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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出口中的進口成分;出口貢獻率;消費驅動型增長;收入分配;貿易和增長
一、前言
經濟危機背景下,出口對東亞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貢獻率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大多數經濟學者則將焦點對焦到中國。中國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在東亞生產網絡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能否在這場危機中獨善其身,中國經濟增長是否與發達國家存在直接的關聯?不同的學者有著不同的看法。Anderson(2007)[1]認為中國經濟并非出口驅動型的,他認為雖然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發達經濟體在危機中經濟受到重創,但是中國仍然能保有其高速增長,世界經濟中的中國因素正是使得防止世界經濟滑向更深的衰退的重要保證。
二、中國經濟增長方式
出口中的進口成分偏高是目前我國對外貿易中存在的現實問題之一,進口成分偏高使得出口的國內增值部分受到擠壓,不利于培育國內經濟增長點;同時為了維持經濟的平穩增長,就必須不斷的加大出口的力度才能消化國內過剩的產能,這樣使得我國與貿易伙伴爆發貿易糾紛的可能性大大提高。那么確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中國經濟增長是由貿易驅動的,就成為制定經濟貿易政策的重要依據之一。
(一)數據經驗
按照增值法計算,出口占GDP的比重(出口增值貢獻率,VAX/GDP)仍然很高,達到18~22%,其中7~9%是出口部門的直接增值。中國出口增值貢獻率不僅高于同期的美國、日本和巴西,甚至還要高出這些國家出口貢獻率。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近年來中國對外貿易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年均增速高達25%以上,是國內消費增速的3倍以上,是國內投資增速的2倍以上,出口占GDP的比重在危機爆發前高達36%。
無論是出口占GDP的比重,還是出口增值占GDP的比重,從2002年至到2007年間均呈上升趨勢;(2)出口增值占GDP比重則遠高于貿易順差占GDP比重。不考慮消費、投資和進出口之間的相互影響,簡單的將出口分成兩塊,及國內的增值部分A和國外增值部分B,將進口同樣分成兩塊,即最終消費進口C和出口引致型進口D,理論上B=D,貿易順差=A+B-C-D=A-C,出口增值=A,因此出口增值要明顯大于貿易順差,按照本文的估計,60%以上的進口或者80%以上的中間品進口直接或者間接用于出口而剩余部分用于國內最終消費或投資,即D≈0.6。
(二)出口下降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
上面的分析說明正如危機期間所表現的這樣——出口下降極易對中國經濟增長造成沖擊,2008年中國出口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急劇下降,2009年變成負增長。盡管出臺了高達4萬億(占GDP規模的15%)財政刺激政策,實施了極其寬松的貨幣政策并且信貸急速膨脹,2009年經濟增長率還是比2004-2007年的平均水平低2個百分點。
經濟增長之所以高度依賴出口,主要原因還在于消費壓抑,2000年至2008年,中國投資增速遠高于消費的增速,投資和消費形成的缺口只能通過擴大對外貿易彌補。消費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從1990年代的50%以上一路下降至危機爆發前的36%,而同期投資的比重則上升到45%。4萬億的刺激計劃進一步拉高了投資占GDP的比重至50%,使得產能過剩的問題更加凸顯,同時進一步依賴出口帶動國民經濟增長。財政刺激政策中的很大一部分投向了基礎設施領域,只有不到20%的很少一部分投到了社會保障領域(郭菊娥等,2009[2],郭慶旺、賈俊雪,2006[3])。房地產市場復蘇政策和按揭貸款膨脹,房地產投資增長率高達40%,造成了房地產市場泡沫。得益于消費刺激政策,特別是汽車消費和家電以舊換新刺激政策,整體消費水平沒有改變,或多或少彌補了出口萎縮留下的缺口。2009年,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據估計高達80~90%。
隨著經濟刺激政策逐漸退出,提高設備使用率和實現經濟增長似乎還得靠出口的帶動作用,因為在可以預期的一段時間內,消費不會出現明顯的增長。雖然出口在2009年底已經實現迅速恢復,在2010年出口增速高達31.3%。但是世界銀行預測2011-2012年增速會再次出現顯著下降,尤其是目前歐洲債務危機泛濫,世界經濟復蘇的前景甚不明朗。因此,今后一段時間經濟增速不僅會低于危機前的水平,還可能低于2008~2009年的水平。從中長期看,隨著經濟的恢復,中國會重走上外貿驅動型的老路嗎?過去的幾十年里,中國出口的增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在世界貨物貿易中的比重也隨之翻了一番,相繼超過美國和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如果繼續保持高于世界平均增長率,這意味著中國出口在世界中的比重將繼續上升。
目前我們所看到是,美國實行貨幣寬松政策,坐視美元泛濫,居民肆意超前消費,如果世界經濟還是回到這條老路上來的話,無疑對世界經濟的前景是不可持續的,只會使得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更加脆弱。因此,美國需要限制消費,由消費驅動轉變到出口驅動上來,就目前來看這已經是勢在必行了。在這種條件下,中國持續擴大的出口在發達國家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市場上可能會遇到更多的困難,爆發更多的貿易摩擦。事實上,中國目前所遇到的貿易糾紛不僅來自于美國和歐盟這樣的發達國家,同時也來自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的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但是,如果中國出口增速下降到10%左右的水平,但是對內卻沒有進行根本性的變化和調整的話,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可能僅僅維持在7%左右的水平。如果信貸支撐的投資泡沫破滅的話,經濟增長的形勢會更嚴峻。
參考文獻
[1]Anderson, Jonathan, 2007b, “Solving China’s rebalancing puzzle,”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 44, No. 3, pp. 32–35.
