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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物;多樣性;人工林;日本落葉松
日本落葉松(Larix leptalepis)原產日本,1909年左右引進我國,以其速生豐產、優質、適應性強等特點在我國黑龍江至長江流域大面積分布。秦嶺西段小隴山林區1974年進行日本落葉松引種試驗,1990年大面積推廣造林,目前,營造人工林14666.67hm2,為小隴山林區主要生態公益林。
生物多樣性直接影響森林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決定著森林生態系統的穩定性。林下植被是森林生態系統的一個重要部分,在促進林養分循環和維護森林立地生產力方面起著重要作用。林下植物群落的組成和結構是群落結構最基本的特征,而物種多樣性是物種豐富度和分布均勻性的綜合反映,體現了群落的結構類型、發展階段、穩定程度和生境差異。
近年來,隨著科學的發展與人類經營水平的提高,人工林面積不斷擴大,同時,人工林生態系統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問題,面對各種生態問題,政府與林業研究者逐漸重視林下植被在養分循環和穩定林分生產力等方面的作用。在日本落葉松人工林經營方面,生物多樣性的爭論層出不斷,有學者提及人工林與鄉土生態系統相比,生物多樣性是否降低,有學者則認為,人工林生物多樣性并無顯著變化。
1 林區概況
洮坪林場地處秦嶺山系西部余脈,長江流域,嘉陵江上游。地理位置東經104°37′~105°01′,北緯34低22′,林區海拔在1600~3300m,坡度在20~50°,氣候高寒陰濕、雨量充沛,年平均氣溫在7℃左右,無霜期為160d,森林覆蓋率35.1%。林區境內3條主要河流洮坪河、碧玉河、白家河(沙金河)均屬西漢水一、二級支流。林區樹種以紅樺為主,其次為白樺、山楊、椴木、楓楊、華山松及少量云冷杉等針葉林。林區內有許多名貴中草藥材、珍貴野生動物以及豐富的黃金礦產資源。由于氣候、地形、經緯度和垂直分布的影響,種群結構和區系成分有明顯的差異,有自身的獨特性,孕育和保存了豐富的植物種類資源。
2 人工林經營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及對策
在日本落葉松人工林經營管理過程中,應及時調整林分密度,改變植物群落生境的異質性,有利于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從而提高人工林生態系統的穩定性。洮坪林場日本落葉松人工林林分,隨經營時間的變化和不同時期的人為干擾,對林下層生物多樣性的變化影響程度灌木層最大,更新層次之,草本層較小。日本落葉松人工林林分隨其林齡生長的變化,不同時期和不同撫育強度的人為干擾,受其林分密度變化的影響,其林下生物多樣性指數和均勻度指數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在林分未郁閉前隨著林分密度的增大,生物多樣性指數逐漸增大,灌木層在密度較大時,生物多樣性的各項指數都較低;密度較小時,其生物多樣性各項指數隨密度減少而增大的變化規律不一致,是由于在林分生長撫育期采取全面割灌措施,大量清除了影響林木生長的藤灌,使其在干擾過后多樣性各指數均大幅度降低。草本層則符合密度較大和較小時,其生物多樣性各指數都較低的密度變化規律。更新層在密度較大時,其多樣性各指數較小,密度小時,生物多樣性各指數較大。
關鍵詞:生物多樣性;威脅因素;保護對策;安徽
中圖分類號:Q16 文獻標識號:A 文章編號:1001-4942(2013)11-0134-03
生物多樣性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1992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上簽署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公約》把生物多樣性提到了與和平發展同等重要的地位。目前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已嚴重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地球上已知物種的25%已消失,20%~30%還有消失的危險,現在植物以每天1種的速度消失[1]。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是不可逆的,對人類的損失是不可估量的,保護生物多樣性已成為全球共同的呼聲。
安徽省跨暖溫帶、北亞熱帶、中亞熱帶3個氣候帶,兼跨長江、淮河、新安江3大流域,境內山丘、平原、湖泊鑲嵌交錯,自然景觀具有高度的異質性,蘊育了豐富的生物資源。但近幾十年的經濟快速發展導致自然資源過度開發、環境污染加劇、生態系統遭到破壞,生物多樣性也在迅速減少,嚴重威脅安徽社會、環境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1 安徽省生物多樣性的現狀與問題
1.1 安徽省生物多樣性受威脅的現狀
1.1.1 生態系統功能不斷退化 安徽省境內的淮河、巢湖等淡水生態系統受到威脅,部分重要濕地退化。內河湖泊的物種及其棲息地不斷喪失,淡水漁業資源大量減少。安徽省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至今圍湖造田達1 667平方公里,占原湖泊面積的32.3%,而同期天然闊葉林面積由近1.2萬平方公里減少到9 100多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積則由全省總面積的7%上升到20%。
1.1.2 物種瀕危程度加劇 據估計,安徽現有384種野生物種正處于瀕危狀態,占全省同類物種總數的3.2%;其中脊椎動物210 種,瀕危比率達28.3%,大大高于全國的7.7%和世界10%的瀕危程度。安徽的野生揚子鱷、丹頂鶴、白冠長尾雉、香果樹等珍稀物種若不能得到有效保護,可能會在50年內滅絕。非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種群下降趨勢明顯。
1.1.3 遺傳資源不斷喪失和流失 一些農作物野生近緣種的生存環境遭受破壞,棲息地喪失,如野生稻原有分布點中的60%~70%已經消失或萎縮。部分珍貴和特有的農作物、林木、花卉、畜、禽、魚等種質資源流失嚴重,一些地方傳統和稀有品種資源喪失,如曾經遍布安徽的華南虎已滅絕,野生揚子鱷、白豚(即下加魚) 和大靈貓也面臨類似的命運。
1.2 安徽省生物多樣性保護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1.2.1 缺乏明確的法律法規 生物多樣性保護法律和政策體系尚不完善,生物物種資源家底不清,調查和編目任務繁重,生物多樣性監測和預警體系尚未建立,生物多樣性保護投入不足,管護水平有待提高,基礎科研能力較弱,應對生物多樣性保護新問題的能力不足,全社會生物多樣性保護意識尚需進一步提高。
1.2.2 經濟社會發展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城鎮化、工業化加速使物種棲息地受到威脅,生態系統承受的壓力增加。生物資源過度利用和無序開發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加劇。環境污染對水生和河岸生物多樣性及物種棲息地造成影響。外來入侵物種和轉基因生物的環境釋放增加了生物安全的壓力。生物燃料的生產對生物多樣性保護形成新的威脅。氣候變化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有待評估。
2 安徽省生物多樣性的威脅因素分析
2.1 環境污染和水體富營養化
環境污染指的是人類直接或間接地向環境排放超過其自凈能力的物質或能量,從而使環境質量降低,對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生態系統和財產造成不利影響的現象。由于經濟的粗放式高速發展,工業廢水、廢氣、廢渣和生活污水嚴重破壞了安徽省的自然環境,致使動植物遭受巨大傷害。化肥、農藥和除草劑的使用在帶來農業豐收的同時,也使農業污染越來越嚴重,尤其對那些周圍無林地的湖泊更是雪上加霜。由于缺少林地的凈化,農業污染源導致湖泊富營養化加快,例如五大淡水之一的巢湖每年接納化肥約20萬噸,致使N、P嚴重超標,成為重富營養化湖泊。
2.2 野生動植物的棲息地遭到破壞
水利水電、圍湖造田、航道航運等工程建設破壞了水生動植物的棲息地及其生存環境,造成大量物種的生存空間被擠占、洄游通道被切斷、產卵場遭到破壞。如巢湖拒江倒灌后,鯽魚、觸科魚類、馬口魚、胭脂魚、銅魚在湖區已屬罕見[2]。
由于大面積的森林采伐、自然災害、修路架橋、開發旅游等原因,安徽省原生的天然林不斷遭到蠶食和破壞,其面積已不超過2 667平方公里,嚴重影響了野生動植物的正常生長和森林群落的演替。同時,許多野生動物的棲息地不斷島嶼化和片斷化,造成一些珍貴野生動物數量銳減,如20世紀30~40年代安徽沿江南岸的支流湖泊隨處可見的揚子鱷,目前野生種群數量不足200條,且被分割在六個縣(區),近親繁殖導致其變異性下降,處在滅絕的邊緣。
2.3 生物資源被過度利用
盡管安徽省采取了一系列的資源保護管理措施,但長期以來形成的“野生無主,誰獵誰有”的思想依然存在,亂捕濫獵現象普遍。另外,由于長期重捕輕養,許多湖泊經濟魚類捕獲量明顯下降,魚類資源銳減又影響食魚鳥類和獸類的食物來源,從而影響到整個生物鏈的穩定性。
2.4 生物入侵
生物入侵是指某種生物從外地自然傳入或人為引種后,成為野生狀態,并對本地生態系統造成一定危害的現象。這些入侵種由于生存環境和食物鏈發生改變,在缺乏天敵制約的情況下泛濫成災。某個生物種群數量急劇增加時,就會改變食物鏈各能量營養級的組成,使生態系統的平衡遭到破壞。空心蓮子草和鳳眼蓮分別于20世紀30~50年代在安徽作為豬飼料廣泛種植,后因農民不再將其當作豬飼料而逸為野生,由于其繁殖速度極快,造成了堵塞河道、阻礙排灌航運及破壞水生生態系統等危害。
3 保護安徽省生物多樣性的對策
根據安徽省現有的地情、民情和經濟發展狀況,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進行生物多樣性保護。
3.1 建立明確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
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目標是通過不減少基因和物種多樣性、不毀壞重要生境和生態系統的方式,來保護和利用生物資源,以保證生物多樣性的持續發展[3]。保護生物多樣性有三個基本組分:挽救生物多樣性,研究生物多樣性和持續、合理地利用生物多樣性。安徽省在進行生物多樣性保護時,可以從以上三個方面入手,建立明確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確保目標的科學性和可行性,還要制定短期、中長期的實施規劃,有目的、有策略地進行保護工作。
3.2 加強宣傳教育,建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法律體系
環境保護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其中就包括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安徽省應進一步加大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宣傳力度,讓人們了解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強化人們的生物保護意識,提高民眾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自覺性和積極性,為保護生物多樣性奠定堅實的群眾基礎。另外,應根據本省實際,加快制定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法律、法規,用法律來約束、規范人們的行為,提高人們對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法律意識。
3.3 主體功能區劃分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相結合
根據安徽省不同地區的資源情況、生態狀況、環境容量、人口數量以及國家、全省的發展規劃和產業政策,明確不同區域的功能定位和發展方向,合理劃定重點開發區、限制開發區、優化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將安徽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關鍵地區和關鍵物種列入禁止開發區,使區域經濟發展和生物多樣性保護齊頭并進,有機結合。
3.4 加大對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治理力度
嚴格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標準,加強建設項目的環境管理,加強環境執法,確保企業污染物排放穩定達標,確保新建、改建、擴建項目嚴格履行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努力做好源頭控制。要重點加強淮河、巢湖等重點流域的水污染防治工作;加強對道路、港口、水庫等破壞生態項目的監督管理;控制二氧化硫的排放水平,積極降低酸雨的影響程度和范圍。
3.5 加強自然保護區的建設與管理
建設自然保護區是實施生物多樣性就地保護的重要措施。目前,安徽省的自然保護區數量、面積比重相對全國而言十分滯后。應進一步加大自然保護區的建設力度,建立不同類型、不同級別的自然保護區,完善自然保護區的空間布局,擴大自然保護區的規模,力爭將所有的國家級重點保護物種、珍稀瀕危物種和地方特有物種納入保護范圍,同時加大對自然保護區的監管力度。
3.6 建立生物多樣性監測、風險評估體系
建立健全生物多樣性監測、評價體系和信息共享平臺,努力實現工作制度化、常態化,特別是加強珍稀瀕危物種、關鍵物種、特有物種、指標物種以及外來物種的監測,全面、及時地掌握全省生物多樣性動態信息。建立完善、準確的生物多樣性數據庫,對全省境內不同區域的物種進行實時監控,一旦發現問題,依據生物多樣性保護法律法規及時處理。
3.7 加大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資金投入
必須建立穩定的資金投入渠道,并逐步加大投入力度,努力提高安徽省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科研水平和管護能力。
參 考 文 獻:
[1] 馬克平.試論生物多樣性的概念[J]. 生物多樣性,1993,1(1):20-22.
