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居民消費現狀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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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農村居民消費現狀范文
一、甘肅農村居民消費現狀
(一)恩格爾系數逐年下降。消費水平向小康型邁進
恩格爾系數是反映居民消費支出中食物支出所占的比例，比例越高說明生活水平越低，比例越低說明生活水平較高。甘肅省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從1990年的60.49％下降到2007年的46.80％，自2000年開始，恩格爾系數保持在40％～50％之間，說明農村居民的消費支出已從生存型消費和溫飽型消費向小康型消費邁進，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物質文化生活明顯改善。
(二)衣著消費總量增加，但消費比例下降
隨著收入的不斷增加，農村居民對衣著的消費逐年增加。甘肅農村居民的衣著消費從1990年的30.35元增加到2007年的112.2元，增加了近4倍。但是相對收入的增加，農村居民衣著消費的比例正逐年下降，1990-2007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430.99元增加到2328.92元，但衣著消費從1990年的7.60％下降到2007年的5.98％。
(三)居住條件不斷改善
甘肅農村居民的居住條件不斷改善主要體現在：一方面，居住面積不斷增加。1990年農村居民年末住房面積為65.74平方米，到2007年年末住房面積增加到89.99平方米，平均每人年末住房面積由1990年的10.21平方米增加到2007年的19.46平方米，增加了近1倍。另一方面，建房質量有所提高。磚木、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居住面積比例逐步上升。1995-2007年，甘肅農村居民居住面積中磚木、鋼筋混凝土結構在居住面積中的比例由25％增加到41％，其中鋼筋混凝土結構的住房面積由0.4％增加到7％，增幅達到16.5％。
(四)耐用消費品數量增加，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2007年，甘肅省農村平均每百戶冰箱、洗衣機和電視機的擁有量10.33臺、47.56臺和97.22臺，與1995年相比，冰箱、洗衣機和電視機分別增加了37.23臺、9.89臺和82.44臺。1990年農村家庭摩托車的擁有量為平均每百戶0.39輛，到2007年摩托車的擁有量增加到平均每百戶45.77輛。此外，一些新型的家用耐用消費品開始進入農村家庭。如影碟機、照相機、固定電話、移動電話和電腦等。2007年，甘肅農村家庭平均每百戶擁有影碟機33臺，移動電話54.6部，固定電話97.2部，分別是2000年的4.8倍、75.9倍和5.2倍。
(五)服務型消費增加明顯
甘肅省農村居民在實物型商品消費的同時，服務型消費在生活消費支出的比例也逐年提高，主要表現為：一方面，農村居民對交通和通訊支出由2000年的43.76元增加到2007年的186.17元，在生活消費支出中的比例增加了5個百分點；另一方面，農村居民對醫療保健消費意識不斷增強，在醫療保健方面的消費支出由2000年僅有70.6元增加到2007年的149.82元，年均增長2％。
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的消費支出占農村家庭總消費支出的比例僅次于食物消費。但隨著教育成本的不斷提高，很多農村家庭已經無法承擔高昂的學費，用于教育服務消費的支出從2005年的211.25元減少為2007年的166.08元，同比下降了3％；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消費的支出比例由2000年的13.27％下降到2007年的10.36％。
二、影響甘肅農村居民消費的因素
(一)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緩慢
甘肅農村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是農業生產。2007年甘肅省農村住戶農業生產收入占總收入近50％，但自然條件惡劣，農產品價格缺乏彈性及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不斷上漲等因素，制約了農村居民收入的增加。2000年。甘肅省農村家庭住戶從事農業生產的收入為1058.77元，其中農業生產性支出301.28元，占總收入的28.06％到2007年這一比例上升為38.26％，說明農業收入總量增加的同時，由于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不斷提高，增加了農業生產性支出，減少了農村居民純收入，制約了農民消費水平的提高。
(二)不確定性增強農民擴大消費的顧慮
當前，農民面臨的不確定性日漸增強，主要表現為農業生產環境、社會保障制度和農產品市場價格的不確定性。出于對未來生產、生活不確定因素的考慮。農民就會減少在當期的消費，從而制約消費水平的提高。首先，農業生產環境的不確定性。甘肅省農業生產受自然條件影響十分嚴重，靠天吃飯的情況較為普遍，農業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較弱，災害損失率偏高，農業生產收入無法得到保障。其次，農產品市場價格的不確定性。由于全省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尚不健全，農民無法及時獲取農產品市場價格的信息，并調整農產品的生產和供給，面臨極大的價格波動的風險，加大了增收的難度。最后，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不確定性。由于甘肅省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各級政府財政收入有限，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入十分有限，農村醫療、教育、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仍不到位，社會保障覆蓋面小，加大了農民對未來生活的不確定性。制約了消費水平的提高。
(三)農村市場體系仍不完善
當前甘肅省農村市場體系的不完善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第一，農產品市場流通體系不健全，農產品賣難問題十分突出。由于交通運輸、倉儲、冷藏等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農產品銷售困難，特別是一些鮮活農副產品，如果不能及時銷售和貯藏，就會變質腐爛，從而導致農民收入減少，抑制農民消費水平的提高。第二，農村消費品市場體系不完善。一方面，農村消費品市場缺少真正符合農民消費特點、適合農民消費層次、滿足農民消費需求的商品；另一方面，對農村消費品市場的監管仍不到位，假冒偽劣、庫存積壓、過期變質的商品充斥著農村市場，農民的維權意識薄弱，消費者權利得不到保護，制約了農民消費的意愿。
三、提高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對策建議
(一)廣開渠道增加農民收入
農民收入增加緩慢是制約消費增長的根本原因。因此，多渠道地增加農民收入是提高農民消費水平的主要出路。1，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轉移富余勞動力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有效途徑，將農村剩余勞動力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增加農民的工資性收入，降低因農業生產的不確定性而減收的風險；同時，加快農村城鎮化建設，促進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吸納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2，加大對農業生產的補貼。由于農業生產的不確定性和農業生產性支出的不斷增加。抑制了農民收入的增加，因此各級政府部門要加大對農業生產的補貼。增加農業科技投入，擴展農民職業技術培訓。建立健全農產品信息服務體系：并對農民購買的農業生產資料進行補貼，減少農業生產性支出，增加農民收入。
(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
建立適合農村特點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特別是醫療和養老的社會保障體系。化解農民的后顧之憂，增加農民可支配收入，提高農民的消費水平。一是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確保各項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能滿足農民的需要，保證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穩定運行。二是加快甘肅省經濟發展，加大對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資金投入，逐步提高補助標準，保障農民的基本養老、醫療需求。三是不斷擴大農村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將所有需要救助的農民都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來，特別是經濟落后地區需要幫扶救助的農民，在保障資金有限的情況下，以降低保障標準擴大救助面為原則。使需要幫扶的農民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三)健全農村消費市場體系
農村消費市場是拉動內需的重要力量，因此，建立健全農村消費市場體系對提高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一方面，要加快農村市場流通體系的建設，特別是農村道路基礎設施的建設，搞好倉儲、冷藏和運輸等方面的服務。提供方便快捷的物流配送服務，及時將鮮活農產品輸送出去，確保農民增產增收；同時，農村市場流通體系的完善，將保障農村居民能夠購買到新鮮、優質的商品，提升消費水平。另一方面，要鼓勵消費品的生產企業深入農村消費市場，對農村市場進行調查，關注農村居民的實際消費水平和消費觀念，生產滿足農村居民消費需求特點的產品，向農村市場提供質優價廉、實用好用的產品，并建立好產品的售后服務體系，切實維護好農村居民的消費權利。
參考文獻：
[1]劉剛，當前農民收入、消費問題的分析與建議，宏觀經濟管理，2006(6).
[2]農村消費問題研究課題組，關于農村消費的現狀及政策建議，財貿經濟，2007(2).
