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齡化的劣勢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人口老齡化的劣勢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人口老齡化的劣勢范文

【關鍵詞】延遲退休；勞動力市場；儲蓄消費；經濟增長；優勢

一、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及其分析

人口老齡化是21世紀人類社會共同面對的重大現實問題，是一個將深刻影響人類發展的長期性問題。人口老齡化的效應是改變勞動力與非勞動力之間的數量比例關系，即作為非勞動力的老齡人口比重將不斷上升，勞動力比重將不斷下降。這是勞動力資源結構的一次重大改變，而這種改變必然對應著經濟資源配置的改變，即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改變。而正處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完善中的中國，必將面臨一次重大挑戰。人口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究竟會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哪些影響，如何引導積極影響、減緩消極影響，已經成為當前嚴峻的問題。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現狀及其特點

人口老齡化是指一定的社會中的老齡人口比重相對較高的一種人口結構狀況。目前國際社會廣泛公認的一種定量標準是，如果一個社會中，65歲及以上的人口占該社會總人口的比重超過7%，或60歲及以上的人口占該社會總人口的比重超過10%，那么該社會就可稱為是老齡化社會。按此標準，目前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均已進入老齡化社會，同時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已步入這個行列。

截止2013年末全國0-14歲人口為22329萬人，占總人口的16.4%；15-64歲人口為100582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73.9%，較2012年0-14歲人口增加了42萬人，但比重減少了0.1個百分點；15-64歲人口增加179萬人，老年人口不斷攀升，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

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以來，呈現出老年人口基數大、增速快，高齡化、失能化、空巢化趨勢明顯的態勢，再加上我國未富先老的國情和家庭小型化的結構疊加在一起，養老問題異常嚴峻。少兒人口比重的下降與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同時影響總人口撫養比。2014年末，我國總人口撫養比為36.2%，比2013年增加了0.9個百分點；少兒撫養比為22.5%，比2013年增加了0.3個百分點；老年人口撫養比為13.7%，比2013年增加了0.6個百分點。

這些數據體現出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現象十分嚴重，勞動力與非勞動力之間的結構比例失調，對勞動力的供給、投資、分配、生產、經濟發展的速度、消費結構等方面產生影響。因此，如何科學的估計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對經濟、科技、文化的發展的影響，如何制定科學的社會發展戰略對策，使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目前已成為最嚴峻的問題。

（二）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分析

目前我國人口發展的特點呈現為總人口繼續增長，自然增長率繼續下降；少兒人口比例繼續下降，老年人口比例繼續上升；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長，人口撫養比呈下降趨勢；人口老齡化速度快，地區間發展不均衡。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4年末，全國總人口136782萬人，出生率為12.37‰，死亡率7.16‰，自然增長率為5.21‰。2014年與2005年相比，9年中出生率降低了0.03個人千分點，但近兩年有所反彈；死亡率由下降轉為增加趨勢，5年共增長了0.65個千分點；自然增長率降低了0.68個千分點。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中國人口已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轉變為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長率，中國人口已進入平穩低水平發展階段。

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中國的人口老齡化速度僅次于日本的老齡化速度。自改革開放以來，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有效實施，我國人口的增長速度得到有效控制，但進入21世紀以來，出生率的降低明顯慢于死亡率的增長，同時60歲及其以上人口逐年增加，可以說計劃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國將來人口老齡化的趨勢發展。其次，人口老齡化的不斷加深影響了勞動力市場的供給，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生產要素低成本目前是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一大優勢，如果人口老齡化問題得不到有效的解決勢必會對我國的經濟造成很大的損失。而日本通過修訂老年人就業法案和改革養老金制度，不斷調整與退休年齡有關的退休金支付年齡和水平，穩步地實現了延遲退休制度，對于我國延遲退休政策的推行具有一定的啟示。

二、延遲退休政策對我國經濟影響的方面

（一）延遲退休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

延遲退休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本質上是對勞動力供給的沖擊。從短期來看，延遲退休年齡會擠占待業者的就業崗位，尤其是造成對年輕勞動力的“擠占效應”。但有的研究認為延遲退休不會擠占年輕人的工作崗位，是因為老年人騰出的崗位未必適合年輕勞動力，即使延遲退休對待業者不會有直接的擠占作用，然而會產生間接擠占待業者的崗位，比如當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的老年工作者退出工作崗位后，雖然沒有合適的年輕勞動力來接替，但可以由一定工作經驗的人來彌補，而有一定工作經驗的人空出的崗位可以由年輕勞動力來替補；延遲退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使老年勞動這處于不利位置，因為老年勞動者較青年人而言在技能、教育、健康等方面處于劣勢地位，一旦延遲退休年齡，可能會使老年勞動者處于弱勢地位，陷入更加不利的競爭地位。從長期來來看，由于我國老齡化程度不對加深，人口紅利不斷消失，加之實行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新生人口數量減少，勞動力得不到補充，延遲退休可以增加勞動力供給，緩解勞動力不足的狀況，并且促進人力資本的積累和充分利用，延遲退休可以使更多的老年勞動力繼續發揮余熱，節省對新員工的培訓成本。

（二）延遲退休對儲蓄消費的影響

中國近年來的儲蓄率是不斷增加的，這與中西方對于儲蓄方面的觀念不同有很大的關系，但同時與老齡化程度的加深是分不開的。我國的養老保障體制的不成熟也是導致高儲蓄的一個原因，老年人的保障金太低，無法在這個物價持續上升的社會中得到應有的最低生活保障，那么他們寧愿將錢存起來獲得保障，也不愿拿來消費，從而導致我國經濟增長緩慢進行。在高儲蓄的中國，人均GDP卻遠低于那些發達國家。因此，從理論上我們看可以分析出，在未來中國老年人口急劇攀升的情況以及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緩慢的情況下，老年人更傾向于將錢存起來，這必將導致市場中的消費情況日益減少，國民需求量降低，經濟發展低迷。因此，在一個人口老齡化加深，老齡人口較多的社會里，其總人口的購買力以及儲蓄額都會下降，對貿易、投資均會產生相應的影響。如果采取延遲退休年齡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老年人的收入，從而刺激消費，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質量。

（三）延遲退休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根據宏觀經濟中對于有關經濟增長的理論，勞動力是經濟增長的一個必不可少的因素。例如：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森（E.F.Denison）把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歸結為勞動、資本存量的規模、資源配置狀況、規模經濟、知識進展、其他影響單位投入產量。丹尼森根據美國國民收入的歷史統計數字，對上述各個增長因素進行了考察和分析，得出美國在1929-1982中綜國民收入增長率為1.90%，而其中勞動對于國民收入增長的影響為1.34%。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勞動是經濟增長的一個推動因素，人口老齡化必然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很大的影響程度。延遲退休年齡可以緩解老年人口對經濟增長的沖擊，老年人繼續在原有崗位發揮余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補充勞動力，形成有效的人力資本，促進經濟增長。

三、我國實施延遲退休政策的優勢

（一）合理配置和規劃勞動力資源

由于我國地區間的老齡化程度的不同，因盡快建立合適的勞動力市場體系，老年型地區可以為年輕型和成年型地區提供老年智力人才和解決老齡問題的經驗，年輕型和成年型地區可以為老年型地區輸送勞動力以填補其“年輕人赤字”，實現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重視勞動力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趨勢，為不同年齡層次的人口提供針對性的教育機會，特別是加強對年長勞動力的培訓，加快其知識更新，提高就業競爭力，充分開發老年勞動力資源，為老年人口提供公平的就業機會和就業環境。同時，老年人所擁有的嫻熟技術以及豐富的閱歷和經驗，是不可多得的社會財富，盡管精力上可能不如年輕人，但相對年輕人來講，老年人才工作經驗豐富，工作時可以立馬解決實際問題，而且穩定性更高。讓一部分力所能及的老人重返職場，不僅有利于緩解我國社會保障體系所面臨的壓力，還有利于解決老年人“空巢綜合癥”等心理問題。

（二）建立和完善我國養老保障體系

在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設步伐晚于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建設。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到來，農村老年人人口的養老問題正在迅速地由傳統的家庭問題演變成社會問題，農村老年人口對社會化養老保險的需求日益迫切，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農業大國，如何保障農村老年人的養老問題是政府應該重視的一個大問題。其次，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有效化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風險，也是一個國家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因此，采取逐步延長職工退休年齡可以增強基本養老保險的基金積累，有助于構建一個多元化、多層次的綜合型養老保障體系。

