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與傳播學研究方法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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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聞與傳播學研究方法范文

1.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最初的新聞傳播學研究僅局限于個別學者，而且是零星的、述評式的。研究者當中，業界、學界平分秋色，各擅所長。盧惠民發表在《新聞研究資料》1990年第2期上的《漫步新聞書林——1979至1988年新聞學書籍出版評述》是較早的研究文章。作者將1979年到1988年10年間我國公開和內部出版發行的近千種新聞類圖書分為新聞基礎理論等10大類，在肯定新聞史和新聞理論研究比較扎實的同時，也指出了新聞出版作品過熱、重復出版、抄襲作品冒頭等問題,并分析了原因。曹鵬也是較早涉足這一領域的學者。他先后在中華傳媒網（1997年）與《新聞出版報》（1998年）連載過“報業書話”，多達20余篇，這是國內最早系列評介新聞專業圖書的文章。此外，2000年前后他在《新聞三昧》《新聞實踐》與《新聞記者》都發表過長文，重點評介媒介經濟學專著。在整個20世紀八九十年代，由于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數量并不大，因此研究僅限于個別學者，沒有太多人關注。進入21世紀以來，研究的重要性開始顯現，相應成果也明顯增多。

陳力丹和童兵是較為系統研究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的學者。陳力丹于2002年、2003年發表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出版概述》同題文章，在對上一年度的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總體評價后，再對主要著作進行點評。自2006年起，他每年出版一本《解析中國新聞傳播學》，內容涉及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如《解析中國新聞傳播學2009》，其中有一節內容為《回歸新聞學本體——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新聞理論教材結構的變化》。自2006年開始，復旦大學出版社每年推出一部由童兵主編的《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最新報告》，該報告梳理和評介該年度的新聞傳播學科研究概況和成果，包括這一年的研究重點與熱點、主要研究領域、重要代表性論文及觀點、重要學術會議和公開出版的著作及教材等。這些述評既有利于梳理新聞傳播學發展的脈絡，又對讀者起到了導讀作用。近年的一些研究者不再局限于整體述評，注意從不同視角切入，分門別類、多角度進行分析，這有益于研究的深入。如王彤、陳貝貝分析了傳媒類圖書的特點，認為各出版社定位的相似性導致了傳媒類圖書市場不僅存在數量上的短缺，而且存在結構性短缺，敏銳地指出“傳媒類圖書成長期更可以體現出出版社對傳媒類圖書品質的敏感度和品位的把握度，甚至是對戰略智慧的考驗。此時，出版社對市場的細分、對目標市場的選擇和定位就顯得至關重要”。張濤甫、章永宏則指出新聞傳播學著作的出版繁榮主要表現為中低端市場的繁榮，尤其在教材出版領域呈惡性競爭之勢。韓雋通過對國外新聞傳播學教材的使用，同時比照國內同學科教材的內容、風格、定位以及總體理念，歸納了國外新聞傳播學教材的形態機理特點。劉鴻英則通過對中美兩國新聞學/傳播學權威教材內容的比較和分析，指出我國高校新聞傳播教學和教材存在的不足及改進的建議。

2.研究方法從定性研究走向定性定量研究相結合20世紀90年代之前少有的運用統計學方法進行定量分析的學術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如許欣根據文獻計量學原理，對中國大陸傳播學專著出版數量、主題內容、譯著、譯著國別、合著率、核心著者、多產出版社等進行了分析研究，力求發現中國大陸20余年來傳播學研究的一般狀況和特點，同時分析存在的問題和不足。殷琦根據計量經濟學原理對2002～2006年國內出版的譯著進行文獻檢索與統計分析，描述了譯著的總體概況，并歸納與分析了譯著的研究主題與研究方法，以期展現在此5年內我國譯著的導入情況，以及導入過程中所反映出的我國學者的研究取向與研究視野。錢玲飛、孫輝對CSSCI中新聞傳播學論文引用圖書的出版社進行統計，列出被引次數前100名的出版社，將這些出版社按綜合出版社、大學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專業出版社、教育出版社、地方和機構出版社以及其他出版社7類進行分析，得出對新聞傳播學最有學術影響力的出版社主要是綜合類出版社和大學出版社的結論；對新聞傳播學引用次數排名前10位的出版社進行分析，得出人民出版社和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單本被引最多的結論。將被引次數排名前20位的出版社列為核心出版社，并對其特點進行分析。蘇新寧（2011）對CSSCI中2000～2007年新聞傳播學論文引用圖書情況進行統計，選出本學科中被引次數相對較多的197種圖書。該研究對于分析新聞傳播學圖書學術影響力很有幫助。

3.新聞傳播學說史研究與圖書出版研究互相借鑒學說史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對學術著作出版的研究，通過學說史又可以了解到代表性著作的出版，以及重要作者在學說發展史中的地位和貢獻。但圖書出版研究不同于學說史，二者價值評判標準不盡一致。最根本的一點是，學說史是以學術為本位，出版研究則是以讀者為本位。另外，出版研究具有更多元的視角，如影響出版的各項政策、閱讀心理等各種因素，出版機構與讀者研究等。新聞傳播學說史的研究目前已經較為充分，專著主要有徐培汀的《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2006），丁淦林、商娜紅的《聚焦與掃描：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2005），謝鼎新的《中國當代新聞學研究的演變——學術環境與思路的考察》（2007），童兵的《中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報告（1978～2008）》（2008），王怡紅、胡翼青的《中國傳播學30年（1978～2008）》（2010）等。我們從這些著作可以了解到新聞傳播學專著和教材出版的大致情況。其中徐培汀的著作不僅對新聞傳播代表作進行了比較客觀的點評，也對作者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謝鼎新的著作重點在新聞學研究演變的路徑，其中關于“研究主體的構成與研究風格”類似于作者研究，用實務派和學院派對學者進行歸類，還分析了研究主體風格與地域文化的關系、新聞學研究人員構成的代際關系等。這些內容令人耳目一新，也說明從出版學角度研究學說史可以拓寬視野，使研究更加深入。

此外，書目研究較為充分，如1988年新華出版社出版、由林德海主編的《中國新聞學書目大全》，收錄了從1903年至1987年我國出版的新聞學書目1900多種。2008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由周偉民主編的《中國新聞傳播學圖書精介》，更是收錄新聞傳播類圖書近5000種，上自1903年我國首部新聞學著作，下迄2005年百年間有關新聞傳播類圖書，主要包括專著、教材、論文集、譯作、工具書等。自1982年始歷年出版的《中國新聞年鑒》也辟有新書簡介專欄，提供上一年出版的新聞傳播類書目，并對部分重點圖書做選介。書目研究對于梳理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大有裨益。清代學者王鳴盛在其所著《十七史商榷》卷一的第一條就標明說：“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在卷七《漢書敘例》條中又重申其義說：“凡讀書最切要者，目錄之學。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

二、我國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研究不足分析

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研究成果顯著，不足也很明顯。其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缺乏系統性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已有上百年的歷史，尤其是近10多年相關著作呈現激增局面，但該領域的圖書出版尚未被當作出版專史予以全面梳理，因此從已有的研究著作中看不出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在出版史當中的地位和作用，亦很難發現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的規律。總體上看，對圖書內容評介的多，對出版與社會文化及閱讀心理研究的少；對作者評介的多，對出版機構、編輯和讀者研究的少。在文學、社會學等領域，研究該學科出版專史的博士論文或專著已有不少，而新聞傳播學作為一級學科，圖書出版有上百年的歷史，理當有系統全面的研究著作。

