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生物多樣性的理解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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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對生物多樣性的理解范文
[關鍵詞] 生物多樣性 人居環境 綠化
1 引言
生物多樣性作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統，其不可估量的資源、環境和經濟價值是全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并在維持全球和區域生態平衡、可持續發展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近年來，隨著不合理的人類活動導致生境喪失和片斷化、環境污染、土地退化等，致使生物多樣性大量喪失，嚴重威脅人類的生存與發展。保護生物多樣性，構建和諧人居環境已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熱點之一。
2 小城鎮人居環境及其功能
小城鎮人居環境，可以狹義的理解為小城鎮居民的居住和社區環境。也可廣義的理解為小城鎮中各種維護人類活動所需的物質和非物質結構的有機結合體，包括小城鎮居民的居住和活動的有形空間和貫穿于其中的人口、資源、環境社會政策和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人居環境與自然生態環境的關系經歷了一個由和諧到逐步失衡的演變過程，隨著人類居住環境不斷擴張，自然生態環境質量加劇衰退，人居環境與自然生態的關系正處于持續惡化之中。從小城鎮自身的特點分析來看，小城鎮人居環境具有多元性和局限性，小城鎮的人口結構決定了其人居環境的這兩個特性，它們既是社會問題，也是經濟問題，更是環境問題，其質量好壞不僅影響小城鎮居民的生活質量，更關系到小城鎮乃至所在區域的可持續發展。人居環境是生態環境的一個子系統，它從屬于生態環境，并對整個自然環境產生重要影響。人類創造其聚居環境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人類生活和行為發展提供必要的物質環境，各種類型的建筑、街區、城鎮等等，既是一個龐雜的聚居系統，又是構成各層次環境的基本內容。
3 生物多樣性及其功能
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是指在一定空間范圍內多種多樣的有機體有規律地結合在一起的總和，包括動物、植物、微生物和它們所擁有的基因以及它們與其生存環境所形成的復雜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是“環境與自然資產”中具有生命意義的組成部分，它與人類共同組成了息息相關的生命系統。生命系統作為一個等級系統，包含多個層次水平：基因、細胞、組織、器官、種群、物種、群落、生態系統、景觀等。生物多樣性有益于物種間遺傳基因的交換，增加對小城鎮人居環境適應的物種，提高了小城鎮綠色環境的穩定性和景觀異質性。通過生物多樣性保護，可改變人對自然的傳統索取方式，使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共存的倫理觀深入人心，從而保證小城鎮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生物多樣性保護是構建和諧小城鎮人居環境首先考慮的問題 [1]。
4.1 小城鎮原生生境消失和碎化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伴隨著小城鎮化進程的發展，樓群、混凝土地面逐漸取代了小城鎮原有的自然生境、景觀。小城鎮化導致生態系統的碎化，變為孤立的“島嶼”，氣溫、濕度、風力和光照等小氣候都產生質的劇烈變化，破壞了生態系統原有的結構和功能。原先生長良好的許多物種由于環境的篩選作用消失，或遺留種群的數量較小、分布區狹窄，環境隨機性逐漸發生作用。隨著生物入侵利用了剩余資源，占據大量的有效資源空間，進一步惡化了其他生物的棲息環境，加劇了種群的衰退和滅絕過程，導致了小城鎮生物多樣性的劇烈減少。
4.2 小城鎮污染物等系統脅迫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小城鎮發展產生的“熱島”效應、混凝土地面不透水性造成土壤干旱、板結以及環境污染物等系統脅迫都影響植物的生理活動和群落的生態過程，尤其是小城鎮工農業產生的廢水、廢物、酸雨和大氣污染物對生物生存有明顯的影響。一方面小城鎮污染物對生物本身產生直接傷害和生理傷害，影響生物正常的生理活動和生長發育，致使生長勢減弱乃至死亡，從而導致種群的減少，甚至滅絕；另一方面，污染物也能通過毒化生物的生存環境，破壞生物賴以生存的環境，間接對生物造成傷害，導致群落結構簡單化、物種多樣性喪失和原生生物多樣性降低。
5 合理規劃布局建立小城鎮生態綠色網絡，構建小城鎮人居環境
正確認識自然對人的意義，認識人類與自然的天然紐帶關系，在小城鎮綠地系統規劃和建設中，貫徹生態優先和整體優先的原則，以人與自然的可持續生存和發展為基礎，將生物多樣性保護作為重點，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大格局，在“以人為本”的小城鎮人居環境建設原則下，尊重生態系統自身固有的完整性、穩定性和運行規律，克服狹隘的人類中心論，適當的從物種的保存、進化以及生態系統的完善、穩定出發，主動適應、調整和完善自然界及其過程，使人居環境建設與小城鎮自然保護協調發展。
小城鎮人居環境綠化的目的是植物所產生的生態效益，而生態功能的發揮是靠植物來完成的。我國國土遼闊，氣候和土壤差異大，植被類型多樣，植物種類豐富，但是我國小城鎮綠化樹種普遍缺乏地域特色和變化，制約了環境綠化的水平和效果。植物作為小城鎮人居環境綠化的主體，不同的植物具有不同的生態功能，通過改善群落內部環境，提倡多層次、多品種、多形式的復層綠化，增加生物多樣性，提高群落的生產力和生態效益。同時重視植物配置，借鑒地帶性自然群落的種類組成、結構特點和演變規律，重視抗逆性和適應性的試驗，根據種間和種內不同生態型的篩選，引進和培育栽培變種，豐富適應性植物種類；進一步開發利用綠地空間資源，根據不同植物的生態幅度，構筑和拓展生態環境，在植物選擇上，以鄉土植物為主，外來植物為輔，遵循土壤、氣候、地形、地貌等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突出個性特征與特色，合理配置喬木、灌木、藤本和草本植物，豐富林下植物，增加群落物種組成，提高葉面積指數和綠視率，形成疏密有度、障透有序和高低錯落的群落層次結構以及豐富的色相和季相，使小城鎮人居環境綠化達到最好的生態效益。
作為軟質景觀，環境綠化就是人居空間的柔化劑。生物多樣性能夠使人居環境綠化在形態、色彩和風格上不斷發生變化，使其充滿生機和活力，依靠多樣的植物及配置模式，豐富人居環境中的綠地景觀，使其在結構、功能和時間等方面充滿變化，增強藝術效果，軟化小城鎮建筑群的輪廓線，使整個小城鎮變得生動起來。利用河流、高壓輸電線路和道路等，在小城鎮各綠地斑塊之間以及與城外自然環境之間，尤其在影響生物群體的重要地段和關鍵點修建綠色廊道（corridor）和“暫息地”（stepping stone），形成綠色生態網絡，減少“島嶼狀”生境的孤立狀態，增加開敞空間和各生境斑塊的連接度與連通性，確保合理的綠帶寬度。總之，在小城鎮人居環境的建設過程中，人居綠地系統應保證整體性和連續性，減少小城鎮間生物生存、遷移和分布的阻力面，給生物提供更多的棲息地和更便利的生境空間，改善生物群體的遺傳交換條件，創造更好的生存和繁衍環境[2]。
保護小城鎮人居環境中的生物多樣性是小城鎮環境綠化建設的主要目的，是促進小城鎮生態系統穩定和協調發展的重要基礎，小城鎮人居環境的生物多樣性與全體市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是全社會應該共同關注的基礎性公益事業，應大力開展宣傳教育，提高市民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意識；同時通過立法，將生物多樣性保護納入小城鎮規劃建設和管理的重要內容中[3]。
6 小城鎮環境綠化中增加和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途徑
小城鎮人居環境的綠化建設要按照生態學、生物多樣性及人文景觀相結合的原則，以生物多樣性為基礎，以綠色植物為特征，以城鄉一體化為理念進行小城鎮的生態環境建設，主要是增加和保護生物多樣性。
6.1 合理規劃小城鎮生態環境系統。當今小城鎮的概念不僅僅局限于一個狹小的鄉鎮街道，小城鎮人居環境的綠化建設要從整個地域的角度著手，把小城鎮建成一個有機的整體。擴大對綠地的全面規劃和合理布局，大力保護和發展自然、近自然模式，提高小城鎮人居環境中綠地系統的多樣性和穩定性。
6.2 加強小城鎮環境綠化的特色性建設。各小城鎮及小城鎮各部位的環境條件都不盡相同，綠化有很高的異域性。保護和推廣優良鄉土樹種，本地植物往往能體現本地景觀特色，最適合本地生長條件，也比較容易達到景觀的穩定性，符合適地適樹的人居環境建設原則。
6.3 合理建設動植物園。公園建設是小城鎮人居環境綠化的重中之重，選擇特有、珍貴和有發展前途的植物與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文景觀合理配置，以保護原有的生態資源作為前提條件，設計有地方特色的各類公園，作為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基地，同時發揮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科研和普及作用。
6.4 注重濕地環境的保護和利用。小城鎮中的各種水體，形成了小城鎮中有獨特功能的濕地生境，它不但有調節小城鎮微氣候、水體的過濾和自潔作用，也是多種動物、植物、微生物和水生植物的繁衍棲息地，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生物多樣性。這些濕地環境，往往在小城鎮化進程中受到了很大的破壞和污染，保護和恢復濕地生態系統是小城鎮生態人居環境建設的重點之一。
6.5 合理引進外來植物和古樹名木的栽植。為了提升小城鎮形象，環境綠化中對綠色景觀的美化藝術效果要求越來越高，這就促進了外來植物的引種和古樹名木的栽培。合理的引種栽培植物的豐富度，也加強了生物多樣性的異地保護。但與此同時盲目引進外來物種也有負面影響，或耗時耗資或生物侵害，應當合理引進。
7 結語
在小城鎮人居環境中保持和增加生物多樣性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保護的同時，在數量和層次上要不斷深入的改善目前我國小城鎮中的人居環境。通過增加綠色的人居游憩空間和生物多樣性，對于改變小城鎮中出現的小氣候問題、環境污染問題有一定的作用。優美、和諧的小城鎮人居環境應當作為其他小城鎮人居環境建設的借鑒，共同構建起小城鎮人居環境中的綠色長城。
參考文獻
[1] 劉躍建.城市森林與生物多樣性保護[J].四川林業科技，2006（2）：54-56.
第2篇：對生物多樣性的理解范文
據專家預測，生物多樣性開發利用將會引領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對未來發展起到巨大推動作用，甚至會改變人類生產生活方式。企業應該識別出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巨大商機，將其視為參與新一輪經濟和產業競爭的需要，成為企業自覺主動的戰略選擇。為了觀察、見證推動企業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本刊于本期開始設立“生物多樣性”專欄，推動更多組織和個人關注與推動多樣之美。
在全面考察全球最適合種植棕櫚的亞熱帶地區之一印度尼西亞后，我們最終選擇了已經被多次開發、廢棄已久的種植地，而不是開發原始森林，這些地區的土壤養分已經喪失，很多生物物種、生態系統已經受到了影響，但是我們再次開發無疑將給這片頹廢的地區帶來新的生機。”我國首次開拓海外棕櫚種植園的天津聚龍集團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注重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當地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是他們經營成功的重要因素。
所謂生物多樣性，按照《生物多樣性國際公約》的定義，就是“生命以各種形式、層次和組合所表現出來的多樣性，包括生態系統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基因多樣性”。由此很容易理解，像經營棕櫚油的聚龍集團一樣，很多對生物多樣性資源有所依賴的農、林、牧、漁以及生物技術企業，它們的經營活動與生物多樣息相關。
而眼下，卻遠不止如此。2006年，國際采礦及金屬委員會開發了“采礦與生物多樣性保護操作指南”；2008年，世界自然保護聯盟（World Conservation Union）開發了“生物多樣性：我的酒店在行動指南”……生物多樣性已不知不覺涉及到所有的行業、領域的經營活動之中。
對于這一影響力如此巨大的議題，本刊予以了重點關注。2013年第8期以封面文章《多樣之美》探討了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價值和實踐路徑，我們認為，“生物多樣性本身的價值及其提供的生態系統服務已經變成了一項需要保護以及可持續開發的寶貴資源，企業如何把握這一契機， 越來越考驗生存智慧，并逐步成為一項重要的競爭法則。”
這引發人們的一個思考是，生物多樣性是如何影響當前的社會環境與經濟格局，進而被納入企業議程？
企業需要新思維
自1992年里約熱內盧聯合國環境和發展大會（地球峰會）通過“里約三公約”之一《生物多樣性國際公約》（CBD），其談判進程不斷推進， 50多項涉及環境保護的國際條約相繼簽訂，加強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區域合作機制、多邊合作與雙邊合作，各國政府不斷出臺生物多樣性保護計劃與法律，重新定義了相關行業發展規則。中國在近20多年來亦據此制定或修訂了50多部相關法律，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對此，眾企業的政策顧問與風險管控者不得不引起重視。
與資金、人力資源分布與波動給全球市場帶來的影響一樣，當生物多樣性與其提供的生態系統服務等自然資源的緊缺，價值數萬億美元的自然資源的喪失，其帶來的免費福利就慢慢變得昂貴，由此也引發市場變動，行業洗牌。而對于一些沒有直接獲益于生物多樣性的行業來說，生物多樣性狀況的嚴峻通過對其他的行業的影響，也改變了它們的發展方向和基本原則，如金融領域的綠色信貸與赤道原則。
當然，公眾已經意識到生物多樣性喪失的日益嚴重，其消費偏好和購買決定也發生著重大變化。中國消費者協會、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與歐萊雅中國共同發起并開展的可持續消費研究項目之成果――《中國可持續消費研究報告2012》中顯示，超過八成的中國消費者經常購買簡約、環保包裝產品，近九成消費者拒絕進食珍稀動物，多數消費者拒絕購買珍貴動物制作皮衣，近八成消費者贊同購買有機食品。這種變化給企業帶來了對經濟發展模式的重新思考。
此外，越來越多的公益組織、媒體、學者等利益相關方對于生物多樣性傾注更多關注，也提出了對企業經營中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狀況進行信息披露、實踐推動的要求。
凡此種種，各行各業已然不能無視生物多樣性對于企業的影響與滲透，并重新調整商業模式與發展規律。這也是為何“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經濟學” （TEEB）企業報告顯示，全球四分之一的企業首席執行官現在都把生物多樣性損失列為企業效益增長面臨的一個挑戰。
風險與機遇并存
對于前述問題的另一個答案是，生物多樣性與人類當前面臨的氣候變化、自然災害、水資源危機、能源緊缺、貧困、疾病、文化遺產喪失、糧食安全等等都息息相關，在面臨生物多樣性帶來的各種風險的同時，利用生物多樣性資源解決這些社會問題，正是企業在尋求可持續發展中的關鍵。以生物多樣性中基因多樣性對于醫療發現、疾病抵御的貢獻為例，價值6400億美元的美國制藥市場中25%-50%來自基因資源。
由聯合國支持的“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經濟學”的報告也指出，伴隨著與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環境退化相關的風險而來的是向更可持續的商業模式的轉變，這也為企業提供了眾多機遇，尤其是對可持續產品需求的增多，以及森林保護信貸等環境市場的增長，這些商品和服務到2020年將達到約2800億美元以上，到2050年將增至2萬億美元。
第3篇：對生物多樣性的理解范文
生物多樣性的物質實體就是資源,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農業生物多樣性不僅為人類提供基本的食物和各種工業原料,還是一些非常有價值的育種性狀(如抗病抗蟲性狀、優質性狀和高產性狀)的重要基因來源,在生態系統的維持中也起著重要的作用.隨著現代生物技術的應用,轉基因植物對農業生態系統尤其是對農業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受到了廣泛的關注[1~3].本文根據近年來國內外的研究進展,綜述了轉基因植物對農業生物多樣性的影響,旨在為轉基因植物的合理利用和農業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提供參考.