關鍵詞:生物遺傳資源;生物剽竊;生物多樣性公約;立法模式;中國
中圖分類號:DF46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04(2008)01-0202-05
21世紀是生物技術時代,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利用其在經濟和技術上的絕對優勢,正在對全球范圍內的生物遺傳資源進行著一場新的“圈地運動”。他們無償或低價地從發展中國家獲取遺傳資源,然后對其進行所謂的“提純”或加工,將其視為“發明”獲得專利,并進行商業性開發利用,獲取巨額的利益。但是,他們卻沒有讓發展中國家公平合理地分享利用遺傳資源所獲得的經濟、科技和其他各種惠益。這就是所謂的“生物剽竊”或“生命海盜”(Biopiracy)現象。
199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以下簡稱為“《公約》”)將遺傳資源的法律地位界定為人類共同關切之事項,這為各國應對“生物剽竊”、確保遺傳資源的惠益分享(以下簡稱為“ABS”)奠定了初步的國際法基礎,同時也為各國采取符合國情的履約對策提供了靈活的空間。在這種情況下,世界上一些主要的遺傳資源國也開始制定國內立法,確立本國關于遺傳資源ABS的政策框架和法律機制,旨在最大限度地維護本國的利益。
縱觀《公約》生效10余年來各國的立法實踐,已經有50多個國家和地區根據《公約》確立的原則與框架已經或者正在制定ABS方面的立法。各國通過這種公法管制的模式,針對獲取本國境內的ABS活動制定了專門的立法措施,政府部門在此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依法進行調整和管制。所有這些立法,又可以劃分為修訂/解釋模式、綜合性立法模式、專門立法模式以及超國家立法模式等四種類型。
本文將對公法管制模式的四種立法類型進行考察,分析各種類型所適用的背景、條件及其優劣之處,以期得出一些規律性的認識,為我國的相關立法提供參考。
1 修訂/解釋模式
很多國家對ABS問題的認識,起源于《公約》的談判與生效。此后,該問題才逐漸為立法者與普通公眾所了解與認識,并進入這些國家的立法議程。在此過程中,有些國家對相關規定進行擴大解釋,以便將遺傳資源納入現行法的調整范圍,或對現行立法進行修訂,增加ABS方面的規定。馬來西亞(沙撈越邦)就是如此。
馬來西亞是世界上12個生物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其生物資源相當豐富。熱帶森林覆蓋了大部分國土,是地球上生態系統最為豐富的地區之一。沙撈越(Sarawak)是馬來西亞最大的一個邦,享有比其他邦更特殊的地位,他們可以制定與聯邦不同的政策與立法。
1987年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獲得馬來西亞總理內閣經濟規劃部的收集于出口許可證,隨后獲得沙撈越邦林業部簽發的許可證。受國家癌癥研究所的委托,伊利諾斯大學芝加哥學院與沙撈越林業部的植物學家于同年開始收集Calaphyllum lanigerum的枝和葉。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對Calaphvllum lanigerum的提取物進行篩選,發現了強大的抗艾滋病病毒成分:Chmarin組中的(+)-Calanoid A和(-)-Calanoid B。
在該案的啟發下,沙撈越邦政府于1994年4月修訂了其《森林條例》,增加了獲取遺傳資源的規定。該修正案規定,任何人在為開發醫藥或藥品成分進行研究的目的而獲取、轉移或出口樹木或其衍生物之前,都必須獲得林業部長批準、林業局長簽發的許可證。
這種立法方式的優點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它維護了現行立法的穩定性,在不影響現行立法基本框架的情況下實現對ABS的管制。另一方面,它避免了就ABS問題制定專門的、綜合性立法所帶來的巨大成本。這些潛在的成本包括制定新法面臨的政治阻力、冗長復雜的協商過程、新法調研與起草的人力與財力資源等。
不過,該修正案也存在很大的缺陷。首先,它僅適用于樹木物種,并限于那些與醫藥開發有關的商業利用。這就產生一種漏洞:如果獲取申請者在申請當時并沒有決定進行醫藥產品開發,但隨后決定對所獲得的樣本進行研發,這種情況就不受該修正案的調整。其次,該修正案并沒有規定如何進行惠益分享。在Calophyllum案中,雙方隨后達成的惠益分享安排并非基于法律的規定,而是雙方共同約定的結果。
總體上看,通過擴大解釋或修訂現行相關立法來管制ABS的方式,只能作為一種權宜之計,在一國制定遺傳資源獲取與獲益分享專門立法時機尚不成熟的階段暫時采用。
2 綜合性立法模式
這一類型的立法主要是指在可持續發展、自然保護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等更廣泛的目標的立法中,規定有ABS問題的專門章節或條款。采取這種立法形式的國家,基本上都是生物多樣性和生物資源非常豐富的國家。除了ABS這個焦點問題外,它們在生物多樣性保護與持續利用方面也面臨很多現實的問題。在此背景下,各國選擇制定《生物多樣性法》來實施《公約》的義務,更接近于《公約》所強調之精神與立法目的。此種類型中最知名的是哥斯達黎加1998年的《生物多樣性法》。
哥斯達黎加位于中美洲狹窄的大陸橋上,是南北美洲之間的生物匯集地。哥斯達黎加兼具北美與南美的物種,增加了其復雜多樣風貌,且地形上有高山縱貫,因此有多種溫度地帶,適合許多種不同生物的生長。多樣的地貌與多變的氣候使這個面積很小的國家成為世界上生物物種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
在本國生物開發實踐不斷發展的情況下,哥斯達黎加通過了1998年《生物多樣性法》。該法最大的特點是,它調整幾乎所有與生物多樣性有關的問題,而不僅僅限于ABS問題。該法將其基本宗旨確立為保護生物多樣性、可持續利用資源、公平分享惠益和分擔成本。隨后,該法又列舉了國家應盡力實現的十三項目標,這些目標包括ABS的內容,但更多的目標在于通過各種方式促進國家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與持續利用。
1998年《生物多樣性法》只是為ABS問題確定了一個原則性的框架。該法明確要求獲取申請者必須獲得生物資源的實際所有者或提供者的事先知情同意;獲取申請者還必須向管理委員會申請獲得研究或生物開發的獲取許可證。因此,它實質上要求的是雙重事先知情同意。在惠益分享方面,它規定獲取申請者必須在主管部門的許可證以及與利益相關者的協定中約定技術轉讓和公平分享惠益的內容。該法還重視對土著與傳統社區的保護,承認和保護土著人和地方社區與生物多樣性組成部分的利用及
相關知識、實踐和創新方面的權利。
根據1998年《生物多樣性法》第62條的授權,環境與資源部于2003年頒布了《生物多樣性遺傳和生化成分與資源獲取通則》,對《生物多樣性法》中關于ABS的原則性規定做出了具體的規定。
哥斯達黎加1998年《生物多樣性法》是旨在全面保護和利用生物多樣性的立法。這就為在更廣泛的背景下解決ABS管制問題提供了一個框架,也為其他國家ABS立法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它能夠將ABS置于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整體框架內,而不是作為一個孤立的問題加以處理。
哥斯達黎加在實踐中發展起來的“綜合立法+實施條例”的立法形式也是一種可取的創新。《生物多樣性法》是生物多樣性領域的綜合性立法,它不可能事無巨細地對所有事項都作出詳盡規定,否則該法內容就會過于龐雜。如果綜合立法只是先為相關事項確立一種原則框架,而將具體規定留待主管部門通過實施條例解決,將最大限度地減輕綜合立法的負擔。其次,任何一部立法在起草時都會出現科學界或利益相關方尚未達成共識的事項,在生物多樣性領域更是如此。如果綜合立法先是作出原則框架,則可以給各方提供一種共事的框架。分歧問題可以等到獲得科學確定性或各方利益協調后,再通過實施條例加以規定。這樣就能在短期內確定國家管制與獲取框架,解決有法可依的問題;同時,又可以根據實踐經驗和發展需要進行修訂與完善。這種“綜合立法+實施條例”的做法,應該說是一種兩全其美的方法。
3 專門立法模式
頒布專門的立法是解決ABS問題最直截了當的方式。巴西等國采取的就是這種模式。
巴西是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國家,巴西的生物多樣性為國民經濟作出了突出的貢獻。除了眾所周知的生物多樣性外,巴西還擁有豐富的文化多樣性。近年來,由于遺傳材料的偷盜活動,特別是亞馬遜地區的活動,巴西每年喪失大約10億美元的生物多樣性。同時,土著和當地社區的傳統知識也面臨著被掠奪和剽竊的危險。
