業發展規律和內在聯系的比例,保證旅游產業持續、協調發展,同時促使旅游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加大,保證旅游產業與其他產業協調發展。旅游產業結構高級化是指在旅游產業內部協調發展條件下,新興旅游景點和服務設施迅速發展,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傳統旅游產業的技術水平不斷提高,旅游產業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不斷提高的過程[47]。目前我國旅游產業優化主要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未能合理化,主要表現在旅游業的六大要素未能協調發展;二是未能進一步高度化,主要表現在六大要素的每一要素內部未形成完善的體系[48]。旅游產業與國民經濟中的許多產業部門高度相關,在旅游產業發展過程中,產業結構存在空間上的差異性,使得旅游產業結構的調整較為困難。事實上,在旅游產業高級化的工程中,沒有統一的發展模式和放之四海皆準的“標準配置”[49]。
我國學者結合旅游經濟發展和旅游產業結構調整等問題,對旅游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進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討。陳仙波[50]基于需求與供給理論的運用分析,闡述了發展中國家旅游產業結構的特征,指出旅游產業結構優化的重要性,探索其優化模型與優化措施。郭勝[51]、高維忠[52]分別探討了我國旅游產業結構優化的途徑、目標和措施。隨著我國各省市紛紛提出旅游產業調整與優化升級的目標,旅游產業結構優化研究表現出由國家層面向區域層面轉移的趨勢。顧朝林等[53]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量化分析江蘇省旅游行為特征、旅游產業結構、旅游空間結構,指出江蘇省處于產業結構明顯轉型期,強調產業優化的重要性;李剛[54]對遼寧省的旅游產業結構特征進行了分析,指出其產業結構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以期促進遼寧省旅游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宋靜[55]針對重慶市旅游產業結構具體情況,評述重慶旅游產業結構可持續發展的優化;任建華[56]在分析河南省旅游產業結構現狀的基礎上提出相應優化建議;馬勇[57]、王迪云[58]、吳冬霞[59]、單珍[60]等分別對福建、南岳旅游區、廣西、浙江等地旅游產業結構現狀及其優化政策進行了闡述。以上學者都是通過分析一定區域內旅游產業結構的現狀、確定旅游產業結構評價指標,進而得出該地區旅游產業結構的優化對策及發展路徑。
(二)旅游產業結構調整政策
我國旅游產業結構調整仍然表現出很強的政府推動型特征,產業政策仍然是影響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因素。研究認為,除了區位條件、資源基礎、開發環境等因素,產業集聚、產業融合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我國旅游產業區域結構優化的進程。王兆峰、楊衛書[61]從微、中觀層面,基于演化經濟學的動態視角、系統學的耗散結構角度,構建了旅游企業與產業結構變遷過程的演化模型,提出旅游產業集群在推動旅游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升級方面的作用。麻學鋒[62]借鑒價值鏈和系統論的理論,分析旅游產業結構升級的動力機制與動態演化,建議旅游產業結構優化應遵循升級軌跡進行系統自適應的調整。王云龍提出旅游產業結構概念模型和運行模型,指出旅游產業結構變動的因素、產業結構演進的動因。李峰認識到旅游產業融合是旅游產業結構升級演化方面的重要動力來源,探討了旅游產業融合對旅游產業結構升級的動力機制。生延超在構建多部門經濟模型的基礎上,測度出旅游產業結構變動對旅游經濟增長的貢獻。值得注意的是,區域發展不均衡是我國旅游產業結構面臨的現實問題,國家政策扶持和措施實施在顯著改善旅游市場、投融資等產業發展環境的同時,地區間絕對差異的擴大仍不容忽視。以上學者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旅游產業結構升級動力機制、動態演進等空缺,對于今后相關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五、研究述評及展望
近年來旅游產業結構日益成為我國學術界和旅游產業管理與政府決策部門的關注焦點,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我國旅游產業的快速發展有關。隨著我國旅游產業的地位提升與深入發展,旅游產業發展效率和質量亟待提升,旅游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和發展方式轉型已迫在眉睫,對旅游產業結構進行研究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不斷凸顯。通過梳理我國旅游產業結構的相關研究成果,可以發現:第一,研究內容日益多樣,部分領域相對不足。我國旅游產業結構研究領域不斷拓展,呈現出理論分析、方法研究及應用對策研究等成果逐年增多的態勢。同時,研究普遍認識到當前我國旅游產業結構存在不合理性,優化產業結構實現旅游產業的升級是旅游業持續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但旅游產業結構的影響因素、作用機理等方面的研究相對滯后,與我國旅游產業發展有些不吻合。第二,研究范式較為成熟,研究視角需要拓展。縱觀國內研究,絕大多數采用“分析發展現狀—提出存在問題—給出優化建議”的研究范式。研究側重旅游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政府機制作用、地區發展政策措施的制定,而從旅游產業市場機制自身調節和產業可持續發展的角度探討旅游產業結構升級優化的明顯不足,較少結合旅游產業集聚、城市化發展等視角進行綜合探討。第三,研究熱點相對集中,理論體系尚需完善。目前旅游產業結構研究的優化理論和方法測度主要集中在合理化和高度化兩個方面,大多借鑒產業經濟、區域經濟等領域較為成熟的公式或基礎理論,缺乏結合旅游產業特殊性對這些公式和方法進行的調整和改良,分析手段較單一,比較分析方法的使用較少,缺乏創新實證研究,旅游產業結構量化分析方法與理論體系有待進一步的深入探討。
綜合看來,盡管我國旅游產業結構研究在內容、方法和理論方面取得長足的進展,但旅游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優化仍是今后的研究重點:首先,重視旅游產業結構理論體系的構建。深入探討旅游產業結構的概念、構成要素、劃分等基礎理論,在借鑒相關學科理論與方法的基礎上,結合旅游產業特性,完善旅游產業結構評價體系、評價模型與測度方法研究,還應加深對旅游產業結構水平提升的動力研究,注重將區域旅游產業結構與旅游產業集聚、產業融合、區域經濟、城市化等相結合進行綜合分析。其次,重視旅游產業結構優化機理的研究。在定量研究中,旅游產業結構研究往往關注結構要素之間的關聯、產業影響和效益分析,旅游產業結構影響機制、旅游產業結構優化的作用機理方面的研究明顯不足,對旅游產業發展的現實指導價值較小,因此,旅游產業結構調整機制、優化機理將會是今后關注的重要領域。再次,重視旅游產業結構優化政策的研究。旅游產業的發展不僅要重視經濟效益,同時也需重視產業可持續發展、社會和環境效益,注重與其他產業的經濟關聯分析,注重旅游產業發展的規劃研究等。對旅游產業發展進行科學規劃和政府政策正確引導是避免產業結構失衡、實現產業結構合理發展的重要前提和推動力量。區域政府應正確發揮其引導和服務職能,防止盲目干擾旅游產業發展,盡量為旅游產業發展提供有利條件,促使旅游市場機制發揮出調節產業發展、優化產業結構的主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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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旅游衛星賬戶;發展;方法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07)07-0011-08
