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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通過各種活動推動經濟的增長和發展。金融危機自金融機構誕生之日起便伴隨左右。世界上最早的銀行類金融機構分別是1272年在意大利佛羅倫薩建立的巴黎銀行和1310年建立的佩魯奇銀行,兩家銀行均因債務問題最后宣告破產倒閉。在第一次全球金融危機時期,英國有70多家金融機構破產。20世紀20年代,美國倒閉的金融機構就有5700家之多。這里似乎可以得出在市場經濟國家中,金融機構的破產是一個自然而普遍的現象,體現了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一般規則,同時也宣告金融機構與眾多參與經濟活動的企業一樣,對自己的經營活動獨立承擔風險。
(一)司法解釋支撐金融破產實踐
涉及金融機構破產的法律法規散見于各類法條中。主要包括:1995年5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2003年修訂)、1995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2002年修訂)、1998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2005年修訂)、2003年12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2006年修訂)、以及2001年11月《金融機構撤銷條例》、2006年8月新《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以上法規和條例對金融機構的退出程序規定得比較粗糙,彈性空間較大,沒有對接管和終止進行定義,缺乏程序上的可操作性內容;接管后對司法權的沖突配合,處理債權人和股東二者關系問題上,尚未明確規定。實踐操作起來難度頗大,金融機構退出市場困難重重。①
(二)破產的行政色彩明顯
優勝劣汰是市場經濟的黃金法則,破產是資源配置的有機組成部分,有進入就必然有退出。通過市場的準入和退出,可以優化資源配置,提高金融效率。而我國在長期的行政經濟浸泡下,政府習慣性介入市場,導致市場退出機制失衡。更多金融機構依靠政府全權干預“被接管”、“被破產”。不僅降低金融效率,還增加政府成本,對國家金融安全產生消極影響。
(三)現有退市制度的不重視
現有的金融法律體系偏重關注國有商業銀行,輕待非銀行金融機構。我國證券公司破產主要按照《企業破產法(試行)》、《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進行,工作中司法機關和監管部門有一些政策要求,專門的金融機構破產法尚未制定。無論接管、關閉抑或破產,問題券商的保證金清償工作都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因此,在券商處理問題上出現了“等待司法解釋”的不正常現象。2003年底至2004年上半年,證券行業多年累計的風險集中爆發,嚴重危機資本市場安全波及社會穩定的情況下,只能依靠《證券公司綜合治理工作方案》進行整治工作。4年之后,《證券公司風險處置條例》才正式實施。
二、非銀行金融機構外部性分析
金融機構的特殊性,②應當在破產法之外做出特別規定。在與一般企業的破產制度相比,金融機構的破產都具有高負債、破產案件涉及的利害當事人眾多、破產風險具有巨大的傳導性、易造成社會公眾信用危機等共同特點。尤其是當金融機構從事的部分高風險投資活動,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的大量出現,金融市場上投機的機會增多,而國內司法對這方面的威懾力度遠不及西方國家。③
(一)證券公司的外部性分析
在實際經濟生活中,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活動給第三方會帶來非市場性的影響。這種影響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有益的影響稱為正外部性,有害的影響成為負外部性。這些情況都是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不能看見的,而且在市場經濟中,交易雙方都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第三方并沒有真正的進入市場進行交易活動,沒有把負外部性考慮在內,便會引起市場失靈,市場資源配置無效率,對第三者的福利產生負面影響。此時需要政府介入進行引導。我國證券公司業務與存款性銀行的業務相互交織,利益往來密切,證券公司一旦倒閉,波及范圍廣,對債權人的影響與金融機構破產無益。證券行業最顯著的負外部效應就是有人為了上市對企業虛假包裝,引導投資者散播虛假信息。龐大而分散的市場參與者們無法對公布的企業風險和收益信息真實性下判斷。因為對信息披露邊界未作明確界定,留下很大的人為操作空間,易對市場真實有效性產生懷疑。這樣導致證券市場上對會計信息做真實披露的公司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劣幣驅逐良幣,證券行業信用缺失導致市場惡化。
(二)信托公司的外部性分析
2001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托法》對信托的概念進行了闡釋。概括起來就是“受人之托,履人之囑,代人理財”。在法律關系上,信托是信托的財產作為中心,不是受托人的自有財產,只是名義上的所有權,也不作為受托人的破產財產。信托財產具有自己的風險隔離機制和破產隔離制度,除了設立信托前已經存在債權人對信托財產的權利或者需要處理信托事務產生的權力外,一般債權人是不能追及信托財產的,對信托財產也不得強制執行。因此,即使是信托公司破產,也不會對債權人的利益帶來太大的損失,外部性并不明顯。但是我國的信托制度并不如此。從法律關系上看,我國信托公司自創建以來定位不明確,我國信托公司在委托人與受托人的關系就不屬于信托關系,而是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系。[2]融資結構和金融結構的不合理性,增大了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從資金來源上看,信托公司穩定的資金渠道還是偏窄。單一資金信托的競爭力不如證券業或其他專業機構的委托資金理財業務,在成本收益及風險控制上與券商競爭的力量差。信托產品流通機制的滯后對目前正處于創立品牌和恢復信用的信托投資公司而言,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資金信托業務的擴張力。從信托業的發展看,各地方制度制定的不完整性,影響了信托企業產品的開發與推廣;從投資渠道看,信托資金的閑置和浪費現象嚴重;從風險承受能力看,信托公司面臨風險導致信托本金受損時,不僅公司自身信譽度下降,整個信托行業都會被影響。重整制度是一種較為理想的制度,通過對債務調整,消除破產原因,使企業擺脫破產困境,獲得復興機會。拯救企業是重整制度的首要任務。[3](P714)
三、重整制度及其意義分析
破產制度是一種消極的法律制度,往往是債務人面對支付不能或者經營困難時,為保障債權人、股東的利益,相關利益人向法院提出的一項權利救助機制。面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破產所帶來的巨大負外部性,我們更需要的是一項能夠讓金融機構在逆境中重生的法則——重整制度。重整,是指由利害關系人的申請,在審判機關的主持和利害關系人的參與下,對具有重整原因和重整能力的債務人進行生產經營上的爭端和債券債務關系上的清理,以使其擺脫財務困境,重獲經營能力的特殊法律程序,在本質上是破產預防程序體系的組成部分。[4](P374)
(一)市場的挑戰和金融危機的警示
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中國第一部破產法誕生,雖然也有企業破產,但畢竟規模較小,不至于引起過大的市場不良反應。隨著WTO對金融市場5年緩沖期的來到,金融機構面臨的風險和危機前所未有,金融機構破產所影響的范圍之廣,除了債權人、債務人以及相關投資人意外,還涉及機構內部的職工、與債務人有交易往來或者存在交易關系的其他企業和個人。國家的財政稅收、社會保障負擔也會受到沖擊。2008年6月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向我們展示了它的破壞力。因此,金融機構破產法律的制定,并不僅僅是為了規范破產程序,更重要的是如何針對破產現象,提前預報,對可能潛在的風險進行預防。使得債權人以及相關利害關系人的財產得到最大程度的清償,并讓破產機構擺脫經濟困境,獲得復興的機會。因此,拯救瀕臨破產的金融機構才是重整制度的核心。
(二)重整與和解的比較優勢
重整制度不同于和解制度。前者更強調對破產企業的主動拯救,后者是破產企業面對困境的不得以被動接受;重整的價值取向是把社會利益放在首位,拯救陷入困境瀕臨破產的企業,防止因為失業引起的社會動蕩,并讓債權人獲得比破產清算更高額度的清償款。和解注重相平等協商,相互禮讓,通過自愿合意來解決糾紛的一種平等處分權益的機制。正是因為重整制度可以平衡各方當事人的利益,避免由于資不抵債的企業免于破產的危險,避免因為金融機構的破產引發社會的動蕩,因此受到了世界各國的重視,并被認為是全球破產制度改革的一大熱點。以美國為例,將重整和和解制度統一規定于破產立法之中;日本制定了單獨的和解法和破產法,稱為公司更生法。在美國破產法中,重整制度是和解制度長生和發展的依靠,將和解制度包含其中,對不同的對象適用不同的破產制度。和重整制度相比,和解制度充分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司法權無權干涉,具有簡便靈活的特性,適合規模小,拯救難度較低的企業,尤其是合伙企業和獨資企業。[5](P444)我國在2007年頒布實施的新《破產法》將重整制度納入其中。
(三)重整遵循的基本原則
新的《破產法》在吸收借鑒了國際的經驗,結合自身實際,在第八章對重整程序進行規定,賦予債務人對重整事務享有更多的參與權。債務人可以自行管理財產和營業事務、允許由債務人制定重整計劃等等。但是重整程序也有可能被債務人、高管人員濫用,成為逃債的工具。因此,我們必須把握以下原則。
1.穩定原則
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重整制度進行研究,目的是創造一個更為穩定有序的市場經濟環境,有效避免因為破產所帶來的社會動蕩。我國非銀行金融機構所特有的負外部性,更需要把穩定原則放在首位。重整過程涉及的利害關系人范圍廣泛,在對財產進行重新整理的過程中,針對某些投機取巧的行為做出限制,使有限的資源得到公平而有效的再次排列。排除個人自主決定可能引起的效率不高,使弱勢群體權益受損的現象,防止出現“公共魚塘”的問題。[6]所以重整程序需要國家的干預,才能更好的完成工作,兼顧各方利益的同時,穩定社會經濟秩序。
2.成本最小化原則
主要體現在重整的方式和資金來源上。成本最小化就是要注重效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有效干預,借助市場機制來籌措重建環節的經費,又能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果。尊重市場主體自身的選擇,從有利于主體再生的角度考慮問題。謹慎選擇重整方式,在進行產權重組和收購兼并時,減少行政干預的色彩,不再一味的“拉郎配”。
3.保護原則
重整制度著眼于企業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和存亡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一個能夠存活的市場主體,股份就會變得有價值,債權人就能從中得利。但并非每個債權人都是理性的,難免會出現債權人追索債務而提出訴訟和強制執行的情形;面對公司無力支付債款時繼續營業所面臨的困難等。因此重整制度實質是要拯救公司,所以采取必要的保護措施,來維護公司的經營。不僅涉及到實體規則,還要將各種有用的程序規則融為一體。只有這樣,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非銀行金融機構才能重生。
