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對雙減政策的看法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關于對雙減政策的看法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關于對雙減政策的看法范文
（一）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稅收政策。
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根本轉變，必須既要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也要優化區域經濟結構，促進經濟協調發展。對現有不夠合理的經濟結構進行大規模的，調整涉及到一系列的稅收政策問題，例如，與轉讓土地使用權和房屋以及其他商品、原材料等貨物有關的土地增值稅、營業稅、印花稅，增值稅的進項稅額與銷項稅額的問題，同破產企業與被兼并企業有關的欠稅問題和虧損結轉的問題，兼并方或受讓方按照國家引導的方向調整生產經營結構應給予的企業所得稅鼓勵問題，以及聯營企業和大型企業集團的所得稅重復征稅問題等。與此同時，還應注意以下問題：1、破產清算是加速經濟結構調整的一項重要舉措，稅收在原則上應該給予支持，但在實踐中還必須注意防止“假破產，真逃債”，即一方面把債務包袱卸給國家，另一方面破產企業的原班人馬和機器設備，卻依舊交由別的企業整體接收的非法行為。
2、我國現行分稅制體制中，對國有企業所得稅，仍然按照企業隸屬關系，將其收入分別劃歸中央和地方；對鐵路、銀行、保險部門的各種收入，也仍然沿用舊辦法，全部按部門匯總繳納給中央。這些辦法，助長了在長期條塊分割管理下所形成的“別人”的資產可以流入，“自己”的資產不得流出的錯誤思想，阻礙了存量資產在更大范圍內進行跨地區、跨部門的重組。
3、稅收只有積極促進國民經濟的增長，特別是大力促進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才有不斷增長的稅源。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正是在于后者會比前者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
（二）對投資和再投資的稅收鼓勵政策。
結合我國在投資結構和投資稅收優惠規定方面存在的問題，專家們提出的政策性建議主要有以下各點：1、從我國投資狀況看，存在著宏觀規模過大，微觀結構失調，不符合產業政策等問題。從財政狀況看，在連年赤字的條件下，平均每年用于投資的稅收減免，仍然高達百億元。因此，今后我國對投資的稅收優惠，應該加強總額控制，引導企業增加自身投入。2、在優惠方式上，盡可能減少采用增列所得稅稅前列支和免除增值稅銷項稅額的做法。3、鑒于我國科技還不夠發達，中小企業居多的實際情況，在投資稅收政策上，不僅要給高新技術企業以積極鼓勵，而且還要給進行技術改造的企業以大力扶持；不僅要給使用新科技成果的企業以鼓勵，還要給從事科技開發的科研單位以更多的支持。4、由于投資方向在地區和結構上存在一些失調，建議對在西部地區并且又是生產中所短缺的資源開發，諸如原油、煤炭金屬和非金屬礦產品等資源開發以及農牧業等的投資，給予應有的稅收鼓勵。5、消費與投資是關系到社會需求與供給的一對重要經濟問題，從我國實際出發，對一些稅收政策作出調整，以采取引導消費、鼓勵投資的政策為佳。6、修改對外商投資企業的減免稅規定，建議以項目優先取代地域性傾斜的政策。7、采取多種靈活有效的投資稅收?嘔菪問健＝ㄒ槌鐘械撓嘔菟奧屎投ㄆ詡趺饉耙醞猓箍剎慰脊獾乃笆招糯囪悠諛傷埃⑺笆盞置庖約凹鈾僬劬傻刃問健?nbsp;
（三）對高新技術產業的稅收鼓勵政策。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同第一、二、三產業一樣，也是一種產業，一種非常重要的產業。因此，稅收政策應該積極鼓勵科技發展，特別是要鼓勵高新技術產業化。專家們建議：1、根據國家有關科技立法，制訂財稅部門鼓勵科技進步條例，使財稅支持科技進步的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規范化的道路。2、稅收鼓勵應該遵守以下原則：服從國家科技發展計劃的原則；不使被鼓勵者產生依賴性的原則；同等鼓勵的原則；財政承受能力的原則。3、凡經財稅機關會同主管部門審查批準的企業和單位，允許其建立科技準備金，以便專項用于研究開發、技術改造和技術培訓的需要。4、中間試驗是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重要橋梁，鑒于其投資大，產品又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品產品，因此，應該考慮給予優惠。
1、關于涉外稅收政策的調整與完善。我國涉外稅收政策，是國家對外開放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擴大而從無到有逐步形成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不完善之處，如：優惠項目、層次過多，范圍過寬；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之間不平衡，向沿海傾斜；內資企業在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財政收入流失等。但這些可視為引進外資、引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成本。專家們認為看問題不能只看成本，而不看收益。比如，就稅收優惠與財政收入的關系來說，廣東省的三個特區和眾多的沿江城市是享受優惠最多的地區，也是生產力最活躍和收入增長最快的地區。從1993年起，該省的稅收連續四年每年以100億元的速度遞增，增速居全國之首。所以，對兩者的關系必須作辯證的分析。盡管如此，專家們認為對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應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逐步建立，對外經濟活動的進一步加強，總結經驗，適當調整我國涉外稅收政策。具體建議：（1）全面清理、歸并現行涉外稅收優惠政策，使優惠政策更為規范、高效、簡明和統一；（2）由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傾斜，轉向產業與區域相結合，以產業優惠為主的政策；（3）在優惠方式的選擇上，可考慮將現行以直接優惠為主方式改為直接優惠和間接優惠方式相結?系畝嘀鐘嘔莘絞劍唬?）逐步理順流轉稅的特殊規定，統一進出口稅收政策；（5）完善地方稅的優惠規定。
2、關于稅收國民待遇問題。由于對國民待遇的理解不同，在財稅界大致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國民待遇就是對外國人（包括外國法人，下同）給予本國人完全相同的待遇，因此國民待遇原則和涉外稅收優惠政策是矛盾的，對外資企業實行國民待遇就要取消涉外稅收優惠政策。第二種觀點認為，國民待遇是建立在非歧視原則基礎上的，其基本含義是對外國人的待遇不應低于本國人，因而國民待遇原則與涉外稅收優惠政策并不矛盾，國民待遇原則不排斥給予外國投資者高于內資企業的待遇。第三種觀點認為，國民待遇與涉外稅收優惠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統一的一面，二者是一對矛盾的統一體。
（五）出口退稅政策。
出口退稅是指一個國家對出口商品退還其已征收的增值稅，使出口商品不含流轉稅。實行出口退稅政策，能夠使本國貨物以不含稅價進入市場，既能達到增強競爭能力，促進出口的目的，又能增強比較利益的透明度，達到互利的目的。它實際上是一種消除出口商品岐視的經濟政策，體現了公平貿易的原則。盡管現行出口退稅政策存在一些矛盾，但我們不能“短視”，只盯住矛盾不放，而應積極加以完善。因此，專家們建議：1、遵循“規范、實效、簡化、統一”的原則，逐步縮小退稅率差異，體現公平待遇；盡可能縮短出口退稅時間，減輕企業籌集困難；兼顧手續簡便和監控嚴密，提高征納效率；兼顧中央與地方利益，有利于退稅政策的持久執行。2、按照全社會的增值稅平均實際負擔率，結合對某些差異的微調，確定一個退稅率，定期公布執行，基本做到征多少退多少，使企業消除顧慮，放手經營。3、為了做
到退稅的橫向公平，建議將現行出口分別外貿與生產企業按照進價與銷價（FOB）計算增值稅改為一律按照進項金額計算增值稅。4、結合調整出口退稅率和統一退稅計算方法，建議將企業的增值稅負擔歸集于“不宜抵扣率”之中（不宜抵扣率等于法定稅率減出口退稅率）。這樣做的好處，是企業負擔明確，便于操作管理。5、用稅法約束出口退稅時間。可以考慮在申請單位辦齊出口退稅手續后2個月退還稅款，逾期由稅務機關承諾按銀行貸款利率給予補償。6、建立職責明確、審核有序的出口退稅管理系統。由日管機關負責審定出口退稅的進項稅金；出口退稅必須在對企業的進項稅金總額、出口收匯等憑征和應征稅款額的嚴密審查以后進行。
二、關于完善稅制問題：
（一）關于優化稅制結構：
優化稅制結構是指，符合一國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及需要的稅制結構就是優化的稅制結構。從世界各國稅制來看，大多數發達國家實行以直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發展中國家因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征管手段相對落后，市場機制不健全，因而大都實行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
流轉稅具有征收面廣、收入穩定、易于征管等特點。我國現行稅收制度在目前和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對我國基本適用，但目前流轉稅比重大，所得稅比重過小影響了雙主體的形成。借鑒國際經驗，我國當前應合理調整直接稅與間接稅之間的比例，逐步加大直接稅在稅收總額中的比重，逐漸形成以流轉稅和所得稅并重的雙主體結構。
（二）完善稅種
1、關于完善增值稅問題：
（1）征稅范圍問題。一些專家認為，我國現行增值稅征稅范圍的優化，關鍵不是要不要擴大到勞務領域，而是在勞務領域覆蓋到何種程度的問題。在操作上主張循序漸進，分步互位。但在具體征稅范圍的確定上，有不同看法。一種意見認為，鑒于征稅范圍的擴大對地方財政收入和增值稅管理規范的影響，以及現有征管能力的制約，先期可考慮對增值稅扣稅鏈條影響較大。也便于操作實施的交通運輸業和建筑安裝業納人征范圍。另一種意見認為，當前應盡快將那些與貨物交易密切相連，與抵扣鏈條的完整性關聯度高，與增值稅的規范操作抵觸較大，管理上便于操作實施的勞務納入征稅范圍。第三種意見認為，應將增值稅的課稅對象擴大到全部商品和勞務的銷售，解決現行增值稅“鏈條”中斷，混合銷售界定不清待難題。
（2）選型問題。關于這一問題，也有三種不同的看法。
第一種看法，主張近期仍維持生產型增值稅格局，因為它較好地體現了稅收的財政原則、公平原則和效率原則。消費型可視為增值稅改革的長期目標。
第二種看法，主張改現行生產型增值稅為收入型增值稅，允許固定資產所含稅金作為進項稅金分年抵扣。
第三種看法認為，消費型增值稅是我國增值稅類型轉換的目標模式，但根據我國目前的財政承受力，增值稅類型的轉換只能逐步過渡。當前，可以考慮將“消費型”增值稅當成產業政策來利用，實行有限制的或定向的消費型增值稅。具體設想是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高新技術、交通電力、能源等基礎產業中采用“消費型”，將抵扣的資本物限定為技術、設備，旨在促進企業轉換機制，并抑制投資擴張。轉型期的收入缺口可以通過一些過渡性的安排予以緩解或彌補。比如，對固定資產的存量和增量可分別按年度分比例抵扣。對前者在規定的購置年限內允許部分抵扣，對后者一般當年抵扣的比例最低，往年逐步遞增，直到全額抵扣。
（3）稅率優化問題。第一，稅率結構模式的選擇。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是強調增值稅的“中性”原則，主張簡并稅率檔次，認為單一稅率結構可以有效消除“無稅扣稅”、“低稅高扣”等弊端。一是維持當前的雙稅率格局，并且，雙稅率結構也符合世界潮流。第二，稅率的量度調整。同世界上實行增值稅國家比較，我國基本稅率適度，可繼續維持。但優惠稅率有偏高之嫌，可考慮向下微調為11％。第三，弱化優惠稅率累退性的技術手段。可以考慮在技術上設定一個征前扣除率（即基本稅率與優惠稅率的率差），同時在全部納稅環節統一執行一檔基本稅率。當國家在對適用優惠稅率的納稅人征稅時，除按照發票扣稅外，再補扣一個設定的扣除率，從而保證抵扣和鏈條的完整，解決因優惠稅率的應用而造成稅負在納稅人之間轉嫁的難題。
（4）增值稅的管理問題。漢前增值稅管理方面的矛盾突出，稅收流失嚴重，必須加大增值稅規范化管理的力度。其具體辦法有，第一，改進和加強發票管理辦法。第二，整頓和加強銀行賬戶管理并實行增值稅稅金結算專戶管理。第三，賦予稅務機關在異常申報方面的核定征稅權，制定轉讓定價和利息、費用分攤的專門規定。第四，改革現行增值稅制度簡化“三附表”的填報內容。建立稅務機關輔導后再申報的納稅輔導制度。
2、關于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問題：
