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家養老的利弊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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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居家養老的利弊范文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養老模式；農村養老
中圖分類號：F8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2）12-0018-05
一、引言
人口老齡化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是每個國家、地區所必須經歷的過程，是人類所無法抗拒的。老年人數量的增加、占總人口比重的上升都會引起很多社會問題。最為明顯的就是家庭。家庭是社會最小的單元，只有每一個小家都過得幸福，那么我們的大家庭——整個社會才會和諧，國家才會安定。人口老齡化的到來使家庭結構發生變化，“4-2-1”模式逐漸出現。宋健早在2000年的時候就對家庭結構進行了研究，并將這種“4-2-1”結構歸結為一種家庭結構，重點強調代際關系。同時他還指出，出現這種格局的可能是有的，但是必須滿足三代共存、一對獨生子女之間的婚配和連續兩代獨生子女三個條件[1]。但是，2000年是我國剛剛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時期，老齡化趨勢并不明顯，65歲及以上老年人比重達7%，今天的這個數字已變為8.9%。如今，很多家庭都已出現“4-2-1”家庭結構，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使得“4-2-1”家庭結構加速形成：一個家庭4個老年人，一對夫妻，一個孩子。一對夫妻上有老，下有小，既要照顧雙方4位老人，還要照顧自己的孩子。隨著孩子逐漸長大，雙方老人還將逐漸變老，到了高齡的時期，老年人更需要人照顧，那么2個人照顧4位老人如何安排？如果再過10年或20年，這對夫婦也變老，他們的孩子也有了孩子，四世同堂本是人生在世的一大樂事，但他們的孩子要照顧八位老人和1個孩子，這樣的任務是如此艱巨。家庭結構的變化，使得年輕人贍養老人的負擔越來越重，他們不能放下工作一門心思的照顧老人和孩子，所以養老產業就應運而生，家庭養老、機構養老等模式隨之出現。然而，什么樣的模式適合我國國情、什么樣的模式才能滿足不同層次老年人的需求等問題接踵而來。學者們盡管對養老模式進行了研究，但對待同一模式或相同問題的意見仍有不同。因此，對養老模式作進一步探討十分必要。
二、養老模式研究現狀
目前的養老模式主要有三種，即家庭養老、社會養老、社區養老。其中，社會養老是以機構養老為核心的模式。
（一）家庭養老
家庭養老是一種環環相扣的養老模式。該模式以家庭為載體，自然實現保障功能，并完成保障的過程，這就是于1983年提出的家庭養老的“反饋模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萊因認為，家庭養老是我國未來20～30年的主要養老模式。因為目前的中國尚不能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不可能積聚大量的資金用于老年服務業，老齡化到來的時刻與經濟發展的時期不相適應，所以還要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養兒防老[2]。國內的一些學者也堅持認為：就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情況而言，家庭養老是我國主要的養老模式。據國家統計局的《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1.91個百分點。由此看出，我國人口老齡化與前些年相比略顯突出，但決定養老模式的關鍵并不僅僅要考慮經濟因素，也要考慮人們敬老愛老的傳統觀念。我國是農業大國，大部分農村地區仍是家庭養老的模式，我國城鎮也有34.9%的老人采用家庭養老的模式。新加坡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經濟發達，但家庭養老仍是主要養老模式[3]。
（二）社會養老
