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后的教育現狀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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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雙減政策后的教育現狀范文
關鍵詞:中等職業學校;生源;問題;對策
一、中等職業學校生源不足的原因分析
(一)生源質量對學校生源的影響
筆者通過平時觀察和談話得知，我校就有相當一部分學生自我意識較強，根本沒有從未來職業去要求、認識自己，思想素質、行為習慣都較差，不能正確對待同學之間的矛盾，喜歡用打架的方式解決問題。另外還有經常的抽煙、賭博、沉迷于網絡游戲、談戀愛等現象。學生的種種表現和行為極大損毀了學校的聲譽，從而使得招生更加困難。職校就在這種“生源差——招差生——生源差的困境中惡性循環。
（二）落后的教育觀念的影響
一些人思想僵化、守舊。鄙視職業技術教育，認為只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洗禮才是受人尊重的人才，瞧不起普通勞動者。所以許多家長與學生寧愿花大價錢擠在普通高中擁擠狹窄的教室里，也不愿接受中等職業教育。而職業學校為了多招生，他們利用家長希望學生上大學的心里，高舉“對口升學”的招牌。誠然對口升學是學校招生的一大亮點，可導致的結果，若沒有“對口升學”學校就根本招不到生，最后步入死胡同。比如開縣職業教育中心的“農學專業”在2007年以前由于“對口升學”這條路子辦得很是紅火，然而，自從2007年開始取消“對口升學”，該專業的生源就一落千丈。
（三）就業難導致學校可信度差
我國目前就業形勢嚴峻，一方面企業招工盲目要求高學歷，使許多中職畢業生難以找到工作。另一方面由于職業學校自身的辦學條件差、生源差，從而導致辦學質量差，所培養的學生無法達到企業的用人標準，無法上崗。此外，還有部分學生就業時專業不對口，比如計算機專業的學生安排在電子廠或機械廠等，造成社會反響差。還有部分中職畢業生是不能擺正自己的位置，在求職中“眼高手低”。在擇業時一旦達不成他們及家長的心愿，便認為是學校沒有能力。甚至詆毀學校，最終不相信職校。
（四）中職學校本身存在的問題
1學校管理者思想觀念陳舊，缺乏競爭意識
長期以來，部分學校領導注重嚴格教育教學管理，重視改善辦學條件，加大教師隊伍培養的力度，強化學校內部管理機制，卻忽視了對外的宣傳工作，認為“酒好不怕巷子深”，在職業學校普遍出現生源荒時還沒有足夠地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當其他職校通過各種方式打出宣傳招式時，而這些學校卻沒有很好地宣傳學校的特色和優勢，致使招生被動，生源大減。
2學校專業設置與市場需求不完全吻合。
隨著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不斷調整，社會經濟結構的多層次要求職業教育具有多層次性。而實際上，許多中職教育層次結構不盡合理，缺少對勞動力市場需求狀況的準確把握，培養目標過分規范化、單一化，學校專業設置過窄，降低了學生對社會的適應能力，難以適應經濟體制的轉軌，從而造成學校培養的畢業生與社會需求脫節。
3師資力量不能完全滿足職業教育的需要
一些職業學校教師的學歷層次不高，專業不對口，部分教師由教文化課改教專業課，從教期間很少參與實踐技能訓練，專業知識并不扎實，知識陳舊，觀念落后，不懂現代化教育手段，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教學質量。而新引進的大學畢業生雖然專業知識扎實，但實際教學經驗欠缺。此外，由于近年來學校招生難，生源差，教師對職業學校發展無信心，不安心工作，于是，人才外流現象較為嚴重。這種師資隊伍的匱乏和不穩定是導致生源不足的又一原因。
二、中等職業學校生源不足的對策
（一）提高對中職教育的認識
教育觀念的轉變是教育改革的先導，也是發展職業教育的先導。教育行政管理部門要加大對職業教育的宣傳力度，要使大家明白我國人口多，人人都上大學是不現實的，要培養正確的人才觀，“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通過各種形式面向社會宣傳“人人有才，人無全才，揚長避短，人人成才”，樹立新的人才觀。除了加強政策宣傳轉變觀念，我們還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加強宣傳力度，例如組織各地開展中職招生宣傳。利用電視臺、報紙等新聞媒體的專題訪談，向社會廣泛宣傳職業教育的重要性，組織優秀畢業生進行巡回演講，讓社會各界人士明白“技能在身，百業可為”，從而增強中等職業學校招生的吸引力。
（二）改革辦學模式，滿足市場及學生需求
長期以來，中職教育實行長學制模式。筆者認為長學制模式不利于對勞動力市場的變化作出靈敏的反應；不利于學生的全面發展，不能適應現有經濟及勞動者本人對文化基礎知識的需求；不利于提高中職的教學質量；也不符合學生、家長較高層次的教育消費需求。因此，改革現有辦學模式勢在必行。近幾年來，大部分中職學校在搞好畢業生跟蹤調查和社會人才需求基礎上，大膽沖破辦學方向單一，培養層次過窄的弊端，多渠道、多層次，全方位靈活辦學。重慶市開縣職業教育中心的辦學模式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該校在校學生達四千六百余人，形成了融五年制大專、中高級技工、職業高中、成人中專和中短期培訓為一體的多層次辦學格局。如 “2+1”模式；“3+2”模式；“1+1+1”模式。
（三）規范招生政策
每年三月至五月是職校爭搶生源的高峰時間，各校紛紛利用報刊、電視、媒體宣傳等手段拉攏生源，更有甚者不惜利用請初中學校領導吃飯，送慰問金給畢業生班主任等不正當手段達到爭搶生源的目的。大部分職校內部出臺了所謂“送一名學生，給若干獎金”的做法，鼓勵初中班主任送生。這樣一來，許多老師便盯上了這一筆投資少、見效快、收益高的好買賣。于是他們不再全身心的投入教育，最終導致學生素質跟不上。上述情況有關部門應該管管，嚴令禁止招生的惡性競爭，阻止回扣事件的發生，按嚴格的程序錄取學生。
（四）加強實習基地建設，突出實踐性教學環節
中等職業學校的學生踏入社會后，用人單位往往不在對其進行培訓，要求畢業生直接上崗。因此學生在校期間就必須接受實踐性教學，模擬各崗位的操作。作為培養學生技能水平、動手能力的實踐性教學環節在職業學校就顯得尤為重要。當然這些都必須有完善的實習基地，較強的實習設備為基礎。
（五）建設一支相對穩定的“雙師型”師資隊伍
1“雙師型”教師的內涵。
“雙師型”教師是指具備良好的師德修養、教育教學能力，具備良好的行業職業態度、知識、技能和實際操作能力的持有“雙證”(即教師資格證、行業技能等級證)的專業教師。
2 明確雙師型教師的基本條件，使“雙師型”教師培養工作有一個明確的目標。
“雙師型“教師除具備教師的基本能力和素質外，在能力和素養方面還有特殊要求:一是行業職業道德。“雙師型”教師除熟悉并遵守職業道德外，還要熟悉并遵守相關行業的職業道德，并通過言傳身教，培養學生良好的行業職業道德，自覺按照行業職業道德辦事。二是行業職業素質。“雙師型”教師必須具備寬厚的行業職業基本理論、基礎知識和實踐能力，具備把行業職業知識及實踐能力融于教育教學過程的能力。三是組織管理能力。“雙師型”教師要懂得企業行業管理規律，具備指導學生參與企業行業管理的能力。四是協調交往能力。“雙師型”教師要自覺按照競爭規律、價值規律辦事，具有教強的交往協調能力。五是創新能力。“雙師型”教師要善于接受新信息、新知識、新觀念，主動適應變化的新形勢，具有良好的創新精神。
主要參考資料
1、 郝克明《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幾個問題》，《教育研究》2000年9期。
2、 蔣乃平《職業學校生源憂思錄》，《職業與職業》1999年11期。
3、 杜屏《職業中學生源困難的原因及對策》，《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00年4月。
第2篇：雙減政策后的教育現狀范文
（一）生物工程專業規范方面在招生規模不斷擴大的環境下，增設生物工程專業成為許多高校的辦學熱點之一。由于各高校辦學基礎參差不齊，在制訂人才培養方案教學計劃時，差別較大，甚至差異迥然。一些缺乏工科辦學條件的師范院校開辦生物工程專業的過程中，在制訂教學計劃時過于突出基礎理論知識和實驗技能結構模塊，對工程知識傳授與工程實踐培訓則鮮有涉足；而一些地方工科院校的教學計劃中不僅生物基礎理論模塊十分薄弱，且受辦學成本限制，對工程技能培養也相當弱化，課程能減則減，學時能縮則縮。通過問卷調查和實地調研，發現部分高校生物工程專業辦學思路不清晰，生物工程專業與生物技術專業人才培養目標混淆、人才培養方案雷同，教學計劃制訂程序不嚴謹欠規范，校內校外均缺乏嚴格的專家認證過程，導致教學計劃安排隨意性明顯，沒有意識到生物工程專業工程應用性強的特點并加以落實和強化。因此，制訂統一規范的生物專業教學質量標準已經成為生物工程專業辦學工程中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
（二）工程技術實踐教學環節方面在我國，一些高校生物工程教育往往重書本、輕實踐，重知識、輕能力，重科研、輕教學，導致學生的理論知識與實踐脫節。目前國內部分高校的生物工程專業學生大多數對運用綜合知識解決問題的重要性以及工程設計缺少理解，覺得科學比技術更重要，這也正是這些生物工程專業工科教育不重視實驗教學和工程設計的誤區，導致學生缺少綜合實驗設計和工程設計的經歷。此外，實驗教學內容基本以驗證性實驗為主，教師把實驗的內容、操作方法與步驟、報告格式甚至每一步得到什么結果等都寫得清清楚楚，學生依葫蘆畫瓢，機械地完成操作，缺少主動積極的思考。綜合性實驗也由于學生人數偏多、設備臺套數不足，動手操作的少，旁觀的多，教學質量大受折扣。而設計性實驗更是鳳毛麟角。生物工程專業工程實習教學則包含認識實習、生產實習、畢業實習等環節，一般以校外為主，校外實習基地是工程訓練最好的場所，是工程教育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一些學校由于經費緊張，實習經費偏少，實習基地的建設經費往往由企業單方面提供。由于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等外部環境的變化，盡管不少高校與多家企業簽訂了校外實習基地的合作協議，但仍然存在很多問題。絕大多數企業接收學生實習沒有制度約束和政策支持，對學生實習熱情不高，而生物工程專業相關企業又相對偏少，導致一些新增生物工程專業實習單位不對口，實習內容能減則減，實習過程流于形式，質量難以保證，常常是走馬觀花，草草結束，難以發揮實習應有的作用。
（三）實踐教學過程控制及考核方式方面高等學校生物工程專業一般都建立嚴格系統的理論課程教學過程監控措施和考核評價辦法，而一些高校對實踐教學卻往往缺乏有效的全過程監督和健全的考核評價制度，或沒有認真落實和執行。構建行之有效的實踐教學過程控制體系是生物工程專業實踐教學質量得以保證的前體也是實踐教學環節的難點，由于實踐教學流動性強、機動性明顯，不易對學生實踐過程進行實時監控并給出準確評價，因此，少數地方高校生物工程專業實習指導教師往往采取點名制方式進行過程控制，對于實踐效果則依賴于最后的實踐理論考試，考試內容通常屬于死記硬背的知識點，極少有學生不及格。通過考試的方式考核學生的實踐效果仍舊屬于應試教育，導致學生對實踐教學沒有產生足夠的重視，抹殺了學生興趣，阻礙了個性發展，確實難以真實反映學生的工程技術實踐能力和水平。因此，有必要強化生物工程專業實踐教學過程控制，建立完善的監控方案，并不斷改進實踐教學考核辦法，高質量的實踐教學才能得到保證。
（四）師資隊伍建設方面近年來，雖然新增生物工程專業教師隊伍中引進了大量的具有生物專業背景的博士人才，有效解決了多年來教師隊伍整體學歷學位偏低的問題。通過問卷調查和統計發現，這些新增專業新進教師相當數量屬于學術型的，擅長科研學問研究，很少在企業工作過，從學校到學校，大多數缺乏工程技術學習和研究經歷。由于缺乏工程實踐環節的專門訓練，自身尚不能成為行家能手，因此難以勝任相關的實踐指導工作，況且一些高校為這些教師創造培訓、進修、企業鍛煉的機會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教學過程中，導致這些高校部分生物專業教師寧愿多上些理論課，也不肯指導學生進行生產實踐。即使在舉足輕重的畢業（論文）設計教學環節中，選擇畢業論文的多，采用畢業設計教學方式的則寥寥無幾，極少數高校新增生物工程專業甚至清一色的采取畢業論文形式。這些現象嚴重制約了生物工程專業學生工程技術創新能力的培養，有悖于專業培養目標。目前，特別是新增生物工程專業教師隊伍仍然存在結構不合理、缺乏具有“雙師型”教師、師資專業背景比例失衡、專業教師缺乏工程實踐經歷等問題。（五）工程師培養體系方面近年來，教育部聯合有關部門和行業協（學）會，共同實施“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以下簡稱“卓越計劃”），該計劃就是要培養造就一大批創新能力強、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高質量各類型工程技術人才，為國家走新型工業化發展道路、建設創新型國家和人才強國戰略服務，促進我國由工程教育大國邁向工程教育強國的重大舉措。“卓越計劃”具有三個特點：一是行業企業深度參與培養過程，二是學校按通用標準和行業標準培養工程人才，三是強化培養學生的工程能力和創新能力。經審核，教育部最終批準61所高校成為首批批準的“卓越計劃”實施高校，一批涉及工程與工藝的工科專業成為試點專業。相比而言，屬于朝陽產業的生物行業尚在培育、壯大過程中，雖然許多從事生物工程教育的人士已經意識到“卓越計劃”對生物產業發展的重要性，但是部分相關企業并未深度參與到一些高校生物專業工程技術人才培養過程中，產學研合作教育的空間依然廣闊，職業資格制度有待進一步完善，工程師培養體系尚不夠健全。為了適應國家工程教育發展新趨勢，必須進一步加強生物工程專業工程教育與其相關產業的合作，使得人才培養和技術創新這兩條驅動生物行業經濟可持續高速發展的主要鏈條靈活運轉。
二、生物工程專業教學體系改革措施及途徑
（一）規范專業教學質量標準，明確工科辦學思路我國生物工程專業正式設立時，對本科專業培養目標作了明確規定：通過各種教育教學活動培養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展，具有健全的人格、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和改革開放需要，具備良好的人文社科基礎知識和人文修養，具備生物技術基本知識、掌握現代生物工程技術及其產業化科學原理、工藝過程和工程設計等基礎理論、基本技能，能在生物技術與工程領域從事設計、生產、產品技術研究開發、質量檢測和企業管理的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應用型高級技術人才。在構筑生物工程人才培養體系時，要重視生物基礎、化學、生物化學工程等基本知識單元的設計，以此組成專業核心知識體系，體現專業的本質、交叉與融合。高校專業教學計劃的制訂要兼顧個性差異，留有足夠的個性化發展的空間。具體專業基礎課程和專業課程按各校的特色和條件設定，特別是選修課程更要體現不同學校的基礎和專業定位，如生物制藥、環境生物工程、發酵工藝、能源生物工程、生物材料等，以適應不同學校的學生來源、教育資源的差異以及培養目標的行業方向和特色。
（二）強化實踐性環節教學，確保工程技術教學質量在實驗教學方面，逐步減少認識性、驗證性實驗內容，增加綜合性、設計性實驗的比例以及研究性實驗。根據實驗內容的內在聯系，科學地綜合實驗技術和實驗方法，積極引用生物技術與工程領域的科研新成果和社會應用新項目，引入國內外方法成熟、適合本科實驗教學的先進的實驗項目，激發學生實驗的興趣，培養學生的科學思維和創新能力。生物工程專業實驗課程應當有體現工程技術訓練的內容，不應僅限于生物工藝技能，而應有所拓展。為了保證實驗教學質量，應逐步加強實驗儀器設備投入和加快實驗室建設，擴大實驗室開放力度，提高實驗室綜合利用率；利用省級科技創新平臺和省級實驗教學示范中心平臺，搭建具有生物工程技術環境的實踐教學平臺；引進企業的資源和設備，與企業合作共建實驗室，模擬現場工程環境。在工程實踐教學方面，分層次構建完整的“生物工程專業工程實踐與工程應用教學體系”。通過課程設計、畢業設計等環節培養學生綜合應用工程能力與初步設計能力，利用生物工程仿真技術、校內外工程實踐等環節培養學生的工程實踐與工程應用能力。為保證工程實踐教學質量，應著重加強校內外實訓基地建設，為順利完成工程實踐教學提供必備的條件和環境。通過與企業聯合投資生物產品中試生產設備、購置生物工程仿真裝置等方式構建校內工程訓練中心。工程訓練中心是擁有或模擬一個真實的生產系統，完成一個具體的生產過程，可以實現或模擬真實的產品生產，給學生提供一個系統而真實的工程實踐環境，學生可以按教學要求逐個環節進行安裝、調試、運行和生產，這個訓練過程在企業的實習過程是根本無法做到的。生物產業屬于朝陽行業，新產品、新技術不斷涌現，通過引導、扶持、政策傾斜等方式鼓勵教師和學生創辦生物工程企業。同時積極尋求一種校企共贏的產學合作模式，提高企業與高校合作的積極性，這是校企合作實踐基地能夠順利建設和良好運行的關鍵。積極推進工程實踐教學內容改革，整合實踐教學環節，使校內實踐和企業綜合實踐相輔相成，從而確保并不斷提高生物工程專業學生的工程技術能力。