（1）納稅人的確定問題。一種意見認為，統一后的企業所得稅應當遵循國際慣例，以法人為納稅人。另一種意見認為僅以法人為納稅人是涵蓋不全的。所以統一后的所得稅應稱為“經營所得稅”，凡有經營所得的企業、單位和組織，均視為納稅人。
（2）稅率的確定問題。一種意見認為，比例稅率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采用的所得稅率，它具有計算簡便、透明度高和可促進企業公平競爭的優點，所以，統一后的企業所得稅仍采用30％的比例稅率。另一種意見認為，我國地域遼闊，經濟發展不平衡，統一后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可采用三種形式：一是比例稅率，其稅率可維持現有的33％或降至30％；二是三檔累進稅率；三是以比例稅率為基本稅率，制定三級超額累進的優惠稅率，即10％、20％和30％。
（3）應稅所得額的確定問題。目前我國在這方面的管理較亂，稅基受侵蝕，稅款流失嚴重。因此，要從多種途徑探尋建立企業所得稅會計的辦法，如建立相對獨立的由若干計稅扣除標準組成的所得稅會計制度，徹底消除企業財務制度對計稅所得的影響，對實行計稅工資辦法的人員要有明確的界定，明確匯總納稅企業稅前扣除項目的具體標準等。所以應同時建立一套完整規范的與企業財會制度完全分離的分行業稅前扣除標準。
3、關于個人所得稅問題：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個人所得稅已成為最具潛力、最有發展前途的稅種之一。但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度設計和征收管理都還存在著諸多不足之處，影響著其功能的進一步發揮，需要加以完善。
第一，改進個人所得稅制度的設計。以“分類綜合所得稅”取代當前的“分類所得稅”計征模式，可將之視為改革的目標。但這種稅制模式操作比較復雜，征管成本過高，近期不宜實行。目前只能在“分類所得稅”模式下對個人所得稅制度進行改進。基本設想：一是改進對“工資、薪金所得”課稅的費用扣除方法，實行費用扣除標準“指數化”，使費用扣除標準與物價指數掛鉤，同時，按納稅人生活費用支出內容不同分別設置基礎扣除，贍養扣除、特定支出扣除等項目，充分照顧不同納稅人家庭狀況的差別，使稅收負擔更公平合理。二是
第2篇：關于對雙減政策的看法范文
最近五年來，人民幣匯率問題一直是國際經濟界引人注目的焦點問題之一，非凡是在中美兩國的經貿關系中，這個問題更具有非凡意義。在2005年之前，中國實務界和理論界多是從對外經貿關系的角度來看待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直到2006年，當中國的外匯儲備超過1萬億美元以及國際收支雙順差成為國際收支失衡基本內容并且成為中國宏觀經濟調控中必須認真對待的挑戰性問題之后，實務界和理論界關于認真對待和多角度思考人民幣升值壓力及匯率政策調整問題的聲音才多了起來。
由于匯率決定模型復雜多樣而且還因為匯率理論的假說及其政策引申意義，至今難以找到一個可被廣泛應用且能夠被當成“主流熟悉”的具有廣泛認同性的一致說法。正因為這一點，我們在研究人民幣匯率問題時，也自然要從多角度出發不受限制地進行思考，才有可能從中發掘更深刻些的理論內涵和更有利于中國長遠經濟發展的政策建議。在目前形勢下談人民幣匯率和中國國際收支問題，應當考慮以下問題：怎樣看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動機？人民幣幣值是否被嚴重低估？低估的背后原因是什么？現行的人民幣匯率政策能否做出更好的策略性選擇？本文就上述幾個問題談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愿望為何如此強烈
在眾多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經濟體中，美國無疑是愿望最強烈的一個。據我觀察，在美國大致有四類人對人民幣匯率問題表示了強烈關注：一是勞工組織，他們認為從中國大量進口工業制品影響了美國制造業工人的就業；二是制造業資方代表，他們親身感受了中國低價產品的競爭性威脅；三是一些代表前兩類人的政治家，他們往往出于政治考慮以某些利益集團代言人身份發表施加壓力迫人民幣升值一類的意見；四是一些從一定的經濟學理念和全球貨幣結構經濟結構失衡角度思考問題的經濟學家，他們認為人民幣幣值的確存在嚴重低估傾向，假如人民幣通過增加匯率彈性等手段出現較大幅度的升值結果將有助于業已出現明顯傾斜的全球貨幣結構和經濟結構，當然也可以部分地緩解美國的貿易逆差壓力。
2006年，美國的對外貿易逆差為7636億美元，其中，美國對中國的逆差為2325億美元在美國貿易逆差總額中占比大約為30%，這一高比例也說明了為什么美國最為關注人民幣匯率問題。只不過許多呼吁人民幣升值并指責中國匯率政策人士忽略了兩個重要的事實：一是在2006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3000多億美元產品中，有2/3是外資企業或中外合資企業，其中也包括很多的美國公司；二是中國向美國出口增速較高，與美國沃爾瑪等大公司的低價采購行為推動有很強的關聯度。2000年時，沃爾瑪公司的全球零售總額只有1913億美元，到2006年，這個數字已飆升至3500億美元左右，沃爾瑪公司多年來就一直把中國當成其最重要的商品采購市場，而美國市場在沃爾瑪公司銷售總額中的貢獻率達80%以上，這說明，美國消費者也是便宜中國商品的最大受惠群體。盡管如此，要求人民幣匯率擴大波動控制區間并答應人民幣提高升值速度仍然是美國社會的主流意見。其中，許多學者認為人民幣幣值確實存在嚴重低估現象及中國政府通過匯率政策的調整也能對世界貨幣體系產生積極影響等意見，也的確值得重視。
二、人民幣幣值低估及其形成原因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只要它力圖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和非自由放任的匯率制度，就必然會面臨一個如何確定匯率的問題。確定匯率實際上確定本國商品在國際貿易活動中的相對價格。假若進出口商品的價格彈性充分，“相對價格”較低即本幣幣值采取低定價策略能夠刺激出口并改善經常項目收支的狀況，“相對價格”較高即本幣匯率高估則會出現相反情況。
一般情況下，經濟學家們總是用一價定律和相對購買力平價理論來思考和解釋長期的匯率決定問題。按照一價定律，同樣的商品假如不考慮運費和貿易管制成本，它在不同的國家應該價格相等。由于一價定律考慮的不是單項商品，假如將兩國商品的總體價格水平進行比較就生成了以購買力平價為基礎的匯率決定理論。購買力平價理論從邏輯上之所以能夠成立，它背后的前提是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即在貿易和資本完全自由流動的條件下，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因素價格會逐漸趨同。
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非凡情況，因此，本幣幣值的確定并不能簡單地運用國際經濟學中的主流匯率決定理論進行解釋。通常，一國貨幣的匯率水平經常取決于它所選擇的匯率制度及由國內貨幣市場、宏觀經濟運行及國際收支調節策略等多項因素決定。在浩如煙海的經濟學文獻中，雖然有各式各樣的均衡匯率模型，但對市場參與者和調節者有影響意義的永遠是選擇什么樣的匯率形成機制或如何確定一定時期的名義匯率。
中國多年來的匯率制度名曰“有治理的浮動匯率制”實際上是以美元為釘住目標的固定匯率制。在十多年的時間里，我們一直將美元與人民幣的兌換關系確定在1：8.28左右。直到2005年7月21日，中國才公布放棄單一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而改為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根據市場供求答應人民幣匯率每日在3‰的區間中浮動的新匯率制度，20個月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已升值約7.76%。盡管如此，國際金融市場仍抱有強烈的人民幣升值預期，中國的外貿出口勢頭仍然有增無減，國際上一些熱錢仍然在想方設法鉆進中國市場，在難以抑制的人民幣升值預期推動下，資產市場價格也出現一路飆升的景象。所有這些，都給我們提出了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人民幣幣值是否被低估，到目前為止，被低估的幅度到底有多大？
人民幣幣值是否被低估？這是一個很難用三言兩語就簡單說清的問題。在一國實際匯率的分析中，現在理論界較普遍的看法是用實際有效匯率這一綜合匯率指數方法判定一國的幣值更有說服力。在這一方法的應用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大多數成員國都以消費物價指數為測算基礎，其中，24個工業化國家還采取以單位勞動力成本來替換消費物價指數指標，其所得測算結果，同樣能反映出一國的國際競爭力。根據專家的計算，中國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動大體經過了3個階段，即1980～1988年，人民幣名義匯率與實際有效匯率均呈現大幅同步貶值勢頭；1989～1993年，人民幣名義匯率基本穩定但實際有效匯率卻大幅下降；1994年至今，人民幣名義匯率僅經歷了相對較短時間的變動但實際有效匯率卻出現了明顯的升值。我們都知道，一國的名義匯率假如未發生變化，但實際有效匯率出現明顯升值，就說明該國的貨幣幣值存在低估傾向。
匯率決定理論極為精巧復雜，由于中國國情的非凡性，直接用任何一種均衡匯率理論模型恐怕都難以獲得對人民幣幣值現狀及走向問題的圓滿解釋，但現有經濟理論卻可以給我們提供一條簡明的思考路徑，這就是在不考慮決策當局偏好的情況下，從一些重要宏觀經濟變量的變化趨勢中分析現行匯率是否已出現失調，然后從失調的矯正措施中去選取政策調節方法。
一般地說，在浮動匯率制度下，一國貨幣幣值的提升總是與這個國家的經濟基本面狀況良好及由此產生的投資者預期改善等因素相聯系。而一國經濟的基本面又主要取決于在一定的開放度條件下該國的儲蓄投資循環狀況、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社會總需求和就業水準、貿易條件、政府財政支出水平以及金融體系的健全和效率等等因素。這些因素假如都處于良好運行狀態就會對經濟成長產生合成推動作用，而中國在改革近30多年的時間里一直保持年均經濟增長速度世界第一的記錄也就是這些因素發揮積極作用的結果。近年來，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滯后影響，原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已大大放慢了增長速度，美國自2001年以來也結束了持續近十年的強勁增長勢頭，歐洲經濟雖然未出現美國經濟那種戲劇性的漲跌變化但始終未出現過高成長奇跡，日本則剛剛走出經濟不景氣泥沼呈現低速增長勢頭，印度和俄羅斯雖近年來在經濟增長率上亦有不俗表現但眼下及今后相當一段時間在某些方面還無法同中國抗衡。在相互發生作用的國際競爭環境中，中國不僅速度領先，而且在國民儲蓄率、外匯儲備增長額、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絕對額方面都名列前茅，并且，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中國至少在今后十年中也許還能繼續保持增長領先地位。按照一般規律，一個政治安定、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主要依靠內源融資能維持10年以上的經濟高增長預期的經濟體，其貨幣就必須堅挺并出現明顯的相對升值，從上世紀70、80年代德國馬克、日本日元到90年代的美元幣值變動史中都可以看出這個規律。同樣，中國目前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也是這個規律在強制地發揮作用的結果。
中國高額的外匯儲備和外匯儲備的超常增速來源于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這是人所共知的。那么，形成“雙順差”的關鍵原因在哪里呢？顯然，對“雙順差”局面形成的決定性因素就是中國政治穩定、經濟持續高增長背景下帶有非凡國情味道的生產要素的非均等化傾向。在人力、土地和資本這三項基本生產要素中，中國生產的可貿易商品中的人力和土地成本不僅大大低于發達工業國家，而且還遠低于新興市場國家。在勞動力具有無限供給趨勢的環境中，中國可貿易商品中的勞動力成本不僅所占份額極低，而且在近30年時間里始終未發生非凡明顯的增長性變化；在中國各地的區域經濟發展中，各地政府為了增加地方稅收和就業崗位，在土地批租中紛紛展開優惠競爭，這使得地租成本在可貿易商品中同勞動力成本一樣也只占很少的份額。這兩項成本節約因素與外國的資本和技術相結合加之政府對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必然使中國成為一個蓬勃興起的世界工場。這使得中國在2
