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安全的重要論述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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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糧食安全的重要論述范文

關鍵詞:糧食生產;氣候影響;河北省

中圖分類號:P4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432(2010)-08-0169-1

應對氣候變化與保障糧食安全成為全球關注的熱點問題。作為農業大省,河北省的糧食生產對全國糧食安全具有重要的作用。

1 氣候變化對河北省農業生產的影響

極端天氣事件的增多使糧食產量波動加大,農業生產面臨巨大的自然風險。氣候變化導致河北省主要糧食作物生產潛力下降、不穩定性增加。在氣候變暖背景下,河北省農業氣象災害、農業病蟲害等都呈加劇趨勢,造成糧食生產能力降低、減產幅度增加。同時,氣候變化增加了土壤水分、有機質和氮的流失,加速了土壤退化和侵蝕,削弱了農業生態系統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研究結果表明:河北省冬小麥氣候適宜度下降,速率為每10年下降0.012;冬小麥氣候產量波動性逐年增大,近年波動最明顯;氣候產量呈下降趨勢,平均每十年畝產減產3.5kg。因此,對于河北省糧食安全問題,必須采取必要措施,增強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為社會長期安全穩定的持續發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撐。

2 氣象災害對河北省糧食生產的影響

河北省每年因氣象災害造成的農作物受災面積達600萬公頃,直接經濟損失100億元以上。主要災害有干旱、洪澇、風雹、低溫凍害等,其中旱災影響最為明顯。

干旱造成河北省農作物受災、成災面積逐漸擴大。近50年來,河北省干旱影響范圍呈增加的趨勢,尤其是夏季干旱影響范圍擴大趨勢明顯,速度為每十年增加3.2%,作物受災(成災)面積呈逐年上升趨勢。

河北省暴雨年際變化大,嚴重洪澇對糧食生產危害嚴重。河北省屬于季風氣候,年降水量大多集中在盛夏的幾次強降水過程,由于降水時間集中、持續時間長等特點,易造成局地農田排水不暢,使土壤水分長期處于過飽和狀態,從而導致農作物受害。

風雹是河北省夏半年主要氣象災害之一,災害影響僅次于旱澇。全省每年因遭受風雹襲擊而造成農作物減產和絕收面積平均在9萬公頃以上。據統計,1990～2006年,全省因風雹災害受災面積每年達60萬公頃,部分年份超過100萬公頃,造成糧食大幅度減產。

在氣候變暖背景下,自80年代開始河北省冬小麥凍害發生頻率呈下降趨勢,凍害發生時間也發生了明顯變化。80年代以前凍害主要發生在越冬中期,進入90年代后凍害易發生在越冬初期或越冬末期,返青至拔節期出現凍害的次數逐漸增加,對冬小麥生長影響很大,1980年、2006年河北省冬小麥就因凍害而嚴重減產。

3 氣候變暖導致水資源短缺加劇,影響到農業生產水平

目前,河北省水澆地僅占耕地的2/3,其余1/3的耕地并無水源保障。在氣候變暖背景下,農業生產需要更多的水分供應,而河北省自然降水量呈下降趨勢,大部分地區自然降水都不能滿足作物生長需求,需要開采地下水來補給。同時,可利用水資源量也處于減少的態勢,地表水資源和地下水資源均逐年減少。研究表明,降水減少、氣溫升高是造成水資源減少的根本原因。在氣溫升高、降水和水資源減少的情況下,水資源的短缺將嚴重影響河北省農業生產水平。

4 氣候變暖導致河北省農業生物災害危害加重,損失增加

氣候變暖將使河北省小麥、玉米等主要糧食作物病蟲害發生面積擴大,危害加重。1986年以來,河北省大部分年份出現暖冬天氣,造成主要農作物病蟲越冬基數增加,病蟲發生或遷入期提前,危害期延長。

在氣候條件適宜的年份,小麥條銹病將有“南下”發展的趨勢,高溫高濕型紋枯病病情將向北擴展,有可能發展成為發病最廣、危害最大的農業病害。農業氣象災害的頻發,加重了部分病蟲害的發生、蔓延。

5 河北省農業生產應對氣候變化的對策建議

5.1 把適應氣候變化作為河北省應對氣候變化的優先戰略,把促進農業生產和保障糧食安全作為河北省應對氣候變化的首要任務

高度重視和著力防御減輕極端氣象災害對糧食生產的不利影響,加強農業氣象災害應對防范體系建設,加大農業抗御自然災害的投入力度,提高農業抗御自然災害工程標準?？茖W調整農業種植布局,合理配置糧食生產最優資源。

5.2 要特別注意應對極端氣象災害對河北省農業生產和糧食安全的威脅,并適時加大糧食儲備,以備萬一

立足于防大災、防巨災、防持續性災害,克服豐年麻痹放松、歉年緊張過度的思想,在提高河北省糧食儲備的同時,根據不同時期天氣氣候形勢和糧食生產形勢,科學調整糧食收購政策和儲備決策,以備不時之需。

5.3 重視農業氣象災害監測、預測和防御,最大限度地減輕農業氣象災害造成的糧食損失

第2篇：糧食安全的重要論述范文

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紹：我1987年畢業于鄭州糧院，曾經背過麻包、殺過害蟲、下過工廠、看過圖紙、談過合同，先后從事過糧食倉儲、調運、糧食工業、市場監督檢查等工作。2009年調入區糧食局綜合業務處，主要負責糧食應急具體工作。

黨的十七大以來，全黨掀起了深入開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按照局黨組的統一安排，現結合自己的本職工作從五個方面談談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體會。

一、糧食應急工作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體現。糧食安全是國計民生的基礎，建立糧食應急供應保障體系，是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是維護社會穩定，確保糧食安全的重要舉措。為進一步保障糧食安全，確保糧油市場供應，保持市場價格的基本穩定，提高我區糧油應急處置能力，從2009年起，局黨組以建立糧食應急保障體系，強化我區糧食應急供應手段為突破口，從六個方面穩步推進我區糧食應急工作。一是根據《寧夏糧食應急預案》規定要求，建立了統一指揮、功能齊全、協調有序、運轉高效的應急調度機制。二是建立、健全了應急價格監測機制，設立28個自治區級、5個國家級糧食市場監測點，每周糧食價格動態。三是面向社會建立了包括36個自治區應急成品糧油承儲單位的儲備體系，形成了人員精干的聯動響應機制。四是強化了應急物資保障能力。全區應急成品糧儲備達到8500噸，應急食用植物油儲備4350噸，能保證5個地級市城區人口10天的口糧和全區總人口一個月的口油供應。五是確立了應急糧油加工體系和供應網絡。遍布全區的25個糧油應急定點加工單位和57個應急定點供應單位，有效保證了應急狀態下糧油和糧油制品的糧食加工和供應。六是整合應急加工單位及社會應急運輸資源，保障了糧食應急運輸，確保應急糧食供應。九月份舉行了糧食應急預案演習，充分驗證了我區糧食應急體系的響應能力，為構建和諧寧夏提供了物質保障和必要應急措施。

二、增強服務意識，做好糧食應急工作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茖W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而糧食應急保障工作無不體現著以人為本的理念。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深入，行政機關和行政領導的職能也由決策領導向服務轉化，由行政命令向行政指導轉化。作為糧食行政主管部門的一個業務處室，必須圍繞三個方面開展工作：一是為黨委、政府服務。二是為民眾服務。三是為局領導決策服務。應急工作中，通過市場監測體系的建設，為領導提供準確價格信息，為政府提出了糧食宏觀調控的參考依據。利用糧食信息網糧食價格信息，有效引導糧食購銷發展方向和人民群眾的消費趨向，為農民增收、企業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服務。

三、面向社會管理，強化宏觀調控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手段。在糧食應急工作中，局黨組確定了面向社會選擇定點糧食加工、供應單位的工作思路。在社會糧食經營企業承儲省級應急糧食儲備這種方式，在外省區（尤其是糧食主銷區）較普遍地被采用，在我區這樣做既是現實條件的需要，也是踐行科學發展觀的一種大膽創新和探索。建立應急成品糧儲備一年多來的實踐證明，在正常經營的同時，絕大多數糧食經營企業能夠做好自治區應急成品糧油的保管工作，做到數量真實、質量保證。承擔自治區應急成品糧油儲備任務，進一步增強了企業的合法經營意識和社會責任感，逐步規范了企業的經營行為，完善了應急責任制度，給全區糧食經營企業起到了示范和表率作用。應急成品糧的建立，增強了糧食行政管理部門對社會糧食經營企業的指導和管理功能，提高了糧食承儲企業的競爭能力，促進了企業經營，為糧食獨立執法創造了一定的條件。

四、充分發揮糧油加工企業在應急供應中的作用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有效途徑。

糧食經營是連接糧食生產與消費的中間環節，糧食生產者通過糧食流通，實現了糧食產品的商品化，糧食產業化經營就是要實現糧食生產和消費的順利對接。在糧食流通過程中，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對糧食制品的消費要求越來越精細，糧油加工恰好就是從農產品向工業產品轉化的載體。顯而易見，糧油加工環節理所應當地是產業化的關鍵控制點。區內塞北雪面粉、興唐米業集團等糧食加工龍頭企業在經營中，實行優質優價的收購策略，保持了多年來我區糧食價格高于周邊省區的現狀，引導了農民種植優質小麥、優質稻谷，開拓了區內外市場，實現了糧食種植和糧食加工的雙贏，有力地說明了糧食加工企業在糧食產業化進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五、對今后工作的幾點認識

