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普查的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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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普查的概念范文
關于人口普查工作總結范文 20xx年2月，我鎮人口普查工作開動以來，人口普查工作在鎮黨委、當局的精確帶領下，根據市、縣的要求，環繞普點、難點題目，自動摸索，凸起特點亮點，按時安排按量結束縣人普辦下達的任務，現將我鎮近半年的人口普查工作環境總結以下：
1、帶領珍視，建立了強有力的帶領機構。為了進一步做好我鎮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加強對普查工作的構造和帶領，我們于2月10日建立了Xx鎮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帶領小組及其辦公室，并下發了《Xx鎮人民當局關于建立Xx鎮第六次人口普查帶領小組的關照》（溶政發【20xx】6號文件），建立了人口普查分擔帶領，組建了人口普查究公室，抽調相干人員作為辦公室成員。因為我鎮辦公用房緊急，人口普查究公室設在鎮當局統計辦公室，并在辦公室門上掛牌。
2、參加培訓，當真進修。根據縣人普辦的要求，我鎮于20xx年7月初抽調一名流口普查交易骨干特地到桂林參加了市人普辦進修相干交易知識。培訓期間，進修了人口普查的地圖繪制、摸底、抽樣、普查表填寫細則、普查表考核等有相干交易知識。在全部培訓進程中當真聽講，對實際操縱進程中存在題目集堅苦與市、縣及其異鄉鎮普查究公室的人員進行雷同，以到達培訓的結果。
3、美滿結束縣人普辦下達的.人口普查前期工作任務。根據縣人普辦的要求，我鎮人口普查究公室結束了全鎮17個村委、1個街委的普查區地圖繪制工作，并為每個普查區抽調了普查員和普查教導員315名，同時抉擇10名擺布普查員作為后備。
下一階段工作安排：
1、建立健康人口普查普查教導員和普查員的信息辦理及人員分派。
2、召開全鎮范疇內的人口普查策動大會，作好人口普查宣揚工作。
3、對鎮人口普查工作細則及工作職責上墻，加強人口普查工作的監督。
4、繪制普查小區圖，并構造普查教導員和普查員培訓，做好人口普查摸底及正式入戶的前期工作。
5、根據縣林改辦的時候安排和普查任務落實各項工作。
關于人口普查工作總結范文
今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接近尾聲，在過去的工作中我居委會領導對人普工作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為保障普查工作按質按量的完成我居曾于10月12日在會議室對各普查員進行集中培訓，共有25名人員到會參加。培訓當天由居委會王玉蘭書記主持，會上強調各普查員要做好上門工作，確保數據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根據市人普辦的統一安排，我居委會制定了相應的工作安排，實行分片包干責任到人，并由王玉蘭書記統籌下定時追蹤進度完成情況，安排如下：
1、10月27日要求指導員完成各自普查小區戶主底冊的核對工作。我居委會在23日已完成摸底76.8%，最后按時完成任務
2、10月28日完成底冊的編號工作并統一報送街道辦。
3、11月1日確認被抽查的長表人員的落實。
4、11月10日前完成長表填寫工作，11月15日各指導員完成快速匯總。
關于人口普查工作總結范文
20xx年10月，我辦人口普查工作啟動以來，在區普查辦和區黨委、政府的正確領導下，全辦人口普查工作深入貫徹上級會議文件精神，圍繞試點工作中存在的難點問題，積極探索，精心布，各項工作完成得有聲有色。現將我辦第x次人口普查工作總結如下：
一、領導重視，成立領導小組。
為切實做好“六普”工作，我辦高度重視，迅速開會討論布，成立了以辦事處主任為組長，分管領導為副組長，主抓全辦人口普查工作，社區成立6個人口普查工作領導小組；選聘31個普查指導員、152個普查員；全辦共劃分6個普查區，141個普查小區。覆蓋16000戶，涉及1111人。
整個人口普查期間，辦事處共召開各種會議11次；開展人口普查培訓工作10次；其中9月1日到10月30日普查辦成員主動放棄雙休節假日照常值班。
二、加強宣傳，營造氛圍
人口普查不是一個地區一個部門的事一個單位一個人的事，它是一個政府行為，是一個需要全社會成員共同參與完成的事。因此，讓每一個公民知曉人口普查，參與人口普查十分重要。在宣傳階段，我辦人普辦定制了12副標語分別在廣場、辦事處、社區懸掛，各社區在各自的普查小區人口密集的地方張貼標語增強宣傳效果，并通過宣傳車、宣傳畫、社區廣播等多種形式開展了人口普查宣傳工作。截止12月底，全辦共貼標語橫幅16條，出動宣傳車10次，發放宣傳畫20張，張貼小標語100張，發放《一封信》10000份，種種宣傳形式的運用為普查員入戶登記營造了良好的氛圍，提高了群眾參與人口普查的積極性。
三、層層培訓，提高水平
根據海勃灣人普辦的統一部署，9月15日，我辦普查辦全體業務骨干在市黨校參加了市人普辦組織的全市第x次人口普查工作指導員業務培訓。培訓期間大家認真學習了人口普查的小區圖繪制，入戶摸底，戶主姓名底冊填寫，長表抽樣，短長表、死亡表、境外表填寫，普查表審核，過錄匯總，入戶交談技巧等一系列業務知識。在培訓期間通過做題、討論深入了對問題的了解增強了實際操作能力。8月10日，處普查辦組織村（社區）“兩員”進行人口普查業務培訓，根據我處的實際情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培訓普查工作的具體操作技能。8月11日至8月15日，各村（社區）開展普查員業務培訓，處普查專班具體分工一個村一個社區地到各普查單位進行人口普查工作業務指導，根據更具體的情況做更細致深入的分析，肢解了人口普查的難度，保證了人口普查數據的真實性。
四、實地查勘，入戶登記
1、繪制小區圖
根據我市提供的陸城辦事處各普查區劃分圖，處普查專班人員和社區普查指導員實地勘察普查區邊界，指導普查區邊界劃分，其別走訪居住人少容易遺漏的死角、普查區和社區邊界交叉的地方、讓各普查區指導員明確各自普查范圍，做到心中有數，保證普查時不重不漏。
各普查區根據各自情況劃分普查小區邊界，標注工廠、學校、單位、魚塘、農田、商店、道路、河流等明顯地理標識，按從西北角順時針方向標明各普查小區編號。處普查辦人員協同各普查區“兩員”實地走訪普查小區邊界，讓普查員明確各自普查小區的范圍。郊區普查區人口分布，密集普查小區分解不明顯特別需要實地查看；遠郊普查區，由于普查小區打破了以前村小組的概念，為防止遠郊普查區仍然按小組的分組法進行普查也需要進行實地查看。我普查辦工作人員在交通工具不足的情況下或搭公汽或步行5天內走訪了17個普查區283個普查小區。
2、入戶摸底，填報戶主姓名底冊
入戶摸底是普查工作各環節當中相當難的一處，由于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員流動性較大，人們的對各自的私人空間比較注重，對陌生人比較冷淡，對個人隱私的保護比較強。所以入戶難，臉難看，不配合等問題在所難免。跟對這種預料中的情況，我們要求普查員要穿戴整齊，佩戴普查員證，拿好《一封信》，請普查小區的熟人或者樓層的人引導入戶；同時要求我們的普查員時刻面帶微笑，注重禮貌用語，對脾氣不好的居民要有耐心；根據小區圖和建筑物編號，要切實入戶到位，做到不多登一戶也不漏登一戶；對普查小區的空掛戶口和全戶外出情況要和照公安局的戶籍一一比對，相左鄰右舍或戶主問清楚家庭成員狀況。針對摸底過程中出現的個別單位不配合現象，市黨委、政府，市普查辦在協調各部門單位上給予大力幫助，各單位部門按時上報各單位人員家庭信息。
3、入戶登記，填寫長短表
我處人口普查實行三個百分百：百分百入戶登記，百分百簽字，切實把人口普查工作做實。根據入戶摸底的情況，總結了高效入戶登記的方法。
一是通過入戶登記、設站登記、留便條登記、晚上登記、休息日登記等方式，提高了登記效率；
二是由利用熱心老年群眾的引導，一般這些老同志在鄰居群眾中有較高的威信，比較能得到群眾的信任，在入戶登記時多尋求這些老同志的引導幫助，有助于抵消居民的抵觸情緒，順利完成普查登記工作。
4、過錄匯總、編碼和抽樣檢查
第2篇：人口普查的概念范文
精選關于熱門人口普查工作總結范文 20XX年，是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年。7月份，人口普查前的戶口整頓工作工作如火如荼地展開，回龍橋社區在區人普辦的帶領下，在街道相關部門的指導下嚴格部署、積極行動，廣大普查人員勇挑重擔，表現出高度的責任感，工作中涌現出許多心系普查、忘我工作的感人事跡。
曹遠同志是挹江門街道回龍橋社區的一名普通的大學生社工，由于年紀輕，有朝氣，綜合素質水平較高，她作為戶核員參加了回龍橋社區人口普查戶口整頓工作。這是曹遠第一次參加人口普查工作，作為一名深入一線基層的戶核員，她深感責任重大，戶口整頓的好壞，將直接影響到今后人普工作的開展。為了確保所采集的普查數據準確，獲取信息全面，在普查試點工作中，曹遠同志堅持“勤學、好問、不怕吃苦”的精神，發揚樂觀積極向上的現代大學生的精神，保證戶口整頓工作的順利完成。
一、勤學。
此次人口普查戶口整頓工作，時間緊，任務重，加之回龍橋社區范圍內多位老舊小區，人口情況復雜，，大大增加了工作難度。從接到人普培訓通知到投入入戶登記工作，學習時間很短。而作為第一次參加人普工作的曹遠雖在培訓的時候認真聽講，努力理解，但在正式入戶登記填表的時候還是碰到了很多的問題。面對困難，曹遠迎刃而上，她先用鉛筆填寫，等晚上回家后再仔細查閱各種不同分表的填表說明，反復記憶。她認真學習填寫方法及表內項目應注意的邏輯關系，努力學習社區內參加過以前人口普查工作的社區工作人員的工作經驗，在自己學習的同時，還主動幫助其他戶口整頓戶核員，使每一位普查員都清楚填寫的方法，確保了入戶登記順利展開。
二、好問。
曹遠同志在入戶登記時，實地碰到的問題各式各樣，由于時間緊，知識點多，她只能一邊普查、一邊學習，盡可能掌握所學知識，遇到有時組員對群眾問的問題一時解答不了，或對解答的問題沒有把握，她及時與區人普辦聯系，問明原因，理清邏輯關系，更好的解答居民群眾的各種實際問題。具體詢問居民實際具體情況時，她并不是生硬的、刻板的，照本宣科式的就表內問題一一詢問，而是和藹的，親切的，拉家常式的與社區居民進行交流溝通，采集了信息的同時也緩解了部分居民的抵觸情緒。家住校門口1號內的肖某，由于與其弟弟關系僵硬，拒絕提供戶口空掛在他家的其弟弟一家三口的具體去向，甚至揚言他弟弟已經去世。其他兩組工作人員紛紛碰壁而歸，曹遠同志主動要求上門，她首先避談人口普查各種問題，而是與肖某一家拉拉家常，消除肖某的抵觸情緒，然后提到家庭和諧問題，闡述一個大家族和諧的重要性，慢慢的肖某一家也逐漸轉變自己的態度，同意其弟弟提供信息的同時，也與其弟弟達成和解，一個大家族又和睦的生活在一起。
三、不怕吃苦。
