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市場的功能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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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勞動力市場的功能范文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失業；就業彈性
一、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必要性
事實證明，勞動力市場建設和發展滯后已經成為市場經濟體制健全和完善的制約因素，直接影響到勞動就業這一重大經濟社會問題的有效解決，因此，采取必要的有針對性的措施，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已經日益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
1.解決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充分發揮勞動力市場信息功能的需要。要解決摩擦性失業的難題，就必須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特別是強化勞動力市場的信息收集、整理和傳遞功能，盡可能使不同市場主體對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差異性相對縮小，從而逐步消除信息不對稱產生和存在的基礎，為實現充分就業創造必要的信息條件。
2.提高勞動力的流動幅度，擴大異地就業的需要。勞動力市場建設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勞動力流動總量的增加和頻率的加快，個人的職業流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勞動力市場化程度的影響。在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下，基本沒有勞動力市場，國家通過高度統一的工資和社會保障制度以及戶籍管理等行政手段，對勞動力在不同工作單位和經濟部門之間的流動加以嚴格控制，勞動力的流動率是很低的。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勞動就業制度的改革和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加快，我國的勞動力流動率有所上升，但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據中國社科院“中國城鎮勞動力流動”課題組的調查，在北京、無錫、珠海三城市，勞動者的職業生涯中，從未改變過工作單位的個人比例仍較高，達30%以上。這一比例與日本橫濱1970年的比例（34.9%）大致相同，高于美國底特律1970年的比例（13.9%）。這種狀況充分說明我國勞動力的流動程度是比較低的，已經嚴重阻礙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建設和發展，影響我國勞動力市場與國際接軌，也不利于我國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的有效解決。因此，進一步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提高勞動力的流動幅度（即勞動力流動的頻率與跨度）已經具有明顯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3.緩解摩擦性失業的社會壓力，實現充分就業的需要。摩擦性失業幾乎在所有國家的勞動力市場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不過在我國問題尤為嚴重，表現為一定時期內某地某種勞動力嚴重短缺，而另一地此種勞動力卻大量過剩，處于失業狀態。這種由信息不對稱等原因形成的摩擦性失業從根本上說是在勞動力總供求基本均衡狀態下的失業，其解決路徑主要是勞動力市場的健全和完善，特別是勞動力市場信息的完備和對稱。而后一方面問題已越來越成為摩擦性失業問題得以緩解的制約因素，有必要作為我國政府當前一個十分重要的戰略性問題加以解決。
4.進一步提高就業彈性，遏制我國勞動就業與經濟增長的非對稱性趨勢的需要。所謂就業彈性是指就業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率。其計算公式是：就業彈性系數=就業增長率÷經濟增長率。在正常情況下，就業彈性應在0—1之間。一般地說，就一國長期總量生產函數而言，就業增長與經濟增長成正相關。但在我國，由于經濟轉型和就業體制改革的影響，就業和經濟增長出現了明顯的非一致性。一方面經濟持續保持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就業增長率卻逐步下降，失業人員逐年增多，2003年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達4.3%，1991—1997年間，我國就業彈性系數保持在0.08—0.17之間，明顯偏低。2002年的就業彈性系數比1996年又下降了0.02個百分點。要遏制勞動就業方面這種非正常狀況，除了政府采取有力的宏觀調控措施加以調節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以市場化的調節機制協調就業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二、勞動力市場建設的路徑
盡快改變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不健全、不完善、不統一的“三不”狀況，使勞動力市場成為解決勞動就業問題的健康有效的平臺，并做到與國際勞動力市場接軌，已經成為我國的一個十分緊迫的戰略任務。為此，有必要深入探討我國勞動力市場建設的有效路徑。
1.進一步從理論上給勞動力以科學的市場定位。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勞動力作為商品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為社會各界所公認。現在的問題是必須真正確立勞動力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允許其在市場上自由流動，從而實現優化配置，實現勞動力的“充分就業”，這是市場經濟客觀規律所決定的理論觀點。需要各級政府進一步解放思想，以積極的態度對待勞動力的流動，為勞動力的流動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克服勞動就業問題上的地方保護主義等各種行政壁壘，正視并解決勞動力自由流動可能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從而為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創造寬松的社會環境。2.對勞動力市場的科學定位。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市場和其他要素市場一樣，是完整的市場體系的一個局部，是市場體系鏈條上的一個重要環節，勞動力市場的健全和完善與否反映一個國家的市場體系是否健全，也是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同時，勞動力市場還不同于其他要素市場，因為勞動力市場的交易對象是勞動力，而勞動力的載體是人，所以，勞動力市場是特殊的具有決定意義的要素市場。同時，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建設和發展的狀況離WTO的要求還有較大距離，一些西方國家至今還不承認我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因此,我們必須特別重視勞動力市場的建設和發展，把培育和發展勞動力市場作為健全和完善市場體系的重中之重，抓緊抓實抓好，并盡快解決勞動力市場發展滯后所導致的一系列問題。
第2篇：勞動力市場的功能范文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分割;一體化
中圖分類號:F241.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8-0120-02
《珠三角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2009—2020年》明確指出，“統籌城鄉發展”是廣東省今后重大發展任務之一。要“按照城鄉規劃一體化、產業布局一體化、基礎設施建設一體化、公共服務一體化的總體要求，著力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完善和提升城市功能，率先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新格局。”其中“統籌城鄉就業，加快建立城鄉一體的人力資源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就業制度”是實現城鄉公共服務一體化的必要條件。
一、新古典經濟學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新古典學派在勞動經濟學領域一直是公認的主流學派。該學派有許多代表人物，但都遵循著一個共同的理論框架:第一，強調市場機制以及市場要素在決定工資水平和勞動力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而將其他影響因素如法律、制度、文化等作為事先給定的因素;第二，對人類行為模式的假設為:經濟人、理性選擇、偏好獨立;第三，對勞動力市場本質的假設:勞動力市場具有高度的競爭性，存在大量的需求者和供給者，雙方都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可以在市場自由進入和退出，通過勞動力市場的均衡可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研究方法有兩個特點，一是大量運用邊際決策原則，即在經濟人假設前提下，只要邊際收益大于邊際成本，就是有利可圖的。二是常常運用從一般到特殊的邏輯推理方法，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假設條件少，能夠推斷出精美復雜的經濟模型，但是這種方法也存在致命缺陷:一旦假設條件稍有偏差，模型和預測結果便可能被全部推翻。
根據上述對新古典勞動經濟學派的簡短回顧，可以看出，在其理論框架中，勞動力市場被當做是富有競爭性的、統一的整體，不存在地區、城鄉等的隔離現象，這是分析個人和企業行為的前提和出發點。
二、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分割的勞動力市場
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LMS)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與新古典勞動經濟學派的假設截然不同，認為新古典學派的競爭性假設無法解釋勞動力市場的許多現實(如貧窮、歧視、與人力資本相悖的收入分配等)，忽略了勞動力市場職業結構的性質和制度因素的作用。
該理論的特點是:勞動力市場不再被看做為一個連續的統一體，而是被分割為幾個不同的市場，各個市場有不同的特點，它們有不同的分配勞動和決定工資的方式;各個勞動力市場是相對封閉的，造成這種封閉的因素是集團因素的聯合和制度因素的約束。該理論在研究方法上表現為:第一，側重從需求的角度研究勞動力市場均衡和工資的決定，而新古典學派側重從供給的角度研究勞動力市場，人力資本理論是其重要的理論基礎。第二，強調制度、組織、習俗包括社會歧視對勞動力市場的重要影響。
最早全面闡述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是多林格和皮奧里，他們將勞動力市場劃分為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主要勞動力市場是有高度組織的正式勞動力市場，有詳細的雇傭決策原則，市場力量基本不發揮作用。其需求方生產的是資本密集型產品，工資分配遵循的并非新古典的邊際原則，勞動者收入高，升遷機會較多。而次級勞動力市場的雇傭與工資分配則根據邊際決策原則決定，市場力量工資和就業決定中發揮主要作用。其需求方為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小公司或行業，工資低、工作條件差、就業不穩定、缺乏培訓與晉升的機會，一級市場與次級市場之間存在流動障礙。
關于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原因，有兩種不同的觀點。新古典學派從勞動力供給角度出發，認為人力資本是主要的決定因素。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則從勞動力需求角度出發，認為分割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產業結構的影響，如果企業面對的是產品需求穩定的市場，則企業創造的是一級市場，反之，則創造二級市場。另一方面是制度和工會的影響。二級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并非能力低，而是因為歧視等制度性障礙，難以進入一級勞動力市場。
