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經濟學研究方向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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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西方經濟學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 西方經濟學； 教學改革

一、西方經濟學的性質和特點

西方經濟學不同于其他學科課程，其特殊性在于提供給學生與實際經濟社會密切相關的、大量的概念和理論模型，這些內容可以讓學生對基本經濟現象有比較透徹的認識。作為分析經濟領域內具體現象和事物的工具，反過來又可以提高學生對經濟學的學習興趣。毋庸置疑，西方經濟學是經管類專業學生最需要掌握的專業基礎課之一。作為一門重要的專業基礎課程，也是一門理論性較強的課程，在教學過程中要做到如下幾點：一是要把理論知識系統地介紹給學生。二是要把傳授學習方法放在比傳授知識更重要的地位。三是要把理論知識很好地與現實經濟問題結合起來，幫助學生學會運用理論知識來分析經濟現象，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

二、“西方經濟學”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1.教學內容缺乏系統性，教學思路不清晰

目前國內高等財經院校非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只是將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作為西方經濟學的全部，不清楚甚至不知道西方經濟學還包括很多其他的流派。而經濟學專業的同學雖然知道西方經濟學有許多派別，但是因為教師教學中只專注于某一課程而忽視了與其他經濟學課程的聯系，使得很多學生概念不清，沒有經濟學思維。

2.教材定位不準確，教材內容陳舊過時

西方經濟學教材的使用定位不清【1】，不論是高職院校，還是本科院校，雖然版本較多，但是內容大同小異，缺乏針對性。甚至出現了很多直接照搬國外教材內容的現象。另外，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出現很多新的現象，而現有的教材并未體現出來，這些必然影響教材的質量，不能及時反映新理論、新案例，影響了教材使用效果，達不到預期的目的。

3.數學模型占主導，限制一些學生的學習興趣。

因為數學的重要性，使得很多經濟學教學看起來更像是數學課程，很多文科學生在數學方面不是很突出，學習起來困難，嚴重影響了他們學習的積極性。

4.考核方式缺乏靈活性。【2】

當前考核方式普遍為閉卷考試，閱卷過程被要求客觀化，甚至連主觀性考題也要求按標準答案的考分點給分。這種考核方式對死記硬背的學生來說，容易取得高分。但對平時認真聽講，善于思考，有創新精神的學生得不到高分。

三、西方經濟學教學改革的建議

1.適當增加一些其他流派的介紹

高校經濟學教師應該適當增加一些其他學派的介紹，使得學生對經濟學有個完整系統的認識。對這些學派的概括介紹不但可以擴展上課的內容，而且還可以拓展學生的視野，使其對經濟學在有個全面認識的基礎上對經濟學有個更深層次的認識。

2.正確認識數學模型的作用【3】

數學模型只是研究經濟學的一種方式而已，它不能作為研究經濟學的唯一方式。對于想進一步深入研究經濟學的學生，可以深入研究數學模型并試著嘗試自己建造模型，對于那些數學不是很突出的同學可以另辟蹊徑，用其他獨特的視角來研究，這不僅使經濟學研究領域的人越來越多，而且也豐富了經濟學理論。

3.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西方經濟學的教學應該結合更多像是生活中的實例去研究，用抽象的經濟學理論去解釋現實問題更具有意義。教師還要及時更新教學內容，在理論教學中融入最新的案例，使案例教學成為教學的主要方式。教師應該采用更多的公司或者個人案例來開展辯論課，讓學生自有分組，去代表不同的利益方，事先準備資料去為課程做準備。

4.提高教師的素質并增加課時【4】

雙語教學成為現在高校經濟學課程教學的重要方式，這一方面克服了翻譯版教材表達不清晰的地方，也避免了學生學習原版圖書的閱讀困難的情況。這一教學方式無疑會發展成為未來的教學主要方式，以與世界接軌。但是這也迫切需要教師提高自身的英文水平，沒有很好的英文讀寫能力就不能承擔起這樣教學。為了使得高校教師盡快的提升自身的英文水平和專業素養，很多大學都外派經濟學教師去國外的知名大學進修或者做訪問學者，這樣不但使其在良好的語言環境中提升了自己的英文，而且使其與更多的世界知名的經濟學學者進行探討和交流，這也無疑成為提升教師素質的主要方式。

5. 采用靈活的考核方式

科學的考核方法能夠有效檢驗教學的完成情況。教師在教學中要改變單一的考核方式，靈活地選擇合適的考核方式。如在考試形式上，可以變一次閉卷考試定終身為多種考核形式相結合，考核可以采取平時考核和期終考核相結合的方法，平時的考核可以根據上課發言的情況，寫小論文的情況等進行考核，閉卷考試不要一味考死記硬背的內容，可以適當增加一些主觀題，如增加一些與課程內容相關的國內外熱點問題的分析，來考核學生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

[參考書目]

［1］鄭美華．論《西方經濟學》教與學中應該注意的問題［J］．產業與科技論壇,，2009，（3）：201-202．

［2］崔木花．《西方經濟學》教學方法探究［J］．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1) ：160-161．

［3］王海俠．對西方經濟學課堂教學質量的認識與思考［J］．中外企業家，2007，（10）：65-66．

［4］譚建新．影響西方經濟學教學效果的原因及對策分析［J］．今日南國，2009，(10)：49-50．

第2篇：西方經濟學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成本分析邊際分析國防費

一、問題的導入

成本分析和邊際分析是西方經濟學和由西方經濟學所導出來的其它相關學科常用的分析方法，這兩種方法正式由經濟學大師們提出來以后，其運用迅速普及到社會的各個領域，涉及到了人們生活的衣、食、住、行的各個方面。在這個以經濟利益為主要追求目標的社會和世界大環境下，這兩種分析方法是衡量一個大到國家中到企業小到個人是否獲得利益的主要方法。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在其所創作的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此之前也使用了生產成本這一概念，可見顧及成本和未來可獲取多少利益的“理性經濟人”是我們以最小的付出獲得最大的收益的主要方法。

二、對成本分析和邊際分析的科學性的理解

通俗點來講，所謂的成本就是某某人在某某時間去做某某事情所耗費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成本分析就是利用這些人力物力財力去衡量做這件事在當前和長遠上來看是否值得，滿足執行者目標的程度。程度越低，就說明耗費的成本越大；程度越高，就說明成本越低。在成本的家族里面成員很多，根據經濟學家的不同需求和數學方法的應用分類，有機會成本、沉沒成本、顯性成本、隱性成本、邊際成本、長期成本、短期成本等等。這些成本都是具有很強的科學性的，就拿機會成本來說，經濟學家是這么給它定義的：使用一種資源的機會成本是指把該資源投入某一特定用途后所放棄的在其它用途中所獲得的最大利益。就是說一個牧民拿一塊草場去（一種資源）養100頭羊或養50頭牛（兩者只能選一個），選擇養100頭羊，50頭牛就是他的做出選擇養100頭羊的機會成本；選擇養50頭牛，100頭羊就是他選擇養50頭牛的機會成本，他還有一個前提：只有這一塊草場（資源的稀缺性）。從機會成本的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出它的合理性和科學性，因為它確實遵守了自然界的規律和提出了人們所面臨的問題：一是我們的資源是有限的；二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需要理性的（經濟人）選擇。其它的成本也有它的科學的定義和假設，他們的邏輯結構都是嚴謹的，所以成本分析是一種科學的分析方法。

邊際分析是一種積分分析的方法，它在函數式中的數學的表現是某一個函數的相關變量的導數，即對函數的相關變量求導。它是一種數學方法在經濟學上的應用，在經濟學上的含義就是某種資源或要素（貨幣、勞動、土地等）的使用者每增加一單位這種資源或要素（拿去消費或投資等）所引起這種行為在所產生的效果總量上的增量。簡而言之就是某人正在做某事，他做這件事的下一個分量動作或單位的更深程度的去做這件事對整件事所產生的效果，即增加一單位的資源使用對整個投入資源的使用效果所產生的影響。它的種類也是繁多的，如邊際成本、邊際效用、邊際產量、邊際效益、邊際技術替代率等等，與成本相比它更有可量化性，因為它是建立在數學模型的基礎上來分析的，只要數學模型設的對，數學函數選擇得當，它的科學性是毋庸置疑的。

三、成本分析和邊際分析在國防費研究中的作用

馬克思曾經說過：國防費等于國家安全。國防費是一個國家用于國家防務的一項支出，每個國家都或多或少的有這種支出，這樣看來國防費是這樣一種資源：它是用來產出“國家安全”這種特殊的公共產品的，而這種公共產品平時看不見摸不著，只有在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時才會顯示出來。那么就有人說了，平時我們用成本分析和邊際分析都是看到實實在在的產品，實實在在的效益，實實在在的產量，而生產“國家安全”這種似乎虛無的產品還用這兩種方法有什么意義呢？其實不然，先別說有沒有意義，但這兩種方法確實已經在國防費研究中大量應用了；那就也有人說了，既然都已經用了再講有什么意義呢？那是因為有些人雖然用了，還顧忌這不是的東西，存在用經濟學研究國防經濟和用西方經濟學來解決國防經濟的爭論。所以，論述這兩種方法在國防費研究中的作用和意義是完全有必要的。

第一，國防費是一種被利用的資源，是被利用的資源就有投入和產出。就這種資源的投入數量而言，其也是有限的。雖然和平時期和戰局緊張時期國防支出數量不同；平時和戰時的國民經濟運作不同。還是可以以數量來衡量的，如用國防支出占一個國家的gdp百分比來表示成本分析和邊際分析的方法適用于一切有投入和產出的資源運用模型。而且通過這種方法的運用，可以觸類旁通的將西方經濟學其它的研究和分析方法運用到國防費的研究甚至其它有關國防經濟研究的運用中去。國防費和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以及《現代資方國防經濟學》就是很好的例子。

