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帶來的變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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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雙減政策帶來的變化范文

同志們：

公司這次深化勞動人事制度改革，符合上級的有關要求，體現了公司發展的客觀需要，必然對推動公司健康、和諧、快速發展產生積極而又深遠的影響。公司黨委對這次改革非常重視，認真執行《深化勞動人事制度改革工作指導意見》，經過充分醞釀、慎重研究、上下結合后，將實施方案報管理局黨委審批后組織實施。這次改革，涉及面比較廣，調整幅度比較大，機關科室由個減少到個，三科級單位由個減少到個，個四級單位全部撤消。管理人員壓減了，科級干部職數壓減了。可以說是公司內部的一次重大調整，關系到公司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根據公司黨委研究的意見，我著重強調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深化勞動人事制度改革遵循的基本原則

在局黨委全委（擴大）會議上，管理局黨委指出，今年是“思想作風建設年”和勞動人事制度改革實質性推進年。“雙壓三減”作為今年工作的重頭戲和硬任務，管理局黨委相繼出臺了整體思路和實施意見。按照上級下達的任務和目標，公司黨委和公司通過“雙壓三減”和調整公司內部結構，逐步建立起科學合理的組織結構、激勵與約束并舉的薪酬分配體系和精干高效的管理隊伍。在方案的制定和具體運作中，公司黨委遵循“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基本議事規則，并將方案提交職工代表團長聯席會議審議通過，體現了民主，符合了群眾意愿。總的來說，具體把握以下四個原則。

一是有利于公司長遠發展，推動公司決策和發展思路落實的原則。公司發展是硬道理，惟有發展職工群眾利益才有保障。公司新一屆領導班子調整到位后，確定今年“”的發展目標，實施“”的管理思路，向職工群眾做出“三項承諾”，努力辦好“五件實事”，認真謀劃制訂公司發展長遠規劃，相繼推出了一系列新思路和新舉措。這些好的決策和思路，必須要有最優化的組織、系統、人員和流程來實施，這是發展的客觀要求，更是發展的基本要素。實施“雙壓三減”，不僅是完成上級下達的指令計劃，更是企業流程再造、突出核心業務的起點。機關科室的壓減、四級管理的撤消、后勤服務職能的整合，不是“減減得負”，而是“以減求和”；不是職能的弱化，而是業務的集成；不是舍棄輔業，而是強化主營業務。通過組織、系統、人員和流程不間斷的優化調整，保證政令暢通、信息共享、流程簡化、執行有力、人員精干，將十分利于公司的長遠發展。

二是扁平化管理、精干高效的原則。《深化勞動人事制度改革工作指導意見》指出：在橫向上加強專業化協作，合理設置管理機構；在縱向上強化組織運行，減少管理層次；按照滿負荷工作要求，進一步精減機構和管理人員，建設精干高效的管理隊伍。同志在局黨委全委（擴大）會議上強調，要把油田各級領導班子建成“負責任、有能力、簡而精、大作為”的班子，全力打造堪當重任、精于治企、善駕市場、忠誠奉獻的現代企業領導層。上級的這些要求，為我們這次“雙壓三減”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論指導、政策依據和操作方法。我們這次改革，主要有五種形式：一是機關科室合并，相同、相近業務整合，強調“一崗多能、一專多技”的培養鍛煉方向，促使機關管理人員成為復合型、能力型人才。二是撤消四級管理，三級直接管理到基層，突出核心業務和主營業務的管理職能，更有利于信息化建設在基層的深入推進。富有生產、技術經驗的管理人員，可以充分發揮特長，在一線生產、小型儀推廣中大顯身手。三是后勤服務部門整合。生活后勤、物料配送、環衛綠化集于一體，強化了為一線單位和內部用戶的服務職能。四是撤站設科，引入現代物流技術，形成快捷高效的配送網絡，全面提高物資供應系統保障服務功能。五是壓縮科級干部和管理人員，通過調整、交流、離職等措施，使干部隊伍、管理人員在調整交流后展現出新的生機和活力。根據這五種主要形式的改革目的、具體要求、注意事項等內容，公司黨委逐個分析，區別對待，反復研究，力爭形成高效、協調、規范的管理體制和組織體系。

三是釋放活力、激勵人才、優勝劣汰的原則。流程再造是動態的，隨著市場和形勢的變化而調整。我們通過“雙壓三減”，目的是增強管理人員、干部隊伍的危機意識和責任意識，人人滿負荷工作、隊隊釋放活力，激勵各類人才脫穎而出。能者上、庸者下，干部沒有“鐵飯碗”、管理人員不會穩坐“鐵交椅”，誰能勝任工作就讓誰干，形成“選人有條件、上崗有職責、競爭有規則、考核有標準、獎懲有依據”的用人制度體系。內部工資制度改革，收入向一線單位、專業技術人才、管理人才、關鍵人才傾斜，收入與貢獻、崗位緊密聯系在一起，逐步建立符合市場勞動力價位的工資體系。強化問責制度的落實，加大責任追究力度，領導干部和管理者有權必有責，有責必究、有過必罰將成為一個新的慣例。經過公司黨委調查發現，在公司干部隊伍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八種不負責”的類型：一是久拖不決型；二是見事就躲型；三是答應不辦型；四是偷奸取巧型；五是欺上瞞下型；六是推過攬功型；七是見好才辦型；八是嫉賢妒能型。有的干部屬于欺上瞞下型，利用職務崗位之便，投機取巧，損公肥私，最后走向犯罪道路。有的干部屬于久拖不決型，在重要發展時期，坐等觀望，延誤戰機；有的干部屬于嫉賢妒能型，讓你干干不好，讓別人又有意見，分管的事不主動去干。今后，對不負責、不作為的領導干部和管理者，公司黨委要亮黃牌警示；屢教不改的，要給紅牌罰下，要使從嚴治黨、從嚴治政得到真正貫徹落實。

四是穩妥實施、確保穩定的原則。改革就是利益的調整，神經的觸動。公司黨委實施的這次“雙壓三減”，是嚴格按照上級黨委的有關要求進行操作實施的。公司黨委在改革前，進行了自我摸底和上下結合，公司分管領導和部門到其他單位調研后，按照管理局規定的指標制訂了實施方案，公司領導辦公會、黨委常委會形成了有關決定，經職工代表團長聯席會議審議通過，最后報管理局黨委審批。對一些敏感問題，公司領導反復討論，在堅持原則、顧全大局的前提下，盡可能地協調各種利益、處理各種關系、安置各類人員。這樣做，既貫徹落實了上級關于加強思想作風建設和“雙壓三減”的具體要求，又充分考慮了本單位的實際情況；既體現了事業發展對各級管理隊伍的整體需求，又注重了個人的素質和能力培養；既堅持原則穩步推進改革，又友情操作保證隊伍穩定。

二、提高管理效能，建立一支精干高效的管理隊伍

“雙壓三減”帶來的影響，決不只是形式上的減人、減官、減機構，而是對各級管理層、管理人員提出了新的挑戰。精減管理人員、壓扁管理層次、減少管理費用，并不意味著工作數量的減少、工作質量的下降、管理職能的削弱。相反的是，對各級管理層、管理人員的要求表現為“四個更加”，即管理職責更加強化了，管理任務更加繁重了，管理能力更加復合了，管理技術更加標準了。每一個管理人員要遵循“崗位重塑、流程再造、建章立制、規范管理”的基本思想，深刻理解其內涵，做一個懂管理、會管理、善于管理的人才。

（一）崗位重塑，提高復合能力。每個管理崗位，作為企業管理鏈條的基本一環，其重塑十分重要。機關科室整合、四級管理層撤消、科級干部壓減，這一系列新的變化，對今后管理崗位的能力和要求更高。從哲學思想來講，“減”不是少、而是精，以一當百，以少勝多。要通過“減”鍛造出一支精干的管理隊伍，從機關到三科級單位，每個管理人員必須要扎扎實實提高復合能力，“精一門、通兩門、懂三門”，憑實力坐穩位子，靠業績鞏固地位，用技能贏得競爭。要掌握新的崗位技能，管理職能的合并要求崗位技能必須不斷更新整合，“一招鮮”已經落后于新形勢的要求，崗位人員要相互學習、交叉鍛煉、取長補斷，創建學習型團隊。如行政干部要熟悉黨務政工，學會從政治看經濟、從經濟看技術的本領。黨群干部要掌握企業主要生產經營業務，學會圍繞經濟中心做好政治工作的本領。機關干部要學習基層、了解基層，學會帶好隊伍做好群眾工作的本領。基層干部要勤學理論、勤于思考，學會轉活腦筋、駕馭復雜局面的本領。專業技術干部要朝高層次人才方向發展，學會掌握新技術、開辟新領域的本領。崗位重塑，給公司每個人帶來一次挑戰自我、完善自我的契機，大家要好好珍惜和把握。這里明確表態，公司不會養一個閑人，每個崗位都要發揮出最大效能。

（二）流程再造，提升驅動力。管理得當的企業，在日常的管理過程中，就會適時對流程進行修正、調適，這種動態的流程再造，是一個成熟企業的顯著特征。國有企業大多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并發展起來的，原來的生意模式主要是通過完成上級指令性計劃、依靠上級政策得以生存，缺陷有四：一是收入渠道單一，顧客忠誠度不高。通過市場競價承攬任務獲得收入的渠道不暢，經驗不足。二是缺乏產業集群競爭優勢，運營成本高。三是管理水平低下，流程不暢，沒有形成價值鏈，缺乏競爭力。主要表現為流程繁復，環節眾多，效率不高，難以突出核心能力，難以形成競爭優勢。四是服務能力缺失。為此，我們要通過流程再造解決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痼疾，不斷推動公司的發展。公司的流程再造要朝六個方向展開：一是面向市場和用戶需求，技術領先，快速反應，優質高效，實現生產組織流程再造。二是精簡管理機構，壓縮管理人員，提高管理效率，撤改合并，職能整合，業務重組，實現組織人事流程再造。三是加強信息化建設步伐，搞好資料的深化應用研究，從信息管理走向知識管理、從信息資源開發走向知識資源共享、由客戶機服務器結構走向結構，實現信息應用流程再造。四是提高各級機關效能，每個崗位作為工作價值鏈的一環，既對上游負責，又對下游負責，實現管理流程再造。五是綜合服務、車輛運輸和物資配送模擬市場化運作，優化服務手段，提高服務質量，實現服務流程再造。六是打造適應市場化的項目運行機制，合理劃分市場布局，拿到有效益的市場項目，理順市場經營和管理的關系，實現市場經營流程再造。

（三）建章立制，完善制度體系。思想建設確立方向，組織建設奠定基礎，作風建設塑造形象，所有這一切，都必須以健全的制度和完善的體系作為支撐和保證，制度建設是公司長遠發展的重點和大計。我們的目標是建立起一整套新的便利、管用、有約束力的制度體系，整合以往制度有效可用的部分，有針對性地解決部分制度“內容陳舊、覆蓋不全、執行不力、程序缺失”的問題。如公司黨委組織制訂的穩定工作問責制、廉政建設問責制，既填補了公司制度的空白，又強化了穩定工作、廉政建設的領導責任意識；組織制訂的領導干部調查研究制度、聯系群眾制度等，既歸總了以往領導干部聯系群眾的各種形式，又新增了領導干部聯系群眾的新途徑、新要求。這些制度的建立，符合上級的要求，更結合了公司的實際，真正落實了中央提出的“為民、務實、清廉”和管理局黨委提出的“負責任、大作為”的要求。當前，我們要重點搞好黨務、政務和保持黨員先進性長效機制三個制度體系的建設，按照體系完整、內容統一、規范一致、簡便可行的原則，有計劃地分步實施。有關領導和部門要進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加快工作節奏，保質保量地完成制度建設任務。

