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聲診斷學定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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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超聲診斷學定義范文
【關鍵詞】 產前診斷； 先天性心臟畸形； 超聲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agnosis and clinical analysis of prenatal diagnosis in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Method： To retrospectively analyze heart malformations， cardiac malformations， and chromosomal abnormalities features in CHD fetal of 61 pregnant women diagnosed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HD） fetal clinical data in 6982 pregnant women. Result： The atrio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 was highest proportion accounting for 44.3% in 61 CHD fetal. Followed by the pulmonary stenosis （13.1%）， transposition of great arteries （TGA） （11.5%） and right aortic arch （9.8%） law network of Fallot （8.2%） aortic atresia and stenosis （8.2%） aortic coarctation （6.6%）， etc. 11 cases with cardiac malformations single， accounting for 18.0% in 61 cases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s， 20 cases with recurrent cardiac malformation， accounting for 32.8%. The combined cardiac abnormalities were 41 cases， accounting for 67.2%， the combined chromosomal abnormalities in 28 cases， accounting for 45.9%； 61 cases of CHD contained 56 cases with fetal abortion consent of their families， and to track higher hospital autopsy results or postpartum and prenatal diagnosis in full compliance with 54 cases， accounted for 98.2%， two cases of suspected aortic coarctation postnatal fetal autopsy confirmed interrupted aortic arch， accounting for 3.6% of the 5 cases of newborns born three cases in line with prenatal diagnosis， ultrasound diagnosis rate was 93.4% in full compliance with （57/61）， the misdiagnosis rate was 6.6% （4/61）. Conclusion： Fetal CHD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other cardiac malformations， malformations and chromosomal abnormalities， ultrasound and high accurate in the diagnosis of cardiac CHD， there is an important value.
【Key words】 Prenatal diagnosis； Congenital heart malformations； Ultrasound
First-author’s address：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518115， 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5.25.038
胎兒先天性心臟畸形（congenital heart defects， CHD）是原發性胚胎在發育過程中出現差錯所引發的心臟及胸內大血管結構異常[1]。CHD可為單發性心臟畸形，亦可合并其他心臟畸形、心外畸形及染色體缺失等存在[2]。心臟畸形是胎兒畸形中預后最差、最常見的一種，且常累及心外，死亡率及殘疾率極高[3-4]。產前超聲檢查已被證實是篩檢胎兒CHD的有效方法，超聲檢查利用高分辨率的超聲圖像對診斷復雜心臟畸形具有診斷敏感性高、特異性高、診斷符合率高等特點。本研究回顧性分析了本院6982例孕婦胎兒超聲篩查中61例確診為CHD胎兒診斷的異常情況，期望為臨床超聲醫師正確診斷CHD提供一定的臨床證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09年1月-2014年5月在本院進行多普勒超聲產前診斷的6982名孕婦作為研究對象，經產前診斷后共61例符合心臟畸形的診斷標準，61例孕婦中孕期18+4～36+6周，平均（24.3±4.2）周，孕婦年齡22～39歲，平均年齡（26.9±5.1）歲。
