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和金融學的區別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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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和金融學的區別范文
論文關鍵詞：金融學科建設 金融資源意識 金融功能 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
論文摘要：金融學科建設的研究與實踐說明，我國金融專業的教學改革需要建立金融資源意識，其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可以基于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視角進行必要轉換。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引起了學界對金融可持續發展問題的不斷關注。金融發展理論的演進和發展，對比說明了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所具有的質性發展觀。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基礎是金融資源觀，其研究基軸是金融功能的不斷擴展與提升。
一、金融專業的教學改革研究及其存在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末，曾康霖（1998）就針對金融專業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進行過較全面的論述。世紀之交，教育部設立了“面向21世紀金融學專業系列課程主要教學內容改革研究與實踐”這一研究項目，項目（張亦春、蔣峰，2000，2001）比較了我國和西方在金融學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在培養目標、專業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等方面給出了概括性的設想[1]。以中央財經大學、廈門大學、復旦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為成員學校的“21 世紀中國金融學專業教育教學改革與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給出了我國金融專業發展的學科定位，制定了從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金融專業人才的培養模式（王廣謙、張亦春、姜波克、陳雨露，2005），項目更強調了素質教育和教學質量的提升[2]。
在西方，投資組合理論（Markowitz，1952），分離理論（Tobin，1958），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Sharpe， 1964; Lintner，1965; Mossin，1966），金融工程科學（John Fonnerty， 1988; Hayne Leland，1989），行為金融理論（Debondt and Thaler，1985；Statman，1995；Bernstein，1996；Shiller，2000）的不斷提出和擴展，使得我國學者開始更多的關注金融專業教學內容的擴充、轉變，更多的考慮教學與實際的銜接，學科發展和國際的接軌。王廣謙（2001）[3]、張新（2003）[4]、封思賢（2005）[5]和張文穎（2006）等在各自的文獻中都特別強調了這一問題及其發展趨勢。另外，李芒環（2007）、佘德容等（2008）和梁玉等（2006）結合各自所處學校的特點，對金融專業的目標定位和課程設置等進行了整體性設計，提供了個案經驗。張亦春、蔣峰（2001）[6]，何嵬（2009）專門針對金融專業和金融類課程的教學方法、教學手段進行了研究，給出了改進的思路、方法、經驗，為金融教學改革的這一重要問題提供了一些借鑒手段。
我國現有針對金融專業的教學改革研究多是尋找差距，模仿和學習西方金融學的研究范式、學科體系和教學方法。然而對于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來說，這并不完全符合金融發展規律，而且容易受制于人，甚至嚴重的會造成金融資源流失，金融主權喪失，危及我國的金融安全。黃達（2000）[7]、白欽先（2007）關于金融學科建設、中國經濟學金融學理論與教育工作者的歷史任務等進行了思考與論述，他們的論述從思想方面提出了獨到觀點，這為我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研究視角。
二、國際金融危機的啟示與金融發展理論的視角
1. 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思考
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至今已兩年多時間，其造成的影響嚴重、持久和深遠。這場危機不僅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較大影響，更是給我國的金融從業者提出了挑戰和質問：即金融的本質是什么？怎樣認識金融的結構、金融的功能和金融的發展？目前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多局限于技術的層面，且爭論頗多，莫衷一是。
要正確、準確地認識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需要掌握和理解包括公司金融、金融工程等知識在內的微觀金融體系；而要抓住危機爆發的根源和本質，以及日后最大限度的防止金融危機的發生，又要求我們不能拘泥于微觀金融的觀察視角，要有金融資源的意識，大金融的意識和具備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思路。
2. 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研究視角
自20世紀70年代始，以Black-Scholes公式為代表的數理金融理論的創立，西方的金融專業逐步形成了以金融工程為代表的微觀金融的理論體系。金融學科逐漸數學化、模型化和微觀化，而且往往將金融專業設在管理類學科之下，這與我國傳統的以貨幣、銀行為代表的金融專業形成了較大反差。
與此同時經濟金融學家（以我國學者白欽先（1998、2001）等為代表）提出了金融資源、金融安全與主權等基本概念，形成了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框架。契合金融危機的爆發，我們可藉以對金融本質進行更深化的認識。在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視角下，我們能更清楚的知道，對各類金融資源的運用應以金融功能的擴展和提升為基軸，以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實現為歸宿，避免簡單的金融量性發展觀。如果我們從金融發展理論的演進歷程及其研究視角來審視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的金融（市場）發展，我們可能會發現我們對危機的理解及對金融學科教學改革的推進會更加具有指導和針對性。
三、從金融發展理論到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框架形成
1. 金融發展理論的形成
金融發展問題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Goldsmith（1969），其最早給出了金融
發展的定義，即金融發展是指一國金融結構的變化，并采用金融相關比率（FIR）對金融發展進行了量性描述。作為對Goldsmith金融發展觀念的深化，Shaw（1973）和Mckinnon（1973）分別提出了“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由于兩個理論從不同角度論述了同一問題，故一般可簡稱為“金融深化論”。Mckinnon和Shaw所提出的“金融深化論”的理論背景是：他們發現發展中國家存在明顯的金融抑制現象，即政府過分干預金融市場，實行管制的金融政策，同時存在著較高的隱形或顯性的通貨膨脹，使得國內金融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發生扭曲，致使利率、匯率不足以反映資本的稀缺程度。金融抑制在發展中國家的表現形式主要有：嚴格的利率管制、高額存款準備金、信貸配給、高估本幣匯率等。發展中國家要使其金融和經濟不斷發展，就應該放棄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實行金融深化改革。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六個方面：提高或放開利率、放寬對金融機構的管制、建立與發展國內統一的資本市場、抑制通貨膨脹、財政和外貿配套改革。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的提出，標志著金融發展理論的正式形成。但其在體系上比較粗糙，分析模型過于簡單，包括因素較少，不具有動態特征，很多觀點還停留在經驗水平上，理論分析尚顯不足。更重要的是，根據Mckinnon和Shaw的理論框架，其認為金融部門并不創造財富，金融的發展也只能影響資本的形成，并不影響全要素生產力，這些也都較大地削弱了金融發展理論的解釋力度。
