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稅收總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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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際稅收總結范文

一、國際稅收競爭內涵的擴展：政治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視角

目前，國內外學者對國際稅收競爭的概念，還沒有一個統一的界定。以下筆者總結了國內外研究者對國際稅收競爭的定義：

張會萍按照競爭對象的不同把國際稅收競爭分為狹義的國際稅收競爭和廣義的國際稅收競爭。狹義的國際稅收競爭是指對國際流動性資本的競爭，而不涉及對勞動力、技術及商品等的競爭，其基本特征是通過稅收減免式優惠來吸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資本。廣義的稅收競爭是指針對國際流動性資源，包括對資本、技術、人才以及商品而展開的廣泛的、多種形式的稅收競爭。在對狹義國際稅收競爭的界定中，日本學者谷口和繁的定義較有代表性。他指出稅收競爭不僅包括一般避稅地國家和地區的所得稅減免，而且包括以特定產業、特定交易形式為對象的稅收優惠措施。

歐盟對稅收競爭有兩種理解：一是旨在吸引證券投資，尤其是個人有息投資的稅收競爭，表現在對支付給非居民的利息課征較低或不征預提稅，以及不向目的國稅務當局提供此類支付的信息；二是旨在吸引直接投資的稅收競爭，表現在一國通過較優惠的稅收鼓勵措施，給外國投資者投資于該國而非其他國家。

從國內外學者對國際稅收競爭的界定及對其內涵的理解上可以看出，現在國內外學者對國際稅收競爭的理解只是停留在經濟分析的層次上，大多學者認為稅收競爭只是一種經濟行為，只是各國家實行一系列稅收優惠措施來爭奪資本、商品、技術、勞動等流動性資源進而促進本國經濟發展的行為活動。而筆者認為，我們對國際稅收競爭的內涵應作深層次的理解。從表面上看，國際稅收競爭是屬于國家（政府）之間的爭奪經濟資源的競爭，但實質上它是國家（政府）職能、權限劃分的競爭，是各國體制和制度的競爭，也反映了正在變化中演進的國家關系。

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都是一種基于原有制度的制度創新，那么作為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產物的國際稅收競爭是制度變遷中出現的一種必然現象。

新制度經濟學的國家理論認為，國家是一種強制性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國家權力是保護微觀主體權利最有效的工具，因為它具有巨大的規模經濟效益，國家的出現及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正是為了保護微觀經濟主體權利和節省交易費用的需要；另一方面國家權力又是微觀經濟行為主體權利最大和最危險的侵害者。因為國家權力不僅具有擴張性質，而且其擴張總是依靠侵蝕微觀主體的權利實現的。因而，作為國際稅收競爭主體的各國家（政府）在參與國際稅收競爭時一方面憑借其國家權力為各國的微觀主體爭奪資源，保護其利益；另一方面各國家（政府）以稅收競爭為手段，依靠微觀主體而實現其權力的擴張。由此可以看出，國際稅收競爭是各國家（政府）爭奪其國家權力的競爭。同時，在此過程中世界各國的國家關系必將隨之改變。

長期以來，在經濟學家的著作中，競爭通常被限定于經濟主體在市場上展開的價格角逐。經濟學家談得最多的便是“價格競爭”，是價格機制在市場上發揮作用的競爭。然而，在現實中，只要存在著不同的利益主體對稀缺性資源的需求沖突，競爭就會發生。競爭既不必限于“市場”，也不必限于“價格”。因此，為了使競爭理論對現實有更強的解釋力，經濟學家轉向喬治?施蒂格勒的競爭定義：“競爭系個人（或集團或國家）間的角逐；凡兩方或多方力圖取得并非各方均能獲得的某些東西時，就會有競爭。”這一定義把“競爭”的范圍寬泛了很多，也使其更具有合理性和現實意義。我國學者趙曉也指出，競爭是多維的，至少包括經濟、法律和政治這三方面的內容。

基于以上對廣義上“競爭”的理解，我們不僅僅把國際稅收競爭理解為經濟意義上的競爭，也要把它理解為政治、法律、體制和制度意義上的競爭。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各國面對具有高度流動性的跨國公司和生產要素,能使這些經濟資源流入一國而不流入他國的原因就在于一國的制度優于他國。生產要素在此制度下比在他國制度下有更多的產出，資本的“趨利”特性會使其流向效率高的制度下。制度是一種稀缺要素，具有“資產專用性”,制度短缺不能由其他要素來替代，一個國家在國際競爭中是否具有競爭力就在于這個國家是否具有完善的制度。因而，國家間的稅收競爭的實質是國家間綜合國力的競爭，也是國家間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一系列的制度競爭。

二、國際稅收競爭實證研究

隨著對國際稅收競爭研究的深入和國際社會中越來越復雜的稅收競爭問題的出現，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學者運用實證的研究方法研究國際稅收競爭問題。實證方法在研究國際稅收競爭中的運用不僅促使稅收競爭理論更深入、更完善，而且會使理論研究更接近現實，對現實有更好的指導作用。

根據現有文獻來看，我國學者對國際稅收競爭問題的實證研究重要集中在稅收競爭對稅率和FDI（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上。例如：文桂江、趙國春和陳建國采用了102個國家（地區）的公司所得稅和48個國家（地區）增值稅稅率數據，對稅收競爭帶給稅率的影響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不同國家稅率存在著趨同且趨向較低稅率水平的現象。許峰運用OECD國家的經驗證據，對稅收競爭對各國稅率的變化進行了實證研究。其分析結果表明，稅收競爭直接導致了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稅率下降，而且稅率與FDI之間存在極強的相關性，低稅率國家的FDI流出量大約只相當于高稅率國家的一半。

與國內的研究相比，國外學者對稅收競爭理論的研究要早得多，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五十年代的Tiebout模型。以下本文簡要介紹國外學者研究較多的三個方向：

其一是對稅收競爭和公共產品提供之間關系的實證研究。研究這一問題的主要代表有Oates,Mieszkowskiand Zodrow。Oates認為，稅收競爭會使地方公共物品的產出低于“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的有效水平。Mieszkowski和Zodrow的模型被理論界稱為“標準”（standard）稅收競爭模型。此模型的結論同樣是公共物品供給不足。

與以上學者的結論相反，Devereux，Griffith和Klemm采用了1982～2001年期間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研究表明，在1982～2001年期間，16個OECD國家的法定公司所得稅率逐步下降，13個歐盟成員國(不包括丹麥和盧森堡)的平均法定稅率由1982年的48%下降到2001年的33%，平均有效稅率由1982年的40%下降到2001年的28%。然而，與稅率的普遍下降相反，多數OECD國家公司所得稅收入占GDP的比重卻呈現出上升的趨勢，1982～1999年，歐盟15國平均公司所得稅占GDP的比重由2.2%上升到3.5%。由此得出結論：在過去的20多年中，稅率的下降并未導致稅收收入的減少以及公共產品提供不足，相反，世界各國普遍從稅收競爭中獲益。

其二是稅收競爭對流動性要素流向影響進行實證研究。一種觀點認為，稅收差異因素并不能影響投資者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進行投資,而只是對在已經決定進行海外投資的情況下，要決定在哪國投資有影響，即對投資的“區位決策”的影響。Devereux和Freerran，Slemrod等人的實證研究證明了這一觀點。另一種觀點認為，稅收差異對FDI流動的影響是顯著的，不僅影響FDI的外流，也影響FDI的內流，而且對內流影響更大。Gropp和 Kostial的計量研究證實了這一觀點。

其三是稅收競爭對Leviathan政府的遏制作用。公共經濟學中的大部分模型的假定都是政府的目標會最大化其全體國民的福利，并高效地利用預算。但在現實中并不是這樣，政府往往會利用其職權最大化自身成員的利益。國外一些學者研究發現，稅收競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Leviathan政府的腐敗行為，提高他們的行政效率。Rauscher認為，稅收競爭會使各種流動性要素在不同轄區自由流動，若一國政府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務時，流動性要素就會流入他國，由此會減少此國政府的稅收收入，從而遏制政府的尋租行為。

三、信息不對稱下的國際稅收競爭

第2篇：國際稅收總結范文

一、優化稅制理論：國際稅收競爭模型的出發點

追根溯源，國際稅收競爭的研究始于戴蒙德和米爾利斯(DiamondandMirrlees，1971)對“優化稅制理論”的研究。根據優化稅制理論的基本觀點，稅制優化首先要符合稅收效率原則的要求，其次稅制設置在滿足效率原則的同時，還要兼顧稅收公平原則的實現；而一個能夠實現效率與公平兩大目標的稅制，將能夠較好地解決對經濟行為主體的刺激問題。但是，這一優化稅制目標能否實現、如何實現以及實現的方式等，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對實現這一優化稅制所需的信息的獲取程度；現代優化稅制理論的最大特點，在于它能夠從稅制優化與信息需求這對矛盾統一體的相互關系入手，將在充分的、完全的、對稱的信息獲取條件下的優化稅制形態作為一種理想化的參照系，來探討現實中不充分的、不完全的、不對稱的信息獲取條件下的優化稅制設置問題，探討在這一過程中稅制對經濟行為主體的刺激作用。

雖然優化稅制理論并未直接探討國際稅收競爭問題，但其在討論效率與公平原則并存性時，始終將稅制對經濟行為主體決策的刺激作用列為首要研究問題，進而論證在不充分信息條件下對經濟行為主體決策過程提供刺激的方法、目標和約束條件，這種分析思路為研究國際稅收競爭奠定了理論起點。尤其是優化稅制理論摒棄了孤立、封閉地看待一國稅制設置的研究思路，而現實性地將經濟的開放作為外部約束引入一國的最優稅制分析，這正是國際稅收競爭理論模型的一個最基本的假設前提。戴蒙德和米爾利斯在1971年撰文分析了開放經濟的小國在資本可以自由跨國流動從而追求世界資本市場收益率的約束條件下，如何制定最優資本所得稅的問題，并認為對于開放經濟的小國，原則上應該放棄按收入來源地原則對資本所得從源征稅，而應采取居民管轄權原則對資本所得采取從人征稅。這樣，稅收不會干擾國內投資與國外投資之間的選擇，從而實現資本的有效配置。進而，當本國無法充分獲得其居民在國外的收入的充分信息、以至不能實施監控時。開放經濟的小國此時最優的選擇是對資本所得不征稅。

正是在優化稅制理論的研究思路以及分析方法的基礎上，西方經濟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國際稅收競爭模型，這些模型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3個方面：一是關于所得課稅國際協調原則的研究；二是關于生產要素流動和稅負分布的研究；三是關于國際稅收合作的研究。

二、關于所得課稅協調原則的研究

這一方面的研究試圖對所得兩種基本課稅原則及所得稅國際協調具體原則進行優劣比較。戈登(Gordon，1992)在《CanCapitalIncomeTaxesSurviveinOpenEconomies?》一文中，對戴蒙德和米爾利斯的結論的假設前提進行了全面的重新審視，認為優化稅制理論得出的結論——出于效率考慮應采取從人征稅原則和開放經濟的小國應放棄對資本所得征稅，其理論假設前提應受到質疑。例如，當國家規模相對于世界資本市場較大，或者如果國家經濟是不完全開放的，那么上述結論是否仍然成立?如果這些理論假設被，那么優化稅制理論得出的結論就站不住腳。戈登在此文中著重分析了一些國家規模相對于世界資本市場較大的情況，認為這些國家如果能通過其擁有的市場力量對借貸進行限制從而影響利率使自身獲利，那么資本輸出國和資本進口國在稅制的設定上就應該有很大的差異，這顯然不同于優化稅制理論所推導出的標準稅收模式。事實上，優化稅制理論無法解釋很多國家的資本所得稅收現狀。在現實中，幾乎所有國家都對其境內發生的公司和個人所得征稅，同時在許多國家的稅制結構中，存在著一個實際上普遍存在的特征：即對本國資本在外國發生收入的雙重稅收管轄權。這種慣例通過賦予本國居民將其在外國產生收入的已納稅收在本國應納稅收中進行抵免的權利，從而可以避免該筆收入的雙重征稅。