這里所說的社會養老指的是機構養老。姜向群認為，機構養老是社會化養老的模式，該模式與家庭養老不同，是通過社會途徑、以社會制度保證的養老方式。它主要包括老年社會保障、老年社會福利、老年社會服務、機構養老等[4]。西方發達國家較早進入老齡化社會，機構養老也較為成熟。調查研究表明，每個國家都有其自身特點，美國提倡個人獨立，所以其養老機構給人以享受自由的感覺；澳大利亞早在20世紀60年代65歲及以上老年人比重就已超過8%，其養老機構并不一味追求現代化，更加注重家的感覺；作為亞洲最早加入老齡化社會行列的日本，繼承傳統的家庭養老的特征，注重人文關懷；法國是最早進入老齡化的國家，其特殊性決定自身養老機構的特性，那就是多元化。法國的養老機構模式較為豐富，主要由收容所、老年公寓、護理院和中老年醫療服務機構組成。此外，法國還建有名為圣雷米的老年人村，里面的老年人平均年齡為84歲，里面的生活、醫療服務設施一應俱全。機構養老雖然在國外發展較為成熟，但在我國發展明顯存在問題。韋克難將問題歸結為以下三點：第一，床位不足、設施不完善；第二，由于受傳統觀念的約束，老年人對養老院的服務等存有顧慮；第三，有些養老院的收費偏高，不適合所有普通工薪階層[5]。如果能將這些問題解決，機構養老無論對于老人還是對于子女而言，都不是一件壞事。因為機構養老有其自身優勢，老年人不但能獲得專業的照顧、使子女從對老年人的照料中解脫出來，而且還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徐英姿在2008年就對城市機構養老進行深入研究，發現這一事實，并呼吁社會各界和老年人要用發展的、長遠的眼光來看待機構養老，不要拒絕和抵制進養老院，因為機構養老必將成為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任何人都無法掌控的[6]。雖說現在的很多老年人及其子女都還沒有從陳舊的觀念中解放出來，家庭養老的模式仍是我國主要的養老模式并將持續很長時間，但最終將會被社會養老所替代[7]。
（三）社區養老
社區養老是以家庭養老為主，社區機構養老為輔，以上門服務為主要方式為居家老年人提供照料方面等服務的養老模式。“社區養老”最早出現在英國，之后西方國家紛紛效仿，并將此模式定義為由家人、志愿者和專門護理人員共同承擔的一項任務。社區是未來養老服務的最佳載體，社區服務是否完善也將成為老年人能否安度晚年的關鍵因素。因為日益弱化的家庭養老觀念、政府有限的財力、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機構養老的不完善等諸多方面的因素決定了社區養老必然成為未來養老模式的中心這一推斷[8]。在1993年《關于加快發展社區服務業的意見》中指出，85%以上街道要興辦社區服務中心、老年公寓、殘疾人收容所、托幼所；到20世紀末，基本建成服務質量高、管理水平高的社區服務網絡。2001年，民政部制定并下發“全國社區老年福利服務星光計劃”[9]。社區養老早在1996年8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中就有所提及。該法對社區養老作了論述，并強調“發展社區服務，逐步建立適應老年人需要的生活服務、文化體育活動、疾病護理與康復等服務設施和網點”等要求。在此基礎上，陳永生分析了社區養老的可行性，并提出社區養老模式的初步構建框架[10]。社區養老模式的原則歸為“以人為本、依托社區、互助而助”，并從老年人的健康狀況出發，將社區照顧模式分為社區居家照顧和社區養老機構照顧兩個子系統，其核心就是為老年人提供完善的服務[9]。秦桂娟認為，社區養老是符合我國國情的城市人口老齡化對策[11]。雖然社區居家養老符合我國國情，但就目前實際情況而言，切實做到實處仍存在一些問題，如法律法規不健全、資金缺乏、服務機構設施不完善等。要解決以上問題，就要制定相關政策措施、拓寬資金渠道、完善服務設施特別是醫療保障設施，同時要成立專業的人員和志愿者隊伍，為社區家庭養老的專業化建設奠定基礎[12]。
（四）中國特色的養老模式
我國三種養老模式各有千秋，然而家庭養老功能淡化，機構養老處于變革階段是政府及相關機構面臨的問題。社區居家養老已被很多學者提及，并公認是具有綜合實力的養老模式，但也存在很多問題。據調查數據顯示，我國社區居家養老中，家庭服務需求很大，但滿足率僅有15.9%。社區居家養老模式固然好，但存在的問題不容忽視，應該提升社區居家養老模式的專業化程度，盡快實現標準化管理[13]。1998年，穆光宗提出了“3+2”養老模式，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綜合養老模式，也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現狀，其主要是以社會養老、家庭養老和自我養老為基本方式的養老模式，最終目標是要積極發展我國養老事業[14]。家庭養老、社會養老和自身養老各有利弊，但傳統養老方式的改革是必然趨勢。城市與農村的情況不同，所以在城市要實施居家養老與社區養老相結合的模式，而在農村則以自身養老為主[15]。從我國國情出發，居家養老和社區養老相結合的模式是最適合我國養老的新型模式，因為社區養老既可以減輕家庭照料的負擔，也可以使老年人與社會網絡時刻相連，家庭養老可以使老年人享受到家人的關懷，所以二者如能結合那將是完美之作。社區居家養老，是一種揚長避短的新型模式，使得老年人既可以居住在自己的家中，又可以依靠社區的養老服務機構獲取相應的醫療、家政、餐飲、精神慰藉等服務[16]。居家社區養老模式被很多學者形象的稱為“沒有院墻的養老院”。此外，“社區+機構+家庭”新型養老模式經過張俊良、曾祥旭的研究分析正式提出，它是一種集家庭、機構和社區三種優勢于一身、同時避免三種模式缺點的新型養老模式。該模式提倡機構養老但又不摒棄家庭養老，所以該模式的宗旨是將養老機構建在每個社區當中，機構取代社區養老的作用，由機構直接面對老年人并為老年人提供標準化、高質量的養老服務[17]。無論是家庭養老、機構養老、社區養老，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養老方式，都與尊老愛幼的優良傳統聯系在一起。