（三）加快發展第三產業

隨著人口老齡化問題的逐年加深，需要調整產業結構來應對未來老年人口逐年增加的態勢。老齡化產業收益低、與政府在老齡化產業發展的缺位是我國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的主要原因。為此，延遲退休政策的實施在促進老齡產業發展方面，可以促進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政府通過專項撥款、補貼等財政優惠，激發企業涉足老齡產業的積極性，通過稅收優惠或減免，減少老齡產業的成本支出，提高市場競爭力。通過做實養老金帳戶以保障養老金的可持續供給，努力使老年人的“腰包’’也鼓起來，進而切實將老年人的各類潛在需求轉化為針對老齡產業的有效需求，進而形成養老需求有效拉動老齡產業發展的局面。中國作為發展大國更要努力做好產業結構的完善與發展，通過投資、補貼和稅收等方面的安排，加快第三產業的興起與轉換，保證國民經濟穩定與高速的最優結合。

參考文獻：

[1]李軍.人口老齡化經濟效應分析[M].北京：社會文獻出版社，2002

[2]李洪心.人口老齡化與現代服務業發展關系研究[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

[3]丁英順.日本延遲退休年齡基本經驗及其啟示[J].當代世界.2016.（7）：7374

[4]尚華星.論延遲退休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影響[J].中國市場.2015（34）：197198

[5]高見.老齡化、金融市場及其貨幣政策含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6]萬美君.我國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J].遼寧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0.（4）：3132

[7]Hongxin Li，Marcel Merette.Population Aging and Pension System Reform in China： A Computable Overlapping-Generations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Analysis[J].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2005，3（3）

[8]Borsch-Supan，Axel，J.Winter，“Population Aging，Saving Behavior and Capital Markets”，NBER working paper #8561，2011

第2篇：人口老齡化的劣勢范文

近日，日本家電企業集體陷入虧損的迷局。松下凈虧304億日元；日立盈利同比跌96.6%；索尼凈虧155億日元；夏普營業利潤同比跌84.4%；東芝營業利潤同比跌87.8%；NEC上季虧損194.4億日元；富士通虧損171.4億日元。過去，憑借家電產業笑傲江湖的日本，為什么現在卻面臨巨大的虧損？曾經在家電產業“締造神話”的日系家電，為什么現在卻傷痕累累，一片凄涼？其實，我們細看日本家電產業，不難看出，日本家電結構性的問題，是直接導致了日系家電產業集體慘敗的主要原因。那么，日系家電結構性失敗，到底失敗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是產業結構的失敗。不管是松下、索尼，還是夏普、日立。可以說，日本家電在彩電是聞名在外的。因為現今松下、索尼、夏普等，都將救命稻草擠在彩電的唯一板塊上。從理論的角度上講，是產業的集中，但對于日本家電產業戰略上，是產業資源的重疊，并且也顯現出單腿走路的產業困局。但是在白電方面日本家電企業現今很不作為。行業里，一般把白電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1970年之前，由歐美主導的白電時代；第二階段是1970-2000年，白電產業以日本為主導的時代；第三階段則是至今，正在進入的“中韓時代”。早在2000年以前，日本在白電方面可以說是盛極一時，但盛極必衰，這些年來，日本在白電上的“不作為”，以及中韓白電的崛起，都導致了日本目前產業結構的失敗。而此前，海爾收購日本三洋白電，導致其在白電方面更加的空白。

人文結構的失敗。二戰后，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日本的人口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轉變。而人口老齡化是日本面臨的突出問題。人口老齡化，對日本企業的發展尤為不利。首先，人口的老齡化嚴重的影響了企業的用工環境。老年人比例上升，青壯年勞動力就相對缺乏。因此，青壯年勞動力的供給就無法滿足企業用工對勞動力的需求，如此一來，企業很容易出現“用工荒”。其次，受人口老齡化的影響，青壯年人力資源不夠，企業需要更高的人力成本去吸引青年員工，這從某種程度上又加重了企業的負擔。在制度保障上，人口老齡化使得企業需要支付員工的養老金額越來越大，使企業肩上的擔子又重了不少。另外，從企業生產方面而言，人口老齡化導致企業員工老年化，職員平均年齡較大。老年人的思維不如青壯年活躍，這種用工結構，也會導致企業在產品創新方面比較滯后。而從消費需求方面說，受消費觀的影響，老年人對電器產品的消費需求不高，從而無法刺激企業對產品的研發創新力度。對于任何產品和企業，因循守舊和保守始終是他們發展的最大敵人，特別是在時代已經更新，革命已經到來的時刻，日本家電企業決策層，沒有革命性創新或者說是破壞性創新的決心和魄力，只是在原有產業上的零敲碎打，修修補補。俗話說，不破不立，破而后立，但日本家電企業始終沒有狠心做到打破舊有產業格局。所以日本家電企業失去了創新，又沒有新的血液的注入，如何能在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擁有立足之地呢？

金融政策結構的失敗。日元升值給日本家電帶來了巨大的壓力。此前，夏普和索尼都把企業虧損的原因歸咎于日元升值。日元的強勢和較高的企業稅率使得他們在國際競爭中處于劣勢。日本是一個資源枯竭型的國家，地理環境使其成為一個高度依賴進出口的國家，過去，日本是一個以加工進出口成品的“加工貿易”為主的國家，很多原材料都是依靠進口，很多產品進口來，加工好后，銷往其他國家。如今，日元一升值，日系家電的產品價格就變高了，如此一來嚴重阻礙了產品的出口。此外，隨著近年來韓國的崛起和我國家電的發展，日本早已失去了“來料加工”在技術上的優勢。而當此外，國家金融政策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企業的發展離不開政府強有力的支撐。我們知道日本是一個高負債國家，當收入無法彌補支出，出現財政赤字時，為了彌補財政赤字，便只有發行國債，這就導致日本政府財政吃緊，給企業的經濟支持有心無力，政府給予企業的支撐有限，日本企業又數量多，自然便僧多粥少，這就使得日本企業無法進行大規模投資生產，在金融政策方面的失敗，也讓日本家電企業大潰敗。

綜上所述，日本家電產業三大結構性的失敗，都直接導致曾今在家電市場叱咤風云的日系家電，已成為昨日的“故事”，如今只能黯然揮手告別過去的光輝歲月。日本家電企業若要走出“經濟寒冬”，重振雄風，調整其結構就勢在必行。

第3篇：人口老齡化的劣勢范文

一是老年人口規模巨大。國家統計局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布的數據顯示，目前我國60歲以上的老人已接近1.8億。預計到二0五一年將達到四億多的最高值，之后將維持在三至四億的規模。根據聯合國預測，二十一世紀上半葉，中國將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占世界老年人口總量的五分之一。

二是老齡化發展迅速。六十歲以上老年人占總人口的比例從百分之七提升到百分之十四，發達國家大多用了四十五年以上的時間，而我國只用二十多年就接近了這一指標，并且在今后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會保持著很高的遞增速度，屬于老齡化速度最快國家之一。

三是地區發展不平衡。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具有明顯的由東向西的區域梯次特征，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明顯快于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以最早進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和最遲進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寧夏（2012）比較，時間跨度長達三十三年。

四是城鄉倒置顯著。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的歷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齡化水平一般高于農村，中國的情況則不同。目前，中國農村的老齡化水平高于城鎮一點二四個百分點，這種城鄉倒置的狀況將一直持續到2040年。到本世紀后半葉，城鎮的老齡化水平才將超過農村，并逐漸拉開差距。

五是老齡化超前于現代化。發達國家是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條件下進入老齡社會的，屬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我國則是在仍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尚不發達的情況下提前進入老齡社會的。

二、我國現有養老模式及存在弊端

目前在我國主要養老模式為機構養老和家庭養老。按照投資主體可分為政府辦養老機構和民辦養老機構兩類。政府養老機構的經費主要來源于國家財政撥款及集體供款。資金來源單一，數額有限造成了機構數量少、規模小、收養人數少、社會效益不高等問題。民辦養老服務業屬于新興的公益行業，其特性是投入大、收益薄、收效慢。如果單純按照成本核算，其創辦初期基本處于虧損狀況。

機構養老均存在一定弊端。比如，對在養老人的照顧并不完善，在養經濟負擔也較沉重。這令大多數老人難以接受；護理條件較差，大多數的養老機構僅能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與飲食服務，而只有部分養老機構可以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更為嚴重的是，為減輕負擔，一些養老院不準自理能力差和不能自理的老人入住，嚴重違背了設置養老機構來幫助不能自理的高齡老人、獨居老人的初衷。

家庭養老作為中國最為傳統的主流養老模式，是由家庭成員提供養老資源的養老方式，形式是在家養老。但這種養老方式也隨著現代生育觀念、生活節奏和生存壓力的改變，受到嚴重沖擊。獨生子女家庭作為21世紀城市的主流家庭，獨生子女父母的這一代，既要撫養和教育子女，又要贍養和照顧護理四位老人。也就是獨生子女政策造就的“四二一”式的家庭結構，注定了這種方式難以為繼。