巴西參議院早在1994年就已經批準了《生物多樣性公約》。最初,巴西實施《公約》ABS規定采取的是以高度締約自由為核心的私法模式。巴西設立了“巴西亞馬遜生物多樣性可持續利用協會”,由其與商業生物公司簽訂合同來開展ABS活動。2000年,瑞士諾華(Novartis)公司與生物協會簽訂了為期3年、排他利用亞馬遜地區生物資源的合同。該合同在巴西引起了極大的法律與社會爭議。在巴西各界的強烈反對下,生物協會拒絕了與諾華公司的合同。該事件也促使巴西轉而采取調整ABS的公法模式。為了應對諾華公司合同帶來的社會壓力,巴西聯邦政府于2000年《暫行條例》。
巴西這種立法方式最大的優點就在于它可以短時間內建立一套全面的ABS管制框架。從立法目的上,專門立法是專門調整ABS的立法,具有直接針對性。從適用范圍看,專門立法適用于國內的所有生物遺傳資源,而不是特定的遺傳資源。從調整對象來看,專門立法適用于所有與ABS有關的活動,而不是特定的相關活動。從立法內容上看,專門立法既包括遺傳資源的獲取問題,也包括相關的惠益分享問題,一般還包括土著社區參與和傳統知識保護等問題。從調整機制上看,專門立法一般會設立和指定一個專門調整ABS管制的主管部門。從管制制度上看,專門立法都明確規定了事先知情同意、共同商定條件等ABS領域的特有制度。
不過,巴西的《暫行條例》也暴露出了專門立法方式的一些固有缺陷,即各方面阻力多、立法難度太大。ABS是個全新問題,存在著很多不確定的因素。例如,對于醫藥開發等生物技術對遺傳資源的需要是否長期存在、合成技術是否會取代天然材料的問題,目前尚沒有統一的認識。同時,ABS立法所涉主體繁多,所涉內容龐雜。就主體而言,在管制方層面,ABS會涉及多個不同的政府部門,專門立法新設或指定一個主管部門進行管制,勢必會引起其他相關主管部門的不滿甚至是反對。在聯邦制國家,還面臨聯邦政府與省級政府之間在管轄權方面的沖突與協調問題。在被管制方層面,存在著學術利用者與商業利用者之分,還有很多其他的利益相關者,管理制度面臨著對這些被管制方一視同仁還是有所區別的選擇。就內容方面,ABS所涉及的資源申請、獲取、惠益分享、知識產權安排、土著人權利保護等事項與其他相關法律多有聯系。如專門規定,恐有重疊之處;如不加規定,又無法實現專門保護之目的。由此可見,在一項專門法律中全面、科學、合理地規定所有內容,真是“難于上青天”!
在這種背景下,上述各項專門立法出現諸多不足與缺陷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不過,也正是這種行政法規、而非經過正式立法程序的法律,為應對客觀發展的需要而迅速進行修改調整提供了一種可能性。
4 超國家立法模式
目前,南美洲、東南亞、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區等四個區域都已經或正在制定ABS超國家立法。其中,安第斯共同體的《關于遺傳資源獲取共同制度的第391號決議》(以下簡稱“《第391號決議》”)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區域制度。
在《公約》談判與生效之前,該地區及其成員國并沒有調整ABS的法律。安第斯共同體的五個成員國都是《公約》的締約國。《公約》于1993年底正式生效,為安第斯共同體各國制定實施《公約》ABS規定的管制措施、維護本國作為遺傳資源與傳統知識提供國的利益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環境。
為了在成員國管制ABS活動方面創建公平的法律環境,加強成員國的談判能力,避免成員國在各自國家的遺傳資源獲取條件方面各行其是而相互壓價,1996年7月2日安第斯共同體卡塔赫納協定委員會通過了《第391號決議》。《第391號決議》是實施《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5條的第一項區域性ABS管制立法。它在重申成員國對其遺傳資源的情況下,為各成員國管制ABS提供了共同的框架。
作為一項創新性的法律文件,《第391號決議》大大提高了成員國政府官員與民間團體在ABS方面的意識。這一文件對《公約》締約國會議、聯合國糧農組織會議、世貿組織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等國際制度和論壇也產生了影響,這些制度和論壇在討論中經常引用該《決議》并考慮其實施經驗與教訓。
安第斯共同的經驗告訴我們,國家集團要采取超國家立法管制ABS形式必須具備一定的前提條件。這些條件至少包括相關國家與鄰國共享一定的生物資源和傳統知識、相關國家與鄰國在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利用方面面臨著共同的問題、相關國家都有一個既存的區域組織作為依托三個方面。
這種通過區域組織采取超國家立法的模式至少有兩方面的優點。一方面,超國家的ABS制度可以提高參與國家的談判實力。超國家立法都為每個成員國規定了一套必須執行的共同最低規則。這樣以來,即使開發利用者認為一國的獲取成本過高,他也不太可能與擁有相同資源的鄰國達成成本更低的獲取協定。這樣就有助于提高區域
內各成員國的整體談判實力。另一方面,這種超國家立法可以加強區域內各成員國在ABS方面的能力建設。區域內的發展中國家在與生物開發者相比處于不利談判境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發展中國家普遍缺乏為其遺傳資源增值的科學與技術能力。它們實際上處于生物開發利用鏈中的低價值終端。在區域國家之間加強協調、促進合作是所有區域立法安排共同的目標。
應當注意的是,采取區域共同的獲取框架并不意味著所有相關國家的需求和具體情況是相同的。同一區域內的不同國家之間盡管在ABS方面存在著共同利益,但在國家大小、資源稟賦、人口數量、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等方面還是存在著差異,因此區域安排必須具有適應各國具體需要和優先事項的靈活性。
不過,這種超國家的立法框架也可能存在著一些問題。首先,框架的形成過程,可能因參與國家的數量眾多而異常復雜。其次,如何在確保區域共同制度的基礎上適應個別國家的需求和具體需要依然是個難題。
5 對我國的啟示
綜上可見,采取公法管制模式的國家全都擁有比較豐富生物多樣性和生物資源。與其豐富的生物資源稟賦相對應,這些國家在遺傳資源的全球交流中毫無例外地屬于遺傳資源的提供國。由于缺乏有效管制,這些國家的遺傳資源大都被外國生物開發者免費獲取甚至是被剽竊或掠奪,沒有因資源開發而獲得公平合理的惠益分享。由此可見,一國所擁有的豐富生物資源、該國生物資源提供者的地位以及該國無管制的生物開發現狀,是決定該國對ABS采取公法管制模式的主要動因。
由于各國在生物資源的豐富程度、生物開發現狀、ABS管制的緊迫程度等方面還存在著差異,因此各國又采取了通過修訂或擴大解釋現行立法調整ABS問題、制定包含ABS規定的目標更廣泛的綜合性立法專門的ABS立法以及區域組織的超國家立法等四種類型的立法形式。這幾種立法形式各有千秋。
通過修訂或擴大解釋現行立法將新興的ABS問題納入到法律的調整范圍,可以保持原有立法框架的穩定性,避免制定新立法可能引發的昂貴立法成本,它的缺陷在于無法對同樣重要的惠益分享、傳統知識、知識產權問題進行調整。實際上,采取這種立法形式的國家(如馬來西亞)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開始考慮制定專門立法問題。
在目標更廣泛的綜合性立法對ABS問題作出具體規定,是面臨生物多樣性全面保護與持續利用壓力的國家比較流行的一種立法形式。這種立法形式的優點是相當明顯的。首先,它不是單獨處理ABS問題,而是將其置于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整體框架內進行考慮,因此有助于在更廣泛的背景下解決ABS管制問題。其次,該種立法形式一般都為ABS管制確立了結構合理、內容全面、形式完整的框架。第三,“綜合立法+實施條例”的形式可以解決綜合性立法內容過于龐雜的問題,并為日后解決立法當時的不確定因素提供了可能。
比綜合性立法形式更徹底的是有些國家采取的ABS專門立法形式。專門立法最大的優點就在于它的“一步到位”。與綜合性立法相同的是,這種立法可以為ABS的管制確立全面的法律框架。與綜合性立法不同的是,專門立法在調整對象上更加具有針對性,其單行立法的形式也可以保障在內容的全面性,因此基本上不需要再制定相關的實施細則加以補充。專門立法所具有的這一獨特優勢,有助于ABS管制壓力較大的國家盡快構建管制框架、盡早實現對由獲取其資源所產生惠益的公平分享。
最后一種立法形式是區域組織的超國家立法。采取這種立法形式需要一定的前提條件,即:相關國家必須擁有著共同或類似的遺傳資源,在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利用方面面臨著共同問題,該制度得到相應的區域政治經濟一體化組織的大力支持。對于那些符合這些條件的國家而言,區域組織的超國家共同制度可以提高參與國家在ABS方面的談判能力,同時有助于加強區域內各成員國在ABS方面的能力建設。不過,區域立法也必須考慮各成員國的特殊情況與具體要求,同時作為一種區域性的國際法,它最終仍需要各國通過國內措施予以實施,無論是直接在國內適用還是制定實施立法。
關鍵詞:生物多樣性;園林建設;生態園林