第2篇：農村居民消費現狀范文
我國農村信息消費現狀及原因分析
農村信息消費的獲取媒介比較單一。因為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較低，而信息消費的高額成本是一般農村家庭所不能承受的，農村居民獲取信息的渠道仍然還是電視，這種單一的信息傳播媒介嚴重影響著信息的傳播，導致信息供給的分類和針對性明顯不足。
有效信息資源供給少。因為農業生產具有高風險性，需要及時獲取農業信息，以迅速的采取相應的措施，但是農村的信息設施少之又少，只有有限的計算機和多媒體設備，這將導致信息的堵塞，成為農村信息化發展的障礙。
農村居民信息素養偏低。信息素養的偏低，是影響農村居民信息消費的關鍵因素。由于農村居民知識水平較低，受教育水平的限制嚴重制約了信息消費能力的提高。網絡的普及增強了農村的信息消費意識，推動了農村居民的信息消費。但隨著網絡的發展，對農村居民的信息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農村受知識水平，交通和信息在傳播上落后，有時候會導致農村居民因為虛假信息的傳播上當受騙，蒙受經濟損失。
信息消費水平總體偏低。我國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低，長期持久收入的預期不足，這個是影響農村居民信息消費水平提高的根本原因。又因為農業生產具有季節性，受氣候和市場的影響明顯，所以農民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屬于暫時性收入，收入的不穩定性使農村居民的信息消費降低。另外，農村信息基礎設施落后，政府用于農村信息化建設的專項資金不足，嚴重阻礙了農村信息消費水平的提高。
加強我國農村居民信息消費的政策建議
增加農村居民收入，擴大農村居民信息消費需求。消費最終取決于收入，只有收入提高了，人們才會增加消費。所以為了進一步啟動農村的信息消費市場，必須盡一切可能增加居民收入。以市場為導向，大力發展非農產業，優化農業內部生產結構，進一步加大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力度，改善勞資分配格局，完善城鄉一體化市場，建立健全土地流轉制度。加快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加強農民就業基數培訓，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加強農村居民的教育，切實提高農村居民的信息素養。農村居民作為信息消費的主體，提高農村居民的信息素養是提高信息消費的必須軟件。因為農村居民普遍受教育水平偏低，知識面和視野都比較窄，他們的知識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有可能影響他們的信息素養，所以，要想提高農村居民的信息消費水平，提高他們的信息消費力、推進農村信息化建設是關鍵。要提高農村居民的信息能力，加大對農村居民的教育投入力度，借鑒西方還有大城市的信息培訓方式，加大對農村居民的宣傳和講解，使他們對信息產品和服務有更全面和深入的認識，從多方面培養農村居民的信息素養，從而提高農村居民的信息消費能力。
發揮政府的帶頭作用，建設多元化的信息供給模式。政府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帶頭人，應首先加大對農村信息化建設的財政支持，積極推進農村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結合各個部門打造適應農村需要、貼近農民生產和生活的信息服務網站，保證農村居民可以暢通無阻的接收到農業信息。還要強化涉農信息資源的整合力度，為農村提供準確有效的信息，加大涉農信息的開發和應用，為農村居民提供全面有效的服務。
完善信息消費環境，提高消費質量。政府應進一步加大對農村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不斷完善外部環境。另外政府管理部門應該建立和健全針對農村居民信息消費的相關法律、法規，加強農村居民在信息消費過程中安全的保護。還要加大對農村公共服務的投入，建立健全城鄉統一的公共服務體制。針對農民群體的價格接受能力，制定合理的價格，使農村居民可以消費的起。
第3篇：農村居民消費現狀范文
隨著我國經濟迅速發展，經濟增長的主要支點從生產領域轉移到消費領域，消費對國民經濟的制約作用越來越明顯，刺激消費需求、優化居民消費支出結構已逐漸成為國民經濟高速發展的首選措施，更是當前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而要促進居民的消費需求，一方面，應啟動城鎮居民的消費需求；另一方面，應啟動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70%以上，因而，啟動居民的消費需求，擴大內需的當務之急應是擴大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因而，關注農村居民消費，正確的分析和評價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并引導和促進農村居民不斷提高消費水平和消費質量，對我國的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簡稱新疆）地處中國西北邊陲，亞歐大陸腹地，周邊與八個國家接壤，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其經濟的發展對邊疆的穩定和全國經濟的發展都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1]要促進新疆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消費的增長，因而研究新疆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和消費水平等消費領域的一系列問題，可以提供農村居民消費需求變化的信息，對于調整產業結構，引導農村居民合理消費，對促進新疆地區經濟發展和加快新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進程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國內外研究綜述
費問題是現代西方消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凱恩斯從心理因素入手提出了包括“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資本邊際效益遞減”及“流動性偏好”三大心理規律，建立了收入假說下的消費函數理論，為消費結構的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自凱恩斯之后，出現了諸多以消費為研究對象的學者，尤以佛里德曼（1976）、莫迪利安尼（1985）、杜森貝里、霍爾（1978）等人為代表。1976年佛里德曼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說，認為收入分為瞬時收入和持久收入，消費分為瞬時消費和持久消費，人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會直接影響到居民當前的消費支出，即居民當前的消費取決于持久收入。
我國對消費結構的研究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1963年我國著名經濟學家董輔初教授在其所發表《關于消費問題的探討》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消費結構的概念。1983年尹世杰教授主編的《社會主義消費經濟學》，作為我國消費結構理論研究的?遠耍?系統地研究了消費結構問題；今年來消費結構研究方法更是趨于新穎化。董永茂（2005）采用ELES模型，利用1998、2003年浙江省農村家庭消費開支調查資料，對浙江省農村居民家庭消費結構進行了分析研究；杭斌、申春蘭（2005）運用誤差修正模型的估計結果來證明潛在的流動性約束與中國農戶的預防性儲蓄有著密切關系；郭愛君、武國榮（2008）通過建立AIDS模型對中國農村居民消費行為進行了研究，并且對“九五”和“十五”兩個時期的中國農村居民七大類商品消費的動態特征進行了對比研究；此外；對數模型、二次移動平均模型（DMAM）、綜列數據模型等均為目前消費結構研究的主要方法。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對于消費結構的研究，國外側重于方法的研究和創新，而國內研究則側重于居民消費結構所涉及的具體方面，如居民消費結構現狀、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影響因素、居民消費結構的預測等多方面的定性分析，以及應用數量方法對于居民消費結構的定量分析等。盡管在國內消費結構的研究中已有很多理論成果，但是大部分是研究城鎮居民消費結構的，關于新疆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急需進一步深入研究分析。
三、新疆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現狀和變動趨勢分析
為了更加清楚的了解近年來新疆農村居民各個方面的消費情況，以下通過對新疆農村居民的吃、穿、住、用等方面人均消費支出占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總支出比重的變化圖來研究新疆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動趨勢。
（一）食品支出
新疆農村居民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從2000年的618.2元上升到2011年的1589.5元，11年的時間新疆農村居民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增長了2.57倍。恩格爾定律指出，食品支出在居民消費中的比重，將隨收入增加呈現下降的趨勢。然而由下圖可以看出2000～2011年，新疆農村居民人均食品支出占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總支出比重明顯下降。從2000年22%左右下降至2011年的15%以下，說明新疆農村居民并正向更好生活階段邁進。這也從另一方面印證了從恩格爾系數變化所得到的結論。
（二）衣著支出
近十年以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村居民的欣賞品味在不斷提高，新疆農村居民在穿著方面出現了較大變化，農村居民已不僅僅滿足于“穿”的本身，也更加注重于質量和款式等方面的提高。相關數據表明2000年新疆農村居民用于衣著方面支出為114.26元，到2011年增加到了372.1元，是2000年的3.25倍，而2000～2011年新疆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增幅為2.57倍，低于衣著支出的增加幅度。可見，隨著農村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的提高，人民越來越注重生活品質，衣著支出比重呈上升趨勢。從2000年到2005年這一下降趨勢并不明顯，甚至有些年間偶爾有上升趨勢，但近十年間新疆農村居民衣著支出占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總支出的比重總體呈下降趨勢，這說明新疆農村居民生活水平在不斷提高，也正是恩格爾定律的一次運用。
（三）居住支出
住房是人們賴以生存的基本場所，在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消費質量逐步提高的過程中，農村住房消費變化是最直觀、最明顯的。其總的特點是農村居民住宅面積逐漸擴大，住房質量逐年提高，居住條件得到明顯改善。2011年的人均居住支出1025.3元，相比于2000年新疆農村居民人均居住支出170.9元，增長了6倍；從下圖可以看出，2000年以來新疆農村居民居住消費占總消費的比重總體呈現上升趨勢。由2000年的6.06%上升到2011年的9.11%。反映出這一時期新疆農村居民收入有所增長，改善住房條件成為他們的迫切愿望，建房的積極性提升明顯。
（四）醫療保健、交通通訊支出
近十年來新疆農村居民醫療保健支出一直持續快速增長，其占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總支出的比重一直在增加，由2000年的2.61%上升到2005年的3.35%，醫療保健支出的持續增加體現出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和生活質量改善，農村居民越來越重視身心健康，過去大病小治、小病不治的現象有了較大改變。
四、新疆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特征
為了進一步研究新疆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特征，下面特從農民最終消費支出（億元）、農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元）、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三個角度進行分析：
（一）農村居民消費規模不斷增長
2000～2012年，新疆農村居民最終消費支出（億元）由159.97億元增加到675.6億元，增長了4.22倍，年均遞增12.75%。
（二）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和生活條件不斷提高
2000～2012年，新疆居民農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元）由1236.45元增加到5301.3元，增長了4.29倍，年均遞增12.9%。其中農村居民家庭居住支出（元/人）由170.9元增加到1025.3元，增長了6倍，年均增長16.1%。
（三）農村居民消費結構不斷升級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農村居民的消費支出在增加。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由2000年的50%下降到2012年的36.1%，下降了13.9個百分點。雖然農村居民消費較低，但消費結構已逐步由低層向高層發展，生存消費比重下降，享受和發展消費所占比重上升。
五、新疆農村居民整體消費結構現狀和變動趨勢的分析
從下表可以看出，1995～2005年新疆農村居民消費的貨幣化程度在逐年提高，其中農村居民家庭食品支出（元/人）、農村居民家庭醫療保健支出（元/人）、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居住消費支出（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衣著消費支出（元）四類消費幾乎完全是貨幣化消費幾乎完全是貨幣化消費。自給性消費程度最高的是食品消費，由2000年50%的自給自足下降到2011年的36.14%；居住類消費貨幣性程度從2000年的13.82%上升到2011年的23.312%。農村居民家庭醫療保健支出（元/人）從2000年的5.96%上升到2011年的8.57%，表明新疆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充分的提高。
六、結論與建議
第4篇：農村居民消費現狀范文
關鍵詞：消費需求；農村居民；湖南省
中圖分類號：[F31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8-0-02