2對作物遺傳多樣性的影響
關于轉基因植物對作物遺傳多樣性的影響,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轉基因植物(起碼是現在這一代的轉基因植物)的引入和發展對作物遺傳多樣性存在著負面的作用.Altieri[1]認為,轉基因作物的引入,使為數不多的幾家大型生物技術公司控制和壟斷了種子和生物技術市場,大大減少了作物種植類型和品種數量,加劇了作物系統品種簡單發展的同時,也加劇了作物遺傳多樣性的流失.因為農民通過持續將商業化種子與本地種雜交,可以增加當地作物的遺傳多樣性.綠色革命期間,作物品種的開發還未受制于現代農業生物技術知識產權[37,45],因而不妨礙農民對種子的保留和試驗[17,37],那時作物遺傳多樣性的喪失還不至于象近期這么嚴重.Gupta[9]認為,獲得品種知識產權的高成本抑制了民間品種繁育者的積極性,破壞了生物多樣性的保護.這種情形由于不同國家對知識產權立法理解的不同,而復雜化[25,34].Lesser[25]特別提到,知識產權保護其實并不適用于那些根據古老的植物育種實踐和當地品種保育技術所生產出來的作物品種.因此,知識產權制度并不能滿足通過當地品種的管理來達到保護作物遺傳資源的目的.少數的轉基因作物品種在短期內由于具有比常規品種更高的產量、更優良的產品品質以及更高的抗性而被農民普遍采用.常規品種和土著品種則因無人或很少人種植而逐漸滅絕,這就導致了大量遺傳資源的喪失,作物遺傳多樣性進一步降低.在現有的知識產權體制下無疑更加劇了這種趨勢[22].另一種觀點認為,轉基因植物的引入對作物遺傳多樣性保護起著良好的促進作用.Hawtin[12]認為,轉基因生物技術的應用在植物遺傳資源保護中起著重要作用,可以為建立種子庫進行異地保護作物遺傳資源提供更為有效的手段.他斷言,分子遺傳技術可以使種子庫中遺傳物質的跟蹤更為精確.這些技術對精確鑒定植物材料是否抗病非常有用,而這種鑒定對于抗病材料的收集和儲藏是至關重要的.超低溫保存更使遺傳資源的長期保存成為可能,使更多的遺傳材料能在需要時保證供給.然而也有學者[17,37]認為,種子庫并不能將目前各種植物的所有遺傳多樣性保存起來,而且植物(尤其是草本植物)本身仍在進化中.
3對物種多樣性的影響
3•1對目標生物及相關生物物種多樣性的影響
抗除草劑轉基因作物會跟雜草和野生近緣種雜交,使得這些雜草對除草劑也產生抗性.為了防治這些具有抗性的雜草,農民只能加大除草劑的用量或是采用更強的除草劑[24,39].如果這些雜草對細菌、真菌或其它作物病害也產生抗性的話,那么它們的防治將更加困難[51].在農民使用除草劑的量不夠多的情況下,對除草劑有抗性的雜草群體仍能萌發.對除草劑敏感的雜草群體也會發展出對除草劑的耐性,或者那些對某種除草劑有耐性的雜草會取代沒有耐性的雜草.雜草科學家發現,后一種現象更容易發生.事實上,1997年在美國愛荷華州觀察到,普通的(A-maranthusrudis)雜草群體在避過草甘膦(glyphosate)的施用后,才推遲萌芽;絨毛葉(Abutilontheophrasti)對草甘膦有了更大的耐性后,農民仍按照原來的施藥量噴施草苷膦,就不能達到預期效果[36].這些問題將導致農民使用.比草甘膦毒性更大的除草劑.種植轉基因抗蟲作物能減少殺蟲劑的使用,降低作物損失.但是昆蟲種群具有天生的快速適應環境壓力的能力,使抗蟲生物技術的長期有效性受到了嚴重的威脅.昆蟲和其它有害生物對害蟲防治機制的適應,將會對環境和人類健康產生嚴重后果.當昆蟲種群對一種害蟲防治措施適應后,將會導致更高毒性的化學殺蟲劑的使用.同樣,如果害蟲適應了某一種轉基因抗蟲作物后,另一種人類目前尚未了解其對環境和人類健康影響的基因就會取代原來基因的位置,侵染作物[33].
許多研究證明了昆蟲對轉基因作物抗性的進化,提到建立過渡區作為昆蟲庇護所來減慢這種抗性進化速率的重要性.現有的研究資料都局限在對特定害蟲的實驗室研究.隨著更多研究資料的報道,對昆蟲抗性發展進化程度的了解將大大加深.Tabashnik[47]在實驗室試驗中發現,對Bt毒素耐性增加的有鱗翅目(蝶和蛾)、鞘翅目(甲蟲類)和雙翅目(蚊和蒼蠅).如果田間試驗也支持這個結果,那么將會影響抗性管理策略的發展.Huang等[16]發現,在一定的劑量下,歐洲玉米螟(Ostrinianubilalis)對Bt毒素抗性的遺傳是不完全顯性,而不是以前認為的隱性.根據這個試驗結果,玉米螟的抗性將會比以前預料的發展得快.現在的抗性管理策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玉米螟對Bt毒素抗性較慢的假設上,因為原來一直以為這是一個隱性遺傳性狀.如果這個結果被證實,將會對現在的抗性管理策略發展和庇護所面積大小帶來巨大的影響.Koskella等[23]發現,轉Bt基因作物的Bt毒素被吸附到土壤粘粒后,并不持續分解,而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其殺蟲活性.Bt毒素在土壤粘粒中的存在將會增加害蟲產生抗性的風險.Schuler等[44]發現,轉基因植物Bt毒素的表達通過影響昆蟲的行為和目標害蟲的抗性,而進一步影響非目標生物.所有這些研究結果表明,以前的預測過低地估計了害蟲種群對Bt毒素抗性進化的速度.轉基因抗病毒作物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也引起了科學家的關注.
首先,這些轉基因抗病毒作物會改變它們的近緣植物,使這些原來對某種病毒并不敏感的植物成為該病毒的寄主而感病,也就是擴大了病毒的寄主范圍.其次,抗病毒轉基因植物可以改變病毒侵染植株的過程[38,39].這些改變會導致出現致病性更強的病毒[10,38,39].遺憾的是,有關這方面的潛在風險研究幾乎沒有.科學家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抗病毒轉基因作物DNA基因組在植物病毒RNA復制時與病毒基因組的重組[38,39].在一個實驗室的研究中發現,這種遺傳重組確實發生在煙草屬植物Nicotianabenthamiana和豇豆萎斑病毒之間[6].研究人員認為,這種重組將會導致出現在遺傳上有獨特特征的病毒,從而更加難以防治.在所有與抗病毒轉基因植物有關的風險中,最值得關注的現象既不是病毒寄主范圍的擴大,也不是某些病系致病力的增強,而是抗病毒轉基因作物的雜草化[38].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NRC)[33]認為,美國農業部(USDA)現在所堅持的抗病毒轉基因南瓜(Cucurbitamoschata)不會通過基因流使野生南瓜雜草化的假設,必須通過長期的研究才能確認.NRC還認為,USDA關于抗病毒轉基因南瓜對野生南瓜種群的影響也“并不怎么受到科學研究結果的支持”,尤其是有好幾種病毒對轉基因南瓜具有抗性,而不僅是象USDA原來認為的只有3種或更少.雖然目前農業生產上極少關注作物(無論是傳統作物還是轉基因作物)向近緣野生種的基因轉移,但這種基因轉移無疑是存在的[10,46].人們關心的不是是否有基因流的存在,而是這些基因的轉移是否會進一步加強某些雜草的“野性”,而使得它們的防治更為困難、費用更大[10,21,46].一般地,如果作物種植距離近緣野生種很近,轉基因作物基因流轉移的風險將很大.美國在向日葵(Helianthusannuus)和雙低油菜(Brassicanapus)上都存在著這種基因流[10,21,46],極有可能產生所謂的“超級雜草”.Johnson草就是通過高粱(Sorghumvulgare)的基因轉移而獲得的一種具有經濟價值的雜草[10,21,46].Snow等[46]認為,雖然還沒有充分的研究資料,但通過從傳統作物的基因流轉移而增強雜草野性的機率極少.轉基因作物的廣泛種植,會大大增強近緣雜草的野性.這是因為基因重組技術更精確、更快速,允許目的基因有更多的組合,將極大地增加轉基因作物與雜草雜交的機會,而增強近緣雜草的野性.Mikkelsen等[30]通過田間試驗發現,轉基因雙低油菜的抗除草劑基因轉移到它的一個近緣野生種上.Linder等[26]利用田間試驗和溫室試驗發現,轉基因油菜的基因也可以向近緣野生種轉移.
3•2對非目標生物物種多樣性的影響
轉基因植物對非目標生物的影響受到了廣泛關注.這些非目標生物包括不屬于害蟲的動物、植物和微生物[39,51].昆蟲天敵、土壤微生物和以健康昆蟲種群為食的野生生物(如鳥類和無脊椎動物)都有可能受到轉基因植物的影響[20].實驗室試驗已證實,轉基因抗蟲作物對有益捕食性昆蟲,如草蛉(Chrysoperlacarnea)[13]、瓢蟲(Adaliabipuncta-ta)[3]、美洲大斑蝶(Danausplexippus)幼蟲[27]和土壤生物[51]等具有負作用.Hilbeck等[13]發現,在給草蛉幼蟲(一種以多種農業害蟲為食的捕食性昆蟲)飼喂以Bt玉米為食的害蟲時,其死亡率為62%,而飼喂以危害普通玉米的害蟲時,其死亡率只有37%[14].在孟山都公司向美國環保局提交的資料中,以Bt玉米害蟲為食的草蛉幼蟲的死亡率并沒有差異.但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認為,孟山都公司沒有完全成功地模仿自然狀態,因為他們只是將Bt毒素涂在鱗翅目昆蟲的卵表面,而草蛉取食的卻是害蟲卵內部的營養[33].對Hilbeck[13]等的研究結果也同樣存在爭議.在美國環保局向其科學咨詢委員會(scientificadvisorypanel)提交的報告中認為,Hilbeck等并沒有充分模仿田間狀態,以證實草蛉蟲確實是以危害Bt玉米害蟲為食的.
美國環保局認為,在該研究中草蛉蟲的取食范圍缺乏控制,暴露在Bt下的水平也不如在田間狀態下[50].如此相互矛盾的結果和解釋意味著在這一領域還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特別是需要用田間狀態下和生態系統內的研究資料來補充實驗室研究結果.Birch等[3]研究發現,表達雪花蓮植物凝集素(一種能減少蚜蟲侵害的植物蛋白)的轉基因馬鈴薯(Solaumtubero-sum)會導致蚜蟲的天敵———瓢蟲數量的下降,而其不能受精和不能孵化的卵增加.Tabashnik[47]認為,轉基因作物使害蟲數量降低,對保持天敵的有效數量會有負面影響.這些結果意味著轉基因作物與依賴健康天敵數量的IPM防治策略及生物保育存在潛在的沖突.另一方面,在美國威斯康星(Wisconsin)進行的田間試驗發現,在轉Bt馬鈴薯田里捕食性昆蟲和寄生性昆蟲的數量要比傳統的采用化學殺蟲劑防治非轉基因馬鈴薯害蟲的田間大.但是這個試驗沒有檢測未施或少施化學殺蟲劑的傳統馬鈴薯田間的情況[15].這些結果說明,在評價轉基因抗蟲作物的作用時,必須與現在的各種防治措施進行比較,包括頻繁使用化學藥劑、少用或根本不用化學藥劑的情況.Losey等[27]實驗室試驗證明,轉Bt抗蟲玉米(Zeamays)花粉會損害美洲大斑蝶.飼喂有轉Bt玉米花粉的馬利筋(Asclepiassyriaca)葉片,美洲大斑蝶幼蟲第2d就有10%以上的死亡,4d后死亡率達44%,而兩個對照組全部存活.