（四）規范管理，增強執行力。“管理隨意性、執行不到位”，是公司各級管理中存在的突出問題。部分同志頭腦里根本沒有規范意識，更談不上運用管理思想和管理技術。從管理上看，我們與世界同行業存在較大差距，管理人員素質、管理文化、管理技術等落后于時代的要求。規范管理，是我們急需做好的一門“功課”。基層領導同志的管理，不僅是帶好隊伍、打好硬仗，更重要的是在管理中逐步融入技術的含量、人文的和諧和文化的底蘊，凝聚起全員的智慧和力量，學學“海爾是海”的管理境界，提高自身的管理素質。機關同志的管理，要著眼于“學習型、服務型、干事型、創新型、廉潔型”的五個方面要求，搞好條條管理、綜合管理，為公司發展當高參，在管理上永不停步。對公司已有的制度和體系，我們一定要增強執行力，抓好基層建設體系、質量管理體系和體系的執行，做到凡事有人負責、凡事有人監督、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據可查，形成“用制度規范從政行為、按程序辦事、靠制度管人”的工作機制。

三、加強干部隊伍思想和作風建設，推動公司健康、持續、和諧的發展

思想作風建設年活動，是年初局黨委提出的一項貫穿全年的主題活動。最近，局黨委連續下發了《關于開展“負責任”大討論活動的通知》和《思想作風建設年活動下半年運行計劃》。下半年，公司各級黨政組織要加大工作力度，把思想作風建設年活動進一步推向深入。結合實施“雙壓三減”后新形勢、新局面，我對干部隊伍建設強調四個方面。

（一）要講政治、顧大局，迎接新考驗，體現先進性。雙壓三減，直接帶來公司人員、機構、組織的調整，這是公司快速發展中的非常時期。越是在這特殊的階段，各級領導干部要自覺接受公司黨委的考驗，越要體現黨員的先進性，遵守組織紀律，體現一個黨員干部應有政治品質和黨性修養。要講政治，無條件地服從公司黨委的決定，無論是崗位變動，還是機構調整，領導干部要在思想上、行動上與公司黨委保持高度一致，自覺服從組織安排。要顧大局，善于從全局的高度來觀察和處理問題，主動地把本單位本部門工作放到公司發展的全局中去謀劃、去推進，絕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要有高度責任感，以對公司負責、對單位負責、對職工負責的態度，擔負起公司改革發展穩定的歷史重任。在新的崗位上要大膽負責任，努力提升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要有強烈事業心，具備“把事業視為生命”的崇高思想境界，把全部心思、全部熱情、全部精力，集中到工作上，傾注到推動公司各項事業蓬勃發展的具體實踐中。公司提出的“”中心思路和今年生產經營目標，做出的“三項承諾”，從時間上看，只剩下五個月了，時間不等人，目標不能變，這是擺在我們面前最現實的嚴峻考驗。各級領導干部要再認識、再動員、再落實，在工作上要恪盡職守，在精神上要永不懈怠，在行動上要真抓實干，向全年目標發起沖刺。

（二）要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推動公司快速發展。我在月日晨會上的講話中，強調下半年的任務更艱巨、更具體，嚴肅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必須把握“三個主要觀點、抓好八項重點工作”。“雙壓三減”方案實施后，促使“崗位重塑、流程再造、建章立制、規范管理”的工作思路進一步深化，工作要求進一步提高，各級領導干部在思想觀念上必須要有新的適應。觀念決定思路，思路決定出路。思想觀念的問題，看似是務虛的東西，但起決定性、方向性、原則性的作用。完成下半年工作，各級領導干部首先要重點解決好思想觀念上“八破除、八強化、實現八突破”的問題。一是破除保守思想，強化發展意識，在加快發展上求突破。二是破除等靠思想，強化責任意識，在負責任、大作為上求突破。三是破除僵化思想，強化創新意識，在管理創新上求突破。四是破除小進則滿思想，強化市場意識，在開拓大市場上求突破。五是破除功利思想，強化全局意識，在服務大局、提高機關效能上求突破。六是破除懶惰思想，強化執行意識，在主動開拓、打開工作局面上求突破。七是破除散漫思想，強化文明意識，在培育企業文化、造就過硬隊伍上求突破。八是破除經驗思想，強化規范意識，在“崗位重塑、流程再造、建章立制、規范管理”上求突破。各級領導班子、領導干部對照上述八個方面的要求，認真自我檢查，找出差距，迎頭趕上。生產經營步伐沒有踏上正點的，要問一問自己是否按照公司黨委的要求抓發展、促創收。管理不規范、制度不落實、工作無活力的，要問一問自己是否增強了創新意識和規范意識。工作中“軟、拖、浮、懶、虛”的，問問自己是否強化了責任意識和執行意識。帶隊伍出這樣或那樣問題、職工有怨言的，要問一問自己是否強化了群眾意識和服務意識。思想觀念端正了，我們干好工作就有了扎實的基礎。

（三）要深化改革，穩妥推進，進一步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目前國企改革已進入新的“攻堅階段”。從改革內容看，比較容易的改革相當一部分已經完成，現在面臨的主要是一些涉及面寬、觸及利益層次深、風險較大的改革。從改革動力看，隨著利益格局的調整和差異的顯現，職工群眾對待改革的態度更加理性。從改革要求看，改革已從主要是利益調整轉向利益調整和利益增進并重，從利益傾斜轉向利益兼顧。下半年，與雙壓三減配套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深化完善分配制度改革。這次改革是某年內部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完善，涉及到一系列的配套改革，系統性更強，市場化程度更深，難度更大。公司各級黨政組織要高度重視，周密組織，妥善處理好各項配套改革之間的平衡關系，妥善處理好各類人員之間的利益關系。各級黨領導干部要積極支持與之相適應的配套改革，以良好的形象和作為影響群眾、推動改革。特別是要緊跟改革進程，切實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引導，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為重點，突出強化形勢任務教育，引導干部職工樹立“以作為贏地位、憑業績定價值、靠競爭比發展”的新觀念。要善于協調，妥善處理好各種利益關系，既要堅持政策的原則性，又要增強工作的靈活性，還要注意對象的差異性，逐級落實責任，工作重心下移，有針對性地做好一人一事的思想工作，以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情”的感染力、“理”的說服力和“行”的號召力，增強思想政治工作的戰斗力，保障各項改革的順利進行。

第2篇：雙減政策帶來的變化范文

從去年新能源車銷量數據看，排名前十的車型都是自主品牌，相比之下，合資或進口新能源車并不多。但隨著合資新能源車型的陸續入市及政策對自主品牌補貼的減少，2016年新能源市場的格局或將悄然變化。

合資破局

上汽通用汽車別克品牌日前在黃浦江畔舉行了“心遠方”別克日活動，“別克藍”車標以及別克全新一代君越全混動車型，由此拉開了別克全面推進新能源戰略布局的大幕，別克品牌有望迎來以新能源技術為“背書”的新產品序列。

據上汽通用汽車別克市場營銷部部長包曄介紹，別克全新一代君越全混動車型可以分別實現電機與發動機混合驅動、電力單獨驅動、發動機單獨驅動等多種驅動形式。相比之前的版本，新一代產品由“弱混合動力”系統升級到“強混合動力”系統，可以提供顯著效果的節能和減排。“我們并不是一味地迎合政策來推出產品，而是切切實實地降低現有產品油耗。”包曄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新車采用了全新的命名規則，尾標標識了“30H”。別克官方表示，這也是第一輛使用別克最新藍車標的車型。據悉，全新一代君越全混合車型是別克新能源戰略的第一款車，未來還會有更多產品推出，包括EREV增程式混合動力和PHEV插電式混合動力等多種驅動系統的綠色車型。

事實上，在別克發力混動領域之前，已有多家車企在該領域進行了布局。豐田在實現凱美瑞、普銳斯國產的基礎上，去年又實現了雷凌雙擎和卡羅拉雙擎的國產。根據豐田的規劃，到2020年，其混合動力車型的銷量占比將達到30%。今年，本田第一款混合動力車型雅閣混合動力版也將在廣汽本田國產。

合資車企之所以熱情高漲，與政策面的逐漸放開不無關系。去年年底，卡羅拉雙擎和雷凌雙擎分別在天津和廣州取得了新能源車牌照搖號資格。今年2月29日，工信部了第二批《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推薦車型目錄》。和去年有所不同的是，合資企業和合資品牌車型首次入圍本次推薦目錄，其中寶馬和沃爾沃各有一款混動車型入圍，合資自主品牌的純電動車之諾和啟辰也首次入圍。

自主守城

政策一方面對合資品牌逐步松口，另一方面對自主品牌的扶持力度也在逐年減弱。數據顯示，隨著補貼的減少和門檻的提高，今年一季度比亞迪、北汽、江淮等新能源車銷量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滑。

清華大學汽車產業與技術戰略研究院院長趙福全表示，雖然當前中國的新能源汽車市場以自主品牌為主，但仍然需要警惕合資品牌的入侵。“之前外國品牌一直都在觀望中國的新能源市場，而現在隨著國家大方向上的確認，合資車企產品的介入將給自主品牌帶來一定的沖擊。”

在業內專家看來，一向嗅覺敏銳的合資車企之所以在中國的綠色出行市場上慢一拍，其實是為了在技術上謀求更大的突破，以及對消費環境做進一步體察。現在，國內消費者對新能源車的了解逐漸深入，充電設施越來越便利，一些合資車企掌握的技術能把新能源車生產成本降到與燃油汽車相當。在此背景下，合資品牌在近兩年步入了更密集的新能源車投放期。

不過，對于這一天的到來，自主品牌并未選擇坐以待斃。為實現成本和技術的突破，去年以來，包括北汽、上汽、比亞迪、長安等車企都宣布了未來的新能源投資計劃。據估計，未來幾年自主品牌車企在新能源領域投資將高達千億元級別，而投入的方向包括整車、基礎設施以及零部件的整合。上汽集團副總裁王曉秋此前表示，上汽將進入密集的新能源投放期，其自主研發的第二代EDU也會被應用到旗下所有車型之上，“正因為有了這個技術，規模上去之后，上汽的成本優勢就出來了，核心競爭力也會更明顯。”

第3篇：雙減政策帶來的變化范文

關鍵詞 碳排放；因素分解；廣義費雪指數；動態演進

中圖分類號 N9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11-0001-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11.001

由于中國經濟總量增長迅速，能源消耗不斷增加，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未有改變，化石燃料能源的消費造成約有90%左右的碳排放，導致碳排放總量不斷增長。到2020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其作為約束性指標被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研究中國的CO2排放演化變化對優化能源結構、提高能源效率，以避免走發達國家“污染在先治理在后”的發展道路，具有指導意義。

