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紅利帶來的影響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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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紅利帶來的影響范文
由于少兒人口減少、老年人口增多和人口流出的多重影響，湖北省人口紅利日漸減少并最終消失，勞動力工資上漲、社會養老壓力增大等問題將凸顯。人口紅利的變化會對湖北省的經濟、社會、人口等領域帶來不同程度挑戰，正確認識這些挑戰是制定應對之策，促進湖北經濟社會穩步發展的第一步。
一、人口領域的挑戰
1、勞動力市場將從“無限供給”轉向“供不應求”
人口紅利消失意味著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原先無限供給的勞動力市場將會發生根本性的轉變，逐步過渡到供不應求的狀態，這也昭示了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從湖北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趨勢看，2010年之后的勞動力市場開始出現了局部性的勞動力供給緊張，說明湖北勞動力市場開始邁上轉型之路。其中的原因在于湖北省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基本完成，勞動力市場供給逐年減少。根據預測，湖北省的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在2011年達到峰值4408.22萬人，以后會逐年減少；到2020年減少到4194.47萬人，到2040年再減少至3870.91萬人。
2、人口政策面臨著“由緊轉松”的社會訴求和壓力
上個世紀80年代，湖北省人口出生率一直維持在20‰左右；進入90年代，人口出生率開始較快下降，從1990年的21.6‰下降至1999年的11.57‰，整個90年代湖北省人口出生率仍高于10‰；進入2000年之后，人口出生率開始個位數增長，平均維持在9‰左右。從婦女總和生育率指標看，建國初湖北省婦女總和生育率為6.23，70年代初下降到3.24，到1980年又降至2.12，基本達到國際低生育水平標準，2010年達到1.35，已然是超低生育水平標準。
湖北省人口出生率短期內的急劇下降，一個關鍵原因就是我國所實施的以“獨生子女”為特色的嚴格計劃生育政策。計劃生育政策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但是30后的今天我們面臨著與30年前完全不同的人口形勢，少子化和老齡化成為兩大人口特征，并衍生出諸如人口紅利快速流失、勞動力短缺、未富先老、獨生子女病等很多社會問題。當前，有必要對既有計劃生育政策進行反思，從政策角度提出應對人口紅利流失和人口老齡化的對策，促使湖北省人口健康持續發展，更好的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求。
二、經濟領域的挑戰
1、人口老齡化會導致湖北消費市場低迷、內需不振
對于人口年齡結構與消費之間的關系，主流觀點認為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會對消費結構、消費水平產生影響，王金營等（2006）人的研究表明，人口撫養系數的提高特別是老齡化程度提高的影響，使得人均收入提高所帶來的的消費水平提高的速度將會減小，老齡化將會降低未來的消費水平和消費比率。勞動年齡人口是人口紅利的主要創造者，隨著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逐步減少和勞動年齡人口占比的降低，往往容易帶來消費市場低迷。
一方面，勞動年齡人口既有較強烈的消費意愿，更有足夠的消費能力支撐；而老年人口靠退休金生活，本身用于醫療和看護的開支占很大比重，能用于市場消費的資金非常有限，學者們一般認為老年人的消費水平相當于老齡年齡人口的70%-80%（李建民，2001）。人口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勢必會造成社會上整體消費意愿、消費能力和消費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對未來養老問題的擔憂會影響人們的消費-儲蓄傾向，尤其是在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保障水平低的時代背景下，隨著“四二一”家庭①數量的增多，更引發了人們普遍的養老焦慮，增加儲蓄“以防后患”成為人們理性選擇，進一步增強了人們的儲蓄意愿。儲蓄增多勢必會壓縮人們日常的消費開支，導致消費市場逐步走向低迷。未來湖北省人口紅利會漸漸消失，這意味著整個湖北省的消費市場會不斷低迷，這對實施“擴大內需”戰略、促進中部崛起是個巨大挑戰。
2、勞動力成本上升不利于湖北承接外部產業轉移
湖北省地處我國最中央地帶，經濟發展水平落后于東部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也低于東部沿海地區，有條件成為國內外產業轉移的主要承接地，湖北省也為承接產業轉移做了大量工作，吸引外部資金取得了不俗成績。僅從引進外國資本來看，2012年外商直接投資達到56.66億美元，是2008年的1.75倍。湖北省人口年齡結構快速走向老齡化，勞動年齡人口減少，這帶來了勞動力成本上升，對承接國內外產業轉移是個不利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已經開始顯現。國內東部沿海的勞動密集性產業，尤其是服裝、玩具、制鞋等行業已經開始從當地轉移，但是這些行業并沒有轉移到湖北省，有些是跳過湖北直接進入西部地區，有的甚至直接轉戰東南亞。湖北省人口紅利流失帶來的勞動力成本上升，會讓湖北在承接產業轉移的競爭中失分，而現代和新興產業的培育又面臨著競爭力不足的困境，這會讓湖北陷入“傳統的未引進來，現代的未長起來”的尷尬境地，對保持經濟持續較快發展相當不利。
3、人口紅利趨減會制約湖北經濟可持續增長能力
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已經被眾多國家和地區的發展事實所證實，最為人所知的是日本、韓國、中國及亞洲四小龍所創造的“東亞奇跡”。改革開放以來，湖北省的經濟發展也較多的得益于逐步釋放出來的人口紅利。湖北省于1992年進入人口紅利期，在1992年之前，GDP年均增速低于10%；但是1992年之后，GDP增速超過了10%，其中1990年代年均增速達到10.55%，進入新世紀第一個10年，湖北省GDP年均增速達到12.92%。可見，人口紅利期的GDP年均增速要遠遠的高于人口負債期的GDP年均增速，并且隨著人口紅利的不斷擴大，GDP增速也逐步加快，這充分證明了人口紅利與GDP增速兩者間的正相關關系。
既然人口紅利是經濟增長的一個推動力量，那么“人口紅利的消失必然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的結論就成了不證自明的真理。2015年，湖北省人口紅利會達到峰值，之后人口紅利會慢慢消失，到2037年轉變成人口負債。在人口紅利逐步消失這段時間，也是湖北省產業結構調整、經濟發展轉型的時期，其經濟發展速度會適當回落，這也是經濟發展規律使然，但是人口紅利消失與經濟轉型發展相疊加，有可能讓經濟發展速度大幅下滑，從而引發更多經濟社會問題。如何減少人口紅利消失對經濟發展的沖擊，保持合適的經濟增速，是湖北省面對未來30年經濟發展必須解答的問題。
三、社會領域的挑戰
1、人口紅利趨減增大了湖北社會養老難度
湖北省人口紅利消失的過程，也是人口老齡化不斷加劇的過程。2010-2036年，65歲以上人口占比將從8.9%上升至20.18%，提高了11.28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0.45個百分點；其中到2020年65歲以上人口占比超過14%，標志著湖北省開始由老齡化社會進入老齡社會。人口老齡化過程有兩個問題值得引起重視，一是人口老齡化進程中城鄉之間差異明顯，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快于、重于城鎮。根據湖北省老齡辦聯合武漢大學所做的研究報告《湖北人口老齡化現狀、趨勢與對策》顯示，2010―2035年之間，農村老齡化比重始終高于城鎮3―6個百分點。農村人口老齡化將于2016年超過20%，2028年超過30%，達到中、重度老齡化狀態，而城鎮則分別延遲到2022年和2032年，延遲4―6年②。二是高齡老人數量急劇增加。2010年，湖北省80歲以上高齡老人76.49萬人，占65歲以上老人的15.04%；到2020年，高齡老人數量將達到142.01萬人，占65歲以上老人的16.87%；2020年之后，隨著預期壽命的增長和老年人群體的擴大，高齡老人的數量和占比還將繼續提高。老年人的高齡化，將對社會養老、特別是護理問題帶來更大的挑戰和考驗。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快速提高，整個社會面臨的養老壓力日益加大。一方面，政府的養老開支會大幅增加，政府養老金賬戶可持續性存在較大風險。另一方面，家庭的養老開支會大幅增加。計劃生育帶來了較為嚴重的“少子化”現象，湖北省的0-14歲少兒人口占比從1982年（三普）時的32.17%下降至2010年的13.19%，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少子化導致了大量“四二一”家庭，未來的大部分家庭將不得不獨自贍養四個老人，家庭的養老開支將大幅上升，這必然會抑制家庭用于其它方面的消費，不利于擴大消費市場，這也是老齡社會削弱社會活力的邏輯所在。
2、人口紅利趨減致使湖北出現大量農村空心化③現象
湖北省是人口凈流出省份，2012年，凈流出人口581.11萬人④，且凈流出規模逐年增加。湖北省流出人口中，絕大部分是農村人口，“農民工”是流出人口的主力軍。農村人口大量外流，不可避免的帶來了部分農村的空心化，農村空巢家庭大量出現，農田荒蕪，農宅空置，農村凋蔽，部分農村因此而走向消亡（陳池波等，2013）。從統計數據看，1990年，湖北省共有村民委員會32765個，到2000年減少至32400個，2010年再減少至26018個，20年的時間累積減少6747個村民委員會，平均每年減少300多個村民委員會。這其中有村合并的因素，但主因還是農村人口大量外出導致農村空心化，并最終讓這些村落消亡。
2012年，湖北省城鎮化率達到53.5%，未來城鎮化率提升的空間還很大，假設城鎮化率提高10個百分點，則意味著還要有超過500萬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中來，這必然會進一步加劇農村空心化和農村消亡。農村地區人口紅利流失地，因人口紅利流失而呈現的農村空心化現象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個巨大的挑戰，加快促進農業規模化經營、農村人口集中化居住將成為必然的發展方向。
貴州大學研究生創新基金項目“人口紅利概念界定及其測算方法”（基金編號：研人文201304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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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四二一”家庭指的是夫妻兩人，上面有四個老人，下面有一個孩子的家庭，2個人供養5個人的家庭。
②《湖北人口老齡化現狀、趨勢與對策》中人口老齡化采用的60歲以上人口占比。
第2篇：人口紅利帶來的影響范文
內容摘要:“人口紅利”是人口轉變過程中形成一個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人口年齡結構條件。但它的兌現離不開良好的政策制度匹配,當它在良好制度環境和有效的政策措施下充分兌現時,則有利于儲蓄率上升,促進經濟增長,增加財政收入和應對老齡社會養老挑戰。
