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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綜述
1987年,挪威首相布倫特蘭夫人在一份報告中首次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她認為可持續發展不僅能滿足當前人的需要,還不會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形成威脅。這一理論的提出,為可持續消費理論奠定了基礎。呂福新(1996)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指出,可持續消費是在超越狹隘短淺消費意識的基礎上,以真實、有益、超功利為特征,以可持續為目的的“節制型”消費。楊家棟、秦興方(1997)認為可持續消費包括四層含義:一是符合代際公正原則和代內公正原則,二強調可持續消費是個動態概念,三要求適度消費、合理消費、文明消費,四對政府政策層面提出要求。曾一昕(2007)從適度的原則角度,認為可持續消費應該注重的是適度的消費規模、合理的消費結構和健康科學的生活方式。對于建構可持續消費模式,我國許多學者根據可持續消費的現狀,提出改變傳統消費模式,構建可持續消費模式:唐平華、劉云(2000)從轉變人們消費觀念和政策的實施兩個方面進行思考,構建了可持續消費模式,并提出了4個建議:提高公眾的可持續消費意識；建立資源有償使用、生態補償的制度；加大對可持續產品開發的投入；完善可持續消費相關法律、建立可持續消費的管理體系；。鄭文生(2004)分析了技術、社會與心理、法律、經濟和制度等因素對消費模式的影響,建議相關部門加快建立可持續消費模式的步伐。解振華(2007)指出,經濟社會的發展是建立在對資源、能源消耗基礎上的,但是資源和環境的承載力是有限的,伴隨著世界人口的增長和人類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經濟社會與資源的矛盾越來越突出,要緩解這種矛盾就必須發展科技、節約資源,大力支持循環經濟的發展,實現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楊艷琳、陳銀娥(2007)分析了建立可持續消費模式的多種途徑,認為其中制度性問題最關鍵,并提出要構建可持續消費模式需要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約束才能達到理想的效果。趙國平(2011)從政府、企業和消費者的角度出發,采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法,對構建我國可持續消費模式進行了探討。徐瑞蓉(2007)在其博士論文第五章敘述了居民可持續生活消費,認為我國在這方面存在巨大的缺陷。唐丁丁(2011)認為居民是實現可持續消費的三大主體之一,是未來實現可持續消費的主力軍,也是可持續消費市場的真正驅動力。趙國平(2011)從三個消費主體——政府、企業、居民的角度,探討了對可持續消費模式的構建。李祝平(2012)對湖南省城鎮居民可持續消費的現狀進行了分析,并建立了湖南城鎮居民可持續消費的評價指標體系。
二、實證分析
本文擬采用2013年31個省區數據進行可持續消費綜合評價,并構建如下表1指標體系:考慮到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和城鄉實際收入差距屬于逆指標,如果不對其正向化處理,即取倒數,那么會影響最終因子分析的綜合得分,進而影響各省區2013年可持續消費情況的評價。KMO檢驗用于考察變量間的偏相關性,取值在0-1之間。KMO統計量越接近于1,變量間的偏相關性越強,因子分析的效果越好。實際分析中,KMO統計量在0.7以上時,因子分析效果一般會比較好；而當KMO統計量在0.5以下時,不適合應用因子分析法。由表2可知,上述指標是適合做因子分析的。如表3:公因子方差表示各變量中所含原始信息能被提取的公因子所表示的程度,可見幾乎所有變量的共同度都在80%以上,超過90%的占了大多數,因此這幾個公因子對16個變量的解釋能力是較強的。如圖1:碎石圖可以粗略的幫助我們觀察選取了幾個公因子,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準則,大概是提取了3-4個公因子,接下來我們可以通過一個表,確定公因子個數。如表4:從表4中可以明顯看出,提取4個公因子是非常合適的。
初始特征值欄表示未旋轉的成分矩陣,旋轉平方和載入表示旋轉后的成分矩陣,雖然旋轉前和旋轉后的特征值有所改變,但累積的方差貢獻率是不變的,達到93.716%,遠遠大于80%的臨界值,進一步說明因子分析的效果很好。如表5:因為在未旋轉的成分矩陣中,各公因子的因子載荷大小不一,區分不明顯,不利于因子命名,所以這里不再輸出該結果,直接報告旋轉后的結果。本文采用的是最大方差旋轉法,它使各因子保持正交的狀態的同時,方差差異達到最大,從而方便對因子的解釋。總之,我們可以將消費經濟指標和消費環境指標中的16個變量用可持續因子F1、經濟因子F2、環境因子F3、價格因子F4來描述,其貢獻程度依次遞減,使得影響我國可持續消費的因素更加清晰明了。政府制定促可持續消費的政策時,應更多從可持續角度出發,同時也不能忘記價格因素的作用。
三、主要結論及建議
關鍵詞：低碳消費；能源與環境；消費模式；消費行為
一、引言
16世紀，西歐各國的市場經濟開始發展，促使整個社會由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至19世紀中期工業化完成。近代大工業生產方式成為滿足社會需要的主導方式，工業文明消費模式也隨之而產生。工業文明消費模式是一種“線性”消費，經濟系統將自然資源轉化為產品以滿足人們提高生活質量的需求，隨之就將用過的物品當作廢物而拋棄，其基本特征是：高能耗、高排放和高污染，從而給自然界的空氣、土壤和水資源造成史無前例的污染，使地球的支撐生命的能力嚴重削弱。
出于對人口持續增長、能源供給危機和環境不斷惡化的關注，國外學者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興起對人類低碳消費研究的興趣。特別是第一次石油危機的發生，促使國外學者們對能源和環境保護，以及如何鼓勵人們減少能源消耗和廢棄物排放，進行了大量研究。如果早期的低碳消費研究大部分受高油價和對能源安全的關心驅動，那么從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的相關研究則更多地受可持續發展和氣候變暖的影響。縱覽國外學者關于低碳消費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把它們分為如下主題。
二、對低碳消費與資源環境關系的研究
英國經濟學家Barbara Ward和美國微生物學家Rene Dubos的《只有一個地球》（1972），從評述傳統工業文明消費對不同國家產生的影響出發，呼吁各國人民重視維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美國環保主義理論家Bill Mckiben的《自然的終結》（1989），介紹了溫室效應引起的全球變暖而產生的諸多后果，并進一步指出：“環境問題在本質上并不是一個物理的或者化學的問題，而是人口和經濟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消費與資源和環境的關系主要聚焦于食品消費、能源消費和水資源消費方面。有研究者認為：多數的環境破壞包括氣候變暖都可以追溯到消費者的直接行為，如垃圾處理和汽車的使用；或他們的間接行為，如生產的產品必須要滿足消費者的需求（Rees W E.，1995；Daly H.，1996；Duchin F.，1998）。2000年以后，對人們消費與溫室效應關系的研究逐漸多起來。Weber（2000）用評估模型分別分析了德國、澳大利亞、荷蘭、法國等國家消費者行為與生活方式因素對能源消費和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影響；Kim（2002）對1985-1995年韓國居民消費模式的變化對CO2與SO2排放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溫室氣體排放主要受居民生活的直接能源消費和居民對強排放消費品的需求程度的影響。以上的文獻一方面反映出人類消費對資源環境的脅迫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資源環境對人類消費的約束和反饋作用。2003年，出于對全球氣候變暖的憂慮，英國政府了《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一個低碳經濟體》白皮書，為人類消費活動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考量角度，使“碳排放量”與所有的資源與環境問題結合起來。此后，國外許多學者開始從生命周期的角度出發，利用“碳足跡”來研究某一產品或服務系統在其全生命周期內的碳排放總量（Druckman and Jackson，2009）。事實上，經濟發展是人類活動的主要表現形式，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對消費品需求的迅速擴大是加重資源環境壓力的根本原因。因此，低碳消費與資源環境關系的研究更具有基礎性作用和意義。
三、對低碳消費模式的研究
隨著自然資源大量耗費和生態環境破壞加劇的勢頭不斷蔓延，國外學者開始提出要在自然資源約束下謀求新的消費模式的設想。1994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首次定義可持續消費為“提供服務以及相關的產品以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質量，同時使自然資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減少，使服務或產品的生命周期中所產生的廢物和污染物最少，從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顯然，可持續消費模式正是一種低碳消費模式。2000年以后，對于“可持續消費”的進一步研究，引出“弱可持續消費”和“強可持續消費”兩種消費模式。消費效率的提高意味著單位消費的資源消耗量降低，即碳排放量的下降，國際上許多學者將這種單純的效率改進稱為“弱可持續消費”（Spangenberg，2002；Princen，2003；Fuchs，2005）。然而，消費效率的提高以及表面上的綠色消費偏好仍會助長消費量的反彈。因此，僅僅提高消費效率還遠不夠，改變每個消費者的消費模式，降低消費的總物質規模和碳排放才是實現可持續消費充要條件。兼顧效率提高，但以消費模式生態化轉型為重心的消費則被稱為“強可持續消費”。
與此同時，不少學者也從其他角度展開有關低碳消費模式的研究。對于反映消費模式重要特征和內容的消費結構，Mikael和Hmo（2000）研究認為，環境的長期預防法則包括生產和消費模式的長期結構變動。Gert（2000）認為在生產和消費的生態現代化中要發展有利于環境的消費導向型結構。Carmen（2003）從消費者個人因素和關聯因素兩方面分析，認為過度消費是工業化國家環境惡化的重要原因，必須轉向生態化的消費結構。還有學者研究了消費者具體的低碳消費方式，如循環利用、購買高能效電器、廢棄物處理和綠色交通運輸方式（Geller，2002）。此外，就可持續和低碳消費影響因素研究而言，Hensen和Schrader（1997）、Heiskanen和Pantzer（1997）、Burgess（2003）分別從消費倫理、進化論以及社會結構等多個角度定性的研究了傳統消費模式轉型的主要障礙因素。
