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人口特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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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流動人口特征范文
Key words： the floating population；employment；income；impact factor
中國人口的跨區域流動是伴隨經濟快速發展而出現的一個重要社會現象，是制度變遷與經濟轉型共同作用的結果[1]。龐大的流動人口的產生和存在，不僅作為最活躍的生產要素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而且還引發了最為深刻的社會變遷，勞動力的行業和職業構成、人口的城鄉分布、社會的階層結構、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等都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2]。現有研究發現，流動人口的就業分布比較集中，多集中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中技術含量低、勞動強度大的行業[3，4]，親友網絡等非正式就業渠道仍然是流動人口實現就業的主要途徑[5]；流動人口就業“非農化”傾向明顯，但是沒有使流動人口的職業地位得到真正的提升和改善[6]；流動勞動力失業率進一步提高[7]；雖然流動人口收入有一定提高，權益保護在一定程度得到改善[8]，但在流動人口內部和城鄉戶籍間仍存在收入待遇和權益保護的差距[9]，流動人口仍受到就業保障歧視[10]。
河北省作為京津冀城市群流動人口的最大來源地[11]，人口流動規模巨大。因此對河北省流動人口就業特征的研究對于促進人口有序流動、經濟社會發展，推動城市群統籌建設具有重要意義。由于受到數據獲得的限制，現有研究多數只對小區域的樣本數據進行分析，缺乏對河北省就業流動人口的詳細研究，且很難對流入人口與流出人口進行對比研究。本研究采用2013年河北省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從對比研究的視角，分別對河北省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的就業特征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研究。
1 數據來源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研究數據來源于原國家人口計生委2013年組織的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抽樣調查，采用了包括河北省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的就業相關數據，用于分析河北省流動人口的職業分布和收入分布及其影響因素等相關內容。流動人口指在流入地居住一個月及以上，非本區（縣、市）戶口的15～59周歲人口。研究的調查對象為處于就業狀態的流動人口，共獲得河北省流動人口有效樣本14 822個，其中流入人口6 940個，流出人口7 882個。
1.2 方法
基于原調查數據，結合現有流動人口就業職業分類的統計標準和收入等級劃分方法，設定適于分析流動人口職業特點的分類標準和收入等級。
職業分類標準為：專業技術人員；服務業人員，包括經商、商販、保潔、家政、餐飲、保安、其他商業、服務業人員等；農業及生產制造類人員，包括農林牧漁水利業生產人員，生產、運輸、建筑、其他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及有關人員、無固定職業和其他人員；公務人員，包括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和公務員、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
收入等級為：低收入水平，月收入水平在2 000元及以下；中低收入水平，月收入大于2 000元且小于等于3 000元；中高收入水平，月收入大于3 000元且小于等于4 000元；高收入水平，月收入在4 000元以上。
研究采用了描述性統計分析、多項logit回歸分析方法和有序logit回歸分析方法對河北省流動人口就業特征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并進行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的對比分析。
2 就業特征描述
2.1 職業特征描述
從職業的分布來看，河北省流入人口中服務業人員占59.81%，農業及生產制造類人員占32.71%，專業技術人員占5.98%，公務人員占1.50%。河北省流入人口在第一產業中的就業比例極低，絕大多數流動人口均在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中就業，尤其是從事服務業的比例最高。流出人口中，除農業及生產制造類人員比例較低以外，其他三類職業流出人口的分布比例均高于流入人口。整體來看，河北省流動人口就業體現出兩大特點：一是“非農化”趨向繼續強化，農業戶口的流動人口進城后絕大多數進入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二是受中國二元勞動力市場和較低的流動人口職業技能水平影響，大多數就業人口集中分布于對職業技能要求不高的服務行業、農業、生產制造類行業等次級勞動力市場，無法向主要勞動力市場轉移。這種事實上存在的城鎮勞動力市場分割，除了受勞動者素質的影響外，也與市場中存在的戶籍方面的歧視有關[12]。
2.2 收入特征描述
河北省流入人口的月均收入為3 019.38元，比流出人口平均水平低239.24元；對于流入和流出人口來說，月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均是專業技術人員，最低的均是服務業人員；除了農業及生產制造類人員月均收入略高于流出人口外，流入人口其他三類職業的月均收入水平均低于流出人口。就工作強度來看，河北省流動人口平均每天工作時間超過9 h，長期處于超負荷工作狀態；月均收入最低的服務業人員每天工作時間最長；除公務人員外，流入人口各類職業的工作強度也均超過流出人口。這表明流動人口在各地區就業時待遇方面受到一定的歧視。流動人口被分割在次級勞動力市場，除了損害流動人口的就業權益，影響流動人口收入和公平享受其他基本資源外，也會造成勞動力資源的浪費和勞動力市場的紊亂。加強對勞動力市場的監管、改善流動人口就業質量成為當前流動人口管理工作的關鍵。
3 就業特征影響因素分析
3.1 職業選擇影響因素分析
3.1.1 變量選取與測度 本研究將職業作為因變量，將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和戶口性質作為控制變量，流入時間、本次流動范圍作為協變量，分別建立流入人口與流出人口的職業影響因素模型（表3）。
3.1.2 職業影響因素模型實證結果分析 職業影響因素模型通過運用多項logit回歸模型，整體回歸的效果良好，模型在統計上具有意義（流入人口模型最終卡方值為1 259.23，P值為0.000；流出人口模型最終卡方值為1 328.63，P值為0.000）。流動人口的職業因變量為四分類變量，因此產生了以“公務人員”分類為參照的三個最終模型。
1）人口學特征。表4和表5的參數估計結果表明，性別、年齡、戶口性質和受教育程度對河北省流動人口的職業選擇具有顯著影響，婚姻狀況對其職業選擇沒有影響。受專業技術工作性質的影響，年齡對其影響不顯著，受教育程度為高中及中專的男性流動人口成為專業技術人員的可能性最大；初中及以下的21-40歲的流動人口成為服務業人員的比例更高；初中及以下的青壯年男性在農業及生產制造類工作的可能性更大。
2）流動特點。將流動范圍和流入時間用作反應河北省流動人口流動特征的控制變量。從表4和表5來看，流動范圍對河北省流入人口的職業選擇具有顯著影響，對流出人口的職業選擇影響不顯著，流入時間對河北省流動人口職業選擇影響不顯著。對于從事專業技術工作、服務業工作和農業及生產制造類工作的河北省流入人口來說，流動范圍每縮小一個等級，發生比將分別降低到原來的54.4%、66.9%、63.3%。研究認為跨省流動的人口在人力資本和社會網絡方面比只具備省內遷移能力的流動人口更有優勢，并且當流動范圍拉大時，迫于生計等原因流動人口更易接受工作，因此其職業選擇范疇遠大于流動范圍小的流動人口。流動人口在流入地找到正式工作之前，多在流入地已滯留一段時間，因此流入時間并不等于就業時間，不能將其和工作經驗掛鉤，進而使得流入時間對河北省流動人口職業選擇的影響不顯著。
3.2 收入水平影響因素分析
3.2.1 變量選取與測度 本研究將收入等級的因變量在模型中的編碼設為“0、1、2、3”，并建立影響河北省流動人口收入水平的有序logit回歸模型，將人口學特征、流動特點作為控制變量全部引入模型，變量的編碼類型和度量標準同上。
3.2.2 收入水平模型實證結果分析 河北省流動人口收入模型整體結果表明，人口學特征以及流動特點對收入水平提高具有顯著影響，其收入模型在統計上具有顯著意義（流入人口模型卡方統計量為868.572，P=0.000；流出人口模型卡方統計量為489.743，P值為0.000）。
1）人口學特征。相對女性流動人口，男性流動人口收入等級提高的可能性分別為3.290、2.280，因此男性收入等級不斷提高的概率更大。由于人力資源稟賦方面差異、社會觀念的偏見和性別歧視等多方面原因，女性勞動者月均收入普遍低于男性，因此作為雙重弱勢群體的女性就業流動人口所面臨的收入性別差異更為嚴重。
31-40歲的流動人口獲得更高收入的可能性最大，發生比分別為1.192、1.221。這是由于該類人群在體力和外出工作經驗、人力資本方面都更有優勢，能夠憑借自身優勢提高收入；20歲及以下的青年勞動力收入等級的發生比僅為0.496，這主要是由于青年勞動力缺乏工作經驗，難以獲得更高收入；21-30歲和41-50歲獲得高收入的可能性則和50歲及以上相差不大，這基本反映出典型的就業年齡特征，隨著年齡增長，個人收入先升后降，在個人就業能力最強的階段達到峰值[13]。
