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動特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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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流動特征范文
關鍵詞:流動人口 首都功能核心區 城市功能拓展區 城市發展新區 生態涵養發展區
中圖分類號:C8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5954(2009)10-058-03
一、引言
隨著北京市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和經濟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選擇北京作為他們流入的主要目的地,“流動人口不流動”的特征使得北京市部分區域流動人口數量明顯超過戶籍人口數量,大批量涌入的流動人口已經成為北京市生產和服務活動所不可缺少的部分,流動人口對城市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正反兩方面影響已經越來越受到社會各方面的重視。
二、北京市流動人口總量特征
(一)流動人口的內涵
流動人口是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特有的概念,是我國特有的戶籍制度的產物。流動人口是一種臨時性的戶地分離的自流人口,具體來說,就是離開戶籍所在地,異地從事務工、經商等活動,但是學習、旅游、就醫、國有流動作業單位的正式職工或因公從事其他活動者除外。
(二)北京市流動人口規模的變化
北京市大規模流動人口變化是上世紀80年代以后才出現的,在這之前流動人口的變動一直處于比較平穩的發展階段,這主要與我國的經濟發展階段和政治政策的變動有關。由于流動人口是一個變化迅速的群體,而現行的流動人口登記和調查系統又難以及時反映流動人口的變動情況,由此導致社會對于流動人口數量摸不清的情況,因此本研究關于北京市流動人口總量的數據主要從大量學者關于此問題的研究報告,以及個別年份的官方統計數據得到、并匯總得出了北京市從1978―2007年間部分年份的流動人口(外來人口)總量數據。總體來看,本研究認為北京市人口流動的歷史發展可以大致分為兩個歷史階段:
1.1978―1992年――快速增長時期
從上世紀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北京市流動人口總量出現大幅度上升,這也與這段時期特殊的經濟政策和發展特點密切相關。70年代后期,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開始,農業勞動生產率大幅提升,農業的迅速發展產生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加之80年代初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執行,城市建設進入了高速發展時期,北京市作為祖國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對城市建設和發展投入了相當大的力量,因此對外來人口的需求量也不斷增加,加之城鄉差距的加大,城市更多的就業機會和高質量生活水平的吸引,更多的農村人口愿意到城市中謀求生路。這樣就形成了這段時期北京市流動人口數量的迅速增加。數據顯示1977―1992年間北京市流動人口數量的年均增長率為23%,是低水平發展階段增長率的近4倍。
2.1993―現今――震蕩上升時期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北京市流動人口總量出現了更大幅度的增加,并且在發展過程中,呈現出震蕩上升的特點。90年代后期北京市流動人口呈現出下降的趨勢,而且下降幅度較大,年均降幅達到8%。90年代后期,北京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基本到位,加之這段時期內遭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流入北京市的外來人口數量出現回落。2001―2007年間北京市流動人口的年均增長速度達到了8.39%,升幅與90年代末流動人口下降的速度相當,從總體發展趨勢上來看,北京市流動人口總數上升趨勢明顯,并可能在今后一段時期內繼續維持擴張趨勢。
三、北京市流動人口分布結構特征
(一) 四大城市發展功能區的流動人口分布結構
北京市共有18個區縣,這些區縣按照城市功能的差別可以劃分為四個功能區,其中首都功能核心區包括東城區、西城區、崇文區和宣武區;城市功能拓展區包括朝陽區、豐臺區、石景山區和海淀區;城市發展新區包括通州區、順義區、房山區、昌平區和大興區;生態涵養發展區包括門頭溝區、平谷縣、懷柔縣、密云縣和延慶縣。
各個城市發展功能區由于發展的定位不同,因此對流動人口的需求程度,以及容納流動人口的結構也是不同的。圖1顯示了這4個城市發展功能區2005―2007年流動人口總量的變化。
從流動人口總量上看,城市功能拓展區和城市發展新區流動人口有較顯著的增長,而首都功能核心區和生態涵養發展區的流動人口變化較為平穩。從各城市發展功能區流動人口所占比例看,2005―2007三年間,城市功能拓展區是北京市流動人口的主要集中地,而城市發展新區是流動人口份額增長最快的地區。總體來看,北京市各城市功能區流動人口結構總體穩定,并有小幅變化。
城市功能拓展區是北京市流動人口的主要聚集地,該區年均流動人口占到北京市流動人口總量的58.08%,并且該區容納的流動人口總量逐年上升,其流動人口年均增長率為7.68%,但是從流動人口所占北京市流動人口總量的份額上看,城市功能拓展區的比重呈現出小幅下降的趨勢。
城市發展新區是四個功能區內流動人口增長最快的功能區,年均增速達到13.87%。該區是北京市流動人口的第二大聚集地,而且是北京市四個功能區內近三來唯一一個流動人口份額增加的功能區。
由于首都功能核心區特殊的城市功能,其發展重點并不在制造業方面,因此該區能夠提供給外來流動人口的工作崗位十分有限,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也相對較低,并且隨著首都功能核心區建設的完善,所容納的暫住人口基本保持不變的狀態,并且其吸納北京市流動人口的相對重要性(即流動人口份額)不斷下降,到2007年首都功能核心區只占有全北京市近9%的流動人口。
生態涵養發展區是北京市的生態屏障和水源保護地,由于該區域的特殊功能,同樣不適于發展能夠吸納較多流動人口的制造業,因此生態涵養發展區能夠容納的流動人口數量是全北京市最小的,從近三年的發展過程看,雖然2006年該功能區流動人口數量出現了小幅上升,但是很快又回復到之前的水平。同樣,該區流動人口所占份額也是全北京市最低的,年均所占份額只有4.71%。
(二) 流動人口居住的區縣結構分布分析
1. 城市功能拓展區流動人口分布結構分析
由于城市功能拓展區是北京市流動人口的主要承載體,因此本研究首先對城市功能拓展區流動人口的內部結構進行深層次的分析。圖2顯示了城市功能拓展區中朝陽區、豐臺區、石景山區和海淀區2005―2007年間流動人口總量的變化。總體上看,朝陽區是城市功能拓展區中最主要的流動人口聚集地,2005―2007年三年間,朝陽區流動人口數量占整個功能區流動人口的平均比例達到40.36%,2007年朝陽區流動人口總數達到最大,為96萬人,占到北京市當年流動人口總數的23%,可見朝陽區不僅是城市功能拓展區的流動人口主要集中地,更是整個北京地區流動人口的重要聚集地。海淀區是城市功能拓展區中僅次于朝陽區的第二大流動人口聚集地區,2005―2007年三年間,海淀區流動人口數量占整個功能區流動人口的平均比例達到35%,2007年其流動人口總數達到最大,為84.8萬人,占當年北京市流動人口總數的20%強。豐臺區和石景山區流動人口所占份額相對較小,并且所占份額的變化也不明顯,從流動人口總量上看,城市功能拓展區內四個區縣各自的流動人口總量都是平穩上升。
2.城市發展新區流動人口分布結構分析
城市發展新區是北京市吸納流動人口的另一個重要功能區。該功能區內5個區縣的發展模式大致可以分為兩種:其中大興區、昌平區和通州區吸納流動人口總量較多,而且上升趨勢較強;而順義區和房山區不僅吸納的流動人口數量較小,而且三年間不論是流動人口數量還是流動人口份額都沒有特別顯著的上升。大興區、昌平區和通州區2005―2007年年均吸納流動人口份額分別為13%、11.5%和10%,并且在2007年都達到了吸納流動人口總量最多的程度,該年這三個區縣流動人口總量占北京市流動人口總量的比例分別為8.03%、7.27%和6.62%。
3.首都功能核心區流動人口分布結構分析
首都功能核心區由于其特殊的社會責任,其吸納流動人口的能力相對較弱。在首都功能核心區所包括的四個區縣內,西城區、東城區和宣武區流動人口總量較為接近,而崇文區不論是流動人口總量還是流動人口占該功能區流動人口份額都與另外三個區有明顯的差距。2005―2007三年間,這四個區縣流動人口占全功能區流動人口的平均份額分別為東城區27.46%,西城區31.07%,崇文區14.22%,宣武區27.26%。崇文區和宣武區流動人口數量處于小幅上升中,2007年達到最大值,分別為5.5萬人和10.9萬人,但是只分別占當年北京市流動人口總數的比例為1.31%和2.6%;東城區和西城區2005―2007年間流動人口總數呈現出持續小幅下降的趨勢,2007年其流動人口數量分別為10.1萬人和11萬人,分別占北京市流動人口總數的2.41%和2.62%。這樣不難看出,首都功能核心區內四個區縣流動人口總量發展較為平緩,基本無巨大變化,而且各個區縣流動人口所占比例基本保持穩定。
4.生態涵養發展區流動人口分布結構分析
從圖5中明顯看到,這5個區縣所吸納的流動人口數量基本上都在5萬人以下,其中懷柔區是容納流動人口相對較多的區縣之一,2005―2007年三年間其平均容納了生態涵養發展區內29%的流動人口,門頭溝區和密云縣是僅次于懷柔區的兩個流動人口集中地,其2005―2007年間分別平均容納該功能區內20.8%和21.3%的流動人口。從流動人口總量的發展模式看,門頭溝區容納的流動人口總數逐年下降,平谷區和延慶縣雖然流動人口總量小,但是呈現出逐年小幅上升的趨勢,而懷柔區和密云縣流動人口數量則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從各區縣流動人口數量占整個功能區流動人口數量的份額上看,門頭溝區和懷柔區所占份額逐年下降,而平谷縣、密云縣和延慶縣所占份額逐年上升,并且2007年密云縣流動人口所占比例已經超過門頭溝區,成為生態涵養發展區中流動人口比例第二大的區縣,同樣經過發展,2007年平谷區流動人口所占比例已經與門頭溝區持平,并且仍有繼續上升的趨勢。因此不難發現,生態涵養發展區雖然所容納的流動人口總量相對在四個功能區內是最小的,但是其內部結構卻越發趨于平衡,各個區縣吸納流動人口的能力差距在逐漸縮小。
四、主要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研究得出的北京市流動人口規模和空間分布特征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①正確認識流動人口。在過去的政府宏觀調控中,一直把流動人口作為壓縮的對象,但是就北京市目前的情況來看,流動人口已經成為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在制定相關政策時,要深入分析北京市流動人口的作用和缺陷,明確管理方向;②對流動人口實施結構性調整。北京市流動人口中大部分屬于低端人群即較低素質人群,但是仍有一部分流動人口文化水平和素質高,并且活躍在金融、高技術等產業。因為北京市流動人口具有結構性特征,因此在制定相應管理措施時,應對不同類別的流動人口實行不同的管理措施,使得更多的高素質流動人口進京,而相應縮減低端流動人口數量;③通過產業政策調整人口分布布局。目前來看北京市流動人口集中分布在環城帶的城鄉結合部地區,為了進一步消減城區的人口壓力,應妥善利用產業轉移策略,把吸納流動人口較多的產業轉移到偏遠郊區,并建立較完善的服務業體系,從而吸引更多的流動人口向北京周邊地區分散。
■ 參考文獻
1.孫中鋒,流動人口聚居區的形成機制及其社會特質研究,華東理工大學學報[J],2005.01。
第2篇：人口流動特征范文
關鍵詞：（中）關鍵詞流動兒童；留守兒童；家庭化；城鎮化
中圖分類號：（中）中圖分類號C924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149（2013）05-0033-08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11；修訂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6-28
基金項目：（中）基金項目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科學研究基金項目（92326179）。
作者簡介：（中）作者簡介呂利丹（1985-），女，四川眉山人，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遷移流動和兒童發展。
正文
一級標題一、研究背景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中國的流動人口在2010年達到221億的巨大規模，由于城鄉二元的制度壁壘，大量的流動人口雖然實現了地域轉移和職業轉換，但還沒有實現身份和地位的轉變，使我國的城鎮化水平頗受爭議[1]。十報告提出推進城鎮化的重點目標[2]，流動人口市民化關系到我國城鎮化水平的質量，如何幫助流動人口市民化是當前一個重要的研究問題。流動人口安排子女隨遷進城團聚則是流動人口市民化程度和質量的重要體現。
