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紅利的含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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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紅利的含義范文

人口，一般用于表示某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總數量，如中國人口眾多、南亞地區人口密度大、世界四大人口稠密區等。在這里，人口指一般的人，是就某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總量來說的，它既包括勞動力，也包括非勞動力；既包括普通人口，也包括高精尖的人才。

當某個國家或地區遭受某種自然災害，如地震、洪澇等，致使人員、財產受到損失時，常用人口這個詞。一般來說，人口數量眾多或人口密集的區域，往往比人口少或人口密度小的區域遭受的損失更嚴重一些，這里遭受損失的對象，強調的就是一般的人口，而不能用勞動力或人才來代替。

再如，分析城市發展問題的過程中，會提到交通擁堵、住房困難、環境質量下降等城市環境問題，究其原因是經濟發達，人口稠密，城市職能過于集中，城市規劃不合理等，導致城市環境問題的產生。這里用到人口稠密，而不能用勞動力或人才來代替。

勞動力，狹義上的勞動力指具有勞動能力的人口。提到勞動力，時常會涉及人口紅利這一概念。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整個國家的經濟呈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局面。為了便于分析，人們將總撫養比（14歲及以下少兒人口與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小于50%稱為人口紅利時期，進入人口紅利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打開，退出人口紅利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關閉。而人口總撫養比超過60%時則為人口負債時期。簡言之，人口紅利就是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年齡結構，即形成一個“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在人口紅利時期，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儲蓄和投資不斷增長，社會負擔相對較輕，社會發展后勁強勁，對社會經濟發展十分有利。

在分析工農業區位條件時，我們會經常使用“勞動力”這個術語。例如，我們在分析亞洲發展水稻種植業的有利條件時，其中的一個社會經濟條件是勞動力豐富，有利于應對繁重的生產勞作，達到精耕細作、提高糧食產量的目的。因為水稻種植過程中，勞動過程復雜，勞動強度較大，需要投入大量的勞動來精耕細作，這里強調的是勞動力充足，而不是人口眾多。

第2篇：人口紅利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劉易斯拐點；民工荒；經濟轉型；農村勞動力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2-000-01

一、“劉易斯模型”的提出及現下我國背景

“劉易斯模型”是由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所提出，其模型描述了發展中國家在初始階段的發展形態，表現為傳統部門為現代部門提供“不變制度工資”和“無限供給”的充裕勞動力[1]。在擴展的拉尼斯—費模型中，經濟的發展進一步被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傳統部門勞動的邊際生產率為零或很低，勞動力的供給有無限彈性。當現代部門逐漸擴張和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被現代部門吸收，則發展進如下一個階段，傳統部門的邊際生產率升高，農業勞動力供給下降帶來了糧食產量下降，進而傳統部門的生產無法滿足現代部門的需要。這使得傳統部門通過引入現代要素，規模化和專業化生產，增加了勞動生產率，使得傳統部門供給能夠與現代部門的需要相同，這種協調發展會帶來第三階段，即古典經濟學中的經濟一體化階段。

近些年來，因受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我國東南沿海的出口型企業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民工荒”現象。因此我國人口學者引入“劉易斯轉折點”以此來解釋我國現今經濟發展中經濟增長模式轉型與人口流動等一系列問題。當前學界大多學者對“民工荒”持樂觀態度，他們把“民工荒”看成暫時的勞動力短缺現象，各位學者也主要有以下幾方面依據。

二、對勞動力供給以及剩余總量的估計

簡新華、張建偉對我國農村現下剩余勞動力的有效轉移進行了研究，他們發現到目前為止我國農村外出打工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和往年相比保持同比增長。而且城鎮等級失業率不斷上升，就業前景依然不樂觀。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在短期內不會變化，短缺只是斷期現象，用“民工緊”更為合適[1]。錢文榮、謝長青也認為，我國農村勞動力依然有較大剩余，如果沒有政策性引導，“劉易斯轉折點”不會自然出現[3]。

三、基于工資增長的考察

宋世方對我國農業制度工資的決定和變動方式進行了探討，他認為傳統部門工資的增加能表示“劉易斯第一轉折點”的到來，但很難代表我國經濟已臨近一元經濟[4]。王德文認為傳統部門工資的增長也可能是通貨膨脹引發價格水平的增長，或者國家對農業的政策傾斜提高了增加了農村最低工資[5]。日本學者南亮進認為可能是經濟整體發展看好，帶動了工資的增長[6]。周祝平認為“民工荒”與勞動工資增加由于對勞動力的需求增加以及中國正處在人口轉變期而帶來的影響共同導致的[7]。姜華東認為，“民工荒”是農民工介于生存環境及子女教育等方面而引發的理。

四、基于基尼系數的判斷

國際學者南亮進認為，中國當前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正在惡化，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數由0.382（1988年）上升到0.445（2002年）。收入差距過大的狀況惡化側面八仙了了農村勞動剩余現狀的持續存在。僅就我國城市化進程及就業比例就行考慮，周祝平認為我國在2007年城市化水平也只達到45%，而農業就業比例是40.8%。從GNP的構成上看，農業的產值比例也只有11.3%，第二，三產業產值比例高達88.7%。這種就業和產值兩反面比例嚴重不對稱，也顯出農村的勞動力邊際生產力遠遠沒有達到第二個“劉易斯轉折點”。

五、基于人口紅利視角的分析

在對“人口紅利”的研究上，劉元春、孫立認為關閉了人口機會窗口不意味著勞動力將會短缺。這反映出的是人口結構發生變化，與勞動力供小于求沒有必然聯系。伴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完成，我國對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需求不再是簡單的體力勞動者，而是需要更多有技術或經驗的技術性勞動者，僅從勞動力需求數量上看，不能斷言我國的發展現狀。沈君麗在文章中表明，農村的人口結構與城鎮相比更為合理，我國農村正處在人口紅利的高峰期，勞動人口數也是不斷增加，但由于戶口制度等各項政策的限制，使得很多年輕的剩余勞動力無法向城鎮轉移，也側面限制了農村的人口紅利向城鎮的過度。

不難看出，當前我國大多數學者認為目前我國還未到達所謂的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所過度的階段。當前我國農村還存有充足的剩余勞動力。但同時我們也需要看到，由于計劃生育政策，撫養成本增加，女性生育愿望降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我國“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并不是遙不可及。基于對我國當下經濟增長正處向全生產要素轉變的情況考慮，我認為我國目前已經渡過了“劉易斯第一拐點”，但尚未到達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劉易斯第二拐點”。不過我認為，我國目前總和生育率過低，相對人口老齡化不斷加深更加是不爭的事實，都使得我國農村勞動剩余勞動力的大幅度減少，從而加速我國向“劉易斯第二拐點”發展的速度。因此我們應在我國當前人口紅利還未消失，農村剩余勞動力未被完全吸收之前，對產業結構及生產方式進行改革，使得我國能平穩度過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轉變的過程，能否把握好當前這個機會將會決定我國未來的命運。

參考文獻：

[1]WilliamArthurLewi.EconomicDevelopmentwithUnlimitedSuppliesofLabor[J].TheManchesterSchool，1954（22）.

[2]簡新華，張建偉.從“民工潮”到“民工荒”———農村剩余勞動力有效轉移的制度分析[J].人口研究，2005（02）.

[3]錢文榮，謝長青.從農民工供求關系看“劉易斯拐點”[J].人口研究，2009（02）.

[4]宋世方.劉易斯轉折點：理論與檢驗[J].經濟學家，2009（02）.

[5]王德文.中國劉易斯轉折點：標志與含義[J].人口研究，2009（02）.

[6]南亮進.經濟發展的轉折點：日本經驗[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7]周祝平.經濟發展階段、生育轉變與勞動力供給[J].人口研究，2009（02）.