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夾雜了許多體制性、制度性因素，而且這種制度性分割與西方國家的制度分割存在很大的差別，最明顯的表現是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
三、發展經濟學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
發展經濟學是以二元經濟結構為理論基礎的，該理論揭示了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原因以及一體化的趨勢。最有代表性的是劉易斯模型和托達羅模型。
劉易斯模型的主要觀點是:第一，經濟體系中有兩個部門，一個是只能維持最低生存水平的、以傳統方法進行生產的農業部門，在該部門中，工資不是由農民的邊際生產力決定，而是取決于勞動者平均分享農業的產量;另一個是以現代化方法進行生產的城市工業部門，生產率和工資水平較高;第二，傳統部門存在大量過剩的勞動力，勞動的邊際生產率為零或負數;第三，由于兩個部門在生產率和工資方面存在巨大差別，農村勞動力會向工業部門轉移，由于農業部門人多地少，即使資本主義部門現行工資不變，農村勞動力供給也是無限的。第四，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農業生產率逐漸提高，農業勞動力生產將會出現拐點(劉易斯拐點)，即農業部門工資隨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而上升;第五，當兩個部門的生產率接近一致時，工業部門對農業剩余勞動力吸收完畢，此時，農村勞動力不再向工業轉移，二元經濟結構就轉變為一元經濟結構。
劉易斯的這一模型，后來得到了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費景漢和拉尼斯的補充，故稱為“劉易斯—費景漢—拉尼斯人口流動模型”。但是卻受到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托達羅的批評與否定。托達羅認為劉易斯人口轉移模型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實際，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其主要觀點是:第一，決定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因素并不僅僅是城鄉的實際收入差別，而是轉移的預期收入。而影響他們的預期收入有兩個因素:城鄉實際工資差異以及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第二，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并不能自動實現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的轉化。因為，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很可能造成城市大量的失業。第三，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的有效轉化途徑是農村和農業的發展。在政策上， 應改變重工業輕農業的發展戰略，將發展重點放在發展農村經濟上。
從劉易斯模型和托達羅模型可以看出，兩種模型隱含著一個共同的假設:城鄉勞動力市場是處于分割狀態的，各自具有不同的用工機制和勞動報酬決定機制。分割的原因在于工業和農業兩個生產部門的生產方式和勞動效率存在巨大差別。兩種模型重要的區別在于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條件不同。劉易斯認為，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的流動會促進勞動力市場一體化。這種城鄉一體化會伴隨資本主義部門的不斷擴大和自給農業部門的逐漸萎縮，是農村完全融入城市的模式。其政策含義是加速城市工業部門的發展，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但卻不注重農業部門的發展。托達羅認為，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條件是農村和農業的發展。在政策上，傾向于發展農村經濟，建議政府應當改變重工業、輕農業的發展戰略，提高農業勞動者的實際收入水平，在農村勞動力轉移上主張實行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
此外，雖然兩種模型都隱含著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假設，但是，都將分割歸因于勞動力需求因素，沒有考慮到勞動力供給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響。
四、勞動力市場理論演進的啟示
各學派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從最初的整體觀，演變為分割觀，進而演變為城鄉分割觀，表現為對勞動力市場的理論假設越來越接近社會現實。目前，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是中國勞動力市場發育最突出的問題，勞動力市場要從分割走向一體化，關鍵要加快城鄉勞動力市場的融合，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
以上理論也蘊涵著實現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不同路徑和條件。新古典學派將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原因歸結為勞動力供給方的差異，其政策含義是通過發展教育培訓，提高人力資本，減少勞動力的質量差異來增進勞動力市場的融合。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則將勞動力市場分割歸因于產業結構等需求方面的因素和制度因素，其政策含義是通過提高產品市場的競爭程度和制度改進來促進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劉易斯模型和托達羅模型側重研究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將分割的原因歸結為工業和農業兩個生產部門存在勞動效率的巨大差別。其中劉易斯模型主張通過發展城市工業部門來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推動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托達羅模型主張通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縮小農業與非農業的收入差距，促進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
因此，中國要建立一體化的城鄉勞動力市場，可從多個方面同時推進:第一，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不是以城帶鄉，也不是以鄉帶城，而是城鄉的協調、同步發展，對于城市問題與農村問題、農業與工業的發展問題不能割裂處理，要有統一的規劃和整體的布局。第二，發展農村教育事業，建立農村社區學院，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的技能培訓，通過縮小城鄉勞動力的質量差別來增進城鄉勞動力市場的融合。第三，提高各產業勞動生產率，在深化農業和工業改革的同時，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第三產業的發展將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發揮重要的吸納作用。第四，加快相關制度改革促進勞動力在城鄉之間、產業之間的自由流動，減少勞動力流動的障礙。比如，實行更靈活的土地政策，更寬松的人口流動政策以及建立統一、全面的社會保障制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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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勞動力市場的功能范文
關鍵詞：城市化；社會保障；勞動力比較優勢
一、我們追求的是缺失社會保障的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嗎?
(一)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再討論
自林毅夫等1994年提出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理論以來，較長時間對如下觀點取得了共識：目前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成本低廉，適宜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近年來這方面的討論又熱烈起來，有戰略理論層面的爭論，有產業結構角度的探討，有從人口學視野的分析(左學金，2000)，有國際貿易利益-方面的闡述。大多認為，中國到2015年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勞動力低成本比較優勢將逐漸消失；實施統一的社會保障將削弱我國國際競爭力。實際上，這些討論較多的是基于勞動力供給數量的絕對比較優勢，沒有深入分析和重視合理社會保障基礎上的基于勞動力就業狀況及其質量的相對勞動力比較優勢。
林毅夫、孫希芳(2003)對比較優勢戰略理論做了進一步闡釋與發展，并特別突出地強調：遵循比較優勢發展有利于要素稟賦結構的較快提升，資本(包括人力資本)相對豐裕度提高，也將促進產業與技術結構升級；比較優勢的發揮需要內生于發展戰略的制度結構相支撐，特別是一個競爭性的市場體系，經濟發展中政府要維護市場的競爭性、規則性(林毅夫、孫希芳，2003)。他們認為，人力資本的積累是在比較優勢戰略的實施中自然而然逐步形成的，與物質資本相輔相成，對于政府在人力資本投資上的作為涉及不多，基本主張政府實施適應性的比較優勢戰略。在實踐中，政府在落實比較優勢戰略中對人力資本的提升起著相當關鍵的作用，尤其體現在社會保障制度上，很多形式的社會保障本身即具有人力資本投資性質。
以楊小凱(2001)為代表的超邊際經濟學貿易理論，對政府實施比較優勢戰略也有深入的論述，向國成、韓紹鳳(2005)將此理論總結為綜合比較優勢理論，認為一個經濟主體的比較優勢受技術效率、資源稟賦和交易效率等多因素的綜合影響(向國成，韓紹風，2005)。比較而言，綜合比較優勢理論的基本主張是創造性比較優勢戰略，依據理論可知政府可以通過社會保障等市場制度內生出技術優勢和交易效率優勢，以此強化并與外生稟賦比較優勢結合，形成有競爭力生命力的綜合比較優勢。經濟主體的市場競爭力取決于察賦比較優勢、技術比較優勢、交易比較優勢等多個因素的綜合比較優勢。在經濟發展上，不僅只“聽天命”(即利用外生比較優勢)，更要“盡人事”(即致力于內生比較優勢的形成和交易效率的提高)，這是綜合比較優勢理論“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真諦(楊小凱、張永生，2001)。一個國家雖然具有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的稟賦優勢，但當勞動的技術比較劣勢和交易效率比較劣勢足以抵消其稟賦優勢時，該國家就不一定生產和出口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就有可能為其他國家或地區所取代，被排斥在國際或地區分工之外。就我國而言，勞動力比較優勢不僅取決于勞動力供給的絕對數量比較優勢，更要取決于城市化進程中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工業化就業性轉移(即市場交易效率比較優勢)，和勞動力的質量提升，或者說就是勞動就業中相對于工資成本的勞動效率提高(即勞動的技術比較優勢)，后二者直接與社會保障等市場制度密切相關。而我國的社會保障沒有充分考慮到城鄉勞動力市場的潛在優勢的發展變化，正可能面臨著上述窘境，因此可以說，當前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是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挖掘與升華的關鍵所在。
(二)我們追求的是缺失社會保障的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嗎?