不同來源的統計結果都顯示，我國人口流動的家庭化趨勢日益顯現，早期“單打獨斗”的流動人口越來越被“攜妻帶子”者所取代。周皓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進行推算，純流動人口家庭中有64%的戶主與配偶一起流動，有61%的戶主攜帶子女[3]。陳衛等人針對北京市流動人口的分析發現，北京市流動人口家庭化過程已經基本完成了攜帶配偶的階段，但將近一半的流動人口其子女還留在原籍地[4]。可見，隨著流動人口家庭化趨勢的發展，流動人口子女是否隨遷成為流動人口家庭遷移的重點，也將影響流動人口市民化和我國城鎮化。
據人口普查數據對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規模的估算，近年來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比例有一定提升，但是絕大部分的流動人口子女仍然留在原籍地。段成榮和楊舸根據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估算， 0～14歲流動兒童規模為1834萬[5]，0～14歲農村留守兒童規模為4849萬[6]，相當于2005年約27%的流動人口子女隨父母流動。筆者根據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估算，全國約32%的0～14歲流動人口子女隨父母流動，5年來流動人口子女隨遷比例提高了5個百分點。已有的許多研究已經證明留守兒童在心理健康、社會適應、行為規范等方面存在比較突出的問題。多數父母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還是希望盡量把子女帶到打工地讀書和親自照顧，但是要實現該計劃還存在許多阻礙，比如：城市教育資源有限、念書學費太高、城市消費價格太貴、父母工作太忙沒有時間照顧孩子、父母流動性太強等[7～8]。絕大部分流動人口子女還是以“留守兒童”的身份留在原籍地。
遷移過程理論和遷移網絡理論認為，人們從希望遷移到采取實際遷移行動并非一蹴而就，遷移者從萌生遷移的動機，到收集信息、權衡利弊、采取行動，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9]。將近七成的流動人口子女在原籍地，他們的父母自外出流動開始，可能就考慮過某一天會將子女接到流入地一起生活。隨著流動人口家庭化趨勢越來越明顯，流動人口子女的流動參與也將繼續深化，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還存在哪些阻礙？這些是本文要研究的問題。
一級標題二、文獻述評
研究流動人口子女的文獻非常豐富，但是大多是以問題導向分別分析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的規模、特征、需求和存在的問題， 將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納入統一框架中進行比較的文獻較少。現有文獻中，梁宏等人[10]、楊舸等人[11]、陶然等人[12]分別基于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等典型的人口流動聚集省市分析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的隨遷選擇性
梁宏等人的研究基于中山大學“市場、制度和網絡——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工問題研究”課題組2006年7～8月對珠三角地區農民工進行的問卷調查；楊舸等人的分析基于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于2006 年9～10 月在北京開展的“北京市1‰流動人口調查”；陶然等人的分析來自于2009年進行的全國4個主要城市化地區的12個大、中、小城市流動人口調查數據（4個主要城市化地區是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和成渝地區）。。以上學者的實證分析的視角各有側重，考慮的變量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兒童的個人特征（主要是性別和年齡）；第二，父母的個人特征；第三，家庭特征；第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政策制度。
已有文獻分析的角度已經比較豐富。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問題需要注意和加以完善。第一，數據收集方式。流動人口子女隨遷與否由農村和城市的“推拉合力”決定。對兒童流動與否的分析應該從流入地和流出地同時考察。但是已有研究文獻的數據都是從流入地收集，對流出地信息的把握就難免不充分和不準確。第二，分析內容的限制。現有文獻的分析遺漏了幾個重要因素，流動人口子女大多處于學齡階段，遷出地和遷入地的教育機會、教育質量和教育成本是影響他們隨遷與否的重要因素，以上因素與兒童的在學狀態和就學階段相聯系，然而在已有文獻中就學狀態卻被忽略。第三，對父親和母親的分別考慮。父親和母親的個人特征對兒童成長的影響各有不同，但是已有研究在分析父母的影響時，將父親和母親的特征放在同一個變量中，都忽略了父親和母親的具體角色和獨立的影響。
鑒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將從以上三方面不足入手，利用重慶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長表數據，對現有研究進行補充和延伸。
一級標題三、研究設計
本研究的數據來源于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慶市的長表數據（文中簡稱“重慶六普”），樣本規模為318萬人。重慶六普采用了長、短兩種普查表。短表調查人口的基本狀況，現住人口和戶籍人口全部填報。長表抽取了10%的戶填報，內容在短表項目的基礎上增加人口的經濟活動、婚姻家庭、生育和住房等情況。
六普不僅登記了戶口在本戶調查時點也在本戶的人，而且登記了戶口在本戶調查時點外出的人（見六普問卷H3、H4和R6）問題R6收集了現住地信息，回答選項為：①本普查小區；②本村（居）委會其他普查小區；③本鄉（鎮、街道）其他村（居）委會；④本縣（市、區）其他鄉（鎮、街道）；⑤其他縣（市、區）；⑥港澳臺或國外；選第⑤項的人還需填答現住地的省、市（地）、縣。問題R7收集了戶籍地信息，回答選項為：①本村（居）委會；②本鄉（鎮、街道）其他村（居）委會；③本縣（市、區）其他鄉（鎮、街道）；④其他縣（市、區）；⑤戶口待定；選第④項的人還需填答戶籍地的省、市（地）、縣。，本文將戶籍在本鄉，但是現居住地在外鄉、外縣、外省市的人口界定為“流出人口” “流出人口”中我們還排除了市區范圍內的人戶分離人口，因為這個人群與通常意義上的“流動人口”和“農民工”不同。詳細論述參見段成榮的流動人口相關論文。，其中0～14歲的人口被界定為“流出兒童”。同時，通過家庭成員的流動狀態和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匹配，將農村地區0～14歲現居住在本鄉、父母中至少一方為“流出人口”的兒童界定為“農村留守兒童”。 根據以上界定方法，我們從重慶長表數據中提取出農村地區的178萬個留守兒童和36萬個從重慶農村地區流出的流動兒童樣本，并匹配出這些兒童的父母的個人特征和流動特征。
影響流動人口子女隨遷與否的因素涉及兒童個人特征、父母個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流入地流出地的發展水平等多個層面。根據六普數據的特點，在兒童個人特征方面，本研究在性別和年齡的基礎上，增加就學狀況（包括小學在學、初中在學）和輟學狀況（包括未上過學、小學畢業或小學輟學后終止學業、初中輟學后終止學業、初中畢業后終止學業、其他情況輟學后終止學業等類別）。在父母個人特征方面包括受教育程度、父母外出情況（含只有父親外出打工、只有母親外出打工、父母
都外出打工）、父母外出的距離（包括沒有外出、縣內、省內跨縣、跨省到東部、跨省到中部、跨省到西部等類別）。家庭特征主要指戶籍地居住條件，包括是否有廁所、洗澡設施和自來水設
施。
一級標題四、主要變量的描述性分析
二級標題1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個人特征描述
根據表1的描述統計結果，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的性別比例有差異（見表1）。留守兒童性別比低于流動兒童，換言之，即留守兒童中女孩的比例較高，差異在學齡前較小，進入小學學齡階段后增大，進入初中學齡階段后進一步擴大。
留守兒童的在校情況好于流動兒童。369%的6～14歲義務教育適齡農村留守兒童不在校，比適齡流動兒童低233個百分點。由于6歲和7歲兒童不在校的主要原因是推遲入學，為了與因輟學而不在校的原因區別開，本文分為兩個年齡段（6～7歲和8～14歲）比較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的在校情況。流動兒童推遲入學的情況比留守兒童更多，6～7歲留守兒童不在校比例為786%，比流動兒童低079個百分點。流動兒童輟學的情況也比留守兒童更普遍，8～14歲留守兒童不在校比例比流動兒童低313個百分點。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留守兒童輟學主要在小學，流動兒童輟學主要在初中，不在校留守兒童中5417%的人學業終止于小學，不在校的流動兒童中4821%的人學業終止于初中。
二級標題2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的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比較
流動兒童父母都外出的比例高于留守兒童（見表2），說明父母中一方在家留守時，子女更有可能成為留守兒童。留守兒童所在家庭的平均戶規模大于流動兒童。留守兒童平均戶規模為474人，流動兒童為351人。
注：計算流動兒童與誰一起生活的時候，當一個家庭中父親、母親和孩子都外出時，本文假設他們在一起居住。根據重慶六普數據計算，以流動母親為參照，當她們在重慶市內流動時，88%的配偶也在市內流動，當她們在西部、中部和東部流動時，絕大多數配偶也相應在西部、中部、和東部，比例分別是86%、85%和86%。可見流動父親和流動母親的流動方向絕大部分一致，流動兒童與流動父母一起外出時，在一起居住的假設與實際情況應該基本一致。
流動兒童中超過一半與父母一起生活，比例達6463%，另外有2516%的人與父母中的一方一起生活，還有1021%的人與其他親
屬一起生活。留守兒童中約一半的人不能與父母中的任何一方一起生活。流動兒童明顯得到父母的更多陪伴，這是留守兒童無法擁有的成長優勢。但值得注意的是，流動兒童并非都和父母雙方一起生活，僅與父母中的一方一起生活或與其他親屬一起生活的流動兒童與留守兒童一樣，生活的家庭環境其實也不完整。
在留守兒童的生活中，祖父母的角色十分重要，3997%的留守兒童由祖父母隔代照料，另外有2354%的留守兒童在祖父母的協助下由父母中的一方照料。
留守兒童的居住條件比流動兒童稍好。留守兒童戶籍地居住條件比流動兒童戶籍地居住條件更好，留守兒童戶籍地家中有獨立廁所、洗澡設施和自來水的比例都高于流動兒童。
留守兒童的父母和流動兒童的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不多。留守兒童的父母外出流動的距離更遠，留守兒童的父親和母親跨省流動到東部的比例高于流動兒童相應的比例，留守兒童的父親和母親省內流動的比例低于流動兒童相應的比例，這意味著省內流動的父母更有可能攜子女一起流動。
一級標題五、模型分析結果
在農村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諸多的個人特征、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中，哪些特征在統計控制的情況下仍有明顯的差異？哪些特征對兒童隨遷的影響更強？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本文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兒童、父母和家庭三個層次的因素對兒童隨遷的影響。分析結果見表3。
為了比較兒童個人特征、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對隨遷影響的強弱程度，我們分別構造了三個Logistic回歸模型（見表3的模型1、模型2和模型3）。模型1僅納入兒童個人特征相關變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礎上納入父母特征相關變量，模型3在模型2的基礎上納入戶籍地戶特征相關變量。上面的描述分析中看到的一些差異，在控制了其他變量以后減少或消失了。除了兒童的年齡外，其他所有變量的回歸系數都顯著（見模型3）。根據模型的偽判定系數（Pseudo R2）在三個模型之間增加的幅度，說明父母的特征是決定子女隨遷與否最主要的因素，兒童個人特征和家庭的特征也有一定的作用。