三、如何解決養老問題

第一、建立基本養老保障政策體系，確保老年人晚年的基本生活。在城市實行養老保險制度，目前的改革正在實行統一的制度，隨著改革的推進，將會形成一整套政策。在農村，實行農村養老保險，目前的參保率較低，其根本原因在于沒有成熟的政策，國家的責任沒有相應的體現，僅僅依靠民政部門的努力顯然政策的力度不夠，需要從全國農村地區的整體考慮制定適應性強的基本養老保險政策，考慮到21世紀中中國非農人口達到50%的發展目標和趨勢，要使農村養老保險在政策上能夠具有向城市基本養老保險過渡的兼容性。

第二、建立醫療保險制度，分散老年人晚年的疾病風險損失。城市目前的改革步履維艱，其根本原因主要是沒有高效的操作性政策，試點過程中應付改革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象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農村合作醫療的發展步伐難于適應現實需要，需要加大政策干預的力度。

第三、建立養老社會化服務政策，解決高齡老年人的照料問題。目前，部分城市已經作出政策性的安排，例如上海。但從全國城市來說，養老社會化服務沒有統一靈活的明確政策，在經費、管理、組織、人員等諸多方面沒有基本的安排。政府大力鼓勵社會力量興辦養老事業，但在稅收等方面缺乏可操作的鼓勵性措施。農村地區的養老社會化服務由于設施、交通、通訊等方面的天然劣勢，目前主要限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五保”政策，很難適應農村老齡化的需要。（下轉第436頁）

（上接第434頁）

第四、建立扶持家庭養老的配套政策，刺激家庭成員養老的積極性，使老年人居家養老有一個政策上的保障。家庭在贍養老年人的現實作用毋庸置疑，如上所述，目前的問題是沒有實質性的刺激和鼓勵措施。如果不盡早采取強有力的政策干預，加上社會養老的不確切的宣傳，將會挫傷家庭成員養老的積極性。

第4篇：人口老齡化的劣勢范文

人口問題面臨障礙

國家人口計生委主任張維慶在日前召開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與人口計生網絡發展研討會”上指出，本世紀上半葉，我國將迎來總人口、勞動年齡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人口高峰統籌解決人口問題還面臨著觀念和體制上的障礙。

張維慶認為，未來十幾年，我國人口慣性增長勢頭強勁，總人口每年仍將凈增800萬－1 000萬；人口素質總體水平不高，難以適應激烈的綜合國力競爭；勞動年齡人口規模龐大，就業形勢更加嚴峻；人口老齡化日益加重，社會保障面臨空前壓力；出生人口性別比居高不下，給社會穩定帶來隱患；流動遷移人口持續增加，對公共資源配置構成巨大挑戰；城鄉、區域差距繼續拉大，貧困人口仍然較多，成為制約社會和諧的重要因素，人口安全風險不可低估。

他強調，統籌解決這些問題首先要解決觀念和體制上的障礙。他說，目前體制上的障礙主要是：人口發展宏觀調控和公共管理機制不健全、有利于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激勵和約束機制與人口發展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和社會流動機制不健全，使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難以適應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法治政府的要求，難以適應以人為本、群眾需求多元化的要求。

現行生育政策暫且不動

張維慶列出了當前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六項主要任務是：努力穩定低生育水平；實施出生缺陷干預工程，提高出生人口素質；綜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問題；建立以流入地管理為主、流入地與流出地相配合的長效機制，提高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服務水平；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加強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制定實施“十一五”人口發展規劃。

他稱，為完成上述任務，必須堅持穩定現行生育政策不動搖。

對于明顯加快的老齡化進程，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翟振武認為，首先，現在中國的老齡化問題，直接原因是老年人口規模龐大、數量過多，與人口年齡結構關系并不密切。控制出生人數，等于減少60年后的老年人口數量，有利于老齡化問題的緩解；而主張放寬生育政策，只會加重老齡化問題。其次，目前我國的年輕勞動力已經過剩，并將持續幾十年。主張提高出生率，提高年輕人的比重，可能增加失業人口的數量，加劇勞動力供大于求的不平衡狀況，這不僅無助于老年人的養老，反而會從老年人手中爭奪資源。他說：“人口數量過多仍然是中國第一位的人口問題，人口結構是第二位的問題，現行的人口控制和計劃生育政策不能動搖。”

面對人口政策調整的聲音，張維慶指出，生育政策的調整是和人口發展的規律緊密相聯的。在未來生育政策的調整上，我國必須遵循“整體穩定，適度微調，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的原則，采取十分謹慎的態度，進行科學周密的研究，避免人口增長的大幅度反彈。

調整結構為主控制數量為輔

清華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日前在《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口與經濟發展》新書會上表示，一味減少人口數量規模不一定是好事，我國應適當適時調整人口政策。他表示，2030年以后，我國人口條件將發生巨變，與印度相比，勞動力減少會使中國在國際經濟發展競爭中處于劣勢，從這個意義上說，“防止人口負增長”是一條底線。

胡鞍鋼認為，人口的多少，不取決于人口規模，而取決于人類發展水平。他提出，我國今后人口政策的目標，應逐步轉變為以調整人口結構為主、控制人口數量為輔。

胡鞍鋼稱，在人類發展指標(HDI)水平極低情況下，人多必然是壞事――既是發展的包袱，也是社會的負擔，而當HDI達到高水平，人多必然是好事――既是發展的來源，也是發展的財富。從中國長遠發展趨勢看，當HDI逐漸進入高水平，人多就可以從壞事向好事轉化、從人口包袱向人力資源財富轉化。

他表示，一味地減少人口數量規模不一定是好事，我國過去的人口政策特別是計劃生育政策完全是迫于人口數量壓力，目前人口數量壓力減輕了，但例如人口老化、男女比例失衡等問題開始浮現，人口政策面臨條件已發生變化。同時，我國的人口問題是一個歷史長期積累的問題，不可能用短期政策就能調整過來。

現在看來，我國至少需要花兩代人的時間才能調整過來。從人口自身發展的特點和政策調整作用所形成的邏輯可能是：先嚴格控制一代人，后主動調整一代人；先控制人口數量，后調整人口結構。因此，我國今后的人口政策應逐步轉變為以調整人口結構為主、控制人口數量為輔，逐步調整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城鄉結構。

未來生育政策需動態調整

盡管學者們無法就中國目前的生育率數據達成共識，但有一點是幾乎沒有爭議的：中國的生育率已經低于更替水平。有專家稱，一些地區可能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進入到“超低生育率”(多數學者界定為總和生育率低于1．3)的風險型人口階段。

在北大人口所喬曉春教授看來，從長遠看，理想的人口結構應該是穩定在更替水平時的人口，即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在零附近波動。考慮到中國人口基數大的特定狀況，人們希望人口達到峰值時的規模不要太大，甚至希望盡可能小一些。另外，必須在人口達到零增長以前生育率有所回升，避免出現過于劇烈的人口負增長慣性。

第5篇：人口老齡化的劣勢范文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老有所為；離退休；合理引導；制約因素；解決對策

當前，我國已不可逆轉地進入到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階段。根據《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報告（2013）》，截至去年年底，我國60歲以上老齡人口達1.94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4.3%，今年年底預計將突破2億，老齡化水平將達14.8%。數量日益龐大的老年群體正成為我國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如何充分開掘其潛能，發揮其作用，真正實現“老有所為”，以紓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各種社會壓力，是關乎國家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筆者擬在本文中就“老有所為”問題談幾點淺見，以求教于專家同行。

一.“老有所為”的內涵

對“老有所為”一詞，社會上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認知。從字面上看，“為”通常指的是“做”或“作為”。即是說，人老了，還可以做點什么，甚至還可以做成一些事。因此，“老有所為”一般可理解為人老了，離開了工作崗位，繼續從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做一些有利于自己身心健康、也有益于社會進步的事。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老有所為”，就是“大器晚成”，在老年又做出驚天動地的業績，如寫出名著，在科學上有重大發現等。如果將“老有所為”界定在如此高的檔次上，難免曲高和寡。筆者以為，老年人一切有利于自我身心健康和社會發展的言行，都是“老有所為”的表現。

人老了，從原來的職務、崗位和事業平臺上退下來后，是繼續“為”還是“不為 ”？對此，筆者以為不可一概而論，而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具體人具體對待。