關鍵詞:人口紅利 勞動年齡人口 撫養比 經濟發展
“人口紅利”概念是由國外經濟學家在研究東亞經濟奇跡時首先提出的。David E. Bloom,Jeffrey G. Williamson在研究人口轉變對東亞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時首次提出“demographic gift”,即人口紅利。此后,David E. Bloom,David Canning,Jaypee Sevilla明確提出人口轉變將產生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即“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給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機會窗口。后來聯合國人口基金在1998年到2005年每年的《世界人口現狀》中都提到“人口紅利”這個詞(王洪春,2006)。
我國學者普遍認為,在人口轉變的過程中,會逐漸形成一個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人口年齡結構,也就是人口負擔系數比較低的局面,總人口中15~64歲的勞動適齡人口規模大,0~14歲的青少年人口和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規模小,這種結構使得勞動力供給充足,而且人口的社會負擔相對較輕,形成了對經濟社會發展十分有利的條件,被稱為“人口紅利”。人口學家稱這段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又稱為“人口紅利期”等。本文在明確人口紅利概念的基礎上主要闡述它與經濟增長、儲蓄率、財政收入(政策)和養老保險之間關系。
“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關系
關于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經歷一個逐步深入認識的過程。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新馬爾薩斯主義認為,孩子多了會導致國民儲蓄率下降,從而阻礙一國物質資本的投資,影響國民經濟增長。80年代,經濟學家提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因素是人力資本和技術創新,認為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甚微。在過去,經濟學家又開始認為人口增長對經濟是有影響的。聯合國的報告認為,影響經濟增長真正重要的是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而不是人口增長本身,同時認為人類壽命延長,出生率下降,會導致可就業人口與其需負擔人口之比的提高,同時,隨著家庭規模的縮小,更多的婦女有可能進入勞動力市場,只要勞動力市場能夠吸收更多的工人,人均產出就將增加,這就創造了“人口紅利型”經濟增長。與此同時,生育的減少使得父母有更多的錢投資于孩子的健康和教育,創造一個更具生產力的勞動力人口。
國內許多學者認為人口發展因素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只是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區,這種作用的顯著性不盡相同。認為人口轉變的特定階段能通過人口年齡結構的改變,為經濟增長帶來潛在的人口紅利。一般來說,當少年兒童或老人占總人口的比例較大的情況下,社會負擔率較高,生產性較低,對經濟增長不利。而在勞動年齡人口比例較高的情況下,人口生產性強,社會儲蓄率也高,則有利于經濟增長。一個國家或地區如果恰好處于人口年齡結構最富生產性的階段上,并且能夠對這種人口紅利加以充分利用,經濟增長就可以獲得一個額外的源泉,創造經濟增長奇跡(蔡,2004)。
事實上,人口紅利的出現并非是自動的,它需要兌現匹配性條件。如果一個地區的人口結構更具生產性,同時還有良好的機制(主要是促進就業)誘致出與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高相對應的高儲蓄,才能促進經濟增長。只有在人口負擔比、人力資源充裕、人力資本合格都具備的時候,才可能現實地發揮出人口機會窗口的機遇作用。只看到相對數的存在就認為進入了人口機會窗口,就認為具備創造經濟奇跡的機遇,是失之偏頗的(穆光宗,2006)。正如有的學者提出要注意人口轉變過程中“紅利漏損”問題,人口紅利意味著對勞動力資源更加充分的開發與利用,只有勞動年齡人口都處于充分就業狀態才能兌現人口紅利。如果失業問題長期化,總撫養比就不能真實反應人口的經濟負擔,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就必然會打折扣,就會存在“紅利漏損”(劉家強、唐代盛,2007)。
“人口紅利”與儲蓄關系
儲蓄率是影響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經濟因素。二戰以后,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中國香港等東亞國家和地區戰后獲得了高速經濟增長,高儲蓄率是解釋它們實現經濟起飛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儲蓄率與國民收入之間并不一定就是正相關關系,即人均收入水平高,儲蓄率就高。如果邊際消費傾向高,國民儲蓄反而隨著收入水平提高不斷下降。不過,高儲蓄率與經濟發展階段有明顯的相關性,東亞國家和地區在經濟起飛時儲蓄率都很高。在中國高儲蓄率被認為是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主要因素,對于中國儲蓄率不斷上升趨勢,大多數理論從政府動員儲蓄和金融市場發育狀況等角度進行解釋。然而,在這些解釋中,人口轉變這個非常重要的結構性變化因素則被忽略了。實際上,家庭規模、人口結構和城鄉分布對家庭的儲蓄和消費行為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Leff(1969,1971)利用1964年74個國家截面資料研究發現,人均收入水平、經濟增長速度、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總撫養比對國民儲蓄率均有顯著影響。Ram(1982)利用1977年128個國家截面數據進一步研究,也得出基本相似的結論。通過人口轉變(將會出現“人口紅利”或“人口負債”)對儲蓄率的影響的研究發現人口轉變對儲蓄率有顯著性影響。隨著人口轉變,少兒撫養比大幅度下降,勞動年齡人口的經濟負擔不斷減輕,國民收入中用于消費支出的部分相對減少,用于儲蓄的部分相應增加。但是,隨著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人口轉變對儲蓄的貢獻率將不斷減弱。據測算,人口轉變使得中國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享受人口紅利。改革以來,總撫養比下降對中國儲蓄率的貢獻率大約在5%左右,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在1/4強(王德文等,2004)。
“人口紅利”與財政(政策)關系
“人口紅利”期工作人口所占比重非常高,年輕的勞動力均是凈儲蓄者,同時社會撫養少兒人口和贍養老年人口負擔減輕,社會總的負擔水平下降,意味著更多的資源可用于儲蓄和投資,增加財政收入;儲蓄和財政收入增加進一步增加投資,更多投資與更加健康、更高教育水準、充分供給的勞動力結合又帶來更高的財政收入和更高的儲蓄水平,從而進一步成為促進財政收入和經濟增長的源泉。“人口紅利”是一個相對短暫的歷史機遇,而要將這較短的而又潛在的機遇轉換為現實的經濟增長,首要條件是勞動年齡人口能充分就業,因此必須輔之以及時有效的財政政策的調整: 選擇促進就業導向的財政政策。在發展經濟促進就業的同時,擴大就業還取決于政府的宏觀經濟發展目標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第一,政府在財政政策的取向上,對創業者要給予傾斜,在稅收上予以優惠,要為創業者在小額信貸、社保補貼等方面提供政策保障。第二,政府除了制定以提高經濟增長拉動就業能力為取向的宏觀財政政策以外,還應加大對吸納勞動力容量大的企業的財政政策扶持力度,通過增加公共投資項目和落實減稅政策來擴大就業和控制失業率。第三,調整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幫助失業下崗人員再就業。政府要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增大對下崗職工再就業的扶持力度,防止“人口紅利”的流失(漆莉莉,2004)。
選擇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充分利用和有效轉移的財政政策。中國“人口紅利”的“大頭”在農村,從某種意義上講,收獲“人口紅利”程度大小取決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充分利用。因此,財政政策的取向首先應考慮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發展農村和農業,要加快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切實減輕農民負擔;要進一步“開放城市”,使農村剩余勞動力有效轉移,制定各種符合農村人口在城市工作、學習和生活的財政政策,實現“人口紅利”的充分兌現。
選擇建立和完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財政政策。“人口紅利”不是免費的午餐,在享受“人口紅利”之后,我們將面臨較大的養老壓力。在完善城鎮養老保障體系過程中,財政應遵循“低水平,廣覆蓋”的原則,處理好國家、集體、個人三者的關系,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根據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和特點,在財政政策的取向上,應迅速轉向完全積累制,同時將非正規就業人口納入社會養老保險體系,一方面,實行完全積累制可以降低未來社會養老負擔,使養老負擔率的分子逐步減少;另一方面,非正規就業人口被納入社會養老保險體系,可以擴大分母,增強社會養老負擔能力。
“人口紅利”期與養老保險關系
低出生率和人們壽命的延長最終將導致人口老齡化,加重社會負擔。一旦人口變遷的過程完成,人口紅利收于囊中,各國政府又將面臨養老挑戰,因此,在“人口紅利”期就需要未雨綢繆為應對養老危機的挑戰做好準備。
人口紅利期與養老保險籌資模式。建立以完全積累制為主的三支柱養老保險籌資模式是“人口紅利”期的現實選擇。結合世界其他國家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實踐,第一支柱是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養老保險由政府提供,以現收現付為基礎,政府通過征收與工資相關聯的稅收(或繳費)來籌集資金,養老金給付則與社會平均工資相關聯。第二支柱是完全積累的個人賬戶。采取強制性的個人賬戶儲蓄形式,基金由合格的金融機構管理,確保基金的保值增值。第三支柱是企業年金和自愿儲蓄計劃。企業年金是企業為職工提供一部分養老金,以提高職工晚年生活質量的補充養老保險;自愿儲蓄計劃是指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收入情況,選擇由商業保險公司提供的各種年金計劃,或者其他金融機構提供的各種養老儲蓄計劃,國家在稅收方面給予適當優惠。在三支柱的養老保險籌資模式中,完全積累制的個人賬戶應該為主體,這不僅可以提供足夠的資金積累以應對以后出現的養老金支付高峰期的挑戰,而且可以增加資本積累,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獲取“第二人口紅利”以及充分挖掘并延長轉瞬即逝的“人口紅利”(陳澤華、袁友文,2006)。