幼蟲對不同處理的馬利筋葉片攝取量也明顯不同:不加花粉的葉片攝取量最大,加有普通玉米花粉的葉片攝取量次之,加有Bt玉米花粉的葉片攝取量最少.由于葉片攝取量少,幼蟲生長緩慢,試驗結束時攝取含Bt花粉葉片的幼蟲重量只有無花粉葉片的一半.在隨后的一個驗證試驗中,以有轉基因玉米植株花粉自然傳粉在上面的馬利筋草葉片飼喂美洲大斑蝴蝶幼蟲48h,其死亡率高達19%;以沒有轉基因玉米植株花粉或根本沒有任何花粉玷污的馬利筋草葉片飼喂美洲大斑蝶幼蟲,其死亡率要小得多.研究人員認為,Bt玉米對非靶標生物的影響,可以超越田間界限的限制.在3m范圍內,距離越近則影響越大.轉基因作物的影響范圍遠遠超過這一距離[11].Wraight等[53]的研究則證明,轉Bt玉米對黑色玉帶鳳蝶(Papiliopolytes)無毒害作用;轉基因植物對非目標生物有復雜的影響.他們研究了不同種類的轉Bt玉米對不同蝶類種群的影響,并且同時在田間和實驗室進行.Losey等[29]只是在實驗室內研究了一種轉Bt玉米對一種斑蝶的影響.這些結果說明,轉基因植物的生態風險還需做進一步的研究,并且必須建立在個案評估(case-by-case)的基礎上.美國環保局的報告[50]也說明了在這一領域有繼續研究的必要.這分報告認為,在美國玉米帶內,大斑蝶繁殖地區與玉米花粉撒播范圍之間并沒有太大的重疊區,“……已發表的對大斑蝶毒性影響的初步報告應該不致于使人們目前對大斑蝶的風險產生過分的廣泛關注”.但是,在它的背景報告中卻同時告誡說,在田間狀態下Bt玉米花粉對美洲大斑蝶威脅評價的研究仍在繼續進行.美國環保局只是最近才開始注意到玉米田中馬利筋草上大斑蝶的存在.馬利筋草必須暴露在最高濃度的Bt玉米花粉下,才能使大斑蝶幼蟲處于最大的風險中[55].正在進行的研究將有望提供關于在大斑蝶繁殖區與玉米花粉撒播范圍的重疊地帶中大斑蝶所遭受威脅的性質和程度.
4對生態系統多樣性的影響
4•1通過食物鏈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如果轉基因抗蟲植物確實影響目標害蟲和非目標昆蟲,那么它們還會通過食物鏈進一步影響這些昆蟲的捕食者.Johnson[20]注意到,在英國有50%的農田鳥類種群數量在急劇減少.他將幾種鳥類劇減的原因直接歸于化學殺蟲劑使用的增加.根據鳥類的劇減及過去幾十年里化學殺蟲劑和除草劑對歐洲植物和昆蟲種群造成的傷害,Johnson預測產生殺蟲毒素的轉基因作物也將會損害食物鏈中當地鳥類與農作物的聯系,而這些聯系對于維持生物多樣性是至關重要的.英國皇家協會也注意到最近生物多樣性的下降極有可能是受到“現代農業生產實踐”的影響,并強調應更多地研究轉基因植物對鳥類、哺乳動物和土壤生物的影響[39].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33]認為,含有各種殺蟲毒素的轉基因作物的商品化,會因食物來源減少,而傷害某些野生生物.相反地,由于化學殺蟲劑會消滅鳥類的食物來源,因此轉基因作物取代化學殺蟲劑后,也有一些鳥類的種群數量將會增加.
4•2對土壤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受轉基因植物潛在影響的生物并不僅僅是昆蟲和其它動植物,還包括土壤生態系統內的各種生物.轉基因作物的外源基因及其表達產物可通過根系分泌物或作物殘茬進入土壤生態系統,土壤的特異生物功能類群以及土壤生物多樣性都有可能因此而改變[2].外源基因的導入可能影響到植物分解速率和C、N水平,進而影響土壤生物、生態過程和肥力[5].在評價轉基因植物對環境的作用時,EPA認為其中對土壤生物多樣性的影響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50].Jepson等[18]提出,向環境釋放轉基因植物,需要評價土壤微生物、動物類群和土壤生態過程.Trevors等[48]建議,采用功能類群的多樣性評價土壤生物群落的變化.Angle[2]強調,風險評價的重點是土壤微生物,而原生動物是監測土壤生物種群變化的最敏感指標.如前所述,Bt毒素被吸附到土壤粘粒后,并不持續分解,而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其殺蟲活性[23].在水培和土培轉Bt基因玉米的根系分泌物中均發現了活性Bt毒素[43].Bt毒素在土壤粘粒中的長期存在,將會增加其對土壤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影響的風險[23].轉基因植物根系分泌物及其殘渣進入土壤后,通過與土壤微生物相互作用,可能會改變土壤微生物對外來底物的利用,影響微生物的活動過程[31].美國環保局在綜合報道中指出[51],轉Bt棉花(Gossypiumspp.)增加了土壤細菌和真菌的數量,抗蟲轉基因煙草增加了土壤中的分解者和線蟲.一個抗真菌病害的轉基因煙草(Nicotianatabacum)品系明顯損害了菌根對植物根系的侵染,而菌根的侵染是有利于植物生長的.轉冠癭堿(opines)基因煙草根系分泌物組成的改變影響了兩種假單胞菌的物種豐富度[40].在轉甘露堿(mannopine)基因煙草根際土壤中以甘露堿為底物的細菌數量比非轉基因煙草高80倍,但細菌總數以及芽胞細菌、耐熱細菌、熒光假單胞菌屬細菌的數量與常規煙草無顯著差異[35].Donegan[4]發現,在美國種植幾種Bt抗蟲棉的土壤中微生物數量、種類和組成與種植常規棉的地區差異顯著.與非轉基因紫花苜蓿(Medicagosativa)相比,種植轉基因紫花苜蓿的土壤細菌群落功能多樣性單一,可培養的需氧芽孢桿菌和利用木質素的細菌數量顯著增加[5].也有轉基因作物對微生物的組成沒有影響的報道.與非轉Bt基因玉米和空白土壤相比,轉Bt基因玉米殘茬分解對土壤可培養細菌、放線菌和真菌數量并沒有顯著的影響[41,42];轉Bt基因馬鈴薯對土壤微生物沒有影響[51];轉凝集素(lectins)基因馬鈴薯對根際微生物群落沒有影響[7];轉T4-溶菌酶(T4-lysozyme)基因馬鈴薯對可培養的需氧細菌以及有益細菌的功能沒有影響[28];馬鈴薯根際或塊莖接種拮抗微生物時,轉T4-溶菌酶基因馬鈴薯對微生物的建群沒有負面影響,根際細菌群落的結構也沒有明顯改變[29].上述研究結果表明,目前轉基因植物對土壤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尚無定論,仍需進一步的研究和解釋.事實上,在前述美國環保局的那分報告[50]中指出,在這個問題上仍需提供更多的資料.雖然報告認為,現有的試驗證據表明轉Bt作物不可能對土生生物有相反的影響;然而報告同時也指出,在這個領域中的研究必須繼續進行,特別是有關植物根系表達Bt蛋白水平的研究,辨別其表達量是否高于正常表達量,以便進一步確定其對土壤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4•3作為所謂“外來種”對生態系統的影響
建立在重組DNA技術基礎上的植物基因工程技術,可以克服常規育種技術的不足,打破物種間的天然屏障,實現基因在動物、植物、微生物之間的轉移,甚至可將人工合成的基因導入生物體內.因此,轉基因植物的基因既可來自于種內,更多的來自于不同種間[19].也就是說,轉基因植物并非是自然界天然存在的物種,它對生態系統的影響就相當于一個外來種對某一生態系統的影響.由于遺傳背景不同,基因會發生各種各樣的相互作用,如基因的多效性、體細胞變異等,且轉基因植物中基因的表達受環境等多種因素影響,因此轉基因作物中有可能出現一些在常規育種中不曾遇到的新組合、新性狀[19].它們對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的影響目前還缺乏充分的證據,現在已知的風險包括:1)轉基因植物演變為有害生物的可能性,如轉基因植物雜草化、怪物化或演變成優勢物種而破壞生態平衡和生物多樣性[52,54];2)轉基因植物是否會引發新的環境問題,如對除草劑產生抗性、對Bt殺蟲基因的抗性與治理,新病毒的產生等[8,19,56];3)對物種起源中心和基因多樣性中心的影響,對生物多樣性可持續利用的影響;4)基因漂流對生態環境和農業生產的影響[19].其影響包括:外源基因向相關植物、動物和微生物的水平轉移[10,30];外源基因向常規品種漂流而導致的有關種子質量、有機農業的爭端;在長期大規模應用后發生不可預見的環境問題,如產生的新性狀不穩定,單一種植的風險,改變了生物群落的結構和功能等.
第4篇：對生物多樣性的理解范文
1.1生物多樣性是城市賴以生存的基礎
在城市生態系統中，生物多樣性與城市環境的結構與功能緊密聯系，共同構成了城市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環境基礎;同時生物多樣性與城市社會經濟體系的運行方式直接聯系，為城市的生存與發展提供了大量的生物資源，如生產資料、生活物品、新型能源等，是城市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另外，生物多樣性以其自身的經濟價值、生態價值、文化價值、社會價值［2］等影響著城市價值觀體系，構成了城市發展與文化內涵提升的精神基礎。
1.2生物多樣性是城市永續發展的保障
生態城市是一類社會、經濟、自然協調發展，物質、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生態良性循環的人類聚居地［4］。生物多樣性能構建優良的生態系統，良好的生態系統具有復雜多樣的循環路徑、豐富的物種資源和較高的自產能力，使其對外界的抗干擾能力較強，能在自我發展中趨于穩定，加之生物多樣性能發揮城市生態系統的生態功能，可提高城市的自我調控能力。這對維持城市生態系統的平衡與穩定、提升城市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實現城市的永續發展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
1.3生物多樣性是城市綠化、景觀化的標志
城市景觀由自然景觀、文化景觀和建筑景觀構成［8］。自然景觀是城市景觀的本底，也是城市景觀得以存在的基礎。城市中的各種生物擁有其各自的生態特征和獨特的生活習性，可形成多種景觀格局與景觀形態，并表現出一定的功能特性，如防護林、景觀帶、生態綠網等。在城市的綠地系統和景觀的建設中融入生物多樣性建設，對提高城市景觀的異質性、增加城市的自然度均有著重要的意義。
1.4生物多樣性是城市文化內涵的體現
城市景觀作為城市文化影響下的人造產物，是地域文化特征的物化形式和外在體現，同時也是城市文化內涵的表達形式。一個城市的文化內涵是否豐富、城市文明建設是否成功均與生物多樣性是否豐富有著密切的關系［4］。
2國內外城市建設中生物多樣性保育的實例分析
以英國城市和我國深圳經濟特區為例，對其成功經驗及措施進行簡要分析。
2.1英國的城市建設與生物多樣性保護措施
2.1.1制定科學性的綠地系統規劃
英國政府把綠地作為城市生態環境保護中的一個重要的綠地空間來進行規劃安排，堅持先規劃后建設的原則，并且規劃多具有基礎性、前瞻性、民主性等特點。在城市綠地空間布局上，城市中心多依托大面積的綠地建設城市公園，合理規劃街旁綠地、住宅綠地等;在郊區建立森林公園或植物園，以科普教育和保存物種為主要任務;城市遠郊則建立國家自然公園［5］，并以生態綠廊的形式將城內、城郊、遠郊的綠地進行連接，構成廣義的城市綠色開敞空間。
2.1.2以生態理念為設計指導
英國政府倡導“將森林引入城市，讓城市歸回自然”的建設理念，在城市景觀建設中模擬自然環境狀態，遵循自然界群落的生長模式，建立多維度的物種生存空間和多層次的生物群落，使城市與周邊的自然環境充分融合，真正做到讓城市回歸自然。
2.1.3構建完善的法律體系
英國的城市規劃與綠地建設編制工作均由政府來主持，擁有一套完整的法定程序和步驟，并設有專門機構對其進行法制監管，具有一定的法律約束力。規劃建設條例一但經過審批就進入法制監管程序，任何人都不能隨意更改。對一些具有較高保護價值的自然地還設有專門的法律法規和監督部門，如倫敦的海德公園在湖濱建立了禁獵區、攝政公園建立了禁獵的蒼鷺棲息地，一旦有人違反將嚴格依法懲戒。
2.1.4重視植物園的建設
在歐洲，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收集的植物種類最多，擁有活植物5.5萬種，并建立了以野生植物種子為主的基因銀行，于1987年成立專門從事研究并利用本國野生花卉資源的“英國研究保護野花協會”［6－7］，同時向國際推薦本國新種，介紹栽植方法。
2.2深圳城市建設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成功經驗
經過33年的風雨歷程，深圳由昔日的邊陲漁村變成了如今的國際化大都市，城市園林綠化建設成果也令世界矚目。截至2011年底，城市綠化覆蓋率達45.05%，人均公共綠地面積16.5m2，均超過國家“生態園林城市”的標準要求。在進行城市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基礎上，深圳政府積極采取相應措施，從城市的規劃、法制的保障、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與提升等方面協調城市發展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關系。
2.2.1制定科學的城市發展規劃
為保護城市中稀有的綠地資源，深圳推出了建設“公園之城”的目標，對城市中較具規模的綠地以建立公園的形式其進行科學規劃、管理與保護。深圳以“生態園林”“景觀生態”的設計理念引導全市風景園林建設，全面提高單位綠地面積的綠量，豐富物種多樣性。從2010年起，深圳市依托《珠三角綠道網總體規劃綱要》開啟城市綠道建設之旅，完善了城市綠網，優化了綠地空間格局。
2.2.2制定城市綠化地方標準
從1999起，深圳市城市管理局與質量技術監督局著手進行城市園林綠化地方標準的制定、和實施工作。截至2005年，已有《園林綠化管養規范》、《深圳城市園林綠化技術標準體系》、《立交橋懸掛綠化技術規程》等多項地方標準正式，并在實踐中得到廣泛運用。其中《深圳城市園林綠化技術標準體系》現已成為制定深圳市園林綠化行業技術標準的重要指引［8］。
2.2.3重視本地植物資源的調查與野生植物的引種馴化
從20世紀90年代起，深圳園林植物科研人員就已開始對深圳市內的植物資源進行摸底調查并編制《深圳植物志》，共5卷，預計2014年全部完成。目前已完成的《深圳植物志》收錄植物種類約2800余種［9］。同時，深圳市積極開展野生觀賞植物引種馴化的課題研究，收集、馴化觀賞價值較高且擁有良好的生態適應性的野生植物品種，并在城市綠化中推廣運用。
3當前我國城市建設中的生物多樣性保育問題
3.1原生態環境的不斷破壞
伴隨著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城市規模也在不斷擴張，加之在城鎮化過程中存在盲目建設的現象，忽視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如非法占用農地、侵占濕地、大規模開挖山坡地等，造成農田生態系統、濕地生態系統、森林生態系統的破壞，生物多樣性嚴重喪失。
3.2城市規劃理念落后
我國的城市規劃普遍追求集中式的規模化發展，往往讓城市變成自然環境中的隔離區，又因城市中缺乏生態廊道的建設，使得城市中的綠地斑塊也獨自隔離成片，減弱了彼此間的物種遷移與能量交換，破壞了城市整體的生態系統，城市中的生物多樣性也難以持續發展。
3.3綠化樹種單一
在我國的城市綠化中，普遍存在園林樹種單一的現象，種植模式也較為簡單，多為“喬—草”“灌—草”種植模式。部分城市為滿足其對形式上的美學追求，改變植物的原生形態，如對綠化樹種的過度修剪、草坪上單一植物組成的模紋花壇等，導致了生物多樣性的下降，增加了因物種單一引發病蟲害的幾率。
3.4科研資金投入少
我國對城市中的生物多樣性保育側重于政策的制定，科研資金投入相對較少，研究范圍也相對狹窄，加之植物園建設薄弱，未能較好地發揮其在生物資源的收集、保護、研究以及對外科普方面的作用。
3.5公眾生物多樣性意識薄弱
生物多樣性對于城市建設的重要性目前還尚未在城市人群產生充分的共識，部分人群依舊未能較好地理解城市建設中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及內涵。公民保護意識薄弱，破壞自然、侵擾城市生物生存環境的現象時有發生，直接威脅到城市中生物的安全。