首先，兒童的性別和年齡顯著影響兒童的隨遷狀態。在控制了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的情況下，女童隨遷的可能性比男性兒童低8%（見模型3），這印證了全國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的性別比差異。根據圖1，我國流動人口子女中男孩和女孩隨遷的風險在進入學齡階段后明顯拉開距離，從6歲開始直到14歲，流動兒童性別比顯著高于農村留守兒童。在僅考慮兒童個人特征時，6～11歲和12～14歲的小學和初中階段的學齡兒童比0～5歲的學齡前兒童隨遷的可能性顯著高出6～7倍（見模型1），但是控制就學特征、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后，兒童年齡的影響不再顯著（見模型3）。
（中）圖題圖1全國流動兒童和農村留守兒童的性別比
數據來源：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
兒童的學習狀態也顯著影響其隨遷結果（見模型3）。在控制父母和家庭特征的情況下，以小學在校的兒童為參照類，不在校的兒童比小學在校的兒童隨遷概率高82%，初中在校的兒童與之沒有明顯差異。對于不在校的兒童，進一步分析終止學業的階段對兒童隨遷的影響，以小學階段終止學業的兒童為參照類，初中學習階段終止學業的兒童最有可能外出流動，遷移的概率增加了12倍，初中畢業后終止學業的兒童隨遷的概率也增加了69%。
父母的外出情況對子女的隨遷結果影響尤其明顯，母親的外出會極大地增加子女隨遷的可能性，而且父母都外出時子女最有可能隨遷。控制家庭特征的情況下，以僅父親外出的子女為參照類，僅母親外出的兒童隨遷的概率顯著增加了15倍，父母雙方都外出的子女隨遷概率增加了31倍（見模型3）。
父母的教育程度對子女的隨遷結果影響也是顯著的。父母的教育程度對子女的隨遷也有影響，但是父親和母親只有在累計到接受了大專及以上教育時才會表現出明顯的差異，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父親比未上過學的父親對子女隨遷的影響大16倍，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母親比未上過學的母親對子女隨遷的影響大82%（見模型3）。父親的教育程度對子女隨遷的影響程度大于母親的教育程度對子女隨遷的影響程度。
父親和母親的流動特征對子女的隨遷影響存在差異。父親流動的半徑對子女隨遷的影響沒有通過顯著性檢查，母親的影響則具有很強的顯著性，母親跨越的距離越遠，攜帶子女一起流動的可能性越低。控制住其他變量，以省內流動的母親為參照類，跨省流動到西部省份的母親攜子女一起流動的可能性減少60%，跨省流動到中部省份的母親攜子女一起流動的可能性降低64%，跨省流動到東部的母親攜子女一起流動的可能性降低744%。
居住條件對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影響也十分顯著，戶籍地較差的居住條件會增加兒童隨遷的概率。表3中模型3顯示，戶籍地的家中有廁所、洗澡設施和自來水等設施時，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概率分別明顯降低6%、19%和9%。來自貧困縣的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可能性也顯著高于非貧困縣。
一級標題六、結論
根據人口遷移的“推拉理論”，人口遷移受到遷出地和遷入地的共同作用 [13]，研究影響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因素時應該同時考慮到流入地與流出地的影響。已有研究主要從流入地界定研究對象，在主要的人口聚集的地區（包括北京市、珠三角等區域）通過對流動人口的調查來分析流動人口子女的隨遷選擇性，忽略了流出地因素的影響。
本文以重慶市為案例，從流出地直接界定留守兒童和流出兒童，并匹配出他們的父母的個人特征和流動特征加以分析。重慶市是我國具有代表性的人口流出地，市內戶籍人口參與流動的比例高于全
國平均水平。根據已公布的六普資料，全國人口中165%的人參與了流動，重慶市戶籍人口中則有高達217%的人外出流動，人口流向市內和市外的比例各占一半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重慶市常住人口28846170人，跨省流入重慶的人口為945194人，從重慶流出到外省市的人口為3506899人，由此得到重慶市的戶籍人口31407875人，進而計算得到重慶戶籍人口中217%的人外出流動。另外，根據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報（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8_402722232htm），全國流動人口221426652人，全國人口1339724852人，進而計算得到全國人口中165%的人參與了流動。。重慶市與中西部接壤，戶籍人口高度參與流動并流向東、中、西部，使得重慶市農村留守兒童和從重慶流出的流動兒童相關的問題研究具有較好的代表性。
本研究從人口流出地入手，解決了從人口流入地角度研究人口遷移流動時子女隨遷選擇性的兩個紕漏：一方面，在流入地的調查需要向在城市中流動的父母詢問子女信息和流出地信息，本研究基于流出地調查，根據兒童及其父母的流動特征直接界定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減少了容易產生誤差的環節；另一方面，流動人口來自五湖四海，基于流入地的分析忽略了對流出地經濟社會文化因素的控制，基于流出地的分析則能有效地控制流出地因素的影響。另外，本文還補充分析了影響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幾個重要因素，包括不在學兒童終止學業的階段、父親和母親各自的教育程度和流動半徑，模型分析結果顯示以上變量對流動人口子女的隨遷選擇性具有顯著影響。
通過對流動人口子女隨遷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本文得到以下五個主要結論。
第一，農村流動人口攜帶子女流動時具有明顯的“男孩偏好”，女孩處于明顯的劣勢。全國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的性別比對比也說明了在全國層面也存在“男孩偏好”。 “男孩偏好”導致出生人口隊列中的男女比例失衡已經引起廣泛關注，中國農村的“男孩偏好”觀念還滲透到子女的生存和發展機會上，在城鎮化的過程中流動人口安排子女隨遷時女孩的弱勢地位同樣值得關注。
第二，學齡前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可能性顯著高于小學在校和初中在校的流動人口子女，說明正在接受學校教育的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阻力較大。近年來全國流動兒童年齡結構的變動也印證了這一結論，筆者根據2010年六普和2005年小普查分析結果推算，2005～2010年，0～14歲流動兒童規模增長幅度達34%，其中0～5歲學齡前兒童增長幅度達到39%，但6～14歲的義務教育階段學齡兒童的增幅僅為31%，學齡階段流動兒童規模增長遲緩，是流動兒童被排除在城市教育體制之外的體現。
第三，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對子女隨遷與否存在影響，但只有在父母的教育程度在大專及以上時，更高的教育程度對子女隨遷的促進效果才會有統計上的顯著性，而且父親的教育程度影響更大。初中和小學教育程度的流動人口攜帶子女流動的可能性與未上過學的流動人口沒有顯著性區別。筆者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估算，流動人口中文化程度為大專及以上者僅占15%，意味著絕大部分流動人口的人力資本不足以承擔起子女隨遷的費用。流動人口只有與城鎮戶籍人口一樣，在住房、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務時，他們才能具有攜子女進城的能力。
第四，母親是否流動、流向哪里對子女的隨遷決策十分關鍵。母親一旦外出，將極大地增加子女隨遷的可能性，父母都外出時子女隨遷的概率進一步增加。流動人口正在經歷快速的家庭化過程，夫妻一起流動正在逐漸取代早期的單打獨斗，已婚女性越來越多地參與流動，這將進一步帶動子女隨遷。重慶市內流動的母親明顯更有可能攜子女一起流動。在接受流動人口最多的東部地區，流動人口子女的隨遷最受阻礙，隨遷可能性明顯低于中西部地區。
第五，當戶籍地的居住環境較差時，流動人口更傾向于安排子女隨遷。兒童的生存和發展需要基本的物質保障，戶籍地較差的生活環境成為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推力，在這種情況下，流動人口安排子女隨遷可以為子女提供更好的生存發展條件。
兒童人格的健全、心智的成長、學習的輔導等都離不開父母的言傳身教，但多數流動人口子女仍留在戶籍地。在留守狀態下，兒童的心理、健康、教育等面臨許多問題，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根本出路是掃清他們隨遷的障礙，讓流動人口子女分享城鎮化帶來的福利和成果，讓他們與父母團聚，為他們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和教育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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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人口流動特征范文
新上海人的結構特征
在過去的十幾年間,高學歷人口占流動人口的比例基本沒有發生很大變化,一般保持在1.50%左右,但由于流動人口總量在這15年間增加了3倍,高學歷人口總量雖也有大幅上升,但由于基數的增大,使得這一比例并沒有根本變化。但新上海人的構成還是很有其特點的:
一、男性具有絕對優勢,且學歷越高,男性比例越高
流動人口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性別比偏高,特別是勞動年齡段。這雖然與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有一定關系,但更多的是因為在找工作時男性具有較大的優勢。長期以來高學歷人口中男性始終占絕對多數,雖然在最近的十年間情況有所變化,但男性比例仍高達64.71%,高學歷人口性別比不僅高于6歲及以上人口的性別比,也比勞動年齡人口的性別比高。從發展趨勢來看,則高學歷女性比例有顯著的上升,性別比逐漸向6歲及以上人口和勞動年齡人口靠攏。
二、25-29歲的高學歷流動人口比例最高,年齡結構的特征在這些年里并沒有發生變化
年輕是高學歷人口的特征。20-34歲年齡段的人口比例是最高的,而峰值則出現在25-29歲年齡段。這樣的年齡結構特征在過去和現在都沒有發生變化。
三、以大學本科為主,學歷結構受到政策的一定影響
在高學歷流動人口中,大學本科占絕大多數,從2000年以來的數據看比例在90%左右,研究生只有10%上下。從絕對數上看,2003年抽樣調查中上海全市流動人口中研究生以上學歷的僅7800人。但是由于近年來大學擴招,成批畢業后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在上海尋找工作,就業人數明顯增加。
四、來源地十分廣泛,但仍相對集中在華東地區
上海的流動人口來源分布十分廣泛,遍及我國內地的30個省、市、自治區,但同時又相對集中在華東地區。來自華東地區的流動人口占全部流動人口的77.10%,其中僅來自安徽、江蘇兩省的流動人口就有217.62萬人,比例超過55%。
此外,高學歷的人口還呈現出如:專業技術工作是大多數高學歷流動人口的選擇,從事新興職業和自由職業的比例也相對比較高;未婚人口的比例比較高,而且有繼續上升的趨勢,在已婚人口中配偶有上海戶籍的比例有明顯下降等特點。
新上海人的發展特點
如果把已從外地或海外來上海工作,取得上海戶籍或居住證,或已在上海居住、工作5年以上,有正當職業或穩定收入,并把上海作為長期居住和生活的特定人群定義為新上海人的話,他們呈現出如下一些新的特點:
第4篇：人口流動特征范文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流動人口群體正在發生分化。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進城務工的第一代流動人口正在逐步退出城市，作為改革開放進程中成長起來的新型勞動群體—第一代流動人口的子女開始加入勞動大軍并成為流動人口的主體。
當今中國經濟與社會的快速發展，新生代和老一代流動人口由于出生和成長時代背景不同，從而具備了顯著的不同人格特征。新生代流動人口受教育程度高，因而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工作耐受力低。與此同時，他們受到戶籍的限制，難以扎根城市，因此，工作穩定性很差。這一問題若不及時解決，將會加劇收入差距，阻礙城市化進程，威脅社會穩定，最終影響整個社會發展。
流動人口就業收入影響因素研究
(一)模型的選擇
美國經濟學家 Mincer基于勞動者的工資收入由勞動者的人力資本決定的假定，于 1 9 7 4 年提出著名的“Mincer 模型”，之后此模型成為測算人力資本對工資收入影響的經典模型，國內外眾多學者都結合自己的研究特色利用改進的“Mincer 模型”來具體研究工資收入的影響因素。
(二)數據與變量說明
本文的數據是基于 2011 年國家計生委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在全國范圍進行，按照隨機原則在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抽取樣本點，樣本總量128000人。該調查給出了流動人口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等詳細的個人特征方面數據。在兩代流動人口收入因素分析中，兩代流動人口所面臨的社會歧視與工作環境是一樣的，造成他們收入差異的主要因素是兩代流動人口的個人特征與就業觀念的不同，因此，本文根據以往的相關研究，采取個人特征方面的指標并提出研究假設。
