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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生物多樣性本身對生態平衡和環境保護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資源消耗性經濟的發展,資源總量嚴重下降,許多生物瀕臨滅絕,我國的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而與此同時,城市發展的過程中,人們生活水平逐漸提高,對自身的生存環境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在這樣的基礎上,研究城市生物多樣性的保護以及在城市園林綠化中的應用,能夠有效保證城市園林綠化建設的水平實現根本性的提升,促進我國的發展。
1 當前城市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發展現狀
城市作為當前人們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場所,其本身在進行人工建筑規劃的同時,又融合了許多自然因素,從而保證城市整體生存環境上的平衡性。但是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為了適應大規模的工業生產需要,在城市中建設了許多大規模的工廠,由于其本身沒有認識到環境的重要性,所以在處理工業廢料、廢水的過程中并沒有對其進行有效的凈化,被污染的土地和水源給生物的發展帶來了非常嚴重的危害,許多生物因此失去賴以生存的環境,以致許多生物被滅絕。另一方面,隨著人口的不斷增加,城市不斷向外延伸,利用土地資源進行公路以及房屋建設,土地資源出現了較為嚴重的下降,基于此,生物本身的棲息地就會逐漸減少,城市建設中留給生物生存和繁衍的空間越來越小,許多生物無法在城市整體的生態系統中找到屬于自身的定位,逐漸消亡。隨著生物的逐漸減少,長此以往,就會影響城市本身的發展,給城市帶來非常消極的影響。
但是,經過有效的調查,在當前的發展過程中,人們雖然對城市生物多樣性有著一定的認識,并采取了一定的保護措施,然而從認識的整體上而言,對城市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并未做到健全和完善,保護的整體水平未能達到一定的標準。在這樣的過程中,應采取科學化的措施,促使其對城市生物多樣性保護實現全面性的認識,促使其自主進行城市生物多樣性保護。
2 進行城市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作用
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生物多樣性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對城市的環境和發展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當前我國處于發展建設的重要階段,在這樣的階段中,采取有效的措施,實現城市生物多樣性保護,能夠有效緩解當前不斷惡化的環境,提升人們的生活質量,并且通過對其進行保護,保證城市生態平衡,為城市的健康高效發展提供重要的前提。另外,在城市園林綠化過程中,實現對生物多樣性的有效保護,能夠保證當前生存區域的平衡性發展,并且通過生物多樣性保護,一定程度上能夠提升城市園林綠化本身的科學性,通過實現城市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能夠有效提升我國城市建設水平,推動城市的發展。
3 城市園林綠化過程中對城市生物多樣性的科學性應用
3.1 在園林綠化過程中,注重物種多樣性
在城市園林綠化的過程中,相關工作人員應該注重物種的多樣性,在工作過程中,對不同物種在當前區域中的各種情況進行綜合全面性的分析和研究, 從而保證其引種和繁育工作的成功,為物種多樣性的實現奠定基礎。多樣的物種構成對城市中的園林綠地有可持續發展潛力,而單調的物種構成使園林系統相對脆弱,一旦發生不可抗的災害或者病蟲害,就可能失去原有的功能,如美國白蛾這種災害性的病蟲害。
另外對各種不同種類的物種進行有效的利用,并且通過對鄉土性物種的科學性馴化,促使其生物多樣性上發揮重要的作用。采用不同種類的鄉土植物有機組合搭配,不僅起到了綠化、美化作用,還能改善當地生態環境,較好地反映該城市所在地域的植被特征,使城市形成鮮明的個性特征。通過采取有效的辦法增加園林綠化中的種類,從而實現植物上的多樣性,利用植物,吸引不同的動物,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實現對其的均勻性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對城市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與此同時,增加城市園林綠化建設過程中的科學性,并有效保證其整體的生態平衡性,保證其實現長效永續性發展。
3.2 在城鄉交錯區域進行園林綠化
在城市的發展建設過程中,提升城市園林綠化的水平,增強其功能,首先必須保證各個綠化帶之間的相互聯系性,在城市園林綠化中采取一定的措施,保證其各個區域綠化帶上的聯系性,有利于各個不同種類的物種進行遷移,從而實現對生物多樣性的有效保護。第二,在城鄉交錯的地帶,同時也是城市和鄉村重要的分界線,在城鄉交錯地帶進行生態工程建設,能夠保證其實現各種動物之間的遷移活動不會受到限制,從而保證城市生物多樣性,一定程度上為我國城市實現健康高效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未來綠化趨勢是多樣性、群落性、生態性和功能性的,鄉土樹種將更受重視,園林綠化的發展,需要景觀的多樣性和物種的多樣性。
4 結語
總之,城市生物多樣性對生態平衡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針對當前人們對生物多樣性的片面性認識采取有效的措施,從而促使人們進行自主性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并且在園林綠化過程中,運用生物多樣性保證園林建設過程中的科學性,通過生物多樣性保護,一定程度上提升城市園林建設水平,并且為城市整體性的生態系統平衡奠定重要的基礎,最終提升城市整體的大環境的目的,有效提升人們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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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陽光明媚,百花爭艷。今天,是國際生物多樣性日,中外嘉賓聚集一堂,隆重紀念20*年國際生物多樣性日,我代表國家環保總局向出席會議的來賓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誠摯的問候。
今年國際生物多樣性日的主題是“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化。”眾所周知,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化息息相關。一方面,氣候變化會造成生物棲息地的退化與消失,改變物種的分布;另一方面,生物多樣性減少也會影響到局部的氣候變化。目前,全球變暖已成為不爭事實,確定“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化”這個主題,就是要喚醒公眾對兩者關系的關注,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降低氣候變化造成的風險和損失。
中國是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也是最早加入《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國家。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制定并實施了一系列與生物多樣性保護有關的法律法規,基本形成了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法律體系;建立完善了《生物多樣性公約》履約協調機制和生物物種資源保護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制定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和各種與生物多樣性保護有關的規劃,各有關部門還以此為依據,制定和實施了各相應領域的專項保護計劃,如在農業方面開展了農業動植物保護、農業資源與生態保護等七大體系建設,在林業方面實施了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等六大工程等,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目前在相關規劃和政策中已開始考慮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的因素,防止由于資源和土地過度利用對氣候變化及生物多樣性造成的影響。
總之,通過制定法律、法規和規劃,實施就地和遷地保護,開展科學研究和宣傳教育等措施,中國的生物多樣性得到了有效保護、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有所緩解。以自然保護區為例,截至2006年底,全國共建立各種類型、不同級別的自然保護區2395個,約占陸地國土面積的15%。初步形成了類型比較齊全、布局相對合理、功能比較健全的全國自然保護區網絡。這些自然保護區使我國75%的陸地生態系統、88%的野生動物、65%的高等植物和絕大多數的珍稀瀕危野生動植物都得到有效保護。
盡管中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我們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形勢仍然十分嚴峻,人口的增長和經濟的快速發展正日益對中國的生物多樣性造成嚴重威脅。目前,中國環境保護正面臨歷史性轉變的重要機遇,進入以保護環境優化經濟增長的新階段,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要抓住這個歷史性機遇,進一步深化對生物多樣性保護規律的認識,把環境保護歷史性轉變的要求落實為具體的政策措施,推動2010年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的實現,通過創新管理理念和方法,強化生態保護統一監管,重點在以下四個方面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
一、將生物多樣性保護納入經濟社會發展格局
國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規范國土空間開發秩序,推進形成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四類主體功能區,其中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的載體就是生態功能保護區和自然保護區。中國現有17個具有全球保護意義的生物多樣性關鍵地區,這些關鍵地區絕大多數分布在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的區域內,要通過加強生態功能保護區和自然保護區的建設,把生物多樣性保護納入到該區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格局中,將生物多樣性保護作為完善區域政策和績效評價的重要內容,要依法禁止建設產生污染和破壞的項目,其他建設項目在嚴格執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時要把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作為重要內容,并落實相應的保護措施,進一步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的政府投入,在這些地區優先建立和完善生態補償機制。在生態省、市、縣建設過程中,要把生物多樣性保護作為一個重要考核指標,加強城市和農村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關系。
二、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國家能力建設
