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體制改革的含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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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體制改革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經濟特區；GDP含金量；改革開放

[中圖分類號]F12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3283（2013）10-0078-03

[作者簡介]周光偉（1984-），男，安徽六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流通經濟、發展經濟學；陳宏國（1985-），男，廣東深圳人，深圳市委市政府局，研究方向：特區經濟。近年來，中國GDP含金量問題引起了一定關注。周光偉，韓彪（2012，2013）認為，只有含金量富足的中國GDP數據才能成為宏觀經濟的真實參考。在唯GDP論下，從GDP含金量視角思考深圳經濟特區（以下簡稱深圳）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成就，有助于進一步認識特區道路的豐富內涵，具有一定的理論視角創新和較強的現實意義。

一、GDP之“金”的內涵

周光偉和韓彪（2013）認為，GDP含金量是指在GDP經濟內涵范疇內，GDP中符合人類價值判斷標準的部分或程度。“金”的一般含義是價值，具體含義至少可以有七種：質量合格，指符合預期質量水平；交換順利，指產出在市場順利完成交換；價格體現市場價值，指產出價格與其所反映的市場價值相等；人際公平，指GDP分配達到人際的合理公平程度，強調要素所有者之間收入差距合理，呈現結構性均衡；本國收入，指本國生產要素分配得到的GDP；實際使用，指產出的使用價值被充分耗用；正常外部影響，指經濟系統對于非經濟系統（主要包括自然系統和社會系統）穩定性沒有根本影響。符合每一種“金”要求的GDP可以被認為是有含金量的GDP。

令GDP*為有含金量的GDP，GDP含金量系數λ*=GDP*/GDP 。假設深圳GDP含金量系數λ*1=GDP*1/GDP1 ，全國GDP含金量系數λ*2=GDP*2/GDP2。

二、深圳之“特” 概述

一個事物區別于其他事物的根本標志是其矛盾的特殊性。深圳之“特”指深圳與全國整體相比，其發展過程中采用的一系列創新活動和率先作為。具體概述如下：

（一）率先發展市場經濟

深圳堅持銳意改革，敢闖敢試，敢為天下先，勇于突破傳統經濟體制束縛，率先進行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2010）；基本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率先在國內形成了產權主體多元化格局，基本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建立了商品、要素等現代市場體系，確立了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市場規則和法律體系，市場形成開放式的競爭格局，政府、企業、社會總體而言富有活力，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了基礎作用（姚小雄，2000；樂正，2010）。

（二）率先發展開放經濟

深圳是對外開放的“窗口”、“試驗田”和“排頭兵”。 深圳堅持對外開放，有效實行“引進來”和“走出去”戰略，積極利用國際和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成功運用國外境外資金、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為我國實現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進行了開拓性探索（，2010）。目前已經初步建立開放型經濟體系（樂正，2010）。

（三）率先改革發展路徑

深圳堅持發展第一要務，大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積極推進自主創新，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改善人民生活，創造了“深圳速度”，探索和積累了實現快速發展、走向富裕的成功經驗（，2010）。具體表現為：1.選擇可持續發展路徑，經濟、環境并重發展（袁易明，2004）。2.率先發展自主創新體系，已成功轉型為首個國家自主創新型城市（董小麟等，2010）。

（四）率先改革行政體制

深圳率先改革行政體制，提高政府運作效率。1981年8月到2009年5月，深圳進行8次行政改革（王慧農，2000；陳家喜等，2010）。2010年深圳行政體制改革穩步推進，完成市政府大部門體制改革，在全國率先實施公務員分類管理和聘任制改革；開展第四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率先清理規范非行政許可審批和登記事項；加強行政電子監察，全面試行政府績效管理（許勤，2011）。

三、深圳之“特”對GDP之“金”的影響

“特”是“金”的手段和原因；“金”是“特”的目的和結果。以下分析深圳之“特”對GDP之“金”的影響和作用。

（一）深圳之“特”提高質量合格之“金”

1.深圳產品合格率優于全國平均水平。據各地市場監督部門分產品種類、小樣本進行抽樣檢測結果顯示，深圳由于市場經濟體制比較完善，產品合格率優于全國平均水平。從社會輿情看，深圳由于路橋等基礎設施未到使用年限而發生坍塌，因管理不善而發生礦難、食品質量不合格等事件較少。2011年深圳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深圳質量”概念，將質量安全問題納入政府工作重點之一。

2.市場經濟體系要求順利實現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與其他經濟制度相比較，理性經濟人對于產出質量（包括產出環境質量水平）有更加明確的要求，即必須在交換的環節達到理性經濟人的產出質量要求，才能完成交換。

3.產出質量技術保障能力更強。2010年深圳全社會研發投入占GDP比重達3.64%，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許勤，2010）。深圳自主創新水平的提高必然導致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而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將提高產出質量技術保障水平。

（二）深圳之“特”提高交換順利之“金”

1.在產品銷售率指標方面，深圳處于全國平均水平（見表1）。

2.交換順利在狹義上指全部產出實現了交換，廣義上還可包括交易成本最優化標準。行政管理費用支出可以看成是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一種交易成本，是社會為換取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而付出的一種代價（高培勇等，2003）。每單位GDP消耗的行政管理成本越小，說明GDP含金量越高。比如，當出入境行政管理效率提升時，平均每次/批貨物通關時間減少，提高了資金使用效率，同時也減少了不必要的交通運輸、人力資源等的投入，從而減少了服務于貨物通關而產生的相關生產投入。這樣，相應的GDP統計也會減少，同時社會有效產出并沒有減少。深圳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個主要積極效應是降低了諸多交易成本。可以通過行政管理費用支出占GDP比重來總體判斷交易成本狀況，深圳單位GDP行政成本要比全國平均水平低很多（見表2）。

（三）深圳之“特”提高價格體現市場價值之“金”

深圳價格形成市場化程度更高，導致價格更能體現市場價值。率先發展市場經濟，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價格形成市場化程度更高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在率先發展開放經濟過程中，深圳需要與國外市場經濟體加強經濟聯系，不得不適應其市場經濟規則，同時也要在適應中逐步優化自身市場經濟體制改革。

（四）深圳之“特”降低人際公平之“金”

1.深圳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指標值偏低。經過初步計算，深圳單位GDP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因此根據“居民收入幸福感指數”指標，深圳GDP含金量低于全國（見表3）。

2.深圳基尼系數偏高。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打破平均主義分配制度，建立市場性報酬機制，提高生產積極性，同時增加收入的不平等。中國基尼系數多年超出國際警戒水平0.4（彭定赟，2012）。利用2006年深圳市住戶調查數據測算出深圳市的基尼系數為0.56，達到中國城市最高水平（薛進軍等，2008）。可見，深圳基尼系數所度量的收入差距水平總體大于全國水平。

（五）深圳之“特”降低本國收入之“金”

1.從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GDP指標看，深圳以較大幅度高于全國水平（見表4）。

（六）深圳之“特”提高實際使用之“金”

雖然沒有關于生產能力閑置、生活浪費等統計數據的直接證明，但可以做出以下合理推斷：1.在更加成熟的市場經濟制度下，基于等價交換原則，消費者浪費所購買的商品，必然導致自身利益的損害，于是消費者作為理性經濟人，會更大限度地減少浪費。2.在外向型經濟相對更加發達的條件下，相當部分消費者來自國外發達市場經濟體，這些更加理性的消費者也會減少浪費。3.產品科技水平更高，產出效用也會更高，因而產品耗用不僅帶來更大使用價值滿足，而且也更加方便耗用。總之，深圳實際使用狀況應該優于全國，浪費程度要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七）深圳之“特”提高正常外部影響之“金”

1.環保投入占GDP比重更大。由于國內環境技術和產品都能在市場內自由流動，深圳與全國環保投資的效益應該基本一致，于是環保投資決定了環保水平的高低。2004年之前幾年，深圳占GDP1.8%的環保投入比重已接近了發達國家（袁易明，2004）。2005年之后幾年，環保投入比重更高，也明顯高于全國水平。此外，深圳萬元GDP能耗水平也明顯比全國偏低（見表6-7）。

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有利于環境保護工作的開展。比如，市場經濟的良好運行是基于產權清晰前提的，而根據科斯定理，產權清晰將促使環境保護的開展。因此，從制度層面考慮，更成熟的市場經濟制度也會促進環境保護的開展。

3.窗口效應等正面社會效應更大。深圳作為改革開放橋頭堡，其窗口效應比全國平均水平大很多。深圳比國內其他地區視野更加開闊，更具有創新思想，促使人們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提高非經濟福利，這是對經濟福利的補充和豐富。

四、結論

綜上所述，與全國相比，深圳之“特”對GDP之“金”的影響既有正面的，即提高質量合格、交換順利、價格體現市場價值、實際使用和正常外部影響視角的GDP含金量；也有負面的，即降低人際公平和本國收入視角的GDP含金量。從總體看，深圳之“特”影響下的深圳GDP含金量總體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這是特區道路優越性的一種體現。當然，GDP含金量概念闡釋也有待進一步深化，對每一個視角下GDP含金量影響的證明也需要擴大數據支撐和深化邏輯分析，還可以將研究對象由深圳經濟特區擴大到所有經濟特區，以驗證各經濟特區的差異，為進一步擴大開放打好基奠。

[參考文獻]

[1]周光偉，韓彪.我國GDP含金量研究：“金”的含義及其合理性探析[J].深圳大學學報，2013（5）.

