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減緩氣候變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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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如何減緩氣候變化范文

《自然》4月21日

每年元旦 “康尼島北極熊俱樂部”都會在美國紐約布洛克倫區康尼島上舉辦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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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元旦 “康尼島北極熊俱樂部”都會在美國紐約布洛克倫區康尼島上舉辦新年游泳活動。今年的一位參與者說：“那里就跟夏天一樣。” 未來氣候變化預計將使世界上很多地方越來越不適宜人類居住。那么為什么要獲得公眾對減緩氣候變化的廣泛支持卻又如此困難呢？Patrick Egan 和Megan Mullin利用對美國天氣狀況的人口加權分析顯示，大多數美國人現在都感覺到冬天更溫暖了，而夏天實質上并沒有變得更不舒服，也沒出現其他負面變化。Egan 和 Mullin提出，當前的天氣模式使得美國人沒有動力去要求從政策上對氣候變化作出反應。不過情況是可能會改變的。對未來美國天氣的預測表明，氣候狀況可能會惡化，如果惡化到一定程度引起公眾的不適感，人們才會對氣候變化引起重視。

第2篇：如何減緩氣候變化范文

[關鍵詞]地球工程；國際管制；氣候變化

[中圖分類號]X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6848（2012）05-0005-06

[作者簡介]孫 凱（1976―），男，山東青島人，博士，中國海洋大學法政學院講師，中國海洋大學海洋發展研究院研究人員，主要從事國際環境治理研究；王剛（1979―），男，山東青島人，博士，中國海洋大學法政學院講師，主要從事海洋環境治理研究。（山東青島 266100）

[基金項目]“十二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氣候變化與國家安全戰略的關鍵技術研究”（2012BAC20B06）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11YJCGJW014）的階段性成果。

Title：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of Geoengineering

Authors： Sun Kai & Wang Gang

Abstract： With the urgency of responding to climate change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reaching agreements on emission reduction， deliberate intervention of climate change which is known as geoengineering attract some scientists’ attention. The research of geoengineering is at the initial phase， and 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of geoengineering technology， the global and uneven impact of geoengineering， plus the possible moral hazard by the implication of geoengineering strategies， it is imperative to strengthen the governance of geoengineering research. Under the present situation， a comprehensive and global regulation is not possible， but some norms governing geoengineering are badly needed. Emission reduction should be the first choice in responding to climate change， and geoengineering research should not be used as an excuse for delayed action on emission reduction.

Key words： Geo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Climate Change

在全球日益暖化的今天，如何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避免氣候變化產生的不良后果，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重點。在國際氣候治理層面，圍繞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協議難以達成甚至停滯，一些科學家甚至決策者開始考慮實施應對氣候變化的B計劃――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即通過周密的計劃和獨特的技術來對全球的氣候進行調節。目前對地球工程的研究在科學界還處于初始階段，在政策界還處于觀望階段，但鑒于地球工程潛在的巨大影響以及高度的不確定性等問題，有必要對地球工程的研究和可能實施的方案選擇進行“未雨綢繆”的規劃與治理。

一、地球工程的技術選擇

地球工程技術一般來說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二氧化碳清除技術（Carbon Dioxide Removal， CDR），即通過人工增加碳匯以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具體措施為：（1）利用已收割的生物質及隨后的碳存儲進行生物碳捕獲。將收獲之后的生物質用來生產氫氣或電能，將剩余的殘渣及存儲的二氧化碳在合適的地質構造中進行封存。（2）生物碳加工。植物在生長的過程中，通過光合作用可以從空氣中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當植物死亡和降解之后，所吸收的大部分二氧化碳都會重新返回大氣中，因此在生長期內將植物收割，可以將這些植物體制造成生物碳并在海底或地下進行封存。（3）加強風化作用。含有碳酸鹽和硅酸鹽的巖石在風化過程中也可以吸收二氧化碳。這些巖石在地表非常常見，因此以人為的方式加強含碳酸鹽和硅酸鹽巖石的風化過程，可以提高通過自然方式從大氣層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能力。（4）海洋增肥。海洋中的浮游生物可以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因此通過海洋增肥，加強海水的營養化，可以刺激海上浮游植物生長以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隨著這些植物的死亡和沉入海底，其所吸收的二氧化碳也隨之沉入深海。（5）通過化學方式直接從大氣層中捕獲二氧化碳及隨后的存儲，即將大氣中的二氧化碳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分離，以液態的方式將其存儲在地下或深海。（6）人工植樹。通過人為的植樹造林，可以增加碳匯，進而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

另一類是太陽輻射管理技術（Solar Radiation Management， SRM），即減少入射及隨后對短波太陽輻射的吸收，以將少量陽光反射回空間的方式應對全球變暖及氣候變化。①具體措施為：（1）發射軌道太空鏡。利用太空鏡反射太陽輻射或使太陽輻射改變方向，從而減少到達地面的太陽能輻射量。（2）在平流層注入氣溶膠。將硫酸鹽或其他類型的顆粒注入高空大氣層，以此提高陽光反射回太空的散射能力。（3）對流層增云。增加低層大氣云凝結核的濃度，特別是在海洋區域，使云層變白，從而提高云層的反射率。（4）提高地表反射率。改變土地或海洋的表面，將更多的太陽輻射反射回太空。

不同的地球工程技術的運作機理是不同的，由此帶來的技術、經濟、倫理、政治和社會問題也會有所不同。如何對不同的地球工程技術進行評估，在目前地球工程技術研究的初始階段，尚很難對這些問題進行量化。英國皇家協會2009年題為“氣候工程：科學、治理和不確定”的報告，基于環境有效性、速度、安全性、成本這四個指標，對地球工程的部分技術方案進行了初步的定性評估。其中環境有效性包括科學和技術基礎方面的信心、技術可行性、潛在影響的強度、空間規模等；速度指的是目前的準備狀態和預計影響顯現的速度；安全性指的是已知的風險和潛在的、無法預料的大規模危害；成本包括初期部署成本和投入使用之后的運作和維護成本。依據以上四個指標，對部分地球工程技術方案的初步評估如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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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二氧化碳清除技術和太陽輻射管理技術在減緩氣候變化影響方面的目標是一致的，但這兩類技術存在著很大的不同。澳大利亞地球工程專家John Virgoe認為：“二氧化碳清除技術與太陽輻射管理技術在本質特征和潛在影響方面具有明顯的不同。二氧化碳清除技術可以納入到應對氣候變化的減緩和適應行動中，而太陽輻射管理技術則可以作為應急性方案運用到極具破壞性的氣候變化情況下。”②總體而言，二氧化碳清除技術是“治本”，即減少大氣中二氧化碳的存量，進而減緩氣候變化；而太陽輻射管理技術是“治標”，直接對太陽輻射量進行干預。依據對兩類技術的初步評估判斷，在這兩類技術的選擇上，二氧化碳清除技術應當優于太陽輻射管理技術。

二、對地球工程研究進行國際管制的需求

地球工程是一項規模龐大、涉及領域廣泛的項目，目前學界對它的研究還處于初始階段，在地球工程對氣候變化的影響及其他不可預計的影響、成本評估等方面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英國皇家學會報告的目標是“對于地球工程的技術選擇提供權威和均衡的總體評估”，但同時又強調：“國際范圍內任何一種地球工程的技術方法在受到嚴肅考慮實施之前，需要更進一步的詳盡研究。”③另外，地球工程的實施和影響都是跨國性甚至是全球規模的，因此，為確保地球工程研究的安全性、公開性和責任性，必須對其進行強有力的有效治理。④

具體而言，地球工程的系列方案由于其本身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地球工程影響的全球性及非均衡性，以及地球工程可能引發的道德風險困境等原因，有必要對其進行有效的國際管制。

（一）地球工程影響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

由于地球工程的復雜性、規模的龐大性和科學技術的不確定性，人們無法對地球工程的潛在影響進行精確的預測和量化。對地球工程的實驗在“實際應用”之前不可能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大規模的實驗，而只能依據計算機模型對其風險進行評估，而這種計算機模型也可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地球工程所可能引發的無法預見的后果就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擔憂。區域性的氣候變化可能受到地球工程的干擾最大。例如一些科學家研究發現，盡管1991年位于菲律賓的火山噴發，向大氣中注入了20兆噸二氧化硫，從而導致了隨后幾年的氣候“轉冷”；但是，此次火山噴發也給當地帶來了很大的“副作用”，使菲律賓以及世界其他地區連續多年出現降雨量減少、糧食減產、河流缺水等問題。①另外，地球工程還會導致海水酸化的加速、臭氧層損耗的加劇以及糧食的減產等一系列問題，在對這些問題進行縝密的研究并能夠精確預計其所可能產生的效果之前，這些方案是無法實施的。

（二）地球工程影響的全球性和非均衡性

由于地球工程對大氣的影響不可能僅僅限于某個區域，例如向大氣中注入氣溶膠，這對于地球氣候的影響將是全球性的，這使得一個國家甚至是一個公司就可以擁有對全球施加影響的手段，暫且不論其后果是好是壞。另外，地球工程在全球范圍內產生的影響不可能是均衡的，即使地球工程的一些方案能夠按照規劃順利實施，其對某些國家可能帶來有利的影響，而對另外一些國家則可能帶來不利的影響。②隨之產生的問題就是：某一個國家是否有權力采取措施影響全球的氣候？或者如何對此類問題在全球層面進行決策？需要全球所有的國家都參與嗎？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有效的國際法律制度來對其進行行為規范和調整。

（三）地球工程可能引發的道德風險困境

對于環境主義者和大部分科學家來說，地球工程無疑是最后的選擇，也即B計劃。這是在減緩氣候變化的所有努力都失敗之后，并且在人類面臨災難性的氣候變化臨界點而亟需補救措施的情況下才可能實施的方案，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措施應當是首要選擇。而對于氣候變化懷疑論者以及一些經濟學家來說，由于減少溫室氣體的巨大成本和執行難度，“便捷的”地球工程則是優先選擇的A計劃。③正是基于這種道德風險的困境，一些科學家甚至不太愿意對地球工程及其技術選擇進行研究，他們擔心地球工程的研究可能會導致國際社會減少對削減二氧化碳排放的努力。

由于地球工程是近年來才興起并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新興事物，目前并沒有出臺專門針對地球工程研究及應用進行管制的國際法規。但正是由于地球工程潛在的巨大影響及其對國際協調的內在需求，人們都有必要對地球工程的研究及應用在國際層面進行有效的管制。目前的國際法體系中尚沒有專門的條約針對地球工程進行管制，一些應對氣候變化以及其他與環境保護相關的國際條約的制定，也都未能對地球工程進行認真的考慮和對待。④基于應對其他國際環境挑戰的經驗，對地球工程進行有效管制也需要國際社會達成有約束力的管制條約，采取開放性的方式對地球工程的相關科學進行正式評估，讓盡可能多的國家和利益相關方參與進來，從而增強地球工程管制機制的科學性與合法性。⑤

三、對地球工程研究進行管制的原則

在當前地球工程研究的初始階段，雖然地球工程的碳捕獲與封存技術在國際法領域受到關注已久，但限于國際立法的復雜性，其發展一直相對緩慢。⑥構思對地球工程研究進行有效的管制機制，首先要面對的問題就是對于地球工程研究基本原則和規范的確立。而管制機制需要解決的問題包括：誰應該決定地球工程研究的進展與可能進行的實驗與部署？國際社會如何對此類問題進行決策？應對可能擁有地球工程技術并可能對其濫用的“無賴國家”，需要什么樣的風險管制機制？①這些問題所帶來的挑戰并不是如何讓國家參與到地球工程的研究中來，而是解決該由誰來決定如何開展地球工程研究這一更為根本性的問題，這是一個對地球工程研究進行治理的問題。②

