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與經濟學的關系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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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學與經濟學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人與自然;可持續發展

一、自然的概念

人與自然界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被稱為自然觀。其中主要涉及到人與自然的關系,社會與自然的關系,自然界的構成,自然界的生成與演變等等。其中人與自然的關系理論是貫穿于自然觀中的主線。人類對自然有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的理解。廣義的自然是指包括人類社會在內的由各種物質運動形式和存在形式構成的宇宙世界。狹義的自然是指人類棲息的地球,它是自然生態狀況以及維持地球生存與發展的各種自然條件的總和。對自然的理解“自然界是人類生存和活動的自然條件的總和,是人類實踐活動所指向的對象,是人類物質生產中的要素。”這種狹義的自然界在范圍上小于廣義的自然界,并隨著人類實踐的發展和深入,其范圍會逐漸變大,只有與人類的實踐活動相關的自然界,對人才有意義。

二、人與自然關系的探析

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使人類獲得了機器生產力,開創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新階段。從此人類告別以手工勞動為主的農業文明時代,進入工業文明時代。在這一時期,人類以大規模破壞自己生存的自然環境來換取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這是人類錯誤認識人與自然關系的結果。這種錯誤認識直接導致了人類對自然界無節制的掠奪和破壞,使得人與自然的關系變得越來越不和諧。我們應該懂得生產力不但包括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更應該包括人類協調和保護自然的能力,真正的生產力應該是這兩方面的統一。

(一)經濟發展的本質是人與自然的關系

十七世紀中葉,政治經濟學逐漸形成一門獨立的科學,并發展成為專門研究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規律的理論科學。最初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如何使財富增長以及生產和分配的規律。后來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人口和財富的比例和人們物質福利問題。以上這些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所關注的重點是受階級和時代局限的,而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才科學地確立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人與物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

在任何社會生產中,生產關系都是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互作用的過程。因此我們要發展經濟,就要從生產關系入手,而處理好生產關系的本質就是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人類的生存發展依賴于自然,同時也影響著自然本身結構、功能的演化。人與自然的關系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人類對自然的影響與作用,包括從自然界索取資源,同時享受自然生態系統為人類提供的便利,與此同時將生活生產出的廢物向自然排放,影響并改變自然的原本狀態;另一方面是自然對人類的影響與反作用,包括資源對人類生存發展的制約,自然災害、環境污染對人類生存的負面影響。當人類的行為違背自然規律,就將導致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衡。

(二)政治經濟學視野下人與自然的關系

馬克思在自然觀的基礎上建立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每處都有自然優先的思想,而人與自然關系問題是政治經濟學中最重要的問題。在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中人、自然、社會三者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馬克思認為:人要依賴自然界才能生活,同時也要依賴社會才能生活。這是人在生產實踐中所表現出來的兩種關系:既包括人與自然界的關系,又包括人與社會關系。這兩重關系是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而人與社會的關系本質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因此,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就成為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要堅持在熱愛和尊重自然的基礎上,在生活實踐中人與自然關系能動性的辯證統一,使人與自然關系和諧可持續發展。這都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精髓,也是政治經濟學視野下人與自然的真正關系。

三、處理好人與自然關系的現實意義

二十世紀中期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等為主要標志的第三次科學技術革命,不僅增強了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且使人類生產、生活的各個領域都在發生重大變化,使各國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隨之加深。

在這種大背景下,人類的生產和生活離不開自然環境,也離不開自然資源。自然資源給人類生產提供原料和能源,是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的物質基礎。人類在開發利用資源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以各種自然資源為勞動對象的農業、林業、漁業和礦業。它們構成了社會第一級生產,是其他社會生產的基礎。同時各種自然能源、資源又是人類生產活動得以進行和發展的動力。現在,我們意識到人類無節制行為所帶來的嚴重后果,并提出可持續發展理論來維護人類世界。可持續發展理論強調的是自然與經濟的協調發展,追求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其核心就是,健康的經濟發展應建立在生態持續能力、社會公正和人民積極參與自身發展決策的基礎上,它所追求的目標是既要使人類的各種需要得到滿足,個人得到充分發展,又要保護生態環境,不對后代人的生存與發展構成危害。這種可持續的發展觀與政治經學關于人與自然發展的理論一脈相承。只有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才能真正消除威脅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生態危機,促進人類的繁榮,對中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都具有深遠的意義。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人民出版社,1995.

第2篇：政治學與經濟學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 糖尿病神經病變；高血脂癥；脂質代謝紊亂；干預

[中圖分類號] R587.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3）06（c）-0063-03

糖尿病外周神經病變（DPN）是糖尿病最常見的慢性并發癥，患病率高達50%～90%[1]。其臨床表現復雜多樣，是糖尿病患者致殘和致死的重要原因之一，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因DPN的發病機制迄今尚未完全闡明，故缺乏特異性的有效治療方法及藥物。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脂質代謝紊亂與DPN的發生發展密切相關[2-3]。針對DPN進行降脂治療成為了臨床的新靶點[4]。本文就脂質代謝紊亂與DPN的關系及干預進行探討，旨在為臨床提供療效更佳的治療方案。現歸納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廣東省第二人民醫院2010年8月～2012年8月收治入院的2型糖尿病住院患者200例，其中男112例，女88例，年齡43～69歲，平均（55.9±5.4）歲。根據臨床癥狀及神經電生理檢查結果分為兩組，周圍神經病變組100例（DPN組）和非周圍神經病變組100例（NDPN組）。DPN組患者100例，男56例，女44例，年齡（54.8±7.2）歲，病程（5.4±2.4）年；NDPN組患者100例，男56例，女44例，年齡（56.2±4.8）歲，病程（4.7±2.6）年；兩組患者年齡、病程、體重量指數（BMI）、收縮壓（SBP）、舒張壓（DBP）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見表l。

1.2 診斷及納入標準[5]

所有患者均符合1999年ANA/WHO糖尿病診斷標準，且符合周圍神經病變依據及臨床表現[2]。

1.3 排除標準

①嚴重心、肝、腎、腦疾病，以及其他嚴重原發性疾病患者；②年齡在18歲以下或80歲以上患者；③精神類疾病者，及妊娠或哺乳期婦女；④藥物過敏者；⑤其他原因引起的周圍神經病變，如感染、中毒或外傷。

1.4治療方法

所有患者均使用胰島素治療，并根據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調節胰島素用量。空腹血糖波動于7～8 mmol/L，餐后2 h血糖波動于8～10 mmol/L。予丹參粉針劑0.8 g加入生理鹽水250 mL，靜脈滴注，1日1次；另予維生素B1 100 mg及維生素B12 500 μg，肌內注射，1日1次。14 d為一療程，停藥5 d后開始下一療程，治療2個療程后觀察治療效果。