19*年中國頒布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并取得了較好的實施成效,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社會經濟和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原《行動計劃》中有關生態系統、物種和遺傳資源的現狀數據和信息需要更新和重新評估,有關優先行動和項目需要作相應調整。目前,我們聯合《生物多樣性公約》履約協調組成員單位已經啟動了行動計劃的修訂工作。新的《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和行動》將突出生物多樣性中長期保護戰略目標與任務,制定優先行動和項目,同時將突出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國家能力建設,通過重點完善“法規制度、技術支撐和管理服務”三個體系,提升“組織協調、政策研究、行政執法和國際交流”四種能力,針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薄弱環節,不斷完善生物多樣性保護法律體系,加大執法力度;通過資金投入,強化預警監督,建立完善的生物多樣性監測體系;加強科學研究,大力扶持生物多樣性保護關鍵技術的研發;把生物多樣性保護納入到各級政府經濟發展規劃中,提高國家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整體水平。
三、進一步加強國際合作和交流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需要加強國際合作,學習其他國家先進的理念、經驗和技術;也愿意通過國際合作與交流,共同推動2010年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的實現,發揮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建設性作用。近年來,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協助下,在各部委的積極參與下,中國在環境領域,特別是在生物多樣性領域,與很多國家開展了密切而廣泛的合作。其中中國和歐盟生物多樣性項目就是一個典范。中歐生物多樣性項目自去年5月22日正式啟動以來,圍繞我國生物多樣性領域的重點,開展了一系列活動并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今天中歐生物多樣性項目地方示范項目將在這里舉行簽字儀式,這標志著中歐生物多樣性項目進入實質性的實施階段,我相信,隨著工作的不斷深入,中歐生物多樣性項目將在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四、推動社會公眾的廣泛參與
生物多樣性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目前,有很多志愿者在生物多樣性保護領域作出了突出的貢獻,政府要積極支持和倡導,最大程度地發揮志愿者和非政府組織的作用。生物多樣性保護離不開公眾的參與,青年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生力軍,結合今年國際生物多樣性日的主題,環保總局和團中央、教育部將共同開展“保護生物多樣性公益活動方案征集”活動,此次活動面向青年、面向社區、面向農村,目的是使更多的人意識到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化對人類生存的重要性,認識到生物多樣性是重要的資源、是維護國際生態安全的重要保障。在此,我呼吁,讓我們大家,讓每一個人,從現在做起,從自己做起,從身邊的每一件事做起,參與到保護生物多樣性、防止氣候變化的行動中來。保護支撐我們生存、美化我們環境的生物多樣性。
盡管做出了許多承諾,但全球各地生物多樣性喪失的速度仍在持續加快。有鑒于此,生物多樣性已成為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一個貫穿各領域的重要問題,其中一個發展目標明確提出必須遏制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其他目標也指出生物多樣性對消除貧困、提供糧食和淡水、改善城市生活十分重要。
在本文作者Richard Welford 看恚“企業既是問題的制造者,但也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經濟學(TEEB)的一項研究也曾指出,“企業對于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無論怎樣強調都不為過……企業生產什么以及企業利用地球資源的細心程度和效率,將決定生物多樣性養護的未來。”除了能夠減少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企業還可以從保護生物多樣性和提供生態系統服務中獲得收益,提高企業的聲譽。
積極的行動要產生可見的影響尚需時日,而且需要具有這種認識的企業越來越多。
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如此重要,但大家又往往很難理解為什么企業在其商業活動中并未能充分考慮對自然環境的保護。因而,在商業決策和商業行為中有效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議題的第一步包括:理解生物多樣性代表了什么;為什么生物多樣性對于人類社會很重要;以及私營部門和生物多樣性資源之間有什么關系。
事實上,生物多樣性是企業長久生存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企業依賴基因、物種和生態系統服務作為其生產過程中的關鍵性輸入,這里的生態系統服務包括氣候調節、土壤流失和形成、害蟲管理、防洪、水質維護、疾病管理和授粉等。企業生存需要健康的生態系統,如果損壞,企業運行發展的潛能也將受到影響。
歷史上,工商業界已經對生物多樣性造成了一些重大的負面影響。然而,盡管私營部門是制造問題的一部分,但同時也是解決問題的一部分。私營部門的資源和影響力為其創造性地、有效地保護環境提供了重要機遇。很顯然,商業在以不同的形式影響著生物多樣性,或直接、或間接或累計產生影響。
直接影響往往來自發生商業行為的當時當地的土地利用和廢物產生。這可能會導致動物棲息地喪失、物種滅絕、污染空氣、水和土壤流水。非本地物種的引入也可能會破壞周圍的生態系統。
企業可以通過減少使用自然資源(如制造業對水的使用)或減少破壞生態服務系統(如森林砍伐帶來的水土流失)來降低對當地社區的影響。顯然,亞洲大部分仍待被開發的原始或偏遠地區可能會面臨更高的風險。然而,企業可以通過對生物多樣性風險的早期識別以及周密計劃來降低這些風險。
間接影響通常是指他人行為的結果或者是由商業行為間接觸發或導致的。這些影響可以同引發它們的商業行為發生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間。間接影響會給企業帶來巨大風險,因為它們很難預測、管理和控制。
與企業相關的當地居民和員工的行為改變也可以影響到生物多樣性,例如一項新的投資可能導致對自然資源需求量的增加,外來移民的涌入也可能會導致自然消耗量的增加。
累積影響出現在當附近的幾家公司開始集體影響生物多樣性的時候。雖然單個商業決策或行為可能對生物多樣性只會產生微不足道的直接影響,但當所有這些影響結合起來時,其產生的沖擊將可能是巨大的。
因此,現在的問題就是私營部門應該做些什么來保護生物多樣性,緩解上述影響所帶來的風險?
這里有兩種基本的且互補的解決生多樣性議題的思路。首先是要將生物多樣性視為一系列的需要企業管理、緩解的商業風險,對其的成功解決可以降低企業成本,提高企業信譽,確保企業平穩運行。第二,通過保持生物多樣性處于其最自然的狀態能夠幫助企業創造價值。
在實踐層面上的風險評估以及涉及企業的盡職調查過程都應該包括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評估。在企業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具體操作方面,企業可以通過采購和銷售可持續生產的產品,如在成長或收獲過程中對自然影響最小的木材、食物以及纖維制品等來保護生物多樣性。
5月22日是國際生物多樣性日,1994年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將每年的12月29日定為“國際生物多樣性日”,以提高人們對保護生物多樣性重要性的認識。2001年將每年12月29日改為5月22日。
生物多樣性是地球上生命經過幾十億年發展進化的結果,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為了保護全球的生物多樣性,1992年在巴西當時的首都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153個國家簽署了《保護生物多樣性公約》。
(來源:文章屋網 )
關鍵詞:生物多樣性 原因 可持續利用 保護對策
引言
生物多樣性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環境基礎,也是當今國際社會環境和發展的研究 熱點問題之一。中國是全球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家之一,它有的生物物種數量約占全球的十分之一,是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地區。 但是由于自然、人為及制度方面的原因,中國的生物多樣性正遭受著嚴重的損失和破壞,保護生物多樣性已成為擺在人們面前的急中之急、重中之重的事情。本文旨在通過對這些原因的分析,提出建設性意見,以資探討。
1.生物多樣性概述
1.1 生物多樣性的概念、含義
1992年6月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各國簽署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第二條對生物多樣性作如下解釋:
所有來源的形形生物體,這些來源除其他外包括陸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態系統及其所構成的生態綜合體。
1994年我國政府制訂并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對生物多樣性作如下概念:
所謂生物多樣性就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植物、動物和微生物及其所構成的綜合體。
但上述對生物多樣性的概念缺乏全面性、準確性和簡練性,故本文將生物多樣性定義為反映地球上所有生物及其生境和所包含的組成部分的綜合體。
生物多樣性包含三層含義,即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生態系統多樣性。三者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系。遺傳多樣性是指某個物種內個體的變異性;物種多樣性是指地球上生命有機體的多樣性;生態系統多樣性是指生物圈內生境、生態群落和生態過程的多樣性以及生態系統內生境差異、生態過程變化的多樣性。三者之中生態系統多樣性是基礎,而物種多樣性是關鍵,遺傳多樣性含有的潛在價值最大。
1.2 生物多樣性的意義
生物多樣性與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每個層次生物多樣性的都有著重要的實用價值和意義。物種的多樣性為人類提供了大量野生和養殖的植物、魚類及動物產品;遺傳多樣性則對培育新品種、改良老品種有著重要的作用,如人們可利用一些農作物的原始種群、野生親遠種和地方品種培育高產、優質和抗病的作物。在生態系統中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改善生態系統的調節能力,維持生態平衡。因此生物多樣性不僅能為人類提供豐富的自然資源,滿足人類社會對食品、藥物、能源、工業原料、旅游、娛樂、科學研究、教育等的直接需求,而且能維持生態系統的功能、調節氣候、保持土壤肥力、凈化空氣和水,從而支持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和其它活動。此外生物多樣性直接影響著中國的文化多樣性.
1.3 我國生物多樣性現狀
我國在1987年公布的《中國珍稀瀕危保護植物名錄》第一期中,公布的瀕危種類有121種,受威脅的158種,稀有的110種,共計389種,其中一類保護植物8種、二類的157種、三類的22種。另據中國紅皮書的估計顯示,超過1/10即500多種脊椎動物物種和15%~20%即400~500種高等植物已經受到威脅。而我國對境內的物種及其數量尚無確切的統計數字,尤其對瀕危物種的調查尚不全面。出現的問題是有些國家未列入瀕危物種名錄的物種面臨生存威脅,有的甚至瀕臨滅絕,而另一些則由于人為的保護、繁育、利用而使種群數量有所增減,因而有必要調整其保護級別或劃出、劃入保護之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藥用動植物,如黃草,急待保護。
此外,近年來野生生物貿易已經對中國的生物多樣性產生了較大影響。由于糧食、中醫藥、服裝等對野生生物的需求日益增加,野生動植物的非法交易也急劇增長,對幾種瀕危動植物物種以及一些沒有列入國家保護名單之內的動植物物種數量已經構成威脅。如:藏羚羊。
2.生物多樣性損失的主要原因
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既有自然發生的,也有因自然發生的,但就目前而言,人類活動(特別是近兩個世紀以來)無疑是生物多樣性的損失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制度特別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則是引起損失的另一主要原因。
2.1 自然原因