4城市建設中生物多樣性的保育對策
4.1以景觀生態學理念為設計指導
為提高城市的自然度，為城市的生物提供豐富穩定的生存環境，需要以生態學理念為景觀設計指導，遵循地帶性植被群落生長模式，豐富城市綠化空間及層次，營造多種生境，提高城市的生物多樣性，發揮城市生態系統高效的生產力和抗逆能力，減少因人工群落所帶來的管護的成本，提高城市生態系統的穩定性。（本文來自于《中國城市林業》雜志。《中國城市林業》雜志簡介詳見.）
4.2以科學的城市綠地系統規劃為前提
對城市綠地系統進行科學的規劃與建設，將有利于整合城市中較分散的斑塊，并與城郊的天然綠地如森林公園、苗圃等，通過生態綠廊、水廊連接起來，形成點網相連、廓帶相通的環網式［10］城市綠網，以恢復生物的棲息地，便利城市內部各綠地之間以及與城郊之間的物種遷徙，從而增加城市的物種多樣性。
4.3以保護和引種相結合為途徑
4.3.1開展城市生物摸底調查，建立生物多樣性信息系統
在城市建設中，首先應對城市生物多樣性進行摸底調查、分析并編目，結合城市各類生態環境特征，如地理位置、面積、現狀、管理模式等，建立城市生物多樣性信息系統，并建立檢測網點進行長期監測［2］，實時跟蹤并掌握城市物種多樣性的變動趨勢，對其進行統籌規劃與信息管理，以維系城市生態系統的平衡與穩定。
4.3.2采取就地保護與遷地保護相結合的方式保護城市生物多樣性
就地保護是指針對城市中具有典型地帶性特征的物種群落或承載豐富的動、植物或野生生物種類棲息的荒廢地、濕地、沙地、自然河湖等生態脆弱地建立保護地，并針對保護區中各類生態因子的生存狀態劃定核心保護區、實驗區和緩沖區，保護城市生物及其基本的生存環境。遷地保護是指依托城市的植物園、動物園、專類園、苗木基地和基因庫等對珍惜動植物、瀕危生物或具有較大開發潛力的生物資源進行遷地保護和科學研究，發揮其科普教育、觀賞功能，借助基地的科技人員、技術和研發平臺等，有力促進珍惜生物資源的移地保護、優勢種馴化與應用實驗等工作的開展［4］。
4.3.3開發并引入當地的野生植物種類
開發和利用野生植物對豐富生物多樣性、提高城市的景觀度、發揮城市綠地的生態效益具有重要作用。對此，我國已開展了部分地區、省市的野生花卉資源調查工作。據調查，福建省具有較高觀賞價值并可供城市園林綠化的野生植物有171科669屬1506種［11］。另外，福建、海南、湖南等地還開展了對野生蘭科植物資源的專項調查等。據統計，福建省現有野生蘭科植物65屬151種。有關部門已啟動“千種新花卉計劃”等工作，這將有力促進我國野生植物資源的開發與應用進程。
4.4以完善的法律法規為保障
從總體來看，我國城市建設中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尚處于起步階段，在制定的相關法規中主要側重于規劃與編制，對城市規劃的約束力不強，執行力較低，且缺少明確的獎懲制度。今后應繼續加強與完善城市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的法制建設，為城市生物多樣性提供良好的法律環境。
4.5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
第5篇：對生物多樣性的理解范文
又是一個新學期的開始，這個學期我擔任初二1-3三個班的生物教學任務，為順利完成本學期的教學工作，并取得良好的成績，我根據初二年級生物學科的特點，特制訂計劃如下
一、教學目標
通過本學期的學習，學生將在以下幾方面得到發展：
知識目標：1）認識動物的主要類群及其對環境的適應性特征。
2）知道動物的行為大多是通過運動來完成的，了解動物在自然界中的作用及其與人類的關系，它們的 行為有密切的聯系
3）獲得關于細菌和真菌的主要特征以及與人類的關系的知識。
4）通過活動體驗生物的分類是根據不同生物的特征上的相似程度來進行的。
能力目標：
1）增強動手能力和實驗設計能力。
2）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如進行“飼養和觀察蚯蚓”、“調查動物在人們生活中的作用”、“檢測不同環境中的細菌和真菌”、“制作甜酒”等實踐性較強的活動。
3）培養學生收集和處理信息的能力。
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認識生物多樣性的價值，更好地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觀點。
認識科學通過技術轉化為人們改進生產和生活方式的手段，發展生產力，促進社會物質文明的進步，又具有實踐價值。科學技術在促進人類進步的同時，往往帶來人們預想不到的負面影響，因此，其實踐價值就相當于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具有兩面性。此外，盡管社會在走向科技化，科技也在社會化，但是，科學始終不是萬能的，人類社會面臨的所有問題，并非都能依*科學來解決。
二、學情分析
通過初一的學習，多數學生對生物這門課比較有興趣，其中也存在著問題：班中成績差別懸殊，存在兩極分化現象，有的班級后進生比較多。針對以上問題，我要對學生加以鼓勵和引導，爭取再上一個新臺階，以期待能取得更好的成績，做好學生的工作，因材施教，使他們在各自原有的基礎上不斷發展進步。
三、教材分析
本學期中學習的第五單元，是整個初中二年級生物所要掌握的一個重要單元。其中涉及的內容廣，需要掌握的知識點多。
第一章至第三章內容，主要涉及動物的分類，讓學生區別那些是水中生活的動物·陸地上生活的動物·空中飛行的動物，以及這些動物的運動和行為。其中重點在第三章動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這一章節強調了動物在自然界中的作用，重點闡述了動物與人類生活得關系。第四章和第五章主要講解了在生物圈中扮演了分解者的細菌和真菌在生物圈中的作用。通過這兩個章節的學習，使學生對我們生存的環境更加熟悉，同時也更加了解在我們生存的環境中很多渺小的東西往往在生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第六單元認識生物的多樣性，是中學生必備的生物學基礎知識，是其行為的基礎之一，保護生物的多樣性，是其認識和行動的必然結果。作為一個現代公民，應當理解每種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價值，保護生物多樣性就是保護人類自己，并且應當身體力行。因此，第六單元生物的多樣性及其保護，在本冊教材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既是對前面所學知識的總結、回顧和發展，是學生生物科學素養的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現代公民必備的基礎知識和基本行為，同時，為學生的持續發展，由自然人轉變為社會人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四、教材重點、難點
重點：1、各種動物的適應性特征
2、細菌和真菌的主要特征以及與人類的關系
3、生物多樣性的內涵
難點：1、運動的結構基礎和形成機制
2、細菌和真菌在自然界的作用
3、根據生物特征進行分類
五、教學措施
1、認真鉆研教村和新課程標準。
2、轉變傳統的教育教學觀念。
3、優化教學方法，運用好現代化的教學手段。
4、認真組織好各次探究活動，注重學法指導。
5、認真做好培優輔差工作，面向全體學生。
6、加強訓練，達到及時鞏固的目的。
7、成立好合作學習小組，并加強合作學習指導。
六：教學進度與重大活動安排
周次日期工作要點
第1周9.3-9.7分析上期期末質量監測試卷，查漏補缺。
第2周9.10-9.14生活的動物
第3周9.17-9.21陸地生活的動物
第4周9.24-9.28空中飛行的動物
第5周10.1-10.7國慶長假
第6周10．8-10．12動物的運動
第7周10．15-10．19先天性行為和學習行為
第8周10．22-10．26社會行為
第9周10．29-11．2動物在自然界中的作用
第10周11．5-11．9動物與人類生活的關系新|課|標|第|一|網
第11周11．12-11．16細菌和真菌的分布
第12周11．19-11．23細菌
第13周11．26-11．30真菌
第14周12．3-12．7細菌和真菌在自然界中的作用
第15周12．10-12．14人類對細菌和真菌的利用
第16周12．17-12．21嘗試對生物進行分類
第17周12．24-12．28從種到界
第18周12．31-1．4認識生物的多樣性
第6篇：對生物多樣性的理解范文
論文摘要：進化、適應和選擇貫穿在任何一個物種的演化過程中，這是生物與環境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結果，是大自然固有的運動規律在生物物種演化過程中的體現。只有準確地把握進化、適應和選擇3者的內涵，以生物進化為主線，以人類可持續發展為中心，把人類對環境的主動適應和自然、社會對生物物種的方向性選擇結合起來，從更深的層面上理解生物的進化和在生物進化背景下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才能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堅持真正的達爾文主義和現代進化觀及當代可持續發展觀。
從1859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至今，由于對進化論的理解不深，因而出現了2種極端現象：一是生物進化中的自然主義傾向，即忽視社會選擇的巨大作用，僅僅將生物進化歸結為自然選擇作用的結果；二是絕對的人類中心主義傾向，過分夸大社會選擇的作用，而低估了自然選擇在生物進化中的作用。
目前，全球生物多樣性的減少和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使我們必須把大尺度上的生物進化和小尺度上的人類可持續發展結合起來，才能把生物多樣性保護落實到人類的生產生活實踐活動中，保證人類的各種行為不偏離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使人類走上真正的可持續發展之路。因此，筆者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探索生物的進化和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旨在為生物進化大背景下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研究奠定基礎。
1 生物進化與生物的適應
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闡明了生命是進化的產物，現代的生物是在長期進化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給神創論以巨大打擊，使生物學擺脫了神學的羈絆…。達爾文認為由于隨機變異的產生和自然選擇的作用，適應的變異被保留了下來，而不適應的變異則被淘汰。因此，自然選擇的過程，就是生存斗爭及適者生存的過程，適應是生物進化的最終結果。
進化論及進化生物學的研究發現多細胞生物起源于單細胞生物，結構復雜的生命體總是源于結構簡單的生命體。據此，部分學者認為進化就是指事物由低級到高級的變化發展過程。生物的進化就是生物體由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的前進發展過程，其中存在著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方向性，這和達爾文對生物進化這一基本問題的理解是相背的，這是人類中心說的判定標準在生物進化論中的體現。即使現代的進化觀也并未認為“進化就是革命性的進步”，而把“進化”定義為“進化是生物適應性的改變和生物群體多樣性的變化”，和達爾文的進化理論一致，在進化理論中堅持了徹底的唯物主義，是達爾文整個進化理論體系和現代進化觀的奠基石。
適應是生物進化的最終結果。生物的進化是生物物種的趨異化過程，是生物的隨機變異和自然選擇的過程。自然選擇是對隨機的多種變異的選擇，大自然為選擇者，而隨機的各種變異成為被選擇的對象，被大自然最終所選擇的那種變異就得以保存下來，而同一物種中的其他變異就被淘汰，得以保存的變異就是適應大自然的。可見，生物物種產生的各種變異，無論是變異的程度上、方向上，還是變異范圍的大小、數目的多少上，都是隨機的、不定向的，但又是客觀存在的。而大自然的選擇相對于物種的變異來看，卻是有一定方向的。自然選擇的方向性和物種變異的隨機性，客觀上就決定了生物對自然的適應是一種被動的過程，生物體在結構、功能上對自然的適應都是自然選擇的結果。生物對自然的適應性總是滯后于自然對生物物種的選擇性，也就是說，生物物種對環境的適應是相對的、暫時的、有條件的，而不適應才是絕對的、永恒的。這就從根本上澄清了達爾文自然選擇理論和現代進化論所基于的客觀事實，在進化論中堅持了徹底的唯物主義，劃清了進化論和神創論的界限。
2 自然選擇與社會選擇
生存斗爭及適者生存的過程就是自然選擇的過程。除此之外，還有另外1種選擇——社會選擇也與生物的進化密切相關。伴隨著人類社會工業文明的開始，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的日新月異，市場經濟和資源環境私有制的全球化浪潮的沖擊，加上當代生物工程技術的飛速發展，人類對生物界的改造力度越來越大，表現在一些物種逐漸消失；一些物種數量急劇減少，成為瀕危物種；一些物種地理分布區域大幅度縮小；一些物種生活習性及部分性狀發生改變；不時有新品種出現等現象，表明人類的社會實踐活動對生物物種的演化具有不可低估的選擇作用，這種選擇稱為社會選擇。社會選擇是人類主動適應自然環境的表現和手段，是人類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發展，更好地適應自然的一種必然。從本質上說，人類的農業生產、工業生產和科學實踐活動等都是人類自主選擇的結果，無論是農業生產還是工業生產以及科學實踐活動等人類行為的發生發展和演化等各個方面都屬于社會選擇的范疇。
事實證明，現在人類社會選擇的力量的確是越來越強大，無論是對自然的改造力還是對自然的破壞力都超過了人類發展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但是，人類、人類社會本身以及社會選擇等都是自然選擇的結果，都是在自然選擇的基礎上發揮效能的。在一定程度上，社會選擇是人類社會對自然選擇作用的一種應答和反映，可以看作是生物與環境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一個典型。但社會選擇一經發生后，便有其獨立作用的一面，可以和自然選擇作用一道共同作用于生物的進化過程。
自然選擇和社會選擇的辯證關系表現在：一方面，當二者一致時，社會選擇對自然選擇起到了促進和加速的正向作用，使自然選擇的力度、范圍、時效得以加強，而自然選擇使社會選擇的目標得以快速實現，二者互相促進，共同加速生物物種的演化。另一方面，當二者不一致時，有3種情況：①當自然選擇的力量大于社會選擇時，生物物種的演化由自然選擇所控制，社會選擇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自然選擇成為了社會選擇的阻力。這種現象在人類的動植物新品種的選育過程中表現得最為明顯。②當二者力量近于相等時，自然選擇和社會選擇都在自己一定的范圍內作用，社會選擇的目標停留在研究成果階段，無法有效推廣和應用，而自然選擇也以其自身的作用規律對生物進行著選擇。③當自然選擇的力量小于社會選擇時，社會選擇的結果在自然界中得以快速體現，自然所固有的一些平衡體系被打破，自然選擇的方向被改變，社會選擇在一定時空范圍內控制著生物的演化。
2種選擇的相互作用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從人類社會誕生起，2種選擇過程都直接或間接地貫穿在每一個具體的物種的演化過程當中。但是，社會選擇的對象、原始材料和最終歸宿都統一在自然界當中，社會選擇無論多么強大。都必須以自然選擇為基礎。因此，正確的做法是在尊重自然和自然規律的前提下，充分發揮社會選擇對生物和環境的再創造作用，同時利用社會選擇來抑制或從根本上扭轉對人類或自然界(如物種多樣性及生態環境等)都不利的自然選擇，或減緩各種對物種多樣性、生態系統的平衡具有毀滅性打擊的自然災害等，降低災害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力，保護生物的多樣性。