[2]郭菊娥,郭廣濤,孟磊,薛勇.4萬億投資對中國經濟的拉動效應測算分析[J].管理評論,2009(2):98-104
[3]郭慶旺,賈俊雪.基礎設施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6,(3):36-41
自從200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籌備建設以來,中國和東盟的經濟都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其中,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由2000年的11984.74萬億美元增加到2011年73144.32萬億美元,增加了5.1倍,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6.27%;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2000年的949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5441美元,增加了4.7倍。同期,東盟10國的GDP總量由5986.23億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21781.48億美元,增加了2.6倍,年平均增長率達到了11.36%,人均GDP由2000年的1159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01美元,增加了2.1倍。同期,歐盟自由貿易區的GDP總量由2000年的62557.9億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22001億美元,僅僅增加了0.95倍,年平均增長率為5.72%,人均GDP由2000年的19850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9322美元,僅僅增加了0.98倍;北美自由貿易區的GDP總量由2000年的112051億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79267億美元,僅僅增加了0.6倍,年平均增長率為3.99%,人均GDP由2000年的21412億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455,僅僅增加了0.7倍[1]。
2中國和東盟經濟對世界經濟影響實證研究
2.1樣本數據選取本文采用GDP總量、GDP增長率和人均GDP三個方面分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影響。在模型中,用CGDP代表中國GDP、CRGDP代表中國GDP增長率、CPGDP代表中國人均GDP,AGDP代表東盟GDP、ARGDP代表東盟GDP增長率、APGDP代表東盟人均GDP,WGDP代表世界GDP總量、WRGDP代表世界GDP增長率、WPGDP代表世界人均GDP。2.2中國和東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相關關系相關分析是對中國、東盟和世界經濟波動相關性強弱演進的歷史路徑的分析,考察中國、東盟和世界經濟的協動性的強弱[1]。從相關分析來看[2~5],自2000年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以來,中國經濟對外開放逐漸增強,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波動的相關性逐漸增強,而東盟國家的經濟開放性強,其經濟波動與世界經濟波動一致。由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世界經濟危機對中國、東盟以及世界的經濟增長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導致了經濟增長率呈現下滑的趨勢。但中國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有效阻止了經濟的快速下滑。2000~2011年中國和東盟對世界經濟增長率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488和0.892(圖1),比較分析說明東盟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聯系程度高,經濟開放程度較高。2.3中國、東盟經濟增長率與世界經濟增長率的協整關系2000~2011年,根據Eviews中格蘭杰檢驗結果顯示,中國GDP增長率是世界GDP增長率的格蘭杰原因在5%的顯著性檢驗區間獲得通過,而東盟則在10%的置信水平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正進一步推進,中國經濟、東盟經濟和世界經濟有著重要的正向關系,有著越來越大的影響(表1)。協整是對非平穩經濟變量長期均衡的關系的統計描述。協整關系是非平穩變量之間存在的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根據中國、東盟和世界的ADF檢驗如下。中國、東盟GDP增長率與世界GDP增長率,由WRGDP對CRGDP、ARGDP作回歸的OLS估計,結果如下。模型公式表明,中國GDP增長率增長變動0.01,則世界GDP增長同方向變動0.4348;而東盟的GDP增長率變動0.01,世界GDP增長率變動0.9337。東盟的經濟變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大于中國經濟的變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2.4中國和東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2000~2011年,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加速,中國和東盟的經濟均呈現快速增長,其中,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基本上呈逐年增長趨勢,中國由2000年的0.35%增加到2011年的1.2%,東盟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變化不大。中國和東盟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受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影響都略有下降(表2)。
3FDI對中國和東盟經濟的影響
圖2和圖3顯示,中國和東盟對自身信息沖擊具有正向反應,并且有逐漸加強的趨勢。中國GDP對FDI的信息沖擊,在第一年沒有變化,而在第二年出現負向反應,隨后一直為正向效應,且逐年加大。東盟對于自身的信息沖擊一直為正向效應,總體呈逐年減少趨勢。在中國和東盟,FDI對來自其自身及GDP的信息沖擊都即刻做出正向反應,這表明經濟的增長與FDI的流入密切相關。VAR模型方差分解顯示,如圖4和圖5,中國GDP對來自自身和FDI的影響逐年減少,趨于穩定趨勢,到2011年,僅僅只有40%的變化來自自身因素分解解釋,來自FDI因素分解解釋的達到60%。同時期,東盟的GDP的影響主要來自于自身因素,達到了90%以上,而對來自FDI因素的影響雖然逐年在增加,但僅僅只有10%以下的變化來自FDI的分解解釋。對于FDI,中國的FDI來自自身的分解解釋達到60%,剩余的由GDP分解解釋。東盟的FDI來自GDP因素的分解解釋達到90%以上,其他的來自自身的分解解釋。由此得出如下結論:①在中國,FDI的流入重要是靠自身的因素,GDP因素的影響弱于來自FDI自身因素;②在東盟,GDP對于FDI流入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而FDI自身因素影響很小。
4結論
(一)從經濟運行情況看,保持了較快增長的基本態勢
今年前三季度,河南省基本保持經濟平穩增長,實現生產總值22171.49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0.0%,超出全國2.3個百分點。從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來看,前三季度固定資產投資14398.53億元,增長23.6%,比全國高出3.1個百分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5.5%,比全國高出1.4個百分點;進出口總值為338.67億美元,增長63.4%,比全國高出57.2個百分點。
(二)從完整的經濟周期看,經濟增速依然處于波動下行區間
1981~2012年,河南省與全國一樣經歷了三個經濟周期,每個經濟周期平均10年左右。本輪經濟周期的峰值為2007年,河南省經濟增長率為14.6%;2008年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經濟增速開始波動下行,2008年為12.1%,2009年為10.9%;由于國家實施一籃子投資刺激計劃,2010年經濟增速回升至12.5%;2011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加深的影響,增速回落至11.7%;2012年前三季度進一步回落至10.0%,目前經濟增速仍處于2008年以來的經濟周期的波動下行區間。
(三)從短周期分析看,經濟增速緩中趨穩,筑底跡象明顯
從主要經濟指標看,河南省經濟增速正在由“下行趨勢”轉向“穩定筑底”:一是工業經濟觸底回升,從年初開始波動下行,6月和8月到達谷底12.8%,此后回升至9月13.3%,10月13.8%;二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觸底回升,從年初開始波動下行,8月份到達底部,1~9月增長23.6%,較1~8月加快0.3個百分點,首次出現回升,1~10月增長23.7%,較1~9月加快0.1個百分點;三是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觸底回升,5月份增速到達谷底14.2%,6、7、8、9、10月份分別回升至15.4%、14.75%、14.7%、16.1%、16.1%。
二、2013年經濟走勢預測:緩慢復蘇,波動回升
(一)2012年具有經濟周期谷底的顯著特征,2013年有望出現復蘇
從經濟周期分析來看,2012年我國經濟處于經濟周期的下行區間,前三季度全國GDP增速為7.7%,已經接近上一個經濟周期的谷底1999年7.6%的經濟增速。當經濟處在谷底時,中央“穩增長”的宏觀調控政策將會陸續出臺,穩增長已經逐步上升為2012年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預計中央還會持續加強宏觀調控。由此判斷,2012年可能成為經濟周期的谷底,2013年全國和河南省經濟有望緩慢回升。
(二)2012年經濟增速明顯偏離潛在經濟增長率,2013年有望回歸適度經濟增長區間