第3篇：人口紅利的含義范文

國際上不乏有報道說，菲律賓、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已經在承接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一時間東南亞制造業即將代替中國制造業地位的猜測也水漲船高。但是我認為，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輕易替代我們。 左圖 河南鄭州，上千名應聘者在富士康等待面試。

不妨做個實驗，看一看中國在成為制造業中心的情況下，到底它的份額有多大。可以拿一些中國的后繼國家來比較，在新鉆11國（Next-11，這些國家都是人口結構較好/有人口紅利優勢的）上稍加調整，即把發達國家韓國（人口紅利消失的年份與中國相同，都是2013年）剔除，加進印度和中國，一共12個國家。

在所有這些國家中，我們看到的勞動年齡人口，中國一定是占據巨大的份額，但是勞動年齡人口只反映勞動力數量，反映不了質量。我們再拿勞動年齡人口乘以勞動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這樣得到一個人力資本總量，在這個總量中，有正好一半是中國。不僅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是舉足輕重的，勞動者的素質加進去是最好的。

在這些國家中從人口數量上講，印度似乎有威脅，但是并不盡然。印度作為世界上第二大人口國家，人口總量即將超過我們;但是，印度普通勞動者受教育年限只比中國的一半高―點，只有4年多。

所以可以得出結論，短期內沒有一個國家是可以輕易替代我們的制造業的。中國中西部地區對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承接規模，遠比東南亞要大。從我們能夠掌握的數據來看，2004年，東部地區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份額達到了最高，但是之后就開始下降，那么誰擴大了這一部分的份額呢？中部地區，特別是長江中游省份，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這說明產業已經轉移到中西部去了。

釋放勞動力流動性

在未來，中西部是經濟發展的引擎。

總體上看，近年來中西部的基礎設施建設和交通建設等有利條件在改善，運輸成本不斷降低，給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打下基礎。

作為發展型政府，應該注意到在劉易斯轉折點到來之后，其稀缺性生產要素不再是外資，而是勞動力，因此應該施行有利于充分利用勞動力的各項政策。

通過調查發現，在目前農業勞動力中，有70%是40歲以上，曾經在沿海地區工作但因沒有戶籍終究返鄉的勞動者，他們退出勞動力市場，相對于有戶籍的城市居民要早。如果中西部省份把這一部分人調動起來，不僅有利于勞動者和家庭增加收入，滿足他們就近照顧家庭，而且有利于發揮中西部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這期間刻不容緩的就是要進行戶籍制度改革。從目前的現實來看，廣東、重慶、四川等省、市著眼于地區內進行戶籍制度改革，農民工在自己本地區內獲益的機會增多;而有些長三角地區的城市也把城市戶籍門檻壓低，甚至有的比較低的標準是只要有2年以上的勞動合同以及繳納社會保險金即可。但是，對于全國整體而言，這部分的改革步伐還需加快，否則勞動力比較優勢喪失，同時又沒有時間和能力去獲得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就會出現危險的真空狀態，容易落人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通過制度改革釋放勞動力的流動非常重要，這也是劉易斯轉折點的政策含義所在。

謹防日本式僵尸企業

劉易斯轉折點到來和人口紅利的消失，對產業升級和創新提出了迫切要求。《經濟學人》在今年3月份《廉價中國的結束》中推測，未來中國經濟要么創新，要么減速。

改革轉型的步伐催促我們必須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完成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這要求政府提供利于企業創新的激勵機制，遵循熊彼特式的創造性毀滅規律。 右圖 一名婦女看著家附近新建富士康廠房上的標語：就業富士康，生活奔小康。

產業升級的實質性內容是經過競爭，有能力的企業在一輪輪淘汰中完成產業升級。具體的做法就是政府對企業不要進行保護。不要為了保GDP，保就業，保稅收或者感情上割舍不了，就用各種優惠政策去干預去補貼。

借鑒日本的教訓，1990年后日本造就了一批僵尸企業，對其整體的經濟健康形成了巨大威脅，對于已經脫離了二元經濟結構日本社會，此時人口紅利已經終結，彼時其GDP已從9.2奇跡下降到了3.8，沒有人力資本就無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也就難以創造GDP，后來GDP的增長速率只是0.85%。雖然當時日本政府是好意，但是結果卻是可悲的，值得我們警戒。

另外，日本還給予中國國際分工模式上的經驗反思。從經濟理論上來分析，高工資、高熟練程度是產業結構升級的結果，勞動者具備了高素質，在產業鏈上企業才能付得起高工資，日本當年能實現高工資、高技術、高附加值的國際分工模式，因為在1990年代日本已經進入了高等收入階段，與中國現在的情況不同，而現階段的中國是中等收入階段。因此，中國政府在國際分工模式上的借鑒應當小心。

對于劉易斯轉折點到來之前，勞動力工資低廉并非漠視勞工，而是把主要目標放在創造就業崗位上，如果早就給高工資就會削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而劉易斯轉折點到來之后，自2004年后，農民工工資一直上漲，去年增長率為20%。為了進一步讓所有勞動者享受改革成果，完善勞動力市場制度迫在眉睫，比如各種勞動立法/最低工資制度/工會的作用/工資的集體談判制度等，過去對于這一點的爭論雙方都有道理，但現在隨著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這些制度逐漸建立能夠有利于勞動力的充分供給，保護勞動者的權益，也可以維護、增強社會安定和穩定。

第4篇：人口紅利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收入分配；轉型升級

一、“劉易斯拐點”的概念

“劉易斯拐點”這一概念是從美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中引申出來的。劉易斯（1954）依據古典學派的傳統，分析提出了三個假設：（1）勞動力無限供給，即人口對于資本和自然資源來說數量如此眾多，以致在這種較大的部門里，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為負，并且即便勞動力的價格降到僅維持生活的最低工資，勞動力的提供仍然超過需求；（2）二元經濟結構，即發展中國家由以工業部門為代表的現代部門和以農業部門為代表的傳統部門組成；（3）現代部門的工資水平不變，即由于兩部門的發展是獨立的，農業技術的進步可以保證現代部門能夠獲取無限勞動力。

在三個假設的框架下，劉易斯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說是資本家剩余的使用，也就是從“二元經濟”到“一元經濟”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首先現代部門吸收傳統部門中的大量剩余勞動力，隨后農產品逐漸出現短缺，對工業貿易產生影響，從而提高了轉移人員的勞動報酬，這是第一個拐點。此后，現代部門繼續吸收剩余勞動力并不斷擴大，同時傳統部門的邊際生產率不斷提高直至與現代部門相同，這一過程一直持續到剩余勞動力消失為止。此時，城鄉收入差距基本消失，一元經濟基本形成，第二個拐點到來。而通常所說的“劉易斯拐點”就是指第二個拐點，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結構趨于同質化。

二、關于我國是否進入“劉易斯拐點”的研究

近幾年，沿海省份接連發生的一定程度的“民工荒”，全國出現了“漲薪潮”現象，引發了諸多學者對我國是否已經進入“劉易斯拐點”這一問題的激烈爭論。學術界對此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我國已經達到“劉易斯拐點”，代表學者有蔡等人。蔡（2007）結合GDP增長率和生育率，通過對2004年全國勞動力的數量研究指出農村至多存有5800萬（40歲以下）勞動力，剩余率僅為11.7%。他認為農村勞動力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持續短缺，說明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隨后，蔡（2010）又指出，2005年（40歲以下）農村剩余勞動力減少至5000萬，僅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10%。這一觀點的支持者賀蕊莉（2013）通過對遼寧省大連市的收入分布變化及趨勢進行評估，判斷我國已經進入了“劉易斯拐點”的初期階段，但其對改善收入分配差距存在局限性。吳要武（2007）從非技術勞工的工資水平變化、非正規的就業量變化檢驗得出在“劉易斯拐點”到來階段，我國需要應對產業升級。

另一種觀點則截然相反。中國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2010）認為，目前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還很低，農業中尚有大量剩余勞動力，城鄉收入差距大，只有城市化水平達到70%時才能說“劉易斯拐點”來臨，但這個拐點可能會出現在2020年以后。Minami和Ma（2010）分析了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和剩余勞動力，認為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尚未到來。余宇新、張平（2012）以新古典模型為基礎，從資本積累的角度測算出我國資本積累速度與人均資本量呈顯著的正相關，資本收益率并未出現明顯的下降趨勢。周燕、佟家棟（2012）結合中國開放的經濟特征與二元經濟轉型的特征，認為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進程遠未結束，外部沖擊、城鎮化和工業化不匹配等是造成中國式“民工荒”現象的主要原因。Kwan（2009）從數量標準出發，也認為我國的剩余勞動力并未告竭。鄧、王建（2012）認為照搬劉易斯模型來分析中國經濟會產生偏差，中國的“劉易斯拐點”雖然在逐漸迫近，但并未真正到來。