1.2 儀器與方法 采用西門子Acuson S2000多普勒超聲診斷儀，選擇胎兒心臟檢查條件，調整儀器獲得滿意的二維多普勒彩色超聲圖像后，采用常規5.0 MHz探討頻率獲得更高的分辨率，對腹壁較厚的孕婦采用3.5 MHz探頭。檢查中若由于胎動及胎兒因素無法獲得滿意的圖像，則囑咐孕婦稍加休息或擇日重新檢查。多普勒超聲檢查切面包含胎兒腹部橫切面、胎兒四腔心切面、左、右室流出道切面、三血管切面、主動脈弓切面、上下腔靜脈切面及動脈導管切面，對伴有復雜性胎兒心臟畸形選擇非標準切面，以實現更好對大血管的畸形診斷。
1.3 胎兒心臟畸形診斷標準 參考李勝利主編的關于《胎兒畸形產前超聲診斷學》中的相關診斷標準[5]，將心內畸形診斷數目為單個的定義為心臟單發性畸形，將心內畸形數目為多個的定義為心臟復發性畸形。
1.4 追蹤及隨訪 對經由多普勒超聲檢查診斷后明確為胎兒先天性心臟畸形胎兒，由超聲檢查及婦產科醫務人員向孕婦及家屬詳細說明情況，充分尊重孕婦及家屬的最終選擇權，對終止妊娠的胎兒進行追蹤上級醫院尸體解剖結果，非終止妊娠孕婦胎兒出生后1周、1個月及3個月分別進行胎兒超聲心動圖隨訪檢查，了解胎兒心臟結構，驗證產前多普勒超聲檢查診斷的準確性。所有確診孕婦均經上級醫院由超聲引導下進行羊水穿刺，抽吸胎兒羊水行染色體檢查。
2 結果
61例孕婦胎兒產前診斷異常情況中，房室間隔缺損占比最高，為44.3%（27例）。其中，主動脈瓣閉鎖或者狹窄占8.2%（5例），肺動脈狹窄占13.1%（8例），右位主動脈弓占9.8%（6例），法洛四聯癥占8.2%（5例），大動脈轉位（TGA）占11.5%（7例），主動脈縮窄占6.6%（4例），心肌病占6.6%（4例），左心發育不全綜合征占4.9%（3例），內臟異位綜合征占3.3%（2例），左心室雙出口占3.3%（2例），右心室雙出口占3.3%（2例），內臟異位綜合征占1.6%（1例），永存左上腔靜脈占1.6%（1例），室間隔完整的肺動脈閉鎖占1.6%（1例），TAPVC占1.6%（1例），心內膜彈力纖維增生癥占1.6%（1例），主動脈弓中斷占1.6%（1例）。
61例胎兒先天性心臟畸形中，11例為心臟單發畸形，占比18.0%，20例為心臟復發畸形，占比32.8%。合并心外畸形41例，占比67.2%，合并染色體異常28例，占比45.9%。見表1。
61例CHD患兒中，家屬同意引產56例，5例出生，引產及出生的胎兒經由上級醫院尸檢解剖或產后與產前診斷完全符合54例，占96.4%，2例疑似主動脈縮窄胎兒產后尸檢證實為主動脈弓中斷，占3.6%。5例出生的新生兒在出生1周、1個月及3個月胎兒超聲心動圖檢查后3例符合產前診斷，1例室間隔缺損，1例房間隔缺損誤診為永存左上腔靜脈。診斷的完全符合率為93.4%（57/61），誤診率為6.6%（4/61）。
3 討論
3.1 先天性心臟畸形的類型及預后 CHD是一種常見的先天畸形，文獻[6]顯示其在新生兒中的發病率約為0.5%～1.0%，死胎中的比例高達3%。本研究通過對本院進行產前超聲診斷的6982名孕婦的資料進行分析后發現，61例胎兒出現CHD，占比為0.87%，61例孕婦胎兒產前診斷異常中，房室間隔缺損占比最高，為44.3%，其中嚴重的心臟畸形疾病，如房室間隔缺損、主動脈瓣閉鎖或者狹窄、肺動脈狹窄、右位主動脈弓、法絡四聯癥及TGA共31例，占比50.8%，提示CHD胎兒確診為CHD后，嚴重CHD占比例較高。本研究中單一心臟畸形占比較低，僅18.0%，合并其他心內畸形比例為32.8%，合并心外畸形比例為67.2%，無論是單純的心內畸形，還是合并其他心內畸形、心外畸形及染色體異常，CHD患兒的預后均較差，致死率極高，因而對CHD早期診斷，有助于孕婦及家屬對妊娠結局選擇，有助于提升我國優生優育水平[7-8]。
3.2 先天性心臟畸形合并心外畸形的特點 本研究發現有67.2%的CHD胎兒合并有心外畸形，心外畸形中以房室間隔缺損、右位主動脈弓、法絡四聯癥、TGA及左心發育不全綜合征為主要類型，合并的心外畸形中多以雙手姿勢異常、唇腭裂、持續性右臍靜脈最為常見。國外學者Kim[9]的研究發現，伴有右位主動脈弓、法絡四聯癥及TGA常廣泛的合并心外畸形。Tegnander[10]的研究發現，CHD胎兒中合并心外畸形比例高達66.0%，房室間隔缺損胎兒合并心外畸形占比高達86%。文獻[11]發現CHD合并心外畸形中以中樞神經系統、泌尿系統、生殖系統及消化系統異常最為常見，但具體各種不同類型的CHD合并上述系統異常的程度及比例并不一樣，可能與染色體異常有關。本研究中61例CHD胎兒合并心外畸形的類型及比例與文獻報道并不一致，這可能與多數文獻選擇的為高危CHD胎兒作為研究對象有關，本文中選取的研究對象為產前診斷為CHD的胎兒。
3.3 胎兒心臟畸形合并染色體異常特點 胎兒CHD可伴有或不伴有多種染色體異常，染色體異常中以非整倍體、染色體結構畸變及染色體微缺失為主要表現。文獻[12]發現CHD合并染色體異常的比例約為22.0%～33.0%，本研究中61例CHD胎兒中染色體異常的比例高達28例，占比45.9%，要遠高于國外的報道[10]。分析原因可能為：（1）地域及種族性差異，不同種族、低于人群的染色體異常發病率并不一致，亞洲人群胎兒染色體異常的發病率要高于歐美地區。（2）選取的對象，本研究中選取的對象為已確診為CHD胎兒，文獻中選取的為高度疑似CHD胎兒，并未完成最后的確診過程，存在著一定的CHD假陽性情況。胎兒染色體異常中以非整倍體為主要表現，主要為21-三體、18-三體綜合征。徐紅兵[13]的研究發現，胎兒心臟畸形中染色體非整倍體比例高達29.3%。國內學者朱麗娜[14]對CHD胎兒染色體異常進行研究發現，伴有CHD胎兒的染色體異常率高達64.0%，其中21-三體檢出率占比32.0%，占染色體異常的比例高達50.0%，提示21-三體綜合征可能是中國人群CHD胎兒染色體異常的常見類型。本研究中房室間隔缺損、主動脈瓣閉鎖或者狹窄、肺動脈狹窄、右位主動脈弓、法絡四聯癥及TGA胎兒的染色體異常率分別為59.3、20.0%、25.0%、33.3%、80.0%及42.9%，提示房室間隔缺損、法絡四聯癥及TGA可能為染色體異常CHD胎兒的高發類型。
3.4 超聲診斷胎兒心臟畸形的價值 本研究中采用二維多普勒超聲檢查，61例胎兒中57例完全符合診斷，診斷符合率為93.4%，4例胎兒出現誤診，誤診率為6.6%，提示胎兒產前診斷對CHD胎兒有較高的診斷符合率。李輝[15]對高危胎兒CHD進行超聲檢查后發現，產前診斷先天性心臟畸形的陽性率為4.7%，產前診斷與尸檢的符合率高達93.8%，診斷敏感性為92.0%，特異性高達96.0%。提示產前超聲診斷可有效提升CHD胎兒的診出率及符合率，文獻[16]發現多普勒超聲多次檢查診斷CHD胎兒中若由工作經驗豐富的超聲檢查醫師進行雙盲、多次診斷還可更好地提升超聲檢查對CHD的檢查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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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超聲診斷學定義范文