在現有的國際法體系中，雖然沒有專門對地球工程研究進行管制的國際法律制度，但是國際環境法中的一些一般性原則和規范也可以運用到地球工程研究的管制中來。近年來已有一些國際環境條約就地球工程的研究和應用作出了一些具體的規定。例如《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四條明確規定：“在它們有關社會、經濟和環境政策及行動中，在可能的范圍內將氣候變化考慮進去，并采用由本國擬定和確定的適當方法，例如進行影響評估，以期盡量減少它們為了減緩或適應氣候變化而進行的項目或采取的措施對經濟、公共健康和環境質量產生的不利影響。”③盡管這一條沒有明確提及地球工程技術，但卻確立了促進國際科技合作和應對氣候變化措施的一般性原則，這些原則也適用于地球工程研究。

近年來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會議對地球工程關注最多。2010年10月在日本名古屋召開的第10屆生物多樣性締約方大會通過了涵蓋地球工程的決議，決議認為：“在地球工程活動還沒有科學依據的、全球性的、透明和有效管制和監管機制的情況下，依照預先防范原則和《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4條的規定，在獲得足夠支持這種活動的充分科學依據和適當地考慮到對環境和生物多樣性以及相關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影響之前，不得從事影響到生物多樣性與氣候的地球工程活動。”④這一規定為更審慎地進行地球工程研究及部署進行了規范和指導，但僅僅局限于對地球工程與生物多樣性相關聯的影響方面，而不是對地球工程進行總體規范。

在目前的情況下，由于地球工程及其研究的初始性和未來技術進展的不確定性，對地球工程的研究進行總體性的全面規劃似乎還不可能，但對地球工程研究確立一些基本的規范和原則確是有益的。成立于2010年的牛津大學地球工程項目組在這個領域中的研究較為突出。他們提出了地球工程研究的“牛津原則”（Oxford Principles），認為地球工程的研究目前還在初始階段，不能確保將來的成功，因此需要制定一系列的規則來對地球工程的研究以及未來可能的部署進行指導和規范。

具體而言，對地球工程進行管制需要遵循如下原則：（1）必須將地球工程作為公共物品來進行管制。盡管在地球工程領域中的研究有私人性質的企業和公司積極參與，但對于地球工程技術的管理必須以滿足公共利益為基礎。（2）確保公眾在地球工程決策過程中的參與。從事地球工程研究的人員應當在決策過程中獲取可能受到該種地球工程技術影響的公眾的認可，公眾的范圍依據不同地球工程技術的影響范圍而有所變化。（3）促進地球工程研究的信息披露和成果的公開出版。應當向公眾完全披露（包括負面成果及信息的披露）有關地球工程的研究計劃，并公開出版研究成果，從而促進公眾及時了解有關地球工程研究的進展及風險。（4）確保地球工程研究影響評估的獨立性。對地球工程研究影響進行評估的機構應當是獨立于從事地球工程研究的部門；對于可能產生跨境影響的地球工程研究的評估，應當由合適的地區性或國際性機構負責。評估的內容應該包括地球工程研究的環境、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影響。（5）地球工程方案部署前的有效管制。在進行任何關于地球工程方案進行部署的決策之前，必須確保已有強力治理機制的存在。①以上五條原則可以說為規范地球工程研究提供了一般性的指導和原則性的規范。

四、結語：對地球工程的冷思考

第3篇：如何減緩氣候變化范文

【關鍵詞】氣候變化；立法模式；啟示

在哥本哈根會議召開之前，全世界都對它寄予了無限的期望。然而，隨著哥本哈根會議的結束，人們的期望逐漸轉化為失望。僅具有政治指導作用的《哥本哈根協議》使人們陷入了對未來簽署的具有約束力的2012-2020年中期減排目標的不確定性的憂慮之中。但是，無論如何，根據《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的規定，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承擔不同的責任和義務，這些不同的責任和義務成為影響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立法的決定性因素。

一、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立法及模式

各國承擔的國際義務的不同，決定了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不同的立法進程以及形式和內容。

（一）英國的專門立法模式：《氣候變化法》

《京都議定書》要求英國減排8%，這一規定對英國產生了巨大影響。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英國于2001年開始征收氣候變化稅；2002年，英國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個國家碳排放交易體系，成為最早實施溫室氣體排放貿易機制的國家；2003年，英國政府了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2008年，英國通過了《氣候變化法》；2009年，英國又通過了《英國低碳轉換計劃》。由此可以看出，英國通過一系列政策與立法來應對日益嚴重的氣候變化問題。而且到目前為止，英國是歐盟成員國中唯一制定了專門的《氣候變化法》的國家。[1]

英國《氣候變化法》的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為2050年溫室氣體減排確立目標，即規定2050年英國碳排放總量應當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少80%；第二，建立專門的應對氣候變化機構——氣候變化委員會，其職能是就實施減排目標和碳預算向政府提出專項建議；第三，建立碳預算體系，確定從2008年到2012年為第一個預算期，此后每四年為一個碳預算期，以求確保每個預算期的碳排放量不超過碳預算；第四，授權建立減少溫室氣體或限制排放的貿易計劃；第五，規定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第六，對國內廢物的減量化和再循環利用實施財政刺激計劃；第七，關于生活垃圾的收集；第八，修改《2004年能源法》中有關可再生能源運輸燃料義務。從英國《氣候變化法》的這些內容來看，它試圖避免與相關能源立法的重復，在涉及能效、節能、發展可再生能源等有關減緩氣候變化的措施上不進行重復的規定，它側重于規定減排目標、機構以及碳預算、碳貿易體系、氣候變化的適應問題。

（二）美國的綜合立法模式：《清潔能源與安全法》

1997年，美國的克林頓政府簽署了《京都議定書》。考慮到國會的批準障礙，克林頓政府索性沒有把《京都議定書》提交國會。2001年，美國的布什政府宣布反對《京都議定書》，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新的氣候變化戰略。這一戰略拋開《京都議定書》，單獨為美國設定溫室氣體減排目標，鼓勵美國企業自愿報告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增加對進行氣候變化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的資金支持。奧巴馬政府執政以來，美國對氣候變化問題開始顯示出一種積極的態度，并把“新能源”、“綠色經濟”作為振興經濟的切入點。在立法上，美國國會中有關應對氣候變化的提案大量出現，最引人注目的是2009年美國眾議院以微弱優勢通過了《清潔能源與安全法》。這一法案主要包括八個方面：（1）清潔能源；（2）能源效率；（3）全球變暖減緩；（4）排放貿易；（5）溫室氣體的標準；（6）向清潔能源經濟的轉換；（7）氣候變化的適應；（8）農業和森林的相關抵消。這些方面都直接或間接地與應對氣候變化相關。

（三）日本的政策型立法模式：《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法》

日本于《京都議定書》簽訂的第二年就頒布了《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法》，并進行了三次修改，目前日本正在對《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法》進行第四次修改。從《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法》的具體內容來看，它規定了國家、地方公共團體、事業者以及國民之職責，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基本方針與政策，國家、地方公共團體、事業者應對氣候變化之計劃。但是，該法的各項規定都是原則性的，基本上是一種政策性的宣示。日本《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法》的內容與英國、美國應對氣候變化立法完全不同，它沒有涉及《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要求發達國家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條款，更沒有涉及氣候變化之減緩與適應等具體措施，只是在宏觀上確立了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基本政策，至于如何應對氣候變化，該法沒有做出具體的規定。

（四）菲律賓的政策型立法模式：《氣候變化法》

菲律賓是發展中國家中較早頒布專門的氣候變化應對法的國家。菲律賓《2009氣候變化法》的主要內容包括：（1）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即降低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并將氣候政策與其他政策進行整合，增強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2）成立氣候變化委員會，委員會由各部部長組成，委員會在總統辦公室下設，負責協調、監督、評估與氣候變化有關的規劃和行政計劃；（3）氣候變化的框架戰略與計劃；（4）國家氣候變化行動計劃；（5）政府機構的角色；（6）氣候變化基金的分配。從整體上看，菲律賓《2009氣候變化法》主要是原則性的，致力于建立應對氣候變化的高層次決策機構和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與計劃的制定，幾乎沒有涉及有關應對氣候變化的減緩性措施和適應性措施，與日本的《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法》比較類似，屬于典型的政策型氣候變化立法模式。

二、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立法的啟示

從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立法的情況來看，不同國家均根據各自的利益和具體情況選擇了不同的立法模式，制定了不同內容的氣候變化應對法。

（一）是否制定專門的氣候變化法與一個國家現有的立法狀況關系不大

美國、日本等國家有十分健全的能源法體系和環境法體系，并對可再生能源等清潔能源也有完備的立法，但是，這些國家制定了專門的氣候變化法。同樣是歐盟國家，也同樣有完善的能源法、環境法和可再生能源政策與法律體系，英國制定了專門的氣候變化法，德國卻沒有制定專門的氣候變化法。可見，一國國內現有立法狀況的完備程度與是否需要制定專門的氣候變化法沒有直接關系。

（二）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法律措施是否得力與一個國家立法的多少無關，而與一各國家立法中所確立的具體制度的有效性有關

就英國與德國比較而言，英國有專門的《氣候變化法》，而德國卻沒有，但不能因此就認為英國應對氣候變化一定比德國做得好。英國雖然早就率先提出了低碳經濟的概念，并于2002年實施了《可再生能源義務令》，但是，由于英國所實行的是依靠市場運作的“可再生能源配額制”，因而“在可再生能源領域成就甚微”。在英國生產的全部電力中，來自可再生能源的只有2%。根據它的規劃，2020年，英國只有5%的能源來自可再生能源，僅相當于歐盟目標（20%）的四分之一。[2]而德國則不同，德國于2000年頒布了《可再生能源法》，該法的制度核心是對可再生能源電力實行由政府補貼的固定價格，這項制度遠比英國的配額制有效。[3]

（三）是否制定專門的氣候變化法與一個國家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大小和國家對氣候變化的態度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

從已經制定了專門性的氣候變化法的國家來看，英國、日本和菲律賓是島國，受氣候變化的影響不言而喻，因而應對氣候變化的態度最積極；美國雖然國土面積大，但是海岸線也長，東部和西部各州以及沿海發達城市如紐約、洛杉磯等受氣候變化影響較大，因而美國東部和西部各州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問題上態度十分積極，甚至提訟要求美國環境保護局對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加以監管。[4]

（四）應對氣候變化的專門立法沒有統一的模式，繁簡程度完全取決于各國的選擇

美國的《清潔能源與安全法》顯然是一部比較繁雜的立法，它非常全面，幾乎可以涵蓋氣候變化應對的方方面面。英國的《氣候變化法》則較少涉及有關氣候變化的減緩措施，其主要目的表現在建立體制、機制和制度方面。日本、菲律賓的氣候變化法屬于一種政策性宣示，內容比較簡單，其規定也主要是原則性的，基本上沒有涉及具體的制度、機制和措施。

參考文獻：

[1]曹明德.氣候變化的法律應對[J].政法論壇，2009（7）.

[2]阿什利·西格，馬克·米爾.英國在浪費可再生能源發展機會，2008（6）.

[3]李艷芳.我國〈可再生能源法〉的制度構建與選擇[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1）.

