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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旅游是集成了吃、喝、住、行以及娛樂等為一體的新形式的旅游方式,并且也是根據鄉村的自然以及人文環境等作為基礎,根據其較為獨特的鄉村風格作為對象,同時在傳統的農村休閑以及農業體驗的基礎之上,從而開發出來的商務度假以及休閑娛樂等方面的項目。在進入到21世紀我國鄉村旅游行業得到了飛速的發展,同時鄉村旅游也是傳統農業產業鏈基礎上所衍生出來的產業,作為服務之中的一個產業,已經是為振興農村經濟以及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等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1鄉村旅游和新農村在建設過程中的協調互動
旅游業在一定程度上屬于一項相對來說比較綜合性的集成產業,它在發展的過程中需要較多的配套設施對其進行服務,例如:交通、水電以及賓館、甚至購物中心等,但是對于農村經濟系統是一項較為復雜的系統,鄉村旅游要想得到成功的發展是離不開農村各個子系統之間的有機協調。與此同時,鄉村旅游的持續發展可以對其產業結構在調整過程中的盲目性進行有效避免,不斷促進鄉村旅游的發展[1]。
1.1不斷發揮新農村在建設過程中對鄉村旅游的作用
一是對于經濟發展來說,選擇農業以及工業相結合的發展經濟模式,該種模式符合資源稟賦特征;二是現代農業經營模式的過程中,屬于新型栽培種植農業;三是新農村在假設規劃的過程中,比較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進一步為旅游的發展提供相對來說比較便利的條件[2]。
1.2必須要充分發揮出鄉村旅游對于新農村建設的促進作用
一是需要能夠充分利用旅游的資源,并且對農業的功能進行拓展,此外也需要充分保護農村的生態環境。二是需要能夠挖掘以及傳承本區域的農村優秀傳統文化,從而使其原有的自然資源以及人文資源等方面可以增加價值,對居民的環境進行改善以及提高農村的文化程度,從而更好地促進新農村的建設。因為生態環境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是作為鄉村旅游以及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前提條件,與此同時也是作為鄉村旅游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保障。例如,內蒙古烏蘭浩特市太本站鎮建設村,經過村屯環境整治和“十個全覆蓋”工程后,筆直干凈的街道、整齊劃一的院墻、嶄新亮堂的房屋……生機勃勃、欣欣向榮的新農村新氣象撲面而來[3]。2016年建設了村里的樓房,農民們搬入了整齊舒適以及功能齊全的住宅區中,同時村民的生活也更加的豐富多彩。此外,該村還為全體村民建立起了養老保險以及醫療保險方面的制度,使村民的生活以及養老具有一定的保障。
1.3需要充分發揮出鄉村旅游集群效應以及產業的關聯效應
對于旅游業的發展而言,是需要經過多個產業部門之間的相互支持以及配合,也是可以促進以及帶動很多部門以及行業的發展,這主要是因為旅游行業具有比較強的產業關聯性。例如,某村的鄉村旅游業較為重視產業的融合以及產業鏈的延伸,特別是直接體現在了農業去支援工業以及工業去反哺農業一個良性的循環。然而在實際上,該地區主要是作為我國第1批農業旅游示范區一個典型的旅游業產業集群,可以更好地去體現出三次產業的一個聯動發展,在內部,不僅僅是存在著比較多的一個獨立旅游經營的主體,與此同時每一個主體之間也是存在著分工合作。主要是根據典型的農產品桑果以及其他的水果產業進行運營作為主要的內容,并且集相關的工業產品生產以及農產品的深加工對其外貿作為一體,這樣,能夠更加充分地體現出產業融合進行互動的一個戰略思想[4]。現如今在該村中,其工業產品已經發展到了20多個大的類型,100多個品種,其中95%之上的產品都是直接營銷到美國以及加拿大和日本等國家。由此可以看出,在該村中的鄉村旅游行業發展以及新農村建設也是協同進行的,二者之間也是相互促進以及融合,使該村成為我國農業旅游的一個重要示范點,同時使該地區的經濟水平得到了全面的發展,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全面的提高。
2某地區的鄉村旅游以及新農村建設系統發展模式的分析
2.1將企業集群作為一種產業組織形式
現階段由于經營主體相對來說存在分散性,所以要設計出激勵相容的、保證順利運行的機制,另外還要通過進行市場化等一系列手段對各方利益做好相應的調整,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實現鄉村旅游以及發展投入過程中與產出實現合理配比[5]。通過相關實踐表明,鄉村旅游更加利于對村級產業以及產品結構進行優化,讓原來的自然資源缺乏以及生產力低下的農村謀劃出新的發展道路。對于企業集群來說,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區域旅游業競爭力得到加強的重要模式,旅游產業實施集群發展模式能夠保證就業增長,積極帶動包容性發展。鄉村旅游規劃以及發展的過程中對企業集群發展模式給予遵循,不僅對土地的利用效率進行加強,同時還能促進旅游業的全面發展。旅游產業具有相對來說比較大的關聯度,對鄉村旅游進行發展的過程中還能增加就業機會,從而在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同時,還能提高農民收入。
2.2將農業作為發展旅游產業的基礎
建設農村旅游主要是為“農”字當頭,如果沒有農業,那么便不是農村,如果沒有新農民,那么便不存在新農村。所以該村發展鄉村旅游主要是實現了“農”字,并且是以農作物為基礎。鄉村旅游中最為吸引人的便是農耕景象以及農家的習俗,其歸結為“三農文化”,主要是因為城市和農村的形態以及水平等方面存在著不同,其差異以及錯位的形成也是作為旅游行業發展的動因[6]。游客主要體驗的意境為天然、清新的鄉土本色,是一種較為新型的農業勞作體驗以及農民的淳樸和勤勞的風貌,在該村旅游行業發展的過程中,有效地避免了大興土木,也充分地結合了自身的情況,同時也是在“一綠、一新”等方面做出了相應的文章。對于“一綠”而言,是指旅游區中80%以上都是綠色植物,并且設置了酒吧及森林氧吧等。“一新”主要是指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村里面具有氣派的洋房,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過程中的重要縮影。
2.3以特色的產品作為其支撐
對于不同類型的鄉村旅游資源而言,應該匹配不同的發展方式。塑造當地特色產品以及發展鄉村旅游,并且將做好原生態以及本地特色的資源作為其重點,所取得的效果也是十分明顯的。在此之外,伴隨著農業旅游示范點數量的不斷增加,重視每一個景點的對比優勢,從而將自身原來的條件塑造成了亮點和賣點,并且努力將其自然以及人文等資源進行有效的結合,并在該基礎之上發展自身的經濟和文化事業,同時能夠發展出與旅游品牌以及質量等相互匹配的多種多樣的農業旅游精品[7]。
2.4將產業園作為空間的載體以及依托
如果沒有一定程度的旅游資源,僅僅只是為發展旅游行業從而去搞旅游也是不現實的,并且容易出現投資比較大以及收效慢和積極性不強等方面的情況,如果擁有一定程度的產業園作為支撐,不僅可以充分地發揮出農民自身的積極性,將其自己的家園打理好,同時也可以提高產業鏈性能,使其為發展旅游業提供出重要的資源以及財力方面的支持[8]。例如在某村中,有藥用黃瓜種植基地13.33hm2,采取基地、公司以及農戶等方式進行經營,形成了一個規范化的生產機制,其中,第一茬黃瓜與本地醬菜企業簽訂合同收購,第二茬黃瓜進行深加工,提高經濟附加值。這樣,不僅提高了該村的經濟效益,而且促進了旅游業的繁榮,同時使該地區的經濟水平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3小結
摘要:
90年代初,青州市南張樓村“巴伐利亞試驗”為探索我國新農村建設的模式提供了參考。本文簡要介紹了“城鄉等值化”概念和“巴伐利亞試驗”的實際操作過程,立足于實地調研和統計數據分析,利用logistic回歸和面板數據回歸等經濟計量方法,對“巴伐利亞試驗”的效果和意義進行了簡要評析,并進一步闡明了“城鄉等值化”模式對開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巴伐利亞試驗;城鄉等值化試驗;Logistic回歸
中圖分類號:F301.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7)05008306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發展的模式已經明顯地從單一的集體農業經濟模式轉換為多樣化的發展模式,這一點在村莊發展層面上表現得尤為突出。1990年山東省青州市南張樓村在德國賽德爾基金會的幫助下,開始進行德國式的新農村建設試驗――“巴伐利亞試驗”,也稱“城鄉等值化試驗”。賽德爾基金會所倡導的“等值化”理念是通過土地整理、村莊革新等方式,實現“在農村生活,并不代表可以降低生活質量”的目的,使農村經濟和城市經濟得以平衡發展,緩解農村人口向大城市的盲目涌入。這一計劃自50年前在巴伐利亞開始實施后,已經成為德國農村發展的普遍模式。“城鄉等值化”的建設理念對于我國這樣的發展中農業大國來說意義非凡。這是因為,“城鄉等值化”的建設理念是將建設的基點立足于農村,追求的是農村的發展,并不是要將農村城市化;追求的是與城市不同的、更符合農民需求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這就為以有限的財力物力給農民創造更好的生產和生活條件提供了可能。
一、“城鄉等值化試驗”的背景
1.“城鄉等值化試驗”在德國的實施