[2]樂正.一個時代與一座城市——深圳三十年發展的回顧與展望[J].南方論叢，2010（3）：1-20.

[3]姚小雄.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深圳培育現代市場體系過程[J].特區理論與實踐，2000（9）：29-34.

[4]袁易明.可持續發展路徑選擇：理論邏輯與實踐啟示——以深圳的發展為例[J].深圳大學學報，2004（6）：5-10.

第2篇：經濟體制改革的含義范文

摘要：轉型經濟學（或稱轉軌經濟學、過渡經濟學），是指一種研究如何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經濟學理論。20世紀80年代，包括前蘇聯、東歐和中國在內的30多個國家開始的經濟體制轉型。以前蘇聯和東歐為代表的激進式變革與以中國為代表的漸進式變革，取得不同的經濟績效，形成巨大反差。

關鍵詞：轉型經濟漸進式演化激進式變革制度變遷

一引言

轉型經濟學是指一種研究如何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經濟學理論。20世紀90年代以來迅速發展的轉型經濟學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題和追求目標的一些理論文獻以及撰寫這些文獻的經濟學家(盛洪，1996)。目前，關于轉型經濟還沒有完整的理論體系，也很難說誰是轉型經濟學家，因為還沒有專門從事這一理論研究的人。關于其理論體系，我們只能從現在構成這一經濟學流派的一些理論文獻，以及撰寫這些文獻的經濟學家的文獻、研究思路來尋找一條線索，理清其脈絡。本文首先介紹轉型經濟學的內涵，然后簡述一下各個學派關于轉型經濟的理論要點，最后簡要回顧中國經濟奇跡并作以簡要評述。

二轉型內涵

關于轉型概念的理解，比較經典與普遍的定義是熱若爾·羅蘭的表述：轉型即一種大規模的制度變遷過程或者說經濟體制模式的轉換。從目前國內的文獻來看，從三個層面上使用轉型的概念：第一種含義是從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第二種含義是在包括了第一種含義外，還包括那些過去實行廣泛管制的經濟向自由市場經濟轉型；第三鐘含義是在前兩種理解基礎上還包括了所有發展中國家促進經濟市場化，實現經濟發展的過程。

實際上許多人把轉型經濟學看作制度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轉型理解成為一種制度的變遷過程，只是描述了轉型的一般的特點。不錯，轉型的確主要是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但轉型還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這些特殊性僅依靠制度變遷是不能夠真實的描述，更別說來解決這些問題。鑒于以上理論實踐中三個層面使用轉型概念的事實，筆者個人比較贊成轉型的第一種含義，即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當然，后兩種轉型概念的理解當然沒錯，但關鍵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歷史與邏輯的一致性，更不適合建立新的獨立的研究學科。對于第二種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實行經濟自由化，其實這在傳統的主流經濟學框架內可以得到解釋；對于第三種發展經濟學范疇內使用的轉型概念，現有的發展經濟學就有了相應的解答與分析框架。轉型（或者轉軌、過渡）概念的提出應該來說主要發源于二十世紀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計劃經濟實踐中遇到困難并探索其解決辦法的歷史事實。

三幾種轉型理論范式

20世紀80年代末，包括前蘇聯、東歐國家和中國在內的30多個國家開始了從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將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一起稱之為“二十世紀兩項最偉大的經濟實驗”。毫無疑問，這場涉及多達15億人口的重大變革吸引了全世界學者的目光，他們應用新古典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信息經濟學、演化經濟學以及比較經濟學等最前沿的理論成果從不同側面對這一變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幾年里，相關文獻數量迅猛增長，從而在主流經濟學中贏得了鞏固的學術地位，并且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催生出了一門新的學科—轉型經濟學，來專門研究如何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

1、主流經濟學的激進主義轉型理論

新古典經濟學是對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理論的系統化。按照新古典理論的理解，市場機制不過是資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價格的相互作用。在轉型之初，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華盛頓共識在轉型經濟理論和政策研究中占據統治地位。根據華盛頓共識：嚴厲的需求緊縮，加上放松管制、貿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動經濟增長。因此，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貨幣，放開價格”，實行以宏觀經濟穩定化、國有企業私有化和價格自由化為核心的激進式的“休克療法”。采取了一系列諸如：大幅度縮減貨幣供應量，實行高利率；保留少數重要商品的國家定價，絕大多數商品價格全面放開；消除預算赤字，減少價格的國家補貼；取消對企業工資的限制；全面改革財稅體制等措施。

2、演進主義的漸進式轉型理論

隨著俄羅斯等國的激進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國經濟改革的巨大成功，演進主義的興起及其影響力的擴大是轉型經濟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演進主義理論核心思想可概括為：知識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觀的，并以分散的狀態為個人擁有，因此，人們根本無法認識和控制社會生活，最好的社會就是順其自然。想通過理性設計而進行大規模的社會變革必然造成社會的災難。漸進式改革實際上是社會不斷的積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識與信息是具有連續性的，用一種完全不同的系統來強制使其中斷是不可取的。經濟體制本身是一個具有自我強化機制的復雜系統，在演進過程中會不斷吸取舊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漸進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經濟學轉型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把企業制度、產權制度、市場制度以及國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等制度現象納入經濟學分析的框架之內，擴展了經濟學的視野，對于我們研究制度現象有重要的參考意義。根據這種理論，改革的過程實質上是在一定的條件下通過成本收益分析尋求成本最小的最優改革路徑。經濟學家熱若爾·羅蘭曾指出：“如果轉型的經驗給了我們任何啟示的話，那便是，沒有以適當的制度為基礎的自由化、穩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產生實際的效果”。公共選擇學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場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這些制度結構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產物。另外，科爾內、薩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經濟學轉型理論的代表性觀點。

4、凱恩斯主義轉型理論

與新古典主義理論相比，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對于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和內在機理的認識更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現實，他們對于轉型經濟中產權改革、宏觀經濟、轉軌速度和次序、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等一系列重要問題的認識值得重視。

在《社會主義向何處去》一書中，新凱恩斯主義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對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轉型經濟理論提出批評。認為在決定選擇哪種市場經濟模式時，一定要牢牢記住實際的市場經濟是如何運行的，而不是去記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競爭范式；在經濟轉型過程中，競爭遠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業和公有企業一樣都會出現激勵問題，因此，建立一種集中與分散、公有因素與私有因素相結合的混合體制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正確選擇。馬克·奈爾（MarkKnell）等人認為激進式改革對自由市場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場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視了這樣幾個重要因素：人們之間的經濟關系并不是一種單純的交易關系，而是一種生產關系；企業是生產組織，市場是交易機構，企業與市場是相互補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價格機制不僅是一種解決經濟問題的手段，同時還有金融功能、戰略功能等，在滿足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資源的功能就越難以實現；私有化對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國有企業也可對市場做出積極的反應。因此，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是重要的。

5、市場社會主義

市場社會主義就是以實現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為目標的一種理論和主張。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是實現社會主義與市場機制的結合，能否在理論和實踐中解決社會主義與市場機制的結合問題，是決定經濟體制改革前途和命運的關鍵因素。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的最初模式即蘭格一泰勒一勒納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工具。這一理論假定，市場機制僅僅是一個中性的概念。后來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雖然在許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論的假定卻被接受下來，因而這些理論難免會帶有新古典理論的缺陷。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改革的實踐表明，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兼容是一項復雜的長期的任務，絕不可能一蹴而就。經過近百年的探索和實踐，市場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獲得巨大的發展，市場社會主義也成為當代社會主義運動的主流和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之一。

6、比較主義

用比較經濟學理論來分析現實的改革問題是九十年代以前轉型經濟學的主流。這種理論從不同的經濟體制中總結出若干基本的經濟體制模式，在此基礎上進行比較，做出最優選擇，指導改革的實踐。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幾十年里，從南斯拉夫的自治社會主義，到匈牙利新經濟機制和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再到90年代東亞模式，都曾是人們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較才能有鑒別，學習和借鑒其他國家市場經濟模式和市場化道路的經驗教訓，對于中國的經濟轉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當然比較經濟學的方法也存在著根本的缺陷。一方面，這一理論是經驗的而非規范的，因而無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理論。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歷史環境下的經濟體制簡單化，因而無法深刻理解制度變遷的復雜現實。

7、特殊改革方式理論

中國的學者在借鑒國外關于轉型經濟理論的基礎上，把轉型經濟研究放在中國特殊國情和特殊道路選擇上。林毅夫等人認為，經濟改革的核心是經濟發展戰略的轉軌，改革以前中國發展緩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而改革以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關鍵則在于改革“三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制，使資源的比較優勢能發揮出來。中國改革成功的一個重要保證是選擇了漸進式改革道路。張軍指出，由于傳統國有部門的絕對規模使它事實上處于壟斷地位，因而，在改革過程中如果實行完全的價格自由化，就可能給國有企業提供操縱市場的機會，造成生產下降和經濟的衰退。相反，在價格雙軌制下，國有部門將比完全的價格自由化條件下生產的產品多且定價更低。以價格雙軌制為特征的“邊界改革”的經驗正在于，國有部門在計劃外邊界上通過對價格信號做出反應去捕捉獲利機會，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國有部門去對經濟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應更迅速。