戈登對此現象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如果國家之間存在這種協定，則無法導致納什均衡(Nashequilibrium)稅率的出現，但是當存在著主導市場的資本輸出者時，會出現斯坦克爾伯格均衡(Stackelbergequilibrium)的結果。如果資本輸出國采取雙重稅收管轄權的慣例，就會激勵資本進口國采用資本輸出國的所得稅率對進口資本征稅。因為跨國投資人可以將這一稅負在母國應納稅收中抵免，所以這種從源課稅不僅不會阻礙國外投資，而且會達到增加財政收入的結果。這樣，資本輸出國通過采取雙重稅收管轄權，可以使自己制定的國內資本所得稅率在世界范圍內設定。同時，資本輸出國誘使資本進口國采取它制定的稅率從源征稅，也減少了其居民通過海外投資逃避國內稅收的動機。但是，如果資本進口國成為斯坦克爾伯格主導者時，資本輸出者將不會采取雙重稅收管轄權，在這種情況下無法得出對資本所得課稅的均衡結果。這一理論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戰后美國作為主導資本輸出國對其他國家稅收政策的影響。但隨著世界經濟的變化，世界資本市場結構愈加復雜，已沒有一個單獨的國家可以在世界資本市場上占據主導地位。因此戈登認為，資本所得課稅是否在未來仍然存在或將發生怎樣的變化，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采取雙重稅收管轄權，并利用稅收抵免法消除雙重征稅，是國際上對資本所得征稅最普遍的做法。然而，利用稅收扣除法來消除雙重征稅也仍然在一些國家得到使用。財稅理論界對這兩者的優劣爭論已久。就目前而言，主流觀點認為抵免法優于扣除法，因為抵免法可以徹底消除雙重征稅，并可以實現資本的有效配置，而扣除法由于不能徹底消除雙重征稅，會產生阻礙資本流動的結果。但邦德和薩繆爾森(BondandSamuelson，1989)的研究認為，之所以得出抵免法優于扣除法的結論，是因為這一結論是在稅率和資本流向固定的假設前提下得出的靜態均衡結果。實際上，如果采取兩國博弈分析，并假定國家可以區分屬于國內居民的資本和屬于國外居民的資本，則在稅收抵免法和扣除法的不同規則之下，國家在博弈中將采取不同的戰略行為。在稅收抵免法下，兩國采取的戰略行為將導致國家間資本流動的消除。其原因是：東道國將試圖設定和母國稅率一樣高的稅率，以試圖獲得最大的稅收收入，而母國則會試圖使自己的稅率設定得比東道國更高，以從限制資本的流動中獲取最大收益。這種稅收競爭的納什均衡的最終結果是：稅率設定太高以至限制了資本的跨國流動。相對于稅收抵免法，稅收扣除法下得出的均衡結果表明：扣除法將不會阻礙兩國間的資本流動，均衡產出在國家福利上也優于抵免法。和傳統上達成共識的觀點相反，這一分析結論表明，恰恰是稅收抵免法而不是扣除法阻礙了資本的國際間流動，同時，采取扣除法對資本進口國和資本出口國都有好處。

三、關于生產要素流動與稅負分布的研究

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國際稅收競爭對流動程度不同的要素所承擔稅負的不同效應及其對公共物品提供的影響。由于現實中資本跨國流動頻繁，國家間稅收政策缺乏交流和協調，因此，母國往往對本國居民的國外收入缺乏有效監控或因成本太高而使監控實際上成為不可能。這樣，居民管轄權原則實施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政府出于財政收入的需要，從源征稅就不可避免，同時，為了吸引稀缺資本而大大降低資本所得稅率。國際稅收競爭模型對此所持的主導觀點是：一方面，稅收競爭將導致資本所得課稅的低稅率，導致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Wilson，1986)；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有效地實行居民管轄權原則，政府的最優選擇是應免除對流動資本的課稅，而代之以對國內非流動性要素如土地和勞動征稅，這樣就可以有效地滿足公共物品提供的需要，對開放經濟的小國而言尤其是這樣(RasinandSadka，1991)。

然而，布克維斯基和威爾遜(BucovetskyandWilson，1991)的國際稅收競爭模型，針對上述觀點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們首先假定政府在給定一組稅收工具的條件下，除了對資本所得從源征稅以外，僅僅對工資收入征稅。其得出的結果是：在不實施居民管轄權的情況下，政府對公共物品的提供依舊不足，對資本所得課征的稅率仍然很低且缺乏效率，并且低于對工資所得課征的稅率。然后，他們假定一國相對于世界市場足夠小，從而政府放棄對資本所得的從源征稅而僅僅依靠對工資征稅的收入提供公共物品，結果還是得出了工資所得課稅缺乏效率、稅率過低導致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結論。這個結論和“開放經濟的小國可以通過放棄對流動資本征稅而代之以對國內非流動要素征稅以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結論顯然是相左的。布克維斯基和威爾遜認為，兩種觀點沖突的根源在于后者模型的假設前提是兩個小國面對的是外生的、固定的世界資本市場利率，而他們的模型則假定世界上每個國家的稅收政策都是內生決定的。為了尋找能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稅收工具組合，他們最后考慮了政府同時采用收入來源地和居民管轄權對資本所得征稅、并放棄對工資所得征稅的組合，結果證明政府的均衡行為將有效地利用這兩種征稅方法，而使公共物品需求水平得到有效滿足。可以看出，實際上其最終結論為：是放棄了對資本所得課稅的居民管轄權。而不是缺少對勞動等非流動要素的課稅，才導致了對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這種結論和優化稅制理論也是有區別的，因為優化稅制理論所推崇的最優稅制中通常包括對勞動的征稅。

四、關于國際稅收合作的研究

眾多國際稅收競爭模型都試圖論證在各國經濟存在異質性的條件下，國際稅收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可能采取的方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模型是近期由萊斯穆森(Rasmussen，1999)提出的。他認為，既然國際稅收競爭將導致無效產出，那么就為國際稅收合作提供了實施空間。國際稅收合作應是兩國間稅制的全方面的合作，包括稅收信息的交流、稅收管轄權和稅率的選擇以及是否采取資本流動限制等。作為一種參與約束，國際稅收合作的前提是：每一個參與國際稅收合作國家的合作均衡產出必須比非合作狀態下的均衡產出更好。這樣，國際稅收合作的可能性就取決于非合作均衡的結果。

萊斯穆森假定在非合作的稅收競爭中，由于采用居民管轄權原則對國外資本所得課稅需要東道國提供充分的稅收信息，政府只能采取收入來源地的原則，這樣在一個兩國的稅收競爭模型中，對資本跨國流動進行限制就成為緩解稅收競爭不利后果的重要政策工具。同時，他分析了兩國存在經濟異質性的3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兩國完全相同。分析結果表明，稅收競爭會導致缺乏效率的產出而使公共物品提供不足，但此時對資本跨國流動進行完全限制將會導致有效率的產出結果。進一步分析表明，國際稅收合作均衡的產出等同于對資本跨國流動完全限制的非合作均衡的產出。也就是說，在國家經濟同質性的假定下，完全限制資本流動和采取國際稅收合作的政策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第二種情形是：兩國僅僅在經濟規模上存在不同，一個是大國，一個是小國。分析結果表明，國際稅收競爭將是缺乏效率的，小國將會利用稅率的差異作為稅收競爭的工具，最終導致小國國內的過度投資和大國國內的投資不足。此時大國將會對資本跨國流動進行限制，從而會對小國產生不利影響。但就總產出而言，大國對資本跨國流動進行限制，其結果將是有效率的。分析結果同時表明，在產出水平上，雖然進行國際稅收合作將無法替代資本流動的跨國限制，然而大國以對資本跨國流動限制的威脅將通過影響雙方非合作均衡的產出，從而最終影響雙方合作均衡的產出。因為如果在合作無法達成時，大國將會運用資本跨國流動限制，小國不合作利益則會受到損害，而大國則至少會獲得有效資本跨國限制帶來的利益。這時，大國限制資本流動的威脅就是可置信的，它不僅改變了國際稅收競爭中大國與小國討價還價的地位，也為國際稅收合作提供了可能性。第三種情形是：兩國資本稟賦上存在不同，一個是富國，一個是窮國。在這種情形下，所有的非合作均衡的產出結果都是無效率的，甚至引入資本跨國流動限制也不能產生有效率的結果。當兩個國家具有足夠大的資本稟賦差異時，他們都會傾向于讓資本自由流動和進行國際稅收合作，使雙方的福利獲得改善，即使這種國際稅收合作不一定會產生有效率的產出結果。

以上是對一些重要的國際稅收競爭模型的介紹和評述。總體而言，雖然這些模型的假設前提有較大的差別，其得出的結論也有所不同，但它們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產出市場完全競爭的基礎之上的。同時，這些模型假定政府作為博奔的參與者，通過稅收政策的制定來實現國家福利最大化。雖然政府擁有市場力量，但這些模型將政府利用稅制操縱貿易條件的可能性限制在一個很小的范圍內。

五、戰略性國際稅收競爭模型

在全球化的世界經濟中，國家間貿易利益的沖突已成為一個日益嚴重的問題。政府作為經濟的管理者，總是試圖通過政策工具來操縱貿易條件，進而對產出市場產生影響。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發展起來的新國際貿易理論——戰略性貿易理論(EatonandGrossman，1986；HelpmanandKrugman，1989)正好為政府這種干預經濟貿易的行為提供了理論支持。標準的戰略性貿易模型是建立在以下基本假定基礎之上的：一是產出市場是不完全競爭的；二是存在規模收益遞增的效應。不難理解，一且這兩個理論假設前提成立，就為政府介入廠商貿易行為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戰略性貿易理論一個很重要的結論是，政府應該對國內企業進行稅收補貼，以提高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從而獲取最大的福利效果。同時，兩國的戰略性貿易模型的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假定前提是，廠商通常是不可移動的，它們只能在國內生產，產品在第三國消費。那么，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就被提出來了：當轉移成本為零，廠商可以自由跨國移動到國外進行生產時，對廠商的稅收補貼是否會加劇稅收競爭，或者這種補貼最終是否有效率?

賈尼巴(Janeba，1998)針對這個問題提出了不完全競爭市場中的稅收競爭模型。他通過給國際稅收競爭模型增加不完全競爭的假定，并將廠商流動性假設賦予戰略性貿易模型，從而將這兩種模型結合在自己的分析之中。其結論是：不完全競爭和廠商流動性并不會產生相互增強效應以至加劇稅收補貼競爭。相反，當政府無法或不可能對外國企業實行差別待遇時，會使政府放棄補貼采取不干預的態度。在這個模型中，廠商可自由選擇在兩國進行生產，但消費在第三國進行，同時假定政府對所得從源征稅并使凈剩余最大化。這一模型得出的結論是一個多階段博弈均衡的結果：由于對國內生產進行補貼時無法排除外國企業，那么過度補貼將是一種浪費。在稅收競爭博弈的最后階段，每個國家都希望自己的廠商在對方國家生產，以享用對方給予的過度補貼的好處，其結果是大家都放棄補貼而不去干預貿易。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賈尼巴的結論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基礎之上的，其結論在很大程度上還存在著爭議，但他創見性地將國際經濟學和國際稅收學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思路交叉結合在一起來研究國際稅收競爭，無疑是具有相當重大的理論意義的。

六、國際稅收競爭的政治經濟學

現行對國際稅收競爭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一般均衡分析和博弈均衡分析的結合，這種分析方法也代表了這一研究領域的主流分析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一些經濟學者開始從政治經濟學角度來研究國際稅收競爭。雖然這些對國際稅收競爭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主流研究方法，但從這樣一個新的角度探討國際稅收競爭，不僅對主流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而且對經濟全球化下的國家稅收制度設計有一定的理論啟發性。

第一種觀點是從“管理競爭”(regulatorycompetition)的角度研究稅收競爭(Vogel，1995；SunandPelkmens，1995)，認為稅收競爭規則取決于社會、政治和利益集團相互斗爭的結果，并因此在每個國家有不同的政策傾向，其結果也是不確定的。第二種觀點是從稅收競爭產生的財政負外部性入手，研究其對不同類型國家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并尋求將財政負外部性內部化的制度解決方案(KanburandKeen，1993)。還有一種觀點則應用尋租理論，假定政府決策者本身是有集權傾向的尋租者，他們有強烈的擴大國家財政的動機。這種分析的一個典型結論是：一定程度的國際稅收競爭是必須的，它可以遏制財政權力尋租者不斷擴大財政的內在沖動(Mclure，1986；SiebertandKoop，1993)。