1.5檢測方法

所有患者禁食8～12 h后次日清晨8∶00空腹抽取肘靜脈血，測空腹胰島素（FINS）、空腹血糖（FPG）、三酰甘油（TG）、總膽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極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VLDL-C）、載脂蛋白B（ApoB）。神經電生理檢查：采用上海海神醫療電子儀器有限公司生產的NDI-092型肌電誘發電位儀進行四肢的常規神經傳導速度檢測（NCV）。

1.6 療效判定標準

臨床療效判定標準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6]制定：顯效：FBG < 7 mmol/L，2 h PG < 8.3 mmol/L，或血糖較治療前下降30%以上，HbA1c< 6.5%，神經傳導速度提高5 m/s；有效：FBG < 8.3 mmol/L，2 h BG < 10 mmol/L，或血糖較治療前下降10%～29%，HbA1c < 7.0%，神經傳導速度提高3 m/s；無效：血糖下降未達到有效標準，神經傳導速度不變。

1.7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6.0軟件對各變量進行正態性檢驗和描述性分析，計量資料數據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如呈正態分布且方差齊，計量資料比較采用F檢驗，如不符合正態性分布則用秩和檢驗；計數資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組間對比采用χ2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實驗室檢測情況比較

DPN組較NDPN患者的血清TC、TG、LDL-C和ApoB水平均顯著增高（均P < 0.05），DPN組患者的胰島素敏感指數（HOMA-IR）明顯低于NDNP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DPN組與NDPN組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2。

2.2 臨床療效

療程結束后NDPN組100例患者中顯效59例，有效29例，無效12例，總有效率為88.0%；DPN組治療后臨床癥狀和體征均得到明顯改善，與治療前比較有統計學意義（P < 0.05）。DPN組治療前后臨床癥狀和體征比較見表3。

3 討論

糖尿病并發周圍神經病的發病機理至今不十分清楚，多數為神經內膜微血管病變繼發性缺血、缺氧所致[7-8]。糖尿病患者并發的對稱性神經病選擇地損害特定神經纖維的施萬細胞、郎飛結或軸索，提示可能是由于脂質代謝紊亂障礙所引起，但血中未能找到具有神經毒性的酮體[9]。血糖的控制與周圍神經病的病情并不一定呈一致關系[10]。對稱性多發性神經病多見于脂質代謝紊亂的糖尿病患者，故第二種假說認為，可能因脂質代謝紊亂，使神經內膜微血管的結構與功能變化，缺氧或缺血，引起血神經障礙，導致神經纖維變性，也是其致病原因之一[11-12]。研究顯示，人及動物糖尿病時，神經內肌醇的濃度減少。而肌醇存在于正常的神經膜上，是聚磷酸肌醇的前身，有調節離子通道的作用。但給予糖尿病性神經病患者增加肌醇攝人量，未顯示任何治療效果[13-15]。本研究探討脂質代謝紊亂與DPN的關系。結果顯示DPN組較NDPN患者的TC、TG、LDL-C和ApoB水平均顯著增高（均P < 0.05），HOMA-IR DPN組患者明顯低于NDNP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DPN組與NDPN組血清HDL-C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提示脂質代謝紊亂是2型糖尿病患者并發DPN的重要危險因素，脂質代謝紊亂可能參與糖尿病神經病變的發生發展過程。

糖尿病神經病變是糖尿病慢性并發癥之一，雖然嚴重影響了患者的生活，但是如果能夠針對糖尿病神經病變的病因做好防治工作，患者還是可以把糖尿病神經病變帶來的傷害減少到最小的。丹參粉針劑可改善血液流變性，降低血黏度，降低血脂，改善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的各種病理因素。本研究采用中藥治療糖尿病神經病變，效果都不錯。療程結束后NDPN組100例患者中顯效59例，有效29例，無效12例，總有效率88.0%；DPN組治療后臨床癥狀和體征均得到明顯改善，與治療前比較有統計學意義（P < 0.05）。提示中藥治療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療效肯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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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政治學與經濟學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西方財政學;財政學理論;理論基礎

    財政學僅是經濟學,還是政治學和經濟學交叉學科?

    最初的專著性西方財政學是從經濟學角度展開論述的,巴斯塔布爾指出,“從最初意義上看,財政科學是經濟研究的產物。”(注:Basbr,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漢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財政學大綱》第一章第三節標題就是“公共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盡管作者接著于下一節“公共財政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也指出了財政學與政治學、歷史學的密切關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關于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觀點。

    與這種經濟學觀相反,西方財政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開始出現了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觀。

    道爾頓(Dalton,H.)1922年的《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第一句就指出,“財政學是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過,由于英美早期財政思想傳統的影響,直至本世紀50年代末為止,認為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財政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主張隨著社會抉擇理論從60年代開始逐步被納入西方財政學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社會抉擇論從威克塞爾開始,就是主張政治程序進入財政分析視野的。為此,作為社會抉擇學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前言”中就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盡管許多財政學著作不再指出財政屬于何種學科,但由于它們所包含的有關社會抉擇論的內容,總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學的分析。所以,現代西方財政學盡管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財政學僅屬于微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學兼有?

    宏觀經濟學是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財政學是談不上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財政政策的成功運用,它逐步進入西方財政學中而成為其重要內容,就很自然了。這樣,西方財政學除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之外,同時出現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財政與預算政策》一書,就鮮明地體現了這點。該書體系分為兩大部分,即“A編:微觀經濟學”和“B編:宏觀經濟學”,前者分析的內容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范圍等問題,后者則分析了經濟結構、經濟穩定與增長、預算與經濟政策等問題。(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紐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財政學引論》指出,公共財政學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務,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穩定,前二者屬于微觀經濟學,而后者即穩定任務則屬于宏觀經濟學。(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溫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財政學:公共抉擇與公共經濟》,也將財政的微觀與宏觀問題分開論述,即該書第三篇為“微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稅收與公共支出;第四篇為“宏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的財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還有許多西方財政學也包括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表明傳統地只局限于微觀經濟分析的西方財政學,已開始接納宏觀經濟內容了。

    但與此同時,許多西方財政論著仍堅持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傳統。這點,只要看一看許多西方財政學仍然不包括財政政策的內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遜(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就明確指出:“……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發展,是限制在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知識范圍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使公共部門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目前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應直接歸功于微觀經濟理論。”(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納(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財政學:民主社會中的收支》一書,也將財政學研究對象歸入微觀經濟學中。他指出:“公共財政學的研究有兩個主要分支:公共抉擇和運用微觀經濟學。……運用微觀經濟學,檢驗的是公民個人對公共抉擇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羅森(Rosen,H.S.)的《公共財政學》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將財政政策內容包括在內,并且也如同其他許多主張財政學僅屬微觀經濟學的財政學論著一樣,設有專門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內容的篇章,作為全書的理論基礎。(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財政學屬于微觀經濟學的主張。