關鍵詞：產前超聲；胎兒；隔離肺；診斷；預后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natal ultrasound screening of isolated lung （PS） malformation and in its prognostic value. Methods 13 cases of PS from January 2015 to December 2015 during the screening of fetal ultrasound，the Central Hospital of Bazhong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ultrasonographic features of thoracic and abdominal lesions，whil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resence of other fetal structures the abnormal，and follow-up clinical prognosis. Results 13 cases of PS fetuses，lesions were unilateral，12 cases located on the left side，1 cases located on the right side；11 cases in the chest，2 in abdominal cavity；a triangle or leaf shape；diameter 1.3 ～ 4.2cm；10 cases by thoracic aortic blood，3 cases the abdominal aorta blood.12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PS，including 4 cases of ultrasound follow-up reduced gradually disappeared，8 cases had no change， live postpartum were confirmed by imaging PS；1 cases of PS with chest，ascites，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by autopsy for PS. Conclusion Prenatal ultrasound is a reliable method for the diagnosis of fetal PS，and the prognosis of PS fetus is mainly related to whether there are complications and complications.
Key words：Prenatal ultrasonography；Fetus；Isolated lung；Diagnosis；Prognosis
隔x肺（Pulmonary sequestration，PS），又稱為肺隔離癥或副肺，由Price于1946年首次定義了此類肺疾患，表現為一團無功能的肺組織，無呼吸功能，與其相鄰的正常肺組織分離，其血液供應主來自主動脈及其分支[1]。本病若引起胎兒胸腔腹腔積液等，預后較差，故產前早期診斷，并定期隨訪，對于判斷PS胎兒的預后具有重要的意義。2015年1月～2015年12月，我科對13例PS胎兒的病歷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旨在探討產前超聲診斷PS及在其預后評估中的價值，現報告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2015年1月～2015年12月，我科共篩出13例隔離肺畸形胎兒。超聲診斷標準：胎兒胸腔內或腹腔內強回聲或稍強回聲團塊、呈三角形或葉狀、內部回聲均勻、邊界清，由體循環動脈或其分支供血[2]。孕婦年齡為21～43歲，平均（28.3±9）歲，發現隔離肺的平均孕周18～35 w，平均（26±4）w。
1.2 儀器與方法 使用Sequoia 512、GE-E8彩色超聲診斷儀，頻率為3.5～5 MHz腹部探頭。檢查時選用產科超聲篩查軟件，對胎兒進行系統產前超聲篩查。最常用的檢查是仰臥位，必要時側臥位，若胎兒位置不正致無法觀測病灶的血供情況時，應囑孕婦起來走動一段時間后再檢查。對胎兒的胸腹腔進行重點掃查。若發現胸腔及就近的腹腔出現異常回聲病灶，觀察病灶的聲像圖特征，尤病灶的血管供血來源情況，同時應仔細掃查，是否伴有其它異常胎兒結構的存在?；町a病例，孕期每隔2w進行彩色多普勒超聲復查病灶情況及是否有并發癥，產后隨訪6-12個月；引產病例追蹤其尸檢結果。
2結果
13例PS胎兒，病灶均為單側性，其中12例位于左側，1例位于右側；11例位于胸腔內，2例位于腹腔內；病灶呈三角形或葉形；直徑1.3～4.2 cm，平均2.5 cm，，表現為強回聲或偏強回聲團塊，與周邊組織分界清楚，內部回聲均勻；CDFI檢查，10例由胸主動脈供血，3例由腹主動脈供血。12例為單純性PS，超聲隨訪其中4例逐漸縮小消失，8例無改變，活產后均經經核磁共振檢查、CT造影劑增強掃描等影像學手段證實為PS，隨訪6～12個月，均未出現呼吸系統癥狀；1例PS合并病灶同側胸腔腹腔積液，心臟受壓移位，經引產后病理檢查證實為PS。
3討論
肺隔離癥是由胚胎的前原腸、額外發育的氣管和支氣管肺芽接受體循環的血液供應而形成的無功能肺組織團塊[3]。本病的發生機制主要為在胚胎初期，在原腸及肺芽周圍，有許多內臟毛細血管與背主動脈相連，當肺組織發生脫離時，這些相連血管逐漸衰退吸收，由于某些原因發生血管殘存時就成為了主動脈的異常分支，牽引一部分胚胎肺組織形成肺隔離癥[4]。