（三）改進實踐教學方法和方式，健全教學考核評價體系改革傳統的生物工程專業實踐教學方法，著力推動基于問題的學習、基于項目的學習、基于產品的學習等多種實踐學習方法，采取產品帶動，設備配套，工藝優化，動手操作與學習思考相結合，基本原理和現場實際相結合，現場教學、雙向交流式教學和研討式教學為主，緊密結合工程技術實際情況，不斷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并開發學生的思維，調動學生的工程技術學習興趣和學習熱情。生物工程專業實踐教學過程往往是連續的多過程，基于工段分批輪換方式進行實踐教學安排是一種高效可控的途徑，化整為零，既可減少相關企業的人員增加壓力，又能提高學生的實踐效果，學生可以接觸并了解全部生產工藝，并能掌握整套設備的調試和操作方法，同時有利于對教學過程進行實時監控，分階段對學生進行考核，并作為能否順利進入下一生產環節的依據。在考核環節上，改變傳統單一筆試考核和標準答案的評價方式，采取現場答辯、實踐總結、不同產品工程工藝設計等靈活多變的方法，并結合實習單位提供的完整的考勤考核記錄、企業指導工程師開出的實習個人評價等輔助考核方式，重在考核學生的工程技術知識掌握水平和應用能力以及創造性思維，為實習順利開展構筑堅實的平臺與保障。
（四）拓展師資隊伍建設渠道，構建高素質的“雙師型”師資隊伍培養生物工程技術專業人才的關鍵是打造一支具備較強的工程實踐能力和設計創造能力的教育師資隊伍。作為工學專業，生物工程專業在教師構成上必須保證有一定數量的工程背景的教師參與到教學實踐過程中，同時生物學方面背景的教師也應占有一定的比例。各種背景教師所占具體比例不能一概而論，可依據各校的特點應進行適當的建設。專業教師引進或錄用考核時，除考察理論研究水平和外，對具有工程實踐經驗的“雙師型”教師，優先引進和錄用，在引進待遇上給予適當傾斜。同時要為缺少工程實踐經歷的在職教師創造條件，派遣其到企業單位頂崗工作，鼓勵教師借助生產實習機會，接受企業生產訓練。支持教師和企業進行產學研合作，形成校企互動模式，在為企業開發新產品、引進新工藝、改造舊設備等生產實踐過程中培養和提高一批專業教師的工程經驗，構建一支高素質的“雙師型”師資隊伍。同時聘請企業中工程技術水平高、實踐工作經驗豐富的高級技術人員作為兼職教師，簽訂兼職教師協議，到校或在企業進行生產實踐理論教學，指導學生進行課程設計、生產實習、畢業設計等相關實踐教學工作。
第3篇：雙減政策后的教育現狀范文
【關鍵詞】大學生就業難 現狀 原因 對策
當前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的凸現，已不斷引發社會、高校、學生及其家長的廣泛關注，如不妥善解決，采取有
效應對措施，必將造成社會財富和人力資源的極大浪費，給和諧社會的構建帶來沉重壓力。
一、近幾年高校大學生的就業現狀
據教育部提供的權威資料顯示，2003年全國大學畢業生畢業時的簽約率僅為50%左右，52萬人待業，其中，研究生的簽約率約80% ，本科生簽約率約為60%，專科（高職）生簽約率約為30%；2004年全國有280萬高校畢業生，比去年增加68萬人，初次就業率本科院校為61.3%，高職院校就業率不到40%，69萬人待業；2005年畢業生畢業時真正簽約者只有33.7%，79萬人待業，就業形勢依然不樂觀。在未來數年內，每年畢業的大中專學生會迅速增加到400萬到500萬左右，低端就業人口的短缺和高端人口的失業將并存于勞動力市場。
二、大學生就業難的原因分析
大學生的就業難是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中出現的階段性問題，產生問題的原因是多種因素相互交織產生的一種社會現象，下文從國家、企事業、市場、學校、家庭和大學生這幾個角度展開了一系列的分析和探討。
1、國家政府的角度
（1）政府近幾年積極推行大學擴招政策，大學生就業隊伍的不斷擴大。從1999年開始的高校擴招，使我國高等教育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畢業生人數每年以60-70萬增加。
（2）人事、戶籍、檔案管理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不到位、不完善。據調查，不少中小型私營企業急需大學水平的管理技術人員，卻因沒有申報用人指標的途徑，不能解決大學生的派遣、戶口、檔案管理等問題，導致一些大學生擔心喪失自己的“身份”而望職興嘆，企業也招不到人。
2、企事業的角度
（1）長期以來作為吸收大學畢業生主渠道的政府機關和國有企業現在接納大學生的容量有限。1998年后，政府機構大幅度精簡，不可能大量吸收大學生，與此同時，近幾年我國的國有企業由于種種原因，經濟效益普遍不佳，其本身沉積著大量的冗員，每年需向社會排放相當數量的富余人員，減員增效。
（2）目前用人單位在選才上至少存在三大誤區。其一，性別歧視。用人單位往往夸大對雇用女性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忽視女性尤其是知識女性在工作中的諸多優勢；其二，苛求人才。用人往往要求應屆大學生要有實踐經驗，使許多大學生望而卻步；其三，學校歧視。有些用人單位在招聘員工時會優先選擇名牌學校的畢業生，有些單位更是注明要某某大學的學生。
3、市場的角度
（1）當前大學生畢業于我國安排就業比較困難的時期。在過去的計劃經濟下，大學生在當時的低工資，廣就業的政策下計劃安排工作，就業壓力不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雖然給大量勞動力提供了豐富的就業機會，但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對就業增長的拉動作用在逐步減少，就業彈性呈逐減趨勢。
（2）目前的大學生就業市場離成熟和完善還有相當的距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喬新生認為，我國供需見面會還不完善，處于粗放的運作和初級的中介形式。每年各地組織的一些大型畢業生供需見面會，信息交流和雙向選擇會，每次都會有百家用人單位和一兩萬以上的大學生參加，但簽約率很低。
（3）就業市場信息渠道不健全，專業指導信息滯后，缺少同一平臺的互聯網信息渠道，信息化管理手段得不到充分的利用。2005年47.3%的畢業生認為最重要的求職信息來源于學校，而在洽談會獲得的信息僅為16.3%。
4、學校的角度
（1）辦學模式的滯后。目前高等教育的辦學模式，還有計劃經濟的影子，不能完全適應市場的需求，專業設置不盡合理，與社會需求相脫節，并且在調整的過程中又出現了某些熱門專業跟風的現象，造成供需失衡，影響了大學生的就業。
（2）就業指導工作還不夠系統化、經常化。雖然各高校都投入專項資金建立了“大學生就業指導中心”，但迄今為止，我們卻還沒有一個相對完整的大學生就業市場，就業指導工作僅僅停留在政策的宣傳和執行，提供“供需見面”的條件和機會上，缺乏對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的指導。
5、家庭的角度
大學生的家庭類型、家庭居住地、父母文化程度直接影響著他們的就業意愿。受父母的影響，大學生對就業地區、單位類型、距離父母所在地遠近的選擇往往重于個人的愛好、個人今后的發展前景，且一些家長更加關心的是子女擇業的層次、就業城市的大小、就業后收入的高低等問題。這些思想中一些不切實際的部分往往影響了畢業生正確的就業選擇，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混亂。
6、大學生的角度
（1）部分大學生的素質不適應社會的需求，和用人單位的要求存在較大差距，這加大了他們就業的難度。一些大學生所體現出來的思想道德素質不高、事業心不強、知識結構不合理、專業面過窄和實際動手能力較差等，都是為許多用人單位所指棄的。
（2）一些大學生自身定位不準，就業觀點有偏差。在就業觀念上，就一些人才感覺特別強的大學畢業生而言，他們不愿意到條件差的基層去工作，此種種不切實際的高要求在某種程度上也給他們的就業筑造了壁壘，恰恰斷了自己的就業之路，使大學生就業難問題更加突出。
（3）貧困生就業壓力大。一些貧困生由于生活帶給他們的壓力使得他們自信心不足，再加上與外界溝通能力不強，又沒有廣泛的社會關系網來為自己就業拓寬渠道，從而使他們在求職中競爭力稍顯遜色，好多機會擦肩而過。
三、解決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的對策研究
擺在我們面前的現狀讓我們看到了大學生就業市場處于供大于求的狀態，但是，應該看到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還不完善，社會對大學生需求增加的速度沒有大學畢業生增加的速度快，這種階段性的供大于求是可以通過一些對策來加以緩和的。
1、國家政府加強宏觀管理與指導工作
國家政府應站在戰略的高度，把大學生就業問題當作一個戰略問題，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重視市場機制的作用，加強宏觀管理與指導工作。
（1）政府在制度安排與政策實踐中，不是將社會保障與促進就業對立起來，而是應將它們視為一個有機的、不可分割的整體，并在兩大政策體系之間尋求相互協調的有效機制。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一是通過建立統一健全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為勞動力市場發育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消除勞動力流動壁壘，實現就業市場化，提高勞動力資源配置的有效性。二是建立就業導向型的失業保障制度，變失業保障為就業保障。“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失業保障制度不僅要為失業勞動者提供經濟保障，而且應該在就業服務、就業培訓、職業介紹等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2）大力發展民營企業，鼓勵其招聘新生勞動力。政府要出臺相關法規，在同等條件下，鼓勵民營企業盡可能多地吸納新生勞動力就業，特別是對安置人數較多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要在貸款申請、項目審批、稅收減免等方面給與更多、更好的政策上優惠和扶持，以提高民營企業招聘新生勞動力的積極性。此外，政府還須實行政府扶持，開展創業促就業活動；加大人事、戶籍和檔案管理制度等的改革力度，讓人才得到合理流動；同時，政府還應將經濟調控手段引入到高校的招生工作中，對一些所謂的“冷門”，但卻對國家和社會全面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專業給予財政上的鼓勵。總之，政府要通過法律、經濟和行政的手段進行宏觀調控，以保障人才的公平競爭，保證就業政策的貫徹落實，維護供需雙方的合法權益。
2、不斷完善畢業生就業市場
（1）建立與健全畢業生現代就業信息網絡。要加強畢業生就業市場的研究，探討與實踐，積極培育和不斷完善畢業生就業市場，要利用現代化手段，盡快建立全國畢業生就業信息網絡，為畢業生順利就業創造良好的選擇。
（2）發揮人力資源市場職業中介作用。公共職業介紹機構要以人力資源市場為載體，全力開展針對新失業群體的免費求職登記、職業指導、職業培訓、就業信息查詢等就業服務，開通“新失業群體就業綠色通道”，實施專門化服務。
3、企事業樹立正確的人才觀
企事業要改變選才觀。選才觀不改變，單位就很難選到價廉物美、經久耐用之才，人才浪費的現象就很難消除，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也難以解決。在用人上，用人單位要改變過多的歧視，多給學生一些公平競爭的機會來驗證他們的實際能力，而不能因為一些選才上的歧視而一概而論地拒之門外，企事業要根據其本單位的實際情況招聘員工，真正地做到人盡其才。
4、學校改革教育體制，協助大學生就業
（1）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當務之急是學校要以市場為導向，面向企業，逐步轉變高校現有的人才培養模式，大力推進教育體制改革。特別是對一些地方院校來說，他們還可以面向當地實際，培養特色人才，主動為當地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服務。
（2）增強大學生就業自主性，協助他們做好職業生涯規劃。學校應當在常規的教學中向學生滲透相關的市場信息及融資、法律等知識，根據學生的個性特點開設專門的創業課程，解剖案例來增強大學生的就業自主性并協助大學生做好他們的職業生涯規劃，讓學生慢慢樹立起自主創業的意識與信心。
（3）學校要廣開就業渠道。除了傳統的高校畢業生供需見面會外，學校還要開辟多種就業渠道來推薦自己的畢業生，讓用人單位及時了解本校畢業生的信息，從而進行選擇。此外，學校的老師也應把學生的就業當作一件關系切實利益的大事來抓，充分利用多方面的信息，向用人單位適時推銷本校的學生。
5、提高大學生的綜合素質
提高大學生的綜合素質是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根本舉措。一方面大學生要成功就業就要把握就業形勢，努力拓展自己的知識面，通過積極參加社會實踐來鍛煉自己的社會工作、人際交往、組織協調能力，從而有效提高自己的擇業能力；另一方面大學生要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實事求是地分析自我，丟掉“精英”意識，改變“就高不就低”的傳統觀念，把個人愿望與國家需要、就業現實結合起來。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應該看到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道路還很長，解決大學生就業難這個問題并不容易，大學生就業難問題是眾多因素所使然，解決這一難題是需要國家、社會、學校和大學生個人的齊心協力，需要我們在理論創新與實踐摸索中不斷尋求解決這一問題的更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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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雙減政策后的教育現狀范文
德育工作扎實有效。一是組織機構進一步健全。建立健全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領導機制和學校、家庭、社會三結合的育人機制，加強對德育工作的指導、督查和協調。二是思想道德教育進一步加強。以課堂為主渠道，以學校為主陣地，以民族精神、公民道德規范、法制教育、社會主義榮辱觀、感恩教育為主要內容，教育廣大青少年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歷史責任感，繼承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安全防線。三是道德實踐活動進一步豐富。充分利用重要慶祝日和紀念活動等積極組織開展各類活動，舉行入團、入隊宣誓儀式等，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積極行動，廣泛宣傳，在廣大學生中深入開展以感恩黨、感恩社會、感恩父母、感恩自然為主題的感恩教育，把感恩教育滲透到學校德育工作、課堂教學、社會活動、家庭生活、社區實踐等各個環節。四是德育環境建設進一步優化。與有關部門聯合執法，加大網吧的管理和整治，有效控制了未成年人進入經營性網吧。加強禁毒宣傳力度，在各中小學校開展了禁毒宣傳教育活動，教育未成年人自覺抵制、遠離。與文體、公安、廣播等部門開展“掃黃”、“打非”活動。
教學質量穩步提高。一是高度重視，認識到位。成立領導小組，制定管理辦法，出臺畢業班工作意見，始終把提高教學質量作為學校工作的重中之重。二是明確目標，責任到位。局里將目標任務分解到校，各校普遍建立了領導包班、包學科，教師包學生的質量管理體系，實行目標跟蹤管理，形成了齊抓共管的濃厚氛圍。三是強化過程，管理到位。扎實抓好教學工作，推行集體備課、隨堂聽課和專題研討制度，有效提高課堂教學水平，對學生實施分層教學促進學生共同進步；加強常規檢查，保證教學基本環節落實。四是深入調研，指導到位。繼續堅持機關人員聯校制度，加強經常性指導；局領導組成督導調研組，深入學校摸情況，定對策，添措施；加強診斷考試，采集信息，明確備考方向。五是保障有力，服務到位。在人員安排、經費投入、后勤保障等方面向畢業班傾斜；突出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解除畢業班師生后顧之憂。受“5.12”地震影響，在我市其他延考縣區都未完成目標任務的情況下，我縣普通高考超額完成了市下達的目標任務。全縣普通高考參考2409人，專科以上上線（不含藝體專科）2183人，總體上線率達90.62%。其中本科上線552人，超市局目標95人，超額完成20.8%。在全市教育質量綜合考核中，我縣高中、初中均排位第三名，創歷史最好水平。