三、我國“劉易斯拐點”的判定

總體而言，國內多數學者對于中國“劉易斯拐點”的研究是基于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總量的估算或經驗之談，并且在論證是否跨過拐點的過程中大都沒有明確說明是劉易斯第一拐點還是第二拐點。其實“民工荒”這一現象并不能說明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已經來臨。“民工荒”現象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中國老齡化問題嚴重，從而導致高齡勞動力的比重上升，相對的，新生勞動力的比重就逐漸減小。另外，隨著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增加，從事基礎勞動的人口數也會逐漸減小，這都可能是“民工荒”的原因。首先，有必要重述 “劉易斯拐點”側重的是劉易斯模型中的第二個拐點，只有突破這一點，才意味著發展中國家長期發展任務及二元經濟結束并實現了協調性轉型。另外，由于中等國家的發展必定會經歷“劉易斯拐點”，根據概念，它的到來通常需要考慮以下兩個方面：（1）勞動力供給；（2）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經濟由二元過渡到一元。因此，我們可以在中國這個大背景下結合這兩方面對這一命題進行層層分析。

（一）勞動力供給

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意味著農業剩余勞動數量大幅縮減，剩余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轉為有限供給。對于這個問題，幾年前大多數看法是存在1.5～2億的剩余勞動力。而蔡等人的研究剔除了40歲以上6000多萬難以轉移出去的勞動力，并且將2億鄉鎮企業和外出打工的人員全部作為轉移勞動力，得出剩余率只有11.7%，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業勞動力的比重在未來必定會有所下降，幾乎只占社會總勞動力的5%，因此也必定會有一部分農業勞動力需要轉移；其次，40歲以上難以轉移的勞動力完全可以替代部分現有農業勞動力，那么剩余率將會再次提高；最后，2億的外出打工者雖然由農村流向城鎮，但是由于國家政策的缺陷及對地方的保護，他們中只有少數優秀的人擁有城市戶口，多數人隨時會返回傳統部門。這樣看來，農村剩余率不止蔡所說的11.7%。同時，蔡（2010）認為人口紅利仍能發掘，說明農村剩余勞動力并未達到供不應求的階段，這與他自身的觀點有悖。截至目前，根據統計年鑒所提供的信息，2012年中國15～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減少了345萬，由此有關機構和專家預測，將來一個時期，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會持續減少，但是在“十二五”期間，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還是呈增加趨勢。這一方面是因為雖然新增的勞動年齡人口有所下降，但是總量是保持持續增加的；另一方面，隨著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通過開展職業技能培訓，提高勞動力素質，特別是通過推進城鎮化和產業升級，促進勞動力從低端產業向高端產業轉移、從低勞動生產率的行業向高勞動生產率的行業轉移，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勞動力的供給，也就是有利于延緩人口紅利期。而片面的以 “民工荒”為論據論證我國人口紅利已消失殆盡也有失偏頗。根據岳少雷（2012）的研究，“民工荒”只是農村勞動力結構性短缺的表現，多年來計劃生育的實施嚴格地控制了我國的人口數量，從而使勞動力供給速度逐年放緩；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關注提高了農民的福利水平，這進一步影響了對外輸送農民工的數量，而這一群體一直以來被認為是構成廉價勞動力的主力；另外，4萬億的經濟刺激為中西部地區創造了許多就業機會，很多曾經在沿海工作的中西部農民工也開始逐漸“回流”。

（二）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

勞動力流動的深層次原因在于一國中城鄉之間勞動力市場工資福利待遇的巨大差距。通常，在這種二元的勞動力市場中，一級市場工資較高，工作條件優越，就業穩定，安全性好，作業管理過程規范，升遷機會多；二級市場的工資則較低，工作條件也較差，就業不穩定，管理武斷且粗暴，個人升遷機會更是非常渺茫，很多時候即便受過良好的教育和培訓也無助于提高勞動報酬，甚至不允許向一級市場流動。而在我國，這種分割的勞動力市場下所隱藏的中國獨有的制度體系更是約束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堅實壁壘，城鄉間社會保障制度、教育水平制度、就業政策、住房制度和戶籍制度等都拉大了城鄉勞動力在就業領域、經濟權益領域及社會保障方面的差異，極大地阻礙了我國勞動力市場的融合。

隨著近幾年中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截至2012年，我國城市化率已從1978年的18%上升為52.6%，但是具有城市戶籍人口的比例僅為36%左右，高達2.6億的農民工尚未真正融入到城市之中。按照國際經驗，預計在2010～2025年期間，我國的城鎮化率才能達到70%，實現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的轉變。

從城鄉收入差距來看，馬愛玲（2012）研究得出 “劉易斯拐點”到來的同時必將伴隨著庫茲涅茨轉折點，然而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的生產率差距仍然存在，以非技術工人為主的勞動力結構還無法達到庫茲涅茨轉折點，使得我國仍然處于倒U形曲線的左端而并未越過頂點。

從官方公布的近幾年的基尼系數來看（如表所示），我國的基尼系數呈現出先上升后回落的趨勢，但總體上已超過了國際規定0.4這一警戒線。另外，在考察城鄉收入差距時還需加入通貨膨脹這一要素，它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城鄉居民的實際工資，從而給人一種工資差距不斷縮小的幻覺。因此，從一些學者得到的數據來看，我國的基尼系數可能還要超越這一水平。考慮到中國特有的情況，雖然國內還未出現明顯的兩極分化，但是在目前經濟轉型、城鄉一體化過程中，這個水平的貧富差距也足以引起相當的重視。

四、政策和建議

毫無疑問，對于我國，經歷“劉易斯拐點”只是遲早問題。我們有必要在這個重要的轉折點來臨之前做好充分的應對準備，以緩和這一過程中出現的種種矛盾，實現經濟順利協調轉型。

（一）完善政策制度，融合二元經濟

制度變革是徹底推進經濟轉變的根本。要有條件地開放城市戶籍，完善流動人口管理，將有穩定就業和擁有住所的農業人口登記為城鎮人口并通過立法使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權利與戶籍脫鉤，進一步建立起健全的勞動保障法規體系和政策體系，從體制上為農民工創造條件，從而實現城鄉二元經濟融合。

（二）產業結構升級，轉變發展方式

“劉易斯拐點”的逼近使得農業勞動力的價格不斷增長，粗放型經濟也逐漸喪失優勢，因此應該加快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積極鼓勵高新產業發展，提供必要的資金、環境和條件，實現我國經濟環保、高效的內涵式增長。

（三）提供技能培訓，提高勞工素質

集約型經濟需要中、高素質的勞工來支撐，而傳統部門的農民工所接受的教育普遍較低，缺乏足夠的專業技能，通常無法與崗位需求相匹配。農民工作為我國經濟建設的一大主力，有必要消除對他們的歧視，為他們提供透明的用工信息、相對公平的就業機會及同等的入職培訓。政府可以在這方面提供一定補貼，增加農民工的市場競爭力。

參考文獻：

[1]W.Arthur Lewis.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J].The Manchester School，1954（22）.

[2]蔡.破解農村剩余勞動力之謎[J].中國人口科學，2007（02）.

[3]蔡.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劉易斯轉折點[J].經濟研究，2010（04）.

[4]賀蕊莉.劉易斯拐點還是沃爾夫森極化[J].農業經濟問題，2013（05）.

[5]吳要武.“劉易斯轉折點”來臨：我國勞動力市場調整的機遇[J].人口與人力資本研究，2007（06）.

[6]周天勇.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并未來臨[J].江蘇農村經濟，2010（11）.

[7]余宇新，張平.資本積累視角下中國劉易斯拐點的實證研究[J].商業經濟與管理，2012（09）.