經過2009’寧夏回族自治區重大（Ⅱ級）糧食應急預案演習的檢驗，我區糧食應急工作中還存在糧食應急預警預報系統尚需完善、應急培訓工作亟待加強，各應急定點單位的軟、硬建設比較薄弱等問題，需要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好糧食應急工作。

第一，樹立大局意識，加快設施和制度完善。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加強與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的聯系，爭取政策和技術支持，繼續增加糧食應急體系的科技含量，建立和完善與國家糧食局、自治區政府以及各應急單元相連接的電子傳輸系統，提高糧食應急保障機制的快速反應水平。依托寧夏糧食信息管理平臺，開發、完善應急分析、預警軟件，制定《寧夏糧食應急預案實施細則》，建立糧食應急預警預報制度，提高全社會對糧食應急的認知。

第二，注重服務，增強應急定點企業的綜合實力，提高應急狀態下的快速響應能力。一是積極爭取政策支持，加大對應急定點單位的扶持力度，增加硬件投入。二是積極開展對應急定點企業人員的法制、糧食儲藏、加工、電子信息等業務、技術培訓，提高員工素質。三是向應急定點單位提供糧食市場信息服務，增強企業抗風險能力。四是組織優勢企業與外省區兄弟單位進行產銷銜接，促進糧食購銷。通過以上措施，提高企業市場競爭力，扶持企業發展，進而促進我區糧食應急工作的順利開展，確保我區應急成品糧油調得動、用得上。真正將關注民生、促進和諧發展的理念落實到具體工作中去！

第三，面向社會，進一步整合企業有效資源。一是擴大糧食應急定點單位范圍，加大糧食應急響應覆蓋面。二是充分利用應急定點加工、儲備、供應運輸、倉儲、供應等資源，實現應急手段的多功能化。

糧食應急工作，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的思想，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安全、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一項重要舉措。由于時間關系，我的演講沒有過多的理論論述，但從應急工作的一個側面反映了局黨組帶領廣大干部職工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實踐活動。

第3篇：糧食安全的重要論述范文

【關鍵詞】生態環境；輸水效率；可持續發展

石津灌區作為全國大型灌區之一，曾經是一個單一為農業生產供水的老灌區，自實施續建配套節水改造項目以來，石津灌區不僅改變了工程狀況，更使灌區收到了多方面的綜合效益，實現了灌區的可持續發展。

1. 石津灌區續建配套與節水改造項目的方針與目標

1.1 石津灌區續建配套與節水改造項目遵循了以下方針：

（1）以節水為中心，發展節水農業。依靠采取工程、管理等綜合措施提高灌區內水的有效利用率。

（2）與灌區內的社會、經濟發展相協調。灌區改造綜合考慮了灌區內的人口、資源、環境、社會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以及上下游的關系，統籌確定了灌區的合理用水量、規模和節水改造方案。

（3）與農業結構調整相適應。節水灌溉方式和模式是跟農業的結構分不開的，灌區的續建配套與節水改造規劃為發展“兩高一優”農業服務，為提高灌區的農業生產效益服務。

（4）灌區應發展成為現代化農業園區。灌區內水、田、林、路進行綜合規劃、綜合治理，努力改善生態環境，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

1.2 石津灌區續建配套與節水改造項目的目標：

推動石津灌區的可持續發展。

2. 石津灌區自續建配套與節水改造項目實施以來所取得的成效

2.1 提高了灌渠輸配水能力和用水效率。

續建配套與節水改造項目的實施使渠道輸水能力大幅度提高，灌溉季節渠道基本沒有跑、冒、滴、漏現象，為農田適時灌溉提供了保障，不僅讓老百姓受益，也因此使灌區擴大了用水市場，擴大了灌溉面積，為灌區產生了可觀的經濟效益。實施續建配套與節水改造項目后，渠道防滲率得到提高，使得渠系水利用系數也得到提高，目前已達到054～0.55，這在全國也是屬于前列的，這些節約出來的水又能灌溉農田，為灌區產生更多的經濟效益。

2.2 糧食增產增收成效顯著。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是糧食安全的重要保障條件。石津灌區最主要的職能是為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發展服務，隨著現代高效農業的發展，對農業灌溉的要求更加迫切，對優化、科學調度的要求更加嚴格。事實證明，灌區續建配套項目的實施正滿足了這些要求。石津灌區續建配套與節水改造，提高了渠道輸配水能力，穩定和擴大了灌溉面積，基本做到了適時適量計劃供水，滿足了農作物對灌溉的依賴和供水要求，提高了農業抗災能力，為發展優質、高效農業提供了保障，使糧食產量得到提高，增加了農民收入，對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致富起到了促進作用。

2.3 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

石津灌區以種植糧食作物為主，兼種其它經濟作物，自灌區建配套與節水改造以來，管區內不僅糧食產量增加了，而且林、牧、副、漁的比重也增加了，改善了農村經濟結構，各類經濟作物的種植比重也有所增加，農業產品出現多樣化，農業結構多元化，使灌區糧食生產能力得到提高，這不僅對保障我國糧食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對增加農民收入，促進鄉鎮企業和農村經濟快速發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2.4 改善了生態環境。

石津灌區總干渠沿線有一個省會城市，四個縣級城市，并與多條鐵路、高速公路、國道平行或交叉。因此石津灌區續建配套與節水改造項目與灌區內山、水、田、林、路進行了綜合規劃，與城鎮的綠化工程緊密結合，融為一體，使灌區成為了一個現代化農業園區。

2.5 減少了灌區管理費用。

過去在灌溉時，輸水安全沒有保障，需要大量的管理人員巡渠看護，一旦出現問題就得立即采取措施排除險情，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等。同時由于輸水能力低，用水不及時，在上下游用水秩序上搶水、爭水現象時有發生。對灌區工程進行改造后，運行管理費用減少，而且便于管理，相應地縮短了灌溉周期，改善了用水秩序，減少了上下游的用水矛盾，提高了灌區計劃用水和科學用水的管理水平。

2.6 促進了灌區的良性運行。

對灌區進行續建配套與節水改造，通過一定的資金投入，完善灌區管理、量測、通訊及監測等設施，為提高灌區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水平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通過對灌區續建配套與節水改造，促進了灌區管理體制、運營機制、水價和水費制度的改革，實現了水土資源的優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對灌區的良性運行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2.7 帶動了灌區各方面的改革。

石津灌區所采取的用水戶參與管理的做法在全國灌區中都具有代表性，它極大地促進了灌區節水改造成效的發揮。灌區管理局在用水戶協會開展了以“輸水到斗、計量到斗、收費到斗、服務到斗”的“四到斗”和以“水量指標公開、水費價格公開、實用水量公開、水費賬目公開”的“四公開”活動，通過自我加壓、實施嚴細管理、透明管理，提高了用水戶民主參與程度，引導了用水戶由被動節水走向主動節水，增強了群眾的節水意識。

2.8 為灌區的發展創造了更多的機遇。

石津灌區續建配套與節水改造，提高了石津總干渠的輸水能力，不僅保證了農業灌溉工作的順利完成，而且為石津灌區創造了發展機遇。

（1）北京供水與南水北調輸水。自2008年開始，石津總干渠開始為北京供水，在北京輸水工作中爭創輸水品牌，為日后繼續向北京輸水打好基礎?，F在石津總干渠做為南水北調向滄州、衡水輸水的主要干渠，已經開始開工建設。

（2）生態供水。

石津灌區已連續幾年向太平河、衡水湖供水，改善了當地的生態環境。

（3）水力發電

石津總干渠上有多座水電站，南水北調輸水時，過流量將增大，可以完成更多的發電任務，為灌區增加更多的效益。

3. 結束語

第4篇：糧食安全的重要論述范文

摘要:討論了我國現有農業政策和環境政策的相互影響,分析了在不影響現有農業政策目標的情況下,農業政策和農村環境政策的協調發展形式:農業環境政策一體化。政策決策者必須在農業污染控制、糧食安全和農民收入之間尋找平衡點,通過改進制度安排,強化與農業投入品的使用有關的規定,提供咨詢和推廣服務,修改與產品標準有關的規定,實施環境成本分擔以及加強監測和研究活動,同時借鑒發達國家的實踐,在農民收入不受影響或者部分少量減少、增加農民整體收入的同時,減少污染并改善農村環境質量。

關鍵詞:農業政策;環境政策;政策一體化

農業一直被認為是一個非競爭性的行業,具有市場失靈的特點,并提高了環境質量。由于農業的重要性和其弱質性,幾乎所有的國家制定了影響農業市場的農業政策。我國為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提高農民收入出臺了很多政策,有些政策在促進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和提高農民收入的同時,也加重了環境污染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隨著國家對工業污染和生活污染控制的加強,農業已經成為中國水域中含氮污染物的主要來源,水污染已經超越洪澇災害成為中國政府最大和最難解決的問題[1]。

本文討論了我國農業環境問題的來源、現有農業政策對環境的影響以及環境政策對農業的影響;分析了在不影響現有農業政策目標的情況下,農業政策和環境政策的協調發展形式:農業環境政策一體化。