2.缺乏足夠的理論支撐，研究方法單一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研究有必要引入出版傳播學、社會心理學、文化史等理論，才能把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納入歷史文明進程中進行考察，重點關注出版傳播系統的整體性、出版與社會環境、傳播要素間的關聯性，并把握好圖書傳播的個性和特征，這樣的研究才能具有足夠的深度和廣度。如張仲民從文化史的視角，結合既有的中國近代書籍史研究成果，挖掘了大量清末報紙雜志中的書籍史資料，特別是廣告資料，對以前研究中注意不夠的清末出版的“衛生”書籍——主要是生理衛生書籍、生殖醫學書籍進行了考察，發現這些書籍的廣告及其內容大多將其與身體、種族和國家建立了關系，透過這種修辭策略，它們獲得了出版和應該被閱讀的合法性。此外，研究方法有待改進。雖然近年來引入了傳播統計學的方法，但仍顯得單一，尤其是業界、學界缺乏交流，結論自然片面。如對出版社、圖書和作者影響力的分析，基本上是借助CSSCI，對論文引用圖書進行統計分析，選出被引次數較多的圖書，分析其學術影響力。這種分析得出的結論雖然有一定的說服力，但要更加客觀、全面，還需要運用問卷調查、訪談法、比較研究等多種方法，以反映該領域出版的全貌，得出更加令人信服的結論。

3.概念不明，分類不清，評判標準不一新聞傳播學圖書在人文社科類圖書中，雖然占的比重不大，但相對雜亂。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還是因為新聞傳播學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加之作者學科背景復雜，又有學院派與實務派的分野，研究者的立場、視角，研究的對象以及采用的文本等具有多樣性，因此圖書的學術性與非學術性、專業與非專業、理論型與實務型之間的界限模糊不清，因此新聞傳播學圖書歸類成為一大難題。我們從歷年的《中國新聞年鑒》新書介紹欄目，以及周偉明主編的《中國新聞傳播學圖書精介》等書可以看出種類的龐雜性。沒有哪個學科面臨如此“光怪陸離”的局面。嚴格地講，《中國新聞傳播學圖書精介》收錄的近5000種圖書，相當一部分因為缺乏學術性，或過于偏重資料性和應用性，不能算作“新聞傳播學圖書”，書名冠之以“中國新聞傳播類圖書精介”較為恰當。正因為界限混亂、模糊，研究文章中有“新聞圖書”“傳媒類圖書”“新聞傳播圖書”等多種叫法，實際上這些概念是有差別的。像媒介觀察、采編心得、媒體企業或人物實錄之類作品，屬于傳媒類圖書，但不是新聞傳播學圖書。如肖克•羅斯著《默多克傳：一個王國的誕生》、袁友興著《報業風云：南方都市報經營實錄》等。有些新聞業務和媒介經營管理等方面的圖書既是傳媒類圖書，也可歸屬新聞傳播學著作，二者有交叉重合之處。如杰克•卡彭著《美聯社新聞寫作指南》、約翰•V•帕夫利克著《新聞業與新媒介》等。雖然新聞傳播學圖書歸類十分困難，但作出相對合理的界定是有必要的，否則“放進籃子都是菜”，只會加劇混亂。如果沒有區分，在價值評判上就只能執行人文社科學術出版的一致標準，而忽視新聞傳播學科及傳媒研究的特殊性。如談到新聞傳播學研究失范的問題時，“缺乏規范的注釋、引文”常為人所詬病。但如果它是偏重實務的傳媒類或新聞類圖書，沒有注釋也未嘗不可——暨大新聞學院院長、南方報業集團原董事長范以錦根據實戰經驗寫的《南方報業戰略》，深圳大學特聘教授、原《深圳日報》總編輯辜曉進通過現場采訪寫的《走進美國大報》等書，全書未見一個注釋，但都很有分量，且不失嚴謹。所以，新聞傳播類論文或圖書要根據內容和作者背景予以細分，執行不同的評判標準，否則不僅影響到圖書的價值評判，也影響到學術評判和作者評價。

三、結語

第2篇：新聞與傳播學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施拉姆 傳播學 四大奠基人

一、對“四大奠基人”的異議

拉斯維爾、拉扎斯菲爾德、霍夫蘭、盧因被施拉姆確定為傳播學四大奠基人,在學界已經是一個常識。國內的傳播學教科書稱,“20年代以后,有四位學者的研究和學術活動對傳播學的建立產生了直接的影響,被稱為傳播學四大奠基人,他們是拉斯韋爾、盧因、霍夫蘭和拉扎斯菲爾德”1。李彬的《傳播學引論》、張國良的《傳播學原理》等書中也都有引用。

羅杰斯在其《傳播學史》中對此提出質疑,認為這是一個學術“神話”。雖然他們“的確在開創傳播學領域方面發揮了關鍵的作用,但是還有許多其他的創始人,其中有幾個人就構成傳播學來說,具有與這4個人相等同或更加大的影響”。羅杰斯列舉了施拉姆、帕克、阿多諾、香農、維納和默頓等人,而且認為法蘭克福學派、芝加哥學派和帕羅阿爾托學派等促成傳播學方面重要進步的學術團體“都是被有關四個奠基人的神話所忽略的理論團體”,這“是對傳播學史的一種嚴重的簡單化的做法。”2

而黃旦認為羅杰斯在他的《傳播技術:社會中的新媒介》一書中,清楚地勾勒出了美國傳播研究從來源到制度化的發展圖,但惟一的美中不足的是“上面沒有李普曼”,他希望將李普曼“置于芝加哥學派和四個先驅者之間,構成芝加哥學派、李普曼到拉斯維爾等的歷史鏈條”3,“芝加哥學派或者霍克海默們也未必就辱沒了門庭”,至少芝加哥學派無論如何是夠格的。4

學者胡翼青則認為,施拉姆之所以對芝加哥學派的奠基作用熟視無睹,與其說是施拉姆與芝加哥學派“一種理論上的分歧,不如說是一種強烈的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因為“施拉姆與四大奠基人都參與到二戰為美軍宣傳服務的研究中來,成為美國政府的‘御用’學者”,代替了“以社會傳播為主導”芝加哥學派成為研究主流。5

二、傳播學誕生的時代背景

羅杰斯在批評施拉姆的同時也指出:“施拉姆很少提到已經身處傳播學領域的那些傳播學者,他更愿意通過聲稱現存社會科學或行為科學中的那些受人尊敬的人物實際上是他的同事的途徑,來賦予傳播學以合法性。在政治上,這是一個聰明的策略。因此,人們能夠理解施拉姆為什么會構建出四個奠基人的神話:它與傳播學出身名門的想法是相一致的?！?

也就是說,施拉姆想通過“掛靠”當時流行的學科并與其著名人物“攀親”的方式來使傳播學獲得純正的血統,為傳播學在美國的生存打下基礎。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精明的策略,不光是施拉姆和傳播學,對一些晚近形成的社會學科的創建人來說,要想使這門學科生存下來,都是要苦心積慮想點策略的。

1、“老爸”布萊爾與新聞學的創立

“老爸”布萊爾被認為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新聞學教育的開拓者,他以威斯康辛大學為基地,使新聞學最終在美國大學被廣泛接受。

布萊爾的策略核心是強調新聞學的學術性,他通過對研究的日益強調“來改造新聞學院的途徑,幫助新聞學院生存下來”?！霸趯⑿侣剬W推進為一個合法的大學學科方面”,他堅持“將新聞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而不是一種職業教育來教授?！?