旅游衛星賬戶(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經歷了20多年的發展,已經成為各國普遍認可的、科學的旅游統計系統,并以此為基礎,發展出基于旅游衛星賬戶的經濟分析。中國的旅游衛星賬戶肇始于2003年到2005年的江蘇省區域旅游衛星賬戶的編制。2005年,浙江省也編制了自己的區域旅游衛星賬戶。現在,部分旅游城市正在探索性地討論編制城市旅游衛星賬戶的可能性。
本文將著重理清旅游衛星賬戶發展的脈絡,說明旅游衛星賬戶的核心方法,初步討論編制區域和城市旅游衛星賬戶需要考慮的問題。
1 旅游衛星賬戶的發展
在加世紀最后的20年,旅游衛星賬戶從一個學術概念發展成為現實的旅游統計系統。在這個過程中,三個國際性組織和一個國家對旅游衛星賬戶的發展貢獻良多,他們是世界旅游組織(UNWTO)、經濟合作組織(OECD)、歐盟統計處(Eurostat)和加拿大。
旅游衛星賬戶的發展可劃分為三個階段:概念發展階段、探索階段以及融合與深化階段。下面將分階段記述旅游衛星賬戶的重要文獻和研究成果。
1.1 概念發展階段:20世紀80年代
關于旅游衛星賬戶概念的討論始于20世紀80年代。在這之前,旅游統計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旅游本身的定義方面。1963年聯合國召開的國際旅行與旅游大會最終確定了國際通行的定義,包括國際游客(visitor)、國際旅游者(tourist)和國際一日游游客(same-day visitor)。三者之間的聯系是,國際游客包含國際旅游者和國際一日游游客。其定義如下:
國際游客指離開其慣常居住地到別國,并不以賺取酬勞為目的的任何人。國際游客包括國際旅游者和一日游游客(當時稱短途游客,excursionists)。國際旅游者指在別國至少停留24小時以上的國際游客,目的包括休閑、商務、家庭、公務、會議(UNWTO,1981:5)。
在1978年,聯合國出版了《國際旅游統計臨時手冊》。1963年確立的這些基礎概念都被采納,從而奠定了旅游統計的基礎。1994年世界旅游組織確立的關于旅游的定義系統,也是在這些定義的基礎上產生的。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世界旅游組織就在推動旅游衛星賬戶發展方面扮演了積極的角色。1983年,世界旅游組織就發表了一個報告,強調旅游產業在全球范圍內的重要性,以及它與經濟、社會的相互影響和依賴。報告建議將旅游作為一個產業直接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這個建議并沒有被聯合國采納,原因在于,旅游產業被普遍認為是不同于傳統產業的特殊產業。但是這個報告宣告了旅游統計發展的新方向,它論證了旅游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的重要性,強調旅游統計要與國家統計系統相銜接。
忒勒特(Teillet,1988)在1988年討論了通過修改國民經濟賬戶體系評估特殊行業的可能性。他專題討論了與旅游相似的教育行業。他強調國民經濟賬戶體系需要顯示各種行業的資金流動情況,以便為管理提供依據。同時,他建議衛星賬戶應包含一些非貨幣數據,例如產業的就業規模、固定資產等。雖然他沒有直接去討論旅游衛星賬戶,但這些觀點對旅游衛星賬戶都有直接指導意義。
1.2探索階段:20世紀90年代
宣告這一階段開始的標志是加拿大旅游衛星賬戶的草案和經合組織的旅游經濟賬戶手冊。另外.還有一個事件對旅游衛星賬戶有重大影響,它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1993(SNA’93)的頒布。
1991年世界旅游組織在渥太華召開了一個題為“旅行與旅游統計”的國際會議。世界旅游組織強調,旅游信息系統必須與國民經濟賬戶體系相結合,旅游衛星賬戶是旅游信息系統發展的現實途徑。同時,與會代表同意,國際通行的“旅游”的定義必須符合如下標準:1.全世界通用,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2.定義應簡單、明確;3.嚴格地以滿足統計的需要為目標;4.與現行的國際標準和分類相一致,這里就是與國民經濟賬戶體系以及國際工業分類體系相一致;5.定義應簡單而且可測量(UN&UNWTO,1994:3)。
在1991年以前,經合組織、世界旅游組織、法國、加拿大都了與旅游衛星賬戶相關的報告。這些報告有兩個特點:1.都建立在投入產出表框架的基礎上;2.都局限于旅游特征產業方面,即僅研究飯店、旅行社等直接與旅游相關的產業。法國被認為是建立了第一個旅游衛星賬戶體系的國家,但是,法國并沒有向世界公布法國旅游衛星賬戶的結構、內容和結果。因而,加拿大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一個旅游衛星賬戶的者(Lapierre,et al,1991)。
從1987年開始,加拿大國家旅游數據工作委員會(The National Task Force on Tourism Data)要求加拿大統計局發展加拿大旅游衛星賬戶。加拿大統計局于1991年在渥太華會議上宣讀了小組研究報告,掀開了旅游衛星賬戶的新一頁,題目是“衛星賬戶與旅游信息系統”。這被認為是第一部對外公布的國家旅游衛星賬戶(Smith,2000)。
1993年,聯合國了國民經濟核算體系1993版(sNA’93)。在這個體系構架內,所有的獨立產業都是從供給的角度加以定義的,即生產相同產品或者提供相同服務企業的總和被定義為一個產業。例如,農業企業都生產農產品,那么凡是生產農產品的企業都屬于農業生產部門;民航業提供民用航空運輸服務。然后再以投入產出矩陣為框架,具體描繪了各種產品對生產情況以及在各個產業部門之問的資金流動情況。
可是,從供給的角度,旅游企業并不生產同一種產品或同一種服務。飯店總體上提供以住宿為核心的服務,旅行社提供的是一種綜合服務,旅游車船公司則向旅游者提供交通運輸服務,等等。顯然,所謂旅游企業提供的服務并不相同。因此,在SNA’93的體系內,旅游不被認為是一個獨立的產業部門。
SNA’93考慮到了旅游業的特殊情況,它建議了兩種方法來測度旅游業。一種方法是,修改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在每個與旅游相關的產業和產品下都細分出旅游子目錄,然后分別做相應的評估。例如,在航空業、交通業等行業下都分出旅游子目錄,分別統計后進行累加。這種方法的好處是,將旅游列入 了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可以直觀地看到旅游在各產業中的比重;然而這種方法破壞了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完整性,改變了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基本結構。另一種方法是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相對獨立的結構體系,專門評估旅游產業的規模。后一種方法被普遍認為是唯一切實可行的辦法,因為它對整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不做任何修改,同時運用其中的相關數據,實現對旅游產業規模的評估。使用后一種方法,形成的建立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上的附屬體系,就稱為衛星賬戶。