企業對社會保障負有一定的責任，弱化社會保障的確對企業而言存在一定的吸引力，可以節約勞動力成本，但勞動的生產技術性效率受到制約，勞動力市場交易效率也會下降；而健全的社會保障將給勞動力提供教育、培訓、醫療保健等，保證勞動的高效率和技術創新，并促進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我們是追求單純勞動力低成本的比較優勢還是高素質勞動力的綜合比較優勢呢?我們先來認真分析缺失社會保障的廉價勞動力優勢的實際效果，再看社會保障促進勞動力比較優勢發展的效應。
目前，中國勞動力每小時工資約是0.5美元，而在美國約是16美元，在墨西哥約是4美元。表面上看，勞動力“價廉”對吸引外國投資者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但“質優”沒有持續性制度保障，實際上只能產生惡性循環的后果：勞動者得不到平均水平的工資，必然失去許多技術培訓和再教育的機會，生活保障低，技術人力缺乏，進而導致產品技術落后，國際競爭力衰弱。勞動力的低價格最終會與技術等級的低層次接近，在發達國家通過高工資集中優勢產業，成為高附加值和資本密集型產品制造中心的時候，我國的低價格策略只能不斷把淘汰工廠吸引進來。如果“垃圾產業”在中國越來越多，形成規模性集中，導致產業工人生活的長期貧困化。應該說，這是落后的勞動力絕對比較優勢，不是我們要追求的理想的相對勞動力比較優勢。
如果僅把勞動力看作商品，僅從供求關系上講，中國的勞動力必然價格較低。但是我們知道，勞動力價格是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它既包括勞動力自身再生產的需要，也包括勞動力自身發展的需要；既取決于經濟因素、市場供求，也取決于社會因素。隨著社會的進步，勞動力需求必然也要求增加。我們發展要求以人為本，社會責任標準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發達國家勞動力價格較高并非完全是其勞動生產率高和再生產成本的表現，在更大程度上是社會發展水平的表現。正是社會的發展要求給予勞動者更好的社會福利、更多的閑暇時間等，而不僅僅限于勞動力自身的再生產(張勁文，2005)。中國社會與經濟發展飛速，而一些外資企業中相當部分勞動者的收入并沒有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相應地提高，其發展、工作和生存條件也沒有隨著社會責任標準的強化而提高，受教育的機會、發展的潛力在許多條件下也被無形中剝奪。
在國際貿易領域，中國貿易受到的負面影響也非常突出。根據公開的統計資料，2004年1月～10月，中國進出口加工貿易累積4371.5億美元，占進出口貿易總額的47％，這意味著中國處于全球化產業價值鏈的低端。加工貿易有零關稅的優勢，但由于缺乏品牌價值和基于高素質勞動力的創新內涵，加工貿易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很低，加工貿易占據中國貿易半壁江山的境況影響了整體的收益水平，降低了中國貿易的競爭力。在國際貿易分工中，長期依靠簡單加工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雖然依舊能獲得部分利益，但是在長時期將會面臨貿易結構的不穩定以及貿易條件的惡化，出現總是落后于人
的絕對“比較優勢”陷阱。一些單純依靠低勞動力工資成本的地區產業層次相對較低，產業升級也很不理想。
2004年開始出現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民工荒”，也為中國仰仗勞動力成本低廉優勢的增長道路敲響警鐘。“民工荒”是農民工對沒有社會保障的低于市場工資水平企業的一種拋棄或反抗的現象，反映出他們對社會保障的強烈追求。因此，筆者認為，中國目前的重要問題在于勞動力廉價中的社會責任缺失，我們的主要任務在于促進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升華。
二、社會保障與勞動力市場的互動關系發展及我國存在的問題
社會保障促進勞動力比較優勢的發揮與升華要通過對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影響而實現。對社會保障與勞動力市場關系的理論研究最早隱含于庇古的福利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理論。庇古福利經濟學為社會保障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礎，社會保障與勞動力市場互動在其中有間接論述。他認為最佳效率的生產要素(含勞動要素)配置，可以帶來國民收入的最大化。同時，他主張以社會保障等均等化政策來增加社會公平，效率與公平的有機協調可以達到社會福利最優狀態。凱恩斯主張采取轉移支付形式，實行社會保障，增加社會福利設施，刺激有效需求，帶動勞動力市場發展，實現充分就業，其理論為制定經濟和社會保障政策提供了直接理論依據。新經濟增長理論(舒爾茨、盧卡斯等人)也特別強調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一些人力資本投資項目屬于社會保障的范疇。阿馬蒂亞?森(A?Sen 1992)主張“能力”中心觀，他認為，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來自個人能力的培養，在設計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時，不僅要解決貧困階層的基本生活，更重要的是“賦能”，即以教育、培訓等形式賦予他們發展的機會。聯合國也倡導“發展型社會福利”的新理念。由此我們可以判斷，“賦能”政策的實施將改進和提升勞動力市場的配置效率與質量，實現社會保障與勞動力市場的良性互動。
從發達國家的實踐經驗層面來看，現在英美等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度過了為工業化、城市化加速發展期勞動力市場服務，即發揮扶助貧弱、互濟難關、培養人力資本等功能的階段(王誠，2004)，紛紛開始市場化或強調效率的改革，提倡“第三條道路”，主張“社會投資”型福利政策。我們必須注意到，社會保障市場化改革的前提條件是一定的社會公平，而“一定的社會公平”正是20世紀40～60年代實行的全面社會福利奠定了的，改革只是對政府失靈或者政府過度干預的一種糾正，“帕累托改進”也是建立在以一定的社會公平為基本假設的基礎上。在工業化、城市化加速發展時期，由政府福利性干預與支持，國家不僅可以保證社會公平，更有利于效率的發揮與社會經濟發展，還可以逐步促進市場機制的發育與成熟。二戰后各國社會保障的發展有力地促進了經濟恢復與繁榮發展，也進一步完善了市場經濟運行體制。特別是日本，它作為一個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家，其社會保障與城鄉勞動力轉移的發展經驗值得我們借鑒。1947年日本農村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為54.2％，是典型的傳統產業型國家。此時，日本強化了社會保障制度和農村勞動力“跳躍式”非農化轉移政策，1950年社會保障水平就達到歐美國家平均水平，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7.3％，日本國民的人均GDP僅有905美元，與歐美國家差距懸殊；1975年，日本社會保障水平緩緩上升到17.7％，農村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迅速下降為13.9％，國民人均GDP更是快速上升到7385美元(國家之間比較，如表1所示)。日本的勞動力比較優勢持續了70多年，應該說他們在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我國在轉型改革與進一步的開放中，要堅持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潛力挖掘與升華，這是由工業化、城市化發展要求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現狀所決定的。社會保障與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的良性互動將有利于實現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挖掘與升華，但是當前二者關系割裂，沒有很好地實現互動，更遠未達到良性的程度。
問題一方面直接取決于社會保障與城鄉勞動力市場的發展。我國改革與發展的實踐中，長期以來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流動性差；同時社會保障改革嚴重滯后，城鎮基本保障還沒有解決，農村社會保障更是困難重重。不合理不完善的社會保障加劇了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落后又進一步影響了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我國改革后較長時期的社會保障制度探索，中心任務是為國有企業改革保駕護航，重視城市主要勞動力市場建設，而忽視了農村勞動力市場和城市次要勞動力市場的發育，致使城鄉勞動力市場嚴重分割。進城農民工與在鄉農民的社會保障喪失是導致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最大障礙。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勞動力流動性受到阻礙，造成勞動力資源嚴重的非優化不合理配置，市場交易效率低下，影響到國民產值的創造與經濟增長的質量，進而也限制了經濟福利的增進與社會保障的完善。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總量大約有5億人，其中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為3.3億人。根據現有的資源狀況，農業部門僅能容納1.4億左右的勞動力，農村潛在的富余勞動力總量達到1.8億人以上，農村勞動力非農化轉移的壓力很大，即使從事非農生產的1.7億農民工因為大多沒有社會保障，就業也極不穩定。可見在加快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的任務仍然非常艱巨。
另一方面，在于社會保障與城鄉勞動力市場二者之間的傳導中介固化、互動機制失靈。農村人力資本投資、城鎮化和農村工業化等傳導中介沒有能夠有效結合中國比較優勢，進而充分發揮應有的雙向傳導推動功能。比如，城鎮化不是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而是農村勞動力轉移與工業經濟發展的一種基本手段，它是城鄉勞動力市場和提高人民生活及保障水平的重要傳導中介。但許多地方政府在城鎮化問題上出現了誤區，沒有充分發揮城鎮化作為傳導中介的功能，致使互動機制無法有效形成。農村工業化作為城鎮化發展的補充，也是農村勞動力非農化轉移和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發展的重要手段，合理適用的社會保障將有利于鼓勵和保護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逐步促進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而我國農村工業化還處于起步階段，激勵與補貼政策缺乏力度、缺乏針對性。對于農村人力資本投資這一傳導中介更是長期忽視，沒有充分發揮其應有作用，導致城鄉市場分割、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改革開放以來，大量的農村青壯年或通過特定的社會流動渠道定居城市，或進城打工，大大促進了城市化的進程。農村為其城市化的青壯年提供了撫養、教育等相關人力資本費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城市化的過程就是農村資源凝結成人力資本的形式向城市轉移的過程。而這些人城市化以后實際上給農村帶來的是極不對稱的回報，農村收益遠遠低于城市，人力資本的溢出效應基本全部留于城市。因此，城市政府應該以各種方式大力補償農村、支持農村發展。