第二，國防費雖然是生產國家安全這種看不見摸不著的產品，但生產產品的中間過程是物質的，比如說飛機、大炮、導彈等。這些產品為創造國家安全提供了物質上的保證，而這些產品是由國防支出的一部分即武器裝備采購費的購買和裝備保養維護費的維護而產生作用，它們是實實在在的物質，有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就有其實際的成本和效用。所以成本析和邊際分析在這些領域是可以盡情的合理加以利用的。

第三，成本分析和邊際分析有利于準確的計算國防費的合理投入數量。國防費的支出是有國家財政預算的一部分，每年各個國家的國防費支出都被其潛在的敵對國家或敵對國家密切關注著，比如說經常有國家說我國的國防費不透明、實際國防費比公布的要高等等。國家根據財政收入的多少和國家所面臨的潛在威脅來決定國防費用占國家gdp的比重的，這樣生產國家安全這種產品的成本是必須計算的，高了，由于國民經濟建設投入少了，可能影響國民經濟的建設和發展；低了，不利于國家安全，國家安全沒有保障，反過來還是影響國家的建設和發展。同時投入就得講求效益，就得講求邊際成本所帶來的邊際效用等一系列的實際指標，這為國防費的合理投入比例提供了數字計算上的方法和途徑。

最后，成本分析和邊際分析有利于提高國防費的利用效率。國防費是一個綜合性的大項目，其包括武器裝備采購費、軍人工資、軍人福利、武器裝備維護費、軍人轉業安置費、大型軍事活動和訓練費等等。這些費用之間也存在一個比例關系，如何合理的處理它們之間的這個關系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利用成本分析和邊際分析能很好的解決它們各自在軍費中所占的比例問題或是為更深一步的研究提供方向、方法和途徑。

四、在實用領域借鑒西方科學的研究方法

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在商品的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研究方向上產生了分歧，政治經濟學以研究商品的價值為目標，而西方經濟學以研究商品的實用價值為目的。其實二者對市場經濟來說都是適用的，沒有本質上的對立，所以我們在平時的運用方面兩者皆可，但有些人認為那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在意識形態領域排斥它，而忽視了它的科學性這一面。把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暫時拋開，大膽借鑒西方經濟學的以成本分析和邊際分析為主的等一系列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對我們研究軍費和有關國防經濟的一系列問題是大有裨益的。

參考文獻：

第3篇：西方經濟學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金融研究 方法論 思考

一、關于金融研究方法論的概念理解

（一）科學研究方法論的概念

關于科學研究方法論的定義有兩個：定義一，科學研究方法論是關于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論。定義二，科學研究方法論是指方法的科學或方法的有序安排，使給定領域中進行探索的一般途徑的研究。方法論提供了組織、計劃、設計和實施的基本原則。方法提供了如何進行一項具體、個別研究的技術和路徑。這是方法和方法論的區別。

（二）關于金融學研究方法論

首先，在邏輯上認為金融學屬于經濟學，經濟學具有科學性，從而可以推出得到金融學也具有科學性。其次，經濟學的核心是理性經紀人的假設，理性人追求效用最大化原則。金融學的方法論是用近似替代物給金融契約和工具定價。活躍的市場中價格是由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相交得到的，需求曲線上每一點都是消費者效用函數最大化的均衡點，供給曲線上每一點也是供給者效用函數最大化的均衡點，二者相交得到市場均衡點和均衡價格。價格變動是由供求雙方變動一起決定的，所以我們應該分析供求雙方行為的變動，這點上又回到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供求雙方是各自約束條件下的效用函數最大化，所以關鍵是分析供求雙方約束條件和效用函數。

二、宏觀金融理論研究的主要方法

在二之戰后的20年，西方主流經濟發展理論與金融理論基本上是互相分離的。金融學的思維方式經歷了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驗證解答的邏輯思考過程，其思維過程仍然是：“歸納現實，從特殊到一般提出問題；再演繹一般結論，從一般到特殊來驗證理論的過程”?？v觀金融學的發展歷程，主要運用了如下三個方法。

（一）科學抽象法

科學抽象是正確反映客觀事物本質，逐次形成概念、范疇、規律及一般原理的認識過程，是從經驗到理論，從舊理論到新理論的必由之路。

科學抽象的進程可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認知主體運用其分析能力先將多樣性統一的事物整體分解為各個部分和方面，然后從中排除其非本質的、次要的和偶然的成分，抽取出某一部分和方面或不同部分和方面的本質規定。在第二階段，認知主體運用其綜合能力按照不同部分和方面的本質規定的內在聯系，將它們連接為一個統一的整體，達到思維中的具體。

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中，馬科維茨首先抽象出單個資產的預期收益率為某收益率出現的概率，風險可以用收益率的變動幅度（即方差）表示，這就是從感性上的具體上升到抽象。針對用馬科維茨模型選擇資產組合需要進行大量繁復的計算這一缺陷，威廉?夏普在1963年提出了單指數模型。在威廉?夏普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中，在無效性的投資組合與其他個別證券的風險與收益條件下，資本市場線很難對其收益與風險進行衡量。為此，證券市場線的模型描述了在市場均衡狀態下，風險證券或組合的期望收益率是它與市場組合收益的協方差（風險）的線性函數。無論單個證券還是證券組合，均可將其貝塔系數作為風險的合理測定，其期望收益與有貝塔系數測定的系統風險之間存在線性關系。這個關系以E（rp）為縱坐標，βp為橫坐標的坐標系中代表一條直線，這條直線被稱為證券市場線。

（二）實證法

實證主義堅持只有通過包括測量在內的觀察獲得的“真實的”知識才是可靠的，現代市政主義的觀點則信奉事實的邏輯延伸，這被稱之為邏輯實證主義，并在20世紀初成為居實證主義哲學。

實證主義者認為，只有能夠直接觀察或測量的事物才應該引起科學的注意，而不能觀察或測量的事物對于實證主義者來說是沒有意義的。盡管經濟學家不贊同邏輯實證主義哲學對其他哲學的排斥，但它們對經濟學思想和經濟學研究具有重大的影響。實證主義影響經濟學的一個方式是在可能的情況下更多地強調測量和數量表示，經驗分析和估計至少從使其成為更為實證主義的推動下獲得部分激勵。實證主義影響經濟的另一個主要方式是將注意力集中在作為實證性知識的價值知識上，而規則性知識則極為不同。實證主義作為一種哲學影響經濟學思想的第三種方式是在經濟學和經濟學研究實踐中強調客觀性的重要性。即實證主義哲學在強調提供以支持一個描述性結論的重要性時，認為個人的判斷和感覺是模糊不清的。

（三）數學分析法

現代經濟學的發展表明，數學已經成為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研究工具。在對實際經濟問題的研究中，經常需要對經濟活動及其數量變動規律作定量的分析。對經濟問題的定量分析，需要解決一些共性問題；提出所研究的經濟問題及度量方式，確定表現研究對象的經濟變量（如用GDP的變動度量經濟的增長）；分析對研究對象變動有影響的主要因素，選擇若干作為影響因素的變量；分析各種影響因素與所研究經濟現象相互關系的性質，決定相互聯系的數學關系式；運用科學的數量分析方法，確定所研究的經濟對象與各種影響因素間具體的數量規律；運用統計方法分析和檢驗所得數量結論的可靠性；運用數量研究的結果做經濟分析和預測。對社會經濟問題數量規律的研究具有普遍性，計量經濟學是專門研究這類問題的經濟學科。

三、總結

現代金融學與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在根本上基本上是一致的，金融學在大量運用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之后，其研究方法的范式正在逐步走向規范。實際上，經濟學的發展進步正在為金融學研究的不斷深入提供了比較科學的分析工具。因此，我們就需要運用更加精密復雜的數學分析工具運用數學模型幫助我們在更高的程度上將直覺變為理論。我們承認科學的思想很重要，但思想的科學性性必須要靠正確的方法來進行證明。可以這樣說，我國金融學研究方法論發展的方向將是建立在更為堅固的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并且向科學化的研究方法發展。

參考文獻

[1]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效益[D].1991（1）.

[2]韓永進.西方經濟學方法論[D].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

第4篇：西方經濟學研究方向范文

摘 要：卡爾·波普爾（1920-2002）是20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哲學家，其創見性的提出證偽主義科學哲學，為科學知識的增長提出新的解釋。不僅對西方科學哲學帶來深遠的影響，更廣泛的影響了經濟學并推動了經濟學的發展。雖然如何在哲學上評價這一創見還有待討論，但其哲學方法對經濟學方法論的影響是空前的。本文旨在簡要介紹波普爾的證偽主義，了解證偽主義被運用到經濟學的發展經歷并由此探討哲學思想對我國經濟研究及經濟學方法論的啟示。

關鍵詞 ：波普爾 證偽主義 經濟學方法論

一、波普爾證偽主義主要內容

（一）劃界問題

劃界問題是波普爾學術生涯的起點，是他全部科學哲學的基石。1919年發生了廣義相對論“推翻”了牛頓引力論這一震驚世界的科學事件，此次事件給他帶來巨大的震動。促使其開始思考，如果像經典力學這等經受了長達兩百余年的億萬次檢驗的理論尚有錯誤，那么什么樣的科學理論才能真正稱之為正確科學的呢？由此，他認為科學之所以為科學，不是因為它可以找到支持自己的例證。宗教、玄學等都可以找到這種成功的例證，但并不代表其就是科學。

科學之所以為科學，是因為它與一切非科學不同，要接受經驗的檢驗，要在經驗事實的發展中不斷發現自己的錯誤，否定或證偽自己，以便過渡到更新的理論。也就是說，科學并不在于它的可證實性，正好相反，恰恰在于其可證偽性。可證偽性和不可證偽性，就是一切科學與非科學的根本界限。