因而,旅游衛星賬戶與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有著同構的特點,衛星賬戶是對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補充與完善。正是衛星賬戶與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這種親緣關系,使得衛星賬戶的結果可以拿來與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結果進行比較;具體地說,有了旅游衛星賬戶,旅游產業就可以同農業、建筑業、制造業以及服務業等其他產業進行比較,明確旅游業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具置。旅游衛星賬戶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補充賬戶的方式被寫入SNA’93。這成為旅游衛星賬戶發展的強心劑,從此很多國家和國際組織都投入到旅游衛星賬戶的研究和探索中來。
1994年世界旅游組織出版了《旅游統計建議》(Recommendations on Tourism Statistics)以及《旅游活動國際標準分類》(The Standard InternationalClassification of Tourism Activities,簡稱SICTA)。前一,個文件是對1991年渥太華會議以后在旅游相關定義方面研究成果的總結,正式提出了一整套國際通用的定義。這一定義系統一直沿用至今(UN &UNWTO,1994)。
1999年,作為對多年研究探索的初步總結,世界旅游組織出版了《世界旅游組織旅游衛星賬戶:概念性框架》(UNWTO 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TSA):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經合組織也大大推動了旅游衛星賬戶體系的發展。經合組織在這方面的嘗試始于1991年。該組織了旅游經濟賬戶手冊(Manual on TourismEconomic Accounts),并在成員內部推行。旅游經濟賬戶(Tourism Economic Accounts,簡稱TEA)是最早的度量一個國家的旅游產業規模的系統之一。這個系統與后來的旅游衛星賬戶的主要區別在于,旅游經濟賬戶局限于所謂的旅游特征產業,即與旅游有直接關系的產業,如飯店、旅行社、民航、交通等。而旅游衛星賬戶則還要考慮到所有與旅游者消費有關的產業,如汽油、服裝等的零售、文化消費等等,并不局限在傳統認為的旅游特征產業。同時,經合組織始終堅持從服務于政策咨詢的角度完善這一系統。
從1997年開始,經合組織開始建議其成員國從旅游經濟賬戶系統向旅游衛星賬戶系統轉變。經合組織接受了旅游衛星賬戶的合理性和可行性。1999年經合組織旅游委員會自行編制完成了新版本的旅游衛星賬戶以及旅游就業測算方法,并在2000年出版了《經合組織旅游測算方法》(Measuring the Role 0f Tourism in OECD Economies)。這個手冊說明了經合組織推薦的旅游衛星賬戶的方法以及16個成員國在編制旅游衛星賬戶方面的經驗,這些國家包括走在世界前列的加拿大、法國、澳大利亞、英國、美國、西班牙,等等(OECD,2000)。
歐盟統計局也很關注旅游衛星賬戶的發展。它更關注旅游統計方法與地區經濟發展的結合。1995年,歐盟統計局也作了專項研究,討論旅游的產出和供給在一個具體區域的平衡問題。
正是以上三個國際組織最終促成了旅游衛星賬戶方法的融合。
就國家而言,對旅游衛星賬戶貢獻最大的是加拿大。加拿大1991年對外公布了第一個國家旅游衛星賬戶的構想,1994年對外公布了第一個國家旅游衛星賬戶的結果。這向全世界宣布旅游衛星賬戶從一個概念發展成為一個切實可行的統計系統。加拿大還發展出了一套適合旅游衛星賬戶需要的數據收集體系,即旅游者調查體系,國際游客和國內游客在一個游程中停留的所有省、市都被記錄下來,在各個地區的旅游花費也被記錄下來,從而形成一個完整的、不重疊的數據體系。同時,在國家旅游衛星賬戶的基礎上,加拿大還為各省編制了省級區域旅游衛星賬戶。所有這些事實,使加拿大成為旅游衛星賬戶的先驅。
1.3 融合與深化階段:1999年以后至今
費徹林1999年在討論衛星賬戶的方法時表達了他對旅游衛星賬戶發展現狀的擔憂。世界旅游組織和經合組織都在發展自己的國家旅游衛星賬戶體系,同時這兩個國際組織都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力;但是“不能保證這兩個組織能夠在方法上達成共識”,似乎旅游衛星賬戶方法上的分歧不可避免(Frechtling,1999)。
然而,就在同一年,世界旅游組織就在法國尼斯召開了一次意義深遠的國際大會,會議的主題是“量度旅游的經濟影響”。會上,三大國際組織――世界旅游組織、經合組織、歐盟統計局同意成立一個專門工作組,來平衡各方面的需求,形成一個國際通行的旅游衛星賬戶體系。兩年以后,也就是2001年,世界旅游組織和加拿大旅游局在溫哥華召開另一次國際會議,了三個組織共同的研究成果:《旅游衛星賬戶:推薦方法框架》(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Recommende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簡稱TSA:RMF),這是現在最通行的旅游衛星賬戶版本。
這一文本標志著旅游衛星賬戶方法上的融合,一個全球統一的旅游衛星賬戶系統得以形成。
現將所有與旅游衛星賬戶有關的重要文獻羅列如下(見表1)。
在2001年以后,旅游衛星賬戶的編制成為研究和討論的重點,對旅游衛星賬戶的研究也更趨深化。例如,具體討論數據的收集(Frechtling,2005;Smith,2000)、編制的過程與經驗(shanna&Olsen,2005;Fleetwood,2005)。對旅游衛星賬戶研究的另一方面的深化是旅游衛星賬戶的區域化。例如,加拿大、法國就在國家旅游衛星賬戶的基礎上編制了省旅游衛星賬戶。
最近的一次國際會議是2005年10月在巴西召開的,題目是“旅游衛星賬戶:理解旅游和設計戰略”。很多國家在會上交流了編制國家級旅游衛星賬戶的經驗,同時也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課題,例如瓊斯教授在2005年就談到了區域旅游衛星賬戶的發展和特殊問題(Jones,2005)。
1.4 WTYC與國家衛星賬戶體系
一個頗具爭議的系統是世界旅行與旅游協會(WTTC)于1993年頒布的國家衛星賬戶體系(theNational Satellite Account,簡稱NSA)。世界旅行與旅 游協會是以世界最大旅行商的CEO為成員形成的國際組織。重要的航空公司、旅行商、酒店集團等的CEO都是這個組織的成員。因而,這個組織在經濟和政治方面都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力。國家衛星賬戶體系設立的目標是測度“旅行和旅游行業”對經濟的貢獻率。雖然,這個系統也叫衛星賬戶,但是它和通常意思的衛星賬戶有著本質的區別。首先,國家衛星賬戶測度的是“旅行和旅游行業”,而旅游衛星賬戶測度的是旅游產業。其次,國家衛星賬戶以美國的數據為基礎,以國家間的消費指數為橋梁,推算出各個國家的相應數據;而旅游衛星賬戶以投入產出表為基本結構,以當地的統計數據為基礎。另外,在旅游消費等關鍵概念的認定上,也有較大區別(WTTC/WEFA,1993;WTTC/WEFA,1996)。史密斯教授曾經從概念、結構、方法、數據來源四個方面系統論述了這兩種方法間的區別(smith,1997)。
