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區別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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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區別范文

那么，商業第三者責任險與強制險有何區別？中國實施最廣泛的強制險——交通強制險（交強險）與商業第三者險在適用中又應如何區分呢？本文將從法律的角度詳細回答。

一、商業第三者責任險與強制險的區別

首先，商業第三者責任險與強制險的立法意圖不同，現行商業第三者責任險不能實現強制險的立法目的。我國《保險法》是在世界保險業和保險法的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保險法具有世界性。從西方國家保險業發展之初至今，無不遵循“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理念，所以保險是在這一理念基礎上的一種風險分散制度，基本原理是集合危險，分散損失，根本目的是團體共濟，我國《保險法》也是建立在這一根本原理之上的。就責任保險而言，由于被保險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后，需要在其財產中做出部分支出，這樣就會導致被保險人責任財產的減少，為了彌補這種減少的損失，產生了責任保險制度，這也是為什么將責任保險歸類于財產保險的原因。可見責任保險實際上是以被保險人全部責任財產作為保險標的的一種保險，立法目的在于實現被保險人責任財產的平衡。雖然這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護了第三者的利益，但是這種保護要受到保險合同的制約，具有事后賠償的性質，屬于第三者責任保險的副產品。強制保險又被稱為法定保險，是根據國家法律或行政命令，在投保人和保險人之間強制建立的保險關系，要求特定范圍內的任何標的都必須參加保險。它是國家從保護公眾利益的角度出發，以強權實施的一項保護保險合同關系以外第三人的制度。國家負有處理社會問題的職責，就利用了第三者責任保險的模式創造了解決社會問題機制。為了維持這種機制的繼續發揮作用，法律在規定保險公司法定賠償義務的同時，往往賦予其在一定范圍內對被保險人的追償權，所以，強制保險解決的是社會問題，機動車所有人和管理人雖然也因保險的而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但這種受益是在受害第三人的損失得到保險賠償之后的責任免除，來源于立法強制，具有先行賠付的性質，保險人的責任免除是強制保險的副產品。所以強制保險的立法目的在于保護受害的第三人，不在于維持被保險人財產的平衡。

其次，從合同法的角度講，投保人投保商業第三者責任險時，與保險公司之間是合同關系，其基本適用合同法的相關原則及規定，與強制險區別最大的一點就是遵循合同自愿原則和適用合同相對性的規定。商業第三者責任的當事人可以自由選擇投保，保險公司也可以自由決定是否承保，還可以設定眾多的責任免除條款和繁瑣的理賠程序，保險公司也必須根據合同相對性來行使追償權利和賠付義務。而強制險則是由國家法律強制規定一定社會范圍以內的人必須購買，最重要的一點是，其通過特別法的方式突破了合同的相對性，使得非合同相對方的受害者一方可以直接找保險公司索賠，免去了索賠的繁瑣程序，減低了索賠失敗的機率，從最大限度內保護了受害人的利益。

因此，為維護自身日后的利益安全，購買商業保險時首先要了解商業第三者責任險的性質，因為其是嚴格按照保險合同的規定來行使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的，合同法的自愿原則是一把雙刃劍，只有謹慎使用，才會給自己帶來利益，稍有不慎，就會掉進微妙的法律風險之中。

二、機動車商業第三者責任險和交通強制險的區別適用

2006年7月1日，《機動車交通事故強制保險條例》（以下簡稱交強險條例）正式實施，我國的第一個關于強制險的專門法律條文誕生。每一個新生的法律都是稚嫩卻又意義重大的，因為其對以后相關法律的制定具有重大的參考和借鑒意義，因此，通過對現有相關法律的比較分析，不僅對適用法律有指導意義，也對以后的立法工作有參考借鑒意義。

第一，兩者的強制性不同。根據《交強險條例》第2條：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道路上行駛的機動車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規定投保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險。根據保險法第11條：投保人和保險人訂立保險合同，應當遵循公平互利、協商一致、自愿訂立的原則，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除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必須保險的以外，保險公司和其他單位不得強制他人訂立保險合同。由此可見，交強險是每輛機動車都必須購買的，商業第三者責任險遵循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可以選擇購買。值得指出的是，如果當事人既購買了交強險也購買了第三者責任險，事故發生后，其可否獲得兩份保險賠償金呢？現在法律對此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筆者認為，根據保險法第41條：重復保險的投保人應當將重復保險的有關情況通知各保險人。重復保險的保險金額總和超過保險價值的，各保險人的賠償金額的總和不得超過保險價值。除合同另有約定外，各保險人按照其保險金額與保險金額總和的比例承擔賠償責任。重復保險是指投保人對同一保險標的、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事故分別向二個以上保險人訂立保險合同的保險。根據《交強險條例》第45條：機動車所有人、管理人字本條例施行之日起3個月內投保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險;本條例施行前已經投保商業性機動車第三者責任保險的，保險期滿，應當投保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險。由此可見，《交強險條例》只是明確規定每輛機動車必須購買交強險，已購買商業第三者險的允許其待保險期滿再投保交強險，條例里規定的交強險與第三者責任險并不是選擇關系，而是一種過渡關系，是立法者的人性化考慮，并沒有禁止機動車重復保險。綜上所述，當事人既購買了交強險又購買第三者強制責任險的，只要其把該情況告知了保險人，保險價值在各保險人的賠償總額之內，就完全可以獲得兩份賠償金。