首先是能不能“為”。和在職在崗人員相比，退休的老同志存在體能不佳、精力不濟等諸多劣勢，但同時也具有明顯的自身優勢。俗話說，“人老是寶”。通過幾十年的學習和工作，他們大多在特定領域積累了豐富的專業學識、技術技能、實踐經驗和人氣人脈資源。這些無形的資產和財富，奠定了他們進一步拓展事業的能力和資本。有的單位對有特殊才能的人放寬退休年齡限制甚至終身留用，這充分證明了衰老絕非“無能”的代名詞。古今中外，年逾古稀甚至耄耋之年的老人，發光發熱、大有作為者比比皆是。所以，老年人如果有足夠的體力、精力和能力去“為”，為何不“為”呢？保持一份生命的激情，保持一份進取的執著，在為社會繼續貢獻的同時，也充分體現自身的價值，豈不是一“為”而雙贏？

其次是想不想“為”。人生不該是一場苦役。人活一輩子，除了要積極為社會做貢獻，努力為他人謀幸福，還須關愛家人，更應善待自己。享受生之樂趣，體驗活之幸福，同樣是生命中應有之義！如果說年富力強時努力工作是一個人義不容辭的責任，那么年老體衰后頤養天年則是他應該享受的權利。人退休后，轉換生活方式，放慢生命節奏，讓自己放松放松，休閑休閑，享受享受，既合乎情理，也天經地義。看書、唱歌、散步、旅游、養花、遛鳥、下棋、打牌、聊天，只要有益于身心健康，只要能夠延年益壽，老同志從事任何文娛活動都無可厚非。同時，退休的老同志中，亦不乏心力、體力、精力、能力兼具者，他們愿意“為”，選擇繼續快樂地“為”，甚至大有所為，這是值得我們贊賞和欽佩的人群！

最后是會不會“為”。退休后，人如果選擇有所為，就必然會有所期待，期待成績，期待成果，期待成功。這些期待要獲得實現，人就須努力調和主觀與客觀的矛盾，使之趨于統一。只有“為”得科學，“為”得合理，才能“為”出效率，“為”出質量。而在今天的信息社會，科學而“為”的關鍵，首先在于與時俱進地學習和掌控充足的有用信息。缺乏數量充足的最新信息支撐、補充和導引，老同志潛在的創新能力就難以被有效激發。其次，欲為者須正確認識、分析和評估自己所處的客觀環境，明確“為”的具體方向；最后，在“為”的過程中，老同志還須具備百折不饒、持之以恒的堅定意志，確保“為”有所成。高質量的“為”，既能服務社會，自己亦可從中收獲一份欣慰和滿足，還能延緩和推遲生命的衰老，如此一舉而多得，何樂而不為呢？

總之，人到老年，“為”與“不為”，都體現出其對才識的尊重，對幸福的追求和對自我的完成。選擇“為”或“不為”，一切皆須遵從于老年人內心的需求。

二.管理者對“老有所為”的合理引導

黨和政府素來重視老齡工作，早在2000年就做出《關于加強老齡工作的決定》，將適合我國國情的“六個老有”（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學，老有所教，老有所樂，老有所為）確立為老齡工作的長期目標；此后又多次指示各級領導努力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創造條件。而在“六個老有”中，“老有所為”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老齡政策的中心環節。作為管理者，我們尤須全面掌握和認真執行相關政策，合理引導離退休同志“老有所為”。以筆者所在的長江大學離退休服務處為例，按照“積極老齡化”原則和上級文件精神，我們在促成學校離退休職工“老有所為”上進行了有益探索，堅持做到了三個“到位”。

1.服務意識到位

我校離退休服務處組建之初即明確了服務職能，工作秉持全心全意為離退休教職工服務的宗旨。我們深知，高等學校是培養人才的基地，教學科研是學校的中心工作。近1700名離退休人員作為學校教職工隊伍的一部分，充分發揮其在育人和科研中的作用，既是服務了他們，也是配合了學校的中心工作。為此，我們首先對每位離退休人員的基本情況，如年齡、學歷、職稱、專業特長、健康狀況等進行詳細調研，建立了相對完備的離退休人員個人信息資源庫。然后依據各人所長，有選擇地推介其從事教學督導、科研指導、素質教育、理論宣傳、服務咨詢、校史編寫等不同類型的工作，使其智力優勢在退休后得以繼續發揮。對部分身體條件較好的低齡退休老專家、老教授和科研人員，我們通過適當延長退休年齡、原工作單位返聘、二級單位選聘等提議，幫助其繼續從事教學科研工作；抑或推介他們進入市老科協，讓其繼續活躍在科學普及、服務三農第一線，為促進荊州地區經濟發展貢獻力量。

2.組織保障到位

搭建“老有所為”的廣闊平臺，提供相應的組織保證，是至關重要的基礎性工作。老年社團和協會是聯系老年群眾的好形式，也是管理的有效補充和延伸。在黨委領導下，我校先后成立“三老協會”，即老年人協會、老教授協會和老科技工作者協會，協助我們做好離退休人員工作的同時，也為老同志交流、研討、開展社會服務和技術咨詢創造了條件。其中，老年人協會主要負責宣傳、組織和動員老同志們參與各項“老有所為”活動，支持學校的改革與發展，為關心教育下一代貢獻力量；老教授協會負責團結和凝聚學校離退休專業技術人員開展教育培訓、科技研發、咨詢服務、學術交流等活動；老科技工作者協會負責發動學校老科技專家開展建言獻策、科技考察、決策論證、項目評估、科普知識宣傳等活動。以這些協會為載體，學校的“老有所為”工作在科學謀劃和合理分工下有序開展，拓展出離退休人員施展才能、實現自我的寬闊空間。

3.宣傳推廣到位

根據學校“老有所為”的發展情況，適時進行宣傳、總結和推廣，是我們離退處工作人員長期堅持的一個慣例。在學校新聞網和離退休服務處的網站上，我們時常可以看到對活躍在身邊的“老有所為”者典型事跡的宣傳報道。同時，針對學校類型各異的“老有所為”者，我們在工作中采取了靈活多樣的宣傳推廣策略。如對那些樂于為學校發展建言獻策的老同志，我們充分利用了黨代會、教代會、座談會等平臺，推薦他們作為代表發言；對退休后依然承擔授課和教學督導工作任務的老同志，我們組織他們一同交流教學或督導經驗，撰寫心得體會，然后輯錄成冊；對退休后繼續從事科研活動的老同志，近年來，我們及時為他們上報學術成果，爭取科研獎項，獲得了他們的充分肯定；對那些喜愛文學創作、書法、繪畫、攝影、手工藝品制作的老同志，我們適時收集其作品，集中舉辦展覽，生動展示他們的才藝和風采。及時有效的宣傳推廣策略，極大保護了離退休人員“老有所為”的熱情，推動了我校的“老有所為”活動不斷向縱深發展。

三.“老有所為”工作的制約因素及解決對策

離退休人員“老有所為”牽涉到方方面面，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首先是社會對“老有所為”的認識普遍存在誤區，視老年人為包袱而非財富，因此“為”與“不為”無足重輕，何必退而不休，站出來與年輕人爭崗位搶飯碗？這種認識局限了全社會對老年人才資源的有效開發，導致離退休人員“老有所為”的活動平臺十分有限，形成又一制約；最后，現行的促進離退休人員“老有所為”的法律法規和相應政策并不完善，且執行過程中也缺乏彈性，導致有所為者維權無門，安全感缺失而轉向消極不為。

突破以上制約，首先須變輕視為尊重，努力營造“老有所為”的社會氛圍。非主流化已使老年人產生失落感，不經意的冷嘲熱諷更會加劇挫傷他們本已脆弱的自尊心。作為社會的弱勢群體，老年人理應得到各方關愛。因此，對老年人“老有所為”的良好愿望，全社會應予以正向肯定和積極鼓勵，以推動形成珍惜老年人才資源的良好風氣。其次，學校須繼續建立健全老年人才組織機構，充分調動“三老協會”等群團組織智慧，努力為離退休人員“老有所為”拓寬平臺；最后，國家須盡快出臺《老年人參與社會發展法》，形成以《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為基本法的老年法律體系，促使老齡事業逐步走上法制化道路；同時借鑒國外做法，實行彈性年齡退休制度，切實保障老有所為者合法權益的實現。

第6篇：人口老齡化的劣勢范文

【關鍵詞】 中醫藥；健康服務；市場機制；SWOT分析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人口老齡化、高齡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日益凸顯，不但嚴重沖擊著我國醫療保障體系，更不利于我國健康事業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013年國務院《關于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要“全面發展中醫藥醫療保健服務”。中醫藥健康服務業既包括公共服務，也包括私人產品，既有政府責任，又要發揮市場作用，既是普惠利，又是個性化需求。[1]本文擬從市場機制的角度出發，對以市場為導向發展中醫藥健康服務進行SWOT分析，分析其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就如何發揮優勢，迎接挑戰，克服劣勢，把握機會，規避威脅等提出對策建議。