1.因變量。為了研究影響流動人口收入的的影響因素，選擇流動人口的日工資率的對數做為因變量。
2.自變量。為了研究影響流動人口收入的影響因素，選擇流動人口的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過工作技能培訓、工作行業、每天工作小時數、家庭等因素做為自變量。
年齡。年齡是研究收入影響因素中的主要個人特征變量之一，根據貝克爾(Becker)的年齡- 收入曲線，收入隨著年齡的增長呈現倒U 型的軌跡，因此，本文將年齡、年齡的平方兩個自變量同時納入模型中，假設預期年齡與新老兩代流動人口的月工資收入呈正相關關系，而年齡平方與新老兩代流動人口的月工資收入呈負相關關系。
性別。性別是影響收入的重要個人特征變量之一。傳統的人力 資 本 理 論 認為，男性獲得工作機會和工資收入要高于女性。因此，本文假設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男性的工資水平高于女性。
受教育程度。教育水平在各種研究收入的影響因素中都占據重要地位。一般來說，教育可以提高就業人口的知識水平，獲取信息等能力，進而提高工作效率，促進收入增加。因此，本文假設受教育程度與新老兩代流動人口的月工資收入呈正相關關系。是否接受過工作技能培訓。接受過工作技能培訓的就業人口更容易獲得工作機會，并會提高工作的穩定性。因此，本文假設是否接受過工作技能培訓都與新老兩代流動人口的月工資收入呈正相關關系。
工作行業。不同的工作行業，流動人口的收入相差很大，一般來說科研和技術行業收入偏高，農林牧漁行業收入偏低。因此，本研究假定工作行業因素對流動人口收入的影響有正有負。
每天工作小時數。一般來說，工作時間越長，收入應該越高，因此本文假設流動人口工作小時數與收入為正相關關系。
家庭因素。流動人口的婚姻狀態和撫育子女數代表了流動人口的家庭狀況，一般來說，已婚、有子女的流動人口家庭穩定，家庭負擔較重，收入更高。因此，本文假定婚姻狀態與流動人口收入為負相關系，撫育子女數與流動人口收入為正相關關系。
(三)計量結果分析
為了考察影響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因素以及新生代與老一代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影響因素的不同和影響程度的差異，本研究使用 SPSS11.O 軟件分別對流動人口整體、老一代流動人口樣本、新生代流動人口的三個樣本進行回歸分析。
結果顯示，從流動人口整體的全部樣本來看，除婚姻狀況對工資收入不顯著外，其他各變量都對工資收入起到顯著地效應。其中，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工作技能培訓、性別、年齡這四個變量對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影響作用是十分強烈的。
其中，性別對新老兩代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影響最為顯著，整體上看，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女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與男性流動人口相差30% 以上，這表明無論新生代還是老一代流動人口都存在嚴重的就業性別歧視。比較新老兩代流動人口發現，性別因素在老一代中的影響程度更大，新生代流動人口男女工資收入差距略有縮小。
年齡對總的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有顯著影響，年齡越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越高，年齡每增加一年，收入增加2.4%。對于老一代流動人口來說，年齡對于工資收入的影響仍然是顯著的，年齡增加，收入也更高。但對于新生代流動人口來說，年齡這一個體特征對其工資收入的作用不顯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年齡代表著工作經驗，一般來說，年齡越大，工作經驗越豐富。對于老一代流動人口來說，工作經驗對于收入有重要作用，經驗越豐富，收入越高。但對于新生代流動人口來說，工作經驗對于收入并沒有太大作用。
受教育程度對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有十分顯著的影響。從全部樣本來看，在控制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個檔次，工資收入均值會相應的提高11.3%。
外出后參加職業技術培訓對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有重要的影響。在流動人口的全部樣本中，進城后未曾接受職業技術培訓的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均值要比曾接受過培訓的流動人口的低9.3%，尤其是新生代流動人口參加技術培訓的收益率更高。這一數據反映出新生代流動人口接受新事物快，崗前培訓和在職教育對提高他們的工資收入水平更有效。
另外，撫育子女數對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有一定影響，要撫育的子女數越多，家庭負擔越重，因而可能在選擇工作時提更高的工資要求。尤其是對新生代流動人口來說，撫育子女給他們帶來了更大的家庭壓力。
總之，對于老一代流動人口來說，年齡對于收入有重要作用，年齡越大，工作經驗越豐富，收入越高。但對于新生代流動人口來說，年齡對于收入并沒有太大作用，新生代流動人口的收入主要受受教育程度、是否參加培訓、性別和家庭負擔的因素影響。
提高新生代流動人口收入政策建議
目前，我國流動人口工資收入還屬于社會較低層次，增加流動人口，尤其是新生代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迫在眉睫。一方面，工資收入作為大部分新生代流動人口的勞動所得，很大程度上影響其遷移的決策，只有他們認為有足夠高的收入可以彌補其遷移成本時，才會做出遷移的意愿，有了遷移意愿，就會成為潛在的城市勞動力供給，促進我國城市化建設;另一方面，流動人口的訴求正在發生巨大變化，新生代流動人口已不僅是單純地在城市中打工掙錢，而且要在城市中消費、生活，但如果要增強流動人口消費能力，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其根本條件在于提升就業收入水平。新生代流動人口在城市中求發展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在于，打工收入水平相對于城市生活成本來說，依然較低，難以支撐其在城市中成家立業的夢想。提升流動人口的收入水平，意味著其在衣食住行上的消費能力將會迅速增強，從而必將對城市發展產生不可低估的需求拉動作用。這一龐大而生機勃勃的勞動者群體，不僅能夠在各個產業中創造巨大的財富，而且他們完全有條件、有能力成為重要的消費者群體。因此，我們應該采取各種措施，使流動人口的工資提高到合理的水平上。
為實現這一目的，本文針對新生代流動人口收入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提出了以下提高其收入的具體措施：
(一)加大教育培訓力度，提升流動人口就業能力
首先，農村基礎教育的發展水平是流動人口文化程度的決定因素。新生代流動人口是一個固定在某個年齡段的群體，今天農村受教育的兒童，可能就是下一個階段的流動人口主體，是城市的產業工人。因此，對于流動人口文化素質提高的要求，必須通過農村基礎教育的增強來實現。改善農村基礎教育，首先要加大農村教育投入，建設農村教育基礎設施。同時，要改革教育評估方式，切實以培養人才為主，讓流動人口全面提高文化素質。
另外，還要加大專業技能培訓力度，提高流動人口技能素質。當前，流動人口難以適應產業結構升級、城鎮化進程的需要，是造成流動人口“就業難”主要障礙之一。因此，要大幅度開展職業技能培訓，提高新生代農民工技能素質，為我國制造業發展不斷提供合格的產業工人。政府應當加大培訓資金投入，健全和規范培訓信息的渠道，并對有關培訓機構給予適當培訓補貼，鼓勵企業對員工進行培訓，成為培訓流動人口的主體，高素質的流動人口勞動技能強、接受能力快，企業聘用他們也會得到更高的收益。同時，鼓勵流動人口，尤其是新生代流動人口自我投資接受培訓，為他們提供真實可靠的培訓信息與培訓機會。
(二)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高個體勞動生產率
按照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轉變企業經營方式，不再以壓榨工人的勞動時間與勞動強度為賺取利益的方式，而是在技術進步的基礎上，不斷提高單個勞動力的生產率，從而創造條件，使新生代流動人口的收入水平與經濟發展實現同步提升。
(三)消除就業歧視，實現同工同酬
提高新生代流動人口收入，就要在就業方面消除各種歧視流動人口的現象，實現同工同酬，待遇均等。
第5篇：人口流動特征范文
與前述4個假設相對應，本文有5個關注點:年齡效應、戶籍效應、地區效應、態度效應、網絡效應。故此，本文有5個主要自變量。①年齡隊列(1=青年流動人口，定義為29歲及以下)。②戶籍身份(1=鄉—城流動人口，定義為在調查時為農村戶籍)。③流入地區(定義為9類:北京、天津、上海、重慶、武漢、江蘇、浙江、廣東、其他地區)。數據分析一方面單獨使用這些變量，另一方面使用它們的合成變量，即三者的互動項。為了簡潔且突出主題，這里僅展示一個含有八個分類的互動變量的模型分析結果:北京青年鄉—城流動人口、北京年長鄉—城流動人口，北京青年城—城流動人口、北京年長城—城流動人口，外地青年鄉—城流動人口、外地年長鄉—城流動人口，外地青年城—城流動人口、外地年長城—城流動人口。④態度輕視(1=覺得受到過本地人的排斥，0=沒有感到排斥)。⑤交往局限(1=流動人口主要與本地人交往，2=主要與老鄉交往，3=主要與其他人交往，包括其他外地人、無人交往等)。此外，本文控制一系列其他要素，以探討上述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獨立關系，包括流動特征、人口和社會經濟特征、流入區域等諸多要素。本文使用的所有變量都具有足夠的變異。2．研究方法與分析步驟因變量“融入意愿”指數為線性測量，可采用線性回歸模型。“監測調查”在全國1151個縣(市、區)或樣本點進行:一個樣本點最多調查2000個樣本，最少調查20個樣本。北京的樣本來自13個區縣:其中，一個區縣最少調查40個樣本，最多調查1080個樣本，平均調查約307個樣本。這種情況就導致了數據的聚類特性，即在各樣本點之間，流動人口的融入意愿可能存在較大差別，而在同一個樣本點之內，融入意愿可能更為接近。這使數據可能不符合常規線性回歸模型的兩個基本假定(一是樣本之間的獨立性，二是隨機誤差項相互獨立)，從而導致常規的線性模型難以得到有效的估計結果。換言之，常規模型的分析結果可能低估標準誤、高估自變量的重要性，從而增加犯I類錯誤的概率［11］。此外，除了獨立性的假定難以滿足外，它還放棄了對不同組群之間差異的考慮，使很多原本由分組帶來的差異被解釋為個體的差異，從而丟失大量的群體信息。所以，對于多層次結構數據，常規的線性回歸有其自身的局限。使用多層模型處理具有層次結構的數據，能夠糾正由于同一層次內樣本的相似性而引起的參數估計誤差，改善置信區間和顯著性檢驗，降低犯I類錯誤的可能性［12］。因此，本文使用多層線性模型分析流動人口的融入意愿，將縣(市、區)作為高層單位，受訪個體作為低層單位。
單變量和相關分析結果
描述了全部樣本和北京市流動人口中雇員的基本特征。在全國和北京市樣本中，青年流動人口的比重基本相同，均在46%上下;但鄉—城流動人口所占比重差別較大，北京市鄉—城流動人口比重低于全國的相應比重，二者分別約為71%和83%。在全國流動人口雇員中，近三成的人感到受到過本地人歧視，而北京市的這個比例更遠遠超過全國的平均水平;全部樣本中近1/4的流動人口認為，自己的主要交往對象為本地人，而該比例在北京市不足1/5;據此判斷，北京市本地市民似乎對流動人口的接納情況并不如意。在這個樣本中，北京市的流動人口均為跨省流動人口;而在全國樣本中，超過一半的流動人口為跨省流動，約30%的人為跨地區流動，其余約17%的人為地區內跨縣流動。
模型分析結果