002年年底一躍成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而外商投資企業中相當一部分都是以國外市場為目標的出口創匯企業，只要這類企業總數在增長，中國的出口就會相應快速增長。同時，在中國現行的強制結售匯制度下，企業貿易收入的絕大部分會自動轉化成國家的外匯儲備。中國加入WTO后，貿易條件的明顯改善和開放度的進一步擴大使得中國進出口總額保持了旺盛的增長勢頭，這也帶動了外匯儲備的增長進一步提速。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用價格機制和價格水平可以解釋很多現象，筆者認為，中國的人民幣幣值和外匯儲備問題，完全可以用低價勞動力和土地要素低價水準導致的幣值嚴重低估來解釋。
第3篇：關于對雙減政策的看法范文
市委、市政府召開今年全市第一季度經濟工作督查調度會議。分析一季度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主要任務是學習兄弟市經濟社會發展經驗。布置安排二季度經濟社會工作，為確保完成全年任務奠定基礎。前天，市和市進行了觀賞學習，學到經驗，看到差別，增強了壓力；昨天，又利用一天時間，實地觀摩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新亮點，看了以后感到變化很大、令人振奮。關于到和市以及縣的考察觀摩情況，書記還要作全面總結，僅就縣的工作簡單談一談看法。
縣去年一年。堅持現代農業和現代服務業雙翼齊飛，堅持工業化和城鎮化雙輪驅動。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突出效果。主要印象有三點：一是大項目引領工業化。投資11.5億元雙班20萬輛江淮安馳微轎生產基地即將全面啟動；投資10.8億的雨潤食品工業園項目已經正式簽約，7月份將開工；昨天又舉行了10個投資超億元項目的集中開工儀式。二是大手筆推進城鎮化。去年大建設的基礎上，今年城南新區新開工建設11條25公里的道路、2個公園、6公里的水系景觀帶，40萬平方米的3個安排小區即將投入使用，開工建設渦河三橋，南部新區可以說是路網、水網交織，夢里水鄉的新家園雛形初現。三是大視野統籌城鄉一體化。昨天下午主要看了農村，看了楚村的現代農業循環經濟園，看了新農村建設點，家家戶戶使用沼氣，太陽能路燈的應用，這些應該在全市的新農村建設中進行推廣。
會上。感到大家的思路都很清晰、措施也很具體，三縣一區和市直幾個部門進行了交流發言。講的很實在很全面，希望抓好落實。一會，書記還將作重要講話。下面，先講三點意見。
一、充分肯定第一季度全市經濟工作取得的效果
今年以來。堅持“發展為上、民生為先、穩定為重，全市上下認真貫徹落實中央、全省經濟工作會議和全國、全省“兩會”精神。少說多做、真抓實干”全面實施跨越式發展戰略，經濟社會呈現“增長強勁、調整加快、效益回升、民生改善、社會和諧”良好態勢，為完成上半年乃至全年目標任務打下了基礎。
一是工業經濟迅速回升。初步統計。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實現增加值33.9億元，1-3月份。同比增長36.9%增幅居全省第2位。年銷售收入2000萬元以上的規模工業企業總數達到319家，比年初凈增71家，新增個體工商戶3902家，新增中小企業530家。
二是小麥生產豐收在望。面對歷史罕見的秋冬連旱。狠抓抗旱春管，全市上下全力以赴。堅持了小麥良好的生長態勢。全市累計澆灌小麥1700多萬畝，追施返青肥和拔節肥900多萬畝，促進了苗情轉化，目前，全市小麥一、二、三類苗分別為75%20%和5%壯苗比例達到95%整體長勢好于去年同期，只要中后期田管措施落實到位，無較大自然災害影響，午季小麥豐收在望。
三是商貿流通繁榮活躍。預計。全市實現限額以上消費品零售額15.88億元，13月份。增長53.6%增幅居全省第1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65.5億元、增長16.6%增幅居全省第15位；實現進出口總額4845.8萬美元，增長21.4%比上月提高5個百分點，增幅居全省第13位。
四是投資增幅全省領先。預計。增長40.5%增幅居全省第2位。一季度全市完成固定資產投資34.9億元。
五是招商引資好戲連臺。今年。新成立了勞動密集型產業、商貿服務業、新興產業、金融業招商中心，市修訂完善了招商引資優惠政策。組建了市招商服務中心和項目推進服務組，實行招商引資周例會制度，極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初步統計，13月份，全市新引進各類招商引資項目213個，總投資189億元，實際利用市外資金97.3億元，同比增長87.9%其中，利用省外資金52.5億元，增長73.7%12月份，利用省外資金億元以上項目實際到位資金12億元，增長151.5%增幅居全省第3位。杉杉服飾、安踏鞋業等項目順利推進，金龍集團、亳藥堂一期工程開工建設，與雨潤集團、江淮汽車集團、修正藥業集團、新華發行集團、精華藥業集團等知名企業的合作協議已經簽署，與中恒集團、恒大集團、華強集團、天津醫藥集團、紅星美凱龍集團等達成合作意向。同時，蕪湖工業園也即將啟動。值得一提的一批投資10億元以上的工業項目，有的已經開工，有的即將開工。
六是財政金融形勢喜人。一季度。增長50.6%收入總量居全省第14位、較上月前進1位，全市完成財政收入17.04億元。增幅居全省第7位。截至3月末，新增貸款33.08億元，比年初增長13.52%增幅居全省第1位。今年第一次銀企對接會促成銀企合作項目343個，簽約金額37.8億元。
充分肯定效果的同時。確保經濟平穩健康運行。一是宏觀環境變數增多。中央雖然繼續實施擴大內需的方針，必需認真分析存在問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但近期連續多次加息，多次提高存款準備金，政策明顯收緊。目前，市局部項目后續建設資金缺乏，經初步摸排，今年有貸款需求的重點項目有171個，年度計劃投資80.3億元，年度貸款需求約26億元，多數貸款尚未得到落實，影響了建設進度。二是與周邊相比競爭加劇。目前，全省各市你追我趕，發展勢頭強勁。一季度，市財政收入總量略高于宿州，但增幅落后于宿州1.8個百分點，其中地方財政收入的增速比阜陽低11.1個百分點、比宿州低10.7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增幅雖然高于阜陽4.6個百分點、高于宿州3.9個百分點，但總量分別比阜陽和宿州少19.6億元和10.1億元。三是財政收支壓力加大。一季度全市財政收入較快增長，主要是由于今年入庫的非即期收入和一次性收入增加較多，若扣除一次性因素，增幅將大幅下降；財政收入增長慢于財政支出增長，遠遠不能滿足支出需要，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加強水利基礎設施建設、保證性住房建設等都需要增加財政投入，支出的壓力更大。四是項目建設亟待提速。市直和南部新區工業區年度計劃新開工項目41個，一季度僅開工7個，開工率17%低于去年13個百分點，多數項目的規劃設計、施工許可、項目用地等前期工作因種種原因而拖延，一定水平上影響了年度投資計劃實施。五是園區擴區進展緩慢。各縣區的園區擴區工作進展不平衡，局部基礎設施項目仍處于規劃設計、工程招標和征地拆遷階段，新開工道路、管網工程較少。
總之。面臨的任務艱巨。第二季度是做好全年工作的黃金期和關鍵期，當前的經濟工作取得的效果可喜。全市上下一定要進一步增強緊迫感，以更加振奮的精神、更加有力的舉措、更加務實的作風，奮力開創第二季度經濟工作的新局面，為完成全年任務打下堅實的基礎。
二、努力在幾項重點工作上實現突破
第二季度經濟工作總的考慮是圍繞“確保快速發展、力求爭先進位”目標。扎實開展招商引資推進年、項目建設推進年、發展環境優化年“三項活動”全面實施資金平安、工程平安、生產平安、干部平安“四項工程”努力在招商引資、項目建設、平臺打造、資金平安“四項重點”工作上尋求突破，依照年初既定的工作思路。確保第二季度各項經濟指標實現時間任務“雙過半”
一）把招商引資作為第一要事。
招商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最直接、最現實、最有效的便當路徑。引進人才、資金、項目、市場等生產要素的殊途同歸。作為后發地區，優化結構、轉變方式、創新機制的肯定選擇。必需把招商作為第一要事，走跨越式發展的道路。
第一。思想解放天地寬，思想上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是行動的指南。思想解放機遇多，思想解放發展快。思想解放不是說在嘴上，而是體現在行動上，體現在具體項目上。思想解放必需看長遠、算大帳，必需勇于擔當、果斷決策，必需心底無私、一心為民。一要政策引領。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政策可以調動千軍萬馬，可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今年元月份，市政府對實行了兩年的招商引資政策進行了局部調整，土地、稅費等方面的優惠尺度進一步放寬，政策的覆蓋范圍進一步擴大，優惠水平略高于周邊地區，政策出臺以來，發生了較大的吸引力。修正藥業、精華藥業、紫鑫藥業已經落地，中恒、杉杉、恒大、華強、雨潤、紅星美凱龍等一批知名企業在進行戰略性布點。實踐證明，只有看長遠、算大帳，不時完善政策，打造投資洼地，才干形成“引進一個、帶來一批、發展一片”集聚效應。二要招大招強。一流的產業要由一流的企業家來打造。要緊緊圍繞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堅持理性招商，要招大引強，瞄準中國500強、行業50強等大企業、大集團，主動上門，攀親敘友，推進合作。當前，要主動出擊，加強與央企、國企、省屬大企業和知名民企的對接。今年，省國資委將舉辦地方政府與省屬企業對接活動，第一場對接會爭取放在舉行。從現在起，市發改委、經委、招商局、國資委等相關部門和各縣區政府要積極準備，研究省屬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發展特點和方向、投資需求，有針對性地謀劃項目，爭取對接活動取得實質性的效果。三要招工招新。工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是市招商引資的主攻方向，必需緊緊圍繞“125工業振興計劃”大力實施“產業招商”引進龍頭企業，延長產業鏈條，打造塊狀經濟和集群經濟。要突出抓好現代中藥產業招商，注重引進高端制藥企業、先進裝備、先進技術、優秀人才，不時提高中藥產業的科技含量和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名副其實的中華藥都。四要盯住盯緊。對那些有擴張沖動、有轉移意向的企業，要想方設法通過各種直接的間接的關系牽線搭橋去認識、去結交。一有意向，就緊貼上去、盯住不放、一抓到底，使之盡快落地生根、開花結果。五要服務到位。市政府已經實行招商引資周例會制度，正在制定《重點招商引資項目推進服務組制度》每個重點招商引資項目都要成立推進服務組，由一名市級領導分包，一個牽頭單位負責，有關成員單位配合，牽頭單位主要負責人為項目推進服務組組長，要做到項目日常服務專人專辦、應急服務及時處置。
第二。要做足功課、準備充分，招商方式上要進一步創新。一要帶著協議招商。臨行之前。認真研究雙方的資源稟賦、經營理念和共同愿景、發展意向，及早起草合作協議，通過面對面的交流會談，突破一些實質性問題，爭取現場簽訂框架性合作協議甚至正式合同，從而提高招商時效。二要帶著感情招商。誠信是根本，真誠是基點。要真正站在投資者的角度，進行換位思考，為投資者著想，幫投資者盈利，助投資者勝利，做到真心、誠心、熱心、恒心、耐心，以真情換真意，以誠信樹人格，與投資者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以自己的一片真情實意感動投資者。要以真情搞好外商的接待，做到細致周到氛圍熱烈，黨政聯手、口徑一致。三要帶著資源招商。要善于推介，大力宣傳我市的區位優勢、資源優勢、勞動力優勢、政策優勢、交通優勢、人文優勢、政治生態優勢。要充分挖掘人脈資源，廣泛利用親友情、同學情、戰友情、老鄉情等各種聯誼渠道，全方面收集招商信息。今年，交給市招商局一個任務，就是以藥商為主，分省成立商會，使籍企業家成為我市招商引資的領頭人和中介人。四要帶著項目招商。要根據國家產業政策導向和我市產業結構調整需要，高起點、高水平篩選包裝一批產業升級、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領域的大項目、好項目，把項目前期工作做實做細，提高可操作性，讓客商看到項目的特殊優勢，增強吸引力，提高簽約勝利率。同時，要加強市、縣（區）招商局的隊伍建設，選拔最優秀的同志空虛到招商局。
第三。產業上就是藥業經濟為主。三要掌握招投標的主攻目標。無論是項目建設還是土地出讓都要有招大引強的理念，招商領域上要進一步拓展。一要把握招商的主攻產業。要圍繞工業化、城鎮化、現代農業、現代服務業和社會事業進行招商。二要把握招商的主攻區域。地區上就是長三角、珠三角的一線鄉村。要采取適當方法著重引進國家一流的設計院所、建設企業，參與的建設，提高鄉村建設的檔次和水平。
二）把項目落地作為第一抓手。
項目是投資的載體。沒有投入就沒有增量，沒有項目就形不成投資。也就談不上發展。一定要增強項目意識，堅持政府工作項目化，項目工作工程化，把項目能不能落地建成作為檢驗各地各部門執行能力的主要規范之一。當前，要重點落實以下項目：一是市、縣（區）政府在人代會上承諾的項目；二是30項民生工程項目；三是招商引資項目；四是土地整理項目等。
一要強化責任。繼續推行重大項目市領導分包責任制。及時發現解決問題；各相關部門要進一步增強服務意識，分包項目的市級領導原則上每周要到分包項目工地現場督查一次或召開一次例會。全力為項目建設排憂解難；各項目建設單位要科學組織，保證質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千方百計加快項目建設進度。