大學專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流動人口獲得高收入的可能性最大。表明受教育程度對于流動人口收入有著較高的正向回報率。對于流動人口來說，受教育的年限越高，其學習能力和適應能力就越強，積累工作經驗和提高職業技能的可能性越大，在激烈競爭的就業市場中更易具有相對較強的競爭能力，因此提高收入的概率不斷增大。
和非農業戶口相比，農業戶口的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提高收入水平的可能性降低，發生比分別為0.976、0.681。這和中國廣泛存在的勞動力市場分割體制關系密切，農業戶口流動人口一般在次級勞動力市場中流動，很難進入初級勞動力市場，這也表明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不僅造成城鄉之間普遍存在收入差距，即使在流動人口進入城市內部也仍存在顯著影響，在流動人口內部也深深打上了城鄉二元結構的烙印。
回歸模型顯示出婚姻狀況對于收入的影響在低于5%的水平上顯著。婚姻狀況回歸系數為負，表明相對其他婚姻狀況和已婚的就業流動人口來說，未婚就業流動人口收入水平提高的可能性顯著低于其他婚姻狀況和已婚人口。已婚流動人口豐富的工作經驗和對家庭的責任感促使其不斷爭取更高的收入以維持家庭穩定與發展；未婚人口缺乏工作經驗和家庭的剛性約束，流動性更強，從而不利于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2）流動特點。流動范圍變量對收入水平表現出顯著的統計意義。和市內跨縣相比，跨省流動和省內跨市的流動范圍在統計上更加顯著，流入人口的發生比分別為1.675、1.262，而流出人口收入影響因素模型中跨省流動依舊是影響河北省流出人口收入等級的主要因子，發生比為2.502，明顯高于其市內跨縣的參照標準，甚至高出了流入人口收入模型中其跨省流動發生比。這表明流動范圍越遠，流入人口收入等級提高的可能性越大。跨省就業的流動人口往往具備較高的勞動技能和更強的市場適應能力，以便獲取更高的收入來彌補跨省流動所帶來的遷徙成本。如果跨省流動不能實現流動人口在成本―收益比較下獲得更大收益的初衷，那么跨省流動的優勢也就隨之喪失[14]。
流入時間變量對流入人口的收入水平提高影響不顯著，對流出人口影響顯著。這表明河北省用工單位更加看重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外出經驗和職業技能等方面的素質，而流入時間長短不等同于就業時間長短，因此流入時間長短并沒有成為影響河北省流入人口收入水平的因素。出乎意料的是，不同于羅俊峰等[15]發現的流入時間和收入等級呈“U”型關系的結論，本研究中發現隨著流出時間的延長，河北省流出人口月收入水平提高的可能性呈降低趨勢。由于流動人口集中于相對低端的行業，隨著流出時間的延長，可利用的資源具有有限性，邊際收益率呈現遞減趨勢，因此月收入水平提高的可能性降低。
從流入和流出人口職業選擇模型和收入模型對比來看，變量之間發生比在同一模型內部和不同模型之間的差異不僅反映了各自貢獻程度的大小，也體現了不同省份流入地對流動人口綜合素質和受教育程度的用工要求，河北省流出人口更易受到流入地用工單位工作經驗和學歷歧視。
4 結論與討論
1）河北省流動人口集中分布于對職業技能要求不高的服務業和農業及生產制造類行業等次級勞動力市場，無法向主要勞動力市場轉移，社會階層無法得到提升。
2）和男性相比，女性在就業、收入等方面處于弱勢地位，就業選擇的多樣性受限，提高收入的可能性降低。年齡與職業選擇多樣性、月收入提高基本呈倒U形關系。受教育程度對職業選擇和收入選擇有顯著的正向回報率。農業戶口流動人口提高就業層次和獲取高收入的可能性低于非農業戶口。未婚就業流動人口提高收入水平的可能性顯著低于其他婚姻狀況和已婚人口。流動范圍越遠，流動人口職業選擇的范疇和提高收入的可能性越大。流入時間越長，河北省流出人口提高收入的可能性反呈降低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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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流動人口特征范文
關鍵詞：北京市；流動人口；分布；變化趨勢
引言
伴隨北京市城市化建設的深入及經濟的飛速發展，北京吸引來了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流動人口不流動”的特點致使北京市一些區域流動人口數量顯著高于戶籍人口數量，大規模的流動人口儼然轉變成北京市生產和服務活動中至關重要的一環，流動人口對北京城市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兩級影響得到越來越多專家學者的熱點關注[1]。由此可見，對北京市流動人口的分布與變化趨勢展開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北京市流動人口變動歷程
北京市流動人口出現大規模變動起始于二十世紀70年代，在此之前流動人口變動持續處在相對穩定的發展階段，這與我國政策法規及經濟發展階段存在一定的關系。受流動人口屬于一個迅速轉變的群體影響，再加上現階段的流動人口登記、調查系統無法對流動人口變動狀況進行動態反映，使得社會對流動人口數量處在模糊的局面，就此問題出發，現將北京市流動人口變動歷史發展總體劃分成兩個歷程：
（一）1978～1992年――快速增長期。自二十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初，北京市流動人口出現大規模變動，這同樣與該時期特殊經濟政策及社會發展特征息息關聯。70年代末，我國推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促進農業勞動生產率極大增長，農業快速發展使得諸多農村勞動力剩余，再加上期間我國全面推行改革開放，為城市建設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契機，北京作為中國首都，城市建設發展自然被投入了大規模的力量，一方面城市建設顯著提升了北京市對外來人口的需求量，一方面大城市有著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和良好的生活品質，從而使得農村人員愿意到城市發展。由此該時期北京市流動人口數量自然快速增長，相關數據顯示1978～1992年期間，北京市流動人口年平均增長率可達23.0%。
（二）1993年至今――震蕩上升期。自二十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北京市流動人口進一步增長，同時在變動期間，表現為震蕩上升的特征。90年代末，北京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大致完善，再加上這一階段受金融危機影響，使得北京市流動人口產生一定回落。進入二十一世紀，伴隨流動人口政策的融合，更大規模的人口進入北京，2000年為256萬人，2005年變動至357萬人，2013年增長至803萬人，相較于2000年增長超過2倍之多。就當前發展趨勢而言，北京市流動人口上市趨勢顯著，且在未來一定階段內將繼續維持擴張趨勢。2005～2013年北京市流動人口占常住人口百分比表，見表1。
二、北京市流動人口空間分布
（一）各區縣流動人口數量空間分布特征及變化趨勢
流動人口在每一區縣分布存在差異，對2005、2007、2009、2011及2013年數據進行對比，可得知，流動人口多聚集于朝陽、豐臺、海淀三個區，且該三個區的流動人口總量超過北京市總量的一半。此外，通州、大興、順義和昌平四個區，它們的流動人口總量也超過了北京市總量的1/5。近些年來，流動人口總量絕對值增加最多的以朝陽、海定、昌平為代表，此外增加較多的還有豐臺、通州及大興等。中心城區諸如東城區、西城區流動人口總量絕對值則增加較少，自2010年開始總量還出現逐步降低趨勢。即便老城區存在這一變化趨勢，然而由于其總體面積小，使得老城區流動人口密度在所有區縣中還是位居前列[2]。
總的而言，絕大多數區縣流動人口絕對值均在增長。伴隨流動人口融合政策逐步推行，能夠預見未來一段時間里北京市各區縣流動人口依舊會陸續增長，且伴隨北京市中心地帶流動人口壓力的轉移，相對遠的區縣對應流動人口依舊會保持增長趨勢。
（二）各區域流動人口數量分布特征及變化趨勢
各區域流動人口數量分布特征以城鄉結合部為例，城鄉結合部作為流動人口主要聚集地局面仍舊為發生本質轉變。就北京市流動人口分布的歷史而言，城鄉結合部長時間以來一直是流動人口的主要聚集地。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顯示，城鄉結合部區域流動人口占流動人口總量達到74.5%；1997年外來人口普查數據顯示，這一比例增長至79.3%；而到了2015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該項比例則增長至83.5%[3]。
就城鄉結合部流動人口變化趨勢而言，即便北京市各級政府部門強化了對城鄉結合部流動人口的管理，然而受現如今北京城市建設飛速發展和城市經濟輻射水平提升影響，使得流動人動區域逐步朝不斷城鄉結合部地區轉移，尤其是部分新開發的區域；與此同時，新開發地區的發展一定程度使得周邊資源、環境得以改善，進而可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加大了流動人口向新開發地區轉移的吸引力。
（三）流動人口密度空間分布特征及變化趨勢