一、中國農業環境問題的來源

進入21世紀以來,在工業點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之后,農業環境污染主要是農業面源污染逐漸成為我國最為重要的環境問題[2]。農業污染指人們從事農業活動時產生的非點源污染,主要包括化肥、農藥、畜禽糞便等造成的水環境污染。農業污染具有廣域性、隨機性和監測困難等特點,其污染分量小,但總量極大。在發達國家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歐洲的農業污染是造成水體污染的首要來源,農業磷污染占地表水污染總負荷的24%~71%[3],美國60%~80%的水體污染來自農業污染[4]。農業面源污染主要來自于農用化學品、農業廢棄物、農村的養殖業等。

化肥:許多研究都認為化肥的過量使用是造成水污染的最主要原因。在“綠色革命”以后,糧食產量的增加主要依賴農用化學品(化肥、農藥等)的投入。我國糧食產量的不斷增加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化肥投入的增加,但實際上,化肥的利用率并不高,很多都流失到水體、土壤中,有研究表明,氮肥的利用率僅為30%~50%,磷肥為10%~20%,鉀肥為35%~50%[5]。

農藥:我國是農藥的生產和消費大國,但是農藥的利用率一直很低,一般來講,只有10%~20%,大約有80%的農藥直接進入環境,造成對土壤、水體、人體健康等的污染,尤其是高毒農藥的使用,危害更大[6]。

農業廢棄物:包括農村居民生活垃圾、生活廢水、農田中秸稈殘茬以及田間農膜殘片等。生活污水、生活垃圾任意排放、丟棄導致農業污染;大部分農業秸稈被焚燒,污染大氣;農用塑料薄膜帶來的白色污染,導致土壤的退化、水肥的遷移等。

養殖業:隨著農村養殖業的快速發展,畜禽糞便直接進入附近水體和土地,嚴重影響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水質,并危害人體健康。對土地資源的過度開發也帶來水土流失、土壤退化等環境問題。

二、現有的農業政策對環境的影響

針對以上農業環境污染問題,我國出臺了很多與農業環境有關的法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等。但從整體上看,我國的農業環境政策實施的效果并不理想。很多農業政策在促進農業經濟發展、提高糧食產量和農民收入的同時,加重了環境污染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

這些政策主要集中在:(1)穩定、提高糧食產量以保證糧食安全相關政策;(2)提高農民非農收入的政策;(3)農村經濟結構調整政策。

(一)穩定、提高糧食產量以保證糧食安全相關政策為了提高糧食產量,國家制定了一系列促進增加糧食產量的相關政策。比如國家對化肥、農藥、水資源、土地等農業生產資料補貼政策、農資增支綜合直補制度等。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國的糧食供給,但是這種單純注重糧食增產的政策也對環境帶來了許多負面影響。

1.農藥、化肥的污染農業化學品的補貼加劇了環境質量問題,造成對人體健康的損害,導致魚類中毒或者因為水質惡化導致的其他水生動物的減少,而且農藥用多了以后,害蟲會對農藥產生抗體。

政府一直在化肥生產、運輸、銷售等環節上有優惠政策,促使農戶大量使用化肥以在短期內獲得最大的農業產出。農資增支綜合補貼政策干撓了市場機制,激勵農戶去多使用或一如既往地使用化肥、農藥污染品?，F行的關于化肥的政策環境并沒有把化肥施用的外部成本完全內部化,對農戶和農業行政部門的環保行為的激勵也不夠[7]?；兽r藥補貼、供水價格補貼等政策的運用從短期看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從長期來看由于扭曲了要素價格導致資源的不合理使用,帶來了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糧食安全的誤區導致已有耕種土地集約化程度提高、不適宜土地大量被開墾,對濕地、沼澤地帶的開墾破壞了動物棲息地,使得農村的野生動植物日益減少[8]。自1982年,國家確定以來,國內的化肥施用量呈穩步增長,2007年,國內的化肥施用量為5108萬噸,較1982年的1513萬噸增長了2·38倍,25年以來化肥施肥量復合增長率達到了4·99%。中國化肥施用強度已經超過發達國家為防止水體污染而設置的225kg/hm2的安全標準?；手写罅窟^剩的氮素流入河流湖泊造成了水體的富養化。在一些地方,由于過量施用化肥造成土壤肥力持續下降,農民為維持農田生產能力,更加依賴于增施化肥,使農業生產呈現出“過量使用化肥—污染環境—土壤結構惡化—地力下降—追加化肥施用量”的惡性循環,既造成環境污染,也使農業成本逐年上升[9]。

2·塑料薄膜的污染國家對設施農業的鼓勵以及對農膜的補貼,在某種程度上鼓勵了農民對農膜的使用。2005年地膜使用量為95萬噸,地膜覆蓋面積為1351萬公頃,分別較2004年增加了3%和3·14%[10]。目前我國平均每公頃農田殘留地膜75千克左右,地膜殘留平均每公頃高達64500塊左右,全國平均殘留率為20%~30%。農用地膜屬高分子有機化學聚合物,在土壤中不易降解,大量廢膜滯留田間使土壤保水保肥能力下降,造成農作物減產。而且降解之后產生有害物質,逐年積累,最終破壞土壤,導致作物減產[11]。此外,農村大量的秸稈焚燒也造成了濃重的大氣污染。

3.水資源浪費嚴重現有的水資源管理政策導致水價偏低,水資源浪費現象嚴重。在美國,對干旱的西部地區的灌溉水補貼,是環境質量問題的主要根源。它導致了河水鹽堿化,重金屬流入地表水,損害了野生動物。河流減少也損害了野生動物,因為土地都變成耕地,野生動物的生活環境受到損害[12]。

(二)提高農民非農收入的政策農村勞動力兼業和非農轉移雖然可以穩定和增加農戶經濟收入、發展農村社會經濟,但是,農戶的兼業和勞動力非農轉移行為必然會引起人力、物力和財力等的轉移,使本來就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更加分散,而且外出勞動力絕大部分為青壯勞力,導致從事農業生產和農田管理的勞動力減少。非農就業會對化肥施用水平產生一定的促進作用[13]。勞動力外出轉移增加了農業生產勞動力投入的機會成本,導致了農民對除草劑的依賴,特別是在高收益的水果和蔬菜作物的生產中,化肥和農藥的過度使用情況十分突出。

從單季稻生產用工量看,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40個工降至現在的10個工。在施肥用工上,20世紀90年代中期每畝水稻施肥用工占總用工的20%左右,現在降至9%左右,降低了十多個百分點。更為重要的是減少的用工主要源于不再實行深施肥,而是灑施于土表或水表。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鄉鎮工礦企業的迅速發展為促進我國農村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據統計我國農村鄉鎮企業數量已達到2200萬家。

鄉鎮工礦企業在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同時,廢水、廢氣、廢物的排放劇增。目前,鄉鎮工業企業廢水、廢氣、廢物的排放占全國工業污染排放總量的比重由改革開放初期的11%增加到50%左右[10]。特別是部分采礦業鄉鎮企業存在濫采亂挖、采富棄貧的現象,對環境的破壞和資源浪費更為嚴重。

(三)農村經濟結構調整政策近年來,作為調整產業結構的措施,國家出臺了一系列促進養殖業發展的政策措施,鼓勵農產品出口。

在我國畜牧業取得高速增長的同時,規?；B殖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也越來越嚴重。為保障大、中城市菜籃子供給,方便運輸,規模化畜禽養殖場大多分布在大中城市郊區和人口稠密地區,絕大多數畜禽場的糞便沒有綜合利用和污水治理設施,使得大城市周邊地帶和郊區農村單位土地面積的糞便承載量過高,糞便的肆意排放導致水體嚴重污染。農村大量涌現的養殖小區也對農村居民的生活環境造成很大的影響。許多畜禽糞便不加處理,堆在路邊并通過水渠、河道,造成地表水及地下水的污染。由于化肥的大量使用取代了畜禽有機肥,畜禽糞便沒有應用出路,使畜禽糞便從“利”變“害”發生了質的變化,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農民認為在放牧養殖和農藥化肥方面國家出臺的促進政策會對現有的資源保護產生不利影響。

其他一些農業政策也對環境產生了不良影響。如農業貿易政策、農業保險政策等。農業貿易政策總體上對環境帶來了不利影響,JohnK.Horowitz和ErLichtenberg研究了美國中部地區農作物保險對谷農化肥和農藥使用的影響。發現因為“道德風險”的存在作物保險可能會影響化學品的使用,購買農業保險的農戶比沒有購買保險的農戶每英畝N肥的使用量多19%,農藥多21%,除草劑和殺蟲劑分布多7%和63%[14]。在各項具體政策中,農產品對外貿易政策帶來的不利影響最大。

三、環境政策對農業的影響:

以退耕還林為例同樣,環境政策也會對農業產生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多方面的,本文以退耕還林為例進行說明。退耕還林是生態系統恢復的一種有效途徑,但一定程度上必然會影響到區域糧食安全。退耕還林使得農戶收入下降,生活水平、消費支出總體明顯下降,對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沒有顯著的效果,對非農就業的促進效果也不盡理想。張志東等對在張北縣l8個退耕鄉鎮的研究表明,有6個鄉鎮糧食安全出現了嚴重危機[15]。

徐晉濤對西部三省的研究表明:退耕還林使退耕地區畜牧業的發展和飼料供給面臨潛在威脅。退耕后,農民的人均耕地擁有量大幅度減少,三省總體上減少了三分之一強。其中,陜西省的退耕戶在退耕前人均耕地面積最多(3·61畝),退耕后卻成為人均耕地面積最少的省(1·37畝),耕地減少超過了60%[16]。