如果對問題沒有清醒的認識，繼續忽視傳導中介與城鄉
勞動力市場和社會保障互動機制的建設，長此以往可能制約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發揮，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為國有企業改革保駕護航的任務已經基本結束，現在是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全面為城鄉勞動力市場服務的時候了。建立統一的城鄉勞動力市場。發展或激活傳導中介雙向推動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從而可以進一步增強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也有利于和諧社會建設。
三、社會保障與城鄉勞動力市場互動機制及提升勞動力比較優勢的路徑
發達國家經驗告訴我們，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市場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基本的教育、培訓與衛生醫療等保障，一方面加速人力資本積累與技術進步，另一方面也彌補勞動力市場失靈，提高城鄉勞動力資源配置與市場交易效率。同時，成熟統一的城鄉勞動力市場需要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全面服務，也為社會保障的發展提供物質支持。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有利于城鄉勞動力的合理流動與優化配置，提高市場交易效率，也有利于激勵勞動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技術創新積極性。由此可見，社會保障與勞動力市場的良性互動將促進人力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率提高以及技術創新，推動城鄉勞動力合理流動，提高勞動力資源配置與市場交易效率。這樣，勞動力資源稟賦的外生比較優勢，結合內生的人力資本與技術優勢和市場交易效率優勢，形成厚實強勁的綜合比較優勢，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將得到充分發揮與升華，進而持續增強中國的國際競爭力。
在工業化與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我國需要強化社會保障的供給，促進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一方面提高人力資本質量增強內生比較優勢，另一方面完善勞動力市場促進交易效率的提高。這樣，在勞動力稟賦比較優勢的基礎上，我國就可以更好地實施比較優勢戰略，強化綜合比較優勢。中國勞動力豐富，勞動力素質結構也是多層次的，政府應當高度重視教育、培訓、衛生醫療等社會保障的投入。這一方面有利于持續高質高效為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輸送健康的一般勞動力；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加速一般勞動力資源優勢轉化成為適合現代知識經濟發展需要的具有較高知識與技能的知識型勞動力，以為經濟結構的提升創造充分的人力資源優勢。
中國比較優勢的根本在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這不僅可以體現在勞動力資源豐富上，同時可以體現在勞動力質量上，二者相對應的產業層次不一樣，前者主要是簡單粗加工型的勞動密集產業，后者主要是強調一定技術、質量型的勞動密集產業。由此可以發現提升人力資本的水平，有利于中國比較優勢的進一步挖掘與升華，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有利于可持續的健康的經濟增長，是我國日后長遠發展的前途所在。從這個視角可以理解通過社會保障“賦能”增加人力資本積累，不會削弱我國比較優勢與國家競爭力，相反可以產生“質優”性正相關效應。以完善社會保障挖掘與升華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路徑實現的優越性，至少可以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有利于農村勞動力持續穩定高質高效的供給，挖掘勞動力比較優勢。社會保障通過農村工業化、城鎮化與農村人力資本投資等傳導中介，有利于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一方面促進農村勞動力持續穩定高質高效的非農化轉移，抑制城市初級勞動力市場上工資成本的上升，保持中國工業制造品在世界貿易領域里的競爭力；另一方面還有利于發揮城市的聚集效應，保證消費總量的穩定增長和消費水平的持續升級，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
(2)有利于人力資本的提升，促進勞動力比較優勢升華。加強與完善人力資本性質的社會保障，尤其是教育培訓與醫療衛生方面的投入，提高勞動力文化、技術等綜合素質，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只要效率的提高快于成本上升，勞動力比較優勢就可以保持，人力資本性質的社會保障的積極效應遠大于成本方面的負面影響。這樣，不僅在簡單加工型的傳統產業上勞動力比較優勢得到進一步體現，而且在新型的強調技術與創新的產業上勞動力比較優勢得到深化與升華。
第4篇：勞動力市場的功能范文
一、德令哈市勞動力資源基本情況
截至2010年3月，德令哈市三鎮一鄉（尕海鎮、柯魯柯鎮、懷頭他拉鎮和蓄集鄉）總人口為25737人，其中，懷頭他拉鎮3031人，尕海鎮4516人，柯魯柯鎮16270人，蓄集鄉1820人。總人口中，男性14772人，女性10965人；總人口中，所有勞動力人數為16645人，其中，男性勞動力9966人，女性勞動力6679人。綜合以上數據，德令哈市勞動力資源具有以下幾個特點：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男女勞動力人數基本持平：勞動力資源分布不均衡。
二、德令哈市勞動力資源現狀對就業工作的影響
勞動力資源狀況決定一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勞動力資源問題關系到各項勞動保障工作，尤其對就業工作帶來直接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勞動力資源豐富，帶來就業的總量矛盾比較突出，就業總量矛盾不減，甚至有所上升。一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是一個人口出生的高峰期；二是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經濟增長模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出現了高經濟增長與低就業增長的模式，特別是正規部門創造的就業崗位明顯減少。第二，勞動力素質偏低與擇業要求過高的矛盾，帶來就業的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產業結構升級，大都需要專門的人員，對勞動者素質特別是專業技術要求比較高，許多勞動者難以勝任。第三產業特別是服務業的發展，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但由于傳統就業觀念的影響，以及在這些領域存在的勞動與報酬不相稱的實際問題，致使許多崗位難以招用到人員，由此造成了有崗位無人干、有人無活干的局面。從市職業介紹中心近幾年來組織介紹就業的情況看，許多用人單位特別是一些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企業，往往出現招用不到人員的問題：有些國有集體企業的苦臟累險崗位，主要通過使用農村勞動力來補充，也出現招不到人、留不住人的現象。第三，勞動力資源豐富，直接影響了用人單位的用人觀。勞動力總量過剩，造成了勞動力市場上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地位的不平等，用人單位在用人上選擇余地、自主性要遠遠大于勞動者。這種主體地位的不平等，使不少用人單位產生了使用廉價勞動力的用人觀念。一是用人單位在招用人員時，利用勞動者求職心切的情況，往往以簽合同、高工資、繳保險等為條件，但在實際執行上卻以種種理由不予兌現；在城鎮招不到人員就招用農村勞動力。二是在使用過程中，往往以侵害勞動者合法權益作為降低成本的手段，許多企業，職工身份界限仍然存在，既有合同制職工，也使用大量的所謂“臨時工”，同一崗位上，身份不同，各項待遇大相徑庭。不少企業特別是非公有制企業中，不簽合同、不繳保險、加班加點、壓低工資甚至拖欠工資等侵權現象加重，而許多勞動者迫于工作、生活需要，只能忍于接受這一切。三是對弱勢群體的保障措施不夠健全，對老職工、傷殘職工、就業困難人員等弱勢群體往往一推了之，引發矛盾。第四，勞動力資源分布不均，勞動力市場不健全，影響了勞動力區域間流動就業。下崗失業人員、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分布都相對集中，本地難以解決其就業問題，需要實現勞動力的轉移就業。而目前勞動力市場還不健全，以及受區縣之間跨度比較大、戀鄉情結等因素的影響，勞動力在市內區域間流動以及跨省市外出就業上還不順暢。第五，農村勞動力比重較大，統籌城鄉就業一體化的任務重。農村勞動力與城鎮勞動力相比，在文化素質、技術水平、擇業能力、權益保護等各方面都還存在不小差距，統籌城鄉就業，逐步消除城鄉二元結構，不論農村力實現就地消化，還是向非農產業轉移就業，在技能培訓、就業觀念轉變、就業引導和服務等方面，需要花費更大的人力、物力、財力。
三、優化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對策
優化富余勞動力資源配置促就業是就業再就業工作的核心。堅持政府調控、市場配置，特別要注重開展對困難群體的就業再就業支持，最大限度地實現富余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促進經濟發展。
第5篇：勞動力市場的功能范文
如果說這個轉折點的標志有些模糊，對于其是否已經到來還值得爭論的話，我們再來看另一個可以十分確定的轉折點，即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停止增長，人口撫養比相應不再下降的轉折點。由于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長和撫養比下降創造了人口紅利，因此這個轉折點意味著人口紅利的消失，也稱作人口紅利轉折點。根據最新預測，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逐年下降，預計在2013年前后達到峰值，屆時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接近10億。自那時以后，勞動力的絕對數量不再增加。而且，在達到峰值之前，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率已經遞減。因此，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說勞動力仍是無限供給的了。