進一步的，如果連科學這種人類迄今為止最可靠的認識形式都是一些暫時的猜想或假說，都有錯誤，都可以或必將被否定，那還有什么思想觀念有權充當絕對權威或永恒真理呢？由此可見，波普爾科學的可證偽性思想也決定了其反權威主義、反教條主義等的堅決態度。

（二）歸納問題

歸納問題是劃界問題的必然發展，波普爾認為可證實性的工具即歸納法是無效的，任何一種具體的科學理論都隱含著可能的錯誤，這也就向傳統的歸納主義提出了挑戰。因為按照歸納主義，科學理論是從觀察事實中概括出來的，或至少是已經得到了相當數量的經驗材料的證實。因此，由歸納而得來的科學真理是可靠的真理，即使不是絕對的正確，也是具有一定概率的真理。波普爾對歸納法的否定主要針對其經驗和理論即觀察和假說的關系上，他根據科學實際的發展歷程反駁了歸納主義的假說來自于觀察的觀點，認為觀察是來自于假說的。例如哥白尼地動說、牛頓引力論等理論最初的形成都只是一種假說，進而促使人們對其給予關注，形成一定的觀察。因此，他認為不僅假說先于觀察、理論先于經驗，甚至觀察來源于假說，假說創造了觀察。

進一步的，他認為觀察來自于“自由創造”、“自由猜測”，而這種猜測、創造并不是憑空得來的，它來自“問題”，也就是科學發展過程中已有的理論與新的經驗或新的理論之間的矛盾。問題就是矛盾，正是經驗世界中的這些實際矛盾才激發了人們的創造。他強調，只有人的創造精神，人們把他們對大自然的永無窮盡的好奇心像探照燈一樣不斷地把光線聚焦到一個照明圈內，才能推動科學不斷的發現新的現象，提出新問題，發現新的假說與理論。

（三）猜想-反駁方法論

波普爾突破了把知識看做靜態的積累的理論束縛，認為科學知識增長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進而提出著名的四段圖式：“問題嘗試性解決排除錯誤新的問題”。其中，嘗試性解決就是所作出的科學發現，它們往往有許多個，需要通過排除錯誤來做選擇。他認為，這時才需要經驗發揮作用，即接受那些較好的經受住經驗檢驗的理論。還引入確認度這一說法，把較好的經受證偽的理論稱為確認度高的理論。根據這個知識增長圖式建立了它的“猜想-反駁方法論”。

他提出，科學發現包括猜想和反駁兩大環節?？茖W家根據問題大膽進行假設，努力按照可證偽度高的要求提出假說，這樣的假說具有較多的真性內容。嘗試性的理論即假說提出來后，就進入反駁階段，這時要根據經驗，按確認度高的要求進行排除錯誤，從而保證所接受的理論假性內容減少或不增加。這樣，通過猜想-反駁，科學發現便獲致逼真度高的理論。

他還分別為猜想和反駁制定了具體的方法論原理。猜想的原理包括四點：理論不是始于觀察，觀察中滲透著理論；形而上學起重要作用；科學發現的心理學；猜想應該滿足簡單性、可獨立檢驗性和不會很快就被證偽這三個要求。反駁的原理可歸結為三點：批判；排除錯誤；判決性實驗。

二、波普爾證偽主義在經濟學中的運用

波普爾是一位在經濟學家中有巨大影響的科學哲學家，其證偽主義方法被西方經濟學界視為19和20世紀經濟學方法論新舊觀點的分水嶺。波普爾偽證主義更對20世紀50年代以后的經濟學方法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

馬克·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一書中就把波普爾置于經濟學方法論討論的核心地位，將其中一章的標題定為“證偽主義者，20世紀的全部經歷”以此來評價波普爾對經濟學的影響。漢茲也如此評價20世紀70-80年代的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過去十年間，經濟學方法論已發展成為一個小的產業，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卡爾·波普爾聯系在一起。波普爾傳統比任何其他傳統更能代表現代方法論話語中的優勢聲音?！辈ㄆ諣栕C偽主義在經濟學中的運用、發展歷程主要可分為三個階段：引入、發展以及最后的批判與革新。

（一）引入階段

特倫斯·哈奇森在1983年出版的《經濟理論的意義和基本原理》中第一次把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方法論引入經濟學領域，這是一部把科學哲學觀點尤其是波普爾證偽主義引入到經濟學方法論的開創性著作。他將科學家的活動表述為：對前人的工具、結論以及其方法的使用與檢驗，如果有必要的話，當對它們的改進與發展成為可能時，按照公認的標準拒絕這些工具、結論及其方法，并且從事又輪到他傳遞給后繼者的問題。他認為，如果一門科學的最終命題必須包括經驗內容，那么這些命題一定可以進行經驗檢驗，或可以通過邏輯或數學的演繹導出這種可以檢驗的命題。因此，追求“科學”地位的經濟學命題就需要經得起經驗的檢驗，只有波普爾的“可檢驗性”能規定經濟學命題的科學性。

他提出的用波普爾的科學劃界標準，主旨是要否定當時經濟學界盛行的先驗主義方法論，否定先驗和內省的方法，強調經驗的作用。雖在剛提出時，該理論并沒遭到太多非議，但不久就受到了奧地利學派重要代表人物馬克盧普的批評，稱哈奇森為極端經驗主義者。但從1983年的《經濟理論的意義和基本假設》到1992年的《變化中的經濟學目標》他都一直強調和支持證偽主義原則，稱自己為一名堅定的證偽主義者。繼哈奇森之后，馬克·布勞格、克蘭特、博蘭德等人也加入了哈奇森的隊伍中，成為了專攻經濟學方法論的學者，使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更加被人重視，并成為經濟學的一門分支學科。

（二）發展

真正把波普爾證偽主義在經濟學中的地位推向高點的當屬20世紀50年代著名的“假定之戰”，而引起“假定之戰”的導火線就是弗里德曼1953年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論文中的論點。文中提出一個主要觀點，也被稱為“F論點”，其大致內容是：檢驗一個理論或假說是否有效的唯一標準是其對現實的預測與實際數據的比較，理論假定的實在性與理論的檢驗毫不相關。他反對當時主張的要對假說自身的假定與現實二者之間進行檢驗的觀點，他批判說：“這一為人們廣泛持有的觀點是根本錯誤的，它是許多謬誤產生的淵源?！盕論點遭到了強烈的攻擊，也獲得了許多有力的支持，“假定之戰”成為了一場著名的經濟學方法論爭論，并一直持續到了20世紀90年代。

在“F論點”中，弗里德曼對理論或假說檢驗所采取的正是證偽主義標準，他認為如果一個假說或理論的預測與經驗相抵觸，而且這種抵觸并非只發生了一次，而是發生得很頻繁，那么該假說就該遭到拒絕；相反，如果一個假說或理論的預測沒有與經驗相抵觸，它就被接受了。而這正是同波普爾所主張的“我們永遠也無法證明一個理論，只能說理論沒有受到反駁”的觀點是一致的。且在《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一文中弗里德曼還十分強調預測在檢驗理論中的作用，這也類似于波普爾檢驗理論路線中的一種，弗里德曼在方法上對證偽主義的運用還體現在許多方面。

方法論之爭使得經濟學家們更加重視證偽主義思想，對其運用也愈加廣泛和普遍，薩繆爾森、哈耶克等人都是經濟學中波普爾證偽主義的跟隨者。在持續近四十年的經濟學方法論爭論中不僅使經濟學者更加重視了對方法的探討與研究，促進了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使這一時期的經濟學方法論取得了較為完備的形式。更使經濟理論本身得到了發展和完善，眾多經濟理論蓬勃發展。

（三）批判與革新

波普爾的影響是空前的，一度被經濟學家熱情接受。但波普爾證偽主義本身的缺陷以及在經濟學中踐行證偽主義存在一定的困難等問題使得其在經濟學中并沒有受到足夠的運用，以至于在馬克·布勞格的《經濟學方法論》中被評為“現代經濟學家常常鼓吹證偽主義，但他們很少付出實踐：他們所使用的科學哲學可以恰當的稱之為‘無關痛癢的證偽主義’”。

西方經濟學家也認識到了波普爾證偽主義的過于嚴苛，于是經濟學方法論上也出現了放棄證偽主義的傾向，一些經濟學家開始轉向了拉卡托斯的精致證偽主義。如理查德·利普西在1963年出版的《實證經濟學導論》第一版中就坦率的支持了波普爾的證偽主義，認為科學理論能夠被單獨一項決定性檢驗挑出差錯，而又在第二版的出版時轉向了拉卡托斯的精致證偽主義。放棄了波普爾關于駁斥的觀點，轉向關于檢驗的統計學觀點，即承認駁斥或確認都決不會是最終的，并認為我們只能數量有限的不完全知識，發現兩種互相抗衡的假說之間的概率關系，而不能判定假說的真偽。

同時，也有如西德尼·舍夫勒在《經濟學的失敗》中闡述的否認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的這類的觀點誕生，他認為經濟理論化的整個假設—演繹傳統是死胡同，經濟學家必須研究整個社會結構，放棄其妄稱經濟學能自行服從規律的說法；科學預測只在有不受環境限制的普遍規律是才屬可能，既然經濟體系總是受到非經濟力量和機緣作用的影響，那就決不可能有經濟預測這樣的東西。

由此可見，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方法論經歷了一個從受到熱情歡迎到冷靜的批評到最后的放棄的歷史過程。盡管在波普爾證偽主義之后又出現了諸如精致證偽主義、歷史主義等作為經濟學方法論的新方向，但證偽主義對經濟學及其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與作用。