巴伐利亞州位于德國的東南部,面積7萬平方公里,現有人口1 200萬,是德國最大的農牧區,60%的人生活在農村。2003年巴伐利亞州的社會生產總值達3 709億歐元,超過歐盟25國中的19個國家,其中農業和農產品加工業的年產值為320億歐元(其中農業凈產值60億歐元),是僅次于汽車和機器制造業的第三大產業,農產品的出口額也明顯高于德國和歐盟的平均水平。巴伐利亞州在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的快速推進過程中,之所以沒有出現嚴重的城鄉差距,主要得益于其在農業和農村發展過程中始終秉承的“城鄉等值化”理念。具體而言,就是通過在農村實施土地整理和村莊改造,提高農業勞動效率和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并逐步消除農村在生產效率和生活質量等方面與城市的差異。根據聯邦德國《土地整理法》的規定,土地整理分為常規性土地整理、簡化的土地整理、項目土地整理、快速土地合并和自愿土地交換5種類型。其中以常規性土地整理最為常見,其目標是改善農林業經濟的生產條件,并促進土壤改良和土地開發。常規性土地整理項目由上級土地整理機關批準立項,其涉及范圍可以只包括一個村或鄉鎮,也可以橫跨幾個村或鄉鎮。這種土地整理通過重新安排不動產、修建道路網、興修水利等措施實現整理目標。土地整理工作由土地整理局負責,統一協調涉及土地整理的各方利益。在土地整理過程中,政府還十分注重對歷史景觀和生態環境的保護,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從立法、規劃及措施等方面都有明確的規定和要求,努力做到互為保障、緊密結合。德國巴伐利亞州通過土地整理和鄉村革新等措施,使農業的生產條件、基礎設施以及農民的生活水平獲得了顯著的提高,被許多國家視為現代化農村建設的典范。
2.“城鄉等值化試驗”在南張樓村的實施
南張樓村位于山東省青州市西北部,處于壽光、光樂、青州、臨淄四縣(區)交界處,距離青州市區20多千米,2006年全村人口總數4 260人,耕地面積421公頃畝。由于南張樓村具有典型的北方農村的特征(地理位置并不優越,資源稟賦相對較差),1988年山東省政府和德國巴伐利亞州以及德國漢斯•賽德爾基金會共同把南張樓村確定為“中德土地整理與農村發展合作試驗區”。該試驗主要包括片區規劃、土地整合、機械化耕作、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修路、發展教育等多項措施。“試驗”科學地設計村莊發展的總體規劃、詳細規劃等,明確了村莊的功能分區。具體而言,村南邊是工業區,村東邊是大田區,村北邊是文化教育區,村中心地帶則是生活區。通過土地整理,南張樓村400多公頃農田被規劃成了若干個23公頃的大田,田間道路全部硬化。在進行房屋改造時,按照德國方面的要求只要不是太破舊的房子就不要拆掉。村莊改造不追求形式主義和表面繁榮,把有限的資金進行集約利用,切實提高了村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此外,“試驗”也十分重視村莊的教育投資,賽德爾基金會為學校配備了先進的教學設施,分批對老師進行培訓,并在村民中開展文化培訓,提高村民整體科學文化素質。在南張樓村,目前取得農業技術“綠色證書”、會計資格和其他職稱的村民達到280人,800多人接受了中等教育。通過技術培訓,村里很多青年去西歐、韓國和日本進行研修和務工,回國后這些年輕人紛紛在村里進行投資建廠或者到城里做生意,變成了村里的致富帶頭人和新觀念的傳播者。借助該試驗,南張樓村對基礎設施進行了大規模改造,居住區道路路面全部硬化,對上下水管道進行統一整理,完善自來水供水系統。同時,村政府還在文化教育區建立了學校和休閑廣場、文化博物館等公共服務設施,豐富了村民的業余文化生活。
二、調研問卷分析
城鄉等值化實施的16年來,南張樓村人均收入平均年增長316.25元,2005年人均收入達到6 080元,高于同期青州市和山東省農民人均純收入水平(分別為4 630元和3 931元)。那么南張樓村村民對實施了近16年的“城鄉等值化試驗”是否滿意,滿意程度有多高?城鄉等值化試驗又是否具有普適性呢?為調查南張樓村巴伐利亞“城鄉等值化試驗”的進展情況,并分析該試驗給該村帶來的影響,本調研組于2006年8月5日―8月13日,赴青州市南張樓村、青州市區、壽光市區,通過調查問卷、座談交流、村民走訪等方式對該村村民和村領導、鄰近地區城市居民進行了實地調研,意欲總結出此模式發展建設的可借鑒之處,并據此進一步探討具有普適性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模式。
1.調查對象描述
調查資料來自于對青州市南張樓村和其周邊的青州市市區、壽光市市區2006年8月的實地調查。本次調查采取隨機取樣入戶調查和街道調查相結合,共發放問卷198份(農村問卷128份,城市問卷70份),獲得192分有效調查問卷(問卷有效率達96.97%)。調查項目包括被調查者基本情況和新農村建設相關問題兩部分,共51題。問題以封閉式提問為主,包括單項選擇和多項選擇,個別問題采用開放式問答。通過數據整理和剔除無效樣本,本研究實際采用的樣本192個,其中男性占67.1%,女性占32.9%;小學文化占6.25%,初中文化占31.8%,高中和中專文化占42.7%,大學文化占18.2%;農村人口占64.1%,城市人口占35.9%;農村人口中從事非農產業的占34.9%,從事農業的占65.1%。年齡18歲以下占1.5%,18―30歲占36.5%,30―40歲占32.3%,40―50歲占16.1%,50―60歲占8.9%,60歲以上占4.7%。
2.研究方法與變量描述
對于二值響應變量問題,通常使用二項Logistic回歸分析來研究離散二值響應變量和一組自變量之間的關系。在二值響應變量中,響應變量的取值有兩種可能,為方便起見計為1和0,假定X是一個自變量向量,ρ是要建模的響應概率,線性Logistic回歸形式可以表示為下列公式:
回歸方程中的因變量可以通過不同的問題設計來反映,在滿意度回歸方程中的兩個因變量分別為青州市南張樓村村民對他們現實生活的滿意度和對“城鄉等值化試驗”(以下簡稱“試驗”)的滿意度。由于總體滿意度是一個四分類的因變量,為了減少因變量過多引起的空單元問題,對于因變量的處理我們采用聚類分析法(使用歐式距離作為距離的測度,使用Ward方法進行聚類)對所有的樣本總體滿意度進行聚類分析。結果顯示,當聚類為兩類時效果最佳。因此,我們根據聚類的結果,把總體滿意度轉換成一個新的二分類的反應變量,當因變量值為1時表示滿意,為0時表示不滿意。
對于自變量的選取,本文主要考慮收入水平、村民受教育水平、村民工作性質和村內民主化程度對各因變量的影響,并加入性別、年齡和家庭規模等控制變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遺漏變量導致的虛假回歸問題。在處理自變量時,需要對性別等多個變量賦值,對各個解釋變量的定義見表1。
3.回歸結果分析
根據村民滿意度logistic回歸方程的參數估計結果(表1),可以做出如下判斷:
(1) 收入水平與滿意度正相關
收入水平越高的村民和收入增加的村民對現實生活的滿意度和該試驗的滿意度也越高。考慮到南張樓村所具有的“北方農村”典型性的特征和數據的可獲性,我們利用歷年《濰坊統計年鑒》的相關數據對影響農民收入的因素作進一步分析。在回歸模型中,被解釋變量為農民人均純收入。對于自變量的選擇,我們用年末鄉村實有勞動力與鄉村總人口的比值表示農村勞動力豐裕程度,用機播面積與農業總播種面積的比例表示農業機械化水平,用農作物單產表示農業生產效率,用政府支援農業基本建設資金表示政府對農業的支持力度。為了減少數據的波動性并克服異方差問題,各個變量均采取對數形式。此外,我們通過設立城市行政級別虛擬變量,來反映行政級別差異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根據統計年鑒已有的相關指標,我們分別利用截面數據回歸和面板數據回歸得到方程(1)―(4)(表2)。近年來南張樓村經濟發展和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鄉鎮企業的發展、農村基礎設施的改建、土地整理項目的開展和周邊市區城市化水平提高所產生的輻射作用,這與我們回歸方程的估計基本相符,這也證明了南張樓村所具有的北方農村的典型特征。
(2) 村民從事的職業不同,滿意度也不同
相對比從事農業的村民,從事非農產業的村民對現實生活感到更加滿意,然而他們對于試驗的滿意度卻比從事農業的村民低。南張樓村的機械廠和紡織廠的職工年平均工資接近10 000元,這遠遠高于從事農業村民的平均收入。在南張樓村,從事這些非農產業的村民往往成為村民羨慕的對象,他們從事的行業可以用村民所描述的“比較體面”一詞來形容。可以說,較高的收入水平和認可度是他們對當前生活水平滿意的主要原因。那么緣何他們對試驗的滿意度相比從事農業的村民卻相對較低呢?
南張樓村自從試驗實施以來,農村勞動力從業方式主要有三種形式:第一,從事農業勞動。近年來多數家庭以經濟作物種植為主,單純從事農業勞動的家庭收入相對較低、波動性較大。第二,從事非農產業。主要是在村內紡織廠、機械廠和塑料廠等從事技術性較低的工作。他們的收入相對較高,農村企業所特有的“白天進廠,下班種地,農閑上班,農忙下田”工作模式也是吸引他們留在本村企業工作的重要原因。第三,國際勞務輸出。南張樓村的多數家庭都有一到兩名家庭成員通過勞務輸出的方式到韓國、日本等國家做短期勞務輸出,這部分村民不但在國外開拓了眼界,也學到了技能。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回國后會選擇進城工作,以期望獲得更高的勞動回報。對于在村內從事非農產業的村民而言,雖然他們的工作相對穩定,但由于受所從事崗位技術水平和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工資水平提升的空間有限。他們中的許多人認為通過利用“國際試驗”這樣一個無形資產爭取到的發展非農產業和進城、出國的機會才是該試驗成功的要旨面,自己卻并非是試驗實施過程中的最大受益者。這一點在問卷中也得到了體現,從圖1可以看出近70%從事非農產業的村民認為試驗的實施讓他們學到了更多的技術,但多數村民認為在“試驗”的實施過程中,其工作條件、工作的穩定性等方面沒有得到較大程度的提高。
我國農村農民受教育程度與農村勞動力流動存在“倒U型”關系,即具有較高人力資本稟賦的農村勞動力優先選擇
的不是異地轉移,而是選擇在農村的非農產業就業,其轉折點是初中文化程度[1]。根據對問卷分析我們發現,在南張樓村81.3%的從事非農產業村民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而且77.3%的村民認為近幾年來農民工進城找工作已經變得更加容易,那么為何南張樓村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勞動力遷移現象呢?