“后人口紅利”期的養老危機。“人口紅利”機會窗口關閉后,將迎來人口老齡化挑戰和養老危機。來自世界銀行一組數據顯示,按照1997年以來執行的制度,如果沒有任何財政補貼,即養老體系的赤字完全由當年繳費承擔的話,要使養老金體系達到資金平衡,中國的企業和個人需要承擔的費率將達到工資總額的37%。長期依靠高繳費率和財政補貼支付養老金帶來的壓力將使政府和參保者不堪重負。由于缺少資金積累,當前發放的養老金只能以在職職工繳費來支付,不得不維持高繳費率以應付收支壓力。測算顯示,中國養老金體系在未來幾十年中除了短暫的“人口紅利期”略有盈余外,將長期處于赤字狀態。除非中國在“人口紅利期”對養老保險體制進行及時改革并積累足夠的資本,以應對隨之而來的撫養比例上升帶來的壓力,否則防范與化解養老金危機的機會將轉瞬即逝。尤其是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快,退休保障缺口增大,養老金負債問題將不可避免地波及貨幣政策(吳學安,200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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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人口紅利帶來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人口增長；二孩政策；經濟意義
目前，中國緩慢的人口增長速度，帶來了我國人口老齡化嚴重的現象。人口老齡化必然帶來社會勞動力短缺、人口紅利消失、樓市泡沫等嚴重的經濟問題。開放二孩政策能夠在合理范圍內控制人口增長速度，同時又保證人口在持續增長的狀態，緩解老齡化情況，緩解社會經濟因人口增長緩慢帶來的問題。
一、全面開放二孩的相關背景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的人口增長率每年呈遞減規律，我國成為世界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相較人口增長過快帶來的經濟壓力、資源壓力，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勞動力短缺情況會進一步導致人口增長率降低，導致我國人口老齡化進一步嚴重，我國人口結構失衡，造成更多的社會問題出現。相關人士指出，分布單獨二胎政策（夫妻一方是獨生子女可生二胎）對社會勞動力的減少并不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要通過全面開放二孩正政策才能夠緩解危機。
二、全面開放二孩的必要性
1.人口結構趨于正常化
按照國際標準，老齡化社會的標準是指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的數量達到社會總人口的10%及以上，或是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數量達到社會總人口數量的7%。按照這一標準，本世紀初，我國就已經步入了老齡化社會。正是由于計劃生育政策對人口增長率進行了嚴格的控制，導致我國人口增長速度不斷下降，社會老年人比例不斷提高，我國社會老齡化現象越來越嚴重。若二孩政策難以順利實施，不能夠全面展開，那么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人口增長速率的緩慢會進一步影響社會的人口構成。我國社會老年人比例會進一步上升，青少年的比例會不斷下降，中國社會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來供養老人以及小孩，對社會經濟、家庭經濟都會帶來重大的不良影響。二孩政策的全面開放能夠提升社會青壯年的比例，提升社會勞動力數量，對勞動力供養情況得到顯著的緩解，對改善社會經濟、家庭經濟都有著重要意義。
2.經濟發展需求
社會勞動力是保障社會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只有社會擁有足夠的勞動力才能夠進一步發展經濟、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隨著二孩政策的全面開放，我國社會勞動力人口比例會在一段時間后得到顯著的提升。只有勞動力數量的增多，才能夠在飛速發展的社會科技水平之下，提升我國的社會生產效率，促進社會的生產力水平的發展，從而全面的提升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二孩政策的全面開放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必要手段。另外，二孩政策的推行，能夠化解社保空賬危機和樓市泡沫，一定程度上穩定了社會經濟環境，有利于經濟市場更好的發展運行。
三、全面開放二孩的經濟意義
1.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是指社會人口眾多，帶動社會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需要人口紅利的支持。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飛速發展，這其中人口紅利所起的作用不可估量。但隨著人口增長速度的不斷緩慢，我國的人口紅利不斷在降低，甚至有專家預測人口紅利即將會消失，中國社會即將出現“未富先老”，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會帶來極大的威脅。而開放二孩政策能夠有效緩解人口紅利消失的情況，保證社會經濟增長速度。我國人口增長速度的降低，主要體現在我國生育率的降低，與我國發展中國家的這一國情不相符，造成我國經濟增長出現了“隱形減緩”的現象，也就是說，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會出現經濟增長率下滑的情況。二孩開放必然能夠緩解人口紅利下降設置消失的情況，避免經濟下滑。
2.化解樓市泡沫
樓市泡沫現象是指房價不斷上升，實際房價與社會實際可承受的房價不協調，出現了“泡沫假像”。北京、上海、廣州這些一線城市的房價已經嚴重虛高，并且這一泡沫現象正在不斷的向中小型城市延伸。以北京為例，2004年至2014年，盡管政府已經對房地產企業以及二套房等等做出了各種緩解措施，但十年內北京房價增長幅度還是高達四倍有余，城市居民住房出現了嚴重的困難。住房作為群眾生活的必須物品，對社會和諧、經濟穩定發展有著重要意義。二孩政策的全面開放，對于提升人口增長，促進居民住房實際需求有著重要意義。而住房實際需求的增加，是穩定房價的重要手段，能夠解決目前我國嚴重的樓市泡沫的問題，對于穩定我國經濟發展環境有著重要意義。
3.解決社保空賬危機
為了解決我國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對勞動力帶來的巨大的供養負擔，也為了保障老年人的正常生活，社會保障制度開始逐漸在我國運行。然而我國社保發展歷史比較短暫，發展速度也相對比較緩慢，與我國目前人口老齡化速度嚴重不符，造成了我國社保資金流入減少，甚至出現負增長，出現了嚴重的空賬危機。而二孩政策的全面開放能夠緩解人口老齡化情況，緩解社保資金的流出速度，緩解空賬危機。
四、總結
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與我國人口增長息息相關，二孩政策的全面開放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有著難以估量的影響。當然，這些影響到底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目前學術界依舊爭論不休，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但不可否認的是，二孩政策的開放，必然帶來社會勞動力比例的上升，對社會經濟發展必然存在眾多積極意義值得深究。
參考文獻：
第4篇：人口紅利帶來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民工荒；“人口紅利”；“劉易斯拐點”；就業培訓
中圖分類號：F24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3）02-0099-03
最近幾年，民工荒現象已從沿海發達地區逐漸蔓延到了內地。[1]當“長三角”、“珠三角”對用工荒已習以為常，當重慶等勞動力輸出地開始用優惠政策挽留農民工，當哈爾濱等內地城市出現農民工短缺時，人們不禁要問，勞動力資源豐富的中國緣何陷入“民工荒”？這是否驗證了一些學者提出的關于我國“人口紅利”正在迅速消失和“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的說法？本文從“人口紅利”和“劉易斯拐點”的涵義出發，結合我國當前的社會經濟情況，提出有關我國人口紅利和“劉易斯拐點”問題的一些看法，并揭示當前民工荒現象背后的原因。
一、關于“人口紅利”問題的研究概況
“人口紅利”是近年來人口研究的新進展，它將研究關注點從人口總量或人口規模變化轉向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的影響上。自“人口紅利”提出以來，爭論和質疑從未停止過。
“人口紅利”問題最早是在研究東亞經濟增長奇跡時提出的，Andrew mason在《population and the Asia economic miracle》（1997，10）一文中提到了demographic bonus（人口紅利）但并未對之作出定義。他認為快速下降的生育率及有效的經濟政策和其他有利條件共同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他還深入分析了年齡結構轉變帶來的更多的教育投資，以及高儲蓄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積極影響等。[2]之后，布魯姆與威廉森（1998）將“中間大，兩頭小”的人口結構視為“人口機會窗口”或“人口紅利”。[3]布魯姆等（2002）認為“人口紅利”這一概念指在給定的經濟條件下，在人口結構轉變過程中由于死亡率下降、出生率降低帶來的影響，這種影響通過勞動力供給增加、積蓄擴大、人力資本投入與回報上升三個主要途徑來實現。[4]
國內對人口紅利的研究也很多。蔡昉（2004）將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帶來的勞動力增加、儲蓄和投資增長、人力投資增加和婦女就業機會增加等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的有利影響，稱為“人口紅利”。[5]穆光宗（2008）將人口機會窗口和“人口紅利”做了區分，認為人口機會窗口不等同于“人口紅利”。人口機會窗口形成的有利年齡結構，為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創富、投資及積累三種機遇可能，他將人力資本積累和人力資源開發視為“人口紅利”的實質。[6]彭希哲（2007）認為，“人口紅利”是人口年齡結構優勢在一定的條件下會轉化為超出穩態經濟增長之外的額外經濟成果，而收獲“人口紅利”的時期被稱之為“機會窗口”。[7]鐘水映李魁（2009）將“人口紅利”多種定義分類為“結構論”、“期限論”、“因素論”三種，并將勞動力數量和比例相對較大以及撫養負擔相對較輕，視為“人口紅利”所包含的兩大基本要素。[8]
二、對我國當前“人口紅利”和“劉易斯拐點”的認識