2. 20世紀90年代的金融發展理論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金融自由化的進程，一些經濟學家汲取了內生增長理論的重要成果，在其金融發展理論模型中引入不確定性、信息不對稱、不完全競爭、外部性等因素，對金融發展理論進行了修正和發展。
（1）“金融供給論”和“金融需求論”。Patrick（1966）研究了金融深化對國民財富的構成及使用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貨幣供給帶動下的金融發展戰略。他強調，貧窮國家應當采取金融優先發展的貨幣供給帶動政策，在需求產生以前率先發展金融。這種戰略要求政府在短期無明顯效益的情況下，堅持對金融進行投資和重點發展（陳岱孫、厲以寧，1991）。1996年，帕特里克提出了金融發展中“供給導向法”和“需求導向法”之間的區別。“需求導向”的金融發展是實際經濟部門發展的結果，這意味著市場的拓展和產品的增長必須更有效地分散風險以及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發展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起了一個更好地推動作用。此外，“供給導向”的金融發展先于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因而對經濟增長有著自主的積極影響，對動員那些阻滯在傳統部門的資源，使之轉移到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現代部門，并確保投資于最有活力的項目方面可以起到基礎性的作用。后者對早期的經濟發展有著支配作用，一旦經濟發展成熟，前者便發生作用。
（2）金融約束論。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理論界在反思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認識到：對發展中經濟或轉軌型經濟而言，金融抑制將導致經濟發展的停滯和落后。而推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由于受到客觀條件的制約，不僅很難收到預期效果，甚至會導致金融動蕩，因此有必要尋找另外一條道路，這便是由Herman， Murdock and Stiglitz等人提出的金融約束理論。
金融約束論運用信息經濟學理論，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金融深化的假定前提為瓦爾拉斯均衡的市場條件，這在現實中難以成立。同時，即使現實中存在這些條件，由于普遍存在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以及行為等因素，這些因素會引起金融市場的失靈。金融約束論認為，金融市場失靈本質上是信息失靈，它導致了金融市場交易制度難以有效運行，必須由政府供給有正式約束力的權威制度來保證市場制度的充分發揮。政府可通過金融約束政策為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并通過“租金效應”和“激勵作用”有效解決信息不完全問題。也就是說，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觀經濟穩定、可預測的低通貨膨脹率，正的實際利率），通過對存貸款利率加以控制、對市場準入及競爭加以限制以及對資產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為金融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并提高金融體系運行的效率。這一理論為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過程中政府如何實施干預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政策框架。
金融約束是發展中國家從金融抑制狀態走向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政策。它針對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存在的信息不暢、金融監管不力的缺陷，充分發揮政府在市場失靈情況下的作用。因而它并不是與金融深化完全對立的政策，而是對金融深化理論的豐富與發展。 轉貼于
（3）內生金融發展理論。內生金融理論把金融因素作為內生增長理論模型的重要變量，研究金融在經濟增長中的效用與作用機制。內生金融理論認為，資金融通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信息不對稱等因素產生金融交易成本。隨著經濟發展，這種交易成本對經濟運行的影響越來越大。為了降低交易成本，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內生地要求金融
體系形成和發展。內生金融發展理論從效用函數入手，建立各種具有微觀基礎的模型、引入了諸如不確定性（流動性沖擊、偏好沖擊）、不對稱信息（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和監督成本之類的與完全競爭相悖的因素，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形成作了規范性解釋。
內生金融發展理論既放棄了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傳統，又堅持了從金融與經濟關系角度來研究金融發展問題的立場，金融學家們試圖建立一個一般金融發展理論。它帶來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轉變，使有關金融發展的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令金融發展理論在沉寂了20多年以后重返主流學術界。但是，他們有意無意地堅持了金融發展研究的機構觀，即從現有的機構出發來研究金融功能，導出其產生、發展和作用于經濟的機制，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8][9]
3. 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呈現經濟全球化、經濟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態勢，金融與經濟越來越密不可分，金融越來越成為現代社會經濟的核心性和主導性要素。這一切要求人們重新認識金融的本質以及金融與經濟的關系。有學者認識到金融發展的現實效應與主流理論不符，提出了以金融資源論為基礎的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是面向21世紀新的金融發展觀，是可持續發展思想和金融理論的融合與升華，是對傳統金融發展理論的揚棄與創新。
國內學者對金融發展作了比較全面、深刻論述的代表人物是白欽先教授。在其《論金融可持續發展》（1998）中，白欽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資源、金融安全與主權等基本概念，并提出了金融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理論框架。發展金融理論認為，金融可持續發展是在遵循金融發展的內在客觀規律和未來發展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金融體制，發展和完善金融體制，提高和改善金融效率，合理有效地動員和配置金融資源，從而達到經濟金融在長期內的有效運行和健康發展。在其他文獻（白欽先等，2001）中，白欽先教授及其合作者以金融資源論為基礎，從經濟與金融的關系切入，從金融發展的一般性出發，對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作了更系統的闡述：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既不是孤立研究金融的發展和金融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是孤立研究經濟的發展和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而是在金融與經濟的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即在兩者彼此互動的意義上來研究金融與經濟的發展。