從河南省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來看,分三個階段來對比分析,1981~1992年河南省年均經濟增長率為10.1%,比全國高出0.4個百分點;1993~2003年年均經濟增長率為11.3%,比全國高出1.4個百分點;2004~2012年年均經濟增長率為12.7%,比全國高出2.2個百分點。可以看出,第一,河南省潛在經濟增長率在不斷抬高;第二,河南省潛在經濟增長率相比全國平均水平越來越高,當前約比全國高出2.5個百分點。2012年河南省經濟增速預計為10%,已經接近適度增長區間的下限,隨著穩增長的調控力度逐步加大,2013年有望保持略高于10%的經濟增長,回歸經濟適度增長區間之內。
(三)世界經濟低位波動和緩慢復蘇是一個長期趨勢,2013年的國際環境不會比2012年更差
2013年世界經濟仍處于國際金融危機后的調整時期,結構改革不到位和需求增長乏力等問題難以根本改觀,金融危機的影響呈現長期化趨勢,尤其是美國“財政懸崖”和歐洲債務均具有不確定性。但是,發達國家正在積極實施再制造業化戰略,以互聯網、新能源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正在興起,全球產業結構調整出現新動向。盡管世界經濟依然困難重重,可能會出現徘徊不前,但是經濟復蘇是大勢所趨,國際社會普遍預期2013年世界經濟增長將低位徘徊并緩慢復蘇。由于我國經濟周期與世界和美國經濟周期波動方向基本一致,2013年我國經濟增長的外部環境不會進一步惡化,基本穩定的外部環境比較有利于我國經濟復蘇。
三、2013年政策取向:穩增長、擴投資、調結構、促開放
(一)“穩增長”是2013年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
“穩增長”是河南省2013年經濟發展的首要目標任務,2013年全省經濟增速不應低于10%。針對當前形勢應做多手準備:一是防止經濟繼續下滑,穩定投資、消費和出口需求;二是迎接經濟復蘇的到來,著力擴大投資規模,加快經濟轉型。
加快經濟向更高層次發展:一是推動產業集聚發展;二是推動中原城市群的發展,優先做大做強中心城市,帶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
加快開放型經濟發展,進一步擴大開放,吸引國內外先進產業要素向河南集聚,把河南打造成世界知名的制造業基地,以開放促改革,以開放促發展。
(二)推進投資擴張是“穩增長”的根本手段
中國國家統計局長寧吉躥故6.7%的內涵,“當前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總量已達11萬億美元,每增長一個百分點都是很大的數量。因此,經濟增長速度6.7%,依舊處于合理運行區間,也處在6.5%到7%的預期區間,仍是中高速增長。并且在世界范圍內還是比較高的速度。”
在“十三五”開局之年,中國面對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仍然取得了平穩中高速增長,說明中國經濟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正在增強,國民經濟運行的積極因素正在逐漸積聚,下行壓力正在逐步化解,總體趨勢向好,在穩中求進的總基調下,中國經濟仍然折射韌性好、潛力足、回旋空間大的基本面。
2016年度中國為全球經濟增長貢獻了1.2個百分點。而美國只貢獻了0.3個百分點,且有高額外債,歐洲的貢獻更只有0.2個百分點。這意味著中國的貢獻率遠超所有發達國家之和。
當前全球增長動能不足,難以支撐世界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全球經濟治理滯后,難以適應世界經濟新變化;全球發展失衡,難以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當此之時,中國速度彰顯引領意義。
激發增長動力和市場活力,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從結構優化看,2016年,服務業的比重繼續提高,消費貢獻率占了將近2/3。從轉方式來看,2016年,單位GDP能耗下降5%,這是來之不易的;清潔能源比重上升,企業效益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的提升是轉方式的一個重要標志。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治本良方。2016年中國“三去一降一補”成效初顯:鋼鐵煤炭行業圓滿完成全年去產能任務,全年原煤產量比上年下降9.4%;11月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成品存貨同比增長0.5%,增速同比放緩4.1個百分點:商品房庫存水平持續下降,12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積比上年末減少2314萬平方米;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及成本均有所下降。短板領域投資加快,全年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業、水利管理業、農林牧漁業投資分別比上年增長39.9%、20.4%和19.5%。
防范潛在脫實向虛的風險,把實體經濟做得更加扎實,中國作為世界實體經濟大國的地位沒有動搖。中國的工業生產規模是世界上最大的,200多種工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我國農業的主要產品產量多數都處在世界第一,這其中既包括糧食谷物產量,也包括棉油產量。從農業、工業的角度看,中國是世界上實體經濟大國。從服務業看,交通運輸、商品流通,都是直接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它們自身也是實體經濟,中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也在逐步上升。
中國同世界各國的經貿關系不斷深化,“一帶一路”倡議涵蓋60多個國家,中非貿易快速發展,對外投資大幅增加。2002年至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幅為35.9%,2016年為44.1%。目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10978.6億美元。中國將繼續開放國內市場。預計未來5年,中國將進口8萬億美元的商品、吸收6000億美元的外來投資,對外投資總額將達到7500億美元,出境旅游將達到7億人次。
中國經濟的巨大成功使“中國方案”有強大說服力。
1經濟增長的要素結構分析
1.1理論模型
通常來說,經濟增長主要依靠以下源泉:土地(或自然資源)、物質資本和勞動力。土地(或自然資源)是進行任何生產所必需的,勞動力是進行生產的載體。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威廉•配第有一句名言:“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物質資本是用于投入再生產的部分。但是,在經濟增長的因素分析中,經濟學家很早就發現,除了常規的生產要素投入增加導致經濟總量(如國民生產總值)增長外,往往還有一部分增長不能由這種要素增加來解釋。也就是說,除了資本和勞動對產出增加做出貢獻外,還有一種未被發現的因素在起作用,這實際上是一系列技術效率和配置效率的綜合表現,所以將其叫做“全要素生產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TFP)。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索洛把全部生產要素歸納為三個:資本、勞動與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
1.1.1勞動
勞動指勞動力的增加,可分為勞動力數量的增加和勞動力質量的提高。勞動力數量的增加有三個來源:人口的增加、人口中就業率的提高和勞動時間的增加。勞動力質量的提高則是文化技術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高。勞動力數量的不足可以由質量的提高來彌補。研究表明,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力的作用由數量推動逐步轉向質量推動,在經濟增長的開始階段,人口增長率也高,這時勞動的增加主要依靠勞動力數量的增加;而經濟增長到一定階段,人口增長率下降,勞動工時縮短,這時就要靠提高勞動力的質量來彌補勞動力數量的不足。
1.1.2物質資本
從發展經濟學看,資本形成一直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劉易斯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在本質上可以理解為一個連續不斷的累積性的資本形成過程,資本形成是經濟發展的源動力。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大量研究表明,資本一直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最為關鍵的因素。
1.1.3全要素生產率
生產率是指在經濟活動中的產出與投入之比,反映一定時期特定技術系統投入產出的轉換效率。由于研究的目的不同,有時只考慮單一投入要素,僅計算產出與單一要素投入的相對比率,被稱為單要素生產率。如果同時考慮幾種生產要素投入,由于要素可以互相替代,所以產出與全部投入之比,就被稱為全要素生產率(TFP)。全要素生產率是以生產要素相對價格、占總成本的比重或要素產出彈性為權數,各項要素生產率進行加權平均,得到的一個綜合指標。它的提高既反映要素投入效率的提高,又反映要素組合配置效率的提高,表現為綜合生產率的增長,實質上是知識、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等因素作用于投入要素而引起要素品質效率和配置效率的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最早由荷蘭經濟學家丁伯根于1942年提出。20世紀50年代是全要素生產率理論形成和大發展的年代;60年代,對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從理論轉向了實際應用;70年代,西方經濟理論界對全要素生產率研究的一個重要趨勢是不斷“組織化”,政府對這一研究日益重視,并成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世界銀行在其編撰的有關研究報告中,用全要素生產率測度各成員國有關經濟活動的效率。由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主要表現為技術進步,因此學術界常用“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作為技術進步和生產率的代名詞。