而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就是將新聞學與其它現存成熟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結合,因此布萊爾的新聞學觀的第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一個4年期的大學生課程,它由四分之一的新聞課程、四分之三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課程組成?！?而新聞學方面的博士學位同樣要求學生在學習歷史、經濟、政府和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科學和文學的同時兼修新聞學才能授予?！安既R爾和他的弟子們相信,新聞學為了要在研究性的大學里生存下去,需要社會科學的基礎。”9

2、施拉姆與傳播學的創立

“所有創建一個新的科學領域的個人都必須對這個領域持有某種觀念。施拉姆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華盛頓形成了他的觀念。他返回衣阿華大學新聞學院著手開創他的傳播學觀。”10而這個開端基本上采用了布萊爾在開創新聞學教育上的策略。

羅杰斯用“層復一層的聚集物”的隱喻“來理解從布萊爾到施拉姆的學術聯系”。從“一個新聞學教育的奠基人”到“一個傳播學的奠基人”的主要紐帶是布萊爾的弟子們,主要有R?納夫奇格、R?凱西、F?賽博特和C?布什。其中納夫奇格和凱西是施拉姆在統計局和戰時新聞局的同事(1942),賽博特是其在伊利諾伊的同事(1947―1955),而布什是其在斯坦福的同事 (1955―1961)。

“他1942年為衣阿華新聞學院設計的藍圖提出一種本科生的新聞課程,它由四分之一的新聞技能課程與四分之三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課程組成,這正是‘老爸’布萊爾曾經提倡過的比例,盡管施拉姆沒有將布萊爾引為這一比例的出處。”11

施拉姆的具體做法是:

(1)強調傳播學與其他學科的聯系?！笆├酚袑掗煹难劢?能夠向上看到處于高位的大師。他與這些著名的學者打成一片,并鼓勵他的學生也這么做。他在衣阿華、伊利諾伊和斯坦福的傳播學博士課程都與心理學、社會學和政治學有著牢固的跨學科聯系。它們起先都是在大學的研究生院的領導下組織起來的,并要求博士生注冊學習由著名心理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所開設的課程。”12

(2)使傳播學與現存的學科結構相適應。施拉姆在衣阿華設立的第一個傳播學博士課程就是在新聞學院,“至少在最初年代,傳播學往往影響現存的新聞學院,而不是被貫徹到新創建的傳播系中”?！霸谶^去的幾十年中,幾百個大學傳播學系在美國已經被創建起來。大部分都是從現存的言語學系、新聞學系、圖書館學系和其他強調某種專業的或人文的傳播研究的大學單位中崛起,其他的則是新創建的?！?3“截止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約有1500所傳播學院或傳播系。”14

很明顯,施拉姆采取的是一種低調的迎合策略,而不是直接而激進地自立門戶。結合美國大學的特性,他這么做實在是識時務的明智之舉。

“最有名望的美國大學往往是私立的、古老的、抵制激進的教育創新思想,包括開創一個新的學術領域”,“這些排在首位的大學的一般態度似乎是:不愿冒新的學術風險――像傳播學、種族研究、環境研究和女權主義研究,或更早時代的社會學新領域――而危及它們已有的名望”?！俺固垢４髮W外,那些名牌大學沒有一所大學接受傳播學。”15

三、“四大奠基人”的合理性

對于施拉姆來說,“總結像人類傳播這樣一個領域的困難在于:它沒有只屬于自己的土地。傳播是基本的社會過程”,在流派紛呈的研究中,施拉姆抓住了當時位于研究舞臺中心的“拉斯維爾們”,當然這與傳播學領域在他頭腦中留下的印象有關,即便是個人主觀的,也是無可厚非的。

施拉姆是1942年在統計局和戰時新聞局工作時形成了其傳播學觀的?！皯馉幣σ笠环N跨學科的方法,它往往是以傳播問題為中心。”16這些問題即包括“應該向美國公眾傳播什么樣的信息,以鼓舞國內的士氣,并決定統計局能夠使用什么樣的傳播渠道來影響其意圖中的受眾。他們試圖通過調查來評估他們的傳播行為對于公眾的效果”。17

而當時的“拉斯維爾們”所做的工作,黃旦老師曾總結如下:18

很明顯,施拉姆選擇他們四個的原因不僅是因為個人聲望和學科經歷,而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研究視野、方法和內容都非常相似:用調查、實驗的方法測定效果。

“他有強烈的想象力,能夠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已經積累起來的大眾傳播和說服研究的零散物中看到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施拉姆的傳播學觀有意識利用了美國一流大學的著名社會科學家的工作,以便使他努力創建的新的研究領域具有可信度”20,并且開創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效果研究。

胡翼青認為,“它的這種取向便對傳播學研究產生了誤導。作為傳播學的開創者介入傳播思想史領域的研究,施拉姆出于自己的偏好,無端地從一開始就片面勾畫傳播學許多可能的發展方向”,“束縛了傳播學的全面發展”,“也正因為如此,在世界范圍內,傳播學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學科危機?！边B施拉姆也曾坦言,“直到20世紀80年代,‘傳播學仍舊沒有發展出一個系統的中心理論,讓傳播學研究者可以圍繞這個中心來思考,來組織,來建立一門成熟完備的學問’”,而這個責任,施拉姆本人“難辭其咎”,“因為他創造的四大奠基人的神話關閉了傳播學發展的多元通道?！?1

筆者認為,這一觀點脫離了當時的時代環境,“一個命題的起源在一切情況下都與其真理性無關。而和其產生的社會、歷史結構相關”22。上世紀80年代傳播學研究陷入迷茫,傳播學研究領域亟待拓寬,這是一個發展的自然過程。畢竟傳播學誕生僅半個多世紀,一方面因為傳播學自身的發展壯大,一方面因為新媒介的發展,帶來托馬斯?庫恩所謂“范式的轉換”。同時,社會科學領域向來是沒有中心的,理論的興衰,研究的重點、范式的確定都隨時代和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新的問題不斷被提出,舊的問題不斷被擱置。正如卡爾?曼海姆所言,“當代的知識界不再是一個統一體,而是呈現為相互敵對的派別和相互沖突的學說的戰場”。23

涂爾干說過,“當一門科學在初創的時候,為了使它能夠成立,就必須參照僅有的已有模式,即參照已經形成的科學”,“但是,一門科學只有形成自己獨特的個性,才能讓人視為達到了最后的獨立”。24■

參考文獻

1、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P260―261

2、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E?M?羅杰斯,殷曉蓉 譯:《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7月版

3、4、黃旦,《美國早期的傳播思想及其流變――從芝加哥學派到大眾傳播研究的確立》,《新聞與傳播研究》,2005年第1期

5、21、胡翼青,《傳播學四大奠基人神話的背后》,《國際新聞界》,2007年4月

22、23、卡爾?曼海姆,黎鳴、李書崇 譯:《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商務印書館,2000年9月版

24、涂爾干,狄玉明譯:《社會學方法的準則》,商務印書館 2006年版,P156

第3篇：新聞與傳播學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目標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第4篇：新聞與傳播學研究方法范文

一、傳播學在中國發展的現狀與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面對新的形勢，目前的傳播學本科教學工作仍然存在一些問題，總結如下：教學深度難以把握；理論教學的主導地位導致“學而無用”；教學與學術研究分離導致學科發展緩慢。

首先，教學深度難以把握。一般的院校在專業設置上都把傳播學作為理論基礎課程，安排在第一或者第二學期，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對于剛剛入學的學生來說，很難在入學之初就對這個專業有一定了解，甚至有的學生反映“不知道要學什么？”。因為這個學科需要一定的理論與專業基礎，所以授課過程中也會遇到一些困難，這就要求教師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適當的調節課程的難度，逐步的深入，必要時調整教學的進度，做到教學相長。

