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和心理學的區別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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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類學和心理學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美學人類學；學科性質；學科構想
[作者]張佐邦，云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昆明，650091
[中圈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08)01-0039-004
隨著文化人類學、文藝心理學、文藝美學等學科研究的縱向深入和橫向拓展，以及探索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生成及其文化表現形態奧秘的需要，我認為，在這三門學科的邊緣交叉處建立一門新興的多邊緣交叉學科――美學人類學，既有可能，又有必要。因為，它已經具備獨立的學科性質、特定的研究對象和獨特的研究方法。同時，也是人類學學科發展的時代要求。
一、美學人類學的學科性質
隨著人類對世界認識的擴展和深化，各學科領域正在發生革命性的巨變：一方面，一些層次更高、綜合性更強、視野更廣闊的新興學科應運而生，一系列突破原有疆界而實行新的分化與整合的交叉學科、邊緣學科不斷涌現，跨學科研究盛行；另一方面，同這種高屋建瓴、覆蓋極廣的宏觀把握相對照，學科分類卻越來越細，探索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生成及其原始文化表現形態的奧秘，越來越成為當今人類學研究的熱點。
美學人類學，是文化人類學、文藝心理學和文藝美學的邊緣交叉而產生的新興學科。文化人類學與文藝心理學、文藝美學有不解之緣。一方面，人類進化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部人類審美心理(精神)的生成史，人類審美心理的生成是文化人類學研究必須涉足的領域；另一方面，人類審美心理的研究成果，能給文化人類學、文藝美學以巨大的啟示。而人類從感知自然環境和打制第一件石器開始，就和文藝心理學、文藝美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因而，文藝心理學、文藝美學與文化人類學的這種相互依存、相互滲透、邊緣交叉的必然存在，使“美學人類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多邊緣交叉學科，必然產生出它不朽的生命力。
美學人類學作為文化人類學、文藝心理學和文藝美學的一個跨學科研究的領域，其內涵十分豐富，外延相當廣闊，涉及多種學科研究的知識。但在文化人類學+文藝心理學+文藝美學這個邊緣交叉領域中，它既是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又是人類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美學人類學。
所以，所謂美學人類學，就是研究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生成及其文化表現形態的一門新興的多邊緣交叉學科。其目的在于：主要運用文化人類學、文藝心理學、文藝美學的方法和成果來研究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生成規律及其原始文化表現形態，揭示出文化藝術最原初因而有可能是最本質的規定性，而這種規定性又恰恰是在進入文明時代以后被遺忘了的，或者是被某些文化現象所遮蔽了的，甚至是被某些似是而非的理論和學說所歪曲了的。從而，最終揭示出原始人類之所以要創造出這些原始文化藝術的原始動機、審美心理狀態、社會文化背景，以及原始文化藝術的本質。從而，初步建構起一個較為科學系統的美學人類學的學科體系。
二、美學人類學的研究對象
一門學科能否獨立存在，還取決于其是否具有自己明確的研究對象。美學人類學是多邊緣交叉學科，其中最主要的是文化人類學、文藝心理學和文藝美學的邊緣交叉。可以說，正是以這三門學科為主線的多邊緣交叉處成為美學人類學的研究領域。從這里入手，運用文化人類學、文藝心理學、文藝美學的研究成果，去探索、推測、揭示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生成及其文化表現形態，發現原始人類隱藏在原始文化藝術中的藝術生命的核糖核酸和遺傳密碼，揭示文化藝術的本質，這是美學人類學應該承擔的責任。
在美學人類學研究對象中，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生成是一個核心的命題，是貫穿美學人類學的一根“中軸”。從研究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生成這一中心命題出發，美學人類學的研究任務主要包括兩大內容：
(一)人類審美心理生成論。主要包括人種進化對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奠基、自然環境對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滋養、圖騰崇拜對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培育、宗教巫術對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模塑、神話傳說對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浸潤、倫理民俗對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規范等內容。由此，我們得出一個結論：原始人類的審美心理潛伏于高等動物(人猿)的種族先天生理遺傳之中，發端于原始人類時空觀念的形成和對自然美的感知體驗，表顯于第一件石器工具(也是第一件藝術作品)的制作，生成于自然崇拜、圖騰崇拜、宗教巫術、神話傳說、倫理民俗等后天自然環境和社會文化影響。
(二)人類原始文化形態論。主要包括原始宗教文化的表現形態、原始文學的表現形態、原始表演藝術的表現形態、原始造型藝術的表現形態、民族服飾文化的表現形態、民族節日文化的表現形態等內容。通過這些內容的研究，我們得出第二個結論：原始文化是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外化。原始文化表現形態是原始人類審美心理外化的表現形式，原始人類審美心理與其原始文化表現形態之間存在著深層次的對應同構關系，原始文化起源于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生成的地方。我們不同意國內外學者認為原始人類審美心理與原始文化藝術同步生成的觀點，認為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生成在先，原始文化藝術起源在后。沒有先在的審美心理圖式，原始人類的第一石器工具(也是第一件藝術作品)是無法打制的。只是原始人在打制過程中(相當于現今的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審美心理結構圖式又得到了提升，達到新的審美結構層次。如此循環往復，直達現今。
三、美學人類學的研究方法
學科的研究方法是由學科的性質和研究對象所決定的。美學人類學作為文化人類學、文藝心理學和文藝美學的多邊緣交叉學科，它的研究方法必須采用綜合研究的方法。其中主要是：
(一)文化人類學方法。即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和成果探討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發生發展的軌跡及其文化表現形態。文化人類學考古發現的文化遺存，是原始人實踐活動的產物，是歷史的見證，可以作為我們探索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生成及其文化表現形態的直接依據。因為每一件石器、每一幅原始壁畫巖畫、每一件原始工藝品，以及刻繪在這些工藝品上面的花紋、圖案，不管它是粗陋的還是精細的，都是原始人類實踐的產物，都是他們的審美心理外化或物態化的表現形態。只是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這些原始文化遺存留給我們的，還只是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物化形式和產品，而不是他們的審美心理結構和活動過程本身。只有對這些物化的審美心理成果進行科學的分析，才能透視原始人類在制做這些物品時的審美心理的活動特征和美學水平。此外，世界近代特別是中國西南一些較好地保留著原始文化的特殊的少數民族，它們如同“活的社會化石”，從一個個橫斷面上生動地再現了原始文化的發展史，從而為我們研究原始人類的審美心理及其文化表現形態提供了可以直接觀察的經驗材料，彌補了史前資料的不足。這就主要牽扯到兩種田野作業方法：一是社會田野作業。即親身參與到研究場城里，觀察體驗、調查搜集各種素材；二是文本田野作業。即在文本
里搜集自己所需要的研究素材。被稱為“坐在安樂椅子上的人類學家”的弗雷澤的《金枝》，就是其范例。
(二)文藝心理學方法。其中包括兩項內涵：(1)將“審美心理”和“審美意識”明確區分。“審美意識”是審美心理的自覺部分，它與理性思維密切相關，是審美心理的表層部分，與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切合點極少。“審美心理”則充滿審美思維內在空間結構的全部，特別是占審美心理絕大部分空間的個體無意識和集體無意識(種族無意識)，對研究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生成及其原始文化形態極為重要。因為，在發生學研究中，我們面對的是原始人類非自覺、非理性的和深層的心理整體以及各種心理機能的綜合形式結構，因而采用“審美心理”才能準確、貼切地指稱原始人類的精神整體。(2)采用文藝心理學的研究方法。主要運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學、榮格的分析心理學、阿恩海姆的格式塔心理學、馬斯洛的人本主義心理學和亞杰的發生認識論心理學的理論及相關心理學方法，如觀察推測的方法、內省體悟的方法、問卷的方法、心理測試的方法等。使我們的研究進入到目前文化人類學尚未深入到的深層領域，逐步接近原始人類的精神特征和生命本質。
(三)文藝美學方法。文藝美學是對文化藝術現象和形態作形而上的宏觀闡釋的美學的分支學科。它著重研究文化藝術活動這一特殊審美活動的特殊規律以及審美活動規律在文化藝術領域中的特殊表現。文藝美學把審美主客體的關系、文化藝術的本質、文化藝術的審美構成、文化藝術形態、文化藝術闡釋接受、文化藝術審美教育等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文藝美學方法最大的優點在于：將美學與詩學統一到人類的詩思根基和人的感性審美生成上，透過文化藝術的創造、文本、接受這一活動系統去看人自身審美體驗的深拓和心靈境界的超越。文藝美學方法的發展趨勢是：(1)對創作主體的研究，主要采用精神分析和直覺主義等方法；(2)對作品文本的研究，主要采用格式塔心理學、結構主義、俄國形式主義、新批評等方法；(3)對接受主體的研究，主要采用接受美學、讀者反映批評等方法。從而，達到對文化藝術多層次審美規律的把握和文化藝術生命底蘊的深拓，探尋人類文化藝術的生命意義和人類感性審美生成的奧秘。
(四)跨文化比較研究方法。其中包含四個內涵：(1)跨民族比較。這就需要我們真正借助文化人類學的宏觀視野，走出民族自大或民族虛無主義的怪圈，采用比較方法闡釋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生成的共同特征及族群間審美心理的個性差異。(2)跨文化比較。原始人類的各族群由于人種遺傳、自然環境、宗教倫理等不同，必然形成不同的審美心理特征和文化形態，美學人類學研究必須進行跨文化比較，才能祛除單一文化視野的盲視，增加和擴展理論推演的準確性和涵蓋率，使美學人類學的研究取得理想的效果。(3)跨學科比較。除對文化人類學、文藝心理學、文藝美學進行比較研究，較好地實現它們的邊緣交叉外，還要吸收與研究對象密切相關的體質人類學、考古學、人種學、思維學、腦科學、生理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等“近鄰學科”的洞見。(4)跨時期比較。即將原始人類與文明人類的審美心理和文化形態進行縱向比較，以說明兩類審美心理與文化形態的傳承和區別。其中必須鮮明地確立起三個參照系統：一是高等動物靈長類特別是人猿的審美心理特征。這是人類原始思維和審美心理由此發生的自然前提。二是文明人的審美心理特征。這是原始思維的歷史終點和審美心理的嶄新層次。以此為參照，我們將容易判斷原始人類的原始思維、審美心理和文化藝術在其各個階段的特征和所達到的美學水平。三是兒童心理的發生過程。這屬于人類個體心理的早期階段，它和原始人類的思維和審美心理是一種個體與種系的關系。以此為參照，也將有助于我們具體把握人類審美心理各個階段的特征。由此，建構起一種文化人類學式的整體觀和整合觀。
第2篇：人類學和心理學的區別范文
但是，顧客有什么需求是一回事，他如何滿足自己的需求又是一回事。所以，消費者心理學層面的市場調研、廣告傳播效果調研，統統代替不了消費行為分析。