通常,國家衛星賬戶體系關于旅行與旅游行業對經濟貢獻率的結論比旅游衛星賬戶得出的結論大很多,有的甚至是幾倍的差距。學術界普遍認為,旅行與旅游協會關于旅行與旅游行業規模、就業規模的測算,與旅游衛星賬戶相比,在方法上存在缺陷,結論上夸大事實(smith,1997;Hansen&Jensen。1996)。
但是,世界旅行與旅游協會在旅游衛星賬戶探索的初期,對旅游統計系統提出了非常好的構想,在研究上是有貢獻的。某些觀點也被世界旅游組織采納了。例如,SUV的消費是否應算入旅游者消費,這一問題就是世界旅行與旅游協會提出的(WTTC/WEFA,1993;WTTC/WEFA,1996)。
2 中國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與旅游衛星賬戶在江蘇省的實踐
2.1 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
中國的旅游衛星賬戶正在經歷本土化的過程。在討論旅游衛星賬戶本土化之前,先要討論中國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發展歷程。總體上說,中國的統計制度的發展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
第一階段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的1952年至1984年。這一階段采用的是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即MPS體系。它源自社會主義陣營的前蘇聯,是當時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下的歷史產物。它適應了當時社會的經濟基礎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需要,為我國開展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為科學的計劃經濟管理發揮了重要作用。第二階段為1985年至1992年。在當時我國國民經濟的管理是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一主導思想的背景下,這一時期,MPS和SNA兩種核算體系共存。國民經濟核算工作既要考慮有計劃指令為主導方面所需要的指標體系,又要兼顧有市場調節為輔所需要的數據資料,以適應我國經濟體制的發展變化過程,以滿足國民經濟發展和黨政決策部門的需要。在這一階段,我國統計工作者與經濟、理論、教育工作者密切合作,研制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能夠把兩種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相互轉換的《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試行方案)1992年》,并付諸實施,較好地解決了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換時期的核算問題。第三階段為1993年至今。為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取消了MPS,建立與聯合國新SNA接軌的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新版本。從1993年起,國家統計局對1992年《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試行方案)》進行重大修改,探索建立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新版本。因而,我國現行的統計制度本質上是源于SNA’93(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李強,2001)。
在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這個大背景下,發展旅游衛星賬戶在我國成為可能。
2.2 江蘇省區域旅游衛星賬戶
2001年在江蘇省旅游局的主持下,開始了旅游衛星賬戶在中國劃時代意義的實踐。2002年9月,工作組完成了《江蘇旅游衛星賬戶體系構建》,系統提出了江蘇區域旅游衛星賬戶的構想。2002年江蘇省旅游局代表李明耀在世界旅游組織召開的國際研討會上宣讀了《關于構建中國江蘇旅游衛星賬戶體系初步設想》的研究成果。這是中國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告中國正在進行的區域旅游衛星賬戶的實踐。2003年,江蘇省旅游局委托西安交大簽訂合同,委托其進行區域旅游衛星賬戶研究。2003年9月形成了《江蘇旅游衛星賬戶構成數據機構調查方案》,并報江蘇省統計局審批后實施。同年江蘇省旅游局請江蘇省社會經濟調查隊進行了有關江蘇旅游衛星賬戶結構性抽樣調查。2004年9月在國家旅游局和國家統計局的聯合主持下,江蘇省旅游衛星賬戶通過評審(江蘇省旅游局,2006a;江蘇省旅游局,2006b)。
江蘇省的區域旅游衛星賬戶的研發是在我國還沒有全國旅游衛星賬戶的基礎上進行的。他們能夠依據的資料是世界旅游組織推薦的方法框架,世界上60多個國家建立國家旅游衛星賬戶的經驗,以及加拿大、西班牙、英國少數幾個建立了區域旅游衛星賬戶國家的研究經驗。其重大難點在于,區域旅游衛星賬戶需要在一個開放的區域內研究旅游統計與評估。這也是區域旅游衛星賬戶與國家旅游衛星賬戶的巨大區別。
江蘇省的區域旅游衛星賬戶是中國第一個旅游衛星賬戶的實踐,同時也是世界上少數幾個區域旅游衛星賬戶之一。它為世界提供了一個中國樣本,為中國提供了旅游衛星賬戶的成功示范,為國家旅游衛星賬戶和其他省級區域旅游衛星賬戶的開發提供了經驗。
在此以后,浙江省、廣西壯族自治區都相應編制了旅游衛星賬戶,分別在區域旅游衛星賬戶的編制方面做了新的嘗試,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區域旅游衛星賬戶在中國的實踐。個別城市,如蘇州、大連、成都、秦皇島等都在嘗試進行城市旅游衛星賬戶的編制。區域和城市旅游衛星賬戶在中國的發展需以后作專門的論述。
旅游衛星賬戶不僅是一種統計制度,更是一種分析方法。在區域旅游衛星賬戶建立之后,如何運用旅游衛星賬戶,如何選擇分析方法成為一個課題。
3 旅游衛星賬戶方法
旅游衛星賬戶的方法簡要地可以從定義群、投入產出模型和衛星賬戶報表來說明。
3.1 定義
旅游衛星賬戶是一種統計制度,它必須以科學的定義系統為基礎。旅游衛星賬戶的定義都是建立在世界旅游組織定義體系的基礎上。世界旅游組織1995年出版了《旅游統計的概念、定義與分類》(Concepts,Definitions and Classifications for TourismStatistics),系統定義了旅游,并將旅游分為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和國內游。
旅游活動包括“人們離開慣常環境并停留在一個地方,連續不超過1年,以休閑、商務和其他目的為目的的活動”,這個定義有四重意思:首先,旅游被定義為一種活動,不是一個產業,這是因為旅游是從需求的角度來定義的;其次,旅游活動需要離開其慣常環境并停留在目的地;再次,旅游活動有個時間限 制,連續不超過1年;最后,旅游不僅包括以休閑為目的的活動,以商務為目的的活動也包括在內。
在這個定義中,慣常環境最難定義,各國也有不同的標準。2002年加拿大和西班牙就此專門成立了工作組,對世界上39個國家的情況進行了調研。他們發現,20個國家以距離作為標準,如加拿大旅行超過80公里才被認為是旅游,澳大利亞是40公里,美國是100公里。有13個國家以訪問頻率作為標準,瑞士和波蘭認為,每周都去一次的地方都屬于慣常環境。6個國家采用其他標準,如提前計劃的旅行就是旅游,或者將過夜客人都認為是旅游者,或者在節假日的出行都被認為是旅游。也有些國家采用了綜合標準,如芬蘭認為,離開慣常居住的50公里,并且不是每周都去的目的地的旅行才是旅游。