    進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括宏觀經濟分析內容的許多學者,也仍將財政學的分析基點和重點放在微觀經濟分析上。在西方財政學界有著很大影響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茲(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經濟學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認真地說,(本書)不打算包括穩定和宏觀經濟政策內容。……在穆斯格雷夫時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財政學理論》(1959)中包括210頁的有關穩定政策的內容。然而,自那時以來,經濟學出版狀況變了,人們在文獻中對該問題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們的重點僅放在(政府)目標而不是穩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盡管這段話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含有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將財政學重點和基點放在微觀經濟學上的。對此,米爾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總結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學理論》中,他以三個政策目標:配置、分配和穩定等術語,概括了他的主題,……。該書以超過200頁的篇幅研究了穩定問題,即我們現在稱之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在較后的教科書即阿金森與斯蒂格里茲的《公共經濟學教程》(1980)中,宏觀經濟政策問題被排除了。……公共經濟學,甚至公共財政學,被認為僅涉及配置和分配問題。而穩定問題則被留給宏觀經濟學及其教科書。”(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經濟學關于微觀和宏觀的劃分,本身就存在許多問題而爭論不休,這造成了西方財政學的爭論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與斯莫琳斯基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由戴門德(Diamond,P.)撰寫的第八章名為“配置與穩定混一的預算”,資源的配置屬于微觀經濟學問題,而經濟的穩定屬于宏觀經濟學問題,因而該標題清楚表明了作者將宏觀經濟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兩大內容統一于財政的意圖。(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第4篇：政治學與經濟學的關系范文

一、由內而外的研究路徑:國家為中心

國際政治學是研究權力及其分布的學科。從歷史經驗來看，經濟因素(財富)是權力的重要來源，國家力量是國家富裕的必要條件。因此，把政治和經濟結合在一起研究的動力，是對權力來源和運用的分析。從本質上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考察的就是權力和財富之間的互動。

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羅伯特吉爾平認為，二者互動的內在機制可以歸納為回答三方面的問題[1]:首先是市場經濟增長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經濟變化和政治變化之間的關系;最后，國際市場對國內經濟的影響。與吉爾平相似，英國學派的蘇珊斯特蘭奇也對權力的結構作出了解釋[2]。她認為，國際社會存在兩種權力:聯系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聯系性權力是傳統權力政治的范疇，結構性權力由安全、生產、金融和知識四種結構組成。這是斯特蘭奇對財富與權力轉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論[3]包括:相互依存論、霸權穩定論和依附理論。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復合相互依存理論”[4]通過“敏感性”和“脆弱性”兩個概念，突破了純粹的經濟自由主義領域，把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聯系在一起，初步探討了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系。金德爾伯格[5]和吉爾平所主張的霸權穩定論，在嚴格意義上并沒有涉及財富與權力的轉換關系，但是這種理論作為早期IPE的探索，把經濟現象納入政治學的分析框架中，為政治與經濟在學科上的統一做出了努力。基歐漢的后霸權合作論引入了國際機制的研究視角，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轉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論研究市場經濟在國際范圍內發生的影響，則在政治學和經濟學之間搭建了橋梁。不過，依附論建立在一個相對比較靜態的理論模型上，對世界經濟體系中各國經濟地位的變更無法給出合理的答案;同樣，這一理論也無法讓人信服地理解財富和權力轉換的途徑和因果關系。

通過以上簡要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早期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理論，主要目的是從政治和經濟互動的角度，研究國際關系中僅靠政治學無法解釋的現象。但是，由于傳統國際政治的研究對象是國家，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不可避免地帶有政治學的痕跡，落入以國家為中心、由內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這一時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把國家視為統一、抽象的變量。政治學研究對象中的國家，是國際政治中處于單元層次的變量[6]。無論是現實主義者或者自由主義者，都以國家利益為分析對象。他們假定，國家中不同階層和社會團體的成員，對國家利益的認同是一致的。因此，在傳統政治學的分析方法中，國家是統一的整體。即使是肯尼斯華爾茲本人，也無法要求研究者區分體系層次和單元層次的不同變量，更不可能繼續對國家內部的不同政治層次進行區分，

(2)國家是國內政治經濟變革的唯一決定者。傳統政治學認為，由于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國家間的關系幾乎完全由國家自行決定。受到這一思路的影響，學者們更多地把注意力依舊集中在國內政策、條件變化對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可能出現的影響上。

(3)世界經濟體系結構基本穩固，一個國家在這個體系中的國際分工決定了它在體系中的位置。各國政府通過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計劃，可以滿足本國選民的需求，并促進國內充分就業，同時無須放棄對穩定國際經濟所承擔的義務。國內經濟自主和自由國際經濟秩序的準則之間協調一致，是國際政治和經濟體系穩定的一個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紀60年代末，各國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執行國內需求管理政策[7]。

但是，國際關系發展的現實，極大地挑戰了這一時期的IPE理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各國互不相干地執行國內需求管理政策的情況受到了挑戰。商品、貨幣和資本頻繁的流動，使得國內和國際越來越難以截然分開，社會對政府要求提高，各國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開始下降，各國經濟的類似性不斷增加。“幾乎在每一個國家，公眾和私人的需求遠遠比國家滿足這些需求的經濟能力增長得快”[8]。隨著全球化浪潮的到來，本屬于各國內部的經濟管理事務，越來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傳統的“以國家為中心”研究范式，越來越受到國際范疇內新出現的各種政治經濟力量的挑戰。而越來越多的學者也逐漸發現，即使是一個國家內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響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場上也存在著不同的層次。在此基礎上，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思路，開始出現了由外而內的逆轉。

二、由外而內的研究路徑: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

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有學者提出，不能忽視國際經濟環境對國內政治經濟的影響。彼得卡贊斯坦( Peter Katzenstein)在《國際關系和國內結構:工業發達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9]中認為，國際關系的內部化和國內結構的外部化在對外經濟政策決策過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當數彼得古勒維奇( Peter Gourevitch) 。他提出的“顛倒的第二種意向”，突破了傳統國際政治領域視國家為單一行為體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的中介環節，從而奠定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思路由外而內轉型的基礎。

不過，卡贊斯坦、古勒維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漸引起學術界的關注，最終在90年代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的主流，并進而影響到國際關系其他領域的研究。如今的國際經濟學者認為:“如果不抓住國家經濟和世界經濟之間聯系的性質以及這些聯系的變化，我們不能理解國家內部的政治”[10]。