第二，保險公司承擔的責任不同。根據《交強險條例》第31條：保險公司可以向被保險人賠償保險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賠償保險金。也就是說，保險公司和肇事者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受害人可以向根據保險法第45條：因第三者對保險標的的損害而造成保險事故的，保險人自向被保險人賠償保險金之日起，在賠償金額范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第三者請求賠償的權利。前款規定的保險事故發生后，被保險人已經從第三者取得損害賠償的，保險人賠償保險金時，可以相應扣減被保險人從第三者已取得的賠償金額。保險人依照第一款行使代位請求賠償的權利，不影響被保險人就未取得賠償的部分向第三者請求賠償的權利。可以看出，商業第三者責任險中保險公司承擔的是補充責任。保險公司承擔責任的不同決定了保險公司在訴訟中的地位。根據《民事訴訟法》第53條規定：“當事人一方或者雙方為二人以上，其訴訟標的是共同的，或者訴訟標的是同一種類，人民法院認為可以合并審理并經當事人同意的，為共同訴訟。”本條是關于共同訴訟的規定。共同訴訟分為兩種：一種是必要的共同訴訟，是指當事人一方或雙方為二人以上，訴訟標的是共同的，人民法院必須合并審理的訴訟；另一種是普通共同訴訟，又稱一般共同訴訟，是指當事人一方或雙方為二人以上，訴訟標的是同一種類的，人民法院認為可以合并審理并經當事人同意的訴訟，共同訴訟大致有以下六種類型：(1)因對共有財產發生糾紛而提起的訴訟；（2）因連帶債權或連帶債務而產生的訴訟；（3）因共同侵權致人損害而產生的訴訟；（4）以合伙組織作為當事人發生的訴訟；（5）因共同贍養、扶養、撫養關系而發生的訴訟；（6）因共同繼承遺產而發生的訴訟范圍。綜上所述，如果當事人購買的是交強險，屬于上述“因連帶債權或連帶債務而產生的訴訟”，屬于共同訴訟的范疇，到法院請求賠償損失時就可以列肇事者和保險公司為共同被告。但如果當事人只購買了商業第三者責任險，那么受害人與肇事者是一個法律關系，肇事者與保險公司又是另一個法律關系，兩個不同的法律關系是不能合并審理的，因此，當事人要求保險公司賠償的話，只能在肇事者以后，其財產不能足額賠償給受害者的情況下，再另行保險公司要求其承擔補充賠償責任。

第三，保險公司的除外責任不同。根據《交強險條例》第21條第2款：道路交通事故的損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險公司不予賠償。第22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險公司在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范圍內墊付搶救費用，并有權向致害人追償：（一）駕駛人未取得駕駛資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險機動車被盜搶期間肇事的；（三）被保險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發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財產損失，保險公司不承擔賠償責任。保險法第138條：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有下列行為之一，進行保險欺詐活動，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一）投保人故意虛構保險標的，騙取保險金的；（二）未發生保險事故而謊稱發生保險事故，騙取保險金的；（三）故意造成財產損失的保險事故，騙取保險金的；（四）故意造成被保險人死亡、傷殘或者疾病等人身保險事故，騙取保險金的；（五）偽造、變造與保險事故有關的證明、資料和其他證據，或者指使、唆使、收買他人提供虛假證明、資料或者其他證據，編造虛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損失程度，騙取保險金的。有前款所列行為之一，情節輕微，尚不構成犯罪的，依照國家有關規定給予行政處罰。這個條文可以理解為當投保人有相應的違法行為時，保險公司可免除賠償責任。但應該注意的是，保險公司與投保人簽訂保險合同時，往往會多加一些免責條款，投保人務必仔細閱讀，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第四，索賠期限不同。《交強險條例》第29條保險公司應當自收到被保險人提供的證明和資料之日起5日內，對是否屬于保險責任作出核定，并將結果通知被保險人，對不屬于保險責任的，應當書面說明理由，對屬于保險責任的，在與被保險人達成賠償金的協議后10日內賠償保險金。而商業第三者責任險適用民事訴訟法2年的訴訟時效。這也明顯反映出強制險社會本位的立法意圖，最大限度的保護受害人。

第五，賠償的原則不同。第三者強制責任險是按照過錯責任來確定保險人所應當承擔的責任，具體的賠償方式保險合同中有具體約定，且其賠償不區分人傷還是物損，均按照合同的約定進行，保險人依據被保險人在事故中所承擔的事故責任的大小來承擔賠償的多少；而“交強險”保險人的賠償責任是按照無過錯的原則確定的，它并不是按照保險合同約定而是依據法律及《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的具體規定在責任限額內給予賠償，值得注意的是，根據中國保監會關于調整交強險責任限額的公告，*年2月1日零時保險期間尚未結束的交強險保單項下的機動車發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死亡傷殘賠償限額從原來的6萬元調整位11萬元，醫療費用賠償限額1萬元，財產損失賠償限額2000元，被保險機動車在道路交通事故中無責任的，死亡傷殘賠償限額為11000元，醫療費用賠償限額為1000元，財產損失賠償限額為100元。