其次，理論教學的主導地位導致“學而無用”。傳統意義的傳播學課程是講授式的理論教學課程，在這樣的課程安排下，學生在課堂上主要接受的是理論教學，可能在一節課的時間里面學了很多類似“概念、特點、分類、意義、功能等”這樣的內容，考試也是理論考察的方式以記憶為主。然而，在這樣的授課方式下，理論教學居于絕對的主導地位，造成學生“學完就忘記了”，根本無法和實際建立聯系，更不能建立合理的實際聯想，學生感覺學習之后在工作中根本“用不上”，造成教學資源巨大的浪費，甚至是“學而無用”。面對這樣的困惑，后面的章節會提出一些解決問題的思路與方法。

再次，教學與學術研究分離導致學科發展緩慢。上個問題中已經提到傳統的授課方式，那么除了學生缺少實踐聯想之外，傳統的教學方式還使學生失去很多思考問題的條件，沒有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學生很難有所探索。這樣就造成一種現象：目前的傳播學研究，往往僅陷于少數學者的范圍內，而大量的傳播學專業學生毫無科研能力。如果能充分調動在校學生的科研熱情，培養學生的科研能力，善加利用學生的科研成果，相信傳播學專業會發展的更好。

二、傳播學本科教學的教學理念與模式探索

鑒于目前傳播學本科教學過程中一些問題的存在，同時結合幾年來傳播學本科教學實踐的一點思考，筆者認為：傳播學本科教學應該堅持“實用教育+延續教育”的教學理念。具體的說，就是在正常的課堂教學與理論教學的基礎上，重點培養學生對傳播學具體實務的聯想能力、應用能力、創新能力；同時盡可能的幫助那些在理論與科研方面有更深層次要求和更高潛質的學生，構建完備的理論體系，設計有效的研究方法，啟迪前沿的學術思想。這一教學理念，旨在培養可擔當專業教學，可適應大眾傳媒要求，又可進行科研探索的復合型傳播人才，適應全球化信息社會的要求。

為配合上面提出的“實用教育＋延續教育”的教學理念，下面介紹一個傳播學本科教學的“漸進循環”教學模型。在“漸進循環”模型中，傳播學的教學包括了四個不同的階段，分別是：1、經典理論的解析階段。2、相應案例的引入階段。3、傳播實務的實踐階段。4、學術前沿的啟迪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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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個階段可以看作是由課堂的理論教學開始，結合教師經驗的案例分析承接，以學生親身的專業實踐配合，最后啟迪學生思考并研究學術問題為步驟的逐漸教育過程。而這四部分之間的循環則體現在，經過學生親身調研、設計實驗，論證之后對傳統、經典理論的驗證、深入、乃至發展之上。這樣的“漸進式”教學，可以深入淺出的把學生逐步引入對人類傳播活動的理解與研究過程中，解決以往教學中“學生認為過難”的問題。而由學術研究到理論發展的“循環”又為我國的傳播學研究提供了來自大學生的新鮮血液，能有效的解決前面提到“傳播學學科發展緩慢”的問題。下面分別解釋每一個教學階段的含義、教學內容、教學方法以及應注意的問題。并以講授“議程設置”功能為例，分步驟的逐一說明每個階段教學的具體方法。

1.經典理論的解析階段

理論教學是傳播學教學的重要任務之一。因此，傳播學教學的第一階段，或者說基礎階段，就是對傳播學理論體系下的經典理論與模型做深入的解析。這里所說的解析，不僅僅是對教材中關于傳播學的理論的講解說明，更重要的是對這些經典理論的研究歷史、研究方法、適用范圍、對實踐的指導作用等做細致的歸納總結。

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的傳播學研究者，都編著了很多關于傳播學概論性的著作，比如：麥奎爾的《McQuail’sMassCommunicationTheory》（2000）；③郭慶光的《傳播學教程》（1999）。④雖然這些著作的編寫思路不盡相同，但是不難看出傳播學教學主要包括下面一些內容：傳播的概念、傳播學的研究范圍、傳播的不同分類、人類傳播的過程、傳播學的研究方法等。其中關于傳播過程的研究內容尤其豐富，包括了對傳播者的控制研究、對傳播內容的符號學思考、對受眾角色的分析、對媒介功能的研究和對傳播效果的深入論述。

在上述的每個研究領域中，都含蓋了大量了概念、經典理論和模型，僅僅以傳播效果研究為例，在著名傳播學研究學者麥奎威爾的傳播學導論中，收錄的關鍵詞就有幾十個之多。因此，教學的重點不僅僅只是告訴學生“什么是這個理論？”，更重要的是讓學生弄清楚這個理論是“為了解決什么問題的？”，是“以什么為研究對象，用什么樣的方法研究的？”，在這個領域內“目前用這個理論能解決什么問題？”，“還有哪些問題無法解決？”。比如教師要講解大眾傳播的宏觀效果“議程設置”功能。首先，應該簡述理論的具體內容（這一理論用來衡量一種媒介的影響。在傳播過程中，公眾腦海中的新聞事件、議題、或者人物的相關重要性，受到新聞報道呈現次序或者顯著性的影響）。⑤然后要逐一解釋其中的關鍵點：議題和顯著性。更重要的是，要重點交代這個理論的研究歷史,交論中涉及到的媒介議程（mediaagenda）-公眾議程(publicagenda)-政策議程(policyagenda)的關系。⑥

2.相應案例引入階段

在第一個環節的理論教學中，學生已經對經典理論的體系與研究歷史有了深入了解。因此，根據上面的解析，選取大量典型的傳播案例進行形象的分析說明就顯得尤其重要。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選擇典型的案例的過程中，要注意不同案例之間的比較，以此引導學生找到理論應用于實踐的一些規律。

仍然以講授“議程設置”功能為例，要引入大量的新聞議程設置案例，同時分不同的媒體類型進行分析。比如通過對當日〈新聞聯播〉新聞議程的設置分析當天的重要事件；通過連續幾日〈新聞聯播〉新聞的議程設置分析最近一個時期的重大事件；通過分析不同時間的〈人民日報〉頭條新聞的設置來分析近一段時間媒體新聞議程的變化等等。

3.傳播實務的實踐階段

在這個環節中，學生需要親自參加到各種傳播機構或組織的傳播活動之中去，以親身的實踐驗證理論與實際結合的重要性，積累更多的實踐經驗，同時探索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新思路。雖說這個環節的主體是學生，教師仍然需要做相應的指導。要在學生親身實踐之前擬訂詳盡的指導書，內容包括：說明實踐的意義，列出實踐的步驟，建議實踐的方法，同時要求學生在實踐后做認真的總結，必要時要求學生上交親身實踐的作品進行講評。

為了更好的了解媒體“議程設置”的功能，教師可以帶領學生到當地的電視臺或者報社進行一個短期的實踐，比如讓學生跟蹤該媒體一天新聞編排的整個過程，指導學生注意分析電視媒體新聞的編排順序，每條新聞長度的不同要求；報紙每條新聞所在的版面和字數要求等等。同時讓學生對受眾進行一個問卷調查，分析一下受眾看了當天的電視新聞或者閱讀了報紙新聞以后，認為什么是最近的“大事”，從而對照媒體新聞傳播的預期效果，驗證議程設置的功能。

4.學術前沿的啟迪階段

在開篇我們已經談到過關于中國傳播學發展的現狀，其中談到目前傳播學研究發展比較緩慢的問題，那么這個教學環節的設計主要是在學生已經具備堅實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務經驗的前提下，針對目前傳播學業的問題進行學術的探索，以發展我國的傳播學研究事業，同時學生也為完成自己的畢業設計做大量的積累工作。在這個階段，教師的任務主要是啟迪學生思考目前的傳播學學術前沿問題，指導設計研究方法，提供適當的文獻支持等。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學生往往不具備系統的科研思維，因此教師指導的首要任務是培養學生科研的系統化、邏輯化、科學化、數據化。