四中國增長的“奇跡”

自1978年開始，中國開始經濟轉型。10年后，東歐和俄羅斯及其他獨聯體國家也加入轉型的行列。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中國選擇了與東歐和前蘇聯不同的道路：“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改革，而不是激進的“休克療法”。中國經歷了20年迅速的增長，而俄羅斯和其他獨聯體國家卻經歷了將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選擇的不同導致了不同的改革結果。以下兩組數據清楚的表明了中國改革與前蘇聯、東歐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國改革二十多年的穩定的高速發展，引起全球的矚目，經濟學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釋。專家指出中國能在這二十年間迅速發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間中國建立的聯產承包責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國又進行了政治體制改革，還有鄉鎮企業的作用。中國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會和組織資本上的這一系列的制度變遷。斯蒂格利茨認為基于社會資本的制度變遷是中國改革成功的基礎，而在很多國家轉型后的社會資本比轉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對而言中國特別重視創造和改組，特別是新企業和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而不僅僅是進行單純的私有化。而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國采取了漸進型的方式。這對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業是非常重要的。

雖然中國經濟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問題也是明顯的。體制外增量改革對解釋轉型經濟的中國提供了有創建性的解釋，但隨著轉型的完成，對存量的改革也許會成為重點；國企改革還存在諸多困境；城鎮改革與農村改革的沖突；消費需求的拉動力不足；與世界經濟接軌的問題等等一系列問題亟待解決。

五簡評

通過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轉型經濟學正在同比較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個學科都不能夠完全取代轉型經濟學，它們只是從不同側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轉型經濟學所正在經歷的分化。而對不同的經濟學流派來說，過渡問題的出現既是一個機遇，又是一種挑戰，不同理論所具有的解釋能力和預測能力將受到嚴峻考驗。在實踐中形成一種比較科學的價值和邏輯相一致的制度變遷理論，是我國經濟理論發展特別是經濟理論發展中面臨的無法回避的問題，我們應當為此做出努力。

第3篇：經濟體制改革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會計目標 經濟環境 受托責任觀 決策有用觀

在會計科學領域，會計目標被認為是最基礎的概念。所謂會計目標是在一定的環境和條件下，會計實踐活動所期望達到的效果。它是會計目標理論在信息論和系統論被普遍接受后才出現的。眾所周知，會計是一個以提供財務信息為主的經濟信息系統，整個系統的運行必須服從系統的目標，再按目標展示會計理論體系的研究，因此會計目標成為會計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是連接會計理論與實務的橋梁，是會計理論結構的最高層次，對會計系統運行起導向作用。

1、 我國會計目標所處的經濟環境

⑴我國現階段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不發達的市場經濟，是在生產力水平不高的物質條件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它的表現形式為：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相適應，我國會計主體的核心和中心是國有企業；與不完善、不發達的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政府參與經濟建設的職能只會加強，不會削弱，因此，會計還會應面向政府的宏觀決策。

⑵我國的資本證券市場還不夠成熟、不夠規范，市場結構單一、層次少、投資品種不足，我國企業籌措資金仍以銀行體系的間接融資為主，投資者相對集中單一；由國有企業改組而成的有限責任公司多數是國家投資，其他投資主體較少、投資比例較低；我國的上市公司只占大中型企業總數的極少部分。因此大部分上市公司中國家投資仍占控股地位。由上看出我國企業籌措資金直接融資比例偏低，較少依賴資本市場，資源的所有者與經營者的關系比較直接。

（3）我國正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市場作為基礎性調節手段，同時注重國家的宏觀調控。多年的高速發展，使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有了顯著提高，經濟業務日趨復雜，企業利害關系方范圍日趨廣泛，使會計信息使用者的范圍不斷拓寬。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股份制改革不斷深化，現代企業制度建立不斷推進，證券市場已得到了迅速發展，我國已初步具備了會計目標定性為“決策有用性”的條件。

首先，“決策有用性”的觀念，是現代企業制度的產物，其外在經濟環境是以現代經濟為依托。而當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市場經濟體制中，堅持以市場調節為主，政府宏觀調控為輔。尤其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國有企業改革，更是明確提出了實行股份制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既然已經明確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采用決策有用學派的會計目標觀點將是趨勢。

其次，在我國上市公司中，國有控股企業占相對多數，而在這些國有上市公司中存在著“股東缺位”的問題。國有上市公司中國有股份占很大比重，國家對其具有控股權，而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國有股東的職能大多是由政府代表國家和人民行使的。政府官員作為國有股東代表擁有的權利與責任是不對等的。由于缺乏相應的激勵因素，他們往往怠慢行使監督職能，缺乏追求國有企業價值最大化的動力。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直沿用受托責任學派的觀點，將我國會計目標定位于受托人向委托人即國家報告受托經營情況，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在向一些與其切身利益沒有直接關系的政府官員匯報，不能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受托責任學派所描述的委托方和受托方之間的權責關系，無法增強國有上市公司的活力，不利于現代企業制度在我國的建立。

第三、從某種程度上講，“受托責任觀”其實是包括在“決策有用性”的觀點中的。凡是需要財務報告的無非是要利用財務報告所能提供的信息作出投資、信貸及改變供銷關系或其他合作的決策，其中包括企業的現有或預期的所有者、投資者。所有者委托管理者管理企業，賦予相應的經管責任，這種經管責任主要是以會計數據、指標的形式來要求的。經管責任的履行也主要是通過會計提供的信息來考察分析的。一旦履行情況清楚了，所有者即可以作出繼續委托或改變委托，以至停止投資的決策。因此決策有用學派認定的會計目標含義更廣，實際上已包容了受托責任學派所認定的會計目標，只不過是在不同的時期和會計環境下，受托責任的重點有所不同而已。

2、 我國會計目標定位的現實選擇

最早將會計目標作為直接研究對象的是美國會計學家斯朵伯斯，迄今為止，西方會計學界關于會計目標的研究形成了如上所述的受托責任觀和決策有用觀兩個主要流派。我國的會計研究主要是以西方的這兩種觀點為主。但是關于我國會計應確立何種目標卻存在諸多的長時間的爭論，歸納起來有以下幾種代表性觀點：

2.1一元論

一元論包括受托責任觀、決策有用觀兩種觀點的會計目標。

第一種觀點認為應采用受托責任觀，其理由是我國在較長一段時間內資本市場不會在企業的籌資上發揮主導作用，企業大量資本的獲得仍然來自直接投資――受托責任關系將以國家與企業經營者為主，委托人與受托人直接接軌。因此，會計的目標應以委托人為服務對象，向他們報告受托人責任的履行情況。

第二種觀點認為應采用決策有用觀作為現階段我國的會計目標，理由是決策有用觀的會計目標就是為各種信息使用人提供對決策有用的信息，各種信息使用人包括以投資人、經營管理者、債權人為主的使用人及社會公眾，這不僅符合我國當前情況，更符合即將到來的知識經濟時代的會計發展趨勢。不同的信息決策人有不同的決策內容。

以上兩種觀點分別主張以西方會計目標兩個主要流派中的一種作為我國的會計目標，其目標是單一的，因此我們可以稱之為一元論觀點。

2.2二元論

二元論融合了一元論中的兩種觀點，是對一元論的一種綜合折衷。即主張會計目標以受托責任觀與決策有用觀并行，他們的理由是：我國近二十多年來的發展，資本市場有了長足的發展，但仍處在初級階段，資本市場所吸納的資本數量相對社會的資本總量較小，會計信息使用者群體與資本市場發達國家有顯著區別。在我國目前條件下，會計信息使用者群體可按與資本市場的關系劃分為兩大部分：即上市公司會計信息使用者群體和非上市公司會計信息使用者群體。這些群體對會計信息的需求各有其特點，因此會計目標定位為決策有用觀和受托責任觀并不矛盾，是并行的。

2.3 階段論

另外還有一種觀點是對一元論與二元論的綜合，我們可以稱之為階段論，這種觀點認為我國會計目標的確定，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期適用受托責任觀，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則要將受托責任觀和決策有用觀并行，而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階段，會計目標的重點應是決策有用觀。

2.4現實選擇

綜上所述，會計目標總是要與社會經濟環境對它的要求相適應的，會計環境不同，為滿足會計環境而制定的會計目標就會有所差異。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的不斷加快，我國將不斷兌現各項入世承諾，會計目標的選擇應兼顧現實性與前瞻性，才能保證其具有相對穩定性，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所以與這些環境相適應，我國會計目標應定位為：現階段應采用受托責任觀，但最終目標應該是決策有用觀。該目標的提法是符合我國會計發展所處經濟環境的。將決策有用觀作為最終會計目標，具有獨特的優越性，即這種觀點有利于改變“強經營者，弱所有者”的狀況；有利于會計把企業責任與社會責任結合起來；有利于提高會計信息的質量；有利于規范和發展資本市場，促進社會資本的流動性和社會資源的有效利用。