二要強化管理。要堅持上下聯動、條塊結合。特別是政府投資項目，切實加強項目管理工作。每一個項目。都要切實把好“三關”工程設計關、建設關、驗收關）嚴格落實“六制”項目法人責任制、招投標制、合同管理制、工程監理制、資金報賬制、竣工驗收制）著力提高項目工作的科學化水平。
三要強化保障。要進一步加大對重點項目的要素保證力度。加快項目相關事項審批，市直有關部門要切實解決資金、用地、供水、供電、供氣、物流、運輸等方面的問題。確保項目順利推進。對項目落地情況，實行分管市長周調度、市長月調度制度，重大問題及時協調。
三）把平臺打造作為第一要素。
要著力建設省級開發區、特色產業園區、鄉鎮工業功能區等三大平臺。增加投入，加大園區擴容升級力度。擴大規模，做強產業，使園區迅速成為經濟發展的增長極。
抓好省級開發區建設。五個省級開發區每年要完成擴區3平方公里的任務。第一。
第二。盡快升級為省級開發區。二是加快蕪湖工業園建設。總面積10平方公里，加快特色產業園區建設。一是市南部新區要加快申報現代中藥產業園。起步區3平方公里。要加緊注冊成立蕪湖工業園開發建設有限責任公司，對選址要作適當調整，抓緊編制總體規劃，盡快啟動基礎設施建設。三是加快古井產業園建設。市委、市政府初步考慮古井產業園、修正藥業、杉杉服裝、蕪湖工業園四個項目在5月份集中舉行開工典禮。四是縣要加快雨潤（食品工業園建設和江淮安馳產業園建設，爭取盡快開工。五是縣要加快篩網紗門產業園建設，爭取有大項目入駐。六是渦陽縣要加快渦北循環經濟園建設，加快推進洗煤廠項目，爭取盡快有實質性進展。七是市住建委要抓緊編制勞動密集型產業園規劃，爭取盡快啟動建設。
第三。市有30個鄉鎮工業功能區，大力發展鄉鎮工業功能區。目前。但功能較弱，必需加快建設與發展。一要抓規劃。依照“規模適度、定位合理、一次規劃、分步建設、滾動開發、集約發展”原則，從當地產業基礎、區位優勢、資源條件動身，確定功能區的發展模式。二要抓項目。今年，每個功能區至少要入駐1家規模企業。全力支持譙城區古井鎮、縣許疃鎮工業功能區申報省級開發區。三要抓結合。以中心鎮為軸心，與推進農業產業化、城鎮化相結合，使工業功能區成為統籌農村二三產業協調發展的重要載體。四要抓經營。要樹立經營土地的理念，整合鄉鎮資產，成立建司，打造融資平臺，籌集基礎建設資金，實現滾動發展。
第四。十二五”期間，提供土地保證。正處在大建設、大發展時期。據估算。從需求方面講，全市平均每年需要新增建設用地約為2萬畝，總量約為10萬畝；從供給角度分析，省政府能下達的年度新增建設用地指標約為2000畝，加上城鄉建設用地掛鉤周轉指標每年約為1萬畝，五年合計約6萬畝，供需缺口達4萬畝。這就要求我要開拓思路，尋找新的路徑。一要在清理批而未建、閑置土地上突破。全市批而未供、閑置土地至少有2萬畝，致使珍貴的土地資源不能得到合理利用，要下決心把這部分土地清出來、用得上。二要在推進建設用地置換掛鉤和農村土地整治上突破。要把土地整治工作作為全市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突破口和“頭號工程”盡快完成7個國家和省級土地整理項目的竣工驗收工作；切實做好縣舊城鎮、城關鎮和渦陽縣牌坊鎮3個土地整理項目的開工建設；全面開工建設全市整體推進農村土地整治示范建設8個子項目；加大土地復墾整理力度，確保全年完成8000畝的新增耕地任務；做好去年置換項目的復墾驗收和今年增減掛鉤的組卷工作，今年市本級要達到1萬畝，每縣區要分別完成5000畝。三要在鄉村規劃區內集體土地的征收上突破。這方面，縣、縣發明了整村拆遷的好經驗，值得學習借鑒。四要在國有土地的房屋征收拆遷上突破。要進一步組織學習《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領會好文件精神實質，樹立依法行政、以人為本的理念。工作要更細致、更民主、更規范，確保鄉村建設的健康發展。市直和譙城區要加大老城區改造拆遷力度。五要在用足用活政策、積極爭取用地指標上突破。要靈活運用計劃、點供、移位、掛鉤等手段，全力保證地方經濟建設用地，市本級要確保年內收儲土地1.8萬畝。要通過提高土地的投資強度和容積率，土地出讓合同中約定開竣工時間和違約責任等方式，確保批一分地用一分地，進一步提高土地節約集約利用水平。六要在狠剎私搭亂建歪風上突破。私搭亂建嚴重影響了鄉村發展進程，影響了全市人民的根本利益。對“兩違”處置，態度要堅決，旗幟要鮮明，方法要穩妥，一定要做到建一處拆一處，不要等到積累多了再搞什么大行動。七要加快保證性安居工程建設。今年省政府下達我市保證性住房任務10800套、棚戶區改造6000戶，首批農村危房改造2000戶，合計18800套（戶）省政府要求，3月底上報地塊和建設規模計劃；今年計劃建設的項目，6月底以前開工率要達到60%以上，10月底前要全部開工建設。希望各縣區和市住建委務必高度重視，確保按時限要求完成任務。
四）把資金平安作為第一保障。
市政府決定。也是加強黨風廉政建設的有力舉措。該文件已經下發，今年將在全市范圍內實施資金平安、工程平安、生產平安和干部安全“四項安全工程”這是市政府管理創新、制度創新的有益嘗試。希望抓好落實。此，著重強調一下資金平安問題。一要明確責任。要進一步明確各部門在資金管理和使用中的責任，資金使用部門是第一責任部門，單位主要負責人對資金的平安使用負總責。二要嚴格依照規定使用資金，依照權限和順序進行審批、撥付，切實加強對預算內資金、專項資金、各項貸款等資金流向全過程的監督和檢查，不得隨意改變支出項目和資金用途。三是相關部門要切實履行監管職責。屬于政府推銷目錄規定的項目，要實行政府推銷；財政部門要認真做好財政資金帳戶清查工作，加強對帳戶和資金的管理，規范預算編制，堅決查處“小金庫”強化資金使用績效考評；審計部門要加強對財政收支情況、市直部門預算執行情況、重大支出項目的審計，對市直重點部門預算執行情況每兩年要全面審計一次，對項目建設、土地收儲、土地征遷在工作結束后要及時審計；監察部門要加大對財政性資金收支管理工作的監督，對違法違規的單位和個人要從嚴查處。四要強化政府投資項目的審計和評審監督。當前，市正處于大建設、大發展時期，財政投資的項目很多，必需加強審計監督、財政評審。去年，全市政府投資項目審計核減工程結算款6515.4萬元，核減率為19.4%其中，市本級核減額1004.8萬元，平均審減率11.9%比上年下降15.8個百分點。渦陽縣對28個政府投資項目進行了竣工決算審計，核減工程價款3404.2萬元；譙城區對渦河拆遷還原小區配電裝置等4個政府投資項目實施價款結算審計，核減工程價款1353萬元。因此，當前一定要嚴格執行施工單位申報、項目單位審核、財政部門評審、審計部門審計的四步走”工作流程和監督管理機制。建設項目單位要嚴格控制工程造價，對把關不嚴造成工程造價不實，經財政審計部門評審審計，審減率超過5%由建設單位書面向市政府說明原因；審減率超過10%由市紀委（監察局）會同相關部門立案調查，若是施工單位的責任，要將其列入黑名單。
三、扎實做好當前的幾項工作
一要抓好春季農業生產。要及時掌握小麥苗情。確保單產水平有新提高，切實加強小麥田間管理。確保今年糧食增產2%目標實現。當前是禽流感等動物疾病多發時期，要切實做好春季動物防疫各項工作，加強食品平安監管。要認真貫徹落實中央1號文件精神，結合我市實際，積極爭取中央、省的水利項目和資金支持，盡早實施一批農田水利項目，提前做好防汛抗旱的各項準備。要全力抓好涉農項目建設，加快建設進度，確保按質按量完成建設任務。要及早謀劃夏種結構調整，力爭玉米種植面積突破300萬畝，新增中藥材種植面積20萬畝、蔬菜種植面積27萬畝。原則上，流轉的土地要用來種植藥材、蔬菜等高效作物。
二要抓好工業運行調度。要進一步做好服務企業工作。特別是要通過縱比、橫比、環比，加強對重點企業、重點行業、重要指標的監測。高度關注經濟運行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制訂有效措施，切實加以解決。要積極引導企業上市，加快企業上市融資步伐。要切實做好煤、電、油、氣、運等生產要素的供應保證，確保生產生活平穩有序。
三要抓好鄉村管理。要進一步加大鄉村文明創建力度。將文明創建效果進一步向鎮村延伸，提高公民道德文化素質。改善農村生活環境。今年，市委市政府決定，全市開展“五佳鄉鎮”五差鄉鎮”評選活動。近期，市文明辦要牽頭準備召開農村清潔工程現場會。市區的文明創建上，要繼續落實好以下幾項具體工作：一是要繼續開展三輪車專項整治活動；二是要規范道路交通秩序；三是要嚴禁超載車輛穿越市區；四是要啟動魏武大道的綠化、美化和網線下地工程；五是要啟動小街巷道路修建工程。
四要抓好民生工程。今年我市將實施30項民生工程。希望各級各部門要及早動手，任務已分配到各縣區政府和市直15個責任單位。打好主動仗，爭取早開工、早建設、早見效。要保證資金落實，市、縣兩級配套資金要保證在4月中旬全部到位。要規范運作，嚴格依照政策要求和省民生辦的各項規定，認真做好、做實每一個項目。各級各單位要切實依照責任書上的任務分解，進一步細化任務，落實到人，確保序時進度，力爭在全省獲先進、獲表彰。
五著力提高工作的針對性、科學性，真正在難點上突破、求效上用心，實現從被動義務到主動作為的轉變。要抓住孕情、手術、出生登記這些重點,堅持求實與求效相結合。五要抓好計劃生育工作。要認真總結去年考核年度的經驗教訓。完善社會撫養費征管、育齡群眾分類管理、二女戶配套措施等相關制度。要加強調度，縣區10天一調度，市里半月一調度，確保工作力度不減，堅決打贏計生工作翻身仗。
第4篇：關于對雙減政策的看法范文
關鍵詞：大學生社團；熵增原理；引導策略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0845（2013）01-0123-04
隨著社會發展、科技進步和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入，高校學生社團得到迅速發展，社團活動目前已成為高校實施素質教育的重要途徑和有效方式，其在加強校園文化建設、提高學生綜合素質、引導學生適應社會、促進學生成才與就業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大學生社團是由高校學生依據自己的興趣和愛好自愿組成的，是按社團章程要求自主開展活動的學生組織，是經學校社團管理部門同意并予以登記備案的學生組織；高校青年自組織則是指既沒有在當地民政部門正式注冊登記，也沒有在相關機關、團體或企事業單位內部登記備案的由大學生自發組織、自主發展、自我運作的高校學生組織。高校青年自組織與大學生社團在本質上相同，在對之進行指導的原則上相似，在對之進行管理的措施上相近。由于高校青年自組織的成立沒有像學生社團那樣經過學校的批準，因此學校與兩者之間的法律關系是不一樣的，學校對兩者進行管理和干預的法律依據、手段及權限也是不一樣的。高校對青年自組織的管理和指導作用不可或缺。那么，指導教師對學生社團發展的意義何在呢？指導教師“何以介入”和“如何介入”學生的社團活動呢？本文試從熵增原理及其哲學意義出發對上述問題做出回答。
一、熵增原理及其對學生社團管理的啟示
熵增原理又稱熱力學第二定律，是從分析熱傳導現象、物質擴散現象和功熱轉換現象三種基本熱現象得出的一個定律。在熱傳導過程中，熱總會自然地從高溫區向低溫區傳遞，而要使熱從低溫區向高溫區傳遞（例如冷凍），則必須依賴外界相應的功能予以補償；在擴散現象中，物質總是從密的地方向稀的地方擴散，而要使其從稀的地方向密的地方集聚，則也必須依賴外力的作用才能實現；在功熱轉換（例如摩擦生熱）的過程中，機械能W（分子有規則地運動）可以完全轉化為熱能Q（分子無規則運動），而熱能則不可能完全轉化為機械能。這些現象告訴我們，熱現象或熱過程是有其方向性的，這種方向性又被稱之為熱過程的不可逆性。在上述熱傳遞過程中，熱傳遞的方向性或不可逆性的依據是溫度，判斷功熱轉換中的方向性的依據是分子運動的規則，判斷擴散的方向性的依據是密度。據此，人們會想，這三種現象是否存在一個可以依據的共同的判斷標準呢？回答是肯定的，這個共同的依據就是熵。在上述三種現象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系統發生了某種（能量、物質、結構）彌散或者是其能量或結構被均勻化，因而系統的混亂程度增大了[1]。這種狀況在孤立系統內實際發生的過程中，總會使整個系統的熵的數值增大，這個規律稱之為熵增原理。
熵增原理雖然是一個物理學定律，但由于它所揭示的并不是一種個別事物中的個別法則，所以它就具有認識論的意義。熵增原理告訴我們：學生社團的產生與自演化也是朝著“熵增”的方向發展的。這樣，為使學生社團健康地發展，學校對之就不能袖手旁觀，就必須對之實行規范化的管理。熵增原理為指導教師如何介入學生社團活動提供了認識上的依據。據此，我們不能將加強對學生社團的管理僅僅理解為是“批準同意”、“登記備案”或“登記注冊”等。由于熵增原理的適用范圍是某個孤立系統，而學生社團并不能被看作是一個孤立系統。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將熵增原理運用于對學生社團的管理是否不適宜呢？答案是否定的。“熱力學第二定律及以這個定律為理論基礎而發展起來的耗散結構理論、協同學等新興科學，都從不同角度證明了物質系統運動轉化的無序化傾向……一個非平衡的開放系統能否保持有序結構，關鍵在于吸入的負熵流能否保持在一定的域值內，負熵流小于或大于一定的域值都會導致系統由有序變為無序”[2]。指導教師通過主動介入和積極引導，打破學生社團自動趨于其熵值最大的平衡態的狀況，會使學生社團保持開放性，并幫助社團吸納負熵流，屏蔽正熵增……如此，學生社團才能保持有序狀態。這（自組織理論）再次為指導教師介入學生社團活動提供了理論依據。它同時指明：系統引入的負熵流要保持在一定的域值內，超出了范圍便會使系統由有序變為無序，這要求指導教師對學生社團活動的介入要“介入有度”。