中國招工難現象之所以一經發生就如此迅猛，是因上述兩個轉折點之間的間隔時間很短。根據研究和統計，日本于1960年前后到達劉易斯轉折點，1990年之后到達人口紅利轉折點，其間有30余年調整期。雖然在1990年之后日本經濟陷入停滯，但終究在這個調整期間日本成為高收入國家。韓國于1972年前后經過了劉易斯轉折點，迄今為止尚未到達人口紅利轉折點，預期于2013年前后與中國一起進入人口紅利消失的發展階段。也就是說，韓國兩個轉折點的間隔高達40余年。
按照同樣的標準判斷，如果同意說中國于2004年經過了劉易斯轉折點，那么隨著2013年勞動年齡人口不再增加，人口撫養比停止下降，從而迎來人口紅利轉折點，則意味著兩個轉折點之間充其量只有9年調整時間。可見，兩個轉折點到來間隔時間短暫，使得勞動力短缺現象出現之后，短時間內就演變為嚴重的民工荒或招工難現象。中國的這一轉折特點，也給勞動力市場性質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中國勞動力市場正在從二元經濟所對應的模式轉向與新古典經濟相對應的模式，勞動力市場的表現既存有二元經濟特征又表現出一定的新古典模式特點。因此，在認識二元經濟下勞動力市場性質的基礎上，也需要把握新古典模式下的勞動力市場的相關特征，因為過去階段的一些特征仍然存在，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轉型的目標所指。我們可以嘗試借鑒這兩種分析框架來認識當前問題。我們先把新古典模式的勞動力市場與劉易斯勞動力市場類型進行對比(見附表)。通過對比，我們可以了解，當前我們的勞動力市場特征既不是純粹的二元經濟結構，也不是典型的新古典模式。
我們首先來看工資決定的問題。在劉易斯模式描述的二元經濟結構下，勞動力是無限供給的，農業中勞動邊際生產力極端低下。務農收入遠低于非農產業的工資水平，外出務工勞動力的工資，受勞動力供給數量的制約而長期得不到提高。由于戶籍制度等體制因素，使得農民工工資并不由其勞動邊際生產力決定。而在新古典模式下，理論上勞動者工資是基于勞動的邊際生產力通過市場機制和勞動力市場制度作用而決定。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減少和勞動力短缺普遍出現，各類產業和行業都出現資本替代勞動的趨勢，勞動生產率顯著提高。與此相伴隨，農業和非農產業工人工資自2004年以來持續大幅提高。
接下來我們看勞動力市場出清的情況。在劉易斯模式下，既由于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也由于存在勞動力部門轉移和區域轉移的制度障礙，勞動力供求關系不會通過工資水平的調節而得以出清，所以長期存在二元經濟結構，勞動力供大于求是一種常態。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在理論上或趨勢上，勞動力市場可以通過勞動力流動和工資調節結清供求差異。
直至20世紀90年代后期，在國有企業減員增效改革之前，這種勞動力供求關系表現為農村的勞動力剩余和城市的企業冗員，沒有表現為失業率上升，經濟波動也沒有反映在失業率變化上。而在1997年通過改革打破鐵飯碗的情況下，城市則出現大規模的失業和下崗現象。據估算，2000年調查失業率一度高達7.6％。隨著政府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特別是勞動力市場發育水平的提高，就業形勢逐漸轉好，2002年以后登記失業率保持在高度穩定的狀態。
從就業問題來看，二元經濟結構最大的問題是存在大量勞動力但缺乏就業崗位，因此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我們所有就業政策都立足于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前提而制定，目標旨在創造盡可能多的就業崗位以擴大就業；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就業問題更主要的是集中于周期性失業結構性失業和摩擦性失業的問題，這些問題更多地需要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政府的勞動力市場政策來解決。
最后，從政府責任來看，二元經濟下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擴大就業，消除影響勞動力就業的障礙；但到了新古典時期，宏觀經濟政策直接應對的目標也就更加明確了，一即以宏觀經濟政策和勞動力市場政策應對周期性失業和自然失業。
應對招工難的政府對策
認識到中國勞動力市場轉型的特殊性之后，關于政府應該如何應對的政策建議也就呼之欲出了。總體來說，我們應抓住招工難現象背后的勞動力市場新特征，改變傳統政策思路，消除認識上的固化和偏頗，防止決策失誤。
首先，在勞動力市場出現總量偏緊的情況下，不能對結構性和摩擦性就業困難掉以輕心。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加速，在新的就業機會不斷被創造出來的同時，一部分傳統崗位也不可避免地消失。如果需要轉崗的勞動者技能不能適應新崗位要求，則會面臨結構性失業風險。由于我國勞動力市場發育尚處于較低水平，人力資源配置機制尚不健全，在產業結構變化過程中，勞動者還不能做到無摩擦轉崗。因此，摩擦性失業現象會經常存在。
包括各類畢業生在內的新成長勞動者群體，雖然受教育程度較高，但其人力資本與勞動力市場對技能的需求有一個匹配過程。至于那些缺乏新技能的城鎮就業困難群體，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的銜接則會遇到更多摩擦。因此，上述兩個勞動者群體最易受到這兩類失業的困擾。這是最適宜發揮政府促進就業職能的領域，對勞動力市場功能和政府公共服務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即要求政府有針對性地提供就業創業轉崗和在崗培訓，規范和完善人力資源市場功能，從勞動者能力和市場配置效率兩個方面降低自然失業率。
第6篇：勞動力市場的功能范文
記錄一生
服務一生
北京市勞動力市場信息系統，自1994年開始建設，經過十余年的發展，目前，已基本形成了統一的覆蓋全市的市、區、街三級的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絡，基本實現了全市勞動就業管理與服務的標準化、規范化和現代化。
根據“金保工程”統一標準，依托全市統一的業務規范和業務流程，目前北京市勞動力市場的業務主體由職業介紹、職業指導、勞動力管理、政策咨詢、優惠政策管理、勞動事務、小額擔保貸款、失業保險等十二項業務組成。并且，這些業務之間已形成了“一點登記、全市服務”的業務新模式，完成了“市-區-街三級縱向數據集中、全市范圍橫向信息共享、勞動力市場業務全方位互動”的建設目標，對北京市的就業工作起到重要支撐和明顯的促進作用，滿足了服務對象的多層次需求。
北京市勞動力市場信息系統開始在原有階段建設的基礎上，進行了信息網絡系統的改造，為了適應新業務發展要求，北京市勞動力市場信息系統在勞動99軟件平臺的基礎上開發結合自身工作特點的、基于B/S多層結構的勞動力市場管理系統。按照對勞動者“記錄一生，管理一生，服務一生”的全過程管理與服務的要求，建立統一標準的勞動力市場業務管理系統，通過對勞動者一生的就業、失業、退休的狀態變化過程的記錄，全面掌握勞動者的就業、失業、求職、培訓、合同、參保等信息和管理用人單位在各勞動保障業務環節信息，對于準確把握就業、失業狀況，提高勞動力市場整體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意義。
由于北京市勞動力市場管理系統是一個包含多個子系統的復雜系統，本文著重闡述勞動力市場核心業務之一的職業介紹子系統。
三層獨立架構
根據北京市勞動力市場的業務特點，系統采用J2EE的體系架構，適應勞動力市場業務管理分布地理范圍廣、相關機構多、系統的聯機用戶數量大、涉及人群對象廣且復雜業務規范性較低，管理政策變化快等特點，業務邏輯層采用原BEA的Weblogic，將業務邏輯處理集中到應用服務器，具有良好的可擴展性，持久層采用Oracle數據庫。
本系統是使用Java技術開發的，并且基于B/S模式。因為使用B/S模式，所以它需要有Web服務器作為整個系統運行的平臺。在客戶端，用戶只需要使用瀏覽器，輸入相應的地址就可以通過網絡請求Web服務器來提供相應的服務；在服務器端，Web服務器根據客戶的請求進行相應的調度和相應的處理，然后將處理結果通過網絡傳輸到客戶端的瀏覽器，顯示給客戶。
附圖中的每一層結構都是相對獨立的，它們之間通過各層提供的公共接口來進行交互。本系統采用三層體系結構，整個系統的層次清晰，功能明確，只要每層提供的公共接口不變化，每層內部的改變不會影響到其他層，也就是說每層內部的具體設計對其他部分是透明的，這樣就使得系統有很好的擴充性。
頁面層頁面層是本系統中用戶唯一可見的部分，其他部分對于用戶來說是透明的。用戶通過頁面層提供的交互頁面進行相關的操作。用戶操作的行為通過中間層提供的方法實現對數據庫的操作。所以不但要保證用戶界面的簡明易懂，還要保證頁面與底層的操作一致性，即所見即所用。用戶的登錄、數據錄入、查詢統計、結果顯示等操作都是在頁面層進行，如果出現異常將轉到錯誤頁面。
中間層中間層主要用來描述各種類，對于頁面層中的邏輯要求，在中間層中還要提供頁面中需要用到的各種方法，以實現用戶通過頁面對數據庫的操作。這樣做的好處是一方面簡化了頁面層的邏輯復雜性和實現難度，另一方面是避免了用戶通過頁面層直接對數據庫操作導致的代碼漏洞問題。
數據層數據層是用來完成為上層模塊提供對數據庫的操作接口和與底層數據庫進行交互功能的。數據層將從上層模塊獲得的數據進行處理后放入底層數據庫。數據層作為上層各模塊與底層數據庫的連接橋梁，避免了上層各模塊直接對數據庫進行操作，從而提高了系統的安全性。本系統底層數據庫使用的是Oracle數據庫,它除了具有強大的存儲功能外，最重要的是其具有強大的管理功能，這就為數據的存儲及管理提供了強大的后臺支持。
面向兩種用戶
為了將業務獨立處理，具體操作又與用戶基本一致，同時還要能通過不同的信息平臺為公眾提供信息服務，勞動力市場在系統結構設計時把用戶界面層與業務邏輯層進行了相對獨立的分離，同時又把所有的用戶、角色、權限進行統一的管理（參見圖）。
分布式應用軟件結構復雜，涉及多種技術。在此情況下，運用設計模式――可復用的設計方案進行軟件的設計開發十分必要。MVC（模型-視圖-控制器）模式已被證明是一種成功的軟件設計模式。職業介紹子系統是采用基于Struts框架進行軟件設計的，Struts框架具有組件的模塊化、靈活性和重用性的優點，同時簡化了基于MVC的Web應用程序的開發。
根據對北京市勞動力市場業務現狀的調研和分析，北京市勞動力市場信息系統的應用系統由8個模塊構成，包括：職業介紹、職業指導、勞動力管理、政策咨詢、優惠政策管理、勞動事務、小額擔保貸款、失業保險。
勞動力市場管理系統的核心業務是職業介紹子系統，包括9個模塊，分別為個人求職、單位招聘、推薦回執、洽談會管理、招聘備案、事務提醒、公共服務、統計分析、信息。其中又以個人求職、單位招聘、推薦回執、洽談會管理、招聘備案、事務提醒、公共服務七個模塊作為職業介紹的核心業務，統計分析、信息兩個模塊為輔助業務。
本系統客戶端訪問包括兩個方面的用戶群體：
1.局內客戶包括局內各科室以及職業介紹服務大廳。這部分用戶通過局內的局域網直接通過瀏覽器訪問局服務端部署的職業介紹系統，進行求職登記、單位招聘、推薦服務等業務操作。