從圖2中我們可以看出,南張樓村村民認為農民工進城工作面臨的最主要問題仍然是就業問題,結合表3我們進一步發現對于村民選擇工作而言,他們更加看重可以獲得的學習技術的機會和工資水平。Stark將農村人口流動解釋為農戶家庭生存能力的一種擴大[2],即用范圍經濟替代了有限保險能力的規模經濟,從而使農戶家庭可以面對不同的市場分擔成本和分享收益。對于南張樓村的村民而言,他們離開土地進城是為了得到他們在農村得不到的資源,即以等量但不等質的勞動獲得更高的報酬以及享受城市生活。然而,受體制的制約,他們主要在非正規部門從事著一些城市居民所不愿從事的工作。一方面,這些非正規部門很少會給他們提供技術培訓的機會,收入穩定性較差,從而減少了村民進城務工的收入預期。另一方面,南張樓村已經“規模化”的國際勞務輸出也擴大了他們的選擇空間。事實上,勞動力的跨國流動與其說是一個勞動市場不均衡的函數,不如說是一個資本和保險市場不完全競爭的函數,勞動力的跨國流動對那些面臨資本約束和農業風險的南張樓村農戶家庭來說已經成為了一個經濟或資金的中介。
從圖2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大多數村民認為戶口問題已經不是制約農民工進城工作的主要障礙。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化的推進,依賴國際市場和依靠城市自身積累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逐步取代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指導下“三位一體”的發展模式。濰坊市土地有償使用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也使得城市運行成本和各種“暗補”市場化,城鄉間的土地級差已經成為城市通過市場手段抑制“盲流”的新手段,戶籍制度等制度約束由于近年來市場化的發展已經大大弱化。調查顯示,雖然南張樓村非農產業已非常發達,絕大多數農戶對農業的依賴也已經逐漸弱化,但我們發現農地對農戶的傳統束縛依然很強。農地流轉仍然處在偶然的、私下的小規模流入流出階段。由于農地不能有效地變現,農民缺少實現遷移和身份轉移(非職業轉換)的啟動成本已經成為制約農民工進城務工的重要因素。因此,建立健全農業用地的流轉市場,有利于農地通過市場向生產效率高的農戶集中,并優化城鄉勞動力資源配置。
縱觀南張樓村的發展歷程,可以說沒有非農產業的穩定發展,農戶分化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前提條件。從表3中我們可以看出,農村村民和城市居民在選擇工作時都非常看重企業所提供的學習技術機會(問卷中91%的村民愿意在現有工作條件和收入條件下接受各類職業培訓),不太看重工作是否體面。此外,農村村民擇業時對就業單位給予的工資水平非常看重,城市居民擇業則更加看重企業提供的社會保障水平。因此,農村非農產業在改進其自身管理水平和提高產品技術含量的基礎上,還應該加大對企業人力資本的投入,為實現企業產品升級和提高從業人員的工資水平創造條件。
從回歸結果的多數估計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年齡對滿意度有正向的影響。該項的系數估計值分別為0.176和0.076,且在1%的顯著水平上統計顯著。這表明,村民對生活和試驗的滿意度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強。年輕的村民相對年長的村民在觀念上存在很大的不同,作為“新生代”他們有更少的務農經歷。盡管他們對城市生活的滿意度不高,但他們當中卻有更多的人希望留在城市而不愿意返回農村[3]。相比年長的村民,年輕的村民對試驗的評價往往會更加苛刻。調研中我們也發現,年輕村民的這些特征也表現在他們的移民傾向上,即他們比年長的村民往往有更強烈的移民愿望。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村民對現實生活的滿意度也越高,從1985―2005年南張樓村第二產業從業人員的比重已由10.2%提高到60.6%,相比第一產業從業人員,第二產業從業人員基本上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較高學歷群體也
恰恰是村內高收入群體。此外,村內民主程度的增加也是村民對現實生活和試驗滿意度提高的重要影響因素。
三、結語
“城鄉等值化”模式對于建設一個城鄉協調發展的現代社會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它可能預示著某種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即不通過耕地變廠房、農村變城市的方式使農村在生產、生活質量上與城市逐漸消除差異,農村可以通過城鎮化把農民留在土地上。南張樓村的發展模式是一次由國外組織與機構支持的村莊發展模式的“試驗”,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德國經驗與中國現實互相作用又相互協調的一個結合體。盡管現在的南張樓村不是德國專家理想中的中國新農村的范本,但它也顯著區別于中國農村大批農民進城打工的常態。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目前中國農村發展所處的新的歷史環境與農村高度緊張的人地關系是與二戰后德國的情況不一樣的。南張樓村更多的是通過興辦非農產業實現了把農民留在村里,這是有悖于“巴伐利亞試驗”初衷的。此外,改造村民居住環境、改善村內企業的生產條件、完善村莊基礎設施固然重要,但從目前中國村莊發展的現實來看,形成好的發展機制、建立好的村莊治理結構、營造好的制度環境應該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更加根本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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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村推進式――以全縣整村推進扶貧的重點貧困村為新農村建設的基礎村。這些村一般都是分布在縣境高寒貧困地帶,交通不便,信息不靈,自然條件和經濟條件十分落后。類似這樣的村,全縣每年確定10―15個進行科學規劃,分層推進,重點幫扶。將每年全縣80%的財政扶貧資金,投入到這些村的水、電、路、通訊、醫療等基礎設施建設上,力圖通過改善這些貧困村的基礎設施條件,為進一步搞好今后的新農村建設工作夯實基礎,提供保障。
集中連片式――以全縣成片居住的農戶和相對集中的村組為新農村建設的重點村。這些地方相對高寒貧困村組基礎設施條件較好,農民致富能力強,已具備了新農村建設的基礎,搞好這些地方的新農村建設的主要措施,是通過政策引導、政府服務、農戶自愿、國家適當補助的辦法,通過改房、改路、改廁、改灶、改欄、植樹種花等,進一步完善農戶的基礎設施,提升戶容戶貌形象,使之逐步達到新農村建設的標準。
區域走廊式――以城郊、鎮郊主要交通干道為中心的村為新農村建設的樣板村。這些地方往往是交通便利、信息暢通、經濟基礎比較好,農民生活質量相對較高。因此,新農村建設的定位也要體現高標準、高質量,在充分尊重農民意愿,體現地方民族特色和房屋建筑特色的基礎上,比照城市和集鎮中心的現代標準進行建設。同時,注重這些地方的社區建設,配套完善公共服務功能,加強公共產品建設投入,如醫療、文體、教育、商貿等,確保這些區域示范走廊,率先建成具有山區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樣板。
切塊搬遷式――對全縣海拔超過1400米的高寒貧困村組,實行整村切塊搬遷式的新農村建設模式。這些地方地處高寒邊遠地帶,信息不暢、交通不便、往往是一方水土養活不了一方人,對他們進行整體搬遷,既符合國家扶貧搬遷政策,又節約了新農村建設的成本,同時也符合大多數群眾的意愿。對這些對象按照“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的原則,統一政策、統一規劃、統一建房設計、統一資金扶持標準,明確致富產業和脫貧項目,幫助他們搞好就業,形成長期穩定的增收致富機制,使之迅速融入到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大家庭中。
分散改造式――對全縣居住過于分散,且耕地條件和山場資源條件都比較好的這部分農戶,充分利用現有條件,實行以戶為單位,就地開發、就地改造、就地建設的方針。
關鍵詞:城鄉統籌社會主義新農村
Abstract: This article from the autonomous country "three rural issu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relationship, analyses its construction significance and value, and through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on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case relations and features. Through the village spatial characteristic of Xinjiang oasis city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the case,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put forward a different pattern of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of balanc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Keywords: urban and rural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中圖分類號:TU98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2104(2013)
1. “三農”問題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歷史背景與內在關系
要解決好新農村的建設和發展,是要建立起農業、農村社會和農民群體的一個系統的、整體的觀念。只有清晰地認識了“三農”問題,才能對新農村規劃有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1.1 “三農”問題的由來
“三農問題”實質是城市與農村發展不同步,結構不協調的問題。
(1)農業問題:自治國農業投資不穩,結構不盡合理。當前,中央財政預算內農業基本建設投資份額最小。
(2)農村問題:農村問題的突出表現是戶籍制度造成的城鄉二元分割,城鄉之間在經濟發展、文化水平、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方面的較大差距,兩極分化明顯。
(3)農民問題:是“三農”問題的核心,可以分為素質和減負兩個問題。
1.2 中央對解決“三農”問題的一貫政策
1. 堅持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和水資源管理制度.
2. 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
3. 持續加大農業支持保護力度。
4. 促進人口城鎮化。
5. 推進征地制度改革。
6. 妥善解決農村“三留守”問題。
1.3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提出及內涵
1.3.1 新農村建設的目標
1. 持續改善農村基礎設施
2.提高農村社會事業發展水平
3. 促進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發展
3. 新疆綠洲城鎮的特征分類研究以及村鎮類型
新疆綠洲城鎮空間分布特征:
(1)在宏觀上具有環狀、帶狀和點狀分布的特點。
(2)總體密度小,城鎮分布呈現出北多南少、北密南疏的分布格局。
3.1 新疆綠洲城鎮的歷史演化
3.1.1 新疆綠洲的特點
生態環境脆弱性;空間上的廣域性;地域上的封閉性,開放程度低;
人口上的多民族性;獨特的綠洲農業環境;綠洲城鎮在職能上以綜合型為主;
文化景觀多樣。
3.1.2 新疆綠洲城鎮的演化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城鎮體系規劃》中對新疆綠洲城鎮劃分為兩種類型:
(1)縣域(小流域)地域結構模式的研究
新疆的縣級行政區為保持自然單元的相對完整性和多樣性,往往呈長條狀分布,包括了高山到平原各個地貌單元。
(2)塔里木盆地城鎮體系空間結構模式
塔里木盆地是比較完整的封閉性大型盆地,現代城鎮和新墾團場城鎮經歷了由山前河流出山口到河流末端,到戈壁帶下緣,又向沙漠延伸發生空間位移過程。