中圖分類號:TU986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944(2012)04008502
1 引言
生物多樣性是指生命有機體及其賴以生存的生態復合體的多樣性和變異性,其中包括了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生態系統多樣性3個層次,保護并發展生物多樣性對于人類的生存及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城市是囊括了自然與社會的復合型生態系統,盡管它是一個人工的環境,但是自然環境仍然是城市生存與發展的基本前提,城市自身的生物群落反映了城市本身的生物多樣性[1]。隨著社會發展如城市化進程的加劇,城市生物群落的結構受到了破壞,物種多樣性的減少影響了城市生態環境的協調和穩定發展。近年來,生態園林的發展將城市園林從傳統的觀賞功能與游憩功能,發展到維持城市生態平衡,保護物種多樣性的階段[1]。生態園林強調園林建設與自然生物群落的有機結合,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創造了許多有利條件,園林規劃的前瞻性、園林類型的多樣性和園林空間的異質性等方面都為生物多樣性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生態園林建設無疑是保護和發展生物多樣性的最佳選擇。本文旨在為城市園林建設中的生態問題提出建議,并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相結合提出生態園林建設這一有利于人與環境的議題。
2 生態園林建設與生物多樣性保護
生態園林是以生態建設為主體的景觀,但其本質是生物群落,是以自然界為依托,由于盲目的建設和傳統的園林觀念使得自然植物群落的物種種類減少,野生動植物衰退,物種多樣性減少,城市景觀變得單調,城市生態系統日漸脆弱,生態園林是現代園林建設的發展趨勢,以保持生態平衡和美化環境為主導思想,遵循共生、循環、競爭等生態學基本原理,在掌握各種生物特性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地理空間資源,使各種生物組合成一個穩定、有序的群落[2]。生態園林的主體是自然生物群落和人工自然生物群落,根據種類多樣性導致群落穩定性的原理,保持和增加城市園林的生物多樣性,保持生態園林穩定協調發展,維護生態平衡。
2.1 生態園林的種類及其功能劃分
生態園林按照其構成主體和植物組成來劃分有5種類型,即生產型植物群落、觀賞型植物群落、抗逆型植物群落、保健型植物群落和文化環境植物群落,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具有特殊功能的生態園林,如珍稀瀕危植物園、景觀生態園、生物專類園、水族館、苗木基地等。園林類型的多樣化是保護與發展生物多樣性的基礎,在規劃建設各類生態園的同時,既要體現該園的主要功能,更要考慮科學性,充分利用我國豐富的動植物資源,保護和發展生物多樣性,生產型園林充分的利用各種庭院、城郊空地、垃圾場等,建成花、木、草等有較高經濟價值的園林系統[4]。觀賞型園林以我國豐富的動植物資源為基礎,利用不同物種的觀賞特性、觀賞價值與觀賞時期,營造景致多樣、色彩豐富、特色明顯、主體突出的生態園林。抗逆型園林要發揮出其治理污染凈化環境的功能,更要充分利用城市的各種環境問題。文化型園林在創建不同的文化氛圍的同時,需要加強對文化環境生物群落,尤其是古樹名木的培育和復壯。珍稀瀕危園在珍稀動植物保護、繁衍與研究方面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地區性的珍稀瀕危植物引種保存中心,用來保護物種以及其遺傳多樣性的,自然生態棲息區也開始得到妥善的保護。生物專類園的建設應以分類利用為基礎,模擬自然植物群落將豐富的各專類植物配置在一起,創建花卉園、竹園藥草園、經濟作物品種園、果樹園、抗逆境植物園等各種生物專類園。
2.2 生態園林的生態功能
園林是城市的自然空間,其主要標志就是生物,尤其是植物,林間異質性與生物多樣性密切相關,空間異質性包括環境的多樣性和自然度兩個方面,生物多樣性是適應環境分異性的結果,環境越多樣化所提供的生物的多樣性就越豐富,所包含的生物種類就越多,自然程度對于野生動物的存在具有重要意義,這些方面保證了它們覓食、繁殖、隱蔽及安全條件。在城市園林中植物群落對空間異質性的兩個方面生境多樣性、自然度都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植物群落的結構多樣性可以作為衡量園林空間異質性的指標,傳統的中國古典園林由于忽視生態上的合理配置使得林間異質性較低,生態林重復層混交,立體植物群落的營造,這樣既提高了環境的多樣性和園林的自然度,又為其他物種的生存棲息提供了良好的環境條件,使昆蟲、鳥類、小型獸類的引入成為可能,使整個園林空間更加異質化,極大地豐富了物種多樣性,對于形成自然穩定協調的城市園林生態系統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生態園林是以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為核心的運用生態學原理研究植物個體、群落與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同時研究以植物群落的發展、組成、特性及其相互作用形成有規律的人工生態系統,在這一系統中喬木、灌木、草本和藤本植物被和諧地配置在一起,不同生態特性的植物能夠充分利用陽光、空氣、土地空間、養分和水分等構成一個穩定并和諧發展的群落。根據對城市生態園林觀賞特性、生態學特征和生態功能的研究,生態園林的內涵應該體現在3個方面:生態園林的觀賞性,根據科學原理配置人工植物群落,創造出和諧的景觀,有美化環境,提供觀賞資源,提高觀賞價值,產生社會效益,保健休閑功能等作用。生態園林有改善環境的生態效應,通過利用植物的光合作用、蒸騰作用、吸附作用和吸收作用,調節局部小氣候;吸收有毒有害物質;減弱噪聲和防風降塵等,維護生態平衡。生態園林有生態結構的合理性,合理的時間,空間和營養結構,與周圍環境形成一個和諧統一的整體。
3 生態園林的建設方式
生態園林的建設范圍由城市公園和城市綠地系統擴展到了城市的廣大郊區,作為一個整體的建設模式充分利用城市區域內的經濟資源和環境資源以及動植物資源,進行綜合規劃,以謀求城市大環境的生態化,這就是城市大園林的觀點。在傳統園林的建設中,分散的園林綠地系統,生境由于綠地面積較小和植物種類單一的原因,加之與自然環境之間松散的聯系,使生物的種類受到了極大程度的限制,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作用降低。而在城市園林的建設中,利用島嶼生物生態學原理,在城市各生物群落之間建設生態廊道,使原有的城市綠地系統連接成為一個大園林的網絡,作為一個相對開放的空間,將自然環境引入城市這個大型的人工環境之中,不僅給更多的生物提供了更好、更大的生存空間,而且有利于城外自然環境中的野生動植物通過廊道進行遷移,城郊、森林公園、自然保護區、野生動植物保護點等的建設規劃,在城市形成大規模的高效的并且有經濟效益的綠色系統,極大地豐富了城市的生物多樣性,而且城市邊緣帶作為一種緩沖帶,為受人類活動脅迫的野生生物提供良好的庇護場所,使其得到了良好的保護,并為其生存和繁衍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環境,城市邊緣帶園林的建設讓城市的生態環境得到了巨大的改善,讓城市的物種多樣性得到了擴展與發展,是生態城市建設所跨出的一個大跨步的前進。
生態園林的建設,改變了傳統園林局限的做法,在規劃、設計和施工中,以本土植物的種植繁衍作為種植的理論模式,充分利用了本土植物的資源。我國森林植被的地帶性分布極其明顯,處于不同生物氣候帶上的地帶性植物群落和動植物群落的結構層次,區系組成,是形成各地區城市生態園林自然群落的基本,又是引種、培育園林動植物新品種的基因庫。生態園林的理論的形成使城市的大環境更趨于本土化、生態化,摒棄了許多不科學的、不生態的造園方法,使大城市大園林的理論更深得人心,城市的生態環境得到改善,城市的物種多樣性得到提升。
4 結語
生態園林是以生態原理為基本、以保護環境以及物種多樣性為主旨的生態系統,在這一生態系統中喬木,灌木,以及草本植物和藤本植物和諧生長,共同構筑出一個種群協調,色彩豐富,造型優美的群落。不同生態類型的植物以高低、平折等各種形式充分的利用光、水分、營養等要素,構成一個和諧的群落。園林生態群落的物種多樣性不僅僅是城市建設水平的重要指標,也是城市環境健康狀態的重要指標之一,可見生物的多樣性是城市發展以及園林建設的重點,城市建設與發展應該重視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在下一步的工作中,需要對生態園林的建設進一步的深入探討,對于各種植物以及景觀的搭配進行處理,以求達到景觀效果與生態元素的進一步協調發展,以及研究生態園林建設中的其他問題,并使其可以得到合理優化的解決。
參考文獻:
[1] 袁興中.城市生態園林與生物多樣性保護[J].生態雜志,1999(4):17~18.