一是物種本身的生物學特性。其一是物種的形成與滅絕是一種自然過程,化石記錄表明,多數物種的限定壽命平均為100~1000萬年。其二是物種對環境的適應能力或變異性、適應性比較差,在環境發生較大變化時難以適應,因此而面臨滅絕的危險。如大熊貓,其瀕危的原因除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以外,與其本身食性狹窄、生殖能力低等身體特征有關。二是環境突變(天災),如地震、水災、火災、暴風雪、干旱等自然災害。
2.2 人為原因
由于人類對生物多樣性對人類的重要性認識不夠,同時又過多的重視經濟發展,而對生物多樣性保護意識淡薄,從而導致生境破壞時有發生;對生物資源開發過度,有些甚至是掠奪式的開發;環境污染嚴重;對外來物種入侵問題重視不夠以及制度的不健全,這些都是導致生物多樣性減少的主要原因。
2.2.1 生境的喪失、片斷化、退化
棲息地破壞和片段化已成為我國一些獸類數量減少、分布區縮小和瀕臨滅絕的主要原因。伐木和占地是中國生境被破壞的兩大主要原因。天然林的大幅度減少直接威脅到從苔蘚、地衣到高等物種的生存。此外伐木也是導致森林火災的一個主要原因,中國在過去25年內因森林火災共損失了860萬公頃的森林。以農業和建設為目的的占用森林、濕地和草原則是生境破壞的另一個原因。據估計,中國目前農田的1/3本來是處女林,這一問題在中國熱帶地區尤為嚴重。而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沿海濕地的一半左右已經發生改變,高原湖泊周圍的濕地也損失嚴重。另外,1950~1980年間中國湖泊面積減少1/10。
生境的片斷化是指一個面積大而連續的生境被分割成兩個或更多小塊殘片并逐漸縮小的過程。多種人類活動都可能導致生境的片斷化。如鐵路、公路、水溝、電話網絡、農田以及其他可能限制--生物自由活動的分隔物,和自然保護區內修筑公路等人為設施。特別是由于這些人為設施的建立,使得動物的活動受到限制,從而影響其覓食、遷徙和繁殖,而且植物的花粉和種子的散布也會受到影響。因而引起動植物種群數量下降并引起局部滅絕。同時由于生境的片斷化,陽光、溫度、濕度及風的變化,也會導致一些物種瀕危、甚至滅絕。另外生境的片斷化有助于外來物種的入侵,進而威脅到原由物種的生存。
生境退化則是生境部分的失去原有功能,如由于經濟發展、過度放牧等原因,使得草場退化嚴重,引起草原生物生理機能衰退,從而對其生存構成威脅。
草原的退化。
2.2.2 掠奪式的過度開發
許多生物資源對人類具有直接的經濟價值。隨著人口的增加和全球商業化體系的建立和發展,人類對之的需求隨之迅速上升,其結果導致對這些資源的過度開發并使生物多樣性下降。
而當商業市場對某種野生生物資源有較大需求,通常會導致對該種生物的過度開發。典型的實例是人類對海洋鯨類的獵捕活動與鯨類數量的消長之間的關系。我國許多藥用植物,如人參、天麻、砂仁、七葉一枝花、黃草、羅漢果等,野生的植株都已經很有限了,如果仍不加限制必然導致滅絕。其中偷獵、濫挖走私野生動物行為對生物的多樣性威脅最嚴重。
2.2.3 環境污染
2.2.3.1 水體污染
水體污染能夠對水生生物(特別是魚類)生命周期的任何發展階段,產生亞致死或致死作用,影響他們的捕食、尋食和繁殖。其中亞致死的水體污染對水體生物多樣性的影響更為突出、普遍、久遠。在這種環境中的生物繁殖能力下降、生長緩慢或者死于環境脅迫有關的疾病。而水體富營養化能使水體生物多樣性顯著下降,昆明滇池即是一例。
2.2.3.2 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通常會使當地植被退化,甚至變成不毛之地,同時土壤動物也會變的稀少甚至絕跡,其生物多樣性比未受污染區顯著下降。如礦區、尾礦堆積地一、礦區廢棄地以及垃圾填埋廢棄地都少有樹木生長。
2.2.3.3 空氣污染
人類排放到大氣中的各種有毒有害物質均能對生物體產生不同程度的損失,并對生態系統構成危害。經各種途徑進入空氣的二氧化硫、氨、臭氧等能直接殺死生物。來自冶煉廠廢氣中的有毒金屬能直接毒害植物。而由于臭氧空洞、酸雨以及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所引發的溫室效應等造成的生物多樣性損害、減少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關注和重視 ,特別是溫室效應引起的全球變暖和酸雨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2.2.4 外來物種入侵
外來物種入侵對生物多樣性造成了很大威脅。其入侵方式有三種:一是由于農林牧漁業生產,城市公園和綠化、景觀美化、觀賞等目的的有意引進或改進,如在滇池泛濫的水葫蘆、轉基因生物;二是隨貿易運輸旅游等活動傳入的物種,即無意引進,如因船舶壓倉水、土等帶來得新物種;三是靠自身傳播能力或借助自然力而傳入,即自然入侵,如在西南地區危害深廣的紫莖澤蘭、飛機草。在全球瀕危物種植物名錄中,大約有35% ~46%是部分或完全有外來物種入侵引起的。2002年來自南美洲亞馬遜河的食人魚又名食人鯧在我國掀起軒然大波。其一旦流入某一水域達到一定規模時,可能會大量屠殺其他魚類,給生態平衡和生物多樣性帶來危機,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
2.3 制度原因
雖然我國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取得一定成績,但由于制度特別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使生物多樣性遭受了不必要的損失。主要表現在:雖然國家已把環境保護的成效納入政績考核之中,但有些地方政府并未把此真正納入工作計劃;對生物多樣性有影響的重要部門(如農業、林業、漁業、科研機構等)對此重視夠,缺少相關具體實施細則、行動及專業人員。自然保護區是保護物種及其生境的有效方法,我國已建立數目眾多的保護區,但相對與國土總面積而言是不夠的,而且部分保護區管理混亂、土地權屬不清等也需要完善。在法律制度方面,雖已實施《自然保護區條例》多年,但畢竟在法律效力上位階較低,調整面窄,處罰力度不夠,故需要進行新的立法以保護自然保護區、物種及其生境。而在外來生物入侵問題上,雖有一些法規涉及,如《進出境動物檢疫法》但沒有專門法規對此做相應調整,法律漏洞較大。
此外,由于經濟發展;新的城鎮、水壩、水庫、礦區的開發、建設;旅游活動以及國際合作不充分也會對生物多樣性構成威脅。
3.保護對策
保護生物樣多性不僅需要加快治理環境污染,把保護工作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更重要的是在生態系統水平上采取保護措施,傳統的做法主要是建立自然保護,通過排除或減少人為干擾來保護生態脆弱區,在一般情況下,確是保護某些物種或生態系統的有效途徑。但存在許多問題,需要加以完善,有必要通過立法的途徑解決,主要是對自然保護區進行立法。鑒于外來物種對生物樣多性的影響日益嚴重,而我國卻沒有專門立法保護措施,故建議建立外來物種管理法規體系。而且隨著人口和用地的不斷增長,被動的保護已很難真正達到保護的目的,為此提出可持續利用生物資源。同時生物多樣性對全人類都有著深遠的意義,需要各國政府和人民的積極參與,故特別強調國際合作和加強國民教育。
3.1 建立、完善自然保護區和制定《自然保護區立法》
自然保護區是具有保護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雙重性質,并且是一定的空間范圍的區域。在我國指對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態系統、珍惜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的天然集中分布區和具有特殊意義的自然遺跡等保護對象所在地的陸地水域和海域,依法劃出一定面積予以特殊保護和管理的區域。
據《世界資源》1997年的統計,全世界已建立較大面積的保護區1.04萬個多,其無論在保有物種、遺傳、生態系統的多樣性還是在保護物種生境上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各國也意識到,由于缺法相關法律保護,自然保護區建設、管理混亂,保護區內開發與保護矛盾突出,亂砍、濫挖偷獵行為時有不斷,造成一些自然保護區破壞嚴重。
因此,許多國家對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進行了專門立法。如,英國《國家公園和鄉土利用法》,日本的《自然公園法〉澳大利亞的國家公園與野生生物保護法》 加拿大的《國家公園法》,韓國的《自然公園法》 等。另外,一些國家制定了自然保護區或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的綜合性法律,并將自然保護區納入其中。例如,日本的《自然保全法》、新西蘭的《自然保護法》、韓國的《自然環境保護法》等。這些法在保護生物多樣性上取得很大成效。
所以無論是按國際通行做法還是從我國國情出發,都有必要抓緊制定一部《自然保護區法》,對由于自然保護區的保護、建設、管理、開發和利用而產生和存在的社會關系進行調整。建議在原有法規中法律制度:如審批制度、分級分區制度、管理制度、檢查應急制度的基礎上,修改和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如分類性保護和管理制度、監督管理體制、投入保障制度,借鑒國外相關先進經驗,創設新的法律制度,如功能區劃制度和社會影響評價制度。
3.2 防止外來物種和建立外來物種管理法規體系
外來物種入侵不僅對當地生物構成威脅,同時對經濟和人體健康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因此一些國家對此進行了立法。如美國先后頒布或制修訂了《野生動物保護法》、《外來物種預防和執行法》、《國家入侵生物法》、《外來有害生物預防和控制法》、《聯邦有害雜草法》等;新西蘭《生物安全法》等。
我國雖有一些法律法規涉及外來物種管理,如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法》(1988)農業 和林業局分別建立了水生和陸生野生動物引進審批制度;《野生植物保護條例》(1996)、《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動物防疫法》和《植物檢疫條例》。但是目前尚無針對外來物種入侵的專門法規。《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涉及到 外來入侵物種物種,但未制定專門針對外來物種入侵的行動計劃,所以中國急待制定相關法律法規以確保生態安全和保護本國生物多樣性。如設立引種許可證制度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建立外來物種入侵預警機制。
另外,對外來物種進行普查和有計劃清除,也很有必要。
3.3 在保護中持續利用生物資源
雖然全世界已建立眾多自然保護區、國家公園等多形式保護方法方式,但相對于地球生物圈而言,其保護的生物多樣性是有限的。因此人們認識到,有效和長期可信的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方法是持續利用生物資源。指對生物資源的利用應以使生物多樣性在所有層次上得以保護、再生和發展。對保護而言,沒有合理利用也就沒有保護。利用自然保護和發展旅游業就是一例。不但有經濟效益,實際上也是宣傳群眾、教育群眾,從而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這本身就是社會效益的體現,也是自然保護的價值體現。
另外建議對生物多樣性有影響的重要部門(如農業、林業、漁業、科研機構)制定生物多樣性保護規劃,并將其納入他們的生產計劃中,鼓勵生物的資源利用方式的多樣化。包括根據當地資源的實際情況實施傳統的農業和林業措施;推進科研與教育;采取必要的辦法使保護區免受人類活動的影響和進行遷地保護。
3.4 國家合作與行動
在生物多樣性問題上,世界各國的共識是生物多樣性問題不是局部的、地區的問題,而是全球性的問題。聯合國有關組織、世界科學界和各國政府部門認為國際合作是推進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方面。因此我國政府應積極的參與國際合作加入協定,聯合打擊跨國非法貿易與捕獵。加強科研協作,但要注意主權與產權問題。
我國已加入的公約協定有《瀕危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國際捕鯨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熱帶木材協定》、《關于保護特別水禽的重要濕地公約》等等,為了更好的保護我國生物多樣性,應積極的開展國際合作,并制定相關的實施計劃與細則,在必要的情況下制定相關行政法規或法律。
3.5 加強環保教育
從整體和局部看,國民素質的高低直接關系到生態環境及生物多樣性的好壞,大量資料表明,凡是受環保教育程度越低的國家和地區,通常生態環境破壞頻率越高、程度越深、問題也越多。而對生物多樣性的可持續發展這一社會問題來說,除發展外,更多的應加強民眾教育,廣泛、通俗、持之以恒地開展與環境相關的文化教育、法律宣傳,培育本地化的親生態人口。特別值得重視和提倡的是利用當地文化、習俗、傳統、信仰、宗教和習慣中的環保意識和思想,如民族地區的龍山、鳳水,進行宣傳教育。另建議在中小學中專門開設環境課程或在自然、化學、生物、地理及中進行環保教育,尤其值得重視的是課外活動。