回龍橋社區是一個老舊小區眾多的社區，房屋出租現象較為普遍，而外來流動人口多，流動性較大，也增加了普查的難度。如：有些居民房產較多，戶口空掛；有些外來流動人口認為自己戶籍不在南京，不愿配合登記；有些外來人員不常在家，很難碰上面。針對種種復雜情況，曹遠同志不輕言放棄，針對不同的人群，她總結出早、中、晚三段時間上門法。早上，針對年紀大的老人有中午午睡以及晚上睡的較早的習慣，對老人居住較為集中的住戶進行上門；中午，針對正值暑假，眾多外來人員要回家給孩子少燒飯的情況，集中對外來人員較為集中的住戶進行上門；而晚上，則集中對下班的一般住家戶進行信息采集。如此有針對性的上門，使得曹遠同志的上門登記效率大大提高，她還把自己的聯系電話留給隔壁住戶，讓鄰居聽到有動靜馬上與她聯系。7月26日晚，一位住戶打電話告訴她，樓上經常不在家的住戶回來了，雖然曹遠剛剛才結束上門登記回到社區，但她還是拖著疲憊的身體，立刻上門，進行入戶登記工作。而等她再次回到社區時，已經是晚上10點鐘。正是憑著這種鍥而不舍的精神，確保了回龍橋社區人口普查工作的普查進度和完成質量。短短的一個月時間不到，雖然曹遠同志防曬霜用掉了兩大瓶，但是炎炎夏日強烈的紫外線和較高強度的大運動量還是使她從皮膚白皙、身材勻稱變的黝黑消瘦，社區工作人員都打趣的跟她說：“喲，海南度假回來了么。”她自己也樂觀的說：就當減肥吧。每天連續的上門，更是讓她暫時放棄了一切的業余愛好，全身心的投入到人口普查工作當中。男朋友很不理解她的行為，勸她說：“何必這么拼命呢，不就是人口普查么，糊糊過去就是了。”但曹遠斬釘截鐵地對男友說：“不可能的，這是我的工作，這就是我的使命！”
正是憑著“勤學、好問，不怕吃苦”的工作精神，憑著樂于助人，無私奉獻的態度，曹遠同志贏得了每一位調查工作人員和社區居民的好感。在她的影響下，回龍橋社區人口普查工作人員認真、仔細、高質量地進行著人口普查戶口整頓工作，為戶口整頓工作的勝利完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今后全面展開人口普查工作積累了豐富的實戰經驗。
曹遠同志樂觀向上，吃苦耐勞，不畏艱難，永往之前精神，不正與當代所提倡的大學生的敬業精神相符合么，真是好一朵綻放在社區的鏗鏘玫瑰！
精選關于熱門人口普查工作總結范文
2010年是人口普查年，人口普查是一項重要的國情調查，對國家的管理和制定各項方針政策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搞好人口普查工作是人人有責的事情，所以當這次人口普查的工作任務下達到我們社區時，我們都非常重視，不敢有一點的馬虎。
我們依照上級的部署，將人口普查工作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9月15日到10月31日，是摸底工作，第二階段從11月1日到11月20日，是正式普查。
在摸底期間我社區的15個普查員對5個普查指導員對我們轄區內的15個普查小區共1600余戶家庭進行了逐門逐戶式的摸底調查，對社區的戶籍姓名底冊進行了逐一的登記和核實，并將空掛戶，外出戶和流動人口進行了詳細的甄別，做到了樓不漏戶，戶不漏人，為了把誤差控制在最低的水平，在整個摸底工作期間，我們往往都選在晚上大多數人都下班回家之后再去入戶，經常要忙到很晚，有時候甚至來不及吃晚飯，在進行入戶工作時，我們每個人往往每天要走訪調查幾十戶，平均每人最少要爬十幾層樓，可以說每天都非常的累，但是在工作中我們的普查員表現得非常出色，沒有一個人叫苦叫累，大家干起工作來一個比一個責任心強，一個比一個認真。而且在入戶的過程中我們還向居民宣傳了人口普查的相關政策和規定，消除了部分居民對普查的抵觸情緒，在我社區全體普查人員齊心協力下，我們出色的完成了摸底的工作任務，為正式普查的進行做好了準備。
工作進入正式普查之后，我們更不敢馬虎，正式普查期間我們社
區的普查人員對我們所負責的普查區內的4000余名居民的信息進行了詳細的核查，并依照普查的要求認真的對每一戶、每一人進行登記，然后對登記的資料進行全面復查。在完成了基本任務之后，又和其他社區進行了互查，進一步核實了普查信息，糾正了一些錯誤，盡全最大努力把普查信息的誤差降到了最小，在正式普查期間，我們的工作人員繼續發揚了不怕吃苦的社區傳統，經常加班核對信息，可謂廢寢忘食，在我們普查員們的辛勤工作下，我們轄區的普查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們沒有遺漏一個住戶，沒有遺漏一個人員，沒有漏登一條信息，為國家反映了我們普查區內最真實的人口信息。
在整個人口普查工作期間，我們社區的普查員們發揚了勞動社區多年以來形成的不怕吃苦的社區傳統，通過共同的努力，我優異的完成了人口普查的工作任務，反映了我們普查區內最真實的人口信息，向國家交上了一份滿意的答卷。
勞動社區
2010-11-18
精選關于熱門人口普查工作總結范文 歷時三周的“兩實有”調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試點入戶調查階段的工作已接近尾聲，我也從一名普查門外漢成長成為一名可以獨立開展入戶調查工作的普查引導員。面對自己業務能力上的成長，我感到非常欣慰，作為一名基層普查調查員，我自豪。接下來，請允許我就這次普查工作中的個人工作情況總結匯報
一、 學習階段
四月二十九日，我受江岸區統計局派遣代表四唯街統計站前往武漢長航大酒店接受了第一次“兩實有”及第六次人口普查試點工作的普查培訓。從如何做好一名普查調查員、《普查小區圖》的繪制、人普長表如何抽取；到如何開展普查摸底工作、如何正確填報各式普查調查表，各種普查試點講義內容，我都能認真做好學習筆記，并在課后加以復習，力求做到學習內容不留疑問。而針對于“兩實有”普查中的實有人口清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在“登記標準時間”、“登記對象”和“登記方法”的區別上，我都會在學習過程中反復推敲、琢磨，以確保普查概念不混淆，填報登記不犯迷。而對于普查中在登記、編號上的一些特殊規定，我更是抄于小抄上時時記憶，用以保證日后普查實戰中普查登記內容和普查匯總方式上的高質量。
我認為作為一名普查調查員，通過嚴格的普查培訓，以達到普查業務過關、過硬，就是確保整個普查工作得以順利開展的第一必要條件，但仍然是一個非充分條件。
二、 宣傳階段
普查不是某一個人的事，不是某一群人的事，它是一個神圣的利國利民的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社會行為。因此，它需要每一個公民作為一個社會人的共同參與，積極配合。在宣傳階段，我們普查小組發放、張貼了《至市民一封信》，在社區醒目處也四處懸掛“兩實有”和人普宣傳橫幅標語，社區廣播更是不間斷進行了廣播。種種宣傳形式地相互結合，其目的都是為了消除了居民對這次試點工作的懷疑，幫助居民明白普查工作意義，為入戶調查工作地順利開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為試點工作的順利進行創造了良好的氛圍。
但從日后入戶調查的實際工作情況看，這次整個試點的宣傳工作仍是不到位、有其局限的。主要集中表現在試點區域內仍存在如“既是全國普查，怎么就我們社區在普查？你們到底是不是騙子，查戶口怎么沒有派出所的人隨同？怎么查戶口還查房子呀，你們是不是要搞拆遷？我們是租戶也要登記？”等諸多疑問。而針對于這些善意地疑惑，我們小組的普查員們都是反復聲明、耐心解答。但我相信，如此多的種種疑惑和不解，都會在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市“雙實有”正式普查工作開始之際，隨著全國、全市性的宣傳力度的加強，必將有所緩解。
三、 摸底階段
還在普查培訓中，指導老師就反復強調了普查摸底工作的重要性和關鍵性。所以我們第五普查小組在開始此階段工作時，思想上絕對是慎之又慎，高度重視。但沒有實踐就沒有發言權，課堂上學習的種種編制方法，如果沒有被拉到現實中，用實踐來檢驗，永遠都是紙上談兵。
這次我們第五普查小組被分配到的普查范圍為沿江大道194號、195號、196號和二躍路2號。該普查區域多為老式租界建筑、筒子樓團結戶，在統計摸底初期階段，我們遇到了很多問題。
1） 在摸底繪圖階段我們碰到的最大困難，就是當進入一個內部結構不規律的建筑物時，僅僅通過目視是絕對無法判斷“哪扇門后是房間，哪扇門后是廚房、廁所”、“哪幾扇門為同一戶居民擁有”。這就需要我們展開詢問并尋求住戶們的幫助，反復核實，修改繪圖，以確保我們的《普查小區圖》底樣圖與實際相符，為人口普查中的長表抽樣提供保證。
2） 在制作《戶主姓名底冊》時，我們發現，居住于此的多為流動人口租住戶，如僅僅基于房間內一戶人家提供的居民戶口本來登記“寄居人口”和“有戶無人”的方法來編制戶主底冊的話，會很容易忽略掉大量存在于派出所居民戶口底冊上的人戶分離的“空掛戶”。因此，在制作《戶主姓名底冊》時，需要我們結合走訪和派出所信息綜合編制。
四、 入戶調查階段
我們感謝，絕大多數居民都給予積極配合。入戶調查，主要采取詢問互動式，保證采集的數據真實、準確。為了避免普查人員同時多人發問，混亂發問，從而導致居民不知回答哪個好。我們組的成員通常針對普查調查表中的共同問題，由一名普查員發問，其他普查員同時優先聽錄答案。在填寫表格時，注意字跡工整，按要求填寫，不能漏填、漏統，并注意保持表格的完整性，不能破損。
在實有人口調查中，對于僅僅寄掛戶口于此的人，填報如“配偶身份證號”“現居詳址”等信息時，想得到完整準確的信息難度非常大，很多家人代訪者都不甚清楚其他寄掛家庭成員的詳細信息而無法準確回答。
在實有房屋調查中，租房者對房東信息不了解，在尋找房東及向房東了解房屋信息的過程中，因多為電話訪問，被訪者多表現出不信賴拒訪態度。而遇到“門難進”、“臉難看”的情況時，我們普查員都能注意禮節，笑臉對人；調查對象有疑惑時，耐心解答，曉之以理，不與居民發生沖突，努力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而對于碰不到人的住戶，在不能100%確定此房為空置房屋時，我們普查小組都不會輕易放棄——別人休息，我上班，別人回家，我出門；反反復復，來來回回；我們不怕守株待兔，我們只怕千萬里我尋不到你。通常為了遇到你，我們選擇晚上上班，白天匯總。留留言條，預約家訪時間，我們常常從早上8點半開始工作到夜晚10點半。只要能找到你獲得到信息，我們心甘情愿。
五、 數據整理階段
第3篇：人口普查的概念范文
人口是如何增長起來的
早期人類以狩獵和覓食為生，世界范圍內數量約為 100 萬，到農業得到發展之前，其數量也未超過 1500 萬。而公元 4 世紀時，東、西羅馬帝國人數總和已超過 5600 萬。但隨之而來的 查士丁尼大瘟疫 幾乎給歐洲文明以毀滅性打擊，其人口數量從公元 541 年到公元 8 世紀間銳減 50% 。隨后歐洲文明漸漸復蘇，人數從公元 1000 年的 3850 萬上升至 1340 年的 7350 萬。好景不長， 1347 年 黑死病 席卷而來， 3 年時間世界范圍內死亡 7500 萬人，整個 14 世紀約死亡 2 億人。又過了 150 年，歐洲人口數量才得以恢復。中世紀前后，疾病、戰爭是阻礙世界人口發展的主要原因。但鼠疫并未徹底根除，反復爆發幾次后才于 19 世紀徹底結束。
直到近代 農業革命 和 工業革命 的興起，醫療衛生條件得到改善，嬰幼兒死亡率降低，人類預期壽命上升，世界人口才呈現陡然上升的趨勢。
最精確的人口統計方法：人口普查
世界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人口普查是美國于 1790 年進行的，此后規定每十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調查員挨家挨戶地尋訪，記錄每戶居民的人數和他們的名字。美國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統計數字為 390 萬。此次普查雖算不得上是成功，且仍帶有種族歧視色彩，但在它結束后，自殺率、犯罪率、宗教分布、男女比例等社會學概念開始逐漸形成，這在經濟和政治學上具有深遠的影響。
現如今，聯合國通過綜合各國的統計數據，便可知曉世界人口變化的詳細情況。比如1963年世界人口增長率曾經達到過一次峰值： 2.2%， 2009 年這一數值降至 1.1%， 2011年將有1.35億人出生，同時有5700萬人死亡，凈增長人口為7800萬。
為什么2011年10月31號是“第70億人口日”