3.2 新疆綠洲城鎮的類型和鄉村空間特征
新疆綠洲城鎮的類型按照產業分為:
區域經濟中心城鎮、區域資源主導型城鎮、區域經濟潛力型城鎮。
按照南北疆區域劃分,城鎮發展呈現出差異,南疆地區較落后,生態環境更加脆弱,土地承載水平低,北疆和東疆地區條件較好。
4. 城鄉統籌視角下的新農村規劃建設發展模式
新農村規劃要考慮大量的自然要素,包括地形、地貌及其區位。
新農村規劃與城市規劃的異同點:
4.1 城鄉統籌的要求和規劃技術方法
4.1.1 城鄉統籌的要求
城鄉協調發展,以城帶鄉,加強產業聯系,完善農村的公共服務設施,逐步縮小城鄉差距。
4.1.2 城鄉統籌的規劃技術方法
4.2 城鄉統籌視角下的新疆新農村建設發展模式
理想的村莊建設和發展模式是建立起城鄉要素聯系通道,加快在產業、人力、資本之間的流動。
4.2.1 都市化區域,包括烏魯木齊都市圈、庫爾勒都市區、天山北坡城鎮
(1)城鎮發育特點:城鎮體系完善。
(2)氣候和農業特點:氣候和種植條件好,農業發展水平高,基礎好。
(3)新農村建設發展模式:著力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村莊以遷并、置換方式為主,實行土地置換,農民變市民,居住、就業都納入城市社區管理。
(4)重點問題:解決農村土地流轉環節的關鍵問題。
4.2.2 北疆農牧區,伊犁州直、阿勒泰地區、塔城地區、博州
(1)城鎮發育特點:中心城鎮發展相對均衡,鄉鎮體系弱而分散,邊疆口岸分布多。
(2)氣候和農業特點:水資源相對富集,自然和生態環境好,。
(3)新農村建設發展模式:改善農村道路基礎設施。
(4)重點問題:退牧還草,保護區域生態環境。
4.2.3 南疆綠洲區域
(1)城鎮發育特點:水資源和綠洲分散,遠離中心城市。
(2)農村產業發展模式:加強農田水利等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形成兼顧發展的模式。
(3)新農村建設發展模式:重點以扶貧開發、結合建設抗震安居房的方式。
(4)重點問題:應在區家幫扶的前提下提高內生發展動力,改善農村衛生教育和醫療,提高人口素質。
4.2.4 東疆哈密、吐魯番地區
(1)城鎮發育特點:綠洲城鎮特征顯著,城市首位度高,中心城市和鄉鎮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能力方面落差較大,鄉鎮分布呈現出“碎片化”特征。
(2)農村產業發展模式:以土地整治和治理為中心,改造中低產田和生態治理,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
(3)新農村建設發展模式:結合扶貧開發,采取“整村推進”、“中心村帶動”方式。
(4)重點問題:隨著煤炭、風光能源開發,新的工業基地形成,著重培育信息工業基地的生活服務功能。
4.3 城鄉統籌視角下的村莊規劃
村莊規劃中常見的誤區有:
(1)不尊重村莊實際情況。
(2)布局不結合地形、地貌,兵營式建筑組合,“千村一面”。
(3)用地不集約,“建新不拆舊”、“一戶多宅”等土地圈占現象嚴重。
(4)對村莊歷史文化和地方特色保護不夠,盲目拆建破壞了原有肌理。
(5)遷村并點未結合實際,未考慮農業生產服務半徑。
4.4 城鄉統籌要求下的新疆新農村規劃
4.4.1 自治區對新農村規劃的目標
自治區提出了全面完成城鄉規劃編制工作,實現城鄉規劃全覆蓋,并在2014年完成所有村鎮規劃編制任務。
4.4.2 自治區對鎮村規劃的基本規定
結合自治區實際情況合理確定宅基地面積和住宅建設標準,貫徹一戶農牧民只能擁有一處宅基地的原則。
4.4.3 村莊規劃內容
1. 村莊用地布局
按照布局方式分為集中式布局、開敞式布局和自由式布局。
2. 村莊公共設施
確定村莊基層組織活動中心、文化教育、醫療衛生、商業服務、集貿設施、養老設施等公共建筑規模、位置及空間組合形式。
3. 村莊防災規劃
村莊內主要建筑物、公共場所按規范設置消防通道、消防設施。
4. 住宅和院落設計
對住宅設計、院落布置形式,群體組合、出入口等進行規劃;各類公共建筑的類型、規模、布局和空間環境設計等進行規劃。
5. 鄉村土地利用——產業及生產設施規劃
6. 村莊環境整治
7. 村莊公用工程設施規劃
道路交通應明確分級、紅線寬度、斷面形式、控制點坐標及標高,廣場、停車場(含可能出現的公交客運站點)位置和用地范圍。
8. 綠化及景觀規劃
村莊規劃應加強區域及村莊內部的綠地、景觀環境規劃設計。
9. 風貌保護規劃
村莊規劃應注重村莊特色的保護和延續,積極保護自然環境和建筑風貌,結合區域風貌特色,提出風貌保護措施。
10. 豎向規劃
根據地形、地貌,結合道路規劃、排水規劃,確定建設用地豎向設計標高。
11. 村莊分期建設規劃
規劃實施時序、投資框架,編制規劃項目一覽表。
12. 人均建設用地標準
應根據村莊建設用地現狀和農村宅基地標準合理確定。
關鍵詞:新農村建設;文化農民;培養模式
中圖分類號:F3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9-0038-03
2006年的中央1號文件提出:“提高農民整體素質,培養造就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迫切需要。”農民的文化素質決定著農業基礎設施和現代物質條件裝備的更新,并決定著農民對現代農業科學技術的掌握和運用的熟練程度,同時農民的文化和科技素質又影響著他們的經營管理水平和對市場經濟變化的敏感程度,從而影響著現代農業發展的速度和程度。農民是新農村建設中的主要力量,隨著新農村建設進程的不斷推進,對文化農民素質也有了更新的要求。
一、新農村建設與提高農民文化素質的關系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指的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按照新時代的要求,對農村進行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方面進行建設,最終把農村建設成為經濟繁榮、設施完善、環境優美、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新農村。農民是新農村建設中的主要力量,農民的文化素質和技術能力,直接決定著新農村建設的興衰成敗,這是新農村建設的突破口。
(一)新農村建設對文化農民培養的基本要求
1.對新農村建設和文化農民基本內涵的理解。從中央對新農村建設的基本要求來看,內含著提高農民綜合素質,培育新型農民的內容。“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基本內涵。農民的文化素質主要是指農民的文化知識水平和接受文化教育的程度。農民文化程度是農民科學文化素質的重要衡量標準。現階段農村勞動者中,95%以上基本仍屬于體力型和傳統經驗型農民。培養新型農民,前提在于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
2.新農村建設對農民的基本素質要求。文化素質是反映中國農民整體水平的基本素質,沒有良好的基礎教育和文化水平,也就沒有新型農民。這就要求,農民要具備一定的文化水平,至少要完成基礎教育,具備一名現代社會農業勞動者所需的基本能力。從自身能力層面來看,新型農民就是要達到“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等要求,用現代觀念來武裝自己的頭腦,具有創業精神、開拓意識和較高組織化程度。其一,要求具有較高的思想道德素質。文化農民要具有鮮明的創業精神、創新意識和全新的就業觀念,具有誠實守信、遵紀守法的思想品質,積極推動農村兩個文明建設。其二,要求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識素質。文化知識素質包括現代科技知識和農業專業知識等。文化農民要具有一定的科學文化知識,要能主動學習新科技、新知識,具有較強的專業技能,熟練操作現代農業生產工具、機械,能較快地吸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有效地提高勞動生產率,成為中堅農戶和科技示范戶,能形成較強的技術輻射帶動作用,實現農村地區的共同富裕。其三,要求具有一定的綜合文化素質。綜合能力包括創新能力、科技轉化能力、經營管理能力等,應做到邊學習邊創業,積極融入現代大農業,更好地服務新農村經濟建設。
(二)提高農民文化素質是新農村文化建設的關鍵
1.從新農村建設目標的實現上來看,提高農民素質是新農村建設的基本要求。生產發展靠農民來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發展經濟,搞活農產品流通市場;增加農村收入要靠農民勤勞智慧和艱苦創業;從新農村建設的產業結構優化需求上看,提高農民文化素質是實現結構優化、農業產業化的必然要求,按照優質化和多樣化的市場需求,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進行調整,農民需要改變過去的單純種植、養殖做法,而要向農、林、牧、副、漁、工、商、服務等產業多方面調整發展,農民的素質越高,調整農業生產的能力也就越強。在農業產業化產業鏈條中,不論是產品生產者加工者、銷售者,還是技術、信息的服務者,都必須具備較高的素質;從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裝備狀況來看,凡是農民文化素質較高的地方,農業機械化水平和現代化裝備程度也高。農民文化程度不高且地區間發展不平衡,已成為更新、推廣現代農業物質裝備的限制因素,嚴重影響著現代農業發展的整體進程。
2.農民文化素質是農村經濟繁榮的內在需求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有力保障。農民是農村科技信息的接受者,是農業科技應用的對象,農民科技文化素質的高低直接決定著農民對新技術、新成果、新產品的接受應用程度,決定著農業科技的轉化速度和效果。因此,只有提高農民科學文化知識水平,才能增強農民采用科技成果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有效實現和加速農業科研成果的轉化,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有力保障。
3.提高農民科學文化素質是迅速增加農民收入的必然要求。農民科學文化素質與農民收入緊密相連。農民文化程度越高,戶均收入也越多;農民文化程度指數越大,地區農民人均收入也越高。文化程度指數高的地區其農民人均收入也較高,農民的商品意識也較強,擇業門路也會廣,發展的農村第二、三產業的收入也多。所以,要迅速增加農民的收入,建設新農村必須大力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特別是科學文化素質。
4.提高農民文化素質是實現農業經濟增長方式根本轉變的必然要求。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是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實施的重大戰略措施,也是邁向農業現代化的必然選擇。最有效的途徑是依靠現代工業裝備、現代科學技術和現代管理手段武裝農業,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因此,沒有農民文化素質的提高,要轉變農業增長方式、實現農業現代化是根本不可能的。建設新農村,必須全面提高農民素質,包括文化素質、科技素質、人文素質。
(三)農民文化素質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著眼點和突破口
1.提高農民素質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生產發展靠農民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發展農村經濟,搞活農村市場流通; 增加農民收入靠農民的統一協調、勤勞智慧和艱苦創業等,新農村建設最終還要廣大農民所具有的文化素質,忽略新農民這個主體素質的提高,再好的硬件條件,再美的優良環境,也會失去它們建設和存在的最終意義。
2.培育文化農民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基礎。沒有農民文化素質的提高就不可能有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農民文化進程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農業和農村現代化發展的步伐。因此,建設新農村,不能沒有新型文化農民。
3.培育文化農民是建設農村和諧社會的基礎。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首先促進農村社會和諧文明進步。只有廣大農民學科學、用科學、勤勞致富蔚然成風,遵紀守法、誠信友愛,擯棄封建迷信、移風易俗、崇尚文明成為新時尚才能形成農村良好的社會風貌。
二、現階段中國農民素質與新農村建設需求的差距