在這一領域，白欽先教授一直關注并持續不斷地研究金融結構和金融功能的演進和金融總體效應（功能）兩個方面同時展開，針對西方學者只包含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兩大要素的特指金融結構理論，提出“金融相關要素的組成、相互關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結構理論；針對戈德史密斯“金融結構變遷即是金融發展”的量性發展觀，提出“金融結構演進（質性與量性發展相統一）即金融發展”及“金融功能演進（擴展與提升）即金融發展”的金融發展理論；并在發展金融學的整體框架內，梳理整合了“發展金融學是以金融功能為研究金融與經濟關系的聯結點，以金融功能的擴展與提升為其研究的基軸，而以金融效率為研究的歸宿”。[10]
四、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內涵
現代金融已成為包括宏觀金融與微觀金融、理論金融與實務金融、金融理論與政策、金融風險與金融危機、金融觀念與金融意識等眾多因素，并直接涉及經濟與社會、財富與資源、實質經濟與虛擬經濟及經濟風險與經濟危機等眾多因素的龐大的復雜巨系統。我們在研究金融，進行金融學科建設的時候需要始終具有這樣的大金融意識，始終將金融問題與金融的功能提升緊密聯系起來。
第一，強化金融資源意識，樹立金融主權與金融安全意識，實現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在經濟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況下，發展中的經濟體尤其需要有這樣一些意識，并形成相應的對策措施。傳統的金融發展理論對這些問題沒有給出直接回答。而金融發展首先也是一國的金融發展，在金融市場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發展中經濟體往往處于被動和被掠奪的地位，發展金融和金融發展，就必須給與它充分的重視和保護。
第二，對于我們國家這樣正處于發展成熟中的金融體系來說，仍應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在逐步推進金融領域市場化改革的同時，我們要形成適合我們自身發展狀況的合理的金融結構，在某些市場化改革不利或行不通的行業與部門，我們仍應充分發揮金融機構的職能。金融傾斜并非是惟一正確的金融改革方向，其關鍵是要看改革能否充分的發揮出金融相應的功能性作用，是否實現了經濟金融協調可持續的發展。金融體制改革應鼓勵創新，鼓勵對外開放，但我們要有自己的時間表，要與健全國家的宏觀調控體系和完善金融的監管體系同步。
第三，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范式需要適當轉變，凸顯人文價值觀的認同。包括金融發展理論在內的現代金融學科體系和大多數經濟類學科一樣，呈現出研究方法數學化、模型化的現象，這本無可厚非。但在金融這樣一個充滿風險因素的領域，在金融虛擬化程度不斷強化的時代，我們應該，而且也不得不轉變我們認識、發
展金融理論及其實踐的思路，重新審視金融的本來目的到底是什么？金融的人文價值觀又是什么？這對維持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對我們防止危機的發生都不無裨益。對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來講，在能夠與國內外同行交流的基礎上，也應發展起具有我們自身特色的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范式，這不是簡單的中國特色，而是金融發展理論的中國化。[11]
當代金融學繼續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是貨幣非中性基礎上的金融非中性，將“可持續發展”的哲學理念引人金融學研究，拓寬了金融學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思路；這一研究范式確立了金融學的最終研究目標，在最高層面上給出了我們進行金融學科建設和發展的金融發展觀；在方法論上，這一研究方法注重了理論實證與經驗實證的有機結合，并突出了金融學的社會科學屬性，實現從貨幣分析到金融分析的真正變革。[1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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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金融和金融學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互聯網金融；課程改革；人才培養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5）32-0189-03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深化金融業改革進行了總體部署，隨著互聯網金融和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中國金融業呈現出一幅百花齊放、群芳爭艷的新局面，民資銀行粉墨登場、利率市場化改革快速推進，存款保險制度破冰出爐，股票期權交易上市，等等，面對互聯網金融快速發展的挑戰，傳統金融企業必須應對這些改革帶來的“顛覆性”沖擊。與此同時，金融業的創新與融合的新形勢也使金融人才培養與管理面臨新的問題與挑戰。高等院校的金融學課程體系設置和人才培養必須緊跟金融市場的變化，加快課程體系改革，著力培養適應互聯網和大數據新時代需求的金融專業人才。
一、互聯網金融新時代我國金融業發展特征
1.金融業務向網絡化、電子化發展。2014年12月，我國第一家民營銀行微眾銀行在深圳前海掛牌試營業。微眾銀行以“普惠金融”為目標、“個存小貸”為特色，致力于服務小微企業和普通民眾。銀行采取有別于傳統銀行的經營模式，無營業網點和柜臺，完全依托互聯網為目標客戶群各類金融業務提供服務，這是一種全新的經營模式。同時，另外一家民營銀行浙江網商銀行也已經通過國家審批等待開業，其負責人近日透露，網商銀行不經營現金業務，不設營業網點，“是一家純網絡銀行”。這種模式不受時間、地域限制，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以更便捷的方式為客戶提供全天候、全方位的金融服務。民營銀行的設立和全新的網絡化經營方式，對傳統金融服務提出了嚴峻挑戰。
2.金融業務全球化、國際化趨勢明顯加速。2014年11月，中國人民銀行了《中國銀行人民幣國際化業務白皮書（2014）》，從中可以看到，我國金融業務的全球化、國際化已經成為不可扭轉的趨勢。數據顯示，2014年境外企業進出口過程中使用人民幣結算比例超過15%的企業占比達26%，比2013年提升了10%，約有87%的境內企業和69%的境外企業打算在跨境交易中使用人民幣結算或進一步提升人民幣在收付結算中的使用比例，分別較2013年的調查結果上升了110%和8%。我國跨境人民幣結算量目前累計已經突破16萬億元，貨物貿易以人民幣結算的金額占同期海關進出口總額的比重提高到16%左右，人民幣成為中國對外經貿投資往來的第二大支付結算貨幣。隨著人民幣國際化快速發展，金融業務即將延伸到全球各個角落。
3.借助互聯網平臺，金融衍生工具迅速發展。以保證金和杠桿交易為特征的金融衍生品，一直伴隨著金融業創新而得到日新月異的發展，在全球金融市場上，每天成交的金融衍生工具合約金額高達數萬億美元。我國金融衍生產品也得到了快速發展，據銀監會統計，截止2014年，我國銀行業的金融衍生產品數量達到兩千余種，各家銀行不斷推出新的衍生產品適應客戶投資需求。互聯網金融的發展，使得金融投資產品組合更加便利化，金融衍生工具已經成為大眾化的投資工具。
4.互聯網金融發展為金融風險監管提出挑戰。互聯網金融是金融與高科技網絡的完美結合，它通過整合在線交易的海量數據，對客戶資信進行快捷化的審查，以電子支付方式完成信用消費、資金支付，讓客戶享受到便捷及時的金融服務。互聯網實現了無地域、無時限的全方位金融服務。但由于網絡技術的限制，網絡安全對互聯網金融提出了嚴峻挑戰，增加了金融業風險，其中包括信息風險、交易風險、監管風險等，迫切需要金融行業及監管部門強化風險管理意識，規避系統風險。近幾年，互聯網理財產品呈現井噴式增長，但其本質是借助電商平臺與基金公司合作，為客戶提供增值服務，仍然受利率和貨幣市場的影響，如果盲目追求高收益率，可能導致血本無歸的投資風險。
二、目前我國高校金融學專業本科生課程體系及人才培養存在的問題
互聯網金融新時代，金融業改革發展一日千里，銀行、證券、保險、信托等金融市場從分業經營趨向混業經營，如平安集團已經構建了全方位的金融投資平臺。金融業發展不僅需要從事金融研究和頂層設計的高級人才，同時還需要大量從事基層管理和實物操作的技術人才，因此，客觀上要求我國高等學校金融學教學課程體系和人才培養進行及時準確定位，人才培養目標和培養模式與課程體系設置相適應。但在現實中，我國高校金融學專業本科人才培養目標和培養模式與課程體系設置卻存在著較大的滯后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課程體系建設滯后，培養目標定位不明確
1.課程體系設計理念不明確，培養目標沒有準確定位。金融學的學科隸屬于經濟學還是管理學，這是我國學術界長期爭論的話題，對金融學科發展定位不準確，就會影響金融學課程體系的設計和人才培養目標的定位。經濟學科和管理學科在課程設置和培養方面各具側重點，需要在教學進度設計時重點考慮，但目前我國高校金融學課程設計的目標尚未明確[1]。