流動人口就業內部分化明顯，呈正“U”型行業分布特征。北京流動人口的就業分布中，一頭是高學歷人群集中于技術和知識密集型行業，例如，第三產業中的金融、科研及公共服務管理等行業，本科及以上流動人口接近半數集中在科教文衛和計算機信息軟件行業；另一頭是低學歷人群集中于勞動密集型行業，例如，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流動人口從事第一和第二產業的比例較高，主要聚集的前三個行業領域是批發和零售業、建筑制造業和居民服務業；而流動人口就業的中間部分分布較少，主要由農林牧漁、房地產和公共管理及社會組織等行業構成。一方面，流動人口較少地集中于依賴土地的農林牧漁業；另一方面，流動人口較少地集中于以政府機關為代表的公共管理及社會組織，這些行業門檻相對較高，一般易為高學歷人口提供戶籍遷入的機會。由于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本地戶籍人口，很難跨過金融、科研、公共服務管理等行業的學歷門檻，因此多數只能從事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從行業大類看，外來從業人口最多的行業分別是批發和零售業、制造業、建筑業、住宿和餐飲業等相對傳統的行業，可見，在勞動力市場中流動人口仍然處于相對劣勢地位，這種狀況主要與流動人口的人力資本有關[4]。
三、北京市流動人口空間分布與變化趨勢結論
（一）近郊區仍舊是流動人口的主要轉移區域。中關村科技園、CBD等綜合服務區很大一部分處在城鄉結合部的近郊區，容納有各式各樣城市功能的多中心區域，勢必進一步招徠流動人口轉移，尤其是高素質人才的轉移。
（二）北京市流動人口中以低端人群，也就是較低素質人群居多，也存在相對一部分流動人口文化水平和素質高，且在金融、高技術等產業活躍著。
（三）以北京、天津為圓點的周邊城市群建設，京津冀區域發展一體化，勢必能夠對流動人口朝北京市中心流入局面進行扭轉，從而進一步對北京中心區人口密度過高的問題進行緩解。
四、相關建議
（一）調整城市布局，引導流動人口分布
1、優化調整產業布局，促進流動人口朝遠郊地區轉移。北京的城鄉結合部聚集了大量流動人口，為此處公共資源、環境造成了極大的負擔，可以通過對產業布局進行優化調整，引導流動人口朝遠郊地區轉移，一方面使得城鄉結合部資源、環境負擔得到緩解，一方面使得不良產業鏈滋生得到遏制。
2、強化郊區經濟發展，引導流動人口朝遠郊地區擴散。就業及生活成本是影響流動人員部分的關鍵因素。遠郊地區生活成本較市中心更低，適宜諸多流動人口居住，然而受該部分地區經濟發展緩慢影響，使得其對流動人口鮮有吸引力。鑒于此，應當大力發展遠郊新城及小城鎮，對其經濟發展方向予以確立，予以充足的發展空間，制定利好的優惠政策措施，全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吸引來城市中心流動人口[5]。
（二）強化對流動人口的管理與服務
1、提升對流動人口管理與服務的投入。現如今，北京市及下轄區縣均設置了流動人口及出租房屋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在對組織機構進行落實的基礎上，還應當推行工作責任制，提升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投入，制定實施一系列科學合理的管理與服務策略，變基礎流動人口管理被動為主動。
2、構建機制，強化培訓教育。推行以人為本、以房管人、以稅關房的模式，實現對流動人口與房屋的統一管理。每一社區要構建起流動人口管理站，各站還應當形成網絡，以對流動人口展開登記管理、服務。此外，還應當強化對流動人口的培育教育，諸如安全培訓、法律培訓及思想教育等，提升流動人口文明素質、法律意識，增強流動人員自我保護。
五、結束語
總而言之，大規模的流動人口儼然轉變成北京市生產和服務活動中至關重要的一環，流動人口對北京城市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這要求相關人員務必要不斷鉆研研究、總結經驗，清楚認識北京市流動人口變動歷程，全面分析北京市流動人口空間分布與變化趨勢，“調整城市布局，引導流動人口分布”、“強化對流動人口的管理與服務”等，積極促進北京市流動健康有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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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流動人口特征范文
論文關鍵詞 流動人口 犯罪 犯罪原因 防控對策
現階段我國正處在社會的轉型時期，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向著現代化發展的同時，也伴隨著各種社會矛盾與問題的頻發。相對于其他傳統犯罪現象，流動人口犯罪在這一特定時期最能體現社會的發展狀況。因此，通過對流動人口犯罪問題的研究，可以發現轉型時期社會中存在的不和諧因素，分析原因，研究對策，找出最佳的社會防控管理措施，實現社會的順利轉型。
一、流動人口概念
犯罪學是研究犯罪現象發生、發展的特點、原因和規律，以及預防和減少犯罪的對策的科學。預防、控制流動人口犯罪，是研究流動人口犯罪這一現象的的根本目的。但是流動人口數字龐大，主體種類紛繁復雜，將所有流動中的人員一概納入流動人口的研究范圍既是不現實的，也是不科學的。首先，排除職務性的流動人口；其次，將流竄作案的犯罪人列入流動人口犯罪也是不正確的，這一區分在于流動這一表面現象僅僅是流竄犯罪利用的工具，而不是造成流竄犯罪的原因。
由此我們可以從犯罪學研究的角度對流動人口下一個基本的定義，即為了正當的經濟目的，離開戶籍所在地或經常住地的人員。
二、流動人口犯罪的特征
（一）行為特征
流動人口犯罪行為特征是指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流動人口犯罪行為所具有的某些能夠作為犯罪行為特點的標志或征象。主要表現如下：
1．犯罪活動的侵財性
流動人口大多以進城務工、發家致富為目的，因此，在流動人口犯罪活動中，以經濟利益為目的的犯罪占了大多數。
2．犯罪活動的暴力性
暴力性表現為犯罪分子在實施犯罪行為時主要以實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不計后果，只圖一時之快，犯罪手段一般較為殘忍。
（二）組織特征
社會轉型過渡期流動人口犯罪的組織特征主要表現在犯罪的團伙性不斷增強。有親戚之間、同鄉之間、城市不法犯罪分子與外來人員之間或者氣味相投的外來人員之間等等結成的團伙。流動人口犯罪團伙基本上都是比較穩定的犯罪團伙，從而對社會轉型期的社會安定帶來極其負面的影響。
（三）主體特征
1．犯罪主體的復雜化
流動人口犯罪的主體特征首先表現為犯罪主體的復雜化。目前，流動人口犯罪成員的構成大體上有三種類型。一是“三逃”人員。即批捕在逃人員，負案在逃人員，服刑或羈押在逃人員。二是城市流動人口中的“四無”人員。即無身份證明，無固定職業，無固定住所，無固定收入的人員。三是中途輟學的未成年人。
2．犯罪主體的低齡化
流動人口犯罪的主體特征另一個突出的表現為犯罪成員的低齡化。流動人口以青年人居多，他們當中有許多都是未成年人。
三、流動人口犯罪的成因
（一）社會原因
1．城市與農村相互隔絕的封閉性社會結構被打破
改革開發后，由于市場經濟的長足發展，傳統的城鄉隔離狀態逐漸被打破，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務工，社會流動程度大大提高。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流動人口的增加，社會流動程度的提高，是一個社會發展、進步的標志。然而，由于我國社會轉型一開始就具有不平衡性，所以人口流動也呈現出一種盲目性和單向性的特點，從而使社會流動呈現出一種無序、混亂的局面。在這種無序狀態下，大量流動人口犯罪行為便不可避免的出現了。
2．流動人口社會地位的二元分割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一方面，各階層內部出現分化。另一方面，在社會各階層之間，原有的“階層壁壘”被打破，在各階層之間出現了許多所謂的“灰色地帶”，其中，人數最多，規模最大的就是農民身份的工人。在城鄉二元結構政策下，城市居民的社會地位要遠遠高于農村居民。而農民工由于自身素質所限，所從事的主要還是法律上明文規定為“苦、臟、險、累”的建筑、煤礦、環衛等職業，無力在短期內改變現狀，因此，一部分農民工為了發家致富，便不得不“挺而走險”，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二）經濟原因
1．城鄉經濟發展的嚴重失衡使流動人口的相對剝奪感增強
首先，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增大。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別一直存在，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遠遠落后于城市居民。其次，城鄉巨大的經濟反差，造成流動人口“相對剝奪感”的增強。相對剝奪感會引發個人或群體產生壓抑情緒或自卑感，極易引發個人甚至集體的暴力行動，甚至還會引發社會革命。對“相對剝奪感”體驗最強烈的就是流動人口中的農民工群體，從而導致種種犯罪行為的發生。
2．城鎮化與工業化發展的不同步導致城鎮化水平嚴重不足
我國在改革開放后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城鎮化與工業化發展不同步，導致我國城市化水平嚴重不足。城市化速度的過緩導致城市不可能提供充足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無法滿足廣大流動人口舉家定居城市的需要，這是社會轉型期流動人口犯罪的深層次的經濟原因。
（三）文化原因
犯罪既然是一種社會現象，必然會與其所處社會的社會文化背景密切相關。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也趁機侵入，造成許多人價值觀念出現混亂，甚至對我國現行的社會關系及規范產生否定傾向。同時外來文化垃圾也大量輸入我國。流動人口作為一個文化素質相對較低的群體，更容易受到西方價值觀念以及文化垃圾的不良影響，因此導致了社會轉型期流動人口犯罪行為的不斷增加。
（四）主體原因
1．流動人口自身素質偏低
流動人口自身素質偏低主要表現在文化素質偏低和生存技能的素質偏低兩個方面。從而使得他們在城市激烈的社會競爭中處于劣勢，再加上戶籍、醫療、就業以及遭到某些不公正待遇等等，久而久之，一些人就會產生反社會情緒，從而導致違法犯罪現象的發生。