農業部主管農民教育的張寶文副部長在2004年“農民培訓暨中國農民大學發展研討會”上提供的調查數據表明:當前,中國農村中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七年,4.8億農村勞動力中,小學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1%,初中文化程度占48.0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僅占11.62%,大專以上只有0.5%。其中,懂得如何使用農藥的農民不足1/3。農民整體知識水平不高,科技素質水平普遍偏低以及對現代農業科技的領會能力和掌握能力較差,這與農村基礎教育薄弱和城鄉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農民迫切需要的技術培訓與落后的培訓機制嚴重脫節、農村教育體系不夠完善有很大關系。導致政府部門還不能及時有效的將科學技術在農村中普及與推廣,許多農業科技成果和先進機械裝備難以推廣應用,阻礙了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進程,影響了農業新技術的推廣應用,嚴重制約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同時建設新農村也將受到制約。農民的各方面素質遠遠不能適應新農村建設發展的迫切需要,仍與加快中國農業和農村實現現代化的要求存在較大差距。
三、建立與新農村建設需求相適應的文化農民培養模式
(一)引入市場機制,鼓勵和支持企業、民辦培訓機構參與農民培訓工作,建立政府、企業和個人共同投入的多元化投入體制
1.拓寬自學考試向農村延伸的渠道。農村青年利用農閑時節,根據生產需要,學習自學考試課程,提高素質并取得高等教育文憑。這種形式的高等教育基本不占用地方現有的高等教育資源,解決了地方高等教育資金投入不足、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招生規模小而地方經濟與社會發展又需要高等教育大眾化之間的矛盾。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向農村延伸是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系統工程,需要采取綜合措施,制定相應政策,建立健全助學體系,加強農村自學考試的基地建設。根據農村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需要,調整專業設置,組織助學輔導,以便提高農村自學考試的質量,加快農村人力資本的積累。
2.加強技能和識別能力培訓。首先,要重視初中或高中階段的職業教育。加大投入,充實教師隊伍,通過增加就業技能課程或在初中、高中階段適度延長職業技能教育時間,進一步強化回鄉青年的就業能力培訓。一是發揮村級小學資源優勢,掃除青壯年文盲農民。二是要適時的進行崗前培訓。三是要繼續發揮農民夜校的作用,就近向農民提供學習科技、學習技能的場所,形成農民學文化的良好氛圍。 其次,培訓農民適應市場的能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主體,也就是市場主體,所以對農民進行市場經濟意識的教育和經營管理等其他專業技能的培訓勢在必行。通過培訓提高他們對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程度和根據市場需求變化及時調整農業、農村產業結構的能力。可以采用以下措施建立職業培訓體系。包括加強就業前培訓;加強勞動者技能培訓;加強再就業培訓;發展遠程培訓。
(二)創新農民培訓的工作機制、工作方式與重點,有目的地培養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新型農民
1.創新農民培訓的工作機制。首先,整合農民培訓的師資資源。對縣(市)內各涉農科技部門和縣農廣校、職教中心等的師資資源,按照農民培訓工作的具體規劃進行統一整合。其次,構建立體式的農民培訓的有效載體。組織以各業科技人員為主的農民培訓專業隊伍、建立以先進農技推廣設施為基礎的農民培訓工作網絡、構建各種類型的農民培訓中心場所、建設以農業高新科技園區為基礎的農民培訓實訓基地、實施“三電合一”(電臺、電話、電腦)的農民培訓傳播模式。最后,構筑縣、鄉、村三級農民培訓工作體系。
2.優化農民培訓的工作方式。首先,根據農事季節、農業區域和農民文化素質層次不同,采取集中培訓與分散培訓相結合、常規培訓與重點培訓相結合、示范村戶培育與點戶指導相結合的辦法。其次,根據縣域經濟發展需求,實施“農村勞動力‘陽光培訓’”計劃,對農村富裕勞動力進行農業科技、技能和引導性培訓,促其在農業內部轉移和向第二、三產業轉移。最后,依托縣農廣校和有關大專院校,開展農民大中專學歷教育,為農村培訓一批留得住、用得上的“永久牌”科技和管理人才。
3.突出農民培訓的工作重點。首先,提高“三種能力”。即農業科技創新能力、農業科技儲備能力、農業科技轉化能力。其次,推進“四個轉變”。即由過去單一為農業增產提供技術支持向產前、產中、產后和生產、生態、生活提供技術支持轉變;由注重常規技術向既注重常規技術的集成升級又注重高新技術自主創新轉變;由注重農業生產管理向農業生產、資源保護、生態建設和農民生計等多方位管理轉變;由注重引進、試驗、示范向引育結合,將本地特色產品做大做強轉變。最后,實現“五個突破”。即在農科教緊密結合的機制上實現突破;在服務于農業和農村經濟中心工作上實現突破;在推進農村帶動兩個轉移(農業內部轉移、向第二、三產業轉移)就業上實現突破;在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上實現突破;在促進農村兩個文明建設上實現突破。
(三)要大力培養技能型人才,培養一大批生產能手、能工巧匠、經營能人和科技人員,為農業結構調整提供人才支撐和科技致富帶頭人
地方政府要根據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和特色農業產業化發展需要,圍繞當地主導產業,開展以科技為主的綜合性培訓,為中國產業發展培養大批高素質的技能型人才。一要著力培養五支隊伍:即培養一大批基層組織負責人,組織發動和帶領農民發展農業生產,繁榮農村經濟;培養一大批農民技術人員,帶頭應用和傳播先進農業技術;培養一大批種養殖業能手,率先致富奔小康,帶動廣大農民共同富裕;培養一大批經營能人,創業辦實體,繁榮農村經濟,形成各具特色和競爭優勢的農村產業群體;培養一大批活躍在農村發展建設各領域的能工巧匠,改善農村生產生活環境和面貌。二要培養一大批生產能手、能工巧匠、經營能人和科技人員,為農業結構調整提供人才支撐和科技致富帶頭人,將農業科技成果輻射到千家萬戶。三要進一步擴大“陽光工程”的實施規模,提高培訓質量,增強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能力。
(四)大力發展農村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著力改善和提高農村勞動者的綜合素質和生產能力
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進程中,農村職業教育已經被時代賦予了極大的責任。農村職業教育在提高農民文化素質、提高農民的新型就業能力、實現農業現代化等方面,將起到重要而強大的推動作用。發展農業現代化需要大批掌握現代農業技術的高素質勞動者,農民素質的提高離不開農村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大力實施,需要大力抓好農村職業教育,提高農村勞動者的綜合素質和生產能力。加強農民的職業教育是農民增收,農業增效和農村繁華的有效途徑,是發展農村經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客觀要求。因此,應從以下方面著力改善和提高農村勞動者的綜合素質和生產能力。
1.通過整合農村各種教育資源,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提高農民的科學素養和勞動技能。通過教育,逐步引導農民群眾逐步改變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知識指導生產。要健全和完善農村職業技術教育和成人教育,擴大辦學規模,提高辦學效益。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要堅持“學用結合”、“按需施教”的原則,把農村的文化教育與科普教育有機結合起來,從人、財、物各方面來提高農業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比重。
2.要充分發揮各級科技等部門和單位的作用,采取靈活多樣培訓方法,造就和培養一大批有文化、懂技術、善經營、會管理的新型農民。要把傳統方式與現代農業遠程教育培訓等方式有機銜接,注意長短結合、遠近結合、點面結合、階段性教育與終身教育結合,普及性培訓與系統性培訓結合、理論培訓與技能培訓相結合,采取靈活多樣培訓方法,農閑系統培訓、農忙急用培訓,解決生產中的實際問題,造就和培養一大批有文化、懂技術、善經營、會管理的新型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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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給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同時也面臨新的選擇。面向新農村建設的高等教育辦學模式的選擇可以借鑒美國社區學院的辦學思路,結合我國新農村建設與發展的實際,開辦“就地取材、就地消化”的農村社區學院。發展農村社區學院有利于滿足人才的供給與需求,有利于實現教育與社會的一體化。農村社區學院的特殊性不僅體現在辦學地點的選擇上,還主要體現在它的教育形式、教學方式、學校管理等方面。
論文關鍵詞:新農村建設;高等教育;辦學模式;農村社區學院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作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決策。這一戰略舉措,決定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將成為“十一五”期間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中之重。中國的發展和強大,離不開中華民族整體素質的提高,其中,教育是關鍵。目前,我國的農村教育發展緩慢,無法滿足新農村建設的需要,無法推動經濟發展,所以我們必須另辟蹊徑,尋找新的能夠為新農村建設提供高級技術與管理人才、能夠為新農村培育與塑造建設主體的源泉。鑒于此,高等教育應積極探索面向新農村建設的辦學模式,承擔起作為教育龍頭應該在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中應盡的責任,為新農村建設培養高素質的建設者和接班人。
一、面對新農村建設高等教育機遇與挑戰并存
高等教育與社會的聯系越來越緊密,這種結合是高等教育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的歷史使命。霍爾西說:“中世紀以來高等教育的逐步世俗化,增強了大學作為技術變革因而就是社會變革的發源地的潛力,直至今日,大學正開始成為新型社會的經濟基礎的一部分”從新農村建設的視角來考慮,發展面向新農村的高等教育,一方面,需要高等教育根據實際需要培養相應的人才,培養能夠“下得來、留得住、用得上”的實用型人才;另一方面,隨著高等教育對新農村的輻射力的增強,既可以解決農村人才缺乏的問題,改變我國人力資源分布不均的現狀,又可緩解沉重的就業壓力,促進高等教育的進一步發展。
(一)新農村建設:高等教育迎來新的發展機遇
近代社會的每一次重大變革和進步都與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有著直接的關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著的《學會生存》指出:“巨大的經濟運動總是伴隨著教育上的擴展,今天的許多事實證明,經濟發展所需求的新的就業機會的出現強烈地刺激了教育上的擴張。”