(四)重整的效用最大化分析
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金融機構還不存在破產導致退出市場的說法。政府充當著“奶媽”的角色,注意政府承擔了過度且不必要的救助成本,以及市場上道德風險的蔓延。④這些金融機構的財務狀況加劇惡化,損害投資人和存款人的利益,無謂的消耗國家經濟資源。2006年隨著中國入世以后金融業五年過渡期結束,金融領域全面開放。2007年外資法人銀行的誕生預示著中國金融市場的競爭將會更加激烈。原有的金融體制缺陷與經營方式的弊端不斷暴露,金融風險的積累迅速的顯現出來。基于此背景下,我國政府放棄了對金融機構一味的保護政策,邊摸索邊制定我國金融機構市場的退出機制。破產程序的啟動,并不意味著企業的壽終正寢。清算程序中,債務人停止經營業務,由托管人接管財產。托管人負責把債務人的破產財產所得分配給債權人。重整制度手段的多樣性,增加了企業復蘇的有效性。如日本自1964年來,有80家公司倒產,其中66家選擇了重整程序,通過重整獲得新生。日本學者從中指出:可以說,公司更生一方面抑止處于社會經濟地位的強者(擔保權者,租稅債權者)行使權利,另一方面對在社會經濟地位上的弱者給與一定的保護,并促進事業的繼續、再建,把因大企業倒閉所造成的惡性影響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內。[7]
一、行業增長的分化局面開始形成
國內外產業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隨著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費結構變化呈現出典型的非線性特征,受此影響,產業結構的變化和升級過程也具有非線性特征。在時間軸上,這一特征表現為各產業相對穩定的均衡增長與不穩定的非均衡增長相間隔的局面。在每一輪新的經濟景氣循環初期,大都會出現一批行業增長景氣快速提升,打破原有的增長“均衡”,形成增長景氣的“貧富分化”局面。在正常的經濟增長過程中,這種行業增長景氣分化局面的形成,一定程度上能夠預示新一輪高增長產業的形成和新一輪經濟景氣循環的到來。
從近年來我國20多個工業增長景氣的變化格局看,行業增長景氣水平的明顯分化局面正在形成。下圖為近年來我國工業行業增長景氣圖:
圖1
重點工業行業增長景氣指數分布圖
從圖1可以看出,1998年到2001年上半年之前的近3年時間里,多數工業行業增長景氣指數局限于110到90的區間上下波動,沒有突出表現的行業,總體呈現出一種均衡、穩定的增長局面。從2001年年底開始,隨著工業全行業增長景氣平均水平的穩步回升,高增長行業和低增長行業之間的景氣差距開始不斷加大。推動形成行業增長景氣分化局面的第一波力量來自煤炭、汽車工業和鋼鐵工業,以及在房地產快速增長拉動下景氣水平快速提高的建筑用金屬制品業、建材行業,特別是水泥行業。隨后,機械工業(不含汽車)、電子計算機制造業、電力工業、化學工業、特別是合成材料制造業等行業的增長景氣快速提高。與此同時,食品工業、紡織服裝業、醫藥制造業、文化體育用品制造業等消費品類制造業景氣水平保持長達1年半的穩步提升態勢,到2002年下半年也達到了近年來增長景氣的最高水平。另外,在城市化步伐加快的帶動下,煤氣和自來水生產供應業等行業出現了持續的景氣回升。與以上行業景氣水平提升形成對比的是,石油及石油化工業受國際油價波動影響持續處于不景氣狀態,通訊設備制造業的增長受電信設備投資周期的影響增長景氣水平一路走低,類似的行業還有有色金屬工業、合成纖維工業和部分傳統的消費品行業,如鹽加工業、糕點等。其他多數行業增長景氣處于相對平穩或小幅波動的增長狀態。
目前,我國產業增長已形成與以往有所不同的新格局。下表顯示了2002年底18個主要工業行業增長景氣的平均水平和收入水平變化的詳細情況。
表1
主要工業行業景氣變化與增長貢獻
從2002年各工業行業增長景氣的平均水平看,景氣狀況最好的行業有:汽車、煤炭、食品、機械。同2001年相比,這4個行業景氣水平提高10個點以上,均達到近年來各行業增長景氣的最高水平。銷售收入約占全部工業收入的27.6%,對工業收入增長的貢獻卻達到34.6%,是2002年拉動工業全行業增長最主要的力量。景氣狀況較好的行業有醫藥、建材、電力、紡織服裝業、鋼鐵、化學和電子工業。這類行業增長景氣比2001年有一定程度提升,收入約占全部工業收入的51%,對工業總收入的增長貢獻約54%,對工業生產增長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此,值得特別說明的是電子工業,該行業依舊保持了較高增長速度,經濟總量僅次于機械工業和化學工業,居全部工業行業的第三位,對工業增長的貢獻水平僅次于機械工業居第二位。不過同該行業前幾年持續高增長狀態相比,增長速度已明顯回落,增長貢獻水平有所降低,行業總體景氣水平也逐步落后于后來居上的其他行業。增長景氣處于平均水平,與上年相比變化不大的行業主要是一些輕工行業,包括造紙、煙草、家電、飲料,另外還有煤氣自來水生產供應業。這類行業收入僅占全部工業總收入的11%,對工業增長的貢獻約10%,貢獻比重略小于收入比重。處于不景氣狀態的行業有兩個:有色金屬、石油和石油化工行業,同2001年相比,景氣水平出現較大幅度的下降,對工業增長的貢獻(2.3%)也遠遠小于其收入比重(約10%)(需要說明的是,通過研究一個行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及其變化趨勢,可以超前了解產業結構變化的方向和速度。一個行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又取決于該行業的增長速度和經濟規模兩方面因素。從中短期看,行業總體規模一般不會發生大的明顯的變化,而行業增長速度受各種因素影響,變化較大,從而能夠比較敏感地反映一個行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能力和產業結構變化方向。但從指標屬性來看,增長速度由于無法克服比較基準不同所導致的對行業“真實增長水平”的高估和低估,常常誤導分析結論,相比之下,增長景氣指數通過對行業中長期增長走勢和季節周期的分析,確立了一個系統、客觀和穩定的評價平臺,因而更加貼近行業“真實增長水平”。另外,增長景氣指數突出了短期變化中的系統特征,對產業結構變化趨勢的超前表征和預測能力也比其他指標更為科學和準確)。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02年以來,除了電子、機械等傳統的經濟增長帶動力量之外,增長景氣快速提升的行業如汽車、煤炭、鋼鐵、電力、建材等工業行業,以及重新煥發增長活力的傳統消費品制造業如食品加工業、醫藥、紡織服裝等行業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開始逐步加強,并有可能成為新一輪經濟增長的支柱行業。行業增長格局的這些新的特點和變化,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產業結構調整步伐的加快和經濟增長活力的提高。
當然,從近兩年行業增長格局的變化判斷經濟增長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理由并不充分,還需要對促使行業增長景氣分化的動力因素進行深入分析,判斷其可持續性。只有確定高增長行業的增長動力具有可持續性和中長期特點,才能做出經濟增長進入新的階段的判斷。
二、行業增長驅動力量的持久性分析
下圖是過去5年所有工業行業增長景氣指數的標準差圖形,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行業增長狀況的總體差別程度。
圖2
近年來各產業增長景氣指數離差圖
如圖所示,2002年的增長分化局面,其實早在2000年和2001年就出現過“躁動”。這種“躁動”至少從圖形表現看,是影響行業增長態勢的短期因素的作用結果,影響工業增長結構發生重要變化的中長期力量并沒有發揮作用。對實際情況考察也證實了這種推斷。如1999年上半年,煤炭工業總體增長景氣明顯回升,主要原因是煤炭企業為了達到減虧目標,進行了較大幅度的短期財務調整。這種短期措施沒有真正解決制約行業增長的根本問題,注定是短暫的。另如石油及石油化工行業在2000年到2001年上半年,受國際油價波動的影響,增長景氣一度攀升到歷史最高水平,但由于增長驅動力量的短期特征明顯,并沒有形成持續、穩定的增長態勢;再如2002年初的煙草工業受國家煙草行業稅收政策改革和行業管理體制變革的影響,出現良好景氣,但其影響僅僅持續了3個月,隨后行業增長景氣重新回落到不景氣區間,等等。
進入2001年下半年,特別是2002年以后,行業增長景氣的標準差曲線明顯提升到一個新的“增長通道”,這是短期因素和隨機波動不能解釋的,是一種“系統變化”,一定程度上說明影響行業增長格局的驅動因素開始出現長期化特征。
如汽車工業,2001年初曾經出現一次比較明顯的景氣波峰。表面看,這次景氣波動是汽車市場“價格戰”等短期因素刺激的結果,實際上,汽車使用環境的改善和居民收入增長使“轎車進入家庭”步伐加快等具有中長期特點的因素才是問題的主要方面。2001年下半年,受中國“入世”后汽車降價預期的影響,行業景氣大幅回落,進入2002年以后,消費結構升級驅動下的需求增長重新戰勝短期預期的不利影響,成為決定行業增長動向的主要力量。可以說,新一輪汽車工業景氣回升的主要驅動力量是中長期的,作用的力度將比較穩定和持久。
煤炭行業2001年底以來的景氣局面,表面看是國家“關井限產”政策和國際油價走高,中國煤炭出口快速增長的結果,但從煤炭消費結構看,出口增長所占的比例并不大,真正拉動煤炭的還是煤炭內需的持續穩步增長,特別是冶金、建材、電力等行業的煤炭需求穩步快速增長。另外,多年以來,受煤炭市場惡性競爭影響,煤炭價格長期低于“均衡”市場價格,煤炭價格回復到目前的水平,是煤炭資源可持續利用和我國能源結構合理化的一個必然要求,這種趨勢是長期的、穩定的,是驅動煤炭行業出現持續高水平景氣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食品工業內部結構變化看,行業的總體增長是乳制品業、水產品加工業和其他食品制造業如方便食品和半加工食品的快速增長帶動的結果,而制糖工業、食鹽加工業和糕點等傳統的食品加工業的增長景氣一直處于穩步回落狀態。這種變化格局充分顯示了居民食品消費結構向高水平進步的趨勢,而居民食品消費結構的變化又起因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生活質量的提高。這方面的增長驅動力量也是中長期的,是穩定和可持續的。在紡織服裝業和飲料制造業等消費品制造業,類似的結構變化特征同樣存在。
電子工業增長驅動力量的中長期特點十分突出。目前,電子工業受全球信息產業增長放慢和國內電子通訊設備更新周期的不利影響,景氣水平沒有保持以往的良好狀態,但是驅動行業增長的中長期力量并沒有改變。一方面,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國民經濟的信息化以及信息技術對傳統工業的改造將形成巨大的需求拉動力量,近兩年電子工業之所以在不利的發展環境下還能保持較高的增長水平,在相當程度上歸功于這一因素。從中國今后較長時期內新型工業化發展戰略的客觀要求看,這一需求拉動力量將持續較長時間。另一方面,隨著居民消費結構的不斷升級,以家用電腦、數碼類日用電子產品為代表的消費類電子產品正處于快速增長狀態。從發展趨勢看,除了城市居民電子產品消費結構本身的提升外,農村消費類電子產品市場擴容的拉動力量正在逐步形成,也將為電子工業的發展提供穩定持久的拉動力量。
機械工業的快速增長也是可持續的,一是機械工業作為國民經濟的裝備工業有著巨大的需求增長空間;二是國際資本轉移的重點也在機械工業;三是中國制造業基地的戰略構想也將為機械工業的發展從中長期提供持續的發展動力。
三、行業增長的“群體特征”明顯
如果單個行業增長驅動力量的持久性還不足以說明問題的話, “中國產業增長景氣指數”的研究成果進一步顯示,新一輪產業增長基于投入產出關系的“聯動增長”特征和基于基本相同的需求拉動力量形成的“群體增長”特征十分突出,這些特征可以提供帶有普遍性意義的證據。據此我們可以發現幾個具有典型特征的高增長產業群。