一、基本概念

1、中醫藥健康服務的定義

2013年9月，國務院《關于印發服務業發展十二五規劃的通知》提到，健康服務業包括基本與非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醫療護理、健康檢測、衛生保健、中醫醫療保健、康復護理、健康管理教育與培訓、健康咨詢、健康保險、康復醫療服務等諸多方面。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在《中醫藥健康服務發展規劃2015年―2020年》中明確：中醫藥健康服務是運用中醫藥理念、方法、技術維護和增進人民群眾身心健康的活動，主要包括中醫藥養生、保健、醫療、康復服務，涉及健康養老、中醫藥文化、健康旅游。

2、市場機制

市場機制是通過市場競爭配置資源的方式，即資源在市場上通過自由競爭與自由交換來實現配置的機制，也是價值規律的實現形式。具體來說，它是指市場機制體內的供求、價格、競爭、風險等要素之間互相聯系及作用機理。

3、以市場為導向的中醫藥健康服務

以市場為導向的中醫藥健康服務就是在市場機制體內，社會資本參與的中醫醫療、保健、護理及康復機構根據相關的政策、法規及行業標準，使中醫藥資源在健康服務的市場上通過供求機制，價格機制，競爭機制的相互作用，運用中醫藥理念、方法、技術維護和增進人民群眾身心健康的活動。

二、以市場為導向的中醫藥健康服務的SWOT分析

中醫藥健康服務業既包括公共服務，也包括私人產品，既有政府責任，又要發揮市場作用，既是普惠利，又是個性化需求。中醫藥健康服務業的發展模式應是在加大政府投入的同時，注重發揮市場機制作用。[2]通過對以市場為導向的中醫藥健康服務進行SWOT分析，分析其優勢、劣勢、機會、威脅。

1、優勢

（1）中醫藥“治未病”的理念與健康服務業的目標、價值相一致。“治未病”理念是中醫的核心思想和價值觀，其包含“未病先防、即病防變、病后調護、瘥后防復”的思想，和健康服務業“以維護和促進人民群眾身心健康”的目標相一致，為人們提供中醫預防、護理、康復等服務，滿足人們多層次的衛生服務需求，在健康服務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中醫藥健康服務有利于緩解醫療壓力。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口老齡化、高齡化矛盾日益突出，人們對于醫療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強。中醫藥強調“自然療法”，包括節氣調理法、食療調理法、形態鍛煉調理法等療法，具有價廉、方便，可操作性強的特點。對于降低醫療費用，有效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以及緩解醫療保障體系的壓力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有利于我國醫療衛生事業和健康服務業的持續、健康發展。

（3）中醫藥邁出國門走向世界，為世人所接受。近年來，隨著政府和人民對于傳統文化的重視程度日益加深，設定中秋節等傳統節日為法定假日、多地開設儒學講堂，傳統文化的回歸已成為不可扭轉之大勢，深入人們日常生活中。2015年10月，屠呦呦更是憑借中藥青蒿素治療瘧疾斬獲諾貝爾醫學獎，中醫藥終于走出國門，走向世界，被世人所接受、認可。

2、威脅

（1）法規標準滯后，監管體系不健全。國家雖然大力鼓勵發展中醫藥健康服務業，但與之相對應的政策法規、行業規范與標準體系建設相對滯后，中醫藥健康服務業的發展氛圍和社會環境亟待建立；同時，政府監管機構和行業自律機制不健全，中醫藥健康服務業良莠不齊，如何對該行業進行有效監管，指導其自我監管，確保該行業健康發展，有序競爭，值得去進一步的探討。

（2）西醫及公立醫院對市場具有一定的壟斷能力。近年來中醫藥逐漸被人們所認可和接受，而中醫的核心思想和價值觀是“治未病”，其特色是保健與預防。對于已病的治療，中醫與西醫相比沒有明顯的優勢，就醫時，人們更加傾向于選擇西醫。同時，我國自建國以來一直大力發展公立醫院，它們已具備絕對的市場壟斷能力。國家現鼓勵社會資本參與醫療行業，與公立醫院進行健康、有序的競爭，但由于公立醫院的市場壟斷能力，社會資本參與中醫藥健康服務具有一定的障礙壁壘，不易進入該行業。

3、劣勢

（1）中藥材野生資源的匱乏，中藥材種植不規范影響中藥材質量。隨著市場對中藥材需求量的增加，人們對于野生珍稀中藥材的私挖、亂挖，不少野生珍稀中藥材資源已經或正在枯竭，取而代之的是中藥種植業的興起。但有些中藥材并不適合人工種植，中藥材的種植也未能達到規范化的要求，從而影響到藥材的品質，這些都不利于中醫藥的發展。

（2）中醫藥健康服務的產業結構不盡合理。目前的中醫藥健康服務主要還是以中醫醫療服務為主，獨立的中醫預防、中醫保健、中醫康復、中醫護理機構較少。中醫藥養老、中醫藥健康旅游更是新興行業，處于起步階段。中醫藥健康服務的供給方主要還是以政府主導的醫療機構為主，社會資本雖然參與中醫藥健康服務，但是提供服務數量所占比例很小。

4、機會

（1）大力促進發展中醫藥健康服務已成為國家的發展戰略之一。在黨的十明確提出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加快轉變經濟發方式的背景下，國務院《關于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的正式標志著發展健康服務業已成為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之一。《中醫藥健康服務發展規劃2015年―2020年》鼓勵發展中醫藥健康服務，鼓勵社會力量提供中醫醫療服務，并認為發展中醫藥健康服務業對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提升全民健康素質、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重要意義。[3]

（2）人類疾病譜的變化，醫學模式的轉變。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人口老齡化逐漸成為社會問題的焦點。伴隨著老齡化的問題，我國疾病譜驟然巨變，高血壓、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發病率逐年遞增。對我國醫療衛生事業及公立醫院造成巨大壓力。而中醫對于慢性病的預防、保健、護理相對西醫更加便捷，有效且可以緩解醫療衛生體系的壓力。

三、以市場為導向發展中醫藥健康服務的對策建議

1、調整中醫藥健康服務的產業結構

豐富中醫醫療的服務模式，以中醫醫療為主體，融合現代醫學及其他學科的方法，創新中醫藥健康服務模式，滿足人們多層次的健康服務需求。[4]建立健全中醫醫療和養生保健服務網絡，促進中醫藥健康旅游，中醫藥養老的健康發展，緩解我國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醫療保障體系的壓力。

2、建立健全政策法規，完善監管體系

建立健全中醫藥健康服務的政策法規，完善行業規范和標準體系，指導中醫藥健康服務的有序開展；完善政府監管體系，對健康服務進行有效監督，指導行業建立有效自律機制，為中醫藥健康服務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3、發揮中醫藥“治未病”優勢

“治未病”是中醫藥的核心優勢，將“未病先防、即病防變、病后調護、瘥后防復”的思想與健康服務的價值理念相結合，指導居民采用節氣調理法、食療調理法、形態鍛煉調理法等療法在日常生活中預防保健。

【參考文獻】

[1] 申俊龍，彭翔.中醫藥健康服務業的發展模式與策略探討[J].衛生經濟研究，2014.08.24-27.

[2] 楊沛蓮，林旋齡，林毓霞，鄧麗麗.廣東中醫藥治未病健康服務產業的發展與對策[J].中醫藥管理雜志，2014.03.326-327+339.

[3] 楊思進，徐厚平，汪建英，陳孟利.中醫藥健康服務業發展初探[J].中醫藥管理雜志，2014.10.1595-1598.

[4]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中醫藥健康服務發展規劃（2015―2020年）的通知[J].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2015.14.32-39.