1.新農村的需求促進高等教育的發展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歸根結底是人的建設。新型農民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主體,各級專業技術與管理人才是新農村建設的催化劑,他們都是新農村建設的建設者,他們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熱情直接關系著新農村建設的成敗,而受教育程度則直接決定了工作的效率與效果。馬克思說:“勞動力是存在于活的人體中的,每當人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所運用的是體力和智力的總和。”體力是一種人體結構上的生物功能,是有限的;智力則是一種認識上的、觀念上的創造力,是無限的。智力的發展,實質上是“延長了他的自然肢體”,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替代體力的作用。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歷史使命之一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然而農業現代化的根本在于科技。科技將成為未來農業持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農業科技的水平如何,又特別依賴處于龍頭的高等教育的發展。沒有高等教育為新農村的生產發展服務,農業現代化是不可能實現的,新農村建設也就不可能實現生產發展的目標。農村人口文化素質低,綜合能力差已經成為新農村建設與發展的瓶頸。目前,我國農村從業人員受教育程度低,小學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4.1%,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2.22%,中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占3.43%。農村缺人才,缺技術,這在根本上阻礙了新農村建設的步伐。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需要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對新型農民的塑造,對農村豐富人力資源的“深度開發”不能僅僅停留在農村原有的教育層面上,需要高等教育的積極加人。
2.新農村的發展促進高等教育的擴張
新農村經濟的發展要求農村產業結構調整、經濟結構優化,形成農工貿一體化產業群,這就需要大量的農業產業工人及各級人才,促進了大量就業崗位的形成,這對目前處于擴招與低就業矛盾境地的高等教育來講,是一個新的就業推廣渠道。“農業系統最需要畢業生,具有消化吸收能力的是鄉鎮農業科技推廣站和農場、漁場、牧場”。
隨著新農村建設的穩步推進,不難發現這樣一個現實:受過較多教育的農民比受過較少教育的農民對從事農業特別是非農生產活動具有更大的適應性,而且在從農業轉向非農業生產過程中,受過較多教育的勞動者處于有利地位。當前,高等教育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人們關于高等教育的觀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農村居民希望接受更豐富、更多樣的教育,他們對教育將有更新更高層次的追求,而且對教育的需求將變得更為主動和理智。這種需求必然引起高等教育規模上的擴張。同時,隨著農村居民收入的增加,他們對高等教育支付能力和高等教育投資的意向增強,這就為高等教育在農村的擴張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新農村建設:高等教育面臨新的選擇
高等教育的產生和發展有賴于社會進步和社會發展的選擇,尤其是受社會經濟、政治、科技和民族文化的影響。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指出的:“我們現在所設想的這個教育機器是否真正滿足了我們時代個人的與社會的需要和愿望?”因此,在新農村建設大背景下,發展高等教育首先應考慮農村市場對人才結構和層次的需要,調整專業結構、課程設置,樹立為農服務的就業思想。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需要決定了人才的需求結構和層次。新農村的經濟發展要求優化農村經濟結構,延長傳統農業產業鏈,多種產業共同發展、相互促進,形成以工業帶動農業,以服務業帶動工業,農工貿一體化的新農村產業群,將帶動至少三成的農業人口從田間地頭走進工廠車間,成為具有全新知識結構和技能的農業工人。同時,隨著服務業的發展,要求超過半數的農業人口掌握一技之長,成為農村和鄉鎮服務業從業人員。這就要求高等教育必須調整專業結構。長期以來,我國高校的學科和專業設置不僅過窄,而且重復設置,“千校一面”、“千系一面”現象嚴重。面向新農村的高等教育應根據新農村的實際需要開設新的專業,開設新課程,主要包括:市場農業、國際化條件下的農業生產與經營、農業科技常識、新型農產品的推廣與普及、農村基層的管理以及各類實用技術,如美容美發、裁剪、烹飪、花卉栽培等技能培訓。
轉貼于
新農村文化建設,要求摒棄傳統習慣的糟粕,傳承和引領科學、合理的風俗習慣,不斷建設鄉風文明,形成積極向上、充滿活力的鄉風習俗、文明習慣,呈現“鄉風文明、公平正義、誠實友愛、充滿活力”新農村精神風貌。要求面向新農村的高等教育開設有利于提高農民思想道德素質、激發農民對精神文化生活追求的專業課程,進一步擴展高等教育的功能,充分發揮高等教育對新農村文化建設的輻射源的作用。
我國當前的高等教育評估仍是以學位為本位,以培養社會精英人才為重點。而面向新農村的高等教育需要轉變觀念,以長遠眼光放眼于高等教育的未來,以社會貢獻率作為主要評價指標,樹立新的人才觀,即具有豐富實踐經驗與一技之長的實用人才也是人才的觀念,積極探索為新農村培養更多、更實用的科技人才的辦學模式與道路,樹立新的為農村服務的就業觀,鼓勵畢業生“下鄉”,在農村就業、創業,從而推動高等教育向農村滲透的步伐,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服務。
二、農村社區學院是高等教育服務新農村建設的理想模式
新農村建設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將導致高等教育資源的重新配置,其中之一便是為包括農村居民在內的新農村建設者提供更多樣化的教育機會。面向新農村的高等教育應更為靈活、更為多樣。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發展迅速。2007年,我國高等教育的毛人學率達到22%,但仍有78%的人不能接受高等教育,其中,大多數是農村青年。主要原因是我國高等教育的結構布局很不合理,過分集中于大中城市,而農村的高等教育機構寥寥無幾。這是城鄉教育發展巨大反差的縮影,很難想象文盲充斥的農村能夠實現新農村建設的目標;很難想象農民教育可以缺少高等教育載體而僅僅委托給農村中小學校;很難想象未接受過高等教育的農民為了提高自身素質,要花費多少時間和金錢趕到省城接受培訓。空間上,沒有高等教育機構在農村的分布,發展面向新農村的高等教育都只能是一句空話。這就要求高等教育在基于新農村建設尋求新的發展空間時,要力求建立一種“就地取材、就地消化”的新模式,在本地區辦高等教育,既可以把最好的教育送到鄉下,又能讓農家子弟人人可以上大學。縱觀多年來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歷程及高等教育多樣化的發展,在廣大農村地區開設社區學院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
(一)借鑒美國社區學院的發展成果
美國社區學院正式成型于20世紀初,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第一任校長哈珀先生被大多數人認為是創建現代意義上社區學院的開山鼻祖。1907年,社區學院的辦學形式被引入西部的加州地區。到1915年,全美的社區學院已達70余所。1925年,全美的社區學院數量激增到200多所。1945年,二次大戰的塵埃落定,給社會學院的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契機,并使社區學院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加完善的形式在全國各地大量涌現出來。現在美國有1400多所社區學院,約占全美國高等學校的三分之一,而社區學院的在校學生人數則占近全美大學生總數的一半。
美國社區學院具有顯而易見的辦學優勢和辦學特色,近年來被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所借鑒與效仿。社區學院建院投資小,回報快;學費低廉,受到中下階層和學生家長的歡迎;開放式的自由入學制度,即只要擁有高中畢業證或同等學力證明,則可以被社區學院無條件錄取;課程設置豐富多彩且富有彈性,力求在最大限度上滿足社區和市場對各種類型人才的需要;兩年的學制,畢業后可以拿到一張文憑(相當于我國的大專文憑),拿這這張文憑就可以以較高的文化和技術素質順利走上就業崗位或者可以憑借這張文憑直接轉入四年制大學繼續攻讀三四年級的相關課程,修滿學分獲得學士學位文憑。
(二)我國社區學院的發展歷程
社區學院作為一種高等教育的模式在我國的出現只是近幾年的事情。早在1995年上海成立了金山社區學院,之后,上海相繼成立了長寧社區學院等七所社區學院。1999年北京成立了朝陽社區學院,2000年成立了石景山學院,之后,城區相繼在原區職工大學的基礎上成立了社區學院。現在。天津、南京、浙江紹興等許多省市都已經或正在籌備建立社區學院。社區學院的基礎和雛形基本上都是在地區職工大學的基礎上,整合社區內教育資源,本著“政府統籌、社會參與、資源共享、功能多樣、服務社區”的原則和“面向社區、服務社區”的辦學宗旨,在終身教育思想的指導下,開展社區內多類型、多層次的教育。
(三)發展社區學院的現實意義
自社區學院在上海、北京等地區出現后,各地紛紛結合本地區的實踐去探索,雖然社區學院還有待教育部的認可,但各地的實踐經驗表明,社區學院是與本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結合最為緊密的高等教育模式,是任何其他類型高等教育不可替代的,它將深深根植于社區這片沃土,在整合社區教育資源的基礎上,成為社區高等教育的中心、文化中心和培訓中心,真正為新農村建設提供強有力的人才支撐。在新農村建設的背景下,中高級農業技術與農村管理人才嚴重短缺,但由于當前的城市高等教育與農村教育存在嚴重的脫節,無法及時填補新農村建設人才的空白。而在農村地區開設社區學院,可以有效填補這一空缺,一方面為新農村建設提供人才支持,另一方面為城市高等教育輸送合格生源。
1.發展農村社區學院有利于滿足人才的供給與需求
高等教育機構大多設在大中型城市,遠離農村地區,對新農村建設的信息了解相對滯后,可能會導致對人才的培育出現專業上的偏差。當前的高等教育的門檻較高,廣大農民被排除在外,即便是進入了高校接受學習與深造,但可能會由于無法適應長期的封閉式的教育而選擇放棄,他們需要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獲得相應的技術與技能。而農村社區學院能夠根據當地農村社區發展的需求變化作出相應的專業和課程設置上的調整,采用靈活多樣的運行機制。
2.發展農村社區學院有利于實現教育與社會的一體化
當前的農村教育,特別是農村基礎教育受應試教育的影響較深,抓教育就是抓升學率的現象比較普遍。農村職業教育、成人教育受學校教育模式的影響,追求學校教育的專業與學歷,沒有意識到項目與實效是其應有的追求。可以說,農村教育未能很好地實現與農村經濟社會的良性互動。我國進行了多年探索的“農科教”結合,雖然積累了一些經驗,但因缺乏有效的組織和制度保障,未能形成良好的機制,處于發展的兩難困境。而農村社區學院屬高等教育的范疇,實行的是一種社會性的、開放的、靈活的、自由的、不脫離群眾的教育路線是集學位教育、技術教育、轉崗教育、繼續教育、文化補習、短期培訓等多項教育服務的綜合性的實用型大學。同時,農村社區學院的教育成本相對較低,學生又能夠就近學習,花費較少,而且,部分學生還可以再進人本科學習。這種符合農民需要的高等教育,可以吸引更多的農民加入到高等教育的行列,迎合新農村建設的需要,同時也加速農村教育社會化與農村社會教育化的統一。
三、基于新農村建設的農村社區學院辦學與管理
堅持“就地取材、就地消化”的辦學方向,培養建設新農村的新型人才,是農村社區學院辦學的立足點。農村社區學院是一所為新農村建設服務、為農村居民提供平等接受高等教育機會的高校。通過建立一種區別于研究型大學的辦學與管理體制,為新農村建設培養出一批有一定理論知識特別是具有較強實踐能力,適應在生產、建設、管理、服務第一線工作的高級人才,同時,培養他們對新農村建設的認同意識,幫助他們提升建設新農村的能力、形成良好的道德風尚、樹立維權的法律意識,從而帶動整個農村地區實現“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新農村建設目標。
農村社區學院的特殊性不僅體現在辦學地點的選擇上,還主要體現在它的教育形式、教學方式、學校管理等方面。
(一)農村社區學院的教育形式
根據新農村建設對人才結構和層次的要求以及廣大農民群眾對高等教育的需要,農村社區學院應該開展職業教育、通識教育、升學教育等多種教育形式,并開通與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之間的聯動渠道,建立開放的教育系統,構建各類教育相通的“立交橋”。
1.職業教育
農村社區學院應把職業教育作為主要的教育形式,優先發展職業類教育。全國第三次全教會提出了“根據需要和可能,采取多種形式積極發展高等教育,特別是社區性的高等職業教育”的建議。農村社區學院的職業教育主要是針對已經接受過普通教育或者初中教育的廣大農民群眾,對他們進行必要的、面向新農村建設的高級職業專項技能教育和培訓,強化從業能力、職業意識和專項技能。農村社區學院無疑對有志于從事新農村建設但又缺乏技術和技能的農村人口打開了一扇大門,對急于脫貧致富的農村居民來講開拓了一條能夠給他們帶來經濟效益的道路。而且隨著新農村建設的推進和農業現代化與產業化進程的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多,他們需要職業轉型所需的技能和技術。這就要求農村社區學院必須緊密結合農村居民和新農村建設的實際需要,積極開展職業類教育,把教育方向拓展到工、農、商、技藝、服務等領域,按照不同行業領域的要求設置專業、制定結構合理的課程體系。