第一,在汽車工業快速增長的拉動下形成的“汽車族”高增長產業群,大致包括:合成材料工業、輪胎制造業、鋼鐵工業(以薄鋼板和鋼帶等汽車用鋼為主)、機械工業中的機床工業(特別是數控機床)。無論是從現實的投入產出關系看,還是從行業增長的關聯程度看,這些行業都與汽車工業存在密切的“共生”關系,如下圖所示。另外,汽車使用數量的快速增長拉動了汽油、油等石油加工業的增長和相應的汽車服務業。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有關研究(參見“新形勢下中國汽車工業發展戰略與政策選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課題組,2001年),這一產業群的規模,大約相當于汽車工業本身的2.5~3倍。假定該產業群基本保持過去兩年的平均增長水平,而且相關產業與汽車工業的投入產出比例保持不變,據此推算,“汽車族”產業群的規模將達到國民經濟總量的7~8.5%左右,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將達到12%,在經濟增長速度達到7%的水平時,將實現1個百分點以上的貢獻能力。
第二,在房地產業快速增長的拉動下形成的“房地產族”高增長產業群包括:鋼鐵工業(據測算,2002年我國鋼鐵工業新增收入中,房地產業用鋼的新增部分占到65%以上)、建材工業,特別是磚瓦等輕質建筑材料制造業、建筑用金屬制品業等建筑投入品行業、裝飾裝修行業及物業管理和社區服務等相關服務業。這些行業都是以解決居民消費結構升級中“住”的問題為核心形成的具有比較直接的投入產出關系的產業群。如下圖所示。據統計,2002年我國房地產投資總額達到近7700億人民幣,另據估算,房屋裝修支出約為房屋總價的20%以上,再加上由此產生的對家具、家用電器、物業服務等方面的需求,該產業群的經濟規模應至少在萬億以上。目前,我國居民住房水平仍然處于較低水平,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和城市化步伐加快,該產業群的發展空間還將不斷擴展,并將成為今后若干年拉動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重要的高增長產業群。
圖3
汽車及相關工業增長景氣指數變化
圖4
汽車及相關工業生產增長景氣指數變化
圖5
“房地產族”高增長產業群增長景氣指數變化
第三是“機械制造族”高增長產業群。近兩年,我國機械工業的快速增長是多數機械制造門類大面積景氣回升共同推動的結果。特別是沉寂多年的普通機械制造業所包含的類子行業中,有7個子行業增長景氣同步快速回升。這些子行業包括鍋爐及原動機制造業、金屬加工機械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通用零部件制造業和其他普通機械制造業,其下游行業幾乎覆蓋了制造業的方方面面,所以是工業增長景氣整體回升促使企業投資景氣回升的綜合表現。同個別機械行業的增長景氣回升相比,其增長驅動力量要強得多,持久性也要好得多。
第四是與居民日常消費(住、行之外的其他居民消費內容)結構升級關聯密切的“消費族”高增長產業群。首先是與居民食品消費結構和生活質量提升密切相關的子行業,如食品加工業中的水產品加工業、乳制品業,反映居民“主食品”結構升級的精加工淀粉、植物油等小行業,飲料工業中葡萄酒和軟飲料制造業等。這些行業增長速度之快,令人矚目。其次是與滿足居民文化、娛樂和休閑消費的關聯密切的行業如造紙印刷業、文化體育用品制造業中的體育用品玩具和游藝器材制造業、旅游行業中的旅行社、旅游景點建設等。最后是高檔消費類電子產品制造業增長景氣持續高位攀升,如手機、數碼相機、攝像機和其他高檔家電產品等。其中,值得特別關注的現象是,2000年以來,電子行業整體景氣水平不佳,但手機制造業和電子計算機制造業的增長速度和行業景氣水平持續快速提升,其原因在于這兩種產品正在快速進入家庭,成為居民的“日常消費品”,從而從居民消費結構升級中得到源源不斷的增長動力。受此拉動,電子元器件行業也呈現出良好的增長景氣。
以上事實表明,新一輪高速增長行業并不局限于單個行業的局部增長,而是以各主要產業為龍頭帶動起來的關聯產業群的系統增長。這種增長特點不是局部和短期因素的作用能夠解釋的,而是來自國民經濟方方面面的內在增長力量的表現,其中,消費結構升級的拉動力量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由此可以得出一個基本判斷,在經過過去幾年增長速度的穩步回落以后,以消費結構升級為核心的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正在推動中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增長景氣循環階段。
(本文是“中國產業發展跟蹤研究”項目年度研究成果的部分內容。該項目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主持,國家有關部委和100多家行業協會共同參與。)
“中國產業發展跟蹤研究”課題組
楊建龍
京津冀地區作為一個整體,其制造業30個產業按增加值大小排列,前10個產業依次為: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醫藥制造業,農副食品加工業。這10個產業的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區制造業增加值的74.10%,其中前4個產業占51.49%。
1.北京市
北京市制造業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區制造業增加值的29.86%。制造業30個產業按增加值大小排列,前10個產業依次為: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醫藥制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這10個產業的增加值占北京市制造業增加值的78.73%,其中前4個產業占53.68%。
2.天津市
天津市制造業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區制造業增加值的27.39%。制造業30個產業按增加值大小排列,前10個產業依次為: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醫藥制造業,金屬制品業,專用設備制造業,塑料制品業。這10個產業的增加值占天津市制造業增加值的78.58%,其中前4個產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占55.99%。
3.河北省
河北省制造業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區制造業增加值的42.75%。制造業30個產業按增加值大小排列,前10個產業依次為: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紡織業,農副食品加工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金屬制品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這10個產業的增加值占河北省制造業增加值的74.39%,其中前4個產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紡織業)占53.67%。
二、產業市場優勢
在京津冀地區制造業30個產業中,市場占有率較高的10個產業依次是: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22.15%),醫藥制造業(14.04%),食品制造業(12.44%),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11.70%),印刷業和記錄媒介的復制(10.71%),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10.71%),金屬制品業(10.68%),專用設備制造業(10.28%),飲料制造業(10.20%),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9.94%)。前9個產業市場占有率均在10%以上。
1.北京市
市場占有率較高的前10個產業是: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5.81%),印刷業和記錄媒介的復制(5.79%),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5.63%),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5.46%),專用設備制造業(4.15%),食品制造業(3.91%),醫藥制造業(3.79%),飲料制造業(3.53%),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3.10%),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2.95%)。其中,前4個產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印刷業和記錄媒介的復制,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市場占有率均在5%以上。
2.天津市
市場占有率較高的前10個產業是: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5.82%),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4.62%),醫藥制造業(4.28%),金屬制品業(3.97%),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3.09%),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3.04%),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收加工業(2.98%),橡膠制品業(2.95%),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2.82%),家具制造業(2.80%)。只有一個產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市場占有率超過5%。
3.河北省
市場占有率較高的前10個產業是: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15.15%),皮革、毛皮、羽毛(絨)及其制品業(6.66%),食品制造業(6.19%),醫藥制造業(5.97%),非金屬礦物制品業(5.92%),農副食品加工業(5.22%),飲料制造業(4.67%),造紙及紙制品業(4.64%),金屬制品業(4.45%),橡膠制品業(4.15%)。其中,前6個產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皮革、毛皮、羽毛(絨)及其制品業,食品制造業,醫藥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農副食品加工業)市場占有率均超過5%(見圖1)。
三、產業競爭優勢
1.北京市
競爭優勢系數(單位投入所獲得的市場份額,以全國同行業為1)較高的產業是: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1.3824,全國第二),煙草制品業(1.3962,全國第五),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1.3223,全國第七),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1.2849,全國第八),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1.0460,全國第九)。