第4篇：如何減緩氣候變化范文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會同有關部門制定的《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以下簡稱《國家方案》）已經國務院批準，現摘要如下。

氣候變化是國際社會普遍關心的重大全球性問題。氣候變化既是環境問題，也是發展問題，但歸根到底是發展問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氣候公約》）指出，歷史上和目前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排放仍相對較低，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排放中所占的份額將會增加，以滿足其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氣候公約》明確提出，各締約方應在公平的基礎上，根據他們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的能力，為人類當代和后代的利益保護氣候系統，發達國家締約方應率先采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及其不利影響。《氣候公約》同時也要求所有締約方制定、執行、公布并經常更新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方案。

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發展中國家，對氣候變化問題給予了高度重視，并根據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與應對氣候變化相關的政策和措施，為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作為履行《氣候公約》的一項重要義務，中國政府特制定《國家方案》，本方案明確了到2010年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具體目標、基本原則、重點領域及其政策措施。中國將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認真落實《國家方案》中提出的各項任務，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提高減緩與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為保護全球氣候繼續做出貢獻。

《氣候公約》第四條第七款規定：“發展中國家締約方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履行其在本公約下的承諾，將取決于發達國家締約方對其在本公約下所承擔的有關資金和技術轉讓承諾的有效履行，并將充分考慮到經濟和社會發展及消除貧困是發展中國家締約方的首要和壓倒一切的優先事項”。中國愿在發展經濟的同時，與國際社會和有關國家積極開展有效務實的合作，努力實施本方案。

《國家方案》共分為五個部分，內容如下：

第一部分 中國氣候變化的現狀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

近百年來，許多觀測資料表明，地球氣候正經歷一次以全球變暖為主要特征的顯著變化，中國的氣候變化趨勢與全球的總趨勢基本一致。為應對氣候變化，促進可持續發展，中國政府通過實施調整經濟結構、提高能源效率、開發利用水電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加強生態建設以及實行計劃生育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為減緩氣候變化做出了顯著的貢獻。

一、中國氣候變化的觀測事實與趨勢

在全球變暖的大背景下，中國近百年的氣候也發生了明顯變化。近百年來，中國年平均氣溫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溫平均值，近50年變暖尤其明顯。從1986年到2005年，中國連續出現了20個全國性暖冬。近50年來，中國主要極端天氣與氣候事件的頻率和強度出現了明顯變化。1990年以來，多數年份全國年降水量高于常年，出現南澇北旱的雨型，干旱和洪水災害頻繁發生。近50年來，中國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為2.5毫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山地冰川快速退縮，并有加速趨勢。

根據中國科學家的預測，中國未來的氣候變暖趨勢將進一步加劇：與2000年相比，2020年中國年平均氣溫將升高1.3℃―2.1℃，2050年將升高2.3℃―3.3℃；未來100年中國境內的極端天氣與氣候事件發生的頻率可能性增大，將對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們的生活產生很大影響；干旱區范圍可能擴大，荒漠化可能性加重；沿海海平面仍將繼續上升，青藏高原和天山冰川將加速退縮，一些小型冰川可能消失。

二、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現狀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初始國家信息通報》，1994年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為40.6億噸二氧化碳當量(扣除碳匯后的凈排放量為36.5億噸二氧化碳當量)。據專家初步估算，2004年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約為61億噸二氧化碳當量(扣除碳匯后的凈排放量約為56億噸二氧化碳當量)。從1994年到2004年，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年均增長率約為4%。

中國溫室氣體歷史排放量很低，且人均排放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50年中國化石燃料燃燒二氧化碳排放量為7900萬噸，僅占當時世界總排放量的1.31%；1950―2002年間中國化石燃料燃燒二氧化碳累計排放量占世界同期的9.33%，人均累計二氧化碳排放量61.7噸，居世界第九十二位。2004年中國化石燃料燃燒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為3.65噸，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7%、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33%。在經濟社會穩步發展的同時，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總體呈下降趨勢。1990年中國單位GDP化石燃料燃燒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為5.47kgCO2/美元(2000年價)，2004年下降為2.76kgCO2/美元，下降了49.5%，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只下降了12.6%，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下降了16.1%。

三、中國減緩氣候變化的努力與成就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發展中國家，自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以后，中國率先組織制定了《中國二十一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并從國情出發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為減緩全球氣候變化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第一，調整經濟結構，推進技術進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1991―2005年中國以年均5.6%的能源消費增長速度支持了國民經濟年均10.2%的增長速度，能源消費彈性系數約為0.55。中國萬元GDP能耗由1990年的2.68噸標準煤下降到2005年的1.43噸標準煤(以2000年可比價計算)，年均降低4.1%。按環比法計算，1991―2005年的15年間，通過經濟結構調整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中國累計節約和少用能源約8億噸標準煤，相當于減少約18億噸的二氧化碳排放。

第二，發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結構。到2005年底，中國的水電裝機容量已經達到1.17億千瓦，占全國發電裝機容量的23%，年發電量為4010億千瓦時，占總發電量的16.2%;2005年中國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已經達到1.66億噸標準煤(包括大水電)，占能源消費總量的7.5%左右，相當于減排3.8億噸二氧化碳。

第三，大力開展植樹造林，加強生態建設和保護。中國人工造林保存面積達到0.54億公頃，蓄積量15.05億立方米，人工林面積居世界第一。全國森林面積達到17491萬公頃，森林覆蓋率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13.92%增加到2005年的18.21%。據專家估算，1980―2005年中國造林活動累計凈吸收約30.6億噸二氧化碳。

第四，實施計劃生育，有效控制人口增長。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通過計劃生育，到2005年中國累計少出生3億多人口，按照國際能源機構統計的全球人均排放水平估算，僅2005年一年就相當于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約13億噸。

此外，中國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的制定，相關體制和機構建設，氣候變化的科學研究和提高公眾意識等方面也開展了一系列工作，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第二部分 氣候變化對中國的影響與挑戰

受認識水平和分析工具的限制，目前世界各國對氣候變化影響的評價尚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現有研究表明，氣候變化已經對中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造成了沿海海平面上升、西北冰川面積減少、春季物候期提前等，而且未來將繼續對中國自然生態系統和經濟社會系統產生重要影響。與此同時，中國還是一個人口眾多、經濟發展水平較低、能源結構以煤為主、應對氣候變化能力相對較弱的發展中國家，隨著城鎮化、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以及居民用能水平的不斷提高，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面臨嚴峻的挑戰。

一、中國與氣候變化相關的基本國情

中國氣候條件相對較差，自然災害較重。中國主要屬于大陸型季風氣候，與北美和西歐相比，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氣溫季節變化幅度要比同緯度地區相對劇烈，很多地方冬冷夏熱，夏季全國普遍高溫，為了維持比較適宜的室內溫度，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中國氣象災害頻發，其災域之廣、災種之多、災情之重、受災人口之眾，在世界上都是少見的。

首先，中國是一個生態環境比較脆弱的國家。2005年，全國森林覆蓋率僅為18.21%，草地大多是高寒草原和荒漠草原，北方溫帶草地受干旱、生態環境惡化等影響，正面臨退化和沙化的危機，土地荒漠化面積已經占到整個國土面積的27.4%。中國大陸海岸線長達1.8萬多公里，瀕鄰的自然海域面積約473萬平方公里，面積在500平方米以上的海島有6500多個，易受海平面上升帶來的不利影響。

其次，受資源稟賦制約，中國的一次能源結構以煤為主。2005年中國的一次能源生產量中原煤占76.4%，一次能源消費量中煤炭占68.9%，石油為21.0%，天然氣、水電、核電、風能、太陽能等所占比重為10.1%，而同期全球一次能源消費構成中，煤炭只占27.8%，石油36.4%，天然氣、水電、核電等占35.8%。由于煤炭消費比重較大，造成中國能源消費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相對較高。

第三，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2005年底中國大陸人口(不包括香港、澳門、臺灣)達到13.1億，約占世界人口總數的20.4%；2005年城鎮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只有43.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目前每年約有上千萬的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2005年中國人均商品能源消費量約1.7噸標準煤，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3，遠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第四，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仍較低。2005年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約為1714美元(按當年匯率計算，下同)，僅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左右；中國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2005年東部地區的人均GDP約為2877美元，而西部地區只有1136美元左右，僅為東部地區人均GDP的39.5%；中國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比較大，2005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281美元，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只有397美元，僅為城鎮居民收入水平的31.0%；中國的脫貧問題還未解決，截至2005年底，中國農村尚有2365萬人均年純收入低于683元人民幣的貧困人口。

二、氣候變化對中國的影響

氣候變化對中國影響體現在農業、森林和其他生態系統、水資源、海岸帶環境和生態系統等領域。

對農業的影響主要是：中國的春季物候期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提前了2―4天，未來氣候變化因素將使中國農業生產的不穩定性增加，農業成本和投資需求隨著生產條件的變化會大幅度增加，潛在荒漠化趨勢增大，草原面積減少某些家畜疾病的發病率可能提高；

對森林和其他生態系統的影響主要是近50年來中國西北冰川面積減少了21%，凍土最大減薄了4―5米，未來中國森林類型的分布將北移，雖然森林生產力從熱帶、亞熱帶地區到寒溫帶地區均有不同程度增加，但森林火災及病蟲害發生的頻率和強度可能增高，對大熊貓、滇金絲猴和藏羚羊等珍稀物種的生存環境可能產生較大影響；

對水資源的影響主要是水資源分布的變化，未來50―100年，氣候變化將可能增加中國洪澇和干旱災害發生的概率，北方地區水資源短缺形勢不容樂觀，西北一些省份水資源供需矛盾可能進一步加大；

對海岸帶環境和生態系統的影響主要是海岸侵蝕和海水入侵，珊瑚礁、紅樹林等生態系統的退化。

此外，氣候變化對人體健康、大中型工程項目建設、旅游業和能源供應等也將產生一些不利影響。

三、中國應對氣候變化面臨的挑戰

中國應對氣候變化面臨的挑戰主要表現為對發展模式、能源結構、自主創新能力及農業、林業、水資源和海岸帶等適應氣候變化能力的挑戰。

在發展模式方面，世界上目前尚沒有既有較高的人均GDP水平又能保持很低人均能源消費量的先例，未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能源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必然還要持續增長，減緩溫室氣體排放將使中國面臨挑戰。

在能源結構方面，中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以煤為主的國家，由于調整能源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資源結構的制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又面臨著技術和資金上的障礙，以煤為主的能源資源和消費結構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將不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使得中國在降低單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方面比其他國家面臨更大的困難。

在能源技術自主創新方面，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最終要依靠科技，中國目前正在進行的大規模能源、交通、建筑等基礎設施建設，如果不能及時獲得先進的、有益于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技術，則這些設施的高排放特征就會在未來幾十年內存在，這對中國應對氣候變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提出了嚴峻挑戰。

在森林資源保護和發展方面，中國森林資源總量不足，遠遠不能滿足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求，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保護林地、濕地的任務加重，壓力加大，再加上生態環境脆弱，現有可供植樹造林的土地多集中在自然條件較差的地區，給植樹造林和生態恢復帶來巨大的挑戰。

在農業領域，中國不僅是世界上農業氣象災害多發地區，而且也是一個人均耕地資源占有少、農業經濟不發達，適應能力非常有限的國家，如何在氣候變化的情況下確保中國農業生產持續穩定發展，對中國農業領域提高氣候變化適應能力和抵御氣候災害能力提出了長期的挑戰。

在水資源開發和保護領域，如何在氣候變化的情況下，加強水資源管理，加強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確保大江大河、重要城市和重點地區的防洪安全，保障人民群眾的生活用水，確保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行，保護好河流生態系統，是水資源開發和保護領域長期面臨的挑戰。

在沿海地區和海岸帶領域，由于海平面上升引起的海岸侵蝕、海水入侵、土壤鹽漬化、河口海水倒灌等問題，是沿海地區面臨的現實挑戰。

第三部分 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指導思想、原則與目標

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指導思想是：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推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以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為目標，以保障經濟發展為核心，以節約能源、優化能源結構、加強生態保護和建設為重點，以科學技術進步為支撐，不斷提高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為保護全球氣候做出新的貢獻。