1.2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要素結構分析從以上兩個圖表,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本的投入強力推動。從增長速度來看,無論是在總時間段還是在3個子時間段內,資本投入的增長速度都是最快的。1979~2007年,資本投入的年均增長率達到10.75%,高于GDP的增速。就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而言,在總時間段和在3個子時間段內,資本也是最大的,年均貢獻率達到53.5%,高于附加人力資本的勞動與TFP的貢獻率之和。從3個子時間段的發展趨勢看,資本投入的增長速度持續上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大幅增加,每兩個子時間段之間的貢獻率增幅都在10個百分點以上。
第二,人力資本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逐漸減弱。1979~2007年,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是12.2%。它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在改革開放最初的11年特別明顯(年均達到了22.87%),在這一子時間段內,人力資本的增長率和貢獻率都遠高于TFP。但在之后的時間段,隨著義務教育的普及,人力資本存量的增長率和貢獻率大幅降低。1990年之后,其貢獻率被TFP遠遠地超越。2000年之后,人力資本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有5.28%。
第三,勞動力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較低。1979~2007年,勞動力投入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是13.08%。在總時間段和3個子時間段內,勞動投入的增長率和貢獻率都遠遠小于資本投入,這一方面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進入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高速發展階段,高投資率是其所處發展階段的客觀規律;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之前中國處于資本稀缺而勞動力相對充足的狀態,因此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經濟對資本需求的迫切程度遠遠大于對勞動力的需求程度。1990年之后,勞動力的增長率和貢獻率比前一時間段有大幅下降,而且一直穩定在較低的水平,這表明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經濟對于勞動力需求的增加一直處于較低水平。
第四,TFP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一直維持在較高水平。但進入21世紀之后,TFP的增長率和貢獻率出現明顯的下降。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大,但在2000年之后呈明顯的下降趨勢。1979~2007年,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是9.6%。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其貢獻率大幅增加了約8個白分點,但2000年之后,又下降了約7個白分點。主要原因是,改革開放帶來了科學的春天,而科學技術對經濟的促進作用有可能在數年之后,即進入20世紀90年代才突出地顯現出來,這是因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是需要時間的。科技轉化成為生產力和經濟效益也是需要時間的;進入2000年之后,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出現下降趨勢,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在技術研發上投資不足,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較大差距,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投資的質量問題影響了科技進步的速度和效果。從時間段1990~1999年到時間段1979~2007年,中國的資本增長率提高了約4個百分點,達到了14.16%,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提高了約12個百分點達到了66%,科技進步的貢獻率卻降低了約7個百分點。資本投入的高速增加和金融市場的不完善導致的一系列問題,如資金流向不合理、產業結構的失調和資源配置結構不合理等,很有可能導致科學技術向經濟效益轉化效率的降低。
2目前經濟增長要素結構的階段性特征
人口紅利逐漸衰竭,未來儲蓄率將逐步降低,中國較長時期內依靠人口紅利和高儲蓄率帶來經濟高速增長的時代將出現變化。TFP的提高是未來中國在成本優勢削弱的情況下新的經濟增長源泉。
2.1從資本投入來看
近年來中國的家庭儲蓄率已從20世紀90年代初占國民儲蓄的53%下降到2005年的40%,而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65%下降到2005年的56%;而家庭總消費占GDP的比例卻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45%下降到2006年的38%。相關研究表明,高國民儲蓄率和我國的人口結構有很大的關系。一般來說,工作年齡段的人口占整個人口的比重越高,儲蓄率就越高。如果社會進入老齡化時代,由于要動用儲蓄的人多了,能夠儲蓄的人少了,那么全社會的國民儲蓄率就會下降。而隨著我國逐步滿足老齡化社會,我國高儲蓄的狀況將不可能一直保持下去。此外,隨著我國社會保障體制的健全和完善,用于養老、醫療和子女教育的預防性儲蓄將下降,儲蓄率也因此將會下降。因此,未來隨著社保制度的完善以及人口結構的變化,依賴高儲蓄拉動經濟增長不可持續。那么,中國今后經濟高增長的關鍵,主要是提高TFP。
2.2從勞動力要素投入來看“十二五”期間勞動力的供給有兩個顯著特征:
2.2.1勞動力價格上升2010年以來,農村外出勞動力在東部地區的就業比重快速下降,技術工人供不應求,熟練工人普遍難招。勞動力供需區域失衡,出現“民工荒”,直接導致東部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率先上升。以東部地區企業加薪和中西部地區政府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為標志,勞動力成本上升的“信號”不斷閃現。與快速增長的國內生產總值和企業利潤相比,中國經濟多年來處于廉價勞動力時代。2002年至2009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遞增幅度為10.13%,但職工工資扣除物價因素后的年均增長為8.18%。長期看,勞動力成本上升才剛剛開始,未來還有很大空間。勞動力成本上升也反映了新一代勞動者的要求。隨著“80后”“90后”人群和“新一代農民工”走上就業崗位,他們渴望得到比父輩們更高的工資水平和更好的福利待遇。
2.2.2勞動力供給高峰將結束
按照聯合國中方案人口預測,從2015年開始,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在達到10億人之后,絕對數量就從提高的趨勢轉而逐年減少。而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的快速下降則已經開始。今后20~30年間,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將逐漸減慢,不僅低于發展中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北美發達國家。在這個趨勢中,勞動年齡人口內部的年齡構成也同時發生變化,即趨于老齡化。2005~2030年間,中國50~64歲的老年勞動人口將增加67.1%,而15~29歲的年輕勞動人口則減少18.8%。從這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看,人口轉變的較早完成及其引起的人口結構變化,不僅意味著人口的日益老齡化,也意味著勞動年齡人口相對減少和絕對減少的相繼發生,以及勞動年齡人口的老齡化,從而勞動力的短缺或遲或早終究會成為現實。據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最新預測,本世紀中葉之前的人口動態有三個轉折點:(1)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從2006年開始進入穩定期,而從2010年起趨于下降;(2)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從2011年起即趨于穩定,2022年以后則大幅度減少;(3)總人口在2030年前后達到峰值,為14.39億人,隨后絕對減少。這個預測表明,中國人口總量增長和結構的轉折點,比大多數人所預期的要來得更早。相應地,人口轉變形成人口年齡結構三個階段的交替也較早來臨,有利的人口結構將會提前發生變化。從人口結構變化趨勢看,勞動力供給高峰即將結束。
2.3從全要素生產率來看
2.3.1存在通過提高TFP來促進經濟發展的必要性
由于資本和勞動力增長的約束,存在通過提高TFP來促進經濟發展的必要性: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先例表明,單純依賴生產要素投入實現經濟擴張,生產率沒有實質性增長的國家,盡管在一定時期也可能實現高速增長,但是,最終都被證明是不具有可持續性的。例如,前蘇聯曾經表現出比西方國家快得多的經濟增長速度,但是,由于其增長是典型的靠增加投入而在外延上實現的,生產率對增長的貢獻微小,而且呈現日益降低的趨勢,導致經濟增長不能持續。決定經濟增長有兩種效應:一是水平效應即短期效應,即指在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不變的情況下,資本投入會產生一個短期的增長效應,只要增加資本投入,經濟水平就會提高。一是速度效應即長期效應,即加快技術進步,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加快經濟組織變革,就會產生一個長期的增長效應。從今后來看,提高中國勞動力的增長率已經不太可能,盡管未來勞動力供給的絕對數還加,但增長率并不會很高,低于1%。從資本增長率來看,中國國內的儲蓄率在40%,也不大可能再進一步提高,因為中國是一個高儲蓄率國家,也是高的國內投資率國家,在這方面已經是世界最高水平國家之一。那么,中國今后經濟高增長的關鍵,主要是提高TFP。
2.3.2具備通過提高TFP來促進經濟發展的可能性