國際政治經濟學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廣泛的關注，是基于兩方面的因素:首先，盡管IPE的興起是為了把現實主義抽象掉的經濟變量和非國家行為體重新納入到國際關系領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國際關系的研究依然以現實主義為主導，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也不能例外，無論是吉爾平或是斯特蘭奇，都是現實主義學者。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注意力，依舊集中在解釋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系上。霸權穩定論、相互依存理論和依附理論，都以全球市場與民族國家處于緊張狀態為前提假設條件。IR{pq|lD=lRl !DpZsP5*6}sPvc:2J66wen ki@v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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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國際環境出現兩個重大的變化:一是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漸深入。全球運輸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貿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體化公共產品的建立，使得國際貿易的流動性大大增加，國際資本市場大幅度擴張，生產要素全球流動的可能性增強。這些變化，幾乎影響了每一個國家的政策選擇。有些影響比較明顯，比如出現關稅同盟，建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有些影響雖然不那么明顯，但在國內政治領域意義更為重大，如跨國行為體對國內政策的影響，利益群體同盟的瓦解與再結盟等。海倫米爾納和基歐漢認為，國際化通過三種途徑影響了國內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發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削弱政府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控制[11]。

論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兩種不同研究路徑：國際與國內來自WWW.66WEN.COM免費

在此基礎上，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思考如何從理論上突破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國家范式，轉而從市場與國家互動的角度來理解當下的國際關系。從大的研究路徑而言，由外而內的IPE理論分為兩類:一類以國內結構作為變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國內結構對國際力量作出什么樣的不同反應;一類以國內行為體的經濟立場為變量，分析利益群體的政策偏好，采納和推行不同的貿易政策應對國際力量。總的來說，由外而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論:

1.“顛倒的第二種設想”[12]

在華爾茲關于戰爭根源的三種設想中，第二種強調的是國內政治體制差異對國際沖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維奇認為，將這種設想“顛倒”過來，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國際體系不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而是后者的原因。這種分析方法的特點是:首先，把國家內部的屬性視為一個隨時間而變化的變量;其次，把國際力量作為國家制訂政策的環境因素。

古勒維奇是在分析經濟危機對國家內部的政治結構、經濟政策的影響時提出這一假設的。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及之后的二戰期間，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在大蕭條之前，各國都從經典經濟學理論出發，通過供給和需求的曲線變動來制訂政策。因此，當1929年經濟危機發生時，各國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價，削減成本，減少投資，其結果是工人工資降低，抑制了購買力，并進而引起經濟發展的動力不足。在此情況下，各國開始探索不同的經濟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貿易的英國開始貶低英鎊的價值，對進口設置關稅壁壘，提高政府補貼，并對工業提供一定的補助。瑞典、德國和美國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們還開始應用經濟學理論探索新的政策，這就是現在為我們所熟悉的——拉動內需和宏觀經濟調控。

古勒維奇認為，國際經濟環境通過中介環節，影響國內政策選擇。“國際體系不僅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經濟聯系和軍事壓力限制了包括政治決策、政治形式在內的一系列國內行為。因此，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是如此緊密，使得二者必須被視作一個整體而同時研究”[13]。

盡管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古勒維奇的探索并沒有形成嚴密的理論，但是他的假設對后來的政治經濟學者提供了這樣幾點啟示: ( 1)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在面對同樣的國際經濟環境時，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應;(2)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治，具有特定的規律; (3)國內利益群體與國際力量的結合，有可能產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結構。正是在“顛倒的第二種意向”的基礎上，奠定了20世紀9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學轉型的方向。

第5篇：政治學與經濟學的關系范文

19世紀，受西方實證主義思想學說影響，人們對政治學的獨立地位、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有了較一致的看法，當時主要以國家政治行為、政治體制與機構、政治理論與原則、政治家的思想行為等為研究對象。20世紀早期，政治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現代意義上的國際關系學也產生于20世紀初，是現實國際關系發展在人們觀念上的反映，是人們對國際關系認識日益加深的產物，相對來說是新學科。傳統上，國際政治學屬于政治學的范疇，而國際關系學則是國際政治學的拓展。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世界范圍內錯綜復雜的國家間矛盾的第一次總爆發，國際關系成為學者們必須密切關注的焦點。

20世紀50年代末，以國際政治現象及其規律的研究為主要內容的國際政治學成為政治學的三個主要分支學科之一，另兩個是行政學和比較政治學。在學科史上，“國際關系”可以說是“國際政治”在空間范圍上的延展，在時間上也存在一定的先后順序。由于這種特征，使得“國際關系學”稍微偏離了政治學領域，與政治學的聯系不如“國際政治學”與之緊密。但反過來說，國際政治始終都是國際關系學研究的重點，原因在于“國際政治”關系一直以來是各種國際關系當中最重要的一類關系。

二、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的不同

（一）學科生成、發展歷程（學科史）的不同

政治學在古希臘時期就產生了，中世紀的政治學和其他學科一樣，受神學統治。近代文藝復興時期，政治學最終擺脫神學束縛，恢復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20世紀早期，政治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國際關系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它的生成是20世紀的事，但這個過程幾乎跨越了整個世紀。國際關系（國際政治）作為一種現象也有久遠的歷史。其實，不管是古代的城邦國家還是現代的民族國家，只要有國家，就存在“國際關系”。“如果把古代學者的研究，諸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研究古希臘城邦國家間關系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TheHistoryofthePeloponnesianWar)和中國記述春秋戰國歷史的典籍《春秋》、《左傳》、《論語》、《戰國策》等視為某種“國際關系”研究的話，那么這種研究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了”。國際關系學到20世紀上半葉還不能說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直到20世紀70年代，它才有了比較像樣的、可稱為一門學科的輪廓。

（二）研究對象與學科特點的不同

它的視角通常會圍繞政治關系，從政治行為、政治體系、政治文化等方面去闡釋政治的本質，關注國家、權力、權利等核心概念，關注人類圍繞這些核心價值所做的價值選擇，關注對自由、正義、和諧等終極理念的追求；國際關系學的研究背景是由世界上所有國家共同構成的一個特殊“社會”，這個社會沒有中央權威，國家間的互動在本質上是無政府的。國際關系的研究不僅涉及政治因素，而且涉及軍事、經濟、宗教、文化、法律、生態、社會心理和意識形態等多個方面，其中關注較多的是國家的外交關系和外交政策。其研究對象非常復雜，具有明顯的跨學科特點，經濟學、法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對于國際關系學都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它還涉及哲學、地理學、生態學、心理學乃至數學、統計學等眾多學科，表現出十分龐雜的特點，但國際關系整體的運動規律仍是國際關系學的研究對象。