3 社會選擇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
可持續發展本質上是人類的一種社會性選擇，是一種非常理智的自主性選擇，同時也是人類主動適應不斷變化的自然環境的一種機制，是一種實現長期自我演化的策略和手段。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使人類的現代化工業和現代化農業以及現代科學實踐活動等各個方面的發展都有了正確的方向，把人類的社會選擇和人類對自然環境的主動適應都有機地統一在可持續發展這個大框架下，使人類的社會選擇和主動適應終于走上了“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的道路，從而實現了人類在自己的演化歷史上第一次按自己所設計的演化模式去謀求自身的生存和發展。
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本質上轉化為人類的社會選擇和大自然的自然選擇二者間的關系問題，但這種相互關系無論是從時間、空間維度還是二者間力量強弱的對比情況來看，都是不對稱的。從生物進化的時空尺度上來看，人類必須充分發揮自己所特有的主動適應力來確保社會選擇在最大時空尺度上與大自然的自然選擇相適應，人類才可能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以實現長期的自主演化。
從純生物學的觀點來看，自然和自然選擇都不會支持人類在社會經濟文化等領域內發展水平的全方位提高，因為這意味著人類作為一個生物學種群，將占有越來越多的物質和能量，因而會剝奪其他物種生存和演化的機會，這與生物界的演化趨勢相背離。因此，在生物進化的大背景下，人類要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還需要全人類長期的艱苦努力，還必須同時處理好進化、適應和選擇等重大問題，只有這樣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才能落到實處。
綜上所述，生物的進化、適應和大自然的選擇以及人類的可持續發展，都統一在生命的演化過程中。進化是生物適應自然的結果，適應是選擇的結果，而選擇是自然界所固有的屬性。換句話說，進化、適應和選擇都是自然界所固有的運動規律在生物物種演化過程中的體現，是物種演化過程中3個最重要的環節。人類的社會選擇和可持續發展必須以此為前提，才能正確地發揮作用，為人類造福。
第7篇：對生物多樣性的理解范文
關鍵詞：評價，學生發展
一 問題的提出
《生物多樣性及其保護》一節是我的轉正公開課，從教材的分析來看，本課的內容多，但相對比較簡單，與之相關的素材和資料易通過各種途徑獲得，因此教師對教材內容把握的彈性較大。但在備課的過程中，一些問題引起了我的思考：新的教學改革，要求教師改變以往一講到底的做法，對知識的獲得，要變學生的被動接受為主動獲取，如何在教學中充分體現學生的主體地位，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在商量怎樣上這節公開課時，同事的建議給了我很大的啟發：“這節課的內容雖多，但難點少，部分內容可以嘗試讓學生來講。”——讓學生參與到教學中來？這確實是比較新穎的一種教學模式。伴隨著新課程標準的落實和新課程的普及，課堂教學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自主、合作和探究已經成為課堂教學活動的主要形式，課堂教學目標已經從過去的知識立意轉向能力培養。
然而，讓學生參與到課堂教學中來，那么，評價學生的活動也就成了這節課的關鍵，在教學中如何通過積極有效的評價手段，促進學生潛能和個性的發揮，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創造力，從而促進學生能力的發展，進而提高教學質量？
二 策略的選擇和問題的解決
讓學生參與到教學中來，在評價上必須解決三個問題：1、評價的內容是什么；2、如何評價的問題；3、評價的效果如何。
1．評價的內容是什么？
評價的目的既然是促進學生能力的發展，那么，評價的內容就應該多元化：既有知識方面的，也有能力和情感方面的評價；既要關注共性，也要注重學生個性的發揮，倡導學生用不同的方法去學習和表現對知識的理解，使每一位學生都有展示自己才華的機會。
基于此，在評價的內容上，筆者主要關注以下幾點：1、學生的介紹是否有重點？2、介紹的內容是否出現科學性錯誤？3、介紹的內容是否在原有內容上有所拓展？4、學生材料組織的形式和介紹語言的表達有何特色？
從上述評價的內容來看，前三項是對知識的評價，最后一項則是關注學生的獨特個性，是對學生創新能力的賞識性評價。
2．如何評價的問題
我在構思本節課的評價方式時，嘗試把賞識評價引入到課堂教學中來。即學會欣賞每一位學生，及時對每位學生的積極表現做出恰當的賞識性評價，贊賞每一位學生的獨特之處，贊賞每一個學生所付出的努力和熱情，贊賞每一位學生對教科書的質疑和超越。在評價的方式上采取教師評價和學生評價（自評和他評）結合起來的辦法，使學生通過評價和被評價，有所思，有所得。
3．如何對評價進行評價（評價的效果）
課堂教學中的即時評價是否有效，要看評價能否激發和保持學生的學習動機，能否有效地引導學生進行自主學習并使學生保持和強化這種積極的學習狀態。
為了了解這堂課是否達到了上述目的，課后，我請所教班級的學生談談對這節課的感受和體會，同時也積極聽取了科組老師對本堂課的評價，根據學生和其他聽課老師反饋回來的信息對本節課的評價進行了自我反思和再評價。
三 教學實踐與教學效果分析
我將整節課的教學流程設計為三個環節：明確概念——介紹、評議——討論、總結。
“明確概念”。教師結合前面學過的知識加以點撥，使學生明確生物多樣性包括三個層次的內容，即基因（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多樣性。
“介紹、評議”。學生以小組匯報的形式介紹生物多樣性的三個方面內容（生物多樣性的價值、我國生物多樣性的特點、面臨的威脅和原因），在此基礎上，師生對介紹的內容進行點評和討論。
“討論、總結”。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是當前面臨的一個環境問題，目前所采取措施的可行性及不足表現在哪些方面？這些問題通過師生的共同討論來完成。
上述三個環節中，“介紹、評議”是本節課的重頭戲。
第一小組的同學根據他們搜集到的資料，利用課件簡要介紹了教材中提及的幾種價值，在此基礎上還增加了食用、商品、娛樂、經濟、道德等方面的價值，大大拓展了原有內容，為了說明生物多樣性的藥用價值，組員劉嘉政還特地從家里帶來一棵靈芝邊介紹邊展示，真正做到“言之有物”。
針對這一組的介紹，我采取了學生評價的方式。有的學生認為：“內容比原來教材充實、具體，所舉例子更貼近生活”，也有的學生提出：該小組補充的“生物多樣性具有仿生價值”屬于教材中提到的“科學研究價值”的內容，不應歸為“其它的應用價值”，這就對發言的內容進行了修正；還有的學生提出：該小組沒有說明直接使用價值和間接使用價值之間的區別，并當場以開發大西部引發的“沙塵暴”來加以說明，很好地對兩者的區別作了具體的補充。
以駱琦等組成的第二小組，從調查校園的小樹林說起，過渡到我國生物多樣性的情況，在介紹的整個過程中，駱琦以自己拍攝到的照片對我國生物多樣性的四個特點進行了具體翔實的論述。
對這一組的介紹，我采取了教師評價的方式。在評價中我提到這樣一點：這一小組從調查身邊生物多樣性的情況說起，然后擴展到整個國家的特點，這種由點到面、由此及彼的論述方式不僅使過渡自然，而且合乎論證的邏輯，值得大家學習。
第三小組的同學則搬來了他們所訂閱的地理雜志，以科爾沁草原的“前世”、“今生”和開發大西部引發的一系列生態生境問題，來說明生物多樣性面臨的幾大原因，組員張正在整個介紹中的語言非常流利和順暢，吸引了在座同學和老師的注意力。
我在評價這組的發言時說：“這組同學在介紹我國生物多樣性面臨威脅的幾大原因時，圍繞‘生態環境的破壞’一項，從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如國外、國內的例子）對這一主要原因展開論述，有證有據，重點十分的突出。”
綜觀整堂課，三個教學環節間的銜接比較緊湊，學生的介紹各具特色，異彩紛呈，完全打消了我先前的憂慮，教學中師生、生生的互動較多，課堂氣氛和諧活躍，達到了預期的教學效果。
四 評價的效果
如果評價能夠促使學生自覺地進行內省和反思，使自己的認識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那么，這種評價對于學生的發展，其效果就是積極有效的。從課后學生和老師反饋回來的信息看，大部分的學生覺得這節課讓自己“獲益不淺”。以下是一個學生課后的體會：
我們小組負責“生物多樣性的價值”方面的介紹，為了使介紹生動有趣，我們有的組員負責到網上搜集資料，有的同學則負責掃描雜志上的圖片，我還特地從家里“偷”來一棵活生生的靈芝，準備在介紹“藥用價值”時能用上場，負責介紹的羅青一早就寫好了演講稿，還反復進行了幾次“演練”。我以為我們的介紹一定會在班上引起“轟動”，沒想到同學們的評價讓我們大吃一驚：我們居然出現了科學性錯誤：“仿生價值”本屬于“科學研究價值”方面的內容，我們卻把兩者分開來講了。直接使用價值與間接使用價值之間的區別應當是我們介紹的重點，我們竟然把這個知識點忽略過去了！要不是評價的同學用“沙塵暴”的例子幫我們補充說明，我們小組的介紹就完全失敗了。
老實說，我們小組在準備材料的過程中，早已對生物多樣性的各種價值爛熟于心了，遺憾的是，我們卻未能在短短幾分鐘的介紹中把我們的理解很好地傳達給其他同學，這是我們課后一直耿耿于懷的。如果下次還有機會上去介紹，我想我們一定能比現在做得更好。
——劉嘉政（第1小組組員）
學生能從他人的評價中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并把這種不足內化為下次努力的強大推動力，進而產生繼續參與和表現自我的欲望。我想，這樣的評價促進了學生的點滴進步，成為了學生自我教育和促進自我發展的有效方式。
五 反思與討論
美國一位課程理論專家說：評價最主要的意圖不是為了證明，而是為了改進。也只有這樣，才能促進每一位學生的全面發展。
1．評價方式的改變。以成績作為唯一標準的評價方式已經不能適應社會對人才的要求。新的教學觀要求教師通過多元的評價方式來促進學生能力的發展，因此，發展性評價已經成為課堂中一個重要的組成成分。在這節公開課上，我第一次嘗試把賞識性評價介入到課堂教學中來，通過評價關注學生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發展，以及良好的心理素質、學習興趣與積極情感體驗等方面的發展；尊重個體差異，注重對個體發展獨特性的認可，給予積極評價，發揮學生多方面潛能，幫助學生悅納自己、擁有自信，使評價成為教師、學生共同積極參與的交互活動。
2．從本堂課的評價方式來看，既有學生評價，也有教師評價甚至兩者的結合。教師和學生既是評價者又是被評價者，評價的態度是中肯的，評價的效果是積極有效的。通過這種師生、生生之間多元互動的評價方式，有利于學生對知識的自主建構，也有利于學生能力的進一步發展和提高。
3．評價不是目的，而是提高教學質量、促進學生發展的手段。評價的本質是促進學生潛能、個性和創造性的發揮，使學生樹立自信心和保持持續發展的動力，它具有激勵、診斷和發展的功效。通過評價可使學生評判自己的成績，監控自己的發展，顯露自己的特長，分享成功的喜悅，增強自信，從而促進學習。
4．教師要掌握好評價上的“收”和“放”。讓學生介紹某個知識點，總有精彩和不足的地方，對學生的精彩之處，要不吝贊美之詞，予以充分的肯定，使學生體會到成功的喜悅，增強學生的自信心，是之為“放”；對學生不足的地方，評價要恰到好處，既有肯定，又有補充或修正，使學生在一種和諧的氣氛中自覺地對知識進行二次構建和完善，是之為“收”。
第三小組在介紹“生物多樣性面臨的幾大原因”時，談到了三峽工程所帶來的一系列生態問題，認為三峽工程已經嚴重破壞了生物的生存環境，導致生物多樣性的急劇減少，并表示出了極大的憂慮。在這個知識上，教師要做好評價上的“收”——如果一味肯定學生的觀點，無疑是誤導學生進入“三峽工程弊大于利”的認識了。因此在評價時，應引導學生對問題進行冷靜的思考：三峽工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生態環境的破壞，使生物多樣性面臨一定的威脅，但是從長遠來看，就國民經濟利益而言，是利大于弊。這樣，通過適當的評價使學生的某些過激認識“軟著陸”。
5．在課堂教學中進行發展性評價，也遇到了不少問題，例如，在評價之前，教師如何對學生的活動進行有效的指導？在評價過程中，學生自評往往是難以開展的一個環節，或是只能留到課后進行，在有限的一堂課中，如何把他評和自評有效地結合起來，從而最大限度地促進學生知識、能力和情感的發展，是我一直思考的問題；對評價的再評價，往往是通過對他人的訪談和調查來獲得，這不免使得一些個人的感情因素滲入其中，影響了評價的準確性，因此，評價標準的確定，也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參考文獻：
第8篇：對生物多樣性的理解范文
關鍵詞： 生物安全；風險社會；社會公共利益；法律供給與需求
Abstract:The concerns of bio-safety arous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are a sophisticated sign in the process of inpidualization in industrial society， which， while indicating the supremacy of high-technology， warns us of the lurking of some unpredictable risks: the traditional modernization may be led to the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and thus a “risk society” may be imminent. Consequently， safety of eco-system， health， and social ethics & order is in more urgent need of attention in the new era of tech-revolution. The rule of “balance of interests” in traditional law needs to be replaced by a new interes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While making bio-safety laws， it is required that social public interest be ascertained and protected in the course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development so as to realize the genuine harmony of man and nature. While people are wondering about the outcomes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the traditional “legal market” is no more peaceful. The requirements of bio-safety legislation will disturb the balance of traditional supply & demand of law and ultimately conduce to the enactment of bio-safety laws.