教育科研成果豐碩。一是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扎實推進。課改師資培訓力度加大，全年組織教師參加各級課改培訓達653人次，積極探索新課改形勢下的學生評價改革。著力抓好全縣中小學校本研修，以課題研究為抓手，著力課堂，著力教師專業發展，強化教學研究，解決學校教育教學實際問題。二是課題研究取得成效。已結題的6項基礎教育課改專項課題在全市課改成果展評活動獲獎，其中東城中學《農村普通高中弱差生成因及轉化的研究》、東凡中學《農村學校現代教育技術有效利用的研究》獲一等獎，旺蒼中學《貧因地區中學生科技普及教育研究》、普濟小學《農村小學主體參與式教學研究》、嘉川小學《農村小學自主探究式教學研究》、雙河中學《農村初中學習型班級建設的研究》獲二等獎。32項課題在研，5項課題過結題鑒定，13項課題召開開題論證會。組織參加20*年全國優質教育成果評選，1項成果獲一等獎、1項成果獲二等獎。三是聯合教研得到加強。采取“送教下鄉”、片區教研、城區教師支教到鄉鎮等形式，將觀摩課、專題講座、經驗介紹送到山區和教研薄弱學校，幫助教師樹立教研新理念，切實提高教學教研水平。縣教研室與張華小學歷時1年半的教育科研手拉手活動圓滿結束。四是競賽活動成效顯著。在廣元市優質課競賽中，10人獲一等獎，24人獲二等獎，14人獲三等獎；組織開展旺蒼縣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優質課評選，獲一等獎42人，二等獎94人，三等獎9人；組織推薦和報送廣元市教育學會學科專委會會員462人。
藝體科技活動蓬勃開展。一是學生體質不斷增強。嚴格執行《學生體質健康標準》，以體育教學、大課間體育活動和運動會為手段，切實加強體育鍛煉，增強學生體質。成功承辦了廣元市第六屆中小學生球類運動會，取得可喜成績。二是藝術素質不斷提高。認真實施“2+1”工程，各校通過舉辦藝術節、文藝晚會、才藝展示會等活動，不斷提高學生藝術素質。選送563人參加四川省第四屆優秀藝術人才大賽，一等獎達177人，二等獎達150人，其余均獲三等獎。組織全縣中小學生參加省市“迎奧運、促和諧”和“群星杯”書畫比賽，選送優秀作品24件上報省市。三是科技創新活動深入開展。各校采用學科教學滲透、專題講座、知識競賽等形式，開展經常性的科技知識教育，使學生充分認識科技創新的重大意義。組織學生觀看科技電視節目，參加科技創作活動，體驗科技的巨大進步和科技給人類生活帶來的巨大變化，引導學生大膽創新。選送55件優秀作品參加廣元市第二十三屆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獲一等獎10個，二等獎27個，三等獎18個。四是各類專項教育不斷加強。各校組織開展了心理健康教育、國防教育、環保教育、防艾滋病教育、防教育等專項教育活動，提高了意識，增強了自覺性。藝術、體育高考專業成績優異。
二、堅持統籌兼顧，各類教育協調發展
學前教育進一步加強。全縣現有幼兒園58所，鄉鎮中心幼兒園建園率達到100％。在園幼兒達到7000余名，在職幼兒教職工達到293人。
義務教育進一步鞏固。深入貫徹新《義務教育法》，小學、初中輟學率降至歷年最低，小學入學率達到100%，初中入學率達到99%。大力實施“兩免一補”，義務教育階段“兩免一補”全部執行到位。解決進城務工人員子女1375人就讀義務教育階段學校，為務工人員創業營造了寬松的環境。加大特教工作力度，“三殘”兒童入學達到357人。鞏固“普九”成果，啟動了10個鄉鎮的“兩基”二輪復查。切實推動了“農村義務教育階段部分免費教科書循環使用”工作。
高中教育進一步發展。一是辦學規模不斷擴大。扎實抓好普通高中招生工作，盡管受地震影響，我們想方設法留住優質生源，享受優質高中人數達到6683人。二是優質教育得到發展。旺蒼中學、東城中學教育質量和學校硬件建設以及旺蒼職業中學招生、培訓等綜合實力顯著提升。三是校際交流與合作逐步加強。
成職教育進一步加快。一是職業中學創重工作取得進展。職教中心綜合樓和學生公寓納入局建設項目。二是成人教育力度不減。中職區域內招生902人，向市本級中職學校和其他學校輸送中職新生2020人，青壯年非文盲率保持在99%。災后積極開展各類培訓，全年完成農民文化技術培訓和農村實用技術培訓65315人次，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20486人次，其他培訓4200人次。張華農村化培訓學校被評為全國成人教育先進集體。
民辦教育進一步規范。一是繼續整頓辦學秩序。完成了全縣民辦教育機構的年檢工作，促進了民辦學校的辦學條件、內部管理、安全管理、師資、保育工作等方面的提高，使我縣民辦教育規范有序發展。二是狠抓內部管理。針對目前民辦學校重招生、輕質量，重效益、輕投入，重形式、輕務實等現象，加大了法律法規宣傳和先進經驗交流，從安全管理、教學管理、財務管理等方面入手，加強制度建設，提高管理水平。對辦學條件較差的6所民辦學校予以注銷。
三、切實開展抗震救災，重建工作順利推進
迅速開展抗震救災。第一時間緊急召開會議，成立抗震救災領導小組，學校要求迅速轉移學生，分片深入一線了解災情，指導抗震救災。作好慰問受傷學生工作，及時穩定傷者情緒。各校教師及時作出反應，有效組織學生快速撤離。全縣未發生一起擁擠、踩踏事件，無一死亡、無一重傷。災后及時組織全面自查。要求學校組織人員全面排查災后學校安全隱患，認真統計校舍受損情況。局聯片領導深入學校，細致排查，及時匯總。匯同規劃和建設、房管等部門對全縣所有校舍開展拉網式排查，對災后校舍及附屬設施質量進行鑒定評估，針對受損情況確定處置辦法。災后共鑒定校舍615幢40.9萬平方米，鑒定面達100%。對126幢5.9萬平方米D級危房進行了全面拆除，確保師生安全。
加緊編制重建規劃。一是堅持一個指導思想，即：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實現災后學校重建與新農村、城鎮化、工業化進程相結合，與教育城鄉統籌相結合，與學校布局結構調整相結合，與學校標準化、科學化、現代化、綠化美化相結合，走可持續發展道路。二是把握四個基本原則。村級小學立足現狀，實用夠用；中心小學規模適度，重在提高；城區學校適度超前，盡量擴容；注重教育資源整合，調整結構。三是適度擴大建設規模。重建后，全縣中小學校舍總面積將達到453015平方米，其中新增面積達272365平方米；儀器設備、圖書資料總數將達到3058225臺（套、件）。
災后重建全面鋪開。積極搭建過渡板房1425套，確保了8月1日全面安全復課。完成159670平方米的校舍維修加固，完成916.4萬元的設備設施重置采購。災后重建工作啟動迅速，管理規范，我們按災后重建規劃完成所有項目立項申報。目前已開工項目59個，面積達78028平方米，共投資11189萬元。12月24日，由朗詩集團投資1000萬元援建的朗詩五權希望小學即將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在重建過程中，我們既加強了重建項目的管理，確保工程質量，又嚴格按程序加快推進，確保工程進度，力爭以最優的質量、最快的速度完成恢復重建工作。
支農支教成效顯著。一是政策幫扶增信心。全系統干部職工深入一線，開展相關政策的宣傳活動，發放災后重建政策、衛生防疫、心理改善、防震避震相關知識手冊120余冊，幫助樹立恢復重建的信心和決心。二是一線支農助雙搶。成立了213個支農工作突擊隊，深入農村一線，幫助農戶完成雙搶工作，搭建過渡安置房。共幫扶35個鄉鎮1*96戶災民完成小春收割3475畝、大春栽插4123畝，幫助367戶災民搭建過渡安置房13479平方米。三是家庭輔導解民憂。組織成立支教工作組，在田間地頭開展支教活動，幫助其輔導假期作業，幫助學困生補習功課，開展心理咨詢和干預。
四、切實加強隊伍建設，教師素質不斷提升
干部隊伍建設不斷加強。年初與各學校校長簽訂了師德師風目標責任書，并嚴格實行師德師風一票否決制。一是隊伍培訓明顯加強。積極開展各類教師培訓，培訓省級骨干教師34人次、培訓市級骨干教師55人次、縣級班主任培訓330人次；組織安排了5600多科次“三新一德”的自學考試，合格率達92.6%；加強了教師學歷學位提高培訓，本科畢業71人，專科畢業92人；組織了79名教師參加震后各類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培訓；繼續實行“三名”工程，評選第三屆縣級名校長6名、名教師50名。二是隊伍補充明顯加強。今年補充教師171名，其中面向社會考試考核招聘了教師142人，特設崗位計劃教師18名，考核招聘安置三支一扶服務期滿人員4名，招聘西部計劃志愿者7名。教師招聘工作做到了公開、公平、公正，深受社會各界的好評。三是隊伍管理明顯加強。特別是今年公務員執行津補貼，教師績效工資未出臺之前，高度重視隊伍管理、穩定工作，進行專題研究，建立了縣委常委聯系片區學校制度，向教師宣傳政策，講明道理，千方百計籌集資金兌現了教師75元地方津補貼和150元補貼，確保了教師隊伍的穩定。
職業道德水平不斷提升。一是加大責任約束。局里與學校、學校與教師簽訂了師德師風建設目標責任書，建立多層次、全方位的教師職業道德管理體系，加大了約束力度。二是加強師德教育。加大對教育法規的學習宣傳力度，將教師職業道德教育學習與教師繼續教育相結合，組織教職工開展經常性師德學習，不斷提高職業道德水平。三是開展專項活動。認真組織安排全縣中小學教師“三新一德”自學考試，合格率達92.6%。四是加強查處力度。對執行教師《四川省教師八不準》、《廣元市教師六不準》、“雙八條”的情況進行明查暗訪，對發現的問題及時與學校領導、教師交換意見，嚴肅處理，并限期整改。五是在抗救災工作中，涌現出一批先進集體和英雄模范，受到上級表彰和獎勵。旺蒼中學、東城中學被國家教育部表彰為“抗震救災先進集體”；東城中學學生胥勁豐被授予“全國抗震救災英雄少年”。
五、大力加強基礎建設，辦學條件逐步改善
基建工程進展順利。旺蒼中學堡坎和運動場建設已納入災后重建，職業中學職教中心樓已進入招標程序。積極向上爭取各項資金，完成鼓城小學、化龍初中、高陽小學3所寄宿制學校建設，東城中學3800平方米教學樓即將竣工投入使用，五權中學學生宿舍食堂、大兩小學教學樓已立項。大力推進“四改一加強”工程，完成學校食堂升級改造8個，C級以上達標率100%；啟動了12所廁所的改建工程；完成創建綠色生態校園市級9所，縣級5所，極大地改善了學校的辦學條件。
教育裝備得到加強。加大投入，充實學校現代信息技術教育裝備，為部分學校添置了計算機等儀器設備。積極征訂電子音像教材，下載IP資源數據，教學資源庫不斷擴大，有力推動了我縣現代信息技術教育進程。積極組織教學設施設備重置，已完成916.4萬元的災后儀器設備重置。在組織參加的全市20*年中小學電腦制作活動中，獲得二等獎4個，三等獎1個。
“普九”化債準確規范及時。今年以來，加大“普九”債務化解力度，成立化債領導小組和化債工作組，深入到鄉鎮、村、學校開展債務清理核實工作。通過學校節約還債、縣財政專款償債、爭取專項資金償債等渠道籌措化債經費，普九”債務徹底化解，化債金額達7112萬元，除化解省核定的標準債務5904萬元外，還化解了系統外債務12*萬元。同時，強化教育經費保障，加強建設項目管理，確保了全縣農村義務教育學校無新增債務發生。我縣“普九”化債工作得到了市委羅強書記的充分肯定。
六、著力加強行風建設，教育滿意度顯著提高
校園安全工作進一步加強。一是實行目標管理。年初，局里與學校、學校與教師簽訂了《安全穩定工作責任書》，將安全責任進行分解，逐級落實責任制，把安全責任落實到崗位、到人頭。二是強化安全培訓。通過以會代訓、舉辦安全培訓班、參加安全工作研討等形式，對學校校長、安全員、食堂從業人員等進行培訓，不斷提高安全衛生責任意識和工作水平。三是加強宣傳教育。各校通過上安全課、開展安全生產月活動、舉辦安全知識競賽和安全演講等方式，對師生進行安全教育，尤其加強對師生的防震知識教育及衛生防疫知識宣傳，加強地震后的學生應急疏散演練，提高安全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四是加強常規管理。各校經常對存在的安全隱患進行自查，局里會同相關部門不定期進行檢查，并下發整改通知書，限期整改。深入推進“警校共育”工作，定期會同公安、衛生、工商等部門對校園周邊環境進行治理，優化育人環境。
教育惠民行動取得實效。一是嚴格執行收費政策。嚴格執行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下的教育收費政策。全縣中小學繼續保持收費“零、零舉報”。二是規范實施“兩免一補”。免除了義務教育階段60348名學生學雜費，免費為其提供教科書，為17645名貧困寄宿生提供生活補助。三是嚴格執行國家助學金發放制度。資助中職學生1591人次，資助金額達238650元；資助農村公辦普通高中家庭特別困難學生200名，資助金額達20萬元；資助貧困大學生247人，資助資金60.76萬元；資助孤、貧、病、傷、殘學生8*1名。四是廣泛開展“愛心”活動。在抗震救災期間，組織全系統廣大師生為支援地震重災區捐款，共計捐款40多萬元支援青川災后重建，捐款41000多元幫扶全市教育系統遇難師生，教育系統廣大黨員上交特殊黨費38000多元，幫助困難家庭和群眾度過難關，在支農支教活動中捐款56000余元，捐物折合資金28000余元。
招生考試工作進一步透明。進一步明確職責，嚴格辦事政策，增加保密硬件設施，配置監控設備，加強試卷保密、保衛、保管工作。依法治考，嚴肅考風考紀，為考生創造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營造良好的考試氛圍，成功組織自考、延期高考及其它各類考試。
教育環境進一步優化。一是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把教育發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教育發展優先考慮，教育難題優先解決，加大教育經費投入，改善學校辦學條件。對學校重建實施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實行學校重建工程優先研究、優先實施，實行征地拆遷等費用由政府埋單，及時解決學校重建面臨的困難。二是相關部門大力支持。各部門多方面支持教育發展，發改、建設、國土等相關部門開通“綠色通道”，保證了一大批重建項目開工建設，重建工作走在了全市前列。三是形成良好的體制機制。建立了教師干部隊伍的培養、使用、流動、激勵機制，完善了教師培訓制度，充分調動了廣大教師和干部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四是強化教育宣傳。大篇幅的對教育發展和教育災后重建進行專題報道，為教育發展營造良好輿論氛圍，全縣社會各界和人民群眾越來越關注支持教育事業的發展，尊師重教風氣日趨濃厚。
行風建設扎實開展。堅決貫徹上級關于加強教育系統行風建設工作的部署和安排，扎實開展行風建設工作，教育行風建設成效顯著。機關內部加強管理，切實轉變職能，增強服務意識，提高管理水平；內部職工依法行政，秉公辦事，做到維護工作大局，辦事高效快捷，服務熱情周到；全系統廣大干部職工愛崗敬業，努力工作，政治和業務素質不斷提高，整個系統風清氣正。
第5篇：雙減政策后的教育現狀范文
關鍵詞：高校；經濟困難學生；就業觀
隨著高校畢業生就業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和高校收費制的并軌，“雙向選擇、自主擇業”已成為高校畢業生就業的主要形式。就業制度的改革既為大學生提供了公平的競爭和施展才華的機會，也向大學生的心理素質和就業觀提出了新的要求。經濟困難大學生作為高校的特殊階層，在經濟和就業競爭的雙重壓力下，如何科學構建正確的就業觀，已成為高校學生就業工作的重要內容。
1 簡析我系經濟困難大學生現狀
隨著我國高校年年擴招，經濟困難大學生的人數也呈大幅度上升的趨勢；如圖所示，我系經濟困難大學生數量也呈逐年上升趨勢：
從圖中可以看出：2003年我經濟困難大學生為135人，而2006年我系經濟困難學生數為212人，是2003年的1.57倍。
在這些經濟困難大學生中，大部分學習上勤奮刻苦，學習目的性明確，表現優異，能獲得各類獎學金和經濟困難大學生激勵獎學金；積極參加學校的社會工作，擔任學生干部等，均表現良好；生活上比較簡樸，學習之余主動參加校外家教等各種形式的勤工儉學活動。
在國家助學貸款、國家政府獎學金、減免學費等“獎、貸、助、補、減”政策的幫助下，這些同學在學校的學習生活能得到基本保證。但由于“獎、貸、助”只能解一時之急，到了大四，經濟困難大學生在嚴峻的就業形勢下，與經濟條件好的學生相比，缺乏諸多有利條件：來自邊遠農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沒有雄厚的經濟基礎；沒有可依靠的后盾；面對日益高漲的就業成本，他們背負著家庭和生活的責任，同時還承受著更大的心理壓力。