【作者簡介】

第7篇：人口老齡化的劣勢范文

論文摘要：在我國老齡化進程加快的同時，高齡化問題也日益凸顯，中國75%的老人在農村，因此農村高齡老人的養老問題成為養老問題的重中之重。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國農村人口高齡化的不利影響，在揭示農村高齡老人的養老現狀的基礎上，提出了明確政府責任改善農村高齡老人養老狀況的四點建議。

    我國現處在未富先老的狀態，在人口老齡化加快的同時，我國老年人口的高齡化問題正在逐漸凸顯。依目前學界共識，8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為高齡老人，那么2005年我國高齡老人已超過1 600萬。目前，我國的高齡老人每年以5%左右的速度增長，預計到2020年高齡老人總量將增至2 780萬，2050年，將高達1億，是老年人口中增長最快的年齡組。而農村高齡化趨勢更為突出，據第五次人口普查統計，農村高齡人口為800萬人，占高齡人口總數的68.4%a，農村高齡化程度比城鎮高0.21個百分點。如果說高齡老人是一個脆弱的群體，那么農村高齡老人則是脆弱群體中的弱勢群體。相對城市高齡老人而言，農村高齡老人在生理、心理、經濟收人等方面處于劣勢地位，其生活狀況存在著更高風險，更令人擔憂。

1、農村人口高齡化的影響

    人口高齡化同人口老齡化一樣，他們的產生具有客觀必然性，都是社會發展和進步的表現，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必然出現的人口現象。但是，人口高齡化畢竟不是社會理想的人口結構，因此高齡化的農村人口結構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其一，相對于勞動年齡人口，高齡老年人口幾乎全部退出勞動生產領域，喪失了其對社會的經濟價值，是一個純消費的人口群體，大大加重農村勞動年齡人口的撫養負擔;其二，高齡老人最根本的特點就是機體的衰老程度明顯，患病率高，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或部分不能自理的比重較大，所以，高齡老人已經處于急需照料的階段;其三，對有高齡老人的農村家庭而言，因需要對老人進行長期照料，從而明顯加重家庭的生活負擔。多樣的物質精神需求、昂貴的醫療保健費用和照料成本使許多原本就不富裕的農村家庭不堪重負，子女對于照料高齡父母越來越力不從心。

2、農村高齡老人養老現狀

    首先，農村高齡老人享有的社會保障水平低卞。新型農村養老保險目前還處于試點階段，最低生活保障在農村也尚未得到普及，對農村老人而言，他們能普遍享有的只有新型合作醫療。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長期被邊緣化，占總人口70%的農村人口只享有全國全部社會保障費用的11%，導致農村養老水平明顯低于城市，農村高齡老人只能勉強維持生活上的基本需求。

    其次，農村高齡老人所享有的機構養老狀況不盡人意。家庭”空巢化”以及家庭結構的核心化，使傳統的家庭養老保障功能日趨弱化，養老院養老成為家庭養老的一個必要補充。但目前的農村養老院還無法解決高齡老人照料問題，首先表現在現有的農村養老院和床位數遠遠滿足不了養老需求。另一方面，現有農村養老院的護工職業素質低，絕大部分缺乏專業培訓，無法滿足老人的實際照料需要。

    最后，對農村高齡老人的精神慰藉嚴重缺失。絕大多數高齡老人不僅失去了配偶，而且兄弟姐妹和一些子女也相繼離去，無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他們都缺乏必要的家庭支持。隨著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涌向城市，農村“空巢老人”越來越多。“空巢老人”長期得不到子女生活上的照料，更談不上能夠得到心理上的慰藉。

3、明確政府責任改善農村高齡老人養老狀況

    農村高齡老人是弱勢群體，其根本利益最終只有靠政府來維護，因此，需要政府加強對高齡老人的社會保障責任和支持力度。

    3.1加大國家對農村養老投入力度，設立農村高齡老人救助基金

    農村高齡老年人口之所以成為弱勢群體中的弱勢群體，主要是因為經濟供養不足。經濟保障是影響老年人生活質量、生命質量的決定性因素，是保障老年人能夠安度晚年的基礎條件。鑒于目前高齡人口多，國家財政有限，因此，建議政府設立高齡老年人口救助基金。對于高齡老人，特別是非常困難的農村高齡老人(如沒有退休金、喪偶、獨居、多病、重病的高齡老人)提供經濟援助，解決其基本生活和醫療保障問題。基金籌集可通過多種途徑，除了需要政府加大轉移支付力度，還可接受國內外慈善機構、各種福利基金會以及各界慈善人士的捐贈。同時，國家要以法律的形式確保救助基金每月按時發放到農村高齡老人手中。

    3.2積極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杜區養老

    農村社區，即老年人生活的村莊，是維護家庭養老功能正常發揮的重要環境，同時也是家庭養老最有效的補充。根據農村社區的條件和特征，社區養老保障機制至少包含三個方面的功能:一是為老年人提供部分經濟支持，二是組織和幫助老年人探尋合適的養老方式，三是對家庭養老的引導和督促。社區養老保障機制運作的特點是社區自主組織為老服務活動，且服務項目和形式靈活多樣。

第8篇：人口老齡化的劣勢范文

【關鍵詞】延遲退休年齡，問題，可行性

一、退休政策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現行退休年齡制度。當前國家關于退休年齡規定：國家法定的企業職工退休年齡是男職工年滿60周歲，女干部年滿55周歲，女職工年滿50周歲。對于從事井下、高溫等繁重體力勞動或其他有害身體健康工作的職工，規定退休年齡是男職工年滿55周歲，女職工年滿45周歲，因病或非因工致殘，規定退休年齡為男職工年滿50周歲，女職工年滿45周歲。

（二）我國現行退休年齡制度存在的矛盾與問題

1、退休年齡偏低與人口壽命延長的矛盾。退休者隱形就業問題，邊拿退休金邊再就業可以說是中國勞動力市場上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這種“退而不休”的隱形就業問題造成了養老金的不合理使用。

2、女職工按不同身份執行兩種退休年齡。這在企業早已打破干部、工人身份界限的情況下難以操作，在實際工作中引發諸多糾紛。

3、提前退休問題比較突出。一項調查顯示，我國企業職工退休時的平均年齡只有53歲。

4、男女退休年齡存在差異。男女職工退休年齡的差異主要是性別差異。男職工退休年齡比女干部晚 5 歲，比女工人晚10 歲。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斷提高，男女的性別差異會越來越小。

5.受教育時間越長的勞動者工作時間越短，勞動時間缺乏公平性。一般情況下（除一些特殊工種），勞動者無論接受多長時間的教育，勞動者的退休年齡都是統一的，這樣就導致接受教育的時間越長，工作年限就越短，二者之間為負相關關系。低學歷勞動者一般從事體力勞動，與較高學歷從事腦力勞動者相比較， 無論是工作年限，還是勞動年齡所占預期壽命比都較大，導致低學歷勞動者和高學歷勞動者在勞動時間上沒有實現公平。

6.老年人力資本浪費嚴重。在人均預期壽命不斷延長的情況下，無論是男女職工，過早地離開工作崗位，對國家對個人來說都是一種損失，是人力資本的浪費。隨著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人們參加工作的時間也在不斷后延。這形成了一個奇特的現象：人力資本投入越大，其利用率反而越低，無形中導致人力資源的浪費。

7.“一刀切”的退休年齡與地區的差異性存在矛盾。我國各地區實行統一的退休年齡規定，而我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與人口老齡化程度卻存在較大差別。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仍然存在較大差距，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與西部地區的差距。在這種情況下，全國各地卻實行統一的退休年齡政策顯然是不科學的。除了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距外，各個地方的人口老齡化程度也并不同步。

二、延長退休年齡的可行性分析

（一）微觀可行性分析。退休年齡的影響因素主要有人均預期壽命、養老金儲備、勞動力供求狀況、初始勞動年齡、社會價值觀以及工種的性質。通常狀況下，在人均預期壽命的前提下，為了確保養老制度的良性運行，對于是否延長退休年齡人們主要考慮的兩個因素就是養老金儲備狀況和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以下主要分析延長退休年齡與失業率的關系。

世界上多數國家都存在著延長退休年齡和失業之間的矛盾， 其實延長退休年齡所“擠占”的工作崗位與新增就業人口需求的就業崗位之間并沒有絕對的替代關系：失業率和法定退休年齡的相關性非常低，至少在統計上這兩個變量是不相關的；法定退休年齡和失業率完全沒有任何正向關系的趨勢，相反，趨勢線有向下傾斜的趨勢；從長遠來講，實際上延長退休年齡對就業并沒有直接影響，因為一個國家的就業情況主要取決于經濟發展所創造的就業崗位的多少。

（二）宏觀可行性分析。一項政策的實施我們要看宏觀環境是否適合，同時也要從政策本身來看政策實施是否有利于社會的發展。為了更好的從政策本身探討延遲退休年齡是否合適，以下運用SWOT分析方法對其進行分析。從優勢方面來分析：延遲退休年齡最大的優勢就是可以開源節流，一方面增加養老金的繳納數額，另一方面又可以減少養老金的支出，緩解養老金的支付壓力，促進養老保險制度的良性運行。此外，延長退休年齡還可以充分開發和利用老年人力資源，尤其是腦力勞動資源，促進社會的公平。

從劣勢方面來分析：由于延長退休年齡對就業會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增加就業壓力。因此，延長退休年齡在一定程度上會造成就業減少，導致失業率走高，會進一步加劇當前就業形勢的嚴峻性，對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