2.教學內容方面，宏觀金融與微觀金融內容比例不合理。我國金融學教學長期以貨幣銀行學和國際金融學為兩大核心課程體系，貨幣銀行學課程體系往往注重宏觀金融學方面的分析，以宏觀經濟學和金融學為主干課程；而以國際金融為主干課程體系的教學，集中反映公司財務、企業融資、企業財務管理等微觀方面的內容，課程設計主要圍繞公司金融、以資產定價為核心的投資學等，更加偏重市場投資、企業資產管理，偏重微觀金融的研究和教學。
（二）人才培養偏重理論教學，輕視應用能力培養
1.理論研究型人才還是實踐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目標定位不準確。我國高校普遍存在專業定位及人才培養目標不明確的問題，理論研究型人才培養與金融業基層應用型人才培養方式和課程設置往往沒有明顯區別，人才培養缺乏特色目標，沒有根據金融市場需求設計培養方案。造成高校培養的學生與市場需求脫節的原因，一方面是金融業產品研發和基層管理人才缺乏，另一方面卻存在高校的大批金融學畢業生難以按期就業。
2.教學方法單一，學生缺少主動參與意識，實踐環節薄弱。金融學是應用性很強的學科，脫離實踐應用價值的教學是舍本逐末，因此，金融學本科教學的基本目標是側重能將理論知識轉化為實踐應用的能力。但是目前高校金融學教學普遍存在理論內容龐雜、教學方式以灌輸式為主、學生被動聽課、缺乏主動參與課堂的積極性、案例教學內容較少、討論式或研究式教學學時偏少等問題，總體上缺失實踐教學的設計與能力培養。
三、互聯網金融新時代對金融人才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的要求
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國際化背景下，互聯網金融的發展使得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進程加快，金融對現代經濟生活的影響已經滲透到全球每個角落。金融業的新變化對金融人才知識和能力培養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要求金融人才具備敏銳市場洞察力和較強的風險管理意識，同時具備多學科綜合應用和分析能力，能綜合應用計算機、英語、法律工具，具備較好的計量經濟學分析能力。
1.具備扎實的金融學理論基礎知識。互聯網金融市場瞬息萬變，要求金融從業者系統掌握經濟學和金融學的基本理論和基礎知識，對金融理論發展的脈絡有較深入了解，對現代金融理論及應用有充分認識，能夠對宏觀金融政策進行理論解讀，同時具備微觀金融理論知識與實踐緊密結合的能力，運用金融理論分析金融市場。互聯網金融將貨幣市場、資本市場、信貸市場緊密聯系成一個整體，金融從業者要具備交叉性、跨市場風險監管的能力，具備把握系統性互聯網金融產品風險檢測的時機和能力。
2.具備敏銳的金融市場分析能力。大資管時代，金融機構展開了以金融理財為主導產品的市場競爭，需要金融從業者具備敏銳的市場分析能力。我國金融市場投資工具日益豐富，與此同時，金融投資和管理的風險難度也在不斷增加，需要金融學專業培養的人才，要具備敏銳的市場判斷能力和批判性思維，準確把握國家金融經濟政策走向，必須把金融學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鍛煉自己對金融市場的直覺和敏感性，具有良好的金融市場的洞察能力，具備風險預警和檢測能力，對可能存在的投資風險做好風險提示，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具有良好的金融服務意識。
3.富有創新精神和持續鉆研，多學科綜合應用能力。互聯網金融是社會科學創新的產物，網絡金融新時代意味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將會更加融為一體，金融與經濟將會互相融合、互相促進，金融對人們經濟生活的影響將會更加普及，突破時空的限制。因此，要求培養的金融專業人才不可墨守成規，要具備創新精神，同時，要具備多學科綜合應用的能力，能夠將金融與統計學、數學、工程學、法學、社會學、心理學等互相交叉的邊緣科學進行融合，這是互聯網金融對金融行業從業者所具備的素養的基本要求。
4.具備基本的外語、計算機及法律應用技能。互聯網金融使得金融邁向全球化、國際化的步伐加快。金融人才全球化趨勢進一步增強，要求金融人才熟悉國際金融理論慣例，具備熟練的外語技能和溝通能力的要求，同時，適應金融國際化要求，為金融市場電子化、信息化、工程化做準備；要求金融人才熟練運用計算機工具，進行文字編輯和大數據信息處理和計算。目前，我國互聯網金融行業尚未出臺相關的法律法規，存在明顯的法律盲區，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面臨諸多問題，而互聯網理財業務本身也沒有一個成熟的模式，其過度擴張將引發一定的法律風險。這一現狀需要金融人員具備保護投資人利益以及較強的法律自律意識。
5.具有扎實的金融數學和計量分析能力。金融學科的研究越來越借助數學和計量分析工具，因而定量分析在金融學科研究中得到廣泛應用。最近推出的金融期權交易工具，對數學模型的分析依賴性更強，創新金融衍生產品，防范金融風險，進行金融產品精算，等等，都離不開金融數學和金融計量工具。這些都要求從業人員熟練應用數學工具，具備分析實踐能力，具備扎實的數學建模能力和計量分析能力，這是現代金融業發展對專業人員素質的基本要求。
四、互聯網金融新時代金融學課程改革及人才培養的建議
1.改革教學內容，增加互聯網金融業務及風險管理課程的內容。為了更好地把握金融業的發展趨勢，培養新形勢下的復合型、創新型人才，提升金融業管理水平，發展普惠金融，適應互聯網金融信息更新和傳播速度加快的需求，傳統課程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無法適應快節湊的金融市場發展要求，必須加快改革。在教學內容上，改變原來以銀行貨幣信用為核心，貨幣、信用、銀行為主體的貨幣銀行學課程體系，增加以金融市場為主體，以貨幣經濟、金融經濟、金融工程為側重點的內容，以及金融產品精算、風險偏好測量、金融政策演變等方面的內容。在教學過程中針對互聯網金融的熱點問題，讓學生在尚未有成熟教材的情況下，用余額寶、P2P、眾籌等經典案例分析互聯網金融的營銷模式及風險管理案例，通過分析我國第一家民營銀行微眾銀行無網點、無需客戶面對面的純網絡金融服務經營模式，讓學生直觀感受互聯網金融的特點和經營流程[2]。
2.改革教學方式，適度增加案例教學和研討式教學方式。傳統的教學方式，主要是教師灌輸式教學，學生被動聽課，很少主動參與到課程中與老師一起形成討論和思考，這樣難以取得較好的教學效果，難以培養學生的專業興趣，難以調動學生參與課堂、與教師互動交流。如今互聯網金融快速發展，為教師在課程中增加案例提供了豐富的教學內容。教師可以先設定互聯網金融的某一熱點問題，讓學生課后查閱資料，撰寫案例分析報告，在課堂分享展示；教師也可以在課堂上將經典案例結合教學內容分享給學生，案例與討論結合，激發學生參與的熱情，培養學生判斷、處理問題的能力。案例教學需要教師下較大功夫搜集整理經典案例，精心設計教學內容，將案例作為“導入式”或“總結式”，需要根據課程內容情景與案例的結合程度來設計，案例分析的情景及過程需要抓住案例內容的精華，不可斷章取義，也不可花費太多時間講解案情，要突出案例教學的“真實性”、“可學性”和“內涵型”，以提高案例分析和討論式教學的效果。
3.對人才培養目標進行科學定位，著力培養學生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金融業快速發展，需要研發型和高級管理的金融人才，但是基層管理和業務實踐型人才的需求量更大。因此，確定了培養金融業基層管理和應用性業務人員的目標，就會在課程設計和培養方式方面有的放矢，如課程內容增加實訓課程，校外參與金融企業實踐，讓學生了解金融市場政策及環境現狀，有選擇地儲備從事金融業的能力和資質，重點培養創新能力、分析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的綜合素質；針對一些互聯網金融熱點和銀行理財產品的經營實踐，可以聘請銀行業的專業人員走進校門開展講座，讓學生及時了解最新動態及發展方向。[3]
4.對教材選擇和考試制度進行創新改革，適應互聯網金融對專業人才基本素質的要求。金融市場快速發展，高校很難及時將反映市場特色的教材與課程相結合。因此要加快課程設置和教材配置步伐，教學方案和進度應該及時調整，教材選擇在尊重真實、客觀、準確反映金融學特征和規律基礎上，具有激發學生學習熱情、培養學生對學科的興趣的效果。教材的難易程度和要求方面，既要繼承發揚國外經典理論，讓學生奠定堅實的金融學理論基礎，也要有分析中國金融熱點和事務的內容，要將二者真正結合起來。教師可以指定主要教材和輔助教材，彌補一本教材難以達到理論與實踐結合的缺陷。
創新考試方式，避免高分低能的現象。要采用多種考試方式相結合，教師可以將學生參與課堂討論、平時作業完成情況、小組討論完成情況等均作為期末成績的組成部分。比如在金融理財課程考核中，教師將3名同學分成一個小組，一人扮演理財師，另兩位扮演客戶，要求就家庭理財中某一問題咨詢理財師。這樣的咨詢過程用手機錄制成視頻節目，作為期末考核的一項內容。學校應增加多種考核方式，注重過程考核環節，避免期末死記硬背，要綜合考評使得考核結果更加公平合理，也突出了學生應用能力的培養和考核。
參考文獻：
[1]史煥平，廖繼勝.金融學人才培養與課程體系設置的若干思考[J].華東交通大學學報，2006，（06）：45.