此外,加快對全國生物多樣性的清查;根據實際情況變更動植物保護級別;恢復破壞的生態系統;及對一些重點珍稀瀕危物種進行人工繁育和擴群工作,也很有必要。總之,一個物種的消亡往往不是單個因素作用的結果,而是多個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所以,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工作是一件綜合性的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參與,不僅需要政府,更需要民眾;不僅需要單個學科,更需要多學科;不僅是一個國家或地區,而是全球的共同參與與合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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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面臨的危機一個健全的生態環境意味著使其所有的生態系統、群落和物種,都保持良好的狀態。但目前人口與資源,經濟建設與生態保護的矛盾日益突出。一些地方以犧牲生態和資源為代價,來獲得經濟的暫時發展。人類造成的主要威脅是生境的破壞、破碎和退化(包括污染),以及物種的過度開發、外來物種的引入和疾病的加速傳播。
1.生境破壞和消失。隨著大自然自身的演變,特別是隨著工業化的發展,人類過度地從自然界獲取土地、木材、食物、藥材等,使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的破壞。生物多樣性的主要威脅是生境的破壞和消失。生境的破壞和消失被確認為是大多數生物和微生物目前正瀕于滅絕所遭受的最直接的威脅。物種大量聚集的熱帶雨林以每年1700萬公頃的速度消失,溫帶森林也在大面積減少。目前,全球森林由76億公頃已減少到34.4億公頃,減少了50%還要多。濕地退化和喪失的速度更是超過了其他的生態系統。現在地球上有20%的珊瑚礁和35%的紅樹林喪失。
2.生境破碎。生境破碎是指由于某種原因,一塊大的、連續的生境不但面積減小,而且被分割成兩個或更多片段的過程。生境破碎使一些中心物種由于不能遷移以覓食、、傳播等而難以生存。生境破碎也可以把一個廣泛分布的種群分割成兩個或更多的亞種群,每一亞種群由于受空間的局限而陷入衰落和滅絕的境地。
3.邊緣效應。森林邊緣對保持森林的結構起著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生境破碎,森林邊緣的物種構成就會發生改變,使由內部物種占據的區域進一步減少。由于溫度、濕度和光照水平的變化使許多物種從片段化的森林中消除。
4.生境退化和污染。人類活動密集的干擾,會使生境中的群落和物種受到影響,而造成生境的退化。例如:珊瑚礁地區頻繁的行船和潛水會惡化這個群落。人類釋放的殺蟲劑、化學品和污水,工廠和汽車排出的廢氣等對環境造成了嚴重的污染。污染對水質量、空氣質量甚至地區氣候的全面影響,不僅威脅到生物多樣性,而且會引起全球氣候變化,影響人類健康。
5.外來物種的引入。由于在新的生境中缺少外來物種的自然捕食者、有害物和寄生蟲。所以會打破這一生境的生態平衡,而使物種結構遭到破壞,導致某些物種的消失。
6.物種的滅絕。環境破壞最嚴重的一面就是物種的滅絕。一旦某一物種滅絕,其DNA中所蘊藏的特有的遺傳信息和其所擁有的特征組合將永遠丟失,它的種群將不可能存在,它所生活的群落將變得貧乏,且其所具有的對人類的潛在價值將永遠不會被認識。現今由人類引起的物種滅絕速度是物種自然更替速度的幾百倍,甚至是上千倍。例如:20世紀初有野生老虎10萬只,現在僅存野生老虎3200-3500只左右。里海虎1950年滅絕。我國特有的華南虎也已多年不見蹤跡。
二、中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
中國地處東亞,包括寒溫帶、溫帶、亞熱帶和熱帶的范圍,加之地質、地貌和土壤的變化,生物物種的類型十分豐富,也具有許多獨特之處,像濕潤亞熱帶和青藏高原就是其它區域所沒有的。我國的生態區共有19個,其中陸地生態區12個,淡水生態區6個,海洋生態區1個。
(一)中國生物多樣性的一般特點
中國的生物多樣性概括起來有下列特點:
1.物種高度豐富,特有屬、種繁多。目前我國有高等植物3.28萬種,動物10.45萬種,其中許多為我國特有、孑遺種、經濟價值高的種。
2.區系起源古老。由于中生代末中國大部分地區已上升為陸地,第四紀冰期又未遭大陸冰川的影響,所以各地都在不同程度上保存著白堊紀、第三紀的古老殘遺成分。
3.栽培植物、家養動物及其野生親緣的種質資源異常豐富。中國有7000年以上的農業開墾歷史,因而中國的栽培植物、家養動物豐富程度在世界上是無與倫比的。
4.生態系統豐富多彩。就生態系統來說,中國具有陸生生態系統各種類型,且每種陸生生態系統都包含多種氣候型和土壤型。據統計,全國陸地生態系統共27個大類,460個類型。其中:森林16大類,185個類型;草地4大類,56個類型;荒漠7大類,79個類型;濕地、淡水域5個類型;海洋6個大類,30個類型。
5.空間格局繁復多樣。中國地域遼闊,地勢起伏多山,氣候復雜多變。從北到南,由不同氣候帶引起不同的植被類型。從東到西,隨著降水量的減少,發生不少同屬不同種的物種替代。以上特點,說明中國生物多樣性在全球所處的獨特地位。
(二)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成果
1.初步建立了一系列物種及生態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
2.就地保護成績顯著,遷地保護得到較大的發展。到2012年底,我國已建立森林、濕地、荒漠、野生動物、野生植物等五種類型的自然保護區達2407個(其中林業直管2150個),總面積1.45億公頃。就濕地保護來說,目前全世界有國際重要濕地1886塊,中國有41塊。我國野生動植物遷地保護和種質資源移地保存也得到較快發展,全國已建動物園(動物展區)、野生動物園240多個,植物園(樹木園)234個。
3.重大生態工程的實施。我國先后實施了“天然林保護工程”、“退耕還林工程”、“防止荒漠化工程”和“濕地保護與恢復工程”。這幾大生態工程的實施,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生態環境的改善。
(三)中國所面臨的生態危機
我國目前面臨著生態危機:森林大面積消失、土地沙漠化擴大、水土嚴重流失、濕地不斷退化、自然災害頻發、物種加速滅絕、嚴重干旱缺水、全球氣候變暖。我國在發展過程中曾經經歷了大面積毀林開荒的過程,致使我國森林面積大幅度下降。雖然近幾年建造了大量的人工林,但是仍面臨著森林資源總量不足、分布不均、結構不合理、質量不高等問題,成、過熟林只占森林面積的14.3%。我國森林覆蓋率為20.36%,比全球平均數低近10個百分點。人均森林面積不足世界的1/4,人均森林蓄積量只有世界的1/7。我國木材對外依存度高達44.8%,而且還有上升的趨勢。目前,我國沙化土地173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18.1%。石漠化土地12萬平方公里,鹽漬化土地17.3萬平方公里。由于多重因素的影響,我國90%的天然草原都有不同程度的退化,而且每年還以200萬公頃的速度在擴展,草場沙化嚴重。由于人類的捕殺和生態環境的惡化,加速了物種的滅絕。綜上所述,生物多樣性保護迫在眉睫。而在當今以人為主導的社會文化體系中,只有用法律規范人們的行動和意識,才能更有效地保護生態環境,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因此,建立健全法制對生物多樣性保護,自然資源合理利用、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影響。
三、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立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國際條約的加入對我國立法的推進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世界各國人民都認識到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的重要性,從而形成了地球村的概念。在聯合國框架下制定了多個有關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條約和政府間協定。如:《生物多樣性公約》、《濕地公約》、《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防治荒漠化公約》、《海洋公約》、《國際熱帶木材協定》、《國際捕鯨公約》及《中日候鳥協定》、《中澳候鳥協定》等。諸多的公約和國家間的協定,對保護地球生態系統和人類文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立法的進程。
(二)我國物種保護的立法現狀
我國是關于生物多樣性保護立法比較早的國家,1950年國家就出臺了關于稀有生物保護辦法。我國的《憲法》和《刑法》(1979年《刑法》第130條)中對物種的保護也有描述。但隨后很長的時間立法工作處于停頓的階段。黨的后,我國法制建設取得了長足發展。國家相繼出臺了《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護法》(1988)、《防沙治沙法》、《草原法》以及《刑法》修正案等法律和《森林法實施條例》、《野生植物保護條例》、《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1992)、《自然保護區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瀕危野生動植物進出口管理條例》、《森林和野生動物類型自然保護區管理辦法》等行政法規。另外,還有大量的部門規章和地方性法規及地方政府規章。初步形成了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法律體系。在立法的同時,1987年我國了《中國自然保護綱要》,1994年在《21世紀議程》中,對生物多樣性保護進行了規范。
(三)我國物種保護立法存在的問題
中國是生物多樣性非常豐富的國家之一,也是名列瀕危物種最多的國家之一,其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可持續利用問題非常突出。筆者從事多年物種保護的工作,以《野生動物保護法》為例進行探討。
1.立法體系龐雜、立法效力低下、行政管理色彩濃厚。我國立法比較分散,有專門法律,如《野生動物保護法》;同時還有許多“規定”、“辦法”和“通知”,如《關于懲治捕殺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犯罪的補充規定》、《關于嚴厲打擊非法捕殺、收購、倒賣、走私野生動物活動的通知》等。立法位階,有人大常委會、國務院、林業部,還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林業部、公安部聯合的法規,導致這些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的法律效力高低不一,參差不齊。此外,還存在大量的地方性法規。如:《山東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辦法》、《山東省森林和野生動物類型自然保護區管理辦法》。很顯然,我國關于物種保護的立法體系十分龐雜,立法效力層次較低。同時,各種“規定”、“辦法”和“通知”的出現也反映出我國濃厚的以行政命令代替法律的行政管理色彩。
2.立法目的滯后。人類對自然資源的過度利用和開發,導致環境不斷惡化,各種自然災害頻發。人類的環境立法理念開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生態利益優先理念已經體現到立法中。而我國現行的各種法律還受到經濟利益優先理念的制約。如:《野生動物保護法》規定其立法目的是:為保護、拯救珍貴、瀕危野生動物,保護、發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動物資源,維護生態平衡,制定本法。第三條第一款:“國家保護依法開發利用野生動物資源的單位和個人的合法權益”。從而可以看出,我們保護動物的目的重點落在合理利用而非生物多樣性保護上,沒有凸顯出物種保護的重要性。
3.物種保護的不堅決性。由于立法目的與經濟利益妥協,必然導致法律的軟弱性和不徹底性。相關法律的規定使用“應當”、“可以”等比較模糊的詞語,在法律責任追究上,措辭寬泛缺乏可操作性。另外,現行法律對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的打擊缺乏力度,不足以震懾犯罪分子。
4.物種保護的不全面性。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將保護的范圍限定于珍貴、瀕危的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經濟、科學研究價值的野生動物。這是對經濟發展的一種妥協性立法,缺乏物種保護的前瞻性思維,體現了人類急功近利的實用主義,不能有效地保護自然生態的完整性和地球上的生物多樣性。
5.對動物棲息地的保護不力。野生動植物的生存環境是個很廣泛的概念,但是追究法律責任的對生存環境的破壞僅限于自然保護區和禁獵區、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的主要生息繁衍場所,使得受保護的棲息地概念模糊而且范圍有限。
6.執法不力、司法不嚴。“野生無主,誰獵誰有”的傳統思想深植于中國人的心中,且立法本身存在缺陷。傳統思想和立法缺陷相結合,使執法不力、司法不嚴成為目前物種保護執法存在的突出問題之一。