二、學生社團中的“熵增”現象
上文已從熵增原理及其哲學意義出發，揭示了大學生社團演化的趨勢，即組織松懈、行為散漫、活動容易偏離方向等。在此，筆者將進一步剖析學生社團中的“熵增”現象。
1.組織松懈
大學生社團具有青年自組織常有的趣緣性、開放性和靈活性等特征，這是一種典型的“熵增”現象。歸納起來，大學生社團組織組織松懈的主要原因有：1）成員流動性大。大學生社團是在大學生各自興趣愛好趨近的基礎上自愿結合而組成的，所以當某些人的志趣轉移或激情淡化或學習緊張時，他們就會退出社團。這是學生社團成員流動性大的根本原因。大學生入社和退社一般均不須履行較為嚴格的手續，常以“打招呼”的方式進行。這是成員流動性大的制度性的缺陷。如后表所示，鹽城紡織職業技術學院興趣愛好型學生社團占到學生社團數的52.6%，這與浙江理工大學高永良對浙江省6所本科院校青年自組織調查的結果（興趣愛好型學生社團占42.8%，居社團數的首位）具有一致性[3]。如果大學生中的多數人都“跟著感覺走”，那么入社退社都很隨意就是極平常的事了。調查表明，鹽城紡織職業技術學院社團成員中約有60%的人極少參加所在社團的社團活動，或者會陸陸續續地退出所在社團。此外，“一人雙社”或“一人多社”的現象也是影響社團組織穩定的不可小覷的原因。2）成員成長不夠。學生社團是高校學生的第二課堂，高校學生中的每個成員都希望通過參加社團活動能使自己在某個方面得到鍛煉。但是，當他們發現沒有鍛煉的機會時，社團對他們就失去了吸引力。此類狀況在高職院校尤為突出。與本科院校相比，高職院校學生社團成員有兩個先天不足之處：一是學生在校時間短，社團人員換班頻繁；二是學生素質稍遜，適應與成長期相對要長。一般情況下，高職院校采用的是“2.5+0.5”的學年制，即學生在校學習時間為2.5年，在校外頂崗實習時間為0.5年。根據調查，在高職院校，每年秋社團在完成其納新工作后，三年級的社團成員一般都會集體退出社團，所以高職生的參與社團活動的時間一般都不會超過2年。還有一種情況，即如果某社團的活動僅僅是依靠某個優秀負責人個人的努力來維系的，那么一旦這個人離開了社團，而新的負責人尚未成長起來，那么這個社團就會面臨“倒閉”的危險。3）組織權威不強。根據系統論的觀點，系統內要有核心層來對組織進行管理，如此才能維持其有序狀態。對學生社團來說，雖然社長的個人素質和人格力量相對較強，但他與其他成員間的“能級差”并不足以使其能“躍遷”至其層級的頂端。與教師相比，社長也不具備“統帥”的能力。這樣，社長和社團組織就離不開指導教師的權威和指導的作用。在鹽城紡織職業技術學院的38個學生社團中，有指導教師的只有8個，這也是學生社團組織松懈的一個重要原因。
2.行為散慢
組織松懈意味著學生社團的凝聚力不強，意味著社團沒有明確的活動目標，缺少動力，也缺乏活動的經驗。偶有活動也是事前準備不充分，活動過程中成員積極性不高，事后也缺少總結。如此，久而久之，社團活動就比較隨意，甚至流于形式，這即是一種熵值最大狀態。社團的影響力一是來自于它的活動對參與者主體的吸引力，二是來自于它的活動內容對參與者主體的教益程度。如此，社團活動若沒有特色，沒有個性，流于形式，其生命力就不會強，這樣的社團最終會被參與者主體拋棄。
3.經費不足
經費不足與“熵增”現象是以間接的方式相聯系的。學生社團活動需要有組織保障，也需要有經費支持，目前經費缺少是困擾社團發展的難題之一。缺少經費，社團活動自然難以開展，“熵增”現象隨即出現。大學生社團的活動經費，其主要來源目前有3個：一是學校的撥付，二是會員所繳的會費，三是社會組織的贊助。由于社團眾多，所以學校就難以滿足其經費的需求。出于安全方面的考慮，學生社團活動一般只局限于在校內進行，社會影響力不強，所以也很難獲得社會組織的贊助和支持。部分社團會采用AA制的方式來籌集經費，但如此又會帶來一種無序狀況的出現。例如，某器樂社團在向其每位新入社者征收了200元的器材代購費和會員費后，卻很少開展活動，在成員中的影響很不好，其經費使用情況更成了成員詬病的重點。
4.活動容易偏離正確的方向
主要表現為：個別社團熱衷于拉贊助，使社團在向經濟團體演化；個別社團社會化傾向嚴重，與校外組織聯系過多，不安全因素因而也增多；個別社團被演變為“老鄉會”，其活動帶有“幫會”色彩；極個別社團成員違反學校規定，在晚自習期間私自進入新生班級，借“納新”之名行拉幫結派或與異往之實；極少數社團活動過分趨于娛樂性；等等。這些均與學生社團的宗旨不符，均不利于學生的成長成才。
鹽城紡織職業技術學院學生入社情況統計表（測算表）
（比例單位：%）
三、建立學生社團“熵減”機制
學生社團活動離不開教師的指導。針對學生社團活動中出現的“熵增”現象，指導教師應幫助學生社團構建起一種“熵減”機制，從而增強社團的內聚力，抑止或消除其可能出現的離散力。
1.加強對學生社團的思想引領
社會思想越是多樣化，就越需要唱響主旋律。學生參加社團是基于自己成長與進步的需要，但加入社團并不能使自己的認識自動地得到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是凈化學生心靈和提升學生境界的系統工程，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學生社團活動中去，需要指導教師主動地介入其中。指導教師主要應把握兩點。1）應引導學生社團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在《關于加強和改進大學生社團工作的意見》中指出，學校團委和有關部門要在黨委的領導下把握學生社團建設和發展的方向，不使違背憲法、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錯誤觀點和言論通過學生社團或社團活動來散布和傳播，要使學生社團在對大學生進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更好地發揮作用。在實際工作中，指導教師要通過觀察把那些入社動機有偏差的成員及時地甄別出來，然后有針對性地予以教育。要引導學生提高政治敏銳性和鑒別力，要使之能用正確的思想來參與社團活動。2）應在學生社團中培育開放意識。在挑選社團負責人時，指導教師要杜絕“內定”的做法，可采取競爭的方式來確定人選。指導教師還可鼓勵成員以外的優秀學生去參與競爭。這樣做是有其有益之處的。這正如鹽城紡織職業技術學院一位學生社團的社長所說的：“作為武術社長，你必須兼備武術、語言表達能力、組織能力和文案處理能力。不然，如果再按以前的老套路走下去根本行不通。”這里，他所說的“老套路”就是指“社長必須從特定系部的成員中產生”的不成文的規定。
2.加強社團的組織建設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再優秀的社團骨干也是會退出社團或畢業離校的。這樣，如果組織內新陳代謝不暢，社團的生命力就不能旺盛。在調查中，許多社團的社長不無憂慮地說，擺在他們面前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如何能將社團一屆一屆地傳下去。指導教師的崗位是穩定的、工作是連續的，且在學生中有一定的威信，所以指導教師就應對社團組織的穩定發揮作用。這也就是說，當指導教師能站在社團代言人的角度來發揮作用時，社團的旗幟就不會倒，社團組織就能存在。或者說，倘若學生社團職能是學校某些部門或某教研室職能的延伸，并且這些社團的指導教師也是由學校的這些部門或科室的教職員工來擔任的，那么這類學生社團就會得到相關部門的大力支持，社團組織就會較穩固。指導教師在以下三個特殊時期對社團組織的建設應發揮關鍵作用：一是社團組織在即將成立時，指導教師應扮“主角”，應發揮肇始的作用；二是在社團組織尚處于始建不久時，指導教師應充當“領導角色”，以發揮幫扶的作用；三是當社團骨干離校時，指導教師應擔任“家長”角色，以發揮感情紐帶作用。從這個角度講，指導教師存在的意義在于：維持社團組織的穩定，接續社團的生命存在，擎舉社團的旗幟。鹽城紡織職業技術學院大學生“記者團”服務于我校的校報編輯部，播音愛好者協會服務于學校的校園廣播站，禮儀隊服務于學校的共青團團委，它們的指導教師均由上述相應部門的教師擔任，所以這些社團組織就相對穩定，活動也開展得好，均被學校評為校園“十佳社團”。
3.加強對社團活動的指導
指導教師只有親自參加學生社團的活動，才能發現其中的問題，才能對之給予有效指導。指導教師的指導要把握好三個環節。1）要親歷納新活動。指導教師要精心組織納新活動，即既要展示社團的形象，增強社團對學生的吸引力，又要物色好新的苗子，壯大社團組織的隊伍。要掌控好社團活動的文化走向，堅持活動的先進性。2）要躬身指導社團的活動。納新工作結束后，指導教師一要給新成員安排適當的工作，讓他們盡快地進入角色；二要組織開展以老帶新活動，把社團優秀傳統和好的活動方式等延續下來；三要通過若干次的活動以使新成員能盡快成長。3）組織答謝活動。當老成員集體告別社團時，指導教師對他們的工作要進行總結，要肯定他們的成績，感謝他們的辛勤付出。筆者曾指導我們學校學生中的“記者團”。指導該“記者團”時，我每年為“記者團”中的大三成員組織一次告別會，告別會上贈送給要離開“記者團”的成員一些小紀念品，新老成員間也互相留下寄語。如此，離校后的“記者團”骨干成員總很樂意通過QQ群或微博與在校的成員交流信息，這對“記者團”、對在校與離校的“記者團”成員來說，都是很有益處的。
4.學校應給學生社團以應有的支持
在《關于加強和改進大學生社團工作的意見》中指出：“高校學生社團活動是新形勢下有效凝聚學生、開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組織動員方式，是對以班級年級為主開展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補充。”社團活動為學生提供了一個交流互助、發展個性、共同提高的平臺，是高校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載體。鹽城紡織職業技術院學生中有占學生總數的26.7%～33%的學生加入了各種學生社團。隨著學生社團的增多，學校對學生社團的重視與支持的程度也理應有所提高。但是，事實并非如此，學生社團的邊緣化地位依然沒有改變，主要表現為：1）社團的硬件條件有限。通常情況下，班級活動可在固定的教室里進行，而社團活動則大多要借用場地錯時進行。這樣，社團居無定所，缺少設施，開展活動往往比較困難。2）社團成員發展空間狹小。在學校，獎助學金的評定、資助款的發放等均在傳統的組織體系中進行，這無可厚非，但有些事務也完全在學校—系部—班級組織體系中處理就值得商榷。另外，即使社團成員有了成績，也往往是以優秀班干部、優秀學生會干部或優秀學生的身份獲得的。由于成長渠道不暢，所以部分社團成員在成長為班級或學生會的骨干時，就只能從社團中全身而退。3）指導教師隊伍尚須擴大。目前，一是指導教師的數量偏少，二是指導教師的工作得不到學校的認可，因而影響他們的積極性。為此，建議學校應做出制度安排：一是學校應加強對學生社團活動的指導，應選派有專長和責任心強的教師來指導學生的社團活動，并創造條件，設法提高社團活動指導教師的主動性與積極性。二是應加強社團骨干隊伍的建設，應要把社團負責人和社團骨干納入到學生干部體系中來，并在推優評獎和綜合測評等方面充分考慮他們的工作及其業績。三是適當加大對學生社團活動的投入。可考慮有選擇地給學生社團活動提供必要的經費。應支持學生社團通過吸納社會贊助或向社會提供有償服務來募集社團活動的經費，并對這類舉措予以必要的監督。應在活動場地、活動條件等方面給學生社團活動以適當的支持。有條件的學校還可考慮建設學生社團活動中心。
5.指導教師的介入要適度
對學生社團的管理要遵從“雙重管理”的法律規定，即登記管理機關賦予其正式性，業務主管部門制約其獨立性。這樣，學生社團和青年自組織之間就要保持一種適度的張力。如果對學生社團的干預過多，就會抑制甚至窒息其作為青年自組織的趣緣性、獨立性和靈活性；如果對學生社團的管理缺位，就會使其失去同青年自組織相比較的比較優勢——正式性、組織性和紀律性。所以，指導教師就要以保持這種張力基本不變為原則，即對學生社團的介入應以不影響其“自主發展、自我運作”的特性為限，對學生社團的放手程度則以不拋棄“雙重管理”的基本底線為限。具體說，可概括為“合理引導，拒絕粗暴，進有分寸，退有原則”。
下面試舉兩例，對之作進一步的探討。例一：2010年12月，我校學生社團“記者團”新任團長策劃并組織了一次小型聯誼會。若從娛樂角度評判，此項活動辦得還比較成功；但若看其主題，則該項活動并不十分貼合“記者團”的性質和活動宗旨。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指導教師，筆者并沒有讓他們停止活動，而是欣然參加了他們的活動，并肯定了他們活動中的可取之處。事后，筆者與“記者團”的團長交換了意見，談出了自己的看法。2011年6月，在筆者的指導下，該“記者團”舉辦了一次“十佳”共青團員集體采訪活動。在這次活動中，“記者”們現場采訪，交流精彩，突出了主題，還“秀”出了各自的風采。事后，學院新聞網和院報對該項活動均作了專題報道，“記者團”的影響進一步擴大。例二：2011年下半年，“記者團”成員商定以AA制的方式籌集資金做“記者團”活動的經費。這種做法雖然不違規，但為了讓成員能感受到組織的關懷和溫暖，筆者還是及時地墊付了資金，將學生的“份子錢”退給了學生，同時向社團管理部門爭取經費予以補償。此種做法不僅解決了“記者團”所需資金問題，還進一步規范了“記者團”資金使用和管理的辦法。如今，該“記者團”已經形成了一種一方面設法爭取經費支持以順利開展活動，另一方面也盡量勤儉辦事并自覺接受監督的好習慣。
基于熵增原理的對大學生社團的引導策略圖
參考文獻：
[1]錢時惕. 世界的復雜性與熵理論——兼評《新自然觀》一書中 的“熵理論與自然觀”[J]. 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4（2）.