2.局外客戶局外客戶包括各級勞動保障部門以及對外服務窗口單位。這部分用戶首先通過該單位內部的局域網，然后利用市勞動保障專網再訪問局服務端部署的職業介紹系統，進行求職登記、單位招聘、推薦服務等業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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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勞動力市場的功能范文
自然失業率的概念是由美國經濟學家、貨幣主義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提出，它是相對于市場失業率而言的。弗里德曼所說的市場失業率是指市場上實際存在的失業率，而自然失業率則是指在沒有貨幣干擾的情況下，讓商品市場和勞動市場的自發供求力量發揮作用時應有的處于均衡狀態的失業率。正如弗里德曼所說：“在任何時候，都存在著與實際工資率結構相適應的某種均衡失業水平”，這種處于均衡狀態的失業率，也就是自然失業率。
自然失業率模型可用下圖表示。在下圖中,橫軸為勞動數量,縱軸為實際工資水平。Ld為勞動需求曲線,Ls0為勞動供給曲線。設市場不存在任何功能障礙和缺陷,市場機制充分作用可以出清勞動力市場,均衡點E0反映了這一機制。但由于市場存在某些功能障礙和缺陷,如信息不暢,部門之間的勞動力供求結構性較強,勞動力培訓成本高等,實際的勞動供給曲線為Ls1,實際均衡點為E1,實際工資水平為W1。在W1工資水平下，勞動力的供給數量為L2，也就是說有意愿參加工作的人的數量為L2，而實際上勞動力市場上對勞動力的需求僅為L1，所以實際工資水平的提高使數量為L1L2的勞動人口相對于Ls0而言成為非自愿失業人口。這種非自愿失業按定義屬于自然失業,不是由有效需求不足所引起的,不具有周期性的特點。當過高的實際工資具有剛性時,這種非自愿失業就成為一種持續的經濟現象。這種工資剛性可能是由于制度性因素或者效率工資等原因造成的。
自然失業率理論解析了經濟社會中長期存在的失業現象,為失業經濟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指明了方向。市場的功能障礙多種多樣,其引起實際工資高于均衡工資的機制也多種多樣。近幾十年來,經濟學家們從不同的角度對這種機制進行研究,形成了諸多的解釋模型如效率工資模型,隱含合同理論,職業搜尋理論,內部人———外部人模型等。
二、自然失業率是不能控制和消除的
弗里德曼認為，在資本主義競爭的條件下，實際工資是有伸縮性的，它隨失業人數的多少而有所變化，“較低的失業水平是勞動力需求過量的跡象，它將迫使實際工資率上漲，失業水平較高則表示勞動力供求過量，它將迫使實際工資下跌。”但是，不管失業水平如何變動，實際工資率如何變動，一切與實際工資率結構不相適應的人員仍將被排斥在就業之外。這就是說，自然失業率是始終存在的。這種失業是不能借助宏觀經濟政策來控制和消除的。
因此，自然失業是一種持續存在的現象，但諸多可變因素都可以影響到自然失業的水平。例如，如果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變化的幅度和速度較快，就可能比較經常和較大幅度地引發自然失業。但是，如果信息傳遞、職業培訓、政府規制狀況等反映勞動力市場發育水平和運行效率的條件良好，就可以通過勞動者對變化的更快適應而降低自然失業率。此外，社會保障覆蓋率和水平等一系列因素可能會通過影響勞動者尋找崗位的激勵，而影響自然失業水平和持續時間。可見，自然失業實際上并不是"自然的"和不可變的。因此，除了我們熟知的可以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抑制或刺激需求的作用影響周期性失業之外，也可以通過一系列作為改變自然失業的水平。而一個經濟中總體失業由自然失業和周期性失業構成的相對比例，決定著政策的主要方向和效果。
但同時在肯定我國自然失業率存在的同時，人們通常有一種不正確的看法，即根據所登記的人數多少來判斷一切，如果失業水平高，就證明社會沒有充分有效的使用資源，反之，則證明資源已得到了充分有效的利用。其實，失業水平低也可能標明資源的利用是缺乏效率的。按照弗里德曼的看法，自然失業率的高低并不一定反映經濟的增長狀況和經濟的活躍程度。比如說，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是僵化的、缺乏流動性的，社會可能給每一個社會成員安排一個固定的工作，這樣一來，這種欠活躍的經濟中的自然失業率將是低下的，反之，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是靈活的、不斷變化著的，社會成員有較大的可能改變自己的工作，社會的自然失業率就會高一些。
三、我國自然失業率的計算
國外對于自然失業率的計算方法的研究已經很成熟，但是，發達國家的失業率的計算方法有個隱含前提，即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充分有效，所有的失業都是顯性失業，企業內部沒有大量的隱性失業，否則就會低估實際的自然失業率水平。市場經濟比較成熟的國家中，企業雇用工人的數量為企業利潤最大化的要求決定的。而我國勞動力市場還不成熟，存在嚴重的隱性失業、二元經濟、勞動力市場分割等。而我國的國有企業還不能完全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所以我們針對中國勞動了市場的特殊狀況，這里我們簡要介紹2種：
1、通過菲利普斯曲線估算
自然失業率雖然無法直接在現實生活中觀察，但可以通過觀察失業與其他經濟現象之間的聯系進行估算。菲利普斯曲線描述的就是這種相互關系，即名義價格水平的變化和反映需求的實際指標（如失業率）之間的關系（Phillips，1958）。通過解釋菲利普斯曲線，可以間接地估算自然失業率。
我們可以根據公式計算出不變的自然失業率。然而，社會經濟條件是處于不斷變化中的，所以，自然失業率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例如，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以后，勞動力市場開始活躍，人們的思想觀念也開始發生變化，追求的不再是穩定的工作，而是有挑戰性的可以實現自身最大價值的工作，這樣勞動力流動頻繁，摩擦性失業增加，同時由于勞動力流動壁壘的逐漸放開，跨地區的勞動力流動也造成了一部分結構性失業，這樣，由于經濟社會的變化，我們的自然失業率增加了。
就處于轉軌過程中的中國經濟來說，勞動力市場條件乃至整個經濟體制都處于不斷變化之中。特別是近年來產業結構變動速度加快，勞動力市場改革力度加大，都會導致自然失業率的提高。因此，我們應該按照變化的假設對自然失業率進行估計。用計算不變自然失業率類似的方法，我們可以計算出不同時段的自然失業率。
2、按照資源配置要求推算自然失業率
按照資源配置要求推算自然失業率，就是要將既定的勞動力總量減去根據既定資本和資源要求，推斷所需的最大數量的勞動力，剩下的才是自然失業人口。所謂按既定自辦和資源要求推斷最大就業人口，就是要選擇適當的國家為參照，這些國家的資源勞動力比例不是最先進的，也不是最落后的，但是，他們市場經濟的成熟程度要明顯高于我國，按照他們的資本和資源構成吸收勞動力的比例，推斷我國目前資本和資源能夠吸收的勞動力最大數量。譬如，按照我國目前的耕地面積，參照日本的土地和勞動力之比推斷我國這些土地需要多少勞動力。如果推斷出的我國的就業者超過對比國家的同等水平，則超出部分可被認為是我國勞動力市場不完善造成的，而此時的就業人口則是資本和資源充分有效使用所能吸收的最大勞動力。由此可以修正我國勞動力和資本之比不合比例的高估就業，進而可以看出發生在實際失業背后的真實失業，避免隱性失業對實際失業的低估。然后根據我國的經濟發展階段，人口因素和收入水平對資源和要素組合推斷出勞送禮數量進行調整。在總需求不足的情況下，自然失業率要低于資源對勞動力的吸收水平；在總需求旺盛情況下，自然失業率則高于資源對勞動力的吸收水平。
四、治理對策
雖然自然失業是不可避免的，是一個客觀存在，但我們仍然要全面把握自然失業率，在保持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前提下，降低失業率更能促進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所以針對自然失業率，我們仍不能掉以輕心。
首先澄清一個問題，為什么宏觀經濟理論預期經濟增長可以帶來就業增長，是因為人們觀察到存在著菲利普斯曲線，即通貨膨脹與失業的短期交替關系。自然失業率與宏觀經濟周期無關，所以這部分失業率不依經濟景氣的變化而變化。因此，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充其量只是針對周期性失業部分。在我國目前自然失業率很高并且構成全部失業率的很大部分，因此，靠刺激GDP增長率不足以擴大就業。
二是針對自然失業，有些專家提出了“制度性失業”的概念。認為當前我國存在的表面上像是"自然失業"的失業現象，根本上是“制度性失業”。由于經濟體制的配套改革和政治體制的改革滯后所造成的勞動力無法接受市場經濟的觀念，或者雖然在消費行為上接受市場觀念但在就業行為上不接受市場觀念，勞動力并非花時間尋找好的工作而是在耗時間等待政府給這些“國家主人”送來體面的工作，這樣的失業恐怕也難稱其為“自然的”。所以針對這一問題，除了加強現代經濟教育外，還要通過失業保險的設置方法使其等待時間成本增大以至于放棄休閑尋找工作。
第8篇：勞動力市場的功能范文
關鍵詞：國際貿易 工資 就業 勞動需求彈性
開放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國際貿易會成為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的巨大動力，同時也就必然地影響著勞動力市場的日益發展。中外學者雖然在對外貿易的經濟增長中探求了國際貿易與勞動力市場的互動關系，但在直接影響勞動力市場構成機制的基本因素方面，卻在間接的對外貿易的經濟增長與勞動力市場的路徑之間長久地徘徊不前。于是，在間接關系背后所包涵的規定國際貿易與勞動力市場互動協調的直接因素就日益上升成為國際貿易與勞動力市場關系的中心內容，這就是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中工資、就業與勞動需求彈性的影響效應。
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的工資影響
（一）理論依據
斯托爾帕?薩繆爾森定理及其發展。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的理論依據是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論模型基礎上的斯托爾帕?薩繆爾森定理。Stolpert和Samuelson指出：在兩種商品、兩種生產要素及非完全專業化標準下，由于國際貿易中自由貿易程度的不斷提高，以稀缺生產要素作為衡量一種商品的價格標準將不斷被降低。斯托爾帕?薩繆爾森定理為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的工資確立奠定了基礎。隨之，Jones對工資確立的研究繼續深入，并得出一種商品價格的上升是在一種密集型生產要素價格上升而另一種生產要素價格下降的情況下實現。而后，Jones和Scheinkman更將兩種商品、兩種生產要素推廣到多種商品、多種生產要素的一般情形，并指出一種商品中至少有兩種生產要素在價格上呈現出互為對立或互為統一的關系。