以“議程設置”的不同功能相互作用為例，教師可以指導學生研究一些實際的問題。對于研究政策議程轉化為媒體議程，可以啟發學生研究一些對國家重大的政策、法規、或者決定的媒體宣傳作用，比如“論兩會報道中央視的重要角色”；對于研究公眾議程轉化為媒體議程，可以啟發學生結合目前網絡媒體中“BBS，Blog”等個人媒介的作用，分析“個人媒介議程對大眾媒介議程的影響”。

三、在探索中不斷完善傳播學教育

第5篇：新聞與傳播學研究方法范文

而這兩個學科的關系問題，一直都是國內外學者論爭的對象。上世紀90 年代中期在美國新聞、傳播教育界掀起的一場大辯論。大辯論的主題主要涉及：傳播學、傳播教育會不會、要不要完全取代新聞學、新聞教育？傳播學、傳播教育與新聞學、新聞教育的相互關系是什么？新聞學、新聞教育向何處去？這場大辯論的集中表現在1995 年召開的美國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協會年會上。在這次大會的“課程改革”分會場上，多次響起了一個共同的聲音：我們要為傳播學的各個領域，其中包括新聞學、公共關系學和廣告學，培養所有的人才；如果繼續為特定的行業特別是新聞業辦教育，結果將是災難性的。

應當承認，要科學且準確地把握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異同是很難的。但是總結他們的異質性與關聯性對于解決關于這兩個學科關系的迷思很有意義。而新聞學與傳播學，特別是大眾傳播學的異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研究對象或研究領域的異同。這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媒介范圍的異同，一方面是媒介內容的異同。在媒介范圍方面，新聞學研究的是新聞媒介，主要是報紙、廣播、電視，也涉及新聞期刊，現今還有互聯網；傳播學研究的主要是大眾傳播媒介，即新聞媒介加上電影、書籍，新聞期刊也擴展為所有不同種類的期刊。在媒介內容方面，如果把大眾傳播媒介的內容概括為新聞、言論、知識、文藝/文娛和廣告等五種主要的信息類型，那么，新聞學研究的是新聞與言論兩塊內容，而且主要是圍繞著新聞與言論之采訪、寫作、編輯、評論、攝制、出版等“新聞工作”來進行研究。

（2）研究層面或學理層面的異同。大眾傳播學的研究層面是基于新聞、廣電、公關、廣告之上的一般性傳播規律的整體性層面，因而其學理層面也就比新聞學的學理層面更加抽象，更加一般，也更富有理論的概括性和指導性。同時，我們也不應忘記傳播學的應用學科，比如公關、廣告的研究層面或學理層面，又處于大眾傳播學之下與新聞、廣電相類似的層面上。

（3）學術立場或學術取向的異同。新聞學研究與教育一方面注重職業技能的培訓，一方面注重專業理念或專業倫理的培養，也就是注重人文理想、人文精神的灌輸與養成。歸根結底，新聞學具有鮮明人文取向，是人文學科。美國主流傳播學則是為了滿足政治、軍事、企業等不同利益集團的需要而產生的，從一開始就放棄價值理性，承認現行的傳播制度是合理的，只求工具理性，致力于尋找達成更佳傳播效果的方法與策略，從而成為直接服務于不同利益集團的經營管理工具。因此， 美國主流傳播學具有鮮明的行為科學取向，是社會科學。

（4）研究方法的異同。傳統新聞學從來沒有單獨將研究方法作為問題提出來，這表明新聞學缺乏研究方法的自覺。這自然是一種基于科學主義立場所作的判斷。事實上，新聞學主要是運用歸納與演繹這些最基本的邏輯推理方法來開展研究，關注的重點是業務操作，即新聞的采、寫、編、評，以及新聞節目的攝影攝像與制作。美國主流傳播學一直強調運用社會調查、心理實驗、內容分析等“科學性”方法來研究傳播效果，通過量化與統計的過程來求得實證性的結論，對傳播實踐作出準確的事實判斷，作為改進傳播活動的依據。

如前面所言，關于新聞學和傳播學這兩個學科的關系曾一度眾說紛紜，現在比較被接受的觀點是：新聞和傳播這兩個學科定位大不相同，但它們之間亟須互補。就我國的情形而言，新聞學與傳播學當下總體看來， 還是合的態勢大于分的趨向。

如果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大趨勢是合，那么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能合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作為三大學科之中的兩個，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還在以下幾個方面存在差異：

第一，學科研究目標不同。一切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其目的都是要揭示對象的性質和規律、獲取關于對象的盡可能普遍的知識，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對象“是什么”、“怎么樣”以及“為什么”等問題。與此不同，人文學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獲取關于對象的知識，而是要探尋人的生存及其意義、人的價值及其實現問題，并由此表達某種價值觀念和價值理想，從而為人的行為確立某種價值導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對象“應如何”的問題。當然，人文學科也要研究物、研究各種事實性存在的性質和規律；但它決不滿足于、決不止于發現對象的性質和規律，而總是要進一步追問如此這般的對象、對象如此這般的性質和規律對人的生存和發展、對人的價值及其實現有何意義。

第二，致思方向不同。對于科學與人文學科在致思方向上的區別，新康德主義弗萊堡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李凱爾特曾作過說明。李凱爾特曾分析過文化科學（大體上相當于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的區別。他認為，因為要發現一般規律，所以自然科學在研究對象時總是致力于“抽象化”或“普遍化”，也就是說，它總是致力于把個別事實歸結為某種規律的作用和表現，并把特殊規律提升為一般規律，從而抽象出越來越普遍的規律。因此，用科學的眼光來看人，人必然被抽象為無差等的“類”。與此不同，文化學科在研究對象時則總是致力于“具體化”或“個別化”，它強調和珍視各種個別的東西、富有個性特色的東西、獨特的東西的價值，并借此來開掘人的生存的豐富意義。文學、史學、哲學的研究都莫不如此，它們都是只有在表達了一種獨特的價值時才會受到人們的重視。

第6篇：新聞與傳播學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現代新聞傳播學 多媒體應用技術 教學

信息時代是社會進步發展的新階段，信息化使得人們獲得并傳遞一切信息變得更快更便捷，從而增進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理解。信息的采集、信息的加工、信息的傳播、媒介的制作都是新聞傳播學的基礎，而新聞傳播學是由新聞學、廣播電視新聞學、廣告學、編輯出版學四個方面的研究構成的一門學科。傳統新聞傳播學作為新聞傳播領域的先行者定位準確發展穩健，但未來前景卻并不樂觀。近五年來，傳統紙質媒體受到了新媒體的沖擊，這一現象將我們引入了怎樣才能發展現代新聞學的思考中?，F代新聞傳播學除了傳統的新聞功底的構建與積累學習基礎性和學術性的知識以外還需要進行廣告傳播、影視文化、媒介經營管理、輿論學、文化產業活動等一系列專業知識方面的學習和研究。從傳統單一的靜態文字圖像到以網絡為載體影像、文字等媒體格式文件的無紙化傳播，這使得現代新聞傳播必須具備實時新聞信息量大，引發話題使受眾積極參與討論，生活服務類互動信息全面，并兼顧愉悅受眾精神使受眾獲得身心健康休息的特點。新媒體時代更需要實現受眾廣泛、內容豐富、信息量大、整合度高的新聞傳播效果，從這一點來看，想在電子時代建立現代新聞傳播學的教學與科研體系就必然需要多媒體軟硬件技術的支撐。