參考文獻：

第4篇：經濟體制改革的含義范文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這是在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的“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真正領會其中的深刻含義，對于我們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正確把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自覺推動改革實踐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第一，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分配原則的不斷完善。人類社會的任何生產活動都離不開勞動力、資本、土地和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使用這些要素不是無償的，對每一種要素都必須支付一定的報酬，這種報酬就形成各要素提供者的初次分配收入。所以，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多種所有制結構決定了生產要素的多種所有制，在分配上也必須把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在黨的十四大提出收入分配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的基礎上，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允許屬于個人的資本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黨的十五大提出，“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黨的十六大強調，要“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把各類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由確立原則上升為健全制度，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是經濟領域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客觀要求。

第二，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要求。黨的十四大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方向以來，隨著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各類生產要素逐步開始以不同形式參與了分配。這些都從分配制度、分配方式上為充分發揮各類生產要素持有者發展生產力和創造社會財富的巨大作用提供了體制條件，客觀上也提高了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黨的十七大報告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總的部署中，提出了要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的要求。因此，大力發展各類生產要素市場，完善市場機制決定生產要素價格的制度，使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成熟做法進一步規范化，增強穩定性，在各個領域廣泛應用，就會推動資源配置效益最大化成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基礎，煥發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強大生機和活力。

第三，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是充分發揮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的作用、增強綜合國力的必然要求。進入新世紀新階段，如何應對新的科技革命的挑戰是我們必須應對的重大課題。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推進科技進步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核心。體制創新是科技創新的基礎，必須從體制上特別是分配體制上為創新活動提供有利激勵機制，生產要素尤其是技術和管理等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化就是其中的重要舉措。

第四，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是逐步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客觀要求。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收入分配格局，是理順分配關系、促進社會穩定的需要，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關鍵是要完善勞動、資本、技術、管理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使勞動付出的多少、資本配置效率的高低、技術的先進程度、管理的優劣，能夠根據統一市場經濟規則，按照對價值形成的貢獻大小，獲得相應的收益分配。這樣，那些勞動付出更多特別是掌握復雜勞動能力的人，掌握一定的資本和先進技術、先進管理經驗的人，就會逐步進入中等收入行列，壯大中等收入者隊伍，他們創造的社會財富也會大量增加，社會的穩定性也會進一步增強。

第5篇：經濟體制改革的含義范文

［論文摘要］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是貫徹黨的十六大精神，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綱領性文件。《決定》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和任務，指明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上有許多突破與創新。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是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的基礎上形成的，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綱領，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許多方面都有所突破與創新。這些突破與創新，對我們順利完成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明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與目標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總結了黨的十四大以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經驗，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和目標，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內容。

《決定》指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是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增強企業的活力和競爭力，健全國家宏觀調控，完善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強有力的體制保證。主要任務是：“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形成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機制；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完善宏觀調控體系、行政管理體制、經濟法律制度；健全就業、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建立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機制。”《決定》明確了制度、體制、機制的建立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地位，表明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認識已經從基本框架深入到了基本內容，實現了從形式到內容的有機統一。

二、提出了發展的“統籌性”，形成了新的社會主義發展觀

實現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和全面進步是我們黨的一貫主張。這就是說，我們強調的發展不僅僅是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而且是增進全體人民的福祉；不僅僅是推動生產力快速發展，而且是實現社會和諧和全面的進步。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堅持和強調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把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構建在“統籌”的基礎上，強調：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統籌就是兼顧，就是不放棄任何一個方面和領域，協調好改革進程中的各種利益關系，實現所有領域和所有地區的共同發展和共同進步。在統籌的基礎上實現全面發展，在全面發展中貫徹統籌的觀念和理念。正確處理改革、發展同穩定的關系，在深化改革和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基礎上，實現并促進經濟、政治和文化，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協調發展與可持續發展。《決定》提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統籌性”，豐富了發展的內涵，從而形成了全新的發展觀。

三、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黨的十五大指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要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并對股份制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強調：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于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社會主義也可以用。這就在股份制與公有制之間搭起了暢通的橋梁。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肯定了股份制在公有制實現中的地位，而且把它看成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指出：要適應經濟市場化不斷發展的趨勢，進一步增強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的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一方面，標志著我們對股份制的認識更加深刻，更加與時俱進；另一方面，國有企業將加大股份制改造的力度，絕大多數國有企業將走向股份化，國有資產的戰略性調整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也將進入內涵建設階段，逐步形成符合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權力機構、決策機構、監督機構和經營管理者之間相互制衡的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

四、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和作用予以科學定位

改革開放以來，非公有制經濟逐漸進入社會經濟領域，成為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和“重要補充”。黨的十五大恢復了非公有制經濟的本來面目，解決了非公有制經濟的歸屬問題，承認它是不同于公有制經濟的“其他所有制經濟”，強調“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非公有制經濟進入的范圍和領域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肯定了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給以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同樣的身份和待遇，允許非公有制經濟進入各個行業和領域，鼓勵、支持和引導其發展壯大。《決定》指出：“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清理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消除體制性障礙。放寬市場準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共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非公有制企業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其他企業享受同等待遇。”

非公有制經濟不但與公有制經濟處于平等的地位，而且享有同樣的權利和同等的待遇，使人們更加明確：非公有制經濟不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它的存在和發展必將為我國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使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都得到充分涌流。

五、明確了產權的含義和現代產權制度的特征

產權明晰是現代企業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征。但何為產權，則是理論界一直爭論的問題。可以說，產權的含義不明確是制約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理論問題之一。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從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角度，詳細闡述了產權的含義及現代產權制度的特征。

《決定》指出：“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包括物權、債權、股權和知識產權等各類財產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必須建立完善的現代產權制度。現代產權制度具有“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等主要特征。

明確了產權的含義和現代產權制度的特征，有利于解決和明確以產權為核心的各種權利歸屬問題，既維護公有財產權，鞏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也保護私有財產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加快各類資本的流動和重組，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有利于確定和明確各類資產所有者的主體地位，真正體現出誰投資、誰決策、誰受益、誰承擔風險的原則，使所有者和經營者的各項權利都得到保護和保障，增強企業和公眾創業創新的動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礎和市場秩序，加速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與完善。

第6篇：經濟體制改革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無差異曲線；預算約束線

1 我國兩次金融危機的應對實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共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兩次危機。政府干預市場的有效手段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分析我國經歷的1998年和2008年的兩次國際金融危機應對措施，在貨幣政策上都采用降低存款、貸款利率、法定準備金率和超額準備金率。1998年連續三次降低存款、貸款利率、法定準備金率和超額準備金率，2008年下半年央行五次下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四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并暫免儲蓄存款利息個人所得稅。在財政政策方面的措施均采取了擴大投資、稅費改革、優化收入分配格局等方面，綜合運用預算、稅收、貼息、減費、增支、投資等手段，用在基礎設施建設、減免部分稅費、提高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方面，實現了“投資拉動—經濟總量擴大—消費啟動—經濟自主增長”的傳導。尤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應對為甚，2009年伊始，從1月14日到2月25日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國務院常務會議就通過了汽車、鋼鐵、造船等十大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并進行了4萬億元投資規劃；2009年1月人民幣貸款新增1.6萬億元，創歷史新高。在運用金融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同時，進行了區域政策的運用來鞏固已取得的經濟增長成果。國務院先后批復了《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橫琴總體發展規劃》、《促進中部地區崛起規劃》、《中國圖們江區域合作開發規劃綱要》、《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發展規劃》、《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等10個區域性規劃和文件。

2 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理論概覽

分析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首先應從重商主義說起，從時間上說，大約出現在15~17世紀，伯恩斯說：“重商主義可以說是政府所采取的干涉制度，目的在于促進國家繁榮和增強國家力量。它有時又被稱作中央集權下的經濟統治。”重商主義認為國家應積極干預經濟，獎勵出口，限制進口，以增加本國的財富，卻忽視了市場作用的發揮。繼重商主義而興起的是古典經濟學指導下的經濟行為。古典經濟學認為財富與利潤來自生產領域，國家應減少直至取消對經濟的干預，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調節作用，國家只是充當資本主義社會的“守夜人”，古典主義經濟學后經馬歇爾的均衡理論和瓦爾拉斯等人的一般均衡等理論的發展，新古典主義達到了完美的境地。有限職能的政府和作用范圍無限的市場是追求的目標。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大經濟危機，長期的經濟蕭條和大量工人失業讓經濟沉疴難愈。凱恩斯主張國家全面干預經濟以實現充分就業和經濟增長，“從搖籃到墳墓”的政府參與形象描述了當時的社會現象。從20世紀60年代起，英國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國有資產出售的改革運動，對國家全面干預經濟采取極端否定態度，認為經濟上的計劃化幾乎涉及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個人的工作性質、就業差異、分配區別等。這些經濟職能的集中必然引起政治權力的集中和濫用，并導致個人自由喪失，其結果必然是社會的農奴化。相信自由市場能順利地解決一切經濟的問題。