如果從更廣義的角度，將國際稅收競爭視作是政府公共管理職能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國際稅收競爭所引發的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實際上反映了經濟全球化中政府所面臨的困境。這一困境就是所謂的“經濟一體化三難”(Economicintegrationtrilemma)，這個命題是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默斯(Summers，1999)提出的。他認為，相比封閉經濟，經濟全球化無疑削弱了一國自主運用經濟政策的能力，進一步而言，一國的(包括稅收)正日益面臨著挑戰。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政府無疑比以往承擔了更多的責任。這些責任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如何尋求在經濟全球化中獲得最大的利益和將損失減到最小，而這是政府在過去很少考慮的。因此，經濟全球化、政府對經濟的管理以及國家之間的關系就構成了三難困境。在這三者之間尋求其中兩者的協調和平衡是相對容易的，但一國試圖單方面同時達到三者的協調和平衡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中只能是顧此失彼。如果要尋求某種程度的調和，最可行的辦法只能是進行國際間的協作，乃至尋求更深層次的一體化。具體到國際稅收競爭問題，國家間進行稅收合作以及在某些經濟區域實現稅收一體化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OECD的稅收合作以及EU的稅收一體化實踐的發展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七、總結評價

第3篇：國際稅收總結范文

在當前國內外較為嚴峻的經濟形勢下，如何繼續有效地運用包括積極財政政策在內的宏觀調控手段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增長是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而其中宏觀稅負水平的合理確定則是關系到積極財政政策可持續運用的重要環節。在確定宏觀稅負水平的適度合理標準時，不僅要考慮到國際經濟因素的重要影響，尤其是應對當前世界新一輪減稅浪潮所引發的國際稅收競爭的挑戰。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國家所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各國政府在運用宏觀政策管理經濟過程中，必須面對變化的社會、技術、經濟等方面的約束條件。這些約束條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國際稅收競爭，它的存在使得國家自主改革稅收制度和運用稅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戰。國際稅收競爭的一個直接效應就體現在對一國宏觀稅負水平的影響上。當前國際稅收競爭已出了不少新動向，而這與國際資本流動新特點與國際經濟形勢日趨嚴重這兩方面密切相關。最近幾年，國際資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資本持續、大規模流入美國，導致美國金融市場長期繁榮，并為美國經濟增長提供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來，國際經濟出現了許多變化。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下，國際資本市場也面臨著新一輪的調整。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都在謀求通過各種方式吸引國際資本，刺激國內投資和需要，拉動經濟增長。而稅收工具則成為各國宏觀經濟調控手段的重要組織部分。當前的世界經濟正在引發新一輪的大規模減稅運動。可以說，在經濟全球化的現實背景下，稅收競爭已成為提升一國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環節。我國應積極應對國際稅收競爭挑戰，合理適度地運用稅收競爭政策，也包括應加快稅制改革與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確定宏觀稅負水平。結合軌跡稅收競爭的新態勢，從稅收在我國積極財政政策運用中的內在作用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國際財稅背景這一新角度，來研究當前積極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問題。

從總體上說，我國自1998年以來執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在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并加以完善。其一，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應是有目共睹的。這既表現在我們對這一政策實施對當時形勢的準確判斷，又表現在政府執行中對政策取向與政策組合的合理選擇。其二，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的風險控制，這幾年的實踐也已證明是成功的。中央對于這種帶有階段性、應急性特點的財政政策，已經明確指出并充分考慮到這一政策可能帶來的財政風險，在發債空間的把握、國債項目建設質量的保證、抑制通貨緊縮趨勢與防范通貨膨脹新苗頭并重、短期財政政策運用與財政資源長期可供給性的協調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績。其三，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的適時調整是一政策持續成功的重要方面，這幾年成功的實踐包括了對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體措施的選擇、與穩健貨幣政策等相關政策的配合等。在充分認識我國積極財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我們也應看到從如何保持積極財政政策可持續性這一特定角度出發，特別是隨著積極財政政策運用的外部環境因素的變化，現有的政策組合選擇中仍存在一定的改進空間。

只有充分發揮稅收作用的積極財政政策，其可持續性才是完備的，因此應將稅收制度和稅收政策內在化于積極財政政策之中，并結合稅收這一內在因素的外部環境變化來調整積極財政政策。應該說，稅收在近年來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與宏觀調控中已經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收入穩定增長為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提供了財力支持，我們實行了鼓勵投資于消費的一系列稅收措施，出口退稅體制的不斷改進與運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應。與此同時，我們也認識并論證了在一定歷史階段上暫時不采用減稅手段作為積極財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觀性。但是，現在的問題在于，從稅收角度來考慮積極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我們要充分注重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對積極財政政策進行調整的必要性，清醒認識以舉債為主要手段的積極財政政策可能積聚的財政風險，認真探討宏觀稅負水平進行必要調整是否會有助于積極財政政策發揮最大效應。

第4篇：國際稅收總結范文

市局領導的指導下，機關各處室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與國際處全體成員一起，緊緊圍繞全局中心工作，認真學習，自覺履行職責,一年來。扎實勤奮工作，較好地完成了各項工作任務。

一、認真學習做好表率。

根據形勢和工作需要，一年來。認真學習政治理論和業務知識。一是認真學習黨的十七大“和十七屆三中全會精神，學習科學發展觀，通過學習使自己理論水平、政策水平得到提高，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自覺性得到加強。二是加強了業務學習。先后參加省、市局舉辦的多期培訓班及各種業務會議，自己平時也有意識地加強了國際稅收知識的學習，業務水平得到較快提高，使自己把握工作、指導工作的能力得到進一步增強。

二、創新思維謀求發展。

為使我市國際稅收工作邁上新臺階，今年以來。始終把”敬業“作為工作目標，把”勤奮“作為內在驅動力。克服困難、開拓創新，埋頭苦干，使我市國際稅收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一是反避稅工作首次成功通過總局立案，實現了市反避稅領域新的突破；二是建立我市反避稅案源數據庫，為我市今后反避稅選案工作、反避稅分級分類管理打下良好基礎，填補了市在這一領域的空白。三是積極主動與市地稅、外管局、外經局協調，首次建立市國稅、地稅、外經、外管四部門協作聯系機制。機制建立后先后從外管局獲取了年度和年上半年非貿易對外付匯數據，從外經局獲取了年以來的股權轉讓信息，并積極與市外管局聯合對全市（含六縣）銀行付匯業務人員進行培訓，從支付源頭加強非居民稅收監管力度，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今年全市非居民稅收達到2800萬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4.3%四是全省率先建立了稅收情報案源報送制度和情報線索聯絡員制度，為豐富稅收情報來源，建立良好的稅收情報交換工作機制奠定了基礎。年省局目標管理考核國際稅收項目方面，實現了市歷年來扣分最少的紀錄。

三、以身作則嚴格要求恪盡職守爭先創優。

更要愛崗敬業，身教勝于言教。深知做為一名基層單位的領導。勤奮從政，盡職盡責，做到事事處處為人表率，身體力行。凡是要求別人做到自己先做到用自己的品質和作風影響一班人，用自己有效的工作去帶動一班人。因此在處開展的業務講座中，帶頭先講了第一課；文明創建義務勞動中，第一個報名參加；抓信息工作中，積極主動寫稿；審批稅收優惠過程中，做到快捷高效；工作時間內做不完的事，就用業余時間加班加點完成；年內開展了7次業務培訓和講座；堅持開展了每月一次集體業務學習制度；規范了會議制度。每月初布置工作任務，月中進行工作調度，月末對工作進行檢查，按季對工作進行總結和點評。發現問題及時指出，做出成績給予充分肯定，有效促進工作開展。目前我處干部的精神面貌、工作作風都發生較大變化，互幫互助、助人為樂已蔚然成風，節約一張紙、一支筆已成為不少同志的自覺行動；大家工作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得到有效提高，服務意識不斷增強，工作效率不斷提高、工作質量不斷提升。全年未發生一起稅收執法違規行為，執法管理信息系統中保持了零差錯的紀錄。處編寫的兩篇納稅評估案例在全市十佳優秀案例評比會上，全部獲得十佳優秀案例；撰寫的實施新企業所得稅法對我市涉外經濟的影響分析及建議》調研報告，市局組織的學習十七大精神，為徐州經濟社會發展獻一計”活動中獲得十佳建議的第一名；超額完成了今年市局下達的各類信息任務，上報信息數量比去年增長53%五員“業務競賽中我處實現了全面達標，達到100%參賽率，并有一名干部進入省局決賽，一名干部獲得50歲以上計算機操作培訓先進個人。

第5篇：國際稅收總結范文

摘要: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和實踐中存在的財政問題,本質上就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問題。借鑒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和分析方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基本框架,可以從國際區域財政導論、國際區域財政支出、國際區域財政收入和國際區域財政政策等四個方面去構建。

關鍵詞:區域;經濟一體化;國際財政

區域經濟一體化作為二戰以來世界經濟發展進程中一個十分突出的現象和趨勢,對世界經濟產生著極其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也成為一個倍受關注的熱門話題。而伴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財政問題也不斷地凸顯出來,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同時,由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擴展,傳統的國家財政理論分析框架已經無法對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作出合理的詮釋,這需要我們從一個新的視野和分析框架———國際財政的角度去展開研究。因此,探討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國際財政問題,不僅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財政理論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經濟體,為了達到最佳配置生產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義通過談判協商實現成員之間互利互惠及經濟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不斷興起,其背后隱含著多種因素,有著眾多的目標,既有促進貿易、收入和投資的需要,又有實現增長和發展的要求;既有獲取市場準入適應區域與全球化的意圖,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慮。這種以政府為主體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同時也是我們所討論的財政問題。可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是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相伴而生并由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體———政府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決定的。

遺憾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模型中卻很少直接關注財政問題。以被視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核心的關稅同盟理論及其發展為例,維納(Viner1Jacob)及其后繼者們從貿易創造效應、貿易轉移效應、規模經濟效應、競爭效應、技術創新效應和投資效應等不同層面和角度,分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對成員體、非成員體乃至整個世界的生產、消費、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國際貿易、經濟增長等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面的利益或損害。雖然該理論是從關稅及其效應分析這一財政問題出發,而且后來約翰遜、庫珀和馬塞爾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將“公共產品”引入關稅同盟的福利效應分析,并得出了關稅同盟更能滿足成員體政府對各種保護主義傾向的商業政策以及對工業化目標的偏好的結論(田青,2005),但總體看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模型基本上是在國際貿易和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下的闡述,很少直接關注到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經濟活動及其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也沒有對區域經濟一體化這一政府主導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機制作出全面的闡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制約。

總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是由區域經濟一體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導性和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性這一特征決定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產生和發展過程中的客觀存在,但卻不被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所關注的重要現實問題。它不僅涉及到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效應這一基本問題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對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的系統闡述,是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各國財稅制度協調及發展的研究。也就是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的提出和解決,不僅直接影響著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各國政府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本身,而且還關系著區域經濟體各成員國之間乃至非成員國之間的財政利益和財政關系的協調;同時,將財政問題作為重要的變量引入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和實踐,還可以更好地從政府經濟活動的角度闡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政府主導性及其機制,不僅有助于豐富和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而且將直接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持續協調發展。