從發展現狀來看,以技術創新為主要表現的TFP增長具有極大的空間,具備通過提高TFP來促進經濟發展的可能性。我國經濟三十年的增長中,技術進步的貢獻率在不斷下降,從1979到2007年,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是9.6%。從80年代到90年代,其貢獻率大幅增加了約8個百分點,但2000年之后,又下降了約7個百分點。主要原因在于技術研發上投資的不足,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較大差距。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投資的質量問題影響了科技進步的速度和效果。從時間段1990~1999年到時間段2000~2007年,中國的資本增長率提高了約4個百分點,達到了14.16%,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提高了約12個百分點,達到了66%,科技進步的貢獻率卻降低了約7個百分點。資本投入的高速增加和金融市場的不完善導致的一系列諸如資金的流向不合理、產業結構的失調和資源配置結構不合理等問題很有可能會導致科學技術向經濟效益轉化效率的降低。依據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09年《MainScienceandTechnology》公布的最新R&D數據來看,中國R&D/GDP比例1999年以后才開始逐步上升,2007年達到1.44%,高于同期俄羅斯的1.12%、巴西的1.11%,但與美國、日本以及歐盟國家總體水平相比還有很大差距,美國、日本和德國的R&D費用分別是中國的7.6倍、3.1倍和1.7倍。2007年中國研發人員人均R&D經費比例更低,在可獲得數據的38個國家(地區)中,仍只列第33位,約為德國和日本的1/6、英國的1/5、法國和韓國的1/4。而作為創新主體的大中型企業2007年的高技術產業R&D經費占R&D經費的比例只有25.8%,這一比例遠低于英國、美國和法國的40%,韓國的53.8%,也低于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30%以上的比例。因此,制定恰當的技術創新戰略——技術引進和自主創新并重的戰略,特別是加大高新技術研發投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是否能夠擺脫高技術產品的低附加值化的關鍵,也是深化專業化優勢的關鍵。從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構成看,由于技術創新的不足,我國經濟結構長期處于低層次的水平,三次產業的比重失調。2008年我國第一、二、三次產業的比重分別為11%、49%和40%,第二產業比重過高,而第三產業比重一直較低,我國服務業的比重一直沒有超過第二產業。在技術創新較弱以及對經濟貢獻率不斷降低的情況下,未來加大自主創新和技術引進,可以有效改善我國的經濟結構,促進結構升級。
3經濟增長要素結構調整的基本思路
[關鍵詞]居民消費 經濟增長 貢獻 對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物價水平逐年升高,年平均增幅為4.3%,從各地區看價格增幅不平衡,差異較大。居民消費增長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總需求增長最主要、最穩定和最安全的推動力。除個別年份,消費增量占經濟增量的比重一般在60%左右波動。總消費中,居民消費的比重一直在80%左右,處于主導地位。對經濟增長、居民消費進行定量分析時,根據它們的統計特性和經濟含義,反映經濟增長情況的數據選用國內生產總值指數GDPI,反映居民消費水平的數據選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
雖然近年我國外貿出口有了較大的恢復性增長,但從外部來看,整個世界經濟仍存在著許多不穩定因素,不排除經濟衰退的可能,這影響了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再看投資拉動,近年的宏觀經濟政策雖然風光無限,卻只有國家投資在唱獨角戲,盡管政府出臺了一系列促進民間投資的政策措施,但民間投資市場仍不活躍,財產保護、融資和政策公平三大屏障難以跨越,產業結構升級緩慢,投資熱點不明確。因此,民間投資在今后一兩年內不可能變得十分活躍,經濟增長只能主要依賴于消費需求。
一、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析以及我國居民消費潛力分析
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出口需求被稱為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GDP=C+I+NX)。其中消費需求包括居民消費、政府消費,居民消費又包括城鎮居民消費和農村居民消費。由于投資需求奏效遲滯,出口需求不穩定,所以從長期來看擴大消費需求必將成為刺激經濟增長的主要手段。
從1981―2005年各要素的平均貢獻率來看,居民消費平均貢獻率為48.28%,政府消費平均貢獻率為11.99%,投資平均貢獻率為35.81%,凈出口平均貢獻率為4.74%。居民消費和投資需求是拉動GDP增長的主要力量。居民消費和投資對GDP的拉動作用可以分成兩個階段,198l~2000年,居民消費對CDP的貢獻率高出投資對CDP的貢獻率;2001~2005年,居民消費對GDP的貢獻率急劇下滑,最低下滑至2003年27.5%.而投資對CDP的貢獻率迅速上升,最高上升至2003年66.87%。投資過熱而居民消費疲軟的現象暴露出我國產業結構與消費結構的和諧度偏低。中國是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消費市場,經濟的增長應該靠內需拉動,因此,以消費需求結構為導向,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才能使消費與投資實現良性循環,保證國民經濟健康運行。
90年代初,我國城鎮居民進入了消費結構變動平緩的積蓄準備期。根據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消費品市場成長經驗,消費革命第一浪與第二浪之間一般要經歷7-10年的積蓄準備期。從消費結構變動周期的經驗波長和我國近年的市場表現看,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結構開始從變動平緩的積蓄準備期向變動劇烈的消費革命期過渡。
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雖然出現最終消費率不斷下降的現象,但這并不表明我國居民消費需求擴張潛力不足。事實上,我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迅速,擴大消費需求的潛力巨大。由于前幾個五年計劃時期,我國加大了對能源、交通運輸和農業等“瓶頸”產業的投資,我國的“瓶頸”產業部門對經濟增長的支撐能力明顯增強,使我國GDP潛在增長率的供給下限抬高;同時,市場競爭加劇對需求擴張的自發抑制作用,使我國GDP潛在增長率的上限下移。據測算,今后10年內我國GDP潛在增長率年均約為7%一8%,這樣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世界上仍位于前列。經濟的快速增長將使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保持較快增長。據測算,城、鄉居民收入在未來幾年可以分別保持6%和5%左右的增長速度。
此外,農村人口城市化將帶來巨大需求。目前我國人口城市化水平為30%,根據工業化中期階段人口轉型的國際經驗和我國城市化現實水平推算,我國正進入城市化加速期。1978―1996年,我國城市化率平均每年以0.625個百分點的速度增加。據此推算,到2008年,我國人口城市化水平將會提高到37%,每年將有2000萬-4000萬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居民。目前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費水平為農村居民的3.4倍,2000萬-4000萬人口轉型每年可增加消費需求1000―2000億元。
二、擴大居民消費需求的政策選擇
在我國供過于求市場總體格局成為常態的大背景下,經濟運行中對居民消費潛在需求轉化為現實購買力的不利因素多于有利因素,居民消費在未來幾年總體上自發走勢為平穩略降,必須實行強有力的擴大消費的政策措施。
1、提升消費結構,拓展消費空間。消費結構是隨著經濟發展、收入增長而不斷升級換代的,合理的消費結構可以使消費得到全面實現,從而拓展消費總量。要順應農村消費結構升級,生產符合廣大居民需要的實用、功能簡單、價廉物美的產品,擴大居民消費需求。要積極推動消費需求轉型升級,提高服務消費的比重。應加強衛生服務、家政、維修、食品配送等便民利民服務,開辟老年護理、休閑保健、健康咨詢等消費新領域,大力推廣旅游、文化、體育等休閑享受型消費。促進服務消費向更廣泛的領域延伸。
2、理順收入分配機制。努力提高城鎮居民收入。隨著各項改革的推進,統一實行城鎮全面貨幣化工資制度的條件基本成熟,未來幾年要將住房等各種實物收入和工資外收入分配統一納入貨幣化工資。在城鎮住房制度改革中實行住房工資和住房支出明補明收、先予后取政策。一方面,增加住房工資以增加貨幣供應量,提高工資水平,改變居民收入預期,刺激消費品市場需求;另一方面提高住房租金水平和住房公積金水平,通過住房分配貨幣化可增強居民消費信貸的還貸能力。要提高政府公務員和企事業單位職工工資,改變連續幾年城鎮居民收入增幅下降的局面,通過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改變消費者收入預期,增強即期購買力。
3、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創造良好的消費環境,開拓農村市場。建立健全各項社會保障制度,尤其是加快建立并健全農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和農村醫療保障制度;完善教育收費制度,把教育成本控制在廣大農民能夠承受的合理范圍之內,建立公平而合理的教育收費制度;改善商品和服務的供給結構,構建有利于農村消費的環境。研究表明,交通通訊、文娛用品和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三大消費領域將是農村居民的消費熱點。穩定和降低這些商品的消費成本,對提升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和改善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意義重大。因此政府有必要對供電、電話、移動通信等壟斷行業商品或服務的定價實行行政性的干預;對糧食之類的基本生活必需品,也應通過市場進行有效的調節。