多媒體技術是一門應用型的計算機技術，其主要實現手段是通過人對計算機軟件的操作來完成文件的部分或整體效果。多媒體應用技術本身是結合了計算機多媒體軟件工程專業、新聞傳播專業、藝術設計專業等多種專業課程綜合而成的一門實際操作性很強的技術型學科。其業務范圍涉及了媒體的包裝及制作和媒體載體的包裝及制作。

新媒體的出現，使得新聞傳播學和多媒體應用技術有了更多的交集，新聞傳播效果的衡量標準也發生了變化，新聞傳播對傳播的效果做出了新的要求，更需要多媒體軟硬件技術的支撐。多媒體應用技術所涵蓋的內容又基本都是需要實際動手操作來實現的，這對于從事這個專業的大量從業人員又提出了不斷創新進步的更高要求，除了需要大量更新資料以外還需要不斷學習多種媒體類的實現方法。

隨著計算機硬件的發展，計算機軟件的更替變化也相當大，比如說在新聞傳播業中發揮著巨大圖文制作效果作用的photoshop，她是一款Adobe公司旗下最為出名的位圖圖像處理軟件，1999年photoshop5.0剛剛被許多中國用戶認識，這款帶有圖層功能和歷史功能的圖像處理軟件允許用戶在不同視覺層面中處理圖片，然后合并壓制成一張圖片。這款軟件的出現立即打破了許多新聞從業人員以及廣告從業人員“繪制基本靠手”的思路，13年來photoshop在不斷更新完善中，成為在平面設計、圖像修復、廣告攝影、包裝設計、插畫設計、網頁設計、后期修飾等方面的必備工具軟件。而今時發展到photoshop CS6中軟件已經帶有3D圖像編輯和內容識別修復功能。

在教學活動中，現今多媒體應用技術已經可以實現多學科的輔助課堂教學活動，而在現代新聞傳播學教學的過程中多媒體應用技術也被發揮的淋漓盡致。

多媒體應用技術作為一種全新的教學方式突破了傳統新聞傳播學的限制，發揮其數字化、信息量大、互動性強、對學科適應性強的特點，填充教學內容提高教學效果。教師在備課的過程中根據教學目標可以從網絡上找到大量適用于教學的新素材新思路用來擴充教學內容中的各個模塊，增大信息量，協調教學內容，提高備課的效率。在上課的環節中，以生動的媒體課件合理設計課堂內容，運用多種形式展現相關知識點，合理調節授課進度，擴大學生的思路，多角度的提高學生的興趣。

在現代新聞傳播學的實際的教學中，由于高校普遍建設多媒體專業相對較晚，而現有的新聞傳播教學工作又基本是集中在課堂內完成，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單一的說教，學生很少能實際接觸到平面的制作、新聞的采編、載體的包裝制作等的實際操作流程，對技術性操作的掌握就更加的欠缺。那么合理的教學就需要現代新聞傳播學專業和多媒體應用技術專業兩方面結合，任課老師應隨著多媒體應用技術的進步不斷更新實例用以教學，只有任課教師與新技術的操作實施不脫節才可能教出與時俱進的學生。

在教學的內容和方式方法上也需要設計新的教學手段，為參與教學活動的師生提供大量的信息資源，讓學生可以更寬泛的進行學習。如開設計算機文字錄入及實際出稿排版、平面廣告設計與制作、數碼攝影及后期處理、計算機圖形圖像的處理、視頻采集及編輯、視頻特效制作、動畫制作、音頻文件的采集與編輯、音頻特效制作、網站網頁、交互式多媒體等課程。在教學實踐環節中，把學生組織成各個小團隊，以團隊的方式來完成一個或多個較大的教學主題課程設計，加強學生對社會需求的進一步認知對將來的工作能夠有更深入的體驗。在完成課程設計的過程中學生能夠主動體會學習的知識并在操作的過程中重新整理知識，探究最新技術。而教師在解決學生提出的疑問的過程中也可以驗證及提高自身對新技術的學習認知程度。在教學中達到師生雙向激發主動學習的目的。在課程設計環節中，教授學生設計制作的方法而不限制學生的思路。教師需注意不以自身主觀意見來評價學生的作品，而是肯定學生的思考，鼓勵學生的表達。

多媒體應用技術在內容與形式上的不斷探索與更新，給予新媒體發展提供了可行性平臺，而通過不斷實踐摸索出來的創新性方式方法又為主流媒體的新聞傳播提供了新的創作手法和表現形式，促進了社會整體新聞傳播水平的提高?，F階段各大院校是培養現代新聞傳播應用型人才的主要基地，是對多媒體應用技術方面知識與操作探索創新的重要場所，學校對于學生的培養更需要理論結合實際，現代新聞傳播學與多媒體應用技術并行，為培養出國家和社會所需要的具有較強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高級應用型人才。

第7篇：新聞與傳播學研究方法范文

編者按：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是享負盛名的傳播教育及研究中心，尤精于國際傳播、新媒體、流行文化和大中華傳播研究，作為東西文化交流的橋梁，廣泛聚集海內外學者，極大地促進了港、澳、臺與祖國大陸乃至國際華人華僑的學術研究與交流合作，為國際傳媒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作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院長，在文化研究領域，他深入亞洲流行文化研究和理論建設，成績斐然；在媒體全球化研究方面，他注重研究文化產業和在中國與亞洲的跨國媒介企業，建樹頗高；在香港本土文化研究方面，他潛心研究香港電影工業在面對好萊塢和其他國家強大競爭下的生存途徑，觀點獨特；在新聞傳播教育領域，他致力于培養愿意承擔社會責任的傳播人才，理論創新……他就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教授馮應謙。

本刊記者（以下簡稱“記者”）：馮院長，您好！歡迎做客《今傳媒》?？煞窈喴亟榻B一下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馮應謙：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創始于一九六五年，是香港傳播教育和研究的先驅。我們創造歷史，我們很多畢業生都是本地以致海外新聞、廣告、公關、電視、電影和各種新媒體傳播的專業人員。我們的同學不但擁有卓越的專業技能及分析能力，更懷著熱誠及愛心服務社會。我們鼓勵學生要有所承擔，為社會作出貢獻。我們的教授是嚴謹的學者，立足于中西學術的交匯點，以比較角度研究傳播問題及創造新知。我們致力培養研究生成為干練的學者，擅用扎實的研究方法與技巧，亦擁有穩固的理論及學術根基。

本院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大家庭，除了一眾教職員、研究員及同學外，我們還有超過3500名校友。我們將于2015年慶祝本院成立50周年。

記者：我們了解到，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一直很注重訓練學生的理論思維和創新思維，同時強調理論與實踐的平衡與結合，多年來，為我國培養了眾多的優秀傳媒人才，請問貴院在培養人才方面有什么創新之舉？

馮應謙：我們在課程設置方面培養學生扎實的理論基礎，特別注重實踐教育。本院的研究生課程是在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分別有研究博士、研究碩士及五個修課式碩士課程。本科課程分為三個專業范疇，包括新聞編采、廣告與公關及創意媒體與新媒體，每個專業范疇均設有實習學科，包括出版中文實習刊物《大學線》、英文實習刊物Varsity及活動推動統籌實習點子計劃（Pinpoints），讓同學有機會將課堂上學到的知識應用于實踐。