二、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國際財政是伴隨著國際經濟活動的擴展和國家間經濟依賴的日益加強而在財政關系領域形成的一種國際經濟現象,是財政和國際經濟相結合的產物。關于國際財政的定義(董勤發,1997),理論界至少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是從世界或全球角度來看的財政,即世界財政或全球財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權力機構或世界政府為后盾的;另一種觀點是把國際財政看成是國際經濟中的財政,是國家財政在國際經濟中的延伸或變種,是國際經濟中的國家財政活動,是不同國家的財政通過國際經濟交往而相互聯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國與國之間的財政關系。與國家財政相比,國際財政具有一般財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國際性、整體性、復雜性和協調性等特點(林品章,1995)。雖然在歐盟的財源籌集方式、國際稅收合作組織研究以及聯合國發展計劃署于1999年提出的對電子郵件開征“比特稅”等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財政或全球財政的影子,但在現代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個超國家的全球權力機構或世界政府,國際財政就只能是國際環境下財政的作用問題。它主要表現為對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國家財稅制度協調和財政利益分配,是國家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其本質是國家間的財政關系。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財政存在的客觀前提在于國民經濟中的市場失靈。同樣,國際財政的產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論和現實基礎。首先,國際財政作為國際經濟活動中財政問題的國際化,其基礎是市場經濟;而由市場經濟的市場性和開放性決定的國際市場失靈,就直接成為了國際財政存在的理論基礎(董勤發,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經濟社會條件和利益目標追求,各國政府財稅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并直接構成為各國政府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嚴重阻礙,因此,尋求和實現各國政府間的財政協調和合作,是國際財政存在的現實基礎。

從國際財政產生和存在的理論和現實基礎的角度出發,國際財政存在的意義就是矯正國際市場的失靈和實現各國財政的協調和合作。同時,又由于當前并沒有一個真正有效的世界權力機構,也就不可能有一個制定、頒布和執行國際課稅和支出方案的“國際財政當局”,更不可能形成一個有效的世界范圍內的全球財政制度。因此,國際財政只能采取多國財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據合作的程度,國際上多國財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為財政協調(FiscalCoordina2tion)、財政同盟(FiscalUnion)和財政一體化(FiscalIntegration)。這三種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中,財政協調是以既有國家為基礎的國際財政合作形式,是國際財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強調財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協商性,如現有的各種國際稅收協定等;財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國家的讓渡為前提,它強調財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強制性,往往是區域經濟共同體中較高級的合作形式,如歐盟內部廢除關稅、統一增值稅等;財政一體化則以國家財政的完全讓渡或消失為條件,實行超國家財政干預,它是最高級的財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現實性,所以更多地成為了一種理想化的財政合作形式。而根據不同的國際經濟發展水平和程度,國際財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著不同的側重點。一般而言,國際財政協調是當前國際財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內容,國際財政研究的理論體系也主要是圍繞著國際財政協調來展開。①

三、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而產生的財政問題,是國際經濟活動中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研究的范疇。而通過對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和框架的分析,我們找到了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的理論基礎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實質上就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問題。因此,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和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相結合的角度,我們可以構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研究框架。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研究框架,本質上就是要詮釋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主導性和政府經濟活動性的運行機制及意義,通過推進和實現區域內外各經濟體的財政協調和財政合作,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著從國家財政到國際財政的思路,借鑒馬斯格雷夫等人對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的闡述,通過在傳統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中引入政府及其經濟活動———財政這一變量,一種解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研究的新視角和分析方法———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國際區域財政導論、國際區域財政支出、國際區域財政收入和國際區域財政政策等四部分構成。

國際區域財政導論主要闡述國際區域財政的含義、產生、研究范圍及方法等內容。借鑒國際財政的定義,我們可以給國際區域財政做出這樣的界定:它是指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的財政問題,是國家財政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延伸和發展。換言之,國際區域財政就是國際財政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具體存在和表現形式,是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國家和國家間的財政關系,是我們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體———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層面的一種視角和分析框架。國際區域財政的存在,也有著其深刻的理論和現實基礎。區域經濟一體化,本質上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場經濟的市場性和開放性導致的市場失靈即國際區域市場失靈,就成為了國際區域財政產生的理論基礎。由于各國政府財稅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異而形成的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各經濟體不斷尋求財政協調與合作的努力,現實地演繹了國際區域財政的存在。總體看來,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性質依然是財政學和國際經濟學的有機結合,研究范圍也包含著財政協調、財政同盟和財政一體化三種形式,且它們不同程度地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國際區域財政也應遵循國際財政學的研究方法(董勤發,1997),即國家主義分析方法與世界主義分析方法的有機結合。

國際區域財政支出主要探討國際區域財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應。具體而言,國際投資和國際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現,前者類似于國家財政中的政府投資,后者則更多地具有政府轉移支出的性質或類似于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的意義。國際投資的基本理論和效應分析,是國際經濟學的重要研究內容之一。綜合國際經濟學領域的國際投資和國家財政中的政府投資,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基本的分析區域財政支出中國際投資的框架。從現實來看,國際投資制度主要由各國家的投資制度、雙邊層次投資制度、區域層次的和多邊層次的投資制度構成,且它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缺陷并成為國際投資的阻礙,因此,要從制定更權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資制度和高標準的國際投資保護制度及公正高效的爭端解決制度等幾個方面來進行創新(柳劍平等,2005)。作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一種重要方式,國際援助在傳統的國家財政和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基本作用(鄖文聚,2000),主要是緩和國際政治經濟矛盾和促進國際經濟關系的協調,更多地是作為一種短期性、政治性和經濟戰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歐盟法中的國家援助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國際援助特有的規律和運行規則總體上與作為國際區域財政支出形式的內容和要求是不相適應的。因此,要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各經濟體之間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進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必須著力構建一個能有效協調區域財政關系的經常化、制度化的國際援助制度。轉貼于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國際區域財政收入主要研究國際稅收、國際債務和區域國際組織的會費籌集等問題及其經濟影響。國際稅收是國際財政大廈相對獨立的體系和重要支撐,同樣也是國際區域財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內容。國際稅收的研究,不僅表現在早期對國際稅收學科理論體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當前對國際稅收競爭、國際稅收協調、國際稅收合作與國際稅收組織、貿易與稅收摩擦、反吸收調查等領域的深入研究和擴展。由于受區域經濟一體化不同發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約,國際區域財政中的國際稅收除國際稅收協調這個核心以外,還涉及到國際稅收同盟和一體化等表現形式,這在歐盟的統一關稅、統一增值稅和“自有財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證。也就是說,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國際稅收,必須密切關注和分析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下國際稅收的各種具體形式和效應。關于國際債務的理論研究,我們可以在國際金融研究和國家財政的債務分析中找到較為完整的內容和體系。如何從現有的理論體系和框架出發,立足于促進區域經濟穩定與發展,探討區域國際債務的規模及效應和債務監控體系,構建一個與之相適應的高效的國際債務運行機制和風險防范體系,就成為了國際區域財政框架中的國際債務研究的主要內容。此外,為了避免如聯合國財政危機中的會費問題的尷尬,還應該積極研究關于區域國際組織的會費籌集方式,使區域國際組織能夠高效正常運轉,確保其對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組織作用的發揮。

國際區域財政政策主要研究區域內外財政政策協調機制及其實現。在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國獨立分散決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減低各國政策之間的相互沖突,共同應對突發事件的不良影響,穩定各國和區域經濟的穩定運行,獲得經濟開放帶來的多方面利益,只是這種協調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國政策的自主性。區域財政協調的理論分析指出,協調政策會減小針對繁榮或蕭條的財政擴張或收縮的溢出效應;在協調計劃中,任何國家的財政擴張或收縮都應該考慮伙伴國的財政政策所導致的溢出效應,它要求伙伴國的財政政策取向相同。國際區域財政政策的協調,又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指的是既包括區域內財政政策的協調,又包括區域內外財稅政策之間的協調;而狹義主要是指區域內財政政策的協調,即各國在制定國內政策的過程中,通過各國間的磋商等機制和方式來實現財政政策的協調。從政策協調的程度來看,又可以分為信息交換、危機管理、政策目標和行動的一致性協調、全面協調及聯合行動等層次;從協調方式的角度,可以分為相機性協調和規則性協調兩種。還需指出的是,國際區域財政政策協調還涉及到區域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匯率政策等的協調,它們共同構成區域宏觀政策協調的主要內容。

總之,國際區域財政作為一種重要的區域性制度安排,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有著直接而深遠的影響。而國際區域財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構建,不僅是這種區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內容和表現,而且還為區域經濟一體化中政府經濟行為及其效應分析提供了較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釋:

①馬斯格雷夫教授從財政的國際協調和發展財政兩個方面概括和總結了國際財政的基本內容;而董勤發則是結合財政的經濟職能從國際財政合作形式的角度來構建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

②區域有不同的層次劃分,區域財政也多以行政區劃確立的社會、政治、經濟區域為研究對象,但本文所論之區域指的是國際區域,國際區域財政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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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國際稅收總結范文

2000年以來，為了應對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和滑坡的局面，世界許多國家，尤其是經濟發達國家紛紛采取措施，降低個人所得稅的實際稅負。最有代表性的國家是美國和德國。2001年5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布什總統提出的減稅法案。個人所得稅最低稅率由當年的15％降低到10％；到2006年，最高稅率將從39.6％降到35％，36、31％、28％三檔稅率都分別降低3個百分點；未成年子女的稅收抵免額從500美元提高到1000美元；遺產稅的免征額由減稅前的67.5萬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00萬美元，2009年的350萬美元，最高邊際稅率從55％逐年降至45％，2010年取消遺產稅，屆時只保留贈與稅。

德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稅制改革法案，于2000年7月在聯邦參議院獲得通過，這項稅制改革計劃實際上將減輕大多數納稅者的負擔。據德國聯邦納稅人協會的計算，在到2005年為止的一個稅收改革階段中，按照新的稅率，人個和企業將總共減少600－800億馬克的稅務負擔。從2001年1月1日起，個人所得稅的基本免稅額由年收入13499馬克提高到14093馬克，到2005年基本免稅額再增至15011馬克。如果再加上多子女家庭享受的種種優惠等，實際免稅還要更大些。個人所得稅的最低稅率由22.9％，經2001年的19.9％和2003年的17％，降至2005年的15％。所有繳納所得稅的人都將從提高基本免稅額和降低起點稅率中得到好處。而最高稅率也將先從51％，經2001年的48.5％和2003年的47％，降至2005年的42％。

此外，法國2000年至2003年間，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從54％降至52.5％，6級稅率中的前4級也大幅降低。2002年7月5日法國新總理拉法蘭又宣布，從今年秋天起將個人所得稅降低5％，5年內所得稅削減1／3。降低個人所得稅的實際稅負的目的在于：較低的個人所得稅能激發人的工作熱情，提高家庭消費能力，增加私人投資，短期內刺激經濟回升，也有利于長期經濟增長，促進社會總產出的增加。

第二，直接降低公司所得稅的稅率呈加強趨勢。近些年來，尤其是自2000年以來，在世界性經濟滑坡的形勢下，世界各國尤其西方發達國家政府的經濟理念發生了重要轉變，認為經濟發展的源泉在于企業，而不在政府；要刺激經濟繁榮，則必須減輕企業稅負。在這種經濟理念下，許多國家采取了直接降低公司所得稅稅率和出售企業減免稅收等措施。最有代表性的國家是德國、法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

德國從2001年起，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只須為其盈利支付25％的稅收。而2000年以前是供分配的利潤的稅率為30％，不予分配的利潤的稅率為40％，改革后不再存在這種區別。但改革后的25％的企業所得稅將成為不能返還的確定稅收，而2000年以前是持股者可以將企業事先向國家交納的公司所得稅折算到其個人所得稅上（全額折算方法），也就是說，沒有或者只有少量其他收入的人可以從財政局收回與自己份額相當的公司所得稅。通過這種方式避免了對盈利的雙重征稅。改革后股份公司整個稅收負擔將從2000年的大約52％減至38.6％。企業主出于年老等原因出售企業，其免稅額從6萬馬克提高到10萬馬克。另外，公司企業在出售股份時不再需要為其出售收益付稅，而2000年前在出售股權時須支付40－50％的資本收益稅。此外，康采爾在出售股份時根本不再需要為其出售盈利付稅。

法國也直接降低公司所得稅率，并且公布連續幾年的中期性持續降稅。自2000年開始，法國降低公司所得稅實際稅率，主要是降低公司所得稅10％的附加稅率，2001年降到6％，2002年降到3％，2003年全部廢除。加拿大自2001年開始，企業所得稅稅率由28％逐步降低到2004年的21％。澳大利亞2000年7月1日起把公司所得稅稅率由36％降至34％；2001年7月1日又降至30％，并對個人持有1年以上的資產減半征收資產利得稅。