消費需求是最終需求，是經濟運行中的原始需求，是經濟增長真正而持久的推動力，而農村居民消費是整個國內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消費市場的繁榮與發展，會直接影響著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同城市居民相比，受收入、環境和觀念等因素的制約，農村居民的整體消費能力比較低，消費水平的發展不均衡是不爭的事實。湖南省作為我國的農業大省，農業人口占全省總人口的54.9%[1]，為總人口的一半以上，湖南省農村市場具有巨大的市場容量和消費群體。因此，擴大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對拉動湖南省乃至全國的經濟增長都具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影響湖南省農村居民消費需求的因素分析
近年來，由于總體經濟的發展和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湖南省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也還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消費水平不斷上升但城鄉差距不斷擴大，消費結構不斷優化但升級緩慢，消費方式不斷發展但仍不夠健康和文明等。在目前條件下擴大湖南省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還存在諸多制約因素，筆者在調研湖南省農村居民消費現狀的基礎上，結合以往的研究成果，認為影響湖南省農村居民消費需求的主要因素有：
1.農村居民收入低且不穩定
從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杜森貝里的相對收入假說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說等可知收入是決定消費行為最主要的變量，是影響農村居民消費的主要因素。雖然目前湖南省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帶動了一定的消費支出，但由于農村居民的科學文化水平相對較低，他們僅靠種地很難維持生活，又不容易在城里找到較高收入的工作，導致了農村居民整體收入水平較低且不穩定，并且由于地區發展不平衡，湘西、湘南等偏遠地區較其他地區農村居民收入差距較大，也制約了湖南省農村居民整體消費水平的提高。所以出于長遠考慮，農村居民的謹慎消費意識不斷增強，消費傾向較低，他們把收入的大部分拿在手里或者存入銀行，來應付未來的一些大額支付和未知風險。
2.消費環境差
消費環境是指消費者在生存和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對消費者有一定影響的、外在的、客觀的制約因素。[2]近年來，湖南農村水電、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雖然得到較大改善，但仍存在不少問題，不能滿足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嚴重制約了湖南農村消費的增長。具體來說，首先體現在電壓不穩、有線電視信號和有線寬帶網絡未覆蓋全部農村地區、村村通公路沒有到達所有的村組、農村居民用水不方便、不安全等問題，這些問題都嚴重阻礙了農村居民對空調、電冰箱、電腦、洗衣機、熱水器和車輛等耐用消費品的需求。其次，農村市場體系仍不完善，便利超市少，商品價格高，售后服務差，農村居民購物不方便等也制約了農村居民消費需求的增加。再次，由于農村市場分散，市場管理缺失，相關部門監管力度不夠，導致農村市場假冒偽劣商品多，坑害農村居民的現象時有發生。較差的消費環境不僅嚴重制約了湖南省農村居民消費需求的提升，也影響了湖南省農村經濟的發展。
3.消費觀念落后
湖南是一個內陸省份，湖南省的農村居民由于長期以來受小農經濟思想的影響，有些農村居民滿足于現狀，不求進取，這也制約了消費的增長。“量入為出”的傳統生活方式，“攢錢養老”、“積谷防饑”的消費心理在廣大農村地區普遍存在。[3]并且農村居民普遍存在低檔消費心理，表現為消費上偏重住，忽視吃、穿、用、行和娛樂；偏重物質消費，忽視精神消費，消費觀念比較落后。農村居民由于傳統或攀比心理，面子消費也比較嚴重，婚喪喜慶等大操大辦，人情消費也成為中低收入家庭的沉重負擔，這種現象一方面導致資源的鋪張浪費，另一方面抑制了對其他商品的消費。同時，有的農村地區賭博盛行，有人甚至會將一年在外辛苦打工賺的錢在過年的時候全部輸掉，而不用于正常的消費支出。再加上農村居民在教育、養老、住房、醫療等方面面臨巨大的支出壓力，使農村居民害怕消費，謹慎消費，而將所增加收入的全部或大部分存入銀行，只將其中小部分用于消費。
4.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
湖南省農村居民消費需求不足，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健全，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存在諸多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缺乏強有力的財政和制度支撐。如對于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它只簡單地對低保對象、低保標準作了一些抽象規定，使保障對象的鑒定難以擺脫人際關系的影響，有時候低保沒能落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而且低保的金額過低和覆蓋面較窄，也使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效果大打折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雖然使廣大農村居民得到了實惠，但對于某些重大疾病和一些重大意外事故來說也可謂是杯水車薪，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依然存在。湖南省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已覆蓋全省農村居民，但由于養老金數額較少，對農村老年居民的生活改善作用也有限。所以，農村社會保障事業的健全發展，有利于農村社會生活和社會政治的穩定，有利于提高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然而就是由于缺乏相應的社會保障體制，加上教育、醫療衛生等社會公共領域過度市場化，導致其價格問題日益突出，這就促使農村居民增加預防性儲蓄，降低消費傾向，這就在某種程度上制約了消費。
5.農村金融體系不完善
要發展農村的經濟，就要改革完善農村的金融體系。現階段，湖南省的農村金融領域存在著突出的矛盾和問題，其主要原因有：一些農村金融改革沒有完全貼近農村的實際情況，農村金融改革在機構建設和產品服務上還沒有“因地制宜”。農戶是農業生產和社會生活的基本單位，農戶的資金需求主要用于農業生產和小規模的工商業發展。銀行類金融機構對客戶風險信息掌握不夠準確，因而資產質量不高，銀行類金融機構在發展上強調做大做強，而忽視做精做細，更忽視農村地區真正所需要的服務。所以對農戶而言，以個人身份向銀行貸款很難。與此同時，保險機構在農村地區的發展也不完善不全面，沒有針對農村居民的合適的保險產品。總之，由于社會信用體系的不完善和金融部門消費信貸產品創新不足及門檻太高，加上消費信貸宣傳不到位，農村居民缺乏對消費信貸政策、信貸業務和信貸產品的了解，農村居民難以進行大額的消費，導致湖南省農村消費信貸發展緩慢。
二、擴大湖南省農村居民消費需求的對策建議
1.增加農村居民收入
增加農村居民收入是提高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和消費質量、擴大農村居民消費需求的根本。湖南省的農村居民占總人數的一半以上，因此，只有以增加農村居民收入為根本出發點和歸宿點，才能從根本上擴大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才能加快農村社會的發展，進而提高整個湖南省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首先，要大力轉變湖南農村經濟增長方式，加快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大力發展現代農業和特色農業，加快推進農業產業化和市場化，形成合理的農業產業格局，拓寬農產品銷售渠道，加速農產品的流通，增加農村居民的經營性收入。其次，要大力發展縣域經濟，加快承接產業轉移，擴大非農就業機會，讓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家門口就業，發展勞務經濟，提高農民的工資性收入，真正發揮地方本土企業在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和增加農民收入等方面的作用。再次，要增加農村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廣大農村居民的不動產如房屋和土地等很難為他們帶來財產收入，同時，由于理財方式和觀念落后，農村居民現金收入多數儲蓄起來，投資理財意識淡薄，要創造條件讓農村居民擁有更多的財產性收入，讓農村居民的財富保值增值，讓農村居民擁有更多的財富。因此，多渠道開辟農村居民增收領域，通過各種途徑增加農村居民收入，提高農村居民購買力，是開拓農村市場、提高農村居民消費需求的根本途徑。
2.優化農村消費環境
良好的消費環境能夠擴大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能夠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因此要積極優化農村的消費環境。首先，要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如加強對電力、供水、公路、有線電視、寬帶等的建設，這樣才能改善農村消費環境，從而擴大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其次，要大力拓展流通渠道，建立健全農村市場，商務部2005年2月開始啟動的“萬村千鄉市場工程”，就是為了滿足農民消費需求，改善農村消費環境，這一工程社會效益日益凸顯，政府要繼續加強對偏遠農村地區的市場建設。第三，要大力整頓農村市場秩序，強化商品質量監管，要嚴厲打擊以次充好、欺行霸市、哄抬物價等行為，同時也要加強對農村居民的宣傳教育，提高其自我防范和保護的能力。第四，要調整商品供給結構，滿足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工商企業要因地制宜地開發出農村居民買得起、用得上的產品，同時也要擴大耐用消費品在農村的使用，農村市場潛力巨大，對提高農村居民消費需求有很大的作用。
3.轉變農村居民消費觀念
目前，湖南省農村居民的消費觀念對其消費行為和消費方式有著巨大的影響，制約著湖南省內需的擴大和經濟的增長，所以轉變農村居民消費觀念勢在必行。一方面，要積極引導湖南省農村居民樹立健康、科學的消費觀念，鼓勵農村居民隨著生活的改善，由數量需求消費向質量需求消費發展，由生存需求消費向享受需求消費和發展需求消費發展。改變農村居民傳統生活方式和謹慎消費心理，積極引導農村居民消費由傳統的消費領域向現代消費領域轉變，把消費重點放在教育、文化、衛生和交通通訊領域。從而促進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另一方面，要轉變湖南省農村居民的消費觀念，就要加強農村居民的教育，提高他們的科學文化水平，培養農村居民文明、理性消費，徹底改變傳統的消費陋習和愚昧落后的消費觀念。轉變農村居民消費觀念，樹立健康文明的消費理念，最終才能優化湖南農村消費結構，提升湖南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擴大湖南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
4.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不健全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加重了農村居民對失業、醫療、養老等問題的擔憂，同時制約著湖南省農村居民消費需求的提高。首先，要建立健全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因地制宜的加大農村社保力度，改善社保征繳方式，提高社保標準。在新形勢的要求下，湖南省要健全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和醫療保險制度等，使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不斷規范化。其次，由于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涉及的內容較多，但規范這方面的法律體系不完善，因此，健全這方面的法律體系急不可待。第三，政府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入要加大，要加大對最低生活保障、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投入。另外，要強化宣傳，提升農村居民對社保的認識，全面提高農村居民參加社會保障的意識和意愿，當然，相關措施也要做到位，這樣才能使農村居民真正的從社會保障中得到實惠和好處。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和發展，能夠加速農村經濟的發展，提高農村的富裕程度和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從而擴大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
5.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
首先，要充分發揮政府主導作用，促進以金融帶動“三農”持續發展，在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方面，各級政府和相關經濟主管部門要積極發揮職能作用，努力促進銀行與農村經濟的合作，如對商業銀行在農村地區設定存款—貸款比例，減少農村資金的外流，實現金融與農村經濟共同發展。其次，要完善金融服務體系，要充分利用農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和郵政儲蓄銀行等的資金、服務優勢來為農村市場服務。要在加強管理，完善制度，防范風險的前提下，大力發展農村消費信貸，促進農村居民提前消費。要簡化手續，降低農村金融市場的準入門檻，在信貸的方式、利率、抵押等方面為廣大農村居民提供優惠，加大金融創新，如發展小額信貸、開辦家庭耐用消費品貸款、住房貸款、車輛消費信貸、大型生產工具貸款等等，以此來擴大農村消費信貸規模。
擴大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僅關系著廣大農村居民的切身利益，還關系著國民經濟的健康長遠發展。因此，我們要切實掌握湖南省農村居民消費需求發展的狀況和制約因素，解決面臨的問題和困難，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把提高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擴大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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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繆海.影響我國農村居民消費需求的因素及對策分析[J].商業經濟，2011（6）：26-28.
[3]楊婧，周發明.以優化消費支出結構擴大農村消費需求——以湖南農村為例[J].湖南社會科學，2009（4）：81-83.