此外，本科課程又提供雙學科課程選擇，包括新聞與傳播學及工商管理學的雙學位課程，以及新聞與傳播學及社會學的雙主修課程。

本院的研究博士及研究碩士課程讓研究生在自由的學術環境下在不同領域中探索知識，而本院也積極鼓勵學生參與國際學術會議，擴闊視野，與來自各地的學者交流。近年來，本院研究生多次在國際學術會議中取得學生論文獎項，包括ICA、AEJMC、NCA等，成績卓越。本院又設五個修課式碩士課程，包括全球傳播文學碩士、新聞學文學碩士、廣告社會科學碩士、企業傳播社會科學碩士、新媒體理學碩士，每年學生人數超過350人，課程著重理論與實踐并重，除本院資深學者教授理論課程之外，更邀得業界資深人士作兼任講師，與同學們分享工作經驗，為社會培訓具有思考能力的專業人才。

本院又創辦及出版中英文期刊各一本，與香港浸會大學共同出版的中文期刊《傳播與社會學刊》已納入了TSSCI，而英文期刊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亦已納入了SSCI。我們又創立了中華傳媒與比較傳播研究中心（簡稱C研中心），致力于大中華地區傳媒和比較傳播的研究，積極促進世界各地傳播學者的對話，使C研中心成為學術交流的樞紐。本院另設有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CCPOS， 前稱傳播研究中心），為學術、政府、非牟利、及商業機構進行高質素的研究。

我們的使命是要致力培養愿意承擔社會責任的傳播人才，課程理論與實踐兼備，鼓勵學生開展全球視野，訓練分析及表達能力。本院承傳專業，銳意創新，因應東西方傳播學術交流樞紐之利，致力培養擁有扎實理論基礎和方法功底，并以創造知識為己任的傳播學者。在瞬息萬變的傳播環境，恪守專業價值，關懷人文精神。

記者：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創立的英文期刊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CJoC）被納入SSCI，對于期刊僅僅創刊四年便被納入SSCI，您有什么看法？

第8篇：新聞與傳播學研究方法范文

一、新聞傳播進入大傳播時代

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介與手機、網絡等新興媒介相互融合，新聞傳播進入了媒介融合時代；隨著個人掌握媒介技術的快捷，自媒體成為了時代的新寵；社會化網絡的迅猛發展，使其成為最具影響的新聞源。這些變革，將新聞傳播推入到大傳播時代。

1.新聞傳播進入媒介融合時代

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媒介發展就呈現出多功能一體化的“融合媒介”趨勢，這種媒介被定義為“印刷的、音頻的、視頻的、互動性數字媒體組織之間的戰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聯盟”。媒介融合是一場基于信息技術創新和社會話語重組的媒介整合，這樣一種整合帶來了新聞業的融合，給新聞傳播帶來了五類變革：一是新聞表述方式的融合，即新聞表達運用了多種媒介和互動技能來完成；二是新聞采集的融合，記者需要運用多媒體技術對新聞進行信息的采集；三是新聞制作流程的融合，主要是對新聞制作模式的改變；四是媒介間融合，指不同媒體之間的合作，包括內容和新聞資源共享；五是所有權融合，指不同類型的媒介如報紙、電臺、電視臺和網站，其所有權可以融合為一家傳媒集團，實現資源共享。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提出“整合新聞媒體資源，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媒介融合成為我國新聞媒體發展的指導方針。這些變革將新聞傳播推入了大傳播時代。

2.新聞傳播進入自媒體時代

自媒體，被稱為“WeMedia”，2003年7月由美國新聞學會提出，指“普通大眾經由數字科技強化、與全球知識體系相連之后，一種開始理解普通大眾如何提供與分享他們本身的事實和新聞的途徑?！惫韫戎腎T專欄作家，《圣何塞水星報》專欄作家丹•吉爾默2004年出版了專著《自媒體》，這本書的副標題就是“草根新聞，源于大眾，為了大眾”，這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個人博客、網絡聊天組、郵件和其他工具制作新聞。網絡時代自媒體使新聞傳播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2006年美國《時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就是“你”，是互聯網使用自媒體的“你”。自媒體時代，社會從機構向個人過渡，個人是數字時代民主社會的公民。大新聞媒體已經失去了它的壟斷地位，現在可以實時消息的全球觀眾就是新一代的草根記者，新聞在他們自己的手中。通過配備筆記本電腦、手機、數碼相機,這些從讀者轉變而來的報道者將來自身邊的消息轉換為新聞，這一轉變深刻揭示了我們消費新聞過程的改變。

3.新聞傳播進入社會化時代

網絡的基本特征是連接，而越來越持久和擴大的連接使網絡社會化成為必然。特別是今天的Web2.0時代，互聯網的重心正在轉向社會化媒體。社會化媒體是網絡社會覆蓋面最廣最具代表性的傳播媒介。在社交媒體的傳播平臺上，新聞傳播的主角是用戶，用戶需要是新聞傳播的起點和目標。同時，社會化媒體中的新聞內容生產與社交是相互結合的，社會關系與新聞生產兩者相互融合在一起。社會化媒體平臺上的新聞內容是連結人們關系的紐帶。因此，不難理解，在爭奪用戶的競爭中，從Facebook到Linkedln，各大社交網絡紛紛推出了新聞媒體產品。新聞服務成為保持用戶黏性的競爭焦點。同時，社交網絡也成為了最有影響的新聞源。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發表的報告顯示，美國63%的用戶通過Face-book和Twitter等社會化媒體獲取新聞，成逐年上升趨勢，社交網絡正日益成為有影響力的新聞源，新聞傳播已經進入了社會化時代。

二、新聞傳播學教學理念變革

新聞傳播從“小新聞”進入到“大傳播”時代，隨之帶來的是新聞傳播學科教學理念的變革。新聞傳播學科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同時又是一門發展日新月異的學科，新聞傳播學的教學理念也必須與時俱進。隨著新聞傳播進入“大傳播”時代，新聞傳播學應從新興媒介技術的掌握、增加社會科學課程和新媒體媒介素養三方面變革教學理念。

1.新興媒介技術課程的拓展

媒體融合指的是不同類型的媒體的合作，包括手機和報紙、電視和網絡等各種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的融合。媒體內容的數字化，再加上無處不在的高速寬帶連接和上網設備的擴散，正在改變新聞傳播內容的和流通方式。傳統媒體平臺和產業結構，需要大幅革新才能跟上不斷變化的媒體環境。當今社會的新聞傳播人才不僅需要多種掌握新興媒介技術，還需要培養在新媒體、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之間融合貫通的能力，即跨媒介思維的能力。因此，無論是媒介融合時代的新聞傳播，還是自媒體的新聞傳播，抑或通過社交媒體傳播新聞，新興的媒介技術是一道跨不過的門檻。在美國，根據對美國15家頂級新聞學院的調查，結果顯示各家新聞學院近十年來增加了大量的新媒體技術課程以適應新聞業變革，包括計算機編程、社交媒體新聞學、大數據新聞學、數字受眾分析以及新技術（如無人機、谷歌眼鏡）應用等。而我國的新聞傳播學教育中，新媒體技術的教學往往落后于業界實踐。從教學課程的設置中，我國的新聞傳播學科亟需建立較為完整和先進的新媒體技術課程，并且依據各大高校自身的特色培育優勢課程。傳統媒體具有不可替代的專業性、權威性和高質量的新聞內容，而新媒體吸引年輕受眾，有更高層次的互動。新媒體和舊媒體的融合是一種“化學反應”，因此，貫通各種媒介的思維能力非常重要。當新聞發生時，能迅速判斷，選擇多種媒體手段進行報道。并能運用多種媒介手段制作出打動受眾的新聞產品，在社交媒體上傳播并引發關注。新聞傳播學科需要建立跨媒體課程培養這種跨媒介的整合思維。