第3篇：金融和金融學的區別范文
【內容摘要】隨著金融業的不斷深化和發展，社會對我國金融人才的培養質量和培養規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人才培養方案是專業教學的指導性文件，是保證學院培養人才質量的前提。為培養適應經濟發展需要的金融專業人才，本文擬結合無錫太湖學院教學宗旨，圍繞無錫太湖學院金融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教學方案、課程體系創新、學生實踐能力培養等方面，對金融專業人才培養方案的改革提出建議。
【關鍵詞】金融業;金融人才;人才培養
一、背景分析
(一)金融學科的發展。起初貨幣是金融學科研究的核心，由于銀行業的迅猛發展，與之相關的信用及銀行成為新的研究重心。而當前伴隨互聯網金融和金融衍生品市場的壯大完善，風險度量、風險規避、衍生品金融產品定價、金融監管等成為新的研究熱點。
1．本科人才培養方案呈現新的特點。我國高等教育已經步入大眾化教育的發展階段，加強本科人才培養方案的修訂與研究是歷史所趨。其中，應用型本科人才培養方案便是為了適應該需求而產生出來的教育類型，這與大多數民辦高校的人才培養目標是一致的。應用型人才在能力培養別突出對基本知識的熟練掌握和靈活應用，擅長解決實際問題，是把成熟的技術和理論應用到實際的生產、生活中的技能型人才。
2．金融管理與實務專業人才培養目標。作為金融學科下的應用型人才，應當具備扎實的基礎知識，良好的素質、敏捷的思維能力與創新能力，能快速融入金融工作環境當中，成為擁有金融業務和企業一線管理工作能力的應用型人才。
(二)人才培養目前面臨的問題與不足。
1．金融專業人才培養目標滯后。人才培養目標是高等學校教育的工作方針。科學制定人才培養目標，是建設應用型大學的必需之舉。課程設置是否符合行業發展與之緊密相聯。分析發現，部分高校金融學科下的人才培養目標存在滯后，傳統金融人才培養模式與金融業的高速發展相背離，不能緊跟發展走向造成學生就業形勢惡化，學生對金融業的認知和匹配度逐漸弱化。
2．僵化的教學質量評估機制使得教學內容脫節。傳統的教學質量評估體制一般都沿用“教學大綱”、“教學計劃”、“教材”、“教學日志”四項一致的評估方法，由于課程設置的需要，大綱、計劃和日志都是提前確定的，但是行業發展千變萬化，尤其是金融行業日新月異，不能及時結合當前熱點作出更新，造成教學內容脫節，加上缺乏有效的激勵政策，進一步束縛了教師不斷創新進取的熱情和積極性，落后的教學模式和過時的教學內容達不到課堂教學預期效果。
3．金融學科人才培養供需失衡，復合型、應用型人才缺失。為了適應社會對金融人才的需要，如今越來越多的民辦高校都開設了金融專業。可是伴隨金融機構的快速發展，與金融衍生品相關的新興行業不斷崛起，金融專業的人才仍然無法滿足其需求，尤其在復合型、應用型人才方面更是存在一大漏洞。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本科院校人才培養模式落后所致。即使未來人才培養供需達到均衡，不轉變人才培養模式仍會造成學生由于達不到金融機構招聘要求而就業困難。
4．教師的教學理念、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滯后。部分高校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講求方法，照本宣科，按照教材的編排平鋪，生硬死板，純理論講解，甚至大段念誦教材，不能調動學生聽課積極性，學習熱情低下，效果往往不盡如人意。即使在具備多媒體或實驗室的良好硬件設施條件下，仍然無法物盡其用。
二、創新人才培養方案，適應金融業發展
(一)完善人才培養目標，實行人才培養機制。人才培養目標統領全局，對專業課程設置和教學質量評估的制定具有指導作用。在知識經濟和就業環境日趨嚴峻的背景下，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已經成為時代潮流，滿足對金融復合型人才培養的需要，及時更新金融專業人才培養目標是唯一出路。
(二)人才培養方案課程設計。學生獲得知識最主要的渠道是課堂教學，而課程和教學內容設計是否合理，恰恰關系到學生知識的儲備和未來的就業，正是由于其舉足輕重的地位，現如今成為培養應用型人才的重點和難點。由金融工作性質和特征影響，金融性人才一般需要具備較強的學習能力、健康的體魄，愛崗敬業精神，沉著冷靜的心理素質，以及創新進取的精神。因此，課程體系應當根據實際需要合理安排各門課程的學時和學分比重，重點突出金融專業必修課的地位，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同時充分利用實驗實訓課程，強化學生的模擬操作分析能力。課程設置要有針對性和應用性，緊跟社會所需，全面提高學生綜合素質，完善人才培養方案課程，提升培養人才的教育質量。
(三)教學方法改革。教學方法改革的必要性幾乎不言而喻。傳統模式下的“一言堂”、“滿堂灌”、“填鴨式”教學已經成為過去式。尤其是科技進步提供了現代化、信息化、立體化和多樣化的教學手段。教學方法改革，既能針對全班學生情況選擇適當的教學方法，又能區別學生個性給予特殊指導，以充分發揮學生的個體優勢與潛力。為了實現這樣的要求，就要在教學方法上廢止“注入式”，實施“啟發式”。一是問題導入法:教師提出問題和相關背景材料引導學生思考，由學生得出結論，教師再加以總結并給出準確表述的答案。二是重點講解法:教師只詳細講解重要的基本概念、理論與方法，從各方面闡述其內容與意義，引導學生獨立推演和理解其他次要問題。三是發現式教學:教師提出一些情景、現象和問題，然后由學生逐一追索并得出結論，使學生感覺是自己發現了真理，學習興趣和信心大增。如何適當啟發學生思維，參與教學過程，變被動為主動，決定于課程的性質與內容、學生的接受能力與程度、課堂的規模和教師的講授藝術，是非常靈活、多樣的，沒有一成不變的規則。此外，教學方法改革還涉及多種教學方式的運用和革新。包括課堂講授與討論、習題、實驗、實習和課題研究等教學方式相結合，穿行;個體學習與集體研討相結合等。
(四)強化實踐教學環節。金融專業同其他專業一樣，需要具有很強的實踐性、社會性、創新性和綜合性。教學環節是體現應用型人才教育的關鍵，而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實現的關鍵還是在于實踐教學是否完善合理。應用型人才培養決定了民辦高校需要突出學生就業服務對象、突出學生實踐能力和職業能力的培養，培養企業歡迎的一線管理人才。強化實踐教學環節，前提是將其目標與理論教學培養目標有機結合起來，相互配合、相互補充。進而建立校內教學實踐基地群平臺和校企聯合校外實踐平臺。校內平臺包括實驗室、計算機室、校內實踐基地等。校外包括與相關金融機構簽訂的實習實踐集教學實習基地。針對基礎課程設置的實驗主要培養學生實踐能力和基本技能。如購買模擬操作軟件系統，讓學生通過虛擬參與股票、基金、外匯、期貨等實驗，鍛煉學生的金融專業技能。同時突出校企合作基地的建設，讓學生親身參與其中，通過自身探索與思考進一步提升各方面能力。學校也可以聘請校外實踐經驗豐富的管理和業務人員作為學院的校外指導教師。
(五)優化師資隊伍。高水平師資隊伍是培養高水平應用型人才的重要保證之一。師資隊伍結構是否合理將直接影響到師資隊伍建設，影響到專任教師隊伍的水平和學校的辦學質量。民辦高校由于主客觀條件限制，金融專業師資不足，“雙師型”教師數量偏少，整體素質有待提高。一方面，民辦高校可通過社會招聘或校企合作，引進專任、兼職教師，加強專業帶頭人、骨干教師及雙師型教師的培養，以優化金融師資隊伍結構。另一方面，加強對教師綜合素質的提升。通過教師參加企業實踐鍛煉、課程進修、鼓勵學術交流或培訓等途徑，更新教師的知識結構，提升教學、實踐和科研能力。
三、結語
金融學科日新月異，這是其他學科難以比擬的，尤其是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外金融學科的融合度越來越高，加快我國金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是當務之急。同時，社會對金融人才的綜合素質要求不斷提高，復合型人才是歷史所趨。民辦高校必須加強教學方案改革與創新，培養優秀的應用型金融人才，從而為社會輸送棟梁之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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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金融和金融學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農村金融；農村金融發展；交易視角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7217(2007)02-0008-06