美國消費行為協會有個著名的結論：全世界的商品中，有87%的賣給了“不想買的人”；平均每人一生消費的商品中，87%是“不想要”的。可見，消費心理與消費行為之間的相關度，僅為13%。
中國的消費者，受經濟條件制約，受儲蓄觀念、家庭觀念等的制約，消費心理的滿足率可能還低于國際人均水平。 所以，在中國，消費心理的研究更不能代替消費行為的研究。 一、商品是文化因子，消費行為分析的基礎性工具是文化叢
從消費行為的角度看，每個商品：
1）表達了生產者、經營者對消費心理的理解；
2）表示了購買者的“購買力平價”水平（經濟收入換算成標準消費品后科學測算出的“實際購買力）；
3）表示了購買者對自己欲望的滿足；
4）表示了購買者對商品所能代表的“購買者身份”（年齡、階層、性別、職業等）的歸屬或羨慕或其他情感；
5）表現了購買者的價值觀念，如家庭觀、成就觀、工作觀或休閑觀，甚至民俗文化觀等等……
產生什么欲望，是個人問題，可以用心理學的方法研究；滿足欲望的6W（何時、何地、何手段等）2H（何代價等）如何選擇，則是文化問題，要用以文化人類學為基礎的“消費行為學”來研究。
所以，商品都是文化因子。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評價體系”：無論受教育的程度如何，其對萬事萬物的評價都帶有協調性。古人說“見微知著”，說“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說“修齊平”，表達的都是這個“一致性”與“協調性”。反映在消費 行為上就是，商品之間在市場的表現上具有相關性、排斥性。如，《時尚》雜志、時裝、鮮花三者之間具有相關性，而凱迪拉克與牛仔服之間就具有排斥性。
相關性強的商品、觀念組合在一起，文化人類學界稱為“文化叢”；以文化叢的代表性物品命名，就叫“X文化叢”，它既代表一個相關性較強的商品群，也代表一個相似的消費行為構成的群體。企業利用文化叢原理，可以便利地找到目標，可以低成本地比較各通道的利弊。早期的文化人類學家、消費行為學家的“文化叢研究”，發現了許多久負盛名的文化叢。如“米文化叢”：
米注重水利消費土地崇拜專制政體高儲蓄額注重教育消費體育消費較低謹慎，不重合作……
以上現象雖然涉及商品、服務、信仰、政治等，但相互之間的關聯性被證明為“較大”。
再如“漁文化叢”：
魚食品冒險重信息、策劃、造勢重合作、壟斷迷信水神崇拜重商業、金融業、OEM……
以上消費品、消費行為，也構成了一個“文化叢”。
當然，“米”、“漁”等都是一些“大而化之”的話題，中小企業是不必研究的。
中小企業關注的，是如何利用文化叢的分析手段，找到自己商品的市場目標、接近目標的通道。 二、成都育齡女性的文化叢分類
我們應用消費行為分析的方法，直接依據18-35歲女性的購物行為進行歸類，避免了收入水平、年齡等“誤導”（從消費行為學的角度看，人的年齡、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個人性向等，與消費行為之間的相關系數都不高。最高的是“文化”）。
“購物行為”的資料，來源于室外觀測、入室觀測、生活垃圾分析等。
我們以女性最關注的美容品命名，將成都女性分為三個文化叢，分別具有以下特征：
1、首飾文化叢：
1）追求急功近利的美麗；
2）主要居住于成都南門；
3）主要職業為白領；
4）多為“外來妹”；
5）經常參與社交活動，但自己不大“買單”，是娛樂消費的推動者而非承擔者；
6）支出結構中，為孩子支出和為男友（丈夫）支出所占比例均比其他文化叢為低，而為父母購物則最高；
7）購物決策時，最聽同事、小姐妹的意見；…… 三、請關注消費者行為
我國所有大學的營銷系，幾乎都沒有開設“消費行為學”。而國外，消費行為學是必修課；
我國雖然也有“ MBA”，但除了武漢大學等外，幾乎還看不到與消費行為學有關的課程群，如文化史、民俗學、文化人類學、符號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等；
在國外，任何文化叢的消費行為特征，都有專人研究，并公開在報刊、網站上發表供企業使用。如，你在美國就很容易查到，3-6個月的白人小孩同3-6個月的墨西哥裔美國小孩的消費力區別，很容易查到非洲裔婦女工資比白人婦女低多少、保健品消費卻高多少倍，很容易查到衣阿華州的華裔的儲蓄服務消費與舊金山的華裔的儲蓄服務消費有何不同。而在中國，一切都得企業自己做。寶潔公司進入成都市場前，對成都生活用水的酸堿度、成都女性用洗衣粉的習慣動作、搓衣服的習慣頻次等“行為”都進行了研究，洗衣粉同行們即欽又佩。殊不知，這些“行為”國外早就有社會組織去做，不用企業花錢；而在中國，寶潔還花了冤枉錢。
第3篇：人類學和心理學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現象學描述/心理學理解/因果說明
【正文】
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 1883-1969)為德國精神病理學家、心理學家和哲學家。他對20世紀精神病學的理論和實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除了克拉培林、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勒，人們通常把雅斯貝爾斯視為現代精神病學的“偉大創始人”。
一、精神病治療與研究
1908年，雅斯貝爾斯以《思鄉與犯罪》一文獲海德堡大學醫學博士學位。適逢畢業，海德堡精神病院院長F.尼塞爾對他的博士論文十分欣賞便收他為助手，這樣雅斯貝爾斯就在海德堡精神病院工作了6年(1909-1915)。
當時，海德堡精神病院由于有E.克拉培林、F.尼塞爾而成為德國最重要的精神病研究與治療中心。由于患有慢性支氣管炎，雅斯貝爾斯可以不按醫院規定的時間工作，準許參加所有的研究討論、參加集體查訪、聽病人病情介紹，參加關于診斷鑒定的研討。此外，他有一個供實驗用的房間，他可以選擇自己感興趣的東西進行獨立研究。他是大學生精神疾病病房中關于精神疾病和心理障礙的法律鑒定人和醫生。因此，他得以察知精神病治療學的一切方面：心理學、社會學以及教育學諸方面。在醫院“嚴格的科學精神”激勵下，雅斯貝爾斯很快成為一名既有理論修養又經驗豐富的精神病醫生。據信，他當時作出的一系列精神疾病的法律鑒定和診斷至今還收藏在海德堡精神病院中。
1913年，雅斯貝爾斯以《普通精神病理學》一書從W.文德爾班那里獲大學心理學授課資格。
1915年，他離一了醫院，1916年任心理學副教授，1917年任哲學副教授。這期間，海德堡大學醫學系曾聘他作尼塞爾的繼任人，由于健康原因，他不得不辭退聘書。但是自轉向心理學、哲學以后，他依然關注精神病學的理論和實踐。除了修訂再版《普通精神病理學》（1920、1921、1946）之外，他在許多著作中探討了精神病學的重大題材。這些著作有《世界觀的心理學》(1919)、《哲學》(1932)、《精神分析批判》(1950)、《技術時代的醫生》(1958)等。尤其是，關于諸精神病患者的病理報告又一次為精神病理學的一個特殊領域奠定了基礎。這些報告有：《斯特林堡與梵．高》(1922)、《尼采》(1936)、《預言家埃策奇爾》(1947)等。
雅斯貝爾斯精神病理學研究的第一個成果是他的博士論文《思鄉與犯罪》（1909年付印）。1910-1913年，他除了發表許多關于近代精神病治療學文獻的短評之外，還發表了一些重要文章：《論發展與過程》(1910)、《智力測驗的方法與低能的概念》(1910)、《分析幻覺時的真實性與現實判斷》（1911、1912）、《患精神分裂癥時命運與精神病之間的因果關系及可理解關系》(1913)、《真實的知覺》(1913)等。這些文章（后被匯集成《精神病理學文章》一書出版，1963）成為雅斯貝爾斯《普通精神病理學》一書的基本骨架。
《普通精神病理學》初版于1913年，被認為是科學精神病理學的奠基之作。此書的問世標志著精神病理學第一次形成為一門科學，直到今天此書依然被視為每個精神病理學討論的基礎。自問世以來，《普通精神病理學》一書不僅對德國精神病學，而且對世界各國的精神病學實踐產生了廣泛影響。1928年、1951年、1964年，此書被分別譯成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期間，早期精神病理學作品還被譯成日文、西班牙文和英文。遲至1963年，此書才由赫尼克、漢密爾頓譯成英文。但是，早在1933年W.麥耶—格羅斯流亡英國時，英國精神病學界就已關注起雅斯貝爾斯現象學的精神病理學了。盡管雅斯貝爾斯著作的英譯本同時在美國出版，但其影響似乎有限。究其原因，客觀上精神分析在美國長期占統治地位，無形中形成了一道嚴密屏障；主觀上，雅斯貝爾斯的康德式思維方式和寫作風格也不易為美國人理解。然而，情況正在改變。近20年來，精神疾病癥狀學的作用和影響明顯加強，因此在美國診斷學研究中出現了一股新的臨床精神病理學趨向，開始接受雅斯貝爾斯為代表的古典海德堡學派的經驗描述傳統。
二、雅斯貝爾斯精神病理學產生的歷史背景
精神病學的研究對象是復雜的精神疾病，某一歷史階段精神病學的發展不但取決于當時醫學科學水平，同時與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哲學思想關系很大。因此，首先應從20世紀初德國精神病學的歷史狀況中理解雅斯貝爾斯的精神病理學著作。
19世紀上半葉，精神病學中整體人類學觀點占統治地位，與此相應，精神疾病被理解為源于人的生活關系的疾病。但是，自19世紀后半葉起，隨著自然科學的迅猛發展，精神病學也同其他醫學學科一樣發展為一門自然科學。自然科學的精神病學倡導因果說明模式，堅持從腦病理基礎中推導出心靈事件。與疾病概念相適應，心靈疾病被視為直接的軀體后果或軀體伴發的心靈疾病，從而心靈疾病被認為是病理解剖學障礙、病理生理學障礙的副現象。進言之，科學努力的目標在于確定疾病單元，并盡可能將這一單元的癥狀學、病源學特征與腦器官緊密聯系起來。W.格里辛格、T.麥尼特、C.韋尼克、V.克拉夫特—埃賓斯等人的臨床概念，集中體現了這種自然科學的精神病學模式。
從總體上看，E.克拉培林的精神病學也屬于自然科學的軀體派傳統，但它已標志著軀體病理學取向的精神病學開始轉向臨床描述和現象學取向的精神病學。克拉培林以嚴謹的科學態度積累臨床資料，第一次將躁狂—抑郁癥與早發性癡呆（精神分裂癥）區別開來。盡管他也確信心靈障礙的根據在于腦作用的病理改變，但與當時許多自然科學取向的精神病學家們的思辨態度不同，他堅持臨床觀察和經驗描述的基本立場。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由于哲學解釋學、現象學、精神分析等理解方法的興起，自然科學的精神病學模式開始受到沖擊，促使心理學理論從實驗的生理心理學理論進入到現象學理解的整體心理學理論。在這世紀性“心理學危機”和轉向中，雅斯貝爾斯通過精神病理學方法的系統化，通過把現象學—理解概念導入精神病理學，進一步削弱了自然科學的精神病學模式。
雅斯貝爾斯開始他的研究工作時，精神病治療學還處于一種臨床經驗的水平，沒有統一的科學體系。格里辛格認為“精神病是腦病”；克拉培林把精神病分為早發性癡呆與躁狂—抑郁癥；弗洛伊德的分析精神病治療法，盡管遭到廣泛指責，但這時已開始尖入瑞士和德國；E.布洛伊勒試圖把分析的理解進一步推廣用于精神分裂癥；R.高普根據性格、環境、遭遇來解釋癲狂癥；E.呂丁認為疾病的遺傳因子對精神分裂癥有重要意義。整個的這一門科學現出一派混亂，解剖學、生理學、生物遺傳學、分析學、神經學、心理學、社會學等等各種解釋，眾說紛紜，毫無定論。此外，理論忽而形成，忽而被忘卻，變幻不定；人們使用各種不同的術語；有人試圖把上述所有方法都使用起來，但又不知這些方法之間的界限和聯系。
雅斯貝爾斯對精神病學的現狀極為不滿，他深感精神病學的思維“停滯不前”。因此，他的基本要求是，凡研究精神病理學的人必須首先要學會思維。必須找到一種能夠清晰地描繪病癥而且能夠重新認識描繪這種疾病的語言，同時還必須弄清何謂理論、何謂科學、何謂方法、何謂理解。于是，1911年當主治醫生A.威爾曼斯請他寫本精神病理學教科書時，雅斯貝爾斯便欣然允諾。兩年后，《普通精神病理學》一書便問世。此書的宗旨是，根據方法論秩序從概念上澄明精神病理學的認識狀況。
三、雅斯貝爾斯精神病理學的基本思想
康德哲學是雅斯貝爾斯精神病理學著作的哲學基礎。按照康德哲學，世界是全體，是理念。據此，雅斯貝爾斯認為“人的全體”是哲學的對象。精神病理學關于人的知識總是有限的，并不存在系統的精神病理學知識或包羅萬象的精神病理學理論；世界上的一切知識都涉及特定的對象，都要求具有正確觀點的正確方法。所以把任何真理絕對化都是錯誤的，造成這種錯誤的原因是把特殊事物的客觀存在等同于絕對存在，把對象等同于存在自身。因此，精神病理學家必須獲取可靠的科學態度，必須用科學概念把握現實，以科學范疇概括現實。只有對特定知識采用特定標準，人們才能獲得關于心靈現象的有效知識。這種方法論上的自覺意識防止精神病理學家把特殊的對象知識轉普為教條主義的絕對知識，使他們意識到理論自身的意義而從特定理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對于雅斯貝爾斯來說，心理學理論僅僅是人們為了推斷心靈基原而構想的可能的“想象”和“圖畫”，心理學理論的合理性僅僅在于這種設想的可使用性，而不在于它們所設想的東西的可能的實在性。因此，他全面徹底地拋棄了那些把某個有限的實在直接當作基原的那些理論，例如那些“腦神話學”。他認為，任何一種理論都有其特定的適用范圍，關鍵是在這些理論的可用性的范圍內正確地使用它們。如果把一種本來在有限范圍內有意義的理論加以絕對化，這種理論就會變成一種“全體知識”，一種“信仰”。
在雅斯貝爾斯那里，認識心靈生活的科學方法是理解(Verstehen)和說明(Erkl＠①ren)。理解與說明并重，且僅僅適用于有限的心靈領域。根據狄爾泰、M.韋伯和早期胡塞爾的方法論學說，雅斯貝爾斯把現象學方法引進精神病理學研究，使之與自然科學的說明方法并行不悖，促成了精神病理學中的理解與說明的方法二元論。