此外，對企業投資給予稅收優惠。如美國對新設備的投資給予加速折舊，簡化折舊的計算程序，對研究開發費用繼續給予20％的稅收抵免等。馬來西亞在2002年預算草案中的稅收政策方面，出臺了一系列的所得稅和費用扣除的優惠政策，包括對投資鼓勵、出口服務以及中小企業跨國經營等多項優惠政策。

上述各國降低公司所得稅稅率，對企業投資給予稅收優惠，其政策意圖在于應對全球經濟衰退和國際間的經濟競爭日益加強。在全球經濟處于衰退或可能出現衰退的情況下，相當的企業經營困難，為了維護企業運轉，控制失業的大量增加，各國政府用降低公司所得稅稅率來擴大企業的盈利空間，減少或避免企業虧損，緩解企業的經營困境。同時，由于國際競爭日益加強的原因，為了防止“產業空心化”和稅基流失現象的出現，世界各國也不得不紛紛采取了類似的減稅措施。

第三，社會保障稅的發展引人矚目。社會保障稅是國家為籌集社會保障資金，對工資、薪金所征收的一種特定稅收，稅款實行專款專用。1935年，美國首創了社會保障稅，隨后，西方工業發達國家及部分發展中國家紛紛效仿美國的做法。二戰后，尤其近一二十年來，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適應經濟波動、失業增多、人口老齡化的形勢，開征社會保障稅、建立和逐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成為一種趨勢。從較長時期看，其稅率和稅收收入額均呈上升趨勢。

根據IMF統計，目前世界上開征社會保障稅的國家和地區已達80多個，覆蓋面超過了增值稅，在發達國家全部開征了社會保障稅，在北美乃至全美洲，幾乎所有國家都開征了社會保障稅。而且，社會保障稅在有一些國家中已成為頭號稅種，其占稅收總額的比重不斷上升。據統計，OECD成員國的此項比重，1965年為18％，1985年為22％，1990年為23％，1995年為25％。美國社會保障稅比重增加更為突出，1955年為12％，1965年為20％，1975年為32％，1986年為37％。美國在90年代以前，個人所得稅一直居于首位。1990年社會保障稅收入相當于頭號稅種的80％。1993年社會保障稅已躍居首位，占聯邦稅收總額的41％。在德國，社會保障稅占稅收收入的一半以上，是所得稅的3倍。在法國，社會保障稅已接近稅收收入總額的50％，相當增值稅和所得稅之和。瑞士、荷蘭等國家的社會保障稅也均成為頭號稅種。眾多發展中國家的社會保障稅的比重也高達25－35％，根據IMF1998年《政府財政統計年鑒》，東歐國家的此項比重高低依次是：克羅地亞33％，拉脫維來32％，愛沙尼亞32％，白俄羅斯31％，俄羅斯29％，波蘭28％，羅馬尼亞27％，匈牙利26％。

社會保障稅的征收及其比重的不斷提高為這些國家帶來了新的變化：一是使這些國家的直接稅收比重不斷增大；二是促使這些國家稅收規模進一步擴大；三是增強了稅收對維護社會穩定、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作用。

第四，環境保護稅收日益受到重視。隨著環境保護觀念日益深入人心，越來越多的國家力求在環保市場獲得優勢，環保產業已成為當前國際競爭的又一熱點。稅收政策作為政府調控經濟運行的有力手段，被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政府廣泛運用于促進環境與資源保護、促進環保產業發展。縱觀這些國家的環保稅收，都是依據“誰污染，誰納稅”的原則設置的，涉及大氣、水資源、生活環境、城市環境等諸多方面，其課征范圍極為廣泛。并且都把環保稅收取得的收入專項用于環境保護和環保產業發展，使稅收在環保和環保產業發展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目前許多國家征收的環保稅概括起來主要有：一是二氧化硫稅。就是對排放到空氣中的二氧化硫污染物征稅。1972年美國率先開征此稅。隨后，1991年1月，瑞典也相繼開征了二氧化硫稅，該稅是根據石油、煤炭的含硫量來征收的。到目前，征收該稅的國家還有德國、日本、荷蘭、挪威等。二是二氧化碳稅。征收此稅的目的是減少燃料（產生二氧化碳的根源）的使用。從1991年開始，瑞典征收此稅，對油、煤炭、天然氣、液化石油氣、汽油和國內航空燃料進行征稅。其稅基根據各種不同燃料的平均登記碳量和發熱量來確定。由于不同然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同，因此其確定的單位稅額也不同。三是水污染稅。即對水體污染行為征收的一種稅。目前西方一些工業發達國家都有對污染水的行為進行課稅。德國從1981年起開始征收水污染稅，以廢水的“污染單位”為基準，在全國實行統一稅率，目前該稅年收入在20億馬克以上，稅金全部作為地方收入用于改善水質，社會效益非常明顯。四是垃圾稅。荷蘭較早開征垃圾稅，主要是用于為收集和處理垃圾籌集資金。其征收的方式是以每個家庭為一征收單位，人口少的可以得到一定的減免。同時，荷蘭還根據每個家庭所產生的垃圾數量，開征了政府垃圾收集稅。另外，英國和芬蘭等國也于1996年開征了垃圾稅。五是固體廢物稅。該稅主要是根據廢棄物的實際體積和類型定額征收。課稅對象包括飲料包裝物、廢紙和紙制品、舊輪胎等。1993年，比利時在《環境稅法》中規定：環境稅適用于飲料容器、廢棄的照相機、工業使用的某些包裝品以及廢電池等。最近出版的《歐洲環境觀察》上的一份報告說，為提高可重新使用的飲料瓶的利用率，德國將對一次性飲料瓶征稅，每個瓶子的征稅額度從0.15至0.30德國馬克不等。六是噪音稅。美國、德國、日本和荷蘭等國家都征收此稅。美國洛杉磯對機場的每位旅客和每噸貨物征收1美元噪音治理稅，日本按照飛機著陸架次計征。

此外，許多國家還積極采用稅收減免和優惠等政策，鼓勵企業節約資源，積極治理污染，鼓勵科研單位加強節能和治理污染的科技開發。這樣，既可以減少發展經濟對環境的破壞，促進自然資源的有效利用，又可以變廢為寶，提高綜合效益。

第五，稅收全球化趨勢進一步發展。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了稅收全球化（或者一體化）。其主要表面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各國稅制趨同。1990年代以來，各國稅制結構通過不斷調整和完善呈現出不同程度的趨同性傾向。一方面，西方國家普遍遵循“公平簡化和經濟增長”的原則進行了降低稅率、擴大稅基為基本的所得稅改革，所得稅收入在稅收收入中的比重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增值稅在全球范圍內迅速推廣，目前實行此稅的國家已達110多個。而且出現以下特點：從稅率看，總體呈上升趨勢。二是稅收協調加強。全球化進程中，區域內稅制趨同與區域外稅制沖突交織，使國際稅收協調日益加強。建立國際稅收組織、情報交換、征稅協作、構建國際慣例及其他特別項目的合作等已成為OECD組織進行國際稅收協調的重要措施。國際全面性稅收協定網絡不斷拓展，目前已增加到2600多個，并且此增長趨勢仍將繼續下去。其中多數是發達國家對外簽訂的。協定適用的稅種逐步從所得稅、財產稅延伸到社會保障稅；協定有關反避稅的條款更加充實完善；國際間經營利潤和股息分配的重疊課征也比照管轄權的雙重征稅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消除和緩和；國家間稅務合作進一步加強。這對發展國際經濟交往發揮了重大作用。三是稅收征管趨同。在歐洲聯盟核心國家之間、北美經濟圈國家之間，稅收征管機構在征收程序、征收方式、征管手段、法律訴訟等方面聯系日趨密切，并有廣泛的信息網絡。隨著國際稅收協定簽訂國的增加和協定內容的細化，以及信息聯絡的加強和征管手段電腦化，都促使稅收征管制度向先進科學化方向發展。目前，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普遍實行由社會中介部門辦稅制度。尤其是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和地區在稅收征管的各個環節，都廣泛采用電子計算機，計算機負責從事納稅申報、評稅、稽核、納稅資料的收集存儲檢索、從事行政管理以及計會統各方面的工作。正是由于稅收征管的社會化，手段全面電腦化，使稅收征管效率非常之高。

第六，電子商務帶來新的稅收挑戰。電子商務是一種以數字通信手段為基礎、依靠網絡來完成產品交易全過程的經營方式，從商品的瀏覽、選擇一直到訂貨、付款均采用電子手段進行交易。近年來，電子商務以蓬勃之勢迅速發展，1998年全球上網交易額為430億美元，2000年達2000億美元，預計今年會達到5000－6000億美元。電子商務在全球范圍內迅速擴展，得益于它的快捷性、流動性和高隱匿性。然而正是這些特點，使得以傳統商務形式為基礎的國際稅收領域受到強烈沖擊，面臨嚴峻挑戰：電子商務的稅收征管沒有票據；稅收管轄范圍難以界定；征稅對象的性質、數量不清；政府稅收流失風險大、稅收法規不健全；稅收征管稽查困難重重。面對這些新問題，各國都在加緊研究有效的稅收對策。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

一是美國財政部關于互聯網貿易的基本意見。即在有形交易和電子交易間應遵循保持中性的原則，既不扭曲也不阻擋電子商務的發展，稅收政策要避免對商務形式的選擇發生影響。各國在運用現有國際稅收原則上，要盡可能達成一致。對于現行國際稅收原則還不夠明確的方面還有待補充。為促進電子商務的發展，主張對網上交易“網開一面”，不開征新稅或附加稅，而應通過對這一概念、范疇的重新界定和對現有稅制的修補來處理網絡貿易引發的稅收問題。從自身利益出發，以居民稅收管轄權取代地域管轄權。在稅收管轄權分配問題上，各國應加強合作與協調。

二是關于引入新的國際互聯網稅種的意見。其中，一種觀點認為，電子商務與一般的商業貿易沒有區別，應按同樣的稅率納稅。另一種觀點認為，網絡是可能給政府帶來額外收入的新財源，因此除了對網絡公司征收營業稅外，還應設立專門針對網絡的新稅種。還有人認為，電子商務使用的電子貨幣易引發經常性的逃稅事件，所以應對電子商務征收額外稅款。有些專家主張立即對國際互聯網網上貿易開征新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畢特稅”（BitTax）方案。其主要做法是對全球互聯網信息傳輸的第一個數字單位征稅。包括對增值的數據交易，如對數據搜集、通話、圖像或聲音傳輸等的征稅。他們認為網絡貿易侵蝕現有稅基，必須對此采取措施，否則將造成大量財源在國際互聯網網上貿易中流失。但對這一方案目前存在很多爭議，特別是企業界反映強烈，其最大問題在于不僅對網上商業交易征稅，而且對所有數字信息征稅，不利于網絡業的發展。即便如此，這一觀點仍有積極的一面，為解決互聯網涉稅問題提供了有效的嘗試。

總之，目前無論是美國，還是世界各國對電子商務涉稅政策問題尚未取得一致看法，各國仍在繼續加緊研究之中，各國稅制的合理化與國際協調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第七，國涉外稅收管理與反避稅力度普遍加強。隨著跨國貿易的增多，各國普遍加強了對涉外稅收的管理與反避稅力度。其主要措施有如下：

一是建立轉讓定價稅制，并積極推行“預約定價制”，以有效控制應稅所得向境外轉移。二是責令國內企業申報基本國外的所得，此項申報的舉證由納稅人負責，并評定申報內容，如有違反，一經查出，予以惡懲。三是在避稅港采取反避稅措施，取消在避稅港設立的子公司拖延納稅（不匯回所得利潤而拖延納稅）的做法，以遏制資金和財產流入避稅港。四是加強對移民稅收管理，許多國家規定，對移民的財產增值，以移居之日為實現之日而征稅。五是防止國際稅收協定的濫用，以保護本國的稅收權益。近年來，在絕大多數國際稅收協定中都加上了防止濫用的條款，并列有反避稅和防止偷漏稅條款，而且具體規定越來越細致、嚴謹，使漏洞減少，國際偷漏稅變得更加困難。