四、農業政策和環境政策的協調發展:

農業環境政策一體化建立全新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已經成為未來中國環境管理體制變革的核心。

實現農業污染有效治理必須進行政策創新,采取靈活的、綜合運用的政策調控體系,而不是單獨使用某一種政策手段。人們對環境問題的重視和經濟的發展,為農業和環境政策的一體化提供了機遇,這對農業政策和環境政策目標雙方都有益處。必須放棄工業化初期追求農產品產量最大化和過度抽取農業剩余資本的政策目標,將政策目標的支持重點轉移到提高農產品質量、增加農民收入和改善生態環境等方面來[17]。一體化的環境政策要求人們在制定和實施有關社會經濟政策的早期就對環境問題加以考慮。由于一體化是一個雙向過程,制定和實施環境政策時也應全面考慮它們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潛在影響。農業政策可以以一種加強它們對環境的有利影響并減少其不利影響的方式得到制定和實施。成功的一體化要求政策制定者了解農業政策對環境的影響,同時也要了解環境政策對農業政策的影響。一體化的政策工具是一個完整的政策集合,它由一系列相互聯系同時又能夠組合到一塊交互發揮作用的法律法規、計劃、方案、措施等組成。準確把握這些政策工具對政策目標的影響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是成功制定一體化政策的基礎[18]。

具體來講,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一)組織的一體化最理想的模式是建立綜合性的管理機構來負責政策的制定和部門之間的協調。

將環境保護的要求滲透到產業政策、價格政策、財稅政策、貿易政策等經濟發展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之中。農業部門、環境部門及其他相關部門政策制定者要充分考慮并接受他們的政策對所有其他部門目標的影響的責任。在不斷加強縣級環境管理機構的同時,建議在各鄉鎮設置環保機構,并垂直于上一級環境保護機構管轄、監督,賦予相應的職責和權限;積極培育農村民間環境保護組織,促使其發揮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監督并監督政府和其他環境行為主體的職能。最需要建立的就是農業面源污染的綜合協調機構,實現農業、環保、水利、國土資源等多個部門的共同參與,突破單一的職能部門權責限制,促進環境管理協同能力的提高,改進管理效率,拓寬管理深度和廣度[19]。

(二)研究、推廣和咨詢工具農業活動充滿了風險和不確定性,導致農民使用過多的化肥和農藥等生產資料的投入來盡量減少病蟲害等風險以獲得最大的產量。

政府可以開展相關研究并更有效地提供推廣和咨詢服務。例如通過加大控釋氮肥的研究,來推廣對環境更友好的控釋氮肥;通過對農民的培訓,使他們獲得相關科學的生產管理知識;通過農業技術服務,鼓勵農民只使用實現最大利潤所需要的化肥施用量;通過加大宣教力度,鼓勵公眾參與加強環境保護宣傳教育來強化農民的環境意識,使農民獲得相應的環保知識,使農民自覺、自愿地采取有利于環保的農業生產方式和進行有利于環保的農業實踐活動。例如提供病蟲害預報和病蟲害的準確信息,將有利于農民采取更有效的病蟲害綜合治理策略;提供土壤質量和作物生長方面的知識將有助于農民更合理地施肥等。最終達到農業目標和環境目標的統一。

(三)政府和農民共同分擔費用通過政府和農民共同分擔費用來鼓勵農民保護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實踐證明,當經濟鼓勵工具被用于鼓勵農民進行維護和改善環境的活動時,效果特別明顯。

具體而言,較高的價格會促進生產集約化程度的提高,且投入品使用得越多,相應的污染環境的風險也越大。所以,減少農業環境污染,可以通過削弱價格支持降低農業的集約化程度,把農業部門置于市場壓力下,這將建立起一個更有效率的農業部門并反過來減輕對環境的壓力。對農民的保護性耕作給予成本分擔,預防土壤流失。對分散化的家禽養殖場提供畜禽糞尿貯放、處理設施并提供部分補貼。對親環境技術和生產方式的使用和綠色農產品進行補貼。

(四)法規手段建立健全農業面源污染控制法律法規體系,包括對化肥和農藥制定化學標準,對存在潛在污染的農業活動進行限制,對不良農業活動進行禁止,對某些高度易侵蝕土壤的耕作活動進行禁止,對某些活動發放許可證(如對抽取地下水的深井發放許可證),用法律來約束和規范農業生產活動中人的行為。引入國外的“交叉承諾”制度,即農民獲得國家各項補貼以滿足一系列預先指定的土地使用規定為條件。這樣可以更好地調整各種社會關系,更好地保護農業生態環境。

(五)因地制宜地調整環境與社會經濟關系農業生產和環境影響依賴于當地具體的環境特征,由于我國不同地區生態環境和農業生產的差異較大,不同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一致,同一項環境政策在不同區域實施效果會產生明顯的差異,因此,要準確掌握特定地區的生產數據和環境數據,調整和完善環境政策時因地制宜地調整環境與社會經濟關系。

五、結論

農業生產一方面會改善環境質量,另一方面也會給環境帶來負面影響,在制定和實施農業政策時必須對環境問題加以充分考慮。環境政策也會對農業生產活動帶來負面的影響,因此在制定和實施環境政策的時候還必須全面考慮它們對農業產量、農民收入和糧食產量、糧食價格的潛在影響。政策決策者必須在農業污染控制、糧食安全和農民收入之間尋找平衡點,實施農業環境政策一體化政策。

可以通過以下手段來達到農業環境政策的協調發展:改進制度安排,強化與農業投入品使用有關的規定,加強咨詢和推廣服務,修改與產品標準有關的規定,實施環境成本分擔以及加強監測和研究活動,同時借鑒發達國家的實踐經驗和教訓,在農民收入不受影污染并改善農村環境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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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糧食安全的重要論述范文

如何才能提升農作物種業科技創新水平呢？宏觀層面，《關于加快推進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的意見》和《全國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規劃（2012-2020年）》都對此做出了充分的論述。簡言之，就是要建立以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為主體的種業基礎性公益性研究和以企業為主體的商業化育種研究相結合的新型農作物種業科技創新體系。但在微觀層面，從管理的角度，還需要明確幾個問題，什么是現代農業育種研究？現代農業育種研究是可管理的嗎？如果是可管理的話，管理應該包括哪些方面的內容，又應該如何來進行管理呢？這不僅僅是育種科研人員關心的話題，也是種業相關政府部門、種業企業管理者關心的話題，在一定程度上，后者更甚。

《現代農業育種研究管理》一書對上述問題進行了解答，難能可貴的是本書作者雖然長期從事農業育種科研和管理一線工作，但其視野和思路卻不局限于此。在《現代農業育種研究管理》這本書中，作者基于國內外育種研究的大量實踐，用現代創新管理理論與方法，對現代農業育種研究管理的理論基礎、育種目標、戰略管理、團隊建設、資源聯合以及成果管理等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什么是現代農業育種研究，作者認為，現代農業育種研究是相對于傳統育種而言的，在育種目標上，現代農業育種不僅僅要求提高產量、改進品質，還要增強對多種病蟲害及環境脅迫的抗耐性、廣泛的適應性，更重要的是加強對現代農業生產、市場的適應性。在育種方法方面，除了傳統的育種手段外，現代農業育種大量運用人工誘變、倍性育種、遠緣雜交、細胞工程、分子設計、生物信息和基因操作等多學科技術。在育種效率上，得益于遺傳規律的進一步揭示和快速精確的鑒定方法，育種的效率大大提高。

現代農業育種研究管理具有持續性、動態性、綜合性及創新性等方面的特征。作者認為，育種目標的制定與管理、戰略管理、團隊建設、資源聯合以及成果管理是現代農業育種研究管理的基本要素，其中，從戰略的高度出發制定目標、建立高效的團隊、充分利用好外部資源以及創造支持創新的機制和環境是成功的現代農業育種研究管理的基本模式。