3 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實質分析

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實質是社會資源在二者之間的分配。政府與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出現此消彼長的趨勢，盡管認為出現市場失靈的時候，由政府來解決諸如提供公共物品；保持宏觀經濟穩定；使經濟外部性內在化；限制壟斷；調節收入和財富分配等問題。似乎政府與市場之間是一種互補品的關系，但政府與市場遠遠不是照相機與膠卷的關系那么簡單，至少不是純粹經濟意義上的“互補”。并非離開政府，市場就無法運作；離開市場政府就無所適從，政府是有意識的來調節市場的缺陷，從而完成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因此，二者關系不應界定在互補的范圍內，而應界定為替代品的關系。

政府與市場關系的作用中，時間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變量，與其說時間影響著二者的相互作用，不如說是市場規律在自發的支配其自身的運作。既然市場自發規律是客觀存在的，那么作為政府就不能夠回避這個規律。政府有著強大的宏觀調控部門，有著完善的信息收集機制。在明確市場動態的同時，可以調整自身干預范圍的大小及自身適應機制，從一定程度上建立一個對市場反應靈敏，并能夠及時回應市場要求的機制體系。

分析社會中的經濟現象，可以得知，任何經濟現象都屬于公私的范疇，從國有企業改革產權明晰，權責明確原則的確立到公民私有財產不得侵犯的憲法條文，無不體現著非公即私，非私即公的社會所有權劃分。在這樣的原則下，“私”當然由假設為理性人的私人主體來管理，遵循著自由競爭，優勝劣汰的原則。而“公”則由代議制背景下的政府代為管理，遵循著為委托人服務的原則。二者的共同作用構成了全部的經濟生活。由不同的手段和運行機制構成的不同能力主導著政府與市場關系在經濟生活中的沉浮。

4 理想狀態下的政府與市場作用模擬

我們可以構建動態的圖形來表示政府的作用與市場的作用的關系，之所以稱之為動態是因為需要把時間的因素考慮進去。圖形如下：

圖中橫軸代表政府在資源配置中應起的作用，縱軸代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直線AB表示政府和市場能力的預算約束線。具體而言，市場作用指市場自身的發育程度，包括市場規則的完善程度，合同契約對交易雙方的約束程度，市場的開放性程度。政府作用指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控能力，政府自身部門建設能力，政府維持市場環境能力等。二者的能力組合構成了特定時間政府和市場的能力對社會資源利用的約束。一個國家在不同的時期，此條約束線的位置是在不斷地變化，不同國家在相同時期，此條約束線也是在不斷變化的。而曲線CD則表示政府目標無差異曲線，此曲線的含義是政府在一定時期有自己的發展目標，一旦目標確立，就調動經濟、社會資源去實現。在此曲線上的任意點表示在此曲線上，政府的目標是相同的，可以通過不同規模的政府能力和市場能力的組合來達到，政府的目標在一定階段是相對穩定的。曲線CD向下傾斜表明政府能力和市場能力存在著替代關系，凸向原點表明政府能力與市場能力二者的邊際替代率是遞減的。而用西方經濟學的效率最優解的決定，直線AB和曲線CD相切無疑是最有效率的組合，也即在政府能力和市場作用能力允許的范圍內設置經濟目標是最佳的選擇。

在得出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圖形之后，我們就可以認識到政府一系列的經濟改革可以說是在尋求政府作用能力與市場作用能力組合的約束線與政府目標無差異曲線的相交，也是在不斷地調整政府經濟社會目標，完善自身的發展能力，以期達到最優的組合。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問題不僅是學術界歷來爭論問題，也是政府實踐中無法回避的現實。而在宏觀經濟實踐中，這樣的關系往往是不易捕捉到的。在現實國家中，要么市場發揮作用的范圍不斷擴大，而政府為其提供條件的能力得不到保證；要么是政府干預范圍過多，抑制著市場作用的進一步發揮。反映在圖形中就是，直線AB的位置經常出現變動，在坐標軸上的截距出現變化。例如，在西方發達國家，市場經濟充分發展，“看不見的手”對政府的作用不斷提出新的要求，而在發展中國家，由于傳統的政治體制和傳統的思想觀念使政府的干預范圍過大，其職能出現錯位，市場無法正常發揮作用。而對經濟增長的追求使這些國家對經濟發展的宏觀目標又期望過高。以致經常出現直線AB和曲線CD的背離，達不到最佳的效果。

第7篇：經濟體制改革的含義范文

論文摘要：當前，我國的事業單位改革明顯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和行政體制改革，正面臨著系統性、整體性變革的要求。從非營利組織的視角考察，事業單位改革應以建構非營利組織為主要方向。在這一認識基礎上，該文探討了事業單位改革的利益取向、功能定位、發展方向和治理模式。

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推進，我國的事業單位改革也邁出了實質性的步伐。歷經20多年的努力，事業單位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并在一些領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但較之于當前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政府管理體制由“全能型”向“服務型”的日漸轉變，事業單位改革則顯得相對滯后。

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世界銀行在北京聯合召開的“公共服務部門改革國際經驗與中國事業單位改革國際研討會”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李盛霖指出，“深化事業單位改革是繼國有企業改革、政府機構改革之后，中國面臨的又一項重要任務”。

1.非營利組織：事業單位改革的全新視角

1.1事業單位改革的現狀

事業單位是一類頗具中國特色的社會組織，它以其所擁有的雄厚資源及強大的公共服務能力在中國的經濟、社會及政治領域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目前，中國的事業單位約有130多萬家，職工約3000萬人，其中專業技術人員占62%。全國70%以上的科研人員、95%以上的教師和醫生都集中在事業單位。同時，事業單位掌管著近3萬億元的國有資產，其各項事業經費支出約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1/3。

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延伸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化，事業單位改革始于1984年。事業單位改革取得了相當成效，主要有：一是通過“放權、搞活、脫鉤、轉制”等改革，對經營性事業單位進行了轉制改企；二是財政供養體制由統收統支的“全額撥款”變為“全額補助、差額補助、自收自支”三種形式的預算管理，逐步改變了國家包辦所有事業單位的格局，在此基礎上實行“定額或定項補助”的“收支統管”的預算管理體制；三是隨著政府職能轉變和行政機構改革，按照“政事分開、事企分開”的原則，對事業單位進行分類改革，在加大人事制度、收入分配、社會保險等領域改革的同時，強化了社會事業領域的公共服務職能，不斷增加財政投入；四是在公共事業領域引入市場機制，加強市場準入和市場服務監管。但由于事業單位的復雜性，事業單位改革的艱巨性遠甚于行政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由此導致事業單位改革的整體方案很難確定，在諸如改革方向、改革思路等事業單位改革的一些基本問題上，各方面還未達成比較清晰的共識。因此，22年來事業單位改革主要聚焦于局部改革而非整體改革、主要側重于機制改革而非體制改革。

在積累了近20年事業單位改革經驗、20多年經濟體制改革經驗、近50年行政體制改革經驗的基礎上，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提出“按照政事分開的原則，改革事業單位體制”的要求，這為事業單位改革的全面推進奠定了基調。

1.2非營利組織：事業單位改革的新選擇

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NPO），泛指那些不以營利為目的、主要開展各種公益性或互益性社會服務活動的民間組織。這一概念在出現之初，主要指美國社會中根據聯邦稅法獲得減免稅待遇的特殊組織，20世紀80年代以后開始流行并被廣為使用，逐漸成為學術界通行的，具有固定含義的國際化、全球化、一般性概念。

非營利組織是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種基本社會組織形式，具有非營利性、非政府性、志愿公益性三個特性。非營利性是指非營利組織不應具有明確的牟利宗旨或動機、不具有利潤分配機制，其財產及財產收益歸屬于社會。非政府性是指非營利性組織具有自治性，決策機制不依賴于政府，組織上獨立于政府；具有草根性，不存在自上而下的等級體系，是一種網絡式、扁平式的組織結構；不存在壟斷性的權力控制和支配機制。志愿公益性是指非營利組織的資源主要來源于社會，是通過志愿服務和社會捐贈形成的，其運作管理要接受社會的監督。

非營利組織理論的興起和非營利組織在國內外的發展，為我們進行事業單位改革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借鑒。加強對非營利組織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對于我們推進當前正在進行的事業單位改革，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和十分重要的作用。

從歷史起源來看，現在的醫療、教育、文化等行業的單位，最初都是社會創辦的，而不是國家或市場創辦的，本質上都是社會服務機構，具有非營利的屬性。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體系承擔了全部的社會服務。目前，我國正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原來所承擔的部分社會職能也要逐步交給社會。我國事業單位提供的社會服務的性質，決定了其宗旨是公益性的，而事業單位的公益性宗旨，決定了事業單位能夠成為非營利組織。隨著我國事業單位改革的推進，有些從事公益性活動、能夠獲得公益性社會資源的事業單位在逐步脫離政府，逐步向非營利組織轉型。

從實踐層面來看，我國在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過程中也逐步提出了非營利組織的概念，涌現出大量的非營利組織。建國以來，我國非營利組織有過7次發展高峰，經歷了3次大規模的清理整頓，自身生存和發展能力有了一定提高。從官方統計數據看，截至2004年底，全國各類非營利組織達28萬多個，其中社會團體近15萬個，民辦非企業單位13.3萬個，基金會902個。目前，我國“民間組織已經遍布全國城鄉，涉及社會各個領域，初步形成了門類齊全、層次不同、覆蓋廣泛的民間組織體系”。