其中，模型1和模型2為全部樣本分析結果，但模型1使用獨立的戶籍、年齡和地區變量，而模型2則突出北京市不同戶籍、年齡流動人口與外地相關人群的比較。模型3是北京市樣本的分析結果。模型1顯示，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鄉—城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顯著超過城—城流動人口，而青年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顯著低于年長流動人口;與流入北京市的人口相比，除重慶市以外，其余地區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都較低，尤其是廣東、浙江、上海、江蘇的流動人口。若流動人口感到本地人對他們懷有偏見，則其認同意愿大大降低;若他們主要的交往對象為本地人，則認同意愿顯著提高。這表明，對于兩個其他條件相同的人，農村人對流入地具有更強的認同意愿。顯然，該發現了前面提出的有關制度排斥的理論假設(即假設2)。這可能與城—城流動人口和鄉—城流動人口對流入地的預期和參照對象有關。而且，青年流動人口對流入地的認同意愿亦顯著低于年長流動人口，也不支持有關代際差別的理論假設(即假設1)，這與現存其他研究得出的結論相悖。地區差別的結果支持理論假設3。同樣，理論假設4也得到模型結果的檢驗。若在流入地受到歧視，則其認同意愿顯著且大大地降低;而與本地人較多的交往則會提高其認同意愿。若同時考慮地區、戶籍、年齡的互動對認同意愿的影響，則可以發現北京市青年鄉—城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低于年長鄉—城流動人口，但超過其他六類人群，尤其是顯著超過外地青年城—城流動人口。這表明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的確與地區、戶籍、年齡之間存在互動。就控制變量而言，盡管系數的大小略有差別，模型1和模型2展示的結果模式幾乎完全一致。就流動跨越的區域而言，跨越的行政區域愈大，其認同意愿越低;就流動時間而言，在流入地居留的時間越長，其認同意愿越強;若在流動期間，老家遇到困難，其認同意愿會顯著降低。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可能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從流動人口的人口學特征來看，模型結果并未顯出顯著的性別、民族差異，但在婚的人的認同意愿強于不在婚的人。而受教育程度越高，流動人口的融入意愿越低。該發現與我們對行為參與和經濟融入的分析結果(受教育程度與行為參與、職業地位、收入水平、社會保障、總體經濟融入水平等有很強的正向關系)完全相反。不同因變量有差別的分析結果表明，心理上的融入的確具有不同于客觀融入的特點。流動人口的勞動就業特征與其認同意愿密切相關:在制造業就業的人的認同意愿顯著低于在其他行業就業的人，雖然與在建筑業就業者之間的差別不顯著。隨著經濟地位的提升、保障水平的提高和居住條件的改善，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也相應提高，即認同意愿可視為對流動人口整體的社會融入程度具有明顯指向作用的經濟社會地位、行為適應的深層體現。此外，流入到不同的經濟帶也帶來不同的認同后果:流入西部地區、東北地區的人比流入東部地區的人擁有更強的認同意愿。如模型3所示，盡管具體的系數取值大小有別，顯著性水平也有差異，北京市樣本的分析結果與全國的平均水平十分一致。比如，北京的青年流動人口的融入意愿低于年長流動人口，鄉—城流動人口的融入意愿高于城—城流動人口，盡管組與組之間的差別沒有統計意義。同樣，若北京市流動人口感到受到本地人的歧視，則他們的融入意愿會顯著降低;若他們的主要交往對象為本地人，他們的融入意愿就會顯著提高;在流入地的居留時間提升北京市流動人口的融入意愿;老家有困難之人的融入意愿顯著降低。在人口學特征中，只有在婚與因變量的關系是顯著的。同樣，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人力資本與因變量呈不顯著的負關聯。這表明北京流動人口中的雇員與全國的同類人群一樣，并不是受教育程度越高，認同意愿就越高。此外，隨著經濟地位的提高，北京市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顯著提高，保障水平和居住狀況都不與因變量有顯著關聯。
總結與討論
第6篇：人口流動特征范文
關鍵詞：流動人口；犯罪原因理論；犯罪原因
一、流動人口違法概述
流動人口，是指離開戶籍所在地，跨越一定的行政轄區，以工作、生活為目的，在異地居住的人員。國外一般稱為人口流動。而流動人口犯罪，也就是流動人口離開常住戶籍所在地，在異地實施的犯罪是相對于戶籍所在第人口犯罪而言的。
流動人口犯罪不僅嚴重擾亂了穩定的社會秩序，給社會治安帶來壓力，還嚴重的侵害了人民人身、財產權益，降低了公民生活的安全感和幸福指數。
二、流動人口違法的現狀和特征
流動人口犯罪并不是一種偶然現象，而是具有其內在規律和特點的。
（一）流動人口違法率高。有統計顯示，北京市70%的犯罪是外來人口。上海有72%以上的犯罪為非本地戶籍人口所為，杭州外來人口犯罪已經突破了90%，深圳近10年來抓獲的犯罪嫌疑人中，非深圳戶籍的分別占到98%以上。[1]從以上的數據我們可以直觀的看到流動人口已占據主導位置。
（二）流動人口違法類型呈多樣化發展趨勢。西安市流動人口比較集中的城鄉邊緣區域中，制假、販假、盜竊、搶劫、、兇殺、詐騙、販毒等幾類案件最為突出，犯罪率較高。同時，由于人口流動性大和疏于管理，、、賭博、吸毒等社會丑惡現象屢禁不絕。[2]
（三）流動人口違法組織性、團伙性強。流動人口相同的地緣感、鄉土觀念將他們緊密聯系在一起，甚至出于“哥們兒”義氣互幫互助，共同犯罪。“如河南虎崗鄉李排村砸車窗犯罪群體、貴州穩坪鎮爬陽臺盜竊犯罪群體。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流動人口地域性犯罪群體作案大約能夠占到所有刑事案件的30% ～40%。”[3]
（四）流動人口違法時間、地點具有固定性。一般而言，上下班、節假日期間是流動人口犯罪的高發期。在這些時間段內，人們大多專注于消費、娛樂而放松警惕，流動人員則乘其不備實施犯罪。而為了便于逃跑、提高成功率，往往會選擇人流量較大的公共場所，如車站、碼頭、繁華鬧市。
（五）違法目標的隨意性。大多數時候，流動人口中的犯罪分子采取東游西蕩的形式搜尋犯罪目標，作了案即跑，見機銷贓。而且作案的目標相當隨意，既可能是見財起意，也可能是見色起心，隨時間、環境發生變化。
三、西方犯罪原因理論
（一）犯罪人類學。以恩里科?菲利的犯罪原因三元論為代表，認為犯罪是由人類學因素、自然和社會因素三類原因引起。他將犯罪原因歸為以下三類：第一，人類學因素，包括犯罪人的年齡、性別、法律地位等；第二，自然因素，包括氣候、土壤的肥沃程度和分布等；第三，社會因素，包括人口數、移民、宗教等。【4】該理論表明各類因素的相互聚集、不同影響直接影響了犯罪的形成。
（二）犯罪生物學理論。包括遺傳生物學研究、體質生物學研究。現代犯罪遺傳生物學研究認為，犯罪人的犯罪會直接或間接地受到遺傳因素的影響，特別是遺傳負因，例如父母、祖父母的精神病、智力低下、性格異常、異常染色體等，使犯罪人在這些遺傳負因的作用下形成不良的或者的人格，由此引發犯罪行為。[5]
犯罪的體質生物學學說從犯罪人的身體素質方面探討生物、生理因素與犯罪人的關系。德國精神病學家恩斯特?克雷奇默在其《體型與性格》中對不同體型的人有不同的人格和氣質特點的研究中認為，瘦長型體型的人較多實施盜竊和欺詐，健壯型體型的人較多實施侵犯他人人身的犯罪及性犯罪，另外內分泌異常、中樞神經系統異常、學習能力缺失等因素與犯罪有聯系。體質生物學研究摒棄了隔代遺傳觀點，用更為發達的體質要素來分析犯罪原因，更具有科學性，但我們也不能忽視，并不是所有類似體質的人一定會實施該類犯罪，這只是一種通過對犯罪現象歸納總結出的原因特征。
（三）社會心理學理論。此理論主要以美國現代社會學家和犯罪學家埃德溫?哈丁?薩瑟蘭的不同交往理論為代表，他認為犯罪是在與他人交往中習得的，犯罪人對犯罪行為的學習主要發生在親密的人的群體中。而薩瑟蘭確立的犯罪后天習得論，修正了人是環境被動產物的結論。在他們的理論中，更強調了人與人相互心理影響對犯罪形成的影響。
（四）現代犯罪社會學理論。大致分為五個理論群：以芝加哥學派為代表的犯罪生態理論，以緊張理論為代表的社會結構理論，以社會控制理論和標簽理論為代表的社會過程理論，以激進主義犯罪學為代表的社會沖突理論，以犯罪一般理論和相互作用理論為代表的整合理論。盡管各種理論具體表述不同，但具有一致觀點：第一，犯罪行為是一種社會現象，是由犯因性的社會條件造成的；第二，犯罪行為的模式與犯罪人的社會經濟地位、種族、性別和年齡密切相關；第三，社會變遷與犯罪行為有關；第四，技術的發展及社會制度對犯罪有重要的作用；第五，群體之間和人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對犯罪的發生有重要影響。[6]
四、我國流動人口違法原因分析
（一）社會環境因素是促成違法的外部原因，如社會條件變遷、群體影響。筆者認為，犯罪意識的形成離不開社會壞境。如搶劫、盜竊、詐騙等財產犯罪與社會的經濟狀況相聯，、等性犯罪受到社會不良風俗、習性的影響，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是其職業特點提供了機會，這都說明了社會客觀環境對犯罪起著直接的作用。
（二）生物因素為違法意識的形成提供生理基礎。筆者認為犯罪作為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是多種因素影響的結果，人與動物的基本區別在于有意識、有思想、有主觀能動性，其行為一般都有目的性、選擇性，在犯罪或不犯罪面前，他們完全有意志支配。所以生物因素只是對某些犯罪人犯罪意識的形成起著推動的作用。
（三）違法心理因素是犯罪的根本動因。現實生活反映了幾乎所有犯罪心理都是在追求欲望中形成的。人的欲求包括衣、食、住、行等一級生物和生理需求，還包括安全、歸屬、獨立、自由、榮譽等更高級需求。人們在尋求或低或高的欲求中，采取不同的方式或守法或犯罪。
犯罪原因是犯罪研究中最為根本卻又極為復雜的問題，社會、生物、心理等因素混雜，加之犯罪本身的多樣化，使得犯罪原因更加復雜。筆者希望通過對西方犯罪原因理論的簡述及分析研究犯罪原因對我國流動人口犯罪的原因，以期對我國的犯罪學研究有所幫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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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人口流動特征范文
關鍵詞：人口；居住流動性；避孕；計劃生育服務；衛生服務需求；干預性研究
計劃生育服務主要包括宣傳教育（簡稱宣教）服務、技術服務、咨詢服務和隨訪服務等。通過計劃生育服務可使流動人口了解避孕節育、性與生殖健康和性病/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AIDS）預防等方面的知識，提高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意識和主動參與計劃生育的積極性，改善其避孕方法的使用情況，進而促進流動人口生殖健康水平的提高。但流動人口接受計劃生育服務的狀況并不理想。陶建國等的研究結果顯示，流動人口到現居住地后接受過計劃生育宣教服務的比例僅為29.0%；接受宣教的方式為口頭宣教、發放宣傳材料和影視材料等。本研究通過開展針對流動人口的避孕節育干預項目，探討干預對流動人口避孕節育和計劃生育服務需求的影響，以便今后為流動人口提供更好的計劃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務。
對象與方法
1研究對象
選擇流動人口高度集中的重慶市酉陽縣作為研究現場，采用多階段隨機整群抽樣的方法獲取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為所選擇的工作場所 （工廠、建筑工地和娛樂場所）
的流動人口。入選標準：①人戶分離。②年齡18~49周歲。③在所選地區居住≥3個月。④自愿參加本課題。本研究基線共調查2 001例，其中對照組989例，干預組1012例；評估調查時隨訪到有效樣本1791例（失訪率10.49%），其中對照組881例，干預組910例。基線調查時研究對象年齡
（29.50±8.34）歲，2組均以25~30歲者占比例最大。干預組與對照組的年齡分別為（29.36±7.66）歲和（29.64±8.95）歲，差別無統計學意義（t=0.75，P=0.4508）。2組性別、婚姻狀況構成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01），2組均以女性、已婚或未婚有性生活者為主（＞50%）；2組工作場所、學歷和戶口性質構成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2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工廠為基礎進行流行病學干預研究，采用多階段整群抽樣的方法在重慶市酉陽縣流動人口集中的工廠、建筑工地和服務娛樂場所開展研究，將上述工作場所隨機分為干預組和對照組。干預組除給予常規計劃生育服務外，還進行本項目的各項干預活動，包括：倡導、動員、管理、培訓、宣傳教育、咨詢服務、技術服務、隨訪服務和轉診機制等各項干預活動；干預組每月發放1次材料，每月更換1次宣傳墻報；每3個月組織到所選擇的工作場所進行1次計劃生育/生殖健康方面的VCD集中播放；在每個單位設立咨詢室，進行咨詢技巧培訓后的服務人員為流動人口開展咨詢服務；開通咨詢熱線，建立咨詢記錄檔案；每季度開展1次專家咨詢活動；在工作場所集中提供免費計劃生育技術服務活動。對照組只給予常規計劃生育服務。
在干預活動開展前，首先對研究對象開展結構式問卷調查（基線調查），調查內容包括一般人口學特征、流動特征、避孕知識、使用的避孕方法、接受計劃生育服務的情況和對計劃生育/生殖健康服務的需求等。具體包括對計劃生育/生殖健康宣教服務需求、咨詢服務需求、技術服務需求和隨訪服務需求。
干預組開展12個月干預活動后，2組均進行評估調查。評估調查內容與基線調查基本一致，干預組增加對干預活動的參與情況調查。
3統計學方法
問卷資料由專業人員進行統一審核并編碼，Epidata3.1軟件建立數據庫，雙人雙遍錄入，進行一致性檢驗。采用SAS9.1軟件包行統計分析，對研究結果做描述和比較，2組間各指標比較分別采用t檢驗和χ2檢驗。各因素對研究對象的計劃生育/生殖健康需求的影響采用二分類Logistic回歸分析，因變量為宣教服務需求和咨詢服務需求，有需求賦值為1，無需求賦值為0；自變量中“性別”、“現居住地居住時間”為二分類變量；“婚姻狀況”、“工作場所”、“流動方式”和“戶籍地”為多分類變量，采用啞變量的形式進行比較（設立1個參照組）；“學歷”和“年平均月收入”采用等級變量的形式進入模型，學歷越高，其等級越高（小學及以下=1；初中=2；高中/技校=3；大學及以上=4），年平均月收入越高，其等級越高（＜500元=1；500元~=2；1 000元~=3；2 000元~=4；≥3 000元=5）。