2．流動人口法制觀念淡薄
流動人口的大部分人法制觀念都十分淡薄，甚至有些人根本不懂法。因此，在遭到不公正待遇，或自身權利受到不法侵害時，流動人口往往選擇忍。由于內心不滿被長期壓抑，積累到一定程度，他們往往就會采取一些偏激的做法，甚至是實施犯罪。而這類犯罪往往都是惡性的暴力犯罪，對社會會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
四、流動人口犯罪的防控
流動人口犯罪的防控應該從預防和控制兩方面著手。本文從三個方面提出對流動人口這一特定主體的犯罪的預防和控制的措施：
（一）社會防控
1．改革戶籍制度打破形式意義上的城鄉之分
現有的戶口大致上可區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現有的許多制度如住房、就業、醫療保險等等都與之相銜接，而且表現出二者的差別待遇，這就賦予了這種戶口劃分以特殊的意義。因此，改革戶籍制度，使外來打工者也能享受或者適當享受城里人的保險、福利等政策對他們而言是很重要的，至少他們的生活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心理不至于太失衡。
2．建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加強對流動人口的管理和保護
當前外出務工的流動人口具有明顯的盲目性。因此，建立統一的流動人口管理制度非常迫切。首先，最主要的是在勞動力輸出地建立統一的、專門的勞務輸出機構。這些機構最好能夠與勞務輸入地的正規用人單位取得直接聯系，將工資、保險、福利等條件明確清楚，然后組織人員統一輸出。這樣可以避免務工人員上當受騙，也可以保證他們的正常的工作待遇。同時勞務輸出機構的工作還有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對勞動力進行培訓，這可以與當地的技術學校聯合進行，以保證勞務輸出的質量。
（二）主體防控
主體防控就是指通過對流動人口本身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其從自身主體因素出發，避免違法犯罪的發生。
1．加強道德規范教育尤其是傳統文化教育
現在許多社會問題尤其是刑事犯罪都在很大程度上與人們的道德意識退化有密切的關系。筆者以為有必要從各個方面入手加強對流動人口的道德教育。當然這還主要以農村為陣地，而且具體的形式必須靈活多樣，以避免大家對呆板的說教的反感。此外還要加強對流動人口的職業道德教育。
2．加強職業技能培訓
建立統一的勞務輸入輸出管理機構和技術學校，提供專業性技術性的培訓。通過提升他們的專業技能，促使其更好的在社會上生存，更容易在城市找到工作，從而減少了城市里無業人員流動人口的數量，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社會秩序的穩定，也可以使他們更快融入城市生活。
3．加強法制意識培養
防控流動人口犯罪，必須向流動人口進行普法宣傳教育。加強普法宣傳教育可以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大力普及法律常識，另一方面當地流動人口主管部門可以重點針對關系他們切身利益的法律規定及政策進行普及宣傳，提供法律咨詢或者無償的法律援助，以使他們更快的適應當地的生活，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
（三）法律防控
法律防控是法治社會對流動人口犯罪預防和控制的主要手段，是與培養法律意識相對應的另一面。法律防控不僅包括具體刑事案件下的偵查、定罪與量刑，還包括一般意義上的治安管理等方面。具體措施如下：
1．調整刑事政策加強刑事防控
針對流動人口犯罪這一問題最直接的就是刑事政策，它包括了很多方面，主要是定罪量刑問題。但同時它又是國家的一項政策，體現了國家對于犯罪所持的立場。針對流動人口犯罪，應當以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為主。此外，剛剛通過的刑八修正案確立了社區矯正制度，這同樣有利于減少流動人口犯罪現象的發生。針對流動人口犯罪這一現象，我國刑法可以借助社區矯正，不斷完善緩刑考驗期的規定，擴大緩刑的適用范圍，給流動人口等弱勢群體犯罪人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
2．加強治安防控提高社會防控能力
進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才是我國解決社會治安問題的基本方針，也是預防和打擊流動人口犯罪的有效手段。
第4篇：流動人口特征范文
>> 社會分層視野中城市居民和流動人口的公共體育服務比較分析 北京市流動人口身份認同研究 北京市流動人口發展趨勢及調控管理研究 上海穆斯林流動人口社會融入問題研究 流動人口社會救助同城待遇問題研究 長株潭流動人口社會融合評價及影響因素實證研究 北京市城鄉結合部流動人口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研究 流動人口犯罪問題研究 “女性流動人口”研究綜述 流動人口管理問題研究 北京流動人口已成北京人 流動人口與社會保障機制的構建 北京市常住流動人口的特征及政策啟示 淺議北京市流動人口問題 檔案助北京流動人口子女入學 淺析北京市農村流動人口就業 北京:百萬流動人口或被擠出 北京市流動人口總量和分布結構特征研究 流動人口對北京市交通的影響研究 構建流動人口利益訴求表達機制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②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北京市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下冊）[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6）。
③數據來源同上。
④詳情參考湖南省計生委的《新生代與上一代流動人口發展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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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流動人口特征范文
關鍵詞：流動人口；計生藥具工作；挑戰；問題；對策
免費向廣大育齡群眾提供避孕節育產品和服務是黨和國家在人口計生領域施行最早、覆蓋面最廣的一項惠民計劃、民生工程。有關資料顯示：從上世紀70年代起，我國政府開始向育齡群眾免費發放計劃生育藥具，目前已經形成了國家、省、市、縣、鄉、村六級覆蓋全國的計生藥具服務管理工作網絡。2008年國家人口計生委《關于印發流動人口計劃生育藥具免費發放服務和管理意見的通知（試行）》，我國龐大流動人口的計生藥具工作由此正式納入公共政策視野，流動人口免費計生服務覆蓋面隨之迅速擴大，2010年避孕藥具免費發放率已達到93％。
實踐證明，藥具工作是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重要途徑，是人口計生民生事業的重要支撐，是計劃生育優質服務的重要窗口。我國自實行計劃生育國策以來，藥具工作在有效控制人口過快增長、穩定低生育水平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提高群眾生殖健康水平、滿足群眾多方需求方面做出過突出的貢獻。在當前特定的新形勢下，做好流動人口計生藥具工作已經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詣社會的重要組成部份，同時也成為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難點和重點。
1流動人口基本特征對計生藥具工作提出新挑戰
當前，我國正處于城鎮化、工業化和城鄉區域一體化快速發展的新時期，人口流動遷移規模不斷擴大，流動人口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異軍突起的一支新生力量。大規模人口流動遷移一方面為流入地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了重要貢獻，另一方面也給地方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帶來巨大考驗。我國當前流動人口具有的以下一些基本特征，對新時期流動人口計生藥具工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課題、新挑戰。
（1）流動人口規模龐大，數量持續增加。 2000年中國流動人口總數為1.4億，比例首次突破全國總人口的10%。到2010年，全國流動人口總量已達到2.21億人，預計未來30年還將有3億多農民進入城鎮。
（2）流動人口年齡構成年輕，育齡人群比例高。在流動人口中，15~45歲之間的年輕勞動力成為流動人口的主流，占到流動人口80%以上。流動人口性別比不斷降低，夫妻同時流動者比例占到50%以上。
（3）流動人口人員流動性大，流動頻率高。當前大部分流動人口的就業方式還仍以“候鳥式”為主，就業目的地（包括在同一目的地內）變動比較頻繁，就業穩定性低，平均流動年限通常不會超過2年。
（4）流動人口以低收入為主，經濟是最大誘因。流動人口以非正規就業為主，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90%以上，其中有接近45%的流動人口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社會保障缺失，基本生活條件較差。
（5）流動人口主體是農民工，文化素質偏低。2000年，我國流動人口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已經超過一半，但至2007年，全國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仍僅為9.49年，大部分人特別是女性為高中以下文化程度。