[2] 葉選怡.談城市園林建設與生物多樣性保護[J].麗水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05(5):60~61.
[3] 蔣家淡.城市生態園林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關系[J].引進與咨詢,2003(12):212~213.
[4] 牛曉梅.建設城市園林 再現生物多樣性[J].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2008(32):80~81.
關鍵詞:城市化;生境單元;植物多樣性;保定市
中圖分類號:Q948;X17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1)09-1781-03
Plant Diversity in Baoding City Affected by Urbanization
LI Ming,WANG Shu-xiang,FENG Da-ling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Hebei, Baoding 071001,Hebei,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greenbelt distributing condition, 13 representative sample areas distributing in the three cirde regions(central,second ring,third ring) in Baoding city were selected to investigate the types,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of plants in this city. There were 94 species belonging to 74 genuses of 41 families in study area. The diversity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plant types was the same in same region, i.e. both the richness index and diversity index of herbs were high, and the evenness index of arbors was high. Both the richness index and diversity index of shrubs were low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different orientations, the diversity index of all the plants was rich in west area; the richness index of arbors and shrubs in east area was the highest and the evenness index of herbs in west area was the lowest. The evenness index of arbors in east and north areas was the highest whereas shrubs in north area was the highest and herbs in west area was the highest. Urban greening mainly concentrated in planting shrubs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specie was single. The greening in old area still need to be improved. Planting single specie in roadway greenbelt should be avoided and local species should be protected.
Key words: urbanization; habitat unit; diversity; Baoding city
城市化是一個全球性的發展趨勢,這種趨勢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已經引起人們的極大關注。近年來,人類的許多活動,如開墾、資源開采、過度放牧、無序土地利用、城市擴展等,正影響和改變著生物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天然生物資源日益減少,生物多樣性受到極大的威脅[1]。在城市生態系統中,城市的生物多樣性(包括遺傳、物種、生態系統及景觀的多樣性)與城市自然生態環境系統的結構與功能(能量轉化、物質循環、食物鏈、凈化環境等)密切聯系,構成了城市賴以生存發展的生態環境基礎并可增強城市生態系統的穩定性[2,3]。近年來學者們以微觀的對單個影響因子的研究居多,從宏觀綜合角度出發進行的研究較少[4,5]。本文以保定市為例,在調查城市不同生境單元下植物多樣性基礎上,分析市區植物多樣性與人為干擾強度之間的關系;旨在為進一步加強城市地區植物多樣性保護和城市建設提供參考依據,同時,也為今后如何進一步開展城市地區植物多樣性保護提供理論支持。
1研究地區概況與研究方法
1.1研究地區概況
本研究于2010年5~7月在河北省保定市區(39°55′-40°22′ N,117°34′-118°14′ E)進行。該區西北高、東南低,市區面積312.3 km2,城市建成區面積54 km2。黎河、沙河、林河等河流自東北向西南流入于橋水庫,成為解決天津水源的“引灤入津工程”的重要河道。暖溫帶大陸性氣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氣溫12.7 ℃,年平均大于10 ℃活動積溫4 349 ℃;1月平均氣溫-5 ℃,7月平均氣溫27 ℃,年均降雨量575.4 mm,積溫3 980 ℃,無霜期259 d,年日照2 563 h;年無霜期約210 d;市區人口143萬人。
1.2研究方法
1.2.1樣地選擇以保定市區中心(火車站)為中心點,沿東南西北4個方向選取具有代表性的地段設置樣方13個,即以火車站為中心,一環、二環公路為基本界線,將保定市大致劃分為市中心、近郊、遠郊3個圈層。包括車站在內,市中心區域內共選擇15個樣地,其中包括公園、居住小區、公共綠化活動場所、道路綠化帶等生境單元作為調查對象;近郊、遠郊各選擇12個樣地,涉及主次干道、工廠等附屬綠地、公園、農田等生境單元作為調查對象。
經調查,一環為人居活動稠密區(人均流量36人次/min;車均流量40車次/min);二環為居住集中區,人居活動、車輛較多(人均流量20人次/min;車均流量35車次/min);三環為人居活動及車輛最少的工業區(人均流量12人次/min;車均流量23車次/min);其他如綠化率、建筑面積等均相似。
1.2.2樣方設置為了便于對生境多樣性進行評估,可將生境分為許多生境單元。通過實地調查將所有的單元分為3種類型:點狀要素、線狀要素和面狀要素。面狀要素以面積(m2)表示,線狀要素以長度(m)表示,點狀要素則以數目(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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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狀樣方設置:以10 m×10 m設置100 m2樣地。在每樣地內以五點法設置5個2 m×2 m的灌木樣方及10個1 m×1 m的草本樣方,對于面狀樣地,依據實際情況亦采用三點法,對其整體情況進行評估。線狀樣方設置:選取10 m作為線長,利用三點法調查其中喬木、灌木、草本數據。點狀樣方設置:實際測量所選取點狀樣地全部喬木、灌木、草本數據。
1.2.3調查內容與方法采用實地調查法,在樣方中分別記錄喬木、灌木、草本植物的種類及數量。
1.2.4分析方法物種豐富度和均勻度采用Margalef豐富度指數(R)和Pielou均勻度指數(J),用以反映城市綠化物種的豐富程度和均勻程度;利用Jaccard指數進行單元間相似性分析;利用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H)以獲得物種的多樣性情況[6,7]。
2結果與分析
2.1保定市植被物種構成分析
根據調查由市中心至郊區的樣地的植物種類統計,研究區域內有植物41科74屬94種,其中薔薇科(Rosaceae)最多,有10種植物;其次為菊科(Compositae),有8種;十字花科(Cruciferae)、豆科(Leguminosae)各有6種;木樨科(Oleaceae)、禾本科(Gramineae)各有5種;松科(Pinaceae)、懸鈴木科(Platanaceae)、旋花科(Convolvulaceae)、藜科(Chenopodiaceae)各有3種;楊柳科(Salicaceae)、桑科(Moraceae)、蓼科(Polygonaceae)、莧科(Amaranthaceae)、衛矛科(Celastraceae)、堇菜科(Violaceae)、紫草科(Boraginaceae)、唇形科(Labiatae)、忍冬科(Caprifoliaceae)、鳶尾科(Iridaceae)、槭樹科(Aceraceae)各有2種;小檗科(Berberidaceae)、千屈菜科(Lythraceae)、茜草科(Rubiaceae)、錦葵科(Malvaceae)、柏科(Cupressaceae)各有1種植物。
在調查過程中發現,城區的喬木除人為栽培的以外,大多已不能夠進行自然生長和更新。在城區所見喬木僅有雪松、毛白楊、垂柳、龍爪槐、懸鈴木等。灌木群主要有紫葉小檗(Berberis thunbergii cv.atropurpurea)、多花薔薇(Rosa multiflora)、冬青衛矛(Euonymus japonicus)、金葉女貞(Ligustrum vicaryi)、紫丁香(Syringa oblata)等綠化常見物種。野生草本物種豐富,僅城區內自然生長的草本植物達60種之多。常見的野生草本有狗尾草(Setaria viridis)、紫花地丁(Viola philippica)、藜(Chenopodium album)、蓄(Polygonum aviculare)、早熟禾(Poa annua)、車前(Plantago asiatica)、夏至草(Lagopsis supina)、山苦荬(Ixeris chinensis)、鵝觀草(Roegneria kamoji Ohwi)、田旋花(Convolvulus arvensis)、獨行菜(Lepidium apetalum)、薺菜(Capsella bursa-pastoris)、朝天委陵菜(Potentilla supina)、蛇莓(Duchesnea indica)、酢漿草(Oxalis corniculata)等物種。
2.2各圈層多樣性指數分析
由表1可知,各圈層相似性指數均以草本為最高,灌木的相似性指數均最低,且各綠化種類中以市中心與三環的相似性指數較高。結果顯示,人工綠化的公共區域(一環和三環)物種相近,而二環區主要為居民區,綠化種類與公共活動區不同。
由表2可知,草本植物多樣性指數以市中心為最大,二環、三環次之;而人工種植的喬木和灌木均以二環最大,三環最小。草本植物以本地野生種為主,市中心區域人均活動頻繁,在此脅迫下物種復雜程度最大,異質性高;而隨著脅迫壓力減小,異質性降低。豐富度指數均以灌木最小,草本最大,其中市中心草本植物豐富度指數為最大。均勻度指數在木本和草本植物間變化不大,最小的為二環草本,最大的出現在二環喬木。
2.3市區不同延伸方向多樣性指數分析
由表3可知,東部與北部方向的喬木與灌木的相似程度均為最高,東部與西部方向的草本相似程度最高;西部與南部方向的草本相似程度最低,東部與南部方向的灌木相似程度最低,草本相似程度最低值出現在南部與北部和西部與南部方向中。由表4可知,各方向喬木的多樣性指數變化趨勢大小順序為,東部>北部>西部>南部;灌木的多樣性指數大小順序為,北部>西部>東部>南部;草本的多樣性指數大小順序為,西部>南部>北部>東部;喬木、灌木的豐富度指數以東部最高,草本以西部為最高;喬木均勻度指數以東部和北部的為最高,灌木以北部為最高,草本以西部最高。
3結論與討論
通過調查分析可知,保定市植物群落結構單一,多樣性程度低,尤其灌木種植種類較少;不同圈層植物多樣性差異明顯,除草本外,灌木與喬木的各圈層相似性系數均小于或等于0.5;相同圈層中草本植物多樣性和豐富度指數較高,灌木較低。植物多樣性水平在不同區域間差異顯著,除東部與北部的喬木相似性指數、東部與西部草本相似性指數達到0.6及以上外,其他各方向、各類型植物相似性指數均在0.5以下。
由于種類組成較單調,植物景觀豐富度仍顯不足,并且容易引發一些病蟲害的暴發,故應降低單一樹種的種植頻率,盡量多選擇一些當地本土樹種,從而構成穩定的群落結構。市區綠化相對以前投入的多樣性水平已下降,新建區多樣性水平有待提高;人居活動嚴重影響著野生本地種的存在,進一步影響了綠化植物的多樣性;環境脅迫壓力大,區域植物物種數量有待進一步增加和保護。
4建議
通過調查分析,建議在較寬道路綠地設計中,應給群落植物更多的自然生存空間,并將野生本地花草物種應用到綠帶中;對于道路綠帶應盡量避免過于“精耕細作”,保護自然更新種,促進綠地的自然化,使綠地物種多樣性越來越高;在環境脅迫嚴重的生境條件下,促進道路綠地群落的抗逆性和穩定性,充分發揮綠帶的生態功能和景觀功能;在市中心區域及郊區也應建立大面積綠化區(公園、廣場等),進而提高城市植物多樣性的均衡。
就目前的研究資料看,研究內容大多集中在城市化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中,并仍停留在對現象的定性和定量描述層次上,故今后應結合現代地理信息系統、遙感等技術手段,從時空梯度上更全面系統地研究城市化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8]; 倡導和開展分子水平上的研究,以揭示城市化干擾對生物多樣性產生危害的生理生化機制和導致物種滅絕的遺傳基礎;盡快建立全球統一的城市化研究標準和統一的城市調查方法,以提高研究成果的共享程度和可比性,建立城市生物多樣性的統一理論體系。加強城市多學科交叉研究,為真正意義上改善和保護城市地區生物多樣性和生態文明提供理論支持。
參考文獻:
[1] LEE P F, DING T S, HSU F H, et al. Breeding bird species richness in Taiwan: Distribution on gradients of elevation, primary productivity and urbanization[J]. Journal of Biogeography,2004,31(2):307-314.