2.天津市
競爭優勢系數較高的產業是: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1.2791,全國第一),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收加工業(1.4470,全國第二),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1.1787,全國第三),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1.3768,全國第四),農副食品加工業(1.1875,全國第四),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1.3389,全國第六),金屬制品業(1.0844,全國第六),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1.0705,全國第六),醫藥制造業(1.0349,全國第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1.3123,全國第七),通用設備制造業(1.1367,全國第七),飲料制造業(1.0362,全國第十)。
3.河北省
競爭優勢系數較高的產業是:皮革、毛皮、羽毛(絨)及其制品業(1.9880,全國第一),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業(1.5902,全國第二),食品制造業(1.3282,全國第二),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1.2305,全國第二),橡膠制品業(1.1308,全國第三),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1.2010,全國第六),農副食品加工業(1.1662,全國第七),通用設備制造業(1.0204,全國第八),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1.0082,全國第八),工藝品及其他制造業(1.0428,全國第九),家具制造業(1.0188,全國第九),煙草制品業(1.1708,全國第十),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1.0157,全國第十)(見圖2)。四、綜合分析及結論
1.總體來看,對京津冀地區制造業貢獻最大的是河北(總產值占京津冀地區41.14%,增加值占42.75%),京津的貢獻不相上下(總產值,北京占29.01%,天津占29.85%;增加值,北京占29.86%,天津占27.39%)。分產業來看,對京津冀地區制造業貢獻較大的產業是: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這4個產業創造了京津冀地區制造業產出的一半(總產值的53.30%,增加值的51.49%)。其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河北貢獻最大(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區65.14%),北京次之(20.31%),天津最小(14.55);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天津貢獻最大(59.28%),北京次之(37.21%),河北最小(3.51%);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北京貢獻最大(40.13%),河北次之(30.75),天津最小(29.12);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北京貢獻最大(46.93%),天津次之(31.15%),河北最小(21.92%)(見表1)。
2.京津冀三地比較,制造業30個產業的市場占有率之差異,天津市最小,河北省最大,北京市居中。在制造業30個產業中,北京市市場占有率最大的產業是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5.81%),最小的產業是化學纖維制造業(0.14%),極差為5.67%,標準差為1.72%;天津市市場占有率最大的產業是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5.82%),最小的產業是化學纖維制造業(0.31%),極差為5.51%,標準差為1.25%;河北省市場占有率最大的產業是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15.15%),最小的產業是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0.25%)(見表2)。以上表明,京津冀制造業30個產業市場占有率之分布特征:天津市較為集中,河北省較為分散,北京市介于天津市與河北省之間表明天津的制造3.京津冀制造業整體競爭力(=規模優勢×市場優勢×競爭優勢),河北最高,天津次之,北京最低。京津冀制造業中,北京和天津以機電制造業最具競爭力;而河北則以資源加工業最具競爭力,其次是輕紡制造業(見圖3);京津冀機電制造業中,北京和天津均以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最具競爭力,其次是北京的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京津冀資源加工業中,河北以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最具競爭力,其次是非金屬礦物制品業;而天津的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也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京津冀的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均有一定競爭力。京津冀輕紡制造業中,河北的農副食品加工業,皮革、毛皮、羽毛(絨)及其制造業,食品制造業及紡織業具有較強競爭力(見圖4)。
摘要]基于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資料,從產業規模優勢、產業市場優勢和產業競爭優勢等三個側面對京津冀三地制造業產業競爭力進行實證分析,在此基礎上對京津冀三地制造業產業競爭力進行了綜合分析。
[關鍵詞]制造業;產業優勢;競爭力
[參考文獻]
[1]武義青,顧培亮.競爭優勢測定的一種新方法[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1,(6).
一、當前煤炭業生產經營情況
(一)煤價下跌,效益下滑
2012年8月下旬原煤價格340元/噸,較上年末降29.17%;洗精煤價格620元/噸,較上年末降40.95%。2012年1~7月累計全縣規模以上17戶煤炭企業利稅總額2.44億元,同比下降16.84%;利潤總額0.70億元,同比下降40.86%。目前洗精煤僅原煤開采和規費兩項成本已達620多元,超過620元的出產價,洗煤環節已處于倒貼狀態。
(二)銷售不暢,資金緊缺
由于鋼鐵產能過剩,煤炭銷售市場變窄,攀鋼2座鋼爐暫時停產,減少了華坪煤炭的購入。與前些年帶著現金排隊買煤的情況不同,今年貨款回收困難,目前我縣銷給攀鋼的精煤連承兌匯票都拿不到。企業盈利能力下降,自我發展能力減弱,對融資的依賴性增強,甚至沒有救急的資金就難以生存。許多企業難以從銀行獲得貸款,以民間借貸方式獲得資金,民間借貸利率暴漲,月息曾漲到5分左右,相當于銀行同期貸款利率10倍。市場環境不好、債務壓力大、資金回收難致使以往暴利的煤炭行業變得難以經營。
(三)庫存積壓,生產停滯
2012年1~7月全縣煤炭產業完成產值23.65億元,同比增長16.6%;累計生產洗煤253.28萬噸,同比增長12.1%;但累計生產原煤382.04萬噸,同比只增長了1.1%,全縣多數煤炭企業處于半停產或停產狀態。庫存積壓也逐漸增加,6月末原煤庫存量約80萬噸,精煤約30萬噸,混煤約20萬噸。
(四)轉讓增多,重組加速
由于經營困難,目前煤炭行業轉讓情況明顯增多,有多家新企業注冊。小煤礦逐漸退出,通過兼并使資源集中到少數幾家較大企業。據華坪縣定華能源公司總經理介紹:“今年兼并了3家煤礦,加上企業技改,短短幾個月,花掉2個億,深感吃不消,希望金融部門對融資加大支持”。
(五)發展受限,影響穩定
華坪縣經濟結構較為單一,由于煤炭產業不景氣,致使全縣經濟增長、財政收入等指標出現下滑。2季度末累計完成生產總值16.56億元,同比增長11.4%,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4.7個百分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產值7.04億元,同比增長15.0%,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8.7個百分點。稅收大幅下滑,2012年1~7月煤炭企業應交增值稅1.57億元,同比下降11.17%;煤炭行業向地方稅務局繳納稅收0.56億元,同比下降37.10%。數家煤炭企業發不起工資,企業停產,工人長期放假,給社會維穩帶來不少壓力。
二、給金融業帶來的影響
(一)銀行存款增長乏力
2012年7月末華坪縣金融機構存款余額56.85億元,比年初新增0.67億,增幅1.19%,而去年同期新增存款6.05億,增幅比同期下降11.80個百分點。其中:非金融企業存款余額9.48億元,比年初降幅3.53%,而去年同期為增長14.70%。金融機構存款增長減緩,企業存款負增長,反映了社會資金緊張,同時銀行業金融機構組織存款的壓力增大,上半年均未完成存款任務。
(二)信貸需求空前強烈
7月末國有商業銀行向煤炭企業貸款余額3.51億元,比年初增幅72.72%,其中:應收賬款質押貸款余額2.16億元,比年初增幅58.79%,票據貼現0.51億元,比年初降幅46.25%。農村信用社向煤炭企業貸款余額1.18億元,比年初增幅131.88%,同時農村信用社發放給個人用于煤炭經營的貸款余額約3億元,與年初基本持平,主要由擔保公司擔保。今年以來煤炭業遭遇困難,資金需求旺盛,銀行雪中送炭,積極給予了信貸支持。有幾戶企業資金緊張發不出工資,銀行為了保穩定發放了貸款。
(三)信貸支持存在困難
由于華坪縣屬于極薄煤層,資源賦存條件較差,按照煤炭洗選業“年產120萬噸、煤炭采掘業年產30萬噸、單井年產15萬噸、煤礦年產60萬噸以上”信貸準入標準,沒有1家煤礦能達到行業信貸政策準入條件。國有商業銀行信貸門檻高,農村信用社又受信貸規模、大額貸款集中度等指標限制,煤炭業獲得信貸支持較為困難。雖然近年應收賬款質押、票據貼現和擔保公司擔保貸款等信貸產品發展較好,一定程度上破解了煤炭行業貸款難銀行難貸款問題,但由于經濟形勢變化,各金融機構放貸趨于謹慎,金融創新的阻力也隨之出現。如縣農行由于不良貸款率上升放貸權被暫停,林權抵押貸款業務也由于個別地區出現風險問題全省停辦;縣農村信用社擔保公司擔保貸款業務也被上級聯社要求壓降。
(四)異地信貸業務增多
由于向本地金融機構獲得貸款較為困難,而異地中小銀行信貸條件較寬,經營靈活,華坪縣的企業向攀枝花、麗江、昆明等地銀行業金融機構申請貸款情況增多。如:定華能源公司獲昆明光大銀行貸款5000萬元;永興煤炭公司獲麗江招行保理和貼現7475萬元;華坪縣大華煤炭公司獲攀枝花商行貸款4000萬元。
(五)保險業務發展趨緩
華坪縣煤炭工業的發展帶動了交通運輸、電力、汽車修理、餐飲等行業的發展,解決了大量就業,特別是圍繞煤炭運輸方面,華坪的貨運汽車擁有量2007年時已達3475輛,位居全省各縣(區)前列。保險業車輛險、煤意險是重要業務品種,歷年來迅猛增長,但今年各家保險公司普遍反映業務難以拓展,保費增長趨緩。2012年1~6月累計財險類保險公司保費收入3863萬元,同比增幅0.34%。