1 文獻綜述

國內外關于碳排放的影響因素研究已有不少成果。Wang等［1］采用對數均值迪氏分解法(LMDI)對我國1957-2000年的CO2排放進行了因素分解，結果表明代表技術因素的能源強度是減少碳排放的最重要的因素，而能源結構也起到一定的作用，經濟增長帶來碳排放的增加。Fan等［2］ 采用適應性加權迪氏分解法(AdapIive Weighting Divisia，以下簡稱AWD)分解了1980-2003年碳排放強度(carbon intensity)的影響因素，發現盡管中國的CO2排放總量在上升，但是碳排放強度在下降。徐國泉等［3］采用對數平均權重Divisia指數分解法分析了1995-2004年中國人均碳排放的影響因素，結果顯示經濟發展對拉動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呈指數增長，而能源效率和能源結構對抑制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都呈倒“U”。馮相昭等［4］利用修改后的Kaya恒等式對1971-2005年中國的CO2排放進行了分解，結果表明

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是CO2排放增加的主要驅動因素。胡初枝等［5］通過對我國六部門能源消費數據使用簡單的碳排放公式計算得到的1990-2005年CO2排放量進行了簡均的因素分解，指出規模和能源強度是正負兩類最主要的因素，并且指出不同產業碳排放差異較大，產業結構的變化對碳排放減少有一定影響。國外也有很多有關碳排放的研究成果，Chris P. Tsokos, Yong Xu［6］通過建立一個CO2排放的微分方程系統，得到一個隨時間變量變化的累積函數，利用該系統預測了10、20和50年CO2排放構成因素的變化率。Knapp等［7］從Granger因果檢驗的角度，研究了全球CO2排放量和全球人口之間的因果關系，認為兩者之間不存在長期協整關系，但是全球人口是全球CO2排放量增長的原因。D. Diakoulaki等［8］采用簡化的Laspeyres模型，將希臘在1990-2002年之間均等的分為兩個碳排放時期，研究結果為希臘的碳排放增加的原因給出了解釋，并為完成碳減排的目標提出了建議。D. Diakoulaki, M. Mandarak［9］用簡化的Laspeyres模型，利用5個因素分解分析了歐洲14個國家的工業部門CO2的變化，發現大多數歐盟國家雖然已經做出相當大的努力，但沒有充分發揮減排貢獻。

由以上可見，當前對碳排放變動因素分解分析用的較多的是拉氏指數和D氏指數分解法，但它們各自都有其自身缺陷，費雪指數法則折衷這兩種指數方法，并能很好的克服它們的缺點，更好的消除了因素分解的殘差項，得到的結果更加精確。本文從碳排放現狀出發，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能源統計年鑒，采用廣義費雪指數法對中國碳排放變動進行因素分解，分解分析能源結構，能源效率和經濟發展等因素對中國碳排放變動的影響。最后一部分給出了主要結論并提出了相應的碳減排對策。本文用新方法分析研究中國碳排放變動演化情形，所得結果綜合了以往方法的結果，并獲得新的有意義結果。得到當前能源效率因素抑制作用逐漸增，強能源結構的抑制作用依然微弱的結論，這與以往的結果不同，首次擬合了各種影響因素的瞬時變化率特征，進一步反映出各影響因素的動態演進過程。

2 GFI模型評價

尋找二氧化碳減排途徑的前提，是準確分析和計量促使碳排放增加的原因何在。指數分解分析作為研究事物的變化特征及其作用機理的一種分析框架，近年來在社會經濟研究各方面中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應用。目前，最常用的包括Laspeyres指數分解和Divisia指數分解等［10-12］。但是，當指數分解存在殘差項時，說明碳排放變動的部分不能為以上模型所解釋。拉氏指數法及絕大部分D氏指數都存在著這個缺陷。相對于拉氏指數和D氏指數法各自都有其自身缺陷，費雪指數法則能折衷這兩種指數方法，并能克服拉氏指數和D氏指數法的缺點。Ang、Lju和Hyun-Sik Chung［13］比較了廣義費雪指數(the Generalized Fisher Index)與其他五種常用的IDA方法，即：拉氏指數、帕氏指數、AMDI，算術平均D氏指數、LMDI Ⅰ(對數平均D氏指數法Ⅰ)、LMDI Ⅱ(對數平均D氏指數法Ⅱ)，并利用Fisher提出的因子互換檢驗、時間互換檢驗和比例檢驗；Balk提出的總量檢驗；Ang和Choi提出的零值穩健檢驗；Chung和Rhee提出的負值穩健檢驗對各種方法進行了上述檢驗，給出了檢驗結果，為選擇合理的因素分解方法提供了有力的依據。廣義費雪指數只在其中的總量檢驗中未通過，其他檢驗均通過，而其他方法均有兩個或更多的檢驗未通過，因此廣義費雪指數表現出優良的因素分解特性，綜合來看其是進行因素分解的最佳方法。

碳排放因素分解法可以分為兩種不同的形式，即加法分解(Additive Decomposition)和乘積分解(Multiplicative Decomposition)，目前研究中多選用拉氏指數和D氏指數方法的加法分解，均存在一定缺陷，費雪指數法屬于乘積分解，模型更加復雜，而且對分解因素更加難以把握，本文克服了這些問題，首次將費雪指數法和碳排放公式很好的結合，很好的選擇了碳排放變動的影響因素，故而本文擬采用費雪指數法對中國碳排放變動進行因素分解，分解分析能源結構，能源效率和經濟發展等因素對中國碳排放變動的影響，進一步擬合了各種影響因素的瞬時變化率特征，反映出各影響因素的動態演進過程。

3 碳排放的因素分解及演進分析

3.1 模型基礎

Ang等［13］提出的廣義費雪指數(GFI)方法，具體實現過程如下：設V為總量指標，其由n個分量X1，X2，…，Xn表示。i表示總量指標的次級分類，用于進行結構變化的分析，則有：V=∑iVi=∑iX1iX2i…Xni。定義N={1,2,…,n}，N的勢為n。 S為N的一個子集，勢為s′。定義函數V(S)=∑(∏l∈SXTl∏m∈N＼SX0m)，V()=∑(∏m∈NX0m)其中為空子集，上標表示時期0和時期T。根據“幾何平均”原理，將VT/V0分解為n個部分。每一要素X

3.2 數據處理及結果

采用的基礎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能源統計年鑒，部分數據通過簡單計算和整理得到，值得說明的是GDP采用了以2000年為基期的不變價格計算，以剔除價格波動的影響。具體見表2。

在該模型中，X1代表能源結構因素，即i種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份額；X2代表能源效率因素，即單位GDP的能源消耗；X3代表經濟發展因素，即人均GDP。利用公式(4)(5)(6)，分別計算能源結構因素、能源效率因素和經濟發展因素對中國碳排放變動的影響。結果見表3、表4和圖1。

表3及表4是中國碳排放變動的GFI因素分解結果。我們發現，經濟發展因素對碳排放變動的貢獻最多為12.125(占42.9%)，能源結構和能源效率的影響次之，分別為7927(占28.7%)和7.827（占28.4%）。

從圖1可以看出，中國人均碳排放總體在不斷增加，2000-2002年期間，中國人均碳排放增長緩慢，但是，2002年以后一直急速增長，年增長率超過10%。顯然，造成中國人均碳排放急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經濟發展對拉動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呈指數增

增大。而抑制中國人均碳排放增長的因素是能源結構和能源效率，但效果并不明顯。效率因素對抑制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呈倒“U”型，并且近幾年其抑制作用有增強趨勢，這也是最近幾年中國人均碳排放增長的趨勢有所減緩的主要原因。2001-2003年能源結構和能源效率的抑制貢獻率與經濟發展的拉動貢獻率之間的差距最小，而此時中國人均碳排放量在2001-2003年增長最緩慢，但隨后，由于能源效率的抑制貢獻率的減小和經濟發展的拉動貢獻率的增大，抑制貢獻率與拉動貢獻率之間的差距又不斷擴大，導致了中國人均碳排放呈指數增長。

3.3 影響因素演進分析

從本文以上研究，已經得到能源結構、能源效率、經濟發展這三個影響因素對中國碳排放變動的貢獻率的大小，為了解決這些因素在未來具體如何演進，進一步反映出各影響因素的動態演講過程，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擬合方法，很好的反映碳排放影響因素瞬時變化規律和變化趨勢。過程如下：

首先擬合出能源結構因素的瞬時變化率，圖2表示能源結構因素DX1的變化率，縱坐標代表變化率（%），橫坐標代表時間（年）。

能源結構因素的瞬時率擬合方程為：

dDX1(t)dt=-0046 979 t4+37675 t3-1133 e+006 t2+1514 3e+009 t-7590 1e+011

若能源結構因素變化率D•x1(t)>0時，則表示能源結構隨時間的變化率為正，能源結構對碳排放的影響越來越

圖2 能源結構因素的變化率特征

Fig.2 Rate of change of the energy structure

大。由圖2可見，2002年至2004年中國的能源結構因素瞬時率都是為正，而能源結構因素對碳排放起抑制作用，說明在這一段時期內能源結構因素發揮了逐漸增強的抑制作用。

若能源結構因素變化率D•x1(t)

類似可以得到能源效率因素和經濟發展因素的瞬時變化率，形成圖3和圖4。

能源效率因素的瞬時率擬合方程為：

dDX2(t)dt=0502 22 t3-3 0213 t2+6058 4e+006 t-4049 6e+009

若能源效率因素變化率D•x2(t)>0時，則表示能源效

率隨時間的變化率為正，能源效率對碳排放的影響越來越

大。由圖3可見，2002-2005年中國的能源效率因素瞬時率都為正，而能源效率因素對碳排放起抑制作用，說明這一時期能源效率抑制碳排放的作用逐年增強。

若能源效率因素變化率D•x2(t)0時，則表示經濟發展隨時間的變化率為正，經濟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越來越大。

由圖4可見，2002年至2008年中國的能源效率因素瞬時率都是為正，而經濟發展因素對碳排放起促進作用，說明此段時期經濟發展不斷地促進碳排放增長，給碳減排帶來極大的壓力。

4 結果比較及特點

在關于碳排放因素分解方面的研究中，本文所得研究結果與以往研究結果有相近的地方，也有不同之處，以下給出了本文與其他人研究結果的比較及特點分析。

徐國泉、劉則淵、姜照華［3］采用對數平均權重Divisia指數分解法分析中國人均碳排放的影響因素，得到2000年以來，人均碳排放增長率超過10%，2000年以后，抑制貢獻率與拉動貢獻率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經濟發展對拉動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呈指數增長，這一結果與本文相似。但本文又進一步得到2001-2003年能源結構和能源效率的抑制貢獻率與經濟發展的拉動貢獻率之間的差距最小，而此時中國人均碳排放量在2001-2003年增長最緩慢，但隨后，由于能源效率的抑制貢獻率的減小和經濟發展的拉動貢獻率的增大，抑制貢獻率與拉動貢獻率之間的差距又不斷擴大，導致了中國人均碳排放呈指數增長，并且近幾年能源效率因素逐漸增強，這一系列的結論有別于前者的研究結果。

D. Diakoulaki等［8］采用簡化的Laspeyres模型，從人類活動、能源強度、混合燃料三個因素方面分解分析了希臘在1990-2002年之間的碳排放，得到人類活動因素引起CO2排放量增加32,242萬t（占到150%），能源強度因素占-35%，混合燃料因素占-15%，后兩個因素共減少CO2排放10 575萬t。本文得到經濟發展因素（即人類活動因素）對碳排放變動的貢獻最多12.125(占42.9%)，能源結構因素（結構效應因素）和能源效率因素（即能源強度因素）的影響次之，分別為7.927(占28.7%)和7.827（占28.4%）。說明經濟發展因素對中國和希臘都是正效應并占到主導位置，其它因素雖然起到負效應，但減排效果微弱。