（三）研究方法的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都經歷了傳統研究方法和現代科學研究方法兩個階段。傳統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學的研究方法、歷史的研究方法、規范分析方法、法學的研究方法等；二戰后初期“，國際關系學界大多數學者沿用政治學或法學的一些方法，注重對國家、戰爭與和平等問題的研究”。戰后六七十年代科學主義盛行時期，政治學、國際關系學開始利用其他科學領域的研究成果鑄造本學科新的研究方法，包括經濟學的方法、社會學的方法、心理學的方法、系統分析方法、結構功能主義的方法、行為主義的方法、數理統計的方法等等，統稱為現代科學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的傳統與現代兩個階段是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的共性。所不同的是，由于國際關系學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學科，其研究方法也表現出復合多樣化的特點，更多地具有“科學主義的”傾向，研究的問題與政治學的課題相較更為現實具體，更多采用實證主義、定量分析的方法。國際關系學的研究大大豐富了政治學學科的資料庫。筆者以為，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在研究方法上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研究方法作為一種工具，對于某一分析課題來說只要是恰切的就可以大膽采用。

三、結語

在學科發展史上，學科之間從屬、分離以及綜合是學科發展內在規律的表現。國際關系學傳統上被認為是政治學的一個從屬學科，但隨著其研究領域的擴展和深化、研究成果的繁榮豐富，國際關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的地位已經在人們當中達成了共識，大家都承認它有獨立的理論體系、研究領域和研究對象、學科目的與學科價值。同時，國際關系學與政治學之間也存在著相互支撐的關系。

第6篇：政治學與經濟學的關系范文

20世紀80年代，學界在對傳統教科書體系進行整體性反思的過程中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哲學的本質是什么?在這場討論中，與人本主義的關系成為理論界關注的焦點問題，而首先展開的是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在這場爭論中逐漸形成了三種代表性的研究路向與理論興趣:一是人學研究思路。代表性的學者是吉林大學的高清海先生，他受到馬克思關于人或社會的三種形態理論的啟發，即最初的人類以族群為本位(“人的依賴關系”形態)，經過個體本位階段(“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態)，才能到達人的最高發展形態(即“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的形態)，即由人的“類”本性決定其必然去向，由此形成了“類哲學”的思路。［1］二是實踐唯物主義研究思路。有許多學者基于對蘇聯理論體系的反思提出了實踐唯物主義的問題。他們在文本層面上以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等經典論著關于“實踐”的論述為立足點和出發點;在理論層面上以“實踐”為核心概念來重新解釋哲學，以“實踐的唯物主義”來概括哲學的特征本質，形成了一股頗具影響的哲學思潮。三是哲學史的研究思路。從學理上講，關于哲學本質的回答需要回到經典作家即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發展進程中進行考察;因此，人學與實踐唯物主義的研究路向之爭便直接引發了哲學史研究的重大理論分歧之爭。其爭論焦點是，代表馬克思成熟思想的經典著作，到底是人學韻味濃厚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還是更為強調現實實踐邏輯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或《德意志意識形態》?此外，還有一些學者無意識地突破了人學與實踐哲學的范式之爭，十分敏銳地提出，馬克思晚年關于歷史學、人類學的轉向以及人類學這個問題。從現在的理論視野來看，關于歷史學、人類學的轉向以及人類學這個問題，顯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研究動向，也是哲學研究中無法繞過的問題;但在當時，這一問題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事實上，在20世紀80年代末，俞吾金先生便已將思考的目光定位在人類學問題上，他當時提出馬克思對社會人類學問題的思考貫穿其一生，在思想發展上又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哲學階段、政治經濟學階段和文化學階段。［2］但總的來說，在當時人類學問題對于重新認識和理解馬克思整個學說的重要性并沒有引起整個學界的充分重視，因此學界未能進一步對馬克思的人學與人類學思想進行系統研究。其原因有許多方面，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我們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局限于傳統教科書體系(即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有關。哲學的發展需要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學的研究突破作為支撐(正如馬克思本人哲學思想的發展與他的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實踐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這是哲學一個重要理論特質;在當時，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哲學(科學社會主義)等相關學科并未同時取得與哲學一樣的進展，因此單純依靠哲學界的自我革新很難實現理論的整體性創新。

在無法獲得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學學科支持的情況下，哲學單兵突破的局面必然受挫，從而使得當時的人學與類哲學等問題的討論不能突破哲學的學科意識束縛，走向更廣闊的理論天地。當前學界所熱議的理論整體性問題以及“現代學術建制和理論研究的學科化對理論整體性的影響”正是針對這種學術分工體制的弊端提出的。［3］從研究范式轉換的角度來看，80年代的一個重要成果是中國的哲學研究開始擺脫教科書的“體系意識”來思考自己的“問題意識”。不過，從現在的理論視野來看，這種問題意識其實是一種基于學科視角的問題意識。這種基于學科視角的問題意識開啟了中國化哲學的學理性思考與學科建構，到了20世紀90年代，在學科建設意識的主導下，哲學研究呈現專門化與學術化的趨勢，的哲學與政治經濟學以及政治學(科學社會主義)等相關學科的發展越來越專業，但與此同時彼此之間也越走越遠，甚至有分道揚鑣的苗頭與趨勢。從哲學變革與發展的歷史來看，其最重要的經驗是打破經院哲學(即所謂的學院哲學)的束縛，而其最重要的理論支持則是來自政治經濟學。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中指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所揭示的剩余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到科學的理論前提之一，因為“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4］161。哲學學科意識的束縛以及理論研究中政治經濟學批判范式的缺失，對于當時的人學與類哲學研究而言，直接導致的問題是沒有理解馬克思“歷史科學”(即歷史唯物主義)與人學、類哲學的重要關系，同時也沒能與西方學者的文化研究、人類學研究等相關學科進行有效對話。