根據病灶與胸膜的關系，PS分為葉內（ILS）及葉外（ELS）兩型，ILS型無單獨的被覆胸膜，而ELS型有單獨的被覆胸膜[5]。產前超聲篩出的PS都為ELS，分析原因主要為胎兒期肺葉未擴張的情況下，肺實質回聲和隔離肺的回聲接近，而PS病灶是否存在單獨的被覆胸膜成為產前超聲檢查能否篩出的關鍵。根據和膈肌的關系，ELS分為膈上、下兩型，大多數ELS為膈上型。據文獻報道[6]，90%的ELS位于胎兒左側，且多位于左肺下葉后基底段，緊貼膈面。在本組資料中13例ELS中，12例位于胎兒的左側，1例位于胎兒的右側；11例為膈上型，2例為膈下型，和文獻報道基本相符合。
目前超聲和MRI是胎兒期篩查ELS的兩種主要檢查手段，其中超聲檢查最為常用。產前超聲診斷與鑒別ELS的病理基礎是絕大多數ELS位于左肺下葉后基底段，且接受體循環動脈及其分支的血液供應。據文獻報道ELS約有73%由胸主動脈供血，21%由腹主動脈供血，其余供血動脈可以是肋間、鎖骨下、胸廓內以及心包膈動脈等[7]。結合本組資料及查閱文獻資料，ELS在超聲圖像特征上主要表現為胎兒胸腔內或腹腔內強回聲或稍強回聲團塊，呈三角形或葉狀，內部回聲均勻，邊界清，大小不等；CDFI可以發現為病灶的滋養血管主要來自體循環動脈或其分支。本組資料中，經產前超聲檢查發現本組13例PS胎兒中，10例胎兒病灶由胸主動脈供血，另外3例的病灶由腹主動脈供血，與文獻報道[7]的一致。
產前超聲作為一種影像學檢查方法，僅僅根據病灶的形態與聲學特征推測病變的性質，與病檢結果難免會有偏差，ELS較易與一些聲像圖特征近似的疾病發生混淆。①右側膈疝時，疝入右側胸腔的肝實質回聲與ELS相似，較易誤診。兩者鑒別需要仔細觀察膈肌是否連續性中斷，腹圍縮小，且肝實質疝入胸腔的病灶內可分辨出細小膽管結構，CDFI顯示肝門靜脈超過膈肌水平[8]。②Ⅲ型CCAM作為一種肺組織錯構畸形，其聲像圖與ELS近似，兩者較易發生混淆，在被誤診為Ⅲ型CCAM的胎兒胸腔腫塊中，ELS至少占約12%～16%，兩者最大的鑒別點就是檢測病灶的供血血管來源，其中ELS主來源于體循環動脈，而Ⅲ型CCAM的主來源于肺循環動脈可資對這兩種疾病進行鑒別[9]。③ELS與支氣管閉鎖最主要的鑒別點仍是供血血管的來源問題，支氣管閉鎖供血動脈主來源于肺循環動脈。
ESL的預后主要取決于胎兒是否合并胸水、水腫、腫塊大小及是否逐漸消退等因素。據文獻報道[10]ESL胎兒發生胸水、水腫是最危險的，死亡率接近100%，而對于未合并胎兒水腫的ESL病例，其預后大多良好，約50%～70%的ELS可隨妊娠進展而減小甚至完全消退。本組資料中12例為單純性PS，超聲隨訪其中4例逐漸縮小消失，8例無改變，產后均隨訪6～12個月，均未出F呼吸系統癥狀；1例PS合并病灶同側胸腔腹腔積液，心臟受壓移位，進行引產。因此對于產前超聲發現ELS，若無合并胸水、腹水，沒有必要進行宮內治療及其它干預措施，定期超聲復查和隨訪是最好的選擇。
4 結論
產前超聲是胎兒PS診斷的可靠方法，絕大多數接受體循環動脈及其分支的血液供應的病理特征是本病與其它易混淆疾病鑒別的額主要一句，PS胎兒的預后主要與其是否有合并畸形及并發癥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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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超聲診斷學定義范文
【摘要】 目的 應用胎兒超聲心動圖診斷胎兒心律不齊并對其臨床轉歸進行跟蹤評價。方法 對208例孕齡20～28周的臨床疑有胎兒心律失常或存在其他異常的胎兒進行超聲心動圖檢查，對檢出的26例胎兒心律不齊者于妊娠37～40周及出生后1周內再次進行隨訪觀察。結果 檢出胎兒心律不齊26例，其中房性期前收縮21例，室性期前收縮5例。其中1例于孕35周早產，早產兒產后心電圖檢查無異常。7例于妊娠37～40周復查時心律不齊消失。產后1周內新生兒心電圖檢查均無異常。26例胎兒超聲心動圖檢查均無心血管畸形。結論 胎兒心律不齊多于出生前后消失，不伴有心血管畸形，不需要特殊治療。
【關鍵詞】 胎兒心臟;心律不齊;胎兒超聲心動圖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fetal echocardiography on the diagnosis of fetal arrhythmias and the follow-up assessment of the clinical consequences. Methods 208 fetuses of 20 to 28 week gestation with clinically suspected arrhythmias or other abnormalities underwent Doppler echocardiography. 26 fetuses diagnosed as having arrhythmias were followed up from 20th to 28th week of gestation and at the first postpartum week. Results 26 fetuses were documented with fetal arrhythmias， including 21 cases of atrial extrasystole and 5 cases of ventricular extrasystole. 1 fetus was delivered at 35th week of gestation. Electrocardiography confirmed that the premature infant was normal. No arrhythmias were detected in 7 cases from 37th to 40th week of gestation. All neonates were proved to be normal by electrocardiograghy. No cardiovascular deformities were detected in any of the 26 fetuses by echocardiography. Conclusion The majority of fetal arrhythmias disappear prior or subsequent to child birth， and are not accompanied with cardiovascular deformities and therefore no special treatment is required.