第6篇：糧食安全的重要論述范文

國外耕地保護經濟補償的實踐

國外耕地保護經濟補償的相關實踐主要包括以下五種形式：第一，土地發展權的購買（PDR）或轉移（TDR）。PDR是從耕地“產權束”中分離出土地非農化發展權，并由政府購買，耕地擁有者得到相應補償，必須保持耕地農用，并可交易除土地發展權外的其他土地權屬，非農化只有在耕地擁有者購回發展權時才能夠發生，但有極其嚴格的購回條件[27]。美國通過PDR保護了約200萬英畝耕地，但政府為此支付了高達15億美元的費用[28]，高昂的成本催生出了另一種做法，即TDR。TDR與PDR的不同之處在于，由開發商在農地保護區購買土地發展權，并獲得在土地開發區建設更高或更密建筑的許可，政府基本不干涉按照市場機制進行的土地發展權交易過程[29]。英國、法國和加拿大等國家也通過設立土地發展權，補償農地保護者的土地開發機會成本。第二，稅收優惠或減免。美國的農地減稅方法包括，農地的“特惠估稅值”，即不附帶條件的純粹減稅；區別征稅，即依據農地開發時間征收不同比例的稅金；限制性協議，即農地持有者同意在規定的期限內保持農地農用，以獲得稅收減免，否則將歸還減免的稅金[30]。加拿大對農戶之間保持農用的耕地交易征收較低的資產稅。英國、澳大利亞、德國、瑞典和荷蘭免除耕地的一切財產稅，英國的涉農建設也免稅[31]。第三，農業補貼。一類是針對農地質量提高和農業環境改善的直接補貼。例如，美國的耕土地保護計劃，政府對有益于環保的農地保護和利用行為提供獎勵補貼或成本分擔[32]；歐盟的環境敏感地區項目（ESA），以每個會員國確定的本國最低良好耕作實踐水平為基準[33]，進行第一階段的政府補貼，包括價格支持和農業補貼，若農民通過不懈努力超過基準水平，則相應獲得更多補貼[34]。另一類是通過農地開發、基礎設施建設、為農民提供技術或信息服務等的公共投資，以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和增強競爭力的間接補貼。美國、加拿大、英國、韓國等國家都有此類做法。第四，生態補償。美國20世紀30年代起就開始關注土壤保護，鼓勵農民休耕或退耕，并給予農民相應的經濟補償，50年代末出臺的“土地銀行政策”就屬于此類。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生態補償的領域從最初的土壤生產力和土壤侵蝕，擴寬到后來的農業用水污染、野生動物棲息地保護和濕地保護等，都對相應群體提供經濟補償。歐盟也有類似的休耕項目，每年每英畝的補償額高達650美元[35]。德國、日本等國家也有將對耕地保護的經濟補償融入生態補償的政策。第五，為農地的景觀游憩價值付費的鄉村旅游。在以色列和歐洲的一些國家，如德國、奧地利、意大利（南部）和瑞士（北方）等，城市居民到鄉村度假，需要為其享用的農地景觀效益付費，是對農民提供農地外部效益一定程度上的補償[36]。

國內耕地保護經濟補償的理論研究

國內有關耕地保護經濟補償的研究最早體現為對耕地資源價值的研究，隨后是對耕地保護外部性和耕地保護區域補償的研究，近年來才擴展到對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的研究。

（一）耕地資源價值研究

起步階段：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土地有償使用制度改革的開展，學術界對耕地（農地）資源價值和價格的研究應運而生，早期的研究側重于價值理論和價格評估理論。學者們對耕地（農地）資源價值理論的探討可謂百家爭鳴，主要包括勞動價值論、效用價值論、使用價值決定論、多元價值論等[37]，其中，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逐漸成為國內主流的價值理論。耕地（農地）價格評估理論方面，王萬茂和黃賢金提出了農地估價的技術路線和程序等[38～39]。對耕地資源價值的核算僅限于市場價值，采用的方法主要是收益還原法[40~41]。深入階段：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到了90年代中后期，大量農地非農化、征地補償費偏低等問題日益凸顯，迫切需要重新審視耕地資源價值，為我國建立科學的農地流轉價格體系、改革和完善土地征用制度提供理論支撐[42]。該時期的研究側重于對耕地資源價值內涵的挖掘，及其在征地補償標準確定中的應用。學者們逐漸認識到耕地資源不僅具有經濟價值，而且具有社會價值、生態價值等外部性價值，應在征地補償中顯化以上外部性價值。根據所采用的耕地資源外部性價值評估方法，可將已有研究歸為兩類，一類研究多運用替代法、成本法等。郝晉珉，任浩在核算2000年耕地資源價值的基礎上，認為現行征地補償只顯化了平均占耕地資源總價值16%的經濟價值，耕地的社會保障價值和生態服務價值均未體現[43]。陳思源，曲福田等認為農用地轉用價格包括三部分，即農用地質量價格、農用地社會價值量、地面附著物及青苗補償費，并結合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創新了農用地社會價值量的評估方法，公式為：農民人均年農業純收入/農民人均年純收入=農用地社會價值量/社會價值量[44]。邊學芳，吳群等以江都市為例，采用假設開發法、替代法、成本法分別測算了耕地所有權價格、耕地社會保障價格和糧食安全價格、耕地生態安全價格，并依此確定耕地的征收價格[45]。王仕菊，黃賢金等依據耕地總價值測算出2007年全國征地補償標準為49萬元/hm2，是現行征地補償標準的2.51倍[46]。另一類研究則運用CVM等資源環境價值評估法測算耕地資源的外部性價值。蔡銀鶯，李曉云，張安錄運用CVM的調查和研究表明，武漢居民每年保護耕地的支付意愿價值為9.67×109元，由此測算出耕地的非市場價值為5917l元/hm2[47]。高魏，閔捷，張安錄運用CVM測算出江漢平原耕地非市場價值每年的支付意愿為5.31×108元～6.46×108元，并對支付意愿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回歸分析和環境經濟學解釋[48]。張鵬運用CVM評估農地價值，并將該理論數據同實際征收補償數額比較，發現現行土地征收補償政策嚴重侵害了農民的利益[49]。王湃，凌雪冰，張安錄采用CVM估算出武漢市和平農莊休閑農地的存在價值為3.368416667×107元，應在估算農地總價值及農地保護決策中引起重視[50]。聶鑫，汪晗，張安錄基于對四座城市失地農民以及相關主體的調查，運用收益還原法、替代法和CVM法分別測算了農地的經濟價值、社會保障價值和外部效應，結果顯示，基于公平思想的水田、旱地、菜地的總福利補償價值分別為3414447×106元/hm2、3.4269945×106元/hm2和5.1589725×106元/hm2[51]。

（二）耕地保護外部性的研究

耕地保護外部性的研究是構建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的理論基礎之一，隨著對耕地資源價值研究的深入，學者們逐漸認識到耕地保護的外部性，并展開了深入探討，研究內容主要包括耕地保護外部性產生的原因、具體表現、負面影響及外部性內部化的方法等。首先，對耕地保護外部性產生原因的探討，范少冉認為是由于我國各地區承擔著不同的耕地保護責任，某地區耕地過度非農化導致其他地區保護耕地的機會成本增加[52]。邵建英、陳美球認為是由于耕地不僅給農民帶來經濟收益，更重要的是為全社會的穩定及生態環境帶來巨大的效益[53]。牛海鵬，張安錄認為耕地的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導致了耕地利用和保護的區內外部性問題和區際外部性問題[54]。其次，耕地保護外部性的具體表現，牛海鵬，張安錄認為主要包括具有公共物品屬性的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其中生態效益具體有涵養水源、水土保持、改善小氣候、改善大氣質量、生物多樣性和土壤凈化效益，社會效益具體有糧食安全、社會保障、開敞空間及景觀、科學文化效益[55]。再次，耕地保護外部性的負面影響，范少冉認為，一方面耕地保有量多的地區尤其是糧食主產區，犧牲了自身的多元化發展機會；另一方面極易造成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間耕地保護行為和目標的沖突，不利于農業發展[52]。孫海兵，張安錄認為不能在市場中經濟體現的農地外部效益的存在，導致農地比較效益低下，土地資源配置個體決策往往傾向于農地城市流轉，使得農地供給不足，給整個社會帶來不利或損失[56]。牛海鵬，張安錄認為耕地保護外部性問題是耕地非農化速度加快的根本原因，影響和制約著耕地非農化驅動機制的作用過程，決定著耕地非農化驅動力的大小和方向[54]。最后，耕地保護外部性的內部化，錢忠好認為可采取政府直接管制、市場經濟激勵、自愿協商、社會準則或良心效應等四種方法[57]。范少冉認為應建立耕地保護的評價體系和激勵機制，獎勵或激勵包括制定農用地的政府補貼政策、農產品價格補貼與保護政策等[52]。邵建英、陳美球提出應科學評估耕地價值，建立耕地保護的經濟補償機制，重構耕地保護的利益分享機制[53]。孫海兵，張安錄的構想是增設農地外部效益財產權賦予農民，國家籌資組織購買以實現經濟激勵和補償[58]。蔡銀鶯，張安錄運用CVM估算出江漢平原農地保護的外部效益為4.8658×104元/hm2，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應在經濟上實現[59]。牛海鵬，張安錄主張將耕地保護機制和經濟補償機制有機結合起來，建立耕地保護基金，落實對農戶保護耕地的直接補貼[55]。

（三）耕地保護區域補償的研究

耕地保護區域補償是經濟補償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一些學者圍繞補償原因和補償機制架構展開了對耕地保護區域補償問題的探討。對區域補償原因的探討，吳澤斌，劉衛東通過對我國31個省級行政區（不含港、澳、臺地區）耕地保護政策執行力的測度和評析，認為在耕地保護過程中，應充分考慮區域的差異性，把土地利用分區和土地利用收益分配結合起來，通過建立區域間的利益補償機制，矯正耕地保護政策執行較好區域的外部經濟損失問題[60]。方斌等在大量調研的基礎上，從耕地保護易地補充的客觀實際需求出發，結合已形成的易地補充的雛形市場，探討了耕地保護區域經濟補償的可行性[51]。紀昌品，歐名豪從經濟發展帶來的耕地面積減少、區域間耕地保護壓力與機會成本差異、區域間耕地保護責任與義務不對等方面闡述了耕地保護區域協調的客觀性與必要性[52]。對區域補償機制的架構的研究，根據視角的不同可分為兩類。一類主張建立以耕地資源價值為核心的區域補償機制。張效軍、歐名豪等[53～64]提出建立耕地保護區域補償機制的思路：確定補償的價值標準；測算各區域最低耕地保有量，計算耕地赤字或盈余；確定面積標準，折算標準面積；建立耕地保護補償基金。其中價值標準的確定依據耕地資源價值，但并非完全補償，其研究表明，我國耕地的價值為112.68萬元/hm2，經核算，耕地保護區域補償價值標準的全國平均水平為107.03萬元/hm2。紀昌品，歐名豪提出了政府主導型-公共財政轉移支付或市場主導型-區域之間協作的區域補償途徑[62]。苑全治，郝晉珉等以經濟外部性理論為依據，建立了區域耕地保護補償機制的理論模型和經驗模型，理論模型重點模擬區域耕地保護外部性的影響及對策，而經驗模型則探討了補償的主體、補償標準的計算、補償方式、制度保障和機構設置[65]。另一類研究主張建立以農地發展權為核心的耕地保護區域補償機制。臧俊梅等認為農地發展權是國家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的載體，應以農地發展權為基礎構建耕地總量動態平衡下的區域耕地保護補償機制，通過產權手段解決“異地指標調劑”的跨區域耕地保護問題[66]。任艷勝構建了基于主體功能分區的農地發展權補償機制，即由開發型區域（優化、重點開發區）對保護型區域（限制、禁止開發區）因農地保護行為而引發的農地發展權損失進行的補償，補償標準對應于功能分區所造成的受管制農地發展權價值，而農地發展權價值通過農地最高回報價值與農地農業用途價值之差衡量，補償資金分配模式有政府主導性補償與市場補償兩種[67]。