非營利組織在中國的興起，是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出現的新事物，是在企業——市場體制和政府——國家體制之外出現的一項重大的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非營利組織的發展為我國事業單位改革提供了全新選擇和難得契機，筆者以為，我國非營利組織的蓬勃發展和成功實踐，將會為我國的事業單位改革提供強大推力。

2.事業單位改革：利益取向和功能定位

2.1事業單位改革的利益取向

毋庸諱言，事業單位改革的成敗與事業單位的利益密切相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事業單位既有利益的維護程度，因此，事業單位改革應保證事業單位的利益得到足夠的尊重和維護。從非營利組織的發展要求來看，事業單位改革的利益取向應包含以下幾方面：

2.1.1事業單位的利益追求是多元的。從公共管理的基本愿望出發，事業單位應該是公共利益的實踐者、團體利益的維護者、個人利益的滿足者。在利益追求的過程中，事業單位以滿足科研、衛生、教育、文化等各領域中公眾、團體、個體的利益需要為前提。從價值目標出發，事業單位的利益追求必須滿足兩個方面的效益：一是社會效益的實現，一是經濟利益的實現。而且在一定時期和一定區域內，注重社會效益實現的愿望應該超過對經濟效益的訴求。

2.1.2事業單位的利益必須是變化的。社會形態的變遷、經濟方式的轉變都要求事業單位有不斷變化的利益追求。在過去的一百年中，中國社會形態的多元共生、多形態共存與轉化現象決定了事業單位利益的不穩定，因此，事業單位的利益應隨社會形態中主流社會形態的變化而變化，并在不同區域顯示出不同的特征。

2.1.3事業單位的利益實現必須以社會成員的信任為基礎。事業單位存在與否取決于政府和市場的雙重認可。政府的認可是指政府的法律和制度允許它以某種方式存在，市場的認可是指市場經濟的規則下它能夠在競爭中不被對手擠垮，它的成果能獲得社會成員的認可。在雙重認可下，社會成員對事業單位的信任是基礎。沒有社會成員的信任政府不會支持，不符合市場規則就會被市場淘汰。

2.1.4事業單位的利益以事業單位的產品/服務質量為基礎。事業單位輸出的產品大多是科研成果、醫療服務和教育文化產品/服務。這些產品/服務是思想、智慧和技術的結晶，是廣大社會成員的精神動力。因此，事業單位在實現自身利益需求的時候，必須始終把產品/服務質量放在第一位，并以社會成員的公正評價為基準。

2.2事業單位改革的功能定位

良好的利益選擇決定事業單位的基本功能。從基本國情和非營利組織的內在要求出發，我國的事業單位改革應該堅持三個方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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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科技、衛生、文化和教育資源的聚集者和保護者。事業單位承擔的重要社會責任，是其他社會組織不可替代的。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事業單位有必要成為科技、衛生、文化和教育領域的人力、物力、財力和信息資源的組織者和聚集者，把分散留存在社會各個角落的、不集中的、力量脆弱的人力及人的智慧、物力及物的有效性、財力及財的可流動性統統聚合在一起，以各種團隊的形式存在，從而避免各種資源的流失和浪費，使各種人力資源、物力資源、財力資源和信息資源得到有效的保護。

2.2.2各種科技、衛生、文化和教育資源的有效配置者。事業單位應按照法律規定，按照事業單位的運行規則合理有效地配置各種資源，包括：在所轄范圍內提升自己所擁有的資源的能力，通過開發、培養使資源獲得新的適應社會發展的力量；實現資源價值的進一步開發，特別是在對資源潛力的挖掘上及可持續利用方面不斷蓄積新的力量；調整結構，進行資源的重新組合，優勢互補，實現資源效能的最大化。

2.2.3科學理論的創新園地和科學理論驗證的實驗基地。無論是科學技術成果還是各類藝術成果，事業單位都是最強有力的提供者。對于科學技術產品的開發、衛生服務的提供、文化產品的制造和教育產品的生產，事業單位都是實驗基地。事業單位一方面要不斷進行各類理論創新，另一方面必須把理論成果進行實驗證實。筆者認為這個過程既是事業單位功能的最大釋放，也是事業單位對整個社會的最大貢獻。

從利益取向到功能定位，我國事業單位改革的前景逐漸明晰。回望事業單位的發展歷程，我們發現事業單位的發展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遭遇到諸多問題與困難，并且不斷受到社會各方面的指責。事業單位面臨著改革的困惑，面臨著政府發展的挑戰，面臨著市場競爭的壓力，如何選擇改革的方向和模式，直接關系到事業單位改革的成敗及未來命運。

3.事業單位改革：發展方向與治理模式

事業單位改革的實質是公共服務由國家機制提供轉為由社會機制提供。從新公共管理發展的實踐來看，公共部門向社會轉移資源是社會轉型的重要內容與客觀要求，而事業單位非營利化應是上述要求的具體體現。因此，筆者認為目前事業單位可以按照公益性的程度和其受益人特質進行分類改革。對于那些具有政府職能的事業單位，應將職能回歸政府；提供市場化服務的事業單位應向現代企業方向改制；具有較強公益性和服務對象特殊性的事業單位，可以按照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非營利組織管理模式進行改革。

3.1以公眾為導向——公益運作型治理模式

以公眾為導向的非營利組織主要提供公共性較高、市場性較低的公共服務產品。這類組織是我國公共事業組織的主體，也是事業單位體制改革的重點，主要包括基礎研究、基礎教育、公益文化、公共衛生、社會福利、環境保護等領域的公共服務機構。對于這類事業單位，應以公眾為導向，按照“政事分開”的原則，采取公益運作型的組織模式進行改革。在登記授予其獨立法人資格的同時，對其業務活動范圍做出明確界定，并撤消其享有的行政級別。組織治理結構可參照現代非營利機構的運營模式，實行理事會主導。經費主要依靠財政撥款和社會公益贊助。財政撥款主要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和項目捐贈實施。對這類事業機構的管理，政府一般不再直接干預其日常業務活動，主要通過對其事業發展提出指導性意見、實行項目管理、對其經營績效定期進行評估、財務定期審計等方式進行，并建立社會監督機制，定期向社會公布組織運行情況。

3.2以顧客為導向——服務收費型治理模式

以顧客為導向的組織是為特定需求的個體顧客提供公共服務產品。這類服務一般具有一定公共性和較高的市場性。其特點是業務成本可以通過服務性收費來補償，并適當獲取利潤。例如郵政與公共交通系統、大學、養老院等。這類事業單位一般都擁有比較穩定的財源，也常得到政府等組織的補貼，通常具備自主經營、自主管理和自我發展的能力，可以作為經濟主體參與市場競爭。對于這類事業單位的改革，應以顧客為導向，按照有償服務的原則，采取服務收費型的治理模式進行。借鑒企業的基本治理模式，實行執行長官(CEO)主導，轉換經營機制，采用經濟核算制，實行企業化管理。

3.3以成員為導向——會員互益型治理模式

以成員為導向的組織僅向其成員提供服務，提供的是市場性較低、公共性也較低的公共服務產品。如各種行業協會、商會、學會、俱樂部等。對于這類事業單位，可以以成員為導向，采取會員互益型的治理模式。通過向會員收費，在會員范圍內提供服務。由于涉及成員的具體利益，管理者多數需聘用業內專業人士，有較高的工作效率。對于這類事業單位以自行管理為主，建立共享式治理結構，實行理事會治理模式。

3.4以市場為導向——市場競爭型治理模式

對于現在大量存在的、屬于生產經營范圍的、提供市場性高、公共性低(公益性較弱)的準公共服務產品的事業單位，如應用開發型科研機構、職業培訓機構、社會中介機構、一般性藝術表演團體、新聞出版機構、廣播電視機構等，必須以市場為導向，按照“政企分開”的原則，采取市場競爭型組織模式，核銷其事業編制，使其轉變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在轉制過程中，國家可向他們提供免稅減稅、貼息貸款、放寬經營限制等優惠，使其最終成為現代企業制度下的公司，實行公司治理模式。

最后，對于那些承擔政府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按照“政事分開”的原則，應將職能回歸政府，由政府主導，實現社會和國家目標。

值得注意的是，針對不同類型的事業單位進行分類改革，目的是提高組織配置資源的有效性，促進公益目標的實現。在大量社會需求促進競爭加劇的市場環境下，無效率的非營利組織也會被淘汰出局，只有堅持“做好事也要精益求精”，才能不斷提高事業單位的社會效能，更好地實現事業單位的公益宗旨。以上提及的事業單位改革的發展方向和治理模式，不管采取何種模式，還需要社會變遷、體制改革、人事制度等相關配套措施，因此，我國的事業單位改革仍然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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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俞可平.引論：治理與善治[A].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第8篇：經濟體制改革的含義范文