4、強化信貸消費,配套信貸消費法律法規。首先,相關部門要加大宣傳力度,積極鼓勵開展信貸消費,同時要大力普及信用文化,加快信用立法,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規范和鼓勵信用服務中介機構的發展。其次,政府及金融等相關部門協調聯動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信用體系,發展農村消費信貸。由于農村的環境、生活條件、經濟狀況等與城鎮居民有很大的差別,因此需要建立具有農村特點的信用體系,逐步擴大住房消費信貸規模,增加品種,拓寬消費信貸領域,確定合理的消費信貸利率,使更多的居民能接受信貸消費方式。
保持經濟持續、快速發展,要依靠投資、消費或凈出口拉動。我國連續幾年實行的投資拉動政策對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起到了明顯的作用。但此后,投資過熱導致商品過剩現象日趨嚴重,并引發了企業利潤率下滑。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難以解決過剩與增長并行的矛盾,長期來看,難以保證經濟的快速增長。近兩年,隨著我國進出口額的激增,貿易摩擦不斷發生,同時我國經濟受世界經濟波動的影響愈來愈大,造成單一依靠出口拉動很難保證經濟的平穩運行。消費不僅是經濟運行的結果,還是經濟運行的前提。消費者的支出就是生產者的收入,消費支出提供就業機會和收入,工作收入引發再次消費,如此循環,形成經濟的良性增長。因此,要保持我國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最終還要依靠消費需求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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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自主創新;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支撐
[中圖分類號]F20;G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09)07-0029-04
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是我國應對未來發展和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重大發展戰略。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是一種兼顧發展的效益增長與發展的數量增加的嶄新發展理念,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體現。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是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與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貫徹到現代化建設各個方面,即要將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推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一
回首世界經濟發展的路徑,無外乎選擇創新依靠型、資源依賴型或者技術依存型。以創新依靠型選擇取代資源依賴型、技術依存型的發展路徑,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由要素驅動型向創新驅動型的轉變,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和創新型國家的必然選擇。創新型國家的發展經驗表明,創新對于經濟發展的貢獻率與日俱增,越來越高于資源型投入的貢獻率,資源依賴型逐漸被創新依靠型的發展路徑選擇所取代。薩繆爾森(Paul.Samuelson)等經濟學家對美國1900-1996年間的經濟增長進行研究后發現,在人均產出每年1.8%的增長中大約有1.5%(約占83%)來源于技術進步。索洛(R.Solow)、丹尼森(E.F.Denison)、庫茲涅茨(S.Kuznets)等人所做的統計分析以及羅默(PRomer)、費格伯格(J.A.Fagerberg)、阿羅(K.Arrow)等理論經濟學家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技術創新已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的關鍵,經濟增長最持久的源泉在于知識生產和人力資本積累,技術進步和創新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核心驅動力。實際上,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科技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與日俱增,20世紀初,僅為5%~20%,到60年代,這個比例上升到50%左右,80年代,則高達60%~80%,90年代甚至達到了90%。回眸世界經濟與創新發展史,在過去50年、100年、200年中收入增長的主要源泉并不是資本的積累,而是技術的進步。索洛證明,實現持續經濟增長的途徑是技術升級,美國經濟增長大約80%源于技術創新,僅20%左右源于資本積累。創新對社會經濟發展貢獻率的與日俱增,以至于理論和實踐都使世界領先的經濟發展模式成為所謂的“知識經濟”或“新經濟”(美國人曾如是說)。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認為,知識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是指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核心的,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的基礎上的經濟。
當然,世界經濟發展的教訓也從反面證實,創新對于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意義。國際上人均達到1萬美元的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都會遇到一些共性的問題,其經驗教訓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特別是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是如何處理的尤其需要我們注意。在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時,世界上出現了兩種情況,一種是像韓國、芬蘭等國家,它們建立了自主的產業體系;還有一種是像拉美一些國家,因其沒能很好地解決這個時期的問題,落入了“增長的陷阱”。其重要原因在于,這些國家發展的自主性較差,增長動因依賴于國外的技術、資本等要素,缺乏創新能力,喪失了發展的獨立性,國際上經濟任何的風吹草動都會在國內引起軒然大波。同時,1997年7月由泰國開始引發的亞洲金融危機至今令人記憶猶新。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東南亞金融風暴到來3年之前,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克魯格曼教授就《東亞經濟的奇跡》,指出,“東亞各經濟體經濟奇跡建立在浮沙之上,沒有技術創新的支撐,很快就會出問題。”因此,進入21世紀后,創新已經成為各國增強企業抵御經濟風險能力的重要源泉。
二
我國經濟發展的資源性約束日益明顯,資源人均相對擁有量日漸萎縮,但原有的經濟增長模式的慣性難以在短期內克服,資源投入量大且資源利用率低下,經濟增長方式粗放。中國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巨大剛性表現為資源性約束與增長模式慣性。
我國人均資源短缺。耕地、淡水、能源、鐵礦等重要戰略資源的人均占有量均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到1/3。全國600多個城市有一半缺水,森林人均面積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林地、草地、濕地也在逐年減少。石油、鐵礦、銅礦等礦產資源十分緊缺,對外依存度均在40%以上。生態環境也面臨巨大壓力。水、大氣、土壤等污染嚴重,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排放已居世界前列;生態系統整體功能下降,抵御各種自然災害的能力減弱。我國目前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加快發展階段,對能源、資源等的需求將不斷增加,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容量限制這兩大約束將始終存在。如果繼續沿襲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發展方式,不僅資源難以為繼,環境難以承載,而且最終可能影響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目標的如期實現。
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資源能源的高投入基礎之上的。例如,2005年中國消費的原油、原煤、鐵礦石、鋼鐵、水泥、氧化鋁分別占到世界消費量的7.4%、31%、30%、27%、40%和25%,尤其是有些資源產品增量部分所占的比例更大,其價格也隨之上揚,進而使得中國的經濟增長付出了較大的代價。中科院2006年出版的《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公布了中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資源總體消耗狀況比較,以及中國資源消耗總量的國際排名。可以看出,中國資源環境壓力的形勢嚴峻,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任務日趨緊迫。報告指出,當年中國的GDP(按匯率計算)約占世界的3.9%,但可以看到,重要資源包括煤炭消費量、鋼材消費量、水泥消費量、常用有色金屬消費量、年淡水使用量、化肥消費量、海洋年捕撈生產量等均為世界第一,分別占世界的31.9%、27.0%、45.6%、19.1%、15.8%、28%和17.3%;一次