“說明”領悟心靈事件的基原，追索客觀化的、因果規律性的心理關系。如果在心靈中心理學地、或在大腦中生物學地發現了一個心理狀態或心理障礙的原因，那么便可以說，這個心理狀態或心理障礙得到了說明。例如，某些心理障礙的原因可以是化學的——大腦中缺乏某種材料，也可以是物理的——大腦受到損傷。因此，在“說明的心理學”中，人們循著因果鏈去探索外在于意識的原因，往往把某一化學原素或物理事件視為某一心靈事件的原因。雅斯貝爾斯把腦顱、特別是大腦皮層中高度復雜的生物學作用設想為心靈事件的前提，但他強調，心靈進程的直接的軀體基礎是不可認識的。
借助說明，可以把握“過程”(Prozess)即不可治愈的精神疾病事件。過程意味著迄今為止的心靈發展中，突然出現了逐步改變心靈活動的全新的東西，某些異物“嫁接”到人格上。一個過程是不能理解的，必須去說明。雅斯貝爾斯區分了兩種過程：心靈過程與器質性腦疾病過程。前者，如精神分裂癥改變心靈生活而不破壞心靈生活；后者，如癡呆過程則破壞心靈生活。總之，過程是一種心靈關系，對此須從腦事件或外在于意識的事件加以因果性說明。
無論何處，凡是認識最終以“外在的因果性”即以原因為根據的地方，認識都是一種說明，反之，只要認識的基礎是一種“內在困果性”，是一種動機，那么認識就成了理解。理解是對心靈現象和關系的同感再現。理解即“同感理解”，它建立在一種直接的“明證性”(Evidenz)基礎上。
現象學理解旨在直觀地再現病人意識中的直接所與物，為此它必須對一定的心靈現象進行“挑選、限制和區別”。在此，必須中止所有自然科學和心理學的假設，甚至也不追究心靈關系。在靜力學理解中再現心靈的橫斷面即“心靈的質”，雅斯貝爾斯稱之為“現象學”。現象學構成理解心理學的方法論、概念論基礎。雅斯貝爾斯把現象學稱作“主觀心理學”，并把它與“客觀心理學”對立起來。與主觀心理學不同，客觀心理學是從感官可覺察的客觀事件出發，接近其他個體的心靈生活。
如果說現象學的靜力學理解僅僅致力于零星的心靈的質，那么發生學理解則致力于心靈的關系。發生學理解旨在再現心靈的縱剖面，以期把握“心靈的東西如何以明證性從心靈的東西中產生”。通過“設身處地”、“同感”，發生學理解把心靈關系證明為“可理解關系”、“可同感關系”或“心理學的關系”。在此，可理解關系通常是能夠測定個別關系的“理想型”(Idealtypus)關系。雅斯貝爾斯區別了兩種理解：理性理解與同感理解。如果思維的內容按照邏輯規則產生，理解到動機邏輯上是手段——目的的關系，那么這種理解就是理性的理解；如果只是通過理解者對對象的移情，動機才清楚，那么這種理解就是同感理解。
理解的主要依據在于理解者自身的主觀體驗。他要理解如何從印象中產生出感受、從感受中形成希望、狂想、恐懼等心理狀況。通過認識可理解關系，發生學理解領悟到“人格的發展”(Entwiklung einer Pers＠②nlichkeit)。人格的發展，其特征是它本身就是可理解地發展的。因此，如果一個人在其一生中沒有不可理解的、產生新東西的“大波折”，便可以按照他的秉性來理解他的一生。
從理解與說明這一方法論分立中產生出心靈現象的原則性區分：發展與過程。把發展與過程區分開，是通過克拉培林為世人所知的。但是，重要的是雅斯貝爾斯通過這一區分，得出了一條對精神病學的發展具有深遠意義的假定：理解的局限性與說明的無限性。由于主觀移情能力以及客觀可移情性這兩個方面的限制，理解到處受到局限。反之，說明沒有確定“原則性界限”，它由于對象的緣故而成了包羅萬象的東西。這樣，無法再理解的時候，卻可以說明。
“可理解性”(Verst＠①ndlichkeit)與“不可理解性”(Unverst＠①ndlichkeit)的標準是“明證性”，即一種主觀標準。因為一方面，作為全體，可理解關系也會經歷某種因果說明。另一方面，在“心理過程”范圍內，也存在可理解關系。因此，在同一心靈關系之內，說明與理解可交錯把握。但原則上，理解的界限就在心靈關系在人格發展中得不到整合的地方，即過程剛剛開始的地方，例如，先天性經驗性格的現實，器質性疾病、精神病、生存現實等。簡言之，心理學理解的界限就在生物學的因果機制起作用的地方。
對雅斯貝爾斯而言，關于可理解性（心靈發展）與不可理解性（心靈過程）的區分，至多是描述性癥狀學的劃分，而不是疾病分類學的劃分。但是，根據雅斯貝爾斯關于“可理解性”與“不可理解性”的區分，也可用作一種鑒別診斷的標準：可理解性—發展—神經癥（或非精神病的心靈生活）；不可理解性—過程—精神病。因此，根據這一區分，雅斯貝爾斯以后的精神病學、特別是K.施奈德學派進一步區分了“非病態偏離”（同感關系、反應、人格發展等）與精神疾病（不可理解的、只能加以說明的過程）。
雅斯貝爾斯倡導和堅持臨床精神病理學即精神疾病的癥狀學。他的一個基本論點是，精神病學的診斷依據是精神疾病的癥狀，因此疾病單元及其診斷圖式必須建立在單個癥狀和綜合癥狀基礎上。
單個癥狀(Einzelsyptom)是靜力學意義上可確定、可觀察的基本現象。例如，“木僵”：意識清醒、無反應；“躁狂癥”：運動性激動、狂歡；“精神錯亂”：語言無連貫性、行為不可理解；“偏執狂”：妄想、幻覺。判定綜合癥狀(Symptomkomplex)的主要標準是“共發頻繁性”和“異質性內容的蔓延”。雅斯貝爾斯把綜合癥狀歸納為三類：(1)器質性綜合癥狀。例如，“柯薩可夫綜合癥狀”、腦震蕩后虛弱癥狀、各種器質性癡呆等；(2)意識改變綜合癥狀。例如，譫妄、各種精神錯亂、朦朧狀態等；(3)反常心境綜合癥狀。例如，躁狂癥、抑郁癥。此外，雅斯貝爾斯還注意到了一系列“過渡癥狀”和“附加癥狀”。
根據單個癥狀和綜合癥狀，雅斯貝爾斯構想了關于精神疾病的“診斷圖式”(Diagnoseschema)。雅斯貝爾斯把診斷圖式的內容概括如下：(1)伴發心靈障礙的軀體疾病，如腦疾病、伴發癥狀性精神病的軀體疾病、各種中毒性軀體疾病；(2)重精神病，如真性癲癇、精神分裂癥、躁狂—抑郁癥；(3)精神變態獨立的反常反應、神經官能癥和神精癥癥狀。
在雅斯貝爾斯之前，人們對診斷圖式已有所了解，但首先從科學方法論角度加以反思和系統表述的是雅斯貝爾斯。這一診斷圖式經某些修正后為當代診斷學和分類學普遍采用。
四、雅斯貝爾斯對當代精神病學的影響
雅斯貝爾斯所倡導的臨床精神病理學即精神疾病的癥狀學方向對現代歐洲以及世界許多國家的臨床精神病學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并開創了歐洲臨床精神病學的新紀元。他的主要功績在于指出精神疾病的臨床診斷的基礎是精神疾病的癥狀。精神科醫生在臨床診斷中，首先要做癥狀學診斷，然后結合人格特征、病史、病因以及癥狀動態發展病程，從而進一步確定疾病分類學診斷。所以客觀地判斷精神癥狀，對精神科醫生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由于此，雅斯貝爾斯的臨床精神病理學被認為是臨床精神病學發展的一個里程碑。
雅斯貝爾斯把現象學方法應用于精神病理學研究，奠定了精神病理學中的現象學研究方向。他的現象學的精神病理學，強調收集和檢查異常精神狀態必須根據可觀察到的精神病人的行為表現，以及病人有意識的心理體驗所表現出來的現象，強調要盡量避免主觀猜想。
方法論和分類學是雅斯貝爾斯精神病理學的主要成就。他創造和描述了各種方法并有意識地進行各種各樣的探討。他通過區分可理解關系和因果關系、理解與說明、發展與過程等，指明了通達心靈生活的基本途徑。他的方法不僅僅是理解—說明的二元論，而是三步驟：現象學描述—心理學理解—因果說明。這三重方法集中標明了海德堡學派精神病學的方法論特征。
精神病學界長期關注的焦點之一是內源性精神病的“軀體基礎”問題。鑒于“基礎”問題的復雜性，雅斯貝爾斯在區分“可理解關系”與因果關系時，最終把這個問題擱置一旁不顧。在他那里到處顯示出克拉培林軀體學觀點的蹤跡，但他通過可理解標準中的“主觀性轉向”淡化了“軀體學派”與“精神學派”之間曠日持久的對比。因此，他的精神病理學標志著精神病學理論從克拉培林原初的疾病分類學概念進入到描述性癥狀學研究。
雅斯貝爾斯的精神病理學直接啟迪了K.施奈德的精神病理學思想。1950年施奈德發表了《臨床精神病理學》，此書被認為是雅斯貝爾斯精神病理學思想的具體應用。此書除了重申雅斯貝爾斯業已闡明的基本觀點，還澄清了許多臨床疑難問題，為科學的臨床精神病理學的日常實踐提供了可能性。
像雅斯貝爾斯一樣，施奈德也認為精神疾病的癥狀分析是臨床診斷的唯一基礎。但是，在評估軀體癥狀與心理癥狀的作用問題上，他強調軀體癥狀診斷的優先地位，其結果，在他那里，雅斯貝爾斯的描述性精神病理學便失去了疾病分類學上的中立性，被卷入到一場內源性精神病本質的爭論中去。施奈德學派認為心靈疾病本質上是一種軀體事件，進而假定內源性精神病也有其軀體基礎。根據雅斯貝爾斯的二分法即理解與說明、可理解心靈關系與不可理解心靈關系、發展與過程的區分，施奈德把心靈障礙區分為病態心靈障礙與非病態心靈障礙。并且，由此進一步把器質性精神病與內源性精神病歸結為病態心靈狀態，而把反應、發展和人格變異歸結為非病態的正常偏離。在他看來，雅斯貝爾斯的可理解關系就是量的心靈病態，而不可理解的因果關系則是質的現象。原則上，兩個領域非此即彼，不能互相過渡。
像雅斯貝爾斯一樣，施奈德也劃清了可理解關系領域與因果關系領域。但是，他受M.舍勒“同感學說”的影響，用“意義關系”、“意義連續性”、“意義合法性”等概念代替了雅斯貝爾斯的“可理解關系”概念。施奈德認為，在過程和精神病病例中，生活史的意義關系是中斷著的。因此，并非所有心靈關系都需要經歷“發生學的重新體驗”，而對于過程診斷來說，發生學的不可重新體驗性也未必總是先決條件。施奈德區分了精神病的此在與如此之在(Sosein)、精神病的內容與形式，這一區分最終限制了雅斯貝爾斯關于發展與過程的區分。
施奈德的學生G.胡貝爾首次把雅斯貝爾斯－施奈德的“方法論診斷學”應用于精神分裂癥研究。在《妄想》(1977)等著作中，胡貝爾進一步放寬了妄想問題上的理解界限。他反對把妄想(Wahn)與理解絕對對立起來，但他像施奈德一樣，堅持認為只有從不可理解性中才給推論出某一心靈狀態、妄想及一般精神病的本質。
在精神分裂癥研究中，胡貝爾運用雅斯貝爾斯的描述性現象學方法揭示了許多可理解關系，特別是揭示了類妄想精神病中生活史與人格的聯系。他以大量臨床資料證明了即便是那些“一級癥狀”(Symptom 1.Ranges)也具有部分可推導的傳記特征。例如，就“妄想知覺”這一級一特征的體驗方式而言，反常的固有關系即知覺事件的自我關系是不可理解的，但是作為類基質現象，與疾病過程相應的基礎障礙卻是可理解的。這表明，精神病和妄想并不意味著根本上是不可理解的，而僅僅意味著這里存在著心理學理解的界限。運用雅斯貝爾斯的發生學理解方法，可以證明精神病與生活史之間一大段可移情的關系。
海德堡學派及其后繼者們繼承和發展了雅斯貝爾斯所開創的現象學的“理解精神病學”。海德堡學派堅持理解與說明的二元論方法，努力把理解界限說用以鑒別不同類型的精神障礙：非病態精神障礙與病態精神狀態。
雅斯貝爾斯的一系列方法原則（如可理解關系與因果關系的二元論、發展與過程、不可理解性定理等）成為描述性現象學精神病學與精神分析之間方法論爭論和疾病分類學爭論的焦點。雅斯貝爾斯拒斥弗洛伊德的“心理學的說明”，指責他的理解心理學是一種“自我誤解”、一種“似乎理解”(Als-ob-Verstehen)，因為在他看來，弗氏實際上是在自然科學的思辨形態中從事所謂理解心理學。他認為，精神分析從事思辨理解，要求“漫無界限的可理解性”，只會導致“任意理解”，淪為一種新的“巫術形式”。反之，精神分析方面，則把雅斯貝爾斯嚴格的理解界限判定為一種方法論的“偏見”。公平而論，雅斯貝爾斯精神病學的基本依據是心靈現象、癥狀和綜合癥以及疾病單元，而精神分析的基本依據是無意識理論和心靈創傷史。由于研究取向不同，海德堡學派與精神分析學派之間長期處于一種特殊的緊張狀態中，它們彼此懷有敵意，很少能互相諒解。
除了精神分析，E.布洛伊勒的蘇黎世學派，R.高普、E.克雷奇默爾的圖賓根學派也與雅斯貝爾斯－海德堡學派方向處于尖銳對峙狀態。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的影響，布氏和克氏先后拒絕了雅斯貝爾斯關于理解與說明的二元論，轉而接受了動力心理學的疾病單元。1911年布洛伊勒發表了《精神分裂癥》一書，開始強調精神分裂癥中發生心理學的作用和心理反應性因素。1918年克雷奇默爾則以《敏感性關系妄想》一書，另行提示了理解心靈現象的途徑。兩人的精神病學概念均不包含“理解界限”的意思。
在某種意義上，精神病學中的此在分析學方向、現象學－人類學方向也與雅斯貝爾斯的精神病理學方向處于對峙狀態。但是，這兩派之間彼此還能相互諒解，其爭論不具有論戰性質。此在分析學和現象學－人類學精神病學不是致力于孤立的個別的病理學體驗，而是致力于人的此在及其病變事件的包羅萬象的結構和秩序。雅斯貝爾斯承認此在分析學和現象學－人類學精神病學均是一種描述方法，但他指責說，哲學向研究對象之中的滲透，“意味著研究本身的毀滅”。他認為，這兩個方向無視任何理解界限，直接訴諸于人的本質，不啻“越俎代皰”，侵犯了“人的全體”這一哲學的領地。反之，此在分析學和現象學－人類學精神病學則斷定，雅斯貝爾斯的理解概念業已“半途而廢”，并因其二元論妨礙了對精神疾病的理解力。然而，在臨床觀察中，現象學－人類學卻全盤接受了雅斯貝爾斯的描述－體驗術語。
至于自然科學的精神病學方向，則進一步偏離了雅斯貝爾斯的精神病理學方向。自然科學的精神病學淵源于克拉培林的軀體病理學概念及前克拉培林神經精神病學概念，其首要方法是說明的方法和定量法。以克萊斯特、列溫哈特為代表的自然科學學派全面繼承了麥尼特、韋尼克的腦器官疾病分類學，其基本觀點與施奈德的現象學派觀點迥異其趣。生物學研究的另一翼，則側重于神經生理學、藥理化學和發生學方面，其方法論基礎是統計學的精神病理計量法以及文獻系統和等級量表。然而，精神病學的生物學研究要求對研究對象進行臨床評價，需要對臨床癥狀做對比描述和觀察。生物學研究中，標準化檢查方法和評定量表的應用，也需要以描述性癥狀做為依據。在標準化的診斷學量表上，精神病學的生物學研究恰恰打上了雅斯貝爾斯現象學術語的深刻烙印。這表明，即使是那些偏離了雅斯貝爾斯方法論的精神病學學派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現象學描述性術語的影響。