讓我們來舉些例子。

比如，如何看待“暴發”？暴發者，短時間內積累了大量財富。當我們看到那些手持“大哥大”，出入大賓館，出門坐轎車的“大款族”，心里或許會掠過一個名詞：“暴發戶”。誠實勞動哪會如此賺錢？一定是昧著良心賺了黑錢。是的，平均主義盛行時，出現“大款”是不可思議的。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那些在市場經濟中有廣闊前景的科技成果的發明者，那些善于抓住市場缺口、勇于在市場競爭中搏擊風浪的獲勝者，那些盡力拼搏，為祖國爭得巨大榮譽者，或許也會在一夜之間成為百萬富翁。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看，這有什么不合理的呢？此暴發，實為特殊貢獻的合理回報而已，不僅不應非議，而且還該提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生的合理利益差別，恰恰是推動市場經濟發展的驅動力之一。當然，昧著良心賺黑錢的暴發依然為人們所不齒，但這并非規范化的市場經濟的合理產物。同為暴發，緣由不同，所產生的價值判斷也會不同。看來，我們確有必要重新審視一下暴發的內涵。

同樣，如何看待冒險家？是的，我們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肯定冒險的社會進步意義。漂長江，登懸崖，在同大自然的搏斗中，我們已經頗具冒險精神。但在原有的經濟條件下，我們在經濟生活中卻難于冒險、難有作為。現在不同了。市場風云瞬息萬變，波峰浪谷間反差極大。善于駕馭波峰涌起時的動能和浪谷下滑時的勢能，我們便能自如地在海上沖浪；優柔寡斷者是難以成大業的。看準了，大膽干，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準，即科學預測。即使屬科學的預測，在未來發展中也會有不少可變莫測的因素，風險在所難免。因此，在風云變幻的經濟之海中行舟，沒有冒險精神是決計不行的。冒險包含著失敗的可能，冒險的失敗者同樣有功勞，正因為這失敗，才為自己和別人闖出了一條通向成功的道路。對這樣的冒險家，我們不是也同樣懷著敬意么？

我們依然提倡勤勞致富。雖然中華民族素以勤勞著稱于世，但中國并未因此已經跨入發達國家的行列。重新審視一下，我們也許會發現，我們曾經有的，時常是蜜蜂式的勤勞：簡單的產品重復，除了量的擴張，少有質的變化和品種的更新。因為無視市場，這勤勞便演化成一種笨拙的盲目。在新的條件下，我們依然需要勤勞。只是這勤勞中充滿著市場眼光、知識和智慧，是順應市場發展的機智的勤勞。此勤勞和彼勤勞，并非都能致富。

甚至，在股市發展起來以后，“投機”的含義也引起了爭執。有股票必有股市，有股市必有投機。于是觀念上的問題又出現了：既然股市投機是股市發展的合理行為，那么經濟生活中的投機又該如何看呢？孰是孰非，恐非簡單的肯定或否定所能奏效。

第9篇：經濟體制改革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公共財政；私人財務；政府財政；公共財政論；國家分配論

在我國，研究公共財政問題是近年來的事情，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在我國是否適用，也成為廣大財政理論和實際工作者共同關心的問題。筆者擬就公共財政的一些理論問題談些自己粗淺的認識。

一、對公共財政概念的重新認識

討論公共財政問題，首先必須弄清公共財政的概念。筆者認為：

（一）公共財政是與私人財務對應的概念，是對政府財政的客觀要求

公共財政是與私人財務（財政）對應的概念，它是代表社會公共利益，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而進行的收支活動。這里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指廣大民眾的利益和需要。公共財政行為目的的社會公共性，是公共財政與私人財務的區別所在。從行為特征上看，公共財政是一種收入和支出活動，這構成公共財政與其他公共行為的本質區別。

顯然，我們這里對公共財政概念的定義與傳統說法有一定差異。按照傳統觀點，公共財政就是公共經濟，就是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行為，由于政府的職能主要是提供公共產品，因此，公共財政幾乎成了政府的同義詞，這顯然是不準確的。在這里，我們將公共財政表述為一種代表社會公共利益，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而進行的收支活動，是強調公共財政作為一種收支活動的行為寓意，也是突出公共財政作為政府實現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的一種工具和手段與政府本身在概念上的區別。

公共財政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社會公共利益和這種利益的載體棗公共需要的存在，這是公共財政存在的一個必要條件，它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公共財政作為公共利益和社會公共需要的實現手段存在的必要性。公共財政作為一種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動，其實施主體是一定時期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在國家和政府存在的條件下，主體的責任自然應該由國家和政府來承擔。因此，國家財政必然是公共財政。

國家財政的社會公共性首先是由國家和政府的社會職責和功能決定的。國家及代表國家的政府是社會管理者，當然也是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體現公共利益并使之得到實現，是國家和政府的一項最為重要的職責，因此，國家財政必須是公共財政。不體現和實現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政府財政是不正常的和有缺陷的。從這一意義上說，公共財政是對政府財政的一種客觀要求。

（二）公共性是政府財政的一般性質

按照傳統觀點，公共財政是政府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行為，它的產生和存在是市場機制天然存在的缺陷使然，也就是說，由于市場機制在配置資源方面有一些自身無法彌補的缺陷，因而需要政府出面通過提供公共產品的方式來對市場缺陷加以彌補。顯然，這里是將市場經濟當作公共財政存在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公共財政是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的表現形式。對此，筆者有不同的看法。我們認為，公共財政不是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的特殊性質，而是政府財政的一般性質，因為體現和實現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政府財政的共同出發點和歸屬，不論任何社會形態的政府財政都是如此，在這里所不同的只是由生產力水平差異決定的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層次，以及由生產關系決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范圍。

這里可能會有一個疑問，即我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政府財政涉足了大量私人財務的事務，它是否具有公共財政的性質，如有例外，如何解釋公共性作為政府財政一般性質的論點。筆者認為，我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政府財政仍然是公共財政。在這里，主要的問題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私人的個別需要被控制到了最狹小的范圍內，相當部分個別需要被異化為公共需要，或者被采取了公共實現的形式，正是這種私人需要的個別性與其實現形式公共性的不協調，才導致了計劃經濟體制在提供私人產品，滿足個別需要方面的低效率，這種低效率正好從另一角度說明了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的公共屬性。我們不能因為某種機制在操作上的不正常而否認機制本身的存在，同樣的道理，我們也不能因為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代行了許多私人財務的職能而否認政府財政的公共財政性質。

（三）公共財政的意義在于對政府財政職能作了合理定位

之所以要強調政府財政的公共財政性質，是因為公共財政對政府財政作了合理定位，它明確了政府財政的職責范圍和主要功能，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則將政府與市場配置資源的范圍及其分工作了合理的劃分。公共財政強調納入政府財政范圍的應該是具有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事務，對那些私人利益和個別需要，政府只能為其正常實現提供外部條件，而不必直接參與其實現過程。因為私人利益和個別需要有其自身的實現機制，個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使私人利益和個別需要的實現具備了充足的微觀動力，因而政府不必直接介入其實現過程；同時，個別需要所體現出的千差萬別的個體偏好，使政府不能直接參與其實現過程；此外，個別需要的實現完全可以按照等價交換的原則在個人之間進行，這種等價交換的過程一方面滿足了購買者對商品物質形態的個別需要，另一方面則滿足了售賣者對商品價值實現的追求。與此不同的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社會公共需要的滿足很難按照等價交換原則來實現，其實現的責任只能主要由政府承擔。可見，社會成員的個別需要的滿足和實現不必也不能由政府財政來實現，而社會公共需要則應該主要通過政府渠道得到滿足，政府財政實質上是為滿足公共需要而存在的公共財政。公共財政界定了政府配置資源的范圍，即政府財政直接配置資源的范圍應該在公共需要的領域內，其意義在于對政府財政職能作了合理定位，它強調政府財政的社會公共性，并在概念上將政府財政與私人財務區別開來。

二、公共財政論與國家分配論的關系

近年來，隨著公共財政理論在我國的傳播和發展，公共財政論與在我國有廣泛影響的國家分配論之間的分歧也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有些堅持國家分配論的人認為，公共財政否定了財政分配的國家主體性，是對政府財政職能范圍的縮小和肢解。堅持公共財政論的人則將國家分配論當作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一種落后的、過時的理論，認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是公共財政，國家分配論已經不再適應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對以上兩種觀點，筆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我們認為，任何理論的產生和發展都有它特定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背景，社會科學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更要受特定時期、特定社會條件的制約，因此，我們很難說什么理論是先進的，什么是落后的，只要對社會經濟發展有一定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就值得去學習和研究，況且，國家分配論曾經在我國財政理論界有著最為廣泛的影響，它對指導我國特定時期的財政實踐發揮過積極的作用，盡管它的一些用于指導計劃經濟體制下財政實踐的管理原則和理論已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內涵棗摬普墓抑魈逍詳卻仍然反映了財政活動的一般特性，因而并沒有過時。這里必須澄清對國家分配論的兩種誤解：一是將傳統理論當作國家分配論的全部；二是將國家分配論誤解為由國家統攬一切分配的理論。其實，在傳統體制時期產生的國家分配論的理論觀點只是其在特定時期，根據特定的實踐背景提出的理論，而不是國家分配論的全部，它也可以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國家和政府職能轉變的要求，繼續研究和提出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家分配理論；國家分配論也不是由國家統攬一切分配的理論，它只是強調財政分配中的國家主體性和主導性，在這種主體性和主導性的基礎上，國家分配的范圍是由一定時期國家職能范圍決定的。從這一意義上說，國家分配論也沒有過時。