雖然考研深造也是高校畢業生的一種趨勢，但對大多數經濟困難大學生來講，卻只是一個夢想。因為3年的研究生學習，對貧困家庭確實是一筆不小的開支，而眼前人均三、四千元高昂的考研“成本”，也讓一些經濟困難大學生望而卻步。每年大約有60％以上的學生愿意考研深造，而90％的經濟困難大學生卻往往只有“華山一條道”選擇了就業。
2 經濟困難大學生的擇業的積極心理和消極心理
2.1 經濟困難大學生擇業的積極心理
經濟困難大學生在特殊的環境和經歷中接受了貧窮和艱辛的折磨，這些特殊的經歷造就了大部分經濟困難大學生堅韌不拔的性格和不屈向上的精神。他們大多具備以下的積極心理：
（1）奮發圖強、報效祖國的抱負（心理）。絕大多數經濟困難大學生具有一種奮發向上的豪情，立志在學成之后回報社會，充分發揮并體現自己的社會價值。他們有的踴躍報名參軍，走上保家衛國之路；有的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支援西部建設，他們希望在為地方經濟發展和國家的強盛做出貢獻的同時，能夠比自己的父輩們更高的人生價值和理想。
（2）飲水思源、造福家鄉的志向（心理）。經濟困難大學生大多心系家鄉人父老，立志用自己所學去改變家鄉貧窮落后的面貌，特別是在面臨畢業的時候，這種心理愿望會更加突出和強烈。很多經濟困難大學生放棄去大城市、大公司就業的機會，毅然選擇了回到家鄉，以頑強拼搏的精神，運用自己所學，為家鄉的發展與進步做出了貢獻。
（3）自強不息、敢于競爭的心理。他們大部分會始終堅持自己的追求和信念，面對困難從不輕易言敗，相信只要敢于拼搏，就一定能夠實現自己的理想。在嚴峻的就業形勢下，他們在校期間勤奮好學、積極進取；在激烈的就業競爭中積極主動、敢于競爭，準確把握自己就業方向，不怕遭受挫折和失敗，始終保持樂觀自信的求職態度，最終可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上述概括的這些心理特點只是經濟困難大學生在正確的價值觀指導下，體現出擇業心理的積極一面；但在巨大就業壓力下，仍有相當一部分經濟困難大學生由于經濟困擾和艱難經歷以及家庭對他們過高的期望，加上沒有正確價值觀指導，使自己對問題的認識存在著消極心理特點，引發了一系列難以逾越的思想障礙。經濟窘迫導致影響經濟困難大學生學習成績、自信心和社會交往能力，反之亦然。下面筆者就這種淺談他們擇業心理消極的一面。
2.2 消極的擇業心理
（1）出人頭地、光宗耀祖的“急功近利”心理。由于家庭或傳統觀念的束縛，一些經濟困難大學生認為自己是“草窩里飛出來的金鳳凰”，考上大學就是為了“跳出農門”，光宗耀祖。“要面子、怕風險、求穩定”的擇業觀念使他們不愿意下基層、到農村、更不愿意到偏遠的地區從事艱苦的行業。他們只將求職盲目放到大中城市的高收入崗位。更有急于脫貧者，盲目發展創辦公司或參加各種傳銷、直銷活動，結果顆粒無收、負債累累，有的甚至誤入歧途、鋌而走險，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
（2）自暴自棄的“自卑”心理。步入大學后，評價標準的多元化讓經濟困難大學生的成績相應地失去了明顯的優勢，社會的貧富差距在校園中凸顯，導致部分經濟困難大學生采取“自我封閉”，失去與他人交往的熱情。在求職過程，如果因“寒酸”形象遇到歧視或冷遇，強烈的自尊心也可能使他們產生對社會文化的敵對態度和強迫癥狀；有的因在擇業競爭中失利而垂頭喪氣，抱怨“出身”不好，生不逢時；有的缺乏適應社會的能力，對即將面臨的工作崗位能夠接納自己會產生一種強烈的恐懼感，在競爭激烈的就業形勢下，逐漸形成一種灰色的人生觀和處世觀。而貧困大學生的上學費多由家長借債或自己貸款供給，將來要靠自己的薪水償還；因此，面對就業壓力可能對自己的未來產生憂慮或沒有信心。
（3）嚴重焦慮的“緊張”心理。在學期間，經濟困難大學生往往把取得高學歷作為日后提高就業水平，擺脫貧困的有效途徑。他們希望通過發奮學習成才，徹底改變現實命運，所以在求學過程中承載著比普通大學生更大的期望和更大的心理壓力。而現實生活中，經濟困難大學生為了緩解經濟壓力，在拼命學習以期獲得獎學金的同時又不斷尋求勤工儉學的機會，較高的學習目標需要付出相對多的學習時間和因勤工儉學而不能保障學習時間的矛盾使他們身心俱疲，長期處于心理緊張、焦慮的狀態，在學習期間壓力較大。而找工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有個較長的過程，如果不能一下子找到工作或者找到自己滿意的工作，他們往往產生嚴重的焦慮和緊張心理，甚至因為壓力過大產生各種心理疾病或者惡性循環，無法以正常的心態求職。
3 構建高校經濟困難學生正確的就業觀
上面分析了經濟困難大學生的擇業心理積極的一面和消極的一面，我們應該明確經濟困難大學生就業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不僅受社會、家庭等外因的影響，而且受到自身就業觀念的制約。所以，單純地從經濟上幫助貧困生是治標不治本的，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還是落腳到幫助經濟困難大學生樹立正確觀念上，并且需要我們想方設法，通過采取各種辦法，加強經濟困難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俗話說：“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
因此，要進一步做好高校就業指導工作，幫助經濟困難大學生邁好進入社會的第一步，構建高校經濟困難大學生正確的就業觀迫在眉睫。
（1）深入扎實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從大一開始樹立正確的就業觀。
從大一開始要著重進行人生觀、價值觀、成才教育觀教育，引導經濟困難大學生認識到“要贏得競爭，還要靠自己的能力和實力”，促成他們熱愛所學專業，專注于提升自己的專業技能。大二和大三要突出心理素質教育和抗挫折教育，逐漸引導他們正確認識、評價自己，增強自我調控能力，不斷健全人格，減少因經濟上貧困帶來“自暴自棄”或“自卑”心理的影響；培養艱苦奮斗和堅忍不拔的意志，盡量降低“急功近利”的心理對貧困大學生的影響，使他們以積極主動的良好心態參與競爭。大四則要一方面加強國情教育和就業形勢教育的，通過開設就業指導課，幫助他們認識就業形勢，了解社會需求，及時調整擇業目標，轉變就業觀念；另一方面，可通過開設求職心理輔導課或其他多樣化的心理輔導方式，主動去減輕經濟困難大學生的求職心理壓力，緩解他們的緊張和焦慮的情緒。
（2）有針對性地加強“擇業”指導，樹立“面對社會、面對現實”的擇業觀。
針對經濟困難大學生個人的實際情況進行有針對性的就業指導，讓他們轉變就業觀念。“出人頭地、光宗耀祖”的心理直接影響到部分經濟困難大學生在擇業時希望能“一步到位”，但嚴峻就業形勢不允許他們追求一步到位的“理想”工作。比較聰明實際的做法，還是先找到工作，再尋找機會分步到位；一邊解決生計、積累經驗，一邊在社會實踐中提升自身價值；為職業生涯開好頭，為未來找到理想的工作打好基礎。
（3）從切實提高經濟困難大學生的各項能力出發，促進正確就業觀的形成。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貧困不只是單純的經濟困難。它包括貧困者面臨的和物質資源的關系、和知識技術信息之間的關系、和人之間的關系以及和一些社會機構間的關系；通常我們把非經濟因素的貧困稱為“軟貧困”。我們在以后的對于經濟困難大學生的幫扶時，既要從經濟上解決貧困大學生的學習生活問題，又要從培養他們人際交往、為家鄉服務等方面的具體能力入手。部分中西部高校目前已啟動的福特基金“提高高校經濟困難學生個人能力”項目就是很好的例證。因此，高校要做好經濟困難大學生的就業工作，不僅要在畢業前時做好就業指導工作，更要采取多樣化的舉措，為他們提供更多的鍛煉和學習機會，扎扎實實幫助他們提升個人能力，從根本上為樹立正確的就業觀提供堅實后盾。
（4）通過塑造良好的個人職業形象，把正確就業觀落實到具體行動上。
塑造良好的職業形象，是消除“自暴自棄”和“自卑”心態，是培養自信心的一劑良方妙藥；同時，良好的職業形象在也是在激烈的就業競爭中取勝的核心競爭力。要幫助經濟困難大學生樹立良好的職業形象，首先，要加大扶持力度，提供優惠政策，鼓勵他們取得“雙證”――即有高校畢業證的同時獲得職業技能資格證，使他們初步具備高超的職業技能，從而切實保證經濟困難畢業生就業能力；其次，要圍繞職業道德教育，加強學生公德心、職業倫理和敬業精神等方面的教育，一般可通過舉辦講座，組織課余活動等形式， 培養和鍛造他們良好使之具備較強的職業責任感、積極主動的工作態度和對結果負責的勇氣。
總之，高校學生就業指導，特別是經濟困難大學生的就業指導，關鍵是要切實把握經濟困難學生的心理特點和就業心理，在加強經濟方面的扶持的同時，還要加強力度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就業觀，為他們在日趨激烈的就業競爭中提供就業擇業的“指南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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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雙減政策后的教育現狀范文
內容摘要:本文在巴羅模型的基礎上,運用回歸方法分析發現宏觀稅負對經濟增長的效應為負,同時計算出了使我國經濟增長最大化的宏觀稅負約為18%,這高于我國目前的宏觀稅負水平,稅負需要適當降低,但減稅空間并不大。文章進一步對所得稅、流轉稅和財產行為稅的減稅效應進行分析,發現各稅種對促進消費和投資的效應是不同的。最后,針對加強減稅效應、擴大民生支出和發揮增稅效應方面提出一些政策建議。
關鍵詞:宏觀稅負 經濟增長 減稅
相關研究文獻綜述
近兩年自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來,中央政府實行了四萬億財政投資計劃,試圖降低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進而確保經濟的增長率能夠達到8%的目標。但在具體投資措施方面,存在著嚴重的失衡。一方面大部分的資金投向了基礎設施建設,另一方面銀行的信貸大部分給予了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獲得的信貸資金很少。從積極的財政政策來看,其應該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增加財政支出,二是減少稅收。在金融危機影響加深之際,我國也進一步實行了結構性減稅的政策,但我國對于減稅方面的措施較少、減稅規模不大。
國內外學者關于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的研究表明,這兩者之間存在相互對應的關系,即宏觀稅負高阻礙經濟增長,低則促進經濟增長。然而對于是否需要減稅,如何減存在分歧。汪昊(2009)根據稅收公平原則,針對我國稅收制度導致不同納稅人稅收負擔不均衡的現狀,得出我國結構性減稅的空間仍然大量存在,我國應進一步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的結論。劉鳳良等(2009)利用內生增長模型的理論框架,并采用自回歸分布滯后(ARDL)模型,得出我國最優的稅負為16.47%。同時采用基于行業投入產出表的經濟增長核算方法,估計了我國不同行業的全要素生產率(TFP),發現我國的TFP增長主要來自服務業,最后得出了我國現階段需降低宏觀稅負,但減稅重點應該放在增值稅上。
通過以上文獻綜述可以看到,目前國內關于減稅問題以及如何減稅的問題還沒有得出統一的結論,主要分歧在于經驗分析中對我國宏觀稅負統計口徑的使用、稅收的定義、最終稅負承擔者的確認、減稅規模等方面不一致。本文在借鑒國內外學者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建立包含宏觀稅負、財政支出、價格指數和經濟增長等因素的多變量回歸模型,試圖找出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最優宏觀稅負。
宏觀稅負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設定
假設稅收是經濟增長的凹函數,以巴羅(Barro,1990)的模型為基礎,利用經濟和財量,可以建立以下計量經濟模型:
LNGDP=α0+α1LNTAX+α2TAX+α3LNP+α4LNI+ε (1)
其中GDP表示國內生產總值、TAX為宏觀稅負 (稅收收入占GDP的比率)、P為價格指數、I為投資、ε為白噪聲、LN指自然對數。為了消除異方差,且不改變其長期關系,所以取其自然對數。根據凹函數的性質,函數有最大值的條件是經濟增長關于宏觀稅負的二階導數-α1/TAX20,而宏觀稅負對經濟增長有正負效應,所以α1α20。對方程求一階導數并令其等于0,可使得經濟增長最大化的宏觀稅負為:
TAX*=-α1/α2(2)
(二)數據來源
由于1985年實行了第二步“利改稅”,體制性因素使得1985年前的宏觀稅負不可以進行直接的比較,為了確保數據的準確性和可得性,本文選擇采用1986-2007年的數據。價格水平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表示,張軍(2002)認為中國二十多年的工業化是按照資本驅動型的增長模式進行的,其資本形成主要依賴于固定資產的持續增長而不是存貨投資的增加,因此本文的投資數據選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所有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8》,且是經過計算的1978以來的居民消費價數平減后的真實變量。
(三)單位根檢驗
計量分析中為了避免宏觀經濟變量的不平穩產生偽回歸,首先對各自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ADF方法進行單位根檢驗。可以發現LNGDP、LNTAX、TAX、LNP、LNI的檢驗值分別大于其5%顯著性水平的臨界值,表明序列存在單位根,是非平穩序列,但是它的二階差分是平穩的,即為二階單整序列,那么它們之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可以做回歸分析。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四)最小二乘回歸分析
本文以1987-2007年為樣本空間,對模型進行最小二乘法估計,經濟增長的最小二乘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根據協整的原理,如果各變量是單階同整的,那么檢驗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等價于檢驗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是否平穩。進一步對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進行ADF檢驗,可以得到ADF檢驗值為 -3.301738,而5%顯著性水平的臨界值為-3.052169,因此可以拒絕殘差序列是非平穩的假設,也就是說殘差序列是平穩的。從表2可以看到各個變量系數都顯著異與0,而且不存在序列相關,回歸的效果很好,擬合度達到了99.9%,通過了總體回歸方程的顯著性檢驗,α1、α2和預期的符號一致。在長期關系中,經濟增長與其它3個變量存在穩定的關系,即稅收通過政府支出、宏觀稅負、價格水平等途徑影響經濟增長,宏觀稅負阻礙了經濟增長,政府支出促進經濟的增長。利用回歸結果,可以確定最優稅率,使GDP最大化的最優宏觀稅負為:TAX*=(-1.291110)/(-7.272183)=17.75%。因此,我國的最優稅收規模約是GDP的18%。
減稅的效應分析
(一)所得稅的減稅效應分析
居民是消費的主體,應該提高其消費能力。而提高居民消費能力主要取決于可支配收入和預期。當居民預期不確定時,其增加的可支配收入會轉變成儲蓄而不是消費。個人所得稅和居民收入密切相關,當前圍繞個人所得稅的減稅政策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工資薪金扣除標準先從800元調到1600元,進而又增加至2000元;二是暫免征收存款利息所得稅。雖然經過調整以后,居民的稅收負擔得到減輕,提高了其可支配收入,但是消費并沒有因此而得到明顯提升。這是因為近年來我國密集推出教育、住房和醫療市場化改革,而基礎社會保障體系的缺乏使得居民對未來產生極大的不確定性,使得居民偏好于儲蓄而不是消費。所以從個人所得稅角度來說,并未達到預期效果。
(二)流轉稅的減稅效應分析