Key Words:bio-safety; risk society; public social interest; supply & demand of law
一、現代社會對生物安全的立法訴求
（一）現代化的反身性及其風險預設
關于現代性與反現代性的沖突與協調是20世紀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核心論題。與“現代性終結”相抗衡的“第二現代性”或稱之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討在德國學者U.Beck的《風險社會》后變得更加引人注目。他從兩個角度對現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說明：一是“以財富和風險生產為例討論反身現代化的連續性和非連續性的混雜”；二是“工業社會中蘊含的現代性和反現代性（modernity and counter-modernity）的內在矛盾”［1］。Beck認為傳統的現代化和工業社會的現代化是有區別的，一種是古典的現代化（classical 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紀反對封建社會、建立工業社會中發展起來的，而另一種是反身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業社會之中發展的。在工業社會之中，存在著現代性和反現代性之間的沖突，因此工業社會不是一個徹底的現代性社會，而是一個現代的封建社會。在這種半工業半封建社會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傳統的遺物，而是工業社會的產品和基礎［1］。
工業化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主要起因于工業化過程中個體化崇尚取向，主張個體理性的張揚，強調自我為中心的權利建構。在傳統的工業社會中，社會不平等模式是階級模式，即存在著權利的平等，每個市民社會成員作為個人都平等地擁有并享受著某些權利，這些權利的私有化屬性最終成就了工業化社會發展的快速化和社會變遷。但同時這些私有化權利以其自身擁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漸掩蓋著實質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將會主要體現在階級之間的不平等，體現為對不平等社會經濟現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
個體化趨勢沒有使得社會的不平等得到實質緩解，相反崇尚個體權益和理性的現代化社會結構和變遷在某種程度上正在加深這種社會內部的不平等，從而造成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社會之間，甚至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利益不均衡，從而加速了風險社會的產生。
風險社會理論認為，工業文明在為人類創造了豐厚的物質條件的同時也為我們帶來了足以使整個地球毀滅的風險，舊的工業社會體制與文化意識在所謂的現代化進程中已經凸現其內在的反身性和高風險性特征。社會的政治、經濟和個人風險往往會越來越多地避開傳統工業社會中的監督制度和保護制度呈現出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由此出現了以不確定性為基礎的風險社會與不確定性為基礎的現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間的內在緊張。風險社會理論本身作為一社會變遷理論而存在，但與傳統不同的是，風險社會挑戰既有工業社會的認知、發展基礎與典范，并企圖從此種就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所衍生的災難風險、自危急性來建構社會自我翻轉、變遷的功能［2］。
貝克在《風險社會》中指出，“風險是個指明自然終結和傳統終結的概念。或者換句話說:在自然和傳統失去它們的無限效力并依賴于人的決定的地方，才談得上風險。風險概念表明人們創造了一種文明，以便使自己的決定將會造成的不可預見的后果具備可預見性，從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過有意采取的預防性行動以及相應的制度化的措施戰勝種種(發展帶來的)副作用。”［3］
風險與工業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統一與連接，互為邏輯上的因果關系。工業社會中個體化浪潮促使以個體權益為中心的社會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發展，并以此為基礎不斷推進和張揚個人理性在社會工業化進程中的作用和角色。同時也正因為工業化社會對個體理性和權益的推崇，從而導致了工業化社會在發展過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實質上不平等的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如企業的排污行為等。以個體利益促進為導向的工業社會市場經濟逐漸形成了自身的規則體系和秩序范圍，體現為建立以契約自由、所有權絕對、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為核心的法律體系，并主導當今乃至將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的社會經濟秩序構建。這就是所謂“現代性”的表現。隨著市場經濟和社會工業化進程的深入，出現很多諸如經濟壟斷、信息不對稱、經濟尋租、外部性、環境污染、生物技術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實質上對社會公共利益構成重大危害的行為和秩序內容。按照Beck對現代性和風險社會的理解，這種在工業社會高度發展時期出現的實質不平等現象就是現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現。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現代化在內容層次和范圍層次上更加突出，呈現出全球化的發展趨勢。
（二）現代生物科技與生物安全
現代生物技術的繁榮與發展，逐漸成為推動世界新技術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術的產業化也開始對人類社會產生日益重要的影響［4］。然而，同其他科學技術成果一樣，現代生物技術也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面它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社會經濟利益，讓人們仿佛看到了解決許多人類社會困境的希望之光，特別是看到了生物技術在解決人類社會糧食問題、人口問題、能源問題、健康問題和環境問題等方面的優勢和能力；另一方面現代生物技術也無法掩飾其內在和外在的負面效應，如在生物技術研究、發展以及產業化進程中無法保證人類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問題，無法保證生態安全問題以及可能存在的知情權問題、隱私權問題、基因歧視問題以及是否侵犯人類尊嚴問題等［5］。科學技術的社會經濟價值已經為廣大公眾所充分認知，它給人類的社會結構、生活及行為方式等帶來了舉足輕重的變化，但是科學技術現代化過程中所具有的“反身性”和“吊詭性”特征將我們引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風險社會”之中。
1.生態系統安全風險：生物技術的發展在不斷帶來社會經濟財富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并威脅著整個生態系統的安全。所謂生態系統安全，就是指從整個生態系統平衡、穩定的角度出發來判斷生物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潛在危險，主要體現在農田生態系統安全、自然生態系統安全兩個方面。生態系統是在一定時間和空間范圍內，生物與生物之間、生物與非生物（如溫度、濕度、土壤、各種有機物和無機物等等）之間，通過不斷的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個生態學功能單位［6］。按照貝塔朗菲對系統的認識，系統決不是數的簡單相加，相反則具有自身的規定性，它的整體性表現為時間維度上和空間維度上的內在穩定性、適應性、自我調整和內外環境的組織化。任何對系統本身的外在干預，都有可能破壞系統的穩定性和自我調整性。因此，生物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就是通過對生物體內控制其特定性狀的基因作為外源基因按照人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過程，轉入到另一種生物體內并使之表達。所以這種非自然的人為干預和創制行為是對生物本身內在環境以及生物與生物之間構成的相對穩定的生態系統的一種干預，那么這種干預本身可能會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它會在某種程度上改變或縮短自然生成的過程，也會在原有的生態系統內創制一種全新的物種，也可能造成物種與物種之間相互地影響，最終有可能破壞整個系統的內部運行規律，改變甚至消滅一個已有的生態系統。
2.人類健康安全風險：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滿足人類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特別是在食品和糧食供應、疾病診療等方面具有突出的價值和意義。但是生物技術的“雙重性”特征仍然不排除人們對于技術本身隱含風險的擔憂，尤其是在研究、試驗、釋放以及產品化過程中，生物技術對人類健康安全的潛在風險不能完全有效地被排除。這主要集中在兩大方面：一是生物技術對人類食物的影響進而引發食品安全問題；一是生物技術對生存環境的影響進而引發生活安全問題。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組為生物技術生產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國市場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國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學家Arpad Pusztai就鄭重警告人們關注那些未被充分證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廣的轉基因食品（GMF），因為他們可能有潛在風險；美國得克薩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內布拉斯加州一塊約一英畝的田地里種植藥用胰島素轉基因玉米，在收獲中漏掉三株轉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種植普通大豆時，結果使100萬畝大豆受到藥用轉基因玉米的污染［7］。
3.社會秩序和倫理風險：現代生物技術對人類社會的影響還遠不止于生態系統、自然環境以及人類健康等方面的潛在風險，任何改變人類物理循環狀態、生育繁衍規律、人類社會關系的生物技術都將對人類社會秩序和倫理構成深遠的影響。克隆技術、器官再造技術、人獸雜交技術將科技的概念引入至一個又一個不可思議的領域。
在現代生物技術發展的初期，很多現實性的社會秩序和倫理問題已經開始展現我們面前，人體器官移植、器官捐贈、買賣、代孕等已經將人體物化，而克隆人的設計、生產、銷售、儲藏和買賣，則將會根本改變人作為社會人的最為樸素的概念和意義，與此相關的社會問題將層出不窮，新的種族歧視、性別歧視、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嚴等新的倫理道德問題，極可能造成新的社會倫理風險、經濟風險和社會動蕩［8］。
（三）現代生物科技的反身性解決之道
風險社會理論一改傳統社會理論對科技至上主義、理性至上主義以及現代性的崇尚和張揚，給繁榮的市場經濟和全球一體化認識提供了一個逆向思維模式，給我們對生物科技發展的負面性和不確定性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維范式，為我們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持。其重要意義在于：（1）風險社會理論為進一步廣泛討論生態危機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風險社會的概念雖然還不太成熟，它卻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與工業發展的積極作用的傳統思想意識，培養了人們的反思和自省意識，從而，使人類進入了一個反思的時代。通過對現代性反思至少使人們意識到科學必須理性地發展。（2）風險社會理論增加了人們的風險意識，將生態危機與科技發展帶來的風險突現出來。然而，它對未來風險的描述有些夸張傾向，既不可能被計算也不可能被預知，這樣會使人們陷入一種無奈的憂慮，滋生悲觀主義情緒。雖然Beck本人宣稱他不是悲觀主義者，但他的思想的傳播仍會使一部分人在風險面前顯得焦慮不堪。為此，威爾金森專門從心理學的角度探討了風險與憂慮的關系問題，寫出《風險社會中的憂慮》一書。（3）風險社會理論在制度層面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風險社會中，舊工業社會體系已經過時，民族國家已經無力應對威脅整個人類的現代風險，這必然要求并引發社會結構深層的變化和政府制度的變革與角色的轉換。在全球風險社會里，建立全球風險防范體系，最終以承擔風險的基本單元為基礎形成全球公民社會，這是Beck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實現從工業社會向風險社會的轉型，如何實現生態民主與保持社會正義都還是擺在人類面前的難題。總之，風險社會理論的主要貢獻就是讓我們利用其關于風險、災害和社會思想的分析重建現代性理論［9］。
二、生物安全立法之社會公益論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科技革命的時代，相較于物理領域的科技革命，此種革命展現出一種全新的，或許還是極不尋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無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10］由生物技術引發的生物安全問題是當前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主要風險之一，是工業化社會個體化進程發展的高級表現，在彰顯科技至上主義色彩的同時隱藏著不可預知的潛在風險。風險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一方面追求個體理性和科學技術的無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過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規范體系達到對社會秩序的調整和規制。反身性的過程就是對現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過程。生物技術高度發展是現代化進程的顯著成果，但同時生物安全的擔憂和風險又凸顯了現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據上文對現代反身性立法訴求的論述，生物技術的風險回避就必須在法制目標上通過立法徑路予以完善。
對于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不同于傳統的，構成工業社會之規范基礎的，以個體利益為內核民商事法律規范。雖然這種傳統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體系成就了工業社會快速發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屬性也給現代社會秩序構成極大的風險，所以對現代化進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須在法律制度構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確立上有別于傳統的民商事法律，而轉向對集體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維護。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須建立在對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謂公共利益，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國社會法學創始人羅科斯·龐德將利益劃分為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但他對公共利益的理解帶有明顯地政治國家色彩，即將公共利益視為涉及政治組織社會的生活并以政府名義提出的主張、要求和愿望［11］；傳統功利主義法學家杰里米·邊沁認為“公共利益是構成共同體眾多成員的利益的總和”，“社會公共利益只是一種抽象，它不過是個人利益的總和”［12］。人們似乎自然而然地認為，公共利益在某種利益上講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總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來的問題，似乎又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13］。當前對社會公益的不同見解主要仍可歸因于思維的視角和切入點各異，即從不同的語境和研究背景下對社會公益的認識程度會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語境下探討社會公共利益，可能更為主要地集中在對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語境下探討社會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與國家利益相關聯；在經濟法語境下研究社會公共利益可能會指全體社會成員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樣包含國家的利益，因為它是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邏輯基礎上建構的法律秩序體系；對于環境法來說，特別是生物安全法，其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應當走出全體社會成員的普遍性利益范疇，而轉向以全體社會成員利益為基準，人類利益關懷以及生態利益的實現和保護，所以這是更為寬泛范疇內的公益性釋解。鑒于此，生物安全的社會公益性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體性和普遍性。從公益性的利益范圍維度來考察，生物安全主體中所關注的是社會成員集體利益、人類利益以及生態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疇；（2）利益主體的廣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須跳出傳統以國家為界限的社會成員集合利益的藩籬，轉而充分關注個人主體之外的其他主體的利益，包括人類、國家以及生態系統（包括生物）等。狹隘的社會觀可能會使得我們對公共利益主體的理解囿于傳統的社會理論觀，但是正如學者在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否為社會關系時指出的那樣，“社會是人化的自然與自然化的人的綜合體，社會關系包括人與人的關系和人與自然的關系”［14］。從這點來看，利益主體同樣也可以從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聯延伸至人與自然的利益關系，以及對整個生態利益的關愛。而且在生態倫理學中，生態利益是一個高于人類利益的上位概念，因為我們無法將人類與生態系統完全分割開來，否則將不存在實質性的人類利益，抑或社會成員的集合利益和個體利益。