三、哲學思想對經濟學方法論的啟示

（一）重視哲學對經濟學方法論的指導

科學哲學是對一般方法論的研究，是經濟學方法論的必要前提，而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又有助于充實和發展科學哲學。經濟學方法論相對于哲學來說是具有特殊性的，作為特殊應該重視和關注哲學作為一般性的理論與方法及其哲學思想。

從波普爾哲學思想對經濟學產生廣泛影響來看，促進哲學與經濟學的合作會為經濟學方法論的完善產生推動作用。哲學立場是思想的基礎，同時也是各種經濟學方法論的基礎。因此，經濟學家不僅要有方法論意識，更要有哲學意識，學習用哲學指導經濟學方法論。例如，在西方經濟學界無論是流行的教科書還是專業學術論文都會廣泛的融合現代科學哲學的眾多內容。對于諸如庫恩的常規科學、革命與危機的關系、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以及波普爾的證偽主義等哲學的術語相當熟悉，也善于從科學哲學的角度入手分析現實。相比較來說，我國有很多學者就沒能意識到這一點，對于尚有的科學哲學知識了解的不夠，就更難以吸收其優秀成果來充實經濟學方法論，深化經濟理論的分析。

對于科學哲學的學習，不僅要了解和學習其基本內容，還要學習其科學懷疑與批判的精神。波普爾能夠在當時邏輯實證主義盛行的情況下，毅然的提出反歸納的證偽主義，表明其不拘泥于傳統，敢于突破傳統的懷疑與批判精神。而這一科學批判態度也正是我國當下經濟研究所缺少的，大部分經濟學者人云亦云，缺乏獨立的思考。由此，學習科學哲學中大膽預測、反對權威的懷疑態度也將對我國經濟學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二）理性對待哲學在經濟學中的作用

經濟學研究中的哲學意識不僅有助于提高我們陳述問題的能力、分析的角度，而且有助于我們運用經濟學進行政策問題分析。但要注意，經濟學家對哲學的關注與運用并不意味著是毫無意義的接受指令，例如當有哲學觀念反對經濟學方法時，不能立即放棄這種經濟學方法也不能漠視這種觀點，而是要適當的對待哲學及其方法，了解其反對的原因，以不斷的修正自己的經濟學方法。

同時，雖然波普爾的方法論曾受到強烈的追捧與歡迎，但用一個獨立的哲學原則去指導一切科學研究是必然不會成功的。無論經濟學家們如何的修正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方法，其本身固有的缺陷及實踐中存在的問題難以得到改善，不能夠獨自完整的指導經濟學理論。因此，我們在進行經濟學研究時要注意將科學哲學中有積極作用的部分利用起來，剔除不合理因素，對其進行改造并內化，直至可以為我所用的地步。了解不同的方法論中的可學習借鑒的因素與不完善的方面，以不斷完善自身方法論。

參考文獻:

[1] K.R.波珀. 科學發現的邏輯. 科學出版社，1986

[2]“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 科學知識進化論——波普爾科學哲學選集. 三聯書店，1987

作者簡介

第5篇：西方經濟學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金融成因 經濟學

一、前言

非正規金融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屬于普遍現象，而且非正規金融是這些地區企業創辦所需資金的主要來源。本文主要就非正規金融處于正規金融外而存在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并從一個更為綜合的視角，對非正規金融的存在原因，進行了經濟學分析。

二、非正規金融的存在的原因

（一）金融抑制

發展中國家為了以投資來推動國民經濟的增長，通常把銀行利率壓低到市場均衡以下的水平。并且把這些廉價的資金配置到政府優先扶植的部門，從而使得支持中小企業或其他經濟部門的發展的資金變得相對稀缺。以上觀點類似于 McKinnon提出的金融抑制假說。但從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各種社會經濟現象來看，金融抑制現象還有我國所特有的形式。為了實現漸進的經濟轉軌，為了保證經濟平穩較快增長，金融資源被國家控制并配給國有經濟。同時其他經濟部門（如民營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受到了來自正規金融系統的壓制，因此它們只能依靠正規金融系統以外的融資渠道。非正規金融也由此應需而生。

（二）信息不對稱

Akerlof在其工作中，將信息不對稱的分析方法應用于信貸市場。對比于正規金融系統的對借款人的經濟和金融信息不僅缺乏，而且獲得的成本高昂；而通過資金供求雙方的人緣、地緣關系或其他商業關系發展起來的非正規金融卻擁有相對的信息優勢。這種現象即便是在金融體系高度發達的經濟體中也是存在的，因此也有學者通過實地研究發現在那些發達的經濟體中大多數小企業的重要資金來源依然很少依靠正規金融體系。林毅夫、孫希芳（2005）的工作表明一些當地的高利貸者通過對貸款者信息的充分了解，能有效地降低信息不對稱問題，甚至可以依靠這種信息上的優勢索要較高的利率。

（三）信貸配給

由信息不對稱所產生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使得信貸市場出現信貸配給現象。即使銀行已經達到了預期收益最大化，亦即其利率水平已經達到了使預期收益最大化，資金的需求仍然超過了供給。此時銀行就沒有任何動力使得供給與需求相等，從而產生了信貸配給的現象。這樣使得總存在一部分企業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法得到貸款，即使這部分人可以接受比均衡利率水平更高的利率。

（四）“信譽”缺失

由于政府經濟政策的短期性和一次性，使得很多寄希望于政府扶植的經濟部門不能得到政府的長期幫助。甚至，政府經濟政策的變化會致使他們無法償還短期貸款，從而造成信譽的損壞。Diamond在他的工作中引入了“信譽”概念，即是說良好的還款記錄才可以使貸款者獲取更好的信譽，從而實現信貸渠道的多樣化。而政府的工作往往沒有給特定需要借款的群體提供一個得到良好還款記錄的機會。拉美國家金融體系的改革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在發展中國家由于中小企業的“信譽”缺失，致使他們失去了信貸渠道多樣化的機會，他們只能依賴于非正規金融渠道。

（五）關系融資

通常情況下，正規的融資渠道擁有龐大的組織結構和龐大的智囊團體，因此他們應用一些標準的、客觀的標準對借款者進行衡量，故大中型企業相對于較小企業擁有借款優勢。而非正規的融資渠道，不會采取標準化的貸款合約，轉而收集一些容易得到的區域性的或社區特性的指標，通過與相對較小的企業進行長期、密切的合作來獲得這些指標和信息，故而小企業相對于較大中型的企業有借款優勢。因此，非正規金融渠道也就作為小企業的貸款者應運而生。

三、非正規金融的存在的綜合原因

從復雜系統的角度來看待非正規金融的問題，可以從綜合的角度得到很好的洞見。非正規金融的形成原因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兩類：一、源自于金融抑制；二、源自于不完全信息的基礎。從關系融資、信貸配給、“信譽”缺失等方面作為切入點的原因分析，基本都是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礎之上完成的。

正確看待非正規金融存在的現象，應該從歷史的角度把它看做是組織結構與系統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非正規金融能夠動態地適應環境的變化，即使這些變化是無規律的。研究就很好地應證了這一設想：政府為消除非正規金融的努力是徒勞的。非正規金融是從一般的融資結構中演化出來的另一種較為高級的融資市場的組織形式，而其形成過程是非線性的，也是不可控的。

非正規金融這種市場組織的形式、特點、大小，不但由人口規模，而且由這個市場中有效借貸水平決定。而借貸水平決定于生產力，生產力又依賴于分工的水平。這樣分工和市場結構內生著一種相互依賴的關系。非正規金融作為一個自組織結構，是個體內生的選擇的結果，而個體的選擇則是在分工與由此帶來的交易費用上展開的。因此非正規金融這樣的組織在復雜系統的角度下，是以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費用的動機存在的。

四、總結

研究結論證實了非正規金融存在的合理性，同時也指出了主流社會長期以來對非正規金融的偏見和不公平待遇。應該正視非正規金融的積極作用，加強對其的規范與引導，而非一味的禁止。復雜系統理論作為研究的視角，可從綜合的角度對非正規金融現象得到很好的洞見。

參考文獻

[1]郭梅亮，徐璋勇.分工演進、交易效率與中國農村非正規金融組織變遷[J]. 制度經濟學研究，2010（7）.

[2]林毅夫，孫希芳.信息、非正規金融與中小企業融資[J]. 經濟研究，2005（7）.

第6篇：西方經濟學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 投資；預付資本；生產起始動力

新古典經濟學將注意力集中在了廠商“生產要素最小投入與最大產出”的問題之上，盡管存在諸多不足，甚至嚴重缺陷［1］，但不可否認其對社會生產和再生產具有重大指導作用。但社會再生產環節不僅限于單純的生產階段，生產的起始動力問題同樣值得深入研究。2008年金融海嘯席卷全球，時至今日陰影不去，世界各國盡管想盡辦法，但成果甚微，英國倫敦街頭的騷亂和美國占領華爾街的呼聲都在為政策的無能為力進行著注腳。資本、勞動力和土地并沒有消失，但經濟卻陷入了泥潭，這顯然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生產要素投入產出范式所無法做出的解釋，如何讓廠商、讓生產具備起始動力，似乎才應成為問題的關鍵，但這一問題恰恰是新古典經濟學所忽略的。

一、問題的提出

日常生活中常用“投資”一詞來表示市場經濟下廠商生產的起始動力?！掇o?！分嘘P于投資的定義是“企業或個人以獲得未來收益為目的，投放一定量的貨幣或實物，以經營某項事業的行為”［2］。

百度百科中的詞典解釋是：

1、把資金投入企業或基本建設。葉圣陶 《壩上一天》：“群眾提出修建海流圖水庫的要求，不用國家投資，群眾愿意集中人力物力來修建。”

2、投入企業或基本建設的資金，泛指為達一定目的而投入的錢財。 《論十大關系》二：“輕工業工廠的建設和積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產以后，四年之內，除了收回本廠的投資以外，還可以賺回三個廠，兩個廠，一個廠，至少半個廠。”［3］