Key words: fetal heart; arrhythmias; fetal echocardiography
胎兒心律失常是一種常見的胎兒疾病，其發病率為1.3%～24.9%[1-3]，約10%的胎兒心律失常與胎兒心血管畸形、胎兒神經系統畸形等相關[4]，嚴重者甚至可導致胎兒死亡。近年來其發病率有增高趨勢。胎兒心律失常的預后與致病的類型密切相關 [5]。胎兒心律不齊是胎兒心律失常中最常見的類型，而胎兒超聲心動圖是惟一無創診斷胎兒心律不齊性質并評價其外周血流動力學變化、心血管結構及其對胎兒生長發育影響的方法[6]，不僅可以確定心律不齊的存在，還可以辨認心律不齊的類型，對指導胎兒心律不齊的處理有重要的臨床意義。
1 資料和方法
1.1 資料來源 2006年1月—2009年12月在徐州市第一人民醫院進行產前檢查的孕婦208例，其胎兒臨床疑有心律失常或存在其他異常，如：常規彩超檢查或胎心監護、胎心聽診發現胎兒心律失常;產科超聲異常;孕婦有先天性心臟病家族史;孕婦有遺傳或代謝性疾病史;孕期有病毒或致畸物質及射線接觸史;孕期曾服前列腺素合成酶抑制劑;孕婦既往曾有先天性心臟病患兒生育史。孕婦年齡為19～38歲，孕周為20～28周。共檢出胎兒心律失常42例，其中胎兒心律不齊26例。
1.2 儀器與檢查方法 美國GE公司生產的VV7型、LGg9型彩色多普勒超聲心動圖儀，探頭頻率4～7 MHz。檢查方法：①常規產科超聲檢查及測量，判斷有無心外畸形。②胎兒心臟超聲對Yagel等描述的5個心臟橫面進行檢查[5]，觀察胎兒心臟位置及心胸比例，觀察心腔大小、房室間隔、與大動脈的關系、瓣膜發育情況，彩色及脈沖多普勒超聲檢測各瓣膜口及大動脈血流。③結合應用主動脈和下腔靜脈血流頻譜，M型超聲觀察房室壁運動曲線，來判斷胎兒心律失常類型。
1.3 胎兒心律不齊的診斷 胎兒心律失常定義：在無宮縮時，胎心律不規律變化或者胎心率持續超過160次/ min或低于120 次/ min。胎兒心律不齊為心率在正常范圍內，頻繁、反復出現最快與最慢心率之差>25～30次/min，多為房性或室性期前收縮。房性期前收縮下傳時引起心室壁提前收縮、主動脈瓣提前開放及主動脈血流頻譜出現;房性期前收縮未下傳時早搏周期無心室壁收縮、主動脈瓣開放及主動脈血流頻譜出現。房性期前收縮部分下傳時具有上述兩者特點[4]。
1.4 觀察與隨訪 初檢孕周為20～28周，胎兒超聲心動圖檢出胎兒心律不齊孕婦禁止咖啡因、煙酒的攝入，調整精神狀態，放松心情，注意休息，定期隨訪。并于妊娠37～40周時行胎兒超聲心動圖復查，于產后1周內行新生兒心電圖檢查。
2 結 果
共檢出胎兒心律失常42例，檢出率20.2%。心律不齊者26例(61.9%)，其中房性期前收縮21例(50%)，室性期前收縮5例(11.9%)。其中1例于孕35周早產，早產兒產后心電圖檢查無異常。7例于妊娠37～40周復查時心律不齊消失。產后1周內新生兒心電圖檢查均無異常。26例胎兒超聲心動圖檢查均無心血管畸形。
3 討 論
導致胎兒心律不齊的原因較多，如胎兒先天性心臟畸形、房室傳導阻滯、母體或胎兒感染、藥物因素等。
胎兒超聲心動圖檢查包括二維、M型及多普勒。二維實時超聲提供心肌的結構信息及畸形的性質， 提示心律失常的存在;M型能清晰顯示極快速的搏動[7]，精確描繪心臟各心壁及瓣膜的運動形態， 胎兒心房壁運動曲線不同于成人， 幅度明顯， 通過心房壁和心室壁運動節律的關系可明確診斷心律失常的類型;脈沖多普勒頻譜顯示了心臟收縮和舒張時相，不僅能分類診斷胎兒心律失常，而且能檢測其血流動力學變化，判斷胎兒有否缺氧，同時發現胎兒是否伴有心血管結構畸形、水腫等，從而指導并監測心律失常的臨床治療。胎兒超聲心動圖的應用有助于早期檢出心律不齊并指導治療，它對于探討胎兒心律不齊的原因，評估心律不齊的療效以及預測心律不齊胎兒的預后均有重要價值。
胎兒心律不齊是胎兒心律失常中最常見的類型，本研究中胎兒心律失常的檢出率為20.2%，較國外報道的發病率高[1-3]，與本組參加實驗的人群組成有關。本研究對孕20～28周，其胎兒臨床上疑有心律失?；虼嬖谄渌惓５脑袐D進行胎兒超聲心動圖的檢查，研究對象為高危人群。其中心律不齊者為26例，占心律失常的61.9%，與文獻報道一致[8]。本研究對胎兒心律不齊孕婦進行一般處理，并于妊娠晚期及產后進行復檢，結果表明大多數胎兒心律不齊于產后能自行消失，且不會對胎兒產生不良影響。26例病例中無一例伴有胎兒畸形及心血管結構或功能的異常。因此，胎兒心律不齊病例預后良好，臨床上一般不需特殊處理，應進行隨訪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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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超聲診斷學定義范文