以上特征，一方面凸顯了服務和管理的急迫，另一方面卻預示了服務和管理的難度，意味著流動人口計生藥具工作從一起步，就注定是勢在必行，卻又任重而道遠。
2當前流動人口計生藥具工作面臨的主要問題
（1）服務主體方面
近幾年來，各地把流動人口計劃生育藥具免費發放作為穩定低生育水平、保障流動人口生殖健康、提高均等化服務水平的一項重要工作來抓，采取有效措施強化藥具服務管理，取得了良好成效，卻也暴露出不少問題。概而言之：
①是流動人口增多，加之全面推行知情選擇，使用避孕藥具的人數多。②是流動人口流動性大，建檔難，有效管理和優質服務很難落到實處。③是計生服務人員相對不足，提供服務很難滿足流動人口全方位需求。④是專業人員少，培訓不及時、不到位，技能偏低，影響服務質量。⑤是服務人員工作量增大，報酬偏低，工作主動性、積極性受到影響。⑥是對做好流動人口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指導思想上存在偏差。⑦是相關部門、單位協同配合不夠，工作差不多全落在計生部門一家。⑧是制度、體制、機制尚不健全，改革創新的意識和能力有待加強。
（2）服務對象方面：
目前，絕大多數外來人口收入水平還較低，從內心里講，都愿意領取免費避孕藥具，渴望得到更多國家免費提供的公共產品。可現實情況是，很少有人長期堅持、自覺主動領取避孕藥具。究其原因
①是相關宣傳力度不夠，不知道國家免費提供避孕藥具。②是發放標識不夠明顯，不知道哪里可以領取免費藥具。③是發放渠道不夠多，領取時間和服務人員上班有沖突。④是認為“白送的沒好貨”，對避孕藥具質量心存疑慮。⑤是懷疑服務人員工作態度，擔心內外有別受氣遭白眼。⑥是受傳統觀念約束，不好意思拋頭露面領取避孕藥具。⑦是未經服務人員指導，拿到避孕藥具都不知道怎么用。⑧是自我保健意識不強，對計劃生育國策心存抵觸排斥。
3進一步加強流動人口計生藥具工作的有效對策
流動人口計生藥具工作直接體現了黨和政府對流動人口的重視和關愛。做好流動人口計生藥具工作，是落實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質的重要保證，是便民惠民利民、富民強國安天下的一件大事、實事、好事。因此，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用創新的思維、發展的思路、改革的辦法，順勢而為，迎難而上，下定決心把好事做實 ，實事做好。具體而言：
（1）進一步重視組織領導。①把流動人口計生藥具工作納入當地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體系，按照推進社會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要求，加快構建“屬地管理、服務均等、信息共享、區域協作”的工作機制，真正實現與戶籍人口同部署、同投入、同落實、同管理、同考核，做到管理無縫隙、服務零距離。②積極爭取地方財政對流動人口藥具專項經費投入，穩步增加基層特別是村級計生經費額度以鞏固基層計生工作陣地，妥善解決各級藥具人員的工資待遇問題以穩定計生隊伍，真正建立起人員充足、經費到位、網絡健全、隊伍穩定的保障機制。③推進流動人口計生藥具工作考核評估標準和指標體系建設，將流動人口藥具知曉率、可及率、獲得率、經費投入等作為重要指標，納入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目標管理責任考核，全面實施科學規范的評估、總結、通報、獎勵制度。
（2）進一步健全協調機制。①依托宣傳部門各大媒體，公安部門暫住人口管理平臺，民政部門婚姻登記平臺，衛生部門助產技術服務單位、村衛生室，婦聯部門各級婦代會，人口計生部門技術服務力量、計劃生育協會等機構資源，構建計劃生育藥具綜合管理服務平臺，形成共同為流動人口提供避孕節育優質服務的合力。②積極發動、指導、督促與已婚育齡流動人口形成勞動關系的用人單位和個人，以及向已婚育齡流動人口出租或者出借房屋的房主，配合當地計劃生育藥具管理部門做好已婚育齡流動人口的免費藥具管理和服務工作。③建立完善流動人口區域協作機制，各級計劃生育藥具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流動人口流入期間的藥具供應、發放、管理和服務；流動人口返鄉期間，由其戶籍所在地計劃生育藥具部門做好藥具發放管理和服務的銜接工作。
（3）進一步加大宣傳力度。①將流動人口計生藥具宣傳融入當地計生宣傳工作全局，充分發揮基層宣傳陣地和宣傳網絡優勢，以電視、廣播、報刊、網絡、電信為載體，采用錄像、幻燈、掛圖、明白紙、文藝演出、手機短信、有獎競賽等群眾喜聞樂見形式，利用紀念日、宣傳周、“三下鄉”等活動深入開展計生藥具宣傳活動。②成立計劃生育生殖健康服務隊，常年到流動人口相對密集的居住地、聚集地、活動場所和公共場所為流動人口開展生殖健康服務，免費發放計劃生育避孕藥具、宣傳資料，現場解答育齡群眾疑問。③通過在公安部門暫住人口管理平臺，民政部門婚姻登記平臺，衛生部門助產技術服務單位、村衛生室等處委托派發宣傳品，在藥具發放點設置標識牌、政府采購目錄表、宣傳圖板等形式，進一步擴大流動人口藥具免費發放的知曉范圍。
（4）進一步提高信息化水平。①以工作點、居住點和經營點為重點，對已婚育齡流動人口進行調查摸底，詳實掌握已婚育齡流動人口情況，做到不漏戶、不漏人、不漏項，分類登記，創建數據庫，實行實時跟蹤的信息化管理。②依托專有網絡，通過流動人口流出地婚育證明辦理與藥具使用情況信息相掛鉤、現居住地婚育證明登記與藥具發放卡獲取藥具相銜接、藥具發放卡使用與流動人口動態信息采集相結合等手段，充實藥具服務管理基礎信息，做好流動人口藥具信息采集、跟蹤查詢、情況通報。③切實將信息管理技術應用到藥具管理服務中，加快實現市、縣、鄉、村四級計生藥具數據、報表、臺賬、匯審、監督等信息網絡鏈接、網上辦公的步伐，促進藥具管理服務提標提質；有條件的村（居）要配備辦公電腦，確保計生藥具信息化工作向村級延伸。
（5）進一步加強網絡建設。①積極發揮縣、鄉、村三級計生服務體系網絡優勢，在縣直各部門、各鄉鎮（街道）、村（居、社區）設置專、兼職藥管員，負責責任區使用藥具流動人口統計和藥具發放工作，合理有序調整縣庫存，按實際需求分配計生藥具。②發揮相關部門、單位職能作用，積極構建“縱向到底”（農村由村向組、院壩，城鎮由社區向小區、樓院延伸）、“橫向到邊”（由人口計生主渠道向醫療衛生、民政等機關、企事業、社會單位覆蓋）的方便快捷、即需即供的免費藥具管理服務網絡體系。③結合“藥具十進工程”，聘設流動人口社會聯絡員或發放員，延伸流動人口藥具服務鏈，在流動人口、農民工集聚的社區、企業、工地、集貿市場、車站碼頭等處設立標識明顯的藥具免費發放點，主動送宣傳、送知識、送服務、送藥具、送隨訪上門。
（6）進一步完善發放模式。①充分利用現有公共衛生資源，完善現有藥具服務網絡，以計劃生育服務網絡為主干，以社區衛生中心、村衛生室發放為支線，建立“領送結合、學教同步、分類指導、全程服務”的流動人口藥具管理發放模式。②在流動人口相對密集的居住地、聚集地、活動場所和公共場所設立免費藥具發放點、自助柜；在賓館、酒店、娛樂場所設立自動售套機；在超市、居民樓道設置IC卡自助發放機，形成“覆蓋全域、布局合理、尊重私密、自助服務”的流動人口藥具發放服務模式，提高藥具易得性。③推行網上避孕藥具信息發放服務，通過人口網站及市內互聯，公布避孕藥具免費發放點地圖、各發放點詳細地址或聯系方式，使流動人口所到之處，都可以通過網上查尋，找到當地避孕藥具免費發放點位置，及時就近領取避孕藥具。
（7）進一步拓展服務功能。①廣泛開展人性化的隨訪服務和不良反應監測。流動人口隨訪可采用上門隨訪、約定隨訪、書面隨訪、電話隨訪等多樣方式，也可以通過網站互動問答，為群眾提供更廣泛的交流空間；完善不良反應監測預警機制，重視避孕失敗補救和不良反應處理，最大限度控制計生藥具潛在風險。②按照《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條例》規定，確保流動人口全面享有孕情、環情監測；放置、取出宮內節育器；人工流產、引產；輸卵管（精）結扎術；計劃生育手術并發癥診治等五項免費技術服務。③關心、善待流動人口，主動幫助解決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為流動人口提供就業信息，維護流動人口在勞動就業中的權利。按照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要求，重點對流動人口中獨生子女戶、雙女結扎戶給予獎勵優待和政策扶持。
（8）進一步優化管理服務。①切實增強流動人口工作針對性、實效性，不斷創新工作內容、形式、手段和載體，并及時將科學、有效的管理措施和方法規范化、制度化，建立健全流動人口藥具管理服務規章制度體系。②加強隊伍建設，多渠道、全方位引進懂醫藥、會管理、能服務的實用性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建立藥具業務人員資格準入制度，逐步由持證上崗向執業藥師資格過渡；加強政策理論、業務技能培訓，實行在職教育和學歷教育相結合，增強藥管人員想服務、會服務、能服務能力。③縣、鄉、村要按各自職能向全社會進行流動人口計生藥具優質服務承諾；上級部門要以藥具免費發放與管理的保障、宣傳、管理、服務和創新等為重點，堅持定性考核與定量考核相結合，考核評估與日常監督管理相結合，對各單位履諾情況按期進行監督、評估、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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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流動人口特征范文
弄清流動人口的特征
流動人口行為短期化。主要表現在三個“多變”上:一是從業場所多變,二是職業多變,三是暫住地多變。由于大多數人生活技能較差,只能臨時從事一些簡單勞動,造成這部分流動人口就業的不穩定性。
流動人口居住場所以租房為主。由于中心城區租房成本較高,因此大部分居住在中心城區的流動人口,租住在大雜院或地下空間。同時由于生活不穩定,常常根據工作情況來選擇住所,導致流動性很大、變動頻繁。
流動人口文化程度相對較低,大多數人平時很少讀書看報,有的則法制觀念和自我約束力不強。
流動人口流入地域范圍廣泛。從八戶核查和摸底中了解的情況看,流動人口來自全國各個省市,其中以河南,山東,河北。安徽,四川等地較為集中。
掌握流動人口的工作難點