在我們看來，國家分配論和公共財政論兩者的主要觀點并沒有本質的分歧，不同的只是其強調的側重點，比如國家分配論強調財政行為主體，公共財政論強調財政行為的目的和范圍；國家分配論突出財政產生與國家產生的本質聯系，公共財政則突出國家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與私人財務在活動范圍和原則上的區別。在這種外在形式差異的背后，兩者的基本立足點卻是相近甚至是相同的。表現為，摬普之所以成為公共財政是因為它是一種代表公共利益、實現公共需要的財政活動，在國家存在的條件下，這種財政活動的主體當然只能是國家和政府，因為國家和政府是公共利益的當然代表，公共財政實質上是對政府財政職能的定位，是從另外的角度對國家財政的定義。可見，公共財政論也是以國家主體為基本立足點的，這一立足點構成公共財政論和國家分配論最本質、最關鍵的共同點。在這一共同的基本點上，公共財政并不會縮小國家財政的范圍，也沒有肢解政府財政的職能，因為政府財政職能范圍的變化是圍繞國家職能范圍的變化而變化的，在這里，起決定作用的是一定時期的經濟體制及由之決定的國家職能的大小，而不是公共財政本身。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將計劃經濟體制下由政府承擔的私人需要的實現歸位于市場，使社會公共需要和個別需要都有其穩定的、更有效率的實現機制，并建立以彌補市場缺陷，為市場機制正常運作提供外部條件的公共財政運行體制，是經濟體制改革對政府職能轉化的要求，也是對政府財政職能所作的合理定位，這并沒有否定財政的國家主體性，也沒有肢解政府財政，而是按照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范圍及由之決定的公共需要的范圍調整了傳統體制下政府財政職能越位和缺位的狀況，將政府財政的職責和功能規范在公共服務領域，使其更加合理和完整。

三、我國建立公共財政理論體系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尊重不同社會條件下公共財政的特性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我國財政應該是一種公共財政的結論，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更應該重視政府財政的這種公共特性。對這種公共特性的研究西方發達國家已經有很長的歷史，取得了很多科學反映公共財政運行一般規律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是人類的共同財富，因而也是我們在研究公共財政理論時應該盡量去學習和借鑒的。但是，筆者不贊同目前學術界普遍存在的一種傾向，即過分強調不同時期、不同社會條件下公共財政理論的共性而忽視其特殊性的傾向。我們認為，由于生產力水平和經濟基礎不同，公共財政理論所參照的實踐基礎也不相同，因而在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以及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受社會經濟條件的影響，公共財政理論也會有一些差異。我國是一個正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換的發展中國家，生產力水平較低，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尚不完善，市場機制也正在發育過程中，政府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互補關系和相應的機制也遠未理順和形成，由此決定了我國的公共財政理論研究應該體現自己的特點。那種過分強調公共財政理論的共性，忽視和否定其不同的實踐基礎，在理論研究上局限于對西方財政經濟理論的簡單傳播，甚至在表達方式上也模仿西方公共財政學是不可取的，也是十分有害的。這就要求我們在學習和借鑒西方科學的管理理論和方法的同時，本著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科學精神，以我國的基本國情為實踐基礎，探討和創立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公共財政理論，并以此為我國的公共財政實踐提供指導，這才是目前我國財政理論工作者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

（二）重視對轉軌時期公共財政制度的研究

近年來，我國財政理論界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共財政理論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實踐起點選擇上的誤區，即往往將目標體制作為理論研究的實踐起點，按照西方公共財政理論的一般原理，設計出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公共財政管理模式，并試圖照搬這種模式去解決特殊體制時期的特殊問題，其結果當然收不到好的效果。我們認為，對目標體制下公共財政管理模式的理論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它遠不是當前公共財政理論研究任務的全部。目前我國正處于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這種轉軌的實踐是中國所特有的，轉軌過程中的社會經濟矛盾及其表現形式既不同于計劃經濟體制時期，也不同于目標體制時期，具有很多特殊規律。因此，在舊的運行系統及其管理規則正逐漸失效，新的體系及其規則尚未完全建立起來的特殊歷史時期，政府財政應該實行怎樣的管理模式，面對經濟運行機制的某些特殊矛盾，政府財政應該采取怎樣的政策，政府如何應用財政手段來促進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在建立目標體制的過程中政府財政如何發揮積極作用等等，這些實踐問題是西方現成的公共財政理論所無法解決的，需要我們在理論上進行開創性的探索和研究，并形成有針對性的、系統的理論，為解決實踐問題提供正確的指導。這就要求我們正確選擇財政理論研究的實踐起點，重視對轉軌時期社會經濟規律和公共財政規律的研究，使政府財政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能發揮更好的作用。

（三）重視對我國公共財政應用理論的研究

我國傳統財政學研究重點更多地局限在對財政的產生和發展、財政的本質、職能和體系等基礎理論問題上，過去形成的一些有較大影響的學術流派也主要側重于在以上基礎理論問題上獨樹一幟，并沒有形成與其基本理論相配套的應用理論體系，使財政學這門應用性極強的學科總帶有一些抽象、空洞的色彩，削弱了其為解決實際問題所應有的作用。近年來這種現象有所改觀，但遠未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目前我們在財政應用理論研究方面存在許多問題：一是財政應用理論的研究仍然是零星分散，不成體系；二是財政應用理論的研究在時間上往往滯后于實踐，缺乏必要的超前性，僅僅成為國家政策出臺后一種撚皵性詮釋；三是財政應用理論的研究往往側重于對現行制度和體制的剖析，弱化了理論的創造性和客觀性；四是財政應用理論的研究往往脫離中國的客觀實際，在理論體系和政策措施上側重于套用西方模式，使財政應用理論的成果缺乏針對性。以上財政應用理論研究中存在的問題直接影響了我國財政理論的正常發展，也成為我國財政改革往往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要求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今后對公共財政理論的研究中必須加強對社會經濟實踐有直接指導意義的應用理論的研究，使我國財政理論體系更加完善，也使我國財政理論研究能真正發揮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應有作用。

（四）實現我國公共財政理論的本土化

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由于我國的經濟管理模式在向市場經濟模式轉化，因此，學習和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管理理論和經驗成為理論研究的一項重要任務，這本身是無可厚非的。問題在于，我們在對西方財政經濟理論的學習和借鑒過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一些盲目和盲從的非理性現象，將正常的學習和借鑒引入歧途。這里有兩種傾向尤其應該擯棄：一是重傳播，輕研究，在自己的理論著述中往往肆無忌憚地抄襲西方理論，這不但對理論研究沒有意義，而且敗壞了理論研究的風氣；二是重形式，輕內容，僅僅將西方財政經濟理論作為一種時尚，作為一種標榜自己學識的工具，不論是否有針對性，是否適用，盲目套用西方經濟學的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使一些理論著述文字晦澀難懂，甚至文理不通，讓人不知所云。要使公共財政理論真正發揮其應有作用，必須強調其本土化問題，這是由公共財政理論作為社會科學理論的特點決定的。我們要廣泛學習和吸收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和公共財政理論，但對這些理論的學習不是盲目的照搬照套，也不是從理論到理論的簡單傳播，更不是將西方理論當作一種裝飾外表的花環。在這里，學習的目的是消化、吸收并為我所用；是與中國的實踐結合起來，發展成為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公共財政理論。我們強調公共財政理論的本土化，并不是對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和公共財政理論的簡單排斥，而是強調以我國的具體情況為理論研究的出發點，以解決我國的財政經濟理論和實踐問題為研究的目的，形成能體現市場經濟一般規律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殊規律的公共財政理論體系和觀點。

公共財政理論本土化首先是其實踐基礎的本土化，這一點在前面已多次強調，也就是說我們進行公共財政理論研究的實踐基礎不是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財政經濟實踐，而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其實現過程。我們的研究必須考慮中國現實的生產力水平及其對公共財政的承受能力；考慮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及其發展變化趨勢可能對公共財政制度帶來的影響；考慮中國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慣性及由之決定的公共需求范圍與西方國家的差異；考慮我國的政體及其決定的政府機構規模和結構；考慮中國特有的復雜的政企關系及其對公共財政體制形成和完善的影響等等。毫無疑問，實踐基礎的本土化，是公共財政理論本土化最重要的含義，是我們在公共財政理論研究中最應該重視的問題。

公共財政理論本土化的另一重要含義是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的本土化，這是一個容易被人忽視而又十分重要的問題。在前面我們曾經談到，目前我國經濟理論研究中有部分研究者盲目模仿西方經濟理論的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使其著述晦澀難懂，甚至文理不通，這不僅影響學習和研究的質量，而且也是一種不健康的文風。我們提倡在理論研究中保持本土化的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也就是要按照漢語言的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來傳導自己的學術思想和研究成果，寫出中國人能看得懂的文章，對西方理論的翻譯介紹也應該盡可能地符合漢語言的表達方式。這實際上是對我們的理論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真正弄懂了西方財政經濟理論，并對中國國情有充分了解的人，才有可能真正做到用自己民族的語言來準確地表達異國的理論，也才可能在此基礎上將西方理論消化吸收為自己的東西，并發展為自己的研究成果。可見，公共財政理論的本土化不但是一個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的技術問題，也是提高研究人員素質、端正研究作風、提高研究質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