四、對低碳消費行為的研究
如何減少人們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消費模式一直以來是低碳消費研究的重點。雖然人們對低碳消費重視的原因從20世紀70年代的能源供應安全逐漸轉移到如今的氣候環境影響，但所有問題的核心仍然是如何使人們從高碳消費行為轉變為低碳消費行為。
對于個人和家庭消費行為的研究可以追溯20世紀20年代。Ramsey（1928）首先提出了家庭最優消費選擇模型。自20世紀70年代起，隨著能源、資源和環境問題的凸現，一些經濟學家開始將資源、能源和環境污染問題納入著名的家庭最優消費選擇模型（Foster，1973；Becker，1982；Selden and Song，1994；Stokey，1998），即把污染存量或流量作為自變量進入代表性消費者的生產函數和效用函數。由于人們的低碳消費行為除經濟因素外還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其中包括很多非理性因素，影響程度存在較大差異，作用過程也非常復雜。因此，關于低碳消費行為影響因素的多元化分析于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發展起來，20世紀90年代后這股熱潮在西方國家積累了大量的經驗研究成果。
從現有的研究文獻看，學者們主要研究了內部（態度、價值、習慣和個人規范）和外部（經濟和規則激勵，制度限制和社會生活方式）因素對人們低碳消費行為的影響。如Stern（2000）認為個人價值、生態世界觀、對價值對象的負面后果、對減少威脅的感知能力和親環境的個人規范等五種因素決定人們的親環境行為。由于個體處在復雜的社會網絡中，因此外部因素對人們低碳消費行為的影響也不容忽視。如果消費者獲得的信息表明他是低碳消費者，他將會以一種更積極的態度來繼續他的行為方式（Katzev et al.，1981）。在對118名意識到節約用電是公民責任的高用電群體的研究中，那些知道他們的態度與實際用電量之間差距的消費者比控制組更多地減少用電（Kantola et al.，1984）。Synodinos等（1990）分析表明，通過增加消費者對環境問題的認識，會促使消費者對親環境行為產生更積極的態度。
五、結束語
通過對國外相關研究文獻的梳理，可以發現：低碳消費是后工業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產關系下消費者消費理念與消費資料供給、利用結合的一種基于文明、科學和健康的生態化消費方式；也是當代消費者以對后代和社會負責任的態度在消費過程中積極實現低能耗、低污染和低排放，從而實現自身的科學發展及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但低碳消費實現的關鍵在于消費者從高碳消費行為轉變為低碳消費行為，這與社會經濟發展階段、人們消費文化和習慣等諸多因素有關。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也出現了資源供應日趨緊張和環境惡化不斷加劇的嚴峻問題，因此國內有關低碳消費的研究正方興未艾，本文通過對國外低碳消費研究的相關文獻進行綜述，以期為有關的研究做一些基礎工作。
參考文獻：
本文通過中、美兩種不同消費模式的比較,得出結論:中國消費轉型的目標不是美國長期奉行的過度消費模式,而是要在現行的保守型消費與過度消費模式間尋求適合我國國情的消費模式,即適度超前的消費模式。
中、美消費模式的比較
一、美國:高消費―低儲蓄的過度消費模式
在美國,經濟由生產驅動向消費驅動轉型已有100多年的歷史,超前消費、負債消費、低儲蓄率是當前美國消費模式的主要特征。
(一)居民消費支出占GDP比重居高不下。美國屬于典型的高收入―高消費―低儲蓄國家。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已發展成為透支消費、超前消費和炫耀性消費。
(二)儲蓄率一直低迷。近年來美國的個人消費主要有兩大特征:一是負債消費,二是超前消費。近十幾年來,美國人均消費支出基本上接近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費傾向在0.90以上。
(三)負債消費模式已難以為繼。長期以來,上自美國政府,下至企業和消費者,都以不同的借貸方式度日。美國政府主要通過財政赤字,消費者主要靠借債來支撐消費。本次國際金融危機導致發達經濟體特別是美國的消費者即期收入減少,資產大幅縮水,從金融危機爆發到2008年底,美國家庭資產縮水近13萬億美元。財富遞減迫使美國消費者增加儲蓄、縮減消費,逐步改變過度負債的消費模式,儲蓄率有所回升。
(四)超前過度消費成為引發金融危機的導火索。美國人高消費、低儲蓄的消費模式對美國宏觀經濟的影響是顯著的,強大的消費雖成為拉動美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但也使美國家庭缺乏抵抗經濟風險的能力。在這種消費模式的基礎上,美國的金融機構不斷創造出名目繁多的與借貸消費有關的金融產品牟利,而美國政府又監管不力,最終演化成金融危機,充分證明美國消費模式存在致命缺陷。
(五)消費前景將持續乏力。2009年美國消費品銷售額比上年下降1.7%,跌幅為63年以來之最,服務開支的跌幅更是創下71年之最。據IMF調查結果表明,美國消費者在金融危機后已捂緊錢包,若這種情況持續下去,可能會打破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消費率的穩定增長趨勢。美國家庭未來的消費率有可能從當前水平下滑,并導致儲蓄占個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從2009年的大約5%升至6%以上。在未來數年,美國家庭消費和儲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將分別介于85～92%和5～7%。
二、中國:高儲蓄―謹慎保守型消費模式
(一)消費率低于國際平均水平,且呈逐年下滑趨勢。據世界銀行統計,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平均消費率穩定在73～79%,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最終消費率也達到65～70%。2008年,我國最終消費率為48.6%,其中居民消費率為35.3%,不僅與歷史最高水平(1985年)的52%相比,下降了近17個百分點,而且與歐洲的58%、日本的55%、美國的70%相差甚遠。不僅低于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74.1%),也低于中等收入國家的54.6%。
(二)居民消費規模相對較小,增長緩慢。從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看,1990～2007年,世界居民消費和GDP年均增長率都為2.9%,兩者同步增長,多數國家居民消費要略快于經濟增速,美國、日本等國家的居民消費增長均要快于經濟增長;而同一時期我國居民消費年均增長7.6%,低于同期GDP年均增長率2.4個百分點,兩者差率高于國際平均水平,與美國相差2.7個百分點。
(三)居民消費滯后于收入的增長。1979～2007年,我國經濟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長,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年均增長7.1%,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年均增長7.2%;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年均實際增長6.4%,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年均實際增長6.4%,消費支出增速分別慢于收入0.7和0.6個百分點。
(四)居民儲蓄余額不斷攀升。改革開放前,全國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從1952年的8.6億元增加到1978年的210.6億元,年均增長13.1%。改革開放后,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從1978年的210.6億元增加到2008年的217885.4億元,年均增長26.0%,年均增長速度是改革開放前的2倍。其中1978～1986年8年中存款余額增長10倍;到1994年,16年間增長100倍;到2008年,30年間增長1000多倍。
從城鎮居民的人均儲蓄率看,1990年為15.2%,2000年達20.4%,2007年和2008年分別為27.5%和28.7%,表明近年來城鎮居民有四分之一多的收入存入銀行。從農村居民人均儲蓄看,1990年為8.8%,2000年達15.7%,2007年和2008年分別為11.3%和11.7%。
(五)高收入群體儲蓄率遠高于低收入階層。從儲蓄結構看,分布極不均勻。最高收入戶平均儲蓄率達38.1%,不僅高于最低收入戶(5.1%)33個百分點,也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8.7%)9.4個百分點。
啟示
中國和美國都是目前在全球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的國家,但儲蓄與消費的運行軌跡截然不同:存款過度與負債累累,形成了鮮明反差。從長遠的角度看,這兩種模式都難以支撐可持續發展,需要進行認真反思。從國情與現實出發,通過兩種消費模式的比較后,我們得出了以下啟示:
一、高儲蓄增強了居民抗擊各種風險的能力,減緩了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對保持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1979～2008年,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年底余額年均增長26%。城鎮居民人均儲蓄率從1990年的15.2%上升到2008年的28.7%。截至2009年底,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達26.1萬億元,比年初增長19.7%,凈增加4.3萬億元。目前我國人均儲蓄額近2萬元人民幣,與美國人均欠銀行1.5萬美元形成鮮明對比。
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新形勢下,如何看待高儲蓄,大致有兩種觀點:一是認為中國經濟結構存在的根本性問題是儲蓄率太高、消費太低。高儲蓄率意味著家庭消費意愿不足,而消費需求不足又將壓抑總供給的擴張。他們主張大幅降低儲蓄,擴大消費甚至提倡像西方國家的超前或透支消費;二是高儲蓄率一方面可以為經濟的發展提供較高的資本積累,從而不斷為總供給的擴張創造條件,另一方面可以增強居民抵御各種風險的能力,是進一步擴張消費的重要基礎。