(六)信貸風險不容忽視
銀行業金融機構對煤炭行業貸款比例雖不高,但增速快,與目前煤炭業市場行情逆向,存在一定風險。如果煤炭產業不景氣時間過長,由于煤炭企業自身“造血”能力逐漸喪失,銀行繼續給企業“輸血”也救不活企業,甚至形成壞賬。從華坪實際情況看,目前銀行業金融機構已將個別煤炭企業列為了限制類客戶,而小額貸款公司信貸風險已經顯現。華坪縣個別小貸公司煤炭業貸款比例高達78%。全縣3家小貸公司合計煤炭業貸款余額1.03億元,發生逾期0.11億元,不良率10.73%,另有數百萬元雖未逾期但不能按期結息。
三、措施建議
(一)增強主動服務意識,幫助企業度過難關
面臨不景氣的市場環境,一方面希望政府部門加強煤炭產能的有效調控,加強對煤炭市場供求的監測和預警,合理調節供需關系,減少煤炭資源產能過剩的影響。另一方面金融機構要堅持“區別對待、有扶有控”原則,在控制好風險的前提下,積極滿足企業有效信貸需求,實現銀行業與實體經濟的良性循環。對經營狀況確實惡化的客戶,應作為限制類客戶果斷退出。但具有資源、實力較強、市場前景較好的客戶不應輕言放棄,應繼續保持合作關系。
(二)支持企業兼并轉產,促進產業結構優化
金融機構應支持煤炭企業兼并重組和轉產經營,扶持新的產業,發展新的客戶,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建議煤炭行業把“調結構、促轉型”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如煤炭企業兼營農業產業,不但能擴大農業產業化規模,也能減少經濟波動對企業的沖擊。國有商業銀行在煤炭行業信貸準入方面不應“一刀切”,建議向上級行申請煤炭產業差異化信貸政策,結合西部資源賦存條件差,整合難度大的實際,適當參照地方標準,降低信貸準入門檻,加強對欠發達地區的信貸支持。
(三)加強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拓寬融資渠道
開辦好貿易融資和票據貼現兩項主要業務,保證產品有銷路企業的資金需求。繼續發展采礦權抵押、倉單質押、擔保公司擔保業務,切實解決擔保難問題。重視和開辦好小微企業貸款、個人生產經營貸款業務,簡化信貸手續,提供方便快捷金融服務。本地金融機構受行業準入、貸款規模限制不能滿足信貸需求的情況下,本地企業可向異地股份制商業銀行申請貸款支持。但從長遠看應鼓勵股份制商業銀行到縣域設立網點,建立競爭性農村金融市場,提高金融服務效率。
關鍵詞:金融資產;公允價值;分類;利潤
中圖分類號:F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5-0169-02
1 引言
復雜而系統的會計方法的形成使歷史成本從20世紀初期成為了會計計量的基礎。然而,歷史成本計量基礎卻存在著其自身無法克服的缺陷,如由于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物價整體上漲或整體貶值,造成歷史成本信息嚴重失真,進而使會計信息失去決策相關性。在會計體系中引入公允價值這一計量屬性也便成了會計方法發展的必然趨勢。
我國企業會計準則規定金融資產在初始確認時應劃分為四類: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投資,貸款和應收款項,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某項金融資產具體應分到哪一類,主要取決于企業管理層的風險管理、投資決策等因素,所以金融資產的分類往往是管理層意圖的表達,即管理層才金融資產的分類過程中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
企業在持有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和交易性金融資產的期間都是按公允價值對其進行后續計量的,但是,在持有期間它們對企業利潤的貢獻卻是不同的。正是由于這兩類金融資產本身存在的共性以及自由裁量權的存在,管理層往往會用盡心思考慮如何將金融資產在這兩個類別中進行分類,才能在不違背企業會計準則和相關規定的前提下提高企業對利潤的操縱能力。
本文通過對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從購入到出售的整個持有期間的利潤產生機制進行分析,總結出了企業將金融資產在這兩個類別之間進行分類的傾向,并對其產生原因進行了分析。
2 利潤產生機制
2.1 以股票為例對兩類金融資產的利潤產生機制進行分析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在初始確認時,應按公允價值計量,相關的交易費用直接計入當期損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在初始確認時也是按公允價值進行計量,但相關的交易費用應計入初始入賬金額,即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初始確認金額是在購入時股票的公允價值和交易費用之和。
設購入時股票的公允價值為FV,相關的交易費用為β,在第t個資產負債表日股票的公允價值較取得日公允價值的變動額為ΔFVt。
若將購入的股票劃分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變化將直接導致當期損益的變化,對利潤產生影響。而若將其劃分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變化將被計入資本公積(其他資本公積)中,而不會導致利潤的變化。由于無論是將金融資產劃分為哪一類,在持有期間投資企業獲得的現金股利都是相同的,所以在這里不考慮收到的現金股利對利潤的影響。
因此,從購入股票到第一個資產負債表日,若將其劃分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則對利潤的影響數額是ΔFV1-β。而若將其劃分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對利潤產生的影響將是0。同理可知,在持有的第二個會計期間,若將其劃分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對利潤的影響數額是ΔFV2,若將其劃分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對利潤的影響數額仍為0。
假設管理層在持有該股票的第L個會計期間將其出售, 若將其劃分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同理可得對利潤產生的影響為ΔFVL。但若將其劃分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由于在整個持有期間公允價值的變動全部計入了資本公積,要轉入當期損益。因此,在出售行為發生的會計期間,對利潤產生的影響將為ΔFV1+ΔFV2+…+ΔFVL-β。可用下表來表示由于分類的不同,在各個持有期間將對利潤產生的影響:
分類
利潤
期間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
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利潤資本公積
1ΔFV1-β0ΔFV1-β
2ΔFV20ΔFV2
…………
LΔFVLΣΔFV-β
累計ΣΔFV-βΣΔFV-β
因此,企業若將購入的股票劃分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在持有期間各期公允價值的變動都對當期的利潤產生影響,即公允價值變動對利潤的影響表現為分期、持續的效應。但企業若將其劃分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變化僅在出售行為發生的會計期間會對利潤產生影響,其數值為在整個持有期間公允價值變動的總和與購入時發生的交易費用之差。所以公允價值變動對利潤的影響表現為一次性的、更為顯著的效應。但從整個持有期間來看,無論是如何分類,由于公允價值變動而對利潤產生的影響是相同的,為ΣΔFV-β。
2.2 以債券為例對兩類金融資產的利潤產生機制進行分析
與股票不同,當企業購入的是債券時,會由于面值與公允價值的不同,而使債券的實際利率與票面利率產生差異。下面以分期付息一次還本債券為例對利潤的產生機制進行分析。
假設債券的面值為A,購入時的溢價為E,交易費用為β,票面利率為r,實際利率為i,第t期的公允價值變動為ΔFVt。由于利息的存在,將債券劃分在不同類別時對當期損益的影響是不同的,所以此時必須考慮由利息帶來的投資收益對利潤的影響。
若將債券劃分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在第一個資產負債表日,由于持有該債券,對利潤產生的影響數額是A*r+ΔFV1-β。同理,在第二個資產負債表日對利潤的影響是A*r+ΔFV2。若將其劃分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在每個資產負債表日計入投資收益的數額為該債券在上一個資產負債日的公允價值與實際利率的乘積。同樣可用表2來表示由于分類的不同而對利潤產生的影響。
表2
分類
利潤
期間
以公允價值計量
且其變動計入當期
損益的金融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利潤資本公積
1A*r+ΔFV1-β(A+E+β)*i(A+E+ΔFV1)-[( A+E+β)*(1+i)]
2A*r+ΔFV2(A+E+ΔFV1)*i(A+E+ΔFV1+ΔFV2)-[( A+E+ΔFV1)*(1+i)]
3A*r+ΔFV3(A+E+ΔFV2)*(A+E+ΔFV1+ΔFV2+ΔFV3)-[( A+E+ΔFV2)*(1+i)]
…………
LA*r+ΔFVL-1(A+E+ΔFVL-1)*i+前(L-1)期的資本公積總和
盡管當企業持有的是債券時,各期利潤的表達式會由于分類的不同而顯著不同。但總的來說,若將該債券劃分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時,在持有期間公允價值的變動對利潤的影響也是分期的、持續的。若將該債券劃分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時,公允價值變動對利潤的影響則是集中表現在最后一個會計期間。
3 結論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無論企業持有的是股票還是債券,將其劃分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時會使企業擁有更大的權限對利潤進行操縱。因此,管理層會更傾向于將金融資產劃分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從企業的角度來講,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更具靈活性,對利潤進行操縱的空間更大。在業績較好利潤較高的年份,企業可以選擇繼續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以備在業績較差的年份再將其出售,減小利潤的波動對企業造成的負面影響。但若企業將其劃分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時,公允價值變動對利潤的影響分期表現在各空間期間,將低了企業對利潤進行操縱的能力。從政府干預的角度來講,在以GDP增長為核心的政績考核下,地方官員很可能基于政績目標的考慮,要求企業高估利潤低估損失。由于政府把施政目標引入企業中,企業為了完成政府攤派的GDP和稅收指標,企業更傾向于把金融資產劃分到更容易進行利潤操縱的類別中,即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參考文獻
[1]陳美華.公允價值計量基礎研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6,(6).