一、引言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認為“概念在其展開的過程中就表現為理論，對術語的不斷加細的定義過程就是概念的展開過程”[1](P57)。Martin Heidegger則指出學科“基本問題”根本就是不可能解決，研究者只是不斷地理解這些問題，不斷地重新提出這些問題，從而不斷深化對整個理論的領悟[2](P3)。黃達在界定“金融”概念時指出：“一門學科，其最高理論成就往往就凝結在對于本學科的核心范疇如何界定、定義之中”[3](P113)。“農村金融”與“農村金融發展”是農村金融學科兩個最基本的概念和核心范疇。正確分析和準確定義“農村金融”與“農村金融發展”，不僅是農村金融理論研究首要的基礎性工作，而且也是當前深化農村金融改革，加快農村金融發展必須首先解決的基本問題。
下面，依據“概念是反映客觀現實本質屬性的思維形式”和“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哲學觀點，試圖在分析當前農村金融理論和實踐中，既有“農村金融”與“農村金融發展”定義的缺陷及其成因與影響的基礎上，運用新制度經濟學方法，從交易視角重構功能意義的“農村金融”與“農村金融發展”概念內涵，深化對“農村金融”與“農村金融發展”的認識，為農村金融可持續發展建立概念基礎。
二、既有“農村金融”定義的缺陷
準確定義“農村金融”是研究和解決農村金融發展問題的首要前提。文獻分析發現，雖然農村金融在我國歷史悠久，但“‘農村金融’作為一個概念被廣泛運用，是以后的事”[4]。長期以來，在“金融，即貨幣資金的融通”的主流金融觀①基礎上，“農村金融”的內涵似乎只要給“金融”冠以“農村”就能自然地被定義出來。事實上，我國既有“農村金融”概念就是這樣生成的②，即“農村金融就是農村的金融”[4]。這種看似簡單明了，實際卻是望文生義、同意反復的定義，不僅掩蓋了農村金融的自身特性，使之失去了作為獨立范疇存在的邏輯基礎，而且存在兩個明顯問題。一是“農村的”指向不明。是為農村經濟發展服務的，還是存在于農村地理空間的，從屬于農村經濟主體的，冠以“農”字招牌的，在農村從事業務活動以及其他兼而有之，等等，其內涵含糊不清。二是對“金融”的理解流于形式。不僅忽視了“對金融的定義，傳統金融理論和現代金融理論是有區別的”[5]，“存在從不同視角對‘金融'所進行的規范性的論證”[3]，其表述林林種種，各不相同，“直到今天……尚無普遍被接受的統一的理論界定”[3]的事實。而且沿襲了主流金融觀“金融，即貨幣資金的融通”，只是概括了金融活動的外表，卻將其本質隱藏起來的形式化定義，“有‘望文生義’之嫌”[6]，沒有深刻地認識到：“金融的實質其實并不是資金的借貸”，而是“財產（Property）的借貸或財產的跨時（Intertemporal）交易活動”[7]，“‘金融’就是信用轉讓”[8]的金融本質屬性。顯然，僅依此形式化的定義，難以把握“農村金融”的內涵，更難以進一步透視出我國農村金融發展的本質和農村金融可持續發展的要義。概念是反映客觀現實本質屬性的思維形式。“農村金融”的本質蘊藏于農村金融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之中，其定義實際上是不同歷史背景下的農村金融現實在人們觀念上的反映。依據這一認識，聯系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實際，深入分析可以發現，導致上述缺陷的原因在于：1978年開始的中國農村改革，是在沒有觸動整體經濟和金融體制背景下自發進行的，農村改革取得成功后，改革的重心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便在政府主導下轉向了城市和工業。雖然伴隨經濟、金融體制改革，我國農村金融改革也從未停止，但由于工業化和城市化偏好的強烈驅使，農村金融改革始終沒有擺脫計劃經濟時期工業和城市傾斜發展戰略下的農村金融外生于農村經濟的被動局面,改革的目標只是暫緩工業化、城市化與農村經濟矛盾。研究和認識“農村金融”的范式始終沒有跳出計劃經濟和城鄉“二元”金財經理論與實踐(雙月刊)2007年第2期2007年第2期(總第146期)熊德平：農村金融與農村金融發展：基于交易視角的概念重構融背景下基于傳統貨幣銀行理論形成的以“農業”為對象、以信貸為特征、以人為認定身份、依靠行政手段賦予職能為標準、以地理意義上的農村金融機構為載體的機構范式(Institutional paradigm)，從而直接導致了“既有文獻，對于農村金融問題的關注，特別是對農村金融服務供給不足問題的分析，大多著眼于農村金融機構視角"，認為“農村金融服務供給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農村金融機構的不足”[9]，農村金融功能的發揮必須在現有機構框架下賦予其功能，進而通過其行為績效判斷其功能實現的效應，即遵循“機構―功能―行為績效”的分析范式。然而，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和教訓以及建國以來我國農村金融組織體系重構的不懈努力，并沒有解決農村金融供給不足問題，反而導致了金融機構大量退出，這些都表明機構范式的“農村金融”難以成為求解中國農村金融問題的邏輯支點。而且這種分析范式的偏差、似是而非的定義，導致了將農村金融等同于農業金融，農村經濟中的其它金融需求被忽視，農村金融理論和政策變成了單一的農業金融理論和政策。導致了將農村金融等同于農村金融機構，農村金融功能和農村金融機構相互混淆，把農村金融發展等同于單純的農村金融機構增加，“并從構建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角度試圖對農村金融服務供給不足問題進行具體求解”[9]。同時，導致了將農村金融機構的界定等同于農村身份的人為認定，致使那些只有“農村”之名而無“農村”之實、甚至有悖于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金融機構，也被認定為農村金融，致使農村金融政策缺乏有效的實施和傳導載體，農村金融功能無法具體落實。此外，還人為地加劇了城鄉金融分割的“二元”結構，農村金融職能被人為地限制在只有“農村”身份，而不一定具有相應意愿和能力的金融機構范圍內，致使農村金融資源配置畫地為牢，金融機構間的市場競爭有失公平。結果是農村金融機構和政府之間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機會主義”，農村金融市場出現“逆向選擇”，農村金融機構非農化傾向和農村金融資源外流嚴重，農村金融功能被弱化。可以說當前我國農村金融理論和實際工作的一系列問題，都與“農村金融”缺乏科學界定有關。因此，選擇恰當的視角和范式，科學界定其內涵十分必要和迫切。
三、交易視角的農村金融內涵
概念作為客觀現實在人們觀念上的反映，是不同視角下的思維寫照。選擇交易③視角定義“農村金融”，是基于我國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關系現實與經典理論相悖的事實④。在交易視角下，依據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遵循下列邏輯層次定義“農村金融”：（1）農村金融是一種交易，是分工和交換的產物。不同產權主體是其存在的前提，所有權的分散性與生產集中性的矛盾，風險能力和經營能力分布的不對稱性，以及資源的所有和所需，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不對稱分布是其存在的基礎。（2）農村金融交易規模是農村經濟活動規模的函數，農村金融交易具有顯著的規模經濟效應。而決定金融交易成本的主要因素并不是交易規模，而是交易次數以及交易雙方的信息對稱性程度。農村經濟“規模收益”的存在和產權主體對“規模收益”的追求是農村金融存在和展開的內在動力。（3）在制度約束下，以信息為前提，建立在心理上的信任和安全感基礎上的信用交易是農村金融的本質特征。農村金融交易實質上是交易主體通過對交易對象“合理性”的判斷，即可能獲得的收益與風險損失和交易成本的權衡，進行選擇從而實現收益最大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不僅重復交易和反復博弈形成的信譽，對信息披露和心理上的信任與安全感建立具有促進和放大作用，進而可以極大地減少風險損失和節約交易成本，推動農村金融這種信用交易的擴張。而且，交易雙方的信息能力、風險能力、談判能力等資源稟賦狀況、最優化目標以及所受約束的有效性和外部不確定因素的沖擊，直接決定了農村金融交易的締約過程和結果，進而決定農村金融發展。（4）全靠信用維系的農村金融交易，在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斷使農村經濟貨幣化金融化信用化，使信用成為農村經濟發展的關鍵，農村金融成為現代農村經濟的核心。（5）農村金融交易的表現形式和組織方式只是農村金融的外在特征。農村金融機構是專業化的農村金融供給主體，其出現和發展是社會分工合乎邏輯的結果，而社會分工的演進又以市場范圍的擴展為依據，農村金融機構作為依靠專門化知識、能力和信譽，提供“專家”型的中介服務組織，只有在農村經濟發展對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的需求隨市場擴大達到一定水平時才會變為現實。換句話說，只要真正具備農村金融交易的條件，并且這些條件能確保農村金融交易達到一定的規模，市場自然會誘導出相應的農村金融機構。相反，如果忽視農村金融交易的條件，人為地向農村經濟系統強行輸入某種新的農村金融機構，不僅不會帶來農村金融交易規模的擴大，反而可能使這種農村金融機構陷入運轉困境。由此可見，農村金融組織規模是農村經濟活動規模的函數，農村金融機構作為農村金融交易的專業化供給主體，其本身數量的多少、規模的大小，現代化程度的高低并不必然與農村金融發展相對應，也就是說，農村金融機構存在的價值在于其農村金融功能的發揮，而不在于其數量的多少、規模的大小、現代化程度的高低，以及表現形式和組織方式的先進與落后。因此，“農村資金融通”只是農村金融外在形式的概括，而非農村金融本質屬性。“農村金融”不論其數量、規模、現代化程度以及表現形式和組織方式如何，其本質都是信用關系制度化的產物，是不同產權主體基于信息、信任、信譽和制度約束基礎上的信用交易活動，它通過信用工具將分散資金集中有償使用，以實現“規模經濟”，并通過組織這些活動的制度安排構成經濟系統及其運動形式。農村金融系統是由資金的流出和流入方，連接二者的農村金融中介機構和農村金融市場，以及對其進行管理的中央銀行和其它農村金融監管機構及其運行制度和機制共同構成的。它可以通過融通資金、傳遞信息、提供流動性支持等提高農村資源配置效率；還可以通過提供專業化服務和套期保值來有效地分散和降低風險。