流動人口的工作難點主要有以下表現:
躲避,逃避現象。有些流動人口誤認為人口普查只會對自己有不利影響,不會產生積極作用,能不參加就不參加,故意躲避。
人員難溝通。由于流動人口法律意識不強,不關注社會,加上流動人口遠離家鄉、親友,也不易融入社區生活,很難與之溝通。
見不著人,開不了門。社區民警與協管員在下戶核查時經常發生敲不開門、見不著人的情況。一是在整套房出租情況下,承租人只要不在家,就沒辦法去查;二是有些上班族和小商販早出晚歸,白天很難見到人。
故意瞞報超生人口。流動人口超生現象相對較多,因擔心有關部門依據人口普查數據對超生行為進行處罰,故意隱瞞超生人口。
出租房屋主不愿提供承租人信息。對于出租房屋的情況,普查人員多次上門,仍然查找不到承租人。甚至有的出租房屋主屬于“黑出租”,沒有在有關部門進行登記。
采取扎實有效的措施
借助相關部門資料查準流動人口。分別在流管部門、計生部門、區住建委,以及社區居委會等,查實、問細、核準流動人口信息。
強化特殊流動人員的查找力度。主要是下列對象:一是白天上班并且住在單位,周末回到家中居住的流動人員。二是沒有固定住所的流動人口。三是手持各類證件未落戶口的流動人口。四是在保姆市場、保潔公司、職業介紹機構中居住的暫時未找到工作的流動人口。五是在洗浴中心,娛樂中心、發廊和地下室等場所中居住的流動人口。
協同公安部門、流管部門集中行動查準流動人口。由派出所民警、流管部門人員和普查人員組成普查小組,集中對流動人員聚居的場所,以及不配合的流動人員進行統一行動,查準、查實流動人口。
第7篇：流動人口特征范文
流動人口規模由1982 年的657 萬人，增加到2010 年的2.21 億，已占全國總人口的16.5%。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2012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2 年全國人戶分離人口為2.79 億人，其中流動人口為2.36 億人，占當年全國總人口的17.4%，比上年末增加669 萬人，提高了0.9 個百分點。
流動人口規模的增加速度（即年均增長率）亦在不斷提高。我國流動人口，特別是省際流動人口的流入地，多傾向于選擇東部沿海的特大或大城市，從而使北京、上海等城市中的流動人口占常住居民的40% 之多；而東莞、深圳、中山等城市的流入人口數量已占常住居民的一半以上。
規模如此巨大、增速如此之快的流動人口不僅對流動人口其自身與家庭，而且對流出地與流入地的社會經濟發展等各個方面，都產了重要的影響。人口流動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民生改善的重大問題。
《中國民生發展報告：人口流動》對我國流動人口作了初步分析，在估計流動人口比例、利用跟蹤調查數據的基礎上，試圖回答以下兩個問題：一、誰是流動人口；二、人口流動是否有助于提高流動人口的福祉。
誰是流動人口？
我國戶籍制度的存在使“人口遷移”的定義不同于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
目前國內對人口遷移的定義首先按照“戶口登記地是否改變”而分為“遷移人口”與“流動人口”兩大類。前者系指戶口登記地伴隨居住地改變而發生改變的人口；后者則是戶口登記地不發生變化的人口，即事實的“人戶分離人口”。
由于研究視角不同，流動人口的稱呼與定義也不盡相同。據不完全統計，迄今與流動人口有關的概念至少包括以下近十種：流動人口、外來人口、流入人口、外來流動人口、外來務工經商人員、暫住人口、自發遷移人口、自流人口、外來暫住人口、短期遷移人口、暫時性遷移人口、流遷人口、民工、農民工、民工潮、盲流、人戶分離人口等。其中，被社會學廣泛運用的則是“農民工”這一概念。
我們通過比較跟蹤調查數據中被訪者在2010 年與2012 年兩次調查之間的差異來了解新增與返遷流動人口的情況，具體結果請見表1。
在所有可匹配的樣本（32906 人）中，新增流動人口302 人，占0.9% ；返遷人口1042人，占3.2%；其中，省際返遷人口為130 人，占0.4% ；省內返遷人口為912 人，占2.9%。
如果考察未匹配的樣本，則可以發現，其中搬遷戶共計351 戶，1111 人次；全家外出戶共計388 戶，1274 人次。在流動規模的估計上，若只將全家外出戶默認為是流動原因造成的外出，則2012 年的流動人口比例為12.6% ；若將全家外出和搬遷戶都納入流動原因造成的外出，則流動人口比例約為14.6%。
比較全國統計報表數據，自六普至2012年年末，流動人口規模增加了1526 萬人（其中，2010 年六普時的流動人口規模為2.2 億人；2012 年末的流動人口規模為2.4 億人），占2012 年年末總人口的1.1%。與此相比，本數據估計的新增流動人口規模占總樣本的比例為0.9%，二者僅相差0.2%，對新增流動人口規模的估算相差260 萬左右。應該說，這種估計的差異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小的。
隨人口流動而產生的是大量留守兒童；但更早先被各界關注的是規模巨大的流動兒童，它產生于人口流遷的模式由個體流動向家庭流動的轉變。盡管已有大量研究討論了流動與留守兒童的問題，以及人口流遷（包括父母親的流動與兒童自身的流動）對兒童發展的影響，但首要的是了解清楚留守與流動兒童的基本規模與分布情況。
表2 給出了利用2012 年跟蹤調查數據結合父母親的流動情況判斷的流動與留守兒童的規模。父母親均為非流動且兒童也是非流動的共有4837 人，占全部兒童的83% ；兒童為非流動但父母一方或雙方均為流動的（即通常意義上的留守兒童）為552 人，占全部兒童的9.5% ；而跟隨父母親流動的流動兒童比例則為6.9%。
表1 2010～2012 兩年調查期間新增與返遷的流動人口
根據2010 年普查的結果，0～14 歲的流動兒童共為2453 萬人，占全部兒童（2.2 億）的11.1% ；其中有38.3% 是縣內跨鄉的流動兒童。為了保證普查數據與本數據之間的可比性，需要將這批縣內跨鄉鎮街道的流動兒童扣除，則剩余的省際和省內跨區縣的流動兒童規模為1514.7 萬人左右，占全部兒童的6.8%。這一比例與本次調查所估計得到的結果（6.9%） 極為接近。
流動人口的人口學特征
基于中國數據的研究表明，個體遷移的可能性受一些標準的人力資本因素的影響，如年齡、工作經歷、受教育水平、婚姻狀況及技術等；同時也受到了各種家庭因素，特別是家庭收入的影響，因為這可能影響到遷移的凈回報。
1、從性別來看，男性人口更容易進行長距離的省際流動
性別是考察群體特征最基本的維度之一。各種類型的流動人口的性別比見表3。
2012 年調查數據中，全部樣本的性別比為101.0，即男性與女性基本均衡。其中，本地人口的性別比為101.4 ；省內流動人口的性別比為87.1 ；省際流動人口的性別比為100.8。如果與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相比較，不論是本地人口，還是省內與省際流動人口，本調查的性別比均偏低。如六普時，省內流動人口的性別比為108.1 ；而省際流動人口的性別比則高達128.9，遠高于本調查的結果。
當然，造成本數據中較低性別比的原因既可能來自于樣本或調查的基本單位（即本調查以家庭戶為基本調查單位，而其內部的性別比基本平衡），也有可能來自于女性流動人口的應答率較高，還有可能來自于人口流動模式由個體向家庭的轉變。正如學者對性別比趨于平衡的分析：“一方面是源于越來越多的婦女加入到流動勞動力大軍之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更多的流動人口為了實現家庭團聚而以舉家流動的方式出現。”
2、從年齡來看，青壯年更容易流動
流動人口的年齡結構一般都集中于青壯年。從本次調查數據來看，2012 年調查的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為28.6 歲，其中，0～14 歲人口占流動人口的25.6%，15～64 歲人口占69.9%。2010 年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為33.7歲， 其中，0～14 歲人口占流動人口的19.8%，15～64 歲人口占72.9%。相比而言，2012 年調查中流動人口規模增加的同時，處于勞動力年齡的流動人口比例有所下降，而少兒流動人口的比例則有所上升，從而使平均年齡有所下降。
2010 年和2012 年兩輪調查中流動人口的年齡結構，比較明顯的特點是：首先，女性在勞動力年齡人口中的比例（特別是20～24歲和25～29 歲）相對較高；其次，低年齡組中，除5～9 歲組外，其他年齡組的比例在2012 年中都有所上升：再次，在14 歲到50 歲的人口中，與2010 年相比，男性人口的比例在2012 年都有所上升，而女性人口的比例則在40～44 歲組及以上的年齡組有所下降。
總體來說，2012 年比2010 年人口結構更加年輕。
3、從婚姻狀況來看，未婚者更容易進行遠距離的流動
婚姻狀態一般被劃分為五種類型：未婚、在婚、同居、離婚、喪偶。由于后三者的比2013.11.55例較小，且我們較關心的是流動人口是否在婚，因此我們僅考察流動人口未婚和已婚的比例。
從2012 年的數據來看，本地人口中未婚人口占15.4%，已婚人口占71.3%。不論是省內流動人口還是省際流動人口，其未婚人口的比例均高于本地人口。省內流動人口的未婚人口比例為20.9%，省際流動人口的未婚比例為21.9% ；且省內與省際流動人口在未婚比例上相差0.9%。
不同流動狀態的人口在婚姻狀況上的差異可能是年齡造成的。流動人口和本地人口的年齡結構存在顯著差異，而且省內流動人口的年齡結構比省際流動人口的年齡結構更加年輕。控制了年齡結構以后，省際流動的未婚比例仍然比省內流動和本地人口高。
因此，可以認為未婚者更容易進行遠距離的流動。
2010 年的調查結果分布與2012 年類似，省際流動者的未婚比例最高，其次是省內流動者，最后是本地人口。結合兩輪調查的數據可以發現，相對于2010 年，2012 年調查未婚的比例還有大幅度增加，再次表明了未婚人口更容易流動的事實。
本調查的婚姻狀況選項還包括了同居，我們發現本地人口的同居比例非常低，而流動人口的同居比例相對較高，且隨時間遞增。
這可能表明隨著社會環境與思想觀念的變化，流動人口傾向于選擇同居以共同抵御生活壓力。
總的來說，已有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會阻礙人口的流動；未婚人口更容易流動，且更可能進行遠距離的流動。即使是在控制了年齡結構的前提下，這種區別依然存在。