三、法律思考

無庸置疑，強制險的實施更有利于保護公共利益，穩定社會秩序，是現代國家發展的必備武器，《交強險條例》已在全國范圍內實施，其產生的良好社會效果是全國人有目共睹的。再看我國的另一個強制險——社會保險。根據1995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勞動法》第72條：社會保險基金按照保險類型確定資金來源，逐步實行社會統籌。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必須依法參加社會保險，繳納社會保險費。*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勞動合同法》第17條：勞動合同應當具備以下條款：……（七）社會保險；……綜上可以看出，社會保險是國家明文規定的每位勞動者必須購買的保險，但為什么從1995年實施至今，社會保險的全面推行仍然舉步維艱呢？阻礙社保產生良好社會效益的因素何在呢？首先應該明確的是，在全社會范圍內，社會保險未普及的層面主要在于中小企業的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工），據有關媒體的深入調查可知，農民工由于無力在城市購買房屋定居，他們農閑時進城務工，農忙時回家務農，隨意性和流動性很大。這類現象在建筑、酒店和餐飲行業表現尤為突出。而養老保險又不能跨地區轉移接續。也就是說，當這些農民工返回家鄉或者到另一個地方就業時，曾經繳納的養老保險不能取出來，企業當初為農民工繳納的養老保險費用也不能隨農民工的轉移而轉移到另一地，等于這部分保險費用白交了。因此農民工參保的積極性大受影響。再者，即便不是農民工，很多中小企業在剛剛起步階段，周轉資金不充裕，為追求眼前利益，往往不愿意也難以承受給勞動者購買社保，這部分資金挪作他用往往能給他們解決燃眉之急。勞動者一旦與企業簽訂了《勞動合同》，就必須交納社會保險，因為社會保險是勞動合同的必備條款。因為上述的原因，農民工不愿參保，中小企業勞動者為保工作寧愿不參保，所以也就不愿簽訂《勞動合同》，從而造成中小企業勞動者《勞動合同》簽訂率低。這是連鎖反應。這種現象的存在，既不利于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又使企業與勞動者之間的勞動關系處于一種不穩定狀態，必須從根源上解決。而解決的辦法就是建立中小企業扶助計劃和適合農民工的養老保險辦法，最重要的是實現養老保險的跨區接續。只有這樣，才能讓農民工所繳的養老保險不白繳，才能讓保護勞動者的法律真正實現其立法初衷。養老保險全國轉移接續方案急需出臺。

第2篇：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區別范文

一、個人賬戶制度與現收現付制度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

在養老社會保險制度改革的爭論中，世界銀行、美國經濟學家馬丁?費爾德斯坦等是私營養老金計劃的擁護者，他們的理論是在批評現收現付的公共養老金計劃中建立起來的。現收現付制度不利于儲蓄并導致產出減少；同時現收現付制度是反激勵的機制；當然，最重要的是現收現付制度不能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因而他們主張“社會保障私有化”。但世界銀行與以費爾德斯坦以代表的激進觀點還是有區別的，世界銀行并不反對保留養老社會保險制度，只是希望降低現收現付制度的作用，加強私人部門在養老金計劃中的作用，而激進的觀點則主張“智利模式”，以私有賬戶制度替代養老社會保險制度。

馬丁?費爾德斯坦認為，社會保障私有化是從現收現付計劃向強制性的基金積累的個人自由賬戶計劃轉變，其關鍵是個人是否掌握投資決策的主動權。馬丁?費爾德斯坦的社會保障私有化涉及全部產權的改革，他不但要求現收現付的公共養老金制度向個人賬戶制度轉變，即個人對養老基金擁有所有權，而且要求個人對賬戶的經營權，并且個人的投資決策是關鍵。這樣，“社會保障私有化”就包含了公共養老金向私人養老金的轉變，現收現付制度向基金積累制度的轉變，既定給付計劃向既定供款計劃的轉變，基金集中管理向分散管理的轉變。

總結個人賬戶制度倡導者的主要觀點為：第一，個人賬戶制度是個人在不同年齡時期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個人老年收入取決于個人的終身儲蓄及其積累的數量，而不取決于人口的結構。這樣，許多人認為它不受人口結構的影響，所以在人口老齡化的情況下，它優于代際轉移支付制度。第二，這一制度的權益是以收定支的，退休金的多少不是取決于退休人口的收入需要，而是取決于個人賬戶已有的積累，這樣政府的風險被就轉移出去了。第三，這一制度使得個人所得與支出緊緊連在一起，可能使個人更加負有責任感，同時制度可能運行得更有效率。第四，從制度外部效益看，這一制度是一種強制儲蓄制度，雖然其目的是為了保證老年人口的收入，但從效果上看它可以提高國民儲蓄率，對經濟起促進的作用。

這里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什么是“社會保障私有化”？現收現付制度有問題，唯一的替代辦法是個人賬戶制度嗎？現收現付制度不能解決的問題，個人賬戶制度就能嗎？

奧格薩和斯蒂格利茨認為，目前關于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許多討論似是而非，混淆了一些基本概念的區別，得出了許多錯誤的結論。今天的許多誤區是沒有區分養老體制的幾個主要方面：私有化、預先籌資（基金積累制度）、多樣化以及既定給付計劃與既定供款計劃等等，以至于模糊了許多基本事實。他們認為私有化是指私人管理的養老金體制代替公共運營的養老金體制；基金積累制度是指累積資產用以支付將來的養老金；多樣化是指投資于各種資產而不只是債券一種投資工具。美國國民社會保險研究院在其研究報告中也指出，應該將私有化與預先籌資（即基金積累制）、投資組合多樣化、個人賬戶相區別。按奧格薩和斯蒂格利茨的理解，社會保障私有化其實并不涉及所有制問題，社會保障私有化是在不改變原有公共養老保險本質特征的情況下，改變其財務制度，由現收現付變為基金積累制度，并將基金交由私人按多樣化原則經營。所以，中文的“私營化”更貼近他們理解的“社會保障私有化”。