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是聯合國的六個主要部門之一。其下屬機構人口司成立于 1946 年，從 50 年代初開始負責世界人口的統計和預測工作。他們每兩年一份世界人口前景（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報告。這份報告綜合了最新的人口普查、人口調查、人口登記冊及從其它來源獲得的數據。人口預測結果（包括此次的“第 70 億人口日”）就來源于這份報告。但是由于各種統計數據并不完美――即使目前世界上最好的人口普查報告也有著至少 1% 到 2% 的誤差，所以“2011年10月31號”這個日期實際上有著相當高的不確定性，它只是個象征日期而已。假設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這三個國家的人口統計誤差為 2%，那么世界人口總數將上下浮動約 5600 萬。當然人口司也會通過一些方法盡量減少誤差，再考慮到有些國家人口算得過多，而另一些國家人口算得過少，也會出現兩者正好可以“中和”的情況。即便如此，對于世界人口數量的預測在全球范圍內仍至少存在 1% 的誤差。如果就按 1% 的誤差來計算的話， 70 億人口的到來時間則以 10 月 31 日這個日期為基準 上下浮動 6 個月 。
因此在海量的數據和不可避免的誤差面前，誰也不能精確地說出 70 億人口日到底會哪天到來。另外，大批來源于發展中國家的人口統計學數據都相當糟糕，也許誤差還會比我們想象中的更大。
結語：人口問題是個永恒的話題
第4篇：人口普查的概念范文
一年前的2006年12月13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殘疾人權利公約》，指出殘疾人是人類的多樣性的一部分,是人類社會的成員；他們有個人的尊嚴和自主，應該與一般人一樣有均等的機會充分和切實地參與和融入社會。《公約》特別提出應該提高整個社會，包括家庭對殘疾人的認識。
論壇注意到，《公約》在提高人們對殘疾人的認識，改變對殘疾人的態度和改善殘疾人的生活等方面發出了強有力的聲音。《公約》的制定和通過表現出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對殘疾人的認識出現了空前的統一，這再一次表明世界的文明和人類社會的進步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論壇認識到，《公約》中所說殘疾是一個演變中的概念，殘疾人的致殘并不全是疾病的結果，更是受損傷者與社會的態度和環境障礙之間的矛盾所產生的結果。這些矛盾阻撓著殘疾人與其他人在平等的基礎上充分和積極地參與社會活動，因此，必須使殘疾問題成為相關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論壇也清醒地了解到，因為殘疾人的共同性和多樣性，他們在不同地區和不同國度的狀況是有明顯差異的，但是狀況不明和數據欠缺一直在困擾著工作和決策部門項目的執行和相關政策的制定。
論壇的熱烈討論和聯合國《公約》的啟發促使論壇參與者認識到，應該繼續開拓對殘疾人的研究和討論，做出更多和更深入的認識和思考。為此論壇提出以下倡議：
繼續推進有關殘疾人的信息收集、狀況調查、監測與研究，并促請學術研究機構和殘疾人行政與社會工作單位推廣這些研究與研究成果，并轉化為改善服務的政策，以提高整個社會，包括家庭對殘疾人的認識和了解，改善對殘疾人的服務。上述工作必須由政府牽頭并給予財政支持，必須有多部門包括非政府組織的合作，更需要專業機構和專家的參與，同時，還要有被調查者的支持與配合。
繼續強調國際合作在殘疾人工作中的重要性，從本次論壇討論中所提出世界各國改善殘疾人生活條件的實例和經驗，在推廣《公約》的基礎上促進國際合作進一步開展。
為落實《公約》的實施，論壇還特別強調《公約》要求各國承諾收集適當的統計信息和研究數據，以便制定不同的殘疾人政策。2005～2015年正是聯合國2010年輪人口普查時期，世界多數國家都會在2010年前后開展人口普查。各國應該利用普查的機會篩選出殘疾人調查框架，為普查后的殘疾人調查做積極準備，在適當的時期去收集有關殘疾人的信息和數據。改善殘疾人的狀況要從調查了解殘疾人狀況做起，中國2006年的殘疾人調查經驗值得借鑒和推廣。
殘疾人權利公約已經通過了一年，118個國家政府在公約上簽了字。國際論壇與會代表將努力促請本國批準公約，以期早日施行。
殘疾人口與發展國際論壇
第5篇：人口普查的概念范文
（一）創設情境，質疑生成
師：2010年我國進行了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現在我們一起來看一看全國及部分省（市）、區的人口情況。
多媒體課件出示我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總人數（1370536875）及北京（19612368人）、廣西（46026629人）、臺灣（23162123人）、（3002166人）、四川（80418200人）的人口數。
師：通過觀察數據，你從中歸納出了哪些數學信息？
生1：我知道了我國的總人口數。
生2：我還知道北京的人口數。
……
師：同學們觀察得真仔細，這些數學信息有什么特點？
生：這些數很大呀，比我們學過的數大得多。
師：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比萬大或大得多的數，今天我們一起來學習這一類數的讀、寫規則。（板書：億以內數的認識）
（設計意圖：讓學生通過觀察數據產生認知矛盾，從而激發學生的求知欲。）
（二）探究交流，獲取新知
師：現在來看一看云南省的人口普查情況。
1?郾多媒體分別出示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云南省（45966239人）、昆明市（6432000人）及西山區（670300人）人口數。
生1：呀！我們云南省的人真多。
生2：到底是多少呀？
師：你們會讀這些數嗎？試一試。
生1：西山區的人口數，讀作六十萬七萬零三百。
生2：西山區的人口數讀作六十七萬零三百。
生3：云南省的人口數讀作四千萬五百萬九十萬六萬六千二百三十九。
生4：不對，應讀作四千五百九十六萬六千二百三十九。
（教師把學生不同的讀法板書在黑板上，不做訂正，留到后面再講。）
（設計意圖：讓學生試讀這幾個數，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同時利用學生讀數的“生成”，使后續的教學準確定位于學生的最近發展期。）
師：要準確地讀出這些數，要知道哪些知識呢？
生1：對照數位順序表就能讀出來。
生2：還要知道新的計數單位。
2?郾認識萬位以上的數位（十萬位、百萬位、千萬位、億位）。
師：我們以前學過哪些數位？
生：我們學過個位、十位、百位、千位和萬位。
師：請同學們整理出萬以內數的數位順序表。
（學生用作業單動手整理，集體訂正。）
師：用我們以前學過的萬以內的數位順序表能讀出這些數嗎？
生：不能。
師：為什么呀？
生1：數位不夠。
生2：我們學的數位只有五個，這些數數位比五個還要多。
師：要讀出這些數，還要學習新的數位。你還知道哪些新數位呀？
生1：我知道有十萬位，百萬位。
生2：我知道有千萬位。
生3：我還知道有億位。
（設計意圖：充分利用學生已有的知識和生活經驗進行教學，有利于學生學習方法的遷移。）
3?郾認識萬以上的計數單位（十萬、百萬、千萬、億）。
師：你是從哪里知道這些數位的呀？
生1：我是從計數器上看到的。
生2：我是預習時從書上知道的。
師：我們知道一千一千地數，十個一千是一萬。如果我們一萬一萬地數，十個一萬是多少呢？
（學生用計數器一萬一萬地撥珠子。）
師：誰能用計數器給全班同學演示一下。
（指定學生到黑板前演示，學生邊撥珠子，邊數。當學生撥到九個一萬時……）
師：九個一萬再撥一萬是多少？
生（齊）：是十萬。
師：十個一萬是多少？
生（齊）：十個一萬是十萬。（板書：十個一萬是十萬）
（教師用多媒體演示萬位上撥了十個珠子，（萬位上）滿十向前進一位的過程。）
師：萬位滿十向前一位進一，萬位的前一位是什么位？
生：是十萬位。
師：為什么呀？
生：因為十個一萬是十萬，所以萬位的前一位是十萬位。
師：現在我們認識了十萬位，如果十萬十萬地數，十個十萬是多少呢？
（學生用剛才的方法得出：十個十萬是一百萬，十萬位的前一位是百萬位。）
教師根據學生的探究結果分別板書：
10個十萬是一百萬。
10個一百萬是一千萬。
10個一千萬是一億。
4?郾小組討論計數單位之間的關系。
師：我們以前學習了個、十、百、千、萬，今天又學習了十萬、百萬、千萬、億，你們知道個、十、百、千、萬、十萬、百萬、千萬、億是什么嗎？
生1：是數位。
生2：不對，沒有帶著“位”字，應該不是數位。
生3：是計數單位。
師：十、百、千、萬、十萬、百萬、千萬、億，叫做計數單位。相鄰兩個計數單位之間有什么關系？
生：相鄰兩個計數單位之間的進率都是十，哪一位上滿十就要向前一位進一。
師：同學們怎樣證明你的發現是對的？
生：十個一萬是十萬、十個十萬是百萬……
師：同學們通過撥珠、數數、觀察，發現了它們的規律。
（設計意圖：學生通過動手撥珠子，把抽象的數學知識直觀形象地展示出來，加深了對“相鄰兩個計數單位之間的進率都是十”的理解，從而突破教學難點。）
5?郾認識數位順序表。
（1）認識“數位”。
師：同學們能按一定的順序把這些計數單位排列起來嗎？
（學生用作業單整理億以內數的數位順序表、理解數位。）
（2）認識“數級”。
教師指著剛開課時學生試讀的兩種情況（略）。
師：我們認識了新的計數單位和數位，現在回頭看一看同學們剛才的讀法，哪一種讀法是對的！
生1：西山區人口數的正確讀法是：六十七萬三百。
生2：云南省人口數的正確讀法是：四千五百九十六萬六千二百三十九。
師：錯誤的讀法錯在哪里？
生：四千萬五百萬九十萬六萬六千二百三十九是“萬”讀重復了。
生2：四千萬五百萬九十萬六萬，其實就是四千五百九十六萬。
（設計意圖：抓住學生讀數的錯誤（生成）讓學生自我認識、訂正，有利于學生更加準確地掌握知識。）
師：同學們讀這些大數還有困難嗎？（大部分學生表示沒有困難，有幾個學生舉手表示有困難。）
生：這些數數字比較多。
師：如果數字太多，就把這些數分開來讀。分成幾個部分讀好呢？
生：分成兩個部分。
師：你能上來分一分嗎？
（引導學生把數位順序表中的數在千位和萬位間各畫一條虛線隔開。）
師：這樣，這個數就被分成了幾個部分？每個部分有幾個計數單位？
生：被分成了兩個部分，每個部分有四個計數單位。
師：我們把一個大數從右到左每四個計數單位分做一級，第一個叫“個級”，從萬位起的四個計數單位叫做什么級呢？
生：叫做“萬級”。
師：這就是我們國家所使用的四位分級法，每四個數位分一級，依次叫“個級”和“萬級”。這樣分級有什么好處？
生：方便讀數、寫數。
師：千萬位的左邊是什么數位？
生：是億位。
師：為什么不是“萬萬位”呢？（生沒回答）如果千萬位的左邊是萬萬位，會有什么結果？
生：萬級就含五個數位了。
師：千萬位的左邊是新的一級的開始，這個級我們叫做“億級”。10個一千萬就是一億，所以，千萬位的左邊就是億位。
師：比億大的數我們以后繼續學習。
（設計意圖：讓學生自己整理出億以內數的數位順序表，加深對該知識的理解，有利于億以內數的讀寫。）
（三）鞏固練習，運用新知
1?郾利用億以內的數位順序表讀出下面各數。
出示：全國人口總數（1370536875）；云南省人口數（45966239人）；昆明市人口數（6432000人）；西山區人口數（670300人）。
2?郾學生自由讀數，集體訂正。
師：怎樣才能又對又快地讀出多位數？
生：分級讀最快。
師：誰能把這四個數按從大到小的順序排列起來？
生：最大的是1370536875，其次是45966239，第三是6432000，最小的是670300。
（設計意圖：初步感知億位、千萬位、百萬位和十萬位的大小。）
師：同學們，說說在實現生活中哪些地方常用到萬以上的數。
（讓學生聯系生活實際，體會大數在生活中的廣泛應用，培養學生在實際生活中尋找數學信息的意識和能力。）