第5篇：關于對雙減政策的看法范文
關鍵詞:一均七聲；同均三宮；樂調；韻調；犯調；韻體；套類；套型；南北曲合流
“南、北九宮”是曲學研究領域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傳統“曲唱”藝術發展史上的產物，先后分別形成、定型于元明時期。如果往前追溯可以看出它與唐代燕樂二十八調體制有一定淵源，而往后審視則可以看到它為清代中期實現南、北曲兩大系統的歸并（即《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的編纂工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事物的發展并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傳統文化的傳承與流變注定要受到來自內部和外部條件因素的制約，并非僅以一種互為表里的面孔呈現在歷史面前。“南、北九宮”就屬于這種非常典型的例證，但也因此引來了不少的麻煩，大概從明代起有關這方面的爭議就沒間斷過，尤其對“南、北九宮”的定性問題，直到今天仍為曲學界、音樂界學者們所困惑。音樂乎？曲體乎？抑或文化意義上的民族情結乎？可謂看法各異、論點雜呈。歸納起來主要有這樣幾種觀點：一是認為“南、北九宮”并不具有樂學性質上的宮調涵義，完全是人為因素虛設出來的玩意，有“弄假成真”之嫌。二是認為“南、北九宮”是經緯曲譜結構的樞紐，尤其在曲牌聯套的結構原則中居于統攝地位，同時又標志著某類“聲情”的特征。三是認為“北九宮”并非華夏正聲，只“不過為胡人傳譜”而已；然“南九宮”卻恰恰與之相反，完全是“尊夏攘夷”文化思潮下的戲曲品牌；等等。此中既有涉及“樂學”和“曲學”本體范疇的辨析，也有屬于文化意義層面的討論。筆者以為這些觀點都有其一定的道理，然亦有不免偏執一隅之嫌。
一、宋代教坊的“十七調”現象意味著什么？
從元、明時期南、北曲曲譜（體）構成的角度來說，“南、北九宮”已經成為了這個系統的指代，即便直接將南、北曲系統稱之為“南、北九宮”，想必也不會有太大的爭議。但從傳統的“樂學”的角度看，無論是九個宮調名的來源還是調名構成體系，卻并不是南、北曲自身的產物，然而它們又確確實實的在統攝著南、北曲系統。中國傳統音樂流變之紛亂、復雜由此可見一斑矣。因此，討論“南、北九宮”不能不從其源頭——唐代燕樂二十八調體制開始梳理，不能不講宋代教坊十七調由來及對后世詞、曲音樂的影響。
唐代燕樂二十八調（也稱“俗樂二十八調”）與唐雅樂八十四調從性質上來講并不屬于同一個體制，主要區別有三點：一是燕樂調為管樂器上的七均（宮）四調系統，雅樂調則為鐘磬、弦索類樂器上的十二均（宮）七調系統；二是燕樂調為清樂音階（即“下徵音階”）和俗樂音階（即“清商音階”）并用之宮調體制，雅樂調則為雅樂音階（也稱“正聲音階”）構成的宮調體制；三是燕樂調調名雖然比較混雜（官方頒布的調名實為本國與外來樂調名的結合體，既有傳統的律呂調名，也有西域傳入的調名等），但實際使用的卻是“俗樂字譜”（即工尺譜的早期形式），雅樂調則采用“律呂字譜”或“宮商字譜”，相延著自古以來的傳統。上述這三方面的區分從樂律學角度來說是具有根本性的，決不能被混淆為同一個事物。比如中國傳統樂、律學講究周而復始意義上的“旋宮”，在“雅樂調”來說就是十二宮還原系統，但對“燕樂調”而言卻是不適用的，因為“燕樂調”是管上七宮還原系統。所以唐代元稹詩云：“琵琶宮調八十一，旋宮三調彈不出”，賀懷智也說：“琵琶八十四調，內黃鐘、太簇、林鐘宮聲，弦中彈不出，須管色定弦”[注：沈括《夢溪筆談》卷六“樂律二”，四庫筆記小說叢書外十一種，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可謂是最貼切的注解。道理很簡單，“燕樂調”是管上七宮還原，琵琶是十二律樂器，加入進“燕樂”演奏，左旋或右旋的過程中不依管色定弦是回不來的。為什么要在這里強調這個問題，因為“燕樂調”到了宋代就出了大問題！最直接的原由就是宋代統治階層推行“燕、雅合一”政策，混淆了雅樂八十四調和燕樂二十八調在樂學性質上的區分，其引發的惡果就是導致“燕樂調”失落為十八宮調。
首先退出二十八調的就是七角調（大食角、高大食角、雙角、小食角、歇指角、商角、越角），為什么是七個角調？宋代統治階層出于政治上需要一味復古，其實就是不承認“燕樂”有這么二個音階，只認一個音階即“雅樂音階”的死理，并以宋仁宗（趙禎）名義頒布《景祐樂髓新經》強制推行，從而將燕樂二十八調納入雅樂音階八十四調體系，完全改變了燕樂調自身的樂調體制性質。然而燕樂調的七個角調實質是俗樂音階（清商音階）的七個宮調（不可理解為是指七個“角調式”）性質，其以“角”命名涵義在于區別于清樂音階的七個宮調（燕樂調中的“七羽”跟隨“七宮”命名，“七商”跟隨“七角”命名，可謂是涇渭分明、不相混淆的事情），一旦被納入進雅樂八十四調體制之后，其樂調性質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七個角調成為了雅樂音階的七個角調式，原本位居二十八調中“閏角”音位的調名也被移動，一律調整到了“正角”位（通俗的講就是將俗樂音階“角調”的調名音位取消，挪動變換到了雅樂音階角調式的音位），這意味著什么？俗樂音階的退出啊！關于這個變化，北宋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有詳細的反映，如：“道調宮、小石調、正平調皆用九聲：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雅樂音階七聲，二聲為高八度清聲），小石角加‘勾’字”。就是指“小石角”通過加“勾”字后，脫離了原本在燕樂調“道調宮”（仲呂均）的閏角位置，跑到了雅樂音階“正宮”一均的正角位上來了，所加“勾”字當為“變徵”一聲，其余六個角調莫不如此。再下來就是三個“高調”（高宮、高般涉調、高大食調）的消失，前面說了燕樂調是管樂器七均（宮）系統，把它納入鐘磬、弦索類樂器十二均（宮）系統，這三個高調用不上，管樂器上演奏不出你宮廷這個“燕雅樂”調來啊！（詳細情況請參看下面“圖表一”）為了能區分于唐“燕樂調”，本文將雅樂音階燕樂調稱之為宋“燕雅樂”調。
于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就出現了：一方面是宋朝廷頒布的《景祐樂髓新經》中燕樂二十八個調名齊全，而另一方面宋教坊中實際運用的卻只有十八個調名。換一種表述方式，也只有這十八個樂調可以用“借均”（即同用七音聲）的方法來解決“燕雅樂”的演奏問題，其余十個調并非樂工們不可以演奏，而是已無可以運用它們的地方。這完全是兩種不同性質樂調體制被混淆后導致的結果。同用七音聲“借均”的辦法，又進而造成了樂調煞聲（住字）的混亂，故而沈括說：“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亦不能盡歸本律……又有寄殺、側殺、遞殺、順殺。凡此之類，皆后世聲律瀆亂，各務新奇，律法流散。然就其間亦自有倫理，善工皆能言之”。[注：沈括《夢溪補筆談》卷一“樂律”，四庫筆記小說叢書外十一種，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宋代統治階層一廂情愿改造燕樂的做法，其結果也只能是事與愿違，即便是最高統治者也無法左右。根據《宋史樂志》記載，宋太宗趙炅為教坊所親制的大小曲及因舊曲創新聲者三百九十首（實為手下樂官及各藩邸所制），分屬“燕雅樂”二十八調，表面上看似承唐燕樂為一脈，但從教坊實際演奏情況看“太宗所制曲，乾興（1022年）以來通用之，凡新奏十七調，四十大曲”[注：脫脫《宋史樂志》第九十五“樂十七”，中華書局，1977
年版。]。這段話細讀起來頗具諷刺意味，即盡管宋代統治者親自參與了對燕樂調的改造，但真正在教坊樂工中行的通的也還是十七調，至于為何不稱十八調，《宋史樂志》中也有更為清晰的敘述：
“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大曲：一曰正宮調，其曲三，曰《梁州》、《瀛府》、《齊天樂》；二曰中呂宮，其曲二，曰《萬年歡》、《劍器》；三曰道調宮，其曲三，曰《梁州》、《薄媚》、《大圣樂》；四曰南呂宮，其曲二，曰《瀛府》、《薄媚》；五曰仙呂宮，其曲三，曰《梁州》、《保金枝》、《延壽樂》；六曰黃鐘宮，其曲三，《梁州》、《中和樂》、《劍器》……十六曰黃鐘羽，其曲一，曰《千春樂》；十七曰般涉調，其曲二，曰《長壽仙》、《滿宮春》；十八曰正平調，無大曲，小曲無定數。不用者有十調……”[注：同上。]
此中的四十大曲皆為唐代燕樂遺存，由于“正平調”中無大曲，所以教坊樂工僅以有大曲的十七宮調實稱。雖然宋太宗也曾按十八宮調制作過十八首大曲（屬于“燕雅樂”性質），但教坊不以此為準仍以舊曲十七調稱，其中的緣由不言自明。
概括的說，面對著兩種不同樂調體制矛盾對置的局面，教坊樂工們只能采用變通辦法，利用十八調可以“借均”的特點，來滿足御制“燕雅樂”曲目演奏的需要，同時也使得十八調內的燕樂舊曲被保留了下來。這種奇特現象一直維持到了宋徽宗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新定“大晟樂”出，“五月，帝御崇政殿，親按宴樂，召侍從以上待立。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于宴饗。比照有司，以‘大晟樂’播之教坊，試于殿庭，五聲既具……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樂頒之天下，其舊樂悉禁”、“開封府用所頒樂器，明示依式造粥，教坊、鈞容直及中外不得違。今輒高下其聲，或別為他聲，或移改增損樂器，舊來哇之聲，……悉行禁止，違者與聽者坐罪”[注：脫脫《宋史樂志》第八十二“樂四”，中華書局，1977年出版。]。
唐代“燕樂二十八調”失落為宋代教坊“十七調”，意味著“燕樂調”體制（清樂音階與俗樂音階并用）的瓦解，意味著俗樂音階從此在宮廷音樂中的退出，意味著雅樂音階進入宋宮廷燕樂行列后，“燕、雅合一”時代的到來。[注：有關“燕樂調”的具體辨析，請見筆者“《唐宋燕樂二十八調音階辨異》——兼論民間工尺調名的傳統樂學涵義”一文。原文刊載于《中國音樂學》，2004年第4期。]必須指出，宋代“燕雅樂”推行后所產生的影響，不僅給傳統燕樂調理論造成了很大混亂，也給后人留下了許多的待解的迷團，直到今天依然還是學術領域探討的話題。
二、為何元曲只存有“十二宮調”？