（四）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的研究

目前，國內學術界對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的研究尚處于探索階段，主要集中于從宏觀層面上探討機制的整體框架問題。首先，建立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的原因、依據和基本思路。朱新華，曲福田將耕地保護的外部性補償界定為糧食主銷區對糧食主產區的經濟補償，分析表明糧食主銷區的土地產出效率高于糧食主產區，具有對主產區進行經濟補償的現實條件和愿望，并提出了機會成本稅、GDP增長提成、基于市場貿易的產銷區購銷協作三類補償途徑[68]。姜廣輝，孔祥斌，張鳳榮等認為耕地多功能外溢引發的耕地利用低收益和耕地非農化的低成本，以及耕地保護的巨大機會成本是耕地轉用的根本所在，由此應建立由兩大部分構成的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即基于耕地利用多功能外溢效應補貼的農戶補償機制和基于發展機會成本補償的耕地保護區域平衡機制[69]。周小平，柴鐸，盧艷霞等認為耕地資源配置中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是建立經濟補償機制的原因，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是通過重新調整耕地價值分配、使耕地價值的外部性內部化的過程，其基本思路是“公平優先、效率跟進”[70]。其次，耕地保護經濟補償的具體運行機制。原光，任德成認為利益平衡是構建耕地保護經濟補償運行機制的基本原則，補償方式包括資金補償、實物與科技補償、保障補償等，補償標準的確定應以耕地的綜合價值為依據[71]。陳會廣，吳沅箐，歐名豪認為耕地保護補償的理論依據包括外部性理論、公共物品理論、可持續發展理論、生態服務功能理論，提出了以政府為主導的公共財政轉移支付與代際補償和以市場為主導的土地開發（發展）權轉移與交易兩種模式并存的補償機制構建思路，以及加強法律政策、基金運作、土地規劃、標準評估、市場交易等配套體系建設的建議[72]。牛海鵬將耕地保護外部性界定為耕地的生態社會效益，并認為耕地保護總體外部性=耕地保護區內外部性+耕地保護區際外部性，相應的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由區內和區際經濟補償機制構成。以河南省焦作市為例，分別運用綜合方法（當量因子法、替代/恢復成本法的集成綜合）和條件價值法測算了耕地保護最高和最低經濟補償標準，表現為彈性區間，并可進行動態修正[32]。周小平，柴鐸，盧艷霞等依據福利經濟學的邊際生產率分配論以及外部性內部化的基本原理得到了耕地保護補償的三大基本條件，指出確定補償提供者和接受者的依據是外部性的提供或接受情況，補償額的上限和下限分別為耕地為其他社會成員提供的正外部性價值和耕地保護主體的機會成本損失，并應根據各地的占地壓力實際進行梯度化補償[70]。雍新琴提出以耕地保護的機會成本損失為依據確定經濟補償標準，地方政府耕地保護的直接機會成本損失等于土地出讓金純收入，農戶耕地保護的機會成本損失等于耕地作為建設用地與用于糧食生產用地的收益差額。補償機制通過建立耕地保護臺賬、簽訂耕地保護合同和設立各級耕地保護補償基金委員會得以運行[73]。

國內耕地保護經濟補償的實踐

1999年～2003年連續5年糧食產量的下滑，催生出了以2004年～2009年連續6年中央1號文件為標志，包括農業稅減免、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農資綜合直補、最低收購價等一系列扶持糧食生產和促進耕地保護的惠農支農政策，以上政策可視為國家對耕地保護的微觀主體——農民在經濟上一定的補償。實踐證明這些旨在調節利益分配的補償政策是有效的也是可行的，2004年～2008年糧食產量和糧食種植面積均實現了穩步增長，2008年糧食產量刷新歷史最高水平，達到52850萬噸，一定程度上扭轉了糧食生產下滑和耕地保護乏力的態勢?，F有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政策有許多可取之處，例如農業稅的減免切實減輕了農民的負擔，糧食直補的直接到賬方式廣受農民們好評等。但也存在一系列問題，諸如補償標準太低，單純的政策性補貼導致農民和地方政府對其長期性的預期不穩定，資金來源及運作方式成本較高等。因此，創新現行耕地保護制度，建立長效的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都顯得迫切而重要。近年來，國內一些省、市也開始試行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政策[74]?！斗鹕绞谢巨r田保護補貼實施辦法》規定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中劃定的基本農田進行補償，標準為800元/畝•年，每5年調整一次。東莞市從2008年1月1日起，對屬于村集體超額分攤的基本農田保護區和非經濟林地統一實施財政補助，標準為500元/畝•年。成都市設立了耕地保護基金，建立起耕地保護經濟補償和契約式管理機制，通過財政轉移支付，耕地保護基金主要用于農業保險補貼、耕地流轉擔保、耕地保護責任農戶養老保險補貼和耕地保護責任集體經濟組織現金補貼，標準為一類耕地400元/畝•年、二類耕地300元/畝•年。以上實踐為我國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的研究和建立提供了借鑒。

第7篇：糧食安全的重要論述范文

“意義”類試題是以具體背景材料為載體，要求考生運用所學基礎理論知識分析論述其理論和現實意義的主觀性試題。這是以知識為基礎，知識與能力相交融的應用型和能力型試題，體現了思想政治課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意義”類試題是近幾年政治高考中最常見的題型之一,它也必將是今后政治單科和文科綜合考試的命題方向。從設問角度來看，一般是指向明確的顯性設問，即分為經濟意義、政治意義、文化意義和經濟與政治意義，還有要求用哲學原理分析說明某一事件的意義的設問；從歸納的內容來看，“意義”類試題命題依托的背景材料均取材于社會生活中的現實問題，有的直接以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熱點問題為背景，命題設計不僅體現時代性，更體現貼近現實生活這一新的教學和評價理念。

二、解題思路點撥分析

正確把握“意義”類試題的命題趨勢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學會解答“意義”類試題，了解解答“意義”類試題的一般規律和解題技巧。

內容分析：根據設問和材料反映的有效信息對應分析。通?！耙饬x”包括政治意義、經濟意義、文化意義（有時文化意義歸于政治意義），分析時必須明確需要回答的是某一種意義還是全部意義。

客體分析：根據受影響對象劃分，經濟生活中常見的有對國家、對企業（經營者）、勞動者（消費者）、社會、市場、資源、產業結構等具有的意義。政治常識中常見的有對國家、社會、政黨、公民、國家機構、派等具有的意義。

性質分析：分析事物的影響應堅持一分為二的觀點，事物的影響有積極和消極之分，到底回答什么性質的影響，應根據設問的要求來決定。目前，高考試題中通常只要求闡述事物的積極意義。

范圍分析：根據范圍的不同分為：對國內的影響和對國際的影響，對區域的影響和對整體的影響等。

上述四種分析法是有機聯系的整體，在解答“意義”類試題時要綜合運用四種方法，進行立體式、全方位分析，才能使答案趨于完美。下面著重介紹“一主三輔”方法在解題過程中的具體運用。

1.經濟意義題的答題思路

依據客體分析法，遵循從小到大、從近到遠的原則，進行地毯式搜索——逐一對號入座。①從個體的角度組織要點：這里的個體特指勞動者、經營者、消費者、企業等。答案的關鍵詞有：促進就業、增加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經濟效益等。②從集體的角度組織要點：這里的集體特指企業、產業、農村、城鎮等。答案的關鍵詞有：加快企業改革、促進結構調整（產業結構、經濟結構等）、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推進城鎮化進程、統籌區域發展、增強區域競爭力、繁榮城鄉經濟等。③從國家的角度組織要點：這里的國家特指整個社會、國家。答案的關鍵詞有：宏觀調控、資源的優化配置（……優勢轉化為……優勢）、擴大內需、刺激消費、增加外匯儲備、增加經濟實力、實現可持續發展、社會主義本質的體現、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優越性、全面實現小康、落實科學發展觀、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構建和諧社會等。