第5篇：農村居民消費現狀范文
關鍵詞：農村消費市場；發展現狀；制約因素；對策
一、我國農村消費市場的現狀特點
1.農村消費市場潛力巨大，發展迅速
（1）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幅度逐步加大，農村居民消費水平不斷提高。根據相關統計，2015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1422元，比上年增長8.9%，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4年已經達到10488.9元，相比2013年的9429.59元，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11.2%，由此可見，我國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保持一定的增長百分比，穩步提升中。
（2）根據2005年-2014年《中國統計年鑒》，近十年來，我國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從整體上來看呈現出不斷提高的趨勢。具體從圖中可以看出，根據消費支出增長的速度來分階段，第一階段2005年-2010年，這個階段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支出增長緩慢，但增長較平穩。第二階段2005年-2014年，這個階段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長速度較前一階段有提升，實現了較快的增長。而在第三階段2013年-2014年中，速度再一次加快，圖形中表現為斜率更大，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大幅度提高。由此，我們可以得出我國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是不斷提高的。
圖為2005年-2014年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費支出趨勢走向
2.我國農村消費水平整體偏低，城鄉差距大
據統計顯示，2013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9429.6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6955.1元，二者比例為1：2.858，而在2014年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為10488.9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9381.0元，二者比例為1：2.801，從中可以看出，雖然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一直在上升，但是相比城鎮居民收入水平來說，總體水平偏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再從人均消費支出的層面上來分析城鄉之間的差距，根據年鑒數據，2014年、2013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分別為19968.08元和18487.54元，同比增長了8%，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分別為8382.57元和7485.15元，同比增長了12%。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速大于城鎮居民，但是2013年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只占41.98%，2014年占40.49%，城鄉消費水平相差如此之大，農村消費市場仍處于偏低的水平。二者的恩格爾系數也存在較大的差異，恩格爾系數是用來衡量家庭富足程度的重要指標，2005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為37.1%，2014年已經達到了35.6%，而2014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為37.9%，也就是說經過十年的發展，農村居民家庭的生活水平才勉強趕上城鎮居民家庭生活水平，城鄉差距顯而易見。
3.我國農村居民消費結構不合理，且正處于轉型時期
根據2012年中國年鑒，我國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費支出為5908元，其中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食品消費支出2323.9元，占比為39.33%；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居住消費支出1086.4元，占比為18.39%；這兩項合計總占57.72%。相比之下，同年的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交通通信消費支出652.8元，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醫療保健消費支出513.8元，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文教娛樂消費支出445.5元，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衣著消費支出396.4元， 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家庭設備及用品消費支出341.7元，合計占比39.78%。這個數據可以看出我們農村居民消費結構不合理，集中在基本生活消費上，而文教娛樂、醫療保健是和家庭設備上的消費支出占很小的比重，農村居民國內旅游人均花費為491元，還在起步階段。從農村居民消費整體的趨勢上來看，2010年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食品消費支出占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費支出的41.09%，2011年占比40.36%，直到2012年占比39.33%，呈現不斷減少的趨勢；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居住消費支出占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費支出的比重從2010年的19.06%到2012年的18.39%，也呈現出減少的趨勢；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交通通信消費支出、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醫療保健消費支出、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文教娛樂消費支出占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費支出的比重分別由2010年的10.52%到2012年的11.05%，由2010年的7.44%到2012年的8.7%，由2010年的7.54%到2012年的8.4%，這意味著我國農村居民消費已經由只偏重于食品、居住的基本生活保障型消費向追求交通通信、醫療保健和文教娛樂等享受型消費的轉變。再從農村居民耐用品消費的角度來看，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洗衣機、電冰箱、空調機、計算機擁有量分別由2010年的57.3臺到2012年的67.2臺，2010年45.2臺到2012年的67.3臺，2012年16臺到2012年的25.4臺，2010年的10.4臺到2012年的21.4臺。2010年的農村居民國內旅游人均花費為306元，到2012年540.2元。增長了76%。家用汽車擁有量也在逐步攀升。由這些數據可以看出，我國農村消費結構不合理，但是它也正處于轉型期，由溫飽型向小康型的轉變。
二、制約我國農村消費市場發展的因素
1.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低，農民消費能力差
農民的消費能力受收入水平直接而深刻的影響，進而影響著我國廣大的農村消費市場。因而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低成為制約農村消費市場發展的一大障礙。2013年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6467元，2014年為28843.85元，同比增長9%；2013年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9429.59元，2014年為10488.88元，同比增長11.2%。相比于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僅占其35%。收入水平低制約著農民的消費能力。同時存在的障礙是農民增收難，近些年來，農民的收入主要依靠外出務工和家庭農產品的銷售，作為外來務工的農民工，文化素質不高，技術水平偏差，面對城市的就業壓力，工資水平不高。大量農民工選擇外出務工，土地耕作減少，農業科技水平落后，產品附加值低，農民很難在農產品上獲得較高的收入。
2.我國農村的基礎設施落后，農村消費環境差
我國是農業大國，但一直以來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相對落后，無論是交通運輸還是通訊條件都落后于城鎮，這些基礎條件的天生薄弱，使得農村消費市場與外界的聯系不夠，外界先進的生產資料一直難以進駐農村，導致農村農業科技水平長期落后，農產品轉型速度慢，農產品附加值也難以提高。基礎設施的落后，還給農產品的外運和銷售造成一定的困難，銷售渠道和運輸渠道的不暢不能建立起一個良好的流通方式和銷售模式，農村 消費市場發展受阻。同時基礎設施落后，阻礙了城鎮生活消費品的流入，使得農村消費市場的升級難以進行。
農村的市場管理體系不健全，存在流通不暢、價格過高、假冒偽劣、組織混亂等多個問題，難以滿意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更有很多像冰箱、彩電、空調這樣的耐用品在農村沒有建立相應的售后服務體系，農村居民的消費者權益得不到保障，產品維修成本大，相關產品的消費市場不能拓展，滿足農村需求的產品很少。
3.農村居民消費觀念過于傳統，消費方式落后
在廣大農村地區，傳統的消費觀念依舊是主流，農村居民崇尚保守消費，傾向于將收入用來儲蓄，即使了購買產品，主要也是追求實用、耐用、廉價，而不是追求高檔次的商品消費，從而農村消費市場也一直難有較大程度的開拓。傳統的消費理念還導致農村消費區域的不均衡，農村居民購買商品具有嚴重的從眾性，對同一款商品、同一家商品有著極為特殊的感情，這種從眾購買商品，導致購買區域的過度集中。落后的消費觀念制約著農村消費市場的發展。
三、拓展農村消費市場的對策及建議
1.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增強消費能力
（1）國家政策上繼續增大對農業的投入，尤其是對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改善農民的生活環境和消費環境。在稅收政策上繼續加大對農民的補貼力度，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建立專門用于服務農村社會的資金，鼓勵大中型企業進入農業生產領域進行共同發展，建立和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將農產品始終保持在一個合理的水平上，同時，加大對貧困地區的扶貧力度，幫助脫貧。
（2）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積極調整農業的內部結構，合理安排農、林、木、副、漁的比重，維護傳統農業的發展，并在一定程度上適當得增加非傳統農業、加快技術升級，提高農產品的質量，開發新產品，延長農業產業鏈，增加農產品的附加值，提高農產品的競爭力，增加農民收入。
2.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消費環境
完善的基礎設施和良好的消費環境將大大有利于拓展農村的消費市場。首先需要完善的是廣大農村的交通、通訊、水電供應，政府要加大對基礎設施的資金投入，同時利用各種惠農政策，吸引社會投資，滿足資金短缺的問題。同時建立健全的社會市場管理體系，引導農村消費市場形成良好的流通方式、經營模式和服務體系，解決好農村居民一直擔憂的相關產品的售后維修問題，維護農村居民的消費者權益，形成合作友好的買賣關系。建立健全法制監督機制，堅決打擊假冒偽劣產品，改善消費結構。
3.轉變農民消費觀念，提倡新消費觀
大力宣傳先進的消費理念，積極引導消費者轉變傳統的消費觀念，更新消費習慣。鼓勵農村居民摒棄只追求廉價、低檔次產品的理念，在不違背勤儉節約、艱苦奮斗美德的條件下，適度擴大消費。優化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加大適合農民消費特點的產品生產，提高產品的性能，質量。支持農民開拓消費領域，滿足更多的消費需求。加大農村的教育力度，倡導農民科學消費、理性消費、健康消費，增強農民自身的保護意識，學會用法律的武器保護消費者的權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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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敏.提高農民收入開拓農村消費市場.太原科技，1006-4877（2008）02-0016-02.
第6篇：農村居民消費現狀范文
關鍵詞：持久性收入 暫時性收入 消費需求 實證分析
中圖分類號：F126
文獻標識碼：A
研究背景
一國或某一地區居民的收入水平與其消費需求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這一點無論在西方經濟學的經典理論中還是在國內外許多學者的實證研究中都得到證實。近年來，國內不少學者都在西方經典消費一收入理論的基礎上對我國整體或某一地區的居民收入水平對消費需求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例如，戴曉鵬(2009)基于凱恩斯的絕對收入理論對河南省鄭州市的城鄉居民消費支出和當期收入的關系建立理論模型，對鄭州近10年來的城鄉居民消費支出和收入水平進行了實證分析，指出鄭州市城鄉居民當期絕對收入水平對當期消費支出水平有顯著的影響，絕對收入水平提高可以有效擴大城鄉居民的消費支出。杜大琳(2007)根據凱恩斯絕對消費理論對1978～1998年我國農村居民的當期收入水平和消費支出建立模型，但實證分析結果顯示，當期收入水平不是影響我國農村居民消費需求的絕對因素，我國城鄉居民消費支出還受到前期收入水平和物價水平變化的影響。上述研究都是主要分析即期收人對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于淑波(2008)根據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理論，實證研究了我國農村居民的暫時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對消費支出的影響，結果表明，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支出變化的同時，受到暫時性收入和持有性收入變化的影響，其中持久性收入對我國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影響尤為顯著。