第5篇：人口紅利的含義范文

一、近年來廣州市社會管理所面臨的形勢分析。

近年來廣州市在市委、市政府的堅強領導下，雖然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等不利因素的嚴重影響和沖擊，但仍堅決貫徹落實國家宏觀調整政策，緊緊圍繞中央“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全省“三促進一保持”的中心任務，克服了各種困難，全市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各項社會事業全面進步，人民生活繼續改善，較好地完成了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和任務。［2］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成績的同時，廣州社會管理形勢也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

（一）廣州實際管理人口的壓力不斷加大。

據統計，2007年全市常住總人口為1004.58萬人，比2006年末增加了29.12萬人，增長3.0%。2008年全市常住總人口1018.2萬人，比2007年末增加13.62萬人，增長了1.4%。2009年全市常住總人口1033.45萬人，比2008年末增加了15.25萬人，增長1.5%。由此可見，廣州市全市常住人口連續三年均呈上升趨勢。目前廣東的實際管理人口已居全國第一位［3］。與此同時，廣州市人口在省、市、區之間保持著遷移流動的態勢。如2008年全市遷入人數為140927人，遷入率18.09%，遷出人數為75153人，遷出率9.65%。［4］廣州市實際管理人口的持續增加以及遷移流動的常態化必然會給社會管理造成巨大的壓力。

（二）廣州產業結構調整的緊迫性日趨明顯。

據廣州市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數據推測，廣州市人口機會窗口打開時間是1983年。根據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與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預測，廣州市常住人口機會窗口關閉時間是2025年，戶籍人口機會窗口關閉時間是2021年。為此，廣州市目前正處于“人口紅利”時期。如果外來流動人口保持現有狀況，廣州市常住人口中的勞動年齡人口到2016年前仍是逐年增加。但至2016年便開始逐年減少，到2025年常住人口的總撫養比將超50%。［5］廣州市如果不在“人口紅利”期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那么當進入常住人口總撫養比超60%的“人口負債”期時，廣州市的經濟社會發展將面臨嚴峻的挑戰。

二、廣州市檢察機關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路徑思考。

根據聯合國發展計劃（UNDP）的定義，包容性發展指邊緣群體（不論性別、種族、年齡、信仰、殘疾或貧窮）能夠參與并從中獲益的發展。［6］在分析目前廣州社會管理所面臨新的形勢基礎上，筆者認為，包容性發展模式可以為我們思考廣州市檢察機關如何參與社會管理創新提供一個很好的借鑒。

（一）包容性發展是檢察機關進一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

2007年10月，中央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2009年11月15日，總書記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上發表了題為《合力應對挑戰推動持續發展》的重要講話，強調要“統籌兼顧，倡導包容性增長”。2010年9月6日，總書記在第五屆亞太經合組織人力資源開發部長級會議開幕式致辭中再一次指出“實現包容性增長，根本目的是讓經濟全球化和經濟發展成果惠及所有國家和地區，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續發展中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由此可見，包容性發展與科學發展觀是一脈相承。一方面強調了增長的必然性，體現了發展的第一要義。另一方面強調了包容的兼顧性，反映了發展必須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要對社會各界群體利益統籌兼顧。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要充分履行黨和人民賦予的職責，就必須在檢察事業的發展過程中確實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通過檢察職能的發揮真正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二）包容性發展是檢察機關服務“十二五”規劃的必然選擇。

2010年10月27日，中央第十七屆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了《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了五大主要目標，包括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取得重大進展、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社會建設明顯加強以及改革開放不斷深化。正如一些學者所分析的，該建議凸顯了包容性增長的主旨。表現在，五中全會對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視，不僅提出了必須逐步完善符合國情、比較完整、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以此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還再次強調要加強社會建設，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促進就業，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努力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加快醫療衛生事業改革發展等。［7］為此，檢察機關要切實發揮檢察職能服務“十二五”規劃，就必須將中央有關推進包容性發展的精神落實到檢察工作的每一個環節當中。

三、構建檢察工作包容性發展模式的幾點建議。

包容性發展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發展，二是包容。發展強調的是效率和效益。包容強調的是公平、合理、平等與和諧。［8］廣州市檢察機關要根據自身實際，通過有針對性、有步驟的措施加以探索。

第6篇：人口紅利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個稅遞延商業養老保險

一、引言

在許多經濟學家眼中，改革開放以來促進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我國龐大的人口紅利，然而現在我們需要為人口紅利帶來的影響買單了。截止到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國60歲以上老人已經達到了1.77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3%。根據國際公認的10%的老齡化社會標準，中國已經是不折不扣的老齡化社會。在這種情況下，養老已經不單單是政府的壓力，更是全社會需要重視的問題。鑒于目前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家已經形成了成熟的三支柱養老保障體系，借鑒國際經驗，加快我國企業年金和個人商業養老保險相關制度的完善成為破解我國養老困局的可行路徑。

二、養老體系現狀

中國的養老問題主要集中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養老體系的不平衡

成熟的養老保障體系應該由基本養老保險、企業年金和個人商業養老保險三個支柱共同支撐，而中國的養老保障三支柱發展極其不平衡：企業年金相關法律法規缺失，具體制度與相應監管都不健全，截至2014年底僅實現6%的覆蓋率；“養兒防老”的思想使得人們更傾向于投資子女，個人投資保險養老意識淡薄，目前中國人均長期壽險保單持有量僅為0.1份，遠低于發達國家1.5份以上的水平；隨著老齡人口比重的快速上升，被過度依賴的基本養老保險承擔的負擔越來越重，直接導致基本養老保險發揮的作用越來越有限，2001年至2014年，基本養老保險的實際替代率從73.2%降至43.1%。

(二)養老制度的不一致

首先，城市和農村的養老保險制度存在較大區別。城鎮職工養老保險以本人工資和社會平均工資為繳費基數，按月繳費，繳費基數高，待遇也高，農村則在獲得國家相應補貼的基礎上按年繳費，繳費少，待遇低。其次，在城市中，事業單位與企業單位的職工遵循的待遇體制也不同。另外，經濟發達地區的人均收入較高，相應地，繳納的個人養老金也較多，貧困地區則與之相反。這樣的區別導致福利待遇出現巨大差距，形成社會不公。

(三)養老供需的不匹配

計劃生育政策導致中國人口產生斷崖式的更替，形成了獨有的一代“獨生子女”。以單個家庭為例，獨生子女將要面臨上有四位老人，下有一至兩位子女的沉重經濟壓力，而社會則會將這一問題無限放大。隨著時間的推移，養老需求會更加旺盛，勞動力缺口甚至可能會使國家稅收面臨嚴峻考驗。為解決養老問題，我國政府也嘗試了許多改革方案。與養老制度并軌、養老金入市和以房養老政策相比，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制度爭議較少。本文將針對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制度展開討論。

三、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制度含義

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制度允許個人在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限額內購買的商業養老保險，政府現階段只對余額征稅，等到個人領取保險金時再行征稅，以此實現“遞延納稅”。個稅遞延養老政策的目的不外乎激勵人們購買社會養老保險產品，使人們不再單單依賴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從而推動養老保障體系的平衡發展。這一制度涉及三方利益：從個人角度考慮，一方面養老保險的購買形成了有力的養老保障，另一方面由于工作時期與退休時期的邊際稅率存在較大區別，投保人將獲得非常大的稅收優惠。從保險公司角度考慮，保單的增加將促使公司收益增加。從政府角度考慮，雖然當下政府在稅收方面承擔了一部分損失，但在將來個人領取養老金時再進行課稅，仍可獲得財政收入，同時保險公司納稅額的增加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政府的稅收損失。總之，這是一個三方共贏的體制。不過，由于我國天津濱海新區個稅遞延養老保險試點工作中途叫停，該制度理論上可起到的健全養老保障體系的作用沒能得到我國實證支持，其可能發揮的具體效用仍然需要時間的檢驗。

四、社會養老保險比較

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制度的推行與社會養老保險的發展密切相關，本文將對中國人壽、中國平安的個人養老保險業務進行對比分析。

(一)中國人壽的商業養老保險

目前中國人壽可以查詢到的個人商業養老保險共有四種，其中可終身領取的有兩種。個人購買保險后，通過一次性或者分期繳費方式滿足投保額度，然后在合同約定的某一時間點開始領取由保險公司提供的養老年金。由于部分保險允許被保人只需滿足16周歲的要求，因而這類保險不單單具有養老保險的性質，更具有為子女投資的前瞻性，從本質上說，更類似于個人對保險公司進行投資，其后獲得保險公司的相應分紅。