事實證明,在由美國引發的本次國際金融危機中,中國的謹慎型消費模式起到減緩危機影響的作用,消費需求沒有受到大的影響,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仍保持了較高增速,其原因除推動消費的政策效應和消費升級等因素外,是與居民的高儲蓄密不可分的:
(一)我國的高儲蓄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并沒有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絆腳石,更不是人們形容的“籠中虎”,相反,高儲蓄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堅強的物質基礎。
(二)高儲蓄已成為重要的民間資源之一。目前我國經濟社會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原有阻礙消費增長的一些體制因素正在不斷化解,居民的消費能力也有了跨越式的提高。龐大的儲蓄,使得在全球金融危機時期,有足夠的民間投資資金可以調動,并成為推動經濟迅速復蘇的實力和后盾。相比之下,美國的儲蓄率幾乎為零,恢復經濟需要更多依靠政府的赤字,這可能帶來美國經濟更進一步的失衡和危機的深不可測。
(三)眾所周知,消費不僅和本期收入存在正相關關系,還與往年的收入和儲蓄緊密相關。從我國擴大內需、支持經濟增長的角度看,充裕的居民儲蓄無疑是巨大的潛在購買力。消費者在購房、買車及購買其他高值耐用消費品時,不一定完全取決于當期收入的增減,還要取決于多年來積蓄的多少。
此次金融危機發生以后,由于缺少儲蓄保障,國外一些白領一旦失去工作,生活立刻陷入困境。事實證明,西方國家的高消費、低儲蓄加劇了金融危機的破壞程度。相比之下,我國經濟仍保持平穩較快增長,危機的破壞程度比某些西方國家要低得多,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居民的高儲蓄密切相關,成為經濟社會得以穩定發展不可忽視的因素之一。
(四)居民儲蓄將成為支撐經濟基礎的強大力量。目前,我國社會保障事業發展迅速,居民后顧之憂大為減輕,加之消費政策到位,消費環境優化,如果引導正確,居民只要把昨天掙到的錢從儲蓄中花出一部分,儲蓄率下降幾個百分點,其對消費需求的增長將起重要的拉動作用。因此,高儲蓄率及大規模投資計劃,將有力支撐今后中國經濟的持續較快增長。
總體來看,一國儲蓄率水平的變化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涉及觀念和文化因素的問題,高儲蓄率與中國傳統文化、社會結構、家庭觀念等諸多因素有關。可以預期,高儲蓄率在我國仍將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綜合以上因素分析,居民儲蓄的大量增加,一方面對推動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可謂功不可沒;另一方面在目前金融危機的新形勢下,居民消費需求沒有出現大幅度萎縮,主要得益于多年的高儲蓄積累的資金,大大增強了居民抵御各種風險的能力,支撐了消費擴張。
二、過度超前消費模式不適合中國,適度超前消費模式更有利于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但這種模式應建立在均衡適度的基礎上
(一)要用科學發展的眼光看待中、美兩種不同的消費觀。“量入為出”和“負債消費”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消費理念,前者遵循著收支平衡的原則,后者建立在提前支取未來收入的基礎上。一方面,負債消費模式雖然是此次金融危機的根源之一,但消費力量推動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對刺激經濟發展的貢獻不容忽視;另一方面,量入為出的消費方式如果過度濫用,容易導致消費不足,形成生產過剩,其危害并不亞于消費過度。
因此,在反思美國式負債消費模式給經濟帶來危害的同時,對中國式的謹慎消費觀念也不應大加鼓勵,應該用科學發展的眼光來看待中、美兩種消費觀。由于居民長期形成的消費習慣很難在短時期內改變,中國消費模式轉型的目標不是美國的過度消費模式,而美國消費模式轉型的目標也不可能轉向謹慎型消費模式。
今后消費轉型的目標是要在中、美兩種消費模式之間找到一個融會點,尋求一種均衡適度的消費模式。這種適度消費是在收入、支出和儲蓄之間尋求均衡。消費支出沒有必要低于現實收入水平,考慮未來收入預期,消費支出可以高于現實收入水平,但不能過度超出自身支付能力的范圍。
(二)過度超前消費不適合中國大多數消費者,適度消費更適合可持續發展。相對美國人的生活習慣而言,中國消費者有著崇尚節儉、謹慎、保守的傳統習慣,不過,這種傳統的習慣正在面臨新時代生活方式的挑戰。
我國的消費信貸沒有因金融危機而減弱,相反增長依然強勁有力。據人民銀行統計,2009年個人消費貸款增速顯著提升,全部金融機構人民幣個人消費貸款累計新增1.8萬億元;年末余額同比增長 48.6%,增速比上年末加快34.6個百分點。其中個人消費性住房貸款累計新增1.4萬億元;年末余額同比增長47.9%,增速比上年末加快37.4個百分點,表明個人透支消費在居民消費投資理財中有加劇升溫之勢。目前我國消費信貸的比例只占貸款總額的12%左右,與美國95%的水平相去甚遠。如果按13億總人口計算,人均負債近4000元,數額不大,但考慮到借貸只是少數人所為,因此實際舉債者的負債數額要大得多。
從根本上說,我們不反對超前消費,消費是拉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之一,目前無論是國家出臺的“家電下鄉”,還是車輛以舊換新等諸多方面的優惠政策,都在鼓勵大力消費,拉動經濟可持續快速發展,消費對經濟的驅動力將會增強。但對于普通消費者和一般工薪階層來說,一定要量力而行,透支消費并不適合每個人的生活,切不可為一味追求時尚和超前享受,而大肆舉債度日。美國的沉痛經驗教訓和我國少數人目前身處“房奴”、“卡奴”、“車奴”背上的沉重債務負擔,以及前幾年出現的一些地區車貸不良率高達50%以上,都在警示并告誡我們:花明天的錢,辦今天的事,不一定是最好的選擇,也許適度儲蓄才是普通百姓追求現代生活和投資理財的正確選項。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信用消費是一種進步,但超前消費一定要量力而行,適度的負債消費有利于擴大內需,促進生產發展,適度信用消費可使生產與消費進入良性循環,又可以幫助個人提前購買到需要的物品,改善生活狀況,還貸的壓力也能變成賺錢與節省的動力。只要“負債消費”是建立在“量入為出”的基礎上,“借明天的錢來今天消費”雖然可取,但要有良好的收入預期,還要考慮一些不確定因素。我們不提倡超出自己實際經濟承受能力去過多借錢消費,但如果有足夠的儲蓄和穩定的收入來源支撐,適度信用消費也是可行的。
(三)人均資源不足和社會保障不夠完善等決定了不能選擇超前消費模式。選擇一種合適的消費模式是一個關系到經濟可持續發展路徑的問題。從經濟學角度分析,一個國家的居民儲蓄率要受制于多個因素,既取決于該國的文化傳統和資源狀況,也取決于經濟發展階段與社會保障水平。
中國地大物博,但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占有量較低,土地、可供消費的資源以及方式等都非常有限,環境資源基礎相對薄弱,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例如,我國人均耕地面積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0%左右,人均水資源擁有量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人均森林面積只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人均森林蓄積量只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八分之一,許多重要的礦產資源的人均擁有量也都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資源相對不足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和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突出制約因素,因此消費轉型更為緊迫和意義重大。
可持續消費模式對我國現有消費觀念、消費習慣、消費結構和消費方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引導居民根據我國國情選擇科學的節約型消費模式,對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我們既要反對過分節儉、只滿足溫飽而忽視消費的發展型和享受型,又要反對奢侈消費,反對只注重物質享受、忽視生態環境、忽視消費的“可持續性”。從發展階段看,中國目前還是低收入國家,而且保障也不完善,這些均決定了超前過度消費模式不適合中國的可持續健康發展。因此,“量入為出”依然是我們今后應該堅持的消費理念。
總體而言,美國的超前透支型消費是建立在美國強大的綜合國力、資源基礎和有限的人口總量基礎之上的,對于人口眾多、資源缺乏的國家顯然不可能適用。
(四)住房投資性消費比重過高,具有過度超前消費特征,對居民消費具有擠出效應。從商品房銷售看,1991～2009年我國商品房銷售面積年均增長19.8%(2009年比上年增長42.1%,增幅達歷史最高水平),銷售額年均增長31.6%,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長14.6%,商品房銷售額快于消費品零售額17個百分點,相當于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例由1991年的4%提高到2009年的35%。
從人均住房面積看,城鎮人均住宅建筑面積從1978年的6.7平方米提高到2008年的30.0平方米,增長3.5倍;2008年,農村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積由1978年的8.1平方米增加到2008年的32.4平方米,增長3倍。
從國際和地區比較看,我國居民的人均住宅面積水平較高,已經超過了日本和我國香港地區。2008年城鎮居民人均住宅面積約為30多平方米,而香港城市居民住房面積是7.1平方米,日本是15.8平方米。我國大多數家庭住著自己的房子,還想要買更大更好的住房,有不少家庭出于攀比心理,借錢也要買更大的房子。我國城鎮88%左右的居民已擁有自己的住房,而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個人住房擁有率,法國與德國僅30～40%,美國僅68%,反差較大。