不難看出，日常生活中“投資”一詞被廣泛的用作了廠商或某一主體開始生產或項目運作之前的一個經濟行為，即資金投入。沒有這個經濟行為，生產或企業運行就無法開始。這與會計學或財務管理學中的“投資”概念基本一致。

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經濟問題卻被新古典經濟學所忽略，經濟學中的投資概念并不包括上述含義，比如薩繆爾森認為，投資總是實際的資本形成――增加存貨的生產，或新工廠、房屋和工具的生產，即只有當物質資本形成生產時才有投資。這完全是本末倒置，其論斷形成既具有偶然性，也具有必然性，運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或許可以解釋其根由（社會意識由經濟基礎決定）。與新古典經濟學不同，政治經濟學的出發點就是廠商的生產起始動力，投資在這里表示為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過程，馬克思用“預付資本”這一概念來表示生產的起始動力，“貨幣轉化為資本”開啟了政治經濟學對生產研究的序幕，也給予了廠商生產最初的啟動力。

今天面對全球經濟揮之不去的金融危機，西方社會原本奉為經典的理論已很難解釋。生產所面臨的問題已不再是如何最小投入最大產出的問題，不是通過產權明晰如何發揮市場效率問題，問題的關鍵成為了如何讓生產開始啟動，讓靜止的生產要素開始運動。鑒于此，本文希望在此方面進行嘗試性的探討。

二、凱恩斯主義的投資是不是起始動力

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普遍使用了投資概念，但這一概念基于的是社會有效需求擴大對均衡收入的提高，與微觀廠商生產的起始動力并無概念上的重合。在高鴻業《宏觀經濟學》一書中明確指出了這種差異，書中寫道：“在西方國家，人們購買證券、土地和其他財產，都被說成投資，但在經濟學中，這些都不能算是投資，而只是資產權的轉移”。［4］那么，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投資又是何含義？書中繼續寫道：“經濟學中所講的投資，是指資本的形成，即社會實際資本的增加，包括廠房、設備和存貨的增加，新住宅的建筑等。”［5］

梁小民在其《高級宏觀經濟學教程》中采用曼昆的定義，所做的敘述與前者一致，“資本存量是生產過程中使用的廠房，機器設備和其他耐用品以及居民用房。投資是用于增加或維持資本存量的支出。資本存量是存量，即在某一時點時的資本量的總和。投資是流量，即在某一時期內用于增加或維持資本存量的支出”。［6］

不難發現，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投資與前文所講的投資不論從含義和數量上都不是一回事。從含義上，兩者角度截然不同，前者指的是目的在于形成社會資本而產生的社會需求，后者指的是廠商為了開始生產而投入的資金；從數量上，日常投資所指的資金投入既包括形成社會資本需求的部分，也包括不形成社會資本需求的部分，如為抵御風險的風險準備金或為增加自身信譽的閑置資金，并且形成社會資本需求的內容也并不全被日常投資所覆蓋，原材料賒銷和工資后付都不需要資金的投入，可見其在數量上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中的投資既可能小也可能大。在宏觀經濟學當中，投資、消費和凈出口共同組成了社會總需求，通過擴大投資可以實現社會總需求的提高。在這里，投資是指購買和因此生產資本貨物――不會被消耗掉而反倒是被使用在未來生產的物品。

由此可見，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盡管關注了生產的起始動力問題，有效需求理論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消除經濟中抑制生產的因素，將經濟領出衰退的泥潭，但其卻是將重點放在了經濟總量上，而對廠商的微觀起始動力未加關注，這也正是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長期受到詬病的原因――缺乏微觀基礎。微觀基礎的缺乏使得宏觀政策的適用性不易明確，簡單的套用（衰退就積極政策，繁榮就消極政策）常常事與愿違，不論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常常發揮不了預期效果，經濟現實與政策的適用基礎常常并不相同，發現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已成為許許多多凱恩斯主義學者的努力方向。

三、政治經濟學預付資本的內涵

政治經濟學從一開始就關注廠商生產的起始動力問題，政治經濟學當中，預付資本是指資本家用來購買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為了生產剩余價值而預先墊付的資本。資本家把資本預付出去時，是為了要重新得到它，并且，還要帶來比原預付資本更多的貨幣額，即剩余價值。這里資本預付成為生產開啟之前的首要環節，只有進行了資本預付，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才能按照生產的要求聚集在一起，預付為生產創造了條件，或者說是開啟了生產。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它（貨幣資本）表現為發動整個過程（社會總資本流通過程）的第一推動力”。［7］

同時，馬克思對于他之所以選擇“預付”這一概念也進行了解釋，他指出“在G―W―G’這個相反的形式中，買者支出貨幣，卻是為了作為賣者收入貨幣。他購買商品，把貨幣投入流通，是為了通過出賣這同一商品，從流通中再取回貨幣。他拿出貨幣時，就蓄意要重新得到它。因此，貨幣只是被預付出去?！保?］

馬克思同時指出了預付資本的本質功用，貨幣一旦被預付出去就具備了獲取剩余價值的作用，他指出：“這個過程的完整形式是G―W―G’。其中的G’＝G＋G，即等于原預付貨幣額加上一個增殖額。我把這個增殖額或超過原價值的余額叫做剩余價值。可見，原預付價值不僅在流通中保存下來，而且在流通中改變了自己的價值量，加上了一個剩余價值，或者說增殖了。正是這種運動使價值轉化為資本?！保?］

為什么預付資本會具有這樣的功用，能夠開啟廠商生產，馬克思同樣給出了解釋：“很清楚，假如G-W-G’這個流通過程只是兜個圈子，是同樣大的貨幣價值相交換，比如說，100鎊和100鎊交換，那么這個流通過程就是荒唐的、毫無內容的了。貨幣貯藏者的辦法倒是無比地簡單，無比地牢靠，他把100鎊貯藏起來，不讓它去冒流通中的風險。”［10］馬克思用短短幾行字就道出了為什么市場經濟社會會賦予預付資本獲取剩余價值的權利，因為它承擔了“風險”，并且這種承擔風險的能力被社會、被生產要素所有者所認可，勞動力“愿意”被它雇傭、甚至為它“預付”自己的勞動，地主愿意給它出租土地，機器所有者愿意給它賃出機器。這正如農耕社會時，勞動力“愿意”給地主“預付”勞動一樣，因為地主的土地給了農民以信心，他可以“放心”的給地主干活，因此在農耕社會有了可以保證產量的土地也就有了生產。

馬克思在分析資本家對工人剝削的同時，也注意到了市場經濟下廠商生產的這一基本過程，資本預付是廠商生產的起始動力，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前提條件。

四、宏觀經濟的關注要點：生產起始動力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中的科學分析為我們思考現實經濟問題確立了基礎。隨著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銀行和股市等大機器時代財富積累的產物在經濟中影響日趨重要，特別是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后，人類已經完全的進入了信用經濟時代，貨幣徹底實現了紙幣化和信用化過程，預付資本也由預付貨幣轉變為了預付信用，取代重商主義者對黃金的信賴，市場信用的存在與缺失已成為了當今左右經濟興衰的關鍵。

金融危機之后，歐美經濟市場信心喪失殆盡，盡管各國政府多方彌合，但要素所有者不再相信誰能夠承擔風險。盡管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已實行兩輪，國債上限一再放寬，但市場“預付”始終不能形成。機制上，一方面銀行希望放貸，并且資金“充裕”，另一方面企業希望獲取貸款，但銀行并不認可其市場信用，貨幣市場表現為供需極度不平衡，因此導致的國際金融市場投機橫行，并可能成為加速美國經濟帝國傾倒的“游牧民族的鐵騎”（謝國忠語）。誰能成為市場所認可的預付資本？中國以國家信用為依托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找到了這個市場認可的預付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機，但以外需為保證的實體經濟衰退趨勢明顯，而市場信用并不認可消費內需，經濟走向存在非常大的不確定性。美國則將籌碼放在了金融市場上，結果事與愿違：2011年二季度美國GDP環比增長年率僅1.3%，低于市場預期的1.8%；7月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大幅下滑，終值63.7，低于預期的64.0，也低于初值63.8；美國經濟仍處于持續疲軟狀態［11］。

經濟走向何去何從？2008年9月24日，在紐約華爾道夫飯店，總理面對美國經濟金融界知名人士，用斬釘截鐵的聲音說：“在經濟困難面前，信心比黃金和貨幣更重要?！保?2］一語中的，宏觀經濟的關注要點應從生產要素轉向生產起始動力，金融危機并沒有消逝生產要素，社會匱乏的是信心，信用經濟的今天黃金已經不能再給我們強有力的生產起始動力，我們憑借的又將是什么？馬克思給了我們起始，未來則需要今天的理論經濟學者特別深入的思索和研究。

【注 釋】

［1］ 比如不斷被詬病的“資本悖論”問題已成為新古典經濟學無法擺脫的陰影，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帕西內蒂.資本理論：悖論［D］.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文版）.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397-339.

［2］ 辭海(1999年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P1694.

［3］ baike.省略/view/7581.htm.

［4］ 高鴻業.西方經濟學（第二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P527.

［5］ 同上

［6］ 梁小民.高級宏觀經濟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P263.

［7］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3.

［8］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70.

［9］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72.

［10］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69.

［11］ 廣發證券.美國經濟數據周報省略/commons/yjbgContent.jsp?docId=954191.2011年8月1日.

［12］ 信心比黃金和貨幣更重要.新華網news.省略/world/2008-09/30/content_10135445.htm.2008年9月30日.

【參考文獻】

［1］ 姚宇.基于組織要素的新古典經濟學資本悖論新解［C］.《資本論》研究（第七卷）.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西安.2011.

［2］ 姚宇.資本、資金和市場信用概念辨析［J］.新西部，2009（10）.