從國別來看，法國和墨西哥、法國和瑞典締結了防止關稅偷漏的協定。日本也對防止利用“避稅港”進行偷漏的規定作了修訂。美國更早就提出了對“避稅港”交易加強稅收審計的意見。加拿大財政部對利用“避稅港”進行精心安排，包括對利息支出、財產轉讓國際偷漏稅，采取防范的對策。瑞典、荷蘭、比利時只同商訂在相聯企業的收入和費用分配中，協同采取“獨立競爭原則”，以防止國際偷漏稅。等等。

二、我國稅制改革借鑒要點

在經濟全球化和宏觀經濟理論變革以及國際稅制改革發展趨勢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我國稅制改革也勢在必行。借鑒國際的一些做法，結合我國的實際，就我國稅制改革提出以下要點：

第一，國家應把稅收政策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局中統盤考慮，建立起運用包括稅收杠桿調節宏觀經濟的機制，并根據經濟運行走勢及時地調整稅收政策，以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同時，國家還應把稅制作為一個整體考慮，對于擬通過稅制改革達到的各種目標（如提高國際競爭力、提高經濟效率、增加稅收收入、實現分配公平、改善稅收管理等）加以權衡，對各稅種的地位、作用和稅種之間的關系加以協調，在進一步改善稅制結構的前提下實現稅制的簡化。我國上一次稅制改革是在1994年，在當時在宏觀經濟環境下，這一套稅制的運行是相當成功的。但從那時起到現在，8年時間過去了，稅收所植根的客觀經濟環境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當時出臺的一些稅收政策已難以適應當前的經濟發展形勢，尤其是中國加入WTO后，更有必要對現行制進行改革，把中國的稅制建設大大地向前推進一步，以更好地促進中國經濟與社會的發展。

第7篇：國際稅收總結范文

關鍵詞　海外投資；納稅義務；稅收優惠；政策導向

中圖分類號　F830.59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08)12－0156－03

作者簡介　李珂，湖南商學院經濟學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為財政稅收政策。(湖南　長沙　410205)

我國已連續3年位居世界第三大貿易國，外匯儲備迅猛增加，2007年底已達到1.53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一，國內出現相對的資本過剩。同時，經濟快速增長使能源問題日益突出，國內外市場競爭加劇，與美國、歐盟等國際貿易摩擦增多。在這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我國企業試圖到海外直接投資，尋求新的發展空間。

一、我國企業“走出去”的理論支持

P.J.巴克萊和M.卡森(P.J.Buckley and M.Casson，1976)內部理論認為，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要有良好的外部環境，需要有發達的中間產品市場，但有些產品(特別是知識品)的外部市場是不完全的。外部市場的不完全給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帶來不利影響，導致企業交易成本上升，這促使企業將市場向內部轉移，在企業內部交易，以降低外部市場不完全給企業經營造成的不利影響。當企業超越國界，在國際范圍內建立內部市場時，也就是企業進行跨國直接投資形成跨國公司的過程。

勞爾(sanjaya Lall，i983)的技術地方化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在將成熟技術和生產工藝的應用過程中包含了自己的創新，由此形成了自己的特定優勢，因而具備對外直接投資條件。

近年來，我國政府也加大了支持國內企業“走出去”的力度。從我國當前海外投資企業的稅收負擔分析，現行的促進海外投資的稅收政策存在較多的問題。為了促進對外投資的快速發展，應該給予企業更多的稅收優惠，完善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政策促進體系。

二、我國海外投資企業的納稅義務及現行稅收優惠政策

(一)納稅義務

通常所說的海外投資，主要是指國際直接投資。國際直接投資是指一國企業或個人在另一國企業中擁有全部或一部分經營管理權的投資。國際直接投資涉及到居住國與東道國的納稅義務主要是所得稅。一國的投資者到海外投資辦企業，首先面臨的是東道國的公司所得稅，企業繳納東道國的公司所得稅后，將稅后利潤作為股息和紅利支付給居住國的投資者時，東道國還要對這部分分配利潤課征股息預提稅。這筆國外投資所得匯回居住國后，從法律意義上還應負擔居住國的所得稅。這樣，跨國投資要負擔東道國的企業所得稅、預提稅和居住國企業所得稅共三筆稅款。不過發展中國家為了吸引外資、發達國家為了鼓勵對外投資，會給予企業一定的稅收優惠。企業是否負擔這三筆稅款，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規定。目前，我國實行居民管轄權和來源地管轄權，對居民企業來自于境外的投資所得征收企業所得稅。

(二)我國現行對境外投資的稅收優惠政策

1、境外投資所得在境外已納稅款的扣除。依照國際慣例，大部分國家行使居民管轄權和來源地管轄權，對于跨國直接投資，既要負擔東道國的所得稅，又要負擔居住國的所得稅，形成雙重征稅。對跨國投資的雙重征稅，不利于資本在全球的流動。國際上避免雙重征稅的方法有四種：免稅法、扣除法、減免法、抵免法。為了鼓勵企業到境外發展，減輕境外投資企業的稅負，避免國際間對同一所得重復征稅，我國稅法實行抵免法，規定允許企業將其已在境外繳納的所得稅稅額從它應向本國繳納的所得稅稅額中扣除。境外繳納的所得稅稅款是指納稅人來源于中國境外的所得，在境外實際繳納的所得稅稅款，不包括減免稅款或納稅后又得到補償，以及由他人代為承擔的稅款。我國的稅法實行限額扣除，即對境外已納稅款進行扣除時，其扣除額不得超過其境外所得依照中國稅法規定計算的應納稅額。

2、對外締結稅收協定。自上個世紀80年代起，我國先后與日本、美國、法國、英國等簽訂了稅收協定。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經常是資本輸出國，為了吸引外資和引進技術，比較注重收入來源國優先征稅的權利，能夠在協定的基礎上保障我國的稅收權益。從我國現已簽訂的稅收協定看，與發達國家基本上都給予稅收饒讓抵免，與發展中國家簽訂的稅收協議中，只要雙方都同意給予稅收饒讓，我國也會承擔稅收饒讓的義務。不過近幾年，我國與尼日利亞、卡塔爾等發展中國家簽訂的稅收協定中都沒有稅收饒讓這一內容。

(三)現行稅收政策存在的缺陷

從以上兩個方面的稅收優惠看，現行政策存在兩大方面的問題：

一是缺乏系統的稅收促進體系。對企業“走出去”到境外投資的稅收促進和保護政策少且零散。在國內稅法中，只有為了免除國際間的雙重征稅，按照限額扣除法對境外投資企業在境外已納稅款給予抵免。其實這種抵免法也是國際慣例，目前，大部分國家都采用限額抵免法減除國際雙重征稅。在與其他國家簽訂稅收協定時，更多考慮收入來源地的稅收利益，而對企業“走出去”發展所涉及的對居住地的稅收利益保障機制則相對忽視。

二是沒有明確的政策導向，優惠形式單一，支持力度不夠。我國在稅收政策上對企業“走出去”的支持，既沒有體現在投資產業上的區別，也沒有體現在投資地區、投資形式上的政策導向。從稅收支持的方式看，主要就是稅收抵免，形式比較單一，沒有采取國際上通用的國際投資儲備金制度等形式的稅收支持，為跨國投資納稅人的稅收服務也表現得滯后，無論是在為納稅人提供稅收信息方面，還是為納稅人在投資國提供稅收權益的保障方面，都沒有形成一套規范的制度體系。

三、國外促進境外投資的稅收優惠政策

20世紀90年代，發達國家為了鼓勵本國企業到國外投資，紛紛出臺一系列的稅收優惠政策。近年來，發展中國家也比較注重稅收政策對海外投資的支持。

(一)發達國家的稅收扶持政策。荷蘭是全球最主要的海外投資國之一，2005年其海外投資1190億美元，居全球第一。這與荷蘭是發達國家、資金比較雄厚有關外，其支持海外投資的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也起到一定的作用。首先荷蘭已與40多個國家締結了國際稅收協定，一些國家如丹麥、意大利、挪威、瑞典和新加坡等對本國公司向荷蘭居民公司支付利息免征預提稅，還有許多國家如美國、法國、比利時和英國等對向荷蘭居民公司支付的股息只征5％的預提稅。荷蘭向在本國居民公司實質性參股的丹麥、芬蘭、愛爾蘭、馬來西亞、挪威、波蘭、新加坡、瑞典和瑞士等國的居民公司支付的股息也免征預提稅，對比利時、法國、德國、匈牙利、南非、英國和美國等國的居民公司支付的股息只征收5％的預提稅。其次，荷蘭有參與免稅的規定，如果本國公司擁有外國公司

5％以上的股權，而且外國公司所在國課征與荷蘭公司所得稅相似的稅收，本國公司來自外國公司的股息就可在荷蘭免征公司所得稅。

法國是世界主要境外投資國，法國境外投資的發展軌跡與全球投資走勢基本一致。2005年，法國境外投資額達1160億美元，居全球第二位。法國境外投資的特點比較明顯：首先，從地區分布看，法國境外投資集中在歐盟和北美，對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投資規模很少。從行業分布看，主要集中在服務業，占法國境外投資總量的60％。法國對企業海外直接投資長期奉行保護和扶持政策，運用的主要財稅政策支持手段為稅收優惠，其稅收優惠手段包括：開展對外投資的企業開辦前4年有虧損時，可在應稅收入中免稅提取準備金，在10年內再把準備金按比例逐年納入應稅收入。財務合并制，跨國公司可將其全球投資損益合并計人財務報表。延期納稅，所有企業經批準，可分別按照其境外股本投資總額的50％和100％，在5年內減少其母公司在國內納稅的稅基，從第6年開始逐年增加，向國家補稅。除提供稅收優惠外，法國還提供多種財政支持。

(二)新興發展中國家的稅收政策。韓國為支持對外資源的開發，制定專門優惠措施，從國庫補助金和海外資源開發基金中撥出援助金為對外直接投資項目提供初始投資和流動資金，并提供稅收優惠，具體包括虧損提留、國外收入所得稅信貸和資源開發項目東道國紅利所得稅減讓甚至完全免稅等政策。1993年規定企業在海外發展業務可享受10年免交所得稅的優惠，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可享受雙重減稅優惠。同時，韓國還負責向企業提供海外投資的各種咨詢服務。

四、完善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稅收政策的具體措施

(一)加大稅收優惠的力度。經歷了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與世界經濟的聯動程度不斷加深，國民經濟對國際市場的依賴也達到了相當的程度，已具備了迎接經濟全球化挑戰的基礎條件。經過50多年的發展，我國已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如果政府能夠為我國擁有相對競爭優勢的企業提供貿易投資便利和加大鼓勵力度，將會進一步強化我國企業的競爭優勢。

稅收作為投資的一個重要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或決定著社會的投資方向和規模，各市場主體在其他市場條件和環境相同的情況下開展競爭時，稅收負擔的輕重和稅收優惠的多少自然成為影響投資抉擇的重要因素。若國家通過稅收政策給予海外投資企業較多的稅收優惠，使其承擔較輕的稅收負擔，增加了投資者的稅后利潤和投資收益時，便會保護和調動投資者的積極性，從而帶動海外投資的增加。

(二)完善稅收促進體系，采取多樣的稅收優惠政策手段。針對我國現行促進境外投資的稅收政策少且零散、單一的問題，應借鑒國外經驗，逐步完善稅收促進體系，采取靈活、多樣的稅收優惠手段。

首先，健全海外投資稅收法律體系。從國際稅收實踐看，發達國家均有一套較為完整的海外投資稅收法律體系，對海外投資稅收所涉及的投資區域、投資產業、投資所得、稅收優惠等各方面的稅收問題進行統一、規范調整。我國應制定《稅收促進海外投資發展的條例》，將零散的海外投資的稅收政策進行規范、總結。同時，根據經濟發展和對外投資的需求靈活制定稅收優惠政策，以促進國內企業的海外投資。

其次，采取靈活、多樣的稅收優惠手段。我國鼓勵企業海外投資的稅收優惠僅限于外國已納稅額的抵免及與一些國家簽訂的國際稅收協定，且國際稅收協定大部分是為了吸引外資，涉及到海外投資的較少。可以考慮在避免國際雙重征稅的前提下，區別我國海外投資的投資規模、獲利能力、投資地區和行業，經營時間長短等具體情況，采取靈活、多樣的稅收優惠措施。