公共養老社會保險在財務上可以是現收現付制度，也可以是基金積累制度；用另一種說法，基金積累制度可以是公共基金積累制度，也可以是私人基金積累制度；基金積累制度并不必然導致儲蓄的增長和資源的有效配置，公共管理的新加坡個人賬戶制度對新加坡政府的社會目標做出了貢獻，但對新加坡資本市場的作用卻甚小；公共管理的瑞典和日本公共基金積累制度“強有力地證明了，這個選擇也許只會把投資基金浪費在不經濟、產量低的投資項目上”。

其實，個人賬戶制度和現收現付制度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問題，個人賬戶制度有其優點，現收現付制度也有其優點。如果只是強調養老保險制度對儲蓄――資本形成――經濟增長的作用，個人賬戶制度不是充要條件，公共養老保險也可以采取基金積累制度和市場導向的投資模式；如果從化解人口老齡化的壓力的角度看，現收現付制度面臨的問題個人賬戶制度也不一定就能解決。

二、養老社會保險制度的設計需要兼顧養老和社會公平雙重目標

養老社會保險制度的社會目標包含兩個內容，即通過保險達到養老的目標，同時達到分散個人風險、社會公平或再分配的目標，兩者必須并行不悖，這正是養老社會保險區別于商業保險的本質之所在。現收現付制度安排得當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照顧社會公平的，但個人賬戶制度肯定是不能達到社會目標的。

養老社會保險制度在世界范圍之所以得以迅速發展，正是因為它具有再分配性質，能兼顧社會公平目標。現收現付制度的養老社會保險制度既可以產生同代人間貧富差別的再分配效應，更可以由代際間的再分配使退休人口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養老社會保險制度對老年貧困問題的減輕是有明顯作用的。例如，1995―1996年期間，英國稅收和給付的共同作用將退休家庭的基尼系數由稅前的66降低到稅后的31。雖然養老社會保險制度再分配的總體效應的評價很復雜，但正如希爾斯1997年的研究結果表明的，“終生的貧困者”是制度的“凈得利者”，而“終生的富裕者”則是“凈損失者”。養老社會保險制度是能夠實現富人向窮人的再分配的。在1948―1995年期間，英國基本國家養老金的實際購買力提高了240％，遠遠超出養老金領取者按照精算而有權取得的增幅。這說明現收現付制度可以實現年輕人向老年人的再分配。而另一方面，個人賬戶制度則不具社會公平的目標。反對再分配的經濟自由主義者會認為，貧富差別是市場的結果，也正是效率的結果。養老社會保險制度具有的富人向窮人的再分配以及年輕人向老年人的再分配功能也正是經濟自由主義者所攻擊的，他們認為社會保險制度再分配傷害了效率。但是，無論是從政治還是社會倫理的角度，一個追求文明進步的社會是不能容忍貧富差別擴大的，因為貧富差別的擴大不利社會的安定和整合；其次，從經濟效率的角度看，貧富差別的擴大必然導致有效需求不足，此時經濟不會是有效的。

事實上，盡管現收現付制在有效解決人口老齡化等問題時遇到了困難，但與基金制相比，在提供養老保障方面它仍然具有優勢。例如：可以迅速建立起全額養老金領取權，能夠使處于支付階段的養老金免受通貨膨脹的影響，可以根據經濟增長提高養老金的實際價值等。基金積累制在提供養老保障方面的優勢則在于：當基金積累制下的養老基金的投資收益率大于通貨膨脹率和工資增長率之和時，基金積累制在同等繳費水平下提供的養老金替代水平高于現收現付制。然而，基金積累制并沒有對年輕一代要求的未來的養老保障水平提供自動保證，因為它并不能逃避風險，只是把風險幾乎全拋給了個人，特別是把通過市場化的安排并不能擺脫通貨膨脹風險留給了個人。從養老目標看，基金積累制度成功和失敗的例子都有。智利以10％的工資積累，退休后工資替代率1994、1995、1996年分別達到64．8％、64．3％和67．5％；而新加坡公積金制度以工資總額的4％積累于個人賬戶制度中的養老賬戶，退休金的工資替代率在同期僅為7．4％、6．8％和6％，如此低的退休收入顯然不能提供基本的退休收入保障。

其實無論是基金積累制度還是現收現付制度都離不開代際轉移，只不過基金積累制不是通過下一代供款直接養活上一代，而是通過上一代積累資產形成對下一代創造的產品的索取權來達到下一代養活上一代的目的。所以人口老齡化問題的解決，主要還得靠社會總產品的增長來解決。從這個角度來看，現收現付制和個人積累制的差異來自對社會總產品增長的影響。假定社會總產品的增長主要取決于儲蓄率，那么，養老保險制度是采取現收現付制，還是基金積累制，抑或兩者的混合，主要看哪一種制度與一個國家的最優儲蓄率相符合，也就是與最優經濟增長的黃金率相符合。如果一個國家儲蓄率已經很高，那么試圖通過基金積累制來進一步提高國民儲蓄率未必是好事。因為在一個資本市場不開放的經濟里，儲蓄率太高，積累資本過度，會導致資本的報酬率大幅度下降，背離一個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

三、養老社會保險制度的本源目標應該優先于制度的經濟外部性

經濟自由主義者反對現收現付制度、主張個人賬戶制度的邏輯起點是前者不利于儲蓄，所以不利于經濟增長；而后者有利于儲蓄并有利于經濟增長。筆者也認為養老社會保險制度不僅是一種社會制度也應該是一種經濟制度，它可以進行再分配、進行需求管理，還可以通過設計產生提高儲蓄的能力和資本形成的能力。但是，養老社會保險制度的本源目標與其經濟外部性之間，有先后次序之分，保險養老收入和公平是第一位的目標，而增加儲蓄是外生的目標，強調儲蓄作用而忽視社會保險本身的目標，顯然是本末倒置。