評析：
周俊（小學高級教師）：西山區棕樹營小學唐啟盾老師執教的“億以內數的認識”一課，充分體現了“課堂教學是一個動態生成的過程”這一課程理念。這節課有以下特點。
1?郾準確把握學生的知識起點，生成新知識。在教學的起始環節，教師先問學生“以前學過哪些數位”，然后，讓學生整理出萬以內數的數位順序表。接著，問學生用以前學過的萬以內的數的讀法能不能讀出這些數。學生回答“不能”，因為“數位不夠”后，教師進一步啟發：“要讀出這些數，還要學習新的數位。你們知道哪些新數位呀？”從而引出“億以內數的認識”。
理解和掌握知識點，是數學學習的知識性目標。“億以內數的認識”的知識點是：億以內數的讀法，認識并理解對應的計數單位、數位及相鄰單位間的進率。唐老師正確把握了學生的知識起點（萬以內數的讀法、寫法、數位順序），將萬以內數的數位知識順勢遷移到億以內的數，進而生成了“新的數位”，使新知識的學習底蘊厚實，過渡順暢。
2?郾結合實際，合理預設、自然生成。在教學的第二環節，唐老師結合實際對教材進行了加工處理，將“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換為“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由于使用了人口普查的最新數據，克服了教材內容的滯后性，體現了與時俱進的思想。為了幫助學生進一步認識這些數據的特征，教師有針對性地提出問題：“這些數學信息有什么特點？”學生準確地說出這些數很大，比我們學過的數大得多。自然生成“大數”的概念。在解決問題中學習，體現數學活動的教學。
在教學的第三環節，教師先出示云南省、昆明市及西山區的人口數讓學生觀察，引導學生用自己的知識經驗嘗試讀億以內的數。
不同的讀法（教師尚未訂正），折射出新舊知識的沖突，學生產生了急需解決問題的愿望，于是教師順勢提出：“要準確地讀出這些數，還要知道哪些知識呢？”自然進入對新的計數單位的探究，使掌握大數讀法的關鍵性知識得以突出。
認識萬以上的計數單位、數位以及“數級”是第四教學環節的重點，也是認識億以內數的關鍵。為此，教師在引導學生復習“一千一千地數，十個一千是一萬”的基礎上，提出：“如果我們要一萬一萬地數，十個一萬是多少呢？”接著，讓學生用計數器一萬一萬地撥珠子認識十萬，如此反復，相繼認識百萬、千萬、億等計數單位以及相鄰兩個計數單位之間的進率都是十，哪一位上滿十就要向前一位進一。
唐老師以組織者、引導者及合作者的角色，預設并參與了學生的數學活動，使學生經歷觀察、動手操作、合作交流等數學活動過程，在實踐中學習，在解決問題中學習，逐步形成數學能力。
要提高小學數學課堂教學的有效性，就必須充分了解學情，課前充分“預設”，課中適時引導“生成”，真正實現“為學生的發展而教”。
李靜（小學高級教師）：教材雖然是教師組織教學活動的重要藍本，但并不能因此成為“圣旨”，因為它要面對不同的地區和不同的學生，教師應在充分理解教材和把握教學目標的基礎上，根據實際對教材進行適當重組，甚至超越教材，讓教材與時俱進。如，“億以內數的認識”一課，唐老師就是在認真分析教材內容、教學目標和學生實際的基礎上，對教材情境圖進行了合理的改動。教材中的情境圖出示的是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目的是讓學生根據這些數據認識大數。而唐老師為了讓教學素材更貼近生活、更貼近學生，把情境圖換成了2010年我省人口普查的數據（云南省45966239人，昆明市6432000人，西山區670300人），這樣的變換讓學生產生了對數學的親切感，激發了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
趙艷（小學高級教師）：我們允許學生出錯，也正是在“出錯”和“改錯”的探究過程中，課堂才是最活的，教學才是最美的，學生的生命才是最有價值的。錯誤是一種反正，可以促進學生的認知，激發學生的心理矛盾和問題意識，推動學生主動地建構和發展。數學教學活動如果只是依靠正面的示范和反復的練習，那肯定很枯燥乏味，所以必須有一個“自我否定”的過程。“自我否定”往往表現為學生對自我錯誤的再認識過程，所以課堂中出現的“錯誤”具有教學價值，教師處理得當，課堂會因為出現錯誤而鮮活起來。唐老師在教學“億以內數的認識”時，課一開始便緊密聯系生活實際，從2010年人口普查的資料中引出數據，然后鼓勵學生大膽試讀。學生試讀中出現“六十萬七萬三百”、“六十七零三百”、“四千萬五百萬九十萬六萬六千二百三十九”等錯誤讀法時，“錯誤”成為在教學過程中動態生成的寶貴資源。這時，唐老師并沒有立即做出判斷，而是將學生試讀的信息板書在黑板上，讓學生進行判斷。不同的讀法使學生的認知發生了碰撞與沖突，“錯誤資源”成為了教學新知的出發點，成為了學習的新契機。究竟億以內的數怎么讀才是正確的？這一疑問激發了學生探究的欲望，探究活動由此展開。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通過回憶舊知，計數器演示等活動，發現了讀較大數要進行分級，知道了每相鄰兩個計數單位之間的關系，知道了數級、數位，在掌握了數位順序表以后，學生自主地發現了試讀數時出現的問題，從而糾正了各種錯誤讀法，解決了問題，深化了對知識的理解和掌握。唐老師在教學中善于利用學生在學習中出現的錯誤資源，引發學生的認知沖突，促使學生對先前的思維過程進行周密且有批判性的再思考，以求得新的深入認識。唐老師的這一教學嘗試值得我們借鑒。
楊粉英（小學一級教師）：課堂的主體是一個個鮮活而各不相同的生命體，教學過程又是一次次思維的碰撞。因此，教學中出現教師預設之外的生成時有發生。對于課堂教學中的各種生成，有的教師充耳不聞，有的則有意將各種有價值的生成拉回到自己的預設之中，這是忽視學生獨特的理解和感悟的做法。然而，唐老師執教的“億以內數的認識”卻給人與眾不同的感受。
事實上，唐老師在課前的工作與其他教師是沒有區別的，同樣是對教學進行精心的預設，同樣制作了課件，課堂也出現過預設之外的生成，而不同的是對待課堂生成的處理方法。面對預設之外的生成，唐老師并沒有回避，而是順著學生的思維不停地調整自己的教學。例如，幻燈片的出示，就是依據學生的需要進行選擇。與那些按部就班地實施自己的預設來完成教學任務的課堂教學相對照，唐老師這節課的教學顯得比較“亂”，然而，這種“亂”實質上是尊重學生的認知發展，懂得與學生交流，善于分析學生的思想，這樣的“亂”也彰顯了教師的教學機智。因此，教師不要怕“亂”。這里所謂的“亂”是指教師在教學中出現了意外，而教師根據學生的發展需要來調整自己的教學，不是混亂。著名教育家葉瀾教授說：“課堂應是向未知方向挺進的旅程，隨時都有可能發現意外的通道和美麗的圖影！”
劉松英（小學高級教師）：學生在學習新知前，絕不是“一張白紙”，他們有自己的生活經驗，從了解學生的認知基礎入手，確立適應學生的教學起點，這樣的教學學生才會感興趣，受學生的歡迎和喜愛。
教學“億以內數的認識”一課，如果老師按部就班地把數級、數位、計數單位和讀、寫法一一羅列給學生，相信學生能學會，但課堂就會是一潭死水，何談興趣的培養？唐老師教學這一課時，開課就給出了一組與學生生活聯系比較緊密的數據：第六次人口普查后西山區（670300人）、昆明市（6432000人）、云南省（45966239人）的人口簡況，提出問題：“這些數與我們以前學過的數有什么不同？”學生七嘴八舌地議論開了，由于學生已經學過萬以內數的認識，因而在比較中自然而然地建立了新舊知識的聯系，有的學生還知道十萬、百萬等計數單位，教師根據學生的認知起點來確定新的教學起點。
接著，老師引導學生進行試讀，學生讀成四千萬五百萬九十六萬六千二百三十九、四千萬五百萬九十萬六萬六千二百三十九、四千五百九十六萬六千二百三十九……教師不是直接告訴學生哪種讀法正確，而是引導學生把這個大數寫在數位順序表上，讓學生體會“位置值”的概念后再引導學生討論哪種讀法正確。這一系列的活動，學生用自己的思維方式進行探究，形成自己獨特的見解。所以，學生一直處于積極參與的狀態，急于想知道到底怎么讀才是正確的，有著強烈的交流、表現自我的欲望，有效地激發了學生的思維，獲得了較好的學習效果。
第6篇：人口普查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欠發達地區小城鎮 家庭養老 機構養老 社區養老
隨著社會轉型，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凸顯，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65歲及以上人口為1.19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8.87%；其中26個省份65歲及以上人口占該省份總人數比例超過7%。根據國際慣例，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數比例達到7%就被視為步入老齡化社會。從數據可見，我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然而，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仍然存在著諸多問題，使得養老無法順利完成從家庭向社會的轉型。尤其是一些欠發達地區小城鎮，養老模式單一，使得這種轉型尤為困難。
養老模式概述
養老模式的概念。養老模式是指贍養人在履行對老年人經濟上供養、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法定義務時采取的主要形式。但現實生活中，人們通常把養老看作僅僅是提供物資供養或經濟資助，常常忽視和欠缺對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和關愛。
養老模式的主要類型。從不同角度，養老模式可分為不同的類型。本文主要研究家庭、機構和社區養老模式：家庭養老模式是指由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負有贍養義務的人為老年人提供資金、住所、照料的養老方式；機構養老模式是指由專門的養老機構為老年人提供綜合的養老方式；社區養老模式是指以社區中的各類人員組成的非正式網絡，與各種正式的社會服務機構相配合，在社區內對需要照顧的老年人提供各種養老服務的養老方式。
沐川縣養老模式的現狀
沐川縣老年人口特征。樂山市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沐川縣總人口約為21.7萬人，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約為1.84萬，占總人口的8.48%。其老年人口特征主要表現為：首先，老年人口基數較大，增長較快，比重大。根據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沐川縣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8.48%，比第五次人口普查高出3.79%。可見，近10年來沐川縣老年人口增長速度較快，呈現出基數大、比重大的特征。其次，中齡組老年人口比例有所增加。國際上通常以65～69歲（低齡組）、70～79歲（中齡組）、80歲及以上（高齡組）人群占老年人口的比例來反映老年人口年齡結構狀況。根據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沐川縣老年人口的低齡、中齡和高齡組的比例分別為40.21%、48.45%、11.34%。可見，中齡組所占老年人口的比例最高。最后，老年人口身體健康狀況令人擔憂。調查顯示：身體健康和基本健康的占69.52%，生活基本能自理的占28.31%，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占2.17%。可見，隨著老齡化的來臨，老年人的健康狀況下降，而且老年人對自身的健康自我評價越來越低。