三、農村養老模式
人口老齡化不僅是城市有的問題，也是農村所必須面對的挑戰。對于大多數國家和地區而言，都出現過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高于城市，這種現象被學者們稱為人口老齡化城鄉倒置，日本、俄羅斯等國家都出現過此種情況。日本1980年起就較早出現了人口老齡化城鄉倒置的現象[18]。對于我國來說，既是人口大國又是農業大國，人口老齡化在城鎮和農村同時出現，勢頭又十分兇猛。然而，城鎮和農村在生活環境等方面有很大差異，城市中有較好的設施、服務等可以提供給老年人，但農村這些條件頗為簡陋，再加上近年來我國打工在外的年輕人數量逐步猛增，農村留守老年人和兒童的數量不斷增加，加大了養老的難度。城鎮與農村的差異性就決定著其養老模式的不同。從經濟保障的角度來看，城市老人以社會養老為主，農村則以家庭養老為中心；從物質和精神方面來看，城鎮和農村的養老模式都以家庭為中心。但是，我國處于養老模式的轉型期，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的模式同時存在，由于家庭養老具有不可逆轉性，所以政府在推行社會養老的時候要時刻注意[19]。中國是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農村人口占據很大比重；農村人口的基數大，老年人所占比重也就自然增加。據調查，中國老年人口中約75%居住在農村，受道義責任的約束，家庭養老成為農村老年人口養老的主要方式[20]。面對如今農村人口老齡化日趨明顯的趨勢，應當理性選擇家庭養老、土地養老和社會養老相結合的道路。因為家庭贍養功能逐漸下降，加上就目前社會養老保險的普及情況而言可以滿足農民的養老需求，所以要推出并鼓勵三者養老模式的結合[21]。就目前我國農村養老模式而言，可以歸結為家庭養老、土地養老、社會保險養老和社區養老四種，但地區老齡化嚴重、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等現象實屬常見，所以以家庭養老為主、在經濟較發達地區推行社區養老、在經濟欠發達地區推行養老儲蓄，并且有步驟、有重點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才是最為明智的選擇[22]。隨著農村養老模式的不斷發展和成熟，新的模式也不斷提出，如“家庭自我養老與家庭互助型養老相結合、社會輔助”的模式[23]、廣東地區出現的股份合作制[24]等，這些養老模式的出現是因地制宜的具體表現，不但提高了農村老年家庭的社會地位，而且也使農村老年人真正實現老有所養。農村的養老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其模式也會隨之發生變化，但是以社會保險為核心、以家庭保障、社區互動作為輔助的模式是不變的，這種模式必將成為未來農村養老模式的發展方向[23]。
四、國外養老模式
人口老齡化程度不同，養老模式不同；國家或地區不同，養老模式也會出現差異。“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政策是西方多數發達國家養老模式的特征，也正是此原因，他們國家社會承擔了大部分養老問題。所以，國家投入大量的資金用于福利建設，結果卻出現了養老有保障、經濟發展出現阻礙的現象，瑞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945年二戰過后，瑞典致力于建設“福利性國家”，所以將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二投入其中，結果導致瑞典的高度負債率，據數據顯示，1982年，瑞典的國債達3 700億克朗。美國雖然將財政支出很大一部分用于軍費開支，但還是低于用于老年福利的開支，數據顯示，美國用于老年福利的開支也占財政支出的25%，這遠遠超過了其國防支出的數額[16]。西方眾多國家步入老齡化的時間都要比中國早很多，養老模式也經歷了變革。現代化技術的層出不窮，給發達國家養老產業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國外的現代化養老機構屢見不鮮，然而，仍有很多老年人傾向于和子女居住。據研究發現，很多居住在養老院的老年人心理很容易出現孤獨感，失去了親人的關心倍感失落，所以發達國家的養老模式有由養老院向家庭養老回歸的趨勢，社區養老也就應運而生，因為它是集家庭養老和機構養老的優點于一體，所以逐漸成為老年人及家人關注的熱點。日本是亞洲率先進入老齡化的國家，日本政府于1950年代末開始對養老問題倍加關注，1959年的《國民年金法》、1963年的《老年人福利法》和1982年的《老年保健法》成為日本福利保障體系的三大支柱。