況且，基金積累制是否能提高一個經濟的儲蓄率還是一個問題。如前所述，從目前的經濟文獻來看，還是沒有定論的問題。即使基金積累制度能夠提高儲蓄率，但儲蓄轉化為有效的投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也需要其他一系列條件。

從第一個層面來看，基金積累制的優勢是不確定的；在第二個層面即促進社會公正方面，現收現付制的優勢卻是十分明顯的，因為完全的基金積累制根本不具備社會再調劑或再分配功能。這使得基金制至少在解決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上顯得乏力：一是減少貧困，維護最基本的人權或個人尊嚴，不使任何個人或家庭的生活水平降到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二是促進個人一生收入平滑移動，保證沒有人會面臨未預料到的和不可接受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三是減少不平等（包括縱向的和橫向的），促進社會團結和社會穩定等。

筆者并不反對建立個人賬戶制度來分散現收現付制度的風險，但認為個人賬戶制度并不能解決社會公平，也不能單獨承擔養老問題，所以現收現付制度是必要的，同時，由于基金積累制度的效率的實現取決于基金收益率的高低，所以基金管理就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養老社會保險制度的設計離不開特定國家的國情

近年來，在許多國家出現了更加重視既定供款的個人賬戶制度的趨勢，很顯然，在這一過程中，包括政治、經濟在內的結構性因素、文化因素、意識形態因素扮演了重要角色。

首先，從整個國際大背景來看，既定供款的個人賬戶制度之所以在許多國家受到推崇與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密切相關。近20多年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強有力的國際組織推動下，新自由主義在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迅速興起、擴張，它幾乎影響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建立在古典自由主義宗旨基礎上，它包括：自由的市場、個人主義、追求私利，并且認為這些將導致社會公益。正如上文所述，如果養老保障制度中需要包含再分配因素，完全私有化顯然是不可取的。而且，如果市場本身是不完備的，市場化的速度和程度都應該是有節制的。此外，有一些現象值得注意，第一，社會保障私有化口號喊得最響亮的是美國，20世紀70年代，費爾德斯坦即對現收現付制度提出批評，至90年代各種改革方案被提出，但至今美國的現收現付制度沒有任何的改變。美國是說得多做得少。所以有人認為美國是鼓勵別人做而自己不做。克林頓政府曾試圖將現收現付制度下的基金的一部分投資于股票市場，這一小小的變革要求也被扼殺在思想的萌芽中。原因是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認為美國的股市已經處于非理性的狀態，養老社會保險基金的入市只能是推波助瀾。事實證明格林斯潘是正確的，美國股票市場經歷了從2000年開始，長達近三年熊市的痛苦。第二，在部分工業國和轉型經濟國家進行全部或部分養老金計劃私有化改革嘗試的同時，而另一些國家正在做相反的運動，許多公積金計劃開始轉變為既定給付計劃，這是一個與私有化傾向背道而馳的政策變化。1994年，尼日利亞對養老保險政策進行了重大的修改，將原有的公積金計劃轉變為既定給付（DB）的基本養老金計劃。20世紀90年代早期，其他幾個非洲國家也有公積金計劃，但今天不少國家都效仿尼日利亞，轉為實施既定給付基本養老金計劃。20世紀50年代早期，印度也實施了國家公積金計劃，1995年，印度修改了其養老保險政策，將原來的方案轉變了既定給付的養老金計劃，截至2000年，在這個計劃中，約有50％的繳費用于既定給付養老金的融資。而且，到目前為止，大部分國家仍然以公共管理的現收現付制度為基本養老保障制度，這說明，既定供款的個人賬戶制度還遠未成為養老社會保險制度的主流。

從各國養老社會保險制度的具體設計來看，各國的國情是各國選擇制度模式的基礎。各國人口結構、財政狀況以及養老制度自身的收支狀況決定了各國政府對待這次改革浪潮的基本態度。很顯然，西方一些發達國家之所以積極提倡以個人賬戶為基礎的基金積累制是與這些國家人口老齡化程度高、養老保障支出急劇膨脹以及國家財政赤字居高不下密切相關。2003年，德國的財政赤字為386億歐元，人均為8840歐元。為此，德國去年開始實施的“2010改革計劃”，政府將提高醫療費用、降低退休金和失業救濟。有關保護勞動者就業的法律也將被放寬。德國政府希望通過這個計劃，來削減德國的財政赤字。2004年4月3日超過20萬的德國人走上街頭，抗議施羅德推行削減福利的“2010改革計劃”，要求政府“把改革計劃丟進垃圾箱”。而在其他一些沒有這些問題或這些問題還不嚴重的國家，政府就不見得對這種制度過分青睞。

各國的政治文化差異對制度模式的選擇產生了重要影響。在瑞典等國，一貫強調社會和諧和互助，長期把追求平等和消滅貧困作為重要政治目標，所以，任何會導致貧困和不平等狀況嚴重惡化的改革方案都不可能成功，因而選擇的是以名義賬戶制度為主體模式。在美英等國，一貫強調個人責任和自助，長期追求把政府作用局限在盡量小的范圍內，因而改革的方向是以私營個人賬戶制度為主體模式。在東南亞國家，一貫強調社會穩定，長期主張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因而選擇了中央公積金制度。所以，在比較各種模式時，我們不能簡單地說這一種優于另一種，需要把制度模式與該國國情結合起來，看哪一種模式更適合該國國情。而新制度的具體設計也應該以該國國情為基本依據。