廣州城鄉居民暫時性收入水平和持久性收入水平對消費需求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同時對與廣州經濟發展程度相似的北京、上海地區的城鄉居民的收入消費進行相應的實證研究，以便進一步橫向比較收入水平對上述三地城鄉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本文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分析1996～2007年間廣州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需求的現狀和特點；第二部分是實證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結論和相關建議。
廣州城鄉收入水平與消費需求的現狀和特點
1996～2007年間，廣州地區城鎮和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支出都保持持續高速的增長，消費支出的增長率要略快于收入水平的增長率。在這12年問，廣州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由9940元增長到22469元，平均年增幅為10.5％，城市居民的消費性支出由8092.8元增長到18951.32元，平均年增幅達到11.18％。廣州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由5164.67元增長到8612.84元，平均年增幅為5.56％。農村居民人均年消費性支出由3530.62元增長到6341.51元，平均年增幅為6.63％。圖1和圖2分別表明1996～2067廣東城鄉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水平和消費性支出的變化情況。
從圖1與圖2中也可以看到，隨著廣州地區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費支出的增長，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和消費支出差距也越來越大。圖3表明1996～2007年間廣州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支出的差距變化情況，從1996年到2007年，廣州地區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由4775元增加到13856元，消費支出水平城鄉差距由4562元增加到12609元，收入水平和消費支出水平差距都呈現出了逐年增長的趨勢，廣州城鄉居民消費支出和收入水平的二元格局越來越顯著。
將1998～2007年間廣州城鄉居民收入水平變化情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似的北京、上海相比較。圖4與圖5反映了三地1998～2007年間城鄉居民收入變化情況，從中可以看出廣州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一開始領先于北京、上海城鄉收入水平，而在近5年逐漸被北京、上海所趕超。10年來廣州、北京、上海三市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9.96％、14.34％、16.93％；三地農村居民純收入水平年平均增長率則分別為5.3％、13.73％、8.91％。數據顯示廣州地區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增長率都遠低于北京、上海地區，與北京相比，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年平均增長率低接近7個百分點，農村居民純收入水平年平均增長率低8.43個百分點；與上海相比前者低4.38個百分點，后者低3.36個百分點。
將1998～2007年間廣州地區最終消費率與北京，上海地區和全國水平相比較，可以看出10年期間廣州地區最終消費率水平低于北京、上海地區，與全國水平差距不大。圖6反映了1998～2007廣州、北京、上海三地最終消費率和全國消費率的變化情況。在國際上看，根據庫茲涅茲和錢納里對101個國家在1950～1970年間消費率和人均收入水平之間關系的研究，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的國家消費率基本穩定且保持在76.5％的水平附近，2007年廣州人均GDP超過10000美元，而同期消費率只有42.54％，與上述“標準”也相距很遠。因此，無論從國內還是國際比較，當前廣州地區的最終消費率都處于比較低的水平。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礎上，通過建立城鄉居民消費支出與收入水平的二元線性模型，并對1996～2007年間
廣州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對消費需求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建立和數據解釋
根據凱恩斯絕對收入理論和弗里德曼持久性收入理論，影響居民消費支出的收入因素有暫時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兩種，參考對持久性收入與農村消費支出的相關研究，本文建立一個關于廣州城鄉居民消費支出與收入水平的二元線性模型，模型方程可表示如下：
Ct=ayp+bym+u (1)
其中Ct是被解釋變量，表示廣州城鎮(農村)居民的當期消費性支出，yp與ym是解釋變量，yp表示廣州城鎮(農村)居民的持久性收入，ym表示廣州城鎮(農村)居民的暫時性收入，ym和yp共同構成
城鄉居民當年的可支配收入yt。而根據弗里德曼的統計方法，yp的估計方法為城鄉居民三年內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數：即yp=(yt+yt-1+yt-2)/3，根據上文論述。ym=yt-yp。u為方程的誤差項。a和b分別為兩個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影響系數的估計參數。
(二)廣州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對消費支出的影響
分別結合1998～2007年間廣州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和收入水平的實證數據可以對方程(1)進行OLS回歸估計，其中Ct可以分別根據廣州統計年鑒中的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和農村人均生活性消費支出指標來計算，yt則可分別根據廣州統計年鑒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消費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指標來計算，根據上述的計算方法，方程估計的結果如表1、表2所示。
從對模型方程的OLS估計結果中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無論從城鎮居民還是從農村居民來看，廣州城鄉居民的持久性收入與暫時性收入對其當期消費支出的影響都是正向而且顯著的，這體現為模型的兩個解釋變量的估計參數為正而且都通過了T檢驗，而且從模型的擬合優度來看，上述城鎮和農村兩個模型的R方值都在90％附近，這說明收入水平是影響廣州居民當期消費支出變動的主要因素。
暫時性收入對廣州農村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系數估計參數大于城市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系數估計參數，而持久性收入對廣州農村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系數估計參數小于對城市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系數估計參數，這表明提高持久性收入水平更有利于增加廣州城鎮居民的消費支出，提高暫時性收入更有利于增加廣州農村居民的消費支出。
(三)廣州與北京、上海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對消費支出影響的橫向比較
選取與廣州經濟發展程度相似的北京、上海作為橫向比較對象，基于上述已經建立的城鄉居民收入一消費二元線性模型，結合廣州、北京、上海三地的實際數據，可以對三地模型估計的結果進行比較，三地城鄉居民收入－消費二元線性模型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從表3可以看出，廣州、北京、上海三地的城鄉居民收入－消費二元線性回歸模型的擬合優度總體在90％水平以上，模型擬合程度較高，三地居民收入－消費二元線性回歸模型都通過了DW檢驗。其DW值分別位于1％顯著水平下的DW下界臨界值以上。DW檢驗結論指出模型自相關問題并不嚴重。
從三地居民收入－消費二元線性回歸模型結果中可以看出：
廣州、北京、上海三地城鄉居民模型的持久性收入系數都通過T檢驗，這說明持久性收入對于廣州、北京、上海三地城鄉居民的消費支出都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廣州城鄉居民模型的暫時性收入系數通過了T檢驗，北京、上海兩地城鄉居民的暫時性收入系數沒有通過T檢驗，這說明了暫時性收入對于廣州城鄉居民消費支出影響比較顯著，對北京、上海城鄉居民消費支出影響則不顯著。
廣州農村居民持久性收入對消費支出的影響系數小于北京和上海農村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系數，模型說明，持久性收入每增加(或減少)1元，會引起廣州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增加(減少)0.675246元，會引起北京地區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增加(減少)0.74303元，引起上海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增加(減少)1.257991元。以上分析結果表明與北京、上海相比，持久性收入變化對廣州農村居民消費支出水平變化的影響較小。
結論和建議
(一)結論
持久性收入與暫時性收入的變化都會影響廣州城鄉居民的消費支出的變化；暫時一性收入對農村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大于對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持久性收入對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大于對農村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從模型回歸結果中可以看出，持久性收入每增加(或減少)1元，會相應增加(減少)城鎮居民0.79元的消費支出，增加(減少)農村居民0.68元的消費支出。暫時性收入每增加(或減少)1元，會增加(減少)城鎮居民0.94元的消費支出。增加(減少)農村居民1.23元的消費支出。
目前，廣州地區的消費率無論是國際比較還是與北京、上海比較都處于較低水平，與廣州所處經濟發展階段及其水平不相適應。消費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無論是人均收入水平還是收入水平增長速度均低于北京、上海。同時，通過廣州與上海、北京消費－收入二元線性模型回歸結果的橫向比較分析可以看出：暫時性收入變化對廣州城鄉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要比對北京、上海城鄉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更為顯著，而持久性收入對廣州農村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小于對北京、上海農村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
(二)政策建議
基于上述分析的結果，并綜合實際情況，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政府必須遵循的原則：一是要把提高本地區域鄉居民的收入水平解決民生問題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擯棄為GDP而片面追求GDP的數量和速度的理念和行為。二是要針對本地區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對消費支出的影響從戰略和戰術、長期和短期等多維層面和角度系統全面地采取有針對性、可行的措施努力增加居民收入，從而提高消費率。
對農村居民而言，政府要通過增加對農村的投資來增加收入、改善和提高消費水平。目前，特別是要加大公共財政對農村居民轉移支付的力度。公共財政支出的重點：一是要加大對農村地區公共品投資力度，改善農村居民的公共服務設施，優化農村居民的公共消費環境，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費能力。例如，建設農村金融基礎設施，可以鼓勵農村居民信貸消費；農村信息網絡建設增加農村居民的消費機會等。二是統籌城鄉就業，創造更多地適應農村居民就業的崗位。三是增加對農村居民特別是適齡青年農民的職業技能等就業能力培訓的投資；從長期看，還要進一步提高農村居民受教育的年限，大力發展農村職業高中、職業中專教育。
對城市居民而言，政府更多地采取措施改善和穩定持久性收入預期。一是要盡快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二是積極進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充分發揮政府在初次分配中保證公平正義的干預功能，保證收入分配的機會平等，促進收入流動性。同時，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三是進一步增加人力資本投資的力度，一方面，延長義務教育年限(12年)，提高居民的受教育年限；積極調整教育結構，大力發展高等職業教育。四是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消除市場分割。