中國應對氣候變化要堅持六項原則，即：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應對氣候變化，遵循《氣候公約》規定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減緩與適應并重，將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其他相關政策有機結合，依靠科技進步和科技創新，以及積極參與、廣泛合作的原則。

到2010年，中國將努力實現以下主要目標：

（一）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實現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相應減緩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使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總量（包括大水電）在一次能源供應結構中的比重提高到10%左右；煤層氣抽采量達到100億立方米；力爭使工業生產過程的氧化亞氮排放穩定在2005年的水平上；推廣農業新技術，加大沼氣利用力度等措施，努力控制農牧業甲烷排放增長速度；努力實現森林覆蓋率達到20%。

（二）增強適應氣候變化能力。力爭新增改良草地2400萬公頃，治理退化、沙化和堿化草地5200萬公頃，農業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數提高到0.5；力爭實現90%左右的典型森林生態系統和國家重點野生動植物得到有效保護，自然保護區面積占國土總面積的比重達到16%左右，治理荒漠化土地面積2200萬公頃；力爭減少水資源系統對氣候變化的脆弱性，基本建成大江大河防洪工程體系，提高農田抗旱標準；力爭實現全面恢復和營造紅樹林區，沿海地區抵御海洋災害的能力得到明顯提高，最大限度地減少海平面上升造成的社會影響和經濟損失。

第四部分 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相關政策和措施

按照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把應對氣候變化與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和創新型國家結合起來，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規劃；一面抓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一面抓提高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中國政府將采取一系列法律、經濟、行政及技術等手段，大力節約能源，優化能源結構，改善生態環境，提高適應能力，加強科技開發和研究能力、提高公眾的氣候變化意識，完善氣候變化管理機制，努力實現《國家方案》提出的目標與任務。

在中國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政策措施方面，能源生產和轉換、提高能源效率與節約能源、工業生產過程、農業、林業和城市廢棄物是重點領域。其中，在能源生產和轉換領域，通過加快水電開發步伐，預計2010年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約5億噸；通過積極推進核電建設，預計2010年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約0.5億噸；通過加快火力發電的技術進步，加快淘汰落后的小火電機組，預計2010年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約1.1億噸；通過大力發展煤層氣產業，鼓勵在煤礦瓦斯利用領域開展清潔發展機制項目合作等措施，預計2010年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約2億噸二氧化碳當量；通過推進生物質能源的發展，預計2010年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約0.3億噸二氧化碳當量；通過積極扶持風能、太陽能、地熱能、海洋能等的開發和利用，預計2010年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約0.6億噸，通過增強林業碳匯，碳匯數量比2005年增加約0.5億噸二氧化碳；在提高能源效率與節約能源領域，積極推進燃煤工業鍋爐（窯爐）改造、區域熱電聯產、余熱余壓利用、節約和替代石油、電機系統節能、能量系統優化、建筑節能、綠色照明、政府機構節能、節能監測和技術服務體系建設等十大重點節能工程的實施，確保工程實施的進度和效果，盡快形成穩定的節能能力，通過實施上述十大重點節能工程，預計“十一五”期間可實現節能2.4億噸標準煤，相當于減排二氧化碳約5.5億噸。“十一五”期間，在工業生產過程、農業、林業和城市廢棄物管理領域也將采取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做到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努力控制溫室氣體排放。

在適應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方面，農業、森林和其他自然生態系統、水資源、海岸帶及沿海地區是重點領域。其中，在農業領域要繼續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推進農業結構和種植制度調整，選育抗逆品種，遏制草地荒漠化加重趨勢，加強新技術的研究和開發，增強農業生產適應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的能力；在森林和其他自然生態系統領域，要制定和實施與適應氣候變化相關的法律法規，強化對現有森林資源和其他自然生態系統的有效保護，加大林業技術開發和推廣應用力度，降低氣候變化對生物多樣性的不利影響，提高預警和應急能力；在水資源領域，要建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水利工程投融資體制和水利工程管理體制，加強水利基礎設施的規劃和建設，加大水資源配置、綜合節水和海水利用技術的研發與推廣力度；在海岸帶及沿海地區領域，要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加大技術開發和推廣應用力度，加強海洋環境的監測和預警能力，強化應對海平面升高的適應性對策。

中國政府決定成立由總理任組長的國家應對氣候變化領導小組。在與氣候變化相關的科技工作、公眾意識和體制建設等方面，中國政府也將采取一系列積極的政策和措施，不斷增強應對氣候變化的綜合能力。

第五部分 中國對若干問題的基本立場及國際合作需求

氣候變化主要是發達國家自工業革命以來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造成的，其影響已波及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需要國際社會廣泛合作。為有效應對氣候變化，并落實本方案，中國愿與各國加強合作，并呼吁發達國家按《氣候公約》規定，切實履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的承諾，提高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

一、中國對氣候變化若干問題的基本立場

（一）減緩溫室氣體排放。減緩溫室氣體排放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方面。《氣候公約》附件一締約方國家應按“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率先采取減排措施。發展中國家由于其歷史排放少，當前人均溫室氣體排放水平比較低，其主要任務是實現可持續發展。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將根據其可持續發展戰略，通過提高能源效率、節約能源、發展可再生能源、加強生態保護和建設、大力開展植樹造林等措施，努力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為減緩全球氣候變化做出貢獻。

（二）適應氣候變化。適應氣候變化是應對氣候變化措施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過去，適應方面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這種狀況必須得到根本改變。國際社會今后在制定進一步應對氣候變化法律文書時，應充分考慮如何適應已經發生的氣候變化問題，尤其是提高發展中國家抵御災害性氣候事件的能力。中國愿與國際社會合作，積極參與適應領域的國際活動和法律文書的制定。

（三）技術合作與技術轉讓。技術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發揮著核心作用，應加強國際技術合作與轉讓，使全球共享技術發展所產生的惠益。應建立有效的技術合作機制，促進應對氣候變化技術的研發、應用與轉讓；應消除技術合作中存在的政策、體制、程序、資金以及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障礙，為技術合作和技術轉讓提供激勵措施，使技術合作和技術轉讓在實踐中得以順利進行；應建立國際技術合作基金，確保廣大發展中國家買得起、用得上先進的環境友好型技術。

（四）切實履行《氣候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的義務。《氣候公約》規定了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原則和承諾，《京都議定書》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規定了發達國家2008―2012年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各締約方均應切實履行其在《氣候公約》和《京都議定書》下的各項承諾，發達國家應切實履行其率先采取減排溫室氣體行動，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轉讓技術的承諾。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國家，將認真履行其在《氣候公約》和《京都議定書》下的義務。

（五）氣候變化區域合作。《氣候公約》和《京都議定書》設立了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主體法律框架，但這絕不意味著排斥區域氣候變化合作。任何區域性合作都應是對《氣候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的有益補充，而不是替代，其目的是為了充分調動各方面應對氣候變化的積極性，推動務實的國際合作。中國將本著這種精神參與氣候變化領域的區域合作。

二、氣候變化國際合作需求

（一）技術轉讓和合作需求。在氣候變化觀測、監測方面，主要技術需求包括大氣、海洋和陸地生態系統觀測技術，氣象、海洋和資源衛星技術，氣候變化監測與檢測技術，以及氣候系統的模擬和計算技術等方面；在減緩溫室氣體排放方面，主要技術需求包括先進的能源技術和制造技術，環保與資源綜合利用技術，高效交通運輸技術，新材料技術，新型建筑材料技術等方面；在適應氣候變化方面，主要技術需求包括噴灌、滴灌等高效節水農業技術，工業水資源節約與循環利用技術，工業與生活廢水處理技術，居民生活節水技術，高效防洪技術，農業生物技術，農業育種技術，新型肥料與農作物病蟲害防治技術，林業與草原病蟲害防治技術，速生豐產林與高效薪炭林技術，濕地、紅樹林、珊瑚礁等生態系統恢復和重建技術，洪水、干旱、海平面上升、農業災害等觀測與預警技術等。

第5篇：如何減緩氣候變化范文

關鍵詞 氣候變化；防災減災；科普宣傳；低碳；環保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7）184-0094-04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在第五次評估報告中明確指出[1]，1880-2012年觀測的全球年平均表面溫度（包括陸地和海洋）增暖了0.85℃。很多科學觀測表明，20世紀全球地表平均溫度變化之快是過去一萬年所沒有的，并且這種人為引起的氣候變化將持續幾個世紀[ 2 ]。預計到21世紀末，全球地表平均溫度還將上升 1.4℃～5.8℃[ 3 ]。

鑒于氣候變化事實及其可能引發的嚴重后果，必須采取切實應對行動，已成為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我國相關部門緊緊圍繞社會公眾需求，從做好全民科學普及抓起，積極創新科普內容與形式，在推進應對氣候變化科普宣傳工作過程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隨著全球氣候變暖和極端氣象災害多發頻發重發態勢日趨嚴重，社會各界對氣候變化科普知識的需求越來越多，相關科普工作的開展也迎來了新的挑戰。

1 國外應對氣候變化科普宣傳工作現狀

國外在開展應對氣候變化和提倡節能環保科普宣傳方面有許多好的做法和經驗值得我們借鑒。作為能源消費大國，美國政府非常注重氣候變化宣傳，從電視、網絡等媒體到普通居民都注重輿論宣傳，注重更新理念，積極讓決策者和公眾了解低碳經濟，切實減少碳足跡，逐步以實際行動參與應對氣候變化，建設低碳經濟與低碳社會[ 4 ]。

近年恚德國政府組建了大量協會、公益組織和咨詢機構，在全國范圍內開展面向社會公眾的信息咨詢服務，并利用政府和企業的資助經費開展節能減排科普宣傳行動，使社會公眾能夠明確了解國家能源發展和節能減排政策，有能力通過自身行動來為節能降耗和環境保護做出自己的貢獻[ 5 ]。

日本政府也大力宣傳有利于減緩氣候變化的消費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倡夏季將空調溫度由26℃調到28℃，調高2℃便可減排溫室氣體17%；提倡上班騎自行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少開私車；提倡國民購買低碳環保商品等[ 6 ]。

英國環境、食品及農村事務部還在其政府網站上公布了二氧化碳排放量計算器，讓公眾可以隨時上網計算自己每天生活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有效地幫助公眾知曉、采取有效措施，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7 ]。

2 形成科普宣傳合力，讓全民應對氣候變化理念深入人心

筆者曾在2014年世界氣象日期間做過一個氣候變化問題公眾調查，對近200份調查問卷進行分析發現，對于氣候變化問題的具體了解程度，近八成公眾選擇“知道一些”，但只有近兩成“有比較深刻的了解”。說明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氣候變化方面的科普宣傳工作已經取得一定成效，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但公眾對于深刻理解和認識氣候變化問題還存在不足[8]。

氣候變化是我們共同面對的環境問題。努力開展有關氣候變化科普知識的宣傳和教育工作，根據我國科普事業的現狀和發展趨勢，探索和思考如何深入推進科普宣傳工作，使公眾掌握避險自救方法和應對突發天氣措施的同時，提高保護生態環境和應對氣候變化的意識，是各級領導、廣大媒體和科普工作者面臨的一大課題。

2.1 強化政府引導，推進科普宣傳隊伍建設

鑒于政府部門在公眾心目中公信力最強，因此發揮好政府部門的引導作用，是成功推動科普宣傳教育取得成效的有力保障。在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等國家，政府部門會通過立法、制定相關經濟政策或設立中介組織等方式來間接推進科普事業發展。我國政府部門也正加緊制定有關應對氣候變化的專門法律和配套法規，可以通過推進這些法律法規的“落地”，進一步規范應對氣候變化與防災減災科普宣傳制度，合理統籌安排相關部門的分工合作，并將其列入目標管理和考核內容，促進各部門積極參與制定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和政策，以夯實應對氣候變化科普宣傳工作基礎。