[2] 吳人堅,陳立民. 國際大都市的生態環境[M]. 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01.
[3] 李洪遠. 對區域性生態園林建設的認識與思考[J]. 中國園林,2000,16(6):19-22.
[4] SAVARD J-P L, CLERGEAU P, MENNECHEZ G. Biodiversity concepts and urban ecosystems[J]. LandscapeandUrban Planning, 2000,48(3-4):131-142.
[5] 陳利頂,傅伯杰. 景觀連接度的生態意義及其應用[J]. 生態學雜志,1996,15(4):37-42.
[6] 馬克平. 生物群落多樣性的測度方法: Iα多樣性的測度方法(上)[J]. 生物多樣性,1994,2(3):162-168.
[7] 馬克平,劉玉明. 生物群落多樣性的測度方法:Iα多樣性的測度方法(下)[J]. 生物多樣性, 1994,2(4):231-239.
《地球生命力報告2012》(以下簡稱《報告》)在正文中指出:地球現在很不“健康”。隨著人口的增長,人類對資源的需求正在不斷增加,給地球的生物多樣性帶來巨大壓力,并威脅著人類社會未來的健康、安全和可持續發展。《報告》同時指出,通過在經濟、商業發展和生活方式中,本著以自然界為核心的原則,做出更好的選擇,我們可以改變目前的趨勢。
2030年人類需要兩個地球
聯合國環境署(UNEP)2011年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過去的20年中,全球資源開采量上漲了41%,糧食生產量上升了45%,這兩者都遠遠超過了人口增長率。自1992年以來,全球塑料制品的生產量增加了1倍多,其中大約一半為一次性用品,如包裝袋和衛生用品。
與此同時,各國也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建設新的基礎設施。《報告》介紹,水泥產業是最大也是增長最快的二氧化碳排放源。過去20年里,水泥生產量上升了230%。而全球化也導致價格下降,激起了消費熱潮。過去20年里,全球國際貿易額增加了兩倍,空運客流量也增加了230%。
上述報告稱,自1992年以來,城市人口數量上升了45%,而城市居民的消耗量更大,如北京人均生態足跡是中國平均水平的3倍。聯合國環境署也指出,城市能源消耗占全球能源消耗的75%,化石燃料燃燒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中有70%以上來源于城市居民。
據介紹,全球目前至少有27億人生活在一年中至少有一個月嚴重缺水的流域。過去20年里,進行常規灌溉的土地面積增加了21%。目前,灌溉用水占河流和地下取水量的70%;如果考慮了降水,農業用水則占了人類水足跡的92%。
海洋不僅僅是數億人口重要的蛋白質來源,海洋中的海藻和其他海洋植物也可以用來生產食物、化工用品、能源和建筑材料。
但海洋生態環境的健康早已受到過度開發、溫室效應和污染的威脅。最新獲得的數據顯示,自1950年起,全球漁業船隊的捕撈區域擴張了10倍。到2006年,全球三分之一的大洋和三分之二的大陸架已經被開發用來捕魚。盡管漁船更多更大,漁網也更大,但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捕魚量已開始下降。
《報告》稱,生物多樣性目前面臨著五大主要直接壓力,包括生境的喪失、退化及破碎化;野生生物的過度利用;污染;氣候變化和外來物種入侵。
《報告》稱,全球生物多樣性健康狀態在1970年到2008年間下降了28%,熱帶地區下降了60%。人類對自然資源的需求自1966年以來翻了一番,人類正在使用相當于1.5個地球的資源來維持自己的生活。
“按我們現有的消耗速度,地球需要一年半的時間才能生產我們一年內所消耗的自然資源。”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總干事吉姆?利普說,按目前的模式進行預測,到2030年,人類將需要兩個地球來滿足我們每年的需求。
生態足跡分布差異帶來貧富懸殊
最新的地球生命力指數顯示,全球生物多樣性健康狀態比1970年下降了28%。1970年至2008年間,熱帶地區地球生命力指數下降率約達61%,而溫帶地區地球生命力指數在同期則上升了31%。不過,《報告》稱,近期溫帶地區平均物種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著溫帶生態系統的健康狀態優于熱帶地區。
生態足跡研究也顯示,人類持續過度消耗資源的趨勢正在加劇。2008年,全球總生物承載力是120億全球公頃,人均1.8全球公頃;而人類的生態足跡是182億全球公頃,人均2.7全球公頃。上述研究還注意到一個新的現象:高收入國家對自然資源的過度占用以及人均生態足跡遠高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國家。但1970年至2008年間,高收入國家的地球生命力指數上升了7%。上升的因素很多,可能并非只是因為高收入國家從低收入國家購買和進口資源,導致低收入國家生物多樣性下降,而本國現有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得到保護。
但在同期,低收入國家的地球生命力指數下降了60%。“這一趨勢不僅對生物多樣性,對這些國家的民眾來說也可能是災難性的。”全球足跡網絡主席邁西斯?維克內格爾認為,一國對外部資源的依賴越大,國家承擔的風險也越大,生態問題越來越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根據地球生命力指數,1970年以來生物多樣性下降最快的地區位于低收入國家,這說明最貧困和最脆弱的國家正在為富裕國家的生活方式買單。當一國的生物承載力(即資源再生的能力)不斷下降,它需要從其它國家的生態系統進口必需的資源,這可能給資源輸出國帶來潛在的長期損害。
研究顯示,盡管每個人的生存最終都依賴生態系統服務和自然資本,但世界上最貧困的人口受環境退化的影響最為直接。如果沒有土地、干凈的飲用水、足夠的食物、燃料和材料,弱勢群體將很難從貧困中走出來。
來自里約熱內盧的期待
盡管某些科學家們絞盡腦汁,試圖在地球以外的宇宙天體上找到生命存在的跡象,然而迄今為止的所有努力都令人失望地表明,地球也許是生命在我們這個星系得以棲息的唯一孤島。而與人類對地球外生命的執著探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人類對與自己同時存在于地球表面上的生物伙伴則表現得不夠仁慈,甚至有些冷漠無情。生物學家不得不大聲疾呼:“生態環境的破壞,每年都在使數千種生物瀕于滅絕,這種趨勢如不扭轉,后果是很悲慘的!”