依據范圍分析法，分為國內影響和國際影響。前面闡述的主要是國內意義，解答國際意義遵循從近到遠、由內向外的原則。答案的關鍵詞有：①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促進對外貿易，增強國際競爭力；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施“走出去”戰略，創造良好的國際（周邊）環境。②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各國經濟交流與合作，建立國際新秩序。

2.政治意義題的答題思路

回答政治意義題的角度，依據客體分析法和范圍分析法，應從國家意義、社會意義、政黨意義、民族與宗教意義和國際意義等不同視野去思考。政治意義從對公民（或人民）的角度，常見的關鍵詞有：人民當家做主、“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從國家角度，常見的關鍵詞有：依法治國、轉變政府職能、鞏固國家政權、促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提高綜合國力、構建和諧社會等。從政黨的角度，常見的關鍵詞有：提升黨的執政能力和鞏固黨的地位，保持黨的先進性，密切黨群關系，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關系到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敗、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黨的生死存亡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從民族和宗教的角度，常見的關鍵詞有：實現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各民族的共同繁榮，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等。從國際政治的角度，對我國的意義，常見的關鍵詞有：提高國際地位、綜合國力、國際影響力、國際形象；創設良好國際環境，維護國家安全；擴大對外開放，促進國際合作，維護國家利益。對地區、世界的意義，常見的關鍵詞有：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國際關系民主化；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維護共同利益，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

3.經濟、政治、文化意義題答題思路

此類試題一般設問指向明確，如分析亞歐大陸橋的經濟、政治意義。但有時指向并不具體，如簡要說明我國與歐盟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原因和意義。解答此類試題遵循經濟意義和政治意義類題目的一般規律，只是組織答案時一般先經濟，再政治，后文化，而且有時政治和文化不必分得很清。但涉及文化意義時，注意使用的關鍵詞通常有：精神動力、智力支持、思想保證；發揚愛國主義傳統、弘揚民族精神；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提高國民素質；以德治國等。

4.要求用哲學原理分析某一事件意義題的答題思路

第8篇：糧食安全的重要論述范文

[關鍵詞]安徽省 林業 措施

中圖分類號：TD35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6）16-0393-01

前言

安徽既是我國南方集體林區重點省份之一，也是全國13個糧食主產區省份之一，典型的農業大省和林業大省。安徽林業是全國現代林業轉型發展縮影，也是全國林業建設生態文明、構建生態安全屏障、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代表，因此本文以安徽省為例，對其林業的發展狀況進行詳細的論述。

一、安徽省林業發展的狀況

安徽林業牢牢把握推動林業科學發展 這個主題和加快轉變林業經濟發展方式這條主線，緊緊圍繞“生態產業綠色富民”的發展目標，科學謀劃、加快發展，以實施重點林業生態工程為抓手、以林業科技進步為支撐、以推進林權制度改革創新為動力，強化政策支持、加大服務力度，為建設“經濟強省、文化強省、生態強省”的美好安徽奠定了堅實的生態基礎。

1.生態建設的成績

第一，森林資源保護工作不斷推進

安徽省現有各類自然保護區90個，總面積377542hm2，其中國家級7個，面積達85596hm2，極大地維護了自然生態環境。

第二，重點生態工程成效明顯

一是退耕還林工程。2011年退耕還林工程造林面積達到15335hm2，占全年荒山荒地造林面積33.6%。二是三北及長江流域等重點防護林體系工程。2011年完成荒山荒地造林面積23350hm2，同比下降10.04%，其中人工造林面積11096hm2，無林地 和疏林地新封12254hm2。三是林業系統野生動植 物保護及自然保護區工程建設工程。截止到2011年底，安徽省林業系統有各類保護區90個。總面積達到377542hm2，新增保護區面積48460hm2。

2.林業產業深化發展

林業產值大幅增長，從宏觀角度來說，一是由于國家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強有力地推進了包括生態建設在內的民生工程的實施力度，效果顯著。二是受全球后金融危機的影響，造林、林木的撫育管理等成本大幅度增加；同時，木材、水果、花卉和農作物的價格也大幅度的上漲，帶動了林業產業產值增長。微觀層面，安徽省林業產值快速增長的原因在于：安徽省林業系統堅持危中尋機、有所作為，用好政策資金，盡最大限度扶持相關企業做大做強。安徽省林業企業堅持走產業化經營、渠道化營銷、市場化發展之路，瞄準市場、適銷對路，尤其是安徽省林業龍頭企業類型更加齊全，覆蓋木材加工、荒山綠化、豐產林培育、森林食品生產、林下種植、林產品市場流通等六大類。重點龍頭企業高附加值產品比例大幅提高。

二、林業發展的制約因素

近年來安徽林業在造林綠化、產業 發展、生態文化等方面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果。但與此同時安徽林業和中部地區以及其他相近或相似的經濟社會發展、立地條件的省份一樣，生態建設的基礎較弱，森林資源總量和質量仍處于建設的初始階段，森林經營的任務繁重，保障和促進現代林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體制機制還未有效建立。作為我國農業和林業發展的重要省份，安徽林業發展的薄弱環節又突出體現在丘陵、平原地區林業的發展上，丘陵林業量少質低攻堅困難，平原林業協調、保障和維護糧食安全的能力亟待提升。綜合來看，區域林業的發展，無論在生態產品的提供，還是生態環境的服務上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求還有很大差距。

第一，提升森林質量任務艱巨。安徽省現有喬木林單位面積蓄積量僅50.7m3/hm2，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約2.3個百分點；低產低效殘次林比重較大，用材林單位面積蓄積量、年均生長量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且徑級結構失衡。安徽省森林林分效益、林下產品附加值和資源增值率也急需提升。

第二，產業結構優化空間巨大。林業一、 二、三產結構由上年的37∶54∶9優化為32∶55∶13，呈現出一產穩步增長，二產加速發展，第三產業不斷壯大的林業協調發展新局面。但是，一產中林業種植業結構欠合理，集約經營水平不高；二產中林產品加工科技含量較低，仍以初級產品加工為主，木材等原料消耗量大，產品附加值較低；以森林旅游為主的第三產業基礎設施落后，管理服務水平較低；林業企業自主研發能力較差，科技成果轉化率低；林業產業發展的組織化程度低，林業專業經濟合作組織發展不快。

第三，需要不斷深化林權制度改革。完成明晰產權、承包到戶的改革主體任務，僅僅是林權制度改革的第一步。真正建立起管理科學、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林業產權制度進而促進林業科學發展，林農增收致富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林業投資融資體系、林業公共財政制度、林業要素市場、林業管理制度、林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等一系列制度體系亟需建立和完善。

三、加快安徽省林業產業發展的措施

1.實現林業發展的科學規劃

從國家重要發展戰略考慮，應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生態強省、宜居家園的重要指標為依據，參考周邊省發展指標，統籌擬定全省“十二五”乃至2020 年林業發展規劃，對皖南、江淮和淮北分別作出主體功能區發展定位，做到方向重點明確，任務指標可行。

2.加大生態資源的建設和保護

第一，明晰新定位。森林資源是生態強區（?。┑闹黧w，是生態活水的源泉。必須堅持重點工程帶動，積極引導安徽全省動員、全民動手、全社會大力植樹造林，擴大森林面積。第二，謀劃新格局。必須充分運用現代化的信息手段，多管齊下、形成合力，加強森林資源的動態監測和嚴格保護，充分構建數字監測即時化、資源保護法制化、征占審批科學化、違法懲處法制化、管護撫育現代化、防火撲救地空化、資金投入公共化等七位一體的森林資源保護體系。第三，實現新目標。要緊密圍繞“生態強區（?。币愿訉掗煹囊曇皝碇\劃林業，來促進發展。使森林資源成為區（?。┥鷳B資源的主體，服從和服務于區域經濟的科學發展、全面轉型、加速崛起、興林富民。

3.加大林業產業的轉型和升級

第一，調整優化林業產業的區域布局結構，突出特色，打造特色林業產業。山區林業要依托山水人文，高水平開發森林旅游；丘陵林業應主動圍繞產業轉移，突出承接大規模、集群式產業轉移，發展林產工業和苗木花卉，全面提升林業產業承接和發展水平。第二，調整優化林業產業的組織結構，注重集聚、抓好“兩頭”，推動林業生產要素向重點園區、基地、企業集聚，形成集群發展、規模發展的新優勢。在區域方面，要突出產業集群，緊緊體托產業集群，培育和扶持若干個省級林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在行業方面，要突出主導產業，尤其是林產工業產業、竹產業、木本糧油產業、特色經濟林產業、優質苗木花卉產業、森林旅游產業、木材及工業原料林培育產業。第三，調整和優化要素的投入和政策引導結構，注重科技引領和資本融合，在現代大工業的理念來提升和改造林業產業。要引導區域林業企業通過挖潛改造和內涵擴大再生產為主導，進一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努力實現區域林業產業發展森林蓄積量和林業總產值同步跨越。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近年來，安徽省林業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其發展中也存在著一些制約因素，因此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從而推動我省林業產業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第9篇：糧食安全的重要論述范文

1材料與方法

1.1試驗地概況試驗地位于江蘇省宜興市大浦鎮渭瀆村，瀕臨太湖。當地屬于北亞熱帶季風氣候，供試土壤為當地典型的黃泥土，其0~15cm耕作層土壤基本特性如下：有機碳質量分數為12.6g•kg-1，全氮質量分數為0.64g•kg-1，全磷（P2O5）質量分數為0.39g•kg-1，全鉀（K2O）質量分數為13.9g•kg-1，速效磷質量分數為42.6mg•kg-1，速效鉀質量分數為49.6mg•kg-1，pH6.2。