關鍵詞：大面積腦梗死；頸內動脈系；好發部位
選取2008年10月～2012年1月大面積腦梗死病例103例。所有患者均有明確臨床定位體征，符合1995年第四屆全國腦血管疾病學術會議通過的診斷標準，并經過影像學證實。采用回顧性設計方案，利用臨床診斷，結合彩色多普勒頸部血管超聲、心臟超聲、頭顱CT及CTA、頭顱MRI及MRA作為檢測手段，分析分析大面積腦梗死之好發部位、病因及影像學表現。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本組103例，男59例，女44例。＜50歲5例，50～59歲5例，60～69歲38例，70～79歲48例，＞80歲7例。好轉病例69例；惡化、死亡或自動出院者34例。
1.2 影像學檢查：以頭顱CT及CTA，頭顱MRI及3 D CE-MRA，彩色多普勒頸部血管超聲作為主要診斷手段，因大面積腦梗死患者病情較重，且3 D CE-MRA對頸部動脈狹窄，尤其是頸動脈分叉部狹窄的顯示與DSA相比，兩者有良好的符合率[1]。故所有103例病例均未做頭顱DSA檢查。結合心臟B超等檢查進一步明確病因。
1.3 影響學診斷標準：急性腦梗死的典型CT表現是梗塞灶的低密度改變和對周邊結構的占位效應，發病24 h內的早期腦梗死可表現為[2]：①動脈致密影；②島帶征，腦島區域灰白質分界不清；③豆狀核模糊征，豆狀核邊緣模糊，兩側對比可以發現；④梗塞區腦溝變淺。頭顱MRI表現：T1WI低信號、T2WI高信號、DWI高信號。彩色多普勒頸部血管超聲診斷標準：①正常：IMT＜1.0；②動脈內膜增厚：IMT：1.0～1.2；③動脈粥樣硬化斑塊：血管內局限性回聲結構突出管腔，IMT≥1.2，伴或不伴鈣化。
1.4 影響學報告：103例患者入院后均查急診頭顱CT。83例入院時在6 h之內，其中38例出現腦梗死早期表現，45例未見明顯以異常；15例入院時起病于6～24 h之間，10例出現與血管分布及臨床定位診斷相一致的低密度病灶，5例出現腦水腫；5例入院時超過24 h，均出現低密度梗塞灶。93例頭顱CT檢查未發現腦梗死者有30例于起病24 h候復查頭顱CT均發現腦梗死灶，5例發現血管再通出血灶，20例查頭顱CTA發現閉塞血管；60例于起病24 h后查頭顱MRI，均出現梗塞灶，30例MRA檢查發現閉塞血管。90例患者作頸部血管檢查，65例發現頸動脈粥樣硬化斑塊，其中右側34例，左側28例，雙側3例；20例發現頸內動脈增厚。80例作心臟超聲檢查，發現心臟瓣膜有病變者60例，心臟贅生物者31例，心肌肥厚者5例。
1.5 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 11.0軟件包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計數資料采用t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大面積腦梗死調查結果比較：見表1。調查結果表明，在發病率方面，發生于右側頸內動脈系統之大面積腦梗死明顯多于左側，其中以頸內動脈最常見。
表1 大面積腦梗死調查結果比較[例（%）]
位置
頸內動脈系
頸內動脈
大腦前動脈
大腦中動脈
左側
45（43.7）
5（4.9）
8（7.8）
32（31.1）
右側
58（56.3）
9（8.7）
3（2.9）
46（44.7）
3 討論
腦梗死是由于腦血管閉塞導致局部腦組織發生缺血、缺氧、壞死而出現的臨床綜合征。大面積腦梗死之定義目前尚無標準，本文根據Adams分類法，腦梗死范圍大于3 cm2并累及腦解剖部位的兩支大血管主干供血區者為大面積腦梗死。
大面積腦梗死的發生機制如下：①顱內大動脈粥樣硬化斑塊形成、中樞神經系統血管炎導致血管狹窄、閉塞；②栓子脫落栓塞顱內動脈，可由動脈—動脈性、心源性或不明原因性栓子所致。大面積腦梗死其病變血管最常見于大腦中動脈及頸內動脈，這已經形成共論，但在左右側頸內動脈系有無差別，在以往的文獻中未見報道，但本文經過回顧性調查發現以右側多見。具體原因考慮如下：①大面積梗塞的病變基礎是腦動脈硬化。高齡、高血壓、高血糖、高脂血癥、吸煙等高危因素均可導致顱內外大中動脈粥樣硬化斑塊形成、血管狹窄、閉塞，容易形成大面積腦梗死。而顱內血管粥樣斑塊以右側頸總動脈多見，本文中病例所查頸部血管B超及頭顱MRA檢查亦支持該觀點；②好發于右側頸總動脈的栓子脫落容易栓塞右側頸內動脈系統；③右側頸內動脈來源于頭臂干，左側頸內動脈來源于左側頸總動脈，兩者均來源于主動脈弓，但頭臂干位于近端，且粗短，腦栓塞中栓子主要以來源于心臟，左心室射出的血液經過主動脈弓首先經過頭臂干，血液中的栓子更易經過頭臂干到達右側頸內動脈系統。