縱觀雅斯貝爾斯對同時代精神病學家的影響，盡管發現有許多重要的研究者曾受到他的影響，但只有少數幾個人堅持他的事業。在他們中間，是否有一個堅持了他思想的豐富性并能夠將這種豐富性與視野的廣度和具體觀察的深度相結合，這個問題只能由有關專家們來評判。
自《普通精神病理學》問世以來，雅斯貝爾斯的方法論態度一直是國際精神病學界長期爭論的熱點。迄今，討論的焦點集中在“雅斯貝爾斯定理”即“不可理解性定理”(Unverst＠①ndlichkeit-Theorem)。眾所周知，精神分裂癥是最常見的精神病，妄想則是精神分裂癥最常見的癥狀之一。鑒于精神分裂癥的病因尚未闡明，如果教條主義地運用“不可理解性定理”，那么理解者勢必過早地放棄對精神變態世界的深入理解。顯然，在精神病實踐中，若把理解與說明形而上學地對立起來，將不利于深入分析與妄想息息相關的生活事件。
毋庸諱言，現象學－人類學精神病學、精神分析取向的精神病學等為更好地理解內在精神疾病，為最大限度地逼近病人主體性作出了重要貢獻。但同樣不可否認，雅斯貝爾斯的理解界限說，有助于理解者尊重精神病人個體的秘密和特殊性，使病人免受全面理解欲的操縱。他的多元方法論立場有助于精神病學家防止任何個別方法（無論是解釋學的理解方法，還是自然科學的說明方法）的絕對化和迷信化。當代精神病學的基本趨向是多元化，即不同概念、方法之間的相互對立、相互趨向、相互滲透。這也說明，雅斯貝爾斯的多元方法論立場是正確的，是能夠經得起實踐檢驗的。
克拉培林精神病學的基礎是臨床疾病分類學原則即自然的疾病單元，而雅斯貝爾斯精神病學的基礎是主體體驗即病人的內在世界。雅斯貝爾斯的精神病理學為現象學的理解精神病學打下基礎，并使精神病學的理論從疾病分類學的基礎上進入描述性癥狀學研究。通過這一轉變，精神病治療學克服了病人與醫生之間的情感距離，獲得了一種新的個人維度。雅斯貝爾斯用“生存與生存的關系”標明了醫生與病人之間的個人關系，從而把一切精神治療法的意義都歸結到“生存交往”(Existentiellen Kommunikation)的視域。質言之，他的“生存交往”概念為當代精神科醫生的“參與觀察”提供了理論根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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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人類學和心理學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產品設計 移情設計 用戶體驗
檢 索：.cn
Abstract ：Empath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roduct design were studied in this paper. Firstly， the origin of empathy was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esthetics and psychology. It was argued that designers could understand users， get design information， and stimulate creative inspiration through empathy. Secondly， the process of empathy design was put forward， which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that were generation， immersion， connection， and detachment. Based on this， the methods of empathy design were analyzed which included field research of anthropology， user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user behavior simulation， etc.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methods and the traditional design methods were also illustrated. Finally， combining with design examples the applications of empathy design were elaborated.
Keywords ：Product Design， Empathy Design， User Experience
Internet ：.cn
引言
隨著社會的發展，用戶需要更多個性化的產品。設計師的工作是為用戶設計產品，但用戶具有不同的身體狀況，有著不同的生活經驗，住在不同的地方，關注不同的事物，擁有不同的想法和習慣。設計師如何設計出令用戶滿意的個性化產品呢？關鍵是要透徹理解他們如何在使用過程中看待、體驗和感受產品，這就需要進行移情設計。
移情設計是一種以用戶為中心的設計方法，它通過對用戶的深入研究，獲取設計信息，激發創作靈感，能有效提升產品的用戶體驗，在設計過程的模糊前段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本文將圍繞移情設計，從起源、過程、方法、應用等方面進行研究。
一、移情的起源
“移情”源于德文Einfühlung，意為“把情感滲進里面去”，1873年美學家費舍爾（Robert Vischer）首先用它來描述人們觀看繪畫所引發的身體反應，1909年心理學家鐵欽納（Edward B.Titchener）將其譯為英文“Empathy”，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認同，被加以推廣，該詞在中文里常被翻譯為“移情”或“同理心”。
在美學領域，“移情說”是西方美學界舉足輕重的一個理論學說，該學說的主要觀點是：美感經驗來自于對觀賞對象聚精會神地觀察并賦予其生命情趣的移情作用，這種移情作用是由我及物以及由物及我的交互活動。對于移情，中國的傳統文學理論雖未形成系統化的學說，但早有將移情作為審美體驗方式的實例，如中國藝術中的物我合一、情景交融，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移情的體現。
在心理學領域，移情是指能站在對方的立場，設身處地去體會當事人感覺的心理歷程，以及認同和了解他人對某件事或某個物體的感覺。心理學家卡可夫（Robert R. Carkhuff）認為移情是從別人的視角看問題，或穿別人的鞋子走路。
可見，移情的含義在美學和心理學的側重點有所不同。本文從設計學的角度出發，綜合上述研究認為，設計師應通過移情來感知、搜集用戶體驗，并將這種體驗物化為產品，以產生積極的移情審美效果。
二、移情設計的過程
設計師進行移情設計的過程可分為產生、沉浸、聯系、分離四個階段[1]，如圖1所示。產生階段是指設計師產生興趣和動機去深入了解用戶，這是移情設計的基本前提。沉浸階段是指設計師將自己沉浸到用戶的生活中，觀察和體驗用戶的生活，但對此不做任何判斷，這個階段是移情設計的關鍵。當設計師對用戶有了深入了解之后，進系階段，在這一階段，設計師應關注用戶的想法，聯系自己的經歷真正地理解用戶的行為，與用戶在情感上發生共鳴。最后是分離階段，設計師從用戶的生活中走出來，以設計師的視角分析所獲得的用戶信息，并據此進行設計創意。
三、移情設計的方法
設計是為人服務，而不僅僅是設計一個產品，因此設計師在設計產品之前，應該進行系統的用戶研究，從用戶的角度出發進行移情設計，使設計能夠滿足用戶的需要，移情設計可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用戶信息的交流、用戶行為的模擬等。
（一）人類學的田野調查
田野調查是人類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在設計藝術領域，田野在時空上的意義已不再是原始、鄉村、邊塞、過去之類的理解，而是指一切離開書齋、案桌，面向社會藝術生活實踐的現場[2]。對于設計師，可將田野擴大到相異性較小的“己文化”中，運用人類學的理念來考察用戶的生活，讓自己置身于用戶賴以生存的社會、文化空間，進入他們的生活情境，通過移情獲得真實的、直接的體驗和理解，捕獲用戶未表達的潛在需求，并以此為基礎進行設計創作[3]。
許多設計公司采用田野調查的方式進行設計調研，設計師參與到用戶的生活中去，把自己當成用戶，以用戶的眼光嚴格對待自己所設計的產品。如美國Ziba設計公司，要求設計師與用戶共同生活超過一周的時間，以此來理解用戶的生活環境，該公司認為其成功的關鍵是對用戶使用情景的理解和沁入[4]。
（二）用戶信息的交流
當由于時間、經費等各方面原因，不能進行田野調查時，可采用用戶信息交流的方法，如角色（Persona）、情節（Scenarios）、故事板（Storyboards）等，以確保設計師對用戶的深入理解，并在此基礎上能夠進行移情設計。其中，角色是指具有目標用戶真實特征的人，代表一群真實的人物，在構建角色時用戶目標不宜過多，要讓少數人對產品非常滿意，使其成為產品的狂熱追隨者；情節是以文字為主構建的原型，設計師使用情節將角色置入場景中，進一步將其引入生活；故事板是帶有大概情節的掛板，設計師通過創建故事板表示行為的關鍵瞬間，說明使用的產品或服務。
（三）用戶行為的模擬
為了深入理解用戶在使用產品過程中面臨的問題，特別是針對一些特殊用戶，如老年人、殘疾人、兒童等，由于這類用戶在產品的信息感知、產品的控制與操作等方面與一般用戶有一定的不同，因此他們會對產品有一些極端的需求，在此情況下設計師可通過對用戶行為的模擬，真實體驗其使用產品的情況，從而發現一些不易覺察的問題，為產品的設計提供重要線索。圖2為身體健康的設計專業的學生，在為存在肢體移動障礙的用戶設計產品時，所進行的行為模擬的場景[5]。
（四）移情設計方法與傳統設計方法的不同
移情設計方法與傳統設計方法的區別如圖3所示。傳統的設計方法，如市場調研、人體測量等，針對的是大樣本的用戶群，常將所有用戶的特征，如身高、視力、收入、教育程度等數據集合起來，這樣一個“平均”用戶對市場研究來說是可行的，但對于設計師的創新設計價值卻很小，因為它失去了很多對設計師有用的設計信息[6]。而移情設計則相反，它以滿足少數真實用戶的需求為出發點，關注其行為的特性，對其進行深入分析，雖然獲得的研究數據很少，但獲得的設計信息更為具體和豐富，對設計師獲得設計靈感非常有幫助，這是傳統設計方法無法做到的。
四、移情設計的應用
通過移情，設計師可透徹理解用戶，獲取設計信息，激發創作靈感。移情設計在個性化產品的設計以及特殊人群的產品設計方面具有很強的優勢。設計師可按照產生、沉浸、聯系、分離這一移情設計的過程，選擇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用戶信息的交流、用戶行為的模擬等移情設計的方法進行產品設計。
（一）嬰兒車的設計
傳統的嬰兒車設計對外觀、人機尺度、舒適性等考慮較多，但深入的設計應來自于移情感知。通過對有嬰兒家庭的田野調查可以發現，使用嬰兒車并不只是從一個地方移到另一個地方，更為重要的是父母與孩子的交流和學習，然而在現有嬰兒車的設計中，孩子的位置總是低于能夠與父母舒適交流的范圍，父母不得不頻頻彎腰，孩子在大多數情況下也只能可憐地盯著母親的衣擺，因而失去了很多交流的機會。針對這一狀況，可進行一項關鍵的創新，即為了更好地交流而提高兒童座椅的高度[7]。
（二）盲人魔方的設計
在給盲人設計產品時，為使設計符合盲人的需要，設計師應通過移情的方式體驗其生活。圖4為一款針對盲人設計的魔方[8]，設計師基于移情設計，針對盲人存在嚴重視覺障礙的情況，以木材、金屬、橡膠、塑料、石材、織物等6種基本材料代替傳統魔方中的色塊，引導盲人通過觸摸感知來參與魔方拼湊游戲。
（三）老年人手機的設計
在進行老年人產品設計時，應對老年人視力下降、手指靈活性降低等予以充分考慮，可通過一定裝置模擬老年人的行為，以便深入理解產品設計存在的問題。圖5為設計老年人手機時，設計師佩戴了模擬老年人視力的特殊眼鏡、并穿戴了降低手指靈活性的裝備，以模擬老年人使用手機的情況[9]。
五、結論
移情來源于美學領域，并在心理學領域得到發展，近年來，移情在設計學領域逐漸獲得重視和推廣。移情設計的過程可分為產生、沉浸、聯系、分離四個階段，其方法包括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用戶信息的交流、用戶行為的模擬等。基于移情設計，設計師能夠獲得針對少量用戶的豐富而具體的設計信息，能夠激發設計師的創作靈感，并能使設計的產品符合用戶的真正需要。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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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人類學和心理學的區別范文
《兒童文學視野下小學語文教學研究》作為江蘇省教育教學改革實驗課題研究成果,被收入了教育部高校社科文庫。整部論著的理論框架以兒童文學視野為依托,緊密聯系小學語文教學,探討語文教學與兒童文學的密切關系、語文教學中的兒童觀、語文教學組織者的兒童文學學養等問題,實現了兒童文學對語文教學研究的一次較為成功的介入。
兒童文學有自身的理論言說空間,并與教育學、兒童心理學、兒童文學美學形成交叉。從兒童文學的研究向小學語文教學的實踐層探觸、融合,對于兒童文學教育而言,是具有實效性的。孫建國作為一個語文教育與兒童文學的跨界研究者,以交叉的視域,有機融合了上述學科的理論,給我們帶來不小的驚喜。