斯托爾帕?薩繆爾森定理的偏離及其修正。在國際貿易中，由于政策性關稅的限制，使得完全自由競爭趨向為不完全競爭，于是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對工資的影響就會產生著波動。Baldwin指出，由于對密集型產品要素在國際貿易中的短期保護使其價格上升而相應地工資下滑，但從長期來看，由于資本存量及結構變化對市場的反彈，這個影響將會被消除。因為，在一般均衡理論模型下產業密集度超高，其非熟練工人的工資就越下滑。于是，不完全競爭貿易中的進口競爭會導致非熟練勞動向外勞務輸出。Davis指出，在由多個國家參與的國際貿易中，進行政策關稅限制的國家在多種生產方式的要素稟賦基礎上所出現的工資下滑后非熟練工人向外的勞務輸出，正是與斯托爾帕?薩繆爾森定理不相符時一般均衡理論模型的必然作用。
（二）實證分析
伴隨國際貿易的發展，世界范圍內二十年來工人相對工資差距均呈現快速擴大化趨勢。例如：美國制造業相對工資差距，從1967年到1982年，由1.6降至1.52；從1982年到1996年，由1.6升至1.72；從1996年到2012年，由1.72更升至1.93。同時Xu對28個國家2002年至2012年相對工資差距的統計研究也有類似情形。在9個高收入國家有8個相對工資差距上升，在11個中等收入國家有8個相對工資差距上升，在8個低收入國家有4個相對工資差距上升。
究其原因，Samuelson指出國際貿易加速了企業生產的專業化分工，提高了生產效率及資源利用效率，使得以人為本的勞動力市場在上述優勢下使勞動力更趨向優勢企業流動，從而降低了生產成本，工資水平不斷提高。D.Greenawayetal在工資變化的研究中發現，國際貿易中的勞動力市場促使了技術人才向企業的涌進，在生產率提高的同時使得工資大幅上漲。進一步研究發現，由于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的推動作用，貿易的擴大加速了技術勞動力與非技術勞動力之間工資的差距。這種情形的主要原因是發展中國家廉價勞動力涌入發達國家時促成為發達國家非技術勞動力工資的減少，同時發達國家先進技術涌入發展中國家時又對發展中國家的工資結構造成一定的沖擊。
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影響
（一）理論依據
就業理論。一般均衡理論模型對國際間跨部門就業的貿易活動具有平衡性作用，此即國際貿易中由于進口競爭部門的技術不足、效益低下，從而使非技術性勞動力流向出口部門，最終為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就業結構配置指出了正確的發展方向，這就是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的就業理論。
失業理論。失業情形下國際貿易的就業模型包括最低工資模型、效率工資模型、搜尋模型及工會模型等，它們與一般均衡理論模型一起，構成了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對就業影響的比較全面的系統理論。Harris等所建立的最低工資模型，研究在城市最低工資高于農村的情形下，一旦城鄉工資均衡時城市的勞動力市場將出現失業，并指出這是因為開放經濟下城市資本密集度升高下的工資上漲，導致就業人數增多而造成的失業。于是將有城鄉資本密集度逆轉的趨向，最終使城市的就業人數下降。于是，Matusz等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效率工資模型。模型認為，高工資部門的出口補貼將使勞動力由低工資部門轉向高工資部門，而總體就業水平下降；反之對低工資部門的貿易保護將使生產要素的實際工資提高，并使勞動力的總體就業水平提高。Davidson等的搜尋模型認為，在兩種生產部門和生產要素下，其中具有某類型工人的搜尋部門必須在另類型工人生產的前提下才能保證生產，否則此搜尋部門將面臨失業。Gaston等的工會模型，研究國際貿易中的勞動力市場與工會保護政策對工人工資和就業的影響。國際貿易與保護政策是工會工資的關鍵性變量，進口較之出口而言對工會工資影響更大，工會工資高于貿易競爭工資，工會工資與就業水平呈正比例關系。
（二）實證分析
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對就業的影響主要有兩大類：一是以要素含量法進行的實證分析，二是以回歸分析法進行的實證分析。
要素含量法實證分析。這里的要素含量法就是通過對在具有一定數量的進出口商品上所投入勞動力數量的對比分析，從而估量貿易對就業的影響力。Kruegercf 對16個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政策及就業情況進行了研究，發現發展中國家的出口部門的勞動就業優于進口部門的勞動就業。同時，由于市場機制的不完善，發展中國家的產品保護與生產發展呈反向關系。所以扭曲的市場要素及貿易限制的取消，將利于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增長。Sghumacher對20世紀90年代歐共體六國（英、法、德、意、荷、比）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對就業影響進行研究。發現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出口使各國就業率下降了3.1%-4.8%，而同期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進口使自身就業率下降了0.9%-1.8%，但綜合效應為正。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出口使得歐共體六國的密集型部門的就業下降。Naisbitt通過英國與歐共體其它國家2011年貿易對就業的影響進行研究發現，貿易雖然使英國的就業減少，但只是局部地發生在服裝鞋類、木材家具及紡織品行業，同時歐共體其它國家的就業減少則只是局部的鋼鐵、摩托及食品行業。
回歸分析法實證分析。這里的回歸分析法是指以計量模型的規律形式對貿易與就業關系中所隱蔽的主導因素進行分析研究，從而在此基礎上選取正確就業方向的方法。Revenga對美國2000-2010年38個的季度面板數據進行分析，發現進口價格下降是導致就業下降的主要功能因素。夏良玉通過實證分析得出：中國進口每增長速度10%而就業就下降0.6%。但是，這些回歸分析法中所涉及的隱蔽因素，都必須建立在勞動價值的基礎上。這些隱蔽因素首先是遵循要素含量法的，其次又一定要建立健全在斯托爾帕?薩繆爾森定理的一般均衡理論模型的基礎上，從而體現勞動價值的不變性與轉移性。
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彈性影響
（一）理論依據
國際貿易勞動力市場對工資和就業的影響，就是貿易導致一國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曲線的移動，即勞動力需求彈性的變化。而國際貿易可在勞動價格不變的情況下使其勞動彈性發生變化。依據一般均衡理論模型，一國同要素稟賦不同的國家貿易時才有要素價格之變化，并且同任何類型國家的貿易都將導致這個要素需求彈性的變化。因此國際貿易可在勞動價格不變情況下勞動彈性的變化，說明工資和就業不能替代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彈性。
Hamermesh認為，勞動需求彈性決定于三個變量：一是勞動所占的收入份額，二是勞動與其它要素的替代彈性，三是產品的終端需求價格彈性，并且勞動需求彈性同替代彈性與價格彈性呈正比例關系。Rodrik認為，國際貿易程度的提高將使一國在進動中獲取資源的種類增多而成本下降，從而使生產要素替代彈性的提升促使了勞動需求彈性的提高。接著，Rodrik還提出了勞動需求彈性三個變量的重要貢獻：一是國際貿易中供求雙方由于更直接交易的垂直移動，勞動需求彈性將帶來更大的工資與就業變動；二是勞動需求彈性的提高將直接影響到非工資成分的增加（比如福利的增加）。此外，伴隨國際貿易活動的積極發展，勞動需求彈性而非勞動價格的變動，可導致一國之內勞動需求彈性對其勞動力市場構成更為自由的需求壓力，從而使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對勞動力需求產生出更加積極的回應。
（二）實證分析
Slaughter在國際貿易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彈性方面做過系統研究。他對美國三十年來制造行業的數據進行分析，指出美國生產性和非生產性的勞動力彈性變量，在行業內部隱蔽的技術、制度及國際貿易要素基礎上進行了回歸分析。他發現，在沒時間變量條件下，生產性勞動力彈性在產業中變大，達到理論的預期目的；而加入時間變量后此預期則不復存在。因此，國際貿易勞動力市場需求彈性理論部分成立，即非熟練勞動力需求彈性加大而熟練勞動力需求彈性變化莫測微弱。2011年，Hasan等對印度制造業二十年以來的數據進行了考察，并在印度勞動法限制基礎上研究，結果印證了國際貿易自由化促使勞動需求彈性升高的理論預測：貿易自由化不僅使印度制造業的勞動彈性得以增升，而且這個增升伴隨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斷加強著，并且這個增升對要素生產率是全方位帶動的，還使印度制造業的工資與就業產生了巨大波動。周申對2003-2012十年間中國工業行業的面板數據進行了統計研究，結果顯示，中國工業的貿易進口促使了工業勞動需求彈性的增升。并且在世界貿易自由化不斷加強的過程中生產要素替代的效應更加速了中國工業勞動彈性提高的步伐，替代效應在中國貿易勞動彈性中的作用機制和作用渠道日益豐富多彩。同時指出，即使世界貿易自由化對中國工業的工資及就業的影響不明顯，但仍可以通過提高勞動需求彈性的作法對中國工業部門的勞動力市場產生較大的壓力。
結論
本文從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的工資影響、就業影響及勞動需求彈性影響三個方面闡釋了一種較為全面的國際貿易理論。理論從生產要素稟賦出發，以經濟狀況為基礎，以科技發展為動力，詳細闡述了工資、就業和勞動需求彈性在貿易發展機制上所應處的位置和應具的價值作用，并在實踐上以發達國家的國際貿易發展為背景驗證了這一理論的完善性與可行性。因此倡導發達國家在此理論指導的路徑上要繼續深入繼續拓展，從而使國際貿易中的勞動力市場轉入全面、系統、健康的發展軌道上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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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勞動力市場的功能范文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分割；教育過度；大學生就業
一、關于“教育過度”的理論解析
“教育過度”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國勞動經濟學家、哈佛大學教授R.B.弗里曼（Richard B. Freeman）在1976年提出的。他在《過度教育的美國人》（The Overeducated American）一書中，把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的教育收益率下降，歸因為“教育過度”，即教育的供給超過了社會對教育的需求。這一概念反映了教育發展水平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距。[1] 20世紀80年代，美國學者曾滿超教授、亨利?列文教授等對教育過度理論進行了系統的總結。他們認為，教育發展出現下列三種情況中的任何一種，都應稱為“過度教育”：一是勞動者相對于其受教育程度經濟地位下降，二是受過教育者不能實現其對于事業成就的期望，三是勞動者擁有比其工作要求較高的教育技能。教育過度最主要的表現就是知識失業和知識貶值。[2]