沐川縣主要的養老模式調查。此次調查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是隨機選取當地500個老年人進行調查，發放問卷500份，回收問卷500份，其中有效問卷468份。二是對養老機構的調查。其一，老年人對養老模式的選擇。從調查得知：沐川縣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選擇家庭養老的占75%，選擇機構養老的占17.1%，選擇社區養老的占7.9%，而且家庭越困難、年齡越大以及文化程度越低的老年人更愿意更趨向于選擇家庭養老模式。可見，沐川縣老年人依然把家庭養老作為最主要的養老模式，體現出中國傳統養老觀念和習俗的影響。其二，選擇家庭養老模式的原因。通過調查得知，沐川縣老年人選擇家庭養老模式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主要考慮的因素是：能得到子女的及時照料和關心；能在晚年與子女共享天倫之樂；可以幫助子女料理部分家務以及看管晚輩；子女如果不養老會被親戚和鄰里嘲笑，它們所占的比例分別是：86%、67%、72%、68%。其三，選擇機構養老模式的原因。通過調查得知，機構養老是沐川縣老年人選擇的次要養老方式。選擇機構養老模式的主要因素是：子女沒有時間和精力照顧；機構養老比較自在，且生活方便；養老機構的老年人較多，可以互相照顧，能部分消除寂寞和孤獨；子女外出打工，家中沒有其他人照顧。它們所占的比例分別是：85%、52%、73%、67%。最后，養老機構的收費標準對養老檔次選擇的影響。根據沐川縣養老機構的收費標準，將其劃分為四種不同類型：福利型（小于等于300元/月）、經濟型（300～600元/月）、普通型（600～900元/月）和舒適型（900～1200元/月），所占比例分別是：69.9%、21.4%、8.3%、0.4%。可見，由于受到各種原因的影響，大部分老年人只能選擇較低類型。
沐川縣養老模式存在的主要問題。首先，家庭養老模式受到一定的沖擊。目前，沐川縣老年人仍然把家庭養老模式作為最主要和優先的選擇。但是，隨著社會的轉型，家庭養老觀念和模式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部分老年人的養老觀念和模式開始發生新的變化，紛紛尋求新的、符合自身實際情況的養老方式。目前已經有17.1%的老年人選擇機構養老模式，7.9%的選擇社區養老模式，這對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是一個不小的沖擊。其次，機構養老模式發展不足。目前，沐川縣的養老機構的硬、軟件建設明顯不足。一是數量較少、分布不合理；二是硬件設施明顯不足，設備落后，功能單一，無法滿足需求；三是服務功能不全，水平低下，觀念滯后，服務人員素質不高；四是養老資金嚴重短缺。最后，社區養老模式起步遲緩、先天不足。目前，沐川縣的社區養老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街道辦事處、社區、村委會對本社區內的老年人提供的養老；二是部分機關單位、企事業單位對本單位老年人提供的養老。目前，街道辦事處、社區、村委會在社區養老模式的建設上存在明顯的問題，他們對本社區老年人提供的養老服務形式單一、功能簡單、效用較低。關于單位養老，一般單位也只是設置離退休辦事機構，由于受到養老向社會轉型的影響，單位養老職能將逐漸淡化，在社區養老職能尚未構建的情況下，沐川縣的社區養老模式建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發展階段，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進一步完善沐川縣養老模式的對策建議
隨著社會發展，新型養老模式不斷涌現，如“貨幣化養老”、“合居養老”以及“虛擬養老院”等，但是要解決類似沐川縣這樣的欠發達地區的小城鎮養老問題，目前的養老模式還不太現實。就目前的現狀來看，是不可能放棄家庭養老模式的，所以，我們要做的只能是在家庭養老模式的前提下，進行補充和完善。因此，以家庭養老模式為核心，完善機構養老模式，大力發展社區養老模式才是切實解決欠發達地區小城鎮養老問題的主要方式。
以家庭養老模式為核心。從調查中我們發現，大部分老年人仍是希望能和家庭、熟人社會保持密切的關系，家庭養老仍然是當前沐川縣養老模式的核心和重點。因此，繼續提倡和完善家庭養老模式既符合沐川縣的實際情況，也符合沐川縣絕大多數老年人的迫切愿望，又符合幾千年來中國社會傳統的養老模式，還能節約大筆機構養老和社區養老建設經費，對家庭和諧、社會穩定具有重大價值和意義。所以，必須以家庭養老模式為核心，進一步宣傳和弘揚養老、愛老、敬老的思想美德和優良傳統。同時，政府還應對家庭養老提供政策優惠，著力解決家庭養老面臨的重大難題。如由于“家庭結構”的變化引起的家庭養老難題，如農村空巢老人養老難題以及“家庭內聚力”下降對家庭養老的不良影響等。
完善機構養老模式。傳統養老院只是一種收留無依無靠、無收入來源的老年人的純福利型機構，而大部分欠發達地區的小城鎮養老機構正是這種傳統養老院。所以，必須大力加強養老機構建設，完善機構養老模式，整體規劃，合理布局，努力提升，逐步完善。必須進一步提升機構養老的功能和作用，切實加強養老機構的軟環境和硬環境建設。通過合理選址，配備功能齊全的住宅和療養設施、娛樂設施；構建親切、關愛的養老氛圍，增強養老服務的質量和功能，提升從業人員的專業素養，健全管理等。努力將傳統的養老機構建設成為環境優雅、功能齊全、服務優質的養老機構，從而為家庭養老模式提供有益的補充。
大力發展社區養老模式，加強社區建設。社區作為聯系家庭和社會的一個有效紐帶，發展它的養老功能，無疑將緩解家庭養老的壓力，將養老慢慢過渡到社會。因此，必須大力發展社區養老模式，加強社區建設。就沐川縣的具體情況來說，要大力發展社區養老模式，必須將養老工作作為社區管理部門的一項職責和職能，擔負起監督、組織的功能和責任。要從“軟件”和“硬件”上來加強社區建設，建立專門的職能機構，對相關人員進行專業培訓和日常管理；多層次、多角度地整合社區各種資源；建立高效的社區服務功能；構建多元化的社區網絡等。為老年人提供家務、娛樂、休閑、社交、康復和保健等服務，努力實現老年人“老有所養，老有所樂”。
第7篇：人口普查的概念范文
加法——上海住房面積的統計是否超乎想象地簡單？
每年，上海政府部門都要公布上海的人均建筑面積、人均居住面積指標。其目的為說明人民住房水平在“節節高”、“年年高”，更為了彰示政府部門的業績。那么，“人均建筑面積”、“人均居住面積”又是怎樣得來的？得到那些數據又經過了怎樣艱苦繁復的調查和計算過程？
筆者為了驗證上海統計部門有關住房統計數據的準確性，曾經歷過了艱苦繁復的計算，但計算結果總與政府公布的數據大相徑庭。是一個突發的奇想，使筆者在半個小時內就算出了與統計部門數據基本吻合的上海十年來的“居民住房總建筑面積”以及相關的“人均建筑面積”。其計算結果， “居民住房總建筑面積”與各類統計年鑒公布的相應數據平均只相差3.6%，“人均建筑面積”與建設部近三年的《城鎮房屋概況統計公報》中的相應數據百分之百相符。
是什么樣的“突發奇想”有如此神奇的效果？筆者是這樣“奇想”的：“嗎要那么認真？”鬼使神差，筆者信手將1995年以來每上一個年度的住宅建筑面積與當年竣工的商品住宅建筑面積相加，結果就與統計部門“統計”的“居民住房建筑面積”基本相符，再將統計年鑒中公布的“非農人口”與“居民住房建筑面積”相除，就得到了與建設部《城鎮房屋概況統計公報》數據一模一樣的精確到小數點后兩位的“上海人均住房建筑面積”！
當然，在1999年到2004年，筆者的計算結果與統計部門數據相比還略少些，多則少10個百分點，少則少5個百分點。于是，筆者再次“突發奇想”，“我如果把空置房、已拆遷房都拿來填空缺呢？”于是，“奇跡”再次出現——筆者“靈感”激發中計算得來的上海住房建筑面積就與政府部門的統計數據99%、100%地相符了！
難道政府統計部門是在如此搞笑的狀態下工作的嗎？
筆者不愿相信。
如果需要計算的是上海全部居住房屋總面積，那可以把上年的居住房屋面積加上當年的竣工住宅面積——竣工住宅面積指“報告期內房屋建筑按照設計要求已全部完工，達到住人和使用條件，經驗收鑒定合格，可正式移交使用的房屋居住面積的總和”（此解釋見由上海市房屋土地資源管理局和上海市統計局聯合編輯出版的年鑒類刊物《上海市房地產市場》，下同），但必須減去已經拆遷了的住房面積。然而這樣得出的全部居住房屋總面積數不能用作計算人均居住房屋面積的基數，因為當年和往年的竣工住宅中的沒有實現銷售的部分是不能按照已經移交使用的“人居房”來計算人均面積的。
如果需要計算的是上海已經實現了“人居”的全部住房面積，那么在每個當年度的竣工住宅中必須扣除還沒有發生“人居”的面積，并減去已經拆遷了的住房面積。請注意，如果扣除了每個當年度竣工住宅中的沒有發生“人居”的面積，在此就不發生“空置房”的概念——空置房指“銷售物業報告年度內某類物業經初始登記一年后未售出的數量”，該面積已經包含在初始登記年的竣工住宅面積中。
筆者“第一次奇想”時的計算方法謬誤在于：如果是計算全部居住房屋總面積，其沒有減去已拆遷房的面積；如果是計算實現了“人居”的全部房屋總面積，其一沒有減去已拆遷房的面積，其二沒有減去以往年度積存的空置房面積，其三沒有減去當年竣工住宅面積中沒有實現銷售的部分。
照筆者“第一次奇想”時的計算方法來計算“人均住房面積”，那是偷換了“人均住房面積”的概念——雖然統計部門沒有對“人均住房面積”的計算方法作出定論，但是，作為體現住房條件改善的最重要指標，人們對“人均住房面積”的約定俗成的理解就是已經實現了“人居”的房屋的人均住房面積！
筆者“第二次奇想”時的計算方法謬誤更是顯而易見——那是明知故犯了——不但不將這些沒有發生的、不存在的因素做減法，相反還把這些因素又做了一次加法！每一個按常規思維的人會為此感到不可思議。筆者同樣不信政府部門工作人員會故意這么做。
這么做的后果是嚴重的，這使得上海在2005年時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積平添了13.33平方米——在把2005年全部竣工住宅作為已經實現了“人居”的前提下！因為1999年到2004年，上海城市的拆遷面積總和加上每年空置住宅面積的累計數是5520萬平方米，這些數字不扣除，就是多計算了5520萬平方米未實現“人居”和已經滅失了的住房面積，這些數字還要再加一次，那就是在1999年到2004年，多計算了5520×2=11040萬平方米未實現“人居”和已經滅失了的住房面積；同樣，在1996年~1998年以及2005年的住房面積中，也因為沒有扣除拆遷面積和空置住宅面積，導致多計算了4278萬平方米的未實現“人居”和已經滅失了的住房面積，只不過沒有再重復加一次而已。這樣，1996年到2005年每年多計算的“人居”住房面積累計一共是11040萬+4278萬=15318萬平方米——2005年竣工面積中的未實現銷售部分還未計算在內，2005年上海的非農業人口是1148.94 萬，15318÷1148.94=13.33，這13.33就是按照筆者“搞笑計算法”計算出來的屬于“多算”的人均建筑面積！
筆者相信政府工作人員不會這么搞笑，筆者也認為，計算結果一樣不等于計算過程一樣，但是，由于政府部門對住房面積的計算過程不見公布，作為上海市民，希望能看到政府統計部門對于上海住房面積的計算過程。
筆者的計算過程見表（一）、表（二）。
表（一）、上海居民“人居”住房面積計算過程表(與統計部門的統計結果相符) 單位：萬平方米
注：1.“統計部門提供的市區住宅建筑面積”中，97、98、99三年的數據來自《上海投資建設統計年鑒》，其他數據來自年鑒刊物《上海市房地產市場》。