該論著探討小學語文教學存在的現實問題時,追本溯源,從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小學國語課程綱要》入手,步步展開,直到當代的新課程標準,脈絡清晰,淵源盡現。尤其從語文課程的性質――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入手展開“弊病”的分析,是一種本源的探討。語文教學不同歷史時段呈現的現象,各種問題的癥結,都源自于此,無論是片面追求工具性還是片面追求人文性,都將為實際語文教學帶來偏頗;不能兼顧統一,弊病自然滋生。
心理學的介入給孫建國立論以科學根基。兒童文學是伴隨“兒童”這個區別于“成人”的個體而從文學中獨立出來的,心理學的理論有助于剖析差異背后的原因。曾經,發生認識論原理為兒童文學找到了接受之維三層次的根源,人類學的知識為兒童文學美學勾勒了兒童原始思維的面貌。論著中明確提出,“兒童的天性是快樂、自由、游戲”,語文教育要尊重兒童天性,要發掘兒童的“靈性”,守護兒童身上“本能的繆斯”;提到兒童閱讀接受行為的特殊性――“偏重直觀感受,易于情感投入,善于模糊解讀,拙于鑒別評價”。當我們對“兒童”這樣的個體施以教育影響、文學影響時,心理學理論的介入就顯得甚為可貴。
探討兒童文學的相關問題,必然繞不開“兒童觀”的問題。在兒童文學作品進入語文教學環境、承載教育使命時,兒童觀的問題會凸顯出來。該論著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兒童觀的生態意義”這一問題,直指語文教材編寫中兒童觀的缺失,冷靜分析教材以成人的視角看待兒童,用名人、偉人的標準來要求兒童的“成人本位的兒童觀”,甚至是“名人本位的兒童觀”;并發人深省地提出,“一味地讓學習來侵略一切,同樣還是傳統成人本位對兒童藐視的產物”。在論者的剖析下,我們看到,小學語文教材的編寫的確是混淆了“完美”、“理想化的人”與“真實”、“大多數的人”;混淆了思想政治教育與文學熏陶的概念。在這種狀態背后,我們看到了文學、兒童、兒童文學的集體缺席,看到了成人對兒童進行的文化控制與霸權。
第6篇：人類學和心理學的區別范文
【摘要】無論是出于地方經濟發展的考慮，還是出于弘揚本民族文化的考慮，旅游在我國少數民族地區得到了快速發展都是不爭的事實。文章針對吐魯番葡萄溝景區，通過田野調查法，運用旅游情景下的族群認同測定模型這一動態系統，分析目的地族群認同在受到外部經濟、文化環境與內部族群認同成分等多種因素影響的情況下所產生的變化。研究發現：吐魯番葡萄溝在長期的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交互融合中，旅游對民族文化的傳承起到助推作用，民族認同感得到提升。
【關鍵詞】旅游；族群認同；影響；田野調查
doi：10.3969/j.issn.1007-0087.2015.06.007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成為一種普遍的消費行為。旅游的發展給當地居民帶來經濟利益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比如族群傳統文化的保護、族群認同重構和外來文化的沖擊碰撞等，尤其是族群認同問題受到人類學、旅游學等方面學者的廣泛關注。因此，本研究基于旅游情景，考量族群文化、族群認同的變化，對發展地方經濟和弘揚民族文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時，針對吐魯番葡萄溝這一地區的族群認同研究，也符合“一帶一路”在平等的文化認同框架下發展經濟的理念，體現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共贏的精神。
一、對于族群認同的研究綜述
“認同”原本屬于哲學范疇，后來在心理學中被頻繁應用。心理學意義上的“認同”一詞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的。他認為，認同是個人或群體在感情上、心理上趨同的過程[1]。而今，社會科學的學者從各種視角研究民族內部的認同感，“認同”一詞便被普遍應用起來。很多學者都認為族群認同必須在民族互動中才能得以產生，在與外界隔離的孤立的群體中不會產生族群認同，而旅游的過程恰恰實現了這種民族之間的互動。旅游通過經濟活動的形式不斷改變著目的地族群固有的生產、生活方式，族群文化也在與外來文化的交流中悄悄地發生著變化，影響了族群社會的環境系統，從而導致族群認同發生改變。在本研究中，把族群認同認為是族群的身份識別與確認，也就是指族群成員對自己所屬族群的認知和情感依附[2]。
二、研究背景
近年來，旅游對目的地族群認同的影響受到國內外旅游人類學學者的普遍關注和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學術成果。國內外學者對旅游目的地族群進行大量的田野調查，認為旅游的日益發展必然會對旅游目的地的族群認同產生影響，但是對如何測定旅游情境下族群認同變化這一方面的研究涉及較少，并且目前針對旅游對新疆地區某個旅游社區族群認同影響的個案還尚未有學者進行研究。
目前，以旅游情景下目的地族群認同變化規律的研究最多。吳其付研究發現，民族旅游既能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同時也強化了民族的文化認同[3]。陳剛在研究中發現，瀘沽湖摩梭人在旅游發展過程中，交流和融合加強，當地居民的族群認同被強化[4]。黃瑾則在對貴州安順屯堡族群認同的研究中發現，隨著旅游的發展，居民可以利用屯堡文化獲得經濟利益，從而族群認同就被重新建構起來，族群意識重拾并且被強化[5]。以上學者的研究都強調了旅游對民族認同的強化作用，體現出旅游與族群認同之間的正相關作用。周麗潔則從旅游與文化遺產的角度出發，研究發現，旅游發展能使社區自發地重構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6]。區別于前者的是，孫九霞選擇了三個個案進行對比分析，她認為，在不同環境下，不同旅游開發強度的目的地社區，旅游對當地的族群認同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7]。那么，針對吐魯番葡萄溝這一旅游社區，旅游與族群認同之間是怎樣的一種關系呢？又是哪些因素影響了維吾爾族的族群認同？
三、旅游對族群認同影響的測定
綜合人類學、旅游學和心理學的理論與方法，本研究主要是根據陳修嶺提出的旅游情境下的族群認同測定模型[8]分析旅游情境下族群認同的變化。模型以族群認同成分為基點，以族群認同理論為依據，以旅游活動對旅游目的地的影響要素為情景，從而進行構建。族群認同的成分主要包括族群自我認同、族群態度、族群歸屬感和族群卷入（文化實踐和社會參與）等不同的維度，是動態的多維度的結構[9]。因此，本研究把握的一個理論方向，就是必須把旅游對族群認同的影響放在一個情景中系統化地進行分析。族群認同的成分，我們可以理解為一個族群其認同狀態直觀體現的參數。通過分析，我們可以了解在特定情景下族群認同感的強弱變化。
影響族群認同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旅游情景下的族群文化變遷。在旅游目的地社區，通過旅游者和參與到旅游中的當地居民的接觸與交往，外來文化與族群文化不斷地交互影響與融合，逐漸形成一種全新的旅游文化。這種具有多元化形態的旅游文化不斷滲透到當地族群社區，改變著族群原生文化，甚至引致族群認同重構[10]。
四、 田野調查
第7篇：人類學和心理學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管理心理學；企業管理；運用分析
一、當前企業管理新形勢及管理心理學的必要性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企業發展面臨著一系列新的挑戰。在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也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在深入改革的過程中，企業要想提高自身競爭力，就必須全力以赴地深入實際，提出可行性的管理辦法并予以實施。“互聯網+”使實體企業紛紛將經營管理與網絡掛鉤，企業的管理也日趨復雜，不僅涉及生產和銷售的管理，還要涉及財力、人力、物資、售后等一系列的管理；而貫穿這一系列管理過程中最關鍵的因素則是對人的管理。人才是一個企業發展的靈魂和核心，只有合理管理好人才，才能保證生產、銷售等“一條龍”的良好效益，不斷促進企業向前發展。而管理心理學的運用，恰好是針對人才而量身打造的一種可行的方法，它通過研究人的心理活動，使個人的需要和企業的發展緊密結合，從而達到互惠互利、共創佳績的局面。因此，運用管理心理學的理論，結合企業的實際經營而制定出相應的管理策略，是非常重要而且必須的。
二、管理心理學的概念闡釋
在百度詞條中，管理心理學的定義是一種把心理學的知識應用于分析、說明、指導管理活動中個體和群體行為的工業心理學分支，是研究組織管理過程中人們的心理及行為現象、心理過程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在水所著的《管理心理學》（第五版）中，管理心理學被定義為運用心理學的理論，他認為管理心理學是用管理學、行為學、心理學、社會學、生理學、倫理學、人類學等學科的原理，以研究人的心理行為和人際關系、人的積極性為對象的一門綜合性的科學。實質上主要是研究人的行為激勵問題，探索人的心理活動，通過激勵人心和行為的各種途徑與技巧，達到最大限度提高效率的目的。還有的解釋說管理心理學就是運用心理學理論，將組織中的人作為研究對象，把握其在社會生活中的心理活動規律，從而達到對組織中的人進行管理的目的。各種定義雖表述形式不同，但歸納起來其實質都可以濃縮為一點--那就是以人的內心活動為研究重點，為了管理向著更好的方向發展而采取的一系列努力；在企業管理中，就表現為對管理者和員工進行充分了解分析的基礎上，針對不同類型的人群，采取各種有效的措施，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雙方都能更好地為企業的發展做出貢獻。
三、管理心理學在企業管理中的作用分析
1.管理心理學是管理者有效管理的重要手段
企業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人的發展，企業的管理從根本上來講還是對人的管理，人本管理逐漸成為當代企業所追求的方式。如今我們大力倡導企業文化，核心就在于營造和諧而又充滿激情的氛圍，增強員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他們緊緊團結在企業周圍。人之所以復雜多樣最重要的區別就在于思想，而掌握好人的心理，有針對性地進行管理，是管理心理學在企業管理中發揮作用的有效途徑。對于企業中扮演決策和計劃角色的管理者，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并將管理心理學的專業知識結合企業實際加以運用，是當前企業進行有效管理的重要手段。
2.管理心理學是企業職工賴以生存的搖籃
任何人都渴望被理解、被尊重、被認可，尤其是基層一線的員工們。企業若是能堅持以人為本的管理藝術，運用管理心理學的原理方法，在深入了解每位員工的基礎上，分析他們的心理和行為，站在他們的角度看待問題，有針對性地制定不同的方案，并貫徹執行到企業的實際管理中去，就會充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當企業職工得到內心的滿足，就會更用心地投入工作中去，切實做到“要”到“我要干”的態度轉變，在轉變的過程中個人的潛能得以挖掘，價值得到體現，生命得以充實。從這個角度上來講，可以說管理心理學是企業職工賴以生存的幸福搖籃。
3.管理心理學是企業長遠發展的有力保障
企業發展的活力源于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當他們的主人翁地位得到保障，物質和精神得到雙重滿足的時候，其自身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就能充分彰顯出來，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內驅力和創造力，為企業謀取更高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使企業保持持續的生命力，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擁有長期穩定的競爭優勢。運用管理心理學，建立符合企業發展的管理制度，對企業的人力資源合理配置，提升企業的綜合競爭力，促進企業高效運作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管理心理學從一定程度上來講，是一個企業長遠發展、立于不敗之地的有力保障。
四、管理心理學在企業管理中的具體運用
1.合理用人，讓金子發出應有的光芒
優秀的管理者通常都有敏銳的洞察力，他們通過管理心理學的應用，善于發現人才，并且秉持著任人唯賢的原則，擁有一顆愛才惜才的心，他們學會揣摩對方心理活動，客觀公正地給予評價。在知識大爆炸的時代，有些單位用學歷作為新錄用人員的第一道門檻，于是高分低能的“天之驕子”屢見不鮮，企業的新鮮血液也只是空有其表，而把真正有能力有擔當的人才拒于千里之外，這是非常不理性也不科學的做法。知識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有利于能力的高水平發展，但不能完全預測將來個人綜合能力形成的方向，也不能保證個人未來會達到的高度。能力包括多方面的內容，如學習能力、實踐能力、創新能力、領導能力、專業技術能力、善于處理人際關系的能力等。對于不同的人來說其側重點必定不同。通過管理心理學的思想理論，研究不同群體、不同個人的性格、氣質、期望、心理活動、思想價值等特征，用柔性管理和剛性管理相結合的方式，把不同的員工放在合適的、也適合他的崗位上，將恰當的機遇賦予恰當的人選，充分運用他們擅長的知識和能力，最大限度地挖掘出其內在潛力，發揮出無限正能量，從而提高工作效率。興趣是最好的老師，用人之長已成為亙古不變的真理。因此，企業應善于發現員工的興趣所在，人力資源管理者要善于觀察，發現不同員工真正感興趣的領域，合理安排崗位職責；同時，還要學會傾聽基層員工的心聲，打開溝通渠道，確保高層管理者能接收到最底層的信息，如通過公開郵箱，提供面對面交談的方式等，保證信息溝通順暢。在了解到真實想法之后，可提供自由選擇崗位的機會，通過企業和職工之間的雙向選擇，讓人才匹配到最合適的崗位上去，確保“事得其人、人適其事、人盡其才、事競其功”的理想局面。