能源消耗總量、石油消費量、精煉鋁消費量、精煉鉛消費量、精煉鎳消費量、紙和紙板總消費量為世界第二,分別占世界的12.3%、7.3%、19.0%、17.0%、10.7%、14.2%。同時,主要危害物的排放量也令人堪憂,其中有機水污染物排放量、SO2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一;燃料燃燒產生的CO2位居世界第二,占世界的14.9%。同時,能源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是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物質保障。我國人均能源資源占有量僅為世界人均的一半,但我國目前能源資源的消耗量已占到世界的第二位,能源利用率僅為33%,遠低于43%的世界平均水平。從資源的可再生和不可再生分類方法來看,我國資源的投入結構與使用結構存在明顯的不合理性。原油、原煤、鐵礦石、鋼鐵等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量約占世界的一至四成;煤炭消費量、常用有色金屬消費量均位列世界第一。
物質消耗量這么大,但生產出來的價值量又比較低。就是用同樣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價值量只有發達國家的1/4到1/6。2003年我國GDP增長為9.1%,增長總量不到世界GDP增長總量的4%,但我國能源消耗卻占到世界總消耗量的30%。我國每增長單位GDP增長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國的4.3倍、德國和法國的7.7倍、日本的11.5倍。而且,高物耗、高能耗加劇了中國巨大的資源對外依存度,2003年中國鐵礦石對外依存度超過52%,銅接近70%,鉀超過80%,石油消費的對外依存度也逐年提高。
應當看到,勞動力比較優勢之路將越走越狹窄。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利用勞動力比較優勢,通過大規模的引進外國直接投資(FDI),借助其技術溢出、人才溢出和市場溢出而獲取國外的先進技術,促進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和結構調整,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隨著國民經濟的不斷發展,一些新的問題和矛盾開始凸顯:利用“搭便車(free tide)”越來越難以獲取國外的先進技術,技術溢出的陷阱往往導致技術的擠出效應,致使產業鏈上游企業難以增強自主研發能力獲取自主品牌。由于自主創新能力不強,自主品牌較少,我們生產的產品利潤率過低。同時,迫于人民幣不斷升值和投資母國國內就業壓力,勞動力成本必將逐步提高,勞動力比較優勢也將逐步喪失,我們越來越難以從單純的勞動力比較優勢中獲得應有的利益。
“原始性創新能力缺乏,集成創新能力缺失,加之科技引進模仿的邊際效應遞減(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其結果是科技創新能力低下。長此以往,就不會擁有自主核心技術、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最終導致所謂‘一低兩高’,即科技進步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率低、對外技術的依存度高與對能源資源的依存度高。”因此,“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必須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科技進步不僅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也是實現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最重要手段。”由于我國并不具有要素稟賦優勢,資源相對貧乏且利用率較低,資源消耗與環境污染較為嚴重,資源與環境對于經濟發展的約束性日益增強,且勞動力比較優勢之路將越走越狹窄。要求我們增強國家的創新能力,以創新依靠型選擇取代資源依賴型、技術依存型的發展路徑,以創新替代資源的投入,并提高資源投入的利用效率,實現經濟發展由要素驅動型向創新驅動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嬗變,成為我國未來發展戰略的必然選擇。
三
隨著創新對社會經濟發展貢獻率的日益提高,推進自主創新有助于建設環境友好型和資源節約型社會,因此,倡導自主創新有助于經濟增長數量和效益的提高。要言之,中國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必須依靠國家自主創新能力的支撐。“自然資源是人類發展的基礎。自然資源的價值體現于它的稀缺性,要從根本上緩解以至解決資源的稀缺和短缺問題,唯一地取決于人類能否借助科技的發展,科學、理性而合理地開發資源和更為有效地利用資源。”自主創新可以通過提供新的產品、新的服務來形成和發展新的產業,可以提高生產力構成要素的質量和水平,可以與產業結構的其他制約因素共同促進產業結構變動。借助技術創新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影響產業的投入產出狀況以及生產要素的配置和轉換效率,進而推動產業結構變革。從供給方面看,自主創新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主要是通過提高勞動者素質,改善生產的物質技術基礎,擴大勞動對象范圍,提高管理水平等途徑來實現的,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具有直接性;從需求方面看,自主創新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則是通過影響生產需求、消費需求以及出口,借助于需求結構變動來實現的,具有間接性。在現實經濟發展中,這兩種影響共同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概言之,自主創新對于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提供支撐的傳導機制表現在:在推進經濟發展要素驅動型向創新驅動型嬗變的進程中,不斷促使企業成為自主創新主體,通過產學研的結合,促進科技創新成果轉化,從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大力促進第三產業發展,最終實現又好又快發展。
我國不斷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應從以下諸方面進行路徑選擇:增強致力于自主創新的自信心,將增強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作為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的中心環節,充分發揮政府對于自主創新的政策引導作用,建立完善的自主創新體系,發揮企業作為自主創新的主體地位與作用,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首先,我們應樹立致力于自主創新的自信心,充分認識我國倡導并從事自主創新所具有的基礎與優勢,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貫徹到現代化建設各個方面。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3位,經濟規模、出口能力居于世界前列,已經有了一定的實力來增加技術開發與創新投入;具有較完善的學科體系和較雄厚的技術基礎;企業研發投入逐漸加大;自主研發有了一定的人才條件,我國科技工作者約為4000萬人,研發人員約為150萬人(年當量),其中科學家和工程師約為120萬人(年當量),其數量分別位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特別是國內涌現了一批通過自主研發在市場競爭中迅速發展壯大的創新型企業與創新型區域典范,創新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逐步提高。我國出現了如深圳這樣的創新型區域,也涌現了諸如華為、中興、海爾等類似的創新型企業。這些創新典型。為我國企業推進自主創新活動的開展樹立了很好的典型示范作用,同時也堅定了我們致力于自主創新的信心與決心。
其次,將增強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作為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推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我國
正處于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加速發展和經濟快速成長時期,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對科技的需求十分緊迫,科技創新成果應用潛力巨大,市場空間廣闊,這是依靠創新驅動發展的重要引擎。而且,“新一輪宏觀調控,必須以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特點,要求經濟要素的協調配置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依靠技術進步和創新是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唯一出路。在這一意義上,創新是新階段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創新能力不強成為制約我國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因素,長此以往只有通過非創新性要素的投入獲取粗放型增長。應當認識到,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是轉變增長方式和調整產業結構的中心環節。從粗放經營到集約經營,從高消耗、高污染到節約資源、清潔生產,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實現又好又快的發展,取決于自主創新。充分發揮自主創新對于資源能源投入的替代性與增效性,應用高新技術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生產過程的能源消耗,減少環境污染,使經濟發展模式由“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率”向“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高效率”轉變。通過增強自主創新能力,開發和推廣節約、替代、循環利用的先進適用技術,發展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護土地和水資源,建設科學合理的能源資源利用體系,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資源依賴型和技術依存型的發展路徑選擇,顯然是行不通的。