［3］ 姚宇.虛擬資本下價值分配機理研究［J］.人文雜志，2010（3）.

［4］ 姚宇.生產要素關系的時代差異研究［J］.價值工程，2010（7）.

［5］ 姚宇.從要素制衡談美國金融危機的本質［J］.民辦教育研究.2009（2）.

［6］ 姚宇.虛擬資本與美國金融危機關系研究［C］.《資本論》研究（第六卷）.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作者簡介】

姚 宇（1977-）男，經濟學博士，陜西師范大學國際商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收入分配和經濟發展.

本文得到了陜西師范大學國際商學院本科生蘇楨雅和趙佳欣的幫助，在此表示感謝.

（上接第57頁）

4、積極引導教職工樹立正確的公平觀，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公平理論著眼于分配公平，即個人之間可見的報酬的數量和分配公平。在當前高校人事管理中，一方面要考慮程序公平。高校在制定分配政策時應盡可能地考慮決策過程公開化、民主化，遵循一致和無偏見的程序；另一方面，要積極引導教職工樹立正確的公平觀。

綜上所述，激勵，著眼于激發人的潛能，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高校人才資源開發與管理要想達到科學管理，必須合理運用激勵機制，使教職工的工作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得到充分的調動和發揮，達到人力資源的合理、充分的利用，從而促進學校管理績效的提高。

【參考文獻】

［1］ 王珊.論高校激勵機制運行中的公平問題［J］.江西科技師范學院學報,2005.02.

［2］ 岳敏.高校人才激勵機制的構建［J］.財經科學,2003.03.

［3］ 張克勇.高校教師激勵機制研究［D］.西北師范大學,2003.04.

［4］ 楊秋艷.論高校管理中的有效激勵［J］.西北師范大學東北財經大學學報,2005.01.

［5］ 殷進功,汪應洛.高校教師激勵因素及其相互關系研究［J］.科學學研究,2004.02.

［6］ 劉廣林.高校人力資源激勵對策研究［J］.高等農業教育,2006(06).

［7］ 王勇明.中國高校教師激勵機制實證研究［D］.南京農業大學,2007.

第7篇：西方經濟學研究方向范文

在了解中國特色企業文化戰略之前，我們要對企業文化的概念做一次厘清。企業是企業文化的物質載體，在企業文化戰略的實操中，恰恰這一最簡單的概念往往是我們最容易忽視，但又是這一基本概念的重新拿起來審視，我們會得到更為深刻的如何將企業文化持續固化進行、如何運用更為適合的研究方法進行企業文化創新的思考。盡管不同學科的對待企業以及企業文化的視角遠不相同，但正如我們在企業文化實操中所一直強調的辨證觀點一樣，不能簡單對某一研究方向進行非此即彼的褒揚或否定，只有從不同學科的研究角度來看企業文化，才能豐富我們對于企業文化的系統思考。而在本節中，我們立足于從目前影響中國企業最多的經濟學與未來將更大影響中國企業的管理學的對于企業的視角比對來深入看待企業文化。

從經濟學角度

盡管經濟學對于企業存在的經濟理性闡釋受到了管理學者的質疑甚至批判，但效用最大化、交易成本分析、有限理性等經濟學對于企業的假設仍然深刻地影響著企業管理思想，并且運用經濟學的思維模式以及博弈論的方法來分析管理現象是應當予以吸收的。

利潤最大化將使企業文化處于無盡的物質痛苦之中

經濟理性即“最大化行為”一直是新古典經濟學最核心概念。“在新古典經濟學的版圖中，競爭是充分的，信息是完備的，交易是無摩擦的，企業是抽象化從而非人化的生產函數，所有要素作為自變量被投入這個函數，可以期待的是價格引導下的收益最大化，是各種要素貢獻此消彼長后的邊際相等?！边@是企業存在價值的最基礎假設，引出了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目標指向。企業是否應當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論題在近年隨著企業文化的研究深入而成為一個核心論點，但存在于企業投資者或者管理者決策判斷深層仍然以此為主。我們認為單純從經濟學角度來考慮企業文化的理論基礎，很容易將企業文化視同為減少交易成本的附件工具，而忽略了文化本身精神至上的應有之義。

經濟學對于中國社會發展的深刻影響是無庸置疑的，它主張最大合理化的配置資源，以期獲得最大的投入產出比，這是沖破計劃經濟的關鍵性指導思想，因而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開路先鋒。但經濟學內在的缺陷在于其基本假設建立在資源稀缺，因而人們的物質欲望也是無限的基礎上，但物質的追求并不僅僅是人類的福音，更是人類的痛苦。這就將使問題回到物質與精神這一對哲學上的根本矛盾上來。西方社會呼吁精神回歸的吶喊，中國社會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的失衡，中國企業核心理念的混亂，無不在告戒我們，企業領導者必須澄清企業終極存在的價值這樣的基本命題，否則，極易片面地自覺不自覺地運用經濟學的觀點來主導企業管理，那將使企業文化缺乏終極的價值基礎，最后淪落為物質的奴隸而非精神的上帝。

經濟理性思維模式將企業文化拉回到物質與精神的平衡木上

但上述的觀點并不妨礙我們采用經濟學的理性思維方式來分析管理現象。正如張維迎教授所說的：第一點，經濟學分析總是從個人出發，換句話說，“經濟學總是個人主義”。經濟學確是這樣的，經濟學對任何問題的分析包括組織行為的分析都是建立在個人行為的分析的基礎上，即由個人到組織。這一點與社會學不一樣，社會學一般是從組織到個人，首先在組織規則下研究社會個人行為。第二點，經濟學研究人們的理性選擇，它假定每個人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至于最大化結果是什么要根據他的偏好和約束而定。這種偏好不僅僅是利己主義也可能包括利他主義，例如你高興我就高興，最大化你的偏好就是最大化我的偏好(有東西寧可讓你吃而不是我自己吃，母親都有這種特點，孩子高興所以母親高興)。另一方面，任何偏好最大化都是要滿足一定條件的。這種約束條件可能是技術決定的，例如在某種情況下，你一天的飯量總是有限的，工作時間也是有限的；也可能是制度決定的，我們后面將更多的談到這種制度的約束。第三點，均衡分析是重要的經濟學分析方法。經濟學分析某個人時，最后要落實到某種穩定的狀態，這種狀態可能是某個個人所無法改變的，我們稱之為均衡。

在我們的每一個企業文化管理咨詢項目的前期談判中，每一次都必須經歷一番極具經濟學色彩觀點的質疑，比如高層領導關注的是企業文化與經營績效之間的關系，企業文化的投入能夠為企業帶來多少收益？中層干部關注的是企業文化的重塑能夠為他們帶來多少空間與待遇的提升？而基層員工判斷企業文化效果的標準則更為直接地體現在是否能夠提升他們的薪水。

我們講吸取經濟學的思維方法并非簡單地使用算術的加減乘除或者投資收益率的計算，這樣的分析企業文化的方法難以得出直接的結論，即使得出了結論也難以具有廣泛的普適意義；對于中國企業文化實踐更重要的是理性的思考模式，這能夠為偏重感性思維的企業文化建設帶來新的契機、新的生命力。

從制度經濟學角度

比如西蒙的組織是有限理性的令人滿意的解的理論。其認為組織存在的理由是因為有限理性的經濟化，從而必然出現組織。組織的實質是因為“同樣可能的選擇、同樣的價值觀和同樣的知識”，換句話說，“同樣可能的選擇、同樣的價值觀和同樣的知識”也劃定了組織的邊界。比如使用博弈論的納什均衡、承諾博弈、信息等等概念來分析文化的定義(其認為文化是一組人群行為規范的穩定預期以及共同信念。)以及信任的現象。比如非正式的內在制度與正式的內在制度的分析。又比如產權制度與企業文化之間的關系等等。

又比如經濟學家哈特(O·Hart)、格羅斯曼(S·Grossman)與莫內(J·Moore)等人與近10年來提出并發展起來的“不完全合約”(Incomplete Contracts)理論方法在西方經濟學界愈來愈引人注目。盡管合約是不完全的，但簽約者們可能不能說清楚但卻可以共同預期到他們間的關系。這就直接引出了隱性合約概念。典型的隱性合約就是人們常說的“企業文化”——他表現為一系列價值觀、思維方式及應如何進行工作之信念的共享?！捌髽I文化”是隱性合約的集中表現。這說明了為什么改變企業文化會是相當棘手的事：因為改變企業文化意味著打破舊的合約并以新合約取而代之，而隱性合約并不明確議定其中的隱性原則使得這種改變困難重重。這也解釋了當前我國正在進行的資產重組與企業兼并過程中的合作障礙現象。由于隱性合約不可能通過法律來實施。它沒有文本，事實上根本沒有任何字面性的合約規定條款。因此，隱性合約必須依賴于實施機制，它必然是納什均衡。

從管理學角度

管理是一種行為，企業管理的主體組織是企業。企業是管理行為一個載體，從管理學的角度看企業，本質上是群體圍繞目標而進行協作?；蛘哌M一步說管理學更多地是把企業看成是人的集合體。這樣的視角與經濟學的視角是不同的，它更強調從哲學的意義上考慮管理的高度。

人的行為終究是要歸結到人存在的意義上來的。可能讀者捫心自問這樣簡單的問題：我為了什么而活在世上，我應該怎么活著才有價值，我活著的目標是什么？都會覺得需要不斷去澄清。既然企業是人的集合體，那么企業的存在也同樣面臨這樣的發問。

因為對于企業是什么的問題沒有問答，我們就沒有根據來判斷企業為了什么目標、什么樣的結果對于企業經營更有實際的意義，所以我們才有關于使命、遠景的闡述。繼而我們所闡述的價值觀是為達到使命與遠景的生存方式，從這個層面出發的問題又與個體的人對于“怎么樣活著更有意義”的認知卻有相同之處。