結果：
（1）計劃生育服務情況
1.2組《流動人口婚育證明》辦理情況比較基線調查時2組辦理者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評估調查時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干預組高于對照組。對照組評估調查時與基線調查時辦理《婚育證明》者比例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321 4）；干預組評估調查時辦理《婚育證明》比例比基線調查時高。
2.2組接受宣教、咨詢、技術和隨訪服務情況比較基線調查時干預組與對照組接受宣教、咨詢服務者比例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接受技術服務和隨訪服務者比例差別有統計學意義，干預組高于對照組。評估時2組均全部接受宣教服務，接受宣教、技術和隨訪服務者比例及干預組接受咨詢者比例均較基線調查時增加（P＜0.01），只有對照組接受咨詢服務者比例下降（P=0.001 3），評估時干預組接受咨詢、技術和隨訪服務者比例高于對照組（P＜0.000 1）。
（2）2組計劃生育/生殖健康需求比較
基線調查時，2組對宣教、咨詢服務的需求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對技術、隨訪的需求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01），干預組對技術的需求低于對照組，對隨訪需求高于對照組。與基線調查時比，評估調查時2組接受宣教服務的需求均降低（對照組P=0.009 7；干預組P=0.0165），接受咨詢服務的需求無明顯變化（P＞0.05），對照組對技術服務的需求增加（P＜0.0001），干預組對隨訪服務需求降低（P=0.0002）。評估調查時，2組對宣教、咨詢服務需求者比例差別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組對技術服務的需求比例低于對照組（P＜0.0001），對隨訪服務的需求比例高于對照組（P=0.0197）。
（3）計劃生育宣教和咨詢服務需求的影響因素分析
干預活動對研究對象宣教服務的需求無影響。性別、婚姻狀況、學歷、工作場所、年平均月收入、在現居住地居住時間、流動方式和戶籍地等因素均影響研究對象的宣教服務需求。與男性相比，女性具有較高的宣教服務需求；與未婚無性生活對象相比，已婚者有較高的宣教服務需求；與工廠的對象比較，娛樂場所的對象有較高的宣教服務需求；與來自華東地區的對象比較，西南地區的對象有較高宣教服務需求；年平均月收入越高，其宣教服務需求也越高。與在現居住地居住半年以下者比，居住半年以上者有較低宣教服務需求；與舉家流動對象比，1人流動或夫妻流動者宣教服務需求較低；學歷越高，對宣教服務需求越低。干預活動對研究對象的咨詢服務需求也無顯著影響。學歷、工作場所、年平均月收入、流動方式和戶籍地等因素均影響研究對象的服務需求。與來自華東地區的對象相比，中南地區的對象有較高咨詢服務需求；年平均月收入越高，其咨詢服務需求也越高。與工廠的對象相比，建筑工地的對象有較低的咨詢服務需求；與舉家流動的對象比，個人流動者有較低咨詢服務需求；學歷越高，對咨詢服務需求越低。
討論
本研究顯示，干預后干預組流動人口辦理《婚育證明》比例顯著增加。評估調查發現，2組對象接受咨詢、技術、隨訪服務的比例均有顯著提高，且干預組顯著高于對照組。研究結果提示，以工廠為基礎的流動人口避孕節育干預可提高其接受計劃生育/生殖健康相關服務的比例，這對促進流動人口生殖健康有重要意義。
在宣教內容上，避孕節育知識、優生優育、計劃生育政策法規、生殖道感染等知識是向流動人群宣傳教育的重點。僅少部分流動人口在現居住地得到過免費避孕藥具和計劃生育檢查，獲得過計劃生育咨詢服務和隨訪服務的比例則更低。而流動人口表現出日益增長的生殖健康服務需求，希望了解常用避孕方法的原理、正確使用方法和不良反應、性病/AIDS知識、性道德有關問題、青春期健康和生殖道感染等方面的知識；同時流動人口認為由計劃生育人員和醫務人員提供生殖健康宣傳教育比較合適。本研究以工作場所為基礎，由工作場所或其所在街道的計劃生育服務人員為其提供計劃生育宣教、咨詢、隨訪和技術服務，大大提高了流動人口接受計劃生育服務的可及性，提高其接受計劃生育/生殖健康服務的比例。有研究顯示，在外來未婚女性中“認為有必要進行生殖健康教育者”和“與他人交流過生殖健康知識”的對象其生殖健康知識得分較高，說明有宣教服務需求的流動人口對生殖健康了解程度較好。因此，有必要在流動人口中開展相關計劃生育/生殖健康服務。黃江濤等對15~35歲女性非戶籍人口進行的研究也顯示，以避孕節育/生殖健康知識宣教和技術服務為重點的干預活動提高了流動人口對計劃生育/生殖健康服務的需求，干預前93.7%的人希望進一步學習避孕/生殖健康知識及得到有關技術服務，干預后上升至96.5%（P＜0.05），提示生殖健康宣教與技術服務干預措施可使流動人口在避孕/生殖健康認知、態度等方面得到顯著提高和改變，能提高15~35歲女性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需求。但本研究多因素分析未發現干預措施對提高流動人口的宣教和咨詢服務需求有顯著性影響，基線和評估調查時均有60%~70%的研究對象表示有計劃生育/生殖健康服務的宣教和咨詢服務需求，這可能說明本研究對象生殖健康需求已得到滿足，也可能說明本研究對象的生殖健康保健意識仍不夠強，未認識到有計劃生育/生殖健康服務需求。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需就研究對象的服務需求進行進一步調查和分析。
本研究多因素分析還發現性別、婚姻狀況、學歷、工作場所、年平均月收入、在現居住地居住時間、流動方式和戶籍地等因素均影響研究對象的服務需求。這與以往研究結果類似。提示在今后計劃生育服務過程中，應針對不同特征對象開展個性化計劃生育/生殖健康綜合服務。本研究顯示，以流動人口工作場所為基礎的計劃生育/生殖健康綜合干預有助于開展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管理與服務，促進流動人口辦理《婚育證明》，促進群眾接受性與生殖健康相關宣教、咨詢和隨訪服務。因此，相關地區和計劃生育機構可在流動人口較集中的工作場所開展相應的宣教、咨詢、隨訪和技術等服務，從而提高計劃生育服務能力，為流動人口提供更好的計劃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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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人口流動特征范文
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數據，我國流動人口已達約2.6億。人口流動在給中國經濟帶來活力的同時，也在沖擊著中國原有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并引發了諸多的社會問題，這無疑給當前中國的社會管理帶來了巨大挑戰。本期策劃我們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其進行解讀，探討了人口流動的現狀及其未來趨勢、人口流動中的階層分化問題、流動人口福利保障、人口流動對流動主體（農民工）及主要流出區域（鄉村）的影響等，并從國際經驗中尋求借鑒，以期對促進我國人口合理有序流動，創新社會管理有所助益。
和平時期人口流動的主要動力是經濟和人口的地區差距。地區間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勞動力流向就業機會更好的地區，人口老化的地區需要吸引外來年輕勞動力以維持經濟增長的活力。近年來，人口流動已成為全球經濟和發展議題中的重要內容，中國的人口流動也不例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的快速變化推動了勞動力的流動，主要是從農村向城市、從欠發達地區向經濟發達地區的流動。政策和制度變革放開了對農民到城鎮務工的限制，降低了流動風險；經濟轉型和工業化以及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沿海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飛速發展，產生了巨大和持久的勞動力需求；農業現代化提高了農業生產率，降低了農業勞動強度、減少了對農業勞動力的需求；沿海地區和大城市在20世紀90年代最先完成人口轉變，長期的低生育率導致新生勞動年齡人口逐漸減少，經濟的快速增長又需要大量年輕勞動力；諸多因素共同推動了人口的流動。人口流動在為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的同時，也改變著中國的人口分布以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結構。
人口流動的規模與流向
中國流動人口的規模在改革開放后的30多年中持續增長，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增長速度明顯加快，從1982年的657萬人增長到2010年的2.2億人（圖1），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占全國總人口的17%左右。上海、廣州和北京等城市的當地常住居民中，約40%是流動人口。大部分流動人口是從農村流動到城市的年輕勞動力，2010年全國流動人口中約有1.5億人來自農村，省內流動人口中有54%來自農村，跨省流動人口中則有近82%來自農村。迄今為止流動人口規模仍繼續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的《201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2年全國流動人口約為2.36億人，比上年末增加669萬人。
圖1 中國流動人口規模及增長率，1982～2010年
（資料來源：根據歷次全國人口普查和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估算）
中國人口流動的主要趨勢一直是從中西部向東部和東南沿海一帶流動。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珠三角地區吸引了全國大量勞動力流入。廣東省的流入人口規模至今仍在全國居首位，東莞、深圳、中山等城市的流入人口數量已占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不過，勞動力的流動方向對經濟變化高度敏感，隨著各地經濟發展進程和經濟形勢變化，人口流動的地域特征也發生了局部性變化。90年代以后，長三角地區（包括上海、江蘇、浙江）對流入人口的吸引力逐漸增強，與珠三角和京津冀共同成為流入人口集中的三大都市圈。21世紀以來，長三角地區流入人口增長速度超過珠三角地區，其中以浙江流入人口增長幅度最大。2010年的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流入人口更為集中在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不過，盡管廣東仍是人口流入最多的省，但對流入人口的吸引力已明顯弱化。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流入人口規模增長最快的幾個城市是上海、北京、天津和蘇州，顯示出這些地區更為強大的吸引力，人口流入重心已經從珠三角北移到長三角地區。天津和福建對流入勞動力吸引力顯著增強，顯然與近年來濱海新區和閩臺經濟區的發展密切相關。
經濟因素是吸引勞動力流入的主要因素，城鎮收入水平高和人均GDP高的地區，更可能成為流入勞動力集中的地區，如2012年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的天津、北京、上海、江蘇、內蒙古和浙江，除內蒙古以區內人口流動為主外，其他幾個地區都是跨省勞動力流入的主要地區，2005～2010年的省外流入人口幾乎占全國跨省流入人口的45%（另一個主要流入省廣東占25%），上海、北京、浙江的人口遷入率高居全國前三位。經濟因素也是推動人口流出的主要因素之一，2005～2010年人口遷出率最高的前三個省依次是人均GDP較低的安徽、江西、貴州，其他幾個主要的人口流出地還有河南、湖北、湖南、廣西、四川、重慶。總的來說，人口流出地區幾乎遍布全國、相對分散，而人口流入地區則相對集中在東部主要經濟中心城市。
人口因素是吸引和推動勞動力流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有研究發現，遷出地人口規模對人口流動的影響（推動流出）僅次于遷入地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吸引流入）。除了東部農村地區也有人口流出之外，上文列出的主要人口流出省份都是人口較為密集、農村人口比重較高的人口大省，而且這些地區的生育轉變較晚、農村生育水平相對較高，因而能夠持續輸送大量的年輕勞動力。東部沿海地區和主要大城市是中國最早完成人口轉變的地區，也是最早進入人口老齡化的地區，長三角一些地區的人口早在90年代就開始負增長，這些地區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無疑對外來年輕勞動力有巨大需求，而且需要持續引入外來勞動力維持經濟發展。
流動人口的構成及變化