1.人口紅利是否消失。“人口紅利”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廉價的勞動力。而在當前我國就業壓力形勢嚴峻，勞動力資源難以充分利用，勞動力市場配置效率低下，勞動力質量不高的情況下，很難驗證有關我國經濟發展中“人口紅利”正在消失的觀點。從勞動力總量和存量看，目前我國勞動力供給充足，就業壓力巨大。根據聯合國提供的預測數據和國內相關機構對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預測數據，我國15-64歲年齡組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在2015年前不斷上升，此后則處于下降態勢。從絕對數量看，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在2015年左右達到其峰值，為10億左右，然后逐漸下降。按照“人口紅利”的涵義，我國當前仍處于“人口紅利”機遇期，充足的勞動力供給的態勢仍未改變。但阻礙“人口紅利”發揮作用的因素仍然存在。
首先，當前中國的就業形勢非常嚴峻。一是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總量性矛盾非常突出。大批高校畢業生、初高中畢業后不再繼續升學的學生、大量的城鎮下崗失業人員、軍隊退伍人員等需要就業，還有1億多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二是就業的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近年來企業“招工難”與求職者“就業難”同時并存，凸顯了結構性矛盾的進一步加劇；三是伴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和嚴峻的就業形勢，城鎮登記失業人口不斷攀升，如果加上未登記失業人口和大量隱性失業，這個人數規模將更加龐大。這表明，我國當前“人口紅利”難以兌現，“人口紅利”的發揮需要在擴大就業中進一步實現。
其次，我國的戶籍管理制度及勞動力市場的二元分割，影響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成為勞動力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低效率的制度性因素。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指出：整個社會的勞動力市場可以劃分為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主要勞動力市場工資高、福利好，具有較好的晉升機制，但同時對技術和文化的要求較高。次要勞動力市場工資低、福利差，對技術和文化程度的要求低，被提拔的可能性較小。在我國，兩個勞動力市場被無形地分割開來，互相流動比較困難。總體上看，職業機會由于存在歧視和壟斷而形成不均等局面。一般而言，進城農民工和城鎮下崗失業人員多集中在次要勞動力市場，工資和福利待遇差，與主要勞動力市場的員工收入差距較大。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和戶籍制度的限制造成的勞動力低效配置，同樣影響著當前人口紅利的兌現，“人口紅利”的發揮需要擺脫制度的掣肘。
雖然現階段我國“人口紅利”作用的充分發揮受到制度性因素的約束，但我國勞動力市場仍有潛力可供挖掘。從我國勞動力質量方面來看，長期以來由于我國人力資本投入較低，導致我國勞動力受教育程度不高，勞動力供需的結構性矛盾問題突出。而教育問題關系著國民素質整體的提高和國家競爭力的增強，我國長期以來存在的教育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集中表現為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在教育資源和國家財政政策支持上存在的較大差距。農民工大多來自于農村或相對偏遠地區，正是我國教育發展的薄弱之處，高昂的教育費用和較低的收入水平，影響了農民工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影響著“人口紅利”的發揮。只有通過采取措施促進教育公平、推進教育改革來帶動人力資本提升，才可能實現我國數量型“人口紅利”向素質提高型“人口紅利”的轉變。由此，必須通過教育創造新型“人口紅利”，加快人力資本形成，使高質量勞動力通過影響生產效率來提高整個社會的產出水平，充分挖掘我國現有“人口紅利”的潛力。
另外，當前農民工工資的上漲并不意味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其背后另有其他因素的影響。農民工工資增長的基礎是總體經濟發展形勢和所在企業利潤的高低。對比從2004年—2010年的數據，GDP從13萬億增長到33萬億，增加了150%左右，而全國的城鎮職工平均工資增加不到90%，農民工的工資只增加了50%左右，是GDP增長的1/3，有些企業經濟效益連年翻番，增長速度超過100%，而其工人工資還停留在10年前水平。因此，從整個經濟或者企業的發展情況看，經濟發展速度的提高要快于勞動收入的提高，企業利潤的增長要快于農民工工資的增長。與此同時，多年來政府和企業所得份額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也得到顯著提高。財政收入由2000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3.5%增加到2010年的21%，企業稅后利潤占GDP的比重由2001年的8%增加到2010年的13%。而據統計，自2000年開始，我國城鎮居民收入總額與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之和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000年占比47.4%下降到2008年的43.3%，下降了4.1個百分點。[9]分配不公直接導致勞動力供應出現瓶頸，工資上漲可以說是財富分配的理性回歸。而我國勞動力供給資源豐富，農村未轉移勞動力規模仍然巨大，收入分配不公導致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觀念發生變化，加之中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和各項惠農政策實施，造成了一個制度性因素導致的勞動力供給短缺，如果解決束縛勞動力市場自由流動的制度性因素，勢必還會出現一個大規模的勞動力流動和轉移，“人口紅利”的基礎并未消失。
2.“劉易斯拐點”是否到來。1954年，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在《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的論文中，提出“二元經濟”發展模式。“二元經濟”發展模式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此時勞動力過剩，工資取決于維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二是勞動力短缺階段，此時傳統農業部門中的剩余勞動力被現代工業部門吸收完畢，工資取決于勞動的邊際生產力。勞動力由剩余變為短缺的交點稱為“劉易斯轉折點”。1972年，劉易斯在《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的論文中，又提出了兩個轉折點的論述。當二元經濟的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變為短缺，此時由于傳統農業部門的壓力，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開始上升，即“劉易斯第一拐點”開始到來；之后，隨著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農業剩余進一步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得到進一步釋放，現代工業部門的迅速發展足以超過人口的增長，該部門的工資最終將會上升。當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產品相等時，也就是說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大體相當時，意味著一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已經形成，整個經濟發展將結束二元經濟的勞動力剩余狀態，開始轉化為新古典學派所說的一元經濟狀態，此時，“劉易斯第二拐點”開始到來。[10]由此可見，劉易斯拐點包含著豐富的內涵，不只是簡單地意味著勞動力由過剩到短缺，更包含著城鄉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到相近水平，城鄉統一的市場逐步形成和城鄉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方向發展。從當前我國的城鄉二元經濟、勞動力市場分割以及城鄉部門的勞動生產效率差異的情況看，“劉易斯拐點”似乎還很遙遠。
第一，當前我國城鄉經濟發展差距較大，二元經濟、二元勞動力市場特征顯著。受到戶籍制度的限制，城鄉二元經濟的突破面臨很大困難，在“劉易斯拐點”到來之前還可能會反復出現制度拐點。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進行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取得了較大成就。然而，一些計劃經濟留下的制度性政策仍制約著我國經濟向一元化方向發展。袁志剛等人認為，現有的制度約束限制了勞動力的進一步流出，而并非是剩余勞動力供給不足，中國的改革現實和勞動力遷移情況表明，在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到來之前，存在著一個勞動力遷移理論的制度拐點。在制度拐點到來之前，勞動力在原有的城鄉分割的制度空間下進行局部遷移，實現的是人力資本在城鄉之間的一種不完全的、可撤銷的再配置。在這個過程中，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得到迅速釋放，遷移速度較快；然而當勞動力遷移進行到制度拐點附近時，城鄉分割的制度空間會成為勞動力進一步遷移的瓶頸，人力資本的各項內容，比如社保、醫療、教育等難以在城市制度空間中得到滿足。如不能及時破解制度約束，勞動力遷移速度就會下降，甚至會出現回流的現象。改革開放以來，近3億多的農民工從農村和農業中轉移到城市和非農產業中，參與世界分工體系。但是，這些農民工并未能作為城市和非農產業的一個存量而固定下來，而始終是作為一個補充的增量部分在城市人力資本的制度空間之外游離。這說明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并未完成制度的移植，勞動力轉移并未形成人力資源配置的不可撤銷的格局。這種狀況使得城市化進程不徹底、城鄉二元結構難以突破。
第二，當前我國城鄉工農業生產部門的生產率差異仍然較大，工農業產業部門的工資差異較大，“劉易斯拐點”的特征表現尚未出現。以2010年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指標衡量來看，城鎮居民消費水平是15907元，農村是4455元，城鎮是農村的3.6倍，城鄉差異較大。[11]如圖1，當城鄉工資差距較大時，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動力較大。當在現有制度等約束情況下，勞動力全部轉移到城市非農生產部門時，供給曲線是S1，工資水平是一個穩定水平，而當工資水平存在較大差距時，就會吸引由L1到L2數量的勞動力遷移。