人才隊伍是事業發展的基石。為了保證氣候變化科普宣傳能夠真正深入到基層人民群眾中去，發揮出實實在在的效益，建立一支高素質的科普宣傳隊伍至關重要。尤其是偏遠地區以及少數名族聚居地區，因為地域或者語言溝通障礙，科普知識和防災避險技能很難全面普及。因此各級政府部門除了進一步強化企事業單位、公眾加入應對氣候變化科普宣傳團隊的機制和舉措，全面動員各行各業科技工作者投身科普宣傳志愿活動以外；還要加強對偏遠地區以及少數民族科普工作者的培養，為這些地區量身打造一支能夠常年“駐扎”，并隨時可以“順暢”交流的科普工作隊伍，推進科普工作更加“接地氣”，更易被當地居民接受。

此外，政府部門還要注重建立人才激勵與競爭的有效機制。國際上有一系列用來激勵和保障科學傳播的獎項和制度，如英國皇家學會早在1986年就設立了“邁克爾?法拉第獎”，專門獎勵對科普做出特殊貢獻的科學家[9]，澳大利亞設立了“尤里卡科學普及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有“卡林加獎金”。我國面向科普研究創作和科普宣傳教育人員的專項激勵政策在數量和質量上與國外相比還有一定差距，相關獎勵制度仍需進一步完善。

在科普產品制作方面，各地政府部門應給予相關政策和經濟支持，鼓勵企業捐贈及個人資助，充分調動科普產品研發人員積極性；在氣候變化科普宣傳陣地建設方面，加大投入力度，打造一批設施完備、功能齊全的科普教育基地、青少年科普活動場館，在全國各地以點帶面，推廣普及，逐步形成以科普教育基地為基礎的科普場館體系；在提高全民應對氣候變化意識方面，策劃一系列有影響力的參與性活動，發揮廣大群眾參與低碳生活、推進低碳社會建設的主人翁作用。

2.2 相關部門齊抓共管，營造科普宣傳良好氛圍

推進應對氣候變化科普宣傳是“全社會共同的責任”。各地相關部門要充分認識并發揮好部門合力的重要性，一方面，著力完善多部門參與的決策協調機制，努力爭取當地政府對氣候變化科普宣傳的重視和支持，多方爭取將工作納入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另一方面，各單位要充分依托各自資源優勢，分工協作，大力實施，力求在提高科普水平、強化科普效果上取得新突破。

作為氣象知識的權威機構，氣象部門在氣候變化科普宣傳工作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做好氣候變化及防災避險知識的科學普及也是未來一段時期氣象部門科普宣傳的重點。針對公眾關注的氣候變化熱點問題，各地氣象部門要認真答疑解惑，及時糾正一些不科學、不準確的認識或片面理解，大力弘揚科學思想，引導公眾正確認識氣候變化規律及其影響。在關鍵節點或重大活動期間，利用好氣象部門的宣傳平臺，以及當下“流行”的新媒體資源，積極調動公眾互動積極性，及時普及相關科普知識，提公眾高應對能力。此外，氣象部門本身還要進一步加大對外宣傳力度，加強輿論監測引導，提升氣象宣傳影響力。

科技部門和各類科協組織要發揮好科普宣傳領軍作用，認真制定應對氣候變化科普宣傳規劃，與國內外科研機構廣泛深入開展學術交流，拓展科普服務的內容和方式，同時注重研發具有特色的科教創新模式，努力實現科普資源的共建共享；宣傳和文化部門要認真做好氣候變化科普宣傳的組織和協調工作，充分調動各單位力量，營造全社會重視應對氣候變化的良好氛圍；教育部門要進一步完善教育體制機制，積極編制科普教育系列叢書，參與科普教學項目，推進更多應對氣候變化與防災減災知識納入中小學課本或課外讀物。

此外，廣電、新聞出版部門要充分發揮各類媒體優勢，著力提高相關科教欄目水平，多為讀者提供一些高質量的科普節目和讀物。交通、旅游等部門可以根據實際，將氣候變化科普宣傳工作適時結合到自身工作中來，設計一些具有部門特色的科普活動。其他社會團體組織，可以適時彌補政府和相關部門科普工作覆蓋面和人員方面的不足。

2.3 充分發揮各類媒體橋梁作用，動員全社會廣泛參與應對行動

面對現代信息傳播技術的飛速發展，各類媒體已成為公眾獲取信息的主要途徑，因而在推進氣候變化科普宣傳過程中，媒體肩負的責任也越來越重。作為老百姓與政府溝通的橋梁，我國在國際舞臺上應對氣候變化的立場和方案，為此所做出的努力和貢獻，節能減排的成效與不足，以及未來落實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政策和措施等，均需要借助媒體及時給公眾。

另一方面，各類媒體還需配合、協助政府部門為公眾樹立起正確的輿論導向，積極普及綠色理念，客觀反映氣候變化給我國經濟社會和生產生活帶來的影響，對于一些只為搏人眼球的不實言論，要做到不跟風、不炒作，多向社會傳遞“正能量”；在宣傳內容方面，努力將老百姓的衣、食、住、行c節能減排和應對氣候變化緊密結合起來，把側重點放在提高全社會低碳環保意識上來，鼓勵公眾從身邊小事做起，踐行低碳生活。

與此同時，報紙、廣播、電視、雜志等傳統媒體與互聯網、手機短信等新興媒體之間要增進相互理解和信任，主動加強溝通合作，取長補短，攜手增強科普宣傳的聲勢和力度。各地主要新聞單位要把應對氣候變化與防災減災科普宣傳列入工作計劃，通過不同形式將工作落到實處，擴大科普影響面。有影響力的媒體單位，可以開辟專版、專欄，或通過新聞會、專家訪談、科教講座等形式，推出針對氣候變化問題的系列宣傳，幫助公眾系統性地了解氣候變化問題，減緩氣候變化給我們帶來的影響。

3 注重探索創新，強化應對氣候變化科普“短板”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應對氣候變化科普宣傳工作在指導思想、方式方法、傳播媒介等方面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面對新形勢，科普宣傳工作要緊跟時代的腳步，在內容、形式、舉措、途徑等方方面面，開展進一步的“更新”和“升級”。

3.1 拓寬宣傳渠道，有針對性地推進科普宣傳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人口眾多，面向不同文化層次、不同地區、不同年齡的受眾，需要選擇不同的傳播內容和渠道來開展應對氣候變化科普知識宣傳。在一些有條件的地方，可以通過科普展館或相關部門的科普活動場地，定期播放氣候變化宣傳片、舉辦科普展覽或設置一些科普問答互動游戲，引發公眾參與學習氣候變化知識的興趣；在一些偏遠地區，可以充分發揮好鄉村協理員、鄉村信息員、大學生村官的作用，讓他們成為普及氣候變化科普知識的有生力量。

孩子們是未來參與低碳社會建設、保護生態環境的有生力量，重視針對學生們的氣候變化科普知識宣傳關乎民族的未來和國家希望。為此，氣象部門為同學們量身打造了“校園氣象站”，通過這個平臺可以將應對氣候變化等相關氣象知識送進校園，送到每一個孩子身邊。相關部門今后要深入基層加強調查研究，搭建更多類似的科普傳播平臺，將氣象科技實踐作為強化學生素質教育的重要抓手，同時注重外來務工人員和農民工子女的科普教育問題，加大社會科普教育力度，拓寬氣候變化知識宣講渠道，讓更多的孩子能夠接觸到氣候變化知識。

我國農村人口眾多，全球氣候變化不僅帶來了一系列自然災害，也給生態環境、農業產生帶來十分嚴重的影響，因此在推動氣候變化科普宣傳時，還需牢牢守住廣大農村這個重要陣地。針對農民朋友的科普宣講要講求實用性，關注他們的切身利益，要定期組織專家學者和科普工作者深入田間地頭，讓村民朋友能與他們面對面交流，并依照各地實際情況，提出一些適應氣候變化方面的農技措施，讓廣大農民得到實惠。此外，要注重改變農村居民的舊思想老觀念，引導他們逐步認識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性，鼓勵大家轉變生產生活方式，購買和使用綠色環保的新技術、新產品。

3.2 新形勢下探索新渠道新舉措，打造氣候變化科普品牌

目前，公眾對氣候變化在認知上仍有不足，還缺少一套系統全面的氣候變化宣傳戰略。為此，相關部門需要進一步豐富媒體手段，以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途徑，推進應對氣候變化科普宣傳工作再上新臺階。

一些科研機構可以建立科技創新能力專項，強化科普產品的設計研發，組織相關部門與國內外科普工作者開展深入的交流合作，打造富有特色、廣受歡迎的應對氣候變化和防災減災科普品牌。如氣象部門的《應對氣候變化―中國在行動》宣傳片已成為我國對內和對外宣傳氣候變化的一個重要科普品牌。

如今好多新興媒體異軍突起，在輿論傳播領域影響力越來越大，我們要利用好新媒體的優勢，拓寬科普知識傳播渠道。以關注度頗高的微博為例，一些熱門的微博網站可以發起關于氣候變化方面的熱點話題討論，以問答的方式，為網友提供一個學習氣候變化知識和互動交流的良好平臺。通過微博交流得到的公眾反饋信息，還可以為氣候變化科普宣傳工作的后續開展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同樣的科普讀物，很多歐美國家不單注重對內容的精心推敲，還善于依靠市場運作，精心打造包裝，華麗的“變身”往往能夠幫助科普產品獲得良好的市場。這一點正是我國科普產品研發者容易忽視或不善于“花心思”改進的地方。我們應該V泛吸取經驗，全方位多角度對科普產品進行“升級”，為科普宣傳產品帶來更大提升空間。

另外，我們還可以學習參考國外的科普宣傳大篷車，嘗試通過多種渠道，讓移動的科普知識進機關、進企業、進學校、進社區、進鄉村，讓氣候變化知識傳播“無死角”。

3.3 貼近大眾生活，說老百姓聽得懂的語言

現如今我們并不缺少各種宣傳氣候變化和防災減災知識的電視節目或科普讀物，在網上輸入“氣候變化”關鍵字，相關文章、圖片和視頻的鏈接層出不窮。但如何讓科普知識通過更加生動的視聽語言表現出來，化深奧的科學知識為老百姓的“家常話”，真正引起基層群眾的興趣和關心，是深入推進普宣傳過程中又一值得探討的問題。

想讓百姓“留心”氣候變化，就需要讓科普內容貼近實際、貼近生活，將知識性與趣味性巧妙結合，讓科普內容既生動活潑，又兼具較高的“含金量”。宣傳人員可以嘗試改變以往死板教條的程式化用語，多用打比方或舉例子的方式將氣象學上的專業語言“本土化”地展示給公眾，通過寓教于樂的形式將氣候變化科學與公眾的生產生活方式聯系起來，讓老百姓容易掌握。

在日常生活中，科普工作者要注重通過循序漸進的方式宣傳新知識、新理念，讓更多的群眾積極、主動地接受氣候變化科普教育，逐步認識到氣候變化給我們帶來的影響是難以逃避的；遇到極端天氣情況，一邊要及時傳遞氣象信息，一邊還要詳細告訴公眾如何利用這些信息安排生產生活，做好防災減災應對準備。

此外，氣候變化科普宣傳想要“接地氣”，還必須注意結合流行文化或社會熱點，迎合大眾口味。美國災難大片《2012》描述了“伴隨著火山爆發、強烈地震、海嘯，地球走向毀滅……”，在全球取得了高票房。雖然影片里不乏科幻創作，但震撼的畫面還是引起了公眾對環境和生態保護問題的思考，也不乏為一個值得我們借鑒的科普宣傳有效手段。