(二)中國平安的商業養老保險

中國平安的商業養老保險選擇更為廣泛，目前查詢得到的就有10種，繁多的種類可以滿足不同收入人群的不同需要。不僅如此，平安公司在養老保險中還加入了意外險，以免被投保人意外身故對家庭造成損失。其性質也是更接近理財投資。本文選取以上保險產品中的一款—平安鑫祥分紅型兩全保險，作為范例進行詳細介紹。這一保險只包括61歲到80歲的養老計劃，保單分為養老保險金、祝壽金、身故保險金與紅利四部分，其中祝壽金是指被保人到80周歲完成保單后，保險公司全額退回的保費。在年費金額選擇上，客戶可在3萬至30萬區間自由選擇，但是每年的基本返還金額只有年費的20%。而且，分紅型產品分得的紅利取決于保險公司的營銷業績，盡管有國家政策的扶持，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具有波動性。從總體來看，完成保單可以實現5倍基本收益，但是考慮到20年的時間跨度，其起到的實際作用十分有限。從上面的實例不難看出，目前我國社會養老保險仍然處于起步階段，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五、政策可行性探討

發達國家實踐證明，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制度是完全可行的，但在我國，盡管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的概念早已提出，這一制度卻遲遲沒有大面積推行。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政策的可操作性

個稅遞延涉及兩個時期的納稅環節：工作時期需要從個人收入中先減去養老保險支出，再進行報稅。但是目前人們收到的工資就是稅后工資，如果依靠人們拿著購買保險的稅務憑證去稅務部門進行人工退稅，操作成本太高。另外，個人退休后領取養老保險年金時的繳稅細則，監管責任在政府機構中的合理分配等問題都有待商榷，因而其可行性也仍需考證。

(二)民眾的保險需求

目前商業養老保險仍然處于探索之中。雖然從老齡化人口數量上判斷，商業養老保險擁有巨大的市場空間，但是從資源有限性角度來看，其發展空間也面臨著被壓縮的尷尬境地。獨生子女一代甫入社會，其父母就因為晚婚晚育接近退休年齡，獨生子女是否能夠負擔不低的養老保險金，這為商業養老保險的發展畫上了一個問號。

(三)保險公司的擔保資質

商業養老保險是由社會保險公司提供的產品，保險公司不僅需要具備相應的資質，更需要獲得政府的支持。可以預見的是，在個稅遞延養老保險制度大面積推行后，相應的保險公司以及保險產品必將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如果保險公司因經營不利而倒閉，由誰來為投保人買單，并為他們未來的養老生活提供保障將成為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六、政策建議

第7篇：人口紅利的含義范文

提高教育程度延續勞動力比較優勢

蔡昉說，一直以來，我國制造業產業的競爭力都是依賴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優勢，而隨著中國制造業工資的快速增長，許多人預測制造業中心將向印度、越南等勞動力更加便宜的國家轉移。工資水平的上升是否真的會使得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比較優勢削弱從而影響我國的競爭力？

在中國制造業從業者中，初中生、高中生、大專生、本科生、研究生的比重依次下降。其中初中和高中以下學歷的職工構成了制造業勞動力隊伍的主力軍，兩者約占總體的89%；大專生的比重只有不到8%，本科生和研究生加起來也不到4%，企業職工受到教育的平均年限為10.65年，介于初高中之間。在東中西部不同區域，職工的教育構成也有差異。主要表現在東部地區的平均教育年限相對較少，為10.5年，中西部地區都達到11年以上。再具體看職工的教育構成還可以發現，東部地區的初中及以下學歷也就是最低學歷職工的比例非常高，接近59%，而中西部地區是44%左右。這是因為勞動力從中西部向東部地區的流動，使后者集中了大量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并更多地雇用了教育程度較低的勞動力。我們對制造業企業的計量模型分析表明，總體上看，職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勞動生產率就會上升17%。從教育的階段性效果上看，隨著學歷的提高，教育收益表現出先上升(由無學歷一直到本科學歷)后下降(由本科學歷到研究生學歷)的趨勢。如果企業職工全部由初中以下學歷的職工構成改善為全部是高中學歷職工的話，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將提高24%，如果再進一步改善為全部是大專學歷的話，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可以再提高75%。與此相仿，由大專到本科勞動生產率可以再提高66%，但是本科到研究生的轉變并不能明顯拉動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分析可知，從高中到大專和大專到本科生兩個階段的變化對勞動生產率的正向影響作用最大。

可見，在大幅度提高企業的資本構成之外，通過職工教育水平的改善，仍然存在顯著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潛力，而我國經濟發展還沒有達到通過提高資本密集程度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階段。

蔡昉說，實現資源效用最大化，必須把資源投到回報高的部門。教育資源同樣也不例外。要實現教育資源效用最大化，必須把教育資源更多地配置到回報高的人群和教育階段。計量分析表明，對我國城鄉勞動力而言，初中、高中和大專及以上階段的邊際回報都為正向而且顯著，并且教育回報在逐步提高。因此，接受更高階段的教育，意味著得到更高的收入回報。但是，城鎮和農村人口不同教育階段的優先序不同，應區別對待。

對城鎮勞動力而言，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38年，即接受過初中教育再加0.38年的高中教育。如果城鎮勞動力的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3年或14年，即更多的人接受大專及以上教育，教育收益提高就分別達到29.1%和41.2%。因此，對城鎮人口而言，除了繼續鞏固高中階段的教育外，還應該使高等教育大眾化，讓更多的人接受大專及以上教育。對農村勞動力而言，平均受教育年限為6.8年，即僅接受過小學教育再加0.8年的初中教育。因此，對農村人口而言，首要的是繼續落實和鞏固九年制義務教育。如果農村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能夠達到9年，即完成初中教育，教育收益將提高8.8%。如果農村勞動力的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2年，即完成高中教育，教育收益提高21.1%。也就是說，高中教育能夠帶來農村勞動力較高的教育收益。因此，應逐步在農村普及高中教育。

蔡昉說，教育資源投入是確保教育發展的基本前提。雖然公共資源對教育的投入已經通過法律的形式得以規定，但教育資源投入不足的矛盾一直存在。解決發展教育的資源約束問題，一方面，要繼續增加公共資源的投入，并使增量公共資源在教育服務均等化中發揮作用；另一方面，要整合現有的資源，讓社會資源在教育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論文再續人口紅利需深化教育改革

中國教育投入的以下幾個特征需要引起關注。

首先，公共資源投入的嚴重不足。無論與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公共教育資源投入都處于比較低的水平。據有關方面測算，發達國家公共財政支出占全社會教育支出的比例為86%，發展中國家在75%左右，全世界平均在80%左右，而中國僅為46%。教育公共投資不足的后果是教育不公平問題越來越突出，上學貴已經成為很多家庭的沉重負擔，社會上對教育的抱怨也更多地源于此。

其次，對教育投入的總體規模，與一個國家的人口年齡結構相關。由于中國目前總人口中仍然有更大比例的人口處在受教育階段，因此，標準化后的實際公共投入為GDP的2.4%，不僅與發達國家的水平差距進一步擴大，而且低于印度的2.7%。

再次，作為發展中國家，處于受教育階段的人口比重大，而人力資本存量水平又低，需要教育的超越發展，才能更快地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趕超，這也就必然要求發展中國家有更高的教育投入。

為此，蔡昉提出，通過增量資源傾斜分配實現均等化。他說，公共教育資源投入不足，也導致教育發展的不均衡，造成教育資源分配的累退性質。一方面，在家庭通過私人投入來彌補公共資源投入不足的情況下，囿于收入水平，貧困家庭很難從有限的家庭收入中支付日益昂貴的教育費用。另一方面，在公共教育資源嚴重稀缺的情況下，弱勢群體由于訴求難以實現，往往在公共資源分配中處于不利的地位，使資源分配更容易不公平。有鑒于此，在增加教育公共資源投入的同時，把增量的教育資源主要用于教育服務均等化建設，將有助于實現教育的公平。