二、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與人學思想

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馬克思的歷史科學與人類學具有密切的關系。人類學把自己的學科定義為“研究人類的本質的學科”，這一學科體系的形成，雖然與殖民主義在全球的擴張緊密相連———它在19世紀的學科分工體系中被定位為對原始社會或文化的研究;但是，隨著殖民體系的解體，人類學已突破異文化研究的局限性，正在重新定義其對人類整體多樣性的研究。正如有學者所認為的，人類學學科除了從某一學科的角度進行人類學研究，更為前提性的則是哲學層面的理論基礎，即涉關存在論———基于人作為一種存在來探討人類發展的起源、人類發展的動力、人類創造的文化、人類發展的規律、人類前進的方向等。［5］人的本質是什么，不僅是人學研究所關注的哲學問題，實際上也是一個人類學問題。在古希臘哲學中，有些具有樸素唯物主義傾向的思想家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智者學派把人定義為具有智慧和美德的政治動物。基督教神學則認為人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創造出來，絕不可能是像動物一樣的自然存在物，使人學回落到神學邏輯中。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的重要思想成就是以人為中心對抗基督教神學的以神為中心，它不僅重視人的自然本性，也關注人類的理性和意志，從而引發了近代哲學的“主體性”問題大討論。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及進化學派觀點把人看作是由猿猴進化而來，從而將自然主義人學推向了極端;作為自然主義人學思潮的反向運動，歐洲大陸的思想家們則在對宗教神學的反思中發展出了理性主義人學思潮，這一基于人類理性的本體論思想在笛卡爾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題中被準確地表達出來———“我思”是人的本質特征，“我思”是人與動物的關鍵性區別。這種人類理性的本體論思想在德國古典哲學中發展到了某種理論上的極致。德國古典哲學不僅把“我思”(觀念)理解成人的本質，而且把它作為哲學的對象來進行研究，從而建構起龐大的觀念論思想體系，并最終在黑格爾的哲學體系中達到頂點。而在德國的觀念論思想之外，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還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研究路向，即發現人不僅是一種自然動物，而且也是一種文化與歷史的產物，因而提出了“歷史哲學”的問題，這一問題域在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康德和黑格爾等思想家的不斷探索下，逐漸形成了一種具有深厚歷史感和歷史哲學韻味的人類學思潮。這種具有深厚歷史感的人類學思想路向，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便是歷史科學。今天，隨著馬克思哲學研究以及國外研究的深入，我們應當重新拾起一度中斷的人學與類哲學的話題并將這種反思推向一個自主性的理論建構。這是中國學界走向理論自信的表現。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中國學術經過20多年的發展，在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包括人類學)、政治學等學科上獲得了長足的進展，為我們重拾人學與類哲學的話題提供了極好的學科背景。我們應當在這個基礎上將政治經濟學和哲學(類哲學)有效溝通起來，以打開哲學與人類學研究的新視野。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提出的人類學只是一個在學科意識的束縛之下不得不采用的“名稱”———因為學科話語體系似乎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學者的行規。換言之，人類學這一提法只是一個“方便法門”，讀者可以不必拘泥于這一名稱本身，重要的是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關于這個問題，涉及兩個重要的理論:一是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二是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馬克思的人學(人道主義)思想。關于第一個問題，即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過去我們之所以無法把政治經濟學與類哲學有效結合起來，是因為我們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受限于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體系。實際上，在馬恩經典著作中，他們所闡發的政治經濟學跟蘇聯所編撰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是有差異的，其重大差異我們可以用恩格斯的定義來解釋一下。恩格斯認為，政治經濟學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廣義層面，一個是狹義層面。狹義政治經濟學指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規律的科學。因此，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里面談論的勞動價值論、資本、貨幣、商品等這些實際上是隸屬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的范疇。關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的設想，馬克思有一個宏大的理論構想，但并沒有完成，只出版了其中的一卷(即《資本論》第1卷)。根據馬克思在1859年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設想，狹義的政治經濟學應當有六大部分，分別為資本(這部分后來演化為《資本論》的整個體系)、國家、土地、國際市場、國際貿易，還有一部分是關于勞動的問題。換言之，蘇聯學界所理解的政治經濟學，只是馬克思本人關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馬克思生前還沒有來得及把他整個思想完整地建構出來。而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實際是歷史科學，按照恩格斯的定義，它指的是對整個人類社會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規律的研究。廣義政治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和范圍上更為廣闊，它不僅僅包含資本主義社會，也包含前資本主義社會，另外還包含東方社會，這是一個更大的范疇。這一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恰恰與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對象相重合，而狹義政治經濟學則與經濟人類學具有諸多共同之處。關于第二個問題，即如何理解和把握馬克思的人學思想。關于馬克思的人學思想不得不提到他與德國古典哲學的關系，在此我們主要以康德和費爾巴哈為例來說明。德國古典哲學的代表性人物康德最后出版的著作便是《實用人類學》，鄧曉芒認為它“是康德二十多年講授‘人類學’課程講稿，也是康德本人自己整理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康德畢生的書齋生涯其實都是以人的現實生活為背景，他那一切令人生畏的思辨最終都有一個集中的主題，這就是人的存在和使命”;因此，“僅僅從認識論上的‘批判哲學’來看待康德哲學已經顯得過于狹隘，必須從人類學的立場來考察康德整個哲學體系”。［6］1－2從這一角度來看，康德哲學的重要貢獻是將神學(宗教問題)人類學化。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這一思考路向顯然深深地影響了馬克思。費爾巴哈作為直接影響馬克思的思想家，他在《基督教的本質》一書中對宗教哲學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以期恢復人在哲學中的地位，這使馬克思豁然開朗。

第7篇：政治學與經濟學的關系范文

回顧整個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發展，其演變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即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以及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圍繞著亞當?斯密的“道德人”與“經濟人”的關系問題——“斯密難題”而展開的。

一、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

阿馬蒂亞?森說：“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傳統聯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eNicomacheanEthics》)的開篇，亞里士多德就把經濟學科與人類行為的目的聯系起來，指出了經濟學對財富的關注。”

盡管現代經濟倫理的發展是在20世紀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經濟倫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臘。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德性主義認為，善和德性是至高無上的，人應當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脫物欲誘惑，追求智能與真理；而以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為代表的快樂主義，則有別于柏拉圖派的觀點，主張道德與物質利益密切相關，“快樂與不適”決定了有利與有害之間的界限。為了調和上述兩種對立的倫理思想和體系，亞里士多德提出了總結性倫理學說，他指出：“在財產問題上我們也得考慮到人生的快樂和品德這方面。自私固然應當受到譴責，但所譴責的不是自愛的本性，而是那超過限度的私意——譬如我們鄙薄愛錢的人就只因為他過度的貪財——實際上每個人總是多少喜愛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財務或金錢的。人們在施舍的時候，對朋友、賓客或伙伴有所資助后，會感到無上的欣悅。”同時他認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會導致經濟交換過程中的敗德行為，他說：“對毀約行為的，對偽證行為的判罪，對富人的阿諛奉承，等等，據說這些現象都是起因于私產。但是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說，在古希臘思想家中，亞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較明確地提出了倫理的經濟內涵，并進一步提出經濟與倫理之間的關系。經濟學研究最終必須與倫理學研究和政治學研究結合起來，這一觀點也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Politics)中得到了說明和發展。因此，亞里士多德堪稱古代經濟倫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經濟學真正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開始于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派。馬克思說：“古典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而亞當?斯密在古典政治經濟學派中是一個集大成者，他不但窮其畢生精力創作了劃時代的經濟學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國富論》)，而且以道德哲學教授的身份撰寫了倫理學名著《道德情操論》。

縱觀這兩部巨著，不難看出《道德情操論》是《國富論》的基礎，《國富論》是《道德情操論》道德哲學中蘊涵的一種特殊的經濟案例。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系統地論證了自由市場經濟是唯一符合效率與幸福原則的經濟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論》則試圖對物質經濟的運行予以強有力的精神指導。由此出發，斯密界定了關于市場經濟道德基礎的六大原則，即自尊、自愛、同情、互利、正義和虔誠，而且斯密認為市場的運行應當以這六大原則為道德前提。這一觀點后來在將經濟學和倫理學結合得最為緊密的穆勒的功利主義中表現得十分明顯。總理曾經說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論》同樣精彩。”溫總理的話是對著兩部論著的恰當評價。