根據“教育過度”概念觀察我國的高等教育發展水平，確實有很多方面能說明我國也存在著一定的教育過度現象。但是透過現象看本質，從我國的教育規模來看，雖然我國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了大規模的高校擴張運動，大學生供給量迅速增加，但到2003年，我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才接近15%，而美國等發達國家已超過80%；從人才結構來看，雖然部分人才培養過多，但許多高級技工人才短缺。我國不僅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所占的比例小，而且受教育的質量也不高。我國是發展中國家，更需要培養大量方方面面的人才為經濟發展服務。所以，我國存在的教育過度現象，并不是總量上的過度，而是由于高等教育結構失衡引起的結構性教育過度。
教育過度理論提醒人們，在擴大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規模時，必須處理好其與經濟發展規模、速度、結構等的關系。所以，在評價過度教育理論時，需處理好以下三對關系：教育的短期效益與長期效益的關系，高等教育的相對過剩（結構過剩）與總量過剩的關系，高等教育是生存必須還是提升社會地位的需要的關系。
二、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對教育過度產生原因的解釋
（一）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
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初，經歷了三種不同的發展形式，即工作競爭理論，二元勞動力市場理論，階級沖突理論，最終形成了以二元勞動力市場理論為核心內容的系統理論流派，代表人物有皮奧里、多林格等。
二元勞動力市場理論把勞動力市場劃分為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或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一級市場具有工資高、待遇好、工作穩定、升遷機會多等特點；二級市場工資低、條件差、就業部穩定、沒有升遷機會。因此，勞動者接受教育只是為進入一級市場并提供給雇主一個培訓潛力大的信號，而那些接受教育機會少的人則被認為培訓潛力低，只能留在二級勞動力市場。在一級勞動力市場就業的勞動者不愿進入二級勞動力市場，而在二級勞動力市場就業的人，即使想辦法提高受教育程度，還是很難進入一級市場，最終在二元勞動力市場上形成雙向流動障礙。
（二）勞動力市場分割與教育過度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與其他國家一樣，也存在著勞動力市場分割。我國的勞動力市場有著典型的二元化特征，主要表現為：大中城市勞動力市場和農村勞動力市場；傳統部門勞動力市場和現代部門勞動力市場。[3]由于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在大中城市，人們可以享受最新的信息資源，優質的公共服務設施，眾多的發展機會，而這些都是在鄉鎮及農村不可能達到的。所以畢業生會選擇留在大城市或沿海城市就業，但隨著大量的受過教育的勞動力涌入市場，但對勞動力的需求并沒有增加，一些熱門行業對員工的需求甚至趨于飽和。在這種情形下，畢業生寧愿選擇自愿性失業，也不愿去其他勞動力需求高的地區就業，這就出現了某些地區教育過度的現象。在現代部門，工作穩定且福利待遇好，是指國家機關、大型企事業單位、高校和著名的外企；傳統部門則是指一些私營企業。同樣的道理，大批畢業生寧愿暫時不就業，也要擠進現代部門，以至于那些傳統部門招不到人。同時，由于二元勞動力市場的雙向流動性差以及我國目前存在的制度性分割，畢業生一旦在農村就業就很難回到城市，這也導致了一部分畢業生寧可從事低水平的工作也不愿去西部地區和農村就業。再加上近些年，我國開始了大規模的擴招，致使原本就不景氣的就業市場雪上加霜。這些都說明了我國高等教育存在著結構性的教育過度現象。
三、我國教育過度的表現
（一）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問題凸顯
回顧我國高校擴招的歷程，源于1999年教育部出臺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文件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達到適齡青年的15%。此后高等教育的規模發生了歷史性轉變，在短短五六年中，大學招生迅速擴大，“大眾化教育”取代了“精英教育”。
通過對歷年高校畢業生人數及就業率統計（如表示）數據表明擴招10年來，大學畢業生人數逐年增加，呈大幅上升的趨勢，就業率自2007年開始呈下降趨勢，基本形成供大于需的局面。面對如此嚴竣的就業形勢，人們往往簡單地把它歸因于擴招帶來的后果。但是，擴招只是一個方面，就全國范圍來看，仍然有很多崗位無人問津。究其原因，在于我國的高校設置的專業結構不合理。體現在高校的專業設置盲目追求熱門專業，致使專業趨同現象十分嚴重，比如幾乎每所高校都設有管理學科專業、計算機專業、法學專業等；有的學校仍舊保留一些社會需求很少或沒有需求的專業；這就人為地縮小了畢業生的就業范圍。我國教育、衛生、經濟、會計四類專業技術人員，占了全國專業技術人員的70%，而對于國家工業發展繼續的地礦類專業、能源類專業則跟不上發展，其技術人員遠遠不能滿足需要。
（二）就業大學生出現高才低就、高聘低就現象
在我國的大學生就業市場上，由于畢業生不合理的定位，競相在一級勞動力市場中爭奪一個崗位，從而出現了碩士生搶本科生的崗位，博士生搶碩士生的崗位，而本科生只能與大中專生搶飯碗的“擠占效應”，甚至出現了大學畢業生“零報酬”就業等現象。原本受過中級教育或上崗培訓的雇員就能勝任的工作，一度要求雇用大學生，而這種崗位被具有大學文憑的雇員占據之后，用人單位則又要求雇用更高學歷的人。嚴重的同質化競爭導致了高等教育的不同層次失去了勞動力市場的甄別功能，必然造成對人才的高消費傾向和嚴重浪費，同時教育過度的問題也會造成稀缺教育資源的不合理利用。我國目前正處在“精英化”向“大眾化”過度的階段，但是我國高等教育的重點沒有放在專科教育和職業教育上，而是一味地發展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眾多學校爭相提升自己的辦學層次，輕率地否定自己的專科教育特色，追求上本科專業，申請碩士點、博士點；學生本人也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努力上本科院校，而較少考慮專科院校。[4]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育中，又沒有分清研究型人才和應用型人才，把兩種畢業生同時推向市場，這就造成了現在的勞動力市場出現“求研究生大學生易，求高級技師難”的局面，使得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的需求脫節。
（三）大學畢業生的供給結構不均衡
由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地區不平衡以及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發展尚不完善，所以我國的教育過度現象還表現為人才供給不均衡。一是工資高、福利好的機關、大型企事業單位，高學歷畢業生供大于求，而一些私營企業、傳統經濟部門以及競爭大的行業則很難招到高學歷的人才。二是大量的畢業生選擇留在大中城市或東南沿海城市，造成了這些發達地區的教育過度，而廣大的中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教育則相對不足。由于勞動力市場的分割，不同市場之間的流動困難，再加上我國存在的戶籍制度和工資制度的約束、城市的就業歧視政策，直接影響了大學生的就業觀念，使我國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者的就業市場范圍受到很大限制。畢業生通常都傾向于留在大中城市，且更傾向于正規部門就業。根據張香敏先生關于“大學生最愿意去哪個城市工作”的調查可以知道，32.37%的學生將上海作為第一目標，北京為27.67%，深圳為12.13%，之后是廣州、大連等沿海發達城市，而選擇區農村、小城鎮的學生不到總數的5%。
四、應對我國教育過度問題的對策
（一）發揮政府職能，打破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
由于我國目前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制度因素，以及東西部地區的生活條件、福利待遇都存在較大差距，所以導致了東南沿海地區人才過剩，而中西部地區人才不足。所以，規范和發展二級勞動力市場，縮小與一級勞動力市場的差距，逐步實現兩級市場一體化。在此過程中，政府則要充分發揮其職能，統籌城鄉和區域的發展，完善落后地區的就業服務體系和社會保障制度，淡化戶口對勞動力市場供需雙方的約束限制。制定有效地大學生就業激勵政策，對于那些自愿去農村及中西部等基層就業的學生給予一定的物質獎勵，對于那些在落后基層崗位有突出貢獻的畢業生可以放寬去城市就業的限制，這樣就提高了大學生去欠發達地區就業的積極性，從而減少了大學生的自愿性失業，為跨地域流動的人才提供便利，最終實現全國人才市場一體化。
（二）構建科學合理的高等教育結構體系
考慮到我國目前的產業結構特征，可以看出，對勞動力需求的最大缺口應該在職業教育和專科人才培養方面。[5]所以，我國的高等教育體系應該具有更加多元化的結構和更加開放的辦學體制與人才培養模式。[6]一方面，高等教育體系的發展應體現出層次性，在重視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同時，不忽視職業教育和專科教育的發展。分清研究型人才和應用型人才的培養模式，在學生的培養過程中，就使學生對自己的專業應用有合理的就業定位，使我國的勞動力市場中既有創新型的尖端科學人才，也有掌握精湛技術的高級技師。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學科結構要體現教育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學科結構的合理性影響著市場中人力資源的利用效率。因此，高校在開設一個新專業之前，要考慮的不是這門專業眼前是否熱門，而是要根據市場提供的信號，以及自己學校的特色，面向市場需求，靈活設定專業方向。
（三）轉變大學生的就業觀念，鼓勵自主創業
在大學畢業生的頭腦里往往都存在著一種固定思維，即一定要前往大中城市或發達的沿海城市就業，認為在那里才有更多的發展機會，能夠體現自己的教育價值。我們認為，對于剛畢業的大學生，首先對自己要有科學合理的定位，對主客觀條件認真分析，不能盲目跟風，一定要擠進一級勞動力市場。其實，在那些發達城市和經濟條件優越的部門，人才濟濟，對于沒有工作經驗的大學生，即使有幸進入，也很難在那里嶄露頭角。相反，在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和中小企業，競爭壓力相對較小，更有利于發揮大學生的聰明才智。高校應該加強大學生的就業指導和思想教育，使畢業生的工作重心由注重外在條件轉變到注重內在能力修煉。是金子總會發光，只要畢業生找準自己的就業崗位，不管在哪都能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同時，在就業崗位已經成為稀缺資源時，高校應積極開展創業教育，為大學生提供創業平臺。政府也應出臺創業的優惠政策，鼓勵大學生自主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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