同時，通過結構調整應對教育需求變化，通過深化改革提高制度保障。一方面，與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仍然處在轉型時期，教育的結構變化在中長期應該是一個動態調整的過程。另一方面，教育資源整合和教育資源分配格局調整，要求從根本上改革現行的財政管理體制、教育管理體制，建立和完善適應新形勢的、靈活的管理體制，從而為確保公共資源投入的增加建立制度保障。首先，應根據不同教育階段和類型的公共品屬性，確定各級政府的財政責任，義務教育作為完全公共品，由中央政府承擔。其次，建立義務教育賬戶制度。義務教育賬戶制度具有以下幾個特點：普遍覆蓋，每個未接受義務教育的公民都可獲得中央政府提供的義務教育賬戶及內含的義務教育補貼；均等服務，義務教育賬戶的資金標準全國統一，可以確保每個公民都得到國家提供的基本水平的義務教育公共服務；可攜帶性，義務教育賬戶資金由中央政府直接提供，打破戶籍地管理的地區限制，可隨著公民的流動而攜帶；可選擇性，義務教育賬戶的資金可用于任何一個符合辦學標準的學校，賦予公民更多的選擇自由，也增強了學校間的競爭；可轉移性，地方政府根據實際為公民提供的義務教育服務及義務教育賬戶記錄，與中央政府結算資金。再次，形成適應教育結構變化需要的教育管理體制，實行“政校”分開即教育行政部門從辦教育向管教育的職能改革。

以打破教育資源壟斷格局提高教育質量

蔡昉說，開放競爭的真正含義是指按照教育產品屬性和多樣化教育需求的要求，轉變政府的角色和職能，發揮政府對教育的基礎性和引導性資源的配置作用，提供滿足社會需要的多樣化教育產品。多樣化的教育產品可劃分為兩類：基礎性教育產品和差異性教育產品。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個人、家庭、企業和社會對教育產品需求日趨多樣化，更加注重教育質量。在這種形勢下，政府要根據教育產品屬性，對屬于公共產品的義務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提供基礎性的教育資源投入，對屬于準公共產品的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提供引導性教育資源投入，通過教育體制改革，真正轉換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的職能，從教育提供者和生產者轉變為教育管理者；同時，將教育資源對全社會開放，允許和鼓勵社會辦學，通過引入競爭性機制，發揮政府的雙重資源配置功能，并加強教育的規范化管理，切實提高教育質量。在傳統的政府辦學模式下，教育資源不對全社會開放，分配上過度集中，幾乎全部流入公立學校，民間辦學和社會辦學面臨多種體制約束和障礙。由于缺乏競爭，教育質量難題始終是制約教育事業發展的關鍵性因素。在教育資源不對全社會開放的情況下，教育部門和公辦學校在體制上是重疊的，公辦學校在教育資源獲得上不存在壓力，這樣，也就沒有動力去改善教育質量，提高獲得教育資源的競爭力。開放辦學并不意味著教育的全部市場化，而是利用市場競爭機制，提高教育資源的配置效率，提升教育質量，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從改革和發展的角度看，教育供給多元化是提高辦學效率、實現教育資源充分利用的必然選擇。關于發展中國家公立和私立學校的比較研究結果表明，私立學校相對于公立學校更加有效，而且動員社會力量辦學和引入競爭，既解決了政府辦學體制下，財政性教育資源投入不足的問題，又克服了公辦學校壟斷性格局下教育質量無法有效提高的難題。

首先，深化教育管理體制改革，對教育部門的政府角色重新定位。明晰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與公立學校之間的關系，對公立學校實行委托管理方式，擴大公立學校的辦學自和人事自，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負責教育的基礎性教育和引導性教育籌資及其管理，實現教育部門的“政企分開”。同時，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組織公立學校和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教育管理委員會，負責公立學校資金管理運行和教育質量監督，把提高公立學校的教育質量落到實處。公立學校只有在獲得了辦學自和人事自之后，才能通過建立學校內部的教育、人事和財務等一系列制度和機制，參與競爭，改善質量和提高效率。

其次，在教育資源配置上打破目前的壟斷性格局，對全社會開放，并通過引入競爭機制，提高教育資源的投入總量和配置效率。允許適度發展民辦中小學教育，滿足不同家庭的教育多樣化需要。對于非義務教育，政府除了必要的投入外，應該進一步放開政策，特別是對民辦高等教育采取更加支持和鼓勵的政策。對一部分公立高等學校，也可以采取改制的辦法轉為民辦高等學校，解決高等教育擴張過程中經費不足的問題。

最后，開放競爭是希望促進教育形成多元化供給體制，通過更加合理的管理機制和資源配置方式，促進各級各類教育在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均等化發展，滿足教育需求的多樣化需要。同時，鼓勵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和公民個人到教育基礎比較薄弱的西部地區，投資辦學校，積極參與西部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

建立需求導向型的教育供給體制

公共品也是適應需求來提供的，其質量也由需求來引導提高。作為公共品和準公共品的教育供給，同樣靠需求得到發展。在義務教育覆蓋的情況下，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或個人對基礎教育需求又是差異化的。這就需要采取多元化的供給體制來滿足教育需求多樣化的要求。

首先，建立需求導向型的教育供給體制，是提高教育產出效果和滿足多樣化教育需求的唯一途徑。在這個過程中，首先要把政府角色從過去以供給導向為主的教育管理方式，轉變為以需求導向為主的教育管理方式，發揮勞動力市場對教育的引導作用。在這種教育模式下，教育投資的方向需要根據市場需求來確定，教育的內容安排和教育的結構調整需要以勞動力市場信號為基礎。

其次，創新教育管理機制和辦學方式，調動個人和企業等社會力量參與教育發展，提高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的關聯性。由于義務教育階段與勞動力市場的關聯性弱，一方面可以將職業技能知識內容融入義務教育，培養學生對職業的了解和興趣，為今后進一步提高職業技能和進行職業選擇打下基礎；另一方面通過義務教育的內容標準化，注重學生的能力培養和素質開發，提高義務教育的質量。對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一視同仁，采取招投標方式或訂單教育等方式，讓學校在獲得公共教育資源上相互競爭。在學歷、學位管理和職業技能認定上，也應取消對民辦學校的不公正待遇，讓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處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對不同政府部門舉辦的職業學校和高等學校，可通過建立跨部門的管理委員會，對其發展規劃和資源進行統一管理，打破部門間的利益格局約束，促進公共教育的發展。對公辦學校進行辦學績效評估，在此基礎上進行合并或改造，對公辦學校布局進行優化，適當向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傾斜，發揮公共職業教育在保障職業教育機會均等化上的重要作用。新增教育資源分配應該著力推動職業教育,走內涵式發展道路，切實做到速度、規模、質量、效益的有機統一。

最后，樹立終身學習的理念，抓好繼續教育和成人教育，解決文憑補課和公平補課問題。由于繼續教育具有對以往教育不均等結果的補課性質，因此它接近于一種準公共品，從而國家的投入與資助是必要的。

第8篇：人口紅利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世界經濟；中國經濟；困局；增長前景

中圖分類號：F820.5；F114.3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3.33 文章編號：1672-3309（2012）03-72-02

自2007年初美國爆發的 “次貸危機”引發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以來，全球經濟險象環生，失業率高居不下，銀行倒閉，股市暴跌，企業破產，經濟衰退。歷時四年多，世界經濟仍然無法走出低迷，隨著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債務危機的升溫，債務危機開始從歐元區國家向核心國家蔓延。世界經濟將走向何方，學者們眾說紛紜。對于經濟危機的根源，大多認為次貸危機是直接原因，如寬松的貨幣監管，過度的貨幣供給，過高的消費率等[1]；也有些學者從其他角度入手解釋，如重大革命性技術未能實施并廣泛應用[2]，經濟的長波運行后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偏離差距過大[3]等。實際上，如果從一個較長時間和更廣闊的空間看，就會發現華爾街金融風暴就是一種非常態經濟增長的終結。中國經濟在過去依靠有利的外部條件，呈現出低消費、高儲蓄、高投資、高外貿依存度，以及增長顯著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的特征。隨著外部條件和內部約束條件的轉變，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也須作出調整。

一、世界經濟特定條件下的非常態高增長

戰后西方主要民主國家，普遍擴大了人民民主參與權，福利主義盛行，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推波助瀾的作用下，刺激了政府過度發行貨幣，財政赤字居高不下。然而，20世紀80年代，美國以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為主導的技術創新取得突破并進入大規模運用階段，不僅使得供給端更有效率，還產生了新一輪巨大有效需求。加之柏林墻倒塌，前社會主義國家轉軌市場經濟使得25億廉價勞動力融入到世界市場，這二者共同穩定了美國制造業工人的工資和商品價格，使得美國擴張貨幣而沒有通貨膨脹。正是這些因素的積累作用，美國經濟保持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長，吸收了世界上近70%以上的新增儲蓄，美國由原來最大的資本輸出國和債權國變為了最大的資本輸入國和債務國，美國自然也由此成為該期間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