4、從受教育狀況來看，受教育水平能夠正向激勵人口遷移與流動
首先來看平均受教育年限。從2012 年的跟蹤調查數據來看，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3 年，略高于初中畢業的水平；其平均水平遠高于本地人口（僅為6.8 年）。
如果將省內與省際流動劃分開，則仍然可以看到，省內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6 年，省際流動人口的受教育年限為8.9年，兩者均遠高于本地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區分城鄉還使我們發現，無論流入地是城市還是鄉村，省內流動者的受教育水平都要略高于省際流動者。如2012 年城市省際流動人口的教育年限為9.4 年，比省內流動人口低0.4 年；農村省際流動人口的教育年限為8.4 年，比省內流動人口低0.9 年。
其次來看流動與非流動人口在各類受教育水平上分布的差異。顯然，以初中為界，流動人口中受教育水平相對較高的人群所占的比例更大，如高中受教育水平的流動人口比例達17.9%，而本地人口的比例僅為14.2% ；大專受教育水平的流動人口比例為14.1%，本科受教育水平的流動人口比例為9.1%，兩個比例均遠高于本地人口所對應的5.9% 和1.8%。同時，流動人口中文盲與小學受教育水平的比例則遠低于本地人口：
流動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僅僅為9.9%，遠低于本地人口的20.6% ；小學流動人口比例為16.2%，亦低于本地的25.5%。
本數據結果表明，受教育水平對于人口遷移與流動存在著正向的影響作用。這與人口普查的數據結果是一致的。
5、流動人口還是農民工？
農民工一詞在社會學中通常被用來代表流動人口。那么，這批遷移與流動的人，到底是“流動人口”，還是“農民工”呢？
這首先得看農民工的定義：一種定義是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村流動人口”論，即把“農民工”主要看做是在城鄉之間以及農與非農之間具有流動性的原農村居民；另一種定義是中國特殊的有著“農業戶口”的“非農居民”，但他們不享受非農人口的權利與待遇，這種觀點把具有農業或農村戶籍而在非農領域或城鎮生活與就業的人看做是“農民工”。由于本數據暫時無法提供流動人口的原職業性質，因此，本報告將按照后一種狹義的“農民工” 定義來進行比較。
調查數據表明， 當前的流動人口中，有61.3% 的人是農業戶口；與本地人口中75.0% 的比例相比顯得相對較低。如果按省際與省內劃分流動人口，可以看到，具有農業戶口的省內流動人口的比例僅占54.5%，遠低于在本地人口與所有流動人口中的相應比例；而在省際流動人口中，具有農業戶口的比例則高達69.1%。因此，從戶口類型來看，流動人口以農業戶口為主。
盡管這一比例之高似乎說明可以用“農民工”來代替流動人口的稱呼，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兩個問題：其一，本樣本中具有農業戶口的人口所占比例較高（占75.0%）；其二，即便在以農業戶口占較大比例的流動人口中，仍然存在大量的非農業戶口的流動人口，因而以農民工統稱全部的流動人口則可能會有失偏頗。更為重要的是，非農戶口與農業戶口的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各種訴求方面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農民工”稱呼的運用似乎仍需謹慎，盡管其更具有社會含義。
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生活狀況人口遷移與流動行為對遷移與流動人口到底呈何種作用，可謂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事實上，從異質性效應的角度來理解，遷移與流動行為對不同人群的影響作用肯定是不同的。本報告無意決然地肯定或否定某種答案，只希望通過具體數據，從經濟收入、生活狀況、兒童發展這三個角度來探討這一問題。
1、 流動人口的收入高于本地人口
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收入及其與流入地本地人口的對比結果請見表4。
從全國樣本來看，流動人口的收入要高于本地人口，其中縣內流動人口的收入與省內流動和省際流動相比較低，而后兩者差距不明顯，省際流動人口收入略高。但是各省市子樣本卻呈現出與全國樣本不一樣的趨勢。其中上海和遼寧兩地的流動人口收入明顯低于本地人口，尤其是上海，省際流動人口收入為本地人口的66%。即便如此，上海省際流動人口的收入與其他省市相比仍處于明顯優勢。廣東省雖然流動人口收入高于本地人口，但是收入最高的集中在縣內流動群體中。
河南和甘肅兩省的數據說明不同類型的流動帶來的收入差異明顯。就河南而言，縣內流動的收入要低于本地人口，而省內流動和省際流動帶來的是與本地人口相比較高的收入優勢。而甘肅省不僅縣內流動沒有帶來與本地人口相比收入的增加，省內流動的情況也與縣內流動類似，只有省際流動帶來實質上的收入提升。
一般總是認為流動人口的經濟收入相對較低，但上述結果卻與以往的經驗有所不同，這可能是受到工作時間長度的影響。計算結果表明，流動人口平均每月的工作時間（以小時計算）比本地人口高出13.8% ；而省際流動人口的工作時間甚至高出16.6%。這從某種程度上說明，流動人口的收入較高是以付出更長的工作時間為代價的。
2、 流動距離越遠收入增加的比例越高
想要了解流動是否有助于收入的提高，就需要比較流動前后的經濟狀況。
首先來看新增流動人口的情況。數據表明，新增的縣內流動人口在2012 年時的收入是2010 年時的1.20 倍，略低于本地人口收入增幅。如果將省內與省際流動人口合并，可以看到，新增省內和省際流動人口2012 年的收入是2010 年時收入的2.01 倍。相同時段內，省內流動人口收入的比值是1.60，省際流動人口收入的比值為3.83，這說明流動距離越遠，收入增加的比例越高。
其次，再看返遷人口的情況。返遷人口系指2010 年為省內或省際的流動人口，而2012 年為本地或縣內流動的人口。數據表明，返遷人口的收入同樣也有提高，如原為省內流動的返遷人口，其2012 年收入是2010 年的1.24 倍；原為省際流動的返遷人口，其2012 年收入是2010 年的1.23 倍。返遷人口在兩年間收入的提高比例與本地人口相差不大。
1） 身心越健康的人越有可能流動
從表5 的2012 年調查的數據來看，除省際流動人口在生活滿意度上的得分較低外，流動人口在其他指標上的評價均高于本地人口。如省內流動人口的生活滿意度自評分數為59.1，高于本地人口的57.6。在心理健康上，省內流動人口與省際流動人口的得分均高于本地人口，省內流動人口的心理健康狀況卻明顯好于本地人口。在身體健康的評價方面，省際流動人口高于省內流動人口，且兩類流動人口均高于本地人口。
盡管這種評價得分均表明流動人口的狀況好于本地人口，但我們并不能將其歸因于流動所導致的結果，因為流動本身可能具有選擇性，即身心更加健康的人才有可能流動。
2） 流入地對流動兒童入學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
在2012 年的調查中，少年兒童的年齡范圍界定在16 歲及以下，10～16 歲兒童身體和心理健康的主要特點是，母親在身邊的留守兒童健康狀況比較好，跟隨父親一起外出的流動兒童康狀況比較好。這種現象可能反映了父母在兒童成長過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
從就學狀況上來看，雖然適學兒童的就學比例都比較高（90% 以上），但是相對而言，農村留守兒童的就學比例處于較低的水平。
一般來說，流出地在經濟發展和教育水平上相對落后，這會對留守兒童的入學產生不利影響。而跟隨父母外出的流動兒童情況就要好一些，流人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教育設施都比流出地好，這會對孩子入學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
人口流動具有選擇性
不論是人口學特征，還是生活狀況與身心健康，都表明了人口流動的選擇性。即勞動力年齡較低、未婚、具有相對較高的受教育水平、身體與心理相對更為健康的人口更有可能進行遷移與流動。這與以往的研究結論基本上是一致的。
更為重要的是，本報告從生活狀況、身體健康與心理健康等方面所揭示的新增或返遷流動人口與本地人口之間的差異，不僅說明了其流動與返遷的部分原因，而且進一步從以往未被關注的角度證明了選擇性的存在。
盡管我們的發現還不足以證明因果關系，但人口遷移與流動對流動人口的影響存在異質性則是可以確定的。這種異質性不僅可以從遷移與流動對每個人都具有不同的作用這一角度去理解，而且也可以理解為遷移與流動對某一個人的不同方面具有不同的效應。
第8篇：流動人口特征范文
關鍵詞：城市管理 流動人口 社區化管理
1949年建國之初，我國的初始城市化水平僅為10.6%，經過60余年的曲折發展，截止2009年中國城市化水平達47.3%，正處于城市化進程的騰飛階段[1]；有專家預測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將在2015年前后超過50%，并有望在2050年前后突破70%[2]。城市化進程中，各種城市問題屢見不鮮，城市管理隨之發展完善，各種研究視角都以其不同的立足和特色發揮著巨大作用；近年來，城市社區的發展與豐富實踐使得學者在研究過程中總結出一種新的管理模式和思考視角，即社區化研究視角。
1.引言：城市管理與社區化研究視角
1.1 社區化管理模式概述
社區化管理是指在政府的統一領導和宏觀調控下，在有關職能部門的積極配合和指導下，基層以社區資源為基礎，運用社區管理的機制與手段，促進社區整合與穩定運行的一種管理模式[3]。
與以往的管理模式比，社區化管理具有以下三個特征：一是屬地化管理，即以一定的聚集地為前提，實行的是“人住哪里，哪里負責”的原則，進行管理和提供服務；二是服務型管理，即以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需求為基礎，提供迫切必需的服務和保障，因此社區化管理也是一個社區整合的過程；三是參與式管理，即社區化管理特別強調讓普通平民積極參與社區服務和社區管理。