Ming Zhang, Hailin Mu等［15］采用完全分解方法分析CO2強度，能源強度，結構變化和經濟活動對中國碳排放的影響。結果表明，經濟活動對CO2排放量變化起正效應作用（占196%）；1991-2006這段時期，能源強度下降對CO2排放減少影響較大（占到126%）；CO2強度和結構變化的影響相對較小。并得到中國CO2排放量在全球減排中作出重大貢獻。而本文認為2000-2008后這一段時期能源強度（能源效率）因素的抑制作用仍然不明顯，為7.827（占28.4%），但其抑制作用還在逐漸加強。

李艷梅、張雷、程曉凌［16］按照“共同產生、平均分擔”原則，構建了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選擇1985-2007年的數據，計量經濟總量增長、產業結構演進和碳排放強度變化所產生的碳減排效應，表明造成碳排放增加的因素是經濟總量增長和產業結構變化，而產生碳減排效應的因素惟有碳排放強度降低。該模型沒有很好的處理結構分解過程中的殘余項，而本文得到的是碳排放強度（即能源效率）因素對抑制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呈倒“U”型，并且近幾年其抑制作用有增強趨勢，這也是最近幾年中國人均碳排放增長的趨勢有所減緩的主要原因。

以上幾位學者的研究都沒有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并不一定引發碳排放的增加，經濟增長也會自發導致碳排放量的減少，我國碳排放政策的缺失，節能減排政策實施滯后是導致我國碳排放持續上升的又一重要因素。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發現，經濟發展是我國人均碳排放增長的主導因素。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產出的增長是滿足國民生存與發展基本需求的必要條件，維持經濟系統運行帶來的能源消費是無法避免的，其導致的環境壓力上升也是在所難免。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中國人均碳排放量在2002年后急劇增長，說明僅依賴能源效率的提高已難以抑制經濟發展引起的中國人均碳排放。因此，本文強調在未來的中長期發展規劃，我國碳減排的政策制定不能從控制經濟發展規模的方面采取主要措施，應該大力優化能源生產消費的結構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完善環境經濟政策和節能減排政策。

5 碳減排對策建議

為了達到2020年碳排放減排的目標及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做出貢獻，綜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以下幾點碳減排對策：

（1）環境調控政策和相關立法的完善。前文研究得到經濟增長并不會自發導致碳排放量的減少，經濟增長也并不一定引發碳排放的增加，控制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碳排放，應建立實施技術標準、碳交易、碳排放的企業準入門檻、節能減排等政策措施降低碳排放量，完善相關的碳排放法律法規。

（2）改善能源生產和消費結構。由于受能源賦存條件以及經濟條件限制，我國很難盡快改變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格局。但是積極增加油氣進口，開發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逐步減少煤炭在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增加石油、天然氣、水電、核電所占比重，中國的碳排放將得到很大的緩解。此外，在加強能源結構調整的同時，加速發展煤炭清潔利用技術，實現煤炭的清潔、高效利用，減少碳排放。大力發展環保產業。

（3）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國內外很多專家學者的研究中都提到，碳減排的主要措施之一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本文研究中也得到，能源效率對抑制碳排放的作用有加強趨勢，可見今后繼續依靠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的空間還很大。可通過更新設備、采用先進技術和工藝、加強能源管理等措施，提高一些高耗能行業的能源利用效率，充分挖掘高耗能工業部門的節能減排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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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Carbon Emissions Change in China

TIAN Li xin ZHANG Bei bei

(Energy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ategy Research Center,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 212013,China)

第4篇：雙減政策帶來的變化范文

【關鍵詞】歐債危機，中歐，貿易摩擦

隨著歐洲債務危機逐漸升級，債務危機的負面影響給整個歐盟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沖擊。而危機國不可能袖手旁觀，讓本國的貿易逆差越來越大，則扛起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旗，通過改變貿易政策，以達到增加本國出口、刺激經濟增長的目的。

一、歐債危機下的歐盟對華貿易政策

1.對華發起的雙反案件調查處于上升的趨勢。歐盟對華發起的反傾銷、反補貼申訴依然很強勁。中國似乎是歐盟實施貿易救濟措施的首要目標。以2013年1-7月歐盟發起的反傾銷和反補貼案件為例，所有的調查對象均是中國。并且歐盟委員會在2013 年4月公布了貿易救濟體系的修訂方案，其中，當歐盟產業存在威脅時，歐委會即使沒有接到企業申訴，也可以自行依據職權展開調查。而生產同類產品的歐盟制造商，則必須配合歐委會調查。這在無形之中降低了歐盟國家發動貿易救濟調查的難度。其造成的后果就是需要調查案件增多。

2.歐盟增加了對其他自由貿易區的貿易優惠政策。歐盟在2012年公布的5年貿易戰略――《貿易、增長和世界事務》提出，歐盟將推動與貿易伙伴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作為拓展歐盟貿易增長新空間的重要途徑，并希望至2015年與自貿伙伴的貿易額覆蓋其50%的對外貿易。歐盟為挖掘新的經濟增長點，轉而尋求通過簽署自貿協定加大開拓貿易伙伴市場的力度。

二、歐盟對華貿易政策的轉變對中歐貿易關系的影響

1.加快了歐盟自貿區的貿易轉移。歐盟的FTA 戰略開展的如火如荼，為其對外貿易發展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然而對我國的出口貿易造成的影響卻是毀滅性的。以歐盟韓國自貿區為例，按照歐韓自貿協定，歐韓雙方在服務貿易和雙邊投資方面互相提供了很多優惠待遇，并加強了在知識產權、政府采購和技術貿易壁壘等領域的合作。

結果表明，因為中韓以及中歐的貿易相似度較高，歐韓自貿區的實施將惡化中國的貿易條件，產生了明顯的貿易轉移效應，譬如，中國的食品、服裝、化工制品等行業的出口將明顯下降。隨著歐盟 FTA 戰略的進一步深入，歐盟可能在未來幾年里與更多的國家達成自由貿易協定，最終這會削弱我國商品在歐盟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嚴重影響我國對歐盟的出口。

2. 歐盟針對中國的貿易制裁愈發加劇。歐盟近年來絲毫沒有停止過發起對華反傾銷或反補貼調查，中國屢次成為歐盟最為“關照”的對象。以對華發起的“雙反”調查數量為例：1979～1988年間為23起，1989～1998年間為46起，1999～2010年間為92起，幾乎每10年翻一番，當時應該是是建立在中國對歐順差快速增長的基礎上。自從歐債危機爆發后，盡管我國對歐盟的順差比例總體上有所下降，但歐盟對我國出口歐洲產品的申請調查數量并沒有明顯的下降：在2009～2012四年間，分別達到了7、10、8和7起，在所有被調查國家中依然是鶴立雞群。雖然在危機期間歐盟對華反傾銷或反補貼調查的強度，即調查數量占對外調查總數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降幅與歐盟對華逆差占對華總貿易額的比重相比，還不夠明顯。更值得關注的是，2013年1～7月，歐盟就對原產于我國的產品作出4次反傾銷終裁，1次反補貼終裁、3次反規避終裁和2次反傾銷日落復審終裁，終裁結果均為對涉案產品征收懲罰性關稅。

三、完善中歐貿易關系的對策和建議

1.積極開展自貿區談判。以目前的發展趨勢來看，歐盟在幾年內完成與印度、日本、東盟甚至美國的自貿協定談判極有可能。而且美國也在積極推進區域性貿易協定的談判，世界范圍內區域性貿易安排的力量將會超過多邊貿易安排。而中國目前僅與20 個國家和地區簽訂了12項自由貿易協定，自貿伙伴國多為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如果中國不積極參與自貿區建設，若干年后中國可能會游離于主要的自由貿易區。可見，面對歐盟的 FTA 戰略，中國不能只作為旁觀者，而必須擴大自貿區談判的領域和范圍，否則將會喪失加入大市場的機會。

2.出口企業要提高產品質量，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并積極拓展出口市場。我國的外向型企業在歐債危機的嚴峻形勢下，需做好兩手準備，既要重視產品質量，又要積極拓展更多的出口市場。毋庸置疑，歐盟是全球實施技術貿易壁壘最多的地區，因此他們在很多行業上的技術標準都遠超其他國家。我國企業應踏實做好基本功，在保證產品質量的同時，加大研發工作，這不僅有利于產品達到歐盟的技術標準，還對出口其他國家時，通過技術型貿易壁壘大有好處。此外，外貿企業還應該努力拓展其他出口市場，通過參加各種貿易博覽會、行業協會等獲得國外市場的信息，力爭實現出口市場多元化，分散歐盟貿易政策變化帶來的風險。

3.進一步提高談判能力，善于駕馭國際規則。盡管入世多年，中國的部分企業對世貿組織規則和國際慣例還不能做到駕輕就熟。并且由于這方面知識的缺乏，導致一些企業主動放棄了打官司。但如若我們善于駕馭國際慣例和規則，在處理與歐盟發生的貿易摩擦問題中能夠據理力爭，提高談判能力，并且能夠駕馭世貿組織的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反傾銷與反補貼、知識產權保護等規則，尤其是建立預警機制，作好預案工作，則結果會大不相同。

第5篇：雙減政策帶來的變化范文

[關鍵詞]過渡期 碳交易 發展路徑

一、過度期的界定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的生產和生活對自然環境的破壞越來越突出。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人們在生產和生活過程中過度使用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產生大量溫室氣體(GHG)。GHG大量排放導致的全球氣候變暖,是人類共同面臨的環境問題,單靠一個國家和地區是不可能解決的。國際間已經開始在這個方向上尋求解決途徑,從1992年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到每年舉行的公約締約方大會,國際氣候談判已經推動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在政治、經濟、環境等多個層面向縱深發展。

1997年通過的《京都議定書》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附件一所列締約方規定了有法律約束力的量化溫室氣體減排指標,即在2008到2012年的第一個減排期內,發達國家六種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平均減少5.2%,其中歐盟國家減少8%,日本減少6%,俄羅斯維持在1990年排放水平。

2008-2012年是《京都議定書》規定的第一個減排期,無論2012年中國是否強制減排,這個時期對于中國都是碳交易市場制度構建與完善的難得的緩沖期。南京林業大學的付玉在《我國碳交易市場的建立》(2007年6月)中將2008-2012年這個階段作為中國碳交易市場成熟之前的過渡期來研究,初步討論了過渡期的一些政策安排與企業策略。本文采用這一說法,將2008-2012年作為一個過渡期,初步地研究過渡期內中國碳交易市場建立路徑。

二、中國碳交易市場現狀

為了幫助發達國家完成減排任務,降低減排成本,《京都議定書》規定了三種機制: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聯合履行機制(Joint Implementation, JI)和排放權貿易機制(Emission Trade, ET),其中CDM與發展中國家聯系最為緊密。 中國目前的碳交易主要局限于CDM碳交易領域。

從2005年中國開始CDM項目以來,數據顯示,截止到2008年2月,我國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獲得聯合國“核證減排量(CERs)”達3600多萬噸二氧化碳當量,居世界第一位,產生了很好的經濟效益。但是在基于清潔發展機制的碳市場發展過程中,通過對數據的深入分析與研究,發現目前市場存在的很多問題。

第一,CDM項目結構嚴重不合理,沒有達到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推動可持續發展的目標。CDM Bazaar數據顯示,目前中國的CERs絕大部分來自非二氧化碳、非甲烷氣體減排項目占項目總數的57%,大大高于印度的34%;而來自提高能源效率、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及回收利用甲烷和煤層氣項目的CERs相當少。實施非二氧化碳、非甲烷氣體減排項目只能帶來減排量上的收益,很難引入先進的技術,對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環境可持續發展的作用不明顯。CDM碳市場的急功近利行為阻礙了一些資金密集型、減排量較少的能效項目、可再生能源項目的發展。