7.執法后期的處理存在盲點。案件查獲的各種違法品的處理,在法律上看似規定明確,但由于執法部門繁雜,部門利益無法協調,致使一些規定缺乏可操作性。大都是行政權自由裁量之下進行“處理”。因此,完善法律法規,規范行政執法后續行為,對于保護野生動物很有必要。
四、一些認識及建議
(一)對問題產生原因的認識產生以上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1.文化傳統方面的因素。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在人們的觀念中根深蒂固,生物多樣性保護觀念淡薄。
2.經濟利益方面的因素。人們在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時往往把經濟利益放在首位,而忽視了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
3.體制上的缺陷。我國目前生物多樣性保護牽扯部門繁多,管理分散。另外資金投入缺口大。
4.法制上的因素。目前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法律體系,還存在許多需要改善的問題。
5.觀念上的原因。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我國大部分公眾的動物福利觀念啟蒙晚,保護意識相對薄弱。
(二)建議采取的措施
1.定期開展生物多樣性調查,建立保護地建設體系和野生動植物種及生態環境監測體系。
2.制定國家生物多樣性保護綜合發展規劃,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其中,包括自然保護區、濕地、野生動植物保護、防止沙漠化和荒漠化規劃等。生態紅線是國家生態安全的底線,必須強制性地保護國家生態安全,才能保證國家長治久安。
3.完善和加強我國資源保護和利用的法律體系建設。生物多樣性問題呼喚新的、卓有成效的法律體系的誕生。必須將經濟利益優先的思想轉變到生態利益優先上。包括對生態安全戰略地位的明確,國家主導責任的定位,以及穩定和持續投入的保證等,以確保我國的資源安全。
4.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管理體制的建設,增加財政投入。在保護機構之間要形成監督機制,明確管理權限與責任。
5.加強執法,嚴厲打擊違法犯罪行為。各主管部門要加強協作,加強監管,聯合執法。做到有法可依,執法必嚴。采取高壓態勢,有效打擊違法犯罪活動,確保國家生態安全。
關鍵詞:生物遺傳資源;生物剽竊;生物多樣性公約;立法模式;中國
中圖分類號:DF46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04(2008)01-0202-05
21世紀是生物技術時代,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利用其在經濟和技術上的絕對優勢,正在對全球范圍內的生物遺傳資源進行著一場新的“圈地運動”。他們無償或低價地從發展中國家獲取遺傳資源,然后對其進行所謂的“提純”或加工,將其視為“發明”獲得專利,并進行商業性開發利用,獲取巨額的利益。但是,他們卻沒有讓發展中國家公平合理地分享利用遺傳資源所獲得的經濟、科技和其他各種惠益。這就是所謂的“生物剽竊”或“生命海盜”(Biopiracy)現象。
199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以下簡稱為“《公約》”)將遺傳資源的法律地位界定為人類共同關切之事項,這為各國應對“生物剽竊”、確保遺傳資源的惠益分享(以下簡稱為“ABS”)奠定了初步的國際法基礎,同時也為各國采取符合國情的履約對策提供了靈活的空間。在這種情況下,世界上一些主要的遺傳資源國也開始制定國內立法,確立本國關于遺傳資源ABS的政策框架和法律機制,旨在最大限度地維護本國的利益。
縱觀《公約》生效10余年來各國的立法實踐,已經有50多個國家和地區根據《公約》確立的原則與框架已經或者正在制定ABS方面的立法。各國通過這種公法管制的模式,針對獲取本國境內的ABS活動制定了專門的立法措施,政府部門在此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依法進行調整和管制。所有這些立法,又可以劃分為修訂/解釋模式、綜合性立法模式、專門立法模式以及超國家立法模式等四種類型。
本文將對公法管制模式的四種立法類型進行考察,分析各種類型所適用的背景、條件及其優劣之處,以期得出一些規律性的認識,為我國的相關立法提供參考。
1 修訂/解釋模式
很多國家對ABS問題的認識,起源于《公約》的談判與生效。此后,該問題才逐漸為立法者與普通公眾所了解與認識,并進入這些國家的立法議程。在此過程中,有些國家對相關規定進行擴大解釋,以便將遺傳資源納入現行法的調整范圍,或對現行立法進行修訂,增加ABS方面的規定。馬來西亞(沙撈越邦)就是如此。
馬來西亞是世界上12個生物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其生物資源相當豐富。熱帶森林覆蓋了大部分國土,是地球上生態系統最為豐富的地區之一。沙撈越(Sarawak)是馬來西亞最大的一個邦,享有比其他邦更特殊的地位,他們可以制定與聯邦不同的政策與立法。
1987年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獲得馬來西亞總理內閣經濟規劃部的收集于出口許可證,隨后獲得沙撈越邦林業部簽發的許可證。受國家癌癥研究所的委托,伊利諾斯大學芝加哥學院與沙撈越林業部的植物學家于同年開始收集Calaphyllum lanigerum的枝和葉。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對Calaphvllum lanigerum的提取物進行篩選,發現了強大的抗艾滋病病毒成分:Chmarin組中的(+)-Calanoid A和(-)-Calanoid B。
在該案的啟發下,沙撈越邦政府于1994年4月修訂了其《森林條例》,增加了獲取遺傳資源的規定。該修正案規定,任何人在為開發醫藥或藥品成分進行研究的目的而獲取、轉移或出口樹木或其衍生物之前,都必須獲得林業部長批準、林業局長簽發的許可證。
這種立法方式的優點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它維護了現行立法的穩定性,在不影響現行立法基本框架的情況下實現對ABS的管制。另一方面,它避免了就ABS問題制定專門的、綜合性立法所帶來的巨大成本。這些潛在的成本包括制定新法面臨的政治阻力、冗長復雜的協商過程、新法調研與起草的人力與財力資源等。
不過,該修正案也存在很大的缺陷。首先,它僅適用于樹木物種,并限于那些與醫藥開發有關的商業利用。這就產生一種漏洞:如果獲取申請者在申請當時并沒有決定進行醫藥產品開發,但隨后決定對所獲得的樣本進行研發,這種情況就不受該修正案的調整。其次,該修正案并沒有規定如何進行惠益分享。在Calophyllum案中,雙方隨后達成的惠益分享安排并非基于法律的規定,而是雙方共同約定的結果。
總體上看,通過擴大解釋或修訂現行相關立法來管制ABS的方式,只能作為一種權宜之計,在一國制定遺傳資源獲取與獲益分享專門立法時機尚不成熟的階段暫時采用。
2 綜合性立法模式
這一類型的立法主要是指在可持續發展、自然保護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等更廣泛的目標的立法中,規定有ABS問題的專門章節或條款。采取這種立法形式的國家,基本上都是生物多樣性和生物資源非常豐富的國家。除了ABS這個焦點問題外,它們在生物多樣性保護與持續利用方面也面臨很多現實的問題。在此背景下,各國選擇制定《生物多樣性法》來實施《公約》的義務,更接近于《公約》所強調之精神與立法目的。此種類型中最知名的是哥斯達黎加1998年的《生物多樣性法》。
哥斯達黎加位于中美洲狹窄的大陸橋上,是南北美洲之間的生物匯集地。哥斯達黎加兼具北美與南美的物種,增加了其復雜多樣風貌,且地形上有高山縱貫,因此有多種溫度地帶,適合許多種不同生物的生長。多樣的地貌與多變的氣候使這個面積很小的國家成為世界上生物物種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
在本國生物開發實踐不斷發展的情況下,哥斯達黎加通過了1998年《生物多樣性法》。該法最大的特點是,它調整幾乎所有與生物多樣性有關的問題,而不僅僅限于ABS問題。該法將其基本宗旨確立為保護生物多樣性、可持續利用資源、公平分享惠益和分擔成本。隨后,該法又列舉了國家應盡力實現的十三項目標,這些目標包括ABS的內容,但更多的目標在于通過各種方式促進國家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與持續利用。
1998年《生物多樣性法》只是為ABS問題確定了一個原則性的框架。該法明確要求獲取申請者必須獲得生物資源的實際所有者或提供者的事先知情同意;獲取申請者還必須向管理委員會申請獲得研究或生物開發的獲取許可證。因此,它實質上要求的是雙重事先知情同意。在惠益分享方面,它規定獲取申請者必須在主管部門的許可證以及與利益相關者的協定中約定技術轉讓和公平分享惠益的內容。該法還重視對土著與傳統社區的保護,承認和保護土著人和地方社區與生物多樣性組成部分的利用及
相關知識、實踐和創新方面的權利。
根據1998年《生物多樣性法》第62條的授權,環境與資源部于2003年頒布了《生物多樣性遺傳和生化成分與資源獲取通則》,對《生物多樣性法》中關于ABS的原則性規定做出了具體的規定。
哥斯達黎加1998年《生物多樣性法》是旨在全面保護和利用生物多樣性的立法。這就為在更廣泛的背景下解決ABS管制問題提供了一個框架,也為其他國家ABS立法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它能夠將ABS置于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整體框架內,而不是作為一個孤立的問題加以處理。
哥斯達黎加在實踐中發展起來的“綜合立法+實施條例”的立法形式也是一種可取的創新。《生物多樣性法》是生物多樣性領域的綜合性立法,它不可能事無巨細地對所有事項都作出詳盡規定,否則該法內容就會過于龐雜。如果綜合立法只是先為相關事項確立一種原則框架,而將具體規定留待主管部門通過實施條例解決,將最大限度地減輕綜合立法的負擔。其次,任何一部立法在起草時都會出現科學界或利益相關方尚未達成共識的事項,在生物多樣性領域更是如此。如果綜合立法先是作出原則框架,則可以給各方提供一種共事的框架。分歧問題可以等到獲得科學確定性或各方利益協調后,再通過實施條例加以規定。這樣就能在短期內確定國家管制與獲取框架,解決有法可依的問題;同時,又可以根據實踐經驗和發展需要進行修訂與完善。這種“綜合立法+實施條例”的做法,應該說是一種兩全其美的方法。
3 專門立法模式
頒布專門的立法是解決ABS問題最直截了當的方式。巴西等國采取的就是這種模式。
巴西是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國家,巴西的生物多樣性為國民經濟作出了突出的貢獻。除了眾所周知的生物多樣性外,巴西還擁有豐富的文化多樣性。近年來,由于遺傳材料的偷盜活動,特別是亞馬遜地區的活動,巴西每年喪失大約10億美元的生物多樣性。同時,土著和當地社區的傳統知識也面臨著被掠奪和剽竊的危險。
巴西參議院早在1994年就已經批準了《生物多樣性公約》。最初,巴西實施《公約》ABS規定采取的是以高度締約自由為核心的私法模式。巴西設立了“巴西亞馬遜生物多樣性可持續利用協會”,由其與商業生物公司簽訂合同來開展ABS活動。2000年,瑞士諾華(Novartis)公司與生物協會簽訂了為期3年、排他利用亞馬遜地區生物資源的合同。該合同在巴西引起了極大的法律與社會爭議。在巴西各界的強烈反對下,生物協會拒絕了與諾華公司的合同。該事件也促使巴西轉而采取調整ABS的公法模式。為了應對諾華公司合同帶來的社會壓力,巴西聯邦政府于2000年《暫行條例》。
巴西這種立法方式最大的優點就在于它可以短時間內建立一套全面的ABS管制框架。從立法目的上,專門立法是專門調整ABS的立法,具有直接針對性。從適用范圍看,專門立法適用于國內的所有生物遺傳資源,而不是特定的遺傳資源。從調整對象來看,專門立法適用于所有與ABS有關的活動,而不是特定的相關活動。從立法內容上看,專門立法既包括遺傳資源的獲取問題,也包括相關的惠益分享問題,一般還包括土著社區參與和傳統知識保護等問題。從調整機制上看,專門立法一般會設立和指定一個專門調整ABS管制的主管部門。從管制制度上看,專門立法都明確規定了事先知情同意、共同商定條件等ABS領域的特有制度。
不過,巴西的《暫行條例》也暴露出了專門立法方式的一些固有缺陷,即各方面阻力多、立法難度太大。ABS是個全新問題,存在著很多不確定的因素。例如,對于醫藥開發等生物技術對遺傳資源的需要是否長期存在、合成技術是否會取代天然材料的問題,目前尚沒有統一的認識。同時,ABS立法所涉主體繁多,所涉內容龐雜。就主體而言,在管制方層面,ABS會涉及多個不同的政府部門,專門立法新設或指定一個主管部門進行管制,勢必會引起其他相關主管部門的不滿甚至是反對。在聯邦制國家,還面臨聯邦政府與省級政府之間在管轄權方面的沖突與協調問題。在被管制方層面,存在著學術利用者與商業利用者之分,還有很多其他的利益相關者,管理制度面臨著對這些被管制方一視同仁還是有所區別的選擇。就內容方面,ABS所涉及的資源申請、獲取、惠益分享、知識產權安排、土著人權利保護等事項與其他相關法律多有聯系。如專門規定,恐有重疊之處;如不加規定,又無法實現專門保護之目的。由此可見,在一項專門法律中全面、科學、合理地規定所有內容,真是“難于上青天”!