此外，各國選擇的制度模式的差異，還與其他一些因素有關。各國的原有制度的“路徑依賴”也對制度模式的選擇產生著重要影響，比如，許多工業國長期實行現收現付制度的，如果一下子把原制度去建立一個以個人賬戶為基礎的完全積累制度，不僅廣大職工難以接受，政府也要面對幾乎無法消化的巨額轉制成本。與此相比，那些現收現付制度還沒有建立或建立不久或所發揮作用不太大的國家，建立以個人賬戶為基礎的完全積累制度的難度要小得多。

第3篇：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區別范文

隨著“最難就業年”難度年年刷新，對如何建立大學生失業保險制度的探討也成為了破解大學生就業難題的又一新思路。本文首先從大學生失業的特征、社會穩定的需要以及我國失業保障體系的完善三個方面論證了建立大學生失業保險制度的必要性，然后進一步分析目前大學生參加失業保險面臨的主要障礙，最后對建立一個以強制參保、三方共同籌資、突出就業導向、嚴格資格審查為特征的大學生失業保險制度提出了初步構想。

關鍵詞:知識失業;大學生失業保險;道德風險;就業導向

隨著國際經濟增速的放緩以及國內經濟進入結構性調整時期，我國近年一直面臨嚴峻的就業形勢。自上世紀末實行大規模高校擴招后，應屆畢業生人數逐年增加，而同期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減少，因而大學生就業難題格外突出，“畢業即失業”已經成為部分大學生面臨的客觀現實。但與西方一些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失業保險起步較晚，覆蓋范圍及保障措施均在改進與完善中，對于大學畢業生———這一知識失業新群體，失業保險體系并未考慮在內。因此，解決大學生就業難題，除了各級政府高度重視、大學生自身轉變就業觀念、高校根據社會需求調整專業設置和培養方式外，也有必要從更完善的社會機制層面出發，為大學生構建一個長效的失業保險制度。

一、建立大學生失業保險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大學生失業保險制度符合大學生失業的特征

首先，大學生失業屬于典型的青年失業，在中國這是一個結構性而非周期性問題，目前并沒有創造足夠多的高質量工作崗位來吸收高等學歷畢業生，因此大學生失業風險應屬于社會風險，理應通過社會保險的機制進行處置。第二，作為有一定知識含量和專業技能力的青年人，大學生失業是“知識失業”。所謂“知識失業”是指受過較高教育的知識勞動力處于不得其用的狀態，是知識資源沒有得到有效與合理配置的表現。知識失業不但造成人力資源的空置與浪費，更使家庭及社會的教育投資不能有效實現收益，大學生失業保險制度的建立時各方力量共同面對和解決這個問題的必然舉措。第三，大學生具有可塑性強，存在繼續學習的巨大潛能，其失業大多是由于心理預期過高、求職經驗不足、供需信息不暢等造成的短時期的摩擦性失業，適宜通過建立有效的失業保險制度緩解該風險。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藍皮書:2014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中披露，在畢業兩個月后，接受調查的應屆畢業生失業率為17.6%，而今年麥可思研究院的“2015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中顯示，2014年大學本科畢業生半年后有7.2%的人處于失業狀態。雖然調查與統計方法不同，但仍可大致反映出大學生從畢業時到半年后就業情況的變化。

(二)建立大學生失業保險制度有利于社會穩定

失業是經濟問題，更是社會問題，失業率上升必將引起社會穩定。一方面，青年大學生未就業先失業，容易因挫折情緒而心理失衡，進而產生心理疾病和不良嗜好，甚至誤入歧途走上犯罪道路，成為社會危害。另一方面，如今大學生中大多數已是獨生子女，是每個家庭的希望。對孩子教育與培養已經成為大多家庭最重視的內容。由于寄托了太多希望，傾力教養的子女大學畢業后卻面臨失業對一個家庭帶來的不僅是經濟上的壓力，還有憂慮失望等負面情緒。家庭是社會化的細胞，家庭生活不穩自然也不會社會的安定和諧。另外，嚴重的大學生失業還會引起“讀書無用論”、“大學生過剩論”等公眾言論與情緒，不利于教育事業發展和社會文明進步。因此各國政府都高度重視青年和大學生失業問題，在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二五”規劃綱要也提出要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促進高校畢業生等群體的就業。大學生群體納入到失業保險范疇中既能為畢業后沒能馬上就業的大學生解決大學生的基本生活問題，使個人與家庭在經濟上和心理上均能得到一定緩沖，更能配合積極的促進就業政策幫助他們盡快調整適應社會角色需要，避免長期失業。

(三)建立大學生失業保險制度有助于完善我國失業保障體系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大學畢業生與勞動力市場的其他勞動力供給者一樣，都可能面臨失業的潛在風險，因此就應該通過失業保險制度來轉嫁失業風險成本。但根據1999年頒布的《失業保險條例》，目前我國失業保險主要覆蓋了城鎮企業事業單位、城鎮企業事業單位職工，另外各地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納入社會團體及其專職人員、民辦非企業單位及其職工、有雇工的城鎮個體工商戶及其雇工，很明顯對于大學畢業生等新的失業群體，正式制度并未考慮在內。相關政策中，專門針對大學畢業生失業保障措施的只有2006年開始實施的大學各生“失業登記制度”，對進行失業登記的畢業生，街道社區勞動保障工作機構將發放就業服務聯系卡，對其進行職業介紹、職業培訓等就業服務，對有家庭困難、求職困難的登記畢業生將納入重點幫扶范圍，對創業的大學生發放小額貸款等。但該政策的實施效果并不理想。從各地的統計情況看，主動進行失業登記的失業大學生均遠遠低于實際失業人數，究其原因除了政策宣傳不足外，根本原因還是就業困難補助、就業援助措施等缺乏專項基金的支持，保障力度弱，針對性不強。從長遠看，失業保險制度覆蓋面狹窄、參保率低制約著制度的可持續發展，逐步將失業大學生群體納入保險對象既是真正解決他們后顧之憂的有效途徑，也是完善我國失業保障體系的必然要求。