1.2 社區化研究視角：社區化管理與城市管理的聯結
城市管理強調城市不應該由政府單一中心主導，各種準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企業以及市民也可以、并且應該積極的參與到城市管理的過程中來，以充分利用各種社會資源促成公共目標，在社會上形成更高質量的公共服務[4]。通過上面的敘述，我們不難看出現代城市管理的理念與社區化管理中的屬地化管理、參與式管理和服務型管理不謀而合，因此我們在這里找到了二者的連接點，這也是本文中的社區化研究視角題中之義。
2.實踐：城市流動人口的社區化管理新模式
2.1 傳統流動人口管理概述
目前，我國城市流動人口約1.5億，占全國人口的10%，是城市住民管理中的一大核心點。
伴隨著經濟的發展、流動人口規模的擴大，流動人口在城市居住的時間逐步延長，許多人已經是事實移民，同時流動人口管理中也出現了許多新問題，傳統的管理模式已經不能完全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一種以社區化研究視角為基礎、針對城市流動人口的新型管理模式進入人們的視野，這也就是流動人口的社區化管理。
2.2 流動人口社區化管理的范圍與框架設計
簡單地說，流動人口的社區化管理就是在流動人口聚集的地帶，模仿城市社區的組織形式和運行服務方式對流動人口進行管理，以維持聚集地社會秩序的穩定，并通過服務的提供為流動人口提供一定的社會保障[5]。按照這一概念，我們不難發現流動人口社區化管理模式的范圍應該包括法制管理、戶籍管理、勞務管理、治安管理、人口管理、社會管理和服務管理[6]，這一廣闊的范圍既包括傳統管理方式所題中的內容，也包括社區化研究視角下所特有的部分。
首先，流動人口的社區化管理是在社會管理的網絡和法制管理的框架下展開的其次，新型的社區化管理以聚集地域為先導，以戶籍管理和人口管理為基礎同時社區化管理以治安管理為中心，這也是與城中村、城鄉結合部治理相聯系的一點，即通過對流動人口的管理和疏導，最后我們回歸社區化視角本身，以服務管理為依托、以勞務管理為形式，這也正是社區化管理模式所題中的觀點，，另一方面提供培訓等可以提高流動人口自身素質的服務，并將這些與勞務和就業掛鉤，使流動人口最終實現就業，這也是保證社會安定的最根本措施。
2.3 流動人口管理中的社區化視角
流動人口的社區化管理是社區化研究視角的典型應用，通過上面對其范圍、框架的敘述，我們不難從中發現這一管理模式實際上也是屬地化管理、參與式管理和服務型管理，這與社區管理模式的特征恰好吻合。
按照之前的分類，包含外來人口登記制度、單位管理制度、社會治安綜合管理制度在內的傳統流動人口管理模式 與社區化管理模式存在較大區別，本文將結合社區化視角的特點對這兩種方式進行比較。首先，傳統管理模式十分強調戶籍基礎，這與其產生初衷和二元結構限制是分不開的，而新的社區化管理則盡量淡化戶籍的因素，并在實質上以流動人口聚集地帶為基礎，采取一種屬地化管理的方式；其次，傳統管理模式下強調以公安機關為主體的管制和控制，將流動人口視為被動、威脅的群體，而社區化管理則把流動人口看作是主動積極的城市力量，尤其在其聚集地突出其主體地位，強調流動人口的參與和自治理，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另外，傳統的管理模式注重管理，強調對流動人口不法行為的限制，而社區視角下則在流動人口聚集地成立各種自治性質的組織為流動人口群體自身提供服務，使其獲得基本生活保障和福利，并且爭取通過服務的提供增強流動人口的自主性，提高其生活質量。
從上面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出流動人口的社區化管理模式不僅僅是針對聚集群體管理的有益探索，也在符合社會背景條件和發展趨勢的嘗試，是今后流動人口管理方式創新的重要參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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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9中國城市品牌發展大會文集》[M].P26.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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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趙晨.《公共服務社會化初探》[D].長春：吉林大學.2004.4.
第9篇：流動人口特征范文
關鍵詞：人口眾多 經濟 流動人口 探析
【中圖分類號】R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1-8801（2013）06-0427-02
隨著春江街道工業經濟的發展和壯大，流動人口流入也大量增加，到2013年5月30日春江街道已在冊登記的流動人口有23111人，其中49周歲以下的已婚育齡婦女有13580人，使用結扎5432人，宮內節育器4074人，避孕藥101人，3973人。目前使用長效避孕措施的育齡人群相對減少，服避孕藥和使用人數的增加，流動人口育齡人群對避孕的需求也越來越迫切，使得我們的工作難度也大大增加。針對這一現狀，筆者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推進對流動人口避孕藥具的管理和使用。
1 流動人口對婚育工作的影響
自從我國改革開放，在管理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改變，特別是在婚育方面，比以往要重視。由于社會的變化很大，也給婚育工作帶來了很多的阻礙。在這阻礙之中，流動人口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尤其大。由于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公民的活動區域日益變大，活躍性也比較強，這就導致了流動人口的數量非常大，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數量也就增長得越迅速，對社會的各個行業的滲透也就越深入，雖然這種情況會對社會的經濟發展有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是給婚育工作帶來了極大的困難。為了改變這種情況，就必須要想出針對流動人口的辦法，對于的發放，必須要有比較好的發放模式，要滿足三個條件，一是安全，二是有效，三是方便快捷。
在婚育的工作中，為了控制流動人口的生育，就必須要采用一系列的避孕措施，在發放避孕藥的發放過程中，存在著很多問題。婚育管理的方式比較落后，信息化的管理水平是非常低的，在各地區之間，關于人口流動的信息，相關單位之間的聯系不夠緊密，它們之間的信息交流的平臺不夠完善，這樣就導致了一系列問題的產生，比如，搜索查詢的速度不夠快，單位之間的溝通交流簡單而又膚淺，對相關人員的登記不夠及時；在婚育工作中，對婚育的信息把握程度不夠，對流動人口的流動信息把握得不夠全面，對流動人口的構成成分的信息了解得不夠正確，對流動人口的就業情況了解得不夠正確，對流動人口的生育調查得不夠正確；對當地的文化多元性了解得不夠正確；相關部門之間的聯動性不夠強，在公安部門辦理暫住證時缺少了婚育證明這一環節；在登記戶口時缺少了婚育證明這一環節，這些情況給婚育工作帶來了極大的困難。
由于人口流動的原因，對婚育工作的帶來了很多困難。為了能夠解決問題，就需要對人口的特征有足夠的了解。流動人口的數量非常大，流動的區域也非常廣，流動性非常強，流動人口的構成的成分非常復雜，流動人口的年齡比較輕，流動人口的學歷比較低，流動人口身體正處于生育的旺盛時期。這些人群滲透進社會的各個行業。這些人口的社會特征，既不屬于農業社會，也不屬于城市文明社會，嚴格說來，應該是處于兩者之間。由于種種原因，流動人口處于一個被城市居民歧視的尷尬地位，就導致了流動人口復雜的心理狀態，希望自己能夠被城市居民所接受，與此同時，又對城市居民的歧視報以敵視的態度。這就給人口的婚育工作帶來了很多的困難。
2 所采取的措施
2.1 規范管理，同城對待。年初制定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考核評估制度，實行現居住地和戶籍地共同管理，以現居住地管理為主，使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納入本地區經常性管理和服務范圍，摸清流動人口底數，合理安排，做到保障有力，及時發放，滿足需求，做好流動人口藥具供應服務。
2.2 從宣傳入手，提高知曉率。第一利用5.29協會日、7.11世界人口日大力宣傳避孕藥具知識使避孕藥具知識人人皆知，第二公寓是流動人口聚集的地方，在春江有三個大的流動人口公寓，不定期的組織村計生服務員發放藥具知識的資料和免費發放避孕藥具，轉變了被動接受避孕藥具為主動自主選擇避孕藥具，提高了避孕藥具的知曉率。
2.3 建立服務陣地，提高服務意識。根據春江流動人口集中的特殊性，建立了村計生服務站免費向流動人口的育齡人群發放避孕藥具的基礎上，在人員集中的公寓配備了流動人口免費發放點，使她們不出公寓就能領到免費的避孕藥具。
2.4 加強培訓，提高服務質量。定期對村級的避孕藥具管理員和免費發放點管理員進行業務培訓，使藥具管理員做到“三懂”、“三會”、“三到戶”。由于流動育齡婦女的文化程度高低不一，接受藥具知識的水平也不一樣，在發放避孕藥具的同時，要求藥具管理員講解如何使用，來提高使用避孕藥具的準確性，建立臺賬制度，在每個站點來領取避孕藥具時，登記造冊并要求做好隨訪工作。
3 結語
在對流動人口發放時，必須要改變他們的觀念，讓他們自覺接受。這就需要普及避孕知識，與此同時，還應該曉以利害，必要時可以夸大害處。
參考文獻
[1] 常素華.做好流動人口藥具服務、促進城鎮藥具免費發放全覆蓋的經驗介紹[J].醫學信息（中旬刊），2011，16（8）：106-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