2.善于育人，使棟梁之才不斷向上成長
俗話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一個人的一生，從最初的家庭培養到后來的學校培養再到社會培養，這個過程是一個長期的階段。對于企業來說，培養出優秀的人才也仍然任重道遠。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人才資源如長江后浪推前浪一樣，隨時面臨著更新和換代，優秀人才正常流動，有進有出，職務能上能下，待遇也能高能低。企業要想使優秀人才引得進、管得好、留得住，就需要運用管理心理學的科學方法，結合員工實際情況，摸索出一條合理的育人之路，暢通流動渠道，使職工年輕化、專業化，打造一支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優秀隊伍。在管理心理學中，有一種理論叫做雙因素理論，又稱“激勵保健理論（hygiene-motivationalfactors）”，它是由美國著名心理學家赫茨伯格于1959年提出。該理論認為引起人們工作動機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激勵因素，二是保健因素。只有激勵因素才能夠給人們帶來滿意感，而保健因素只能消除人們的不滿，但不會帶來滿意感。因此，管理者要想使員工發揮最大的潛能，就需要采取多樣化、人性化的管理方式，激發出員工的責任心與進取心，在發展培養員工的同時，謀得企業的利益，實現個人和組織的雙贏。首先，通過運用目標管理理論，鼓勵員工終身學習。制定科學可行的奮斗目標，讓他們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實現去達成；目標分為長期目標、中期目標和短期目標，每完成一個目標，就根據實際情況制定下一個目標，如此形成良性循環，讓員工養成終身學習的好習慣。其次，適當設置挑戰，提供機遇。沒有機遇和挑戰，就沒有動力和未來，適當地增加壓力，會促使一個人身心不斷茁壯成長。運用激勵理論，把具有成就需要的人才放在重要的、有挑戰性的崗位上，充分激發潛在的能力，使他們發揮出聰明才智，切實做到從要到我要干，從為別人干到為自己干的徹底轉變。再次，還需要為員工提供廣闊的發展平臺。有調查表明，人的大腦智力一般只開發了百分之十三，而余下的百分之八十多在很大程度上都處于被浪費的區域。若是能根據員工的不同需求，實時提供發展平臺，引進專業培訓，就會從根本上提高員工的專業技能水平，激發出平時被埋沒的那部分可能。有人說心有多大舞臺就有多大，這里想說，舞臺有多大，心就能走多遠。
3.學會懂人，讓心與心找到正確的方向
第8篇：人類學和心理學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室內裝修；人體工程學；環境心理學
第一節人體工程學的含義和發展
人體工程學（HumanEngineering），也稱人類工程學、人間工學或工效學（Ergonomics）。工效學Ergonomis原出希臘文“Ergo”，即“工作、勞動”和“nomos”即“規律、效果”，也即探討人們勞動、工作效果、效能的規律性。
人體工程學起源于歐美，原先是在工業社會中，開始大量生產和使用機械設施的情況下，探求人與機械之間的協調關系，作為獨立學科有40多年的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軍事科學技術，開始運用人體工程學的原理和方法，在坦克、飛機的內艙設計中，如何使人在艙內有效地操作和戰斗，并盡可能使人長時間地在小空間內減少疲勞，即處理好：人—機—環境的協調關系。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各國把人體工程學的實踐和研究成果，迅速有效地運用到空間技術、工業生產、建筑及室內設計中去，1960年創建了國際人體工程學協會。
及至當今，社會發展向后工業社會、信息社會過渡，重視“以人為本”，為人服務，人體工程學強調從人自身出發，在以人為主體的前提下研究人們衣、食、住、行以及一切生活、生產活動中綜合分析的新思路。
日本千葉大學小原教授認為：人體工程學是探知人體的工作能力及其極限，從而使人們所從事的工作趨向適應人體解剖學、生理學、心理學的各種特征。“
其實人—物—環境是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一個系統，今后“可望運用人體工程學主動地、高效率地支配生活環境”。
人體工程學聯系到室內設計，其含義為：以人為主體，運用人體計測、生理、心理計測等手段和方法，研究人體結構功能、心理、力學等方面與室內環境之間的合理協調關系，以適合人的身心活動要求，取得最佳的使用效能，其目標應是安全、健康、高效能和舒適。人體工程學與有關學科以及人體工程學中人、室內環境和設施的相互關系。
第二節人體工程學的基礎數據和計測手段
一、人體基礎數據
人體基礎數據主要有下列三個方面，即有關人體構造、人體尺度以及人體的動作域等的有關數據。
1、人體構造
與人體工程學關系最緊密的是運動系統中的骨骼、關節和肌肉，這三部分在神經系統支配下，使人體各部分完成一系列的運動。骨骼由顱骨、軀干骨、四肢骨三部分組成，脊柱可完成多種運動，是人體的支柱，關節起骨間連接且能活動的作用，肌肉中的骨骼肌受神經系統指揮收縮或舒張，使人體各部分協調動作。
2、人體尺度
人體尺度是人體工程學研究的最基本的數據之一。
3、人體動作域
人們在室內各種工作和生活活動范圍的大小，即動作域，它是確定室內空間尺度的重要依據因素之一。以各種計測方法測定的人體動作域，也是人體工程學研究的基礎數據。如果說人體尺度是靜態的、相對固定的數據，人體動作域的尺度則為動態的，其動態尺度與活動情景狀態有關。
室內設計時人體尺度具體數據尺寸的選用，應考慮在不同空間與圍護的狀態下，人們動作和活動的安全，以及對大多數人的適宜尺寸，并強調其中以安全為前提。
例如：對門洞高度、樓梯通行凈高、欄桿扶手高度等，應取男性人體高度的上限，并適當加以人體動態時的余量進行設計；對踏步高度、上擱板或掛鉤高度等，應按女性人體的平均高度進行設計。
二、人體生理計測
根據人體在進行各種活動時，有關生理狀態變化的情況，通過計測手段，予以客觀的、科學的測定，以分析人在活動時的能量和負荷大小。
人體生理計測方法主要有：
1、肌電圖方法
把人體活動時肌肉張縮的狀態以電流圖記錄，從而可以定量地確定人體該項活動強度和負荷。
2、能量代謝率方法
由于人體活動消耗能量而相應引起的耗氧量值，與其平時耗氧量相比，以此測定活動狀態的強度，能量代謝率的計算式，以及不同活動的能量代謝率（RMR）。其計算式如下：
運動時氧耗量-安靜時氧耗量
能量代謝率（RMR）
基礎代謝率耗量
3、精神反射電流方法
對人體因活動而排出的汗液量作電流測定，從而定量地了解外界精神因素的強度，據此確定人體活動時的負荷大小。
三、人體心理計測
心理計測采用的有精神物理學測量法及尺度法等。
1、精神物理學測量法
用物理學的方法，測定人體神經的最小刺激量，以及感覺刺激量的最小差異。
2、尺度法
以順序在心理學中劃分量度，例如在一直線上劃分線段，依順序標定評語
可由專家或一般人，相應地對美丑、新舊、優劣進行評測。
第三節人體工程學在室內設計中的應用
由于人體工程學是一門新興的學科，人體工程學在室內環境設計中應用的深度和廣度，有待于進一步認真開發，目前已有開展的應用方面如下：
一、確定人和人際在室內活動所需空間的主要依據
根據人體工程學中的有關計測數據，從人的尺度、動作域、心理空間以及人際交往的空間等，以確定空間范圍。
二、確定家具、設施的形體、尺度及其使用范圍的主要依據
家具設施為人所使用，因此它們的形體、尺度必須以人體尺度為主要依據；同時，人們為了使用這些家具和設施，其周圍必須留有活動和使用的最小余地，這些要求都由人體工程科學地予以解決。室內空間越小，停留時間越長，對這方面內容測試的要求也越高，例如車廂、船艙、機艙等交通工具內部空間的設計。
三、提供適應人體的室內物理環境的最佳參數
室內物理環境主要有室內熱環境、聲環境、光環境、重力環境、輻射環境等，室內設計時有了上述要求的科學的參數后，在設計時就有可能有正確的決策。
四、對視覺要素的計測為室內視覺環境設計提供科學依據
人眼的視力、視野、光覺、色覺是視覺的要素，人體工程學通過計測得到的數據，對室內光照設計、室內色彩設計、視覺最佳區域等提供了科學的依據。
第四節環境心理學與室內設計
在闡述環境心理學之前，我們先對“環境”和“心理學”的概念簡要地了解一下。環境即為“周圍的境況”，相對于人而言，環境可以說是圍繞著人們，并對人們的行為產生一定影響的外界事物。環境本身具有一定的秩序、模式和結構，可以認為環境是一系列有關的多種元素和人的關系的綜合。人們既可以使外界事物產生變化，而這些變化了的事物，又會反過來對行為主體的人產生影響。例如人們設計創造了簡潔、明亮、高雅、有序的辦公室內環境，相應地環境也能使在這一氛圍中工作的人們有良好的心理感受，能誘導人們更為文明、更為有效地進行工作。心理學則是“研究認識、情感、意志等心理過程和能力、性格等心理特征”的學科。
關于環境心理學與室內設計的關系，《環境心理學》一書中譯文前言內的話很能說明一些問題：“不少建筑師很自信，以為建筑將決定人的行為”，但他們“往往忽視人工環境會給人們帶來什么樣的損害，也很少考慮到什么樣的環境適合于人類的生存與活動”。以往的心理學“其注意力僅僅放在解釋人類的行為
上，對于環境與人類的關系未加重視。環境心理學則是以心理學的方法對環境進行探討”，即是在人與環境之間是“以人為本”，從人的心理特征來考慮研究問題，從而使我們對人與環境的關系、對怎樣創造室內人工環境，都應具有新的更為深刻的認識。
一、含義
環境心理學是研究環境與人的行為之間相互關系的學科，它著重從心理學和行為的角度，探討人與環境的最優化，即怎樣的環境是最符合人們心愿的。
環境心理學是一門新興的綜合性學科，環境心理學與多門學科，如醫學、心理學、環境保護學、社會學、人體工程學、人類學、生態學以及城市規劃學、建筑學、室內環境學等學科關系密切。
環境心理學非常重視生活于人工環境中人們的心理傾向，把選擇環境與創建環境相結合，著重研究下列問題：
1、環境和行為的關系；
2、怎樣進行環境的認知；
3、環境和空間的利用；
4、怎樣感知和評價環境；
5、在已有環境中人的行為和感覺。
對室內設計來說，上述各項問題的基本點即是如何組織空間，設計好界面、色彩和光照，處理好室內環境，使之符合人們的心愿。
二、室內環境中人的心理與行為
人在室內環境中，其心理與行為盡管有個體之間的差異，但從總體上分析仍然具有共性，仍然具有以相同或類似的方式做出反應的特點，這也正是我們進行設計的基礎。
下面我們列舉幾項室內環境中人們的心理與行為方面的情況：
1、領域性與人際距離
領域性原是動物在環境中為取得食物、繁衍生息等的一種適應生存的行為方式。人與動物畢竟在語言表達、理性思考、意志決策與社會性等方面有本質的區別，但人在室內環境中的生活、生產活動，也總是力求其活動不被外界干擾或妨礙。不同的活動有其必須的生理和心理范圍與領域，人們不希望輕易地被外來的人與物所打破。
室內環境中個人空間常需與人際交流、接觸時所需的距離統盤考慮。人際接觸實際上根據不同的接觸對象和在不同的場合，在距離上各有差異。赫爾以動物的環境和行為的研究經驗為基礎，提出了人際距離的概念，根據人際關系的密切程度、行為特征確定人際距離，即分為：密切距離；人體距離；社會距離；公眾距離。
每類距離中，根據不同的行為性質再分為接近相與遠方相。例如在密切距離中，親密、對對方有可嗅覺和輻射熱感覺為接近相；可與對方接觸握手為遠方相。當然對于不同民族、、性別、職業和文化程度等因素，人際距離也會有所不同。
2、私密性與盡端趨向
如果說領域性主要在于空間范圍，則私密性更涉及在相應空間范圍內包括視線、聲音等方面的隔絕要求。私密性在居住類室內空間中要求更為突出。
日常生活中人們還會非常明顯地觀察到，集體宿舍里先進入宿舍的人，如果允許自己挑選床位，他們總愿意挑選在房間盡端的床鋪，可能是由于生活、就寢時相對地較少受干擾。同樣情況也見之于就餐人對餐廳中餐桌座位的挑選，相對地人們最不愿意選擇近門處及人流頻繁通過處的座位，餐廳中靠墻卡座的設置，由于在室內空間中形成更多的“盡端”，也就更符合散客就餐時“盡端趨向”的心理要求。
3、依托的安全感
生活活動在室內空間的人們，從心理感受來說，并不是越開闊、越寬廣越好，人們通常在大型室內空間中更愿意有所“依托”物體。
在火車站和地鐵車站的候車廳或站臺上，人們并不較多地停留在最容易上車的地方，而是愿意待在柱子邊，人群相對散落地匯集在廳內、站臺上的柱子附近，適當地與人流通道保持距離。在柱邊人們感到有了“依托”，更具安全感。
4、從眾與趨光心理
從一些公共場所內發生的非常事故中觀察到，緊急情況時人們往往會盲目跟從人群中領頭幾個急速跑動的人的去向，不管其去向是否是安全疏散口。當火警或煙霧開始彌漫時，人們無心注視標志及文字的內容，甚至對此缺乏信賴，往往是更為直覺地跟著領頭的幾個人跑動，以致成為整個人群的流向。上述情況即屬從眾心理。同時，人們在室內空間中流動時，具有從暗處往較明亮處流動的趨向，緊急情況時語言訴引導會優于文字的引導。
上述心理和行為現象提示設計者在創造公共場所室內環境時，首先應注意空間與照明等的導向，標志與文字的引導固然也很重要，但從緊急情況時的心理與行為來看，對空間、照明、音響等需予以高度重視。
5、空間形狀的心理感受