2.增加社會科學課程

在我國的學科劃分中，新聞學屬于人文科學，而傳播學屬于社會科學。但歸根結底，新聞傳播學與社會學科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特別在新聞傳播與社會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新聞傳播學科應該增加社會科學的課程，以應對新聞傳播學的大傳播時代。從歷史的源流來看，傳播學的產生、發展與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有密切的聯系，新聞學的采訪構思等也遵循社會學的調查研究方法?？梢哉f，新聞傳播學發展至今，與社會科學聯系緊密，譬如新聞媒體與其賴以生存的權力和控制力之間保持相互依存的關系，同時還反過來曲解、改變，甚至挑戰這種相互依存的關系。這種新聞傳播與社會的關系在大傳播時代變得日益復雜，數字媒介重構了權力關系和社會秩序。為了厘清媒介如何推進了社會和世界，新聞傳播學科需要增加社會理論的課程與實踐，以廓清這個錯綜復雜、令人困惑的媒介化世界。數字媒介社會中的媒介實踐、網絡化社會、網絡化政治、媒介與資本、媒介與權力、媒介文化、媒介倫理與正義等方面的研究都需要社會理論的支撐。西方主流的新聞傳播學教育早在19世紀20年代就開始重視新聞傳播學科的社會學科課程。威斯康星大學新聞系的新聞本科課程設置中，新聞學的課程只占四分之一，而其余大部分是社會科學的內容，試圖用社會理論課程教學啟發學生發現與考察大眾媒介在社會中的角色和作用。40年代傳播學奠基人施拉姆在愛荷華大學任新聞學院院長時，也增設了社會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等社會科學的課程。60年代，美國主流的新聞教育已經確立了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和新聞專業技能融合的課程結構。而我國的新聞傳播學科發軔于新聞學的創立，一開始是沿襲美國早期的新聞學專業教學模式，重專業技能輕人文社科素養，導致大量的新聞專業學生走上媒體崗位，難以勝任迅速變革的媒體格局。盡管高校的新聞傳播學科已經由新聞學拓展到新聞傳播學，逐漸增加了社會學科的課程，但面對新聞傳播學與社會日益緊密的局面，學科的課程設置還應加大社會理論與新聞傳播實踐結合的課程類別。

3.媒介素養教育的重要性

第9篇：新聞與傳播學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傳播學；高等教育；發展趨勢

【中圖分類號】G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309（2013）01-0079-1.5

傳播學是一門起源于美國的學科，出現于20世紀40年代，當時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宣傳需要，美國開始了這門學科的教育。臺灣于美國各大高校之后引進了傳播學的教育，大陸地區也隨后開展了傳播學教育。上世紀的最后十年，對于大陸和臺灣的傳播教育界而言，無疑都是個充滿速度和激情的時期。大陸傳播教育界在這十年里親歷了兩次本學科地位的提升，目擊教育規模的急速擴張。在文中，會結合世新大學的傳播學教育，來對傳播學教育進行點面的分析。中國傳媒大學是大陸以傳媒為特色的高校，所以，在本文中，會對這兩所高校進行分析與比較。

大陸與臺灣的傳播學教育存在這一些相似之處，也存在著許多不同。本文將主要運用內容分析的方法來對比，即分析大陸和臺灣傳播學教育的差異。下面，就將以臺灣以傳播學為特色的臺灣世新大學，與大陸以傳媒為特色的中國傳媒大學來進行具體的比較。

臺灣世新大學是由臺灣著名新聞人成舍我先生創辦，以新聞傳播為特色，自創校以來，以“德智兼修，手腦并用”的校訓為指導，秉持“學校為學生而辦，學生為讀書而來”的辦學原則，堅持自力更生，一路走來十分不易。成校長憑著勤儉穩健辦學的方針，使世新在臺灣高等教育界中站穩腳根，并逐步發展到今日的規模。

臺灣與大陸的傳播學教育有著一些不同，同時，這與兩岸的傳播學教育大環境與兩岸的高等教育的不同也有關。大陸自1980年復旦大學首先開設傳播學課程起，傳播的學院教育已經走過了近30年春秋，而自1997年教育部把傳播學升格為二級學科，以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相繼設立傳播學博士點（1998年）為開端，至今全國已有10所大學擁有傳播博士學位授予資格，中國的博士教育也走過了10個春秋。

臺灣世新大學對于傳播學的專業設置非常細致，比如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公共關系暨廣告學系、口語傳播學系、資訊傳播學系、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傳播管理學系。法學院的智慧財產研究所也可以看做是為傳播學服務的，因為電視、電影、圖書等都需要許多的知識產權保護，所以設立這個系也可以使世新自己的研究得到保護。

中國傳媒大學與世新大學的系所設置有重疊之處。比如，他們都有電視與新聞方向，廣告方向，播音與主持等。但是，也有不同，世新大學對于廣告方向設置的系所是公關關系暨廣告學系，然而，中國傳媒大學設置的只有廣告，沒有公關。從這邊可以看出，中國傳媒大學較為看重廣告，而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臺灣的公關領域有著很多的公關需求，所以學校也會比較重視。在世新大學，公共關系的老師請過世新的學姐來進行講座，有好幾位，她們現在在臺灣的公關領域都發展地非常不錯，無論是對活動的策劃或是對公關的策劃都比較專業。

其中，有一點需要注意，就是在傳統的學院，如新聞、播音主持等，臺灣世新大學與中國傳媒大學的區別不是很大。然而，在一些比較新的方向，如廣告與公關，世新大學把公關與廣告齊名，然而，中國傳媒大學還只是比較強調廣告。從這方面也可以看出，臺灣的傳播學教育比大陸要先進一些。然而，中國傳媒大學也有其優勢，它與鳳凰衛視有限公司聯合創辦的隸屬于中國傳媒大學的高級教育培訓學院。鳳凰學院整合了中國傳媒大學在影視媒介教育方面的優勢和鳳凰衛視有限公司在業界的品牌資源優勢，以傳媒教育和高端培訓為核心業務，以培養具有全球視野的高端復合型人才和華語傳媒精英為宗旨。

臺灣的傳播學教育比較偏向歐美化，也不遜色于歐美，首先在于中國臺灣地區的教師雖然主要受教于歐美，但是在研究與教學上絕對不是追隨，追隨是永遠不會超越前人的。特別是后工業社會的到來，機械復制技術的成熟，高等教育學府逐漸迷失于后現份叢林中的社會機制。學術研究的真正目的在于理論化，理論的價值在于它的普世性（universal）。與藝術創作一樣，學術觀點既然已經超越國籍、文化的限制，也就沒有必要計較獨立、平等精神，更無需區分其源頭為何。臺灣新聞傳播學教育的先鋒性就在于它融合世界范圍內最先進的教育模式與思想，卻按照社會實踐不斷去融合與發展。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在學術上區分西方或東方、中國大陸與中國臺灣的理論沒有任何意義。

通過臺灣世新大學與中國傳媒大學的對比，不難發現他們都有著專業的傳播學研究方向，有著優秀的傳媒設備與實習機會。但是，從師資來講，中國傳媒大學有海外留學背景的教師較少，這也使得傳播學學術國際化程度受制約?？梢酝ㄟ^讓老師出去交換學習的方式來取經。如果這個比較困難，在國內，也要多了解國際上傳播學與時俱進的發展，并且了解先進并更以人為本的傳播學教學模式。可以在教學中增加學生實踐的環節，在學生測評時，分數也要按照一半理論，一半實踐來進行分配，這個實踐要親身去體驗，比如通過校內校外的傳媒學習。因為理論只有與實踐結合，才能更好地理解理論并發掘新意。同時，也要讓學生增加外語水平，及時了解國外的傳媒領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陳靜.近十年臺灣新聞傳播學教育研究的視野[J].新聞大學，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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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蔣曉麗.中國臺灣地區新聞傳播學教育之先鋒性研究[J].西南民談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