我國現有對旅游的標準是,離開慣常居住地10公里,路上花費6小時。
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和國內旅游是被普遍認知的定義,這成為組織旅游衛星賬戶的一個依據。同時,在此基礎上,又產生了新的一組定義:國際旅游(International Tourism)、國民旅游(National Tourism)和域內旅游(Intemal Tourism)。國際旅游包括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它用來描繪國際收支平衡情況;國民旅游包括出境旅游和國內旅游,它說明國內居民的旅游活動;域內旅游包括入境旅游和國內旅游,它描繪旅游者在一個區域的總花費。旅游衛星賬戶主要分析域內旅游數據,即國內旅游和入境旅游。出境旅游雖然在衛星賬戶中有反映,但主要是數據形式,沒有形成有意義的經濟分析結論。
3.2 投入產出模型
投入產出模型是一種宏觀經濟分析方法,它是SNA’93的基本框架,同樣是旅游衛星賬戶的基本框架。其基本假設是投入和產出有著平衡關系。
投入表描述不同行業對不同產品的購買行為,就是描述不同產品因消費而在不同行業間的流動。產出表描述不同行業對不同產品的生產行為。
旅游行業的特點是,從消費的角度,旅游企業既向旅游者提品,也向非旅游者提品,如酒店為旅游者提供服務,也為當地居民提供服務;從生產的角度,旅游企業生產旅游產品,其他行業也為旅游者提品。這樣就需要在投入產出表中分門別類地進行匯總。
旅游衛星賬戶中,投入表的數據來自有針對性的旅游消費調查,產出表的數據來自統計部門的商業調查。有了這兩種數據,并在投入產出模型的框架內組織起來,就是旅游衛星賬戶的數據基礎。
3.3 報 表
世界旅游組織的推薦方法框架(TSA:RMF)中的10個表和經合組織手冊中的16個表沒有本質區別。區別大體是三點,第一,經合組織的衛星賬戶沒有入境、出境、國內旅游的分類;第二,經合組織用一張表專門描述旅游者的特點;第三,經合組織的衛星賬戶分別用當前價格和基準價格來描述需求與供給情況。
下面以世界旅游組織推薦的10個表來簡單說明旅游衛星賬戶表間的關系。10個表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以投入產出模型組織需求和供給兩方面的數據。表1到表4從需求的角度分別描述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和國內旅游的消費情況,并由表4做域內旅游的匯總;表5從供給的角度描繪旅游業;表6得出旅游衛星賬戶最重要的結論――旅游增加值(Tourism Value Added)。第二部分是旅游衛星賬戶的結論部分,包括表6到表10,分別描述旅游增加值、旅游就業、旅游業固定資產、旅游集團消費(指政府為促銷發展旅游進行的消費)和一些非金錢指標。
TSA:RMF推薦的旅游衛星賬戶10個表的關系如圖2所示。
3.4 核心指標
《旅游衛星賬戶:推薦方法框架》(TSA:RMF)推薦了4個核心經濟指標,域內旅游花費(InternalTourism Consumption)、旅游產業增加值(Value Addedof Tourism Industries,簡稱VATI)、旅游增加值(Tourism Value Added,簡稱TVA)和旅游GDP(Tourism GDP,簡稱TGDP)(OECD,et al,2001)。
域內旅游花費是入境旅游花費和國內旅游花費的總和。旅游對當地國民經濟的貢獻是由域內旅游花費拉動的。因而,這是旅游衛星賬戶首要的核心指標。
另外三個核心指標既相互聯系,又有區別。
旅游行業增加值是所有旅游企業一定期間內創造的增加值的總和。這一數值不去考慮旅游企業的產品或者服務是提供給了旅游者,還是提供給了非旅游者。提供給非旅游者的產品和服務其實不是旅游產生的增加值。旅游行業的總產出減去中間花費,得到旅游行業增加值。
旅游增加值是指由于域內旅游花費而引起的增加值,它可能是旅游行業創造的,也可能是與旅游相關聯的其他行業創造的。它通過累加所有旅游者消費的產品和服務引發的增加值得到。
旅游行業既向旅游者提品和服務,也向非旅游者提品和服務。旅游者消費的產品和服務被定義為旅游消費品,非旅游者消費的產品和服務被定義為非旅游消費品。旅游領域的復雜性在于,旅游行業既生產旅游消費品,也生產非旅游消費品;旅游者既消費旅游行業生產的旅游消費品,也消費非旅游行業生產的旅游消費品。因而旅游消費對旅游行業產生的GDP有貢獻,對其他行業產生的GDP也會有貢獻。這是旅游統計、旅游貢獻率的評估難于其他行業的原因所在。
旅游GDP可以簡單地解釋為因域內旅游花費而生成的GDP。GDP是一個增加值的概念。它是一個區域內、一定時間段內,所有當地生產者創造的增加值的總和,再加上相應的稅收,減掉政府返還的補貼。從這個定義看出,GDP是由當地的生產者創造的;旅游GDP則是由當地的域內旅游花費創造的。前者是從供給角度衡量GDP,后者則從需求的角度創造了旅游GDP這一新概念。
旅游業增加值、旅游增加值和旅游GDP三者的異同可以總結為表2。
4 旅游衛星賬戶的發展――區域、城市旅游衛星賬戶
從1999年開始,旅游衛星賬戶進入了融合與深化的發展階段。2001年,國家級旅游衛星賬戶方法的融合已經完成。2001年以后,旅游衛星賬戶的發展主要有兩個方向:一個是方法本身的細化,表現為對信息收集方法、旅游衛星賬戶本身結構的討論;一個是旅游衛星賬戶的區域化,甚至城市化(江蘇省旅游局,2006a;江蘇省旅游局,2006b;浙江省旅游局,2006;潘建民等,2005)。
區域旅游衛星賬戶或者城市旅游衛星賬戶都要著重解決幾個問題:
第一,建立區域或者城市旅游衛星賬戶是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的建立為前提。因為對于衛星賬戶而言,編制旅游業相關的投入產出表是必不可少的。在我國,大多數省定期編制投入產出表;而在城市一級,大多數城市沒有編制。所以,編制區域或者城市旅游衛星賬戶前需要進行編制的可行性研究。
第二,區域或者城市旅游衛星賬戶的建立,不但要考慮如何為政府爭取資金、爭取政策、管理市場、引導企業服務,更要為地方的旅游業經營者、投資者服務。這就需要在旅游衛星賬戶的內容和結構方面提出適合區域和城市需要的、比國家級旅游衛星賬戶更加靈活的方法和結構,最終形成以旅游衛星賬戶為核心的新的旅游信息體系。
第三,區域或者城市旅游衛星賬戶的設立需要考慮整個旅游信息系統的提升。從統計數據的采集、數據的匯總與分類到衛星賬戶的編制,都要求以旅游衛星賬戶的新方法為基礎,按照其要求進行調整,甚至創新。而旅游衛星賬戶編制完成以后,基于此的經濟分析也會成為旅游研究的重大課題。
5 結 論
國家旅游局和國家統計局已經將國家級旅游衛星賬戶的開發列為近兩年工作的重點,部分省也在開展區域旅游衛星賬戶的實踐。一些城市已經就建立城市旅游衛星賬戶進行了調研。這為旅游衛星賬戶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發展空間。
關鍵詞:島嶼經濟體;旅游經濟;產業選擇;風險。
歷史上最早的島嶼旅游發生在19世紀中期的英國,隨后在歐美等國家慢慢興起。在全球化背景下海島具有發展旅游業的獨特優勢,世界范圍內旅游業比重占GDP20%的31個國家和地區中有27個為島嶼。目前,島嶼已經成為最富旅游魅力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世界范圍內島嶼旅游的快速發展使得學術界和業界人士越來越多地對島嶼旅游經濟予以關注,有力地促進了島嶼旅游理論的發展。
一、島嶼發展旅游經濟的選擇。
1.分析模型選取。
很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出發提出了多種分析區域經濟產業競爭力的模型,如多因素鉆石模型,雙鉆石模型,九要素模型等。針對島嶼這種特殊的地理單元,本文擬采用韓國學者喬東遜的“九要素”模型為原型,全面分析島嶼經濟走向旅游經濟的原因。