一是準許投資企業提取稅收準備金。發達國家對此運用較為普遍。在海外的投資企業開辦初期，由于前期投資較多，產品推廣需要一定的時間，出現虧損的情況較多。應該允許本國投資企業在國內的應稅收人中免稅提取準備金，相當于彌補海外投資的虧損。為了防止企業通過該稅收優惠避稅，規定在5－10年內將提取的免稅準備金按比例逐年納入應稅收入中。

二是直接減免海外投資企業來源于東道國投資所得的所得稅。例如，韓國及馬來西亞都減免海外投資企業5－10年的企業所得稅。針對我國企業綜合實力相對較弱的情況，也應給予5－10年所得稅減免期限。

三是延期納稅。可按照其境外股本投資總額的一定比例，5年內減少其母公司在國內納稅的稅基，從第6年開始逐年增加，向國家補稅。相當于投資企業從國家獲得一筆無息貸款，為企業的發展提供資金支持。也有國家比如美國曾采取推遲課稅的方法，海外投資企業在國外的投資所得，如果不匯回本國，該所得暫時免稅，待所得匯回本國時計稅。推遲課稅容易被跨國企業利用進行國際避稅，只有少數國家采用。

第8篇：國際稅收總結范文

[關鍵詞] 電子商務稅收原則稅收政策

國際互連網的迅速普及，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全球化電子商務構架，在改變傳統貿易框架的同時，必然在某種程度上給現行稅制及其管理手段提出新的要求和新的課題。

電子商務作為一種新型的商業形式，必然與稅收發生聯系，并對傳統的稅收政策及稅收管理帶來一系列影響，比如：電子商務以網絡載體進行交易難以監控、身份確認變得困難、動搖了憑證審計的基礎、計算機加密技術的開發加大了稅務機關獲取信息的難度、商業中介作用弱化、企業可以利用在低稅國或免稅國的站點輕松避稅、通過網絡提供的信息服務費用很難稽核、網上知識產權的銷售活動難以稽核、廣告收入應征稅款存在流失風險、貿易上的國界概念日漸模糊，等等，總結如下：

一、電子商務給稅收工作帶來的影響

我國現行稅法基本上是針對有形產品制定的，并以屬地原則為基礎進行管轄，通過常設機構、居住地等概念，把納稅義務同納稅人的活動聯系起來。而電子商務所具有的無國界性、超領土化以及網絡化、數字化等特點，使現行稅法落后于交易方式快速演進的步伐。伴隨企業通過網絡貿易避稅現象的逐漸增多，稅法本身應具有的公平、效率等原則正一步一步受到威脅。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國際稅收管轄權的沖突問題。主要是指來源地稅收管轄權與居民稅收管轄權的沖突，傳統的解決辦法是通過雙邊稅收協定來減輕或消除國際重復征稅，但電子商務的發展，一方面使得收入來源地的判定發生爭議，如通過因特網的跨國醫療診斷服務；另一方面導致居民身份認定的復雜化，如網絡公司注冊地與控制地分化。這些影響都在原有基礎上產生了新的稅收管轄權的沖突。

2.課稅對象的確認問題。現行的稅法對商品銷售收入、勞務提供收入及特許權使用收入等稅種和稅率均有不同規定。但電子商務的出現改變了這一觀念，將交易對象均轉換為“數字化信息”在Internet上傳遞，稅務部門將難以確認這種以數字形式提供的數據和信息究竟是商品、勞務還是特許權等，所以無法確認課稅對象及相關適用稅率。

3.傳統習慣性的數據原件的認證問題。法律上最有效的證據是記錄業務發生的原件，在手工稅務處理環境下，企業的經濟業務發生后均記錄于紙張上，按會計數據處理的不同過程分為原始憑證、記賬憑證、會計賬簿和會計報表。而企業會計則是通過稅務部門提供的稅收票證和申報表來申報納稅的。但是，在計算機網絡信息系統中的電子商務（無紙貿易）使原來紙質的會計原始憑證的數據直接記錄在磁盤或光盤上，由于對電子數據非法修改可做到不留痕跡，這樣就很難辨別哪個是業務記錄的“原件”，從而導致稅收征管中納稅人和課稅對象的確認越來越難，使各種各樣的逃避稅更加容易與普遍。

4.適應電子商務的稅種問題。在電子商務交易總額增長迅猛的預期下，對電子商務的征稅是應遵循現行稅制，還是單獨設立新的稅種或附加稅，以適應電子商務的特點，這在各國已引起廣泛的爭議。

5.稅款的征收方式問題。即使在明確納稅人及納稅對象的情況下，由于電子商務越來越傾向于電子貨幣的使用，特別是1997年之后推出的商業服務軟件允許電子現金過戶和電子數據交換，無紙化的交易使本應征收的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關稅、所得稅、印花稅等均無從下手。因為現行稅收的征收管理是建立在發票、賬簿等這些紙制憑據的基礎之上的，再加上隨著計算機加密技術的發展，使納稅人可以用超級密碼來掩藏有關信息，使稅務機關搜集有關資料難上加難。

6.對電子商務的稅收稽查問題。―般來說，稅務行政機關開展稅收征管稽查的前提是要準確掌握有關納稅人應納稅之事實和證據，以此作為判斷納稅人申報數據準確與否的依據。據此，各國稅收立法普遍規定納稅人必須在若干年內如實記賬并保存賬簿、記賬憑證等相關資料以備查，從立法上確立以賬證追蹤審計作為稅收征管基礎的通行制度。而在互連網環境下，基于商品訂購、款項支付等都是一系列無紙化的虛擬網上交易，交易合同、訂單、銷售票據等也都以容易修改和刪除的電子形式存在，這就使傳統的憑證追蹤審計面臨著直接的管理難題。且不說，眾多潛在應納稅人還可以使用加密方式來掩蓋電子商務交易的相關信息。據此，如何加強電子商務稅收中的稅務稽查監管以防止稅收收入流失無疑是值得作出立法應對的問題。

二、借鑒國際經驗，完善電子商務稅收政策

目前，各國（主要是電子商務較為發達的美國、日本、歐盟等國家和地區）和國際性組織對生產商務的稅收問題進行了深入、廣泛的討論和研究，已有少數國家頒布了一些有關電子商務稅收的法規，一些國際性組織（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已就電子商務稅務政策形成了框架協議并確立一些原則。具體而言，電子商務涉及的稅收問題，主要是：是否對電子商務實行稅收優惠，是否對電子商務開征新稅，如何對電子商務征稅。

目前對電子商務稅收問題，應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但不應該將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征稅上。國際上對電子商務不征稅將持續二三年的時間，我國應利用這段寶貴時間，抓緊制定、建立我國的對電子商務的稅收優惠政策。

在國際上普遍對電子商務進行免稅的情況下，我國對電子商務征稅，不利于我國電子商務的發展。另外，以我國目前的技術水平（國際上也是如此），對電子商務進行征稅，稅收成本高，技術上也無實現可能。此外，我國尚未建立一支既懂電子商務技術又熟悉稅收政策的具有綜合素質的稅務隊伍。更重要的是，我國還未建立健全與電子商務相關的配套法律。

三、開征電子商務稅應堅持的原則

1.應堅持稅收中性原則。即通過電子商務達成的交易與其他形式的交易在征稅方面要一視同仁，反對開征任何形式的新稅或附加稅，以免妨礙電子商務的發展，而應著力考慮現行稅種與網上交易的協調。

2.應堅持居民管轄權與地域管轄權并重的原則。我們意識到歐美等國作為發達國家提出以居民管轄權取代地域管轄權的目的是保護其先進技術輸出國的利益，發展中國家如果沒有自己的對策，放棄地域管轄權將失去大量稅收收入。所以應充分考慮我國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在互利互惠的基礎上，聯合其他發展中國家，堅持以居民管轄權與地域管轄權并重的原則。

3.公平稅負原則。即指電子商務稅收政策的制定應使電子商務貿易與傳統貿易的稅負一致,同時要避免國際間雙重征稅。

4.應堅持區別對待的原則。對于完全意義上的網上交易，如國內供應商提供的軟件銷售、網絡服務等無形產品，無論購買者來自國內還是國外都應暫時免繳銷售稅，而對于以網絡為媒介的間接電子商務形式，如利用網上訂貨形成的實物交割交易形式，應比照傳統交易方式征收銷售稅，在這里適用的是相同的稅制。

5.應堅持便于征收、便于繳納的原則。稅收政策的制度應考慮互連網的技術特征和征稅成本，如采取電子申報、電子繳納、電子稽查等方式，便于稅務部門征收管理以及納稅人的稅收奉行。

6.完善適應電子商務的稅收征管方法。世界各國對電子商務的稅收征管問題都十分重視且行動非常積極：例如，0ECD成員國家同意免征電子商務關稅，但也認為在貨物的定義不穩定的情況下決定一律免征關稅是不妥的，與此同時把通過互聯網銷售的數字化產品視為勞務銷售而征稅；日本規定軟件和信息這兩種商品通常不征收關稅，但用戶下載境外的軟件、游戲等也有繳納消費稅的義務；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稅務部門都規定在電子商務中的軟件供應行為都要征收預提稅；歐盟貿易委員會也提出了建立以監管支付體系為主的稅收征管體制的設想；德國稅務稽查部門設計了通過金融部門資金流動掌握電子商務企業涉稅信息的方案，以及“反向征稅”機制等。

7.積極開展國際合作與協調，站在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上參與國際對話。隨著我國加入WTO，隨著全球經濟―體化進程的加快，電子商務在我國的應用會進一步普及。國際互連網貿易的蓬勃發展促使世界經濟全球化、一體化，也使得國際稅收協調在國際稅收原則、立法、征管、稽查等諸方面需要更緊密的配合，以形成廣泛的稅收協定網。因此我國應積極參與國際互連網貿易稅收理論、政策的制定，并積極參與國際對話。

第9篇：國際稅收總結范文

一、國外離岸銀行稅收監管的經驗分析

（一）離岸銀行稅收監管體系較為完善，具有法定化、透明化的特點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離岸金融發展迅速，當前發達國家通過實施稅收優惠制度，已構建了較為完善的稅收監管體系以維護離岸業務的穩定推進。例如新加坡在實施離岸銀行業務時，更注重監管的明確性，對參與主體分層次實施監管，以保證監管的有效性。具體將參與主體分為國家、金融機構、納稅人，制定的監管依據、監管標準各不相同，監管更具針對性。日本構建了全面的監管體系，旨在創建安全的銀行交易環境。實施內容分層監管，尤其是針對洗錢、毒資等黑色經濟的負面效應，更是監管提檔升級。2015年，IMF提出離岸銀行擁有全球約二分之一的跨國資產，《The Banker》也提出全球三分之一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在離岸銀行進行交易。可見，離岸銀行已與全球經濟緊密結合。美國作為全球金融貿易的典范，構建了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不斷完善金融執法信息庫，解決管理軟化、信息不對稱問題，先后通過了《禁止濫用避免天堂法案》、《海外銀行及金融賬戶申報》，促進離岸銀行稅收監管的法定化、透明化，以保障國家稅源。2015年，瑞士簽署多個協議公約共同加強離岸銀行的稅收監管，打擊逃稅漏稅問題，共同維護金融秩序。

（二）實施低稅負的適度稅收監管制度，減輕離岸銀行業務稅負

目前，在離岸銀行稅收征管方面，各國通行的做法是結合自貿區經濟發展特點，實施低稅負的稅收監管制度，旨在減輕相關業務的稅負。新加坡是典型的實施低稅負的國家，稅收在GDP中的占比約為13%左右，以保證其投資環境獨具的吸引力。按照金融業務分類來看，對離岸銀行業務實施10%的特惠稅率，相比銀行業務17%、保險15%的稅率而言，低稅負突顯。新加坡個人所得稅稅負也較低，兩萬新元起征、海外所得但在國內收取均不需納稅、大部分金融服務可免征等。中國香港也實施低稅負以增強本地區?制競爭力，離岸銀行業務實施16.5%的企業所得稅，個人投資收益、資本收入、股東分紅收益等均無需納稅。美國聯邦部門雖然未對離岸業務所得稅作出專門的豁免規定，但紐約州、佐治亞州等均在本州所得稅層面給予了一定的稅收優惠，如加利福尼亞州對離岸銀行業務的稅金和執照費均可依法得到豁免。縱觀全球大多數國家針對金融業均實施相對低稅負的優惠制度，如日本作為經濟外向型國家，利用稅率這一金融杠桿，降低間接稅比重，極大地促進了本國經濟的發展。