可以說，斯密同時受到大衛?休謨的道德情操論和哈奇森經驗主義功利論的影響，并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也從而實現了經濟學研究與倫理道德哲學研究(或者可以稱為“經濟人”與“道德人”)的“聯姻”。正如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亞當?斯密是把他的經濟分析與道德分析作為相互補充，而不是用經濟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亞當?斯密的這兩部著作的歷史、學術地位是沒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對其中的“道德人”與“經濟人”闡述的不同理解所引發的激烈爭論，形成了經濟學說史上所謂的“斯密問題”或“斯密難題”，或稱“斯密悖論”。而這場爭論，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延續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對立論”與“統一論”兩種不同的觀點。

三、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新古典經濟學是指19世紀70年代由“邊際革命”開始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馬歇爾經濟學說而形成的一種經濟學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馬歇爾以折衷主義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完全競爭為前提、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相當完整的經濟學體系。從19世紀末起至20世紀3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一直被西方經濟學界奉為典范，成為當時經濟理論的主流。新古典經濟學學者主要關注的是如何確定市場交易條件，即如何確定價格；而他們不再關心的是市場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為在他們對經濟學前提的假設中，新古典經濟學提出：市場主體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市場機制在既定不變地運行、是完全競爭的市場、完全信息。由此他們提出了“帕累托最優”的概念。在這里，人們可以看到，倫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競爭市場的一個隱含的既定條件，是一種完美的、理想的經濟倫理狀態。

這一階段的經濟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是：完善了“經濟人”的假說，完成了“經濟人”的倫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義福利經濟學，修正了古典學派的公平觀；論證了經濟與倫理的相互關系。但是，正如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經濟學家必須考慮的那些力量之內。”可見，在新古典經濟學派，雖然實證經濟學占據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規范分析仍然是經濟學中重要的分析方法；雖然數理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和博弈論得到廣泛的應用，但在實證經濟學的許多理論和命題中仍然包含著明確的或含蓄的倫理觀與價值觀。

四、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是以凱恩斯的思想為代表，特別是在他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所集中表達的價值觀念：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決非是萬能的，在市場經濟發展到高級階段時，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理應發揮直接干預和調控市場經濟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轉。凱恩斯在經濟倫理上還有一個思想，就是鼓勵奢侈，反對節儉。他認為節儉對個人來說是美德，但卻不利于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因為如果無人消費就組織不起生產。他舉了兩個例子加以證明。一個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個例子是英國作家和經濟學家貝爾納德?孟德維爾的《蜜蜂寓言》。顯然，凱恩斯是用了社會的標準來評價節儉倫理的。

而當代西方經濟學別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經濟倫理思想。經濟與倫理，從古希臘、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合”，到新古典經濟學派的“分”，再到阿馬蒂亞?森這里，經濟學終于向倫理學復歸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阿馬蒂亞?森的獲獎公告中所言——“阿馬蒂亞?森結合經濟學和哲學的工具，在重大經濟學問題討論中重建了倫理層面。”而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脆稱阿馬蒂亞?森為“經濟學的良心”。

第8篇：政治學與經濟學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預算改革；研究向度；闡釋邏輯

中圖分類號：F83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2）10—0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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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是國家的血液和基礎。作為通過強制方式從事經營公共財政的國家活動，它既涉及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活動的范圍、方向和效能，影響諸如儲蓄、消費、就業和物價的總體水平，從而成為實現資源配置和社會福利最優化的重要政策手段。作為通過權力控制方式實現責任政府的制度安排，它又直接構成國家建設和政治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和制約著民主政治的水平和程度，從而成為促進政治認同、國家整合與社會和諧的重要途徑。在當前積極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宏觀政策背景下，我國預算制度還面臨著功能轉換和結構調整等現實訴求，加速推進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仍是當前預算改革的緊迫問題。那么，當前我國預算改革面臨的主要障礙是什么？這些障礙的體制機制根源在哪里？應該怎樣推進預算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這些問題的實質，是尋求指導預算改革實踐的理論邏輯和實踐路徑。本文擬從預算現象的雙重屬性著手，通過厘清預算理論的兩個研究向度，闡釋其各自蘊含的預算改革的理論邏輯和實踐指向，進而澄清我國當前預算改革所遭遇的現實障礙及其理論根源，并據以探討推進當前預算改革的政策思路和實踐路徑等問題。

一、預算理論的兩個向度

預算作為一種公共資源汲取和分配的社會公共現象，廣泛地涉及資金管理、資源配置、政府間關系、國家認同等多個層面，更與政治上的觀念、行動、結構甚至意識形態復雜地彼此交織在一起，從而增加了人們認識和研究預算現象的復雜性和多面性。然而，無論出于何種研究視角和分析框架，對預算問題的理論考察都難以脫離人的需求及滿足需求的制度手段等基礎條件。

亞里士多德認為，人在本質上是一種天生的政治動物。斯密則強調，人天生具有某種經濟交往的傾向。盡管二者深刻地認識到人類行為兩個極為重要的側面，并據此開創了對人類行為進行觀察、解釋和反思的政治學和經濟學知識傳統，但我們仍必須承認這樣一個事實：亞里士多德與斯密分別描述的、具有不同行為偏好與差異的主體實際上乃是同一個“人”，他們所開創的知識傳統所關注的仍然是由眾多這樣的“人”所組成的社會生活。“人”的需求是不斷遞增的，社會能夠滿足人們需求的資源卻總是相對稀缺的。所欲甚多而資源有限，所以人們不得不依靠社會合作以獲取更大的規模收益。在這樣的人的需求及社會資源條件下，選擇社會生活是必然的：如果資源匱乏而人性野蠻，社會生活根本不可能出現；如果資源富饒而人性完美，人們沒有選擇社會的必要。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自身的需求，人們將不得不在資源相對稀缺的條件下做出社會合作的選擇。在社會合作方式的選擇上，人們主要基于兩個層面的考慮：如何獲得社會合作的規模收益？怎樣分配社會合作產生的規模收益？

第9篇：政治學與經濟學的關系范文

互聯網中國思想的產生不是偶然的。正如汪丁丁指出的，“中國現象復雜性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它是一個轉型期社會。它同時有三重的轉型：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轉型。這三大轉型期恰好重合在一起了，這就使得當前我們社會轉型的各種層面（文化、政治、經濟）的波動發生在同一段時期內，所以顯得變化莫測，大家都迷失了，大家都開始尋求可以指導人生實踐的理論。”