基于與北京、上海在收八水平和消費率等方面的差距，政府要積極調整本地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增加居民收入特別是居民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合理確定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的預期目標，并將其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指標和宏觀調控的重要目標；在制定增加暫時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政策時，在保證兩方面政策協調基礎上，要優先、及時出臺促進暫時性收入提高的一系列政策。并加大提高暫時性收入的政策執行力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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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臧旭恒，論消費內部構成對消費一收入關系的影響[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1995.2
第7篇：農村居民消費現狀范文
一、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分析本文收集了-省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和食品、衣著、居住、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交通通訊、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其他商品及服務共八項消費支出數據。運用擴展線性支出系統模型（etendlinearependituresystem，eles）對省農村居民消費結構進行分析。
從中的eles參數估計值及統計檢驗結果來看，各項消費支出和人均純收入之間都存在較強的線性關系，eles模型的擬合效果較好。下面從基本需求、需求收入彈性和邊際消費傾向方面對省農村居民消費結構進行分析。
（一）基本消費需求支出水平分析：基本生活需求能充分滿足，但文化、教育、娛樂消費不足。居民基本消費需求支出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水平下，為保證勞動力的正常再生產，居民對商品和勞務所需要的基本消費量的支付能力，它反映了居民最低消費需求。
由表2得知，省農村居民人均基本生活消費需求支出總額為2040.62元，而人均實際消費支出總額達到4020.87元，將近人均基本生活消費需求的兩倍，由此可見，省農村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能夠得到充分滿足。進一步觀察，盡管在總量上實際消費總額大大高于基本需求總額，但文教娛樂這一項并沒有達到基本需求額，反映出省農村居民的文化、教育、娛樂現狀亟待改善。
（二）邊際消費傾向分析：消費意識較強，但消費結構層次偏低。邊際消費傾向是消費變動額和收入變動額之間的比率。它反映了居民對各類消費的偏好及其新增購買力的投向。
由表1得知，省農村居民總邊際消費傾向為0.70，說明農村居民新增收入中的70%用于生活消費支出。顯示出省農村居民儲蓄率較低，消費意識較強。這對全省經濟的健康快速增長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
各大類邊際消費傾向系數中，排第一位是食品（0.3352），其次是居住（0.2051）。這說明省農村居民在收入有所增加的情況下，首先考慮的是增加食品的消費量和提高食品的質量，改善膳食結構。緊接著便是考慮改善居住環境，這也反應出省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層次偏低。
其他按順序排列分別為交通通信（0.0582）、醫療保健（0.0475）、家庭設備（0.0463）、衣著（0.0295）、其他（0.0119）、文教娛樂（-0.0306）。交通通信和醫療保健兩大類較高的邊際消費傾向也說明了：一方面，交通通訊技術的發展和普及已深入到農村，農民對出行以及加強與外界的聯系方面的要求提高；另一方面，農民醫療保險、保健意識增強，越來越關注自身的身體健康。文教娛樂的邊際消費傾向為負數，說明隨著農民收入的提高，文教娛樂的支出反而有所下降，反映出省農村居民對文化、教育等精神消費投入的忽視，全省整體精神文化層次較低。
（三）需求收入彈性分析：居住和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消費潛力較大。需求的收入彈性是指在商品價格不變時，需求量變動率與收入變動率的比率。它反映了食品等商品消費支出對收入的敏感程度。
從整體上看，居住支出對收入的敏感性最高，為1.46。其次是家庭設備，為1.12。這說明此兩類商品消費支出的增長速度快于收入的增長速度。反映出省農民非常關注和熱衷于改善家庭生活、居住條件。而食品、衣著、交通通訊、文化教育、醫療保健、其他類的需求收入彈性都小于1，說明這幾類商品對收入變動的反應不敏感，缺乏彈性，省農民對這些商品和服務的需求的增長低于其收入的增長。
二、促進農村居民消費的建議針對目前的消費現狀，為合理引導省農村居民消費，促進其消費結構進一步優化升級提出如下幾項建議：
（一）穩步提高省農村居民收入。影響農民消費需求的因素是收入，只有不斷擴大農民收入，才能提高農民消費需求，推動消費結構的優化。
（二）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健全適合省農村、農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是穩定農民消費預期，放開農民消費思路的重要基礎。
（三）大力推動“建材下鄉”、“家電下鄉”。針對全省農村居民居住和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消費潛力較大的情況，全面推廣“建材下鄉”、“家電下鄉”開拓農村市場，引導企業設計、開發、生產適合農村消費的建材、家電產品，擴大農村消費，提高農民生活質量。
第8篇：農村居民消費現狀范文
關鍵詞：消費結構；農村居民；消費特征
從支出的角度來看，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然而，多年來，中國經濟主要依靠投資拉動，消費的拉動作用較小。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迅速演變成一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實體經濟受到嚴重影響，主要發達國家經濟相繼陷入衰退，大部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明顯放緩。在出口受到極大影響的情況下，中國政府適時提出了增加投資和拉動消費的保增長目標，把擴大內需放在重要的戰略地位考慮。但是，由于城鄉分割發展的二元經濟所形成的城鄉居民在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教育衛生等方面的巨大差異，使得農村居民消費水平低下，農村消費市場長期 “啟而不動”，成為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的難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本文選擇農村居民消費進行研究，通過分析消費結構，得出農村居民的消費特征，并在此基礎上給出促進農村居民消費、開啟農村消費市場的措施。在進行實證分析時，本文選取河南省的數據作為樣本。河南省是中國第一人口大省，鄉村人口眾多，啟動其消費水平成為河南省成功拉動內需的關鍵所在。
一、農村居民消費現狀
2009年底，河南省總人口規模達到9 967萬，其中，鄉村人口高達6 609萬，所占比重高達62.3%。但從其消費規模來看，2009年農村居民最終消費支出僅為2 106.9億元，所占比重僅為33.72%，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對比為3.4（農村居民=1），農村居民消費低下問題十分嚴重。根據城鄉居民消費支出時間序列年度數據可知：除了1995—1997年之間城鄉居民消費支出差距在3.0之下之外，1990—2009年的其他年份，河南省城鄉居民消費支出差距均在3.0之上，并且在2000年之后，二者的差距呈現上升的趨勢，保持在3.5左右的水平。
從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來看，總收入水平較低，特別是工資性收入過低，是引起農村居民消費低下的主要原因。2000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2 726元，其中，來自于家庭經營收入的就有2 134元，來自于工資性收入的僅有474元，所占比重僅為17.4%；2009年，這種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6 414元，來自于工資性收入的只有1 622元，所占比重僅提高到25.3%，年均增幅不到1%。
為了進一步揭示收入水平對消費水平的影響，本文對二者的關系進行了回歸分析。回歸模型所用數據來自于《河南統計年鑒2010年》的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費支出，時間區間為1980—2009年共計三十年的跨度。根據回歸系數選擇滯后階數，可以得到如下回歸結果：
Yt = 37.361 + 0.405*Xt + 0.343*Yt-1
（2.690） （7.529） （4.744）
回歸方程中，Yt和Yt-1分別代表農村居民家庭當期人均生活消費支出和滯后一期人均生活消費支出，Xt代表農村居民家庭當期人均純收入。回歸系數顯著不為零，表明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對消費支出具有顯著影響，且消費支出受到上期消費水平的影響。
從總體上看，河南省農村居民消費水平低下，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農村居民收入較低。近年來，中國三農問題凸顯，其中，農民增收困難成為制約農村經濟發展和消費增長的重要因素。
二、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演變特征
在考察消費總體水平的基礎上，為了全面把握河南省農村居民消費特點，仍需進一步分析其消費結構。2000—2009年，河南省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呈現如下特點：
（一）恩格爾系數不斷下降
2000—2009年，河南省農村居民食品消費人均支出由654元上升到1 220元，絕對數呈現上升態勢，但從結構來看，食品消費所占比重逐漸下降，由2000年的49.71%下降到2009年的36.02%。恩格爾系數的逐漸下降，反映了農村居民生活水平逐漸提高。同時，農村居民食品消費更加注重營養，膳食結構更加趨于合理。從食品消費結構來看，農村居民人均糧食消費量由2000年的257.63公斤下降到2009年的194.44公斤，而蛋類及蛋制品和奶和奶制品人均消費量則分別由2000年的9.73公斤、0.14公斤上升到2009年的10.57公斤、2.15公斤。在食品消費結構中，肉禽及制品人均消費量出現了下降，由2000年的12.35公斤下降到2009年的9.84公斤，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在于2000年以后，肉禽及制品價格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上漲，引起了其消費量下降，作為其替代品，蛋類及蛋制品消費量出現了增加。
（二）居住消費持續上升
2000—2009年，河南省農村居民居住消費人均支出由206元上升到876元，成為僅次于食品消費的農村居民第二大類消費支出，其所占比重快速上升，由2000年的15.66%上升到2009年的25.85%。造成居住消費持續上升的原因在于購房和建房支出快速上漲，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對農村居民的日常消費產生擠壓和抑制效應，成為制約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提高的，也會影響到國家擴大內需、擴大消費政策的實際效果。
（三）衣著、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稍微增加
從衣著、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消費支出的絕對數值來看，農村居民消費支出逐漸增加，但從比例上看，這兩項支出的比重并沒有發生較大變化，其比重仍大致保持在12%～13%水平之間。從家庭耐用消費品來看，2000—2009年，河南省農村居民百戶洗衣機擁有量由24.52臺增加到79.45臺，電冰箱擁有量由6.90臺增加到34.43臺，空調器擁有量由0.60臺增加到15.05臺，彩色電視機擁有量由38.21臺增加到103.76臺。由此可見，農村居民耐用消費品繼續升級，家庭主要耐用品擁有量出現較大幅度上升。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家庭主要耐用品價格的持續走低，家庭主要耐用品已由奢侈品成為農村居民的必需品；二是家電下鄉等惠農政策的實施，使農村居民消費耐用消費品的能力得以提升。
（四）交通、通訊和醫療保健快速增加
無論是絕對數還是比重，農村居民的交通、通訊和醫療保健消費支出均出現了快速增加。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村居民對交通和通訊的需求增加，現代化的交通和通訊工具快速增加。2000—2009年，河南省農村居民百戶自行車擁有量由151.95輛下降到132.33輛，取而代之的是生活用汽車擁有量由2005年的0.33輛增加到2009年的1.33輛，摩托車擁有量由14.57輛增加到51.95輛，移動電話擁有量由1.38部增加到126.24部。另外，隨著近年來農村醫療保險的逐漸普及，農村居民醫療保健消費支出迅速增加，其絕對支出金額由2000年的64元增加到2009年的243元，比重也由4.83%增加到7.17%。但與城鎮居民相比仍有較大差距，2009年河南省城鎮居民醫療保健支出為875.52元，比農村居民多出600多元。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的逐漸深入，這種巨大的差距有望得到改善。
（五）文化、教育、娛樂用品及服務消費支出比重下降
隨著農村居民物質生活的不斷提高，精神文化需求應逐漸提高。但從河南省農村居民文化、教育、娛樂用品及服務消費支出的絕對金額來看，由133元增加234元，增加絕對金額有限；從比重來看，則由10.11%下降到6.91%，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由此可見，物質生活的提高并沒有帶來農村精神文化生活的豐富，成為制約新農村建設的制約因素。造成比重下降的一個可能原因是，2006年9月1日開始實施的九年義務教育使農村居民教育支出下降，減輕了農民負擔。但結合數據分析可知：2000—2006年，農村居民文化、教育、娛樂用品及服務消費支出由133元增加到199元，增加66元，年均增加11元；2006—2009年，由199元增加到234元，增加35元，年均增加11.7元；二者并沒有表現出顯著差異。由此可見，教育支出下降并不能解釋農村居民文化、教育、娛樂用品及服務消費支出比重的下降。
三、提升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措施