靜脈產業是垃圾回收和再資源化利用的產業。其實質就是運用循環經濟理念,有效地協調“垃圾過剩”、“資源短缺”等國際性問題。靜脈產業由于其公共性和外部性等特點,過去過多地依靠政府的扶持發展,但作為一個產業,要想得到持續健康發展,市場化是其應該選擇的發展路徑。在靜脈產業市場化進程中,由于產業的特殊性,政府完全放手,讓企業起主導作用并由市場來運作是極為不現實的,而政府插手過多,又會影響到靜脈企業的自我發展能力,從而影響整個靜脈產業的市場化進程,所以政府在推進靜脈產業市場化進程中應如何平衡這一關系,就顯得極為重要。
一、中國靜脈產業運營模式分析
中國靜脈產業市場化發展進程中,按照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可以將中國靜脈產業市場化運營模式分為兩種:一種是政府主導企業參與模式,一種是企業主導政府輔助模式。
(一)政府主導企業參與模式中政府和企業的關系
這一模式主要是針對于歸屬環衛局管理下的由環衛工人收集的生活垃圾,這些垃圾可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可再利用的垃圾(由環衛局聯系相關可進行資源再利用的企業),一部分是不可再利用的垃圾。不可再利用的垃圾會被送到指定的地點進行焚燒、填埋和生化處理等,而可利用的垃圾會被分類出來,由環衛局聯系相應的廢棄物處理企業進行再資源和再利用。因為可利用的垃圾會被送到相關的可再利用的企業進行處理,所以不列為這一模式的探討中,這一模式主要針對不可利用的垃圾部分。
這部分生活垃圾數量龐大,且呈遞增的趨勢,傳統的處理手段就是采用填埋、焚燒、堆肥等方式,這幾種方式對于資金、場地和技術的要求較高,所以政府如想推進這一模式的市場化進程,純粹交給企業運作是不切實際的,因為基于上述條件如果直接讓企業起主導作用,讓市場去運作,會出現企業因回報的不確定性、成本過高等原因不愿涉足,市場基本處于失靈狀態,而且這涉及到基礎設施和公益領域以及環境問題,所以政府的主導作用不能改變,但為了減輕政府財政壓力以及提高效率,可引入企業參與投資建設,BOT融資模式就是很好的一個方式,也是現今被各國廣泛使用在基礎建設上的一種融資模式。通過BOT融資,政府建設項目需要付出的成本是非常小的,但收益卻十分可觀,在吸引了企業的投資,緩解了政府財政負擔的同時,也推動了靜脈產業市場化發展,因為企業的加入可以提高運營效率和運營質量,讓運營成果更好地面對市場檢驗,對于企業來說,承接此類項目在得到收益的同時也會提升自身的形象和品牌效應,所以在這一模式中,政府合理而有吸引力的優惠政策不但能吸引企業加入,也可以實現政府企業社會三贏的目的。
(二)企業主導政府輔助模式中政府和企業的關系
這一模式主要針對于可再生利用的廢棄物,如廢電子、廢紙、廢塑料、廢金屬、廢家電、報廢汽車等,這些廢棄物一般都會有專人回收(非環衛工人),如生產廠家、被委托回收企業、廢品回收站以及一些私營個體等,這些廢棄物在被回收后將會被送往相應的再回收再利用企業進行處理。中國傳統的廢棄物處理方式是政府直屬企業承擔絕大部分的業務,但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日益完善以及廢棄物處理也形成一定的產業化,所以比起政府主導企業參與的廢棄物模式所處的外部環境來說,這個領域的市場化條件會更為充分和成熟,所以可以充分發揮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讓企業做主導,充分實現自由競爭,但這個領域因為與資源再利用和生態環境密切相關,存在外部性等特征,所以完全依靠市場也是不切實際的,因為相關企業為追求企業利益最大化,很有可能會故意忽略環境問題以期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市場競爭力,所以政府的介入是極為必要的,在這一模式中政府要充分發揮輔助作用,為相關企業提供一個良好健康的市場環境來促進靜脈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所以對于政府來講,在促進企業主導政府輔助模式的靜脈產業市場化進程中,不但要給予一定的優惠措施來激勵相關企業的發展,為企業發展創造出一個良好的市場環境,同時更要實施行之有效的處罰措施,要真正能震懾到企業,才能使之在獲得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可以很好地幫助政府實現相應的社會和環境效益,因為如果處罰力度不夠,不足以震撼相關企業的行為,那么即使扶持到位,一樣會出現二次污染等問題。
二、中國靜脈產業市場化進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企業依賴政府扶持
靜脈產業具有一定的準公共產品的屬性,正是由于它本身的一些特性(外部不經濟性等),而且在中國正處于起步階段,所以靜脈產業相較于其他產業更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其單靠自身的力量是無法合法、有序、健康發展的。但國家政策的傾斜和資金的投入在為靜脈產業發展鋪路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反作用,很多地方為了響應中央政府的號召,緊隨中央政策走向,紛紛加入了靜脈產業園的建設中,一時間,各種靜脈產業園項目如雨后春筍般爆發,但其中很多園區的建設并沒有認真考慮本地的實際情況,只是盲目跟風,主觀上追求大、全,結果就造成因供應量不足而閑置,浪費了大量資源。而且很多靜脈企業還出現了依賴于政府的政策、補貼生存的畸形現象,一旦出現政府的資金投入撤回、政策稍有變動等情況,這些企業馬上就會陷入困境,面臨倒閉。不但給政府造成巨大的財政負擔,也不利于靜脈產業的發展。
(二)法律體系不健全、權責不明
中國靜脈產業法律法規較于發達國家來說還是落后的,存在可操作性和系統性不強、立法滯后等問題。其中對于政府的監管領域和職責權利沒有明確劃分,導致監管重疊或相互推諉甚至是無人管理等問題的出現。同樣對于企業的責任也沒有明確的規定,相關處罰力度也與現實情況不適應以及處罰偏向于事后懲罰等情況的出現均不利于靜脈產業的發展,造成政府無法有效監管,企業運營權責不明的困境。
(三)技術水平低下
技術是限制靜脈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中國靜脈企業基于資金不足、市場不正當競爭等因素的影響,對于研發的投入較少,出現生產處理手段落后、廢棄物綜合利用率低下以及二次污染等問題。政府對于靜脈產業的扶持在研發等方面也涉及較少,這些都不利于靜脈產業“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目的實現。
三、對策建議
(一)分情況處理、側重點差異化對待
靜脈產業可以分為政府主導企業參與模式和企業主導政府輔助模式,所以在推進靜脈產業市場化發展時,可以從這兩方面進行差異對待,不同側重。
在政府主導企業參與模式中,政府主要是需要提供各種優惠政策或便利條件,從而吸引企業的投資和參與,所以適當的讓步是極為必要的。政府可以采取誘導型的政策措施,如可以通過實行招標的手段激勵企業加入,從宏觀層面上提出投標企業需具備的資質和項目建設條件以及相應的操作原則,然后在招標成功后與投標成功的企業簽訂協議和合同以規范雙方權利和義務。對于企業來講,企業可以通過競標獲得補貼和財政優惠政策,然后自己投入資金進行運作,但在獲取經濟效益的同時必須要完成對政府做出的承諾,也就是兼顧政府、社會和環境效益,所以即使是采取招投標,政府也必須享有監管權,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小到整個項目,大到整個市場都能按法制軌道進行良性運行。
在企業主導政府輔助模式中,政府主要是起到正確引導和有效監管的作用,為已經形成的市場創造一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環境,使靜脈產業市場可以通過自身來合理配置資源,實現資源合理流動,而同時對于相關企業的引導也必須要加以具有震懾力的監管才可以真正起到效用。所以政府在加強對于靜脈產業的監管時,第一要加大處罰力度,根據實際情況重新確定處罰標準。第二要對監管本身以及監管對象實行嚴格的評價體系和采取較為完善的評估手段。第三要靈活監管,如可以考慮加大公眾監督力度,將公眾的監督納入政府監管體系,實現舉報簡單方便,且處理及時、有效。
(二)建立和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
靜脈產業要想獲得一個良好的市場發展環境,就必須要有法律法規的保駕護航。可以首先從法律層面確定政府和企業的責任和義務,明確政府職責范圍,設立企業名錄和市場準入標準等,盡可能全面、詳盡而明確。其次,法律法規制定的側重點應從制定政策指導性法律法規轉變到制定強制性法律法規,因為沒有強制措施輔助,不足以促使企業使用新技術,主動進行清潔生產,發展循環經濟。再次,應及時制定新的法律法規或對原有法律法規進行修改以符合現實發展需求。
論文摘 要: 文章探討了影響產業集群內企業技術創新的內外部動力因素,構建了產業集群內企業技術創新動力機制,并對相互之間的關系和作用進行了分析。
許多事實表明,內因在事物的發展過程中起主導作用,外因總是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的。因此,盡管企業外部的動力要素對促進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它們作為外因,只有通過誘導、喚起、驅動而轉化成內因,才能實現其動力效能。
企業是技術創新的真正主體。要大幅度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就必須進一步加強技術創新的機制與模式,探討企業技術創新的動力。這種動力是存在于企業技術創新系統內部和外部、對技術創新活動產生驅動力的各要素之和。
一、企業技術創新的內在動力
企業通過技術創新可能獲得的 經濟 利益和相對競爭優勢是企業技術創新的內在動力。其主要影響因素如下:
1.企業利益驅動。企業在參與技術創新活動之前,一方面要對創新活動的凈收益和創新收益的滯后期進行預測,另一方面要對創新活動的風險和自身的創新能力進行估價,只有能在預期的時間范圍內取得較高預期收益,又因風險適度、能力較強而能有較大成功概率的創新活動,對企業就會有較大的激勵力量。
2.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精神在企業內部創新動力要素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位置,它對企業 文化 、激勵機制、企業創新能力具有一定的作用。在相同的 環境 中,在相同的創新動力作用下,有的企業進行了創新,而有的企業卻沒有創新。問題的關鍵就在于企業創新活動的領導者和決策者是否富有企業家精神。優秀企業家不僅是企業技術創新的決策者,還是企業技術創新的組織者、指揮者,企業家的創新意識和創新思想直接影響著整個企業的技術創新行為,企業家的創新意識和創新思想至關重要。企業家不僅是企業技術創新的主體,還是企業技術創新的動力支柱。
3.企業內部激勵機制。在技術創新動力機制中,與個人主體行為目標關聯較密切的就是企業內部的激勵機制。因為個人主體參與技術創新的目的就在于實現個人收益最大化,而能夠幫助個人主體實現這一目的的動力要素就是企業內部的激勵機制。企業內部的激勵機制通過對個人主體的創新行為實施恰當的、豐厚的物質獎勵和精神獎勵,能夠充分地調動個人主體進行創新活動的積極性,從而對個人主體從事技術創新活動具有很強的推動作用。所以,企業如果缺乏有效的創新激勵機制,必將導致自身的創新活動失去動力和活力。