流轉稅包括增值稅、營業稅和消費稅,三者的比重占到了稅收總收入的63%。首先,增值稅的削減有助于企業擴大投資,促進經濟的增長。聶輝華等(2009)基于全國企業層面的數據,使用面板雙重差分模型,研究發現增值稅轉型顯著促進了企業對固定資產的投資,平均意義上增加了9710698元。但增值稅轉型也顯著地減少了就業,平均約減少10%的雇員。他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一方面減少增值稅有助于促進企業的投資,另一方面在減少增值稅的同時,需要對促進就業的相關產業給予稅收優惠和政策方面的支持。其次,流轉稅的比重遠遠超過了所得稅的比重。稅制結構對經濟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而且也需要一個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稅制結構。所以我國應顯著提高直接稅的比重,也就是說大幅度降低流轉稅的比重,從而向所得稅與流轉稅的雙主體格局轉變。這不僅可縮小我國的貧富差距,同時在促進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三)財產行為稅的減稅效應分析
財產行為稅雖然它只占所有稅收收入的11.2%,比例很小。Arnold(2008)的研究表明,財產稅尤其是不動產稅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最小。房產稅屬于財產稅是名義上我國針對財富存量征收的稅種,但征得的稅收收入很少,而且我國目前的收入差距已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高收入階層占有的財產主要是資產,減少房產稅已經無法進一步促進消費。若提高房產稅,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一方面可以避免政府因為財政支出剛性而出現財政風險,另一方面可以加大對民生方面的支出,緩和社會矛盾和穩定居民的消費預期。
結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上文實證分析,本文發現了宏觀稅負對經濟增長產生負的效應,同時也估計出了使我國經濟增長最大化的最優宏觀稅率約為18%,它低于我國目前的宏觀稅負水平約為20%的水平,兩者相差了2個百分點左右,涉及約金額5000億元,可見經過本輪的結構性減稅后,目前我國進一步減稅的空間已經不大。同時本文對減稅可能產生的效應進行了分析,發現減少個人所得稅,對促進消費的作用并不明顯,減少企業所得稅和增值稅有利于促進投資,但增值稅同時會減少就業,這不利于促進消費和社會的穩定。在考慮了這些影響之后,本文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議:
(一)加強減稅效應
對個人所得稅而言,可以降低其最高邊際稅率和適當調整級距,這有利于增加居民稅收收入,同時完善個人所得稅的結構。進一步降低企業所得稅,并對勞動力比較多的中小企業、服務業等給予稅收優惠和政府補貼,這不僅能保持充分就業,還能穩定居民的消費預期。加快增值稅的轉型,在具體措施方面,可以進一步將房屋、建筑物投資納入消費型增值稅的抵扣范圍,允許其抵扣全部的固定資產投資。
(二)擴大民生支出
在目前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的情況下,減輕居民稅負對促進消費的作用不大。政府需要加大對民生方面的投入,一是進一步完善基本養老、基本醫療等社會保障體系,二是加快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的建設,這些能穩定居民的消費預期,消除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
(三)發揮增稅功能
在提出一系列減稅措施和擴大財政支出的同時,本著完善稅制結構,降低政府的財政風險的目的,應發揮增稅功能。一是完善財產稅制,可以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同時提高房產稅的稅負;二是提高資源稅稅負,具體措施上可以由從量計征改為從價計征;三是推進社會保障費改稅,適時開征社會保障稅。這些措施都能增加稅收收入,同時不會對消費、投資等產生影響,符合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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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雙減政策后的教育現狀范文
關鍵詞：工業化；城鎮化；耕地保護
中圖分類號：F32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芻議工業化、城鎮化加快推進時期耕地保護問題
收錄日期：2014年3月4日
一、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現狀
工業化是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是推進現代化工業在國民經濟中占主要地位的過程，國際上衡量工業化程度，其中一項主要經濟指標是城鎮化比率。城鎮化是指農村人口不斷向城鎮轉移，其表現為農村人口居住地點向城鎮的遷移和農村勞動力所從事的職業向城鎮的轉移。城鎮化的過程也是各個國家在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所經歷社會變遷的一種反映。其發展過程經歷三個階段，初期、中期及后期。我國已經經歷了初期階段（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在30%以下）。自1996年，我國城鎮化比率達到了30.48%，當年城鎮人口37，304萬，農村人口85，085萬。自此，邁入了工業化的中期發展階段。（表1）
從表1可見，我國自2000年開始，城鎮化比率逐年提高。直至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首次超過50%，達到51.27%，預計到2020年，中國城鎮化水平將達60%左右。這表明，中國城鎮人口超過了農村人口，標志著中國城鄉人口結構發生了根本改變，由幾千年來以農村人口為主，發展為以城鎮人口為主的分布格局。從而說明我們已經進入工業化中期，（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在30%～70%之間），此階段特征為工業基礎已經比較雄厚，農業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工業快速發展已能夠為大批農業剩余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城鎮化發展進入加速發展階段。（圖1，數據來源：國家統計數據庫有關數據整理計算繪制而成）
既然，我國已處在工業化、城鎮化加快發展的時期，從國外的經驗教訓看，這個時期也是耕地減少最快的時期。耕地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自然資源、公共資源和約束性資源，數量有限且不可再生，所以保持一定數量的耕地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因此，我國政府向來重視耕地保護，2011年8月23日，同志就加強國土資源管理提出了“三個最嚴格”和“四個切實”的要求，也分別于2011年7月20日和9月2日提出“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和節約用地制度”。但當前我國耕地保護的現狀并不樂觀，隨著城鎮化及工業化進程的進一步加快，不僅耕地數量不斷下降，耕地質量、耕地環境也沒有得到明顯改善，耕地流失現象未能得到遏制，使得耕地保護與城鎮化、工業化矛盾日益突出。
二、工業化、城鎮化加快推進時期耕地保護存在的問題
（一）城鎮化加快進程中，耕地數量持續減少。中國是農業大國，自改革開放以來，耕地面積逐年減少。尤其在工業化、城鎮化加快推進的過程中，隨著城鎮化比率的上升，我國有限的耕地資源被不斷占用，耕地面積逐年下降。2002～2010年10年間耕地總量由2001年的19.14億畝減少到2010年的18.26億畝。其中，耕地大面積減少的主要原因有：第一，違法、違規建設占用大量耕地。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大量的建設征用土地已經成為我國土地面積減少的重要因素。另外，在城鎮建設中，土地利用一般是粗放型的，受近年產業經濟快速發展的影響，“產業園”、“產業區”集中出現，各地普遍在城鎮搞新區、產業園區，有些地區經濟實力不足，使得很多項目擱置，導致大量耕地占而不用。而且部分項目是地方政府鼓勵支持，開發的成本相對比較低，地價相對比較低廉，因而在建設過程中鋪張浪費，出現耕地被浪費的現象；第二，由于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城鎮需要大量勞動力補充。首先，農業生產帶來的收入具有不確定性；其次，我國農業現代化程度低，基本還是靠天吃飯。雖然中央近年出臺了取消農業稅、各項補貼等惠農政策，希望調動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由于市場因素的影響，惠農政策沒有得到最佳的體現。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使得農業用地閑置浪費。
（二）耕地總體質量偏低。2009年12月24日國土資源部的中國歷史上第一份《中國耕地質量等級調查與評定》顯示，我國耕地根據自然條件、耕作制度、基礎設施、農業生產技術及投入等因素綜合調查與評定，把我國耕地評定為15個等別，1等耕地質量最好，15等最差。全國耕地質量平均等別為9.80等，等別總體偏低。
近些年來，我國的耕地質量普遍下降，其原因包括自然因素，如水土流失使土壤養分流失，土地沙化降低了土地的肥力；人為因素則包括耕種方式不當，耕地占補不平衡（占優補劣，耕地質量總體下降），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占用。其中，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飛速發展是導致耕地質量下降的重要因素。第一，工業和城鎮發展的過程中，各項基礎設施建設往往會占用大量的優質耕地，比如城郊的良田、菜地，土壤肥力高，熟化程度相對較高。但是，為了尋求占補平衡，補充的耕地往往分布在耕地條件較差地區的荒地，或者是廢棄的宅基地，在質量上很難和占用地相比；第二，由于農村中大部分青壯年進城務工，留在農村的通常是老年人、婦女和兒童，勞動力明顯不足，缺乏對耕地保護和管理耕地的能力，從而導致土地肥力下降，土層變薄，蓄水保肥能力降低。這些原因都致使耕地總體質量下降。
（三）耕地環境惡化。近年來，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加快，為廣大農民帶來實惠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容回避的耕地污染、生態環境污染問題。中國耕地質量調查報告顯示，污染土壤已經占耕地的1/5，即全國有20%的耕地受工業“三廢”和農業污染。“三廢”是指廢水、廢氣、廢渣。如果農民利用工廠污水灌溉農田，會造成土壤的污染，土壤本身的養分受到破壞，降低產量，更甚者危害農作物的生長。工廠排放的廢水中若含有大量重金屬元素，不但危害牲畜的健康，更有可能損害農民自身的身體健康。廢氣最主要的是二氧化硫，隨著工廠的排放，進入土壤，使土壤酸化。同樣，危害農作物及人畜的健康。還有廢渣，常常會釋放出有毒物質，污染土壤。
除了“三廢”污染，農業污染也不容忽視，如化肥、農藥、家畜糞便通過降水或者排水灌溉時產生地表徑流，土壤滲進水體，造成水污染和土壤污染。根據邊際報酬遞減規律，過度使用化肥會降低土地退化，反而降低產出。
三、工業化、城鎮化加快推進時期耕地保護的對策
（一）控制城鎮外延增長，促進土地集約利用。我國仍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的中期發展階段，今后仍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所以我們應對土地進行節約利用。第一，嚴格實施耕地保護政策，耕地保護意義重大，農業是一個國家的基礎，耕地是農業最基本的生活資料和衣食之源，而且為農民的生存承擔著社會保障功能，同時也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實保護耕地”是我國第一個寫進法律的基本國策。因此，要對農民加強耕地保護的教育，大力提高農戶的耕地保護意識，實現耕地的可持續利用；第二，要科學合理地利用和規劃土地的使用。在農業用地轉化為非農用地時，杜絕浪費土地和侵吞侵占的行為。通過輿論監督政府機構和政府官員，保證其能夠客觀、公正地對待耕地保護問題，保證公共權力的正確行使，杜絕可能滋生的腐敗現象；第三，通過相應的法律法規限制城市的無序擴張。首先，近一步明確和完善新《土地管理法》，完善土地監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使土地再開發利用的過程中有法可依，有法可循，減少一切不合理現象。
（二）改善生態環境，提高耕地產出潛能。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耕地保護為生態環境的建設與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們強調的耕地保護不僅僅是保持現有耕地面積的穩定，更重要的是在現有的數量下，提高耕地的質量。追求沒有質量的數量，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首先，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和耕地的使用永遠存在著矛盾，保護耕地勢必就容易阻礙城鎮化的進程，同樣加快了城鎮化的進程勢必導致耕地的減少。因此，我們要尋求一種全新的耕地保護模式，從而有效地解決二者之間的矛盾。“占補平衡”和“先補后占”就是耕地保護的核心內容，耕地占補平衡是新《土地管理法》確定的一項耕地保護的基本制度，按照“占多少、墾多少”的原則，建設單位必須補充相應的耕地，以保證耕地不減少。而先補后占是指在建設項目占用耕地之前，建設單位先履行補充耕地的義務。補充耕地任務完成后，建設單位方可占用耕地。所以，全面實行“先補后占”，對土地整理復墾開發工作有著深刻影響。筆者認為，實施耕地占補平衡與推進土地整理復墾開發工作是“兩位一體”的事情，是應對耕地資源緊缺、人增地減長期趨勢不可逆轉形勢所擬訂的政策組合中不可缺少的兩個重要環節；其次，盡可能控制工業“三廢”帶來的影響，推廣新的技術，對廢物進行合理有效的回收處理，爭取變害為利。控制污染物的排放數量，使其符合國家規定的排放標準。還要合理使用農藥和化肥，盡可能少的使用，確保土地的養分。對已經被嚴重污染的土壤要采取妥善的處理方式，盡可能使損失降到最小。
（三）探索和實施我國特有的工業化、城鎮化發展模式。探索和實施我國特有的城鎮化的可持續發展，穩步發展模式，必須嚴格執行和落實土地政策。首先，重視嘗試利用有利于耕地保護的市場機制變革，盡快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土地市場交易，市場是資源配置的有效途徑，通過市場機制，促進土地開發和利用。土地資源是有限的，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對土地的需求增加，土地價格必然上升，地價較高，自然會阻礙非農土地增加的速度和規模，在某種程度有利于對耕地的有效使用，減少土地浪費和重復建設，最終實現市場優化配置土地資源；其次，我國地域遼闊，地域之間差異較大，東部沿海地區土地資源稀缺，但土地利用相對比較合理。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低，土地資源相對比較豐富，但土地的利用開發相對無序。所以，不同區域采取不同的土地利用政策是十分必要的。顯然，政府不應該用統一的標準來衡量不同地區的耕地保護狀況，而應該采取互補的方式，用不同的政策在全國范圍內完善耕地保護；最后，建設“綠色GDP”制度，實現工業化、城鎮化和耕地之間的可持續發展。綠色GDP這個指標，是在GDP的基礎上扣除對資源、環境的破壞性影響后的余額，實質上代表了國民經濟增長的凈正效應。經濟“凈”增長的概念，能更好地體現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若能將此指標作為一項硬性指標加以實施，可以促使政府重視資源環境建設，有利于耕地資源的保護，減少土地違法現象。應該說，綠色GDP體現了經濟與自然的可持續發展程度。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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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雙減政策后的教育現狀范文