第二,從涉及的部門來看,目前的項目主要集中在大型企業。針對家庭終端用能、交通用能和建筑用能等對象的CDM項目,盡管其總體減排潛力巨大,但因為其活動高度分散,單項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減排量有限,在正規的CDM制度框架下項目交易費用較高,導致此類項目難以開發。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對稱以及交易成本問題,目前平均一個CDM項目的前期費用都在10萬美元以上,CDM項目主要集中在城市或者較發達地區,而真正惠及貧窮地區的項目較少,對就業的促進也不是很大。

第三,從交易方式來看,按現行規定,發展中國家不能直接將配額出售到西方市場,這些企業賣出的減排額主要由一些國際碳基金和公司,或通過世界銀行等機構參與后才能進入國際市場,這些投資于“減排權”轉讓的公司或基金可以從中賺取利潤差價。我們沒有定價權。碳交易價格一直是由發達國家的中間商和購買減排份額的企業所主導。國際市場上碳排放交易價格一般在每噸17歐元左右,而國內的交易價格在8至10歐元左右。市場混亂,主體分散,議價能力弱,中國碳交易市場與國際市場相比差距不小。而建中國的碳交易市場平臺,整合各種資源與信息,形成合理價格,則被認為是一個更有利參與國際市場的途徑。因為,建立碳交易市場,不僅有利于減少買賣雙方尋找項目的搜尋成本和交易成本,還將增強中國在國際碳交易定價方面的話語權。

以上這些問題,實際上最根本之處就在于目前沒有一套合適的碳交易制度安排,碳排放權交易渠道比較單一,沒有通過市場去配置碳排放權。通過建立碳排放權的交易市場, 將有利于碳排放權交易的規模化發展, 同時也將促進碳排放配額的出讓方以更加低的處理成本和更成熟的污染處理技術來滿足市場的需求, 有利于環境容量資源使用的最大化。根據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 ETS)的經驗, 在發展以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為代表的基于項目的碳排放權交易的同時,應積極準備成立基于配額交易的主體市場的建設, 利用市場化的手段配置環境容量資源的使用。

三、過渡期中國碳交易市場的發展路徑選擇--自愿減排交易市場

根據國際能源署(IEA)數據,到2020年左右,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到達頂峰。在2020年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之前,做出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承諾是非常困難的。哥本哈根會議上,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和77國集團認為減排應該是發達國家的歷史責任與現實義務,堅決反對發展中國家過早地強制減排。這就決定了要解決中國碳交易市場目前存在的問題,中國必須走自愿減排之路,力爭在2012年之前建立起自己的自愿減排碳交易市場體系,促使政府和企業積極參與碳排放市場中,逐步增強國際市場中中國的聲音,為以后中國減排期到來做好細致周到的準備。我國企業沒有強制減排的義務,所以類似歐盟的ETS體系很難建立,但是這卻有利于我國自愿減排市場的形成。

筆者認為要采取如下措施促進碳交易市場的形成與發展:

第一,建立全國統一的環境能源交易所。

全國范圍內交易市場的形成對于目前還處在啟蒙階段的碳交易最直接的意義是,提高中國作為賣方信息披露的能力,使得中國的賣方企業更多的了解國際市場的規則和國際買方。同時,也告訴國際買方中國的項目的位置和價值。從而降低交易雙發信息不對稱以及所帶來的成本。盡早建立國內統一的碳交易市場,為全面參與到全球市場做好準備,避免重蹈我國由于沒有石油期貨市場從而喪失國際石油定價權的覆轍。

第二,建立與完善與碳交易相適應的制度安排,保障交易的順利實施。

在《京都議定書》框架內,我國并沒有明確的減排義務。這意味著,國內企業在理論上并不需要通過購買排放權指標來補償自身的碳排放。在我國減排目標確定后,如何將數量極其龐大的所有企業囊括在一個統一的減排指標內,其操作難度不言而喻。此外,即便有部分企業愿意以自愿的方式形成某種意義上的“減排聯盟”,確定自愿的減排指標,并在此約束上進行排放額度的交易,但這其中誰來監督企業的實際減排效果,以及企業減排量的起始標準,還需要明確的制度安排。政府應盡快推動碳交易機制的設計,完善交易場所、交易平臺和交易產品等,理順政府、企業、金融機構的關系,并且針對未來碳交易形勢的發展,完善相關法律、制度、機制的安排。

參考文獻:

[1]《京都議定書》全文. 省略

[2]十七大報告.省略

[3]碳交易催建市場平臺.上海國資,2008年07月16日省略

[4]魏一鳴. 中國能源報告(2008):碳排放研究 :P165-167

[5]蘇偉.規劃方案下的清潔發展機制. 2008年5月: P2-3

[6] 碳交易催建市場平臺.上海國資. 2008年07月16日省略

第6篇：雙減政策帶來的變化范文

美聯儲

6月18日，連續兩天的議息會議后，美聯儲決定再削減100億美元的每月資產購買規模。美聯儲之所以暫時維持零利率政策不變，相信與量化寬松的邊際效應遞減、潛在副作用遞增有關。在史無前例的三輪量化寬松政策（簡稱QE）執行期間，對美國經濟首先是能夠維持復蘇態勢，并沒有陷入二次衰退之中。其次，經濟增長步伐時快時慢，沒能恢復到持續的約3.0%的趨勢性增長水平，這就是說QE有助美國經濟擺脫危機、走出衰退，卻難以顯著提升其復蘇步伐。再次，美國的勞工市場能持續改善，失業率從高峰時的10%降至目前復蘇以來的新低6.3%，而且非農業職位增長數目完全收復危機期間的失地。最大限度就業作為貨幣政策兩大目標之一，現狀確有改善，QE這一極端手段的必要性就相應降低。

每一次議息，美聯儲都公布其關于美國宏觀經濟指標和官方利率水平的預測。根據以往經驗，有關預測會在每一次議息會議上不斷進行修訂，而且修訂的幅度有時還不小，與最后的實際情況不時有較大出入。但這些預測的可參考性在于如果美國宏觀經濟的運行能夠實現這些預測，那么公開市場委員會成員就會趨向采取相應的貨幣政策決策。宏觀預測的偏差會影響加息的決定。至于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要收縮，被動的方式是債券到期后不再投資，主動的方式則是美聯儲主動出售債券，但這兩步迄今不在美聯儲的考慮范圍之內。

歐洲央行

相比之下，歐洲央行在今年6月5日議息時罕有地做出多項貨幣政策決策，針對超額儲備實行負利率是歐元區首次，在全球金融歷史上也極為罕見，而最后兩項措施更顯示歐洲央行有意步日本央行和美聯儲后塵走印鈔買債的量化寬松之路。

歐洲央行選擇在這時做出這樣的決定，尤其是準備購買資產支持證券（簡稱ABS）資產的決定顯得十分突出，因為一向給人予保守印象的歐洲央行，其貨幣政策目標是單一的物價穩定，以歐元區通脹指標調和消費者物價指數（簡稱HICP）達2%為其目標。在金融海嘯期間，歐元區HCIP曾經連續5個月出現下跌，最大跌幅為2009年7月的0.6%，而且歐元區經濟陷入衰退當中，但當時歐洲央行在通縮還未出現時把主要再融資利率減至1%后，將其維持不變達兩年之久，而且也沒有購買資產進行量寬的打算和行動。

但與此同時，從歐洲央行資產負債表收縮的情況來看，歐元區貨幣政策處于被動式的收緊當中，那么歐洲央行采取新的措施來加以抗衡也無可厚非。另外，由于歐債危機逐漸遠離，歐豬國家國債收益率降至接近其歷史新低水平，購買資產棄國債而選擇ABS似乎就更有針對性，尤其是對歐元區銀行信貸仍未能止跌回升的問題而言。但QE大門一開，歐洲央行以往保守的取態將無以為繼。

日本央行

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今年并沒有增加新的內容，但其運作的環境卻發生了很大變化，令日本央行在下半年檢討并調整其貨幣政策的空間和機會很大。日本央行目前的貨幣政策是2013年初的產物，通過每月購買約750億美元等值的日本國債等資產，在兩年時間實現CPI達到2%、貨幣基礎翻一番的目標。由于購買資產是按部就班的，因此其日本政府債券（JGB）持有量、貨幣基礎等達標不成問題，倒是其經濟發展和通脹出現了新的發展。

今年第一季度，日本經濟按季取得6.7%的年增長率，而在4月份，日本CPI和核心CPI分別取得3.4%和2.3%的按年增長，日本央行的量寬似乎提前達標。然而，這主要是日本在今年4月1日加銷售稅所帶來的影響，稅率從5%加至8%，而且還進一步計劃在2015年10月將銷售稅率調升至10%，以緩解政府財赤。銷售稅率17年來首次調升引發的提前消費令日本首季GDP取得不俗增長，而CPI在3月份時還只是1.6%，但4月份就飆升至3.4%，日本央行自身的評估是加銷售稅會推高CPI約1.7%至2%。如此推算，日本央行的通脹目標應該還未達標，因此下半年其量寬計劃應該不變。

展望未來，由于加銷售稅的影響，日本GDP在首季異常增長后或會在第二季度收縮，之后表現可能不如之前，加銷售稅會令日本CPI整體虛高達一年之久，但撇除其影響后日本央行的通脹目標在年底前還是可以達標的。從整體來看，由于日本央行是日本經濟唯一的刺激來源，其貨幣政策仍然有進一步加碼的空間。

中國人民銀行

美、歐、日三國央行都是先把官方利率降低至減無可減的水平，當價格型工具被用盡以后，轉而采用數量型的量化寬松措施，除釋出流動性以外，還間接壓低長期市場利率。與之不同，中國人民銀行并沒有首先使用利率的價格型工具。人民銀行主要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來調節市場的流動性，另外在今年4月和6月兩次動用數量型的定向降準。定向降準依然符合人民銀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和適時適度預調微調的政策基調。

存款準備金率是人民銀行重要的數量型政策工具，以往的運用往往較利率的價格型工具更為頻繁，但其運用與中國的國際收支、資金流向及其對流動性供求的影響相關。

此外，盡管利率絕對水平偏高，但今年以來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總體平穩，非金融企業及其他部門貸款加權平均利率、貨幣市場利率、債券收益率、信托產品收益率、民間融資利率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據此，盡管通脹壓力不大，但基準存、貸款利率的調降在目前情況下其機會也偏低。

對匯率的影響

四大央行當中唯一開始減少貨幣寬松程度的是美聯儲，其他三大央行均維持或增加寬松程度，那么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未來美元兌歐元、日元和人民幣應該是呈升值趨勢的。不過，實際情況是過去半年，美元兌歐元在美聯儲持續削減QE規模期間只在較小的區間內徘徊，美元兌歐元難以顯著升值。兩者的官方利率相差無幾，盡管美國的經濟增長率比歐元區為好，但后者正在改善，另外歐元區通脹偏低，其經常賬戶盈余較美國赤字為優勝，利好、利淡因素互為抵消。目前歐債危機逐漸遠去，外流資金重返歐元區，也給歐元匯率較大支持。那么未來歐洲央行購買ABS進行量寬，才是歐元兌美元轉弱的一個可能觸發點。當然，這要視其QE的進取程度。如果只是以較美聯儲小得多的規模購買ABS，完全不碰國債，就未必能緩解市場對歐元的需求。