近年來,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增勢強勁,價格大漲,導致在一些大中城市隨著房價的不斷攀升,居民在住房方面的花費與日俱增,房價的漲幅遠遠超出了大多數人的預期,一些寄希望于房價能回落的消費者尤其是持幣待購者,一部分人為此多付出了幾萬、十幾萬甚至幾十萬元的房款,另一部分人只好望房興嘆,高房價已成為家庭生活的一項巨大支出。
就目前來看,推動房價節節攀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剛性需求的拉動,也有投資甚至投機的推波助瀾;既有政策性因素,也有體制和機制因素等,還有部分居民不考慮自己的實際情況和收入狀況,盲目跟風,競相攀比,買漲不買落的不理性消費行為,也是房價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高房價對消費的擠出效應主要表現在:
第一,高房價阻礙居民消費的轉型升級。一是不少城市的房價大大偏離了居民的實際購買力,使不少購房者成為“房奴”,在沉重的還貸壓力下,導致這部分家庭買房后而處于長期節衣縮食狀況。二是高房價大大增強了支出預期,增加了預防性儲蓄需求,使多數人不敢消費、謹慎消費。
第二,不利于消費結構的優化。從居民消費支出結構上看,居住消費在居民支出結構中是逐年上升的,負擔會越來越重。城鎮居民消費支出中,居住支出比重從1990年的7%上升到2008年的10.2%。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統計上居住消費支出并不包括購房支出,僅包括房租、水電費等支出,如果加上購房方面的支出,這一比重會大幅提升,有可能達35%以上。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居民最終消費結構中,食品消費占的比例在10～20%,而住宅消費的比例在30～40%。因此,我國居住消費支出的壓力,要遠比食品消費的支出壓力大。
第三,收入房價比過高花去了兩代人甚至幾代人的積蓄,嚴重削弱了消費增長的后勁。
國際上通常以“房價收入比”(房價和家庭總收入之比)來衡量房價總水平的高低,房價收入比正常為3～6倍,租售比正常為200:1到100:1之間。以北京為例,北京地區2009年的房價收入比已經達到27:1,而房價租售比已達到500:1,明顯高于東京、倫敦和溫哥華等其他國際性大城市。從北京和上海等地方的住房絕對價格水平來看,也已超過了美國和日本的國際大都市。但是,美國和日本的人均收入是中國人均收入的數倍甚至數十倍,如果再考慮匯率因素的話,我國部分城市的房價已遠遠高于收入。所以,住房投資或投機需求旺盛是推升房價過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關鍵詞】低碳消費方式；影響因素；路徑
幾個月以來，中國中東部地區持續遭遇嚴重的霧霾天氣，造成嚴重空氣污染，多地PM2.5值瀕臨爆表，北京城區PM2.5值一度逼近1000。霧霾天氣的出現，固然有自然因素的原因，也與粗放的生產方式和過度的消費方式有很大關系。當前氣候惡化問題日益引起人們的重視，低碳經濟成為熱點。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經濟模式，是囊括了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的低碳化。低碳經濟的實現不僅是國家、企業的責任，也是每一個人的責任，與我們的消費模式密切相關，這需要我們改變高消費模式，推廣節能、低碳的消費方式。
一、低碳消費方式及其特征
在目前我國社會條件下，低碳消費方式包括五個層次：一是“恒溫消費”，消費過程中溫室氣體排放量最低；二是“經濟消費”，即對資源和能源的消耗量最小，最經濟；三是“安全消費”，即消費結果對消費主體和人類生存環境的健康危害最小；四是“可持續消費”，對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危害最小；五是“新領域消費”，轉向消費新能源，鼓勵開發新低碳技術、研發低碳產品，拓展新的消費領域，更重要的是推動經濟轉型，形成生產力發展新趨勢，將擴大生產者的就業渠道、提高生產工具的能源效益、增加生產對象的新價值標準。低碳消費方式代表著人與自然、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和諧共生式發展。低碳消費方式的實現程度與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社會消費文化和習慣等諸多因素有關。這種消費模式的特點是：一是一種消費結構低碳化的生活方式，承認地球資源的有限性和后代人的消費權益；二是一種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的生活方式；三是其指標是生活質量而不是資源量的消耗；四是注重對精神文化的追求。
二、低碳消費方式的影響因素分析
1.能源制度及消費政策
一國的能源制度、消費政策反映一國對能源消費的態度，其對該國的能源消費具有重要影響。合理的能源制度、消費政策能夠規范和引導消費行為，使其向預定的節能政策目標方向發展。我國在消費領域不僅實施范圍較小，且實施時間較晚，如對能源消費有巨大影響的汽車消費產業在2008年才得以實施汽車消費稅政策，抑制大排量汽車、鼓勵小排量汽車的消費。
2.政府采購與消費行為導向
按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口徑，政府消費是指政府部門為全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消費，包括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和社會保障，以及向住戶以免費或低價提供的貨物和服務等方面的支出等。政府本身作為最大的消費者，是社會最終消費和社會總需求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低碳化采購和消費行為本身為低碳化消費模式的構建貢獻了重要力量。同時其在消費過程中對其他消費者發揮的引導、示范作用影響深遠，能夠有效帶動民眾低碳化消費，促進低碳消費模式的構建。
3.消費風俗觀念習慣
消費風俗習慣是一國長久以來消費特征的積淀，具有慣性特征和路徑依賴性。良好的消費習慣能夠促進能源資源的節約和可持續利用。反之，炫耀性、奢侈性消費極易造成能源資源的浪費，不利于低碳經濟發展。在近代中國早期現代化過程中，受國外消費理念沖擊，傳統節儉的風尚習俗發生顯著變化，奢侈之風漸起。原本節儉的優良文化傳統，被漸漸淡化了，越來越多的人傾向于炫耀性、奢侈性消費，其帶來的結果是不必要的能源資源消費量增加，違背了低碳經濟的發展要求。
4.個人消費偏好
主觀意義上的個人偏好能夠強烈左右個人消費行為，良好的低碳型的消費偏好能夠使消費者時時處處關注自己的消費行為及其帶來的影響。當前我國不少消費者在其它條件允許的前提下，總是設法滿足個人偏好，很少考慮甚至不顧及本身消費帶來的不良后果。
三、推進低碳消費方式的路徑
1.政府引領低碳消費
政府應該從這幾個方面來引領低碳消費：一是完善政府激勵低碳消費的法規政策。政府應完善有關消費節能的法律法規，形成節能型的政策環境，對居民消費進行合理引導。方面政府要出臺政策和法規鼓勵企業、公民和社會組織實行低碳消費，如制定獎勵措施，對于開發低碳產品，綜合利用自然能源，投資低碳生產流程的企業，給予支持和鼓勵，并在貸款、稅收等方面給予優惠政策。二是培育全民低碳意識，營造低碳消費文化氛圍。從而在全社會形成一種“浪費是最大的犯罪”的觀念，三是建立政府低碳化采購與消費模式，帶頭節能減排。各級政府要真正建立一種節約型機關作風，消除“辦公節約冷漠癥”，要加強對公款消費行為的監管，為其他部門樹立榜樣。
2.企業主導低碳生產
企業要具有減排的社會責任意識并投入資金和人力資源，通過技術創新降低企業單位能源消費量的碳排放量，最終實現企業生產消費過程中能源結構趨向多元化和產業結構升級。同時，企業也是低碳消費產品的提供主體，是聯系低碳生產性消費和低碳非生產性消費的橋梁，只有企業提供了低碳節能的消費品，使公眾在超市或其他商場購買產品時根據低碳化程度有所選擇，才能有更廣泛、深入地推行全民低碳消費方式的物質基礎。
3.社會組織推進低碳消費
社會組織是現代多元治理結構中的重要主體，對促進低碳消費方式的全民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分布廣且深入社會各階層，以其自身的布局優勢比政府能更廣泛、深入地開展節能減排、低碳經濟的宣傳教育活動；同時比如說環保組織本身就是很重要的社會組織，這說明社會組織會更易于接受低碳消費的理念，并且積極實踐、熱忱推廣。
4.消費者養成低碳消費觀念習慣
首先，轉變公民消費意識觀念。我們在生活中應養成節約低碳環保的意識，以逐漸形成低碳消費文化，最終轉變原有的消費方式。通過積極宣傳和引導，改變和規范人們的消費行為，使市民從自己的生活習慣做起，注意生活中的低碳細節，控制或者注意個人的碳排量，珍惜能源，物盡其用、讓低碳消費逐漸成為一種習慣，一種自覺。其次，養成良好的消費習慣。通過網絡、電視、報紙、雜志等媒體廣泛宣傳不良消費習慣給人類生存環境帶來的危害，不斷提高全民意識，引導全民自覺參與節能行動，形成良好的可持續的消費風俗習慣。中國作為一個高能耗國家，推動低碳消費不僅要著力糾正崇洋、炫富等不健康的消費觀，更必須從節能減排、低碳發展的內在規律出發，戒除以高耗能高污染為代價的“便利消費”和“一次性”用品消費嗜好，戒除以大量消耗能源、大量排放溫室氣體為代價的“面子消費”、“奢侈消費”，倡導以低碳生活為主導的科學生活平衡，積極踐行低碳經濟下理性、責任與文明兼顧的新消費理念和習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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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對東北農村的消費行為進行研究發現：傳統農耕社會的消費模式依然居于主導地位，而人情消費則成為村民的負擔；獨生子女已成為家庭消費的核心力量，而老年人消費則處于低水平；迷信、賭博等不良消費行為仍大量存在，富裕群體的炫耀性消費具有消極后果。因此，對農村居民消費行為進行合理引導，構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消費模式十分必要。
關鍵詞：農村消費；消費模式；消費訴求
一、東北農村居民消費行為的特征
農村居民消費特征的歸因及表現可總結為兩方面：一方面受經濟層面因素的影響，農村居民崇尚節儉，消費傾向偏低，消費結構沒有得到根本改善；另一方面受傳統消費倫理和流行的消費主義文化的影響，農村居民的禮金消費、住房消費等表現出攀比消費、炫耀性消費的特征。這兩種消費特征呈現出的矛盾無法從單獨的經濟層面或文化層面來解釋。
(一)經濟層面的解釋。從經濟層面對農村居民的消費行為進行分析，能得到農村居民消費行為的共性特征，如較低的消費傾向，較高的儲蓄率等。經濟因素中的個人可支配收入是影響農村居民消費行為的最主要因素。根據當期可支配收入的不同，李寶庫(2005)將農村居民消費模式總結為三個類型：一是機能需求(簡稱FNM)模式。該模式下的農村居民對消費品的需求以基本功能的滿足為目的，滿足FNM消費模式的農村居民對消費品質的關注十分有限，消費特征主要表現為對消費品數量的追求。二是核心需求(簡稱CNM)模式。該模式下，農村居民不僅以基本功能的滿足為目的，而且消費品的品質和質量成為消費的首要訴求點。三是外延需求(簡稱ENM)模式。ENM模式是對FNM模式和CNM模式的提升，滿足ENM模式的農村居民注重產品的象征涵義，如購買高檔物品以彰顯地位、身份、財富等等。由于大多數農村居民受低收入約束，因此三種消費模式的排列呈現典型的金字塔特征。經濟因素能解釋農村居民消費所具有的大部分共性特征和群體特征，但僅憑經濟因素不能完全理解村莊內部的生活邏輯，進而無法解釋農村居民消費行為的社會層面的特征。