根據喬的“九要素模型”,國際競爭力的決定因素可分為兩大類:①“物質”要素。包括資源稟賦、商業環境、相關和支持產業、國內需求,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決定特定時間內一國的國際競爭力水平。②“人力”要素。包括工人、政治家和官僚、企業家、職業經理人,他們創造、激發和控制4個“物質”要素。此外,機遇作為一個外部要素與上述8大要素共同構成競爭力的經濟分析范式。
2.島嶼經濟體分類。
以政治權屬和經濟產業為基點,可以把島嶼經濟體劃分為以下三類:
①獨立的綜合經濟體。這種經濟體一般出現在面積非常大的島國,如英國、澳大利亞、日本等島國,其經濟特征表現為島嶼產業結構比較齊全。
②獨立的單一經濟體。這種經濟體一般出現在面積較小、人口較少的島國。這些島國的產業結構單一,大多以旅游業為核心的服務業為支柱產業,但整體經濟規模偏小。
③具有依附性質的單一經濟體。這種島嶼與第2種情況類似,但作為行政地域體隸屬于某個中央政府,經濟缺乏相對獨立的決策權,此類島嶼經濟帶有鮮明的政策依賴傾向。
本文主要討論后二種島嶼經濟體,第一種不在本文探討范圍內。
3.島嶼旅游經濟的選擇。
①機遇———市場競爭條件。20世紀50年代以前,島嶼旅游經濟沒有顯著發展,國際局勢的不穩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戰之后,世界經濟開始回暖,全球經濟的復蘇促進了資本的流通,技術的進步也使得交通通訊手段出現大的飛躍,這些因素的綜合逐漸開啟了世界性島嶼旅游的大門。
基于世界經濟的增長以及若干行業的技術革命推動,島嶼旅游的機遇逐漸明朗,貧窮落后的島嶼國家和地區發展島嶼旅游經濟實際上已經擁有了良好的市場條件。
②“物質”要素———產業競爭基礎。“物質”要素是一個國家(地區)競爭優勢的確立基礎之一,島嶼經濟體擁有自身的資源與設施特點,這些特點有的是島嶼經濟的優勢條件,有的則是劣勢條件,優劣勢要素之間并非完全獨立,他們可能互為因果,但不影響我們的分析結論。
a.劣勢要素分析。首先,在島嶼經濟的發展中,島嶼耕地與淡水的雙重稀缺難以催生大規模的島嶼農業生產活動,雖然有某些特殊品種的農作物能夠在某些島嶼上少量生產,但這些收入無法維持島嶼的長期發展。因此,島嶼經濟體僅僅依靠農業來維系其發展是不太現實的。
其次,從表面看來,工業似乎能夠提供更多的附加價值,并且能夠更多地解決島嶼居民的就業,但很多工廠的主要任務是負責將島嶼的初級產品進行粗加工,并非能夠帶來新增長點的新經濟形式。也有礦藏含量豐富的島嶼經濟體試圖發展采礦業,但礦藏的含量并非無窮無盡,而且伴隨開采接踵而至的問題如生態環境的惡化依然讓其承受了巨大的代價。能源供應的有限、技術力量與人力資源的缺乏、國內市場的狹窄以及缺乏產業集群的支持從根本上斷絕了島嶼國家通往真正工業化道路的希望。
再次,技術能力的不足以及本地市場能力的有限也限制了島嶼經濟向大規模制造業發展的可能。由于發展中的島嶼開發程度普遍不高,惡劣的投資環境難以吸引更多的資本注入,再由于與大陸相分離,造成了較高的海運、空運、通訊成本,同時也因為島嶼內部缺乏完善的基礎設施,導致島嶼經濟想通過制造業來支撐也是力不從心。
b.優勢要素分析。自然資源、良好的生態環境以及地域文化背景一直是島嶼發展旅游最重要的資源,合理利用這些資源完全可以開發成相應的旅游產品,對島嶼外的休閑旅游者來說無疑是具有吸引力的,這:一方面,可以吸引旅游者,直接為獲得旅游收入而對島嶼經濟有所貢獻;另一方面;也會吸引世界組織或者旅游投資商的資金注入,以緩解島嶼經濟體自身資金不足的問題,而在某些島嶼中,獨特的文化背景一旦和旅游產業相結合甚至可以催生出帶有當地特色的手工業產業。
另外,島內人均資源占有率高意味著島嶼內有大量的資源剩余,在不破壞島嶼整體物質與社會環境的前提下,這些閑置的資源完全可以供外來人口進行消費以獲取經濟收入,為島嶼擴容提供了的空間。
③“人力”要素———產業方向調控。“人力”要素對島嶼經濟的發展起著導向控制作用。大多數島嶼國家和地區合格勞動力短缺,人力資源匱乏,“人力”要素中的工人、企業家、職業經理人和工程師在島嶼經濟體中的地位并不突出。因此本文認為只分析政治家和官僚這一“人力”要素即可。
當島嶼經濟體的政治家和官僚意識到內生增長模式無法在島嶼內部成功出現,而只能通過將島嶼的優勢要素轉換成可以使得島嶼對外出口的某種服務產品———旅游的時候,只要島嶼的自然環境和文化背景足以吸引游客,島內在開發前還可以保持高人均資源占有率,理智的島嶼政治家和官僚就會在政策與制度上對旅游業予以支持與鼓勵,這種支持與鼓勵一般也會使物質要素中的商業環境、相關和支持產業產生正面的影響。
由于島嶼面積狹小,人口較少,政府結構一般都很簡單,這將導致較低的行政成本,同時也意味著島嶼發展中的立法、政策制定等工作可能有更高的效率。同時,小政府導致的更低的稅率也可以刺激境外資本的進入,為當地經濟提供更大的發展動力。如果隸屬于強大中央政府的島嶼經濟體,這種要素優勢則有可能不同程度地丟失,原因在于按照中央政府結構標準體系配置的政府規模可能超過當地的實際需求,規模偏大的政府將增大對當地企業稅收,某些中央政府要求征收的固定稅種在某種程度上也會加大島嶼經濟稅收的負擔,這些都將抵消原本屬于島嶼的優勢。因此,如果隸屬政府沒有為島嶼制定積極、開放的政策,而該島嶼又缺乏獨立制定法規、政策的空間,則該島嶼會陷入一種“主動喪失優勢”的局面。
二、島嶼旅游經濟的風險提示。
雖然島嶼經濟的旅游業選擇具有一定的產業必然性,但這并不說明島嶼發展旅游經業就是解決島嶼經濟的萬能藥。RiazSharee.f通過對比20個小島嶼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情況,發現旅游發展速度與發生經濟風險概率成正比。事實上旅游業的脆弱性以及島嶼經濟體自身的局限性使得那些以旅游作為主導產業的島嶼在經濟發展中依然存在一些問題。
第一,旅游業造成島嶼經濟外向型傾向特別嚴重,結果導致對某個市場的過分依賴,當該市場經濟衰退時,島嶼經濟也同步衰退。此外,即便不發生經濟衰退的情形,由于客源市場的較為單一導致游客消費十分有限的旅游產品種類,很容易產生規模不經濟現象。
第二,大部分島嶼內部人口稀少,由于島嶼內部合格勞動力相對缺乏,這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限制本島旅游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阻礙因素。另外在旅游投資與開發方面,由于島嶼旅游開發的資金主要來自其他地方,當地在發展旅游時的參與水平低,導致外匯收入的漏損率高。
第三,島嶼基礎設施(特別是機場、港口運力)的不足使得游客規模拓展能力受到限制,而島嶼自身缺乏拓展基礎設施的能力,所以除了深度開發自身旅游資源,以及提高接待設施檔次與服務水平以不斷刺激游客增加旅游開支之外,拓展游客接待規模依然存在很大障礙。
第四,某些不可抗力因素會對島嶼經濟造成沉重打擊。自然災害(地震、洪水、氣候條件的反常變化等因素)、公共安全事件會讓旅游島嶼遭受毀滅性打擊,這都會使許多旅游島嶼的收入銳減,讓游客重新恢復對這些島嶼旅游地的信心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而在信心恢復時期,這些島嶼的經濟狀況會持續惡化。
三、結論。
在當前的國際經濟環境下,島嶼經濟體選擇旅游業作為主導產業具有一定的產業必然性,這是由于世界范圍內對的島嶼旅游需求這一機遇的出現以及島嶼自身的物質要素與“人力”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雖然島嶼發展旅游能為島嶼經濟體的發展提供機會與帶來活力,但島嶼經濟體發展旅游產業是否具有持久性依然存在很多不確定因素。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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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產業結構理論配第--克拉克定理霍夫曼定理
產業結構事關經濟增長的效率和可持續性。關于產業結構的研究,在國內外已形成大量文獻。這些文獻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類:
一、產業結構演進一般規律分析
就產業結構的演進而言,現有研究成果主要表現為產業結構由低級向高級演進的高度化和產業結構橫向演進的合理化。具體而言,針對產業結構演進的一般規律,學術界主要有以下幾種主要觀點:“配第――克拉克定理”,即勞動力在三次產業中的分布規律。隨著經濟發展,勞動力首先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移動,再向第三產業移動,第一產業中就業人口比重將不斷減少,而第二、第三產業中就業人口比重將增加。Kuznets(1985)提出,隨著時間的推移,第一產業的國民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與該產業中勞動力相對比重都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第二產業的國民收入相對比重和勞動力相對比重是不斷上升的,第三產業的勞動力相對比重,幾乎在所有國家都呈上升趨勢。但國民收入的相對比重并非與之同步,綜合來看,國民收入的相對比重在這些國家中大體不變或略有上升。Chenery(1986)認為在工業化初級階段,輕工業特別是紡織、食品工業在產業結構中處于重要地位,在生產要素密集程度方面以勞動密集型為特征;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階段,重化工業品的發展又可分為以原材料工業為重點和以加工型工業為重點的兩個不同階段,資本密集度、技術集約度都明顯提高。在這一增長過程中,經濟增長具有加速趨勢。當經濟發展在完成工業化任務而進入到發達經濟以后,增長速度會明顯回落。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1932)提出立足于發展中國家的“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說”。該學說認為,隨著發達國家技術和產業發展的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的演變規律為由進口到國內生產,再到出口。弗農提出立足于發達國家的“產品循環說”。該學說認為,產業結構的演進規律為新產品開發到國內市場形成到產品出口,再到資本和技術出口,再到產品進口,再到開發更新的產品……按照這種順序不停循環上升。德國經濟學家霍夫曼(1931)提出霍夫曼定理。該定理揭示出工業中消費資料工業與資本資料工業比率的變化規律,并提出了霍夫曼比例。該比例等于消費資料工業凈產值同資本資料工業凈產值之間的比值。霍夫曼定理認為,在工業化的過程中霍夫曼比例是不斷下降的。
二、產業結構調整影響因素分析
學術界針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因素進行了一些研究,主要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進行分析。具體而言,賀菊煌(1991)采用投入產出分析法,對影響產業結構調整的因素以及影響程度進行分析,發現技術進步在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發揮了最為重要的作用。姜彥福等(1998)認為,我國工業部門的產業結構變動主要是受需求結構變動影響,同時,貨運郵電業和商、飲業的產業結構變動由原先的技術結構影響占主導地位向消費結構占主導地位轉變。俞肖云(2002)認為,“十五”期間影響中國工業產業結構的主要因素有宏觀經濟環境的影響,“九五”工業經濟政策的滯后影響,“十五”規劃的影響,加入WTO后國際經濟環境的影響。胡乃武、王春雨(2002)認為,國際經濟全球化、信息化、市場化等時代特征已成為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影響因素。與上述研究多從宏觀層面來論述不同,周馮琦(2003)認為,目前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實現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和合理化來提高一國競爭力,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在國際競爭背景下謀求快速發展的重要途徑。在這種認識下,影響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勞動力配置、產業資本形成、技術進步、體制轉軌。陳曉濤(2006)在對產業結構演變趨勢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市場需求、技術進步、知識資源和國際因素是影響產業結構調整的關鍵因素。綜上所述,學者們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因素依然莫衷一是,如何探析公認的產業結構調整因素勢在必行。
三、綜合評價方法研究現狀
綜合評價是運用多個指標對一個復雜系統進行總體評價的方法。目前學術界對綜合評價問題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對評價指標體系的研究; 另一類是對評價方法的研究。評價方法與本課題的研究息息相關,下面我們僅就綜合評價方法進行概述。
學術界常用的綜合評價方法主要有定性評價方法(專家會議法、Delphi 法)、技術經濟分析方法(經濟分析法、技術評價法)、多屬性和多目標決策方法、運籌學方法(如DEA)、統計分析方法(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聚類分析、判別分析)、系統工程方法(評分法、關聯矩陣法、層次分析法)、模糊數學方法(模糊綜合評價、模糊積分、模糊模式識別)、對話式評價方法(逐步法、序貫解法、Geoffrion法)、智能化評價方法(如BP神經網絡)等。近年來,綜合評價方法又出現一些新的研究進展,諸如系統模擬和仿真評價方法、信息論方法、灰色系統理論與灰色綜合評價、智能化方法(人工神經網絡技術、遺傳算法等)、動態綜合評價方法、交互式多目標的綜合評價方法、交合分析法、基于粗糙集理論的評價方法,同時多種方法的相互結合成為目前綜合評價方法研究的新熱點。而針對產業結構調整問題的綜合評價方法主要有投入產出分析模型、系統動力學模型(system-dynamics)、大道模型(turnpike theorem)、數學規劃(mathematics programming)和可計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最優控制模型、經濟計量模型和灰色系統模型等。
盡管學術界對綜合評價方法進行了深入研究,但這些模型僅僅是對歷史數據進行相對比較與分析,最終得出相對數值,并根據相對數值的高低評判其結果的優劣,因此是一個相對的評價。我們認為,就產業結構調整的綜合評價而言,如果缺乏一個合理的評價基準,僅僅對各個地區或多個年度產業結構進行相對評價是不完善的,據此所提出的產業結構調整思路也是有失偏頗的。基于此,我們創新性地引入動態最優化理論,計算出最優產業結構,并將實際產業結構與最優產業結構相結合,計算出產業結構偏離指數,最終提出更加貼近現實、更加符合經濟學邏輯的產業結構調整思路。
四、整體產業結構調整綜合評價