在這種背景下,上述各項專門立法出現諸多不足與缺陷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不過,也正是這種行政法規、而非經過正式立法程序的法律,為應對客觀發展的需要而迅速進行修改調整提供了一種可能性。
4 超國家立法模式
目前,南美洲、東南亞、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區等四個區域都已經或正在制定ABS超國家立法。其中,安第斯共同體的《關于遺傳資源獲取共同制度的第391號決議》(以下簡稱“《第391號決議》”)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區域制度。
在《公約》談判與生效之前,該地區及其成員國并沒有調整ABS的法律。安第斯共同體的五個成員國都是《公約》的締約國。《公約》于1993年底正式生效,為安第斯共同體各國制定實施《公約》ABS規定的管制措施、維護本國作為遺傳資源與傳統知識提供國的利益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環境。
為了在成員國管制ABS活動方面創建公平的法律環境,加強成員國的談判能力,避免成員國在各自國家的遺傳資源獲取條件方面各行其是而相互壓價,1996年7月2日安第斯共同體卡塔赫納協定委員會通過了《第391號決議》。《第391號決議》是實施《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5條的第一項區域性ABS管制立法。它在重申成員國對其遺傳資源的情況下,為各成員國管制ABS提供了共同的框架。
作為一項創新性的法律文件,《第391號決議》大大提高了成員國政府官員與民間團體在ABS方面的意識。這一文件對《公約》締約國會議、聯合國糧農組織會議、世貿組織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等國際制度和論壇也產生了影響,這些制度和論壇在討論中經常引用該《決議》并考慮其實施經驗與教訓。
安第斯共同的經驗告訴我們,國家集團要采取超國家立法管制ABS形式必須具備一定的前提條件。這些條件至少包括相關國家與鄰國共享一定的生物資源和傳統知識、相關國家與鄰國在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利用方面面臨著共同的問題、相關國家都有一個既存的區域組織作為依托三個方面。
這種通過區域組織采取超國家立法的模式至少有兩方面的優點。一方面,超國家的ABS制度可以提高參與國家的談判實力。超國家立法都為每個成員國規定了一套必須執行的共同最低規則。這樣以來,即使開發利用者認為一國的獲取成本過高,他也不太可能與擁有相同資源的鄰國達成成本更低的獲取協定。這樣就有助于提高區域
內各成員國的整體談判實力。另一方面,這種超國家立法可以加強區域內各成員國在ABS方面的能力建設。區域內的發展中國家在與生物開發者相比處于不利談判境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發展中國家普遍缺乏為其遺傳資源增值的科學與技術能力。它們實際上處于生物開發利用鏈中的低價值終端。在區域國家之間加強協調、促進合作是所有區域立法安排共同的目標。
應當注意的是,采取區域共同的獲取框架并不意味著所有相關國家的需求和具體情況是相同的。同一區域內的不同國家之間盡管在ABS方面存在著共同利益,但在國家大小、資源稟賦、人口數量、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等方面還是存在著差異,因此區域安排必須具有適應各國具體需要和優先事項的靈活性。
不過,這種超國家的立法框架也可能存在著一些問題。首先,框架的形成過程,可能因參與國家的數量眾多而異常復雜。其次,如何在確保區域共同制度的基礎上適應個別國家的需求和具體需要依然是個難題。
5 對我國的啟示
綜上可見,采取公法管制模式的國家全都擁有比較豐富生物多樣性和生物資源。與其豐富的生物資源稟賦相對應,這些國家在遺傳資源的全球交流中毫無例外地屬于遺傳資源的提供國。由于缺乏有效管制,這些國家的遺傳資源大都被外國生物開發者免費獲取甚至是被剽竊或掠奪,沒有因資源開發而獲得公平合理的惠益分享。由此可見,一國所擁有的豐富生物資源、該國生物資源提供者的地位以及該國無管制的生物開發現狀,是決定該國對ABS采取公法管制模式的主要動因。
由于各國在生物資源的豐富程度、生物開發現狀、ABS管制的緊迫程度等方面還存在著差異,因此各國又采取了通過修訂或擴大解釋現行立法調整ABS問題、制定包含ABS規定的目標更廣泛的綜合性立法專門的ABS立法以及區域組織的超國家立法等四種類型的立法形式。這幾種立法形式各有千秋。
通過修訂或擴大解釋現行立法將新興的ABS問題納入到法律的調整范圍,可以保持原有立法框架的穩定性,避免制定新立法可能引發的昂貴立法成本,它的缺陷在于無法對同樣重要的惠益分享、傳統知識、知識產權問題進行調整。實際上,采取這種立法形式的國家(如馬來西亞)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開始考慮制定專門立法問題。
在目標更廣泛的綜合性立法對ABS問題作出具體規定,是面臨生物多樣性全面保護與持續利用壓力的國家比較流行的一種立法形式。這種立法形式的優點是相當明顯的。首先,它不是單獨處理ABS問題,而是將其置于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整體框架內進行考慮,因此有助于在更廣泛的背景下解決ABS管制問題。其次,該種立法形式一般都為ABS管制確立了結構合理、內容全面、形式完整的框架。第三,“綜合立法+實施條例”的形式可以解決綜合性立法內容過于龐雜的問題,并為日后解決立法當時的不確定因素提供了可能。
比綜合性立法形式更徹底的是有些國家采取的ABS專門立法形式。專門立法最大的優點就在于它的“一步到位”。與綜合性立法相同的是,這種立法可以為ABS的管制確立全面的法律框架。與綜合性立法不同的是,專門立法在調整對象上更加具有針對性,其單行立法的形式也可以保障在內容的全面性,因此基本上不需要再制定相關的實施細則加以補充。專門立法所具有的這一獨特優勢,有助于ABS管制壓力較大的國家盡快構建管制框架、盡早實現對由獲取其資源所產生惠益的公平分享。
最后一種立法形式是區域組織的超國家立法。采取這種立法形式需要一定的前提條件,即:相關國家必須擁有著共同或類似的遺傳資源,在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利用方面面臨著共同問題,該制度得到相應的區域政治經濟一體化組織的大力支持。對于那些符合這些條件的國家而言,區域組織的超國家共同制度可以提高參與國家在ABS方面的談判能力,同時有助于加強區域內各成員國在ABS方面的能力建設。不過,區域立法也必須考慮各成員國的特殊情況與具體要求,同時作為一種區域性的國際法,它最終仍需要各國通過國內措施予以實施,無論是直接在國內適用還是制定實施立法。
論文關鍵詞:上海世博會,生態,外來物種入侵,防治
正文:
隨著信息全球化,經濟貿易全球化的腳步加快,外來物種入侵給全球帶來的危害也越來越嚴重。新時代的人們越來越關注環境保護和生物安全,而2010年被定為國際生物多樣性年。在正在舉辦的上海世博會上,就非常顯著的體現了這種環保觀念。世博會園區內很多國家的展館都對生物多樣性魅力進行了展示,更加感染人們參與保護行動中。
在世博會園區內,英國館帶給了我們別有情調的禮物。英國館看起來像是一朵蒲公英,它由6萬根亞克力管構成,管子里面有900多種共26萬顆種子,全部是瀕危滅絕,稀缺品種。展館里的種子來自英國皇家植物園和中國云南昆明植物研究所合作的千年中資銀行項目。這個計劃在上個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旨在基本收集完英國的植物種子,在2010年保存世界上10%植物種類的種子,至2020年保存世界上25%植物種子的種類。這是對生物多樣性的暢想,也是對生物多樣性保護做出的努力。
世博會園區內很多展館的主題也都圍繞著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環境。這體現了整個世界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理念的交流和宣傳。基于此生態,我們也要從這些方面入手防范外來物種入侵,加強生物多樣性的保護。
生物多樣性的魅力深深吸引了大家,可是外來種入侵卻是 破壞生物多樣性的主要殺手。在這種綠色,低碳世博會期間宣傳保護生物多樣性,防控外來物種入侵具有非凡的意義。
外來物種入侵,根據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定義,外來物種入侵又稱生物入侵,是指在自然、半自然生態系統或生態環境中,外來物種建立種群并影響和威脅到本地生物多樣性的過程。隨著國際交流,國際貿易日益頻繁,外來物種的入侵的機會也大大的增多。這對經濟,社會,生態等各個方面都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破壞和災難,尤其是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帶來了很大困難。目前,外來物種入侵已經成為破壞全球生物多樣性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這里,要將外來物種引入和外來物種入侵區分開,并不是所有的外來物種都有害,許多外來物種對人類是有益的,例如提高生產力,提高抗病蟲害能力。而對原有的生態系統造成了不良影響的才是外來物種入侵。
1 外來物種入侵的主要途徑
外來物種入侵主要有三種途徑:有意引入,無意引入,自然擴散。
自然擴散,主要是借助大自然本身的力量,例如水力,風力等自然因素。這種暫且不做詳述。