(二)社會文化層面的解釋。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結構由三個構面組成：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環境、血緣宗法等級制度和儒家倫理規范。雖然目前我國農村已遠不同于農耕社會，但受收入水平制約，農戶的消費還保留了一些自給自足的特征。血緣宗法制度形成農村居民的“家”的觀念，“家”、“家族”和“親戚”成為村莊生活中聯結最為緊密的關系網絡，這個網絡因經濟上的互助和情感方面的交流與慰藉聯結一起。儒家倫理倡導中庸之道，因此農村居民特別注重群體的規范與約束，群體歸屬方面的考慮使得“情面”成為村民日常生活行為的重要影響因素。現代傳媒突破時空的界限，將城市中的消費文化直接嵌入到農村居民的傳統消費觀念里，無論接受與否，都會打下深刻的烙印。獨生子女一代成長于農村由貧變富這一時期，并且由于是家庭的獨苗，父母們不自覺的放棄了“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這一教育理念，盡可能地滿足他們的消費需求。這一代人沒有短缺經濟時代的痛苦記憶，更容易接受和追隨流行的消費文化。
二、東北農村居民具體消費行為解析
(一)過度節儉消費。東北農村經濟以種植業為主，采取農戶小規模分散經營的方式，部分保留著傳統自然經濟。受低收入水平、未來收支不確定性及流動性約束的影響，農村居民保持較低的消費水平是一種理性選擇。即便在收入提高之后，節儉依然是村莊中的主流消費觀念，很多村民依然保留了自給自足的消費習慣。這種傳統消費模式形成于世代農民的經驗累積，對于維持生活的安定有其合理性，但其消極后果也很明顯：在收入提高之后，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和農民的生活質量低于相應的收入水平。在供給不足的時代，消費受生產的制約，居于從屬的地位，但在商品冗余時代，消費則對于生產具有很強的引導作用，適度消費有利于生產和消費的良性循環，而過度節儉的消費模式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面子消費。在以“儉以養德”為主流價值導向的村莊生活中，“面子”消費與之背道而馳。“面子”聯結著中國人的尊嚴、社會歸屬等一系列情結，是村莊生活中從眾消費、過度消費及炫耀性消費的根本原由。村莊是一個熟人社會，維持面子是村莊生活中必須要遵循的一個邏輯。為了能融入村莊中的主流群體，“面子”消費是村民必須要考慮的一個因素。村莊中的面子消費主要體現為婚喪嫁娶中的禮金消費和村民的住房消費，禮金消費已經成為村民的生活負擔，而住房消費一般要依靠借貸。在消費重要性的排序中，禮金消費的重要性位于生產資料消費之后，處于第二位，其重要性高于其他一切的生活消費支出。受農業文明的影響，農村居民心中有很深的鄉土情節，“重遷安居”的觀念使農村居民特別重視房屋的建造。一所好房子不僅反映了村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同時也承載了村民更多的人生價值，甚至一所好房子的意義可外延到孩子的婚姻大事。在低收入約束解除后，農民即便在積蓄不足的情況下，也往往要依靠借貸建房。
(三)冬閑時節的賭博(休閑)消費。在東北農村，自秋收之后至來年春播之前是漫長的冬閑期。針對冬閑期的賭博消費，本文選擇一個自然村落進行考察。該村莊有70家住戶，人口總數是207人。農民從事賭博(休閑)活動有三個場所，本村的麻雀牌館、小賣店和村民的家里。麻雀牌館是收費的，一個冬天，整個村莊支付給麻雀牌館的費用達到2 000元錢。在小賣店要買小賣店的紙牌，每副紙牌5元錢。為避免個人做標記，紙牌要經常更換，一個冬天，村民買紙牌的費用達到5000元。在農民家中不收費，但會弄臟房間，所以一般村民不會選擇在自己家里打牌。賭博成為冬季農村最為主要的休閑活動，原因在于以下幾方面：一是村民認識不到文化體育活動的重要性。村民經過一年的辛苦勞作，希望在冬閑時期得到休息，而付出體力性質的體育文化活動在村民的觀念中等同于勞動，因此沒有從事這類活動的意愿。二是缺少組織者。在家庭承包經營之前，冬閑時期政府組織扭秧歌等活動，在家庭承包經營之后，村民的生產生活都是以家庭為單位，政府沒有組織這類活動的動力，這類活動已停止多年。三是農村文化娛樂設施較少，缺少圖書室、乒乓球館、籃球場等文化體育設施，不具備從事文化體育活動的條件。四是氣候寒冷，不適合室外活動，而賭博活動則適合在室內進行。
(四)迷信消費。從調查中得知，婚喪嫁娶、喬遷新居方面的迷信消費十分普遍，尤其是老年人，把這種行為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公理，完全接受。其他人則采取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而具備科學常識的人，即便在心理上不認同迷信活動，但由于從眾心理的作用，也參與這種迷信活動。
(五)隔代之間的不均衡消費。家庭觀念在農村消費中處于核心地位。受此影響，農村居民的消費大多以家庭為單位，家庭成員的個性需求一般要服從家庭的整體需要。雖然傳統的大家庭已被小家庭取代，但由于老年人和年輕人都在一個村莊中居住，所以一般的村民都還有大家庭的概念。在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之后，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上升，他們的消費需求一般都優先保證。隨著“80后”一代人的成長，他們的消費結構和消費動機已成為家庭消費的主要驅動力。相對于孩子，老年人的消費在家庭中處于從屬地位，一般情況下，老年人還保留著節儉的消費習慣。這種狀況，老年人和他們的子女都能接受，因為小孩子是家庭的延續，他們的成長是家業興旺的關鍵。這種消費模式限制了農村老年人消費市場的形成，降低了老年人的消費質量，同時也助長了年輕一代浪費的風氣。
(六)富裕群體的炫耀性消費。在農村收入分層之后，出現了富裕群體，由于沒有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他們之中的一部分人在消費時刻意與其他群體相區分，炫耀性消費居于主導地位。炫耀性消費與流行的消費主義文化相對應，在消費過程中，浪費了大量資源。大而言之，這種消費模式不利于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體到某個家庭，也不利于家庭的后續發展。很多人將資金用于炫耀性消費方面，超出承受能力，導致后續生產性投資不足，久而久之，重新返回到普通村民的行列。
三、研究結論與研究局限
(一)研究結論。由于近幾年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村居民消費正處于由傳統農耕社會的消費模式向現代消費模式轉變的起始階段。在消費過程中，農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注重產品的核心價值和基本功能，對商品的態度形成于個人消費經驗和鄰里間的交流，以目前的消費水平，廣告在農村市場只具有微弱的效應。由于重視家庭，獨生子女成為家庭消費的中心，理解獨生子女一代的消費心理將有助于農村市場的開拓。迷信等消費活動雖然正在減少，但在建房、醫病等重要活動中依然存在，需要給予恰當的引導。賭博等消費行為的普及與流行說明農村居民具備了一定的文化娛樂消費能力，如果能轉變村民的消費觀念，收費適當的文化活動在農村將會形成一定的消費規模。村莊中，人情消費已成為居民的一項經濟負擔，這種消費活動已不具有互質。大部分炫耀性消費超出了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其影響后果是消極的。由于現時的收入水平所限，農村中的老年人消費市場還沒有真正的啟動，但受家庭生命周期的影響，隨著新一代相對富裕的農民步入老年，這一市場將存在很多商機。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及可持續發展觀念不斷的深入人心，體現著自然、人類、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和諧一致的色消費，已成為21世紀消費的主題。它突破了以往消費增長與生態惡化、環境破壞不可協調的悖論，在人類消費模式經歷原始生態型消費、線型消費、循環消費后，實現了質的轉變。
自上個世紀60年代國際上萌發色消費開始，國外一些企業就不失時機抓住機遇，大力發展推行色營銷活動，使消費者“色意識”不斷覺醒，環保意識不斷加強，色產品不斷深入人心，同時消費者也社會責任感的角度出發，自覺或不自覺地承擔起保護自身生存環境的責任。色消費模式從被提出至今也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國際消費者聯合會從1997年開始，連續開展了以“可持續發展和色消費”為主題的活動，中國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等6個部門在1999年啟動了以開辟色通道、培育色市場、提倡色消費為主要內容的“三工程”，中國消費者協會把2001年定為“色消費主題年”，并在2001年首次提出了“色消費”的概念，將其定為三層含義：(1)在消費內容上，倡導消費者在消費時選擇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眾健康的色產品；(2)在消費過程中，注重對垃圾的處置，不造成環境污染；(3)在消費觀念上，引導消費者崇尚自然、追求健康，在追求生活舒適的同時，注重環保，節約資源和能源，實現可持續消費。
二、浙江省色消費模式發展現狀分析
“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色消費則是生態經濟、循環經濟法發展的推動力，色消費成為浙江省“生態省”建設的重中之重。隨著浙江省經濟的騰飛，人們積累了豐富的物質財富，開始重視生活質量的提高和生活環境的改善，而不僅僅是滿足最初的溫飽需求。然而，過度消費、盲目消費、攀比消費和片面物質消費等消費觀念和行為，導致資源嚴重浪費，損害身心健康，激化社會矛盾等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于是，色消費模式的建立成為浙江省經濟建設過程中的一個熱門主題，成為未來“生態省’建設道路上不變得主旋律。
(一)“生態省”建設現狀
浙江省自2004年開始“生態省”建設以來，生態文明建設就走在全國前列。早在2003年的“生態省”建設動員會上，原浙江省委書記就強調：“不重視生態的政府是不清醒的政府，不重視生態的干部是不稱職的干部，不重視生態的企業是沒有希望的企業，不重視生態的公民不能算是具備現代意識的公民。”第一次從理論和實踐上把生態文明建設提高到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高度。