（一）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轉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現代生物技術研究、開發、應用，特別是轉基因生物活體釋放到環境中以及進行跨國轉移，可能對生物多樣性、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產生潛在不利影響。主要體現在：（1）轉基因生物的重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種的界限，進而打亂了生物進化的歷程；（2）改變了生物的多樣性和群落結構，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可能會遭到破壞；（3）轉基因生物回歸自然界后，會不會使種植區周圍生物受到危害，會不會影響生態系統中能量流動和物質循環；（4）重組微生物對某些化合物降解后產生的中間物或最終產物，有的又會對環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組DNA進入水體、土壤后，將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們會不會與細菌雜交，出現對人類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現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萬年；（6）轉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對人體有害蛋白或過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過蜜蜂采集進入蜂蜜中，最后再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15］。轉基因生物的潛在風險首先突出地體現在通過對轉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轉變或修飾而對生物內部組成結構、生物特性、生物機能等諸多方面產生的根本性演變，進而影響該生物所賴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態環境，將其新產生的某種基因特性釋放到他原有的生態環境中去，構成對原生態環境的沖擊和影響，并在時間的長度上修飾和更改原有的生態系統，從而使得原有生態系統中的各自然生態要素的生存環境和能量交換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最終對人的生存健康產生重大的、不可預見的影響。由此可見，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風險的基礎上衍生和發展起來的，也就是說，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強調對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風險性的充分認識基礎上展開對其公益性的影響研究和對策研究，具體探討生物安全公共影響的深度、廣度，以及針對轉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風險的防范對策、制度構建、規范設定性的研究。
從目前來看，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對轉基因生物的生態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性研究兩個方面。所謂生態安全性研究，是指轉基因生物對任何以生態為單位的安全所構成風險的對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現為對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為核心的風險防范研究，從而確保生態環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的“安全”不是一個非常狹隘的概念詮釋，而是包括人類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內的，有關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種群的安全、生態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態系統的安全。所謂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轉基因生物技術的發展給人類健康所帶來的潛在威脅的對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類個體的生命健康、人類生活群體的健康安全、人類社會的健康安全，以及人類社會代際之間的平衡與安全。
（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社會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樣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資源的重要組成，也是人類生存與發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與資源。作為自然資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資源就是生物多樣性，或者簡稱為“生物資源”，也像任何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一樣，具有它自身的特征價值，主要體現為有限性、稀缺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區域性、可變性和計量的困難性［8］262。所謂有限性是指生物資源是有邊界條件的，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不能無限地供給；所謂稀缺性是指由于人類活動的廣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資源本身的邊界條件和有限性決定的資源稀缺性；所謂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資源及其以生物多樣性為骨架和主干組成的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與用途幾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資源搭配和能量循環中起著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謂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資源在自身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繁衍性、自我恢復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顯地邊界特性，因此受到資源有限性的約束，人類對生物資源的開發利用均不能超過資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謂區域性，是指生物資源和生物物種的分布帶有明顯的區域和地理位置特點，根據區域的水熱條件、氣候因素等，表現出突出的地帶性和區域性，在地理區域的共軛性與相似性的基礎上，又明顯地表現出區域分異規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顯著表征為異化現象［8］263；所謂可變性是指生物多樣性及其相應的生態系統在開放的不平衡條件下不斷地同外界交換物質與轉移能量，在不斷耗散的前提條件與進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組織的耗散結構，在相對的臨界平衡狀態或混沌狀態下不斷地推陳出新，辯證地前進，其結果可能表現為生物資源的再生、恢復、擴張、萎縮、衰減、退化或消失等；所謂計量的困難性是指生物資源的公共產品屬性、不確定性、條件參數的可變性決定了對其量化的困難性特征。
對生物多樣性的法律保護，其社會公共利益屬性重點體現在對人類社會共同體優良生存環境的保護和對生態系統保持平衡兩個方面：（1）生物多樣性是滿足人類基本需求的基礎，人類的生命維持資源、生活資源、健康資源、財富資源等均來自生態環境，其多樣性決定了人類需求的多樣性，任何多樣性的喪失最終構成對人類生存的威脅；（2）生物多樣性是維持生態系統平衡和創造優良生存環境需求的基本要素；從局部看，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多樣性有利于涵養水源、鞏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蝕和退化等；從全局看，它有利于維持地球表層的水循環和調節全球氣候變化［16］，有利于維持生物與生物之間的能量循環和守恒，從而確保生態系統的相對穩定性。生態系統的相對穩定發展和質量保持將從根本上有利于人類的生存和發展。
生物多樣性的社會公共利益屬性在很大程度決定了，當生物多樣性的破壞或削弱構成對社會公共利益危害時，法律的規制和救濟是非常必要的，這也從一個角度說明了生物多樣性立法供給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三）防范外來物種入侵的社會共益性
相對于一個生態系統而言，外來物種入侵是指原來天然存在的區域性生態系統中并沒有某個物種存在，該物種借助于人類活動、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徑和因素越過不能逾越的空間障礙而進入新的生存環境和生態系統之中，從而給新的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響。人類歷史上發生的外來物種入侵現象主要是通過自然的傳播、人類攜帶、有意引進等多種方式進行，其造成的不利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即生態系統危害和人類健康危害，共同構成了對環境法學上“公共利益”的威脅與挑戰。
在生態系統方面，外來物種入侵給其他物種造成廣泛沖擊，入侵物種通過適應性進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競爭中奪取必要的營養和生存空間，創建了自身的競爭優勢，造成本地其他物種減少甚至滅絕；這種競爭一般稱之為“似然競爭”（apparent competition），包括占據生態位的競爭和威脅本土物種生存；另外入侵物種還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過向外釋放一些化學物質，影響、抑制或刺激臨近植物的生長與發育，從而對生物多樣性構成極大威脅；此外，入侵物種還會在物種遺傳方面造成物種侵蝕，使生物多樣性和遺傳多樣性喪失，出現某些物種的瀕危和滅絕。就中國而言，我們國家遭受的外來物種入侵威脅主要體現在：（1）生物多樣性喪失；（2）破壞景觀生態的自然性與完整性；（3）競爭并占本地物種生態為，使本地物種失去生存空間；（4）危害生物多樣性和遺傳多樣性［17］。
在人類健康方面，外來物種入侵在給生態環境造成破壞的同時，威脅到人類的健康和安全。從生態學的視角來看，人類作為生態系統的一個物種和要素，與其他物種之間長期形成一種較為穩定的系統環境，但外來物種的入侵給其他生物物種構成危害的同時，同樣也威脅到人類物種的健康與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和遺傳多樣性的喪失直接給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環境構成極大影響；另一方面外來物種入侵也在很大程度上侵占了人類的生活領地和居住范圍，最近報道的紅蟻等外來物種已經嚴重侵害到當地居民的生產生活，有的外來物種已經將原來居民的勞作場所侵占殆盡；第三，最為嚴重的是，外來物種群侵害會造成人類的疾病，使原來深藏于自然生態環境中幽秘之處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報復或侵襲人類，如“第Ⅳ級病毒”，特別是1976年在扎伊爾、蘇丹等地出現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惡劣的事例［17］132。除此以外，由動物傳給人類的疾病種類也很多，如擬桿菌屬和絲桿菌屬感染；炭疽；鼠疫、沙門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過對轉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樣性和外來物種入侵防護的公益性探討來看，其共同的目標都在于對生態系統安全、人類的生存健康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與一般的公益性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間增添了對生態利益、生態安全、生態正義等價值觀的考慮，豐富了公共利益的內涵，從而為生態安全法的邏輯基礎增加了更多的理論積淀，也為其價值目標的確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尋發揮了良好的作用。
三、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給與需求
公共選擇理論認為，人類社會有兩個市場組成，一個是經濟市場，另一個是政治市場。在經濟市場上活動的主體是消費者（需求者）和廠商（供給者），在政治市場上活動的主體是選民、利益集團（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員（供給者）。在經濟市場上，人們通過貨幣選票來選擇能給他帶來最大滿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場上，人們通過民主選票來選擇能給其帶來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18］。在社會的上層建筑中，同樣也存在著市場，以市場的秉性和模式運行。作為維護社會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當然也可以設定為像市場一樣的運行模式和理論，存在著供給和需求的變換統一。任何一種法律都依存于供求雙方的交換才得以成為法律產品［19］，因為它也具有社會有用性和使用價值，但同時由于法律的公共屬性，決定其在市場產品屬性上有別于經濟學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現公共產品的特點。除此以外，法律市場在主體和效率方面與一般的經濟市場存在明顯的差別和特性，法律市場的供給者主要為國家，其消費需求者體現為廣大民眾，法律市場的立法產品、執法產品、司法產品的主要生產者和供給者都是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因此享有立法、執法和司法的壟斷權；正是因為國家機關對法律市場的壟斷才造就了法律市場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場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變其與經濟市場在運行模式和構成要素上的統一性，即當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滿足社會穩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證廣大民眾的多數需求時，亦不能有效滿足國家機關的統治意愿和利益時，法律的需求應然而生，國家為了繼續穩固自身的統治地位和統治利益，保障社會整體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彌補法律供給之不足，通過立法等法律供給措施滿足社會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給中，法律生產要素資源的稀缺性，是制約供給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給能力的大小取決于法律生產要素的狀況和生產要素資源的配置及資源配置狀況兩個方面，其中法律技術、法律工作者素質的提高、社會物質財富的增長，都會擴大法律的供給能力［19］207。
（一）供給需求理論的法律延伸
經濟學中的供給與需求理論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市場的運作原理，通過供給與需求的力量互補和相互作用，產生均衡的價格和均衡的數量，從而達成市場均衡。市場均衡發生在供給和需求力量達到平衡的價格和數量的點上［20］。任何市場的非均衡態都決定了供給和需求的重新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給，或減少需求。供給和需求的博弈永遠處在均衡的此消彼長過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給的非均衡決定了相應供給的增加。
在非經濟的法律市場中，同樣存在著供給需求的均衡解。當法律的供給成一定的穩定態勢時，即在現行法律規范體系較為穩定的狀態下，法律市場的均衡將主要取決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決定了法律供給和法律市場的發展狀況。但法律需求的產生主要受以下幾個方面的制約和約束。
第一，法律市場均衡與法律需求。所謂的法律市場，實際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場要素和運行規律所擬制出來的以法律作為交易客體和核心的市場環境和市場秩序。法律市場的基本構成及其變換趨勢同樣依賴于市場主體雙方的博弈，以及由此產生的價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給者之間因法律的供給和需求所產生的類市場環境。按照市場運行規律來看，相對穩定的市場在供給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場的均衡態就要求市場主體雙方在供給和需求上的相對均衡，任何一方發生變化，都會形成供給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從而引發市場波動，通過供給增加或需求削減的方式再次達到均衡。就法律市場而言，國家或政府作為法律供給方，應當及時對市場的法律需求狀態作出評估和回應，從而滿足法律市場的要求，達到法律供給需求狀態的均衡。法律的市場供給主要取決于法律制度約束、法律價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質技術等要素的影響，也就是說在現行憲法的規范范圍內，根據當前市場的守法成本和違法成本的差別比較，以及立法、執法和司法技術等相關因素，決定是否在現行法律體系范圍內增加或修訂法律，從而更大程度地滿足法律市場的需求。其中法律的價格因素客觀地體現為擬供給法律的效用范圍，如果其效用范圍廣，需求者的權益內容和范圍會基于該法律的供給得到更大程度的確認或保護，從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圍大于違法的潛在收益，在這種情況下，法律的供給就成為必要。
第二，法律市場主體的支付能力與法律需求。所謂需求，主要有兩個方面構成，一是需求主體對某種客體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該主體具有購買產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產生同樣具有一般需求的內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體現為市場主體對國家機關法律活動的支付能力，執法、司法機關對立法活動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場主體的支付能力強弱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法律市場主體對自身權益、集體權益的認知程度，認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決定了相應法律供給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說，法律市場主體，特別是法律需求者對自身和集體權益保護的認識程度愈深，其相應的法律意識愈強，對能夠更大范圍內保障其權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給市場應運而生，從而相應的立法、執法和司法措施成為法律市場的必然。