《國民年金法》將20～60歲的日本公民都強制納入國民年金體系，加上各種各樣的保險，老年人再不用擔心無人贍養的問題；《老年人福利法》的出臺是日本養老社會化的開端，該法律規定了開展老年人福利的機構采取的措施，并將養老設施分為短期居住、長期居住等，增添健康恢復型和療養醫療型設施；《老年保健法》的出臺和1989年的“黃金計劃”標志著以“居家養老、居宅看護”為特色的日本居家養老模式的建立。2000年，日本高知縣社會環境部和高知縣立女子大學社會福利研究通過調查研究發現，進入21世紀以來，雖然日本經濟發展仍處于世界前列，但其養老方式卻依舊以居家養老為主，家庭養老是日本養老的傳統，老年集體宿舍也越來越受到老年人的歡迎[25]。但人口少子化和老齡化的加速發展，使得家庭養老受到威脅[26]。新加坡成立于1965年，至今有40多年。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底，新加坡65歲及以上老年人占總人口的比重達9%，到2050年該指標將達62.5%，2065年將達到歷史最高72%，之后開始下降。新加坡政府官員早已意識到這一點，他們鼓勵兒女與老人同住，并給予與老人同住的組屋提供便利和優惠，還有一系列的津貼計劃。1995年《贍養父母法》的出臺使得新加坡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將“贍養父母”作為法律條文的國家[27]。由此不難看出，雖然國外在應對人口老齡化方面有豐富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借鑒，但不得不說，在養老方式方面他們還要向我們學習，學習老祖宗傳給我們的尊老愛幼的傳統。機構養老雖好，但也不能將家庭養老拋在腦后[28]。
五、養老模式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在人口老齡化的研究當中，養老模式可以說是研究較為深入的領域，但亦存在一些問題，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 概念不確定性。在養老模式研究中，家庭養老、居家養老、機構養老、社會養老、社區養老等概念最為常見。然而，實際上在很多文章中家庭養老和居家養老是一個概念，對于研究同一個模式，卻有兩個名稱，這就給其他人的研究帶來不便。
2. 權責不明確性。家庭養老、機構養老和社區養老都有其優點也有其缺點，但很少有人對這些模式的權責進行劃分。
3. 沒有從老年人真實意愿出發。養老保險制度的實施使得我國老年人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一些國企、事業單位、政府機關等退休的老年人拿到手中的退休金比一般工人要多很多，那么他們對晚年生活要求的質量就可能有所不同。因此，老年人對于養老模式也有自己的想法，但很少學者對此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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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居家養老的利弊范文
農村仍有向心力
據調查，農村老人不喜歡進城的主要原因是生活不習慣，沒有親友、熟人說話，生活費用過高等原因。而對于現在的生活，有接近八成的被調查老人表示滿意。
出現這些狀況的原因是什么昵？主要是農村的生活方式為大多數農村老人所習慣。首先，農村空氣明顯好于城市，雖然由于長期勞作，一些老年人患腰椎病、頸椎病，有的因為生活方式不科學，患高血壓，但是這些疾病都不足以使老人迅速死亡，而且在農村也可以得到及時治療，所以這些老人不愿意到城市來養老；其二，不少老人的子女都在城里，子女常寄錢給老人貼補生活。老人主要生活來源可以通過養老金和種地得到解決；其三是農村住宅寬敞，左鄰右合熟悉，現在農村幾乎村村通公路，到城里也方便，而先進的通信器材，更使老人與子女可以隨時聯系。除了上述因素外，傳統的“熱土難離”“落葉歸根”觀念也使農村老人不愿離開家鄉，到城里與子女一起生活。
自然，由于子女大多數在城市打工，農村老人往往只能與第三代一起生活。這種由大家庭變成小家庭而不可避免產生的情趣不同與價值觀的分歧，使農村老人與子孫的代溝很難彌合，所以他們常處于精神孤獨與感情難以交流的狀況。而由于不愿讓打工的子女了解自己的真實心態，還不得不以“一切都好”來安慰子女的做法不僅是無奈，而且是心靈的受傷，所以農村老年人生活、心態的兩重性使他們往往在何去何從中徘徊。
老年人面臨新抉擇
持有熱土難離的心態，并不是農村老人跟不上時代的發展，而是隨年齡增加而產生的正常心態。因此在農村逐漸走向城鎮化建設的進程中，政府部門和農村老年人都需要注意協調和正確對待這種心態。
其實從國際上看，許多國家，尤其是北歐和日本都很注意在農村城市化進程發展中，調節農村老人心態。如北歐一些國家注重發展中小城市，而且在中小城市中盡量保護農村耕地和樹木植被。即使在城市中也有意識地保護原有的森林和各種建筑物。一些社區則保留農耕時代的格局，讓農村和城市老人都能勾起對過去生活的回憶。