二、目前大學生參加失業保險面臨的主要障礙

(一)不具備享受失業保險待遇的資格

按照現行《社會保險法》和《失業保險條例》失業領取待遇必須符合三個條件:一是失業前用人單位和本人已經繳納失業保險費滿一年的;二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斷就業的;三是已經進行失業登記，并有求職要求的。而大學畢業生失業一般都是畢業后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或者在畢業后一段時間無法得到穩定工作，因此他們都不可能達到“已經繳納失業保險費滿一年”第一個條件。而且由于失業的大學畢業生沒有工作經歷，所以也不是“非因本人的意愿中斷就業而又愿意就業者’，從而也無法滿足享受待遇的第二個條件。從制度未來發展看，“繳費滿一年”不僅將大學畢業生排除在了保障范圍之外，也是成為了靈活就業者、個體工商戶等群體參保的最主要障礙。但該條件一方面明確了就業、與失業狀態的區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權利與義務相對應的保險原則，所以不可能簡單取消，而應該根據不同參保群體的實際情況給予調整和細化。

(二)大學生參加失業保險繳費難以確定

保障資金來源是實現大學生失業保險保障功能的首要保障。一般來說，社會保險的資金籌集應由個人、用人單位以及政府共同籌集，其中最主要來源為用人單位繳費。但由于大學生初次進入勞動力市場，如果要享受失業保險，其費用只能在在校期間籌集，且籌資對象只可能是學生個人及家庭、學校和政府等。而且在校學生沒有工資收入，也不可能像普通參保這一樣以個人繳費工資為基數、按照固定的繳費比例確定繳費數額。所以如何為確定資金籌集標準，以及如何分配各方的負擔，就成為了大學生參加失業保險的又一障礙。首先，高校收費制度改革后，逐步提高的學費標準已經使得中國眾多城鄉家庭經濟負擔加重，如果由他們單方繳費責任顯然不利于制度的推行。其次，如果個人和家庭不承擔繳費責任，光由政府稅收負擔，失業保險也就不再是嚴格意義上的失業保險，而成為失業福利，不但政府負擔加重，與其他參保群體間的公平亦難以實現。再有，高等院校雖然現在均設置了就業支持的專項經費，但以此設立大學生失業保險也不可能達到保障的目標。

(三)自愿失業和道德風險問題突出

失業保險的對象并非所有無工作的勞動人口，而只應是非自愿造成失業后有繼續就業意愿及行動的失業人口，但在實際操作中，要甄別主動失業還是被動失業、是否確實有就業意愿以及是否存在表面失業、隱性就業難度非常大，由此產生的道德風險問題相較其他社會保險險種嚴重。而大學畢業生的一些特點，使得該問題更加突出。首先大學畢業生年紀輕，相對“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來自家庭的經濟壓力較小，甚至很多因家境良好就業態度并不積極，如果不用工作還能獲得失業保險待遇，結果必將出現“養懶漢”的現象。第二，大學生畢業生通常缺乏社會經驗，抗挫折能力較差，很可能因為心理預期過高、就業能力不足等原因出現在求職中過于挑剔，受挫后又消極等待的情況，而失業保險將會進一步加劇這些畢業生的“能就業但不就業”依賴思想，對于形成積極的就業態度和正確的就業觀不利。第三，大學生的誠信意識尚待提高。這個問題在已經實行多年的助學貸款制度中表現明顯，助學貸款的本是國家為了幫助一部分經濟困難的大學生順利完成學業，要求商業銀行對貧困大學生發放的政策性貸款。但在實施中出現了學生編造理由申請貸款、還貸不及時甚至不還款的現象，可想而知隨著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越來越高，靈活就業人數不斷增長，如果缺少誠信體系和嚴格的資格審查，納入失業保險的大學畢業生也可能在享受待遇的同時隱性就業，產生騙保行為。

三、我國大學生失業保險制度初步設計

(一)參保原則:強制參保

1.參保對象。本文中的大學生失業保險應該包括在普通高校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畢業生群體，即大專生、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統一納入(在職學習、委托培養等畢業去向確定的學生可除外)，他們雖然學歷層次有差別，但面對的風險類似，適當擴大保障面更有利于分散風險。

2.參保原則。盡管有部分學者認為自愿參保有利于大學生失業保險的建立，但筆者認為這忽略了可能出現的“逆向選擇”問題。專業就業前景好、個人能力強、準備充分以及能夠獲得各種支持的畢業生失業的可能性較小，投保的積極性就弱，而冷門專業、自身條件缺乏競爭力的畢業生則會因為對失業有更高預期而愿意投保，且在投保后產生道德風險的動機更強。由此導致的后果則是制度因集中了高風險人群而支出增加，進而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費用。相反，雖然強制參保在制度推行初期可能面臨一定阻力，但卻能使失業風險得以更好的分擔，保證制度以較少的投入提高更有效的保障，這也是社會保險區別與商業保險的特征與優勢。因此，大學生失業保險應當明確強制參保的原則。

3.制度建立方式。可以考慮在初期先建立一個相對獨立的大學生失業保險制度，初期設計中存在的問題也可得到修正和完善。但碎片化的制度并不利于長遠發展，因此待條件成熟后應該逐漸納入統一的失業保險制度中。