愛德華·威爾遜是美國哈佛大學比較動物學博物館的昆蟲學教授、生物多樣性研究方面的先驅。他在接受法國《科學與生活》月刊記者的一次采訪時說:我們知道所處的星系大約包括1000億個星體,也知道一個電子的質量,但是卻不知道地球上究竟有1000萬還是1億個物種。我們現在知道的生物種類達140萬,但至少還有1000萬甚至更多的種類是我們所不了解的,在這方面我們的無知可以說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威爾遜教授認為:人類是在地球歷史上生物多樣性登峰造極的時期出現的,但今天,人類在人口膨脹和變革自然的同時,正在使生物多樣性減少到中生代末期(6500萬年前)以來的最低水平,這實際上意味著生物多樣性的危機。
生物多樣性是來之不易的,用了很長很長的時間。在生命進化史上,很多生物存在過且盛極一時,但后來又相繼滅絕了。在奧陶紀、泥盆紀、二疊紀、三疊紀和白堊紀,都發生過大滅絕事件,其中最后一次最為著名,因為最大的陸生動物—恐龍時代結束了,代之而起的是哺乳動物時代來臨,并最終導致了人類的出現。在距今大約24億年前的一次大毀滅,曾經使地球上的物種減少到了微乎其微的境地。此后花了500萬年時間,物種多樣性才逐漸恢復起來,雖然現在還不清楚導致一些生物大批滅絕的具體原因,但可以看到,經過漫長的世紀延續到今天的每種生物是多么來之不易和珍貴,每種生物都差不多各自進化出了他們適應某種環境的獨特本領,如飛翔、奔跑、游泳或挖洞。動物適應環境而發展起來的生存本領,即使在萬物之靈的人類看來也常常是不可思議的。如果不是人類發展了智慧,世界的主宰權恐怕就要讓位于別的強大的動物了。
科學家們估計:每種微生物、動物和植物的遺傳密碼中都有大約100萬到1000億比特的信息,這些都是生物在幾千年或數萬年的進化過程中經過龐大數目的突變和自然選擇事件而積累起來的。
按照達爾文的觀點,物種形成的基本原理是性狀分歧,就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條件下,以微小的不定變異為原料,逐漸分化成不同的類型。也就是說,在生存斗爭和自然選擇的長期過程中,不同的變異會在不同條件下逐漸積累起來,成為若干變種,變種之間是連續的,即那里有許多中間變種,起初差異不大的變種,以后逐漸發展成差異很大的變種;中間變種有些被保留了下來,有些卻隨著進化而滅絕了。始祖鳥的滅絕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這種生存于侏羅紀(距今1.5億年)的史前鳥,是現代鳥由爬行動物進化而來的過渡形態的極好說明。如果中間類型消滅,兩個極端變種就成為兩個不同的物種。過去中國全境都有虎的蹤跡,后來就只有東北虎和華南虎了,有的分類學家把它們看成是不同的物種。相同也好,不同也好,反正現在它們只能在人類的保護下茍延殘喘了。
地理隔離和自然環境的相對穩定,在生物多樣化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即使是特別強調突變作用的現代進化論者,也認為新物種生成前,需要有較長時期的穩定積累階段。
歸根到底,生物的多樣性來源于環境的多樣性和生物對環境適應方式的多樣性。這是一個極其漫長的演變過程。
生物多樣性對人類意味著什么呢?沒有這種多樣性,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會受到影響嗎?對此,科學家們肯定地說:假如世界上沒有昆蟲,那我們只能活幾個月。假如在開發之前就破壞了那些生物資源的話,很多的藥品、食品、纖維、肥料、油料和其他產品就將永遠失去同人們見面的機會。還應當知道,正是那些綠色植物以及大量的微生物和默默無聞的小動物侵入了地球表面,肥沃了土壤,制造了我們賴以生存的空氣。
多種多樣的生物不但是全世界擁有的最重要的基因庫,也是我們這個星球最重要、最無法替換的資源。迄今為止,人們對野生物種的利用還很少,自然產生的物種為人類所利用的還不到其總數的千分之一,其余仍是未測試的和未被利用的。有史以來,人們大約用了7000種作食物。但是今天,人們依賴得最多的只有20多種,如小麥、水稻、玉米和馬鈴薯等。然而,至少有75000種植物有可食部分,而且其中至少有一些比現有的糧食好。各種野生動植物還是纖維、石油代用品一類具有潛在價值的產品的廣闊儲藏所。地處熱帶的馬來西亞近年來經濟以每年7~8%的增長率遞增,這其中就有一種叫油棕的植物的功勞。油棕的橙紅色果實里包含著一種液體,晶瑩透明,色若琥珀,彌漫著淡淡的清香,這就是棕油。棕油的營養價值大大高于一般的大豆油和花生油,而且產油率極高,已成為馬來西亞占第三位的出口產品。
從生物學科的內容出發,要充分符合環境教育的要求,中學生物課應強調以下層次的知識和技能:
一,是強化國情教育,讓學生了解祖國的生物資源與現狀問題。
我國自然資源及其利用的基本特征是資源總量豐富但人均少,資源利用率低且浪費嚴重。我國以占世界9%的耕地、6%的水資源、4%的森林,1.8%的石油、0.7%的天然氣、不足9%的鐵礦石、不足5%的銅礦、和不足2%的鋁土礦,養活著占世界22%的人口;大多數礦產資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國占有的煤、油、天然氣人均資源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55%、11%和4%。中國最大的比較優勢是人口眾多,最大的劣勢是資源不足。? 由于長期沿用以追求增長速度、大量消耗資源為特征的粗放型發展模式,在由貧窮落后逐漸走向繁榮富強的同時,自然資源的消耗也在大幅度上升,致使非再生資源呈絕對減少趨勢,可再生資源也顯出明顯的衰弱態勢。
二,增強國際形式教育,培養學生的戰略高度
2010年被聯合國確定為“國際生物多樣性年”,為了更好地宣傳保護生物多樣性,2010國際生物多樣性年中國行動已經啟動。
生物遺傳資源被認為是繼石油之后又一戰略資源。生物遺傳資源豐富的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他們是遺傳資源的提供國,但由于經濟、技術條件的限制,生物技術的開發能力薄弱,從提供遺傳資源而獲得的利益較少,處于無償提供遺傳資源的地位。生物遺傳資源的使用方,主要為生物技術發達的發達國家,極力想維持廉價、容易獲得遺傳資源并從中獲得巨大商業利益的有利地位。
遺傳資源獲取與惠益分享究其實質,就是遺傳資源提供方與遺傳資源使用方之間如何分配利益。如何公平、公正地分享因利用遺傳資源而產生的惠益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遺傳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最為關心的問題。
2000年5月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召開的第五次締約方大會通過決議,決定成立不限成員名額特設工作組,討論遺傳資源獲取與惠益分享的國際制度。
截至目前,此工作組已召開了9次會議,談判比較艱難,主要分歧集中在制定何種性質的國際制度。各方立場基本分為兩大陣營。一是以巴西、馬來西亞及哥倫比亞為代表的生物多樣性大國積極推進建立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制度;二是以歐盟、加拿大、新西蘭和日本等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對建立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制度態度消極,盡量推延談判進程。
根據締約方大會的授權,工作組應在2010年10月在日本召開第十次締約方大會前完成談判工作,通過國際文書。因此,目前此工作組時間緊迫、任務十分艱巨。
氣候變化已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而化石燃料能源消費是導致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主要來源。發展生物燃料生產有助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減緩氣候變化。但是,大規模種植能源植物也可能對環境和生物多樣性造成不利影響,可能造成棲息地割裂和退化、森林減少、水污染和富營養化、食品價格上漲等問題。
關鍵詞:保護區 生物多樣性 保護對策
中圖分類號:S95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3973(2013)010-136-02
廣西合浦儒艮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位于廣西北海市合浦縣境內,東起合浦縣山口鎮英羅港,西至沙田鎮海域,海岸線全長43km。保護區(109′30″~109′00″E和109′30″~ 109′30″;21′00″~21′00″N)面積350km2,其中核心區面積132km2,實驗區面積108km2,緩沖區面積110km2。1986年經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批準,建立自治區級儒艮自然保護區,1992年晉升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近年來,經濟持續發展,過度捕撈、環境污染和棲息地破壞等,使北部灣的海洋生物資源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儒艮和中華白海豚是我國現存僅有的兩種國家Ⅰ級保護海洋哺乳動物,儒艮保護區水域同時有這兩種國家Ⅰ級保護珍稀海洋哺乳動物的分布,在國內獨有,說明該區域生物多樣性具有重要的作用。另外保護區海域還有海龜、中華鱟(Tachypleus tridentatus)和文昌魚(Branchiostoma belcheri)等其它珍稀海洋生物物種及種類繁多的游泳類生物(如魚類、甲殼動物、軟體動物等)。可見掌握保護區生物多樣性現狀,制定科學保護措施尤為重要。