消費結構的演變特征表明：河南省農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主要表現為恩格爾系數不斷下降，食品膳食結構更加趨于合理；消費品繼續升級，家庭主要耐用品擁有量出現較大幅度上升；交通、通訊和醫療保健快速增加，但與城鎮居民相比仍有較大差距。農村居民居住消費持續上升，成為僅次于食品消費的第二大類消費支出，這會對農村居民的日常消費產生擠壓和抑制效應；物質生活的提高并沒有帶來農村精神文化生活的豐富，成為制約新農村建設的制約因素。根據以上研究結論，本文提出如下提升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具體措施。
（一）增加農村居民收入
近年來，農村居民增收困難成為制約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瓶頸，城鄉差距呈現擴大趨勢，嚴重影響到城鄉一體化進程和新農村建設。從長期來看，推動農村居民消費的根本決定力量在于收入水平，采取積極措施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才能真正拉動農村居民消費。要增加農村居民收入，首先需要政府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在國民經濟初次分配中，調整勞動者報酬所占比例。根據《河南統計年鑒2010年》資料：1994年以后，河南省勞動者報酬占生產總值的比重由61.06%下降到2007年的41.08%，最近兩年，其比重雖有所上升，但仍低于50%。其次，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加快城鎮化進程。農村勞動力過剩制約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需要轉移到勞動生產率更高的第二、三產業。但城鎮化不是簡單的“土地城市化”，“村民變市民”，那樣做不僅不能提高農村居民收入，還會嚴重損害農村居民利益。真正的城鎮化應該是“產業城鎮化”，把發展能夠促進農村居民就業的產業放在城鎮化優先考慮的位置。另外，還需要加大對第一產業的扶持和轉移支付力度。農業曾為工業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現在已到了“工業反哺農業”，城鄉協調發展的階段，需要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和轉移。
（二）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
改革開放幾十年來，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鄉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但不可忽視的是，城鄉二元經濟的存在，使得廣大農村居民并沒有享受到等同于城鎮居民的發展成果。需要逐步放開城市門檻，使農村居民真正享受到和城鎮居民一樣的就業、醫療、教育等方面的待遇，用公民代替城鄉居民。警惕“攤大餅”式的發展，把“城鄉一體化”變成“城鄉一樣化”。城鄉一體化應該統籌城鄉發展，更根據區域相對比較優勢原則，實現產業的聚集和發展，吸納更多農村勞動力就業。
（三）調整居住成本
近年來，城市房價快速上漲，農村建房支出也在大幅度增加，大大加劇了農村居民的居住消費支出。針對高房價，中國貨幣政策工具頻繁出臺，但效果并不明顯，其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和投機性住房需求。正在進行的新農村建設，需要切實保護農村居民利益，警惕針對農村居民的“圈地運動”再次抬頭，增加農村居民居住成本。只有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降低農村居民的居住成本，才能降低居住消費支出對日常消費的擠壓和抑制效應，提高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
（四）加快新農村建設
中國近年來的城鎮化進程處于加速發展階段，但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其中，鄉村空心化是近年來出現的一個新問題。所謂鄉村空心化，就是產業空、年齡人空、住房空、干部空，“四大皆空”造成一些鄉村的凋敝和衰落。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勞動力轉移的主力軍，其受教育程度較高，對物質和享受的要求也高。但在城鎮化進程中，新生代農民工成為城鎮居民的意愿并不強烈，仍把鄉村作為自己的歸宿地。在這種情況下，加快新農村建設，實現人口和產業的聚集，才會逐漸改善鄉村空心化問題；同時，新農村建設可以實現“就地城鎮化”，也有利于解決新生代農民工不愿變市民的問題。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不僅只關注物質文明建設，還應加強精神文明建設，豐富新農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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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農村居民消費現狀范文
關鍵詞：消費結構；影響因子；因子分析法；消費需求；消費增長率
中圖分類號：F12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1）01-0033-07
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我國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質的改善。科技的發展使居民消費領域的界限被不斷打破，各種新興行業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居民消費觀念不斷更新，居民消費需求不斷增加，城鄉居民消費結構也開始發生變化，而這種消費結構的變化會引致工業產業的結構變化。在目前中國政府倡導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下，研究城鄉居民消費結構變化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而廣東省作為率先開放的沿海省份，收入增長和消費結構變化都具有典型代表性。
一、相關文獻梳理
（一）影響居民消費的因素
目前，國內對影響中國居民消費的因素的研究思路大多借鑒國外理論并結合國內數據進行經驗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共識。孫國鋒研究認為[1]：1993年后，持久收入和暫時收入對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全國居民持久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小于暫時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而城鎮居民持久收入邊際消費傾向大于農村居民的持久收入邊際消費傾向，相反，暫時收入邊際消費傾向小于農村居民暫時收入邊際消費傾向。全國居民消費的持久收入彈性大于暫時收入彈性。城鎮居民的持久收入和暫時收入的消費收入彈性都大于農村居民收入彈性。王靖（1998）根據中國20世紀90年代食品消費的特點，分析認為中國城市化與人口變化、居民收入增長、市場化和商品化及食品產業結構鏈內在的變化等社會經濟因素對中國食品消費有影響[2]。余永定等（2000）則認為中國居民消費的影響因素主要是收入、前期儲蓄以及“大事”的儲蓄目標[3]。杭斌、申春蘭（2004）運用狀態空間模型實證檢驗了中國制度改革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對消費―收入關系的影響[4]。馬蔚云（2005）研究認為收入是影響消費的最重要因素，但并非全部原因。除了收入，還有其他一些因素會影響消費行為，其中重要的有利率、價格水平和收入分配等[5]。田暉（2007）結合我國國情，從收入、利率、股價指數、消費傾向、人口結構和消費信貸六個方面，以統計學的嶺回歸法構建模型，分別對中國城市和農村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6]。結果表明，影響城市和農村居民消費行為的因素是不同的。當前收入、人口結構和消費傾向是影響農村居民消費行為的重要原因，而股價指數、利率和消費信貸則是影響城市居民消費行為的主要因素。張旭梅等（2007）的研究結果表明[7]：消費者對未來生活的擔憂程度，對壽險基本功能的認知程度，參加極限運動的頻率和經濟狀況會影響到其壽險購買意向；經濟狀況和身體健康情況會影響到保費支付意向；購買意向對支付意向也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二）地區的消費差異分析
二元經濟結構一直都是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城鄉二元消費結構也是中國居民消費最重要的特點。城鄉居民消費差距歷史上就存在，建國以后，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長期實行城鄉分割的發展戰略，使得城鄉居民間在許多方面形成了較大的差距。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行雖然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農業生產力，農業得到了較大的發展，但由于農業長期受自然因素的、社會因素的影響以及城市工業化、現代化步伐的加快，城鄉差距依然存在，從而使得城鄉居民在消費水平、消費結構上都存在差異而且還有擴大之勢[8]（程華、雷鳴鳳，2006）。
目前，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已經成為中國擴大居民消費，提高消費傾向的重要制約因素。如住房制度的貨幣化改革對居民消費行為有直接的影響，居民消費行為的變化過程主要反映在消費結構上，而消費結構主要受居民收入水平和生產力水平的影響。在一定時期內生產力水平相對穩定，而居民收入在不同階層之間有較大差距，則消費結構差異明顯。孫國鋒的研究認為[1]，地區間城鎮居民擁有耐用品數量差距不斷增大，消費品檔次越高差距越大。東部和西部消費支出差距先增大后縮小，而西部城鎮居民消費支出逐漸超過了中部。城鎮居民內部消費差距增大，而農村居民內部消費差距是先增大后縮小。農村居民耐用消費品地區差距逐漸增大，并且東西差距大于東中差距，大于中西差距。從農村居民消費支出來看，東西、中西差距先增大后縮小，特別是中西差距明顯縮小，而東中差距一直增大。城鄉居民消費差距總的是先縮小后增大。易丹輝、孫鳳（2000）分析了地區因素對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結果顯示，不同城市間居民在總消費支出和各項消費支出的差異很大[9]。李海濤文章采用因子分析和聚類分析方法，針對各省市城鎮居民消費結構的相似性和差異性，將31個省市劃分為6類地區，并對各類地區消費結構的特點及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10]。
（三）消費結構變化研究
消費結構是一定時期內，一定社會的人們的消費狀況的重要標志，也是國民經濟系統的重要部分。消費結構同社會的人口結構和消費需求構成相適應，使消費需求獲得最大限度的滿足，這是消費結構合理化的重要特征。隨著人類社會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的消費正從簡單地滿足生理需求轉向同時滿足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消費內容已經從物質消費品為主轉向物質消費品和精神消費品并重[11]（何問陶等，2007）。中國是典型的二元經濟特征，城鄉生產力水平存在明顯差異，由此導致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在消費上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和結構變動趨勢[12]（胡延平等，2009）。孫國鋒研究認為，各類消費品的消費支出穩定增加，居民消費結構明顯改善，消費結構變動速度逐漸加快。生活必需品的消費比重呈下降趨勢，享受型和發展型消費品的消費比重呈增加趨勢[1]。閻志強（2001）依據廣州市1 400名城市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資料，考察了老年人消費結構的總體特征，分析了影響老年人消費結構的若干經濟因素和社會因素[13]。李俊英（2003）從擴展線性支出系統（ELES）入手，從靜態的角度對新疆城鎮居民消費結構進行實證分析[14]。于桂榮（2005）研究表明，收入差距是影響消費結構的重要因素，不同收入組的居民消費行為差異很大[15]。胡愈、王雄（2006）運用灰色關聯分析方法對湖南省1995―2005年期間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與收入水平的關系進行量化分析[16]。吳斌和孫建波（2004）用因子分析揭示了地區之間消費結構差異的影響因素，發現中國地區間消費結構的差異主要表現在與家庭設備、娛樂教育文化服務二變量高度相關的因子上，與食品、衣著、醫療保健三指標高度相關的因子則次之。從共性估計值來看，食品支出比例的地區共性最大[17]。陳迅和袁海蔚（2008）研究認為，在中國生活能源同樣屬于生活必需品，而且實際消費支出因素在影響生活能源需求的因素中處于支配地位，因而中國居民生活能源消費強度將會持續提高[18]。城市化的進程和能源消費結構的變動對生活能源消費影響較小。劉靈芝（2006）以湖北省為例，研究發現湖北省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在波動中不斷提高，由于城鄉分隔，湖北省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一直存在著一定的差距[19]，在1998年以后，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彭振江（2006）研究結果表明[20]，中國農村居民近年來收入和消費支出增長較快，但消費仍處于生存型消費階段，以物質消費為主，精神文化消費偏低；生活水平處于溫飽向小康的過渡階段，貧富差距有擴大趨勢。
二、廣東省城鄉居民消費現狀
（一）最終消費支出對GDP貢獻率偏低
1983年，廣東省城鄉居民消費支出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近三十年的最大值（124.4%）；而在1988年消費支出的貢獻率則降至歷年來的最低值-2.8%（見圖1）。從歷年貢獻率的波動幅度來看，1979―1990年這改革開放的頭十年間，廣東省城鄉居民最終消費支出貢獻率的波動性較大，呈現出大起大落的局面。這說明了在率先實行經濟開放政策的廣東省，經濟的飛速發展對居民消費行為產生了深刻影響。而進入21世紀，廣東省居民的消費支出的貢獻率呈現出“波動幅度減少、量值偏低”的特點，二十年來居民消費貢獻率平均約為47.7%。這反映了廣東省城鄉居民的消費需求不足，消費尚不能充分發揮拉動經濟的作用。
（二）居民消費增長率普遍低于GDP增長率