腦梗死已成為嚴重影響人類健康的疾病之一，其發病率、致殘率及死亡率有增高趨勢，大面積腦梗死臨床表現復雜，病情危重，治療困難，是腦梗死致死的主要原因。大面積腦梗死發生于頸內動脈系較多（本組同期病例中發生于頸內動脈103例，但發生于后循環系只有12例），明確頸內動脈系大面積腦梗死之好發部位、病因，對其預防、治療及康復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
4 參考文獻
第5篇：超聲診斷學定義范文
[關鍵詞] 經支氣管鏡針吸活檢；周圍型肺癌；葉間淋巴結；EBUS-TBNA；病理
[中圖分類號] R446.8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6）27-0083-04
經支氣管鏡針吸活檢（transbronchial needle aspiration，TBNA）是呼吸內科較常用的一種支氣管鏡下診斷技術，常應用于中央型肺癌及縱隔淋巴結腫大的穿刺診斷。TBNA穿刺較多的部位為2組、4組、7組和10組淋巴結。而支氣管葉間淋巴結（11組）因其較小且周邊血管較多，在穿刺中具有較高的出血風險，因此臨床上對于11組淋巴結的穿刺常使用EBUS-TBNA。本研究對TBNA是否能夠對葉間淋巴結進行有效穿刺進行了研究，對照手術病理結果觀察TBNA在11組淋巴結腫大穿刺診斷中的意義。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臨床資料
收集我院2011年10月～2014年10月間經胸部CT發現的周圍型肺占位并葉間淋巴結（11組淋巴結）腫大病例69例，男54例，女15例，年齡最大71歲，最小36歲，中位年齡52歲。根據胸部CT檢查結果，術前有65例被高度懷疑為肺癌伴縱隔淋巴結轉移。
入選標準：胸部增強CT發現存在周圍型肺占位并葉間淋巴結（11組淋巴結）腫大的病例，淋巴結部位及分組根據國際肺癌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ung Cancer，IASLC）公布的第7版肺癌分期系統及淋巴結區域的定義[1]為標準，所有病例的縱隔淋巴結直徑均≥10 mm。所有患者均接受了11組淋巴結TBNA及之后的手術治療。排除標準：無法耐受、配合支氣管鏡檢查患者；年齡>80歲；有重度肺通氣功能障礙；急性腦梗死、心肌梗死發作6個月之內；嚴重凝血功能障礙；竇性心動過緩；妊娠期婦女。
1.2檢查方法
術前準備同常規支氣管鏡檢查。使用OLYMPUS BF F260電子氣管鏡對氣管、支氣管進行檢查，隨后行TBNA，穿刺點定位基于患者胸部增強CT，參照WANG氏定位法確定[2]。將WANG氏穿刺針（SW121或MW319）由氣管鏡活檢通道進入支氣管鏡，僅露金屬頭于支氣管鏡外。當支氣管鏡貼近目標位置后應盡量保持垂直，助手將保護套內的針芯推出刺入目標位置。待針頭完全刺入后開啟負壓，術者來回抽動穿刺針前先觀察是否有血液回流，抽動同時須保證針頭不脫出目標支氣管黏膜，獲得足夠量標本后退出針芯、拔出穿刺針。助手制作細胞涂片，同時將穿刺獲得的組織條放入中爾馬林瓶中送組織學檢查。所有涂片均使用壓片法或推片法使穿刺所得的細胞液均勻、攤薄在玻片上。對每組淋巴結進行多次穿刺，為避免同一根穿刺針對不同部位淋巴結穿刺可能導致的腫瘤細胞污染，穿刺順序為N3、N2、N1。不同部位的淋巴結穿刺標本進行分類送檢并記錄穿刺針數、標本數。制作好的涂片立即滴入95%酒以避免細胞褪變，再經過脫水和包埋、切片、HE染色，由兩名專業病理科醫生共同判讀病理結果。
1.3結果判斷[3]
TBNA涂片見淋巴細胞團則認為淋巴結TBNA穿刺成功，如未見淋巴細胞則認為淋巴結穿刺失敗。每個部位淋巴結涂片中任何一張涂片找到癌細胞，即使不能區分類型及分化程度，亦認為該組淋巴結TBNA陽性；每例任何一組淋巴結TBNA陽性，則認為TBNA總結果陽性；全部組別淋巴結TBNA陰性則認為總結果陰性。如找到可疑癌細胞，最終經手術或其他組織學方法證實為惡性腫瘤亦認為TBNA陽性。如TBNA細胞學或組織學均為陰性，而手術同一部位病理組織陽性，則判定為該部位TBNA結果假陰性。所有病理結果以手術（或胸腔鏡下）病理結果為金標準。敏感性為TBNA經支氣管鏡針吸活檢陽性結果與病理確診陽性結果比值。
1.4觀察指標
術后密切觀察患者生命體征，24 h后復查胸部CT，觀察是否出現不良反應：出血、氣胸、胸腔積液等。
1.5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3.0統計學軟件分析，計數資料比較采用χ2檢驗，P
2結果
2.1病理結果