相比之下，日本央行在美聯儲削減并最終結束QE的情況下至少到今年底，期間還將維持每月購買約750億美元等值資產的量寬，那么日元兌美元匯率經過2012年至2013年這一輪快速貶值后橫行至今的格局或會被打破，日元還有一定的貶值空間。

第7篇：雙減政策帶來的變化范文

國際貿易生產的最主要原因是國際貿易利用伙計分工給貿易雙方帶來貿易利益，使貿易雙方的國民福利水平提高。但是在某些發展中國家，該國的經濟增長帶來的出口擴張使貿易條件迅速惡化，其結果使所得對外貿易不增反減，降低了該國國民的凈福利的絕對水平。此現象最早被美國經濟學家J.Bhagwati所發現，稱之為“貧困化增長”。

下面運用生產可能性曲線上價格貿易條件的變化予以說明：

模型引自趙偉主編《國際貿易―理論、政策與現實問題》

如圖1，橫軸代表A產品的產量，縱軸代表B產品的產量，其中X國家在A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因此是A產品的出口國，而且在世界市場占據極大的份額。直線P代表A國未擴大出口之前的貿易條件（Pa/Pb），其與生產可能性曲線的切點為C，在直線P上的一點D作為A國的消費均衡點。與D點相切的曲線I為社會無差異曲線。出口擴大之后，貿易條件迅速惡化，變為P'，A國消費點因此移至C'點，此時的社會無差異曲線II，明顯低于社會無差異曲線I，意味著國民福利水平下降。

一、貧困化增長的發生是需要前提條件的

經過國內外專家的實證分析，主要有四點，這里我就簡略介紹：

1、該國生產能力的增長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門。出口部門的生產能力的增長，使出口擴大，由于此國在世界市場上占據很大份額，將導致世界市場上此類商品供大于求，均衡價格下降。

2、國際市場對某國生產的此類產品需求彈性很小。由微觀經濟的需求價格理論彈性，我們可知，世界市場均衡價格的下降率大于均衡數量的增長率，即價格貿易條件惡化所造成的損失大于擴大出口帶來的利益，致使該國的總收益下降，國家變貧困。

3、該國此類出口產品在世界市場上占據很大一部分份額。此類產品的世界市場供給量很大一部分來源于該國，所以該國的出口量的大幅擴增足以影響一個市場的供求關系。

4、該國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對外經濟貿易，特別是出口貿易，貿易條件的惡化更能引起一國國內福利水平的惡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往往制定以出口導向為主的貿易政策來帶動本國的經濟發展，GDP增長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由出口增長所引起的。

分析我國貿易條件（1994年―2003年）

判斷一國是否出現貧困化增長的最主要的指標就是貿易條件（也成交換比價、貿易比價），在數值上等于出口產品相對于進口產品的價值，是一個相對概念。在實際應用中具有四種類型：價格貿易條件（NBTT）、收入貿易條件（ITT）、單要素貿易條件(SFTT)以及雙要素貿易條件(DFTT)。

這里僅介紹價格貿易條件。價格貿易條件在數值上等于出口價格指數與進口價格指數的比例。若兩者的比例增長，說明本國可以一般為出口產品對進口產品更加具有價值，貿易條件變好；若兩者比例降低，則貿易條件惡化，可能會導致貧困化增長。

二、我國是否符合貧困化增長的條件

1、“增加出口”被譽為帶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三套馬車”之一。對于處于發展中國家行列的中國來說，應該以出口導向政策為指導，增加出口以帶動經濟。其實這種政策很像晚期重商主義，政府大力鼓勵出口甚于進口。通過對我國在近些年的GDP增長率和進出口增長對對比,可以發現，絕大多數年份，我國出口增長率高于GDP增長率和進口增長率。由此我們不難推斷我國的經濟增長多半發生在出口競爭產業。

2、由于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因此很多企業出口的產品基本都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服裝、玩具等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由于這種產品的的勞動密集的特殊性，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可以生產此類產品出口，在世界市場上形成競爭。這將導致市場上此類商品的價格地下，而且由于競爭激烈，這也將使我國的出口產品的需求彈性小。這符合國際市場對某國生產的此類產品需求彈性很小的條件。

3、關于我國經濟發展是否依賴于出口部門我們可以看出來。我國對外貿易的增長速度就高于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直接表現為外貿依存度不斷攀升，經濟越來越依賴于外貿的增長。

三、應對我國貧困化增長的策略

1、改變出口導向型政策，扶持進口產品替代企業。改變經濟增長模式，大力發展進口替代型企業。通過降低銀行貸款門檻、政府財政補貼、稅收減免等一系列措施來扶持進口替代型企業，促進其發展。特別是高新技術的替代企業，政府應該推廣其技術，利用知識外溢和學習效應，是其他企業學習技術，從而促進整個產業的外部規模經濟的實現。對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則應該給予技術上的支持，促進其生產模式的轉型。

2、提高產品的含金量、質量和多樣化性，盡最大可能滿足國際消費者需求。

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使其獲得盡可能多的滿足感，這樣有利于消費者對我國出口產品產生依賴，即所謂的“品牌效應”。這樣可以使我們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從而相對提高了消費者對我國產品的需求，有利于此產品富有需求價格彈性。

3、改變出口增長方式，以技術密集型和勞動資本密集型產品代替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通過對近年來世界貿易總額的分析，可以發現發達國家所出口的資本密集型產品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占據相當大部分，而且這兩類產品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和壟斷力。我國要想在國際市場上長久占據份額，必須也得進行產業結構的轉變。

參考資料：

[1]趙偉主編《國際貿易―理論、政策與現實問題》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

[2]Paul R.Krugman著《國際經濟學―理論與政策（第八版）》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第8篇：雙減政策帶來的變化范文

關健詞：人民幣；匯率；中國經濟

截止2011年1月13日，1美元可兌換人民幣6.5997人民幣，相比于2007年1：7.78左右，人民幣升值速度較快。其中，2008年初開始的金融危機對匯率影響不可忽視，這是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外部原因;而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則是人民幣升值的內部原因。人民幣的升值對中國經濟有何影響，以及我們應對不利影響時應采取何種政策，都是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問題。

一、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

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主要來自于美國與日本在國際輿論上的施壓。

1.美國方面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美國經濟遭受了嚴重打擊，人民幣升值從短期來看對美國經濟有利，美國基于以下原因要求人民幣升值。

遏制對中國商品和勞務進口，擴大出口。我國出口多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科技含量較低，人民幣升值將直接導致我國出口商品價格升高，這將使我國商品的價格優勢縮減，商品在海外市場占有率下降；同時，人民幣升值將使美國商品在我國市場價格下降，有利于其擴大出口，緩解國內高失業率，并對其扭轉貿易逆差有所幫助。

使中國外匯儲備縮水。中國所持有的美元外匯儲備量全球第一，到2010年9月份共持26483.03億美元①。美國通過大量發行美元，造成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從而使我國美元外匯儲備縮水。例如：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百分之一，即美元貶值百分之一，我國外匯儲備就將縮水260億美元。一定的外匯儲備是一國進行經濟調節、實現內外平衡的重要手段。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將對我國國有資產造成巨大損失，對我國經濟穩不利。

使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大幅縮水。7月份我國增持美國國債30億美元。截至7月末，我國持有美國國債余額為8467億美元，仍為美國國債的最大海外持有國②。因此，美國若持續增加美元供給，將使美元大幅貶值，是中國所持有的美國國債大幅縮水，使中國資產外流。

2.日本方面

日本經濟長期發展遲緩，內部需求不足，是此次輿論產生的主要原因。自90年代起，日本國內一直通貨緊縮。政府為治理通貨緊縮，推出包括經濟搞活戰略、處理不良債權等一系列經濟改革對策，但短期內企業破產加劇，失業增加，通貨緊縮趨勢有增無減。在日本政府解決長期通貨緊縮效果有限情況下，日本經濟領導高層開始將目光轉向日元國際匯率平衡問題，希望通過誘導日元貶值，增加貨幣供應量，提高進口產品價格，抑制國內物價下降勢頭。從政策層面來看，這是日本政府改革措施乏力，難以找到經濟復蘇出路的一種表現。

二、人民幣升值的內部動力

國際收支雙順差。國際收支雙順差是指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在理論上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是互補的，所以不可能同時出現順差，但在我國卻出現了雙順差的現象：經常項目順差，指進出口貿易、出口大于進口。 資本項目順差，指入出境投資、外資流入大于本國資本輸出。

1.雙順差（貿易順差與資本順差）是人民幣升值的重要源頭。若一國收入大于支出,即國際收支出現順差,這意味著該國外匯市場上外匯供給大于需求,因此外幣將貶值,而本幣必將升值。2010年上半年，我國國際收支總順差2165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11％。其中經常項目順差1265億美元，同比下降6％，上年同期為下降30％；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900億美元，同比增長48％，上年同期為下降15％。③我國在經常性項目與資本金融項目的雙順差都意味著在外匯市場上人民幣的需求大于供給，從而促使人民幣升值。

2.購買力平價理論。購買力平價指一定時期內兩種貨幣的匯率是由兩種貨幣在本國國內所能購買的商品與勞務的數量來決定的。也就是說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的交換,實質上是本國貨幣和外國貨幣購買力的交換,長期均衡匯率是由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的購買力對比決定的④。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人類發展報告》顯示,2005年中國人均gdp按名人民幣升值名義匯率計算為1352美元,但若按購買力平價方法折算則為5791美元,即名義匯率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民幣匯率低估4.06倍。一般來說,購買力平價的計算僅涉及到可貿易商品,并且沒有考慮產品和服務質量的差異,因而容易高估發展中國家的幣值。但是,人民幣幣值即使沒有undp估算的那樣高,也不至于像現行的幣值那樣低。

3.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一般認為，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

生產率的較快提高和經常項目出超往往會引起本國貨幣升值；同時，在經濟快速發展期間出現外國資本的持續流入也會引起貨幣升值。中國gdp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gdp世界第二大國，經濟的發展為人民幣幣值的提高奠定了經濟基礎。

三、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經濟影響

人民幣匯率的變動主要影響我國進出口貿易、外匯儲備、外資引進、金融穩定，同時對老百姓生活也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1.進口。人民幣匯率的升值一方面將促進我們以相同的價格進口更多的原材料、外國商品，引進更先進的科學技術，有利于促進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將使國外商品價格下降，可能對國內某些落后產業造成一定沖擊，但長遠來看，有利于國內落后產業的技術革新。因此，總的來說，人民幣匯率上升對我國進口貿易有利。

2.出口。總的來說，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貿易將帶來比較大的損害。降低出口企業利潤率，降低對外資的吸引力，減少外商直接投資，加大社會就業壓力，并增加財政赤字，造成通貨緊縮等，但是具體到各個行業則需作進一步的分析。

人民幣升值直接導致我國出口商品價格的提高，這將大大降低我國出口商品的市場競爭力，因為價格便宜正是中國制造的生命力所在，并且，出口廠商無法從商品價格的提高中獲益，因為人民幣升值后，等額的美元無法兌換人民幣升值前所能兌換的人民幣數量。而且,人民幣升值會導致人工費用等生產成本增長,故對出口貿易依存度大的行業的短期沖擊將難以避免,尤其將嚴重影響那些以低價格取勝、科技含量較低的產品出口。