必須進行創新依靠型的路徑選擇,以經濟發展的創新驅動型取代要素驅動型,增強發展的協調性,在優化結構、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護環境的基礎上,努力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再次,發揮自主創新對于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支撐作用,應當妥善處理企業與政府的互動關系,充分發揮政府對于自主創新的政策主導作用。企業天然地作為自主創新主體,但不能由此而否認政府在推進自主創新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推卸政府應當承擔的責任。相反,由于自主創新具有風險性、長遠性和持續性,自主創新天然地存在系統失效的特性,因而,政府對于自主創新的宏觀調控成為必然。政府應在推進自主創新促進又好又快發展進程中充分發揮主導作用,在引導企業增加創新投入、財政支持、稅收激勵等方面,為增強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提供有效的政策和體制環境;在營造有利于自主創新的社會文化氛圍與完善并實施政府采購制度等方面充分發揮政府的職能與作用。作為推進自主創新促進又好又快發展的主導者。政府投入政策應體現政府的資金扶持性與政策導向性,可以引導和激勵企業加大對創新研發的投入;各級政府應大力宣傳自主創新精神,樹立自主創新的先進典型,在全社會營造有利于自主創新的文化氛圍;完善并實施政府采購制度,為自主創新提供間接財政支持。政府采購是一項既能節約政府開支,又能間接扶持國內企業自主創新的良性制度。目前西方國家政府采購的金額已經占到GDP的10%到15%之間,主要是為了縮短高科技產品進入市場的周期,提高其競爭力。它們普遍采取高價購進低價銷出的政策,加快用高科技產品取代傳統產品。對高科技產品進行大規模政府采購,從本質上講是打破市場自然競爭的周期和規律,用經濟手段對落后技術、落后產品、落后企業進行強制性淘汰,讓高科技產品在最短的時間里提高市場占有率,從根本上建立起創新帶動型發展模式。我國政府采購的市場規模也將逐漸增加,1998年只有30億元,截止到2007年我國政府采購規模已經達到4千億元,雖然僅為GDP的1.62%,但政府采購市場巨大。各級政府要完善采購制度,認真執行自主創新產品的政府首購訂購制度、獎懲制度和進口產品審核制度,改變以往政府采購中“同等優先”甚至“先外后內”的觀念與行為,給予國內企業的自主創新產品優先待遇。
時針撥回“十二五”規劃之初,“中國號”經濟巨輪經過30多年快速航行,以“當驚世界殊”的氣魄,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塊頭大,不等于結構好;體量大,不等于質量高。如何在全球經濟陰霾籠罩的不利影響下,保持“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的增長態勢?怎樣在經濟快速上升的同時,擠干水分、撇去泡沫,提高“含金量”?轉型升級、提質增效,可謂刻不容緩。
“現在不拿出壯士斷腕的勇氣,將來付出的代價必然更大”。從去掉“唯GDP論”的緊箍咒,到打響化解產能過剩攻堅戰;從將生態文明納入“五位一體”總布局,到下好簡政放權“先手棋”,“十二五”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以來,我們以有力的宏觀調控、合理的風險應對、積極的結構調整,在“十二五”前四年保持了年均8%的增長,農業實現“11連增”、工業發展向中高端邁進、服務業成為第一大產業。新常態下,新的活力正在迸發、新的動力正在聚集,中國經濟動車在換擋調速之中,一路平穩向前。
轉型,必然帶來陣痛;升級,難免會有波折。一段時間里,中國經濟面臨新舊動力轉換的挑戰,經濟增速由高速切換到了中高速,一些省份GDP甚至出現負增長,這也讓世界皺起了眉頭。而中國股市的劇烈波動,更引發一些外媒關于中國是“世界經濟風險之源”的臆測。然而,發展之路從來不可能一帆風順。經濟周期好比人的心電圖,只要在合理區間一起一落,都屬正常。理解“十二五”奠定的基礎、展望“十三五”可期的未來,可以從“形”與“勢”兩個方面,把握住中國經濟穩定向好的基本面。
先看“勢”。中國經濟體量大、規模大,即使是現在的增長速度,也是不得了的。更何況,“十二五”規劃期間,中國經濟增速雖有一定回落,但依然領跑世界主要經濟體;經濟總量也是跨越“10萬億美元”的門檻,穩居世界第二,約是日本的兩倍;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1/4。風物長宜放眼量,站在歷史周期、世界大勢來看,在全球經濟“亞健康”的壓力之下,中國仍可謂是“穩定之錨”,風景獨好。
再看“形”。“十二五”期間,無論是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跑贏投資達到60%,還是氮氧化物排放首次出現下降,產業結構的調整、增長方式的轉變,無不令人欣喜。而從增長動力而言,與“互聯網+”的融合,讓傳統產業煥發新生。從“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到“中國制造2025”,從價格改革到國企改革,市場梗阻、發展路障被清除,全社會的活力得到進一步釋放。正如德國中國問題專家弗蘭克?澤林的判斷,一國經濟體增長放慢不一定意味著危機,也可能是成功的現代化的結果,中國經濟正由數量型增長轉向質量型增長。
一、2008年房地產市場運行狀況
金融業和房地產業某種意義上是對孿兄弟,世界金融危機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中國,而房地產行業則受到顯著影響。2008年房地產行業發展面臨的宏觀環境發生重大轉變:一是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2008年以來全球經濟進一步惡化,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相互拖累加速了世界經濟向下的調整過程。在來自國內外的雙重壓力下,我國國民經濟增長出現明顯回落。初步核算,全年國內生產總值300670億元,同比增長9.0%,增速同比回落4.0個百分點。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長10.6%,二季度增長10.1%,三季度增長9.0%,四季度增長6.8%,至此,國內GDP增速已連續5個季度下滑。二是房地產行業調控政策悄然轉向:從宏觀政策的密集調控對象到再次被定位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從想方設法平抑價格狂飆、降溫投資投機熱度到運用信貸、稅收政策千方百計地去刺激需求,一系列促進房地產行業健康發展的調控政策將對行業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房地產行業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包括3個方面:第一,作為投資的一部分,房地產開發投資對GDP增長的直接貢獻;第二,房地產開發投資通過關聯產業帶動GDP增長的間接貢獻;第三,房地產開發投資通過拉動消費對GDP增長的引致消費貢獻。1998年以來,我國房地產業得到迅速發展,房地產開發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波動上升。近年該比重基本保持在18%左右。房地產行業對GDP增長貢獻率在穩步上升。2008年中國房地產市場經歷一場夢魘。受世界金融危機影響,2008年,房地產行業投資增速趨緩,施工面積、竣工面積、新開工面積等都出現同比下降的態勢。從全國范圍看,房地產行業對GDP增長的直接貢獻度在降低。上海市統計局數據顯示,2008年上半年上海GDP同比增長10.3%,略低于全國水平,這是上海近年少有的現象。房地產的貢獻率為負,導致GDP少增0.4個百分點。從全年視角看,2008年1-12月份,上海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4.5%;商品房竣工面積同比下降26.8%;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下降37.9%,其中住宅下降40.1%;另外,存量房交易也同比下降了三成。而全國其他城市情況雖各有不同,但房地產的貢獻率都會或多或少下降。
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2008年1-12月,全國房地產開發土地購置面積為36785.4萬平方米,同比減少8.6%,比2007年同期減少19.6個百分點;房地產完成土地開發面積為26033.3萬平方米,同比減少5.6%,比2007年同期減少了6.3個百分點;2008年1-12月全國房地產房屋施工面積為274149萬平方米,同比增長16%,與2009年前幾個月相比增幅在繼續減慢,且減幅繼續擴大,而用于住宅方面的施工面積同比增長16%,達到216671.4萬平方米,比2007年同期也減少了6.9個百分點,同期,房地產新開工面積同比增長速度明顯放緩,僅增長2.3%,比2007年同期減少了17.1個百分點;2008年1-12月全國房地產房屋竣工面積為58502萬平方米,同比減少3.5%,且用于住宅的房屋竣工47749.7萬平米,同比減少4.2%,不可銷售面積的房屋竣工3503.6萬平米,同比減少18.2%,房屋竣工面積2008年比2007年有了一定的萎縮。
圖1 2008年1-12月全國房地產土地開發及銷售面積情況
從區域分布上來看,2008年以來房地產開發投資仍然表現為中、西部地區領跑東部地區。具體來看,東部地區完成投資18325億元,同比增長17.1%,增幅同比下降8.9個百分點;中部地區完成投資6287億元,同比增長31.7%,增幅同比下降3.7個百分點;西部地區完成投資5967億元,同比增長22.7%,增幅同比下降16.8個百分點。中部和西部地區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分別比東部地區高14.6和5.6個百分點。說明政府在穩定東部及部分省份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同時,要重點控制中、西部和一些增長過快省份的房地產開發投資。
圖2 2007-2008年各月累計東、中、西部地區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率變化情況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世界金融危機影響房地產行業的另一個因素是金融機構相關資產減值,對房地產信貸意愿不足。同時,房地產金融調控政策并未有效放松,雖然央行在增加流動性,國務院辦公廳“131號文”支持合理的房地產開發貸款,但商業銀行“惜貸”心理嚴重。房地產企業融資渠道不暢,在市場成交量持續低迷的情況下,一些房地產開發企業面臨生存問題。從開發資金來源角度看,2008年1-12月,全國房地產開發企業本年資金來源38146.0億元,同比增長1.8%。其中,國內貸款7257.6億元,增長3.4%;企業自籌資金15081.3億元,增長28.1%;其他資金15081.9億元,同比下降16.4%。其中,個人按揭貸款3573億元,下降29.7%。在開發資金來源結構中,個人按揭貸款下降比例最大,這部分資金實際上對開發企業現金流非常重要。
表1 2007年12月-2008年12月累計全國房地產開發企業資金來源及同比增長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