可見，當前我國農村金融供給不足的問題，實質是農村金融交易不足的問題[9](P314)，更進一步講，是農村金融交易條件不足的問題。因此，農村金融發展的關鍵問題不僅“并不在于機構的簡單增設，當著眼于交易水平的提高”[9]。因為“機構作為一種特殊的交易主體，其本身數目的多少并不必然與交易的規模相對應”[10]，而且針對農村金融交易特點的農村金融交易條件創造，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所在。基于交易視角，農村金融形態的變遷應該“內生”于農村經濟發展，只是其功能的實現形式。因此，農村金融的概念內涵在功能意義上表現為:（1）農村金融是具有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功能的金融。農村金融作為“農村的”“金融”，在功能范式的認知框架下，是指與“農村經濟發展”的金融需求相對應、具有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功能的“金融”，而不是被人為認定“農村”身份，或只為農業生產提供信貸服務的農業金融，或僅在農業和農村領域為自身需要而開展業務活動的地理意義上的農村金融機構及其組織體系。只有那些為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金融交易需求，在分工和交換體系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和組織體系才屬于農村金融的范疇，即農村金融的交易功能決定了農村金融機構和組織體系的形態，而不是相反。農村金融的有效性不在于其機構的多少、規模的大小和現代化程度的高低，而在于其功能的發揮程度。換句話說，“只要能承擔相應的金融功能，具體的金融機構形式則是無關緊要的”，“只有通過某種形式提供農村居民所需的金融服務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9]。（2）農村金融是農村經濟與整體金融的交叉系統。農村金融從屬于農村經濟系統，研究農村經濟問題應包括農村金融，研究農村金融問題，要考慮農村經濟的影響；同時，農村金融又屬于金融范疇，是整體金融系統中的一個單元，研究金融問題不能回避農村金融。同樣，研究農村金融問題，不能不考慮整體金融的影響，農村金融系統運動既是金融系統運動的一部分，又是農村經濟系統的一部分；既具有金融的一般特征，又具有與農村經濟需求相一致的獨特形態，是宏觀經濟環境下農村經濟與整體金融雙重作用的結果。（3）農村金融是內部功能和結構復雜多樣的系統，農村金融的內涵既要從理論層面上根據整體金融狀況和農村經濟發展目標來理解，又要從現實層面上根據農村金融的現實狀態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來理解。在理論上，農村金融應當包含一系列內涵豐富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如儲蓄、信貸、結算、保險、投資、理財、信托等，以及與之相對應的金融組織體系，或者說和整體金融應該是保持一致的組織體系。在現實上，農村金融則是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金融需求，具有自身特點的不斷演化的動態結構。
四、農村金融發展的制度解釋
“農村金融發展”在邏輯上既是“金融發展”在“農村金融”領域的延伸，也是“經濟發展”⑤在“農村金融”上的體現。但簡單地將“農村金融發展”定義為“農村的金融發展”或“農村金融的發展”無助于深入領會其本質含義。研究發現，和“農村金融”定義一樣，我國既有"農村金融發展"也是在Raymond.W.Goldsmith“金融發展”⑥上冠以“農村”的簡單定義。無疑，Raymond.W.Goldsmith范式的方法論意義是極為深刻的，這一定義側重反映的是金融發展的數量方面，是基于傳統發展經濟學理論對“金融發展”外在表現的反映⑦，沒有真正揭示金融發展背后的制度因素，與Von Mises和Hayck“發展就是分工和交換的擴張”以及Douglass.C.North“發展就是制度變遷”的新制度經濟學觀點并不一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還只是“增長”意義上的“農村金融發展”。
把握“農村金融發展”內涵，不僅要借助Raymond.W.Goldsmith范式，把握其“量”的方面，而且“金融發展應力求解說金融機制、金融制度總體如何發生變化，金融結構應包含金融制度、金融交易模式或交易機制”[12]。因此，還必須從交易視角深入到制度層面把握其“質”的方面。這樣，可以在定義“農村金融”概念內涵基礎上進一步定義，“農村金融發展”是農村金融交易的擴張，農村金融交易擴張不僅表現為交易量和交易活動范圍或空間領域的擴大，以及交易手段農村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而且表現為農村金融交易主體對交易的“規模收益”與風險損失權衡后的選擇。在農村金融交易通過“規模經濟”獲得的收益大于交易的風險損失和用于減少不確定性、降低交易風險的交易成本之和，即農村金融交易的規模凈收益為正時，農村金融交易就擴張。換句話說，農村金融發展是以規模凈收益的存在為前提的，當農村金融交易的規模凈收益為零時，農村金融發展停滯。因此，“規模經濟”是農村金融發展的原動力，風險損失和交易成本是對農村金融發展的根本限制。促進農村金融發展的關鍵在于提高“規模經濟”的收益和降低風險損失與交易成本。
農村金融交易的每一次擴張，都使得交易雙方信息的不對稱程度、交易的不確定性或風險隨之加大，進而使交易的“信任程度”難以得到確認和保證，判斷農村金融風險和收益的難度增加，農村金融交易成本增加。為降低交易成本，農村金融交易中的信任關系從交易雙方發展到對交易對象農村金融工具的信任，從而推動了農村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而對不斷出現的農村金融工具的“合理性”及其風險的判斷，需要依靠具有專門化知識和能力的“專家”――農村金融中介機構來提供服務。這樣，對農村金融工具的信任轉化為對農村金融中介――“專家”的聲譽和其專業化知識和能力的信任，農村金融交易中的委托―關系產生。信任程度越高，委托―效率越高，交易成本越低，農村金融的“規模效益”越好，農村金融規模凈收益又進一步促進農村金融交易發展和擴張。為了持續維持這種發展和擴張，就必須監督和強化委托―中的信任關系，這種監督無非是“自我監督”、“雙向監督”、“第三方監督”。這樣，農村金融監管以及相應的規則――農村金融制度以及實施制度的專業化農村金融監管機構便產生了。農村金融便從原始意義上的農村金融活動，發展成為現代意義上的農村金融體系――依靠制度增進信任，促進農村金融交易活動不斷擴張，追求規模凈收益最大化的資金集中、流動、分配和再分配系統。
分析農村金融發展過程可以發現，農村金融發展是由“特殊主義信用”⑧向“普遍主義信用”⑨的發展，實體經濟中規模經濟的存在和經濟主體對規模收益的追求是農村金融發展的前提；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基礎上的信任、由信任產生的信用、持續信用形成的信譽是農村金融發展的根本；減少農村金融交易的不確定性，降低農村金融交易風險和農村金融交易成本的制度，是農村金融發展的保證。農村金融發展歸根到底是農村金融制度的完善。