流動人口以年輕勞動力為主，高度集中在15～30歲這個年齡段。與國際上較為常見的流動人口年齡模式不同的是，中國流動人口大部分不帶子女，因而15歲以下少年兒童占比極低，進而形成了農村留守兒童的問題。在過去30年間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流動人口的年齡性別構成也在發生變化，這個群體已不再完全是90年代以前的“打工妹”、“打工仔”，已婚流動者比例不斷上升，更多的流動者不再是單身一人在城市打拼，而是與配偶子女同在流入地居住。婦女比例在流動人口中占了將近一半。沿海城市長期持續的經濟增長創造了豐富的就業機會，面向流動人口提供的公共服務和相關政策日益改善，越來越多的打工者停止了鐘擺式的流動，在城市中長期居留不再回到農村，流動人口的年齡中位數從1982年的23歲上升到2010年的29歲（即流動人口中有一半人在29歲以上）。2010年流動人口中離開戶籍地6年以上的占24%，上海和北京的相應比例更高達32%和30%。2000～2010年間，35歲及以上流動人口的增長率遠高于較低年齡組。因而流動人口規模的擴大不完全歸功于新進入勞動年齡的年輕人。那些早年離家外出的打工者已成為較為穩定的城市居民，他們的子女也有很大一部分進入城鎮勞動力市場就業，但是這兩代人仍被標記為“流動人口”或“農民工”，盡管很多年輕人生長在城市、從未務農。
流動人口構成的另一個重要變化是受教育水平的快速提高。2010年的省內流動人口中男性和女性分別有44%和40%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跨省流動人口中的相應比例也分別高達30%和27%，小學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比例顯著下降。流動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歸因于近年來全國教育事業的發展普遍提高了青年人口總體的受教育水平，另一方面也說明一些地區通過提供更好的就業和發展機會成功吸引了受教育程度高的年輕人。與之相應的變化是，流動人口中從事專業技術人員比例有所上升，從事農業比例大幅度下降。流動人口構成的變化，將會影響未來人口流動和居留的變化趨勢。
人口流動對人口結構和規模的影響
大量農村年輕勞動力流向東南沿海城市，無疑會改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結構和人口規模格局。它對社會經濟和人口的影響有些在短期內明顯可見，有些則是長期的。
農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動無疑是城市人口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中國大部分城市人口的生育率長期保持在低于1.5甚至接近1的極低水平，80年代以前積累的人口增長慣性消失殆盡，人口自然增長的作用已經微乎其微。中國城鎮居民規模自2011年起超過農村居民，鄉城流動無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這一現象也可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看到，例如泰國的鄉城遷移對城市人口增長的貢獻為80%，印度尼西亞為68%。
由于中國流動人口的主要流出地均為人口大省，流出人口對本地人口規模的影響遠不及對流入地的影響，尤其對于人口流入相對集中的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這種影響尤為顯著。北京市在努力實現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同時，力圖控制城市常住人口規模，結果則是人口規模目標的不斷突破。
不過，如果進一步考察流入人口對流入地人口結構的影響，則不難看出年輕勞動力的輸入正是這些城市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以上海2010年人口形勢為例（圖2），20～39歲年齡組外來人口數量遠遠超過戶籍人口。外來人口所帶來的優勢不僅在于數量，更是年齡優勢。正是由于外來勞動力大量補充了本地戶籍人口在年輕部分的數量萎縮，才能有效維持上海經濟發展的活力。從圖2還可看到，上海目前居民中20歲以下人口數量遠遠不足以替換即將退出勞動年齡的人口，按照上海目前經濟發展勢頭，未來還需要源源不斷地引進外來年輕勞動力加以補充。上海的情況對其他很多東部城市都具有代表意義，由于長期穩定的極低生育率，大部分城市人口已經先于全國進入老齡化階段，戶籍勞動年齡人口也在老化，如果不引進外來勞動力，很難滿足經濟增長對勞動力的需求，尤其是對年輕勞動力的需求。看來，控制城市人口增長的最根本辦法，可能是調整經濟規劃和發展方式、降低對年輕勞動力的需求。
圖2 分性別年齡戶籍的上海常住人口規模，2010年（單位：萬人）
（資料來源：上海市統計局：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
主要受人口流動的影響，中國農村的老齡化水平高于城鎮地區，呈現城鄉倒置的特征。在城鎮化過程中，農村的年輕人遷往城鎮地區，使得城鎮地區的人口老化水平下降，農村地區的老化水平上升。從1982年起，農村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5.0%，略高于城鎮地區的4.5%。到2000年城鄉差距繼續擴大，農村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7.4%，高于城鎮地區的6.3%。截至2010年，農村地區的老年人口比例已高出城鎮地區2.3個百分點。人口老齡化速度的地區差距也反映了人口流動的影響，2000～2010年老齡化速度最快的省份是甘肅（人口老齡化程度增長率為64.6%），其后依次是黑龍江、貴州、四川、重慶、青海、湖北、陜西、吉林、寧夏、內蒙古。老齡化程度增長最慢的是北京和天津，而上海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則在此10年間下降了12.3%，顯然與這些地區的大量流入年輕勞動力有關。
依據流動人口對于不同地區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可將全國劃分為三類地區：A、受人口流動影響老齡化程度得到緩解的省（市、自治區）共有12個，其中緩解效果最為顯著的地區依次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和廣東等主要人口流入地；B、受人口流動影響老齡化程度更加嚴重的省（市、自治區）共有16個，其中安徽、江西、四川、重慶和湖南等人口流出大省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受勞動力流出的影響尤為明顯；C、流動人口對本省人口老齡化影響不大，包括內蒙古、吉林、云南等以省內人口流動為主的地區。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齡化得到緩解的地區都是經濟發達地區，而人口老齡化因青年人流出而更為嚴重的經濟欠發達地區在老年保障方面的條件也相對較差，這些地區農村的人口老齡化后果及其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應受到高度重視。
人口流動未來發展趨勢
回顧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的城鎮化進程和近20年的人口遷移流動，預計中國人口流動還會持續相當長時間，并且不會在短期內縮小規模。超大城市人口規模將繼續增長，沿海的經濟中心地區人口將更為密集，而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將由于青年人的持續流出導致人口老齡化加速。不過隨著流動人口構成的變化，可能在流動特征方面會與以往有所不同。
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城市人口比例增長往往呈“S”型，根據城鎮化水平和進程可以劃分為起步期、加速期、趨緩期和平穩期。已基本完成城市化的發達國家，最終的城鎮化水平超過70%，甚至90%。世界上人口密度高于中國、城鎮化水平超過60%，且人口超過5千萬的國家有德國、菲律賓、韓國、日本、意大利和英國等。美、歐等發達國家的城鎮化進程歷經上百年，美國高速城市化發展階段持續時間長達60年。而另一些國家的城市化過程則相當迅速，如日本和韓國僅用20年就走完了城市化高速發展階段。中國的城鎮化率剛超過50%，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正處于高速發展階段，且還會持續相當長時間。農村流向城市的勞動力是人口城鎮化的重要推動力量，未來還會有更多的農村人口遷往城市定居或就地成為城市居民。
盡管在國家的規劃和政策帶動下，近幾年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勢頭良好，但并不能改變多年形成的區域梯度格局，東部沿海地區的優勢地位并未改變，對年輕勞動力的吸引力依然遠超中西部。而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也與上一代有所不同，他們更多人是為了見世面、學技術或離開農村到城市工作，更關注的是發展前途和提高技能，而非主要為了掙錢養家。盡管很多地區近幾年連續增加農民工的工資，但工資收入并不是這些青年流動者考慮的唯一因素。除了更多就業機會和發展空間外，城市中的公共政策、醫療衛生服務、生活質量和社會文化環境等，都是吸引青年人的重要條件；為了孩子的教育留在城市，也成為相當多年輕流動父母選擇在城市中居留的原因。而東部沿海地區在這些方面無疑具有相對優勢。歐洲的跨境移民研究發現，高素質的流動者往往在選擇遷入地時有更多考慮和更高標準，社會環境較差的地區在吸引高素質流動者時缺乏競爭力。在本地人口老化的趨勢下，利用各種政策和條件吸引年輕高素質的流動者已成為歐洲各國之間的較量。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對于高素質流動者具有更強的吸引力。
人口變化也會影響未來人口流動走向。在獨生子女比例較高、較為集中的地區，年輕人可能會首先選擇距離較近的城市就業，或在父母需要時遷回到離家較近的城市，因而減少跨省流動、增加省內流動。有些地區如4個直轄市和遼寧、黑龍江、吉林、江蘇，2005年30歲以下人口中獨生子女占同齡人比例都超過40%；四川、浙江、內蒙古、山東和湖北的相應比例則在30～40%之間。事實上，2005～2010年間河南已超越四川成為人口流出第一大省，四川的人口變化應當是影響因素之一。
從對流動人口的需求角度看，東部沿海地區雖然已經人口眾多，但仍需要大量年輕勞動力，其主要原因是這些地區的人口結構已經老化，而且隨著共和國的同齡人步入老年，老化速度還會更快。對于一個人口而言，年齡結構的調整只有兩種方法：加法和減法，即通過出生和遷入增加年輕人，通過死亡和遷出減少年齡較大的人。從目前發展趨勢來看，這些地區的生育率長期走低、沒有明顯提升，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保障的完善，老年人健康狀況日益改善、壽命延長、死亡率進一步下降。因此，當地無法有效補充年輕人，老年人的遷出也基本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引入年輕勞動力雖然增加了人口數量，但卻是調節人口年齡結構、緩解人口老齡化的唯一方法。
維持經濟高速增長，必然需要與年齡結構相適應的勞動力，在年輕勞動力需求和人口規模控制之間尋求平衡，也是歐洲發達國家和一些亞洲新興國家共同面臨的難題。例如新加坡在2013年1月的人口白皮書中，針對2025年人口開始萎縮的前景，提出鼓勵結婚生育、歡迎移民的應對策略，計劃每年引進1.5～2.5萬年輕移民。對于新加坡這個城市國家來說，這顯然將會增加居民數量、提高人口密度。雖然政府在白皮書別提出要注意結構和數量的平衡，會謹慎控制移民數量，但還是遭到一些新加坡公民的反對。看來，對“調整人口結構就需要做加法、如果不能多生孩子就只能多遷入年輕人”這個道理，不僅決策者需要有所認識，也需要得到社會共識。
討論
在全國工業化、城鎮化和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審視最近20年的人口流動形勢，雖然人口流動特征和流動人口構成發生了一些變化，但人口流動的區域模式和總體特征并未發生根本改變，預計未來也不會有顯著變化。其根本原因是，人口流動主要由經濟和人口因素所決定，也受到地形和氣候等條件的影響，這些因素都具有自身的規律或相對的穩定性，如沿海城市經濟中心的地位和城市人口老齡化的加速都是可以預見并基本不可能改變的。即使有各地政府不同政策的努力，無論是控制、推動還是引導，人口流動的大格局將不會發生突變。國際經驗表明，僅靠政府“一廂情愿”式的數量調控和對準入門檻的設置，都不能阻攔勞動力的流入；而當勞動市場受到經濟形勢下滑或金融危機沖擊時，這些外來勞動力會很快退出（如2008年以后的西班牙）。中國一些地區的“小城鎮化”經歷也說明沒有就業機會的城鎮是無法吸引年輕人的。因此，作為政府應當放棄違反市場經濟規律和無視人口規律的調控政策，順應大勢積極采取應對措施。
大城市人口過分集中，可能會帶來環境污染、交通擁堵等問題。為緩解這些矛盾，在政策引導人口合理布局，確保區域人口、環境、經濟的協調發展方面，發達地區還有進一步作為的空間。流動人口分布的集中是產業布局、資源集中導致的，要使流動人口的布局更加合理均衡，就必須依據生態、環境狀況合理規劃產業布局和基礎設施建設，使各區域的發展走入良性循環。目前，我國已形成的三大都市圈（長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吸收的流動人口占到全國流動人口的40%以上，如能繼續加強大都市的經濟輻射能力，擴大輻射范圍，帶領周邊一批中小城市的發展，既可緩解流動人口過于集中的狀況，也可促進人口、環境、經濟之間的良性互動。