有意引入,曾在人類發展的某些階段盛行,為了提高生產力等人為原因將外來種引入,卻由于引入不當或管理不善造成生態破壞或生態污染。例如美國大米草,根系發達,適應力強。在上個世紀80年代生態,福建為了保護灘涂,發財致富引進該植物。結果大米草見土扎根,迅速蔓延,造成無數海生物死亡,堵塞河道造成水質污染,造成了巨大經濟損失和生態危機。例如,現在很多人喜歡外國的寵物,于是引進了如巴西龜之類的動物。這種寵物進口是合法的,可是很多情況下,飼養一段時間就放生了。這對新的生態環境可能帶來了十分大的危害。比如在世博期間我們需要引進很多花卉草木進行園區的建設,那么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引進外來物種,這就是有意引入。
無意引入,相對來說途徑比較多,情況比較復雜。一些外來物種隨著貿易,旅游,運輸等方式而傳入。世博會是世界的盛會,在召開之際,很多國際朋友來到中國,來到上海,那么外地的朋友身上帶來的一顆種子都很有可能造成危害。
2 外來物種入侵的危害
2.1外來物種入侵破壞生物多樣性,加劇物種滅絕速度
地球上的生物多樣性是人類寶貴的物質財富,每年為人類創造了數以億計的財富。但近些年來,外來物種入侵嚴重破壞了生物多樣性。外來物種入侵造成生態環境惡化,多種生物瀕臨滅亡。據統計,42%的生物多樣性喪失是由于外來物種入侵造成的。在過去的50年里,人類已經失去了幾十萬種生物。
在北美,外來物種入侵對生物多樣性產生嚴重威脅,外來物種的競爭或捕食危及到美國瀕危物種,外來入侵物種威脅到了近一半瀕危物種。在加拿大,外來物種已經導致約31%的受威脅物種和脆弱物種的滅絕、25%的瀕危物種。目前入侵我國的外來物種達400多種,其中50余種屬于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公布的全球100種最具威脅的外來物種。中國是全球受外來物種入侵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如今,外來物種入侵的破壞已經愈演愈烈,成為了全球性焦點問題。
2.2外來物種入侵造成巨大經濟損失
外來物種入侵每年給全球造成的經濟損失在幾千億元。據統計,英國曾經在除草劑上的投入消費了3.44億美元,美國每年因此造成的損失達1250億美元。而我國由于外來物種入侵造成的農林業損失也達到每年580億人民幣。外來物種入侵給我國經濟帶來的損失遠不止這些生態,算上各種間接損失,達到了1000多億,占到了國民經濟的1%。拿2002年舉例來說,13種危害最重的外來物種就給我國造成了570多億元的重大經濟損失。
2.3外來物種入侵威脅人類生存
外來物種入侵對人類健康也造成了嚴重威脅。外來物種經常作為病原體的攜帶傳播媒介,使得人們對突如其來的病菌沒有抵抗力。例如這幾年新出現的SARS,禽流感都與外來物種入侵有著莫大關系。例如原產于北美的豚草已經入侵我國多個省市,它帶來的“枯草熱”給人類健康造成了很大危害,拿沈陽來說,在1983年染病患者達到了600萬。
3上海世博會期間的防控措施和效果
上海世博會期間會有很多外來的花草樹木來到中國,因此傳入林業病蟲害的可能性也比較大。這不僅可能給上海世博會園區造成危害,更有可能威脅整個國家的生態安全。這就需要將“防”“控”兩方面結合起來
3.1 檢疫工作——防
5月份已經開始了以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等七個省市的林業植物檢疫執法行動。這是為了防范外來物種的入侵,國家林業局、國家質檢總局首次聯合開展此類專項執法行動。這次上海世博會所做的檢疫工作就是為了更有效的避免外來物種入侵帶來的損害,當然也起到了積極的成效。
3.2 生態修復——控
在世博會園區建設中,也曾經針對生態環境被破壞的現狀進行了治理。各個方面的專家就正式采用了這種生態修復,生物治理的方式。專家們在浮島上種植水生生物,利用其發達的生態根系來吸收轉化污染物。短期來看,提高了水質,改善了環境面貌。長期來看,生物修復又營造了一個完整的水生生態系統,恢復了一定的生態功能,提高了生物多樣性。
4 來自上海世博會的外來物種入侵防控新思路
在上海世博會中體現了我國防治外來物種入侵的種種舉措,基于此我有幾點建議:
4.1從立法上,制定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我國在防止外來物種入侵工作上起步比較晚,在上個世紀末才開始發現并重視外來物種入侵的危害。上海世博會期間的各種檢疫,防控等措施都是來自于單一的文件,條文,暫時還沒有一個統一的上位法可以依托。
從立法上來看,存在著以下幾個問題。第一生態,缺乏防治外來物種入侵的專門性法律。我國關于保護生物的相關法律主要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以及一些單行條例如《野生動物保護法》《森林法》《海洋保護法》等。但是外來物種入侵的防治卻沒有一個統一的系統的上位法,略顯單薄,因此在執行相關工作時缺乏一定的依據或者容易產生分歧。第二,法律保護目的,范圍相對狹隘。我國目前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法律多基于人類健康,經濟貿易等方面,沒有明確針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生態環境保護。這使得一些防止外來物種入侵的單行法律都將范圍限定在“病蟲害”等方面,這就沒有周全的考慮到所有有可能被引入的外來物種,造成了法律的空白。同時,立法目的不完善,對外來物種引入對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的不夠明確,也就使得我國對一些例如水葫蘆等只有放入生態圈以后才會產生危害的入侵生物敞開了大門。第三,法律上責任追究比較薄弱,個人責任不夠明確。因此,我國公民如果引入外來物種后承擔何種責任,如何承擔責任相關方面都沒有具體規定。
針對以上情形,我提出以下建議:首先,加快立法步伐,制定一部針對保護生物多樣性,嚴格管理外來物種引入的專門性法律。對外來物種的風險評估,預警,防治等方面都作出詳細的規定。其次,系統考慮外來物種的風險性,完善法律法規。只有周全的將外來物種的安全系數,生長特點等方面都掌握了才能更加完善具體法規條例內容。第三,我國需要建立明確追責制。對造成外來物種入侵的個人,法人都要明確問責。以民事責任追究為主,加大懲罰力度,詳細規定具體問責方式,嚴重的還要追究刑事責任。
4.2從制度上生態,加強各部門協調和落實防治工作
外來物種入侵是一項綜合性工程,涉及到多個部門。目前我國各個部門針對外來物種入侵治理上存在著很多矛盾和空白的地方,缺乏一個統一的協調部門。而且在防治工作上,主要針對有意引入方面,不夠全面。在上海世博會期間采取的各種專項防治行動都對各省,各部門的協調性進行了考驗。
針對這個問題,我建議:第一,建立一個特殊的專門協調機構。這個機構最好由特殊人員組成,例如可以將涉及到的農業部門,林業部門,海洋部門,司法部門等等相關的單位負責人集中在這個機構里。這樣能夠增進各部門的交流和溝通,有效的實施統一的法規和計劃,避免資源重復,防范治理的空白。第二,防治工作上,要全面規劃,要以預防為原則。先談談“防”,對外來物種引入,要盡可能考慮到將來的變化因素,更要避免盲目性,考慮全國范圍內的因素。加強海關的阻攔作用,檢疫制度要更加嚴格專業,建立物種入侵監管機制。建立全國性的生物數據庫,對一些數據進行搜集,存儲,備用可以節省很多重復工作。再來看“治”,治理的方法有物理,生物,化學等多種方式。生物治理生態,生物治理主要是構建一個新的平衡生態系統。由于外來物種入侵,缺乏天敵的制約,破壞了生態系統,那么我們可以引進該物種的天敵來進行制約,構建一個新的生態系統。當然,這要注意新引進的天敵物種是否也具有入侵性。在治理工作上,多數情況下我國采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來進行治理,但針對性效果并不明顯,我認為,很多外來物種本身具有經濟價值,應當對該物種的應用價值進行研究,將該入侵物種變廢為寶,而不僅僅是單純的消滅。
4.3 從宣傳上,提高公眾參與和防范意識
近日,國家專門成立了“國際生物多樣性年中國國家委員會”,是為了更好的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專項行動,舉辦生物多樣性保護系列宣傳活動和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論壇。現在國際多樣性年中國行動也已經展開,各種宣傳,專項活動都在世博會期間收到了更好的效果。
要想更好的保護生態環境,必須盡快盡善的解決外來物種入侵這一嚴重威脅。意識為先,要想從根本入手防治外來生物入侵,公眾的參與是必不可少的。有一些外來物種的引入,是由于人們對該物種的危害認識不夠,不能有效的開發本地資源,盲目的做出決定,造成了嚴重的后果。也有一些是由于人們缺乏防范意識,無意間將有害生物帶了進來。
這就需要,政府,媒體等多方面行動起來,多管齊下生態,大力進行宣傳,對外來物種入侵,生態安全這方面知識進行普及,充分調動民眾的積極性。這樣可以對防治外來物種入侵起到積極的作用。
目前世博會所展示的生物多樣性的魅力已經深深吸引了很多人,世界各地的人們越來越關注生物多樣性的魅力,借這個契機,我們在防范外來物種入侵的道路上還要走的更遠。
4.4 從信息流通上,加強國內外合作
目前我國外來物種入侵形勢十分嚴峻,應對策略卻還沒有跟得上國際上的腳步。因此,我們需要加強國際交流,借鑒國內外有關治理外來物種入侵方面的成功經驗,建立自己的完整數據系統,同時充分利用互聯網的便捷進行國內外信息共享,探索入侵物種的生物規律,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上海世博會是一個國際大平臺,在這個世紀之宴里,正是將各種理念交融,信息傳遞的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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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α-多樣性;指標;植物
中圖分類號:Q949 文獻標識碼:A DOI編碼:10.3969/j.issn.1006-6500.2013.08.024
生物多樣性是地球生物數十億年進化的結果,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它不僅給人類提供了豐富的食物、藥物資源,而且在保持水土、調節氣候、維持自然平衡等方面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生存支持系統[1]。生物多樣性已成為生物學、生態學等學科最為熱門的研究領域之一。