第三，在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中，第一產業的產值占GDP的比重為10%，但是第一產業所占的就業比重是39%。從世界經濟歷史的角度看，第一產業的產值比重和就業比重不斷下降是一個國家經濟走向現代化的基本規律和趨勢。在第一產業比重沒有下降到5%、勞動力就業比重沒有下降到10%之前，還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快速轉移時期。基于此，我們認為中國目前仍然處于農民工向城市轉移的高速時期。[12]另外，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中，農村是落后地區，農村的資金、勞動力向發達城市流動，導致農村的要素不足，發展更慢；這種力量強化了城鄉間發展的不平衡。從這一點來看，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距劉易斯拐點相差較遠。
三、當前“民工荒”的原因分析
戶籍等制度性因素和勞動力市場分割的阻礙因素，是導致民工荒和農民工工資上漲的根本原因。我國的勞動力供給彈性在一定時間內無限大的同時，又存在著戶籍限制和勞動力市場分割等一系列制約勞動力流動的制度。當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意愿大于城市所能吸納的能力，表現在城市的勞動力市場上就是勞動力供給曲線在一定范圍內近乎無限彈性，即接近于水平曲線。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制度的情況下，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流動成本逐步提高。因此，當經濟擴張對勞動力的需求超過一定限度后，該曲線也具有上揚的趨勢，供給彈性相對降低。從圖2中表現為勞動力需求從D增加到D′時，雇主可以在工資幾乎不變的條件下繼續獲得勞動力，而當勞動力需求提高到D″時，則滿足勞動力需求的供給條件是相應提高工資水平。[13]
在各種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下，加之中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分流了東部沿海的勞動力，使東部地區經濟擴張對勞動力的需求暫時超過了供給，出現了勞動力的短缺和工資的上漲。從另一個角度看，農民工工資低，增長幅度緩慢，城市的戶籍限制使農民工不能享受到城市居民的社保、醫療等待遇，加大了勞動力的遷移成本，使得城市對農民工的吸引力下降。某種程度來看，民工荒的出現形成對市場的倒逼機制，迫使阻礙勞動力流動的因素進一步消除，降低勞動力的遷移成本。
另外，由于最近幾年國家惠農政策的實施，務農收入提高，農民工外出打工的動力降低，加之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觀念改變，也影響著次要勞動力市場的供給。新生代農民工有著城市夢，希望能與城市融合，不希望再做上一輩那種低廉、苦重、沒有社會地位和保障的工作，這種觀念變化的非市場因素，減少了次要勞動力市場的供給。綜上可見，當前的“民工荒”和農民工工資上漲，不能驗證“人口紅利”消失和“劉易斯拐點”到來的結論，“民工荒”背后另有原因。
四、結論和政策建議
在我國當前的經濟社會條件下，“民工荒”的出現主要是由于勞動力市場不健全，存在著阻礙勞動力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制度性因素，導致勞動力市場配置的低效率和對勞動力資源配置反應緩慢，從而造成了“民工荒”。由于“民工荒”背后有其獨立的影響因素，因而，當前“民工荒”并不意味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和“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基于以上分析，破解“民工荒”難題，充分發揮“人口紅利”，逐步向“劉易斯拐點”靠近，需要消除阻礙“人口紅利”發揮作用和向“劉易斯拐點”靠近的眾多因素。
為此，提出以下建議：一是改革戶籍制度，完善勞動力市場機制發揮，消除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二是增加就業崗位，積極提供就業培訓、就業信息，促進就業；三是加大教育及社會保障投資，提高勞動力受教育水平，保障勞動者生存權益，充分發揮“人口紅利”的作用；四是加大對農業生產部門的投資，提高農業生產率，加快轉移農村人口和農村人口的城市化融合，減少城鄉差距，逐步消除二元經濟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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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人口紅利帶來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舒爾茨；人力資本投資；啟示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15-000122-02
一、引言
“人力資本”的思想在經濟學研究中早已出現，其淵源可追溯至古典主義經濟學中的勞動價值理論。古典主義經濟學家認為，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勞動的載體——勞動力，其數量和質量決定了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勞動力的數量即指勞動年齡人口，其結構與經濟增長績效有著不可忽視的關系。所謂“人口紅利”即是指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比重持續上漲這樣一種生產性人口結構，對于經濟增長提供了充足的供給和源泉，由于人口紅利的存在，資本邊際報酬可能不會遞減[4]。勞動力的質量涵蓋了技巧、熟練程度、判斷力等一系列體現勞動能力水平的內容，與現代所講的“人力資本”核心概念類似。“人力資本投資”的思想也伴隨著人力資本理念的萌芽而發展。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已經認識到提升勞動力的質量對于提高勞動能力水平的決定性作用。亞當斯密認為，教育培訓是提高勞動力技能和熟練程度的重要源泉[1]；穆勒指出，知識和技能對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具有重要影響；薩伊認為，教育培訓支出的資本利息應當包含于勞動力的報酬當中。1960年，西奧多.W.舒爾茨在美國經濟學會會長就職儀式上發表《人力資本投資》的演說，并于1961年發表同名著作，標志著系統性的現代人力資本投資理論誕生。舒爾茨的一系列觀點在當時看來有違主流經濟增長理論，但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涌現的實證研究和新興經濟理論皆印證了其理論的科學性和前瞻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就享受著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貢獻，但在勞動力年齡人口增速放緩、人口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的當下，我國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3]。如何開拓新的經濟增長源泉？如何在延長第一次人口紅利的同時加快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條件？舒爾茨的人力資本投資理論或許會為我們帶來一些啟示。
二、舒爾茨人力資本投資理論概述
舒爾茨指出，動態經濟增長中的許多謎團和悖論都可以引入人力資本投資來解釋[2]。例如存在于相同種族、年齡、性別的工人之間巨大的收入差距，主要來源于不同個體之間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狀況的不同。這從側面反映出對于人力資本的投資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率的主要動力。舒爾茨同時指出，外來資本，尤其是有形資本“緩慢而逐漸”的進入，對于欠發達國家來講是有益的，但若只專注于有形資本的投資而忽視了對于人力資本的投資，那么勞動力人口質量問題將成為經濟發展的一大掣肘[2]。我國目前正在遠離投資拉動式的經濟增長方式，高人口基數所帶來的高儲蓄率和高勞動力供給也將消失，根據舒爾茨的理論，人力資本的提升將成為下一階段我國增長的源泉。舒爾茨提出，提升人力資本的方法即人力資本投資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第一，健康醫療服務投資[2]。健康因素對于人力資本最顯著的貢獻在于增加勞動力人口。隨著平均壽命的增長，勞動力年齡也在增長，進而勞動力人口的范圍也隨之擴大。勞動力質量方面，健康因素不僅僅影響到勞動能力，還影響到勞動熟練度、知識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必要的判斷、反應能力。因此，對健康醫療服務的投資是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方面。第二，在職培訓[2]。作為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方，企業在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視。在職培訓為人力資源帶來相對專業化程度更高的技能提升，是需求方主動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直接表現。第三，傳統學校教育[2]。包括初級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領域即學校教育，并且教育對于人力資本和勞動生產率的貢獻率十分顯著。計量分析表明，在我國制造業，職工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勞動生產率將上升17%[5]。第四，職業教育[2]。作為對學校教育的補充，職業教育更加面向勞動力市場，有效解決了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不匹配的問題。該種人力資本投資方式成本收益率相對高于學校教育，回報年限也相對較短。第五，個人或家庭為工作機會而進行的遷移[2]。這種遷移較多地發生于年輕勞動力。大多數時候，遷移對于提升勞動回報、改善工作環境有著正相關的影響。對于年齡較大的勞動者來講，遷移可能不會對當期的勞動回報帶來明顯改觀，但對于下一代來講，教育資源、醫療資源等方面的改善，均是提升人力資本的必要條件。
三、人力資本投資理論對我國的啟示
第6篇：人口紅利帶來的影響范文
人口紅利和老年人口紅利
通常認為，“人口紅利”是指人口轉變過程中形成了一個低人口負擔比的利好人口年齡結構，有助于經濟投資和經濟發展。換言之，人口紅利（Population bonus）被等同于人口機會窗口（Demographic opportunity window）。筆者一直認為這個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在筆者看來，人口紅利是人口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和價值。就實質而言，人口紅利是人口的產出和貢獻，包括社會、經濟、文化和生態等諸多方面的產出和貢獻，不同的人口有不同的產出和貢獻。