由于注重中小城市的合理規劃，使農村居民基本能做到離土不離家，老人也可以自由選擇居家養老還是社會養老等形式。而日本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就充分考慮到老齡化的發展趨勢，在權衡大中型城市發展的利弊后，注意發展衛星城鎮建設和覆蓋全社會的養老體系建設，所以日本老人無論在農村還是在城市，都能得到很好的照顧。更重要的是城鄉的差別越來越小，農業成為日本的重要產業支柱，所以一些年輕人并不向往到大城市就業，而是留在農村創業，這也就自然而然地解決了照顧老人的問題。
熊掌與魚
兩者可以兼得
現在我國的城鎮化建設已經納入“十三五”發展規劃，對不少老人來說面臨著新的抉擇。同樣，政府也面臨著如何使人口遷移居住更合理、更科學的問題。北歐、日本的一些經驗，筆者以為是值得借鑒的。
第3篇：居家養老的利弊范文
關鍵詞：地區經濟；外交政策；城市外交
我國已于1999年步入老齡社會，中國13.67億人口中，60歲及以上的老人2.12億人，占總人口比例為15.5%；65歲及以上人口數為1.37億人，占比10.1%，據世界衛生組織預測，到2050年，中國將有35%的人口超過60歲，成為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在嚴峻的形勢之下，政府對于老齡人口給予的關注也越來越多，不斷加強政策引導：連續11年由國家統一提高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待遇水平并持續按10%的增幅調整，21個市（區、州）建立高齡津（補）貼制度。中國未來，既不能完全走家庭養老的傳統道路、忽視社會養老，也不能象西方發達國家那樣完全走社會養老之路、忽視家庭養老，而必須走二者相結合的路。[1]與此同時，我國于20世紀90年代引入社區養老理念，并對其現有模式進行增刪減改以適應我國具體國情。社區本是社會學的名詞，意為“聚居在確定地域內的人的社會生活共同體”。我國現行的社區養老是以家庭養老為主，社區機構養老為輔，在為社區老人照料服務方面，又以上門服務為主，托老所服務為輔的整合社會各方力量的養老模式。較之于傳統的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社區養老的概念是更為獨立新穎的，指的是老年人既可以住在自己或親屬的家庭里，在繼續得到家人關懷的同時，又可以居住在社區敬老院或社區托老所。老年人不必離開熟悉的生活環境、離開熟悉的鄰里，到陌生的環境中接受照顧，以人為本的精神得到充分體現。社區養老為養老事業的進一步深化發展提供了契機。
1 上海社區養老服務模式現況及問題
1.1 上海社區養老服務模式實施概述
自1979年上海進入老齡化社會以來，上海的人口老齡化程度逐年增強，人口老齡化呈現加速的趨勢。無論是與全國總體水平相比，還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上海的老齡化水平和人口老化速度都是位居前列的。與全國總體水平相比，上海是最先邁入人口老齡化社會的地區，從老齡化的程度來看，上海是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先于全國2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截至2013年底，上海戶籍人口中60歲以上老年人比例為27.1%，遠遠高于15%的全國平均水平，已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近5年來，各年齡階段老年人口增速加快總體上來講，上海市人口老齡化程度高、速度快、高齡化突出，且純老家庭及獨居老人較多。與發達國家相比，上海進入人口老齡化的時間相對較晚，但是發展的速度快、幅度大。1851年，法國60歲及以上老齡人口比重達10.1%，率先步入老年型人口國家，19世紀末的瑞典以及1920年代后的英國和德國相繼成為老年型人口國家。1940年代，美國、加拿大、意大利、蘇聯和日本也先后進入人口老齡化階段。相比以上國家，上海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的時間比發達國家至少晚半個世紀。但從人口老齡化 發 展的速度看，65歲以上老齡人口比例從7%增長到 14%，法國用了114年，德國、英國、美國等用了50年左右，日本為24年，而上海只用了21年。不同于歐美等發達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的人口老齡化進程縮短了近一倍的時間。[2]誠然，上海人口轉變的過程帶有一定的政策作用，和歐洲發達國家純粹由經濟力量推動人口轉變不同，上海在未富先老和經濟結構面臨調整的前提下，人口結構迅速老化的現狀對上海老齡人口的服務與管理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上海養老服務的發展歷程由于受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因素的影響，上海的養老服務有其特殊的發展歷程，與當時的經濟社會政治環境發展密切相關。