4 結論

氣候變化時時刻刻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因此針對氣候變化問題開展的宣傳工作也絕非一朝一夕就能取得明顯成效。我國應加快制定應對氣候變化宣傳的總體戰略規劃，建立健全防災減災知識傳播網，讓有關科普教育宣傳工作常態化。未來，如何做好應對氣候變化科普宣傳工作，引導公眾正確認識和理解氣候變化問題，增強人們的防災減災意識，喚起公眾關于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責任，并動員全社會廣泛參與到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中來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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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如何減緩氣候變化范文

“地震那個禮拜，報社工作本來就非常重，回到家也沒停下來。俱樂部的網站還得更新。每一條氣候變化的科學動態信息都要自己搜集、編譯，沒一兩個小時做不完。”《科技日報》記者游雪晴回憶。

主持俱樂部工作的是賈鶴鵬。“我和他們幾個在職的不一樣，2006年從《中國日報》辭職，就靠給國外科技期刊寫稿謀生，還要代表中國科技新聞學會，作為世界科學記者聯盟的理事參加很多活動⋯⋯生存的壓力有一些，時間上的安排也特別緊張。”

賈鶴鵬所說的“他們”，除了游雪晴，還有李虎軍和趙彥。他們都是科技報道領域里小有名氣的記者，也是“ 氣候變化報道俱樂部”的核心成員。雖然做得辛苦，又沒有什么報酬，但俱樂部核心的幾個人仍然堅信這件事情“很有必要做”。

氣候變化的追蹤者

2007 年被稱為“氣候變暖年”。游雪晴跟著氣候變化的專家開了一年會，從北京一直開到了巴厘島。她越來越認識到，減緩氣候變化的步伐，公眾的參與至關重要――只有更多的人選擇過低碳生活，克制住不斷膨脹的消費欲，才有可能降低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

公眾參與度的提高和媒體報道有很大關系，但國內一些專家提起記者們的報道卻直搖頭：“說外行話、知識儲備不足、沒有辦法對話⋯⋯”

賈鶴鵬心里清楚，在目前國內大多數媒體機構的評價體系中，環境和科技報道屬于“費力不討好”類。“要閱讀大量論文，還要花很多時間去溝通。這么費力完成的稿件報酬也許還不如跑個會高。這多少影響記者對科學報道的熱情。”

游雪晴回國后不久，在新華社趙巖的辦公室里，四個人說到究竟什么才是低碳時，游雪晴和李虎軍各執一辭，一直到吃晚飯都沒有達成共識。

“我們應該算是國內關注氣候變暖最早的記者了，但即使是我們，對很多問題依然不甚清楚。如果記者認識都有偏差，又怎么能讓公眾了解？”賈鶴鵬說，“這些年，國際社會對碳排放問題很重視，中國這方面的報道也多了起來，但大多是泛泛之談，有的甚至是完全錯誤或過時的觀點。這會給公眾造成不好的影響，他們會想：氣候變化只關乎政治經濟，與我們的生活有多大關系？”

賈鶴鵬今年3 月到瑞典開會，發現道路上私家車少了很多。他住在隆德市的一個朋友家中，而會場在另一個城市馬爾默。于是，每天賈鶴鵬都要往返這兩個城市之間。“在那兒乘公交車真的很舒適，一趟不超過35 分鐘。這就是一個良性循環過程，如果政府主導公共交通，通過燃油稅等措施降低小轎車的使用，道路便會很暢通，公交系統運力充足，到站能夠準時，人們也會更樂于乘坐公交車。”低碳環保其實并不意味著生活質量的下降，相反，成熟的低碳措施讓人們的生活更舒適。“低碳當然不是一個純粹的政治經濟問題。”

那么在中國該如何向公眾傳遞真實、迫切的環保訊息呢？“要提高環境報道的科學素質，加強同行和專家間的溝通和交流。我們幾個一商量, 做‘氣候變化報道俱樂部’的事情就被定下來了。”賈鶴鵬說。2008 年1 月， 氣候變化報道俱樂部舉行了第一次活動，請來了中科院院士、氣候學家秦大河跟各路媒體同行交流全球變暖問題。這以后，俱樂部每月都會舉行一兩次類似的活動。現在，俱樂部的注冊成員已有200 多人。

做心里明白的傳播者

“作為科學家和公眾中間的信息傳遞者，俱樂部需要傳遞一種理性的精神。一切要基于科學證據，比如某種轉基因食品是否安全，某個水電站是否可建，都需要充分的討論。我們國家的記者大部分是學文科出身的，在自然科學領域會有欠缺，需要學習。”李虎軍說。

賈鶴鵬的最大感受，就是做俱樂部的過程中認識到過去科技報道的誤區。仍是今年3 月他在瑞典參加的那次會議，會議的主題正是低碳經濟。第一天開會的時候，主持人一上來，就先讓賈鶴鵬和其他參會者計算他們來參會的碳排放。“要知道我們很多人都是坐飛機來的，碳排肯定大大超標。這個會議每天只提供一頓正餐，吃飯之前，差不多有半小時的等待時間，飯館發了一些答題卡，用以幫助我們打發時間。我一看，這些題目中幾乎一半都是關于氣候變暖以及如何在生活中降低碳排放的竅門。”

以上的例子，很容易給人一種發達國家低碳理念、環保意識很強的感覺，也因為有了太多類似的例子，使人們覺得國外的似乎應該優于國內的。但這并不是事實。

“很多人認為美國的建筑節能科技是領先的，我幾乎一直這么認為，也一直傳播著這種信息。但在俱樂部活動中與清華大學建筑環境工程教授江億的交流讓我十分震驚。他說，美國采用了中央空調以及其他科技手段降低高樓能耗，并不符合我們的國情。中國人使用空調的方式是‘開一段時間，一旦和外面溫度差不多，就會開窗通風’，美國人在需要用空調的季節卻幾乎24小時開著。這樣計算下來，中國單位面積建筑能耗本身就僅為美國的25.6％。因此，在中國設計建造大量像‘玻璃罩子’似的高樓大廈絕對是節能的誤區。”

“因此，如果記者沒有準確的認識，就不可能傳遞正確的信息。正確的態度是準確報道的前提，這正是我們俱樂部存在的意義。”賈鶴鵬最后說。

第7篇：如何減緩氣候變化范文

關鍵詞：全球價值鏈；低碳技術創新；價值

我國的國情和發展階段的特征，決定了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比發達國家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全球減緩氣候變化的核心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其中主要是與能源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我國當前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隨著經濟快速增長，能源消費和相應二氧化碳排放必然有合理增長。解決二氧化碳排放增長的趨勢與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減緩碳排放的目標之間的矛盾，根本出路即在于加強技術創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走低碳發展的道路。

一、技術創新是實現低碳經濟的關鍵

全球氣候變暖與能源安全使得低碳經濟開始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低碳經濟最先由英國政府提出，是指依靠技術創新和政策措施，實施一場能源革命，建立一種較少排放溫室氣體的經濟發展模式，從而減緩氣候變化。低碳經濟的實質是能源效率和清潔能源結構問題，核心是能源技術創新制度創新。

在現有的資源稟賦、技術進步程度以及能源存量水平條件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各自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嵌入不同的價值鏈環節中，參與經濟全球化、資源全球配置的過程。但是各國嵌入的價值鏈環節以及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狀態并不是靜止了，而是動態的，各個國家也在隨著各種要素存量的變化而不斷調整，以保持在國際競爭中的競爭優勢。特別是在低碳經濟中，影響各國不斷調整、不斷重新配置資源的最主要因素包括低碳技術進步的發展、低碳需求的培育以及低碳市場的完善等方面。由于這些因素的不斷變化，各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分工地位、區段、收益分配等方面也隨之不斷調整，這些都為世界各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帶來低碳技術進步與競爭優勢。低碳技術創新存在極大價值。

二、低碳技術創新的經濟價值

當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也受到國內能源資源保障和區域環境容量的制約，節約能源、優化能源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走低碳發展道路，既是應對氣候變化、減緩二氧化碳排放的核心對策，也是我國突破資源環境的瓶頸性制約，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需求。我們要順應全球發展低碳經濟的潮流，抓住機遇，促進先進能源技術創新，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從而促進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低碳技術創新的經濟價值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Zhou（2009）曾利用環境包絡分析技術（DEA），對OECD成員中的17個國家以及中國的碳排放效率指標（Malmquist二氧化碳排放表現指數，MCPI）進行了定量測算。在對MCPI指數分解過程中可以看到，導致指數快速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技術進步。

其次，降低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換的轉制成本，涉及到技術方面的主要包括低碳技術的研發投資支出（包括排放技術和生低碳設備的更新和轉換支出、勞動者技能的產技術等）。最后，降低低碳經濟發展的機會成本。再培訓支出等。低碳技術的發展程度與低碳經濟發展的機會成本成反比。例如，發展低碳經濟如果是以化石類能源的減少使用為基礎，低碳發展則是以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但是如果低碳經濟是以低碳技術進步為技術的話，低碳技術進步的程度越高，在實現低碳經濟的同時，經濟增長的犧牲也就越小，或者說機會成本越小。為經濟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價值。

三、低碳技術創新的生態價值

低碳經濟的核心理念契合了發展循環經濟、節能減排以及可持續發展戰略強調的基本內涵，是落實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建設生態文明，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重大戰略的延伸與擴展。首先，在推進能源經濟革命，改變能源結構，以及推動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型方面，低碳經濟的發展能發揮積極和重要的作用。低碳經濟不僅著力于推進化石能源的排放低碳化，而且還通過大力發展低碳與無碳新能源，構建以非化石燃料為核心的可再生能源為基礎的能源結構，使整個社會生產與再生產活動低碳與無碳化，形成可持續發展的，符合生態文明要求的經濟模式。其次，發展低碳經濟要求樹立生態文明的技術創新價值觀，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這有利于生態環境的保護。

其次，低碳經濟創新技術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動力。以太陽能、地熱能、風能、海洋能、核能及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為核心的低碳技術創新，正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核心技術。而這些低碳技術的大規模開發和應用，不僅將顛覆以化石能源為基石的工業文明的發展模式，而且將帶來能源利用方式的全新革命，有利于生態環境的維護與建設，對生態環境存在極大價值。

四、低碳技術創新的社會價值

第三次工業革命是把新能源、新材料、新產業的發展作為重要的推力，通過一系列的東西自然地實現了低碳目標，也是我們的社會責任。從這個角度來看，從國家現在一些能源政策本身看，也是給了企業一些壓力，十報告、十二五規劃都提出了控制能源消耗的概念，作為節能減排硬性的目標提出來，自然要推動一些企業制度、設備的變革和技術的更新。這些為人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各地雨后春筍般得開始了碳排放交易制度試點的工作，積極性很高，推動企業的低碳發展既是提高企業競爭力的重要推力，也是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感的重要責任。

企業要想發展，低碳和環境友好、社會責任是很重要的方向，也是環境風險降低的有效手段。作為政府的支持部門，在環保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有一種感覺，慣于使用行政管理，制定標準，制定懲罰，解決現在面臨的環境問題，立竿見影。但是除了政府和企業以外，所有的民眾應當都動員起來，一起為低碳生活行動起來。

五、低碳技術創新的文化價值

從嚴格意義上講，制度可以體現價值觀，但是社會制度并不能完全包含價值觀。低碳技術創新活動所遵循的社會規范和社會價值并不是完全由社會制度來體現和承載的。技術創新帶來的人們的價值理念、思維模式等觀念的轉變，創造出一種維持低碳技術創新社會角色的文化環境。