由圖2可知，無論從趨勢和波動范圍來看，廣東省GDP增長率曲線與城鄉居民消費增長率曲線都十分相似。從總體增長率來說，廣東省GDP增長率明顯高于城鄉居民消費增長率。而就城鄉居民之間消費增長率比較而言，在剛開始的幾年，兩者區別并不大，但1989年后，城鄉居民消費增長率的差距開始拉大，1991年達到20%的差距，1994年后，由于廣東省GDP基數較大，增長適度放緩，廣東省近十年的消費轉型也逐漸被居民所消化，城鄉居民的消費增長率呈現出彼此交錯的現象，但仍滯后于GDP增長。
（三）消費增長率低于收入增長率
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有力推行，極大地推動了經濟特區和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分配政策雖然很大程度上激發了人們的勞動積極性，但也使得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呈現逐年擴大的趨勢（見圖3、圖4）。
通過比較圖3和圖4，我們發現：（1）廣東省城鎮居民消費增長率與收入增長率比較相近，但居民消費的增長率仍略低于收入的增長率。而且，在1995年前，兩者的波動性都很大，特別是城鎮居民的消費增長率。由于受亞洲金融風暴影響，當時廣東經濟受到一定打擊，居民的收入增長率也從17%跌至個位數，居民的消費需求大大減少。經過兩年調整期，廣東省城鎮居民的收入才重新緩慢上升。這也說明了居民消費對經濟波動的敏感程度要高于其收入對經濟的敏感度。（2）廣東省農村居民消費增長率與收入增長率相關性比較大，且消費的增長率明顯要滯后于收入的增長率。農村居民長期形成的消費習慣和守舊的消費觀念無時無刻地影響著其消費行為。由于與廣東省的城鎮居民相比，農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費能力遠低于城鎮居民。未來的不確定性以及生活水平的低下，也使農村居民不敢大膽消費。廣東省農村居民的消費支出明顯受前期的收入拉動，而非受本期收入影響。
三、廣東省居民消費結構轉變的影響因素分析
因子分析法是一種尋找隱藏在可測變量中，不能或不易直接觀測到，但卻影響或者支配可測變量的潛在因子，并估計潛在因子對可測變量的影響程度及潛在因子之間的關聯性的多元統計分析方法。其作用是分析可觀測到的原始變量，找出數目相對較少的，對原始變量有潛在支配作用的因子，以便達到合理地解釋存在于原始變量間的相關性和降低變量維數的目的。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就是要試圖找出影響廣東省城鄉居民消費結構轉變的潛在因素。
（一）影響廣東省城鎮居民消費轉變的潛在因素分析
從表1中可知，在城鎮居民各項消費項目中存在著很多Sig＜0.05的值，這說明了原始的各消費項目之間存在較強的相關性，所以其具有進行因子分析的必要性。而在因子分析的過程中，所有變量的共同度都超過85%，說明所提取的因子已經包含了原始變量的大部分信息，因子提取效果理想。
主成分的統計信息（見表2），包括初始特征值由大到小的次序排列，各主成分的貢獻率及累積貢獻率：第一主成分的初始特征值為5.294，它解釋了總變異的66.17%；第二主成分的初始特征值為1.94，它解釋了總變異的24.255%。前兩個初始特征值均大于1，累積貢獻率為90.425%。
由表3可得城鎮居民消費結構的因子模型為：
X食品=0.941F1-0.275F2X衣著=0.286F1-0.931F2X家庭設備用品=0.934F1+0.12F2X醫療保健=-0.925F1+0.024F2X交通和通訊=-0.935F1+0.019F2X娛樂教育文化=0.902F1-0.193F2X居住=0.367F1+0.883F2X雜項=0.845F1+0.478F2（1）
各因子的載荷矩陣反映的是因子對原始變量的關系及解釋能力。其中，由表3可知：
F1在食品、衣著、醫療保健、交通和通訊、娛樂教育文化、雜項商品和服務六方面有較大載荷，該因子綜合反映了這六項消費的結構變動。因為F1涉及了城鎮居民的“衣、吃、住、行”各個基本消費項目，是構成城鎮居民消費的基本要素，因此定義F1為基本消費因子。而在F1的載荷系數中表明廣東省城鎮居民消費結構中變動最大的是食品消費（從1995年的48%降至2008年的37.8%，降幅達10.2個百分點），這也同時說明了雖然食品作為日常基本的消費資料，但廣東省城鎮居民在食品方面的消費已從量向質轉變。
F2在居住和家庭設備用品上有較大載荷，主要反映了這兩方面的變動。在廣東省，特別是沿海經濟發達城市，近年房價不斷飚漲，已產生較為嚴重的房地產泡沫。因此，對于大多的廣東省城鎮居民來說，購房消費的負擔尤其沉重。但由于目前大部分城鎮居民的居住需求還是屬于剛性，市場的觀望情緒仍然十分濃厚。因此，近年廣東省城鎮居民的居住消費結構趨于下降。而家庭設備用品是屬于耐用性消費品，短期內消費結構變動并不會太大，而且耐用性消費品的支出也與居民的居住條件密切相關，因此將F2定義為居住性消費因子。
（二）影響廣東省農村居民消費轉變的潛在因素分析
由于農村居民的因子分析法計算過程與城鎮居民的一致，在此詳細計算過程從略。在農村居民的因子分析的過程中，所有變量的共同度都超過87%，因子提取效果理想。而主成分累積貢獻率為89.337%。
由表4可得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因子模型為：
X食品=0.907F1-0.14F2+0.178F3X衣著=0.244F1-0.024F2+0.962F3X家庭設備用品=0.948F1+0.182F2+0.167F3X醫療保健=-0.786F1-0.256F2-0.193F3X交通和通訊=-0.96F1-0.081F2-0.196F3X娛樂教育文化=0.601F1+0.721F2+0.161F3X居住=-0.179F1-0.896F2-0.178F3X雜項=-0.479F1+0.662F2-0.272F3（2）
其中，由表4可知：
F1在食品、家庭設備用品、醫療保健、交通和通訊、娛樂教育文化五個方面有較大載荷，表明F1綜合反映了這五個方面的變動。它主要涉及了廣東農村居民的吃、行兩方面，反映農村居民基本的消費構成要素，因此定義F1為基本消費因子。另外，由F1載荷系數的絕對值大小表明廣東省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變動最大的是交通和通訊的消費比重（從1995年的3.64%上升到2006年的11.41%），其次分別為食品、家庭設備用品、醫療保健、娛樂教育文化。農村居民在這幾方面的消費轉變，一方面是源于農村生活質量的提高，另一方面是醫療和教育體制改革的結果。
F2則在居住和雜項商品和服務上有較大載荷，這主要反映了廣東省農村居民在居住方面的消費變化。由于廣東省農村居民利用自有用地籌建私宅的意愿十分強烈，而且所占的消費比重也很大，有別于其他消費支出，因此將F2定義為居住因子。
F3只在衣著方面有較大載荷，由于衣著對于現時的廣東省農村居民來說仍然是比較奢侈的消費，他們在衣著消費方面并不會提出太高的要求。因此，其消費支出的變化與其他消費支出會有比較明顯的區別。在這里，將F3定義為衣著消費因子。
四、廣東省城鄉居民消費結構變動比較分析
（一）食品消費比較
從圖5中的比較可知：廣東省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對于食品的消費支出比例相差很大。雖然，城鄉居民的食品比例均以不同的邊際速度下降，但總的來說，農村居民的食品消費的支出比例還是保持在50%左右。這是因為一旦農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所增加，他們就會首先考慮要滿足其最基本的物質需求。但同時說明了廣東省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還是處于較為低級的階段。但近年，農村居民也開始注重調整和改善飲食結構，主食的消費數量下降，消費質量有所提高，飲食也逐漸朝保健營養、科學膳食方向發展。而對于廣東省城鎮居民來說，隨著其收入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各種優質農副食品消費量逐步增加，他們則會更注重食品的消費質量和消費安全，從而調整食品消費結構和膳食結構，追求食品的營養性、均衡性和多樣性。其中，保健、環保的綠色食品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歡迎。
（二）廣東省城鄉居民消費結構的轉變
1. 城鎮居民消費結構變動（見圖6）
（1）交通和通訊。在7項消費構成中，交通和通訊的增長幅度是最大的（2007年的最大值達到了20.7%），呈現出強勁的增長勢頭。從趨勢上看，城鎮居民在這方面的消費需求將會持續旺盛。這是因為隨著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的提高、交通工具的升級換代、信息產業的快速發展以及人們休閑時間的增加，給人們的出行提供了方便和創造了條件，極大地刺激了居民交通和通訊的消費需求，使城鎮居民在這方面的消費保持較高的增長水平。交通和通訊已成為廣東省近年來新的消費熱點，并更大地強化了人們的時間觀念和信息觀念，逐漸改變著城鎮居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2）娛樂教育文化。在1995―2000年廣東省城鎮居民在這方面的消費一直保持在11%左右，接下來的幾年還一度上升至15.4%，但到了2007年和2008年由于金融風暴的影響，跌回到12.5%。隨著社會競爭壓力的進一步加大，廣東省城鎮居民自我學習、自我提高的意識不斷加強，近年來人們開始加大知識投資和技能投資。另一方面，隨著城鎮物質生活的進一步改善，居民開始對生活質量有了新的要求，日常娛樂及服務支出也得到了較大的增長。而黃金周的實施，廣東省旅游熱潮更是一浪接一浪，有力地推動了廣東省旅游業的健康發展，使城鎮居民用于旅游的花費大幅增長。
（3）居住。隨著廣東省住房改革的全面推進，在1995―2001年期間，人們用于日常居住消費支出增加，住房配套設施、使用面積和住宅式樣均發生了質的飛躍。廣東省城鎮居民家庭居住質量得到了進一步改善。但近幾年，由于房價的不合理飆升，居民的觀望情緒開始產生，消費比例逐年下降，更跌至1995年的水平。
（4）醫療保健。對于一個社會保障體制完善的社會，醫療保健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雖然1995-2008年期間，廣東省城鎮居民對于醫療保健的消費比重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仍然很小，只有2.1%。醫療制度的進一步改革迫在眉睫，這就導致了人們用于醫療的支出增加。再加上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鎮居民對身體的保健更加重視，致使各類健身器材、醫療保健器具和保健品等消費成倍增長。
（5）衣著。廣東省城鎮居民對衣著消費的滿足程度不再局限于基本需求，而是更加講究衣著穿戴的款式、質地和品牌，更加追求衣著的品牌化、時裝化、個性化。雖然在各項消費中，其比重的變化并不大，大致保持在5.7%左右。但種種跡象表明，廣東省城鎮居民衣著消費支出在絕對數不斷上升的同時，實質上其衣著消費改變的主要表現在質量上與品牌上。
（6）家庭設備用品。城鎮居民在這方面的消費呈現支出總量上保持平穩，比重上呈現下降趨勢（至2008年降為6.1%）。廣東省城鎮居民的家庭設備用品支出主要以更新換代為主，各年份基本上保持平穩發展，中低檔的家庭消費品對廣東省的城鎮居民而言已基本達到飽和狀態。但是在對設備用品的時代性和品位性上，城鎮居民開始提出更高的要求。
2. 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變動（見圖7）
（1）居住。廣東省農村居民的居住消費比重是除了食品消費外最大的，而且在1995―2005年間，波動性很大，到了2005年后期更呈現直線上升的態勢。這說明，由于農村居民的購房能力低，一般他們都利用自有用地籌建私宅。住房的修建支出、水電費和生活材料支出等占總支出比重很大。另外，大部分的農村居民對耐用消費品的消費仍處于較低級的階段，生活材料更依賴于原始的能源消耗。
（2）娛樂教育文化。圖7反映了農村居民的教育支出比重是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的，并降到2008年的最低點（5.6%）。這是由于廣東省農村居民對娛樂教育文化的支出只能滿足其基本的教育消費，而對休閑娛樂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則不高。但是教育費用所占比重的下降也反映了他們對于教育需求尚未被有效激發。
（3）交通和通訊。農村居民在這方面的消費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而且上升的幅度不少，達到6.29%。這是由于就業問題或改善生活環境等各種原因，農村居民逐漸向廣東省的發達城市遷移，使其在交通通訊方面的支出要遠超出其他的生活需求。
（4）衣著。農村居民在這方面的消費比重表現得十分穩定，一直保持著3.85%左右的水平。這是由于農村居民對于衣著的需求比較剛性，消費欲望和要求都不同，還是停留于滿足基本需求的階段。而且農村居民對于衣著的消費觀念也都制約了其消費比重的有效增加。
（5）家庭設備用品。這一消費比重表現出緩慢下降的跡象。收入水平較低的農村居民目前在家庭設備用品上的消費水平就主要停留在日常用品上，而收入較高的農村居民則對該項消費的需求則主要表現在對耐用消費品的需求上，他們對較高檔次的耐用消費品有更大的需求。
（6）醫療保健。醫療保健對于本來醫療環境并不好的農村來說，已經是十分重要。但從圖7的醫療保健消費比重曲線可知，這一本應占重要地位的比重很低。這說明了廣東省的農村居民對于醫療保健的重要性認識還遠遠不夠。雖然，醫療保健的消費比重是保持增長的，但增長速度相對其他消費項目來說表現得十分緩慢，農村居民的保健意識還有待加強。
五、結論和啟示
本文通過數據論證分析了廣東省城鄉居民消費現狀，發現最終消費支出對GDP貢獻率偏低，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廣東省居民的消費支出的貢獻率呈現出“波動幅度減少、量值偏低”的特點。居民消費增長率普遍低于GDP增長率；廣東省農村居民消費的增長率明顯要滯后于收入的增長率。
文章還對廣東省居民消費結構轉變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影響城鎮居民消費結構變化的因子有兩個：基本性消費因子和居住性消費因子；而影響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變化的因子有三個：基本性消費因子、居住因子和衣著消費因子。從廣東省城鄉居民消費結構變動的比較分析來看，廣東省居民的消費需求已隨著經濟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已基本得到滿足。傳統的“衣、食、住、行”的消費格局已被打破，城鎮居民的消費熱點更轉為以“交通通訊、休閑娛樂、改善居住條件”為主的享受型消費；而廣東省的農村居民則開始追求更高素質的消費，呈現出“生存資料消費比重逐漸下降，享受資料比重穩步上升”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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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nsumption Structure Change and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Duan Junshan1, Chen Suiying2
（1. School of Finance, Guangdong Business College, Guangzhou 510320, China；
2. Economics School,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