從機會方面來分析：首先，當前我們正在積極的構建和諧社會，落實科學發展觀，政府更加重視民生工程的建設，尤其是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但是我們目前面臨著人口老齡化加快的威脅以及養老基金“空賬”運行的壓力，養老制度面臨著嚴重的可持續發展危機，在這樣的背景下，延長退休年齡無疑會非常有利于緩解以上所述壓力，因此延長退休年齡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從政治角度來講，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其次，我國的高等教育快速發展，培養了大量的保險、精算等方面的人才，為延長退休年齡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技術支持，這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從威脅方面來分析：因為延遲退休年齡在一定程度上會對就業造成負面影響，這就需要在盡量縮小其對就業方面的負面影響的前提下，來尋求延長退休年齡的幅度，也就是說如果確定不好就業―退休年齡之間的相關性，就有可能對就業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造成社會的不穩定，抑制了政策的有效性，從而導致政策流產，這是對延長退休年齡來講最大的威脅。

總之，無論是從宏觀環境還是微觀層面來看，延長退休年齡在理論上是可行的，也是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要求，是社會的進步。

參考文獻：

第9篇：人口老齡化的劣勢范文

關鍵詞：生活質量；老齡人口；農村；中國；安徽

一、介紹

近年來學術界對城市發展比較關注，而中國鄉村居民的生活質量作為一項研究課題卻關注較少，尤其是以務農為生的老齡居民。農村老齡居民作為弱勢人群，其生活狀況尤其令人擔憂。根據最近的報道，鄉村里的年輕居民多外出在城市務工，讓老人們留守鄉村，獨自面對沉重的經濟和生活負擔。中國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移民。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顯示，中國的縣域流動人口為7,900萬，高于法國或英國的全國人口總數。某些研究注意到，年輕人口由鄉村向城市的流動在一定程度上惡化了農村老齡人口的生活狀況，后者往往獨自承擔起務農和照料孫輩的責任。而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對農村醫療保險的投入仍然不足。月按照官方統計，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居于世界上最高之列。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都低于1.50，而以絕對收入計算的2008年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為3.31。值得指出的是，這個數字的計算是基于《中國統計年鑒》中的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然而，年鑒數據可能低估了真實收入，尤其是城鎮居民的真實收入。可支配收入或工資僅為城鎮居民真實收入的一部分，包括住房、醫療、消費品和教育在內的各種補貼構成了可觀的額外福利，而這些并沒有反映在官方統計數字中。考慮到補貼因素，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應比這個數字大很多。中國存在的城鄉差距如此巨大，不少國內外觀察家將其視為政治不穩定的最大隱患。

中國當前的現代化進程主要發生在市場導向的工業部門，工業發達的沿海地區比內陸省份的受益要多得多。盡管從長遠的角度看，農村地區將從現代化中受益，但在目前市場化改革卻有可能加大城鄉差距，農村貧困人口將面臨遷移或現住地資源惡化的兩難選擇。目前，從市場改革中受益的農村往往是離城鎮中心較近的地區，而偏遠地區往往難以從社會變遷中受益。內陸地區的農村家庭，尤其是務農家庭受益更少，農村居民的利益往往讓位于城鎮的快速發展。㈣與此同時，中國的農業體系正面臨著技術落后、缺乏規模效應、環境惡化與價格扭曲等因素導致的競爭力不足的問題。此外，一些官員的腐敗也對農村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不利的影響。

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世界上獨一無二，與此同時，人口老齡化問題也在逐漸顯現。盡管中國目前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比重不算太高，2008年的官方數據為8.3％，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卻在世界上處于前列。專家預測，中國將在2050年邁入老齡化社會。盡管農村地區的生育率遠高于城鎮，農村卻比城鎮面臨更為嚴重的老齡化問題，主要是由于大范圍的以年輕人口為主體的農民向城鎮的遷移。根據推算，在中等生育率和中等死亡率的假定下，2050年農村和城鎮地區的老齡人口比率將分別為26％和22％；而在中等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假定下，2050年農村和城鎮地區的老齡人口比率將分別為31％和26％。從而，中國農村將同時面臨經濟轉軌與人口年齡結構變化。

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主要服務于城鎮居民。各種福利項目在農村地區極不完善，尤其是社會保障覆蓋率很低。養老金一直到1991年才被引入農村地區。農村養老保險制度長期滯后，2009年底正式實施的新型農村養老保險試點盡管進展迅速，截至2010年5月底，參保人數為5,199萬，但與農村72,135萬的總人口(2008年數據)相比，需要做的工作顯然還有很多。而參加城鎮基本養老保險的人數則在2008年達到了21,891萬，占城鎮總人口的36％，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覆蓋率在2006年底就已經達到了76％。比數字更能揭示實際情況的是，相當數量的農村人口沒有任何養老保障，許多農民必須依賴家庭成員尤其是其子女，來為自己的老年生活提供支撐。盡管龐大的下崗工人和城鎮流動人口值得密切關注，農村老齡人口面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

關于中國農村貧困和城鄉收入差距研究的文獻浩如煙海，而對農村居民的生活質量，尤其是農村老齡人口生活狀況的研究卻非常薄弱。現有研究發現，健康狀況、社會經濟地位與生活質量密切相關，但對發展中國家老齡人口生活質量的研究卻十分缺乏。中國農村老齡人口受到經濟轉軌和人口轉變的深刻影響，其生活質量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研究課題。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對老齡居民有什么影響?不同職業階層的老齡人口是否具有不同的生活質量?他們對其生活質量的自我評估有什么特點?生理和心理健康與職業分層有沒有關系?這些都是我們的研究試圖回答的問題。

二、研究設計

本項研究以安徽省為地理對象。安徽是一個農業人口大省，2008年總人口為6,135萬，其中農村人口為3,650萬，占59.50％。安徽位于華東地區的西北角、長江三角洲腹地。迅速的經濟增長主要發生在核心城鎮，而貧困的農民仍然用水牛和木犁來耕種。在本項研究中，我們將務農與從事城鎮中常見職業的老齡居民進行對比。城鎮退休居民的職業在以往研究中經常受到忽視，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因為職業分層的效果往往延續至退休之后，而且職業分層集中體現了城鎮和農村生活的許多區別。對于許多以務農為生的農民來說，職業具有終身性，而退休并沒有實質意義。

對職業的定義非常直觀，對生活質量的界定與衡量卻要復雜很多。生活質量是由許多具體判斷組成的總體判斷，這在AnitaL.Stewart和Abhyc.King的下列定義中得到了表述：

“生活質量”包括對生活滿意程度的總體上的、主觀性的評測以及其他內化的主觀狀態，例如心理焦慮和健康、病痛和不適、精力與疲勞、自尊、自我駕馭與控制感、認知能力、生理能力、社會能力、性能力、包括自我維護與自我護理在內的日常生活活動能力、對健康的主觀評測。

除了多元維度，Stewart和King的定義強調了生活質量的主觀性。當然，一個人對其生活質量的主觀評測并不一定與客觀觀測者的評估一致，但限于資料的不足，本項研究暫只考慮主觀評測。

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的職業分層體系一直受到教育因素的深刻影響。農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不僅比城鎮居民低許多，許多農民、尤其是65歲以上的大部分女性農民，從未接受過正式教育。這些未受過教育的農村居民同時具有最低水平的人均收入。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在城鎮里從事常見職業的居民，例如工

人、醫生、教師、干部等，這些人群中的退休者往往能夠領取退休金、享受養老保障以及市場經濟為城鎮生活帶來的諸多便利。

我們把對生理健康的自我評估看作生活質量評估中的一個獨立的風險因素，而不是生活質量定義的一部分。這允許我們考察生活質量在職業上的差異是否源自自我健康狀況評估，以及低水平健康狀況的負面影響是否獨立于職業歷史。除了生理健康之外，作為生活質量的預測指標，我們還考察了老齡居民的婚姻狀況(已婚或喪偶)、所受的正式教育程度以及是否與成年子女住在一起或鄰近。

三、研究方法

本項研究依據的調查由安徽農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主持，教師每隔一年開設社會研究方法課程，并利用寒假和“五一”假期學生返鄉的機會，通過結構式問卷在學生家鄉進行調查。在2006年的問卷調查中，57名學生承擔了調查任務，調查地域遍及全省各地區，調查總樣本為930位農村老齡居民。盡管沒有經過概率抽樣，這個樣本已經是一個大型樣本，涉及的地域足夠多元，能夠反映安徽省農村老齡居民的總人口特征。問卷調查包括55個問題，涉及農村老齡居民生活質量的各個方面。

(一)自變量

我們選用的自變量包括退休前的職業、生理健康狀況以及社會背景。在職業選項中，受訪者在包括農民、工人、職員、教師或醫生、干部在內的選項中選擇。

我們還選擇了下列背景變量：年齡、性別、教育、婚姻狀況以及距最近子女的距離。距離包括下列選項：同住、同村或同街、同鎮或同區、同縣或同市以及不在同一縣或同一市。我們在某些分析中將上述部分變量重新編碼，以進行對比研究。例如，將“教育”重新編碼為“未受過教育”，與受過某些教育相對比；將“婚姻狀況”重新編碼為“與配偶同住”，與離婚、分居、從未結婚和喪偶相對比；將距離中的“同住”與其他合并后的選項相對比。