浙江省在2003年就制定了《生態省建設總體規劃綱要》，提出了構建以循環經濟為核心的生態經濟體系。循環經濟是生態經濟的載體和抓手，自2005年召開全省循環經濟大會以來，各地市、縣都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制定了全省發展循環經濟的“911行動工程”，工業領域實施了“4121工程”，并同時實施“811行動”，以生態環境。目前，在各項行動推行三年之后，盡管“地少人多，資源匱乏”，浙江的生態環境還是發生了可喜的變化。2006年中國環境監測總站了《全國生態環境狀況評價報告》浙江省生態環境狀況成為全國最好。
(二)色消費模式發展現狀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城市居民在緊張的工作之余，將目光投向農村，尋求一種有別于城市的靜謐、安逸、健康的休閑方式。在有“七山－水兩分田”之說的浙江，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被善于開拓的農民描繪成一張更加鮮活的山水畫。開發農家樂，發展農村經濟，建設新農村成為了省委、省政府農村工作的重點，各級黨委、政府把發展農家樂休閑旅游業作為統籌城鄉發展的新亮點和促進農民增收的新增長點來抓，全省農家樂休閑旅游業顯現良好的發展勢頭。
浙江大部分欠發達縣都屬于山區縣，是浙江名副其實的生態屏障。以臺州仙居為例：(1)從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來看其不適宜大規模聚集人口和產業；(2)從現有的開發密度來看，其整體的經濟密度不高，但局部環境壓力較大；(3)從發展潛力來看，其不具有大規模工業化的潛力。在“十一五”規劃中的編制主體功能區規劃下，這類的山區縣被劃入限制開發區域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必須走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之路。色消費模式深入發展的今天，這些山區縣積極采取的是生態保護，走的是寧靜型的色消費現代化之路。所以，走以生態農業、生態旅游、生態型工業為重點的生態型產業發展之路，是目前以及未來必然的選擇。
三、浙江省色消費模式發展趨勢分析
如今，對浙江來說，建立色消費模式成為循環經濟和生態經濟相結合建設過程中的主要手段，也是內在動力，色消費模式是始終的不能脫離的核心。浙江各地區都具有自身的優勢資源，在色消費模式的向導下，可以因地制宜，突破“地少人多，資源匱乏”的發展瓶頸，使生態建設與經濟發展同步飛躍。
(一)經營色消費模式下的生態環境
1 培植色旅游業，這是核心。浙東水鄉佛國，浙西名山名水，浙南奇山秀水，浙北絲鄉古鎮，都很具進一步向色神態轉型的潛力，整合古文化旅游資源和優化旅游網絡，開發農家風情旅游項目，都將為色消費模式的發展增色，使原本經濟發展艱難的山區能立足優勢，自律發展，獲得生態財富。色旅游業將成為色消費模式發展的核心。
2 壯大色工業，這是關鍵。發展色工業，既是基于生態保護、又是基于工業經濟的必然選擇。綜合資源稟賦、產業基礎、區域合作、市場向導，浙江各地區，都可以根據自身資源因地制宜。色工業的壯大，是色消費模式的深化最為關鍵的一步。
3 開發色農業，這是基礎。浙江自然條件優越，在歷史上是以糧食生產為主的綜合性農業省區。優越的農業自然資源，農業人口大省的農民經濟需求、色消費市場趨勢，以及長期積累的生產經驗，是發展色生態農業成為具有現實可行性的基本選擇。色農業的開發，已經初顯端倪，對色消費模式的進一步建立是基礎中的基礎。
4 營建色人居，這是重點。經濟發展，最終在于提高人的生活質量。人居的生態化，既是人的生活質量提高的要求，也是色消費模式下生態環境經營的突破口，同時，生態人居建設還會產生對生態產業發展的理念、消費、動力的支撐影響。
5 發展色服務業，這是紐帶。色消費模式要發展，需要服務業支持市場連接、產業體系、產品提供。色生態服務業包括：清潔交通服務、生態經營技術服務、色商業營銷服務、環保產品供給服務以及其他有關的生態服務。
(二)理念深化和政策支持
色消費模式要更好的發展，要讓色消費由時尚變為每個消費者的自覺行動，關鍵的是要動員政府、企業、消費者共同參與，真正實現全民色消費。
1 注重教育，積極宣傳。色消費推廣的困難主要在于人們對色消費的意義還不是很了解，往往更加注重個人利益的得失，因此需要通過一定的教育手段和宣傳方式，讓人們了解色消費的實質，讓人們意識到色消費是消費者作為一個公民應有的道德意識和社會責任，從“不受環境污染”變為“不要污染環境”。
2 進行技術創新，降低色產品的生產成本，提高環保水平。生產企業要改進生產工藝，降低產品成本，使人們都能消費得起色產品。在生產中，要改變傳統的生產模式，實現無廢少廢清潔生產，盡量減少或消除生產過程中的有害物質的排放，提高資源的綜合利用率，搞好資源的回收工作。
1生態消費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的迫切要求與必然趨勢
世界自然基金會的《地球生命力報告》（2010）顯示，多年來人類對于自然資源的消耗和生態系統的需求不斷增加，人類生態足跡呈現持續增長趨勢，且已超過了地球生態承載力的50%，在目前的消費水平下，自然資源最終會被耗竭。就我國來看，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同時也為經濟高速發展支付了高昂的生態代價，城市快速發展和區域生態退化給生態環境造成巨大壓力。而全球環境不斷退化的主要原因是非可持續的消費和生產模式，傳統的消費模式突出表現為資源—產品—廢棄物，其本質上是一種耗竭型的消費，這種消費方式破壞了生態平衡，制約了可持續發展，影響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1]。因此，亟須以生態消費模式取代傳統的資源耗竭型消費模式。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這里提出的消費模式在微觀層面表現為消費者的“生態消費行為”。生態消費是指消費水平以生態環境的正常演化為限度，消費方式和內容符合生態系統的要求，有利于環境保護，有利于消費者健康的一種自覺調控、規模適度的消費模式，是建立在人、自然和社會和諧統一基礎上的一種高層次理性消費[2]。生態消費是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必然趨勢，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和社會全面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生態消費有助于消費者的身心健康和全面發展。生態文化具有巨大的滲透作用，既能滲透到物質生活領域，又能滲透到精神文化領域[3]。在生態消費行為中，消費者所選擇的生態產品源于自然、品質卓越，為消費者樹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提供消費保障。生態消費一方面通過消費活動使人們的物質需要得到適宜的滿足，另一方面也充分體現了人性自覺、良好的道德修養和精神境界，體現出對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的雙重滿足。以人為本的生態消費觀念在堅持人與自然相和諧發展的前提下，強調人類生活質量的提升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以使消費活動符合生態環境的要求。
第二，生態消費能夠保證經濟、環境與社會的協調發展。近些年來，我國經濟保持了持續快速發展的良好勢頭，但背后卻是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以環境為代價的資源耗竭型經濟發展模式和消費方式必須轉變。消費作為社會再生產的出發點和歸宿，既是生產活動的結果，反過來也對生產活動產生重要影響。生態消費由于消費方式和內容符合生態系統的要求，在消費活動中倡導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經濟與環境的平衡發展，強調采用科學適度的方式進行消費，其對生產的反作用一方面體現為生產活動中節約資源和降低污染，從而使生產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和破壞降到最低；另外消費者對生態產品的需求又帶動市場上更多的生態產品供給，推動生態消費市場的逐漸形成和普及。因而生態消費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的統一，以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4]。因此，生態消費是一種高層次的科學而理性的消費方式，是科學的價值觀和消費觀的顯現，體現出高層次的精神文化內涵，倡導和實行生態消費將使廣大消費者意識到只有尊重自然、合理消費才能使消費活動更加健康，也才能保證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第三，生態消費是一種可持續的消費方式，符合人類社會的長遠發展要求。生態消費活動過程中，消費者減少甚至拒絕對資源耗竭型產品的消費，消費者在自身生活質量得到提高的同時，也能實現對資源的節約和對環境的保護，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當個體福利與人類整體福利相協調時，社會發展能夠自然地為個體福利的實現創造條件，個體福利得以實現也將促進社會整體福利的發展；而如果個體福利與社會整體利益相背離，個體的獲取實際上也不可能持久。另外，生態消費由于其適度性的特征，充分考慮了消費的代際公平以及人類的長遠生存利益[4]，它不僅考慮當代人的消費需要，也為后代人的健康和發展提供資源保障。因此，生態消費是個體利益實現和增加人類整體福利的最佳消費選擇，能夠保證人類長遠的生存和發展需要。
2我國政府在推動居民生態消費中應發揮主導作用
生態消費模式目前在我國尚處于市場初創期，其形成和普及需要以先進的消費觀念為基礎和指導，相對較高的成本也使得生態消費成為一種高層次的消費方式。與傳統的消費行為相比，生態消費行為的形成不僅會出于消費者自身的內在需求，還會受到社會價值觀、參照群體等因素的影響[5]。與此相對應，居民生態消費行為主要來源于兩種驅動力，一是內在自我驅動，即基于個體自身的安全、健康、消費樂趣等方面因素進行生態消費；二是外部力量驅動，即當消費者認為生態消費能夠讓自己獲得在某一群體中的歸屬感、能夠贏得他人認可和尊敬，或者出于倫理道德和承擔社會責任等外部因素的考慮及迫于外部壓力而從事生態消費行為。從我國居民現階段消費狀況來看，為質量更高的生態產品支付溢價，以使消費者和家人更加健康和快樂，這對于經濟條件較好的個人和家庭來說應該可以逐漸接受，但是出于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等社會責任的原因而讓消費者自覺進行生態消費，目前則尚不能對居民抱有普遍的期望。另外，外部驅動會對內在自我驅動發生作用，消費者生態消費行為自我驅動力的形成也需要外部力量的影響和推動。