由各個界面圍合而成的室內空間，其形狀特征常會使活動于其中的人們產生不同的心理感受。著名建筑師貝聿銘先生曾對他的作品——具有三角形斜向空間的華盛頓藝術館新館——有很好的論述，他認為三角形、多滅點的斜向空間常給人以動態和富有變化的心理感受。新晨
三、環境心理學在室內設計中的應用
運用環境心理學的原理，在室內設計中的應用面極廣，暫且列舉下述幾點：
1、室內環境設計應符合人們的行為模式和心理特征
例如現代大型商場的室內設計，顧客的購物行為已從單一的購物，發展為購物——游覽——休閑——信息——服務等行為。購物要求盡可能接近商品，親手挑選比較，由此自選及開架布局的商場結合茶座、游樂、托兒等應運而生。
2、認知環境和心理行為模式對組織室內空間的提示
從環境中接受初始的刺激的是感覺器官，評價環境或作出相應行為反應的判斷是大腦，因此，“可以說對環境的認知是由感覺器官和大腦一起進行工作的”。認知環境結合上述心理行為模式的種種表現，設計者能夠比通常單純從使用功能、人體尺度等起始的設計依據，有了組織空間、確定其尺度范圍和形狀、選擇其光照和色調等更為深刻的提示。
第9篇：人類學和心理學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 文化適應 理論 測量 研究方法
在多元文化的世界和多元文化的國家中，各文化群體在相互交往和融合的過程中，大都面臨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的問題，主流文化背景下的少數民族或弱勢群體，其文化適應和認同問題尤為凸顯。學者們對文化適應問題給予了廣泛的關注，從不同的學科立場和視角出發研究文化適應問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論。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一般集中于群體水平的文化適應研究，關注社會結構、經濟基礎、政治組織以及文化習俗的改變。心理學家則更加注重個體層次，強調文化適應對各種心理過程的影響，以認同、價值觀、態度和行為改變的研究為主。兩種取向的文化適應研究涉及相同的研究主題，各自關注的角度不同，研究方法和分析水平各異，使得理論構建、概念結構和測量變得異常復雜。近十多年來，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國家之間和各個民族之間的文化交往、融合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文化沖突和文化適應問題表現得尤為突出，文化適應的概念和結構、文化適應理論、文化適應的測量以及文化適應與認同的關系等問題日益成為研究的焦點。
一、文化適應的概念及與相關概念的區別
文化適應問題雖然受到普遍的關注，術語也得到廣泛的使用，但一直以來，研究者對于文化適應的意義和概念缺乏準確、統一的界定。“acculturation”(文化適應)最早出現在英文文獻中是在1880年，美國民族事務局的鮑威爾(Powell)將"acculturation”界定為來自外文化者模仿新文化中的行為所導致的心理變化。現在，普遍認可的經典定義是來自人類學家雷德菲爾德(Redfield)、林頓(Linton)和赫斯科維茨(Herskovits)在1936年給出的界定：“由個體所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兩個群體之間，發生持續的、直接的文化接觸，導致一方或雙方原有文化模式發生變化的現象。”這個定義體現了當時北美人類學文化相對論的先進理念，批判了盛行于歐美主流社會的種族中心主義傾向，克服了這種傾向所導致的文化適應研究中的同化主義局限，很快成為學術界公認的文化適應概念，促進了文化適應研究的發展。之后的1954年，西格爾(Siegel)和沃格特(Voget)等人類學家給出了一個相對寬泛且簡潔的定義，認為文化適應“是由兩個或多個自立的文化系統相連結而發生的文化變遷”。人類學的文化適應概念比較寬泛，操作性不強，要求對文化進行廣泛和整體的研究，關注文化適應對文化變遷的影響，主要進行群體層面的分析，這就有失于對文化適應過程中個體心理變化的研究。這正是心理學家需要完成的工作。其實，文化適應的心理學研究的歷史并不短暫，美國心理學家霍爾(Hall)早在1904年就對文化適應進行過論述，認為對第二文化的學習(second―culture learning)類似于對第一文化的學習(first―culture learning)。但直到20世紀40年代在文化視野中的心理學得到不斷發展之后，文化適應心理學的研究成果才得以出現。在此基礎上，格雷夫斯(Graves)于1967年首次提出了心理學上的文化適應概念，認為這一概念主要涉及個體在文化適應過程中的行為、態度以及心理健康狀況的變化等。此后，文化適應的實證和理論研究日益增多，不僅突破了從群體層次研究文化適應的模式，也將文化適應研究擴展到跨文化心理學領域。
近年來，加拿大跨文化心理學家貝瑞(Berry)借鑒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根據自己對移民和土著民族的調查研究，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文化適應概念。貝瑞認為：完整的文化適應概念應該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在文化層面或群體層面上的文化適應，也就是文化接觸之后在社會結構、經濟基礎和政治組織等方面發生的變遷；另一個層面是指心理或個體層面上的文化適應，也就是文化接觸之后個體在行為方式、價值觀念、態度以及認同等方面發生的變化。對此，沃德(Ward)認為應該區分兩種類型的“適應”(adapt~ion)，即心理適應(psycholological adaptation)和社會文化適應(soeioeultural adaptation)，心理適應涉及的主要是心理或情感上的幸福感和滿意度，社會文化適應則是指獲得能夠成功應付或融入特定社會文化或環境的與文化相契合的技能。總體上而言，社會心理學家一般傾向于將文化適應分為個體水平的文化適應和群體水平的文化適應，個體水平的文化適應概念應該異于群體水平的文化適應概念。
文化適應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類似概念須要澄清和界定，不能混為一談。在文化適應概念提出之后的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研究者對“文化適應”的理解帶有同化主義色彩，把文化適應等同于同化(assimilation)，人類學家趨向于使用“文化適應”，關注所謂“原初(prlmitive)社會”在與文明群體發生文化接觸之后導致的變遷；社會學家則更多地使用“同化”來解釋移民在與主體社會接觸之后，逐漸對主流社會生活方式的順從。有研究者認為“同化”和“文化適應”不是同義的概念，而是彼此作為對方的一個階段或形式。例如，戈登(Gordon)把文化適應等同于文化或行為同化的一個階段，貝瑞則把同化看作個體在文化適應過程中所使用的四種策略中的一種。特斯克(Teske)和納爾遜(Nelson)把同化和文化適應看作在許多維度方面存在差異的兩種各自不同的過程，認為文化適應是雙向和相互的影響(相互接觸的兩個群體是彼此影響的)，而同化則是單向的影響(主流群體單方面對另一群體施加影響)。此外，與“acculturation”相似，“enculturation”也具有文化適應的意思，但兩者代表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心理過程。“enculturation”是指發生在同一文化內部的，個體對母體文化的價值觀和習俗等的學習和適應過程，是一種自文化適應或內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則是指個體從當初所熟悉的母體文化進入異質文化后產生的行為變化和適應過程，因而是一種他文化適應或外文化適應。一般來說，從發生的時間序列上來看，“enculturation”一般發生在個體生命的早期，是個體在早期社會化過程中的一種文化適應，而“acculturation”則晚于“encuhuration”而發生，往往是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的一種文化適應。雙文化(bicuhuralism)要求個體同化于兩種文化中，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個體在幼年時期對兩種異質文化(non―culture)的
文化適應(enculturation)；二是個體在對第一文化的文化適應性同化(encuhurative assimilation)之后對第二文化的文化適應性同化(accuhurative assimilation)。顯然，這兩類“雙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文化適應過程。
二、文化適應的理論模型
文化適應及相關議題一直是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共同關注的中心，他們從各自的學科立場出發，形成了相應的文化適應理論。近年來，文化適應理論的最新進展則主要是來自于跨文化心理學家的貢獻。
在探討文化適應理論時，貝瑞所提出的理論模型是目前引用最多、使用最為廣泛的理論模型，且得到了更多的實證研究的支持。不過，在20世紀前期和中期，文化適應理論是單維度、單方向的。這一理論認為文化適應個體總是位于從完全持有原文化到完全持有主流文化這樣一個連續體的某一點上，并且個體最終將接受所有主流文化的價值觀念、態度和行為模式，也就是說對于一個來到新文化環境的個體來說，其文化適應的最后結果必然是完全喪失原文化而為主流文化所同化。單維度的文化適應理論是與當時美國社會對移民的“熔爐”政策相適應的。
隨著民權運動的興起和文化適應理論本身的發展，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心理學家對單維度的文化適應理論提出了挑戰。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貝瑞提出的雙維文化適應模型(見圖1)。貝瑞根據文化適應個體對自己原來群體和現時與之相處的新群體的態度來對文化適應策略進行區分，提出了保持傳統文化和身份的傾向性，以及維持與其他文化群體關系的傾向性這兩個維度，認為這兩個維度是相互獨立的，即對某種文化的高認同并不意味著對其他文化的認同就低。根據文化適應個體在這兩個維度上的不同表現，貝瑞提出了4種不同的文化適應策略：整合(integration)、同化、分離(separation)和邊緣化(margina ization)。當文化適應個體既重視保持原文化，也強調與其他群體進行日常交往時，其使用的就是“整合”的文化適應策略；當個體不愿意保持他們的原有文化認同而追求與其他文化群體的日常互動時，其使用的就是“同化”的文化適應策略；當個體在重視自己原有文化并希望避免與其他群體進行交流，這時就出現了“分離”；當個體對保持原來文化和與其他群體進行交流都沒有太大興趣時，其文化適應策略就是“邊緣化”。此后，針對主流群體施加的文化適應模式影響到民族文化群體成員的文化適應策略的選擇，以及文化適應個體在很多情況下不能自由選擇其文化適應策略的情況，貝瑞在雙維模型的基礎上增加了第三個維度，即主流文化群體在相互文化適應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當主流文化群體通過種種手段來促進移民的同化時，采取的就是“熔爐(melting pot)”策略；當主流文化群體追求并加強與非主流群體的“分離”時，其采用的就是“種族隔離(segregation)”的策略；當“邊緣化”這種策略是由主流文化群體強加于文化適應中的群體時，就是一種“排斥(exclusion)”的策略；當主流文化群體承認其他文化的對等重要性，追求國家的文化多樣性時，就出現了與“整合”相對應的“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策略。
布爾里(Bourhis)等人同樣也認識到二維模型的缺陷在于沒有重視主流文化群體對民族文化群體文化適應取向的態度。基于這樣的認識，布爾里提出了交互性文化適應模型(The InteractiveAccuhuration Model，簡稱IAM)，這個模型試圖整合主流群體針對特定移民群體所采取的文化適應取向、移民的文化適應取向以及主流群體和移民群體文化適應取向結合之后導致的人際和群際關系。該模型認為主流群體對移民的文化適應取向取決于主流群體對以下兩個問題的態度：(1)是否接受移民保持自己的文化傳統?(2)是否接受移民采用主流群體的文化?根據主流群體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主流群體對移民群體成員表現出以下5種文化適應取向：整合、同化、隔離、排斥、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當主流群體成員接受移民保持原有傳統文化，也贊成移民接受主流文化特征時，其采取的就是“整合”取向；若主流群體成員拒絕移民或移民的文化特征，期望移民為接受主流社會文化而放棄自己的文化認同，就是一種“同化”取向；如果主流群體成員贊成只要移民保持和主流群體成員的距離就可以保留他們的傳統文化，不希望移民采用或改變主流文化，那么就是一種“隔離”的取向；當主流群體成員否認移民具有采用主流文化的權利，也不認可移民選擇保持原文化，這就是一種“排斥”的取向。與此相對應，移民群體也具有5種文化適應取向，分別為：整合、同化、分離、邊緣化、個人主義。