南宋時期文人的詞樂調名基本來自對北宋教坊十七調（實為十八調）的承襲，其樂學性質也基本不出“燕雅樂”體制范圍，依然是將“十七調”納入雅樂音階八十四調構架之中。所謂“十二律呂各有五音，演而為宮、為調，律呂之名，總八十四，分月律而屬之。今雅、俗只行七宮十二調，而‘角’不預焉”[注：蔡楨《詞源疏證》卷上“五音宮調配屬圖”，中國書店，1985年版。]（只是七宮中多出了一個“高宮”），實質等于宣告了宋代統治階層改造燕樂調的失敗，這在《詞源》里可以看的非常清楚，南宋張炎盡管已不知“燕樂調”本義，但他所記載的這句話卻反映了當時的真實情況，即無論是雅樂或俗樂都已不可能用全二十八調。南宋詞人姜夔留下17首有“旁譜”的歌曲（除《醉吟商胡渭州》、《霓裳中序第一》）、《玉梅令》三首為填詞外，余14首皆為“自度曲”），其樂調性質雖然是以雅樂音階為主，但每首前所標樂調名若與俗字譜對照（為“固定調”概念），至少證明當時文人填詞曲子或自度曲，在“樂調”和“詞牌”的對應關系上還沒發生很大的混亂。然而這個局面到了金、元時期卻被徹底改變了。筆者以為造成原因主要有二個：一是北宋晚期（政和三年）宮廷音樂的一次重大改制——新定“大晟之樂”推出，由于律呂定制黃鐘高度的改變，導致眾多樂器形制變化而造成了新的混亂，至南宋時期基本也只是勉強維持和延續著這種殘敗局面而已；二是金入主中原后，原北宋宮廷音樂大批流失，不少樂工流入民間，況且金代統治階層本身并沒制定出一套完備的音律體制，故又加劇了這種混亂程度。如此一來原北宋宮廷樂調兩種不同的流傳情形出現了，一種是流入北方中原地區后在民間運用的一脈，一種是延續至南宋宮廷及上層社會中運用的一脈，后世所謂南、北宮調的分野當從此為起始也。
金“諸宮調”、元曲“十二宮調”基本屬于在民間流傳的一脈，雖然其樂調調名俱存，但“調義”性質已發生了改變，關于這一點學界不少學者已有認識，且論述也頗為精詳，大多都認為其“樂調”本義喪失，“調義”則在“用韻”（如一“套數”為一“宮調”，一調一韻，一韻到底等）或“聲情”（即元燕南芝菴《唱論》中列出的十七種聲情）等等，此不一一贅述。但卻少有人會問什么原因導致了這種情況的發生，也缺乏從更深層面來理解這種“調義”轉移背后“樂”與“詞”的內在邏輯關聯。要想說清楚這個問題，須先從傳統“宮調”的概念談起（為了便于性質上的區分：筆者將唐宋時期的燕樂調名稱為“樂調名”；而將流入金元時期的“諸宮調”、“十二宮調”調名稱之為“韻調名”）。
“宮調”一詞為中國傳統樂學理論所獨有，其概念包涵“宮”與“調”二個方面。“宮”為音階的首音，也稱“調首”，具有著確定調高的性質（確認一首曲子的調高首先看宮音在音律上的位置）。如果“宮音”在十二音律位置上出現了移動，這就叫著“旋宮”。而“調”的涵義比較寬泛，廣義的概念包括“音階”、“調式”、“調高”，而狹義的概念是指“調式”。一個音階可以有不同的調式表現（如宮、商、角、徵、羽調式），相互之間轉換而形成的調式交替，稱為“轉調”，故中國古代有“旋宮轉調”之說。但由于有不同音階之區分，所以在旋宮、轉調這兩個層次上面還有一個“均”（yun）的概念，無論“旋宮”或“轉調”都涉及到一個很重要的鑒別，即是在同“均”聲系統之內還是異“均”聲系統之間進行。“均”聲，按照中國古代樂律學的正統觀念，就是運用“三分損益生律法”通過先損后益秩序首先得到的一個七聲形態，也就是“雅樂音階”（又稱“正聲音階”），所謂“一均七聲”的說法即源于此。但是，中國古代音樂中還存在另外兩種音階形式，即“清樂音階”和“俗樂音階”，在正統觀念看來，這兩種七聲音階形式只能算作附屬于雅樂音階的變化形式，于是便形成了非常獨特的“一均三宮”的現象（三種音階“宮”音在一“均”七聲中的位置是不同的）。“均”、“宮”、“調”三個層次既有區分又有關聯，共同成為中國傳統音樂“宮調”理論的重要支撐。一般來講，只要是在“一均七聲”之內的旋宮轉調，皆不屬于“犯調”性質，只有出此范圍之外方被視之為“犯調”（以往我們在音樂分析上，把這種區分理解為“同宮系統”或“不同宮系統”）。宋代沈括講“外則為‘犯’”（見《夢溪筆談》）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因此，中國傳統樂學宮調理論中所說的“犯調”實質指的就是“犯均”（fan yun），這是絕不能含糊的關鍵處。也正是在“均調”（即“一均七聲”之調）這個層面上，傳統宮調概念在金、元時期被民間諸宮調、文人散曲、雜劇劇曲給“通用”了，成為“韻調”（即“一韻詞句”之體）概念，使“調名”指義轉移才成為了一種可能。當然，這種特殊現象也給后世學者們帶來了諸多的困惑，以致對“南、北九宮”問題的研究幾乎成為了一門玄學。然而這個責任是不能由民間藝人和純粹的文人們來承擔的，前面已經說了，造成這種局面的結果完全是由統治階層的決策失誤所致。我們可以想象一下，當傳統燕樂調已不能在音樂實踐中被付諸實施，又沒有其它更合適的調名體制成為替代標志時，由該樂調體制而傳承下來的大量詞、曲音樂，必然是要找出能維持住自己身份的辦法，于是“燕樂調”調名指義之轉移就成為一種必然選擇。當然，不是所有的音樂都可以這樣做，唯唐宋以來的詞、曲音樂具備這種資格和條件。
唐曲子詞、宋律詞也好、金諸宮調、元曲（小令、套曲）也罷，必由“樂”和“詞”的結合方成事物，二者皆以互為對象化的形式而存在，共同構成燕樂調調名體制下一個個具體的曲牌音樂體，從而體現出事物對應邏輯關系的同一性，這完全是由中國傳統詞、曲音樂自身的構成特點所決定的。因此，離開“樂”單純的來談“詞”，或離開“詞”單純的來談“樂”，這對于研究“樂調”或“曲體”來說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在傳統詞曲音樂中，樂調之“均聲”概念與詞牌、曲牌之“韻體”概念，無不存在著這種相對應的同一性關聯，所謂“調寄【點絳唇】、調寄【菩薩蠻】之類皆可作為其有力的例證。譬如“犯調”一詞，在“樂調”即指不同“均聲”間的相犯（“黃鐘均”犯“中呂均”是也）；在“詞句”則指不同“韻體”間相犯，或者叫著“犯它詞句法”（“三犯渡江云”、“玲瓏四犯”、“八犯玉交枝”皆是），至南、北曲中而稱“集曲”無非是想把它也歸為一類曲體罷了。而“轉調”則與“犯調”有別，可以“犯”，也可以不犯：凡超出“一均七聲”之體（“一韻詞句”之體）的轉調皆屬“犯”，凡不出“一均七聲”之體（一韻詞句之體）的轉調則為“不犯”。故廣義的轉調概念可包括“犯”與“不犯”兩種，而狹義的轉調概念僅僅是指后一種情況（即“體”并未改變，而“體”內用“韻”發生了變化）。如律詞中【滿庭芳】本體當為九十五字，上下片各十句、四平韻，而【轉調滿庭芳】的字、句數（體）完全相同，但上、下片卻押的是四仄韻。再如【木蘭花】為五十五字，上片五句三仄韻，下片四句三仄韻，而【轉調木蘭花】五十九字，上片七句四仄韻，下片六句四仄韻，字、句數（體）明顯發生了變化，故而就具有了“犯”的性質。因此，詞曲音樂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概念，從某種意義上講，其樂學意義之“均聲”，當涵括曲學層面之“韻體”，反之亦然。所以，清代徐大椿說：“牌調之別，全在字句及限韻。某調當幾句，某句當幾字，及當韻不當韻，調之分別，全在乎此。唱者遵此不失，自然事理明曉，神情畢出，宮調井然”[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七），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版。]（《樂府傳聲》“句韻必清”條）。
隨著元代雜劇與文人散曲的興盛，新型“曲唱”藝術韻文體結構的出現和需要，宮調名作用主要體現在曲套結構的統一性原則方面，即以用“韻”來統攝不同曲牌之間的組合關系，在曲牌組套結構中起著樞紐作用。此時的調名之功能已非局限在單個的詞體，而是擴展到了諸多曲牌組合的“套體”，具有更加重要的穩定性作用。正如明徐子室輯、鈕少雅所言：“大凡題之為宮為調，小令不足為憑也，必得套數乃確。”（見《南曲九宮正始》“臆論”）如果說燕樂調名在唐代大曲曲套（為器樂、歌唱、舞蹈音樂等不同體裁之間的聯綴）中具有統一、穩定“調性”的作用，那么在元曲曲套（為眾多同、異名曲牌等不同牌體之間的聯綴）中則具有統一、穩定不同“套類”的作用。主要表現在：1、每套調名必以固定的首曲曲牌用調為準，首曲用韻即決定全套用韻；2、每套內首曲曲牌和第一曲組曲牌（類似帶過曲的聯綴）是固定、有序的，其他曲組相對寬松些；3、每套內必用尾聲段落（形式多樣）以別它體功能，凸顯在全篇中的收結作用及首尾呼應關系。每個“套類”中有若干種“套型”（即組合選用的曲牌不同），但在運用的數量上又有主、次之別，“主套型”運用最多、也最具代表性。在元雜劇劇曲套中運用“主套型”幾乎是唯一的選擇，而散曲套中“主、次套型”的區分似乎還并不明顯，不象劇曲套那樣已經上升到了定型的階段。但定型并不意味著定式，[JP2]“主套型”越是被固定性地運用，其尋求自身變化的樣式也就越為豐富（主要是第二、第三曲組曲牌選用、次序及尾聲形式上變化）。因此，劇曲套和散曲套之間所存在的差異，完全是事物性質在不同發展階段的體現。元散曲“十二宮調”即意味著其有十二個“套類”；元劇曲“九個宮調”即意味著其有九個“套類”；換一句話來說，元散曲、
說明：①上表中“金元諸宮調”一欄填入的調名為十八個。現存金、元諸宮調的三部作品《劉知遠諸宮調》、《西廂記諸宮調》、《天寶遺事諸宮調》中，所出現的宮調名雖然有二十個，但經筆者仔細查對后可確認的應當為十八個（其中“高平調”、“南呂調”為同調異名；“黃鐘調”當為“黃鐘宮”的誤寫，所用曲牌名相同）。若與張炎《詞源》中七宮十二調相比較，只是沒有了“高宮”和“正平調，但卻增添了“商角”一調，其它則基本完全一致。其中象“羽調”和“高平調”調名的運用，明顯是受《詞源》調名體系的影響。
劇曲“套類”的構成，已經和“宮調”（韻調）對其韻體的統攝、規范作用不可分離，它們之間所呈現出的已是一種相互依存、相為表里的關系（參見后“套型變化樣式數字統計”示列）。
元散曲“十二宮調”和元劇曲“九宮調”形成，從此成為南、北曲宮調體制必遵循的規范，后世制曲譜雖種類繁多，然無有出此范圍者。“南曲九宮”實際上是承襲“北曲九宮”（即元雜劇“九宮調”），明代蔣孝的《舊編南九宮譜》（所收包括南散曲、戲文劇曲）可謂是最有力證據。所謂的“南曲十三調”不過是元代以前的詞調遺存，并非元代以來南、北宮調體制本身的產物。故而明代沈璟在新編《增訂查補南九宮十三調曲譜》中將“十三調”一概并入“九宮調”類別中（其調名雖還被保留，但已無分類之實）。現將唐宋、金、元明時期，“燕樂調”調名流變情況用一覽表形式示上（“圖表二”）。
上表中元周德清《中原音韻》所列十二宮調與《全元散曲》（隋樹森先生輯）中的宮調數、調名完全相符，若與《元曲選》（明臧晉叔編）及《元曲選外編》（隋樹森編）作比較，可以看出元雜劇劇曲套數只是運用了其中的九個宮調，比散曲少了三個宮調（即般涉調、小石調、商角調）。據此，可以認定周德清所說宮調“今之所傳者一十有二”是可信的，反映了當時散曲和雜劇中宮調運用的真實情況。至于般涉調、小石調、商角調為什么沒被吸納進入于劇曲運用，有一個數據大概能說明點問題，孫玄齡先生《元散曲音樂》一書附有“現存元曲所用套曲形式一覽表”，筆者將其中所列元散曲、劇曲各宮調中的套類的“套型變化樣式”以數字方式示下(請注意：不是套曲數量的概念)：