同樣，在把握“農村金融發展”制度屬性的基礎上，還必須結合農村金融的功能、特征和所處的外部環境，從功能范式意義上理解“農村金融發展”。（1）農村金融發展的目標在于促進農村經濟發展。金融作為促進資本形成的重要方式，農村金融發展是農村經濟發展的關鍵。農村金融發展就是要通過減少農業生產者的借貸成本，提供足夠資金，改善其生產和生活條件；通過為其使用現代化技術提供資金支持，以刺激農業生產的發展；通過為其分散存在于生產和經營等過程中的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以增進其農村經濟活動的可預見性，促進農村經濟發展。（2）農村金融發展必須和農村經濟發展保持適應。發展中國家的農村金融發展，尤其是我國農村金融發展主要面對的是大量的分散小農和農村中、小企業，不僅交易規模小、次數頻繁、缺少擔保或抵押，難以獲得建立信用所必須的信息，而且農民的文化素質和農業生產的季節性等特點，還要求金融服務簡便、靈活、及時，加上農村經濟尤其是農業投資周期長、收益低、不穩定、自然風險與市場風險并存、比較利益低下等特征，使農村金融的交易成本、資金使用成本和交易風險高，而收益又比較低。現代化的、有組織的正規商業性金融，不僅不愿意涉足農村金融市場，而且在追求規模經濟過程中，形成的一整套有效規避風險的制度和方法，還阻礙甚至禁止農村金融交易。因此，農村金融發展并不表現為金融機構、工具和制度的現代化，而是表現為與農村經濟的適應性。（3）農村金融發展必須以政府行為的有效性為前提。農村金融需求往往因正規金融供給短缺和非正規金融成本過高而難以滿足，農村金融交易的自我擴張動力不足，農村金融發展的市場機制失靈。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條件下，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金融發展將處于低水平的均衡，進而進入相互抑制的惡性循環。因此，政府必須介入農村金融發展，使之超出“金融交易的擴張”的一般內涵。無疑，政府干預對早期的農村金融發展，尤其是重建并迅速發展農村金融組織十分有效。但金融展開其自身的內在邏輯，以及政府的“有限理性”和“看不見的腳”，必然使政府對金融發展的要求不斷提高，出現對金融發展的過度干預，進而越來越阻礙著農村金融發展，使農村金融發展因缺少有效的市場制度而停滯。因此，農村金融發展必須以政府行為的有效性為前提。（4）農村金融發展受到宏觀制度環境的影響和沖擊。“農村金融發展”盡管有其自身邏輯，但無法超越經濟發展戰略和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安排。而經濟發展戰略及其制度安排，取決于經濟發展目標、資源稟賦和外部環境。在工業化的初期，工業化所需資金只能來自以農業和農民為主體的農村經濟，農村金融發展必須服從工業化戰略。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區別，只是手段不同而已，前者是國家對金融實施控制的強制過程，后者是以金融自由化為特征的市場自發過程。從這一意義上講，工業化過程中農村金融發展外生于農村經濟發展。但經濟發展對農村經濟發展，尤其是農業發展具有基礎性的依賴，農村金融發展的上述過程并不能持續，農村金融發展必須保證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這樣，內生于農村經濟的農村金融也必然客觀地存在，“二元金融結構”就變得十分自然。內生于工業化戰略的農村正規金融發展，因其和農村經濟發展目標不一致，就會不斷要求政府壓制農村經濟內生出來的非正規金融，進而在城鄉金融呈現“二元”結構的同時，農村正規金融和非正規金融也表現出“二元”特征。除此以外，政府對金融發展的審慎態度和外部金融發展后果的影響，也通過政府的金融制度安排影響著農村金融發展。我國建國后的重工業和城市傾斜發展戰略，以及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步伐，尤其是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后，政府在農村金融發展上的現實表現，都是理解“農村金融發展”內涵的最好的例證。
注釋：
①王紹儀（2002，P114）：“金融就是貨幣資金的融通，指通過貨幣流通和信用渠道以融通資金的經濟活動”；《辭源》（1915版）：“今謂金錢之融通曰金融，舊稱銀根”；《辭海》（1936版）：“monetary circulation謂資金融通之形態也，舊稱銀根。”《辭海》（1979版）：“貨幣資金的融通，一般指與貨幣流通與銀行信用有關的一切活動”；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1986）也把相當于我國金融的“FINANCE”定義為：“The system that includes the circulation of money，the granting of credit，the making of investments，and the provision of banking facilities”。
②農村金融“就是農村的貨幣資金融通”（鞏澤昌，1984：P4-20；張琳，1984：P1-10）;“是一切與農村貨幣流通和信用活動有關的各種經濟活動”（丁文詳等，1988：P47）;“是貨幣、信用、金融與農村經濟組成的‘融合體’”（舒子塘，1989：P10）;“是農村貨幣資金運動中的信用關系”（王世英，1992：P1）;“是以信用手段籌集、分配和管理農村貨幣資金的活動”（李樹生，1999：P29）;“是指農村貨幣資金的融通”（王紹儀，2002：P115）等等。
③本研究中的“交易”是新制度經濟學意義的“交易”，是指人與人之間的交互行為，是制度分析的基本單位，本研究中交易可以理解為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主體之間的交互行為。
④根據經典經濟學理論，市場需求可以誘導出相應的市場供給。而長期以來中國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關系的基本事實，一直是農村金融供給不足，“一直沒能由農村經濟系統成功地內生出相應的金融服務機構和相關制度安排”，“決策層可以允許個體經濟和民營經濟的發展，而不能容忍個體金融和民營金融的發展”，內生的農村金融不僅一直沒有很好成長起來，而且“其發展的不規范與過度失序為其后的嚴厲管制與取締提供了口實”（張杰，2003：P311）。
⑤發展經濟學認為經濟發展是指伴隨著經濟、社會結構和政治體制等全方位變革的經濟增長，不僅意味著產出的增加，而且意味著隨產出增加而出現的產出與收入結構以及政治、文化等制度因素的變化。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以往對經濟發展原因的研究都集中在資本積累、技術進步及專業化與勞動分工等方面，而這些因素與其說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倒不如說是經濟增長本身。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變遷，一種能提供適當的個人刺激的有效產權制度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Douglass C.North,1990）。奧地利學派的Von Mises和Hayck等自由主義者認為經濟發展就是分工和交換的擴張，即哈耶克稱之為“合作秩序”的市場制度擴展或演進過程。在當代，“經濟發展”又賦予了“追求生活質量、可持續性、公平分配和民主參與”的內涵，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人文發展”的概念。
⑥Raymond.W.Goldsmith（1969）在《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中將金融現象歸結為金融工具、金融機構和金融結構。認為金融結構是一國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的形式、性質及其相對規模的綜合，金融發展就是金融結構的變化，研究金融發展必須研究金融結構，并盡可能從數量關系上描述，而不是滿足于對金融與經濟關系的描述性說明。
⑦R?I?Mckinnon和Edward.S.Shaw（1973）則將Raymond.W.Goldsmith的“金融發展”稱之為“金融增長”。彭興韻（2003：P181）把金融發展界定為“金融的功能不斷得以完善、擴充并進而促進金融效率提高和經濟增長的一個動態過程”。
⑧指建立在對特定交易者或交易物人格化信任基礎上的信用，由于建立信任的前提信息，一般是通過血緣、親緣、情緣、地緣、業緣等特定關系獲得的，所以，這種信用基礎上的農村金融通常只發生在某一特定的狹小范圍，可以主要依靠倫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來保障。
⑨指獨立于交易者或交易物身份特殊關系的，建立在對非特定交易者或交易物信任基礎上的信用，由于建立信任的前提信息，一般是在外在力量有效的監督、強制與激勵約束下獲得的。所以，這種信用通常可以在一個較廣泛的范圍發生，其范圍大小受制于外在力量監督、強制和激勵約束的有效性，必須主要依靠法律規章和政策等正式制度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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