關于生物多樣性的內涵,通常有4個層次: 遺傳( 基因)多樣性、物種多樣性、生態系統多樣性和景觀多樣性[2-3]。其中,物種多樣性則是生物多樣性最基礎和最關鍵的層次,也是衡量一定地區生物資源豐富程度的一個客觀指標[4]。在闡述一個國家或地區生物多樣性豐富程度時,最常用的指標是區域物種多樣性。區域物種多樣性的測量包含物種總數、物種密度和特有種比例3個指標[5]。
植物多樣性是生物多樣性研究中最常涉及的部分,其相關理論和評價指標體系也比較成熟。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研究人員對植物多樣性的研究取得了較大進展,包括多樣性測度方法的歸納[4-9]。對于物種多樣性的測度,Whittaker將其歸納為α-多樣性指數、β-多樣性指數和γ-多樣性指數3類[10]。目前用得較多的是α-多樣性指數和β-多樣性指數[11]。
古交市是全國最大的土焦煤生產基地。作為國家重點開發建設的能源基地,煤炭開采成為經濟支柱產業,煤炭產業的快速發展,使古交市的生態系統遭受嚴重干擾和破壞,動植物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不斷惡化,棲息地逐漸縮小,多數動植物及其生境受到嚴重威脅。鑒于此,以古交市全境植物物種為研究對象,運用群落生態學原理,對境內植物進行了系統調查,廓清了古交市綠地植物資源的現狀,分析了綠地植物的種類構成,并對古交市境內植物群落的多樣性指數進行了抽樣分析,旨在為古交市政府進行園林城市申請和植物物種的有效保護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和有益參考。
1 研究區概況
古交市位于山西省中部、太原市西部山區,呂梁山脈東麓,地理位置為37°40′6″~38°8′9″N,111°43′8″~112°21′5″E,總面積151 198.6 hm2。全境山嶺連綿,溝壑縱橫,海拔均在1 000~3 500 m之間。隨著海拔高度的變化,古交市共有山地棕壤、褐土、草甸土3個土類。研究區屬暖溫帶大陸性氣候,四季分明,冬長夏短,年平均降水量400~650 mm,日照充足,晝夜溫差大。汾河為流經古交的最大河流,蜿蜒曲折,由西向東流入太原盆地。
2 研究方法
筆者通過對古交市全境內的植物資源進行全面踏查,重點采用典型的隨機抽樣法進行野外調查,根據生物多樣性相關指數對調查結果進行數據分析。
2.1 樣地設置
在野外踏查的基礎上,按照一致性、同質性、代表性的原則[12],結合古交市的植物資源、生境、氣候、植被類型及植物種的分布等特征,隨機抽取樣地進行植物物種數量特征的調查。在古交境內的林地上隨機選取14個樣地,每個樣地根據植物的生活型特征分別對喬木層、灌木層、草本層進行分層調查,各樣地的具置見表1。
2.2 調查內容
本次調查在搜集古交境內的所有植物資源種類的基礎上,根據不同植物的分布特征和范圍,在地形圖上進行對坡調繪,劃分不同的植被類型;參考《植物學》[13]、《山西植物志》[14]等資料對搜集的植物進行鑒別、觀察、記錄,并邀請山西農業大學植物分類學專家進行審核校對。
在隨機抽取的樣地內按喬木層、灌木層和草本層進行植物種類的調查、測定和統計。喬木層:樣地面積為10×10 m2,測定樹高>4 m、胸徑>2.5 cm的所有木本植株,記錄喬木樹種、胸徑、樹高、多度、密度、基部蓋度、頻度;灌木層:樣地面積為4×4 m2,測定樹高
2.3 α-多樣性指數的測定
α-多樣性的測度指標比較多,筆者從物種豐富度(Margalef指數)、物種多樣性(Simpson指數和Shannon-Wiener指數)和均勻度3個方面選取了5個指標測算古交市的物種多樣性。計算公式如下。
(1) Margalef豐富度指數R:
R=(S-1)/lnN
(2) 物種多樣性指數:
Simpson指數:D=1-∑(Ni/N)2
Shannon-Wiener指數:H=-∑PilnPi
(3) 均勻度指數J:
基于Simpson指數的均勻度指數:
JD=D/(1-1/S)
基于Shannon-Wiener指數的均勻度指數:
JH=H/lnS
其中:S—樣方中的植物種類數;
N—樣方中植物的總個體數;
Ni—樣方或群落中種i的個體數;
Pi—樣方或群落中種i的重要值。
由于喬木層、灌木層和草本層對群落結構、功能與穩定性的貢獻不同,因此分別賦予其0.5,0.3,0.2的權重系數[15],計算各樣地的總體多樣性,即各群落的總體多樣性指數為:W=0.5Wq+0.3Wg+0.2Wc。式中Wq、Wg和Wc分別為喬木層、灌木層和草本層對應的多樣性指數值。
3 結果與分析
3.1 古交市植被類型的分布特征
古交市氣候溫和,陽光充足,錯綜復雜的地形地貌和水文特征,孕育了當地豐富的植物資源和植被類型。通過調查,根據植被種類、群落結構、生態環境、山西主要植被類型及分布等特征[16],劃分出古交市主要植被類型,包括:針葉林、針闊混交林、落葉闊葉林、灌叢、荒草地等5種類型,各植被類型的匯總情況見表2。
結果顯示,古交市主要植被類型為荒草地,占古交市國土總面積的34.70%,均勻分布在荒山荒坡上;其次為針葉林,占古交市國土總面積的18.86%,集群分布在低、中海拔的陰坡上,種群內部均勻分布;灌叢占古交市國土總面積的8.71%,均勻分布在較干旱的陰坡或立地質量較好的陽坡;落葉闊葉林占古交市國土總面積的3.78%,集群分布在低海拔的山溝山谷地或村莊附近,種群內部均勻分布;針闊混交林面積最小,僅占古交市國土總面積的0.21%,隨機分布在陽坡的中坡位上。
3.2 古交市植物資源種類
古交市現有植物85科288屬494種,其中木本植物共有43科88屬175種,草本植物共有57科211屬319種。在現有的植物中,其中3種引自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的栽培種,2種省級重點保護野生植物,10種鑒于植物的觀賞性、藥用價值和在育種上的重要性,被列為地方珍稀野生植物,詳見表3。
3.3 古交市植物多樣性比較
根據所記錄樣地中各植物種的數量特征,對各調查樣地中所有物種和個體數加以統計,計算各α-多樣性指數,并繪制群落內不同結構多樣性指數比較圖(圖1)。從圖1可以看出,各樣地不同結構的各多樣性指數變化趨勢基本一致,灌草層多樣性指數極值均分別出現在樣地2和樣地9。從變化幅度來講,若忽略掉未作喬灌層調查的樣地的多樣性指數值,喬木層的Shannon-Wiener指數變化幅度最大4.04,草灌層的最大變化幅度均出現在Margalef豐富度指數R,分別為灌木層10.22,草木層9.52。再對圖1從多樣性指數的極值關系方面對每一群落結構作進一步分析,結果顯示:多樣性指數最大差值同樣出現在Margalef豐富度指數R,分別為喬木層2.05、灌木層2.49和草本層4.42。雖然Margalef豐富度指數R的變化范圍為0~6,但結合變化幅度的比較,可以發現古交市多樣性分布在物種數目上較不均勻,這在很大程度上由樣地選取位置決定,即生長環境及人類活動對群落結構尤其是草灌層的影響很大。
若忽略Margalef豐富度指數R的比較,古交市物種多樣性指數也存在較大差異,在灌木層上體現尤為明顯。物種多樣性指數是反映某個群落內部豐富度和均勻度的綜合指標,Simpson指數和Shannon-Wiener指數所反映的各樣地的多樣性特征并不一致,主要是由于這2個指數公式的數學含義不同所致,如Simpson指數是對優勢度的度量,而Shannon-Wiener指數主要是對稀有種屬的衡量。雖然表達的數學含義不一致,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古交市植物α-多樣性的分布情況。
3.4 古交市植物α-多樣性特征
對古交市各調查樣地中不同結構的多樣性指數進行加權計算獲得各樣地總體多樣性指數,并繪制不同α-多樣性指數比較圖(圖2)。可以看出,5種指數曲線反映的物種多樣性變化趨勢基本一致,除Margalef豐富度指數R和Shannon-Wiener指數H的波動較大外,另外選取的3個指數基本趨于一致。其中樣地2、樣地11、樣地14的Margalef豐富度指數R相比其他樣地而言較大。由于Shannon-Wiener指數對稀有種屬的衡量具有較大貢獻,也反映了古交市稀有種屬占有較小的比例,應對現有珍稀植物加以保護,確保植物多樣性的完整性。
4 結論及建議
植物物種的多樣性是森林生態效益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為人類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物資源,也構成了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是人類生存和發展非常重要的條件[17]。受全球氣候變化和人類環境的影響,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已成為影響人類福利和可持續發展的全球性重大問題之一,生態環境安全面臨嚴重挑戰[18]。通過本次調查分析,古交市植物群落物種多樣性整體水平一般,為保持和增加現有的物種多樣性水平,提出以下建議。
(1) 因地制宜,對境內林地加強養護管理,適當進行封育管理。為完善人工植物群落的生態功能,可在現有的群落結構中豐富人工群落層次結構,同時加強河岸植被資源的保護;針對珍稀野生植物資源,除增加必要保護區外,還應對其進行長期動態監測,將保護和養護有機結合起來,更好地促進森林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
(2) 宣傳為主,提高民眾素質,樹立生態意識。由于受廣種薄收傳統思想的支配,不合理的開荒時有發生,致使當地的掛坡地、禿嶺田比比皆是。因此,要注重對民眾的生態理念宣傳教育,使他們認識到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性,自覺地遵循生態規律從事生產、生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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