1 儒艮保護區生物多樣性現狀
1.1 儒艮資源現狀
據記載,1958-1962年,合浦縣沙田公社曾多次組織專業隊圍捕儒艮,5年間共捕獲儒艮216頭。1976年上海自然博物館、復旦大學等科研單位,在當地政府的支持配合下,曾組織科研性的捕捉活動,當年共捕獲儒艮23頭。1977年禁捕。過度捕殺對沙田儒艮種群造成了巨大傷害,也導致種群無法恢復,而長期呈現出下降的趨勢。
80年代末至至今,保護區周邊地方政府大力開發海洋資源,加之保護區周邊漁業活動對生態系統造成了毀滅性地破杯,海草生態系統破壞嚴重。1997 年11 月王丕烈、董金海、王敏干和當年曾捕過儒艮的富有經驗的老漁民在合浦沙田儒艮保護區內進行調查時, 發現3頭儒艮從鐵山港3號燈標向營盤方向游去。2000年以后仍發現死亡個體與發現活體記錄,甚至2004年仍有記錄。王丕烈等(2007)認為沙田仍有儒艮存在,并親眼見過儒艮。
1.2 中華白海豚現狀
參考2011-2012年在儒艮保護區及周邊海域綜合調查結果,經過照相識別法計算儒艮保護區及其周邊海域有中華白海豚113頭,綜合Popan模型和發現曲線模擬法,保護區的中華白海豚數量在90-120頭左右。比較2003-2004年調查結果,中華白海豚大幅度增加,且以青少年為主,中華白海豚的分布傾向于東移,主要集中在草潭以西5km左右和沙田西南5km處。
1.3 北部灣江豚現狀
2011-2012年在儒艮保護區及周邊海域綜合調查結果,發現江豚6次,平均群大小為2.17頭,5次在2頭以下,僅一次達到6頭。江豚主要分布在沙田西南側水域。江豚主要分布于中華白海豚的地帶,距岸更遠。江豚和中華白海豚數量有所增加,與環境變化截然相反,原因還有待進一步探討。
1.4 中國鱟和圓尾鱟資源
儒艮國家級保護區及鄰近海域分布有中國鱟及圓尾鱟,圓尾鱟個體數量稍多于中國鱟。成體中國鱟發現很少,絕大多數中國鱟為亞成體,個體大小比圓尾鱟稍大。大量的亞成體被捕獲,是中國鱟和圓尾鱟的種群數量衰減的一個重要原因。大量的流刺網等網具的應用,導致鱟被大量捕捉上岸,曬干后來做飼料、肥料,或用于提取甲殼素。
1.5 文昌魚資源
合浦儒艮國家級保護區海域調查9個樣點中3個采樣點泥樣共采獲17條文昌魚。鑒定結果是白氏文昌魚(Branchiostoma belcheri)。采樣點的白氏文昌魚平均密度為5.44尾/m2,和其它文昌魚產地的文昌魚密度相比,儒艮國家級保護區海域文昌魚數量明顯偏少。近些年來,由于文昌魚的棲息環境遭到破壞,文昌魚數量急劇減少,物種的生存遭到了嚴重的威脅。目前,文昌魚種群數量已經處于瀕危境地,被列為國家二級保護動物。
1.6 軟體動物資源
儒艮國家級保護區及其鄰近海域有軟體動物215種,隸屬于13目65科130屬。其中瓣鰓綱7目30科73屬117種,簾蛤目種類最多,腹足綱3目32科53屬88種,其中腹足目種類最多,頭足綱3目3科4屬10種。儒艮國家級保護區及其鄰近海域軟體動物所屬目、科、屬、種占北部灣北部軟體動物所屬目、科、屬及種的比例分別為6.85%、69.89%、59.90%及50.23%,由此可見,儒艮國家級保護區及其鄰近海域軟體動物是北部灣軟體動物的重要組成部分。
1.7 蝦蟹類動物資源
儒艮國家級保護區及其鄰近海域有蝦蟹類93種,隸屬于2目19科46屬。主要經濟蝦類有:長毛對蝦、墨吉對蝦、寬溝對蝦、日本對蝦、刀額新對蝦、近緣新對蝦、中型新對蝦、沙棲新對蝦、須赤蝦、門司赤蝦、中華管鞭蝦、高脊管鞭蝦、短溝對蝦、斑節對蝦、周氏新對蝦、鷹爪蝦、巴貝島赤蝦、中國赤蝦、音響赤蝦、吐露赤蝦、細巧仿對蝦、哈氏仿對蝦、亨氏仿對蝦、刀額仿對蝦、角突仿對蝦、缺刻仿對蝦、中華仿對蝦、中國毛蝦、日本毛蝦、紅毛蝦、脊尾白蝦、鮮明鼓蝦、刺螯鼓蝦、日本鼓蝦等。主要經濟蟹類主要有:銳齒、日本、遠海梭子蟹、三疣梭子蟹、紅星梭子蟹、擁劍梭子蟹、鋸緣青蟹等。其中以三疣梭子蟹及遠海梭子蟹產量最大,是保護區及鄰近海域最重要的經濟蟹類。
1.8 魚類資源
儒艮國家級保護區及其鄰近海域有魚類178種,隸屬于14目61科114屬,分別屬于暖水性和暖溫性。其中暖水性種有147種,占總數的82.59%,占絕對優勢;暖溫性種只有31種,占17.41%。儒艮國家級保護區中鱸形目魚類達97種,隸屬于33科60屬。保護區魚類所科、屬、種占北部灣魚類科、屬、種的比例分別為54.46%、42.07%及36.93%。漁船的作業方式主要是拖網,還有少量流刺網。石頭埠每年的漁獲量約570-1548噸,沙田鎮年漁獲量大約為5532.6-13680噸。儒艮保護區及周邊海域最大漁獲量達到了北部灣東北部海域最大可捕量的近1/4,說明儒艮國家級保護區漁業資源過度捕撈現象相當嚴重。
2 儒艮保護區生物多樣性的主要威脅
儒艮保護區及周邊水域是儒艮、中華白海豚和江豚等海洋哺乳動物的重要棲息地,而且也是魚類、貝類和蟹類等重要水生生物的繁殖場和索餌地。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類活動對這些生物產生了威脅。
2.1 電拖網漁船作業
經統計,沙田鎮約有284條船,其中電拖網漁船約137條,超過總捕獲量的50%,除此之外,石頭埠、營盤等地漁船也在儒艮保護區附近海域作業,暫以合浦縣漁船總數為參考,共約1388條船,其中拖網約545條,這些船多數在儒艮保護區附近海域活動。
電拖網作業特別是突然性的通電,有可能直接傷害到海洋哺乳動物。而更多的是對食物資源的破壞,電拖網漁船所經之處,無論大多在的魚均將全部死亡。失去食物資源對海洋哺乳動物來說非常不利,中華白海豚適宜的棲息地越來越少。
2.2 過度捕撈
近年來,儒艮保護區附近海區作業力度增大,長期的過度捕撈和底拖網的盛行對資源和環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引起一些常見的經濟魚類資源衰退,底層和近底層的優質魚類逐漸被小型的底層魚類所代替,許多種類的地理分布范圍縮小,且種類數和資源量下降。
漁船數量增加過多,片面追求產量,不計后果的枯竭式捕撈是導致漁業資源衰退的最主要的原因。由于長期的濫捕與亂捕,儒艮國家級保護區海域內漁業資源已經嚴重衰退。主要表現為漁獲物小型化、低齡化、低質化,傳統名優魚類資源急劇減少,漁獲物主要為小型、近岸及內灣性物種。一些漁民休漁期捕撈幼魚和休漁期過后漁船報復性的捕撈使得漁業資源得不到有效的恢復,也是導致漁業資源衰退的一個原因。
2.3 掠奪式的灘涂作業
廣西合浦儒艮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沿岸主要為沙灘和泥沙灘,灘涂平緩,每天退潮后,灘涂上作業漁民非常多,作業方式有挖螺、挖殺蟲、電蝦、圍網和灘涂放養等等。目前這些灘涂均為附近漁民占領,各家自占一塊,劃定為自留地,甚至有人在保護區沿岸灘涂上養螺和養大蠔,螺樁和蠔樁占據了大面積的灘涂,灘涂養殖和過度的灘涂作業嚴重破壞了生境,造成海草床破壞。
2.4 沿岸經濟發展,排污量增大
目前沙田的沙田港正在建設中,沙田煤運碼頭和鐵山港沿岸經濟的持續發展,人口的急劇增加,大量未經處理的工業、生活污水和垃圾等排人鐵山港海域,使海洋水體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特別是含重金屬如Cu、Zn、Pb、Cd和有機氯等污染是引起海洋生物死亡的一大原因。
2.5 其他破壞性的因素
炸魚的本來目標是魚類資源,但哺乳動物如中華白海豚和江豚以魚為食,被誤炸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水體富營養化也嚴重影響保護區海域的漁業資源,自2009年以來,暖冬都會導致保護區沿岸海域滸苔瘋長,導致海洋生物缺氧死亡。在保護區調查發現有多頭個體背部受傷的中華白海豚,疑是螺旋槳所為,因此,航運對中華白海豚的影響也比較突出。
3 儒艮保護區生物多樣性保護對策
3.1 加大生態及生物多樣性保護宣傳
保護區管理部門聯合漁業行政主管部門充分利用各種宣傳媒體、公益性廣告、板報、展板等形式廣泛開展宣傳活動。消除宣傳上的誤區和盲點,讓廣大群眾了解和掌握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法律、法規,以及國家和省級重點保護動物,救護的基本常識,真正樹立保護意識和法制觀念。
3.2 取締非法漁業方式
儒艮保護區應積極與政府和漁業部門匯報,建議取締電拖網作業。在未取締之前,向漁民宣傳,避免突然性的通電,對海洋哺乳動物造成電傷。應對中華白海豚和江豚經常出現的水域實行限數管理,嚴格控制拖網漁船的數量和作業時間。
保護區管理部門應積極與當地海監、漁政部門進行配合和協作,加強對沿岸漁業生產的管理和魚類資源保護。對保護區及附近水域中的一些非法漁業活動,如電捕魚、炸魚及毒魚等破壞性漁業方式,應進行嚴格禁止。通過各種手段有計劃地逐步調整重要經濟魚類的捕撈量,把捕撈量控制在種群增長量的水平以內。嚴格限制保護區沿岸水域的定置網具,限制拖網漁業,提倡漁具、漁法改革。進一步加強對休漁期的有效管理等,逐步取消保護區內,特別是核心區內的捕撈、養殖和其它人為干擾活動。
3.3 嚴格生物多樣性管理和執法
漁政、漁監、水產、海洋、海警等部門應當進一步明確部門職能與職責,嚴格灘涂管理,嚴格非法漁業活動管理,嚴格禁漁期監管,保護區要積極聯合涉海部門聯合執法。
儒艮保護區應盡快完善保護區管理辦法的立法,確保有法可依。各級漁業主管部門要加強協作協作,對資源產地、集貿市場、飯店餐館、運輸環節的監督檢查,對非法捕殺、經營、倒賣、販運、走私國家保護水生野生動物以及污染破壞棲息地的違法行為,發生一起,查處一起。保護區應積極建立有獎舉報制度,成立群眾聯防組織,建立社區共管局面,形成強大的社會監督網絡,堅決打擊各種破壞和危害水生野生動物資源的行為。
參考文獻:
[1] 鄧超冰.北部灣儒艮及海洋生物多樣性[M].南寧: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
[2] 王丕烈,孫建運.儒艮在中國近海的分布[J].獸類學報,1986,6(2):175-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