根據經驗事實的概括，我們可以提出四種人口紅利，即人口更替或者人口增長紅利、人口投資或者說人力資本紅利、人口轉移或者說人口流遷紅利、人口轉型或者說老年人口紅利。人口更替紅利是指人口再生產所帶來的消費以及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貢獻。一波接一波的人口增長帶來了消費的推動、帶來了勞力和軍力的供給，產生最基本、最重要的人口紅利。人口再生產是社會存在的基礎，也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人口投資紅利則通過對嬰幼兒人口和青少年人口的投資在人口發展生命周期的工作期煥發出來，以人口的體能、技能和智能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口投資紅利是指人口的健康、教育等復合投資所帶來的人力資本的提升所創造的人口貢獻。人口流動遷移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重要機制，通過人口流遷，可以轉化人口壓力為人口動力，使富余勞動力變成必要勞動力，從而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產生人口轉移紅利。人口轉型紅利則特指老年人的社會化和社會參與所產生的價值貢獻，這在老齡化社會特別重要。通過老年人口再社會化轉變自身的社會角色，從賦閑的離退休人員轉變為有所作為的工作者，通過再就業、續就業或者志愿活動來開發老年人力資源的價值，為經濟社會發展作出貢獻，從中我們可以收獲人口轉型紅利。
總之，人口紅利不能籠統言之，有一個看問題的角度選擇。我們不該固守一隅，以偏概全。從古到今，人口都在產生紅利，有大小、有早晚、有差別，但不存在有無的問題（除非是零素質人口）。只要有人口的存在，就有紅利的存在，區別只在于大小（著眼于勞動人口或者工作人口）以及早晚（著眼于生命周期，特別是人口投資紅利的產生需要時間）。
老年人口紅利就是人口轉型紅利，就是幫助老年人樹立積極的老年社會角色和形象。老年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是積極老齡化的希望所在。根據對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口屬于文盲半文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在60～74歲年齡段，大學文化程度老年人口總量有110萬。如果這些老年人口健康狀況良好的話，那么應該說這110萬老年人口屬于比較寶貴的人才資源，有較大的開發價值。隨著新一代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進入老年期，今后老年人力資源的含金量會逐步提高。
人口紅利的影響因素分析
無論哪種紅利，最終都要落實到促進人力資源的充分開發和人力資本的戰略儲備兩個基本點上，為此要作出有長遠眼光又符合實際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人口紅利既取決于人口自身擁有的人力資本，也取決于“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貨盡其暢”的政策環境和制度安排。不管是在什么時期，能否獲得人口紅利，關鍵在人力資本的積累和人力資源的開發。古今中外，只有人口紅利的大小，卻不存在人口紅利的有無問題。“人口低負擔比”只是提供了獲得更多人口紅利的結構性條件，但本身并不是人口紅利，人口轉變打開的只是機會之窗。但中國卻很可能是有窗口之美，無機會之實。短期看，采取積極就業政策才可能獲得更多的人口紅利，如鼓勵創業、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制定產業發展計劃、提高就業參與率、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提高勞動生產率，等等。“充分”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大而言之，可以理解為一個“極限值”。我國人口紅利并沒有充分挖掘。在理論上，只要還有失業現象、還有工作滿意度不高現象，就難言“充分”。
教育年限的延長可以獲得更多的人口紅利，因為可以獲得更多的人力資本特別是知識型和技能型的人力資本。體力型勞動力和技能型勞動力所帶來的人口紅利存在著明顯的差別。接受過更多教育的人，其勞動產出更高。但社會是分層的，崗位是多樣的，我們既需要體力型勞動者，也需要技能型勞動者。我們關注的與其說是他們所創造的紅利的高低，不如承認這些人口紅利存在著類型的差別。有時候，不同類別的人口紅利只是提供了觀察問題的視角，卻難以區別它們的高下，我們生活的世界永遠具有“生態多樣性”。長期看，只有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普及義務教育，從9年延長到12年，使人人能上學、個個都好學，才能煥發出人口的投資紅利。人力資本積累和人力資源開發是人口紅利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從歷史的前后關系看，人口紅利是人力資本的釋放。20世紀后期人類關注“人口”。到了21世紀，我們要倡導“人腦論”，智慧、知識和創新是地球“最后的資源”。我國對人口投資還不夠重視，特別是欠發達地區對教育事業的發展還有待大力加強。
開掘老年人口紅利勢在必行
老年人口紅利將成為社會人口紅利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口紅利的關鍵點在人力資源的開發，延長退休年齡可以延長高齡勞動者的人口紅利，但也可能在某些行業因為就業崗位有限導致年輕人推遲就業或者暫時失業從而喪失年輕勞動者的人口紅利。無論如何，在人口老齡化加快的階段，我們要實施積極老齡化戰略，延長老年人口紅利的收獲期。
在人口老齡化不斷深化、挑戰趨大的時期，我們要高度重視“老年人口紅利”和“人口轉型紅利”，挖掘老齡化社會的力量，通過健康老齡化、積極老齡化以及和諧老齡化組合成的綜合應對戰略實現老年人的幸福老齡化和整個社會的成功老齡化。同時，筆者想提醒一點，在人口老齡化面前我們是可以有所選擇而非只能被動應對，這就是通過調整和完善人口生育戰略“控制人口老齡化”，實現“適度人口老齡化”。至少生育兩個孩子是一個可持續社會必須服從的人口規律和人口價值。
雖然人口老齡化充滿挑戰，但老年人口將是產生新人口紅利的主體，他們在觀念和行為層面上的“老有所望、老有所學、老有所樂、老有所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對中國的發展意義重大，是產生老年人口紅利的新動力。中國老年人口規模巨大，中國的老年福利保障制度需要根據國情國力來設計和完善，突出老年的共建、共享、共生的思想。在尊重多樣性和個人意愿的前提下，具有一定彈性和選擇性的退休制度可以起到一石多鳥的作用，用制度安排來激發老年人口紅利。
退休是人生新起點。終生健康、終生學習、終生工作的理念表明人生并不會因為退休而出現斷裂。老年群體身上蘊藏著巨大的潛能，只要規劃好晚年，再圖發展，就可以創造出新的人生傳奇。在“制度性退休”和“功能性退休”之間存在著一個老年發展時期，無論是老年人的健康、知識還是道德都有一個老年發展的時期和空間。筆者于2002年提出的“老年發展理論”試圖從老年人自身的角度來認識老齡化內在的積極力量并開拓促進老年人以及老齡社會實現成功老齡化目標的路徑。老年發展是指老年人積極的社會發展，就是老年期的繼續社會化，就是老年生活的學習化和工作化傾向，具體包括了老年期的健康發展、知識發展、角色發展、心理發展、婚姻發展和價值發展等。
老年的社會發展指的是老年人要在參與社會發展、貢獻自身力量的過程中實現人生的升華。老年的社會發展就是要保持老年期的工作角色和社會角色，并通過扮演這樣的角色來獲得老年幸福必不可少的成就感。心理學家的研究發現，老年人是否有成就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他們的壽命。老年發展往往肇始于個體生命的發展，結果卻反映在健康老齡化、積極老齡化和成功老齡化的結構―功能的變遷上。通過積極的老年發展，我們將減輕來自老年人口的負擔和壓力，來激發老年人群身上存在的積極力量。激發人口老齡化的正面效應，讓老年人通過自身的發展來促進社會的發展，讓老年人通過參與社會的發展來促進自身的發展，這是相輔相成的一個過程。
在人口老齡化時代，老年可能成為人生四季最長的一段歲月，它可能日漸腐朽也可能充滿生機，結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老年人的生活態度。“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這才是積極老齡化的心理圖景。老年并不是人生的終結，而是人生新的開始。譬如，退休往往意味著退而不休，這也常常是有很高自我實現要求的老年人自覺的尋求。在這個意義上，退休只是意味著換一個領域，對角色來說，是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所以是“轉崗”而不是完全意義上的“下崗”。因為只要擁有健康，老年人照樣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作出自己的貢獻，創造出新的價值。到了晚年，如果能夠做到養老無憂，“老年發展”就是絕對不可忽視的問題了，而我們知道，在老年人口中，總有一部分老年人存在著強烈的“老年發展”的欲求。成功的老齡社會對老年人群中的精英分子至少有一種寄望：不要倚老賣老止步不前；而要自強不息，再攀高峰。“獨善其身”固然不錯，老有所成、“兼善天下”則更好。這才是老年價值實現的最高境界。老年發展是體現老年價值的最好途徑。
應對老齡化挑戰，探索老年人口紅利開發模式
從國內外老年學研究的成果來看，無論是老年人個體或是老年人家庭、老年人生活的社區和老年人生活的社會，都要大張旗鼓地推動健康老齡化、積極老齡化、和諧老齡化，最后實現幸福的和成功的老齡化。老年人不僅是豐裕社會的共享者，也是和諧社會的共建者，還是多元社會的共生者。政府要確保有條件的老者能全方位繼續參與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及其他活動，保護和促進老年人的尊嚴、參與價值。消除年齡歧視，促進老少平等。“能力本位”的社會比“年齡歧視”的社會更有活力、更有希望。目前，日本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有20%在工作，歐洲則有7%。社會和家庭固然有著養老的責任，但老年人對社會和家庭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們需要強調老年人對社會發展的責任。一個共融、共建、共享的社會才是和諧幸福的老齡社會。
馬克思說過，時間不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發展的空間。世界衛生組織曾經提出：“生命已經增加了歲月，現在我們必須給歲月以生命”。如果說“給生命以歲月”指的是對長壽的追求，那么“給歲月以生命”實際上是要賦予生存時間以價值和意義。所以，這里的生命具有兩個不同的含義，前者指的是生物學意義的生命，后者指的是社會學意義的生命。老年人口的最大資源就在于他們擁有閑暇時間。老年是使人生趨向完善的階段，是自我價值實現再上臺階的階段。所以，對“養老”的研究要上升到對“養心”的研究，或者說從對“消極養老”的研究要拓展到“積極養老”的研究。“消極地養”無異于等死，生活如果沒有了目標和價值，將是沒有意義可言的。老年人在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后，最重要的將是精神文化生活，精神文化生活的實際狀況將直接關聯著老年人的滿意度。老年發展就是要“給歲月以生命”。“養老”是老年人的基本需求，是初級的人道主義問題，而“發展”則是老年人的高級需求，是高級的人道主義問題。養老只是老年人不斷伸展的需求之鏈的出發點。
老年期依然存在著一個繼續發展的時期。“退而不休”現象的大量出現意味著“退職”的概念將逐漸替代“退休”的概念，職業只是一個工作平臺，其角色可能中斷也可以重新獲得。老年期不僅僅是一個養老的問題，也有一個越來越重要的老年發展和老年價值問題。我們需要提倡新的五個“老有”，即“老有所學、老有所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老有所樂”。志工和義工是老年人積極的再社會化途徑。對于老年人晚年的精神寄托，道德升華和價值實現有著重要的意義。中國需要在老年人群中傳播和發揚老年志愿者文化，鼓勵老年人的精神自養。志愿者活動可以在形式上非常多樣化，但值得肯定的是，它的本質是老年的道德發展和老年的價值發展。越來越多的老年志愿者行動不僅可以樹立積極的老年人形象，而且可以幫助充實老年人的生活，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和生命質量。