具體而言，上海養老服務事業經歷了改革開放前的起步發展和改革開放后的制度構建與轉型發展階段。老年人的問題不再局限于個體和家庭，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3]進入21世紀以來，上海市政府不斷強化政府責任，逐步擴大社會參與，先后制定了發展養老服務的系列政策法規，加強了高齡、獨居、失能、失智、貧困、獨生子女傷殘或死亡的老年父母等特殊困難老年人的養老服務，推動了上海市養老服務的持續發展。上海作為我國老齡化嚴重的城市之一，上海面臨的養老服務壓力是空前巨大的，因此在2000年，上海市就提出依托社區的社區養老模式并開始試點實施。首先上海在靜安、嘉定、黃浦等六個區進行社區養老服務試點，通過大力推進社區養老服務體系的建設，使得養老服務覆蓋到社區，進一步推動了社區社會保障的建設工作。從2001，年提出構建社區養老服務體系開始，不斷完善政策制度。隨后，2005年，政府推行志愿者注冊制度，積極動員專業技術人員和身體健康的離退休人員等加入志愿服務隊伍，不斷創新服務形式，進一步推動社區養老發展，提升社區養老服務水平。
1.2 上海F行社區養老模式的優越性
上海現行社區養老模式的優越性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這四個方面包括了維護傳統觀念、保持現有環境、加強資源利用以及促進社會發展。首先社區養老與傳統養老模式有重大區別、表現在幫助老年人實現他們心中傳統的家庭養老觀念，使得他們的心理需求得到滿足，體現了積極的老化觀和主動的應對方式[4]。第二，老年人平日居住以及活動的場所以社區為主，因此所在社區是被老年人所熟悉的社會環境，無論在物質還是感情方面，都是滿足老年人內心的根源所在。第三，社區養老在深層探尋和靈活運用養老資源更具優勢與競爭力。第四，社區養老提供了社區街道部門中更多的崗位，能夠解決一部分的就業問題。據統計在發達國家中，處于社區養老服務這一社區養老的老年人占有很大比重。在眾多發達國家，老年人已將社區養老視為養老方式中最為普遍的一種。提供食物以及食助、打掃家庭衛生、簡單輔助治療、基礎安全保障等享受社區養老的老年人需要的各種照顧全部由社區養老服務機構承擔保質保量地提供的責任。
1.3 上海現行社區養老實施中的問題與局限性
由于經濟發展水平、改革進程不同等因素，我國各種養老制度的保障水平之間存在較大差距，而這些差距引發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5]上海市現行的社區養老服務提供的服務主要為上門、日托、助餐服務等。據了解，即便服務具體形式與內容有別，但大體上仍只是集中囊括日常生活和老年人的起居照料。康復和護理、精神方面的關懷這部分，很少有區縣相關部門能夠考慮到，到了這一層面，能夠任職的專業服務人員數量則大幅度地下降，形成了相當的缺口。同時社區內養老服務人員隊伍不穩定。由于缺乏促進社區養老服務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機制，缺乏規范有效的管理，也由于許多人不能適應伺候老人的工作，致使社區養老服務人員隊伍缺乏穩定性。例如，在一些社區內，常常是社區管理者臨時組織居民為老人提供服務，一些小型的托老機構中的服務人員有的干不了一個月便自行離開。這種情況自然會影響為老服務的質量。[6]因此，社區養老服務作為公益保障類型的服務不能夠很好地提供除基本“托底”以外的其他生活保障。因故目前老年人社區養老的市場化服務一直未能達到應有的與老齡化程度相匹配的水平，使得社區養老總體的服務仍舊停留在較低的水平面上，深度與廣度都差強人意。
2 大學生志愿參與社區養老模式、機制構建的可行性分析
2.1 內外因分析法
經過內外因分析法的總體評價，大學生志愿參加社區養老志愿服務長效機制的建成需要政府、社區、高校有機聯動，通過政策上保障，措施上推進，形式上革新，使得大學生的老年人兩大特殊的群體能各取所需，促進社會的多元化螺旋上升，節省資源同時提高效率效果
2.2 馬斯洛需求理論分析法
基于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分析得出老年人擁有多種需求，從生理需求至自我實現需求，老年人的需求是多樣的。在經濟以及社會發展水平不斷提升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從老年人的實際需求著手，有針對性的制定滿足老年人需求的社區養老服務。
2.3 問卷調查法
2.3.1調查問卷設置
研究范圍的確定：
上海市目前主要活躍在社區養老產業的是各社區扶老助老部門、非營利性社會公益組織以及大中小學志愿服務社團、服務隊。由于時間調配更有彈性靈活性，學習能力較強，心智和觀念也更為成熟穩定，同時相對年輕有活力，素|較高，與老年人的孫輩年齡相仿，更易與老年人深入交流，所以大學生是社會參與社區養老環節中最具潛力最具價值的一個組成部分。
調查問卷的設計：