今天，中國等新興國家的剩余勞動已接近用完，以不變價格獲得無限勞動供給已無可能；短期里，也看不到能夠替代IT革命的技術革命。今天，過度發行貨幣而沒有通貨膨脹的時代已經去而不返了。所以，還處在金融危機之中，大宗商品價格也輪番地大幅上漲。 在金融危機中，一些國家已經不得不緊縮財政了[4]。金融危機是深刻的教訓，過去借錢消費、超前消費的行為方式已不再時髦。危機中實施財政緊縮無疑是痛苦的，也不可能靠一、兩年的緊縮恢復健康的財政狀況，未來人們會更加重視財務紀律。這帶來我們一個基本判斷：過去二十年，世界經濟其實是一種非常態的高增長，未來世界經濟將從過去的非常態高增長恢復到常態的增長。

二、西方世界經濟結構調整的困難

當今的世界經濟并不是簡單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而是存在重大結構失衡的問題。

華爾街金融危機后，美國的失業率高達10%。奧巴馬政府和美聯儲貨幣當局安排了巨大的財政刺激計劃，但失業率仍居高不下。政界認為原因在于人民幣的低估，沒有價格和工資管制。世界經濟存在的重大結構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國家的高福利、高工資，在于中國經濟存在著的“投資沖動”和“消費壓抑”。 法國只是要減少一點福利，增加勞動市場的彈性，就遭到了工人的罷工反對。柏林墻倒塌，25億廉價勞動力融入到世界市場，西方國家的高福利、高工資應該不能維持了。然而過去20年，由于來自發展中國家廉價制造品對于物價的抑制，西方國家的實際工資不但沒有向下調整，反而是上升了。這才是世界經濟結構失衡的根本原因，也是金融危機爆發的深層次原因。

西方國家不降低高福利，不增加勞動市場的彈性，無法面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競爭，世界經濟也不可能重回高增長、低通脹軌道。由此，西方的問題，在于民主政治，在于福利主義。這里不是反對民主政治和社會福利，而是如何使民主體制、選舉政治、福利制度與審慎財政和穩定貨幣相協調，才是西方國家今日面臨的需要解決問題！但這樣的調整顯然不容易。擴張貨幣已經不可能真正刺激實體經濟了。過去二十年，各國貨幣擴張的另一個后果，是當今世界流動性泛濫、熱錢成災，但凡供給彈性偏低的產品都容易變為資產。貨幣擴張帶來的將不主要是就業增長，產量增加，而是資產泡沫，投機盛行。今天的中國經濟的各種“炒”就是這樣的投機經濟。

三、中國特殊的經濟增長結構

（一）中國的高增長及增長結構源于工業化和城市化

事實上，高儲蓄、高投資是一個國家工業化、城市化必不可少的一個條件。但是中國的高增長有兩大不同尋常的特征：一是中國的高增長時間長，增長速度也高，在30年的時間里保持了9.1%的平均增長率；二是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同時，本來偏高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呈現出上升的趨勢，而本來偏低的消費率則呈現出下降的趨勢，需求和供給的結構在發生著不對稱的變化[5]。因此，要引入幾個因素加以解釋。 首先是中國特殊的人口結構以及與之相聯系的“人口紅利”。從上個世界60年代開始，中國適齡勞動人口逐漸上升，到2004年，適齡勞動人口比重已經達到72%,加之上世紀70年代以來計劃生育政策的強制推行，中國經濟社會在整體上呈現出典型的青壯年特征。在一個人口結構正常穩定的社會里，不需要借助國際社會來實現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可以追求國際收支平衡、貿易平衡。但是中國社會的人口結構不是正常穩定的狀態。中國社會所呈現出的典型的青壯年特征，決定了中國經濟必然在整體上呈現出儲蓄大于投資的局面。作為國家整體，儲蓄大于投資就要表現為貿易順差，否則，經濟的均衡增長就不能實現。在這段時期之內，中國經濟不能靠自身維持充分就業下的均衡高增長。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經濟就處在這樣的時期。

（二）中國經濟典型特征及非常態發展所存的問題

首先，中國國有經濟比重高，政府介入具體經濟活動深，這使中國經濟具有典型的軟預算約束特征。其次，產權國有，特別是土地等重要生產要素國家壟斷所有，國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比重高，加之教育、醫療、失業、養老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等原因，制度性的“消費壓抑”形成高儲蓄率和低消費率。第三，外需的至關重要性。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克服1998至2002年期間所面臨的生產過剩和通貨緊縮壓力，成功實現持續高速增長，正是得益于加入WTO之后外需的強勁增長。對外開放為我們帶來大規模工業生產的知識、技術以及大范圍市場交換的契約，對外開放為我們的經濟增長提供了初始的和持續的推動力。因此，排除社會保障不健全、教育社會化程度低以及高房價等對于消費的抑制作用，中國經濟仍然會是一個高儲蓄、低消費的國家，經濟仍然呈現巨額貿易順差。

在貿易順差下，中國又存在著長期的資本項目順差。但我們也要看到這種“扭曲”存在的積極作用，其在于通過外資的流入讓國外的技術、管理、關于生產和市場的知識與我們眾多的人口相結合，形成了現實的生產力。 “扭曲”背后其實是暗藏巨大收益的，但是這種扭曲政策存在很大的負面效應，表現為資源過度利用，環境遭到破壞，國民的收入沒能隨經濟增長同步增長，積累的巨額外匯儲備承擔著越來越高的風險。我們還得清楚，上述現象收益超過成本，不僅要以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為前提，而且需要有利的外部條件。其核心是我們形成的巨大產能要能夠被外部世界有效吸收。當勞動市場上劉易斯拐點到來后，增加就業的好處就減少或者消失了；當外部吸收降了下來，不能有效吸收我們因扭曲和過度投資而形成的巨大產能的時候，那么低消費、高儲蓄、高投資、雙順差這樣的增長結構，以及與這樣的增長結構相伴隨的高增長就不能維持了。

中國經濟還將面臨世界性超發貨幣的難題。上文指出，西方國家超發貨幣并不會增加他們的就業，這些錢一部分就會流向新興經濟體。在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下，熱錢就會大量流入中國，從而造成中國流動性過剩，資產泡沫。為了避免以房地產為主的資產泡沫，中國經濟已不能承受貨幣擴張之重了。否則，流動性泛濫，投機盛行，這對于我們這樣人口眾多、資源貧乏、人力資本含量不高的國家勢必是災難。房地產泡沫會剝奪窮人，補貼富人，造成兩極分化；會增加制造業成本，長期里將嚴重傷害制造業的競爭力；還可能給銀行體系造成潛在風險。泡沫最終會破裂的，泡沫愈大，最終造成的破壞會愈大。面對眾多挑戰，中國經濟也要適時做出調整。

四、中國經濟的選擇

既然世界經濟過去的高增長是非常態的高增長，最終必將回歸常態增長，于是我們的外需增長也將回歸到常態水平。開發內需，主要是國內消費需求于是變得至關重要。

（一）這是一個轉軌國家的制度制約問題，而不是一般市場經濟國家的消費傾向不足問題。國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的比重過高，土地等重要生產要素國家所有，以及上游產品壟斷經營等等嚴重制約了個人和家庭的收入增長。這些都不是需求管理可以解決的問題，而是要通過改革制度才能解決。

（二）這又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的發展問題。廣大中下層人民收入的提高，最終要依靠制造業來實現。然而今天的經濟是耐用品經濟，其特征是生產能力超過消費能力，為此需要外需吸收我們的勞動密集制造品。外需對于中國經濟長期至關重要。現在面臨外需減少，這就構成了矛盾。好些人認為農村存在巨大的存量需求可以開發。但實際并不是。追根溯源，不僅農民將來之收入提高依賴于制造業，就是他們既有的收入也是來自于制造業。邏輯上，我們要靠工業發展來讓農民富起來，而不是通過農民的消費來吸收工業的巨大產能。

（三）克服“投資沖動”也具有必要性。給定人民幣不得不緩慢升值[6]，而西方國家超發貨幣不易停下，那么資本項目管制可能不得不重新嚴格起來。土地等重要生產要素私人所有可能也是必要的政策選項，這不僅增加了吸收過量貨幣的廣闊天地，可以有效避免房地產泡沫漲大，同時還可以有效增加民眾收入，增加國內消費。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土地等重要生產要素公有而老百姓是富裕的，國內消費需求是旺盛的。

要使我們的外需增長回歸到常態水平，那么中國經濟必須調低增長預期。無論從需求方面看，還是從供給方面看，曾經8%以上的高增長的經濟環境已經發生了改變。未來中國經濟將會告別8%以上的高增長時代，很可能會回到一個7%左右的中速增長時代。同時，增長方式、競爭方式也要隨著約束條件的轉變而轉變。

參考文獻：

[1] 宋玉華、葉綺娜.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再平衡及其挑戰[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0，(05).