2.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是關于人的生活的各個領域的知識和技能的教育,是非專業性的、非職業性的、非功利性的、不直接為職業作準備的知識和能力的教育,其涉及范圍寬廣全面。提高廣大農民群眾的整體素質是農村社區學院教育形式的重要內容,旨在強化學生的一般知識和能力,培養學生的基本素質和創造力。世界銀行對發展中國家的建議是:“通識教育是全部高校學生都應該接受的一種教育,而不管其所在院校和課程如何。”忽視通識教育,正如馬克思所說,“只能發展自己能力的一方面而偏廢了其他方面,只熟悉整個生產中的某一個部門或者某一個部門的一部分”,會使得個人的知識、經驗和技能越來越片面。農村社區學院塑造的不僅僅是技術能手,更應該是具有社會適應能力、應變能力、創造能力的人才。通識教育能夠為個人的進一步學習和專業化培訓奠定基礎,是農村社區學院未來的發展方向。
3.升學教育
農村社區發展學院是高等教育面對新農村建設的一種教育模式,應該與本科教育建立有效的聯動,為有潛力或能夠進一步接受教育的部分學生提供了機會。只要能在兩年學制內修滿課程就可以順利畢業,并領取資格證書。只要憑此資格證書并通過入學考試就可以進入本科院校繼續攻讀三四年級的課程。
(二)農村社區學院的教學方式
農村社區發展學院是基于新農村建設的高等教育模式,主要是為新農村建設培育中高級技術與管理人才,這就要求農村社區學院具有跟研究型大學“課堂為主”所不同的教學方式。農村社區發展學院以職業教育作為主要的教育形式,對技術技能的學習不能僅僅停留在課本上、對技術技能的掌握不能僅僅滿足于對理論知識的理解。針對職業教育,應采取“學院+基地”的教學方式。“基地”主要是指農業示范農場以及工業實習企業,“基地”的選擇主要是根據學生的專業以及新農村的生產實際決定的。在課程設置上分為基礎課、職業課與培訓課等三個部分。基礎課主要包括德育與體育課程,加強了法制與職業道德教育的內容。學生可以選修其中部分或者全部課程,其中實踐培訓部分應占較大的比重,實驗課與生產實習課的時間應不低于總學時的1/3。這種讓學生邊學文化課程和專業知識,邊進行生產實踐,邊創收致富的“三邊”教學,或者稱之為“三園”(校園、創業園、家園)的教學方式,把學校、學生、農業產業緊緊連在一起,使教、學、做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可以提高學生的適應能力,使他們就業上崗有優勢,回家創業有技能,能很快成為新農村建設的合格建設者。
(三)農村社區學院的管理
由于農村社區學院生源、人才培養方式、目標等方面的特殊性,農村社區學院在招生、學制、師資等方面應實行可選擇性的管理模式。
1 加大財政資金扶持力度,鼓勵項目做大做強
每年在省級以上財政專項資金中,都安排有專門的針對畜牧業養殖行業的無償補助資金、無息貸款、以獎代補資金等等,作為地方農業部門、財政部門,應當加大對國家和省級以上產業政策資金政策的研究力度,準確把握省級以上部門出臺的每一項扶持政策,結合本地區畜牧業養殖實際,開展相關行業項目的資金申報工作,盡可能地爭取省級以上財政資金的扶持,將本地區畜牧業發展納入中央和省級財政資金扶持的盤子,切實有效地爭取財政資金。農業部門和財政部門要緊密協作、各司其職,通過扶持龍頭重點和輻射中小規模養殖戶的方式,充分發揮財政扶持資金的促進和示范作用。當前許多地區在發展壯大畜牧養殖產業規模的過程中,都得到了上級專項資金的大力扶持,這些財政性扶持資金在促進地方產業發展過程中,發揮了“四兩撥千斤”的重要成效,對于一個地區畜牧養殖產業的良性發展與壯大發揮了促進作用。由此可見,加大對上級資金爭取力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群眾的資金難題,幫助群眾將畜牧養殖產業做大做強。
2 給予手續程序審批便利,激發群眾創業熱情
在群眾開展畜牧業養殖創業中,審批手續繁瑣是制約群眾創業熱情的一個重要方面。發展畜牧業養殖項目,通常要涉及到國土、規劃、建設、衛生、環保以及電力、自來水等多個部門,涉及到的審批手續和配合事項繁多,作為基層群眾,無法快速高效地完成這些方面工作。對此,為了提升群眾創業熱情,可以探究嘗試在各地區行政服務中心設立“一站式”窗口,以一次性告知、一次性辦理為主要方式。群眾開展畜牧業養殖申請時,一次性告知審批所需的全部材料類型要求,在材料齊備后一個窗口辦理,一定期本文由收集整理限辦結,對于規模較大、需要協調問題較多的養殖基地、企業,可以由政府農業部門牽頭現場會辦,特事特辦、急事急辦,提高對群眾的扶持成效,通過簡化手續、協助辦理等方式,讓群眾感受到實實在在的便利。目前,在我國江浙滬等地,對群眾畜牧養殖審批手續簡化服務方面做得較好,農業以及相關職能部門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通過預約服務、技巧指點、上門服務、服務等各種形式,方便了群眾辦理畜牧養殖審批手續,對于推動當地畜牧養殖產業的發展壯大發揮了保姆式服務效應。
3 幫助指導養殖科學技術,提高養殖產出效益
在傳統畜牧業養殖模式中,許多群眾還是沿用傳統的養殖方式,養殖品種陳舊、養殖方式不夠科學,提高了成本,降低了產出效益,無法讓科學養殖成為提升畜牧業養殖成效的重要增長級。對此,農業科技部門應當強化科學養殖技術的指導,一方面要通過光盤、宣傳資料、網站、電視節目等方式,集中推薦一批投入小、回報快、效益高的畜牧業養殖項目,對于優良品種的推廣和改良要加大力度,同時,要針對本地區畜牧業養殖分布結構狀況,將技術人員分片指導,掛鉤到每一個片區,有條件地針對養殖戶進行“一對一”的走訪輔導,提供聯系電話,隨時接受群眾養殖技術咨詢。通過這樣的方式,讓科學養殖技術與群眾生產實踐實現“無縫對接”,提高養殖產出效益,同時建立了新技術推廣的綠色通道,有利于整個行業的健康發展。許多地區在推廣畜牧養殖新技術的過程中,還創新了工作方式,以“技術入股、收益保底”等方式,將群眾養殖風險降到最低,在新品種推廣養殖中,收益抵御傳統模式的,由推廣部門承擔補差部分,在超出收益部分實施按比例分成,將技術指導人員、推廣單位與養殖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有效提高了新技術推廣的力度與成效。
4 強化動物防疫指導工作,減少疫情災害損失
多年來,動植物疫情一直是養殖戶和企業聞之色變的方面,瘋牛病、口蹄疫、禽流感等等,讓許多養殖戶降低收益,甚至血本無歸。因此,強化動物防疫指導工作是保障群眾畜牧業養殖成效的一道重要防線,動物防疫部門要實現上下聯動,對本地區畜牧業養殖產業進行重點扶持,一方面要及時提供動物防疫服務,同時,要對群眾開展動物防疫的技術指導,通過集中培訓、現場講解、資料宣傳等方式,提高養殖戶對疫情的了解,及時發現異常情況,尋求動物防疫部門支持,果斷采取有效措施,將災害損失降低到最小。為了強化動物防疫指導工作,主管部門還應當按照基層防疫人員包片、主管單位行業人員包線的方式,為群眾的畜牧業養殖系上安全帶。
5 引導建立農民合作組織,提升風險抵御水平
關鍵詞 沼氣社會化 新農村 完善
一、研究背景和意義
當前,我國正在大力發展綠色經濟和推進兩型社會建設。新時期以來,農村沼氣在地方政府扶貧開發政策的強力推動下,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績。在沼氣快速發展的同時,農民對能源的選擇日趨多樣,使得農村沼氣綜合利用率受到影響,沼氣服務問題突出。沼氣社會化服務體系是指在市場化的基礎上,形成資源來源多元化,激勵監督社會化,信息交流順暢的合作共贏、運轉高效的服務體系。沼氣服務體系是否社會化,直接影響到服務體系運轉的效率,進而影響到沼氣綜合開發利用水平和沼氣事業的可持續發展,也是政府資金能否高效使用的關鍵所在。
二、現行運行模式的特點及問題
目前國內大部分地區雖然在挖掘服務資源、建立多方的激勵監督機制、將市場化同自治組織的功能相結合等方面都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但是仍然存在資源挖掘不充分、體系建設不完整、監督范圍過窄、信息交流不順暢等問題。
1.資源支持力度不夠
首先,物質資金支持不足。沼氣項目建設是一個利國利民、維護生態環境的工程,政府、社會、民眾都在其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資金供給職責。在當前的沼氣項目建設中,國家補助占整個建池費用的20%左右,其余資金則全部由農戶投入,農戶自我資金提供明顯過大;來源于社會的項目資金或商業資金則相當缺乏。其次,技術支持不夠。沼渣、沼液沒有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其潛在的經濟價值沒有得到充分開發,而技術薄弱則是阻礙“三沼”綜合利用的因素。
2.系統要素職責定位存在問題
首先,政府主導事務過多。一是政府主導著沼氣項目的規劃和發展戰略,而較少兼顧到其他社會主體的利益訴求,沼氣項目沒有成為多方利益均衡的產物;二是政府行政化管理模式使得沼氣社會化服務體系缺少服務特質,政府服務在主動性、有效性都有待提高,應由政府做好的咨詢和巡查服務體系也尚未建立起來。
其次,沼氣技工定位不準確。技工作為市場主體,得到了政府特許,使用了免費提供的工具設備,接受了公共培訓。仍然存在一方面存在有償服務和無償服務范圍界定不清,導致了一系列的矛盾與糾紛。另一方面也存在政府管理行政化特點,限制了技工的工作積極性和創造性。
最后,公眾的自我管理、互助服務欠缺。當前的社會化服務體系中,一是缺乏對公眾自我管理的培訓與宣傳;二是長效的互助服務體系缺乏。農村富有的以信任和人際關系為基礎的社會資本存量沒有得到有效利用,降低了技術和信息的可及性。
3.管理制度不完善
第一,激勵監督機制不健全
一是促進技術創新的機制不完善,創新者沒有創新收益預期,也減弱了其將已有創新公之于眾的愿望。二是工作激勵機制不完善,沼氣建設維護中僅僅將建池指標完成情況納入到村支兩委的工作考評之中,范圍過窄。三是缺乏針對農技服務中心的監督。沼氣服務工作缺少一個統一的機構來統籌負責對農技服務中心沼氣服務的監督、績效評估和最終的糾紛裁決。
第二,信息交流互動機制不完善
信息交流機制中由政府到技工\村支兩委再到農戶的政策宣傳、執行不到位。包括:宣傳載體形式有限,而視頻等形象方式較少,不利于村民接受;三是宣傳效果欠佳,很多接受宣傳培訓的群眾沒有理解到宣傳的內容。另外農戶到技工/村支兩委再到政府的訴求傳達不暢。
三、對策建議
當地服務體系的進一步完善,應該充分利用現有的“多方共建、多方共治、多方共贏”的經驗,健全體制機制、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全力開掘潛在資源的優化策略。
1.成立鄉村兩級沼氣發展委員會,實行“片區負責制”
成立由分管鎮長、農技中心、涉農部門共同組成的常務委員會,及時協調處理沼氣發展過程中的各部門政策銜接及其他問題。同時,按照當地分片區管理的行政框架,將農技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分片區配置,實行“片區負責制”。
2.以“片區負責制”帶動服務體系的完善
在“片區負責制”基礎上,建立按照“專人負責、片區輪流、微利經營、群眾自愿”原則運轉的出渣服務體系,并建立服務記錄制度,由接受服務的用戶簽上滿意度評價,構成“片區負責人”的“日常服務評價”部分。組建巡查和咨詢服務隊伍,每半年對沼氣服務使用情況進行一次巡查指導,并由用戶簽字評價;建立起以片區分管負責人為首的咨詢服務體系,接受用戶咨詢。
3.健全激勵監督機制,增強服務意識和能力
(1)建立中心考評機制。片區負責人的評價來自于以下幾個方面:日常服務評價+村干部評價+自我評價+網點評價+中心評價,其中村干部評價包括巡查服務和出渣服務的年度評價和咨詢服務的評價。
(2)完善村支兩委激勵機制。建立固定的村干部沼氣知識技能的定期培訓制度,將村干部的補助、對村級撥款與測試成績適度掛鉤。
(3)改進沼氣技工監督、激勵機制。一方面,按照“能改建則改建,能補建則補建”的原則,協助用戶或技工應解決已經出現的問題,保證池子質量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另一方面,在規范罰款,明確制度依據的基礎上,用罰款所得建立起“獎勵基金”,給予抽查“全優”和有實用技術創新的技工適當的獎勵。
4.發展“三沼”產業鏈,增強社會支持
基于資源支持結構單一、嚴重依賴政府的現狀,一方面,應該自主打造“三沼”產業鏈,扶持有一定資本基礎、技術基礎和意愿的人,大力發展以沼渣為基礎,以城市為依托的種菜、養殖等產業,在此基礎上,可以考慮打造“綠色產品”品牌,通過典型農戶帶動連片種養,形成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生態農業帶,然后以合作社的形式連接市場。另一方面,也可以與特色農產品加工企業建立穩定聯系,成為其原材料的提供者,由下游公司出資成立合作社,由合作社負責出料問題。另外,也可以直接尋求諸如CDM等項目資金,增強農村“三沼”維護、利用的資金支持。
參考文獻:
[1] 吳堅、利鋒.南方農村沼氣發展新模式的環境經濟分析[J].生態經濟,2008(3).