由于出口價格彈性（出口量的變化對商品價格變化的反應程度）的不同，人民幣升值對不同行業出口所帶來的不同影響也有所差異。我國的出口型行業主要有紡織、服裝、化工、電子機械制造業等,其中紡織服裝業是受影響最大的行業。中國紡織服裝業出口依存度達50%左右,且附加值低、主要以價格為競爭手段,出口價格彈性較低,降價空間很小。因此,人民幣升值后,將大大削弱我國紡織服裝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價格競爭力。根據有關研究,人民幣每升值1%,棉紡織、毛紡織、服裝行業的利潤率將下降3.19%、2.27%和6.18%⑤。如果人民幣升值3%,可能會抹平國內紡織服裝業的平均利潤水平。我國紡織品出口額占出口商品總額的20%左右,在對外貿易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3.外匯儲備與持有美國國債。人民幣升值將造成我國外匯儲備及所持美國國債大幅縮水。

4.引進外資。人民幣升值不利于我國引進境外直接投資。我國是世界上引進境外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目前外資企業在我國工業、農業、服務業等各個領域發揮著日益明顯的作用，對促進技術進步、增加勞動就業、擴大出口，從而對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產生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人民幣升值后，雖然對已在中國投資的外商不會產生實質性影響，但是對即將前來中國投資的外商會產生不利影響，因為這會使他們的投資成本上升。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能會將投資轉向其他發展中國家。

5.影響金融市場的穩定。人民幣如果升值，大量境外短期投機資金就會乘機而入，大肆炒作人民幣匯率。在中國金融市場發育還很不健全的情況下，這很容易引發金融貨幣危機。另外，人民幣升值會使以美元衡量的銀行現有不良資產的實際金額進一步上升，不利于整個銀行業的改革和負債結構調整。

6.對老百姓而言，通過人民幣升值可以購買到更多的商品及服務，出國旅游、留學的成本將大幅下降。

總的來說，人民幣升值對國家經濟可能造成巨大的沖擊，然而人民幣升值已成定勢，我們如何應對挑戰才是我們應重點研究的課題。

四、應對人民幣升值的措施

政府應通過各種手段努力將人民幣升值速度在控制一個可控制的范圍之內，減緩升值的速度。

政府應通過財政、技術等方面的扶持，促進產業升級，優化貿易結構，通過提高對外貿易產品的科技含量增強產品競爭力，抵御外國產品對國內市場的沖擊，并使國內產品提高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

建立一系列的金融監督體系和抵御措施，例如：降低人民幣存款利率或提高貸款利率。存款利率應下調到使人民幣的收益率低于其他國家貨幣如美元的收益率，從而有助于避免大量“熱錢”流入我國，降低人民幣來自資本項目盈余的升值壓力。

轉變我國發展戰略，由外向型經濟向內需型經濟轉變，開發國內市場，國家可通過各種財政手段，比如降稅、調整個稅征收點、減費、增支等提高民眾消費能力。

適度控制、合理利用我國的外匯儲備。合理利用我國充足的外匯儲備，提高企業出口競爭力，這是應對人民幣升值貿易沖擊的關鍵。由于人民幣升值壓力很大程度來源于大量外匯儲備,所以利用我國目前大量外匯儲備來進口石油、糧食、礦砂和技術設備等我國緊缺資源和急需技術，不單可以緩解大量外匯

儲備所累積的人民幣升值壓力，而且可以提高我國企業生產能力和整體素質，最終有利于對外國的產品出口。可以考慮的具體使用途徑有:可以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建立和完善我國重要戰略資源的期貨儲備機制,諸如石油、銅、鐵礦砂等我國稀缺資源,為保障國家安全作必須的準備；放寬外匯管制,提高優秀企業的用匯比例,鼓勵國內優秀企業向外直接投資,提高外匯使用效率；購買國內緊缺商品，平衡國內物價，利用人民幣升值減輕部分行業、部分產品物價上升過快的壓力，對我國可能出現的通貨膨脹也會起到一定的抵消作用。

隨著中國經濟不斷發展，來自外部社會的壓力將不斷增加，各種各樣的矛盾將層出不斷，而解決這些矛盾，甚至將矛盾轉換為機遇的關鍵在于自強。只有中國經濟結構的不斷完善，貿易結構的不斷升級，國內經濟環境的不斷穩定與優化，中國經濟才能更加穩定與快速的發展。

注釋：

①國家外匯管理局 中國外匯儲備——2010年.

②美國財政部.

③總第282期《財經》——中國上半年國際收支雙順差 作者：要雪梅.

第9篇：雙減政策帶來的變化范文

關鍵詞：宏觀調控 貨幣政策 政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82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770(2008)04-019-04

2007年12月5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2008年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進一步發揮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重要作用。這意味著，隨著中國經濟形勢發生深刻的變化，作為宏觀調控重要手段的貨幣政策也出現了大“轉向”：伴隨中國經濟長達10年的穩健貨幣政策適時淡出，“從緊”貨幣政策正式走上前臺。貨幣政策向“從緊”的轉變，發出了強烈的政策信號，必將對中國經濟走勢產生深遠的影響。

一、中國貨幣政策“轉向”的宏觀經濟背景

（一）深層次的內在矛盾使中國內、外部經濟同時失衡

中國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著深層次的內在矛盾，主要表現在經濟長期處于儲蓄大于投資的內部失衡狀態。而1978年以來，人口紅利、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以及市場化改革是使我國儲蓄率一直處于相當高的水平、而且呈逐漸上升之勢的。

20世紀60、80年代的高出生率使我國適齡勞動人口比重增加,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又推動了勞動適齡人口就業。總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提高，尤其是勞動生產率較高的非農就業比重的增加使得整體的邊際儲蓄傾向上升。另外一方面，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卻使得勞動力要素價格低廉，其要素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資本密集型產業主導了經濟的發展，主要以企業利潤和政府稅收形式存在的資本要素收入比重不斷上升，隨之而來的是企業和政府高收入下的高儲蓄。

中國經濟的高儲蓄奠定了高投資的基礎,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深入發展則推動了投資的增長。另外，資源價格改革滯后下的要素價格低廉，貨幣當局管制利率下的資金成本較低，土地政策、地方政府考核體制等存在的弊端，都極大地刺激了投資的增長。然而，高速增長的投資仍然不能完全吸納高企的儲蓄。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金融體制尚處在進一步的深化改革進程中，債券市場的滯后發展、股票市場制度建設方面存在的弊端又極大地限制了直接融資的發展。以銀行占主導的間接融資體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國內儲蓄通過市場機制轉化為有效的投資，國內經濟運行長期處在儲蓄大于投資的內部失衡狀態。

從外部因素看，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的國際生產力的重新布局使得發達國家把一些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轉向了新興市場國家，中國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外貿結構和以直接投資為主的利用外資的方式，使得自身處于制造業的終端，承擔了許多亞洲國家的轉移順差。另一方面，2003年以來全球經濟全面復蘇，國際需求旺盛，而“人口紅利”使我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具有比較優勢，還有“獎出限入”的外貿政策、進口替代的產業政策、出口導向的外資政策和“寬進嚴出”的外匯政策等，都使得我國凈出口額和貿易順差大規模增長，加上這個階段利用外資的增加，使得我國國際收支呈現“雙順差”，外匯儲備大幅增加。

（二）現階段的匯率機制使中國經濟的內在矛盾表象化

實體經濟因素帶來的國際收支順差，使得人民幣升值預期明顯，投機資本大量流入國內。特別是2002年以來，美元的大幅度貶值和聯邦基金利率的下調又加大了這種預期。由于套匯和套利雙重利益的驅動，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格局加劇，外匯儲備猛增(見圖1)，外匯占款也急劇攀升。

2005年7月人民幣匯制改革前，我國實行實際的盯住匯率制；2005年7月21日起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在這種匯率制度下，央行不得不持續購入大量的外匯，以平衡市場上的超額外匯供應，致使外匯占款和被動基礎貨幣投放攀升速度難以遏制，銀行體系流動性迅速增加。可以說，缺乏彈性的匯率機制以貨幣形式表象化了中國經濟的內在矛盾。

2003年起，央行開始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采取了大量的“沖銷”措施，以加大基礎貨幣回籠力度。2006年起,更是加大了調控力度，重磅貨幣政策頻頻出臺。然而，隨著外匯占款的持續大幅增加，央行的對沖措施顯得越來越力不從心，銀行體系內流動性過剩，一系列問題隨之產生：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趨勢明顯；資產價格迅速膨脹，泡沫化危險凸顯；CPI逐月走高，全面通貨膨脹壓力顯現……。在這種背景下，中央適時做出了實施從緊貨幣政策的決定，要求嚴格控制貨幣信貸總量和投放節奏。

二、“轉向”后中國貨幣政策面臨的兩難處境

（一）“轉向”后的中國貨幣政策面臨內外平衡的艱難與制約

伴隨著從緊貨幣政策的實施，貨幣當局在利率這一操作工具的運用上面臨著十分尷尬的局面。

從外部因素上看，如果進一步提高利率，將增大由于國際資本的涌入、外匯儲備的增加所導致的貨幣供應增長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國際收支“雙順差”持續存在、外匯儲備大幅增加和人民幣升值三者相互交織、循環影響，在現行外匯管理體制下，必然加大貨幣投放壓力，成為通脹壓力的主要來源之一。另外，美國次級抵押貸款風波的爆發，使各主要經濟體的貨幣當局紛紛減息。在這種背景下，理論上應降低國內存款利率，減少投機資金無風險套利的機會，緩解外匯儲備和貨幣供應增長壓力，進而減輕由本幣投放過多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

然而，國內面臨著巨大的通貨膨脹壓力，這又要求提高利率，穩定通脹預期，防止全面通貨膨脹的發生：（1）我國經濟走上了快車道，由經濟持續增長和奧運效應引起的社會總需求有增無減，帶來需求拉動型通脹壓力；（2）導致國際國內農產品及能源、原材料等價格上漲的因素短期內不會消失，對這些產品的進口帶來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3）受世界經濟持續增長、全球流動性過剩、美元貶值、歐佩克限產、國際投機資金炒作等多種因素影響，原油、貴金屬及農產品價格持續上漲，各國均出現不同程度的通貨膨脹1，而經濟的高度外向性加大了我國輸入型通貨膨脹發生的概率。在巨大的通貨膨脹壓力面前，要扭轉負實際利率局面，抑制消費和投資需求、穩定通脹預期、緩解通脹壓力，必須提高利率。但是，利率的提高又會因為內外利差，吸引國際投機資金的進入，進一步加快外匯儲備和貨幣供應增長，加大通貨膨脹壓力。可見，目前中國貨幣當局通過利率水平的調整來影響消費、投資需求，抑制通貨膨脹，調控宏觀經濟的自主性及有效性大大降低。

從匯率機制來看，由實體經濟因素帶來的對外貿易順差是近年來中國經濟一系列問題的內在根源和深刻經濟背景，而現行外匯管理體制和匯率制度使內在的經濟結構矛盾以外在貨幣表象的形式呈現出來。要想解決當前的一系列問題，從匯率制度看，就要增大人民幣匯率的彈性。如此，多年累積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必然要集中釋放。在當前中國經濟內部失衡，經濟增長嚴重依賴外部需求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的大幅升值，如果處理不好，又會影響經濟的增長。尤其是，自美國次級抵押貸款風波爆發以來，全球金融市場持續動蕩，經濟擴張開始有所放緩2，主要經濟體經濟增長面臨下行風險，這增加了我國外部需求的不確定性。如果此時人民幣貿然大幅升值，必將會因貨幣和實體雙重因素引起出口的減少，在我國深層次的內部矛盾尚未解決之前，這將會對我國的經濟增長造成較大影響。