1.2試驗設計本研究在2008年實施的稻季試驗基礎上進行，前期的研究結果已在相關文獻中進行了論述[15-17]（2009年，薛峰等；2011年，趙冬等；2012年，Qiao等），原試驗中150%常規施氮量處理，由于2008年尤其2009年出現了稻麥倒伏，在2010年的稻麥試驗中均改成不施氮處理，該處理的稻麥產量與早期不施氮處理的產量差異并不顯著，于是2011年該處理改為30%常規施氮量，該年度除了監測氮素的徑流損失外，同步增加了氨揮發和滲漏損失的測定。該年度試驗于2011年6月25號移栽水稻，7月24號施分蘗肥，8月8號施穗肥。供試水稻為“鎮江11號”，為中熟粳稻品種。試驗共設7個處理，每個處理3次重復，具體施氮方案見表1。1.3采樣和分析稻季基追肥施用后1周內，每天上午07:00—09:00和下午14:00—16:00進行氨揮發測定，用標準酸滴定硼酸中所吸收的NH3，即為氨揮發損失量。在施肥后的第1，3，5，7，10天采集40、60和100cm土壤深度的滲漏水樣，同時收集排水和徑流水樣。用流動連續注射儀分析水樣的氨態氮、硝態氮和總氮濃度。用流量計記錄灌溉和排水的水量。水稻成熟后各小區測產。采用Excel和DPS7.05軟件處理分析數據，并采用SPSS17.0軟件進行相關性分析

2結果與討論

2.1稻季氮素徑流損失整個稻季共產生4次徑流，基肥和穗肥施用后各發生2次（7月11日，7月17日及8月10日，8月18日），分蘗肥施用后無徑流產生，根據測定的排水總氮濃度和流量計記錄的流量折算出不同施氮量下的稻季氮素徑流損失量。如圖1所示，隨著施氮量的增加，稻季氮素徑流損失不斷增大。各處理氮素徑流損失量占總施氮量的4.7%~6.3%，這與朱兆良[18]研究得出的結論相近。30%~90%施氮肥處理氮素徑流損失量為100%施氮肥處理的36.1%~87.5%，各施肥處理的氮素徑流損失量為不施肥處理的2.2~6.0倍，可見減施氮肥可以大大降低氮素的徑流損失量，減少對周圍水環境的污染風險。稻季徑流的主要氮素形態是銨態氮，占總氮的比例為40%~69%，故應將銨態氮作為農田排水污染檢測的主要指標，這與顧佳等[19]，邱衛國等[20]得出的稻田氮素徑流損失以銨態氮為主的結論相吻合。

2.2稻季氮素滲漏損失通常該地區稻季的地下水位在60~80cm范圍內，研究不同施肥處理100cm深處滲漏液的總氮濃度變化，作為對地下水的影響。不同處理滲漏水總氮濃度變化如圖2所示，各處理總氮含量均在基肥施用后第1天達到最大值，隨后急劇下降，回落到低濃度水平。不同處理間滲漏液總氮含量差別不大，總氮含量變化與施肥量間沒有呈現出相關性。2次追肥也沒有引起滲漏水總氮濃度的變化，其質量濃度范圍在0.8~4.0mg•L-1。稻田淹水初期，土壤大孔隙較多，氮素容易隨著土壤的大孔隙發生滲漏，同時移栽期間植株吸收氮素的能力較低，導致基肥施用后第1天的滲漏濃度最高。隨著稻田土壤水分達到飽和狀態，而且水稻植株的吸收能力增強，尤其是拔節～孕穗期對養分的需求增多，土壤中向下滲漏的氮素含量下降[21]，導致植株生長中后期滲漏液的總氮濃度較低。從圖3可以看出，60和100cm深處的滲漏水總氮含量均在基肥施用后第1天達到峰值，隨后快速下降，之后保持質量濃度在2.0~6.0mg•L-1范圍內。40cm深處滲漏水總氮含量在基肥施用后，出現一個先降后升的變化趨勢。兩次追肥施用后，3個層次滲漏水的總氮含量均無較大幅度變化。究其原因，可能是田間試驗小區地勢較低，地下水埋深在60~120cm范圍內，氮素向下滲漏的過程中被地下水稀釋，導致氮素濃度降低[22]。滲漏損失的氮素以有機氮為主，占滲漏總氮含量的54.3%~64.3%。稻季滲漏損失的總氮量為2.87~3.71kg•hm-2，占總施氮量的1.3%~3.8%，與已有的研究結果類似[23-24]。氮素滲漏損失與施氮量沒有顯著相關性，不施氮肥處理滲漏氮量既達到了3.71kg•hm-2，甚至高于所有施氮肥處理（圖4），這與崔玉亭等[25]提出滲漏量隨施氮量的增加呈現增加趨勢的結論不同，其可能原因是田間試驗小區地下水位較淺，滲漏液采樣層受地下水影響較大[15]，在一定程度上削減了各處理間的差異。

2.3稻季氨揮發損失

2.3.1稻季不同時期的氨揮發通量稻季各施肥處理的氨揮發通量變化如圖5所示。氨揮發通量在施肥后的1~2d最高，各個時期氨揮發通量以分蘗肥后最高，基肥次之，穗肥最低，這與生等[26]的研究結果一致。分析其原因，基肥時由于植株較小，對氮素的吸收能力較低，而且此時溫度較低，氨揮發速率相對較低；第1次追肥（分蘗期）時溫度比基肥時高，同時在此施肥期間沒有發生降雨和降溫現象，有利于氨揮發；第2次追肥（穗肥）時，雖然溫度較高，但植株生長迅速，作物處于吸氮高峰，水稻對氮素的迅速吸收而減少了氨揮發損失。隨著施肥量的增加氨揮發通量不斷升高，其中100%氮肥處理的最高氨揮發通量為同期30%氮肥處理最高揮發通量的6.2~10.0倍。

2.3.2稻季不同時期的氨揮發損失量氨揮發損失量隨著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表2）。在基肥期間，各施肥處理的氨揮發量為2.5~17.0kg•hm-2，占施肥量的10.4%~20.9%；分蘗肥期間，各施肥處理的氨揮發量為2.5~18.9kg•hm-2，占施肥量的10.4%~23.3%；穗肥期間，各施肥處理的氨揮發量為0.8~7.2kg•hm-2，占施肥量的2.4%~6.6%。綜合整個稻季氨揮發量，各施肥處理為5.8~43.0kg•hm-2，占總施肥量的7.1%~15.9%，比已有的研究結果[1]偏低。原因之一是兩試驗的土壤pH差異較大，而土壤pH是氨揮發的主要影響因子[1]；其二本試驗的氮肥用量相對較低，導致氨揮發量較低；再是本試驗的基肥和第2次追肥期間，多以陰雨天氣為主，氨揮發率比較低，也造成氨揮發總量偏低。雖然分蘗期的施肥量相對較低（本試驗施肥比例為m(基肥)∶m(分蘗肥)∶m(穗肥)=3∶3∶4），但綜合3個施肥時期，分蘗肥的氨揮發量最高，穗肥最低。

2.4稻季氮素總損失及水稻產量稻季氮素總損失主要包括徑流損失、滲漏損失及氨揮發損失。稻季氮素總損失量為13.7~59.8kg•hm-2，占總施氮量的16.5%~22.2%，且隨施氮量的增加氮素總損失量不斷增加（圖6），這與薛利紅等[25]研究結論“稻季氮素環境排放總量與施氮量之間呈顯著正相關”一致。其中氨揮發損失占42.2%~72.0%，徑流損失占22.2%~38.4%，滲漏損失占5.8%~22.7%。隨著施氮量的增加，水稻產量呈現先升后降的趨勢（圖6）。根據各處理的產量（y）與施氮量（x）的擬合函數：y=-0.1026x2+37.147x+4524.5（R2=0.9225），得出理論最高產量為7887kg•hm-2，對應的施氮量為181kg•hm-2，該施氮量較常規施氮量減施了33%，而產量增加了10.3%。大量農田氮素損失不僅導致氮肥利用率低下，而且引起附近水體污染，尋求產量和環境保護的最佳結合點已成為許多學者關注的焦點之一[14,27-28]。根據各處理的氮素損失量（y）與施氮量（x）的擬合函數：y=0.0007x2?0.0027x+7.1613（R2=0.9851），當施氮量為181kg•hm-2，氮素損失量較常規施氮量降低了48.5%。該施氮量在保證高產的前提下，較好地兼顧了環境效應，但由于是短期的研究結果，其持續性還有待于進一步驗證。該地區水稻土肥力水平較高，不施氮處理的產量也可達到常規施氮量的64%，減施70%的氮肥處理（81kg•hm-2）其產量甚至達到了常規施氮量的97%，而減施70%的氮肥其氮損失較常規施氮量減少了79.9%。太湖地區環境問題異常嚴峻，對于重要環境區域或高污染區域，環境保護相對來說尤為重要，因此可以嘗試更低的氮肥投入，以達到更好的環境效益。如本試驗中81kg•hm-2的氮肥用量，雖然較最高產量（7887kg•hm-2）減少了15%，但氮肥流失量較最高產量施氮量降低了61%，大大降低了該地區的環境污染風險，當然低施氮量下的產量持續性問題也應當引起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