產業結構評價是統計評價的一個重要領域,而產業結構調整綜合評價則可以視為動態過程中的產業結構評價。已有的產業結構評價研究多數基于所構建的評價指標體系,并利用歷史數據對產業結構的演變進行長期評價,而在眾多的統計評價指數中,目前還缺乏對產業結構的動態綜合評價指數的研究。齊建國(1987)認為,需求適應性指標、結構效果指標、產業協調發展指標、資源供給適應性指標、技術進步適應性指標、外貿適應性指標、反映產業結構對生態影響的指標等七個方面可以作為評價產業結構的指標。張放、盧躍(1987)和蔡希賢、王韜(1988)對產業結構的評價與調整的數量方法進行評析,并推薦采用投入產出法來評價產業結構。施發啟(1998)利用1988-1992年國家統計局編制的5張可比價投入產出表,對不同產業之間的協調性進行測算,發現三次產業之間的協調性存在逐年下降的趨勢,并提出加大對第一產業的投入,并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同時適當放緩第二產業發展速度的政策思路。李寶瑜、高艷云(2005)通過構建產業結構年度變化失衡指數,對所有產業的結構不合理程度進行綜合評價。鄔義鈞(2006)分別從基本實現工業化和基本實現現代化兩方面,具體分析產業升級的具體目標和戰略目標,并提出附加價值溢出量、高加工化系數、結構效益指數等評價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指標。現有整體產業結構調整的綜合評價尚缺乏經過系統論證的產業結構基準――最優產業結構,因此,如何彌補現有研究成果的不足是準確提出產業結構調整思路的重中之重。
五、具體產業結構調整綜合評價
除了對整體產業結構調整進行綜合評價之外,學者們還針對一些產業或不同地區的產業結構進行研究。其中,張孟林、王慶石(2006)認為,實行農業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首先要明確農業產業結構的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這就涉及產業結構的評價問題。因此,他們以黑龍江省農業為研究對象,構建產業結構相似系數、產業結構變化系數和產業結構熵值三個量化指標,對黑龍江省農業產業結構的現狀、變化情況及結構穩定性進行量化評價,發現黑龍江省農業產業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農業各產業部門發展不平衡、比例關系不協調、種植業比重過高、其他產業比重偏低、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雖然正確但調整速度較慢等,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師萍(1999)以旅游產業為研究對象,首先提出旅游產業結構合理化的3個層次,即宏觀結構合理化、旅游產業內部結構的合理化和動態結構的合理化,并建立旅游產業機構的評價準則,然后依據準則構建出產業機構合理化的三項指標。趙敏(1999)則以水利行業為研究對象,使用層次分析法(AHP),建立水利產業結構評價模型,并運用所建模型對江蘇省某縣的水利產業結構進行實證分析。除對一些產業的結構進行評價外,一些學者還對特定地區的產業結構進行了評價。陸根堯(1991)根據寧波市1992年投入產出表,對寧波市產業結構的現狀特征進行定量分析,發現化工、紡織、機械這三個主要部門的影響力系數和感應系數較大,表明這三個主要部門具有較強的帶動能力。陳立泰等(2009)借助比較勞動生產率、產業結構偏離度以及產業結構變動速度K值系數,對重慶市產業結構現狀進行分析,并采用計量經濟學的分析手段分析了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六、產業結構調整政策思路
現有文獻從戰略產業的選擇標準、產業結構調整的觀點支持與否、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與原則等幾個方面進行分析后,提出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相關政策與建議。具體而言,謝伏瞻等(1990)在著重研究中國戰略產業的選擇標準的基礎上,通過就各產業對國民經濟整體的關聯影響、勞動密集程度等各項指標的計算和比較,提出以農業、電力工業為主的能源工業、鋼鐵、鋁、化工原料為主的原材料工業、交通運輸與通信業等七大產業作為產業結構調整中的戰略產業。王岳平、葛岳靜(1997)在對產業結構調整的三種觀點(比較優勢進行國際分工;緩解基礎產業、基礎設施瓶頸制約,抑制加工工業的過快增長的數量調節;加速產業結構升級)進行評析的基礎上,提出加速產業結構升級是優化產業結構、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主題,并提出優化產業結構的相關政策建議。國風(1999)認為,要選擇產業關聯度高的原材料工業類產品作為結構調整的龍頭產品,支柱產業產品要真正成為結構調整的“支柱”,同時要注意理順產品結構調整與企業組織結構、地區布局調整的關系。胡春力(1999)在對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與原則、產業結構存在的問題進行論述的基礎上,提出調整中國產業結構,必須處理好農村工業化、對外開放、制造業結構升級三者之間關系。何德旭、姚戰琪(2008)通過分析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的各種效應,提出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和現實發展道路及發展目標是:以高新技術產業為驅動力,以現代服務業和現代制造業為發展的兩個車輪,帶動產業結構整體升級。
我國學者不僅從總體上提出產業結構調整的政策思路,也針對具體產業和具體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問題提出相應的對策與措施。劉立力(1997)對中國石油產業結構性矛盾與成因進行探析后,認為解決重復建設,加速產業和技術更迭與升級,淘汰落后產能將是中國石油產業結構調整的主攻方向。呂偉業(2002)從電力增長和投資結構比例的調整、電源結構調整、電源布局調整、電網結構調整、電力體制改革五個方面對電力產業結構調整問題進行分析。羅松山(1999)在借鑒美國、日本產業結構調整的思路的基礎上,認為中國西部大開發中產業結構調整必須考慮全球化,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信息產業。潘力劍(2001)對長三角產業結構現狀、成因分析后,提出加快城市化步伐是推進長三角產業結構調整的主要途徑。李紅衛(2009)對德國魯爾區與山西省產業結構調整模式進行比較后,提出山西省產業結構調整的制度安排。
國外學者及其政府針對產業結構調整問題也提出了一些政策。西林(1999)對美國的高技術產業政策進行研究,主張美國政府應該重視對產業發展的直接干預,如對特定產業給予補貼,實行貿易政策等。Paul Romer(1993)和Tyson(1992)等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過程中技術創新的外部效應做了理論研究,提出政府應當對企業研發活動給予補貼的若干政策建議。克林頓(1993)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也是美國重要的產業政策之一。韓國政府通過技術推廣和培育市場,以及出臺支持韓國生物技術產業發展的專項規劃、多個政府部門分工合作給予生物技術產業支持、積極投入資金和培養人才,形成產業集群,建立技術支撐平臺等政策措施,對韓國生物產業的發展具有重大的促進作用。chesnais(1983)通過研究表明,法國政府對新興產業的大力扶持促進了新興產業的發展。
綜觀上述文獻可以看出,雖然理論界對于產業結構進行了近乎全面的探討,但這些研究無一基于對產業結構形成和演化內在機理的全面、準確認識,從而也就沒有文獻采用精確的數理分析方法研究解決這樣一個高度依賴數理分析方法的問題。相對于一個地區的資源稟賦狀況,什么樣的產業結構是最合適的?這個問題的準確求解事關產業結構調整政策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也必將成為產業經濟學未來的一個重點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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