(二)費用籌集:三方共擔

大學生畢業后未能就業，除了個人是損失的直接承受者外，也會通過就業率、口碑等影響學校的聲譽及發展，同時也造成了人力資源的浪費和閑置，增加了社會成本的投入，因此大學生本人、學校和社會都存在保險利益，理應共同承擔籌集保險費用的義務。個人繳費可以以當地職工平均工資為繳費基數，參照現行失業保險籌資標準確定相對固定的繳費比例征收，對于貧困家庭的學生，可以視情況降低比例征收或免征。由于繳費額固定，為了操作簡便可以不采用按月繳費的方式，而是在畢業前一年收取學費時一次性統一代征一年費用，這樣使大學生符合了現行制度中“繳費滿一年”的資格條件，也便于制度的統一與整合。學校承擔部分一方面可以要求從收取的學費中提取固定比例，該比例盡量控制在不會對學校造成負擔的較低水平，也可籌集到相當可觀的基金。另一方面還可從學校獲得的其他經營性收入中，按照其就業率高低設置差別費率或浮動費率，直接激勵學校完善專業設置、提高教學質量，增強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力。政府財政則應每年固定撥款作為大學生失業保險的專項基金，同時社會各界的公益性捐贈也可成為一部分基金來源。多渠道所籌資金應設立大學生失業保險專項基金，由專門的機構負責，專款專用，適當結余的部分也應通過專門基金運營機構投資運營，實現保值增值。

(三)基金支出:突出就業導向

失業保險由于對象特殊，其保障功能并不只限于為失業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還應包括促進就業功能。目前世界各國失業保險發展的一個共同趨勢就是促進就業的傾向越來越濃，從過去的傳統的失業保險向積極的就業性保險過渡。因此，大學生失業保險制度的支出設計必須突出就業導向，這不但是大學生及其失業的特點所決定，也順應了國際方向與趨勢，更可成為解決我國失業保險“重生活保障，輕就業促進”這一明顯短板問題的改革嘗試。用于保障失業者基本生活的支出應當控制在50%以內，否則將沒有足夠的資金保障促進就業的各種措施。首先，單純的生活補助標準應控制在較低水平，甚至等于或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標準，這樣可以有效預防“失業陷進”和降低道德風險，而且多數畢業生仍然可得到一定家庭經濟支持。第二，待遇給付期限不能超過12個月，這是由大學生繳費時間短和大多為摩擦性失業所決定。第三，待遇給付期中待遇應逐漸遞減，避免產生求職惰性。第四，除基本待遇外，可設立與求職相關的補貼項目，如交通補貼、培訓期間伙食補助、通過專業技能培訓的獎勵性待遇等，保證積極求職者能夠得到更多幫助。第五，適度向特殊群體傾斜，針對困難家庭的失業者可額外申請特困補助，還應設立失業者醫療補助。應當保證足夠的支出用于就業促進支出，主要措施應包括:第一，就業指導，培養專業的職業指導人員隊伍，負責跟蹤對每個失業大學生的狀況，每3個月必須與失業者面談一次，幫助整理求職材料，提供求職建議和招聘信息。第二，就業培訓，針對市場需求直接提供職業培訓或者補貼失業者的職業培訓費用，這是各國解決年輕人失業都十分重視的內容。第三，職業介紹，除建立高效的供需信息平臺外，對于成功介紹的其他機構發放職業介紹補貼。第四，補貼提供實習崗位的企業，對于有招聘意向的企業，補貼部分實習期間工資。第五，支持創業，整合現有的大學生創業支持政策，包括創業指導、提供貸款、手續代辦等。

(四)道德風險:資格審查

大學生失業保險的享受資格應當滿足以下條件:第一，大學生畢業后一段時間沒找到工作。從畢業到失業登記領取待遇中有一定間隔是必要的，3—6個月為宜，可根據勞動力市場狀況適度調整。第二，非自愿失業并進行失業登記。必須通過學校、社區渠道等核實其就業情況和家庭情況，排除主動失業和隱性就業的申請者。第三，有工作要求并積極尋找工作。對于拒絕接受合適的工作、沒有采取合理的行動去謀職以及發現故意隱瞞或虛報事實的應該立即取消待遇資格。對待遇享受者求職動向的持續跟蹤，是資格審查中的難點，很難完全核實失業者的求職態度和可能出現的隱性就業，除了專業職業指導員訪談、從待遇方面積極誘導外，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建立能夠與稅務、銀行、學校、社區等信息共享的失業大學生信息平臺，多渠道掌握失業者動向。第四，通過必要的處罰樹立誠信意識。對于故意的道德風險行為，一經確認除了拒絕申請、停發待遇外，還應給予必要的處罰，如在未來的失業保險待遇時有所扣減，或待信用體系建立后永久成為信用污點等，還可發揮多渠道的監督作用，如追究大學生的單位的連帶責任，用人單位在錄用大學生之前，必須了解核實其失業保險享受情況，監督其是否存在騙保行為，監督不嚴的單位監督不嚴將會受到罰金或其它的處罰。

(五)制度保證:加快立法

制定相應的法規政策，逐步提高立法層次，是促進大學生失業保險順利實施的基本保證。各方的繳費責任與義務需要得到約束，基金的安全和獨立性需要得到維護，待遇的享受需要得到確保，各種資格條件的審查與認定也要有章可循，更要以明確細致的處罰條款警告制度中的各種敗德行為。有了嚴肅立法與嚴格執法，通過各方的共同努力，必然可以為大學畢業生撐起一張更加牢固的就業保障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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