第三，法律價值與法律需求。人們對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價值（秩序、自由、正義、效率），而法律的供給，僅僅是確立并實現法律的價值的過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給法律的價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過提供法律，通過提供立法、執法、司法活動來間接滿足人們的終極需求。法律的這種工具屬性，表明了國家機關僅能供給中間產品——法律，而不能供給最終產品——正義、效率等法律的價值和社會目標。在供給和需求之間探究立法的價值，就在于通過法律供給能否在法律的運作過程中實現對法律需求的滿足，確認、維護或保障應當保障的權益，防范或者遏制權益侵害、受損風險的產生。也就是說，立法的供給必須能夠明確確定擬供給法律的價值目標和立法宗旨，從價值目標上可以歸順法律供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四，法律市場利益與法律需求。市場運作的機理在于交易雙方或供給雙方的利益交換或互補，法律需求的產生必然歸因于某種潛在利益的驅動，期望通過法律供給達到確認、維護和保障權益的目標。鑒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范性文件，其供給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滿足大多數人的需求和意愿。當某一種利益目標變成大多數人的利益指向，相應保護該種權益的法律規范的需求就應運而生，這種法律需求會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場均衡，從而引發了法律市場的非均衡態，非均衡態向均衡態的發展就依靠保障該群體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給與以相對應，從而最終實現立法。
（二）生物安全法的供求邏輯
法律需求屬于制度需求的范疇，是一種將外部性內部化的制度設計，雖然其供求邏輯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下可以被解釋為一種供給和需求的邏輯發展體系，但不可否認的是它不僅是一種非市場需求，而且是一種非物質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體對某種“潛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種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無法實現和獲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發于主體對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從當前的法律結構體系和制度體系來看，該種利益期盼是無法予以滿足的。
上述的制度經濟學的立法闡釋，至少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說明生物安全法的立法邏輯：
1.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廣泛。一般來說，法律需求的主體就是法律需要保護的利益主體，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場主體，也可能是國家政府，也可能是社會公眾。生物技術的發展所產生的轉基因安全風險、生物多樣喪失風險以及外來物種入侵風險等統一構成了生物安全法的風險體系和利益保護對象。在上述風險和利益保護的釋解當中，基于對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類世代延續的利益視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主要體現為一般公眾；基于對整體社會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視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又將體現為國家及其政府；基于對生態系統安全利益訴求的視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體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體觀念，轉而確認并保護動植物，乃至生態系統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潛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潛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現實的規范體系中得以體現，其潛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現實法律制度所建構的利益體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為“潛在利益”的存在，構成了法律制度體系發展的牽動力，形成一個相對穩定，但又不斷地在“需求—供給”中發展的運動模式。
從生物安全本身來看，安全的主體范圍非常明確，一切可以歸屬為生物學中的生物范疇的主體都應當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體現，并由特定的“潛在利益”與之相對應。根據生物安全法律主體的廣泛性，需要通過法律保護的“潛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眾的生命健康利益，國家政府的安全與穩定利益，一切生物體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間均衡利益，以及生態系統本身的安全利益。
3.現實法律制度安排和規范體系尚無法滿足上述“潛在利益”。建立在傳統法律理論體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難對生物安全利益提供應有的風險防范機制和保護機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所帶來的風險只是在20世紀末期才真正被人們發現和認識，科技的兩面性和吊詭性只有在科學技術知識較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廣大公眾所知曉。科技發展所隱含的生物安全問題、生命健康問題、生態倫理問題等作為一種潛在的或現實的社會問題時，其重要性和緊迫性才真正上升為多數人的社會風險意識。風險是一個與利益相比對的概念，它意味著主體的某類利益正在或將要被侵蝕或剝奪，當一種風險演化為一種群體性、社會性的風險意識時，相關的風險防范措施必須在整體上予以采納或建構。法律作為一種規則和規范體系，預設人們的行為模式和行為結果，從而在制度層面上提供了一個可知悉、可預見、可防范、可制裁的規范模式，從而加快了主體的立法訴求，也推動了權力機關的立法供給。其次，現有的法律制度設計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對人類自身利益的確認和保護之上，法律主體的范圍也很難突破對自然人或法律擬制主體的傳統認知，相應地法律的利益主體和權利主體也很難突破傳統之囿。然而，就生態系統而言，彰顯人類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現代化正是成就當前生物乃至生態系統風險的主要因素，現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證了至高無上的人類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視性，也從風險的角度提出了將人類利益與生物利益、生態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規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規范體系和法律制度建設來看，生物安全法的利益譜系（包括人類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態利益）仍然任重道遠。
工業文明，特別是以生物技術發展為代表的人類第四次科技革命，在為人類創造了豐厚的物質條件的同時也為我們帶來了足以使整個地球毀滅的風險，舊的工業社會體制與文化意識在所謂的現代化進程中已經凸現其內在的反身性和高風險性特征。社會的政治、經濟和個人風險往往會越來越多地避開傳統工業社會中的監督制度和保護制度呈現出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由此出現了以不確定性為基礎的風險社會與不確定性為基礎的現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間的內在緊張。不確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學技術本身隱含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必須在原有的法律秩序體系框架內重新建立并發展生物安全法律體系和由此產生的秩序體系。此外，生物安全法的利益取向和價值取向分析認為，生物安全立法的邏輯基礎在于，生物安全的社會公共性強烈呼喚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構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譜系，將人類安全利益與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態安全利益聯系起來，從而將人類的發展與整個生態系統的安全相互聯結，在利益層面確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如果我們將法律規范體系和制度體系的確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給的辯證統一，以及由此產生的法律體系的均衡給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設定了經濟學意義上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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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方福前．公共選擇理論——政治的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2．
第9篇：對生物多樣性的理解范文
隨著人類活動對河湖污染的加劇，河湖水生態環境退化日趨嚴重，河湖生態健康評估受到廣泛關注。河湖健康是描述河湖功能的狀況，通過物理、化學、生物和生態學等方面進行監測，涉及的研究領域寬、內容多、影響因素復雜，現有的理論和方法有待完善。河湖健康的評估始于水質的監測，最早只有生化需氧量、化學需氧量和濁度等幾項指標。隨著工業的發展，廢水大量進入水體，又引入了有機物、重金屬、氮、磷等指標。理化分析法檢測準確，但只能反映特定條件下的水體狀況[1]。并且河湖中的多項化合物參與的各種復雜作用(如協同、拮抗作用等)，給河湖水質理化指標的監測帶來巨大困難。由于水生生物是水生態環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反映了環境變化對生物的危害程度，有效實現水環境監測目的，因此，開展水生生物的監測已勢在必行。
水生生物評價法的優勢主要有:
1）理化指標的監測只能在特定條件下檢測水環境中污染物的類別和含量，而生物監測可以反映出多種污染物在自然條件下對生物的綜合影響。
2）理化監測只能代表取樣期間的污染情況，而在一定區域內生活的生物，卻可以將長期的污染狀況反映出來。
3）與理化監測相比，生物監測更具多功能性，因為一種生物可以對不同的污染物產生反應而表現出不同癥狀，可以有效簡潔的明晰污染物類別及來源。
4）生物處于生態系統中，通過食物鏈可以把環境中微量有毒物質予以富集，當到達該食物鏈末梢時，可將污染物濃度提高達數萬倍，因此，通過對富集污染物后的生物進行監測，能更好的評價河湖的健康水平。
5）某些監測生物對一些污染物非常敏感，它們能夠對微量污染物產生反應，并表現出相應受損傷的效應[2]。
盡管水生生物在河湖健康評估中起著關鍵性的指示作用，它本身也存在著許多不足：①目前我國很多河湖的外來生物入侵，有些水生生物的特異性不夠顯著，且部分指示生物在實際環境中靈敏度不夠；②特定流域中水生生物種類的本底值的獲取還比較困難，花費相當高；③水質的生物監測過程中，由于選用的是活體生物具有個體差異性，因此，水生生物監測出的結果未必可靠。因此，在監測和評價水體污染的過程中，需要把水生生物指標和理化指標的分析結合起來，建立綜合監測評價體系以更好的評估河湖的健康水平[3]。
2水生生物在河湖水質監測分析中的研究進展
自Lindeman發表水生生物營養動力學理論后，水生生物學就跳出原來水生動物、植物和微生物分類學的圈子，而趨向于生態系統的概念來研究水生生物在水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即越來越突出其生態學意義。國外的學者也從不同的角度研究水生生物在河湖中水質監測應用。例如：Pina[4]提出在未來的調查中需要重點研究淡水生態物種和類群，需要更好地理解不同物種基因組信息。Colombo[5]進行了全氟化合物對藻類、水蚤、大型溞的胚胎、幼蟲的虹鱒魚、虹鱒的急性和慢性毒性方面的研究等。
近年我國關于水生生物的生態因子的研究有：①水中污染物在微生物鐵載體與鐵離子共存下的光化學轉化機制；②淡水綠藻對典型環境雌激素類內分泌干擾物的去除機制；③氮濃度升高，對湖泊中螺類、附著藻類、沉水植物關系的影響及其機理；④多環芳烴/表面活性劑復合污染體系對小球藻生長的影響及機制；⑤重金屬與有機弱酸堿類污染物復合體系對水生生物的聯合毒性及作用機理；⑥紫外線對熱帶珊瑚礁海區浮游藻類光合作用的生態效應；⑦典型河口區外源磷的遷移轉化及其對藻類生長的影響；⑧典型藥物與個人護理品在水生生物體內的吸收、轉化和凈化代謝過程；⑨底棲藻類對淺水湖泊沉積物/水層磷循環的調節過程及機理：基于放射性同位素示蹤研究；⑩內源磷非常態釋放及其與水生生物的關系等。
針對不同的研究目的，選擇合適的指示物種進行生態評價是獲得可靠評價的基礎。指示物種是在某種特殊環境條件很敏感的，因此可作為環境變化的早期預警指標。有些指示物種出現可以表明其他物種的存在，其缺失則表明了整個種群的缺失；它們在一個生態系統的出現或消失都會導致其他物種的多度和出現率發生重要變化；另外，指示物種構成了一個地區的大部分生物量或個體數量的優勢物種，它們能反映生態壓力影響的效果。一般來說，選擇指示物種的原則包括：它們必須對被評價的環境條件非常敏感；它們必須能準確地對目標環境作出響應；它們的活動范圍必須比其它生物的活動范圍要大。近年關于水生生物區系分類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①中國大陸并殖吸蟲淡水蟹類宿主動物起源；②中小型浮游動物的數字全息成像探測與分析方法；③養殖魚類氣單胞菌感染的病原追蹤；④中國氣生、亞氣生藻類橘色藻科的區系；⑤湖南魚類單殖吸蟲區系分類；⑥田螺科的分子分類和進化；⑦中國淡水曲殼藻屬分類學；⑧白洋淀濕地腹毛類纖毛蟲的區系與多樣性；⑨黃河三角洲淡水真菌中了與分布；⑩東、黃海海沿海不同緯度浮游動物優勢種分布差異的成因分析等。
這些工作為開展河湖生態學研究積累了資料。但由于技術力量薄弱和經費嚴重不足，河湖生物監測工作在我國還沒有很好地開展，至今仍缺乏對我國河湖水生生物群落結構特征的全面了解，尤其是不同流域中的指示物種的相關研究未能進行系統分析，選取一些對水生態系統有顯著影響的物種作為指示生物，力求通過保護敏感生物來保護水生態系統的結構，從而保證健康的水生態系統。
3水生生物學在水質監測的應用及展望
我國水生生物物種豐富，且分布很廣。因此，針對不同的流域，需要建立相應的水生生物物種數據庫。進而在線監測水生生物，才能更快的對比、分析、研究，以得出較好的監測結果。由于生態系統中同種生物在不同地域對污染物的耐受性的不一致，且生物不同的生長階段對污染物也有不同反應，這些特點決定了在設計生物監測方案時，不僅要考慮水體的特征，還要研究水生生物毒理學特征，以提高河湖健康評估的可信度。
生物多樣性高低是一個地區生態質量優劣的重要量度，生物多樣性指數和各種指數早就被應用于水質的生物學評價。目前我國學者研究生物多樣性指標評價的主要有：①小型浮游動物在我國近海浮游生態系統中的作用；②三峽庫區地質成因富磷河流藻類多樣性及初級生產力時空演變特征；③全球變暖對海洋微型浮游動物攝食浮游植物的影響；④長江和密西西比河，沖淡水區域碳酸鹽系統和海氣二氧化碳通量的比較研究；⑤馬尾藻海藻場水生生物資源養護機制；⑥福壽螺入侵對稻田水體生物多樣性的影響；⑦環渤、黃海山東沿岸潮間帶藻生真菌物種多樣性；⑧楊樹人工林對洞庭湖濕地植物多樣性的影響及機理；⑨南海浮游藻類脂類標志物和群落豐度關系；⑩福壽螺入侵對稻田水體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及其作用機理等。應用多樣性指數雖能定量地反映群落結構，但不能反映個體生態學信息及各種生物的生理生化特性，也不能反映由于水中營養鹽類的變化，可能引起的群落的改變等，這些均有待進一步的完善。#p#分頁標題#e#
水體富營養化是指在人類活動的影響下，氮、磷等營養物質大量進入湖泊、河口、海灣等緩流水體，引起藻類及其他浮游生物迅速繁殖，水體溶解氧下降，水質惡化，魚類及其他生物大量死亡的現象。關于水體富營養化研究的內容主要有：①巢湖富營養化湖泊沉積物甲烷厭氧氧化作用；②水華擬多甲藻的孢囊形成和萌發機理；③富營養淡水環境中金屬腐蝕后期反轉加速行為與機理；④基于浮游植物色素反演的富營養化湖泊主要藻類遙感識別機理；⑤附植藻類在淺水富營養化湖泊沉水植被衰退中的作用及機制；⑥鐵對富營養化湖泊典型藻類生長及光譜特征的影響；⑦湖庫藻類水華形成機理建模與預測方法；⑧湖水游離細菌和附著細菌與藻類之間的營養偶聯關系；⑨黃渤海低營養級關鍵魚種對浮游動物的捕食及其時空變化；⑩城鎮溪流底棲藻類和底棲動物群落的退化規律與機制研究等。
目前采用的水生生態毒理監測技術主要有魚類毒性試驗、水蚤類急性毒性試驗、藻類急性毒性試驗等。由于受到試驗條件、技術分析方法等制約，不能對水生動物各種生理、生化變化原因進行全面定量分析，特別是低濃度水體污染物在短期內的生物學效應不明顯。特征污染物對水生生態系統有潛在、長期的危害，最終影響種群結構、特性、物種個體的生理、生態、遺傳等。因此，關于水生生態毒理對水生動物和其他水生生物潛在的、長期的影響值得進一步研究。如基于Abraham線性溶劑化方程研究可離子化有機污染物對水生生物的毒性。相當多的研究已經進行研究重金屬、農藥、抗生素，內分泌干擾物等對水生生物的影響;Maarten[6]評估在河流的重金屬污染的影響，采用無脊椎動物和硅藻綜合評價要優于單獨使用生物群。由于生物體中的氧化蛋白質的含量是不會改變的，Amado[7]通過測定魚類、微囊藻等總抗氧化能力的新方法研究其毒理的潛力。水質問題本質是水生態問題，由于河湖生態系統復雜，關于水生生物對水生態調控機理方面的研究也非常豐富。關于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①水庫浮游微型扁蟲，對后生浮游動物群落的控制及其下行效應；②太陽光催化氧化對復合污染水源中藻類的控制效能及機理；③生物結皮中藻類分泌胞外聚合物的生態調控機理；④以滇池藻類生物為模版，合成太陽光催化產氫催化劑的研究；⑤在鰱、鳙捕食壓力下的亞熱帶水源地水庫藻類增長非線性動力學；⑥泥沙淤積對洞庭湖濕地植被演替的調控機理；⑦深水型水源水庫藻類垂向被動遷移特性及取水調控；⑧淡水魚體內多溴聯苯醚的代謝過程解析及其代謝物污染現狀與危害性；⑨藻類毒素污染暴露人群生物標志物；⑩淡水底棲藻類對磷的滯留作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