2.“當年商品住宅竣工面積”來自年鑒刊物《上海市房地產市場》。
3.此表中的已拆遷住宅面積和空置住宅面積不包括1976、1997、1998、2005年數據，這些數據見表三和表四。已拆遷住宅面積來源：見《上海市房地產市場》，空置住宅面積來源：2000年前數據見《上海統計年鑒》，2000年后數據散見于媒體報道的官方統計數據。
4．撤縣改市增加的住房面積中，99年數據是指青浦、松江的住房面積，2002年數據是指南匯、奉賢的住房面積，2003年數據是指崇明的住房面積。數據來自《上海統計年鑒》。
表（二）、2003~2005年上海城鎮人均住房建筑面積計算表(與統計部門的統計結果相符)
注：2002年的數據僅作為比較，說明2002年建設部公布的人均住房數據中“人口”的計算依據不是非農業人口。
對于筆者來說，最后計算出來的這個結果似乎是 “得來全不費功夫”！
為什么必須做減法？
說“得來全不費功夫”也不盡然。這一年中，筆者花費了相當的功夫來計算上海居民的住房面積。
1. 計算了應該在居住房屋總面積中減去的拆遷房屋面積
1995年到2005年，上海市區住宅拆遷面積相當于住宅竣工面積的四分之一，達4401萬平方米。見表（三）：
表（三）、上海商品住宅竣工面積與已拆遷住宅面積對照表，單位：萬平方米
數據來源：《上海市房地產年鑒》，2005年數據見《上海統計年鑒（2006）》
2．搜集了自2000年到2005年由政府部門認定的每年的空置住宅面積數據。
之所以稱為“搜集”，是從2000年開始，《上海統計年鑒》就不再公布每年的空置住宅面積，《上海市房地產年鑒》也不見公布。現在統計部門公布的居民居住房屋總面積中是把空置住宅也當作已居住的房屋面積計算的（年鑒刊物《上海市房地產市場》明確居住房屋面積中包括空置住宅面積），但是就常識而論，空置住宅面積是不能作為“居民人均建筑面積”來充數的。所以，筆者要把空置住宅面積剔除出人均居住面積指標體系。雖然統計部門關于空置量的計算自1999年以來都是“根據上市量與銷售量的變化判斷空置量的增減或升降趨勢”，然而，有總勝于無。空置住宅面積見表（四）：
表（四）、商品住宅空置面積（95-2005）， 單位：萬平方米
注：1.2005年空置住宅面積根據當年商品房空置面積536.56平方米的60%計算。
2.對于空置量的概念和計算方法， 2000年到2005年的年鑒類刊物《上海市房地產市場》均這樣注解：“空置量是銷售物業報告年度內某物業經濟竟初始登記一年后未售出的數量（建筑面積）。由于本市樓宇個數眾多，目前根據上市量與銷售量的變化判斷空置量的增減或升降趨勢”。
3．計算了不應該當作“居民居住水平提高”來展示的住房面積增加因素。
上海市區居住房屋面積增長由多種因素造成，并非所有的增長因素都是“住房改革的成果”，有些增長甚至還是住房改革導致的“后果”。因此，不論是住房總面積增加還是人均住房面積增加，并非都能為之歌頌的。
筆者先計算了從1993年浦東新區成立以來，在撤縣改區過程中新增加的原縣屬城鎮住房面積。
1991年浦東新區成立前，上海市區區域面積是745平方公里，九個郊縣的面積是5590.5平方公里，到2005年，上海市區區域面積是5155平方公里，一個郊縣（崇明縣）的面積是1185.49平方公里；1991年時市區戶口數是269萬，郊縣戶口數是167萬，當2005年，市區戶口數是468.1萬，郊縣戶口數28.6萬。這樣的變動當然會對市區住房總面積產生影響——光從1997年金山撤縣改區起算，到2002年上海先后有松江、青浦、奉賢、南匯等整區建制的2000多萬平方米的原縣屬城鎮居民住宅面積并入了市區居民住宅面積，而崇明縣的鎮建制住房也有305萬平方米在2003年并入市區住宅面積。上海2002年的居住房屋總面積比1997年多了12677萬平方米，減去5434萬平方米的空置住宅、拆遷住宅面積，余下的住宅增加面積是7243萬平方米，這其中22% 是原縣屬鎮居民住房劃并為城區居民住房所致。顯然，這些因行政區劃變動帶來的城區住房面積增加不能視作“住房改革的成果”，不能視作“居民居住水平提高”的佐證。
筆者再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計算了各社會層面擁有的房屋資源狀況。這個計算揭示了“人均住房指標”已經對國計民生的真實情況產生了誤導。
在“住房商品化”前后擁有權力資源的家庭集中擠上了“單位分房末班車”，這是導致1998年到2001時上海居民住房面積激增的原因之一。在這個時期，商品住宅還輪不到普通市民來“商品化”——那時普通市民接受的“商品化”，不過是在1998年~2001年差價換房5000戶、10694戶、16941戶、10888戶，出售已購公有住宅10155套、19771套、43411套、69832套（見年鑒刊物《上海市房地產市場》）。最多是到1999年底，居民在出售已購公有住房后再購新房時“吸納新建商品房總建筑面積達250平方米”（《上海房地產市場（2000）》。1999年以后不見有關統計數了，但根據2000年和2001年居民出售已購公有住房560萬平方米的數據，那到2001年，全市居民在出售原有公房后再購置的新建商品房不過是10萬套左右。這就是住房商品化開始前后上海普通市民消化商品化住房的能力——2001年，上海城市居民中等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1155元，恩格爾系數是47！
這個時期內銷商品房（包括住宅、辦公樓、商業用房，住宅面積平均占95%）的出售情況是：1997年出售3.76萬套，1998年7.46萬套，1999年11.95萬套，2000年16.16萬套， 2001年20.01萬套，總共59.36萬套。其中外地個人購買6.61萬套，本地單位購買4.27萬套，本地個人購買48萬套（見年鑒刊物《上海市房地產市場》）。注意，1997年到2001年“本地個人”購買的商品房中購買的商品住宅是40萬套，而 “本地個人”購買的套數其實是有假的，因為從1999年“住房商品化”政策起步開始，就有不少有“實力”有“勢力”的單位以事實上的單位出資來為少部分個人購置房產；而各級黨政企事業單位負責人，也在此時加緊讓自己的住房面積“達標”、“超標”，“達標”、“超標”的標準，是1995年頒布的滬房地改（1995）767號文件《職工家庭購買公有住房建筑面積控制標準》，在這個文件中，明確一般職工、干部和初級技術職稱人員可購買公有住房面積的上限是75平方米，科級干部、中級技術職稱人員、具有證書的高級工購買上限85平方米，縣處級干部、副高級職稱人員購買上限100平方米，副局級購買上限120平方米，正局級、正高級和享受正高級待遇的專業技術職稱人員購買上限140平方米。購買公有住房面積的前提是要首先住房要達到這個面積標準，不少掌握權力資源者趁機將自己的住房面積大大地上了幾個臺階，當他們將自己突擊得來的房屋用“購買公用住宅的標準價”買下，他們就擁有了比普通市民多得多的住房資產——他們才是住房商品化的最大得益者。
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到2000年為止，上海的中心城區和新建城區共有457.16萬家庭戶，其中15.5%家庭戶（70.6萬戶）人均建筑面積40平方米以上，這部分家庭戶擁有城區35.2%的房屋資源，這些家庭戶以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業、事業單位負責人為絕對主體；而人均建筑面積19平方米以下家庭幾乎全都是底層社會普通勞動者家庭，這部分家庭占到城區家庭戶總數的53.3%（244.1萬戶），他們擁有的房屋資源只占到24.8%，當時城區有80萬戶家庭、225.5萬人居住在人均建筑面積8平方米以下的居所，65.2萬戶家庭、183.1萬人居住在人均建筑面積9~12平方米的居所。
在以后的“住房商品化”過程中， “負責人”群體在家庭住房上占有的地段優勢更是遠遠超出了其在2000年時單純的面積優勢，這種地段優勢體現的商品化價值遠不是面積優勢體現的商品化價值所能比擬。因此，不分職別不分區域地段的籠統的全市性的人均住房指標已經失去了統計的意義、公布的意義。
需要指出，筆者曾經在有關投資建設統計年鑒（可能是《上海投資建設統計年鑒》？）中見過1994年~1999年的上海市區建筑面積、居住面積、市區人口統計數（見表五），不管數據是否準確，起碼，此表將人均居住水平指標是如何產生的過程透明化了。而現在的統計數據對于公眾來說，是從根本上缺乏透明度的。此次筆者能把上海的住宅建筑面積和人均住宅建筑面積算到與統計數據差不離，不過是“蒙”對了而已。
表（五）、 上海住房指標計算表（1994-1999）
原表說明：人均居住面積一般以各類建筑房屋的實際建筑面積乘以各自平面k值折算成居住面積，與市公安局提供的年末長期人口數相除后求得。73年通過房屋普查，以實際測得居住面積計算。
但此表中的 “市區人口數”在《上海統計年鑒中》中是找不到出處的。《上海統計年鑒中》提供的1994年到1999年的 “非農業人口”與此表中的“市區人口”相比，少則相差4%，多則相差14%，“年末區人口” 與此表中的“市區人口” 相比，相差得就更多。
筆者叢觀歷年的住房統計數據，發現有的年份以“市區人口數”為人口計算基數（1994-1999），有的年份則以“非農業人口”為計算基數 （2003~2005），而更多年份的人口計算基數還無從核對無從查找。這樣，上海的人均住房統計指標光是因為“人口數的統計口徑不同”，就已經沒有可比性了。
還有必要認真對待“人均居住面積”、“人均建筑面積”嗎？
“人均居住面積”、“人均建筑面積”還能反映絕大部分居民的真實居住狀況嗎？作為一個公民，筆者提請政府部門變更上海住房指標的統計方法。事實上，這并不是需要白手起家的作業——第五次人口普查已經提供了全國各地的非常詳細的住房統計資料，上海當然不例外。
一個疑點：第五次人口普查中有關住房的數據為何不見引用？
2000年的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提供了非常詳細的住房統計資料。這個住房統計資料反映，在2000年，上海中心城區一共有627.92萬人，人均建筑面積15.85平方米；新建城區有657.21萬人，人均建筑面積27.45平方米，將城區人均建筑面積乘以人數，上海城區范圍內的住房建筑面積應該是27993萬平方米，比統計部門用因襲下來的統計方法計算出來的面積要多7128萬平方米——統計年鑒公布的2000年上海各區的住房建筑面積統計數是20865萬平方米。
第五次人口普查是“重大的國情國力調查，是和平時期最大的社會動員，涉及到社會的各個方面、每一個家庭和每一個人”，“對于全面實現我國現代化建設戰略目標，研究下個世紀的社會、人口變化情況具有重要意義”（見《國務院關于進行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通知》）。通過這樣的調查得來的有根有據的數據卻不見引用，這又是為什么？
不解決為什麼人的問題，住房改革不可能成功
近年來，有關住房改革是否成功的討論進行得轟轟烈烈，筆者不諱言，筆者認為住房改革是失敗的。即使這樣，筆者還沒有對上海的居民居住房屋總面積和人均住房面積提出過懷疑，筆者還是相信政府統計部門是在嚴肅認真的工作態度下科學地得出這些統計數據的。但因為筆者搞笑般地計算了一番上海住房數據竟意外地與政府統計部門的計算結果相同，而這樣的計算結果是要讓上海的人均建筑面積平添出13.33平方米的，這不由得筆者誠惶誠恐——即使筆者認定住房改革是失敗的，也不希望以“統計部門多算人均建筑面積13.33平方米”來作為佐證呀！
筆者猜度，目前有關上海的住房數據可能是“數出多門”，卻缺乏對這些數據的整體性的把關。國家對房地產宏觀調控措施不能從根本上奏效，恐怕與我國的數目字管理的基礎還相當薄弱有關。現代化管理的基礎一是法治，二是“用數字說話”，從宏觀而言，一個國家的基礎數據管理情況和應用情況反映了一個國家現代化的水平。第五次人口普查得來的住房數據是基礎數據，而怎樣對這些基礎數據有效管理和應用，則是一個龐大的課題——缺乏管理，數據就只是一堆令人頭昏目旋眼花繚亂的阿拉伯數字。