本次調研的數據來源主要是通過問卷獲得，問卷第一部分為基礎信息調查，例如所就讀專業大類、受調查者性別、對現今大學生志愿者服務、機制和組織的了解程度等，針對參與過養老公益服務的群體詢問其體驗、感受、對現今養老服務模式有無建議等等，對于未參加過相關服務的學生則側重于他們作為相對的局外人對于養老模式的意見和是否有意愿在有組織的前提下參與養老。問卷的形式分為單選和多選，對于不同受眾的問題設置也略有不同。問題的重點在于大學生在社區養老服務總體系中的定位。
調查過程：
問卷通過“騰訊問卷”網站，共最終回收364份問卷，經審核后去除2份無效問卷，得到362份有效的問卷。此外，團隊成員結合問卷分析結果多次舉行討論，以深入了解不同調查對象并驗證問卷的分析結果。
2.3.2問卷統計分析
問卷填寫者的基本信息：
一、填寫者的性別區分：女性占大部分
本次問卷的最終數據顯示共有男性109人，占總比29.9%，女性255人，占總比70.1%。填寫者就讀專業大類區分：主要為攻讀經管類專業學生
本次問卷的最終數據顯示填寫者中攻讀理工類專業（空間信息與數字技術、海洋科學、物理學、應用化學等）共100人占總比27.5%，攻讀文史類專業（英語語言文學、新聞傳播學、社會工作等）共82人占總比22.5%，攻讀經管類專業（物流管理、工商管理、會計學等）共182人占總比50%。
二、填寫者對現今大學生志愿者服務、機制、組織的了解程度：大多填寫者已有所了解
本次問卷的最終數據顯示填寫者中，有192名填寫者占總比52.7%的人數表示有所了解，有128名填寫者占總比35.2%的人數表示聽說過，有20名填寫者占總比5.5%的人數表示非常了解，有24名填寫者占總比6.6%的人數表示非常了解。
填寫人對老年人的大致看法：大多數認為有些老年人生活很可憐，可以為他們提供必要的幫助。
本次問卷的最終數據顯示填寫者中，有112名填寫者占總比30.8%的人數表示老年人和藹可親，很愿意幫助他們，有215名填寫者占總比59.1%%的人數表示有些老年人生活很可憐，可以為他們提供必要的幫助，有33名填寫者占總比9.1%的人數表示一般，沒什么特別的感覺，僅有4名填寫者占總比1.1%的人數表示老年人說話嗦，不令人喜歡。這項數據是進一步開展大學生參與社區養老服務的基礎所在。
填寫人對老年人的劃分定義：基本為60歲以上
本次問卷的最終數據顯示填寫者中，有38名填寫者占總比10.4%的人數認為老年人的定位為50歲及以上，有198名填寫者占總比54.4%%的人數表示認為老年人的定位為60歲及以上，有100名填寫者占總比27.5%的人數表示認為老年人的定位為65歲及以上，有28填寫者占總比7.7%的人數表示認為老年人的定位為70歲及以上。
2.3.3問卷統計結果交叉分析及模型建立：
一、最受到問卷填寫者接受的服務模式與培訓機制：學校開設相關選修課程培訓后一對一服務以及在學校經社區工作人員教學后多對一為老人服務
經處理后的數據顯示：問卷填寫者最能夠接受的服務模式為學校開設相關選修課程培訓后一對一的服務以及在學校經社區工作人員教學后多對一為老人服務，分別占比55.17%及45.21%，經過對數據分析和對部分受訪者（本校大學生）的問詢后得出，大學生希望服務前培訓的環節能夠在校園內進行，多數學生表示這種情況下能大致對服務內容以及所盡職責有所了解，方便決定是否進行下一步進入社區實地開展助老服務，節約了各方的時間成本，便于機制的健康運行。在校園內由于時間調控較為靈活、地點場所問題較易解決，成為大學生普遍接受的培訓場所。培訓方式上，意愿主要集中在學校開設相關選修課程，可以以建立選修課“校外課堂”給予人文社科類學分獎勵的方式或者與現有公益類社團合作，將重點放在無償公益方面。在調研工作中，上海海洋大學校級社團“微愛公益社”給予大力幫助，提供了歷來活動的相關詳細記錄，由記錄資料我們總結出現有社團的利弊：其優點在于組織者和參與者均為在校大學生，協調和交流溝通較為便利，同時無需固定場所、主要通過微信、qq方式線上組織活動；缺點則是大學生缺乏社會資源、工作范圍劃分不明確、信息對稱程度差，這也為建立更完備的可復制運行機制提供理論依據。
二、問卷填寫者對老年人的看法以及自身定位：大多認為老年人易于親近，將自身定位于解決其他社區養老服務形式的輔助補充
經處理后的數據顯示：填寫者多數將大學生定位為其他養老服務機構的輔助，所能提供的是必要的基本幫助以及協助解決老年人心理方面孤獨的問題。這與目前養老市場上的現況也大致吻合，現有家政服務機構、社區相關部門只能解決老年人最基本的需要，而忽視了他們的精神層面，而從事這一行業的現有人員的范圍主要是下崗再就業職工以及進城務工的大齡女性，普遍素質較低，造成了老年人缺乏心理關懷，物質與精神的受關懷程度嚴重不匹配，甚至出現部分職員耐心與職業素養，對其所服務的老年人言行不夠尊重。而大學生志愿服務群體則恰好能夠解決這一痛點，具有較高的素質和更好的耐心，同時大學生所具有的技能如歌詠、舞蹈、各類樂器等，都能豐富老年人的精神世界，大學生也會為所行的善舉感到滿足，從而實現雙贏。
三、參加過志愿服務的問卷填寫者的參加原因及與之的具體收獲：主要旨在體驗生活，最直觀明顯收獲為培養社會責任感