4. 企業文化 。除了企業內部的激勵機制以外,在企業內部動力因素中,企業文化對個人主體從事技術創新活動也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因為個人主體的行為目標不僅包含著利益目標,還包含著自我價值實現的目標。而在創新實踐中長期積淀和形成的企業創新文化,會通過影響企業員工的價值觀和行為取向,使全體員工普遍地認同和崇尚創新,并將創新成功作為自我價值實現的重要標志,從而積極主動地進行創新活動。可以說,有利于創新的企業文化一旦形成就會持續地推動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
5.企業科技專業人才技術創新的水平和創新能力。科技專業人才技術創新的水平和創新能力是企業技術創新重要的動力基礎,企業的技術創新水平和創新能力與企業所擁有的各類專門人才的業務、專業技術水平有必然的聯系。能夠擁有一支知識結構合理、學科配套、起點高、創新能力強的科技人才隊伍是企業技術創新成敗的關鍵。
6.路徑依賴與路徑創新。技術創新的路徑依賴指:技術發展的 歷史 因素在決定未來的技術創新中起到了主要作用。這些歷史因素包括:最初 市場 、技術 管理 、制度、規則、消費者預期等等。在它們的作用之下,技術創新受到 社會 、經濟和文化發展變化的影響,進而導致成功的創新和采用新的技術取決于現有技術的發展。但是這些歷史因素在某種程度上“贊同”采用現有的技術而“反對”采用新的技術。采用現有技術的收益遞增導致創新鎖定于現有的非優的、低效率的技術,并阻止采用好的、優越的、可替換的技術,并最終造成技術創新的低效率。
多數情況下路徑依賴是技術創新的阻力,因此,需要企業進行路徑創新,以積極正確的態度 ,從長遠的眼光來看待技術創新的成果,這就要求企業能夠放棄眼前既得利益,采用打破現有技術創新路徑,進行路徑創新。
二、企業技術創新的外在動力
外在動力機制主要是指企業由于外部 環境 因素對企業技術創新所發生的推動作用,包括產權動力機制、 市場 動力機制、政府動力機制和科技動力機制等幾方面。
1.政府政策因素。政府激勵企業技術創新的措施有建立完善的企業 法律 體系,加強政府的 財政 、 金融 、信貸支持減免新產品稅,加大r&d投入,以及建立面向企業的技術創新支持,信息咨詢,人才培訓等方面的 社會 化服務體系等。良好的外部環境對企業技術創新觀是強大的激勵也是必不可少的基礎,政府行為會推動企業通過技術創新實現可持續發展。
2.市場驅動因素。市場是一種實施費用低、效率高的激勵制度。市場機制通過價格體系發揮 著提供信息、 經濟 激勵和決定收入分配等功能,有利于促進企業技術創新;同時,市場過程也是一個對技術創新進行組織的過程:市場對技術創新的方向刺激促使企業產生獲取超額利益的預期,逆向刺激則危及企業的生存:市場產生的正向拉力與逆向壓力與企業謀求生存與發展的內在要求相結合,是形成企業技術創新行為的基本動力。市場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動力激勵是通過市場體系要素、市場競爭、市場結構與市場規則等變量進行的。
3.科技驅動因素。現代科技的飛速發展,迅速改變著傳統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產品壽命周期變短,新產品層出不窮,對企業技術創新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推動其不斷發展。
技術創新離不開科學技術,科技的發展是促使企業進行創新的基礎動力。技術發明和發現具有轉化為現實財富的潛力。當科學和技術的成果積累到一定的程度時,會出現主動創造需求的情形,從而推動創新主體利用技術創新成果完成創新活動。科學技術的發展雖然周期較長,可是一旦成功,將會對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產生巨大的推動力。
4.產權動力因素。產權分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兩種。有形資產產權是指人們對實物的擁有權,無形資產產權是指人們對非實物形態的信息、知識等的擁有權。一般而言,任何一項創新活動都要進行物質資本(有形)的投入和智力、知識資本(無形)的投入,創新的結果就形成了新產品和新知識。因此,為了提高企業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必須從法律上確立私有產權的地位,通過股票贈與、股票期權、優先認股權、員工持股和專利制度的建設來保護企業家和技術發明人的創新所得,對于一大部分未進行現代企業制度和股份制改造的企業而言,更應加快建立產權制度,創新產權激勵的條件。這是一種最經濟有效、持續的創新動力手段,因為它使資產所有者與資產發生最直接的經濟關系,資產所有者因此成為資產能否增值的最直接的當事人,產權的法律性、持久性又會使人們具有一種安全感。技術創新在這樣一種制度氛圍中會獲得強大的動力。
5.產業集群因素。產業集群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集群內大量的企業在競爭的同時也互相進行合作創新,而且集群內的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也是技術創新的重要力量,當產業集群形成創新的氛圍后,企業與企業、企業與科研機構的合作將大大加速技術創新的步伐。
三、外部動力要素與內部動力要素的相互關系
除了在企業外部的動力要素之間、企業內部的動力要素之間存在著相互關聯和影響之外,企業外部動力要素與企業內部動力要素之間也存在著廣泛的聯系和作用。
企業技術創新動力機制的運作方式概括為:在環境因素的作用和影響下,來自于產業集群內市場的需求引力和競爭壓力、來自于科學技術的推動力、來自于政府政策行為的支持力,都將直接或間接地轉化為企業利益驅動力,成為作用于企業技術創新的動力源泉;企業家精神對利益驅動力具有感應與放大作用,它能夠直接驅動企業主體從事創新,并通過企業 文化 和企業內部激勵機制間接驅動個人主體從事技術創新;企業創新能力則最終保障著企業技術創新活動得以順利進行。而成功的創新活動又反作用于技術、市場、政府、環境,激發出新的創新需求。而利潤是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根本動力。
總之,諸動力要素和環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促使企業主體和個人主體產生了技術創新活動,而技術創新活動又反作用于諸因素,引發新的創新需求;新一輪創新又會推動企業在更高的層次上發展,產業集群內企業就是在內外部動力的綜合作用下不斷進行技術創新,從而使創新活動呈螺旋上升地不斷進行。
參考文獻:
【關鍵詞】 京津冀 區域經濟 關聯效應 投入產出
一、引言
京津冀區域產業發展研究是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中的熱點問題和難點問題。京津冀經濟圈與珠三角、長三角并稱為中國的三大經濟圈,但從發展情況看,京津冀經濟圈的發展長期落后于其他兩個經濟圈,其原因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目前國內已有一些學者對京津冀地區的產業協作問題進行了研究,但明顯存在以下問題:第一,研究范圍大多局限在京津冀三地,沒有將產業的供求特點放在更大的范圍考慮;第二,對京津冀產業關聯性缺乏全面深刻的描述;第三,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由此,本文應用區域間投入產出模型嘗試對京津冀區域間的產業關聯性進行更為清晰的刻畫,并在此基礎上揭示該區域產業特點對區域關聯性的影響。
區域間投入產出模型由Isard在1951年首先開始用于分析區域經濟空間聯系,現已成為區域經濟分析的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該模型可以全面而系統地反映各區域間與各部門間的經濟聯系,比較不同區域間的產業特征以及分析區域間產業關聯程度。近年來,區域間投入產出技術傳入我國。國家信息中心(2005)編制了我國第一份典型調查與非典型調查相結合的 8 區域30部門投入產出表。隨后我國的一些專家,如張亞雄、趙坤(2006)等,開始利用區域間投入產出表對我國區域間的產業聯系進行全面分析。李善同(2010)利用引力模型和交叉熵法對2002中國地區投入產出表進行了擴展并估算出區域間投入產出數據。本文即以此數據為基礎展開相關研究。
二、區域關聯性的測算
本文設計使用區域關聯指數表示一地區與其他地區的區域關聯性,其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Lk為某地區與k地區的區域關聯指數;Lik為自k地區i部門調入量比重或至k地區i部門調出量比重,具體為:
其中:Xik為自k地區i部門調入量或至k地區i部門調出量。
根據公式計算出北京、天津、河北在省際調入與調出方面區域關聯指數最高的5個地區如下表所示。
從京津冀的區域關聯指數排名上看,三地區在省際調入與調出方面都存在非常密切的聯系,只有河北在省際調入方面與天津聯系不大。具體而言,北京在省際調入與調出方面與河北的聯系最密切,與天津的聯系相對較弱;天津在省際調入與調出方面與北京與河北都存在非常密切的聯系;河北則與北京聯系最密切,與天津的聯系相對較弱。總體而言,三地區相互間的貿易量要明顯超過與其他地區的貿易量,所以三地區間存在顯著的區域合作現象。
三、產業特點對區域關聯性的影響
(一)產業結構的影響
京津冀三地區的產業結構存在明顯區別。從各行業的產出比重看,北京排名前10的有7個屬第三產業,3個屬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優勢非常明顯;天津排名前10的有8個屬第二產業,2個屬第三產業,第二產業優勢非常明顯;河北排名前10的則有1個屬第一產業,8個屬第二產業,1個屬第三產業,其中農業占比超過10%,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均有較明顯的優勢。三地區在產業上的異構性對區域內產業關聯性勢必產生重要的影響。
為考察產業結構對區域關聯性的影響,我們將產業結構因素作為權重加入區域關聯指數,具體計算公式為:
這里的Lik成為加權后的自k地區i部門調入量比重或至k地區i部門調出量比重,Xik為自k地區i部門調入量或至k地區i部門調出量,Wik為權重,即:
由此計算出京津冀三地區加權平均后的區域關聯指數,其中指數最高的5個地區如下。
加入產業結構因素后,只有天津在省際調入與調出方面和北京仍然保持著密切的聯系,而三地區在其他聯系方面均有所減弱。以下是對三地區聯系受產業結構影響的具體分析。