（湖南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湖南長沙410079）
摘 要：公平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價值對文化產業發展效率有何影響？文章利用2004-2012年省級文化產業數據，基于Super-EfficiencyDEA方法測算了我國各省文化產業的發展效率，發現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效率地理格局呈現出“東南沿海地區高，中西部地區低”的空間規律。同時，文章從經濟公平的視角出發，結合其他經濟、社會、政策等因素及文化產業自身的發展分析了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效率的影響因素。研究表明經濟公平程度與文化產業發展效率正相關，是影響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經濟公平程度越高，則文化產業發展效率越好。因此，發展文化產業不僅要優化相關資源的配置，也需要著力提升社會公平水平。
關鍵詞 ：文化產業發展效率；經濟公平；超效率DEA；DEA-Malmquist
中圖分類號：F063.1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3240（2015）02－0066－07
收稿日期：2014-11-15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1&ZD012），湖南省社科成果評審項目（1011219B）和湖南省社科基金項目（13YBB078）
作者簡介：肖向東（1975-），湖南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區域經濟與產業發展；羅能生（1957-），湖南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制度經濟學，區域經濟與產業發展。
一、引言
文化產業被認為是21世紀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和實現經濟結構轉變的重要途徑（Heinze&Hoose,2013）[1]，文化產業在西方各國具有重要地位，在發達國家中，文化產業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一般都超過了10%（LiShu-sheng,2012）[2]。近年來，我國文化產業面臨空前的發展機遇，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然而，統計數據表明，目前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始終在3%左右徘徊，財富創造能力不強，且由文化產業所創造的就業崗位也比較有限，發展潛力有待進一步開發。在此背景下，科學界定我國各區域文化產業發展程度并促進我國文化產業更好更快發展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學術界對于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效率的研究由來已久，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探索。一方面是對文化產業發展效率的測度。以王家庭和張容（2009）為代表的學者利用傳統DEA、Super-efficiencyDEA以及三階段DEA等模型來測算文化產業投入產出的綜合效率，并將文化產業投入產出的綜合效率分解成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研究發現大部分省份文化產業的規模效率遞增，但投入產出效率低下[3]，而且即使同屬于文化產業投入產出有效的省份也存在較大的效率差別（蔣萍和王勇，2011）[4]。張仁壽等（2011）通過對非DEA有效決策單元投影分析同樣發現了各省均存在“投入冗余”或“產出不足”問題[5]。以樂祥海和陳曉紅（2013）為代表的學者利用DEA-Malmquist模型測度了我國各省文化產業發展的全要素生產率，發現我國文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整體呈增長趨勢，但西部與東中部的省份存在顯著差異[6]。而馬萱、鄭世林（2010）則通過研究發現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文化產業效率的差距呈現縮小的趨勢[7]。另一方面是對關于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效率的影響因素分析。郭國峰和鄭召鋒（2009）指出政府投融資政策的支持是文化產業技術創新的制度保證[8]。樂祥海和陳曉紅（2013）認為從技術效率情況來看，資本投入在我國文化產業快速增長的進程中仍然起著不可替代的主導作用[6]。袁海、吳振榮（2012）認為本地市場效應與城市化經濟是中國文化產業效率改進的兩大動力[9]。
綜觀以往的文獻，學者主要從文化產業發展綜合效率和文化產業技術競爭力這兩個方面來測度我國各省文化產業的發展狀況，但既有研究很少對各個決策單元的競爭力或發展力狀況進行評估。而對于影響文化產業發展效率的因素分析時主要從資本、政府支持、城市化等傳統因素來考察，鮮有從經濟公平角度來探討的。事實上，一個地區的經濟公平程度能反應出該地區的城鄉收入（消費）水平的差距及該地區的消費水平，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人們只有在滿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后才會尋求文化需求，故一個地區的經濟公平程度可能會影響到其文化產業的發展。基于此，才有了本文的研究。
二、經濟公平對文化產業發展影響的機理分析
公平與效率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兩大主題。上個世紀60年代，西方學者亞當斯提出了公平理論，指出所謂公平即收入分配相對平等，人們的收入差距不能過分懸殊，要求保證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需求。收入分配不公將會降低人們生產的積極性，阻礙社會的發展，并造成各種社會矛盾。因此，經濟公平與否將直接影響人們的收入水平，從而影響人們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最終影響社會的發展程度。
（一）經濟公平對文化產業發展的直接影響
20世紀初，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利用洛倫茲曲線來定義和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即基尼系數，洛倫茲曲線越靠近45度線，則收入分配越公平，說明該經濟體的收入分配越均等，即中等收入群體占整個社會的絕大部分。圖1右邊的三角形稱為收入群體金字塔，越到塔尖，收入水平越高，每個部分的面積代表該收入群體的大小。圖1左邊的金字塔代表馬斯洛的層次需求，越到頂端，該需求就越難滿足。根據馬斯洛層次需求原理，本文用中間的虛線箭頭表明，低收入群體的大部分收入是用來滿足生理需求；高收入群體的主要收入是用來自我實現；而中等收入群體的大部分收入是用來滿足安全需求、歸屬需求以及尊重需求等，經濟越公平，中等收入群體越大，對這三種需求也會增加，相應地對文娛產品的消費需求也會增加，從而拉動文化產業的發展，即創造了“需求拉動型”的文化產業產值增長。
（二）經濟公平對文化產業發展的間接影響
社會主義發展的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是一個由低層次向高層次不斷前進的動態過程，也是經濟公平的最終體現。經濟越公平，意味著一個社會的發展階段越高，因而能夠提供更多的精神層次的產品，滿足人們超越物質方面的精神訴求，引起文化市場的繁榮，即創造了“供給推動型”的文化產業產值增長。另一方面，經濟越公平，一個社會的總體教育水平會越高，從而能提供更多樣化和更高質量的文化產品。此外，文化消費者的素質提高也會導致文化產品的創新需求，從而從供給與需求兩個方面同時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
三、經濟公平與文化產業發展效率的測度
（一）經濟公平的測度
由于我國對居民收入及其消費支出的統計是按照城市和農村兩條線進行，基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用城鄉收入差距來代表區域經濟公平程度，并選取泰爾指數來測度區域城鄉收入差距。泰爾指數的計算公式如下：
（1）
其中，T指泰爾指數；j的取值為1和2，j=1代表城鎮；j=2代表農村；Pij,t指t時期第i個省份城鎮或農村的人口；Pi,t指t時期第i個省份的總人口；Iij,t指t時期第i個省份城鎮或農村的人均消費支出；Iit指t時期第i個省份城鎮和農村的人均消費支出的總和。本文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歷年的面板數據，對全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2004-2012年的區域經濟公平程度進行了測度。受文章篇幅所限，圖2只給出了2004、2008、2012年度國各省泰爾指數的四分位圖，顏色越深，泰爾指數越大表示城鄉收入差距越大，經濟越不公平。從圖中可以看出，泰爾指數呈現出“東部地區最低，中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最高”的空間格局。
（二）文化產業發展效率測度
一個產業的發展狀況主要體現為該產業的發展效率。根據文化產業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Y=AKaL(1-a)，其中K代表文化產業的資本存量；L代表文化產業就業人數；A代表文化產業的技術效率，即發展效率。本文使用超效率DEA方法來測度文化產業的發展效率以區分傳統CCR、BCC模型中有效的決策單元，使得有效的決策單元之間也可以進行比較（蔣萍和王勇，2011）。本文選取的投入指標主要包含各省2004-2012年文化產業的資本存量以及就業人數，產出指標為文化產業的營業收入及其增加值，利用MyDEA2.0軟件包測算出了各省2004-2012年文化產業的投入產出效率。
1.文化產業資本存量
文化產業資本競爭力主要體現于該產業的文化資本存量，資本存量越多則資本競爭力越強。本文通過永續盤存法來計算文化產業資本存量，公式如下：
（2）
其中Kt、Kt-1分別表示t期、t-1期的資本存量，It表示t期的投資水平，δ為折舊率。利用永續盤存法來估算資本存量時，最重要的是初期資本存量的確定。本文借鑒Reinsdorf等（2005）通過建立已知指標與初期資本存量間的關系，利用若干年的數據來估算初期資本存量的方法進行估算。Reinsdorf等構建了初期資本存量與初期投資、不變價格投資的平均增長率以及折舊率之間的關系式：
（3）
其中K0表示基期的資本存量；I0表示基期的投資水平；g表示不變價格投資的平均增長率；δ表示折舊率。I0由文化產業基期的固定資產投資（利用固定資產投資指數進行平減）表示，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δ取觀測期內各省平均折舊率0.09；g由下列公式計算得出：
（4）
等式兩邊同時取對數得:
（5）
其中It表示t期的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將（5）式代入（3）式即可估算出文化產業初期的資本存量，從而計算出各省歷年的文化資本存量。
2.文化產業勞動力狀況
文化產業的勞動力狀況既包括該產業勞動的數量還包括勞動力的素質，勞動力的數量用文化產業就業人員數表示；勞動力的素質可以通過文化產業從業人員的受教育程度、文化產業科研人員數來表示。勞動的數量越多、素質越高，則勞動競爭力越強。鑒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利用歷年《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中文化產業從業人員數來代表該產業的勞動競爭力。圖3展示了我國各省2004-2012年文化產業的就業人數，從圖中可以看出廣東、山東、浙江等沿海大省的文化產業就業人數明顯高于同時期其他省份。
3.文化產業技術效率測度
根據上文測算出的文化產業資本存量以及文化產業從業人員數以及兩個產出指標，本文對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港澳臺及西藏自治區由于數據的缺失除外）2004-2012年的文化產業投入產出效率進行了測度，其結果見表1。從表1中可以看出，海南、上海、遼寧、天津、廣東、寧夏等六省的年均投入產出效率是最高的，但除遼寧、上海外，其余四省歷年的波動較大，有些年份的效率值更是超過了1，而有些年份甚至下降到了0.15左右，年度發展很不均衡。從整體上來看，我國歷年省均文化產業發展效率呈現出平穩狀態，基本在0.15-0.40之間波動。從區域發展狀況來看，東部省份的文化產業發展效率整體上要優于中西部，而且，中西部省份文化產業的發展容易受到某些年份突然的文化產業投資增加的影響而使得效率急驟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這些省份文化產業的發展尚未達到規模經濟。
依據表1的測度結果，以文化產業技術效率和文化產業就業人數為分類依據，將我國各省文化產業發展狀況分為四種類型（其中文化產業投入產出效率值越大表明其效率越高）：（1）發展狀況好：是指技術效率高且就業人數多的情況，包括廣東、上海、福建、江蘇、浙江等5個省份；（2）發展狀況良：是指技術效率高、就業人數中等或技術效率中等、就業人數多的情況，包括遼寧、四川、山東等3個省份；（3）發展狀況一般：是指技術效率中等、就業人數中等或技術效率高、就業人數低或技術效率低、就業人數高的情況，包括海南、寧夏、天津、北京、安徽、陜西、江西、湖南、云南、河南等10個省份；（4）發展狀況差：是指技術效率中（低）、就業人數低（中）或技術效率與就業人數雙低的情況，包括青海、內蒙古、貴州、甘肅、山西、重慶、吉林、河北、廣西、湖北、黑龍江、新疆等10個省份。由此可見，我國只有1/3左右的省份的文化產業競爭力狀況優良，其余2/3的省份其競爭力狀況堪憂，其中50%的省份主要是由資源的浪費導致了文化產業產出的低效率，如青海等；另外50%的省份則是由于投資不足，如內蒙古、新疆等。
綜上所述，文化產業發展程度較好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而發展較為落后的省份主要分布在中西部，與經濟公平的測度結果耦合度較高。
四、經濟公平對文化產業發展效率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設立及指標選取
1.模型設立
文化產業發展效率是多種因素共同影響的結果，所以本文設立一個多元回歸模型來表述文化產業發展效率及其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
（6）
為減輕模型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性和內生性，對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取對數，得到以下雙對數模型：
（7）
其中，Yij為因變量即文化產業發展效率；Xij為自變量；i為自變量的個數；j為年份。
2.指標選取
本文從經濟、社會、政策多個方面并結合文化產業自身的發展情況選取了7個指標來考察經濟公平對文化產業效率的影響，詳見表2。
各變量說明如下：
（1）經濟公平：選取泰爾指數來代表區域經濟公平程度，并假設其他條件不變時，區域經濟越公平，則文化產業發展越好。
（2）文化消費：通常來說，對文化消費的水平越高，文化產業發展效率越高，本文選取農村和城鎮居民家庭文教娛樂消費支出這兩個指標來代表文化消費水平。
（3）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率能夠反映一個地區的社會發展狀況，通常城市化率越高的地方會對文化產業產生越多的有效需求。
（4）人力資本：用每十萬人擁有的大專及以上人口（人）表示。一個地區擁有的大專及以上人口越多對文化產業會產生兩個方面的影響：第一，文化程度越高的人對文化產品的需求越多從而拉動文化產業的需求，提高文化產業的發展效率；第二，一個地區的文化程度越高就可能會為文化企業培養更多的科研人才，從而增加文化產業的有效供給。