1956年德魯克寫出《管理的實踐》的時候，標志了管理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產生。我們知道古典的管理理論之所以稱為理論，而不稱為學科，是因為德魯克站在前人的高度，并且結合社會學、心理學、哲學、經濟學、歷史學、倫理等多門社會科學以及自然科學已有的研究成功，系統地闡述了管理這個復雜的實務。

德魯克把管理這個復雜的利用其他原有科學比如心理學、經濟學、哲學等多門社會科學很難解釋與闡述的實務從已有的學科中剝離出來創立管理學，是想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詮釋已存在的社會現象，是想把組織中已存在的紛繁的具體工作解析得更加清楚，但是剝離并不是原有的目的，管理學仍然交融了原有社會科學的元素，所以研究管理實務時也就不能僅從德魯克創立的管理學中尋找答案。

第8篇：西方經濟學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供給側改革；需求側調控；協調；均衡

中圖分類號：F123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7）03-0072-04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基于新監管標準的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和流動性監管研究”（71173140）；2016年山西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新常態下區域金融風險防控機制研究――以山西省為視角”；山西省普通高校特色重點學科建設項目“經濟轉型期金融產品創新及其風險控制研究”（晉教財[2013]289號）。

作者簡介：李娟（1981-），女，山西財經大學博士研究生，太原師范學院經濟系講師，研究方向：金融風險與金融監管；沈沛龍（1964-），男，山西財經大學研究生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金融工程與風險管理。

一、引言

全球金融危機對世界各國的經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響。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貨幣寬松成為全球“保增長”的最主要武器。全球央行頻繁降息，① 達到有史以來的低利率甚至負利率。② 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都采取了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日本更是將QE發展成為QQE，但世界經濟增長依舊持續低迷。2015年后，全球經濟形勢出現較強的分化局面，美國經濟持續復蘇，日本和歐洲的經濟增長乏力，全球經濟陷入長期停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要進行中長期的結構性改革。

在全球經濟進入“新常態”的同時，我國宏觀經濟處于經濟增長速度換檔、結構調整陣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的“三期疊加”時期。2015年中央提出要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后，其已經成為當前經濟中的熱點問題和主要任務。學術界在供給側方面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討，在集中探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需求側調控似乎已經不受重視，但事實上需求側調控如何助力供給側改革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國務院總理在“十三五”《規劃綱要》編制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促進產業邁向中高端 ，意味著在促進經濟發展過程中供需兩側同樣不可缺少。任保平[1]認為新常態下的經濟發展既要進行供給側改革，也要重視擴大需求，通過供給側改革調整產業結構、去除過剩產能，通過擴大需求解決就業問題。許巖[2]將需求側改革比作“西藥”，供給側改革比作“中藥”，“中西醫”結合更能促進經濟轉型升級、可持續發展。陳小亮等[3]指出由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會加大經濟下行壓力，以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具備宏觀調控手段的能力，因此供給側改革需要與總需求管理相結合。劉衛紅[4]指出必須從供需兩端即要素端、生產端、消費端、投資端、出口端發力，解決我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促進經濟持續增長。劉亮等[5]指出我國目前供給側主要是增和減的問題，需求側是擴和轉的問題，需要以供給側改革為最終目標，配合需求側管理，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推進供給側改革。石華軍等[6]指出無論是凱恩斯主義的總量調控還是供給學派的供給改革，單一側的管理無法取得很大成效，必須從供求兩端同時發力。金碚[7]認為把握好供給側改革與總需求的關系，雙管齊下，才能對當前經濟發展起到良好的效果。這些研究文獻大多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與需求側相結合，從供需兩端共同發力，推動經濟發展。但是對于如何實現供需兩側的均衡以及實現的路徑研究較少，本文重點就供需兩側的協調機制以及均衡的實現路徑做一探討。

二、供給側改革與需求側調控的理論與政策依據

進入“十三五”時期，經濟領域最熱門的詞匯莫過于供給側改革，那么與之相對應的需求側，一般用管理或調控來表述，即供給側是改革，需求側是調控。[8]總需求管理在發達國家廣泛使用，在我國更多被稱為宏觀調控，而我國的宏觀調控除了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之外，還把投資政策、產業政策、土地政策以及區域政策等包含在內，[3]本文所研究的需求側調控主要指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更多地對貨幣政策作為總需求調控手段進行研究。

1.基于政治經濟學的供給側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后，學術界開始挖掘其內涵及理論基礎，目前的文獻中總體上有兩大派別：一種是以西方供給學派為理論基礎，并形成了“新供給學派”；另一種主張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政治經濟學為指導，不同于西方供給學派的主張。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談到了我國的供給側改革不同于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能將供給側改革看作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不是新自由主義的宣揚。

根源于薩伊定律的西方供給學派并不能作為我國新時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依據。1803年法國經濟學家薩伊（JBSay）在《政治經濟學概論》[9]中提出“供給可以自動創造需求”。20世紀30年代西方國家發生的經濟大蕭條徹底粉碎了薩伊定律，而我國目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不是簡單通過供給來創造需求。

薩伊定律失效之后，西方國家奉行凱恩斯主義的總需求調控政策，使經濟走出了低谷，隨之而來的卻是無法控制的“滯漲”。此時以美國經濟學家拉弗（ALaffer）、萬尼斯基（JWanniski）、吉爾德（GGilder）等人為代表的供給學派興起，主張通過減稅和減少政府干預來刺激經濟發展。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國家采用供給學派的主張前提是經濟出現了“滯漲”，而我國當前只是在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下進行的結構性調整，以擴大有效供給，實現有效供給與有效需求的均衡。

因此，西方的供給學派不能作為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指導，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理論和觀點在我國新形勢下的運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發展和創新。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許多問題，表明生產關系已經不m應生產力的發展，兩者之間存在著較大的矛盾；同時，新常態經濟對生產力的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需要生產關系進行變革；解決供給側結構性問題的根本途徑在于大力推進改革，例如市場與政府的界限不清晰、國有企業和行政性壟斷、社會保障供給不足、宏觀調控框架與經濟結構矛盾等。

2.基于凱恩斯主義的需求側調控。20世紀3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粉碎了薩伊定律，凱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論成為盛極一時的宏觀調控指導理論。凱恩斯主張通過政府干預管理有效需求來實現充分就業，增加國民收入，二戰后西方國家積極推行了擴張性的需求管理政策，在促進戰后經濟恢復及增長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國在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之后，宏觀調控更多地傾向于總需求管理政策，如1998年之前總需求的緊縮以及1998年后到2002年總需求的擴張，都是運用了總需求管理政策，主要關注經濟增長，以經濟總量的增加為目標，強調貨幣在需求調控中的作用，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實施來促進經濟增長。[10]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之內確實能起到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但是對調整結構性問題作用有限。基于我國目前處于結構性失衡的實際，必須考慮總需求管理政策與總供給政策的協調與搭配。

三、供給側改革與需求側調控的協調機制

供給與需求是經濟學中最重要的兩個部分，供給與需求的平衡是經濟均衡的最佳狀態。供給側和需求側對經濟增長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其前提條件和作用機制不同。

1.供給側改革是長期，需求側調控是短期。過去多年來，我們一直強調根源于凱恩斯主義的需求側調控。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認為，經濟體的活動總量由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構成，因此，當經濟出現過熱或衰退時，主張以緊縮或擴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調節總需求。然而對需求側的調控并不是經濟增長的源動力，需求側調控只是從經濟運行的結果出發，對宏觀經濟進行短期的逆周期調節，主要目的是熨平周期性波動，所以，需求側的政策是維護短期經濟穩定的。例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我國出臺的4萬億刺激總需求的政策，雖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經濟結構狀況，但是確實在短期內對GDP的提升起到顯著作用。因此，需求側的調控作用仍然不能忽視。

隨著經濟的發展，當前生產關系已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需要變革生產關系。從改革開放到2014年30多年的時間里，我國GDP年均增速高達128%，而近年來增速降至8%，意味著過度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目標需要改變，更多的應注重經濟長期的可持續發展，注重產業結構內部的協調。另一方面，由于長期以來經濟增長方式不合理，產能過剩成為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中的突出問題。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我國在需求側采取的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等措施，使得產能過剩已經成為系統性和長期性的問題，因此我國需要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實現要素的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即供給側結構改革是用改革的辦法來推進結構調整。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產業結構的調整是長期、循序漸進的，不能一蹴而就。

2.供給側是產品管理，需求側是貨幣調控。供給側改革是產品側管理，是生產和提品的所有活動，屬于實體經濟范疇；需求側是貨幣側，是形成購買力的活動，屬于貨幣經濟體系范疇。[7]

實體經濟是指物質的、精神的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流通等經濟活動范疇，既包括農業、工業、商業服務業、建筑業、交通通信業等物質生產和服務部門，也包括教育、文化、信息、知識、藝術、體育等精神產品的生產和服務部門。實體經濟的發展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當前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實現要素的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

貨幣經濟體系則是以貨幣的出現和信用的發展為前提，以銀行、資本市場等現代金融服務業為核心，由股票、債券以及金融衍生品等資本活動所構建的經濟體系范疇。需求側管理則主要依靠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調控。

貨幣最基本的一項職能――流通手段，即作為經濟交易的媒介，只有當實體經濟中的供給系統所生產的產品總量與貨幣系統所形成的流動性總量大體均衡時，才能達到宏觀經濟供求的平衡?；趧P恩斯主義的宏觀總需求調控就是在經濟處于低速增長時期，通過擴張性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影響總需求，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和政策支出等方式促進就業，推動經濟增長；反之，當處于經濟過熱時期，則采取減少貨幣供應量和政府支出等貨幣財政政策來收縮流動性，最終目的是保持供給側與需求側的均衡發展。