在省際調入方面,北京在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方面的調入量占所有行業調入量的比重最高,達9.3%,而該行業從廣東的調入量占比48%,將近一半,因此促使廣東成為北京在省際調入方面最密切的地區;另一方面,在農業方面,北京從河北的調入量占15%,居各地之首,但由于北京農業的調入量僅占全部調入量的3.8%,比重偏小,從而使得河北在北京省際調入方面的地位有所下降。從天津的調入情況看,北京在天津的化學工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批發和零售貿易業等調入量比重較大的行業均給予了明顯的支持,因此北京是天津省際調入方面最主要的地區。從河北的調入情況看,農業、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化學工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的調入量比重較大,但這其中的很多行業北京與天津都沒有給予明顯的支持,反而是山東在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遼寧在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廣東在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給予了比較明顯的支持,促使河北在省際調入方面與山東、遼寧、廣東等地形成了較密切的聯系。
在省際調出方面,北京在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上的調出量占所有行業調出量的比重最高,達18.6%,而在該行業的調出量中有32.8%調往廣東,這又一次使廣東成為北京在省際調出方面聯系最密切的地區。天津的省際調出主要集中在化學工業與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其中化學工業的調出量主要集中在北京,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主要集中在廣東,這使得北京和廣東成為天津在省際調出方面聯系最緊密的地區。河北的省際調出主要集中在化學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其中化學工業的調出量主要集中在浙江,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的調出量主要集中在山東,這就使得山東和浙江成為河北在省際調出方面聯系最緊密的地區。
(二)地理位置的影響
在加入產業結構因素之后,我們發現京津冀三地之間的區域關聯性有所減弱,一些在距離上較遠的地區逐漸加入了進來。這一現象促使我們進一步考察地理位置與區域關聯性的關系。關于地理位置影響的考察包括兩部分,一是考察地理位置對產業的影響程度,二是進一步考察地理位置與行業的相關性。
關于地理位置對產業的影響程度,我們以某地區與k地區省會城市之間的距離作為兩地區之間的距離,通過eviews軟件測算地理距離對京津冀地區三次產業省際調入(調出)總量的影響程度。測算結果表明,地理距離對一產調入與調出總量的影響均不顯著,對二產調入與調出總量的影響均顯著,對三產調入總量的影響顯著,但對三產調出總量的影響不顯著。
關于地理位置與行業的相關性,首先對距離向量與i行業省際調入(調出)向量求皮爾遜相關系數,其次將京津冀三地區的進行平均計算出該區域距離向量與i行業省際調入(調出)向量的平均皮爾遜相關系數。由此計算出的結果顯示:(1)在省際調入方面,紡織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等很多第二產業部門與區域距離有比較明顯的負相關性,說明這些部門在省際調入方面對區域距離比較敏感,受距離遠近的影響較大;(2)在省際調入方面,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旅游業及一些第三產業部門與區域距離的相關性很弱,說明這些部門在省際調入方面對區域距離不敏感,受距離遠近的影響小;(3)在省際調出方面,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其他制造業等很多第二產業部門與區域距離也存在比較明顯的負相關性,說明這些部門在省際調出方面對區域距離也比較敏感,受距離遠近的影響較大;(4)在省際調出方面,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旅游業及很多第三產業部門與區域距離的相關性也很弱,說明這些部門在省際調出方面同樣對區域距離不敏感,受距離遠近的影響小。可見,不同行業部門對區域距離的敏感度不同,因此一個地區對行業部門的選擇也會對其區域關聯程度產生重要影響。
對k地區區域距離向量與各行業省際調入(調出)向量的皮爾遜相關系數以產業結構為權數進行加權平均可以計算出該地區產業整體對區域距離的敏感度。結果顯示,在省際調入方面,天津對區域距離的敏感度最高,北京次之,河北第三;而在省際調入方面,天津對區域距離的敏感度最高,河北次之,北京第三。究其原因,天津的主導產業是化學工業等第二產業部門,這些部門對區域距離的敏感度較高造成了天津產業整體對區域距離的敏感度高;而北京的主導產業是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以及第三產業部門,這些部門對區域距離的敏感度較低造成了北京產業整體對區域距離的敏感度也較低。河北的情況則比較特殊:首先,從地理位置上看,河北除與北京、天津相鄰,還與山東、河南、山西、內蒙古、遼寧相鄰,這使河北可以在更大的空間范圍選擇合作對象;其次,從產業供求上看,北京和天津無法在第一和第二產業方面對河北形成有力的支撐,致使河北必須轉向其他臨近地區尋求合作,從而降低了對京津的依賴程度。
(三)產業優勢的影響
為反映一地區產業的比較優勢,我們使用區位商指標。區位商表示k地區i行業在本地總產出中的份額與整體行業占全國經濟總產出的份額之比,計算公式為:
式中,Qik為k地區i部門的區位商,Xik為k地區i部門的產出指標。
其含義為:Qik>1意味著k地區在i部門具有比較優勢,Qik
為考察i行業產業優勢與i行業省際調入的關系,我們對由i行業區位商向量與i行業省際調入向量求皮爾遜相關系數,再將京津冀三地區的進行平均計算出該區域i行業區位商向量與i行業省際調入向量的平均皮爾遜相關系數。計算結果表明,科學研究事業、旅游業與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的區位商向量與省際調入向量相關系數最高,接近或超過0.8。前文已提到旅游業與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對區域距離的敏感度很低,顯示受區域距離影響小的行業更傾向于選擇具備產業優勢的地區進行合作,而受區域距離影響大的行業選擇具備產業優勢的地區進行合作的難度也比較大。
四、結論
以上分析表明,京津冀地區產業的結構與特點對該地區產業關聯程度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產業的異構性決定了該地區產業關聯程度與長三角存在很大差異。首先,主導產業的特點決定了一地區對區域距離的敏感度。相對而言,第二產業的多數部門對區域距離的敏感度較強,而第三產業的多數部門與第二產業的少數部門對區域距離的敏感度較弱。由此,像北京這樣主導產業對區域距離的敏感度較弱的地區對臨近區域的依賴性較低,更有可能與更遠的地區發生產業聯系;而像天津這樣主導產業對區域距離的敏感度較強的地區對臨近區域的依賴性較高,與更遠地區發生產業聯系的可能性就比較低。其次,主導產業的特點決定了一地區對具備產業優勢地區的選擇權。如果主導產業對區域距離的敏感度較弱,該地區就更有可能在更大的空間范圍內選擇具備產業優勢的地區,從而進一步提高在該產業上的生產效率;反之,如果主導產業對區域距離的敏感度較強,該地區就不太可能在更大的空間范圍內選擇具備產業優勢的地區,從而對該產業生產效率的提高產生不利影響。
可見,京津冀地區產業關聯程度較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三地在產業上的異構性是造成區域關聯性弱的主要原因。北京在第一產業及第二產業的很多行業與天津、河北關系密切,但北京的主導產業是第三產業,對區域距離的敏感度較弱,所以與區域距離較遠、但具備產業優勢的地區聯系更密切。天津的主導產業是第二產業,對區域距離的敏感度較強,所以與北京、河北的聯系最為密切,對北京、河北的依賴程度也最高。河北的主導產業是第一、二產業,對區域距離的敏感度也較強,但與京津相比,河北相鄰省份更多,進行區域合作的范圍更大,所以對京津的依賴程度較低。
從趨勢上看,隨著經濟的發展與交通方式的改變,一些新興產業已經對以空間距離為主要約束條件的傳統區域合作理念提出了挑戰,空間距離的約束性日趨弱化。在這種情況下,一地區在進行產業升級時更應著眼于如何將自身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彌補與其他地區在產業優勢上的不足,才能進一步體現出其在空間距離上的優勢,從而構建更高層次的區域合作模式。
參考文獻
唐山市體育產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1必要數量的體育場館和設施缺乏
體育場館是發展全民健身服務業的基礎,隨著唐山市體育人口的增加,群眾對體育場館和設施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而唐山市體育場館數量和體育健身器材數量遠遠跟不上市民的健身需求;特別是露天體育場所和游泳場所等,遠遠滿足不了普通群眾和工薪階層家庭的需求,像羽毛球場、網球場等高消費體育場所普遍存在“一片難求”的現象。
2高水準的體育休閑健身公司和高素質的體育專業人才缺乏
目前,唐山市體育健身休閑公司中,缺乏高水平的經營公司,健身服務場所發展參差不齊,運作水平較差,經營管理者素質較低,高素質體育專業人才缺乏,特別是既精通體育又擅長經營,既善于管理又通曉法律的復合型人才更是嚴重缺乏,導致體育健身休閑市場魚龍混雜,由于缺乏相關部門的監督和管理,常出現健身場所之間的無序競爭和消費糾紛,直接影響到市場的良性循環,導致體育健身消費者對體育健身公司誠信度信賴的降低。
3體育產業的總體規模不理想
唐山市體育產業的總體規模不大、分布較散、輻射力不強,經營規模小,檔次低;體育產業組織形態上大多是小規模的分撒行經營,經濟效益低,缺乏品牌效應和市場集聚效應,并存有安全、衛生、管理等混亂現象。體育企業數量不多,規模不大,而且缺乏龍頭企業,企業間競爭力不強;體育產業發展不平衡,結構還不完善。
發展唐山市體育產業的建議
1培育體育市場,扶持體育產業發展
唐山市體育產業的總體規模不大、分布較散、輻射力不強,經營規模小,檔次低;體育產業組織形態上大多是小規模的分撒行經營,經濟效益低,缺乏品牌效應和市場集聚效應,并存有安全、衛生、管理等混亂現象。面對這些問題,唐山市不僅應該堅持以體為本,面向大眾,培育市場,引導消費,建立起涵蓋體育健身休閑娛樂、體育培訓、體育競賽表演、體育旅游、體育交流會展、體育場館設施的經營、體育彩票銷售以及體育中介信息等等領域的體育產業系。
2積極開發體育旅游市場
唐山市是我國京津唐大都市圈的核心,我們要發揮京津唐地區的旅游優勢,全力打造特色、品牌、專項體育旅游。依據唐山地區地質環境、季節特點、體育文化底蘊等,適時的推出本地區特有的旅游產品。將一年四季的體育旅游做成個體育旅游整體經濟發展鏈條,保障完成一個項目的同時,就有新項目投入使用。依據不同地區的地區條件,發展本地區的體育旅游經濟,提供物美價廉的體育旅游項目,積極吸引游客到來,將本地區現有體育設施進行維護整合,構建整個地區的體育文化氛圍,創設體育與地區同在的的環境,集地區優勢進行二次發掘整合,打造本地區的特色體育旅游經濟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