（5）政府支出：即政府對文化產業的政策支持，本文用文化事業費占財政支出的比重（%）表示。
（6）文化產業實收資本：用文化產業實收資本（千元）來表示文化產業自身發展。當文化企業處于規模遞增的階段時，文化產業實收資本的增加將有利于文化產業的發展；反之則不利于文化產業的發展。
（二）數據來源及統計描述
本文選取了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港澳臺及西藏自治區由于數據的缺失除外）2004-2012年的文化產業發展狀況作為研究對象以測度其發展效率及影響因素。本文所選取的數據主要來自歷年的《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以及《中國統計年鑒》；文中用來測算超效率DEA的軟件是MyDEA2.0，實證部分用的軟件是Stata11.0。本文所選變量及數據的描述性統計見表3。
（三）實證分析
本文選用雙對數模型來減弱模型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問題和內生性問題。模型Ⅰ為單變量回歸，模型Ⅱ是加入其它控制變量之后的面板數據回歸，通過Hausman檢驗后發現需要采用隨機效應模型，模型Ⅲ則是所有變量的混合回歸，具體檢驗結果見表4。各模型均能通過Wald檢驗或者F檢驗，說明所選模型設定無誤，能較好地反映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計量關系。
回歸結果顯示：（1）模型Ⅰ~模型Ⅲ中表示經濟公平的變量X1泰爾指數對文化產業發展的影響為負，加入其它控制變量后結構依然顯著，說明泰爾指數越大（即經濟越不公平），則文化產業的效率越低，這也說明提高經濟公平度有利于文化產業的發展；（2）農村居民對文娛消費的支出、人力資本、文化產業自身發展對文化產業發展效率的影響不顯著，說明目前我國正處于文化產業發展的初級階段，文化消費不足，尤其是農村居民文化消費不足嚴重地降低了文化消費不足，從而使各省的文化資本未得到有效利用，嚴重地制約了文化產業的發展；（3）城市化水平越高、城鎮人口對文娛消費支出越多，則文化產業發展效率越高。城市化水平和城鎮人口對文娛消費支出的高低能夠反映該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程度，會形成與之相對應的文化產品需求，從而與文化產業的發展呈現出正相關。
為深入探討經濟公平與文化產業發展效率的關系，本文進一步將全體樣本按照各省市所在區域分成東、中、西三個子樣本，分別進行計量檢驗以尋找經濟公平與文化產業發展關系在各區域的體現。其中，東中西三個區域的劃分按照國家發展戰略規劃中的三大地帶標準劃分。觀察回歸結果可知，除中部地區不顯著之外，以泰爾指數衡量的經濟公平與區域文化產業發展依然呈現出負相關關系，即泰爾指數越大，則文化產業發展程度越低；亦即經濟的公平性越差，則該區域的文化產業發展程度也較差，這在廣大的西部地區尤為明顯。此外，城市化水平與城鎮文化消費水平依然與文化產業的發展呈現出正相關關系，而其他變量由于樣本數量有限變得不再顯著。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現狀，并利用超效率DEA測算了我國各省文化產業的發展效率，隨后建立計量模型，分析了包括經濟公平在內的社會、經濟、政策上的各因素對文化產業發展的影響，并探討了區域差異。得出以下結論：1.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效率呈現出“東南沿海地區高，中西部地區低”的空間格局，大體與相應區域經濟發展狀況一致；文化產業發展效率較低的省份主要是由文化消費不足或者文化投資不足而導致文化資源利用效率低；2.目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公平的局面同樣對文化產業的發展起著一定的阻礙作用，在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表現地最為明顯；3.城市化水平越高，城鎮人口對文娛消費支出越多，則文化產業發展效率越高；4.農村居民對文娛消費的支出、教育程度、文化產業自身發展對文化產業發展效率的影響不顯著，說明目前我國正處于文化產業發展的初級階段，文化消費不足，尤其是農村居民文化消費不足嚴重地降低了社會總體文化消費，從而使各省的文化資本未得到有效利用，嚴重地制約了文化產業的發展。
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1.推進經濟公平，增加初次分配中勞動收入比重和居民財產性收入，擴大中產階級群體，從而提高文化消費水平，增加文化產品需求，促進文化產業發展；2.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縮小收入差距，鼓勵城鎮、農村居民進行文化消費，特別應該充分挖掘農村居民的文化消費潛力；3.由于部分省份文化產業的規模效率低下，應適當地增加這些地區文化產業的固定資產投資，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規模經濟，提高文化產業的規模效率；4.政府在文化產業方面的角色更多地應該作為規則制定者，是“裁判員”，而不是“守門員”，鼓勵包含民間資本、外資等多種資本形式進入我國文化市場，簡化文化企業發展的行政流程，同時注重營造良好的文化產業發展環境，為文化產業的大發展大繁榮打好夯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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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雙減政策后的教育現狀范文
[關鍵詞]低碳經濟 出口貿易 外貿出口模式 碳關稅 碳交易
[中圖分類號]F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3）08-0136-05
一、低碳經濟概述
（一）低碳經濟內涵
“低碳經濟”一詞最早出現于2003年英國政府發表的能源白皮書《我們的能源未來：創建低碳經濟》。所謂“低碳經濟”，是指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盡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發展模式。
“低碳經濟”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其實質是能源高效利用和清潔能源開發。“低碳經濟”的核心是通過新型清潔能源技術、能效提高技術、降耗減排等能效創新技術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各行業的廣泛推廣和大規模運用，建立清潔能源利用機制，由此促進現代工業產業結構調整升級，降低社會生活耗能，減少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即摒棄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建立新型可持續循環發展的無污染經濟增長模式，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二）各國低碳經濟舉措
“低碳經濟”是在全球氣候變暖對人類生存與發展產生嚴重威脅的背景下興起的，隨之“低碳貿易”“低碳社會”“碳關稅”等概念也被相繼提出，同時各國各種低碳經濟措施應運而生。
2003年，英國政府在能源白皮書中提出了溫室氣體減排目標：計劃到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基礎上減少20%，到2050年減少60%，建立成低碳社會。2007年6月，英國公布了《氣候變化法案》草案，明確承諾到2020年，削減26%-32%的溫室氣體排放，到2050年，實現降低溫室氣體排量60%的長遠目標。
2007年12月，聯合國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大會上，制訂了世人關注的“巴厘島路線圖”，要求發達國家在2020年前將溫室氣體減排25%-40%，而對發展中國家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無具體要求。
2008年1月歐盟委員會提出《氣候變化行動與可再生能源一攬子計劃》，旨在帶動歐盟經濟向高能效、低排放的方向轉型，并以此引領全球進入“后工業革命”時代。根據該計劃，歐盟承諾到2020年將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耗總量的比例提高到20%，將煤炭、石油、天然氣等一次能源的消耗量減少20%，將生物燃料在交通能耗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到10%。
2009年3月，美國能源部長朱棣文表示，如果其他國家沒有實施溫室氣體強制減排措施，美國將征收碳關稅。同年6月，美國眾議院通過《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除提出美國未來幾十年碳減排的框架目標，還規定從2020年起，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未實施碳排放限額的國家產品征收懲罰性關稅。
二、我國傳統的外貿出口模式——“高碳經濟”
低碳經濟的興起促使國際貿易的低碳化趨勢，與之相對的卻是我國以“高碳經濟”為特征的傳統外貿出口模式。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得到了飛速發展。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統計，中國2009年超越德國成為全球最大出口國，占全球出口產品比例接近10%。對外貿易的持續快速發展推動了我國經濟的快速穩定發展，成為我國國民經濟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但是，從總體上來看，我國對外貿易長期實行比較優勢戰略，具有“高碳”的特征，隨著低碳經濟時代的到來，傳統的“高碳”出口模式暴露出自身存在的嚴重缺陷。
（一）出口商品結構不合理，以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品為主
我國傳統的對外貿易發展模式是出口導向型，出口商品以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為主（如表1），具有“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特點。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每年出口的高能耗產品的能源消耗占國內能源消耗總量的1/5左右，我國出口產品的單位能耗比發達國家高出25%，機電、化工、有色金屬等出口貿易重點行業，單位產品能耗高出世界先進平均水平40%以上。
隨著對外經貿的不斷發展，生產出口商品依賴傳統能源支撐所引起的污染也越來越嚴重，在國內和國際節能減排的雙重壓力下，為謀求經濟可持續發展，積極促進能源與環境的協調發展迫在眉睫。
（二）出口貿易方式以加工貿易為主，“低技術、高能耗、高污染”
長期以來，我國出口貿易方式以加工貿易為主，所占比例高達50%左右。表2顯示我國從2007年開始，加工貿易占年度出口貿易總額比例雖然逐年下降，但總體上降幅不大，2012年加工貿易比例仍然高達42.11%。
由于我國長期積極引進外資，實行優惠的外資政策，這使得大量高耗能、高污染的外資項目被引進國內東部和中部地區。這些項目在推動地方經濟增長、擴大就業的同時，也以跨國投資形式將大量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環境污染密集型、能源耗費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這些產業都是發達國家的夕陽產業或高技術產業的低端加工環節，不僅使得我國目前能源不足的矛盾越來越尖銳，“低技術、高能耗、高污染”的加工產品也使得我國處在國際貿易鏈條的低端位置，產品附加值低，并經常遭遇各種綠色貿易壁壘。
（三）出口貿易以貨物貿易為主，服務貿易總體水平不高
與飛速發展的貨物貿易相比，我國服務貿易仍然處于發展初期。從表3可以看到，2003年至2010年間，我國貨物貿易出口總額與服務貿易出口總額對比懸殊。2010年，我國貨物輸出達到15779.3億美元，而服務輸出僅為1702億美元，相差14077.3億美元；在2005年與2006年間，貨物出口和服務出口的比例更是分別達到10.60：1和10.01：1。同時，與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和新型工業化國家相比較，我國服務貿易出口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份額都是相當低的。2007年，我國服務貿易出口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總額3.29萬億美元的比例僅為3.65%，相當于美國的24.5%，德國的48.4%。①
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長短腳”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一個“短板”，不僅制約了商品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同時，還將成為我國對外貿易低碳化發展的阻礙因素之一。
三、低碳經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分析
“低碳經濟”時代的到來，各國“低碳經濟”措施的施行，對我國出口貿易來說，勢必產生重大影響。征收“碳關稅”，施行“碳標準”等措施，對于具有“高碳經濟”特征的我國對外經濟來說，都將帶來諸多負面影響。但是，不可否認，“低碳經濟”是一把“雙刃劍”，它給我國對外貿易帶來挑戰的同時，也將為我國低碳產業發展，實行出口貿易綠色化從而實現我國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產生推動作用。
（一）低碳經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負面影響
1.碳關稅成為新型的綠色貿易壁壘
2009年6月22日，美國眾議院通過的《限量及交易法案》和《清潔能源安全法案》授權了美國政府從2020年開始，可以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不實施減排限額國家的進口產品征收懲罰性的碳關稅，即對進口排放密集型產品如電解鋁、鋼鐵、水泥、化工產品和機電產品等征收特別的二氧化碳排放關稅，而實際上，這是一種針對發展中國家的新型的綠色貿易壁壘。
所謂“碳關稅”（Carbon Tariffs），是指對高耗能的產品進口征收特別的二氧化碳排放稅，主要針對進口產品中的碳排放密集型產品而進行的關稅稅收。
高耗能產品在我國出口總額中占據了很大的份額，其中包括電解鋁、電解銅、各類機電產品、化工產品、鋼鐵產品、家電產品等各類產品。以中美貿易產品中的機電產品為例：2008年我國對美國出口機電產品1528.6億美元，約占我國對美國出口總額的60.6%。而機電產品恰恰是“碳關稅”中所指的主要“高碳產品”之一。由此，可以預見，一旦碳關稅開征，我國的對外貿易將受到巨大的沖擊。
其次，我國當前的出口企業大部分仍然以勞動力的成本優勢參與國際競爭，而這些出口企業中不少是高耗能高排放企業，因此，一旦開征碳關稅，環境成本就會抵消勞動力成本優勢，從而使我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大大減弱，國際市場份額不斷減少，出口企業整體受到打擊的同時，也會使對外依賴度較大的我國整體經濟受到重創。
然而，盡管“碳關稅”看起來那么冠冕堂皇，卻無法掩飾其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不公平性。
首先，征收“碳關稅”違背了WTO的“自由貿易”原則和“最惠國待遇”原則。WTO的宗旨在于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實現貿易自由化。自由貿易的本質在于在WTO規則框架下，盡可能降低關稅，取消非關稅措施，擴大成員之間的貨物、服務和知識產權貿易。而“碳關稅”則是采取了關稅手段限制他國產品進入本國，與WTO提倡的“自由貿易”原則相背離。同時，“碳關稅”也違反了“最惠國待遇”原則，即一成員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保護給予任何其他國家（不論是否是WTO成員國）的優惠待遇（包括利益、特權、豁免等），應立即和無條件給予其他各成員國。而征收“碳關稅”，各國環境政策和環保措施都不同，對各國產品征收額度也必然存在很大差異，這就會直接違反“最惠國待遇”原則，必然造成國際貿易秩序混亂，導致各種國際貿易戰。