第9篇：人口流動特征范文
關鍵詞：西寧市；流動人口；居留意愿
在中國城鎮化建設進程之中，人口的流動現象成為了一種普遍現象，在各種術語充斥學術界的過程中，從不同的角度對流動人口進行了表述，如：外來人口、流遷人口、農民工等。由此可見，流動人口的概念具有明顯的中國特色，它是以中國特有的戶籍制度為依據的，從其構成要素來看，流動人口的界定是以戶籍所在地的住所為標志的，其空間上的流動是以一定的行政區域劃分為范圍的，同時，流動人口的概念具有離而復歸、雙向往返的流動特點。從宏觀意義而言，流動人口是跨越了一定的地域界限，但是沒有改變常住戶口的人群；從微觀層面來看，是指某一特定區域內的人口流入和流出兩大類，其存在前提是以不改變人口常住地為目的流動行為，其流動的目的是以從事一定的經濟活動為目標的人群。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是一種較難測量的概念，它要考慮各種實際的情況，包括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習俗的實際狀態，進行長期居住或者不長期居住的意愿，它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長期永久性居住意愿、非永久性居住意愿、沒有居留打算的意愿。當然，這種居留意愿的前提也是在不改變常住地的前提下，對未來遷居的自我愿望和想法。
西寧市正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人口遷移活動，形成了大規模的流動人口遷移，這些城市的流動人口何去何從？是一個當前需要思考的課題，對此，我們需要更加深入地掌握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特點，分析流動人口的居留影響因素，根據他們的居留意愿需求，進行調查和分析，并以現有的二元戶籍制度為依據，對這些影響因素進入深入的研究和探討。
一、西寧市流動人口現狀
青海省流動人口流動遷移主要集中在西寧市、海東地區，西寧市是多民族文化的結合部，是一個流動人口較為集中的城市。根據2014年的最新調查數據顯示，西寧市流動人口中拿到暫住證的人口數量是45.44萬人，2014年遷入人口25762人，遷出22141人，占有相當大份額的流動人口遷移數量。通過對西寧市隨機抽查的900名流動人口進行調查，可以得出如下專項調查結果：
（一）流動人口中的男性比女性的數量要高
在隨機抽查的900名流動人口中，男性占據了57.6%，女性為總數的42.4%。在打工成為普遍現象的社會發展狀態下，男性流動人口大多從事建筑裝修業、洗車行業、送貨行業等，同時，女性進入西寧市的流動人口數量明顯增加，同時，由于西寧市第三產業規模的擴大和拓展，企業對于女性的用工需求也呈現旺盛的趨勢，如：家政服務業、住宿餐飲業等。從流動人口的年齡段來看，18-22歲的流動人口占28.7%，23-27歲的流動人口占27.9%，28-32歲的流動人口占21.8%，顯現出較強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
（二）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仍然較低
在西寧市的流動人口之中，主要是高中程度的教育水平，然而，隨著西寧市教育投入力度的加大，西寧市的流動人口受教育的普及程度有所提高，其中，初中教育程度的流動人口占44.7%；高中教育程度的流動人口占29.6%；大專及其以上教育程度的流動人口占13.3%，具有較低小學文化程度的流動人口較少，僅有12.4%。
（三）流動人口子女入學以戶籍所在地為主
在西寧市的流動人口之中，已婚人口占56.1%，在子女入學的問題方面，有59.7%的流動人口子女在戶籍所在地就學，而在父母打工所在地就學的占38.2%，另外還有2.1%的流動人口子女輟學。這反映了流動人口在工作所在地的城市的子女入學問題上還存在許多阻滯。
（四）流動人口居住狀況較差
在西寧市的流動人口主要集中在城鄉結合部，具有明顯的邊緣性特征，他們主要是根據從事職業的認同感或者職業的部分需要而居住在一個區域之內，形成了“城中村”的居住格局。另外，還有一些流動人口，如：從事工程項目建設的務工人員，由于工作的性質和需要，則分散在工作的臨時宿舍之中。
二、城市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的特點分析
總體而言，城市的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中，有84.4%的流動人口希望居留在城市，而僅有15.6%的流動人口打算回歸故里。從流動人口的居留時間的打算來看，有36.5%的流動人口希望永久居留于城市；12.7%的流動人口選擇工作到退休再回歸戶籍所在地；打算在城市居留10年以后再回歸戶籍所在地的流動人口占13.7%，另外，還有一部分沒有確定打算的流動人口，他們尚處于不確定的邊緣狀態。
（一）就年齡構成而言
流動人口中有永久居留意愿的以50歲以上的人口為主，其次是30-39歲的流動人口，其他年齡段的流動人口的永久居留意愿相對較低。而在打算非永久居留的流動人口之中，40-49歲的流動人口相對比例要大，然后依次為30-39歲、20-29歲年齡段的流動人口，可見，隨著年齡的增大，有永久居留意愿的流動人口有增加的趨勢。
（二）就受教育程度而言
大專學歷的流動人口的永久居留意愿最高，而文盲和小學教育程度的流動人口意愿最低。可見，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對于流動人口的永久居留意愿影響也較大。
（三）就性別而言
女性流動人口的永久居留的意愿比男性流動人口要高。
（四）就戶口性質而言
永久居留意愿最高的是非農業戶口，而農業戶口的流動人口的非永久居留意愿較高。
（五）就經濟收入而言
在城市工作收入有4000元及以上的流動人口的永久居留意愿最高，較低收入的流動人口的非永久居留意愿較高。隨著流動人口城市工作收入的增加，永久居留的意愿則會相應增加。
（六）就居留時間而言
永久居留意愿最高的是打算居留10年以及10年以上的流動人口，居留意愿最少的是1年以下的流動人口。
（七）就居留空間而言
永久居留意愿最高的是自購房的流動人口，其次是獨租房主、合租房主，而永久居留意愿最低的是單位的臨時宿舍流動人口。
三、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的影響因素研究
龐大的流動人口聚集在城市之中，他們的居留意愿如何，對于城市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影響力，這個龐大的群體該如何去留呢？又有些什么影響因素在左右他們的想法呢？我們以西寧市為例，經過調查研究，將這些影響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的因素劃歸為兩大類，即：來自于個人的內部因素和來自于社會的外部因素。主要表現為：個人特征因素、家庭因素、工作因素、心理因素、時間因素等等。
（一）個人因素
由于流動人口中個人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婚姻等狀況的不同，而導致人口流動的差異性和居留意愿的不一致性。就年齡狀況而言，年輕的流動人口更容易產生流動。就性別而言，男性較女性的流動人口更容易流動。就受教育程度而言，學歷較高的人口更趨向于流動。就婚姻狀況而言，未婚的女性較易流動。還有個人的專業技術培訓影響因素以及專業技術資格證書獲取情況，都會造成對流動人口流動的影響。
（二）工作因素
職業種類是影響流動人口流動的因素之一，流動最多的是商業和服務業人員，其次是專業人員和技術人員，還有少量的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就從業狀況來看，雇員的流動性較大，占總體的48.2%。另外，對于工作的滿意度也是影響人口流動的因素之一。
（三）自我評價因素
城市流動人口的幸福水平指數正在呈上升的趨勢，對于社會公平的認知也表現為：自己的生活水平和努力程度是相對稱的，即感覺自己的努力能夠得到相應的回報。
（四）社會因素
城市流動人口對于社會的信任度也是影響因素之一，大部分的流動人口認為社會是可以信任的。對于城市的安全感的體驗也是影響因素之一，基本感受居留愉快的流動人口占總體的78.7%。還有在工作當地的朋友數量也是獲得社會認同的一個因素，有44.72%的流動人口認為自己在遇到困難時可以有1-5個朋友提供幫助。
（五）心理因素
對于城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心理方面的研究較少，主要是流動人口中的農民工對自己的身份感覺模糊，覺得自己處于城市的邊緣地帶，不被城市所認同和接受，這種心理認知對于這些流動人口的影響較大。
（六）經濟因素
它對于城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影響最為突出，期望工資是導致人口遷移和流動的重要因素，對于工資預期的不滿足是影響人口流動的關鍵因素，同時，在社會進步和文明發展的時代下，人們尋求的是更高層次的發展，這便出現了發展型遷移，如：開闊眼界、掌握更多、更高層次的技能等，在這個因素影響之下，起初是緣于經濟因素的工資預期所導致的人口流動，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因素也摻雜其中，對流動人口的影響因素日益增加。
（七）戶籍制度因素
在中國特有的戶籍制度之下，流動人口的戶籍是影響他們居留的重要因素，盡管他們流動在城市，然而他們的戶籍卻并沒有遷移到工作城市，這便影響到這些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但是，戶籍制度并不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一些流動人口即使沒有戶籍制度的阻滯，他們也沒有將工作居住地視為最終目的地，可見戶籍制度改革對于流動人口的居留有一定的積極推動作用，但是也是有限和有條件的，它需要用時間效應來加以考察：短時期來看，戶籍因素對于流動人口的吸引力不大，但是由長遠來看，流動人口的戶籍因素卻是很重要的，隨著他們滯留城市的時間延長，在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問題便顯現出來了。
（八）與社會融合度的因素
在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考慮之中，與社會融合度的因素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在流動人口的城市工作場所中，與社會的融合和適應并不是簡單的同化涵義，而是流動人口的一個重新社會化的過程。在這些流動人口融入社會生活的過程中，要具有三個方面的前提，即：其一，在城市有穩定的職業；其二，職業經濟收益要使其能夠以此為紐帶，作為與工作場所的社會人群進行交往的方式；其三，在基于經濟層面的認可之下，流動人口要形成與當地社會相融合的生活觀念和價值觀念。流動人口與當地社會相融合的過程是一個遞進的過程，它需要從經濟、社會、心理等方面逐步實現與城市的融合，從深度和廣度上進行心理上和文化上的適應，從而影響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
四、流動人口的管理與服務對策建議
（一）遵循公平、平等、管理與服務相結合的原則
在對西寧市流動人口的管理過程中，要遵循以人為本的理念，公平、平等地對待西寧市的龐大流動人口群體，要賦予流動人口與常住人口同等的政治地位和待遇，在社會事務管理活動中擁有相等的權利和義務。同時，在對流動人口進行管理的過程中，要體現管理與服務相結合的原則，不能單純依靠清理、整頓，而不重視對流動人口的服務管理，這不利于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社會發展格局。為了促進城市的穩定發展，要堅持依法行政、綜合管理，對流動人口的管理和服務要制定相應的法規體系，由封閉式管理轉為開放式、服務性的綜合管理方式，提升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社區的意愿和能力。
（二）要以戶籍制度改革為突破口，重構統一、權威的流動人口管理組織機構
在西寧市流動人口管理過程中，要全面改革現有的戶籍制度，實施常住人口的居住地人口登記制度，完善“身份證管理”的人口登記制度，引導流動人口在城市的有序流動和合理的分布，增強流動人口在西寧市的融合意愿和能力。同時，還要重構權威、統一的流動人口管理組織機構，促使流動人口享受與流入城市同等的公共服務、社會福利、勞動保障等待遇，構建流動人口的長效管理機制和流動人口預警信息機制，以增強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
五、結束語
綜上所述，在城市的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影響因素分析之中，我們要根據流動人口的特點，從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的各個因素進行調查和分析，主要涉及流動人口的個人因素、心理因素、經濟因素、社會融合因素、制度因素等，這些相關的影響因素對于流動人口的居留有直接的關聯性，在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的進程中顯現出不可忽視的影響和作用，為此，我們需要做好對流動人口的調查、分析和管理工作，促進社會和諧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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