第8篇：人口普查的概念范文
山于“未婚人口大齡化”與“離婚人口年輕化”并存，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武漢等大城市，單身人群正急劇擴大。根據最新的人口普查結果，有專家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第四次單身浪潮。
這一輪單身浪潮與以往不同，單身人群主要集中在有文化、有經濟實力的中產階層，這一族群的觀念已經發生了變化，他們為了享受生活而主動選擇了單身。比起已婚人士，他們淡看儲蓄，熱衷消費，而這種強有力的消費能力催生了商家眼中的“單身經濟”。
企業對單身消費尚未重視
“國內的許多企業，過去只知道專注于已婚人群的市場，很少考慮到未婚人群的獨特需求，因此，單身市場在國內還是一個尚未開拓的藍海。”清華大學MBA品牌戰略規劃特聘講師劉海峰從經濟角度評論本輪襲來的“單身潮”。“人們過去總認為未婚只是一個短暫的過渡狀態，而實際上，現時代在人的一生中未婚單身狀態可能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比如對人學生，可能從畢業就開始，持續10年、15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單身族群的消費市場頗值得研究。”
為了調查旅游行業對單身消費者開發了哪些針對性的產品，記者隨機調查了幾家旅游公司，卻發現越大的旅行社，比如國旅和中青旅，都沒有針對單身人群開發的旅游產品。
“大旅行社不為單身族設計產品，說明他們市場意識不夠敏銳。”愛成智業營銷策劃公司首席企劃師說：他認為中國企業做產品的一個通病就是，往往把產品宣傳定位在載體本身，而不會通過融入情感需求豐富產品的形象，進而占領細分市場，比如單身族群消費市場。
讓人歡喜讓人憂
專家通過對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廣東未婚人口已達2000萬，并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男性未婚人口為1096萬，占同齡男性人口34％；女性未婚人口968萬，占同齡女性人口30％。與廣東一樣，據估算北京、上海兩地的單身男女已沖破100萬。身邊“不婚族”越來越常見和壯大。
“單身經濟”概念最早由西方經濟學家提出，只是將“單身經濟”定義為“單身女性經濟…她們是廣告業、出版業、娛樂業和媒體業的產品和服務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因為獨身而且收入不菲，她們是最理想的顧客。與其他階層相比，她們更有花錢的激情和沖動，只要東西夠時髦、夠奇趣，她們就會一擲千金。”
第9篇：人口普查的概念范文
一、國內出生性別比的文獻回顧
國內對于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的認識經過了相當漫長而曲折的過程。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發現，29個省（區、市）中有18個省（區、市）的出生性別比高于107，219個地（市、州、盟）中有148個地（市、州、盟）的出生性別比高于107，2358個縣（市、區、旗）中有1364個縣（市、區、旗）的出生性別比高于107。但是，此時出生性別比偏高的范圍雖然很大，但數值差異并不大，最嚴重的安徽省出生性別比也僅為112。由于當時人口數量控制是壓倒一切的大事，出生性別比問題被認為是統計誤差、女孩瞞報漏報，沒有引起社會各界足夠的重視。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出生性別比繼續升高至111.1，2869個縣（市、區）中有60%以上的縣（市、區）高于107，40.3%的縣（市、區）高于110，甚至有9.4%的縣（市、區）高于120。持續升高的出生性別比開始引起國內外社會學、人口學甚至經濟學界的高度關注。盡管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已經表明，全國出生性別比已經遠遠高于正常水平，但是人口學界為了出生性別比究竟是“真性失調”還是“假性失調”的爭論還是花費了大約十年的時間。比如，曾毅對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進行存活反推，認為中國不存在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所謂的出生性別比偏高只是一種統計數據上的假象。[19]喬曉春也認為，中國人口普查得到的出生性別比，反映的只是統計事實，不能隨意對其產生的原因進行解釋，因為數據本身還不足以發現原因。[20]賈威還對收養行為進行了研究，發現在收養的兒童中，性別比例嚴重偏低，大量被收養的女嬰未被記入統計數據。[21]一直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發表后，出生性別比到底是“真性失調”還是“假性失調”的問題才得以解決。中國的出生性別比確實出現了失調，到了2000年出生性別比進一步上升為116.9。雖然2000年以來，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特別是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治理，但出生性別比并未因此而下降，而是從2000年的116.9，進一步上升到2010年的117.94，比正常值的上限高了近11個點。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再次引起包括理論界、實務界在內的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
（一）理論研究
1.“生育三維”說。顧寶昌認為，任何生育都是一定數量、一定時間和一定性別的生育，并把它稱為生育的“三維性”。因此，建立一個完整的生育概念，應該不僅包括生育的數量方面，而且包括生育的時間和性別方面。相應地，對一個人口的生育狀態的考察，要得出一個全面的認識，也必須包括三個方面，即生多少、什么時間生、生什么。如果單從一個方面來考察生育狀況，就容易片面，引起誤導。從中國20世紀80年代的生育狀況看，一生平均生育數下降了，多孩率減少了，但出生量上升了，婚育年齡提前了，出生性別比上升了，這說明在集中力量抓生育的“數量”的同時，對生育的“時間”和“性別”忽視了。[22]另外，楊菊華認為性別平等也有三維性，即：時間（生命歷程）、空間（私人領域和公共空間）、情境（個體生活的背景因素），她通過整合這三維因素，構建了兩性平等的理論分析框架。[23]
2.“歧視性性別偏好”說。穆光宗提出了“生育偏好”和“生育選擇空間”的兩個概念。[24]他認為，一定的生育行為總是在一定的“生育選擇空間”中進行的，而任何一種生育行為背后總是有性別偏好的驅動。在無限度的“生育選擇空間”中，性別偏好大致能得到較好滿足；反之，在有限度的生育選擇空間中，由于約束條件的存在，性別偏好就難以很好滿足。而中國社會格外重視生育價值體系中的偏男生育意愿，并把生養男孩的行為作為自我價值的一種實現，在中國農民的生育決策中，性別選擇往往比數量選擇重要，甚至可以說，生育決策的基礎是性別選擇，而不是表面上的數量選擇。因此，他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原因，可以看作是“生育選擇空間”的狹小和“偏男生育意愿”過于強烈互相擠壓和沖突的結果，也就是說，“歧視性性別偏好”是出生性別比偏高最根本的原因。
3.“條件隨機事件”說。在西方多數國家，出生性別比按孩次計算都是隨著孩次升高而降低，只有少數國家的分孩次出生性別比是隨著孩次的升高而有升有降。我國則與之相反，絕大多數年份的分孩次出生性別比是隨著孩次升高而升高。馬瀛通發現，分孩次出生性別比隨著出生孩次升高而呈現出的這種或升或降的趨勢，只是一種表面的假象，實際上與出生孩次并無關系。[25]隨后，馬瀛通、馮立天、陳友華構建了馬馮陳（M-F-C）模型，進一步證明20世紀80年代中國出生性別比升高的原因，主要是受二孩及以上高孩次嬰兒的出生性別比偏高所致。[26]
4.“胎次-激化雙重效應”說。楊菊華從理論和實證兩個角度，分析生育政策與出生性別比的關系，通過構建生育政策與出生性別比關系的“胎次-激化雙重效應”理論模型，闡釋生育政策與出生性別比相互關聯的潛在機制，并利用宏觀數據予以檢驗。[27]她認為，生育政策與出生性別比的失衡存在直接和間接的雙重關系；生育政策的剛性制約和一孩半生育政策賦予胎次和激化效應特殊含義：一方面，一孩政策地區低胎的出生性別比偏高、一孩半政策地區二胎及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別比極度失衡，顯現“激化效應”；另一方面，生育政策的多樣性使部分低位女胎與男胎一樣受歡迎，使一孩半政策及二孩政策地區低胎的出生性別比趨于正常，產生“胎次效應”。由此可見，生育政策偏緊，低位和高位女胎都不受重視，均會遭遇人工流產；反之，生育政策寬松，低位女胎所受的歧視程度會相對減弱。
5.“需求理論”說。楊菊華通過借鑒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從需求視角提出男孩偏好并非停留在理念層次上，而是不同主體通過對胎兒性別的選擇來應對現實生活的一種策略、延續自身的途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個體、家庭和制度本身多方面層次的需求。她認為引起男孩偏好的需求主要有四類：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會需求和實現需求。[28]
6.“生育效用最大化理論”說。中國一些學者在吸納Leibenstein和Becker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實際，提出了中國的孩子成本及效用構成理論，認為人們的生育決策行為，包括性別選擇行為，總是直接或間接地追求生育效用最大化。比如，葉文振利用對廈門市近千個家庭的入戶問卷調查資料，系統描述了中國孩子對父母的各種效用，分析了孩子效用的主要影響因素。[29]唐貴忠和董輝基于經濟學的“理性人”基本假設，認為無論農民作出何種選擇，都是出于對自己有利或有用而考慮或盤算的。[30-31]由此，他們認為如果在一個社會中人們更加偏愛男孩，那一定是因為養育男孩的成本效用更大，養育男孩比養育女孩能為家庭提供更大的收益。陶濤利用2010年中國人民大學組織的家庭及生育狀況調查數據，研究了農村兒子、女兒對父母的經濟支持差異，也證實了兒子對老人的經濟支持力度大于女兒，生育男孩仍然是農村父母的理性選擇。[32]
7.“傳統文化影響”說。一些學者從文化人類學的視角，認為性別偏好是受傳統文化特別是生育觀念的影響。杜芳琴認為，中國現實社會中存在的性別偏好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早在周禮的規定中，就能看到最初的性別制度和規制，其核心內容是性別分工、婚姻家族制度和繼承制度。[33]李冬莉以及呂紅平、孫平等認為，決定農民性別偏好行為的主要因素是傳統文化中生育倫理和生育價值觀念。[34-35]朱楚珠、李樹茁等人還對生育文化的類型、變遷的標準進行界定，并提出生育變遷的路徑選擇。[36]顧大男認為文化因素以正“U”字型曲線和經濟因素以倒“U”字型對地區生育率產生影響。[37]李銀河在鄉村生育文化的分析中，發現農村存在偏重生男的普遍現象，這不僅受重男輕女傳統思想的影響，而且與村落現實生活的特點、非匿名性、社會期望的壓力以及從眾心理有關。[38]陸益龍通過對皖北農村的調查表明，當前農民生育上存在的生男追求，緣于價值認同、趨同性的心理壓力以及社會的支持。因此，一些沒有男孩的家庭具有更強烈的性別偏好。只有將農民置于都市文化環境之中，使農民意識到另外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的存在，才可能使農民真正地認同計劃生育政策，并且不再拘泥于孩子的性別。[39]羅萍認為養兒防老、多子多福、傳宗接代、男孩偏好的傳統生育觀念以及從夫居的婚居制度以及時下依然存在的男性本位文化培植了中國高出生性別比。[40]