論文摘要:本文是在調研基礎上對肅南裕固族自治縣新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理論思考,認為肅南計劃生育家庭優先的農枚村養老保障制度建設理念現代,設計科學,標準較高,人口和計劃生育利益導向突出。在突破城鄉界限,體現對計劃生育家庭的優先優惠方面具有很高的“標本價值”,可資“新農保”試點地區借鑒。
一、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建設的理論和實踐
(一)主要理論研究成果
近年來,伴隨育齡婦女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齡化社會帶來的養老保障壓力增大已經成為需要高度重視的基本國情之一。中國正處于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階段,自“十六大”以來的一系列黨和國家重要會議精神中,“關注民生”,“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非常重要的命題。在2009年正式試點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之前,實踐操作層面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就已形形,兼容并包。學界關于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各個層面的研究也比較豐富,從多個層面展開。相對于農村的其他社會保障制度而言,養老保障制度的建設較為完善一些,但是地區間的差距也十分顯著,保障水平很低,制度不穩定,共濟性差(韓玉堂、管誼、劉志誠);也有人認為應“根據區域差異和農村勞動力分布狀況,分層分類解決農村勞動力的養老問題”(曹信邦、裴育)。
在浩繁的研究成果中,認為農村社會養老保障應從計劃生育家庭起步的不乏其人,并認為應探討適宜的計劃生育與養老保障結合的路徑(何律琴);應以保障農民的利益為目標(車曉端、王嘉彥);也有研究認為應完善計劃生育家庭養老模式(李新京、李忠、鄧行舟);并就完善農村計劃生育家庭經濟供養體系進行對策建議(鄭韓雪、胡繼亮);有人認為應結合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進展情況,進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中即已提到的“開展農村獨生子女戶和雙女戶社會保險試點’,工作(張夜湘、周美林)。更進一步的工作則有對江蘇省傈陽市農村計劃生育社會保障機制建設的探討(張國平、蔣海清、宋君);對貴州省慶余縣建立農村計劃生育家庭養老保障制度的調查及對實施方案的測算(武家華、吳士勇)等。這些研究極大地拓展了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建設研究的范疇,提出了鑒于我國經濟社會尚不夠發達,農村人口數量龐大的國情,在不可能“齊步走”地進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建設的條件下,相對更容易被社會各界接受的漸進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建設路線圖。筆者也認為,農村計劃生育家庭優先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建設有助于體現社會公平,彰顯基本國策對經濟社會各項事業的影響,進一步穩定我國來之不易的低生育水平。
(二)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建設的實踐探索
對城鄉二元格局下農村在國家層面建設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空白的突破,在2009年9月完成,國務院的《關于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提出將在2020年實現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以下簡稱“新農保”)全覆蓋。2009年底,全國27個省、自治區的320個縣(市、區、旗)正式啟動試點,覆蓋農村居民約1. 3億人,當年試點面達11.8%。2010年財政部將再投人25億元,覆蓋面將擴大到23% o《意見》的出臺對占中國人口半數以上的農民構筑防范養老風險的“安全網”,對改善民生,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理論研究進展的同時,農村計劃生育家庭優先的社會保障建設實踐業已在各地普遍開展,各類以“獎勵、優惠、免除、補償”為內容的政策的出臺都蘊含一定程度的社會保障內涵。而真正突破的則在于國家人口計生委推出的部分農村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制度試點,獎勵扶助制度也因此成為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利益導向機制建設“三項制度”的重要內容。獎勵扶助制度自2004年開始實施,規定農村計劃生育家庭中的獨生子女領證戶和兩女節育戶家庭,夫婦年齡達到60歲之后每人每年發放600元獎勵金,2009年這一標準提高到了每人每年720元。這一制度的實施具有顯著的計劃生育家庭優先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色彩,通過微觀制度建設改變了生育子女對家庭的經濟影響,少生者得利,具有比較明顯的對基本國策倡導的示范效應。在筆者的調查中,廣大群眾、黨政領導干部和人口計生工作者均對獎勵扶助制度給予很高評價,認為這是政府讓利于模范執行計生政策家庭,減少計生家庭后顧之憂的制度創舉,增加了計生“兩戶”的福利,并極大地降低了計劃生育工作的難度。
在“新農保”開始實施之后,“新農保”與獎勵扶助制度的雙重享受無疑將使計劃生育家庭獲得相對較為明顯的社會福利和民生改善,但是在“新農保”建設中對計劃生育家庭利益的考量也成為在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利益導向機制建設中的重要制度安排和導向。在近年中央對農村和農民“多予少取放活”思想指導下推出的多項惠農政策中,“新農保”無疑是最具長遠社會效益的社會“安全網”和“穩定器”,解決占人口半數以上的農牧民“老有所養”的問題,在中國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在“新農保”建設中是否體現對基本國策的倡導和響應具有顯著的導向作用。在計劃生育家庭優先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建設實踐中,甘肅省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的實踐具有很強的標本意義。
二、肅南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實踐探索
肅南縣隸屬甘肅省張掖市,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祁連山北麓一線,東西長650公里,南北寬120公里,總面積2. 4萬平方公里。全縣轄6鄉2鎮、9個國有林牧場、101個村和3個城鎮社區。全縣人口3. 58萬人,其中農牧民占70%。
肅南縣地廣人稀,縣域經濟社會事業較為發達,是全國“百強”民族縣之一,教育、衛生、城市規劃、社區建設等工作都與經濟發展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切實注重經濟社會各項事業協調發展。
2008年1月16日《肅南裕固族自治縣農牧村養老保險辦法(試行)》開始實施,2008年底全縣應參保的農牧村民為16227人,實際參保12768人,普及率78.6%。該項制度的出臺早于全國的“新農保”試點2年時間,且待遇水平高于“新農保”的每人每月50元,分年齡類別享受不同的待遇給付水平,最低達到了每月80元以上。
(一)肅南農枚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特點
肅南模式的農牧村社會養老保險辦法堅持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理念,體現出幾個明顯特點。
第一,在制度模式上,堅持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按照現代社會保險制度最普遍通行的制度設計,從而確定了這一辦法的長期性和社會性、現代性。規定2008年繳費標準按照2007年度全縣農牧民人均純收人5000元的10%繳納,每人每年繳納500元,其中個人繳納70%即350元,財政補貼30%即150元。個人繳費部分全額計人個人賬戶,財政補貼的30%中,1/3(10元)計人個人賬戶,2/3計人社會統籌賬戶。
第二,在資金籌集上,明確了政府的保障責任。規定在制度建設初期,社會統籌基金用于支付參保人員養老補貼和個人賬戶余額不足時所需支付的養老金,社會統籌基金由縣級財政兜底。
第三,在繳費形式上,實行差別費率制,堅持繳費與待遇相銜接,多繳多領的原則。繳費金額和年限按照年齡分布,規定45周歲以下的農牧民參保,按年繳費;年滿45周歲未滿60周歲的參保人員,達到規定養老年齡時,繳費年限不足巧年的,按照到齡當年的繳費基數,一次性補足后,享受養老保險待遇;年滿60周歲不滿65周歲的參保人員一次性繳費3000元、滿65周歲不滿70周歲的參保人員一次性繳費2500元、滿70周歲不滿75周歲的參保人員一次性繳費1500元后,享受養老保險待遇;75周歲及以上農牧民可不繳費直接享受養老保險待遇。
享受的養老保險待遇則規定,滿60周歲未滿75周歲的參保人員月領取養老金100元,75周歲及以上的參保人員月領取養老金80元。不滿60周歲的參保人員到領取年齡時,養老金計發辦法為:月領取養老金標準二養老補貼(100元)+個人賬戶累計額/139。
第四,充分體現了農牧村養老保險待遇水平與經濟發展的高度相關性。在根據現有發展水平確定待遇水平的基礎上,規定養老補貼標準可根據經濟發展水平適時調整。
(二)肅南農枚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與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比較—徹底改變城鄉二元的制度安排,縮小了城鄉差異
《肅南裕固族自治縣城鎮居民養老保險辦法(試行)》的出臺,在甘肅省同樣具有標本意義,因為迄今甘肅省具有城鎮戶籍且無固定收人的城鎮居民尚無統一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安排,而肅南縣已于2008年12月啟動該項制度的建設。就《肅南裕固族自治縣城鎮居民養老保險辦法(試行)》與《肅南裕固族自治縣農牧村養老保險辦法(試行)》的文本來講,表現出很強的共性,如同樣堅持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理念,同樣經過對繳費和待遇給付水平的科學測算,可以充分保證社會保障待遇水平的“剛性”特征。同樣堅持了以保障基本生活為目標、個人繳費與財政補貼相結合、繳費與待遇相銜接,多繳多領、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等原則。同樣試圖通過制度建設建立“低水平、廣覆蓋、保基本、可持續”的保障模式。同樣體現了對于民生事業的關注,充分體現了政府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努力。
但是,比較這兩項試行的制度,仍然可以發現其中體現的重要差別及由此折射下的肅南縣社會事業發展時間表或路線圖對我國長期以來延續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模式的突破,從而使其具有更加重要的標木價值。
農牧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優先于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其顯著特點。肅南農牧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出臺和實施時間均早于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農牧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于2007年進行前期工作準備,以2008年1月1日為截止日期開始計算參保對象的年齡和相應的待遇水平。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于2008年進行前期工作準備,以2008年12月31日為截止日期開始計算參保對象的年齡和相應的待遇水平。其間有一年的時滯,肅南縣全體人口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由此由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農牧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三步走實現了全覆蓋,而農牧民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優先于城鎮居民,突破了長期以來形成的各項制度建設都是城市優先的格局,城鄉差異及其利益分配格局被完全打破。
三、肅南縣計劃生育家庭優先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建設對“新農保”制度的啟示
在農牧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出臺之后,為了體現社會公平,體現國策影響,進一步體現人口和計劃生育利益導向,具體在農牧民的社會養老保險辦理辦法中則充分體現了對農村計劃生育“兩戶”家庭的傾斜,使其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體現為鮮明的“計劃生育家庭優先”的特征。
(一)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中對計劃生育家庭的制度優先
近年來,在人口計生工作中與基本國策形成沖突的一個很具負面影響的現象就是“生育獲利”。由于各項惠農政策與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在有些方面的銜接不夠,新農村建設中以“普惠”為特征的多項民生政策設計中往往表現為按人頭平均,人群全覆蓋,這對于推進農村各項經濟社會事業發展自然十分必要,但是也造成了模范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兩戶家庭”由于人口少,在以人數為標準的資源分配中處于劣勢,而一些違反計劃生育政策超生的群眾反而由于家庭人口較多而受益,對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貫徹實施十分不利。在這一背景下,如何實現在新農村建設中推進各項事業,且不對計劃生育基本國策造成沖擊成為新農村建設中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對其破解需要在科學發展觀指引下的以人為本的全新制度設計。
肅南于2008年即開始進行探索。縣政府出臺政策,規定“凡參加了農牧村養老保險的農牧村計劃生育‘兩戶’家庭,且年齡在45 - 60周歲的婦女,其養老保險金財政補貼每人每年200元”。2009年又進一步提高標準,“將每人每年補助20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補助260元,且財政補貼新增加的60元全部劃入個人賬戶”。這一政策的顯著特點體現對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中“公平與效率”問題的全新思考,傳統的社會保險理論一般都認為在社會保險制度建設中對公平的考慮毋庸置疑,而對效率的考量則主要體現在“自愿參加”,個人繳費是獲得財政補貼的前提,以及個人繳費的費率和繳納標準與到達享受年限后的享受標準的對應,即“多繳多得,少繳少得”。
在公平與效率兼顧前提下,肅南縣對計劃生育“兩戶”家庭的優先集中體現在2009年7月7日由縣政府下發的文件《肅南裕固族自治縣人民政府關于提高全縣農牧村計劃生育“兩戶”家庭養老保險金財政補貼標準的通知》(肅政發仁2009 ] 29號)中。《通知》規定,為“解決農牧村計劃生育家庭養老保障問題”,決定在全面實行農牧村養老保險制度基礎上,提高全縣“兩戶”家庭養老保險金財政補貼標準。“從2009年1月1日起,凡參加了農牧村養老保險的農牧村計劃生育’兩戶’家庭,且年齡在45 ~60周歲的婦女,其養老保險金財政補貼部分由原來每人每年補助20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補助260元,且財政補貼新增加的60元全部劃人個人賬戶。”這就決定了與其他婦女相比,農牧村計劃生育“兩戶”家庭的婦女在社會養老保險繳費中承擔較低的義務,而在進人享受養老金的年齡段之后,享受標準則遠高于其他婦女。在與農村部分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制度銜接之后,兩項制度累加,“兩戶”家庭享受的補助和獎勵金將會遠高于普通家庭,體現出極為鮮明的人口和計劃生育利益導向,通過微觀的家庭制度建設,模范執行計生政策的家庭優先享受到了改革發展成果,計劃生育家庭成為政府支持下享受較高社會福利和經濟扶助的令其他群眾羨慕的“特殊人群”。
(二)肅南縣計劃生育家庭優先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建設對“新農保”制度實施的啟示
2009年和2010年是我國試點“新農保”制度的關鍵年份,各地的試點將對民生改善和“新農保”的制度完善起到關鍵作用。社會保險制度最顯著的特點是其“剛性”特征,享受待遇的給付標準只能上升不能下降,這就決定了在我國由于人口眾多,農民占一半以上的條件下只能以“低標準、廣覆蓋”為基本原則。
“廣覆蓋”之下的“新農保”制度如果沒有充分的基本國策考量,將有可能因“生育獲利”現象帶來前文提及的對人口和計劃生育利益導向的負面沖擊,因為在目前養老保險制度原本空白的中國農村,“養兒防老”仍是很多人在考慮自身養老問題時的首選,漢族占絕大多數的農民男婚女嫁的風俗習慣也決定了老人的養老需求更多由兒子來滿足,生兒子長期以來一直是大部分農民為自己“購買”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計劃生育在我國推行的30多年中最大的制度制約也在于農村養老社會保障制度缺位。“肅南模式”提供的制度標本極其可貴,對穩定低生育水平,統籌解決人口問題極為關鍵。對與此相關的人口問題,如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問題的解決也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將逐步引導育齡群眾的生育觀念發生重大轉變,生育將首先帶來的是感情滿足和精神需要,而非現在的滿足養老的經濟和物質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