第7篇：人口紅利帶來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人口年齡結構 儲蓄 投資 經常賬戶
一、引言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出現了高增長、高儲蓄、高經常賬戶的“三高”局面，出現了“三高”局面，不能忽視人口年齡結構的作用。經常賬戶恒等式為CA=S-I+T-G，根據這一恒等式可以看出在開放的經濟下人口結構會對國際資本流動產生影響。本文主要討論儲蓄、投資這兩個因素是如何影響資本流動。
根據儲蓄生命周期理論不同的年齡段人群對儲蓄和投資有不同偏好，個體未成年時，收入很少以至沒有收入，消費高于收入，進行負儲蓄；進入成年， 收入不斷增加，消費低于收入，進行正儲蓄；年老時，收入減少，消費增加，消費高于收入，進行負儲蓄。同時，年輕人口的增加會導致勞動力供給的增加，要維持社會人均資本量不變就要增大投資；而未成年人和老人的增加對社會人均資本量的影響較小。
由于經常項目余額是儲蓄和投資的差額，即要說明人口年齡結構同經常項目余額的關系，就要同時考慮人口年齡對儲蓄和投資兩方面的影響。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當儲蓄大于投資時，總有部分儲蓄會以對外凈出口的形式流出國內轉化為經常賬戶順差，以累積資本賬戶金融資產的方式對外投資。雖然世界人口變老的趨勢是相同的，但人口老齡化的進程不同，如世界人口年齡中位數為28.4歲，日本人口年齡中位數為44.8歲，贊比亞只有16.5歲。從整體上看，發達國家老齡化進程要快于發展中國家。由于人口老齡化會改變資本與勞動力的關系，改變國內投資收益，資本會從人口老齡化國家流向人口年齡結構較年輕的國家。
二、文獻綜述
Higgins（1998）使用100個國家和地區1950-1989年的面板數據發現了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率、投資率和經常項目余額三者的影響大致可歸納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當一國的少年撫養比很高時，國際資本凈流入。第二階段：當一國逐漸走向成年型年齡結構時，國際資本凈輸出。第三階段：一國步入老齡化后，最終出現經常項目赤字，要靠國際資本凈流入來彌補本國儲蓄不足。
Bloom和Canning（2005）揭示了世界范圍內的總撫養比、少年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的變化規律。在1970年以前，由于新生兒的出生率較低死亡率較高，少年撫養比不斷上升，導致總撫養比不斷上升。1970至2010年，少年撫養比開始下降，雖然老年撫養比有所上升，但少年撫養比下降的更為顯著，導致世界總撫養比呈現下降趨勢。2010年前后，由于老年撫養比上升占主導，使得世界總撫養比開始緩慢上升。因此世界人口結構會經歷“青年型”、“成年型”、“老年型”三個階段。
三、問題闡述
從1949年到1960年代中期以前，隨著嬰兒存活率的提高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表現為以高少兒撫養比為特點的年輕型。從1960 年代中期開始，“嬰兒潮”人群逐步成為勞動力使我國人口年齡結構逐漸由年輕型向成年型轉變。1970年代末期推行計劃生育政策，降低了少兒撫養比，是我國人口年齡結構進一步向成年型轉變。21世紀，伴隨著嬰兒出生率降低，老年人口死亡率降低，降低了少兒撫養比，提高了老年撫養比，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出現了老齡化跡象，但并沒有達到為全面老齡化。根據美國中情局數據，中國人口年齡中位數為35.5歲，遠高于世界平均28.4歲。我國目前仍處于“成年”時期。
一國總撫養比相對較低的時期被稱為“人口紅利”期。目前，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0年人口普查主要數據顯示，我國總人口中“0～14”歲人口占比為16.60%，65歲以上人口占8.87%，“15～64”歲人口占比為74.53%，屬于勞動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較高的時期。未來10～15年，我國勞動力人口將會繼續穩定增長，少兒撫養比會有明顯的下降，老年撫養比會緩慢上升。因此，我國的當前和今后10～15年人口負擔將比較低，將處于“人口紅利”期。但是，人口紅利持續的時間并不長，10-15年以后解放初期的嬰兒潮人群退休，計劃生育政策實行后出生的一代在數量上無法接替前人，降低了勞動力占總人口的比例，相對提升了總撫養比，另一方面老年撫養比上升成為主導力量，成為我國總撫養比提高的另一因素。到這一階段，我國“人口紅利”將消失，儲蓄率會下降，經常項目順差會減小，以致經常項目出現逆差。
長遠看來，我國在“人口紅利”期通過貿易順差換回了外匯，積累了外匯儲備，并向海外輸出資本，這其實等同于在海外儲蓄了一筆資金。等到15年～20年以后，我國老齡化程度加劇通過貿易逆差來滿足老齡化社會的消費需要。“人口紅利”期的貿易順差其實是在海外儲蓄養老金的結果。
四、結論
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影響一國資本凈流動的因素也有很多，人口年齡結構只是其中之一。從人口年齡結構來解釋經常項目余額、國際資本凈流動和全球經濟不平衡，有助于我們從長期認識國際資本流動。同時，由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帶來的全球經濟不平衡的調整，也會是一個相對更為漸進的和有序的過程。
目前中國已享受了多年的“人口紅利”，我國在“人口紅利”期通過貿易順差積累巨額的外匯儲備，等同于我國在“人口紅利”期在海外儲蓄養老金的資金池，是年輕的中國為應對15～20年后的“養老”而在海外積攢的儲蓄。未來的10～15年之后，人口紅利期即將終結，根據生命周期理論，人們進行儲蓄是為了平滑老年的消費需求。隨著我國老齡化程度的加深、總撫養比的提高，這筆儲蓄就會用過貿易逆差來滿足未來的消費需要。如何建立通暢有效的對外投資渠道，使中國在人口紅利期積累起來的儲蓄能夠通過國際資本流動來實現保值增值，以應對未來的人口負債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參考文獻
[1]Paul Schultz T.Demographic Determinants of Savings：Estima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Aggregate Association in Asia[J].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4，2005.
[2]簡永軍、周繼忠.人口老齡化、推遲退休年齡對資本流動的影響[J].國際金融研究，2011.
第8篇：人口紅利帶來的影響范文
本文分析闡述了我國未富先老的困境,意圖引起社會各方面的重視:勞動力供給減少,要素成本優勢喪失;科技創新受到抑制。經濟增長后勁不足;儲蓄率下降,投資削減;社會養老支出增大,削弱積累基金的增長。正視這一問題,以實現經濟的穩步增長。
【關鍵詞】 未富先老;經濟增長;勞動力供給;儲蓄率
伴隨著30多年來經濟的快速增長,我國的人口結構也快速地步入老齡化。2010年,我國人口總數達到13.4億,其中65歲及以上的人口就接近1.2億人,占到人口總量的8.87%。按照國際上“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7%就標志著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我國已經步入“全球老齡化俱樂部”行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發達國家在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一般都在5000-10000美元以上,也就是說,它們是在實現了經濟起飛和工業化完成之后才進入老齡化社會。而我國到2010年時,人均GDP剛剛超過4000美元,成為中等偏上收入的發展中國家,這說明,我國老齡化社會是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階段進入的,即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速度明顯快于進入現代化,這種狀況我們把它概括為“未富先老”。不僅如此,我國老齡化程度還在加快進行,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現已呈下降趨勢,約到2015年前后其值為0,隨后轉為負值。據聯合國預測,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2030年將達到18.7%,2040年26.8%,2050年30.8%,這意味著我國的老齡化水平在未來的幾十年將超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發達國家2010年平均老齡化水平為19.4%)。加速推進的老齡化將使我國經濟增長陷入尷尬境地,一方面面對著“先老”帶來的勞動力供給的緊缺,另一方面則面臨著“未富”帶來的大量的勞動力的需求。在今后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曾經一直依靠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帶動的增長模式將無法維持。“未富先老”已成為今后我國經濟增長的嚴重阻礙,也成為“十二五”期間需要積極應對的重大問題。
“未富先老”給我國經濟增長帶來的巨大挑戰,主要從勞動力供給減少、儲蓄率降低、科技創新能力受到抑制、社會養老壓力增大幾個方面反映出來。
一、勞動力供給減少,要素成本優勢喪失
富裕的勞動力和高儲蓄率是改革開放以來支持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優勢。自上世紀60年代起,我國的人口撫養比開始下降,從而造就了更具生產性的人口結構,即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高儲蓄率,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額外的源泉,我們把這稱為“人口紅利”。相關分析表明,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連續30多年的經濟增長中,有利的人口結構所做的貢獻約在1/3左右。隨著人口撫養比的逐步提高,我國的“人口紅利”到2015年前后將基本消失。
現實中,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供給緊缺問題已在我們生活中悄然上演了,不斷傳來的“民工荒”、“技工荒”就是我國勞動力供給減少的真實寫照,它表明我國勞動力供給與需求的關系開始發生變化,勞動力供給從“無限供給”轉向“有限剩余”階段。在勞動力需求持續擴張的情況下,供需之間的競爭會使勞動力價格攀升,從而增加產品的成本,致使商品喪失價格優勢,傷及我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與此同時,印度、老撾、越南等發展中國家卻享有比我國時間更長的“人口紅利”,這無疑給我國的商品競爭力帶來更大的壓力。
人口老齡化對勞動力供給的另一個影響表現在勞動年齡人口相對老齡化上,即在適齡的勞動者當中,年青人比重下降,年長者比重上升。一般來說,人總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活力在減退。年長者學習接納能力下降,其掌握的知識和技術相對定型,不容易跟上技術革新進步的步伐。有分析表明,50歲及以上勞動力與生產率之間表現為負向關系,因此,勞動年齡人口相對老齡化會減弱對現代化技術的適應能力,降低勞動生產率,影響經濟發展速度。加之我國目前臨近退休的勞動力群體是過渡或轉軌的一代,在他們當中,年齡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使得這種影響更加嚴重。