（二）實證研究
1.關于出生性別比偏高的現狀及變化特征的研究。翟振武、楊凡通過對最新的公民身份信息數據、歷年全國在校小學生人數統計數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等幾組不同來源的出生性別比數據的分析和比較，發現中國的出生性別比水平偏高的情況是真實的，只是并沒有普查數據所顯示的那么高。[41]王廣州、傅崇輝應用孩次性別遞進分析方法，使用1990年第四次、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原始抽樣數據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原始抽樣數據，對我國出生性別比變化情況進行分析，發現正是由于對生育第一孩性別比的直接干預，才促使了出生性別比持續升高和高孩次生育性別比及高孩次生育率的下降。[42]王菲、劉爽采用地理信息系統的空間分析技術，對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三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縣域截面數據進行了分析，找到了出生性別比偏高熱點區域分布及變化的規律性特點。[43]王欽池發現，出生性別比具有周期性波動的現象，其波動周期與生育間隔相關，在實際工作中應該尊重出生性別比周期性波動的客觀規律，關注出生性別比的中長期變化趨勢。[44]段世江通過對“六普”數據的分析，發現出生性別比與婦女受教育程度高度相關，受教育程度越低，出生性別比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出生性別比越低。[45]石人炳通過“五普”和“六普”數據對比分析發現，2010年與2000年相比，我國出生性別比的變化呈現“五升高”、“四縮小”和“一增多”的特點：全國出生性別比繼續升高、一孩出生性別比升高、城市出生性別比升高、少數民族出生性別比升高、各類受教育程度女性生育孩子性別比全面升高；出生性別比的地區差距縮小、城鄉間差距縮小、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差距縮小、孩次之間差距縮小；出生性別比嚴重偏高和極端嚴重偏高的省市區增多。[46]這些特點表明過去10年，我國高出生性別比出現了四個方面的“擴散”跡象：從漢族向少數民族擴散、從鄉村向城市擴散、從高孩次向低孩次擴散、從受教育程度低的婦女向受教育程度高的婦女擴散。
2.關于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的直接原因研究。李涌平利用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用定量方法進行的研究結果表明，用胎兒性別鑒定后的選擇性人工流產可以全部解釋我國1990年觀測到的超常出生性別比。同時他斷言，以性別選擇為目的的流產現象將可能蔓延。[47]巖復、陸光海利用湖北省天門市的調查數據，發現溺棄女嬰對出生性別比升高的影響甚微，瞞報、漏報女嬰不是出生性別比升高的主要原因，而B超的濫用造成了出生性別比的急劇升高。[48]李樹茁、朱楚珠通過對第三、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以及1988年2‰生育率抽樣調查數據的研究，發現性別鑒定導致的選擇性流引產是出生性別比升高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49]解振明認為在出生性別比異常偏高的地方，首先，有一定規模的男孩偏好的人群；其次，有可以獲得的性別選擇信息和技術服務；同時，存在著對性別選擇行為疏于管理的系統。[50]喬曉春通過對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1997年全國人口與生殖健康調查數據分析，認為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主要是由選擇性人工流產導致的。[51]陳友華、胡小武認為，胎兒性別鑒定與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是導致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的最主要原因，而中國人工流產的合法化一定程度上成為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幫兇。[52]
3.關于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的根本原因研究。國內學者多角度論證了男孩偏好是出生性別比偏高的主要原因。穆光宗、陳俊杰通過對中國農民生育需求的層次結構研究，認為在中國農民生育觀念和生育行為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是生育的性別偏好。[53]李南、菲爾德曼、李樹茁等，發現中國出生性別比的上升，既有由于生育率下降導致性別選擇壓力上升的原因，也有由于性別偏好的增強所導致的原因，“男孩偏好似乎在低生育人口中對出生性別比起關鍵作用”。[54]莊渝霞運用層級推演法，先從生物學、計劃生育政策、醫學技術三個方面，而后從性別偏好，最后從女性地位低這三個遞進的層次，得出出生性別比偏高的終極原因在于女性地位低這一事實。[55]劉爽專門研究了我國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與性別偏好的關系，認為中國出生性別比持續偏高的根本性內在動因，是現實社會、經濟和文化背景下依舊強烈的生育男孩偏好。正是夫婦微觀上的生育性別選擇，帶來了出生性別比偏高這一宏觀人口后果。[56]李慧英通過對河南、江西、廣東等省的實證調查，認為出生性別比失衡的根本原因是父權制的制度安排，包括從夫居的婚居制度、父子相承的財產繼承制度和父子相傳的姓氏繼承制度。[57]
4、關于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的后果研究。中國如此大范圍、長時間出現的出生性別比失常，再加之中國人口規模龐大，由此可能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復雜影響。一是在微觀個體層面的影響。由于未來婚姻年齡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相當一部分男性可能終生喪失婚配機會，產生“婚姻擠壓”現象。根據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的估計和預測，到2020年，中國20～45歲的男性人數將比女性多3000萬人左右，這些男性將因為找不到女性配偶而單身。[58]原新認為，在出生性別比長期偏高所形成的男女性人口規模的失衡，在客觀上是由“應該多出生”男性和“偏高多出生”男性兩部分所組成。他通過間接估算，認為1980～2006年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出生隊列累計，男性比女性“多出生”3331萬人，其中“應該多出生”1846萬人，“偏高多出生”1485萬人；2006年0～26歲存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3402萬人，其中“應該多出生”1965萬人，“偏高多出生”1437萬人。[59]二是在中觀家庭家庭層面的影響。由于大量的男性成年后無法婚配，將對現有的一夫一妻制度產生沖擊，直接影響婚姻質量及其穩定性。俞萍認為，婚姻的不穩定，離婚和拐賣兒童的增加，勢必對青少年兒童的成長帶來不利影響。[60]三是在宏觀社會層面的影響。賈志科認為，出生性別比失衡可能導致女性在發展機會上受到不利影響，使社會中存在一個數量龐大的文化和職業均處于低層次的女性群體。[61]孫小迎認為，大量男性單身人口的出現將增加性犯罪的可能性，增加買賣婚姻、騙婚、性暴力、精神變態甚至等丑惡社會現象，影響人口生態安全，甚至會影響社會穩定，危及國家安全。[62]王順安、孫江輝研究發現，近些年來性別比失衡直接導致了拐賣婦女兒童、、、侵害婚姻家庭、涉黑類有組織違法犯罪等增加。[63]姜全保、李波發現，近20年來，我國犯罪率較之以前已經增加近兩倍，而其中由出生性別比導致的青年人口男女性別比例失衡是原因之一。年輕人口群體（15～29歲）性別比失衡對犯罪率的上升有很強的解釋力，這組人口的性別比每提高0.01，犯罪率相應增加3.03%。[64]陳衛、李敏認為出生性別比偏高會降低出生人口規模、加速人口老齡化以及造成婚姻擠壓等人口后果。[65]魏尚進認為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導致有兒子的家庭買房壓力比有女兒的家庭大，這將引起房價飆升，他通過研究發現，大概30%的房價飆升背后的原因都是出生性別比偏高所造成的。[66]楊雪燕等利用2009~2010年在西安市開展的“城市地區流動大齡男性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調查”數據發現，性別失衡所帶來的“婚姻擠壓”迫使流動大齡未婚男性“被動失婚”，缺乏正常穩定的，從而導致男男發生率有增加的可能性。[67]
5.關于促進出生性別平衡的政策建議研究。學者們設想了一系列措施和對策應對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嚴梅福提出最重要的是改變傳統的婚育觀念，提高女孩的養老價值和“傳宗接代”的預期效益價值。[68]辜勝阻、陳來認為通過農村人口的非農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改變外部制度環境，從而淡化人們的男孩偏好。[69]王翠絨、易想和提出應提倡尊重婦女生育的社會價值，構建完備的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和利益補償制度，樹立生男生女都一樣的新風尚。[70]楊菊華等建議完善現有生育政策，逐步過渡到普遍生育二孩政策。[71]陳婷婷、葉文振通過對城鄉出生性別比差異的分析，建議將農村作為今后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治理工作的重點，加快推進農村女性自身文化素質和就業技能的培訓步伐，提高其就業競爭力和經濟收入。[72]王鵬建議將社會性別視角納入國家社會發展的主流，完善促進性別平等的政策體系，從根本上消除出生人口性別失衡的制度障礙。[73]賽明明建議實施社會性別預算，在政府制定財政預算過程中加入性別視角，更好地保護女性利益。[74]劉中一提出，要創新出生性別比治理模式，實行公眾參與型治理機制，動員社會力量參與出生性別比治理等。[75]
二、小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