面對持續增長的外匯儲備和外部壓力，貨幣當局只能采取保守的方式，逐步增加匯率的彈性，人民幣以持續小幅的形式升值，這就使得中國貨幣當局陷入了內外失衡的尷尬境地。一方面，人民幣升值預期基礎的持續存在和升值預期的自實現機制使投機的國際資本“偽裝”成經常項目或者其他渠道涌入中國；另一方面，現行匯率制度下，為避免大幅升值對實體經濟造成的影響，央行只能吃進外匯，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許小幅升值，貨幣供應總量相應增加，這會使國內巨大的通脹壓力雪上加霜，并與“轉向”后的貨幣政策緊縮性取向背道而馳。

（二）“轉向”后中國貨幣政策面臨兩難處境的原因分析

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指出，經濟條件的開放程度，特別是相應的匯率制度將會對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獨立性產生巨大影響。目前，中國經濟對外開放度不斷提高，對外依存度也很高，外部經濟狀況和政策變化成為影響貨幣政策有效性的重要變量。特別是利率、貨幣供給量、貨幣流通速度等內部經濟變量越來越緊密地與匯率、外匯儲備等外部經濟變量聯系在一起，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獨立性因此受到越來越大的沖擊，從而使得“轉向”后的中國貨幣政策面臨內外平衡難以兼顧的兩難處境。例如，現行匯率制度下，外匯儲備的內生性增加了貨幣政策的實施難度；國際收支順差使得外匯儲備迅速增長，貨幣當局被動增加基礎貨幣投放，而這又通過貨幣乘數成倍地放大了貨幣供應總量，這大大增加了貨幣政策實施的難度，降低了其政策工具的選擇自主性和空間。

然而，在更深層次上，經濟體制、制度、發展階段等因素造成了我國經濟儲蓄大于投資的內在結構性矛盾，這使得我國內、外部經濟同時失衡。要根本解決現階段涌現出來的問題，必須改變中國經濟內在的結構性矛盾，這涉及到政府體制、經濟管理體制、財稅體制、金融體制等各個方面的改革，非一朝一夕之功，也非單獨的貨幣政策所能為。現階段的匯率制度表象化了中國經濟的內在矛盾和內、外部經濟的失衡，這一問題的解決必然涉及到外匯管理體制、資本監管制度和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深刻變革，而這項改革，又要以中國經濟內在矛盾的解決為前提，否則，會影響到整個經濟的增長。另外，現行貨幣政策的“多目標”――既要照顧到必要的經濟增長，還要承擔起抑制通貨膨脹的重任，也使得貨幣政策在操作中捉襟見肘，陷入上述兩難的尷尬境地。

三、“轉向”后中國貨幣政策的操作建議

在當前的形勢和背景下，如何順利地實現“轉向”，更好地發揮從緊貨幣政策的作用，考驗著中國貨幣當局的宏觀調控藝術和調控水平。從中長期來看，解決現有的一系列問題，涉及中國的金融體制，特別是外匯管理體制和匯率制度的變革；而在更深的層次上，中國經濟內在結構性矛盾的化解和經濟內外部失衡狀態的消除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一）“轉向”后貨幣政策的近期操作思路

第一，堅持“對沖”操作大方向，注重數量型工具有效運用。從緊貨幣政策在近期的實施過程中仍然有必要堅持“對沖”操作的大方向，在操作工具的選取上要更加注重數量型工具。因為目前，在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資產方，央行已沒有太大的主動性：對金融機構的再貸款已經降到了最低；央行所持有的政府有價證券數量非常有限。因此，只能更多地在負債方進行調控，即加大公開市場操作力度，包括：①繼續利用央行票據對沖流動性，引導貨幣市場利率。在之前的“對沖”操作中，央行票據作為沖銷操作的主要工具扮演了重要角色，作為一種主動、靈活且可大規模操作的金融調控工具，在目前“對沖”金融工具缺乏的情況下，央行票據依然是“對沖”的重要手段。②特別國債對沖流動性作用或加大。除將繼續利用央行票據“對沖”流動性以外，央行還可以將持有的特別國債逐步賣出以調節貨幣供應量，緩解流動性偏多的難題，從而充分發揮特別國債作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結合點的功能。③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的空間不斷被壓縮，但并未完全消失。在2007年的“對沖”流動性操作中，存款準備金率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雖然考慮到部分商業銀行流動性已經偏緊，中間業務尚不能擔當商業銀行主要利潤來源的重任，央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的空間正在不斷被壓縮，但并未完全消失3，存款準備金率作為貨幣政策工具仍然有繼續發揮作用的可能。

第二，價格型政策工具運用趨于謹慎。在全球減息4的背景下，內外利差的加大會加劇熱錢流入及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因此，在價格型政策工具的運用上應該更加靈活審慎。相對于2007年，利率政策在2008年貨幣政策中的作用可能有所弱化。價格型政策工具的運用，應根據國內外宏觀經濟和金融形勢變化，主要發揮其在抑制需求膨脹、穩定通脹預期中的作用。同時，為防止貸款利率過高對實體經濟增長產生過大的沖擊，可選擇不對稱加息的方式，更好地發揮利率的作用。

第三，加強“窗口指導”和信貸政策引導。2006年和2007年中國人民銀行各季度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都提到要“加強窗口指導和信貸政策引導”。這預示著“從緊”貨幣政策在實施中一個比較明顯的特點是央行將再次把計劃控制信貸納入調控工具中。“轉向”后的貨幣政策在未來一個階段的主要目標就是要回收流動性、控制信貸投放，以使經濟增長節奏放緩、通脹壓力逐步釋放。而央行利用控制商業銀行信貸的“閘門”，有利于貨幣當局掌握調控的節奏和力度，且相對容易達到既定目標。當然，這種帶有行政性的調控手段往往會遮蔽市場信號，只能作為臨時和輔的操作手段。

第四，加強與財政政策的配合。在國內消費不振的情況下，以穩健的財政政策配合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有利于緩解通貨膨脹壓力，同時避免國內經濟衰退和失業率上升。在這一政策選擇前提下，通過財政政策加強對民生領域的公共財政支出，同時采取配套政策增加城鎮低收入家庭和農民的收入以及轉移支付力度，引導和拉動消費需求，有助于減輕“從緊”貨幣政策引起的投資和出口需求的減少對經濟帶來的不良影響。

（二）夯實開放條件下增強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

從長期來看，要提高從緊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必須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增強利率和匯率的彈性，利用利率――匯率之間的內在聯動機制，增強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調控的效果。

第一，徹底改革外匯儲備管理體制。在強制結售匯制和現行外匯儲備管理體制下，外匯儲備的迅速增加導致貨幣供應連動性急劇增加，帶來了巨大的貨幣供應增長和銀行體系內的流動性過剩壓力。基于人民幣匯率升值預期下國際資本的涌入對匯率失衡的放大，現階段要大力加強資本流入的控管，加強對短期國際資本的監控，外匯資金流入、結匯的檢查以及企業和金融機構短期外債的管理，阻斷國際投機資本的涌入渠道，以保證緊縮性價格工具的實施效果。對于存量外匯儲備，應該更加有效和多樣化地使用，實現商品輸出向生產輸出和資本輸出的轉變。同時，必須改革中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為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提供體制保證。這就需要放松對外匯的管制，藏匯于民，將原先由貨幣當局獨攬外匯資產的格局改變為由貨幣當局、其他機構和廣大企業和居民共同持有外匯的格局，有效隔斷外匯儲備增長同貨幣供應的僵硬聯系。關于匯率制度，應進一步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適度擴大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波動區間，以減輕央行的“對沖”壓力。從長期來看，增大人民幣匯率浮動范圍，最終實現完全的浮動是當今開放經濟條件下，增強貨幣政策有效性和自主性的最終選擇。當然，這要以中國內在的經濟結構調整為基礎。只有中國經濟基本消除內部失衡，改變經濟增長嚴重依賴外需的模式，匯率的自由浮動才有可能。否則，不僅會使多年累積的升值壓力集中釋放，使中國以資源環境為代價換來的外匯儲備大幅度貶值，而且還會因為對出口部門的較大沖擊，引起經濟的衰退。所以，現階段更加現實的選擇是擴大人民幣匯率的彈性，選擇適當時機引導人民幣一籃子貨幣實際有效匯率小幅升值，降低進口成本，促進國內企業更多利用國外技術設備、資源和加快“走出去”步伐，提高出口門檻，壓縮國內落后產能通過出口繼續生存的空間，加大推進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優化升級。

第二，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暢通利率匯率聯動機制。市場化的利率機制和富有彈性的匯率機制緊密協調，是建立靈活有效的金融宏觀調控機制的基礎。而利率市場化的真正意義就在于將市場化利率引入實體經濟，使得資金引導實體經濟資源的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國外資本流動對國內經濟政策的制約。而匯率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是減少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更清晰地反映主要市場參與者對匯率走勢的判斷，讓其在匯率形成中發揮主導地位。隨著利率、匯率市場化的推進，資本項目管理體制應當逐漸適應二者的變革，促使利率匯率市場化聯動機制的形成，從根本上增強開放經濟條件下貨幣政策的靈活性、自主性和有效性，更好地促進經濟的長期、均衡和可持續發展。

第三，簡化和統一貨幣政策目標、調整貨幣政策范式。長期以來，央行貨幣政策已不堪重負。首先是貨幣政策必須平衡經濟增長和穩定物價，其次是資產價格泡沫、匯率穩定、國際收支平衡等，貨幣政策也得程度不同地兼顧。這就很容易使貨幣政策顧此失彼。因此，必須簡化和統一貨幣政策目標，調整貨幣政策范式。自上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許多國家的貨幣政策都在向“通貨膨脹目標制”進行轉變。從該貨幣政策模式實施的理論和實踐來看，這一制度框架比其他貨幣政策框架更加廣泛和全面，能使央行充分關注金融的運行和實體經濟的運行。雖然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需要多方面的條件，這些條件目前我國還不完全具備，但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把抑制通脹作為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似乎是相對合理的選擇。

注：

1 2007年10月份美國消費價格指數漲幅達到3.5%，歐元區漲幅達到2.6%。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均出現了較高的通貨膨脹率。據統計，2007年9、10月份消費價格指數漲幅超過5%的國家和地區主要有俄羅斯（10.8%）、南非（9.7%）、阿根廷（8.6%）、越南（8.1%）、印度尼西亞（6.9%）、印度（6.7%）、中國大陸（6.5%）和中國臺灣（5.3%）。

2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全球經濟增長率將從2007年的4.9%（估計值）降至2008年的4.1%。其中，主要經濟體美國經濟增速明顯放緩，歐元區經濟面臨下行風險，日本經濟增長也將有所減緩,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也將會從2007年的7.8%（估計值）回落至6.9%。

3 盡管現在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已經達到了14.5%的歷史高點，商業銀行還保留著一定比例的超額存款準備。

4 2007年聯邦基金目標利率三次下調，年內累計降息達到1個百分點。2008年1月21日，30日，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分別將聯邦基金目標利率下調75基點和50基點至3%。英格蘭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2007年12月6日下調官方利率25基點至5.5%，為兩年來首次降息。2008年2月7日，再次下調官方利率25基點至5.25%（參見“中國人民銀行2007年第四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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