[2] 方芳、唐五湘. 重大革命性技術與經濟危機的關系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09,（12）.

[3] 文進.美國經濟危機原因及其影響的新解釋[J].當代財經，2010,（10）.

[4] Tom Bramble.Crisis and contradc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J]. Journal of australian political economy.

第9篇：人口紅利的含義范文

1新常態下人力資源管理面臨的挑戰

新常態為我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創新帶來了挑戰。就企業管理者而言，新常態是新事物，如何理解新常態的本質內涵，如何提高企業競爭優勢，如何提高企業經營績效，如何在新常態下創新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工作，這都是新常態下企業面臨的挑戰。

1.1企業面臨轉型，需要人力資源適應新型企業

當前我國的經濟發展趨勢發生巨大的變化，企業為了適應新常態下的經濟市場，逐漸開始轉型，使得我國服務業呈現穩步增長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以往僅僅停留在重視人、用好人和激勵人的一般人力資源管理水平已經不能適應和滿足企業發展和競爭的需要，企業如果還是采用以往傳統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或者傳統的管理制度，將會阻礙企業的轉型，使得企業內部資源配置不完善，企業轉型失敗，導致企業失去市場競爭力。因此，新常態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創新必須適應企業的轉型要求。

1.2人口紅利的消失，企業勞動力成本增加

我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以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主，是世界以前的“大工廠”，而隨著第一批計劃生育實施幾十年以來，獨生子女占勞動力的多數，以往的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依靠勞動密集獲得生產和經濟進步的可能性逐漸減少，勞動力的成本逐漸減少。尤其是進入21世紀，“劉易斯拐點”開始來臨，我國的勞動力結構逐漸產生變化，人口老齡化開始逐漸成為目前我國人口增長普遍的問題，勞動力的逐漸稀缺使得勞動成本不得不增加，這樣導致的結構就是企業需要轉型升級，從勞動密集型逐漸轉為資產密集型或其他類型。因此，新常態下，我國企業面臨極大的挑戰，一方面必須加快企業轉型升級，另一方面還要盡量減少勞動力成本，同時還需要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以保證創新。

1.3互聯網帶來的沖擊使人力資源管理面臨挑戰

新常態經濟伴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互聯網+意味著不論是互聯網企業還是傳統企業，都需要針對互聯網有一個全新的改革和升級。如果企業不能適應互聯網，則可能面臨倒閉。因此，不論是企業主動應用互聯網進行產業升級還是被動改變，其管理者都需要對人力資源管理有一個全新的思考，制定新的戰略戰術。因為對于企業而言，其獲取利益的根本都是人力資本。著名學者貝克爾（1992）曾提出，發達國家資本的75%以上不再是實物資本，而是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成為人類財富增長、經濟進步的源泉。對于處于信息化時代的企業來說，企業之間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因此，在互聯網時代如何進行人力資源的創新是各行各類企業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

2新常態下人力資源管理的創新途徑

現今中國企業已經進入“新常態”，從“新常態”的九大特征來看，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的不斷擴大，現代化思想的普及，農村勞動力逐漸減少，經濟增長不能依靠一味地壓榨剩余勞動力，而是依靠創新和技術開發。那么，企業中人力資源管理的創新成為企業提高競爭優勢的基礎和前提，新常態下的人力資源管理創新可以從幾個方面進行：

2.1人力資源管理利用互聯網使用大數據，進一步發展e-HR

互聯網是“新常態”下的一大趨勢，互聯網時代是一個基于大數據的知識經濟時代。在互聯網時代，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會產生大量的數據，這些數據的背后隱藏著人的需求、個性特征、情感變化以及深度溝通和思想沖撞所產生的新信息和新知識。因此，在互聯網時代，人力資源部門應該學會采用數據化思維。

2.2人力資源部門主要以業務為導向，HRBP化是人力資源的趨勢

在“新常態”下，人力資源部門從發揮管理職能為導向變為支持業務為導向是一種趨勢，在如今“用戶至上”的時代，人力資源管理者更多地成為業務伙伴和戰略伙伴（HRBP），這樣，人力資源部門必須由關注“事務”轉變為兼顧“人”和“事”。目前HRBP已經不再是一個全新的概念，許多大型企業例如華為、阿里巴巴都開始設立HRBP這一崗位，通過將人力資源管理者與業務部門管理者兩者的身份相結合，在業務部設置HR職位，可以幫助業務部更好地配置人才資源。HRBP不僅僅是人力資源管理的專業人才，也是專業的業務型人才，這使得其能夠更合理地幫助業務部實現人力資源管理，進行人才創新管理，同時保證業務部門的人才供應。

2.3人力資源管理理念創新，其職能和業務將進行擴展

新常態下，組織與人之間的關系開始發生變化，企業應該去中心化，著重發展扁平化組織，在這種扁平化組織中，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職能和業務得到擴展。將組織管理去中心化，激勵員工自主經營管理，打破了人力資源管理的部門邊界和職能邊界。向左向右來說，不同部門之間的員工可以相互合作，員工的職能更廣，各部門之間也可以積極合作或互助，人力資源部員工可以與其他部門員工之間積極溝通，相互合作，擴寬了各部門的職能，使組織內部更加緊密，使人力資源工作更符合組織實際；向上來說，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政策和組織戰略相結合，成為支持企業戰略發展的重要動力；向下來說，人力資源部門員工如果更接近客戶，就可以直接與顧客進行業務交流，因此企業人力資源產品可以延伸到價值鏈上的客戶。

2.4企業的招聘渠道增加，企業招聘呈現網絡化

新常態下，一些大型企業在招聘時已經不再局限于以往的報紙、人才市場、電視廣告等渠道，而是在網上招聘信息，擴寬了招聘渠道與招聘覆蓋范圍，消除因信息不對等對企業造成的損失，從而為企業招聘到合適的人才。調查表明，全國企業中有60%的人力資源部經理認為網絡招聘是一種有效的招聘手段。有的企業甚至認為，應聘者是否能從網上看到公司的招聘信息，找到公司的主頁也是考查應聘者能力的一個隱形標準。

2.5打破組織的地理邊界，加強跨文化背景下的人力資源管理

新常態下最典型的進步是互聯網的發展，在互聯網技術落后的時代，長距離的溝通和交流存在極大的困難，處于不同國家和地區、不同文化范圍的組織被地理邊界嚴格地區分開來。新常態下，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人們可以足不出戶地了解世界各地的信息，現如今實現了經濟全球化，在這個時代，各個國家、各個地區的經濟組織將跨越地理上的邊界，彼此相互影響滲透，進而融合成一個統一的有機體。新常態下，由于地理邊界的消除，企業更加需要加強跨文化背景下的人力資源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創新迫在眉睫。進行人力資源管理創新需要優化組織的人力資源配置。企業尤其是跨國企業的人力資源配置應該去除單一化，建立具有本土化和國際化相結合特色的人力資源配置。地理邊界消除后的跨國企業中，員工的價值觀會呈現多元化，因此，要提高人力資源管理效率，就應該在企業各個分（子）公司傳達一致的企業文化，讓全體員工樹立共同的企業價值觀。

3結語

我國已經進入了“新常態”階段，人力資源管理作為企業經營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充分認識、分析和預測“新常態”帶來的各種變化，從而建立適合企業發展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只有積極創新人力資源管理模式，發揮員工的積極性，建立“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積極利用互聯網，打破企業內外部邊界，才能使企業更好地適應“新常態”階段下的經濟市場。

作者:徐何晴 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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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劍鋒.互聯網時代的人力資源管理新思維［J］.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14(12):6-9.

［3］鄧海毅.新常態經濟下人力資源管理的創新及突破.現代商業［J］.2015(23):131-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