因此，從上述對居民生態消費的兩種驅動力來看，在我國倡導和實現生態消費，單純依靠居民自發自覺還不現實，還需要政府、媒體和相關非政府組織等外部力量的推動。生態消費模式的貫徹和普及是一項巨大的系統工程，需要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NGO）、消費者、媒體等多種主體共同形成統一的整體，多層面、全方位地推進生態消費模式的形成和普及[6～7]。而由何種主體統籌協調各種社會力量來共同推動生態消費行為的實現，是在我國普及生態消費行為模式的關鍵問題。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政府之外的其他社會力量尚不具備在推動生態消費中發揮主導作用的條件。首先，現階段我國消費者還難以成為推動生態消費模式發展的主導性力量。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居民生態消費水平還處于“初級階段”。雖然已有相當數量的消費者具備了一定的生態意識，但總體看還比較薄弱，特別是為生態產品支付溢價的意愿和自覺進行生態消費的主動性遠低于發達國家消費者。我國消費者雖然能夠通過向政府、媒體投訴等方式對企業的非環保行為進行約束，但由于沒有一定的強制力，也缺乏相應的法律效應，因而效果有限[1]。其次，NGO在我國現階段還很難起到推動生態消費的主導作用。由于種種原因我國非政府組織仍處于現存體制的邊緣，數量較少且力量相對薄弱，甚至有些NGO自身生存發展還成問題，對重大決策的影響還很有限，從而削弱了NGO對政府的影響力，這也是環保運動和生態消費在我國發展一直比較緩慢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就我國現階段情況看，多數企業的生態行為依然是相對被動的，而且具有一定的政府依賴性和局限性，因而短期內很難在推動生態消費方面發揮主導性作用[1]。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對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在促進環境保護、實施反貧困政策、為失業者提供救濟和再就業機會等方面，政府的作用更加明顯。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各方面存在差距，在生態消費的初級階段，政府的扶持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突出表現為政府主導。作為社會利益和社會壓力集團代表的政府，應從社會可持續發展和人類長遠利益出發，成為構建生態消費模式的第一主導力量。就生態建設相關領域而言，政府應在環境保護中擔負起主要責任，強化政府在推動生態消費中的力量和作用能夠適應中國面臨的國際和國內環境。一方面，政府因其特殊的地位決定了其在推動生態消費方面的優勢，政府作為主要的生態環境管理主體，可以通過政策、法律、行政、經濟等手段對其他主體進行調控和引導[8]，而政府法規政策、政策執行力度、基礎設施配套等外部制度情境對低碳消費模式的形成具有顯著影響[9]。另一方面，政府能夠站在一定高度對各主體進行統籌協調，可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監督和規范企業的生產經營行為、居民消費行為及媒體的傳播行為等，從而兼顧到企業、消費者和環境等多種主體的利益。政府對宏觀信息把握也更為充分，更能有序的推進生態消費。只有政府出面引導、提倡，并通過法律進行干預，生態經濟才能蔚然成風[10]。#p#分頁標題#e#
3我國政府推動居民生態消費的對策分析
我國政府高度重視日益嚴峻的生態環境惡化和資源短缺問題，近年來相繼制定并實施了一系列生態消費政策，如“小排量汽車全面解禁”、倡導綠色出行方式、節能家電補貼、對非環保產品征收消費稅、通過“限塑令”限制塑料袋使用等，但從現階段來看效果并不明顯。由于生態消費行為的最終主體是消費者，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實行不要完全局限于宏觀層面，而要加強對微觀經濟行為主體即消費者心理和行為模式的理解，如需要考慮到消費者對政策如何認識、他們對政策作何反應等，在使用必要的經濟、法律等強制性手段的同時，要加強“軟性力量”的作用，以進一步增強政策執行的效果。
3.1大力倡導生態消費觀念并使其逐步內化為居民的自我驅動力伴隨著經濟發展和消費水平的不斷提高，健康、生態的消費意識逐漸為廣大居民所接受，但生態消費觀念在我國尚未占據主導地位。生態消費市場的培育過程，也就是生態消費群體逐漸壯大的過程，要使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接受生態消費模式，首先有賴于生態消費觀念的樹立。而目前我國消費者總體上環保意識薄弱、生態觀念不強，與我國生態教育不足有很大關系，亟需政府對公眾進行有效的生態教育和宣傳[11]。相對企業營銷訴求，政府的生態宣傳具有全局性和權威性特征，因而作用范圍更廣，也更為客觀和令人信服。政府可以發展一些可持續的公共教育項目，積極宣傳環境保護和生態消費相關知識，加強生態教育的系統性和連續性，不斷改變消費者價值觀念中不利于生態消費的部分。要使居民意識到生態消費不僅是有利于自身健康的選擇，也是生態環境保護和自然資源節約的需要。總之，政府要通過生態教育和宣傳將外在規范逐漸轉化為居民的內在意識，使其從內心真正接受生態消費觀念，激發其基于自我驅動去進行生態消費，從而保證其生態行為更具有持續性和廣泛性。
3.2將為居民提供價值作為政策制定的切入點，以有效推動生態消費行為生態消費是建立在人、自然和社會和諧統一基礎上的一種高層次消費形式，其普及需要居民具有較高的道德素養與精神境界，而現階段完全依靠人們自愿的社會責任意識來推動生態消費行為還遠遠不夠，需要社會為居民生態消費行為的實現提供更多便利與價值，才能更大范圍更有效地普及生態消費行為。因此，為居民帶來切實的多方面價值可以作為政府制定生態消費政策的一個很好的切入點，政府可通過提高消費者不同類型價值的認知和評價來推進生態產品消費。比如政府可以對生態產品實施價格補貼，以部分降低高價格造成的生態產品購買障礙，而對于污染環境和大量消耗資源的非環保型產品，則可適當提高稅收水平，以提高居民生態消費行為的效率；政府也可從嚴規范生態產品市場的規則，如生態產品準入制度的建立和規范，以增強消費者生態消費的信心和便利。
3.3政府通過與居民進行有效溝通以激發其生態消費行為要想使政策能夠達到驅動生態消費行為的效果，政府相關部門需要向居民提供進行生態消費的有意義的理由或者說邏輯依據。因此政府與居民進行生態溝通的過程中要注意強調生態產品的品質卓越、操作方便，以及生態非購買貼近自然等多種消費者價值，以使居民逐漸將生態消費的概念內部化，真正將生態消費變成其所認同的消費方式，從而對生態消費行為產生更強的驅動效果。政府相關部門與居民溝通過程中要注意以下兩方面的問題：第一，以消費價值為切入點，向居民提供適量信息。政府生態教育項目中所提供的信息數量要適度，因為當人們感覺信息超負荷時，生態溝通的效果會變差。政府生態宣傳可以以不同類型的消費價值為切入點和參考點，把握核心、切中要害，讓消費者切身感受到生態消費的益處，使人們逐漸認同生態消費理念，并從資源耗竭型消費行為轉換到更為先進的生態消費行為。第二，以消費價值為基礎，向居民提供正面信息。在生態環保的相關宣傳中，人們經常會接收到各種負面甚至恐懼性信息，此類信息對于促進居民關注環保和樹立生態消費觀念無疑具有重要作用。但相對負面的和恐懼性信息，正面陳述的信息往往會讓人們感覺更加真誠和深入。政府宣傳過程中可以從多角度向大眾闡述生態消費的優勢，激發其積極思考和主動尋求生態消費信息和知識，強化人們進行生態消費的自我驅動力，以有效促進生態消費行為的持續性和穩定性。
論文內容摘要：本文提出了以綠色消費模式促進西安生態文明建設的對策建議，即發揮政府的調控作用，增強全民的環保意識，構建綠色消費模式綜合評價體系，構筑綠色消費的產業基礎，開展綠色消費試點，構建西安生態文明建設的長效機制。以綠色消費模式促進西安生態文明建設，是實現西安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機制。
2005年2月28日，陜西省西安市委、市政府正式頒布了《西安國際化、市場化、人文化、生態化發展報告》，指出生態化是保證城市生存安全、提高人的生活質量、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必然要求。
西安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內涵
西安生態文明的建設任重而道遠，其基本內涵包括以下幾點：
完善生態教育機制，提高全民生態意識。生態文明正成為人類發展的主導性、前瞻性的文明形式，也是現代及未來人類文明發展的主流。但是，如果沒有普及性的環境保護觀念和生態意識，沒有全民生活、消費等行為模式的生態化轉型，生態文明建設的步伐就會受到嚴重制約。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全面推進生態工程健康發展。構建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的國民經濟體系，要堅決制止和杜絕掠奪性開發資源的行為，實施“最小損害”甚至“零排放”、“零損害”方略，努力維系生產、生態和生活的和諧與協調。
實施生態經濟，力求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生態經濟是經濟發展與生態平衡相一致的經濟，不僅以人為本作為發展的目標，還力求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建立政策和法律體系，創新生態文明建設運行機制。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設計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最根本的是對政府的制度設計。政府必須遵循民主化和科學化的順序，大力完善生態文明建設的政策體系和法律體系，用宏觀調控手段引導生態建設的積極性。同時，要加大環境法律法規的執法檢查力度，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的環境權益。
以綠色消費模式促進西安生態文明建設的意義
生態文明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以綠色消費做為一個切入點，能對生產、流通、消費、處理全過程的生態化起推動作用。綠色消費模式是綠色消費內容、結構和方式的總稱，是一定社會形態和生產關系下綠色消費者（包含生產性消費者和生活消費者）與綠色消費資料的結合方式，是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注意保護生態環境、減少資源浪費和防止污染，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的前提下，考慮保護自身健康和群體利益，對綠色產品和服務進行的一種理性消費方式，是一種體現綠色文明、遵循可持續發展原則的消費模式。
綠色消費體現了西安“兩型社會”建設的內涵和本質。綠色消費的特征是保護生態和最有效地利用資源，綠色消費的發展有利于產業結構向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的結構轉變，促進經濟結構向綠色化轉型。西安市工業起步相對較晚，發展水平不高。同時工業內部的污染排放量不斷上升，資源利用率仍處于較低水平。在全球經濟綠色化、生態化的趨勢下，西安要想發揮后發優勢，就決不能再重復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傳統工業化道路，而應將綠色消費貫徹到區域經濟發展中，大力培育高新技術產業和環境友好型產品，探索一條符合生態環境承載能力、物質和能量有效組合利用以及工業生態系統穩定協調的工業發展新模式，為區域發展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和利潤源，在保證經濟持續強勁增長的同時，確保質量和效益的穩步提高。