（三）實體與程序“雙輪驅動”，構建高效的稅收征管體系

如果說法制化的稅收監管體系是離岸銀行業務的保障，那高效的稅收監管體系則是離岸銀行業務的核心與靈魂所在。國際通行做法是構建了實體與程序“雙輪驅動”的稅收監管程序、科學設計稅種，實現對離岸銀行業務的高效監管。中國香港稅收征管的高效性體現于征管方式，采用通知申報納稅，操作性較強，精簡冗長的繳納環節。稅收征管主體規范化，避免了多頭監管、相互推諉的問題，有效減輕了納稅人的負擔。新加坡稅收征管的主要特點是，稅率簡單化，無論是對征稅機關還是納稅人都便于操作，使征稅流程規范化，實現了高效監管。美國稅收征管體系的主要特點是加強國際合作力度，對逃稅行為給予嚴厲懲罰，使其無處遁形，如國內針對利用離岸銀行轉移財產等逃稅行為，處以5年以下監禁，并處以罰金；如瑞士銀行利用嚴格的保密性，利用因幫助美國客戶逃稅，在美國的重壓之下，不僅就加強稅收監管簽署多個協議公約，瑞銀集團還被處以7.8億美元的罰金。

（四）積極發展稅收計算機征管系統，提高稅收征管效率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各國均積極發展離岸銀行稅收計算機征管系統，既有利于監管逃稅避稅行為，又有助于提高稅收征管效率。美國推行稅收征管無紙化辦公，通過數據聯網使納稅人足不出戶便可完成納稅義務，減輕納稅人負擔。利用計算機系統的大數據篩選，甄別出可疑賬戶，通過聯網技術實現國內報告、國外信息交換的雙向監管，節約了稅收征管成本、有效提高了稅收征管效率。如金融機構必須立即將涉及1萬美元以上的異常外匯交易向財政部報告，標記為逃稅嫌疑賬戶，通過互聯技術實施實時監管并及時做出處罰，凍結賬戶、立案征查、處以罰金等。中國香港征稅機關實施網絡化管理，實現了征稅程序的透明化，由銀行通過離岸業務數據進行客戶識別、保存交易信息，列出存在逃稅嫌疑的賬戶，傳輸至征稅監管系統，征稅機關進一步對賬戶進行核查，防范洗錢、逃避納稅等行為。整體而言，稅收監管向信息化、網絡化發展，能夠有效的遏制逃避行為、打擊金融犯罪，這與信息時代的發展高度契合。

二、中外離岸銀行稅收監管存在的差距比較

（一）中外離岸銀行稅收監管法律體系存在差距

中外離岸銀行稅收監管法律體系存在較大的差距，且我國相關法律的適用性、操作性不高。美國、日本、新加坡、歐盟等發達國家與地區均構建了較為完善的稅收監管法律體系，具有法定化、透明化的特點。如歐盟先后通過了《歐洲聯盟條約》、《里斯本條約》、《歐盟金融工具市場指令》等，不斷完善離岸銀行稅收監管法律體系，打擊逃稅漏稅行為、維護離岸業務的穩定推進。我國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制度，旨在規范離岸銀行稅收監管，如《服務貿易總協定》、《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離岸銀行業務管理辦法》等，但法律的適用性、操作性還有待于提升。如針對納稅主體利用離岸銀行的稅收監管漏洞實現延遲納稅的行為，大多數國家都引起重視，美國出臺了《海外銀行及金融賬戶申報》以便加強稅收監管，但目前我國這一領域還處于監管空白。又如關于離岸銀行稅收優惠的政策有很多，如享受企業所得稅10%的優惠稅率，外資金融機構從獲利年度起，第一年免征企業所得稅，第二、三年按15%的稅率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等，但多以公告、通知的形式，并不具備法律強制性。同時，目前我國尚未出臺專門的離岸銀行稅收法規，無法與國家稅法體系相銜接。

（二）中外離岸銀行稅收監管主體存在差距

中外離岸銀行稅收監管主體懸殊較大，且我國存在監管主體職責不明的問題。美國金融市場十分發達，在離岸金融市場發展速度迅速，也有賴于其強有力的稅收監管主體。尤其在《多德-弗蘭克法案》出臺后，確立了美聯儲（FED）為監管最高機構的地位，對離岸銀行業務及稅收實施全面監管。日本受美國離岸銀行稅收監管方面的影響較大，成立了專門的金融廳，對離岸銀行業務及稅收進行全面監管。尤其是取代了銀行局、大藏省等部門關于金融市場監管的職能，克服了多頭監管、監管“真空”等問題，加強財稅征管工作，有效防范潛在的金融風險。與之不同，我國離岸銀行稅收監管存在多頭管理，主體不統一、職責不明確等問題。2003年我國成立銀監會，設置初衷是確立其對國內所有金融機構的監管地位，剝離中國人民銀行對銀行監督權。然而，經過十多年的改革，目前央行依舊保留著對銀行業務的核心監管權，如支付清算、反洗錢等，并未移交給銀監會。另外，外匯管理局又負責離岸銀行的經營、外匯事務等。由此導致我國離岸銀行稅收監管主體職責不明，監管效果不佳。

（三）中外離岸銀行跨境資本流動監管存在差距

中外離岸銀行跨境資本流動監管明顯存在差距，且我國監管機制不健全，尤其是針對異常流動難以實現及時地全面監管。離岸銀行跨境資本流動具有自由化、規模大、交易頻繁等特點，成為各國金融監管的重點。美國頒布了《海外賬戶稅務法案》、《海外銀行及金融賬戶申報》等，實施大額現金交易報告制度、利用大數據收集和分析信息，防范洗錢、逃稅避稅行為。2017年3月美聯儲公布加息25點子，但貨幣政策依舊非常寬松，為應對美元貶值風險，勢必進一步加快人民幣的自由兌換。據央行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2月，跨境人民幣指數的（CRI）283點，已有160多個國家與我國進行兌換交付，活躍度較高。尤其是央行公布《擴大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試點辦法》，進一步拓展了離岸銀行業務。大規模的人民幣資金流動，必須要有完善的監管體制作為支撐，但我國現有跨境資本流動監管機制并不健全。雖然央行于2016年12月通過了《金融機構大額和可疑交易報告管理辦法》，自2017年7月起實施，規定異常資金流動報告的對象是反洗錢中心。由此，銀監會、外匯管理局無法及時收到信息，也就很難對離岸銀行稅收、跨境資本流動實施全面的監管。

（四）中外離岸銀行稅收監管在國際協調方面存在差距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自由化背景下，各國已就規范離岸銀行業務、加強稅收監管達成共識。瑞士銀行被稱為“避稅天堂”，因其嚴格的保密制度受到來自全球客戶的青睞，但在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重壓之下，承諾將于2018年與其他國家首次共享銀行信息，“避稅天堂”的地位行將終結。瑞士與包括中國、新加坡在內的47個國家簽署《銀行信息自動交換國際公約》于2017年正式生效，?⒂欣?于國際協作、共同打擊金融犯罪。目前，全球已成立了離岸銀行業監管集團、巴塞爾委員會等國際組織，以應對經濟全球化和規范離岸銀行業務，相續了一系列文件，如《跨境銀行監管》、《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等，但在實施過程中，由于缺乏法律的強制性、嚴格的追究的機制，導致效果并不理想。每年非法資金流向“避免天堂”的金融依舊十分巨大，如據全球金融誠信組織（GFI）估算，2016年從發展中國家流向“避稅天堂”瑞士的非法資金達到10425億美元之多，僅中國就約占到二分之一。我國已意識到強化離岸銀行的稅收監管必須加強國際協作，與近百個國家簽訂了避免雙重征稅、專項稅收信息交換等協議。但就目前國際協作來看，由于離岸銀行業務跨國性、復雜性的特點，國際合作效果并不顯著，尤其是國與國之間出于利益的考量，相關協議推行難度較大。

三、國際離岸銀行稅收監管模式對我國的啟示

（一）加強離岸銀行業務稅收監管制度的法治化，明確監管主體職責

在經濟全球化、自由化的背景下，成熟、完善的法律制度體系方能支撐法治化經濟，促進金融業的穩定發展、保護納稅人利益。由中央層面立法，提高法律層級，實現離岸銀行稅收監管制度的法定化、透明化，與我國稅收系統相銜接。借鑒國外稅收制度，結合具體國情進行研判，制定統一適用于中外資銀行的監管標準，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增強稅收監管的穩定性。同時，應科學設計稅率、稅種、征管程序，有效降低稅務部門的監管難度，合理限制自由裁量權，以符合國際慣例，提升對離岸銀行稅收監管的有效性。明確各金融監管部門的職責范圍，各司其職，有序銜接、協調工作，解決多頭管理、效率低下的問題，央行應逐步向銀監會過渡監管權，真實實現對銀行核心業務的獨立、高效監管。

（二）強化離岸銀行稅收監管制度的中性化

從國際離岸銀行的稅收監管經驗來看，適度寬松的監管環境與稅收優惠制度有助于保障業務的發展、實現金融自由。在經濟全球化、國際合作加強的背景下，單純的稅收優惠政策對離岸銀行業務的影響越來越少，投資軟環境的建設更具吸引力，國民待遇原則將占據主導地位。離岸銀行業務是我國面向國際金融市場的窗口，推行中性化的稅收優惠制度，能充分發揮杠桿作用，達到市場、資源的有效配置。借鑒發達國家實施低稅負的經驗，逐步減征營業稅、利息預提稅、印花稅等，減輕納稅人的稅負，使稅收監管制度既發揮普遍調節作用，又能夠緩沖因財富分配比例過大所造成的影響。針對跨境流通資金交易額大且頻繁的特點，稅率的設計與資金的短期行為相結合，解決金融長短資金不匹配問題，防范國內金融風險。

（三）構建信息化的稅收征管體系，實現高效監管

離岸銀行稅收監管程序中，信息不對稱是主要癥結所在，構建信息化的征管體系是國際化稅收監管制度的核心所在。借鑒發達國家的稅收監管經驗，在稅收征管環節實施網絡化管理，構建信息技術與高度融合稅收業務的征稅平臺，讓納稅人能通過網絡自主完成納稅義務，確立離岸銀行業務的判斷標準，為征管機關提供明確指引，征管機構分清權責、實行征管職能合并，實現稅收監管的高效性。同時，征稅機關應聯合海關、工商、外匯等部門，構建誠信管理體系，探索綜合監管模式，利用大數據對跨境流動資金進行實時、全面監測，對可能存在的風險進行信息篩選，便于分析與預測，提升稅收監管效率。構建國內、國外稅務信息交換制度，進行執法監察，統一為納稅人發放識別號，明確涉稅信息報告制度，推進稅收管理的精細化、專業化發展，避免利用離岸業務逃避稅收征管。

（四）加強國際稅收合作，完善離岸銀行稅收情報交換制度

離岸銀行業務跨國性的特點，決定其實施高效的征稅監管必須明晰國際稅收監管規則，通過積極參與國際協調、國際合作，打擊洗錢、逃避稅行為。適當擴大避稅主體，將自然人納入征管范圍，明確避稅執法主體，參考《稅收條件示范法》完善預約定價（APA）機制，明確避稅啟用條件，規制國際避稅行為。并且，應積極參與國際稅收合作，在簽訂雙邊APA的同時，制定國內法律與之相協調，既有效避免國際重復征稅，又能夠實現稅收監管的全面高效。構建稅收情報交換網絡，在現有的自動情報交換基礎上，利用互聯網不斷提高交換種類、效率、規模、層次，減少稅收資產的流失。實施稅收情報交換時，注意信息網絡安全，防范因黑客、病毒入侵導致的納稅人信息泄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