布爾里認為有些移民可能不是因為他們感到被主流群體和本群體所排斥而把自己從原文化和主流文化中分離出來，而僅僅是他們趨向于把自己看作個體而非歸屬于移民群體或主流群體的成員。據此，布爾里提出了“個人主義”這種文化適應取向。就主流群體而言，如果其把本群體成員和他人定義為個體而不是歸屬于某個群體的成員，如移民群體成員或主流群體成員，認為最重要的是個體的個性和成就，而不是某個群體的身份，或保持原文化和接受主流文化，那么采取的就是一種個人主義的取向。類似于主流群體成員，認可個人主義的移民群體成員關注的是自身的個體特征而非社會群體身份，他們不會依賴移民團體或者主流社會的支持來實現自己的個人目標和抱負。IAM最為主要的貢獻在于其反映了主流族群與非主流族群各自所采取的文化適應策略對族際關系的影響，當主流族群傾向采取一種基于對非主流族群文化認可而允許其融入主流族群的策略，或強調移民的個體性而不重視其族群屬性的策略，而同時又與移民的文化適應取向一致時，就可能產生和諧的族群關系。反之，如果主流族群采取的策略與移民的取向不一致，而同時主流族群又不認可非主流族群文化或不允許其融入，就可能導致族群間的關系出現問題或發生沖突。
西班牙心理學家納瓦斯(Navas)根據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分析前人有關理論和充分考慮影響文化適應過程更多變量的基礎上，構建了相對文化適應的擴展模型(Relative Acculturation ExtendedModel，簡稱RAEM)(見圖2)。②納瓦斯對文化適應研究進行了總體評價，認為大多數的文化適應研究都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問題：首先，涉及的文化適應選擇較為籠統，并且通常是在一種理想水平上；其次，雖然某些研究者已經認識到，不同生活領域的文化適應過程是不同的，但很少有研究者能夠從不同生活領域出發展開研究；再次，沒有研究者能夠在每個領域從“偏好”和“采納”這兩個水平上同時考慮文化適應；最后，盡管大多數的移民群體成員和主流社會群體成員偏向于采取“整合”的文化適應策略，但文獻也闡釋了許多影響移民(或本地人)文化適應態度的條件以及存在于接觸群體之間的影響文化適應過程的因素。
據此，納瓦斯認為該理論的重要意義在于兩個基本觀點：其一，區分了文化適應策略和文化適
應態度之間的差別，即表現為現實和理想兩個水平。現實水平(real plane)是指移民在主流社會中所采取的實際文化適應策略或本地人意識到的移民所采取的文化適應策略；理想水平(idealplane)是指移民希望采取那些他們自己選擇的文化適應策略或本地人希望移民采取的文化適應策略。斯切納波爾(Schnapper)認為，文化有核心(hard core)文化和邊緣(pefiphe~)文化之分。直接影響個體行為的價值觀念以及在社會、家庭情形中婚姻規范、榮譽觀念和兩性關系的文化屬于核心文化；而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如工作或消費則屬于邊緣文化，因其涉及工作和家庭或公共和私人生活之間的差別，故間接地同性別觀念或家庭角色相關。受此啟發，納瓦斯認為該理論的另外一個貢獻在于認為文化適應過程是復雜和相對的，即：當與其他文化在不同領域內發生接觸時，并不是在所有領域采取或偏好同樣的策略，因而模型沒有提出單個或普遍性的文化適應策略或態度，也就是說，在不同的社會文化空間范圍內，個體將會選擇不同的文化適應策略和態度。基于此，相對文化適應擴展模型從接近自然或物質的表層文化(如政治、工作、經濟)到遠離物質世界的諸如符號、意識形態和宗教等深層文化(如、思維方式)區分了政治和政府體系、勞動或工作、經濟、家庭、社會、和風俗、思維方式和價值觀等7個文化領域。個體可能在一些領域選擇保持自己的原有文化，而在另外一些領域選擇融入主流社會。一般來說，在文化適應過程中，文化適應個體在物質和技術文化領域內(如工作和經濟)表現得較為現實，而在文化傳統的象征或意識形態領域(如和風俗、思維方式、價值觀)則趨向于保守。
三、文化適應的測量與研究方法
人類學家習慣于采用田野調查方法進行文化適應的研究。在文化適應的心理學研究中，測量方法依然是最基本、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但是，首先要明確需要測量什么以及如何達成這一目標，這涉及到文化適應研究的策略問題。具體來說，在文化適應的研究中，需要考慮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首先，研究者認為應該將文化適應現象區分為群體和個體兩個層次。格雷夫斯認為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該領域的研究強調個體行為與文化背景的相互作用，所以在這兩個層次上需要單獨的概念和測量；二是生活在同一文化背景中的個體在心理文化適應上存在差異，不是每一個體都參與到文化適應的過程中，其在這個過程中發生的變化是不同的。不過文化適應要以心理適應為前提，而心理適應又受文化適應的制約，因此，文化適應研究需要尋找群體層面和個體層面上的聯系。其次，任何關于文化適應的測量都要對群體文化和個體心理如何發生變化做出假設，一種假設認為群體和個體在文化適應的過程中存在一維兩極的適應，表現為隨著對主流文化的適應，對自己原有文化的認同會逐漸減弱。采用一維兩極模型去測量文化適應，排除了個體在保持他們原有文化的同時，還可以學習另一種文化的可能性。特別是當研究者考察在主流文化中出生的少數民族成員時，這種模型就更存在問題，因為在主流文化中出生的少數民族個體真正體驗到的文化適應是難以說清楚的。比如，在美國出生的第3代或第4代華裔兒童，他們一生下來就處于一個多元文化的背景中，這個背景既包含了中國傳統文化，也包含了美國白人文化，還包括美國境內的其他文化，那么，他們的原有文化究竟是什么呢?針對這樣的問題，一些研究者認為，對傳統文化和主流文化的認同是相互獨立的，即存在二維或多維的模型。從已有的研究來看，更多的研究證據支持文化適應的多維模型，不支持一維兩極模型。最后，文化適應量表必須調查文化以及不同社會中文化的不同方面，特別是應該調查那些能夠清楚地顯現群體之間文化邊界(culture boundary)的文化。比如研究美國人在墨西哥的文化適應時，語言使用(英語一西班牙語)能夠體現出文化邊界，但“語言”卻不能作為研究美國人在澳大利亞文化適應的有效內容，也就是說，針對華人在美國的文化適應所設計的量表未必適合于韓國人和日本人。因此，必須把研究對象放在具體的社會情景中，與其所屬的社會、歷史和文化聯系起來，才能把握和選擇適合的研究方法，編制有效的測量工具。
學者們在文化適應的概念界定、理論維度等方面上的分歧造成了文化適應測量工具的多樣化。根據一維兩極假設對文化適應進行測量的量表很多，比如墨西哥裔美國人文化適應等級量表(Acculturation Rating Scale for Mexican Americans)，這是在墨西哥裔美國人中使用最廣泛的測評工具，包括20個項目，在語言使用和偏好、種族認同、社會關系以及日常活動等方面評估墨西哥裔美國人適應美國白人文化的程度。許多文化適應的測量工具要么是對它的模仿，要么廣泛地采用其中的項目。比如，亞裔文化適應自我認同量表(Suinn―Lew Asian Self―Identity AcculturationScale)，研究者用它測量了3個不同的亞裔群體，結果表明大部分學生的文化適應可能：(1)意識到專業心理學幫助的必要性；(2)容忍那些與尋找心理幫助相聯的恥辱；(3)能與心理醫生敞開心扉地討論自身的問題。此外，在應用方面，研究者也證實了該量表的有效性。
認同是個體在文化適應過程中習得的，族群認同受文化適應壓力的影響。在文獻中可以發現，認同測量中的許多變量都能在文化適應量表和測量中找到。在分析變量時，需要考察人們對一系列項目的反應信息，這些項目可以評估少數民族從主流文化中獲得的元素和他們仍在運用的自己原有文化的元素，以及在兩個文化群體中的參與程度。一個聯系測量的例子是由貝瑞提出的8維度量表，該量表測量了一些有特別聯系的信息，如本地所講語言數目、財產和物質占有、工作地位、服飾和宗教等。將這一量表得到的回答壓縮到一個單量表，從中能推測出個體的文化適應狀況。蘭奇(Ranch)和鮑勒(Bowler)提出了一個包括3個項目的文化接觸量表，以評估文化適應對3個美國少數民族群體自尊的影響。盡管蘭奇等人發現這些群體的自尊存在顯著差異，但同時報告了接觸與自尊間的低相關，據此他們提出接觸可能不影響個體的感受。
學者們提出了超越特定民族的、一般化的文化適應量表。對多元文化主義測量體系的社會文化量表的因素結構進行分析，發現存在4個子量表。研究者堅持以下中介變量影響文化適應過程：(1)移民后裔的社會地位；(2)教育和收入狀況；(3)年齡；(4)移民美國的時間；(5)居住區域的民族人口密度；(6)出生國；(7)工作技能、宗教、家族結構和移民目的。在此后的研究中，項目由34個擴展到43個，并作為少數民族與主流社會關系調查的參考，因利用此量表得到的結果令人滿意，該量表被認為是一個有效的、一般化的評估亞裔和拉美裔美國人的文化適應態度量表。
貝瑞認為并非每個文化適應群體的成員都以相同的方式或相同的程度進入文化適應過程，也不是來自少數族群的每一個體都對主流文化做出回應。在適應、調節和內化主流文化的社會習俗
時，個體經過抵抗、擔憂、焦慮、忠于自己的文化等一系列心理過程。他們會感知到對自己文化與主流文化的接受水平和調節過程，在社會生活中會保持傳統習俗和自我文化行為。因此，個體在文化適應中的調節和順應，包含了大量的文化適應方式變量。改變自己的文化態度和適應另一文化的過程不是一個單純從原來的群體到新的群體的單向過程，對主流文化的適應并不排除保持原來文化的可能性。基于這一立場，貝瑞認為文化適應可以被看作多維線性現象而不是一維的。因此可以假設：(1)個體可能更愿意保留他們原來的文化；(2)同樣的個體可能更愿意有選擇地參與到其他文化中。據此，貝瑞提出了一種更好的方法來理解個體對文化適應的態度和個體在這一過程中的位置，區分了文化適應的4種方式：整合、同化、分離和排斥。貝瑞使用李克特量表形式提出了一系列項目，最終形成了由4個分量表組成、共計38個項目的適應方式量表，用以測量文化適應的四種方式。
盡管文化適應的測量方法和概念都發生了變化，但問題依然存在。例如，現在的文化適應研究所使用的大部分量表還是基于單維度的理論框架；忽略文化適應個體的歷史、政治和社會文化環境，測量僅限于表面行為的改變，對深層次文化意義的生成關注不夠；量表不統一造成研究結果之間無法比較，等等。這些問題引起了諸多學者的注意，埃斯科瓦爾(Escobar)和維加(Vega)對文化適應概念的含義和測量方法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認為現在的文化適應已變得無所不包，涉及與社會和來自不同民族文化團體的個人變化有關的所有事情，同化和文化適應術語預言了一種直接的、直線的、不可逆的、連續的變化。貝瑞也承認，由于文化適應概念自身被令人不解的事物所包圍，很多疑問也圍繞著文化適應測量。為了消除迷惑，貝瑞建議任何來自多變量觀點的綜合性研究才更能接近主題。從多變量觀點出發，研究者不僅要收集關于文化適應群體一般適應模式的信息，同時也要關注個體從文化抵觸到文化接觸再到文化適應過程的體驗。
四、結語：問題及展望
近年來，文化適應問題越來越受到不同學科研究者的廣泛關注，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豐富與加深了人們對文化適應的認識。但是應當看到，目前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并不充分，還存在著很多問題有待于探討和解決。
第一，由于研究問題的復雜和研究者的不同學科取向，對文化適應的概念和定義缺乏嚴格、一致的標準，這導致了如下兩方面的問題：首先，對于文化適應的定義仍然比較模糊，不同的研究者在各自的研究中使用不同的文化適應定義，而且對群體水平和個體水平的文化適應有時也沒有進行嚴格區分，依然有研究者使用群體水平的文化適應概念來研究個體水平的文化適應問題。③其次，不同概念之間存在混用和誤用的現象，如：“acculturation”和“enculturation”的混用，文化適應被誤用為同化，等等。在我國，人類學將“acculturation”譯為“涵化”，“enculturation”譯為“濡化”，心理學家則都將它們譯為“文化適應”，也有心理學家將“acculturation”譯為“文化融合”。這造成了文化適應概念的使用混亂，由此導致研究結果之間無法比較。因此，厘清概念的外延和內涵，形成共識尤為重要。
第二，綜觀文化適應的已有研究，人類學家習慣于采用田野調查的方法，大多數跨文化心理學家采用的則是測量方法，不同學科之間形成的文化適應理論也各自關注文化適應的某一方面，缺乏學科之間的互動。因此，在今后的文化適應研究中，應該加強各個學科之間的溝通和交流，盡量同時采用不同學科的概念、理論及方法，評估多種學科取向、方法、理論的合理之處，弄清他們有效發揮作用的邊界與條件，并在探討過程中加以統整或綜合。
第三，在文化適應的心理學研究中，應該改變單一的測量研究方法，將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兩大研究范式結合起來，相互補充。多種研究方法的綜合使用有助于從多層次、多維度揭示文化適應的內容和特點。另外，還應該關注文化適應的縱向研究，契爾柯夫(Chirkov)認為，大多數的研究設計與把文化適應界定為發展過程的主流界定是不相協調的。按照他的觀點，文化適應研究應該采用縱向的研究設計，這樣的研究設計不利于深入考察文化適應策略和影響因素隨著個人和情境之間關系變化的動態過程。還應予以注意的是，采用問卷法進行相關研究和準實驗研究的傳統研究方法限制了對文化與心理相互影響的探討。近年來，一些學者從動態建構主義立場來理解文化與心理的關系，采用認知啟動實驗來研究文化適應問題，打破了長期以來把文化作為選擇性自變量而不能操作的研究傳統，為文化適應的實驗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范式。這啟發我們，實驗法也可用在文化適應的研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