用汪丁丁的話說，中國問題——也就是轉型問題——的問題意識應該“由此上溯牭揭磺О稅偎氖輟保簿褪墻橛諗┮滴拿鰲⒐ひ滴拿鰲⑿畔⑽拿韉娜植煌欠侵淅刺崍段侍狻P倫笈珊妥雜膳傻木窒拊謨冢前訝死嚳⒄褂澇抖ǜ裨？0世紀，既沒有上溯到上一代文明，也沒有展望到下一個文明。因此其問題意識，不足以面對21世紀的跨文明問題。

互聯網中國思想的核心，是意義。意義是信息的本體，它既是物又是心，用它來彌合科學與人文之間的對立，可以借助互聯網這個意義通道，建立一條通向生活的“回家的路”，不致因手段而忘記目的。這樣一種理念具體表現在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不同于東西方文明的第三種取向，即信息文明、信息社會的取向。它是與第三次浪潮對應的人類第三條道路。

經濟學的“第三條道路”

十多年來，汪丁丁教授從思想和方法兩個方面，大力開拓經濟學在科學與人文之間的“第三條道路”。從思想方面，將經濟學的物的方面與人的方面結合起來，思考經濟發展與道德重建的結合。努力將短期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與長期內社會和諧發展內在結合起來。

從方法方面，汪丁丁引導反思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從不同角度來審視問題。上世紀50年代斯諾提出“兩種文化”之說以后，很多學者都試圖走一條綜合“科學”與“人文”的“第三條道路”，汪丁丁正是懷揣如此抱負，開始研讀腦科學、社會心理學和社會現象學。

針對標準經濟學走向科學主義的極端，汪丁丁將突破的重心放在了反方向上的行為經濟學上。他的《行為經濟學講義：演化論的視角》就是這方面突出的成果。

本書是著名經濟學家汪丁丁教授2010年在北京大學講授“行為經濟學”課程的課堂講義。該書寫作的主旨，在于通過演化論視角的提出，為“行為經濟學”的學科基礎建構提供一套在演化論視角下的整合框架，“將田野和實驗室的實驗，網絡社會科學和腦科學三大研究方向歸而為一，促成學術共同體內對于該學科的基本概念和核心議題達成共識。是作者繼《制度分析基礎講義》《經濟學思想史講義》之后的最新力作。

其中，網絡社會科學的研究路向是對方法論個體主義和方法論群體主義的新綜合。腦科學研究路向和田野及實驗室研究路向，在這一綜合框架內提供經濟行為解釋的海量數據。基于這些新的數據，行為經濟學建立有限理性模型，解釋廣泛存在于生物界的合作行為。

后現代經濟思想是互聯網中國經濟思想的另一成就領域。后現代經濟思想也是科學與人文結合的第三條道路。如果說標準經濟學的科學取向，主要體現在同質性假定上，后現代經濟學的人文取向，主要體現在異質性假定上，旨在實現同質性與異質性的融合。

國際上并無后現代經濟學，因此后現代經濟思想是典型的中國思想。后現代經濟學試圖解決經濟與道德二律悖反問題的方法是，首先在經濟學基本假定之上，建立“心物一元”這一標準。用與主流經濟學家完全相反的感性分析“心物一元”的研究套路，對價值、交換、貨幣、組織、資本、制度、福利進行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解釋。用網絡經濟學揚棄農業時代“心”的經濟學與工業時代“物”的經濟學，使心和物在更高的網絡意義的層面統一起來。

值得指出的是，《后現代經濟》對后現代主義持肯定與否定兩種態度。肯定的是其異質性假定；否定的是后現代主義者對科學技術抱有的排斥態度，認為異質性（心）不是農業的小生產，而是互聯網支持下的情感、道德、關系、信任、合作，以及碎片化、多元化、個性化等。

政治學的“第三條道路”

王俊秀、胡泳和段永朝的《意義互聯網的興起與適當社會的到來》脫胎于中國信息經濟學會信息社會研究所課題，提出了以信息文明理念彌合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理念二元對立的政治學“第三條道路”。

政治學彌合權力和道德之間強弱二元沖突的“第三條道路”，在于以正當性替代合法性，作為政治理論的中心議題，強調強者與弱者之間的平等，主張建立一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適當社會。

其中道理在于，作為合法性基礎的理性有最大化、最優等問題，但作為正當性基礎的適當沒有最大化、最優。不大不小，剛好適當（正當），這就是“好”的標準。它既反映了中國的古老智慧，又體現了互聯網新興的異質包容。回顧兩次世界大戰及戰后歷史，人類正好是跌在這個問題上。新左派和自由派爭論不休，但都在削弱他人權力，擴張自我權力，沒有跳出權力最大化的工具理性思維。而新的理論將作為終極目的的意義，置于工具理性之上，從而超越了原有話語的“惡的循環”（黑格爾語）。意義是內生于互聯網的信息的終極價值，它是從互聯網發展中自然顯現出來的“道”。

適當社會強調從個人走向他者；從市場走向社會；從免于強制的消極自由走向自由獲取的積極自由；貧富強弱不改變人格上的平等。適當社會的提出，是對啟蒙運動以來政治理念的顛覆，它削弱了各種權力擴張的思想基礎，為強者與弱者的平等創造了條件。

新的學說強調生活政治的觀點。指出互聯網的遍在性給予社會個體前所未有的信息控制能力，讓他們獲得了更高的社會可見度和更大的話語權。強調網民在日常生活中主張權利，個人在堅持著自己的生活，那么他就參與了生活政治。

在社群方面，意義互聯網正促使人們回到團結性的共同體。跨地域的、緊密聯結的數字化社群蓬勃發展，基于興趣、需求和價值認同的社群以跨地域的方式建立起來。人與人之間的心理紐帶重新接合，社會團結得以重建。

文化學的“第三條道路”

互聯網精神文明或網絡文化的問題意識，源于“回到精神現象本身”。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工業時代精神現象學，強調以人為主體，以精英為中心的體現于各種精神活動中的絕對理念。隨著網絡文化的發展，這種中心化的宏大敘事面臨解構。互聯網將去中心化的體驗置于精神文明的核心位置，與文化現象相對，讓精神文化復歸網民自身認同，在生活中體驗意義所在。

將體驗置于文化學的中心是因為，體驗必須由委托人親自進行，而無法由人代表。體驗之于網絡文化，相當于異質性之于網絡經濟，正當性之于網絡政治的地位，是新文化體系的內核，是下一代文化的新物種。

從這個角度看網絡文化的草根化、通俗化、生活化、娛樂化、即時化，就不難理解了。正如胡泳所言“在新媒體時代新聞不是一個專業了”，將出現“全民做新聞”，藝術（乃至各種原來的專業精神活動）也“不是一個專業了”，將出現全民參與的精神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