面對以上情況,我們可以通過提高人力資本的積累與運用來克服老齡化的不利影響,實現再一次的“人口紅利”。然而問題在于,原有的“人口紅利”是建立在勞動力供給充足的基礎上,依靠不斷追加生產要素投入而拉動了經濟的增長。新一次的“人口紅利”則要在勞動力短缺的條件下進行,為此,只有通過體制改革、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積累實現全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與改進才能拉動經濟增長,這樣就需要教育制度、就業制度、戶籍制度和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資本市場的發育完善作為鋪墊。而“先老”卻“未富”的現實使我國還不具備這樣良好的條件,這就必然會使我們在兩次人口紅利的良好銜接上面臨特殊的困難,加深我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第9篇：人口紅利帶來的影響范文
目前人口經濟學家對人口紅利理論的研究較多是針對宏觀的區域（多國或一國家）進行的。本文試圖將人口紅利理論引入一個較小的區域，研究廣東省這一特定區域的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人口紅利理論的研究范圍，加強了該理論的研究深度。
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領頭雁廣東省，它的人口紅利狀況是怎樣的？廣東省人口紅利對經濟的貢獻怎樣？廣東省人口紅利有沒有得到充分實現？若沒有，應采取哪些措施來促進人口紅利的最大化實現?本文正是基于這些背景來研究廣東省人口紅利及其實現的。
二、廣東省人口轉變狀況及人口紅利分析
（一）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動分析
廣東省歷年人口變化情況（單位：‰）
數據來源：各年廣東統計年鑒。
建國以來，廣東省的人口轉變大體經歷了恢復發展時期（1949―1958年）、緩慢增長時期（1959―1961年）、快速增長時期（1962―1970年）、控制增長時期（1971―1979年）、有計劃發展時期（1980―1989年）和有效控制下的低速增長時期（1990年至今）等六個階段，目前已總體實現了從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較高的自然增長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轉變。
不可避免，大約在2025年前后，廣東的人口紅利將有可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社會老年人口比重上升。故可以認為，從上世紀80年代到本世紀20年代，是廣東利用人口紅利的最佳時期。
(二)廣東省人口撫養系數的變動趨勢
數據來源：各年廣東統計年鑒。
1964年，廣東的總人口撫養系數高達83.01%，這主要源于高少兒人口比例導致的高少兒撫養系數。其后，出生率和少兒系數不斷降低，少兒撫養系數隨之下降，1989年降至55.19%。由于老年撫養系數變動的幅度不大，總撫養系數變化的曲線與少兒撫養系數基本一致，也是先有下降，再緩慢上升而后快速下降的趨勢，但上升的時期較短。1993年以后基本是趨于下降的，即從1993年的65.66%下降到2007年的36.04%。人口撫養系數的降低，減輕了勞動力的供養負擔和社會負擔，有助于增加勞動投入和資本積累，為經濟增長提供重要的支持。
在此過程中，伴隨著老年人口比例的緩慢提高，老年撫養系數漸趨升高，但速度較慢，從1982年到2007年，僅升高1.05個百分點。但隨著出生率在低水平上穩定下來，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的減緩以及老年系數的不斷增大，老年撫養系數升高的速度將會加快。
從以上兩點分析可以看出，廣東的人口紅利期在2015年左右即將結束，人口紅利視窗即將關閉，人口老齡化現象將會越來越嚴重。老齡化的逐漸發展使得人口紅利的優勢將逐漸弱化甚至消失。因此，提高人口紅利的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兌現人口紅利以加速廣東省經濟增長顯得尤為重要。
三、廣東省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判斷人口紅利是否為經濟增長所利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利用，需要使用長期的經濟增長數據、人口數據和其他影響經濟增長績效的變量數據進行分析。
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假設經濟總產出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
Y=ALαKβ(1)
其中，Y代表經濟總產出，以地區生產總值表示；L為勞動力，用從業人員數表示；K為資本投入，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表示；α為勞動力投入的產出彈性系數；β為資本投入的產出彈性系數。
對（1）式兩邊取自然對數得到：
InY=InA+αInL+βInK
本文數據來自《廣東統計年鑒2009》，利用2009年廣東統計年鑒中的最新數據，運用動態計量模型考察1978―2008年廣東省總體勞動力投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由于時間序列數據一般是非平穩的，如果直接采用OLS回歸分析就可能產生“偽回歸”的現象，因此要對這三組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和協整分析，以得到三者之間長期穩定的關系。本文計量分析采用Eviews5.0。
（一）變量時間序列單位根檢驗
在進行協整檢驗之前，要先對地區生產總值（InY）、從業人員數（InL）和社會固定資本投資總額進行ADF 單位根檢驗，來考察它們的平穩性。
結果如下表，對數化后原序列非平穩，經過二階差分后為平穩序列，因此，三者都是（2）階單整序列。
變量序列的單位根檢驗結果
注：表中D表示一階差分，D2表示二階差分；C表示漂移項,t表示含趨勢項，p表示之后階數。ADF檢驗中是否需要加漂移項、趨勢項，以其相應系數是否具有非零顯著性為準則。滯后階數p的選擇標準為AIC,AC最小。
（二）協整分析
由于InY、LnL、LnK 都是I（2）階單整序列，滿足協整檢驗的條件，我們采用AEG檢驗法。
第一步：進行協整回歸
用LnL、LnK對InY進行OLS回歸，得方程（2）：
InY＝-13.1+2.08InL+0.61InK+e（2）
（4.6） （9.67）
R2=0.99， F=1700
其中括號里的數字是t值，e是回歸殘差。
第二步：對殘差序列e進行平穩性檢驗
如果殘差序列是平穩的，則說明InY、LnL、LnK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擬合方程中的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之間存在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反之，變量之間不存在穩定的均衡關系，回歸方程是一個“偽回歸”。在檢驗殘差序列e是否平穩時，我們同樣采用ADF檢驗法。
殘差序列e的ADF檢驗結果
由于ADF 值小于顯著水平5%時的臨界值，可以認為估計殘差序列為平穩序列，故InY、LnL、LnK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且InY=-13.1+2.08InL+0.61InK+e。
從模型的各項檢驗指標來看，R2=0.99，可以看出方程擬合優度。從t統計量來看，變量的顯著性較高。同時該模型的F值為1700，說明方程的總體對數線性顯著，該模型通過方程總體的顯著性檢驗。
從模型中可以看出，廣東省勞動投入的產出彈性為2.08。說明每增加一單位勞動，可帶來2.08單位產出的增加，可見廣東省的勞動投入彈性較高。
四、廣東省人口紅利兌現情況及原因分析
數據來源：各年廣東統計年鑒數據計算所得。
從就業率與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比較上來看，仍有一部分勞動年齡人口沒有參與經濟活動，而且近10幾年來有逐漸擴大的趨勢。改革開放初期，廣東率先設立了經濟特區，吸引了境外資本的流入，主要建立了勞動密集型的制造加工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較大，勞動力的充足供應是這一經濟增長模式的重要源泉，因而勞動力的增加對經濟增長起到重要的作用。此階段，就業率維持在較高的水平。
但隨著經濟實力的加強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廣東在繼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同時，逐漸進行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從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轉向資本和科技密集型為主，因此，雖然對勞動力的需求依然很大，但需求的層次正在或已經發生變化，從低端的體力型勞動力需求轉為高端的技術型勞動力的需求。從2003年開始，珠江三角洲出現了用工短缺，即所謂的“民工荒”。實際上，這種勞動力的短缺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民工短缺，而是對具有專門勞動技能和高級腦力勞動力的需求出現短缺，是結構性的短缺，而不是數量上的。
勞動力資源被充分利用是實現人口紅利的關鍵。蔡
等認為，如果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 那么人口紅利就難于兌現, 社會也承受巨大的就業壓力。因此, 充分就業是實現人口紅利和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關鍵。于學軍進一步指出, 在人口紅利期, 機遇與挑戰并存。如果勞動力人口不能充分就業, 那么勞動力人口與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就沒有區別,不僅未能發揮勞動力優勢, 反而成為社會的負擔人口。因此, 在人口轉變帶來的人口紅利式微和視窗關閉之前, 應以最大化就業為目標, 充分開發和利用相對充裕的勞動力資源。
五、總結和政策建議
前面已提到充分就業是實現人口紅利的關鍵，那么如何做到充分就業使得廣東省人口紅利得到最大化的實現？結合廣東實情，給出以下幾點建議。
首先，通過擴大就業最大化開發廣東尚存的人口紅利。由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廣東仍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勞動力的充分供給，但這要以城市化速度的加快為前提。這就要求推動相關領域的政策調整和制度建設，包括消除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制度。
其次,加快人力資本積累的力度。首先，通過重新配置教育資源, 擴展教育領域和受教育時間,建立終身學習型社會。其次從健康角度,尋找并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質的關鍵領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質、婦女生殖健康和勞動者健康和工傷保險等,也可以提高人力資本形成效率。此外,加快發育勞動力市場,通過形成一個機制完善的勞動力市場,給予人力資本以正確的回報, 鼓勵和加快人力資本的形成和積累,并且形成準確的勞動力價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