在參與問卷填寫的大學生群體中，共有202人表示參加過養老相關的志愿服務，占總人數的55.6%，其余填寫者表示尚未參加過。大學生中約有占一半的人參與過社區養老服務，在實地采訪歸納之后，大部分參與者是初高中時期學校組織的節日、假日敬老服務，此種情況下，學生密集扎堆為老人服務，不僅有缺乏管理組織疏松會導致的隱患，在節假日浪潮之后，老年人會有更大的心理落差，因此這種模式會對有效的長期機制建設產生負面效應。而實際上大學生有相當的意愿參與到類似社區養老模式的尊老敬老服務中去，可以體驗生活增添閱歷，社會責任感與交際能力得到提高，眼界與見識可以拓寬。而對于社會工作、行政管理類的學生，也為他們提前熟悉未來工作模式與環境，兼顧生理與心理上的鍛煉，具有重大意義。這于社會于學生本身都是節約人力資源、提升效率效果的良好方式。
3 未來可行模式及保障機制的具體構成
3.1 模式構成
3.1.1高校層面的模式建立
高校在大學生社區養老志愿服務活動過程中應該起到監督和指導的作用，高校應設置關于社區服務的實踐課程，教授關于養老服務的有關知識，以老年人的社區養老服務為課程的核心內容，將課程有關學分以及志愿者活動納入社會實踐相關課程的學分中，鼓勵學生通過志愿服務老年人的方式參與社會實踐。高校應該積極主動地與附近社區，建立長期的合作關系，為大學生的為老服務實踐搭建良好平臺，使大學生能夠更好地參與到社區養老志愿服務中，同r，學校可為參與學生志愿者提供一定的資金和物質支持，從而更利于學生開展相關活動。
一些所學習專業與老人需求密切的學生，在實踐性為老服務中表現得更為良好，如醫護、美發、烹飪等專業，較為易于開展為老服務，同時收獲更好的服務效果。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其他所學專業與老人需求的聯系并不十分密切的學生不適合參與為老服務，實際狀況顯示，只要是具有志愿服務精神以及服務熱情的大學生，在社區養老服務過程中都可發揮重要作用。[7]學生參與社區養老志愿者服務時，可通過組建大學生志愿服務組織，對每位志愿者參與活動進行登記注冊，發放志愿者證，實現規范化的管理。志愿者組織應定期上門評估學生的志愿者活動，起到監督作用，并可做到以老人為本，及時了解到老年人的需求，不定期創新、改變志愿者服務的方式和內容，使志愿者活動能夠切實滿足老人的實際需要。
3.1.2推廣“虛擬貨幣”的制度
大學生可建立“虛擬貨幣”的賬戶，用于存儲志愿者服務所得的“虛擬貨幣”，通過計算志愿者服務的時間來決定對志愿者個人發放“虛擬貨幣”的數量。志愿者將參與公益服務所得的“虛擬貨幣”自己的賬戶中。“虛擬貨幣”主要有兩個用途：（1）志愿者可以將自己的貨幣用于換取不在自己身邊的長輩由當地大學生或者其他服務人員提供的服務時間，使更多的大學生參與到志愿者服務中。（2）大學生也可以將“虛擬貨幣”用于貨幣的投資理財，通過獲得的固定收益賺取生活費，減輕家人的經濟負擔，同時，也可以鍛煉大學生的理財能力，提升大學生的全方面素質發展和參與志愿者活動的積極性。
3.2 機制建立
完善機制的建立，使得大學生志愿參與社區養老服務不只是短期集中的活動，而是形成一個能夠一直循環往復的體系，在大學生結束學業成為社會人之后，仍有便利條件助力，將參與尊老敬老的習慣延續下去，進一步上升至社會層面，則能夠培養尊老敬老的大環境，也需要深入探討不同地區、不同老年人群體對養老服務的差異化需求，以便為養老服務的多元化、差異化供給和實現各類服務設施的科學配置提供依據。這樣方能夠促進一個長效機制的形成與后續發展。
3.2.1政府政策的保障
在多數發達國家，養老制度較為完善，政府基本上選擇以宏觀角度對于養老服務法規體系進行建設，推進整體養老保障事業更為法制、規范化。目前社區養老的政策方向問題主要體現在養老用地的拓寬、社會資源的利用、社區養老服務補貼監管和從業資格審核方面，適用于各級黨委、團中央組織敬老活動進行養老培訓的政策性文件的下達也應緊跟社區、大學校方需求。
3.2.2推行服務認證制
認證制不僅僅面向基本的服務者，而是包括對被服務的老年人在內的雙向認證機制，大學生需提供在讀證明及有關證件的復印件或照片以及填寫基本信息，而對于老人，則分為是否購買保險，所需要的差異化服務類型，同時推行身體狀況評級制度，免去大學生志愿參與服務的后顧之憂。
3.2.3其他機構的保障
其他社會公益性養老組織例如各區縣敬老愛老服務隊、各類NGO組織等，大學生與這些富有經驗的組織對接并接受培訓，可以更好地參與到社區養老志愿服務的第一線，并在進入脫離大學環境轉而進入社會后也能夠繼續投身于志愿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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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魏彤儒，郭牧琦. 大學生參與社區居家養老志愿服務長效機制構建路徑探究. 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學報， 2012（02）： p. 59-64.
作者簡介
文泓翔（1995-），男，經濟管理學院2014級物流管理專業學生。
李明見（1995-），男，經濟管理學院2014級物流管理專業學生。
龔雪玲（1996-），女，經濟管理學院2014級物流管理專業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