為了衡量生理健康狀況，我們構建了三個指標。第一個指標側重五官健康，包括的問題涉及聽覺、視力、嗅覺與味覺。例如，受訪者可在下列對其聽覺的描述中進行選擇：(1)雙耳都有障礙；(2)一只耳朵有障礙；(3)一般；(4)良好；(5)極好。其他方面的問題和描述也基本類似。

第二個指標側重于身體主要部位和器官，包括四肢、消化器官、呼吸器官、泌尿與生殖器官、內分泌器官、神經器官以及心臟。經過重新編碼后的選項包括：(1)有疾病；(2)輕微不適；(3)正常。在取均值之后，我們構建了一個名為“身體器官”的指標。

第三個衡量生理健康的指標覆蓋了日常生活活動，包括食欲(差、不太好、正常)、睡眠(嚴重失眠、不太好、正常)、日常穿衣(基本依賴幫助、有時需要幫助、自己完成)、上廁所(基本依賴幫助、有時需要幫助、自己完成)、洗澡(基本依賴幫助、有時需要幫助、自己完成)。我們將這個指標稱為“自理能力”。

(二)因變量

我們采用的關鍵因變量是生活質量。經過重新編碼，生活質量包括下列七個范疇：對心理狀態的總體評估(1：差，2=一般，3=很好)；對心理健康狀況的態度(1=擔憂，2=一般，3=滿意)；對財務狀況的態度(1=困難，2：輕度擔憂，3=不錯)；對生活舒適程度的態度(1=不舒適，2=一般，3=舒適)；對子女孝順程度的評估(1=拒絕評估，2=一般，3=滿意)；親屬和鄰居的態度(1：差，2=某些態度好，某些態度不好，3=不令人滿意)；對子女工作與生活的態度(1=滿意，2=擔憂，3=不清楚)。

(三)數據處理

問卷調查的缺失數據極少。極少數的缺失數據已被剔除。基于范疇的類似程度或分析便利，將原始數據中的某些數據加以合并。我們還評估了所有指標的連貫性與可靠性，并在此基礎上剔除了某些指標。為了分析便利，我們將主要指標稱為感官健康(cFon-bach’8alpha=0.818)、身體器官(Cronbach’salpha=0.637)、自理能力(cronbach’salpha=0.749)與生活質量(Cronbaeh’salpha=0.772)。

(四)數據分析

我們對數據采取了循序漸進的分析路徑，從職業與社會背景、生理健康狀況和生活質量的交叉列表開始。然后生活質量被分解為單獨的項目，并將其與退休前的職業一起考察。最后，我們控制了社會背景與生理健康狀況，通過最小二乘回歸對生活質量進行了預測。除了量化分析，我們還考察了問卷調查中的某些質化數據。

四、研究結果

表1報告了問卷調查中受訪者的背景特征與生理健康指標。受訪者的年齡從62歲至101歲，平均年齡為71.78歲，41.4％的受訪者為女性；平均受教育水平多數低于初中，約60％的受訪者沒有受過任何教育；大部分(61.6％)受訪者與配偶一起生活，而受訪的單身者主要處于喪偶狀態；38.5％的受訪者與成年子女住在一起。

表1還報告了感官健康、身體器官和自理能力指標的平均值。值得指出的是，總體而言，大部分受訪者對這類問題的回答傾向于“健康”，回答“患有疾病“的受訪者相對較少。盡管如此，數據內部差異仍然相當大。

與上述指標相類似，生活質量指標的平均值(2.43)顯示對生活質量的評價也是傾向“滿意”的。職業方面，農民在受訪者中所占比例為59.7％，其他職業的比例分別為工人(14.7％)、職員(6.9％)、教師或醫生(7.0％)、干部(11.7％)。

表2考察了職業類別與人口變量之間的關系。所有比較都具有統計顯著性。農民與其他職業的對比可以歸納出大部分差別。例如，總體而言，農民的年齡最大，婦女所占比率最高，未接受任何教育者的比率最高。事實上，約2／3的農民為文盲，而其他職業的文盲比重要小很多。在務農婦女中，78.2％的受訪者沒有受過任何正式教育。

從表2中還可以看出，農民、工人和職員已婚并與配偶生活在一起的比例最低，而教師或醫生與干部最有可能處于已婚與配偶同住狀態。我們還發現，農民喪偶的比例最高。35.5％的農民處于喪偶狀態，而其他職業受訪者的喪偶比例為26.4％。最后，與其他職業類型相比，農民最有可能與成年子女居住在一起，而約43％的農民與親屬同住。

從表3可以看出不同職業的老齡居民在健康狀況方面的差異，但這些差異并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經過進一步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到，不同職業人群的生活質量存在較大的差異，而生活質量較低的人群集中在社會經濟分層的底部，即農民、工人與職員。農民的總體生活質量最低，而教師、醫生和干部的生活質量最高。職業與生活質量的關系具有統計顯著性。

表4將生活質量指標分解為7個項目，并報告了每個職業對應項目的平均值。除了親屬和鄰居的態度，所有比較都具有高度的顯著性。與其他分析一致。農民在所有生活質量指標的自我評估中打分均最低。差距最大的是“對財務狀況的態度”，其中農民和干部

具有0.42的差異，后者對其財務狀況最為滿意。“對子女孝順程度的評估”差異同樣較大，干部的滿意程度比農民高出0.31。農民對其子女的工作與生活滿意程度比干部低0.25，而其對生活舒適程度的滿意程度比其他職業都低出許多，尤其是與教師或醫生相比較。關于“對心理健康狀況的態度”，教師或醫生的滿意程度最高，而農民的打分最低。值得指出的是，在生活質量的每一項指標中，打分最高的不是教師或醫生就是干部。

表4的最后一行指出了與職業歷史相對應的總體生活質量的差異，其結果的顯著性水平較高。與上述結果相一致的是，與其他職業相比，農民生活質量最低，而教師或醫生與干部對其生活質量的滿意程度最高。

通過對自變量的不同排列，我們還用回歸方程進行了不同的計算。回歸結果顯示，在控制了其他變量之后，與其他職業類型相比較，農民與工人的相對劣勢以及教師或醫生與干部的相對優勢均具有顯著性。具有顯著意義的控制變量包括健康狀況、教育、婚姻以及與子女同住情況。更好的健康狀況、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與配偶一同生活以及與成人子女同住都提升了生活質量的指標。

我們還對受訪者主要關注事宜與擔憂進行了分析。受訪者的回答被歸為幾個類別：第一類是對自我或配偶的關注，包括健康和死亡，經濟狀況，例如收入、工作與住房，社會關系；第二類是對成年子女的關注，包括健康，經濟狀況，包括教育，社會關系，例如婚姻狀況；其他事宜包括對孫輩教育、工作、婚姻與住房等的關注，對社區的關注，以及對國家和全球問題的關注。

在這些關注的問題中，普遍關注的是：自身的社會關系(25％)，自身的健康和死亡(22％)以及自身經濟狀況(17％)。受訪者還對其成年子女的經濟狀況(16％)與社會關系(10％)表示出了關注。除了家庭之外的事宜，農民、工人與職員的關注事宜類型與教師或醫生與干部的關注事宜類型并沒有顯著的差異，教師或醫生與干部對社區和全球事宜更為關注。

五、結語

本文討論的重點是農民、工人、職員與教師或醫生、干部之間在生活質量上的差異，然而，他們在生活質量上的共同點同樣值得關注：無論其從事何種職業，大部分受訪者認為其健康狀況處于一般與良好之間，而每個職業群體中只有大約四分之一的受訪者將健康列為主要關注問題；喪偶是所有受訪者生活中受到的主要打擊；許多受訪者將心理健康列為關注的問題，尤其是社會關系的緊張以及孤獨感。

同時，調查結果顯示，職業類型與生活質量之間存在著顯著的關系。職業層級較低的老齡人口在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水準上都處于劣勢，前者以較高的文盲率為指標，后者以較高的喪偶率為指標。這些人身上的唯一優勢是與親屬同住的比例較高。然而，與親屬同住同樣伴隨著社會關系的摩擦，因此并不總是優勢，況且其有可能與較低的經濟水平相關。在所有職業群體中，農民對于子女孝順程度及其子女工作與生活狀況的抱怨最多。

從許多指標上看，職業層級較高的老齡人口生活質量更高。教師或醫生與干部的財務狀況要穩定許多。他們的情緒更好，生活更為健康、安全、方便。而受教育程度與婚姻狀況不僅對生活質量而且對個人發展的機會也造成了進一步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