上列圖示中可以看出：散曲運用的宮調數目要多于劇曲三個（即商角、般涉調、小石調）；散曲前九調中“主、次套型”變化樣式要多于后三調（如果取均值計算的話，前九調每調中套型變化樣式約為27.4種，后三調每調中約為7.7種）；劇曲中之套型變化樣式要遠多于散曲(如果取均值計算，劇曲九宮調每調中套型變化樣式約為73.6種)。從金元諸宮調（十八宮調）到元曲十二宮調及九宮調，可出看出這樣一個衍變的軌跡：“套類”的成熟、定型使得“宮調”數量趨于減，而其“主套型”變化樣式數量則趨于增。有意思的是散曲和劇曲情況正好成反比。雖然劇曲的“套類”來自于散曲的“套類”，但在完善“主套型”上卻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顯得更為豐富、多樣，更能適合、滿足于雜劇音樂表現的需要。如果說元曲散曲套的出現為劇曲套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那么，劇曲套則把元曲的曲套形式的建構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轉貼于
三、明代“九宮調”的南、北之分意義何在？
由元入明代以后，隨著南方諸多民間聲腔的的興起，以“傳奇”為代表的新一代戲文樣式登上歷史舞臺，逐漸取代了雜劇的戲壇地位。大約在明代前、中期，“九宮調”南、北之分開始浮出水面，元雜劇一脈（包括北散曲）的“九宮調”被劃定為“北曲九宮”，南宋戲文一脈（包括南散曲）的被劃定為“南曲九宮”。現在所見最早按九宮調分類的南曲曲譜，當為明嘉靖年間毗陵蔣孝的《舊編南九宮譜》（根據陳、白二氏《舊編南九宮譜》、《十三調南曲音節譜》2種目錄編），而徐子室輯、鈕少雅訂《匯纂元譜南曲九宮正始》，雖稱“俱集大歷、至正間諸名人所著傳奇套數”，但畢竟為清順治年間的抄本，在時間上要晚于蔣孝舊編譜，故不以此為準。蔣孝舊編譜中所附《十三調南曲音節譜》譜目，多少能反映出一些南曲小令早期的宮調面目，其調名也與元曲十二宮調有些差異別，前面已經說了，應當屬于金滅北宋后，燕樂調名在南宋上層社會被延續流傳下來的一脈。錢南揚根據《十三調南曲音節譜》譜目中分為慢詞、近詞，直用宋詞稱謂的情況，所作“《十三調譜》自應出南宋人無疑”[注：錢南揚《論明清南曲譜的流派》，《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第8卷第2期，1964年6月版。]的推斷，顯然是有道理的。蔣氏舊編譜中《南九宮譜》的宮調名與元劇曲九宮調名完全一致，然編入的曲譜卻非九個“套類”形式，只是將散摘的戲文、散曲之曲分別歸入九宮調內，實類文人樂府雅調范式，雖有“北曲九宮”之名，卻無有其“套類”之實。倒是在《十三調南曲音節譜》譜目后附錄了一個“尾聲格調”，共列出十一種尾煞名，并交代取自南曲十一個曲套的尾文，分別注明為十二個宮調“套類”之尾體式（其宮調名稱與“十三調”系統一致）。 《十三調南曲音節譜》“尾聲格調”：
1、[ZK（#]情未斷煞（仙呂、羽調同此尾），“衷腸悶損”尾文是也。
2、三句兒煞（黃鐘尾），“春容漸老”尾文是也。
3、尚輕圓煞（正宮、大石同尾），“祝融南渡”尾文是也。
4、尚繞梁煞（商調尾），“那日忽覩多情”尾文是也。
5、尚如縷煞（中呂有二樣，此系低一格尾），“料峭東風”尾文是也。
6、喜無窮煞（中呂高一格尾），“子規聲里”尾文是也。
7、尚按節拍煞（道宮尾），“九十春光新篁池閣”尾文是也。
8、不絕令煞（南呂尾），“明月雙溪”尾文是也。
9、有余情煞（越調尾），“炎光謝了”尾文是也。
10、收好因煞（小石尾），“花應黃鸝”尾文是也。11、有結果煞（雙調尾），“簫聲喚起”尾文是也。
后注：又有本音就煞謂之隨煞；又有雙煞；又有借音煞；又有和煞。
其實，這十一個尾煞就是南曲套尾聲的定格形式，明張彝宣對此曾有評說：“尾聲定格，本是三句、二十一字、十二拍，不分宮調，皆是如此。金董解元《西廂記》及元人北劇皆然，其由來之久可知。后世遂有［三句兒煞］、［凝行云煞］、［收好因煞］等等名字，實皆由正格變來，原不足辨……實則俱可通用”。[注：張彝宣《寒山堂新定九宮十三攝南曲譜》“凡例”，中國藝術研究院藏殘存五卷清抄本。]近代學者吳梅在《曲學通論》“十知尾格”中，將這十一種尾煞以點板譜方式一一補出，皆與前人所言吻合。早在南宋時期，［三句兒］煞這種尾聲形式就已在唱賺中出現，陳元靚《事林廣記》中就載有“遏云社”黃鐘宮《愿成雙》一套譜子（為宋代俗字譜），其尾聲［三句兒］煞，“遏云要訣”云：“總十二拍。第一句四拍、第二句五拍、第三句三拍煞，此一定不逾踰之法。”盡管南、北曲套尾都受到過［三句兒煞］影響，但南曲套似乎更加強調恪守此定格。至沈璟新編《南曲全譜》（又名《增訂查補南九宮十三調曲譜》）出，則又在蔣氏曲譜的基礎上作了更為詳細的論述，分別在各宮調曲譜末后專設“尾聲總論”，對南曲聯套體制、方法進行了系統的歸納、總結。實質就是從尾聲定格專用的角度，交代了各宮調“套類”聯綴方式。現存元散曲中能看到的南曲“套類”也只有五種，分別歸屬仙呂宮、黃鐘宮、正宮、雙調、南呂宮，若要從“套類”的角度來看“南九宮”，其形成確實是要晚于“北九宮”。筆者曾依據《全明散曲》[注：謝伯陽（編）《全明散曲》，齊魯書社，1994年版。]作過一個統計，明代散曲中的南曲“套類”已達到了十一種（南、北合套形式不計算在其中），分別歸屬于仙呂宮、商調、黃鐘宮、正宮、越調、大石調、中呂宮、雙調、南呂宮、羽調、小石調名下（仙呂入雙調、商黃調不計），只是羽調、小石調中的套數、套型極少，主要還是集中在了前九宮調范圍，而且各套類中的主、次套型區分也不明顯，多種套型并存運用的情況甚至比北散套還要寬泛，結構方式與北曲不完全相同。再就元、明戲文曲譜情況來看，“套類”形成也要遲于南散曲，主要因戲文自身體制上的特點所致，在曲牌組合形式規范化進程中（如套體入韻、南北曲合、漸增尾聲等）受南曲散套影響較大，似以“多種曲調聯綴體”和“定格或換頭聯章體”二類固定格式最為常見[注：俞為民《曲體研究》第四章“南戲曲調組合形式考述”，中華書局，2005年版。]。
然而，“南九宮”最重要的意義并不單純在“套類”體式（此為“北九宮”的最大特色），而在于對金、元以來“曲唱”格律規范性最為系統的涵括，在于對“曲唱”藝術的成熟經驗從理論層面予以歸納、總結。其制譜上在體制辨別、宮調經緯、四聲平仄、正襯分明、板眼點定等諸多方面的成就，可說在曲學領域達到了歷史的高峰。筆者曾在《元明時期的弦索官腔和新樂弦索》及《從“務頭”到“唱調”》二文中[注：分別參閱謝建平在《戲曲藝術》2004年第4期和《藝術百家》2006年第5期上面分別刊登的兩篇文章的相關內容。]，就“曲律”形成發展的二個階段性特征提出了這樣的觀點：認為弦索官腔和昆曲（官腔）是歷史上二個不同階段的曲唱形式。前者主要流行于元代及明代前、中期的上層社會，是遵《中原音韻》為南、北通行語音的曲唱形式，其本質特征體現為“以曲律詞”，標志著唐宋以來民間曲子由“以樂傳辭”向“以曲律詞”階段性特征轉化的確立與完成，是“曲律”形成的重要階段，為之后昆曲（官腔）的誕生奠定了必要的條件與基礎。而后者主要流行于明代中、后期及清前、中期，其本質特征體現為“以詞度曲”（以“水磨腔”創制為標志），是“曲律“發展成熟的重要階段，最終為集南、北曲唱之大成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二者都為準確認識曲唱藝術的發展過程及規律，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南、北九宮”（弦索官腔和昆曲）區分最重要的意義也即體現于此。“九宮調”有南、北之別、先后之序，其本質區分并不在于地域上因素，而在于對事物發展不同階段性質的把握。以沈璟新編《南曲全譜》為代表的“南九宮”曲譜出現，預示著南、北曲制譜在曲律層面歸并一流時代的到來，繼沈璟之后的《南詞新譜》（沈自晉編）、《南曲九宮正始》（徐于室、鈕少雅編）、《九宮譜定》（查繼佐等人編）、《南詞定律》（呂士雄等人編）、《北詞譜》（徐于室編）、《北詞廣正譜》（李玉等人編）、《曲譜大成》（佚名編）、《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周祥鈺等人編）等等一大批曲譜的先后問世，無不印證了這條清晰的歷史發展軌跡。
近年來在學術界有一種觀點，認為“從‘南九宮’到《南詞新譜》、又到‘南曲五聲、北曲七聲’，可以說是明初以來，在南曲理論上逐漸達到一個‘全方位’的總結。這是明初‘尊夏攘夷’文化思潮下的戲曲音樂品牌。‘原生態’在一種民族傾向性的文化藝術觀念影響下，結合著昆山腔的提高完善，一洗舊態、脫穎而出，成為華夏民族具有代表性的音樂。但‘南九宮’和‘南曲五聲’，這些原本并不符合音樂實際的理論性概念也隨之產生，并且時刻對后世昆曲的傳承產生著具有審美意義的影響”。“政治、文化上需要恢復漢文化，南曲作為漢族代表性的戲曲文化，它迫切需要建立起來理論規范，使之與北曲相媲美。于是，一個并不符合南曲實際音樂，和北曲一樣是九個宮調的‘南九宮’就這樣產生了……從民族文化意義上說，《南詞全譜》的問世，使南曲有了揚眉吐氣之日”[注：鄭祖襄《南九宮之疑》，《中國音樂學》，2007年第2期。]。且不論這種觀點是否具有狹隘民族文化主義傾向，不過要追溯源頭的話，大概與明代的一些文人是有關聯了。現今所有對“南九宮”持懷疑態度的人，多少是受了徐渭《南詞敘錄》的影響：
“今南九宮不知出于何人，意亦國初教坊人所為，最為無稽可笑……‘永嘉雜劇’興，則又即村坊小曲而為之，本無宮調，亦罕節奏，徒取其畸農、市女順口可歌而已，諺所謂‘隨心令’者……烏有所謂‘九宮’？……今之北曲，蓋遼、金北鄙殺伐之音，壯偉狠戾，武夫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為民間之日用。……然其間（北）九宮、二十一調，猶唐、宋之遺音也，特其止于‘三聲’，而‘四聲’亡滅耳。至南曲，又出北曲下一等，彼以宮調限之，吾不知其何取也。……必欲宮調，則取宋之《絕妙好詞》，逐一按出宮商，乃是高見。彼既而不能，盍亦姑妄安于淺近。大家胡說可也，悉必南九宮為？”
其實，徐渭用意非常明白，不過是借“九宮”說事罷了，真正的矛頭指向在“北曲”——金、元之曲也！以徐渭的詞曲修養不可能不知道民間土腔和“官腔”的層次之分，不可能不知道宮調與曲體格律之關聯，否則也不會說出“必欲宮調，則取宋之《絕妙好詞》……乃是高見”這樣的話來。在這一點上他和祝允明沒有本質上的區別（祝氏曾嚴厲批評過南方興起的諸多民間土腔），連他自己也承認“南之不如北有宮調，固也”。既如此為何還要這么說？目的在于否定外來民族統治中原的這一段歷史，當然也包括文化，以致連《中原音韻》的作者也罵了進去，“北雖合律，而止于‘三聲’，非復中原先代之正，周德清區區詳訂，不過為胡人傳譜，乃曰《中原音韻》，夏蟲、井蛙之見耳！……北曲豈誠唐、宋名家之遺？不過出于邊鄙裔夷之偽造耳。夷、狄之音可唱，中國村坊之音獨不可唱？”其民族情感的表露和立場可以理解。但文化畢竟不等同于政治，不能作這樣簡單化的否定。筆者也想就二件具體的事情談談自己看法：一是元周德清的“宮調源流”說，一是元燕南芝菴的“宮調聲情”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