其次，征收“碳關稅”違反了《京都議定書》中規定的“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發展中國家暫不承擔排放額度。在歷史和現實上，發達國家在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方面應該承當更大的責任。而征收“碳關稅”則意味著實施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以相同的減排標準，這違背了《京都議定書》中的對發展中國家的“區別責任”原則。在全球經濟貿易發展中，讓發展中國家背負“污染環境”的責任，給發展中國家增加壓力是顯失公平的。
2.低碳主義可能滋生各種技術性貿易壁壘
技術性貿易壁壘是指由于各個不同國家的產品標準、法規及合格評定程序對國際貿易造成的阻礙，或者一國有針對性的指定某種標準和法規，將國外競爭者置于成本劣勢。技術性貿易壁壘作為非關稅壁壘，具有隱蔽性、可操作性和針對性的特點，因此常常被發達國家作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工具。
WTO反對非關稅貿易壁壘，并為減少和消除國際貿易中的技術性壁壘，制訂了《技術性貿易壁壘協議》。然而，協議同時規定為實現“維護國家基本安全，保護人類生命、健康或安全，保護動植物生命或者健康，保護環境，保證出口產品質量，防止欺詐行為等”合法目標，可以實施技術性貿易措施。這就為某些打著“保護環境”口號的低碳主義者實施各種技術性貿易壁壘找到了“合理”的理由。
“低碳經濟”的興起和“金融海嘯”過后的經濟復蘇可能成為西方發達國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契機。以歐盟為主的西方發達國家一旦開始設置市場準入的“碳標準”認證，我國的大部分“高碳”產品可能因達不到標準而被排除在市場之外。此外，為使出口產品達到相關技術標準，必然會牽涉到從生產到銷售各個環節的監督與檢驗從而建立更為嚴格的管理體系，同時生產商必須將大量的資金人力投入到西方標準的認證工作，因此大大增加了產品成本，降低我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3.低碳經濟將導致世界政治的博弈和國際經濟關系的調整
歷史實踐證明，兩國政治經濟關系改善，能夠促進兩國國際貿易；而兩國政治經濟關系惡化，則會阻礙兩國國際貿易的發展。作為國際貿易的晴雨表和指向標，世界政治格局的改變將影響著我國與世界各國的貿易關系。
而低碳經濟下，全球氣候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已經演變成當今世界政治的主要議題之一。歐盟將氣候變化問題作為重大的外交政策，并以應對氣候變化的施壓者出現在國際舞臺上；美國總統奧巴馬一改原布什政府的政策，高調宣布要加入世界氣候談判并成為領導清潔能源發展的國家；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則既遭受氣候變化的影響，又由于經濟發展必將增加能源消費，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面對這場激烈的國際政治博弈，各國爭論最多的是，誰應該承擔更多的減排責任。
實際上，低碳經濟是一個關于國際政治經濟話語權重組爭奪的問題，是發達國家在其世界主導地位遭受新興國家挑戰后，試圖利用科技話語和法律話語來繼續領導世界的新方式，是約束新興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工具。
然而，中國的崛起和“高碳經濟”與之形成了對應關系。由于中國在最近的30年里是以中國制造和世界工廠不斷崛起的，并且伴隨著能源的高消耗，使得中國成為“低碳經濟”中西方各國爭論的指向矛頭。
中國如不積極參與到全球氣候問題的協商談判中，在這場政治博弈中取得有利于我國的一席地位，我們將面臨的不僅是碳關稅和其他碳壁壘，還可能面臨著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惡化，進而給我國的出口貿易造成嚴重阻礙。
（二）低碳經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正面影響
1.推動我國出口貿易綠色化，減輕環境和能源壓力
“低碳經濟”的興起將引起國際社會向“低碳消費文化”發展，以及各國積極實施各種“碳關稅”“碳準入”等措施。這將會使眾多“高碳”出口企業為保持出口產品的競爭力、生產適銷對路的“低碳產品”而更加注重節能減排問題，將其作為其經營工作中重要的一環，并努力使企業向低碳企業發展。也就是說“低碳經濟”作為一種外力也會反過來促使國內企業不斷進行轉型升級，節能減排。這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減少我國煤炭資源利用、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碳排放的作用，從而推動我國出口貿易綠色化，減輕國內的能源和環境壓力。
2.推動我國低碳產業的發展，增強出口競爭力
“低碳經濟”時代的到來雖然在一定時期內對中國的對外貿易有著較大的沖擊，但同時，它也對我國低碳產業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隨著國際消費者環保節能意識的提高和各進口國對碳排放要求的日益嚴格，我國一些“低碳”出口產品開始在國際上走俏。以中國制造的電動自行車為例，由于符合環保節能的時尚，近年來中國制造的電動自行車在歐美市場上廣受歡迎。而隨著中國政府踐行哥本哈根會議上提出的“碳減排”承諾和中國政府對新能源汽車的政策支持，中國汽車產業將不僅在勞動力成本上擁有后發優勢，而且也能夠在節能環保技術上擁有占先優勢。“低碳經濟”的興起給我國低碳產業出口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中國應該對這些產業給予更多力度支持，促使出口產品低碳化，增強我國出口產品競爭力。
3.碳交易或成為我國國際貿易的新領域
所謂“碳交易”，是指碳排放權交易，即在量化了各個國家碳排放量的基礎上，建立一個體系，買賣碳排放量配額，企業減少碳排放量，其減排指標可在國際市場出售，其他企業則可以買進碳排放量配額。而實質是，一方面讓生產企業為了將本企業得到的碳排放配額出售獲利，從而采取更清潔的技術和生產能源；另一方面，碳排放量較大的企業在保證正常生產的情況下，為了節省購買碳排放配額的資金，而選擇其他可替代的清潔能源，從而使社會總的碳排放量降低。目前，碳交易有三種主要形式：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聯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JI），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e， ET）。
碳交易是低碳經濟下，世界各國為促進全球溫室氣體減排，減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取的市場機制。歷史經驗證明，如果沒有市場機制的引導和介入，僅僅通過企業和個人的自愿或者強制是無法達到減排目標的。而碳交易則能夠將金融資本和實體經濟聯通起來，通過金融資本的力量引導實體經濟的發展。因此碳交易本質上是發展低碳經濟的動力機制和運行機制，是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有機結合，成為國際貿易的新領域，是未來低碳經濟的“制高點”，代表了未來世界經濟的發展方向。
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已經通過碳交易取得了顯著的環境和經濟效益，如美國堪薩斯州的農民通過農田碳交易，獲得了新的農業收入來源；日本則把碳排放權交易看做是“21世紀第一個巨大商機”，近年來通過在世界各地大量購買和銷售碳排放權，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收入。
作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資源國，中國被認為是最有潛力的碳交易市場。目前，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也正積極參與碳交易。例如，2005年10月，中國最大的氟利昂制造公司山東省東岳化工集團與日本最大的鋼鐵公司新日鐵和三菱商事合作，展開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業務，成為世界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項目。
隨著國際社會積極倡導“低碳經濟”，碳交易的大力興起，碳交易將成為我國國際貿易的新領域，為我國帶來環境與經濟的雙重效益。
四、我國出口貿易應對低碳經濟的措施
（一）創造有利的貿易環境
1.充分利用世界貿易組織中有利于我國的機制
WTO應該成為低碳經濟下我國防止和抵制西方國家“碳關稅”和其他碳壁壘的機制。中國要始終堅持世界貿易組織的“自由貿易”和“最惠國待遇”原則，通過加強與國際社會在“碳關稅”和碳排放問題上的溝通、協商和談判，反對各種碳壁壘，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將氣候問題和“碳關稅”作為不同領域的問題分別加以解決，為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爭取更為有利的發展時機和發展空間，使我國在國際經濟規則中處于更為有利的地位。
此外，面對其他國家強行實施的對進口產品征收“碳關稅”的措施，我國可以參照美國、英國、日本、丹麥、瑞典等國的措施，在國內開征“碳稅”，即通過對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產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收來實現減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因為從WTO框架來看，對未達到碳排放標準的外國產品征收懲罰性的“碳關稅”是明顯的貿易保護主義和歧視性做法。但在氣候變化協議框架下，又是可采用的。如果中國自己先征收“碳稅”，就可以通過WTO禁止雙重征稅原則阻斷西方經濟大國的碳壁壘意圖。故而，我國可盡快開征碳稅以防范中國產品出口將面臨的全球性懲罰性碳關稅的要挾，減少我國與其他貿易國的貿易摩擦。
2.實施積極的“環境外交”戰略
低碳經濟下，中國應該進行外交戰略的轉變，即變被動的“環境外交”為主動的“環境外交”。
首先，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要積極參與到國際多邊及雙邊合作，一方面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多的國家利益和發展空間，另一方面向國際社會展示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決心，從而為我國出口貿易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我國政府要積極主動承擔環境保護責任，與國際社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如在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中，中國向世界提出碳自主減排的承諾，為我國低碳之路的發展爭取了主動權。
其次，由于目前國際上并沒有一個統一的碳排放量參照標準，給某些企圖通過“碳壁壘”進行貿易保護的進口國以可乘之機，因此，中國應當積極聯合各個國家，推動和參與制定合理的國際碳排放量參照標準，樹立良好的大國形象。
再者，我國應與國際社會積極協作，加強同各國的技術合作和技術貿易，致力于發展清潔能源和提高能效方面的全面合作，為國際社會低碳化、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保護人類的共同利益作出應有的貢獻。
最后，我國要認真研究和分析國際氣候變化形成的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識別和分析新的利益集團及其相互的博弈和制衡關系，以及其對中國整體國際政治和外交關系定位的影響，從而識別并應對低碳經濟給我國經濟發展和國際貿易帶來的影響。
3.企業自身加強國際貿易規則的學習，抵制國際貿易保護主義
在國際社會低碳化的進程中，出口企業要提防某些打著“綠色主義”口號的國家通過制定各種“碳壁壘”實施貿易保護主義，就要加強自身的學習，了解各國法律法規，熟悉國際貿易規則，熟知國際貿易法規，變被動為主動，維護自身的合法利益。
（二）積極響應“低碳經濟”，推行綠色貿易
1.出口企業自主創新，節能減排，促進產業低碳化
從企業自身來說，出口企業應當樹立良好的綠色環保意識和長遠的發展目光，積極參與到企業生產經營的轉型與升級。企業應當重視技術改造與技術革新，加大研發的投入，開發擁有自主產權、具特征化和品牌化的產品參與到國際市場的競爭。
從國家層面上，政府應該制定相關產業政策，給予較大的力度支持和引導，鼓勵和支持發展先進技術，限制和淘汰落后生產能力，逐步改變我國出口以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為主的現狀，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通過開展低碳產品認證制度，限制高碳產品的出口，促使企業節能減排，增強出口競爭力。
2.調整出口貿易結構，創造服務貿易新增長點
一方面，由于我國出口產業中，“高碳”產業居多，比如加工產業、造紙業、化工業和鋼鐵業等，為了應對碳關稅等貿易壁壘，我國應加大對低碳產業的扶持力度，使競爭優勢向低碳產業集中，增加低碳產品在出口貿易中的比重。另一方面，低碳經濟下，服務貿易將成為中國對外貿易新的增長點，因此要進一步推動服務貿易的發展，大力發展電子商務，為服務貿易注入更多的高科技含量，提高我國服務貿易的整體競爭力，使我國的對外服務貿易從規模到水平上都得到根本的提升。
3.積極響應國際低碳化號召，推行出口行業能源結構改革
“富煤、少氣、缺油”的資源條件，決定了中國能源結構以煤為主，低碳能源資源的選擇有限，這就加重了我國以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為主的出口產品的“高碳”特征。因此，我國要推動出口產業低碳化，就要推動以再生能源為核心的能源革命，大力發展風電等可再生能源和核電等新能源，改善能源生產和消費結構，提高能源效率，節約能源，加強能源技術領域的研發力度與國際合作。這不僅符合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根本轉變的需要，而且有利于降低經濟增長對能源的依賴，成為我國積極響應國際低碳化號召，實行“綠色貿易”最有效的低碳路徑。
（三）建立擁有話語權的碳交易機制，積極參與國際碳交易
作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資源國，我國是最有潛力的碳交易市場。但是，由于國際碳交易規則基本上是由西方發達國家制定的，我國缺乏話語權。例如，CDM項目是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進行碳排放權交易的主要形式。2008年中國CDM項目產生的核證減排量的成交量，占世界總成交量的84%。但是，由于我國缺乏與國際碳市場二級市場直接交易的平臺，我國這些核證減排量只能以低廉的價格賣給發達國家，從而使國外的交易機構獲得暴利，而我國淪為發達國家廉價減排的工具。
因此，低碳經濟下，我國要建立擁有中國話語權的碳市場體系，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到國際交易市場中，通過市場機制的方式來調動全社會發展和利用清潔能源的積極性，促進企業轉型升級、節能減排，以最低的成本降低我國碳排放量，推動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從而使我國以高附加值的清潔產品參與國際競爭，提高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最終實現環境與經濟的雙重效益。
注釋：
①數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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