首先，低碳技術創新實踐的過程性和系統性使企業不再是因相互利用的需要而聚集起來的群體，而是一群有著共同價值觀、共同理想和情感追求的人凝聚起來的組織。企業共同價值觀的確立，為企業及其員工界定了技術創新的精神文化目標。其次，技術創新的價值預設反映出社會文化的價值內化結果，它通過對社會文化中有利于技術創新的價值取向的發現、肯定和加強，來自覺地維持技術創新的持續發展。其間逐漸形成的追求經濟價值、生態價值和人文價值相統一的新的生活方式，完成了對以往文化的超越。最后，技術創新的文化滲透具體化為一種整體的技術創新行為導向，意味著形成了共同的文化情境。這種文化情境不僅是技術創新功能、指令的反映，而且也是技術創新賴以生存的空間。它不是作為社會制度的補充而出現的，而是一種包含社會制度在內的，從更深、更廣的范圍和層次上來制約和影響技術創新活動的文化環境。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

結束語：

二十一世紀是生態文明的世紀。發展低碳經濟是建設生態文明的關鍵之舉，我們既面臨著巨大的壓力，也承擔著重大的國際責任。我們要尋找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將低碳技術創新進行到底，建設一個低碳化的可持續的社會，一個健康和諧的社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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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如何減緩氣候變化范文

盡管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在如何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沒能達成更加廣泛的共識,只是勉強通過了一個不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會議的形式多于內容。但是,各界對“低碳經濟”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的關注和重視成為本次會議新的熱點,具有實實在在的現實意義。顯然,在全球氣候變化加劇和自然環境急劇惡化的情況下,“低碳經濟”漸漸進入了人們的視線,改變傳統的高排放、高污染生產和生活方式已成為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低碳經濟”成為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的選擇。

“低碳經濟”是人類的選擇

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倡導的“低碳經濟”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無疑是對全球氣候變暖問題的解決具有重大意義。《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國和社會各界聚集在哥本哈根,力圖通過協商和談判的方式來推動“低碳經濟”的發展,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也是希望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框架內,“低碳經濟”的倡導通過具有法律約束力方式確定下來。盡管,哥本哈根會議由于在如何應對氣候變化和應負的歷史責任等問題存在的分歧難以彌合,不能達成更加廣泛的共識,“低碳經濟”的倡導似乎被會議“邊緣化”了,只得留給墨西哥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去進一步探討和解決。但是,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將“低碳經濟”列入會議的議題,就足以表明“低碳經濟”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的重要性。

“低碳經濟”的提出,反映了人們因氣候變化對未來人類生存環境的擔憂,其概念在現實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中是一個嶄新的理念,是提倡人類以低排放、低污染新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替代傳統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盡管,在現實的社會經濟生中,“低碳經濟”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似乎離我們還很遙遠,但“低碳經濟”的提出卻是全球可持續發展和發展觀轉變的老問題,離我們現實的生產和生活并不遙遠。

近年來,隨著全球氣候變化的加劇和自然環境的持續惡化,人類在不斷思考和反思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全球氣候變暖?自然環境持續惡化帶來的各種災害頻繁發生,誰應為此負有責任?目前,有一定科學根據的主流看法是,導致氣候變暖的重要原因是人類在生產和生活中過量碳排放所致,而自然災害頻發與人類對自然界的破壞息息相關。當然,近期在一些媒體中也不斷傳播出一種“另類的聲音”,質疑溫室氣體排放是造成全球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但是,從保護環境的角度出發,無論這一論點是否有足夠的科學根據,能否站得住腳,不可否認的是氣候變暖與溫室氣體的排放畢竟有著必然的聯系,人類對自然界的破壞加劇了環境的惡化。因此,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無疑是改善自然環境或延緩氣候變暖的重要舉措,低排放、低污染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是人類現實與未來的選擇,世界各國政府和社會各界對此早有廣泛的共識。

“低碳經濟”的理念是從人類的未來著眼,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減少碳排放就要相應優化和約束人類生產和生活活動,限制溫室氣體的排放。由此,“低碳經濟”理念的提出,在世界各國政府和社會各界形成的共識日益增多,發展“低碳經濟”在許多國家已經提升到經濟發展戰略的高度,“低碳經濟”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離我們現實的社會越來越近了,并非遙不可及的事。

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問題上,中國是最早重視和著手制定低排放、低污染發展規劃的發展中國家,低排放、低污染成為中國調整經濟結構的重要內容和步驟。同時,低排放、低污染生產和生活方式將作為一項重要內容納入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2011年至2015年)規劃。

氣候變化轉變人類活動方式

全球氣候變化和自然環境的急劇惡化,任何國家和任何人都不可能獨善其身,對責任的承擔也不能置之度外,在共同的生存環境下,負有共同的責任。如何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自然環境的急劇惡化,改變傳統的產生和生活方式已經迫在眉睫。

人類社會在傳統的生產和生活中,由于碳的大量排放,從而導致全球氣候變化異常,“急功近利”的對自然環境破壞的發展途徑,使人類在不知不覺中生存空間逐漸縮小。如何善待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人類沒有更多的選擇余地,需要加快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轉換,經濟發展和生活質量的提高不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由此“低碳經濟”正在或將要改變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成為一項新的緊迫課題擺在世界各國面前。

面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嚴重威脅,改變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在生產和生活過程中更多的從環保意識出發,處理好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防止對環境毫無理智的破壞,避免人類生存環境危機“悲劇”的發生。除此之外,人類沒有回頭路和其他道路可走。盡管,新興的“低碳經濟”生產和生活方式在世界各國還處在初級的起步階段,也沒有形成規模,在世界各國經濟領域所占比也十分有限,但其發展前景和重要意義卻不可估量。首先,低排放、低污染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既可減少人類在生產和生活過程中對能源的消耗,緩解能源儲藏日益匱乏的壓力,又可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有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其次,低排放、低污染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既節省了生產和生活消耗能源的成本,同時由于碳排放的減少,今后治理環境的投入也會相應減少,減輕了后續的壓力,一舉兩得;其三,低排放、低污染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是新能源對傳統能源的替代,能夠在很大程度上緩解能源供需矛盾,加快工業化進程和改善環境,對于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從轉換生產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意義上看,轉換生產和生活方式必然要付出相應的代價,但與破壞自然環境為代價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相比截然不同,與對氣候環境的影響有著本質上的區別,是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體現,是人類日益強烈的保護自然環境的訴求,為人類生存危機尋求新的出路。

從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首次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到1992年6月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的《21世紀議程》,再到哥本哈根會議提出的“低碳經濟”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體現了人類社會在解決能源與環境問題上的廣泛共識和行動的一致性。轉變傳統的高排放、高污染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提倡“低碳經濟”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在1992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1997年的《京都協議書》中也有表述。其表述的理念和含義是:以低能耗、低污染為基礎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低碳意味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經濟形態是:充分發展“陽光經濟”、“風能經濟”、“氫能經濟”、“生物質能經濟”。由此,低排放、低污染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被世界各國所日益重視,加快生產和生活方式轉變的呼聲不絕于耳,成為世界各國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廣泛共識。

盡管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會議的最終不盡如人意,但會后各國都會為盡量減少和控制碳排放從發展低碳經濟入手。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由于在發展低碳經濟方面技術處于領先地位,并在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情況下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將會在低碳經濟方面進一步采取重大措施,在低碳經濟的技術領域有所突破,以此主導全球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轉變,進行新經濟的變革,使資本主義從金融危機后的衰退和低速發展再次步入繁榮。因此,低碳經濟的發展,一方面是應對氣候變化采取的必要措施,另一方面實際上也是全球經濟結構和能源結構的調整,是全球技術和產業結構的大變革,甚至是金融結構的變革。從這個意義來說,發展低碳經濟就是調整經濟結構,使經濟結構和產能的技術標準符合生產和生活方式低碳要求,同時在進行調整能源結構中提高新能源的比重,在調整技術研發上適應氣候變化的要求。

發展觀的轉變與持續發展

發展是人類面對的共同問題,也是全球性問題,被聯合國納入全球首要重大問題。發展問題的提出是全球化不斷發展的大背景下產生的,是對發展觀念不斷深化的結果。20世紀80年代,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世界各國經濟開放程度的擴大和經濟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加快了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正在改變世界經濟以至各國經濟的運行機制和發展方式,符合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隨著人類社會文明的不斷進步,對發展的認識和理解也在不斷深入,發展涵蓋的內容也不斷得到充實。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通過無數次實踐人們深刻體會到,單憑經濟的增長并不意味著能夠促進社會經濟的合理發展,不僅如此,甚至還會造成對自然環境的破壞。也就是說,經濟的增長并不等于人類社會文明的全面發展,因此在發展過程中也需要對傳統的發展觀念有一個重新的認識和轉變。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在世界各國謀求發展中,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人們對發展的認識和觀念也在不斷轉變和更新,對發展的要求更客觀、更現實、更高了。發展觀從內容到形式的轉變化賦予了全球發展新的使命,對世界各國的發展目標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長期以來,由于發達國家工業化的擴展和發展中國家貧困的加劇以及地球的生態環境不斷惡化(其中包括森林面積減少、土地荒漠化嚴重、水資源匱乏、海洋環境遭到破壞、生物物種滅絕速度加快、氣候變化等),人們逐漸開始意識到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將受到嚴重威脅,人類將面臨著更為嚴峻的一系列生態環境危機。由于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嚴重威脅著人類的安全,因此到了80年代,人們更加關心自身所在世界的生存環境和前景,國際社會對發展問題的認識和要求又有了進一步的提高,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把人類社會發展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提出,不能不說是人類在處理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系認識上的又一進步,形成了新的社會發展觀,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共識。可持續發展戰略不僅體現了人類在發展問題上的認識有了質的飛躍,而且對社會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意味著人類在發展問題上面臨著更嚴峻的挑戰。

可持續發展戰略確定的人類發展目標是,在滿足目前人類需求的同時,也要充分考慮到未來人類的發展,當今的發展不能對后代的生存環境和發展構成危害。為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就必須合理開發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保護環境和維護生態平衡,體現了資源、環境、經濟、社會必須協調發展,而發展“低碳經濟”則是發展觀不斷轉變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延伸和深化。

共同的生存環境與同樣的責任

哥本哈根全球氣候變化大會,本應就未來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行動簽署新的協議,但大會期間,各國家代表在如何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各國應負的責任等敏感問題爭論不休,爭論的焦點和存在的分歧始終圍繞在減排量化、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轉讓以應對氣候變化。會議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充滿了“火藥味”, 氣候變化會議演變成各方利益和力量博奕的場所,在激烈爭辯的喧囂聲中,各種力量的較量和交鋒幾度達到“白熱化”程度,似乎脫離了召開氣候變化會議的初衷。

哥本哈根會議盡管不是人類為生存而努力的惟一機會,但畢竟失去了一次機會,留給人類的機會只能是越來越少。氣候變化問題已經超出了國家的范疇,成為全人類共同的問題,在全球氣候變化面前,國家利益與全球共同利益的博弈與碰撞中,如何處理國家利益與全球共同利益關系,成為各界廣泛議論的話題,或許這一新的課題帶給我們的思考才剛剛開始。