3.供給側改革適用于結構失衡，需求側調控適用于總量失衡。需求側調控屬于總量調控，主要是指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利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對經濟總量進行調節，以保持總供求的平衡。一般來說，宏觀經濟學中作為政府調控的手段有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和價格政策。[11]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是總量調控政策，但財政政策又是結構性調控政策，而且某種程度上說財政政策更加偏向于結構性調控；對居民收入水平進行調控的收入政策也屬于總量調控，但究竟如何實現調控目標，則應當通過結構性調整來實現。例如針對東部、中部與西部居民收入水平狀況，分別制定提高不同區域居民收入水平的政策措施，就屬于收入政策的結構性調整；調控物價總水平以及物價水平增長率屬于價格政策的總量調控措施，但總量調控目標是通過制定結構性調控目標來實現的。

作為需求側調控的主要手段的貨幣政策是建立在貨幣流量分析的基礎上，一直比較側重于總量管理，調控總量失衡。貨幣政策主要調節貨幣供應量或利率，一般的做法就是通過貨幣政策工具、公開市場業務等手段進行。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的實施，擴大經濟總量等同于對經濟增長產生刺激，并且作用范圍較為普遍。

而供給側改革適用于結構失衡。長期以來，由于經濟增長方式不合理，產能過剩成為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中的突出問題。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我國在需求側采取的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等措施，使得a能過剩已經成為系統性和長期性的問題。國際上一般用產能利用率作為衡量產能是否過剩的指標，不同國家產能利用率有所差異，但正常范圍在81%-82%之間，高點在83%-85%之間，若低于75%則可能存在產能過剩，高于85%則認為產能嚴重不足。

從表1可以看出，2015年除汽車和電解鋁行業之外，我國其他行業都存在較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造船、光伏、電石、水泥、粗鋼產能利用率低于70%，產能過剩最嚴重的是焦炭行業，產能利用率甚至不足60%。

隨著經濟的發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對物質文化層面的需求不斷提高，也使得微觀層面的產品供需結構性錯位問題越來越突出。一方面在我國的傳統產業如煤炭、鋼鐵等行業嚴重產能過剩的同時，另一方面在服務業和高端產品行業有效供給不足。市場的有效供給和有效需求不匹配，造成中國居民在海外大量購物，而國內則呈現出企業家生產動力不足、資源浪費嚴重現象。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從有效供給入手，增強高端服務和技術行業的供給，不斷與居民消費的層次相匹配。

4.供給側改革與需求側調控的比較。如表2所示，由于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側調控在目標、政策、手段以及效果上各有側重，因此，在整個宏觀經濟層面推行供給側改革，并不意味著需求側調控不重要，正確處理二者的關系對宏觀經濟平穩運行有巨大推動作用。供給側改革與需求側調控是經濟發展的兩個方面，二者相輔相成，需求側的調控能夠為供給側改革提供保障，而供給側改革也會為需求側調控提供動力，二者應該有機結合，共同推進。

四、我國供給側與需求側均衡的實現路徑

當前我國供給側的主要問題表現在：一方面人口結構惡化，“人口紅利”逐漸消失變“人口負債”；另一方面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科技生產力不足，創新不足，投資占比下降，消費占比上升。隨著資源要素瓶頸的日益顯現以及人口紅利的消失，經濟增長亟需從數量向結構和質量轉變。

1.短期需求側調控配合長期供給側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著重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通過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技術的不斷創新和進步來實現企業的優勝劣汰、產業結構升級，實現長期以來經濟增長驅動模式的根本性轉變。但是，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去產能、去庫存以及去杠桿等措施在短期內會加劇經濟下行壓力，因此需要總需求管理的保駕護航。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得宏觀經濟、金融領域面臨著諸多挑戰，具體來說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去產能引發的信用風險。產能過剩行業大多是我國的傳統行業，例如鋼鐵、水泥、煤炭等行業。這些行業往往占據著銀行的大量信貸資源，去除過剩產能，企業資金鏈的短缺可能會造成部分行業經營環境惡化，盈利能力下降，違約風險增加，使得銀行不良資產上升。第二，去產能潛在的區域金融風險。過剩產業的地區集中度非常高，例如黑龍江煤炭石油占該省工業產值的60%；2016年山西煤炭行業去產能28億噸，到2020年推出1億噸以上。同時去產能結構性調整會對這些地區的GDP、財政收入以及就業產生極大的影響，例如山西2016年至2020年去產能需分流12萬人，2016年需分流安置人員27萬人，就業形勢嚴峻。第三，去庫存潛在的系統性風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就是根源于美國房地產行業。近十幾年來，我國房地產行業發展迅猛，受到高利潤的驅動，房地產行業也受到了金融機構的大力支持，金融機構對房地產的支持已經滲透到了房地產行業的各個環節。隨著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進入新常態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對房地產行業進行去庫存，一旦市場預期有所變化，房價就會有所波動，勢必會增加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同時引起金融業的系統性風險。

供給側結構改革短期內會加劇經濟下行壓力，也將對金融穩定提出新的要求。因此，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的金融風險防范是當前一項不可忽視的重要任務。作為需求側調控主要手段的貨幣政策一直以來關注物價穩定，供給側改革下更重要的是關注充分就業問題，通過調節利率和貨幣供應量等工具調控宏觀經濟活動，推動經濟增長和解決就業問題。同時還需要配合宏觀審慎政策關注資產價格的穩定，通過調節逆周期資本要求與貸款價值比等工具防范和控制系統性風險，維護金融穩定。

2.產品管理與貨幣調控相結合。需求側調控應配合供給側改革，盡可能地使實體經濟中供給系統所生產的產品總量與貨幣系統所形成的流動性總量大體均衡，以維護宏觀經濟供求的平衡。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去產能、去庫存等措施，直接影響到流通中需要的貨幣量，貨幣調控內容之一就是對流動性的關注，增強流動性為供給側改革提供保障。在國際上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影響之下，中國人民銀行對貨幣政策工具做出積極的創新和探索。2013年1月央行積極啟用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SLO），作為公開市場常規操作的補充，來熨平公開市場操作中的間歇期流動性波動；2013年初央行創設常備借貸便利（SLF），對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持；開展了以逆回購為主要內容的公開市場業務操作，2015年通過公開市場操作的逆回購數額達到了32380億元，給交易對手放出了大量的流動性；[12]2015年中國人民銀行先后5次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大大增強了流動性。

另外，貨幣調控還應適度調節貨幣供應量。供給側改革最終將體現在供給系統對于需求變化的更高彈性，即靈活反映能力。產能過剩和庫存積壓就是供求關系矛盾的顯現。供給和需求關系的最集中體現是價格，價格是調節供求關系的決定性因素，價格機制是否有效決定了整個經濟系統是否具有供給彈性和需求彈性，能否實現市場出清。[7]所以形成有效的價格機制是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作為關注物價穩定的貨幣政策在貨幣供應量的調節上要適度，避免過度寬松的政策對通脹產生影響，從而影響價格機制的有效性。

3.結構調整與總量調控相結合，并注重結構性調整。貨幣政策作為需求側調控的主要手段，如何配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指出，貨幣政策屬于總需求管理，適度的總需求管理會給供給側改革提供更好的空間，因此，總需求管理仍然重要。[13]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在總量管理的基礎上也需進行結構性調控。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推進結構性貨幣政策可以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金融機構存貸款結構，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推動產業結構更加合理化。結構性貨幣政策對信貸結構及利率等調整能調節市場供求變化，引導資金流向，促進生產率的提高。

國際上對結構性貨幣政策的實踐，例如美聯儲推出一系列創新貨幣政策工具――定期證券借貸便利（TSLF）、商業票據融資工具（CPFF）、定期資產支持證券貸款工具（TALF）等，都具有“結構性”特點，為市場提供流動性；英國央行聯合財政部推出融資換貸款計劃（FLS），重點支持銀行對中小企業和家庭放貸；歐洲央行推出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TLTRO），引導資金流向實體經濟，尤其是中小企業；日本央行推出貸款支持計劃（LSP），包括促增長融資便利和刺激銀行借貸便利，同樣是向實體經濟注資。

我國結構性貨幣政策主要體現在：運用差異性政策，支持小微企業和“三農”產業發展，促進供給側結構調整和創新；央行推出定向降準、定向降息、低利率抵押補充再貸款（PLS）、支農支小定向抵押再貸款等。[14]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可針對去產能、去庫存等任務推出和使用具有針對性的貨幣政策工具，充分發揮貨幣政策的結構性作用。

4.供給側改革需要需求側的逆周期監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具有逆周期調節的功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減少政府干預、減稅等措施進行改革，稅收政策可以對經濟進行調控，在經濟增速放緩時減稅，經濟過熱時提高稅率，達到調節經濟的目的；但是政府干預不能進行逆周期調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為了深化改革，減少政府干預，打破壟斷，建立市場機制，但是當經濟形勢發生變化則不能反過來實施。

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中一直具有基于規則和相機抉擇的爭議?；谝巹t的貨幣政策透明度較高，可以穩定公眾預期，政策的導向性較為明確；基于相機抉擇的政策靈活性較高，在不同的經濟環境下的易于操作，能夠有效應對經濟中的不確定沖擊。從實踐上看，我國貨幣政策主要是以相機抉擇為主（含有部分規則成分），[15]即可以對經濟進行逆周期調節，屬于典型的逆周期調節手段。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需求側的逆周期監管配合，通過逆周期調節，在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下，采取擴張性政策刺激經濟發展，鼓勵新興產業、高技術行業的發展，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順利進行提供保障。

注釋：

①2008年至2016年全球央行降低次數超過660次，平均每3個交易日降息1次。

②瑞典、瑞士、丹麥、歐元區、日本等先后實行負利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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