綠色消費是西安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動力。首先，生態文明建設的核心內容就是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目標，實現人口、資源、環境的良性循環和可持續發展。綠色消費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使生產者放棄高能耗、粗放型的生產經營模式，努力節約資源，推動清潔生產，采取措施對資源及廢棄物進行回收利用，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在綠色消費的導向作用下，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目標。其次，新綠色產業的涌現，通過消費結構的優化和升級，進而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形成新的支柱產業，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經濟增長，從而形成生產和消費之間的良性循環。
以綠色消費模式促進西安生態文明建設的對策建議
為了促進消費者綠色消費觀念的形成和消費行為的成熟，進而推動企業的綠色營銷活動及構建西安生態文明的微觀基礎，應該從政府、企業、消費者等不同層面出發，明確各自的定位，發揮各自的職能，建立起西安城市圈綠色消費體系。
發揮政府調控作用并加強規劃指導。政府應將綠色消費模式列入西安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規劃，明確綠色消費的發展目標、重點、措施、推進步驟等。鼓勵引導各區結合實際，形成各具特色、各有側重的綠色消費模式。組織開展立法調研，盡快制定有關廢棄物再生、垃圾分類回收、節能減排、清潔生產、資源有效利用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規。加大財稅、融資政策扶持促進力度，激發企業有效利用能源，減少污染物排放和市民回收有用物質的積極性。建立綠色營銷鼓勵基金，對評比達標的綠色商業企業給予資金補貼，降低綠色商品銷售價格。運用價格杠桿促進綠色消費，探索實行差別電價、差別水價政策。推行政府綠色采購及強制采購節能產品制度。鼓勵外商直接投資綠色產業。完善綠色獎勵政策，通過建立“西安綠色產業發展專項投資基金”和“西安綠色銀行”等方式，支持創建和發展綠色企業。
營造綠色消費氛圍以增強全民的環保意識。在全社會多渠道、多形式進行綠色消費宣傳教育，全面推廣節約資源模式和文明健康、簡約環保的生活方式。注重對市民的環保教育，將資源環境課程納入社區宣傳教育體系。注重對青少年行為習慣養成方面的教育，使青少年從小養成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鼓勵公眾，特別是具備一定專業知識的人士，建立和發展致力于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非政府社團組織、志愿者組織，從事環保知識的普及宣傳、環保活動的組織開展等社會工作。只有讓全社會充分認識綠色消費的意義和綠色消費帶來的好處，才能使綠色消費理念深入人心，才能在陜西省西安生態文明建設的過程中得以實現。
構建綠色消費模式綜合評價體系。構建科學的綠色消費模式綜合評價體系，以這種適應生態文明建設的新評價體系引導各級部門的工作。該體系包括以下內容：一是綠色消費環境狀況，包括綠色化經濟發展水平和結構指標；區域綠色產業機構指標；綠色經濟及其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二是綠色產品經營狀況和效率質量狀況。包括綠色產品結構和數量；綠色資產收益率；綠色生產效率等指標。三是綠色流通渠道狀況。包括綠色產品流通的種類、數量、規模，及其綠色銷售專店的設立，建立綠色網絡流通體系，綠色通道的建立。四是法制環境狀況。包括價格法律及各種法規對綠色產品發展的支持政策規章等。五是地方政府支持綠色產品研制開發的情況。包括地方政府參與制定的綠色產品發展戰略情況；地方政府改善綠色消費投資的環境，支持綠色商品發展的具體措施等。
構筑綠色消費的產業基礎。培育引導綠色消費，建立適應綠色消費要求的現代產業結構是基礎。要用高新技術改造和裝備傳統制造業，加快推進節能環保技術在制造業中的推廣和應用，開發出一批綠色工業產品，促進西安市綠色消費的提檔升級。要用高新技術武裝傳統農業，促進生態農業發展。通過信息技術、生物工程技術、綠色技術、設施農業技術等高新技術在農業中的廣泛運用，加快發展生態農業、特色農業，為消費者提供豐富的綠色農產品和安全食品。要抓住新能源成為世界投資新熱點的機遇，成立負責新能源招商引資的工作專班，加大對世界新能源投資動向的關注和研究，策劃、引進、實施一批新能源項目，促進清潔能源的有效利用。
參考文獻：
1.陳建鋒.建設生態文明: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新途徑[J].求實.2008（8）
中圖分類號：F062.2 文獻標識碼：A
內容摘要：隨著消費水平和結構的提升，居民消費行為逐漸成為碳排放新的增長點，倡導低碳消費行為日益引起關注。本文對消費升級和消費模式的基本內涵進行梳理，對我國居民的消費水平、消費結構和消費行為現狀進行研究，并通過1990-2009年的數據對居民消費模式和碳排放量進行實證分析，最后提出符合低碳經濟發展思路的消費模式。
關鍵詞：消費模式 低碳經濟 碳排放 消費升級
我國居民消費模式現狀
（一）消費模式及消費升級的內涵
消費模式是人們消費行為的基本規范，具體包括消費水平、消費結構和消費方式三個范疇。理想適度的消費模式應該是消費水平持續增長、消費結構日趨合理以及消費方式合理適度的有機組合。合理的消費模式不僅對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轉型有重要的推動作用，而且還對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有深遠影響。
消費升級，一般指消費結構的升級，是各類消費支出在消費總支出中的結構升級和層次提高，它直接反映了消費水平和發展趨勢。在“十二五”規劃注重由“國富”向“民富”轉變、構建擴大消費長效機制，國民經濟步入消費率提升階段，以及經濟增長推動收入提高、消費能力增強等利好因素推動下，2011年我國消費已基本擺脫經濟危機影響，消費品零售額保持平穩快速增長。
（二）我國居民消費升級態勢顯著
1.消費規模不斷擴大，潛在購買力進入釋放期。隨著消費觀念的逐漸改變和消費能力的提高，我國居民的消費水平已經有了較大提升，且己逐步進入釋放期。2011年城鎮居民人均總收入23979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比上年名義增長14.1%。2011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6977元，比上年增加1058元，增長17.9%。潛在購買力明顯提升，消費市場的總體空間進一步擴大。另外，還存在人均可支配收入被低估的現象，這主要是由于城鎮10%最富裕階層的收入難以統計。
根據統計公報，2010年我國消費品零售總額已突破10萬億，2010年城區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11408元，增幅6.8%。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4382元，比上年增加388元，增長9.7%。2011年，中國私人轎車保有量為4322萬輛，年增長25%。國內居民因私出境 4221 萬人次，增長 16.4%。據世界免稅協會和 AC 尼爾森在 2005 年所做的聯合調查顯示，中國游客在境外旅游的人均購物花費達987美元，堪稱全球之最。伴隨著城鄉居民收入保持穩步增長，以及城鎮化進程的加快，社會醫療保障制度逐步完善，居民消費升級態勢將持續加強。
2.消費需求檔次上升，消費結構升級加快。我國目前已進入消費加速轉型期，居民消費由數量增長轉化為數量增長與質量提升并行，消費結構向更高層次轉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消費結構改善明顯，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由1957年的58.4%下降到2010年的37.5%，農村居民家庭由1954年的68.6%下降到48.3%。彩電、洗衣機、電冰箱、空調等耐用消費品在城鎮地區逐步普及，汽車、家用電腦等高檔消費品擁有量大幅提高。近年來，私人汽車、移動通訊和信息、住房、教育、旅游等新興領域正迅速擴張，拉動著社會消費零售總額快速增長。
另一方面，消費支出結構呈現兩極分化的局面，低端消費（如耐用消費品）和高端消費（如汽車、地產和奢侈品）需求旺盛。2010 年家電行業的銷售收入總計達人民幣509.10億元，比2009年同期增長約19.32%。從高檔消費方面看，轎車和房地產行業的增長率較高；此外，奢侈品中的化妝品、酒類、服裝等行業發展勢頭強勁。特別是金銀珠寶類商品，2010年消費增速高達45%，高于上年30個百分點。
3.消費行為受多因素影響，消費升級勢頭明顯。一般來說，居民的消費行為主要由收入增長、未來預期、財富水平、社會文化與消費習慣決定。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給消費者帶來了焦慮情緒，不確定性使得消費者在消費時格外謹慎。2004-2008年歐美消費降級趨勢明顯，更多的消費者希望在各個商品品類上都做到物美價廉。在歐美和日本，人們開始回歸到節儉的基本心態。而另一方面，消費者更加重視健康和安全，即使是低消費水平者，也盡量購買高品質的新鮮食品。消費者更注重優良的品質、耐用性、長期省錢的效果。
而在我國，隨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對奢侈品的追逐成為風尚，消費升級趨勢仍然明顯。在我國的傳統社會關系中，“面子”消費是影響商品消費的重要因素。通過購買價格昂貴的品牌商品，消費者從中獲得顯示社會地位的成功感。單身青年、白領女性、有穩定收入的空巢家庭（如高收入的老年人），較少考慮價格因素，消費仍然強勁。奢侈品市場規模快速擴大，預計到2015年，我國將擁有全球第四大富裕消費群體，占據全球奢侈品消費額首位。
居民消費模式對碳排放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碳排放的計量說明
碳排放量是指燃燒化石能源釋放出的熱量所對應的碳量。能源消費的碳排放量主要包括化石能源終端消費碳排放（Cfe= ）和二次能源消費碳排放（Cse=）兩部分。
其中 C為碳排放量，E為能源消費量；k為碳排放系數，即燃燒單位化石能源所排放的碳量。下標fe表示化石能源，P是化石能源種類編號。下標se表示二次能源，q是二次能源種類編號，te表示轉換能源。
為簡化計算，碳排放量按石油、煤炭、天然氣三種一次能源與各自的碳排放系數加權計算獲得。碳轉換系數見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