從全球氣候變化的角度看,誰也不愿意看到全球變暖加速帶來的災難性后果,因此世界各國必須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前提下,共同負起責任來應對氣候變化,為改善自然環境或減緩自然環境繼續惡化方面有所作為,而不是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為了眼前的利益患得患失。由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歷史責任和當前人均排放情況千差萬別,國際社會確立的應對氣候變化基本準則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其宗旨就是需要國際社會綜合、全面、客觀、歷史地看待氣候變化問題。由于氣候變化是西方發達國家在長期工業化過程中無節制排放溫室氣體造成的嚴重后果,因此西方發達國家應該更多地承擔起歷史責任,并在應對氣候變化和“低碳經濟”發展領域給予發展中國家更多的資金和技術支持,而不應是套用其慣用的、帶有附加條件的“施舍”。但是,從《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國談判的一開始,西方發達國家不僅不履行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協議書》減排、為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提供技術資金支持的承諾,甚至美國始終拒絕在《京都協議書》上簽字,而且變本加厲地要求發展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承擔額外的、不合理的義務。由此,《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國在相關問題的談判和磋商歷經十多年,談判過程曲折、復雜、激烈,甚至是情緒“激憤”,直到《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國第15次哥本哈根會議,190多個締約國依然沒能就如何應對氣候變化和應負的歷史責任等敏感問題達成更加廣泛的共識。但從人們從激憤的情緒中平靜下來之后冷靜地思考一下,要爭取各締約國達成某種具有實質性內容的應對氣候變化的最終協議,尤其是規定國家發達在量化的減排、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資金支持機制安排和承諾,以及適應氣候變化的機制安排,并非希望渺茫,應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樹立信心、堅定信念。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會議不是人類為全力自救的終點,人類在全力拯救自身生存環境危機從剛剛開始,或許墨西哥氣候會議也不能全面解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所問題,但墨西哥氣候會議也不會是人類為自身生存環境而自救的終點,人類需要永無止境地與不斷惡化的自然環境抗爭。

第9篇：如何減緩氣候變化范文

內容摘要：生態環境破壞的日益加重，使人類逐漸意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挑戰，最終要依靠技術進步。本文分析了綠色技術發展及綠色專利申請狀況，并在探討國外綠色技術專利申請制度基礎上，提出了我國的應對策略。

關鍵詞：綠色技術 低碳經濟 綠色專利

綠色技術發展與綠色專利申請狀況

綠色技術，是為了保護自然生態和資源而對環境科學的應用，以消除人類參與導致的負面影響，其目標是確保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綠色技術主要包括：回收、水凈化、污水處理、環境治理、固體廢物管理、節能技術、可再生能源及減排技術等。美國環境保護局根據美國的情況確定了主要環境風險。針對這些風險，列出了對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十二個方面的主要技術領域，它們是：能源獲取技術，能源儲存技術，能源最終使用技術，農業生物技術，替代與精細農業技術，制造模擬、監測和控制技術，催化技術，分離技術，精密制作技術，材料技術，信息技術，以上這些用來克服上述環境風險的技術為綠色技術的主要內容。

綠色環境技術發展較快的國家主要是美國、日本和德國，從2005年到2009年，上述三國該領域年均增長率分別為8.1％、15.2％和10.1％，2009年，三國合計占該領域全球國際專利申請的比例達到61.2％（見圖1、表1）。這充分說明，在后危機時代以“低碳”為主題的新一輪經濟增長中，主要發達國家正在率先搶占技術制高點。

從1990 年至2009 年，十年間全球共公開了11 萬余篇低碳技術專利申請。太陽能、先進交通工具、建筑和工業節能相關技術領域是申請量最多的三個領域，各技術領域中，日本、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均處于較為領先的地位，通過《專利合作條約》（PCT）進行國際專利申請是各國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知識產權布局、搶占創新制高點的重要手段，除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增速放緩外，2005年至2008年綠色環境技術領域的專利申請公布量的年均增長率達到16.2%，成為世界科技發展的新亮點。中國的環境技術PCT申請為2.7%，遠低于美國的24.7%和日本的23.9%，差距巨大。

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發達國家有義務以優惠條件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氣候友好技術并提供資金支持。但由于缺少應有的政治誠意，同時也缺乏相應的實施機制，十幾年來發達國家并未真正兌現轉讓技術和提供資金的承諾。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個發展中國家也表達了對知識產權限制氣候技術交換問題的擔憂。此外，綠色專利技術對于減緩氣候變化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應通過建立全球伙伴關系推動“低碳轉型技術和氣候友好技術”的開發和轉讓。

多年來，國際組織一直呼吁發達國家通過資金援助和技術轉讓，幫助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保護和改善環境。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的《21世紀議程》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明確規定，發達國家有義務促進、資助環境技術或其他專有技術轉移到發展中國家。1994年通過的《WTO協定》序言和《關于環境與貿易的決定》，確認了貿易與環境措施協調的重要性。WTO法律框架內的各主要法律文件也都規定，各國有權采取環境例外措施，用以對國際貿易實施必要限制。盡管如此，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轉讓一直進展十分緩慢。究其原因，主要是專利制度和商業利益使得發達國家推動技術轉讓的政治意愿動力不足。

國外綠色技術專利申請制度的推進

（一）美國

美國專利商標局于2006年8月推出“新加速審查程序”。凡是有關于綠色科技且尚在審理中的專利申請案，一旦申請人向美國專利商標局提出加速審查的請求，美國專利商標局受理后會安排加速其審查作業。根據此程序美國專利商標局對發明創造均可在12個月內完成審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0年1月初公布了一項總額23億美元的稅收優惠計劃，旨在通過推動綠色能源來增加就業。該計劃覆蓋了183個項目，涉及太陽能、風能和其它節能項目。同時規定有關氣候變化對外資金援助的條件以及嚴格執行現行國際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要求。可見，美國正在利用知識產權這把利劍，維護其在綠色經濟中的技術優勢，創造就業，占領新的制高點。

（二）英國

自2009年5月12日起，英國知識產權局（UKIPO）啟動“綠色專利加速審查專案”，凡是有關“環保”技術于2009年5月12日以前提出的專利申請案，申請人可提出請求加速審查，以使這些致力于環保產業的企業申請人可及早取得專利，加速環保產品的上市時間，“綠色”專利加速審查程序，此類申請最短有望9個月獲權。同時申請人需以書面申請，注明他們的專利申請是環境友好型技術的理由，并提出申請加速的程序：檢索、審查、檢索與審查合一或者公開。這項服務有助于綠色技術發明的加速申請審查，同時英國知識產權局對其系“綠色技術”的理由本身不做詳細的審查，但如果明顯不合理的則予以拒絕。

（三）日本

為加快對節能減排等“綠色技術”研發成果的保護，日本專利局（JPO）自2009年11月1日起試行將“綠色申請”列入專利優先實審優先復審范圍。此舉將大幅縮減“綠色申請”的實審周期，其“一通”周期由原來平均29個月大幅縮減至2個月。申請優先實審和優先復審者，須在“優先實審相關情況說明”和“優先復審相關情況說明”中簡要闡述其發明是具有節能減排效果的技術。提交“實施關聯申請”時，則須將自其專利申請日起兩年內的相關投產情況記載于申請文件中。

（四）澳大利亞

發展綠色創新需要行業的巨額投資，澳大利亞政府希望對此能夠予以全力支持。澳大利亞啟動綠色技術專利申請加速審查通道，將涉及應對氣候變化的環保型技術專利申請的待審期降至4到8周。加速審查請求可在申請提交后提出，申請人應提交書面申請，并陳述該申請需進行加速審查的理由。專利申請是否符合加速審查條件將視具體情況而定，但必須滿足的一點是，申請應涉及綠色技術領域。申請人提出加速審查申請無需繳納額外費用。

我國綠色技術專利申請制度發展策略

（一）根本解決路徑

1.自主創新求發展。這應該是我國研發單位和企業的根本出路，這些企業具有高瞻遠矚的戰略思想，力圖從根本上擺脫危機，但困難較大，產品和技術大多被發達國家企業的專利技術所覆蓋。從發達國家在世界上申請的各種專利布局來看，比如低碳經濟、清潔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等基本已經全部到位。從技術層面來看，發展中國家在整體低碳經濟的時代都難以逾越這個格局。特別是資金不足、經驗不足、抗風險能力差等方面較為明顯，對中小企業來說，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對大企業來說也是舉步維艱。

2.規避專利權求生存。做好綠色技術的專利分析和預警。通過專利數據分析，能夠有效跟蹤創新主體在綠色技術領域的創新趨勢，了解國內企業掌握的綠色技術的優勢和薄弱環節，分析相關技術的成熟程度以及國際合作的重點領域。比如可以采取監視專利期限，尋求專利未覆蓋地區等辦法，研發立項立足于快要到期和未在某地區（如中國）申請專利保護的專利技術，尋求相對穩定的市場。但這種做法可解一時之困，總體來說，不太可靠，且難成大器。

3.跟進創新求交叉許可。在原創發明的基礎上進行改進、挖掘或補充，在原有保護范圍之中進行可行的選擇發明，從原創發明內部限制其專利權，從而獲得新的專利保護和相應的市場。這種方式非常可行且具有戰略性意義。其根本在于從以發達國家企業為主占有的較大的專利權覆蓋面當中尋找縫隙或特定的區域以獲得新的有價值的發明，以求限制原專利權人在某些地區應用新的發明，從而可能達到交叉許可的目的。這種策略的優點在于資金投入少，風險較低，見效快，但也會有一定的難度，由于原創發明通常為發達國家企業的發明，普遍具有技術優勢和信息優勢，所以專利權人本身也會不斷改進發明，提出新的專利，因此這方面的競爭可能更多的會表現為技術、信息和研發速度上的競爭。

（二）其他措施

1.強制許可。專利是保護綠色技術最重要的知識產權形式，為了平衡利益，許多國家都在其本國專利制度中包含了限制權利人濫用知識產權的強制許可制度。但是實行強制許可有很多限制，實施起來困難重重，許多發展中國家主張在綠色技術轉讓的問題上類比醫藥產業適用強制許可制度，但發達國家則明確主張，綠色技術相關產業與醫藥產業不同，不能適用強制許可。例如，美國作為綠色技術專利大國已經在2009年修改了相關的法律，加強了綠色技術轉讓和擴散的壁壘。美國眾議院通過了《清潔能源和安全法案（2009）》、《對外業務和相關項目融資撥款法案（2010）》以及《2010和2011財政年度外交關系授權法案》。這些法律包含了對美國參加任何國際氣候變化事務的限定條件，同時規定有關氣候變化對外資金援助的條件以及嚴格執行現行國際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要求。在綠色技術領域，巴西、印度等國也對于實施強制許可大聲呼吁，謀求在國際舞臺中擁有更多的談判籌碼。我國應采取積極審慎態度，在不違反TRIPs協定的前提下，討論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技術中適用強制許可的可能性。

2.政策扶持。從20世紀末開始，發達國家開發綠色技術已形成一種潮流，并滲透到交通、化工、能源、制造等經濟社會的各個領域。美國1994年就了“面向可持續發展的未來技術報告”，并設立了“總統綠色化學挑戰獎”。加拿大1993年即制定了綠色技術創新計劃。日本政府倡導以綠色技術推動綠色革命，使其同電子技術和汽車技術并列成為日本在世界上領先的三大技術。歐洲制定的尤里卡計劃，其中環境技術類項目占非常重要位置，有時僅次于信息類項目居第二位。

建議在我國已經出臺系列政策鼓勵節能減排，扶持綠色產業發展的基礎上，重點圍繞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和產業調整振興規劃，強化知識產權管理，進一步提升綠色技術的知識產權創造、保護與運用水平。同時政府應該通過財稅金融等制度的調整，推動企業加快利用綠色技術提升傳統產業的水平，實現產業升級。而對于建筑節能，應該重視制訂相應的標準，對材料的生產以及使用過程中的節能實行監督，推動建筑節能的實施。

另外，綠色技術共享問題依然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應對全球氣候危機問題上的瓶頸，雙方在轉讓技術知識產權問題上依然相持不下，存在較大分歧。在人類共同面臨的氣候問題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如何在轉讓技術問題上達成一致已成為各國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但是多哈宣言已經給了人們希望，靈活適用本國知識產權制度，進而超越TRIPs協定的規定。目前強制性的使用實施專利強制許可制度只是威懾手段，而與專利人合作，共建應對氣候變化的綠色技術轉讓與實施才是最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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