69例患者均接受11組淋巴結TBNA檢查，所有標本鏡下均發現有淋巴細胞（穿刺成功率100%）。陽性78.3%（54/69），其中非小細胞癌31例（腺癌18例，鱗癌7例，低分化癌6例），小細胞癌14例，未分型9例；陰性21.7%（15/69）。TBNA穿刺結果與病理類型（表1，封三圖2、3）。所有患者經開胸手術和（或）胸腔鏡檢查，全部取得目標部位的11組淋巴結，陽性81.2%（56/69），最終診斷為非小細胞癌39例（腺癌24例，鱗癌13例，低分化癌2例），小細胞癌13例，肺淋巴瘤1例，未分型癌3例，陰性18.8%（13/69）。經支氣管鏡針吸活檢敏感性為96.4%（54/56）。
2.2 TBNA與手術結果比較
TBNA診斷了54例陽性病例，對照手術確診的56例病例，無一例假陽性，但有2例TBNA陰性的病例最終被手術病理確診為陽性。在病理分型上，TBNA對腫瘤分型的準確性并不能讓人滿意，出現9例未分型的陽性病例，且有非小細胞癌與小細胞癌分型錯誤的情況出現。
2.3不良事件
經密切觀察及氣管鏡術后24 h內復查胸部CT比較，結果顯示：僅6例患者在穿刺淋巴結過程中有少許穿刺點出血外，并無縱隔氣腫、縱隔出血、積液的發生。穿刺點出血可自行停止，無需特別止血處理。不良反應較輕，僅出現痰中少量血絲，無咯血等不適，無需進一步對癥治療。
2.4結果統計
雖然TBNA有2例陰性病例在手術時被確診為陽性，判定為漏診，但總體上TBNA的陽性率令人滿意。以手術組織學作為金標準相比，TBNA組敏感性為96.4%，手術組敏感性為100.0%[敏感性=真陽性例數/（真陽性例數+假陰性例數）×100%]，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2.04，P>0.05）。
3討論
一直以來，對于不明原因縱隔淋巴結腫大的診斷依賴于外科的縱隔鏡，實施縱隔鏡下淋巴結活檢可以獲取1組、2組、3組、4組淋巴結的組織學標本。長期以來，縱隔鏡也是診斷上述淋巴結的金標準。然而由于縱隔鏡創傷較大且無法獲取隆突下（7組）、肺門（10組）、葉間（11組）淋巴結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TBNA是一種非手術的淋巴結活檢方法[4]，與縱隔鏡、胸腔鏡相比具有微創、費用低、安全性高等特點[5-7]，更容易被醫患接受。超聲支氣管鏡引導下的經支氣管鏡針吸活檢（Endobronchial Ultrasound-guided Transbronchial Needle Aspiration，EBUS-TBNA）自進入臨床以來，很快得到了臨床醫師的認可和應用。而事實證明EBUS-TBNA充分顯示出其在直視引導下進行操作的優勢。傳統TBNA較EBUS-TBNA更早應用于臨床，該操作需要操作者利用氣道腔內的標志并結合胸部CT定位進行穿刺。由于其需要操作者具有較高的讀片及三維立體思維，因此操作難度相對較大，傳統TBNA因此也被定義為“盲穿”。但在實際臨床操作中，TBNA的穿刺結果除受到操作者對技能掌握的熟練程度和技術的影響外，還受不同的操作部位、病灶的大小及性質等因素影響，只有這些因素均相同的情況下，這兩種操作方法的結果才有可比性。有研究認為，只要充分掌握TBNA操作技術及影像學定位方法，在診斷肺癌縱隔淋巴結轉移方面，傳統TBNA與EBUS-TBNA陽性率相比并無明顯統計學差異，均可獲得滿意的病理結果[8-10]。但對小于10 mm的淋巴結進行穿刺，EBUS-TBNA的陽性率要高于傳統TBNA[5]，可能與TBNA無法在實時超聲影像下進行小面積的精確定位有關。本研究由于擔心對10 mm以下的淋巴結穿刺成功率不足因而只對淋巴結≥10 mm的病例進行穿刺。但也有文獻報道[7]對于直徑小于10 mm的縱隔淋巴結TBNA檢查，準確性和敏感性分別為88.9%和87.5%，證實了對于小的縱隔淋巴結TBNA也可獲得滿意的病理結果。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對于11組淋巴結穿刺的研究較少，可能因為11組淋巴結位于支氣管葉間，淋巴結較小，而葉間常有血流較豐富的血管通過，對于操作者的技術要求進一步提高。術前讀片不慎而導致穿刺定位錯誤有可能引起較多的出血，因此檢查前進行增強CT的掃描是必不可少的。
本研究回顧了69例第11組淋巴結腫大并接受了TBNA及手術的病例，在陽性率方面小細胞癌的TBNA陽性率要稍高于手術非小細胞癌陽性率。總體上兩者（TBNA與手術）在診斷11組淋巴結的陽性率方面存在高度一致，敏感性均無統計學差異。然而，TBNA獲取到的細胞或組織數量、大小均存在明顯劣勢，雖然對良惡性的甄別影響不大，但卻使病理分型存在較大難度，本研究中TBNA標本存在較多陽性病理未分型的報告。以上問題的出現，通過細胞病理學醫師的反饋意見得知，主要是因為細胞學涂片中有效的細胞或組織成分較少，而紅細胞較多，導致鏡下分型困難。傳統TBNA針的直徑較EBUS-TBNA的針更為纖細，無法獲得更大的組織或細胞，因此相比較而言存在一定問題。
11組淋巴結位于上下葉支氣管分叉處，屬于肺癌轉移易侵及的區域。然而，既往由于檢查設備的有限，因此對該區域淋巴結的活檢往往在外科手術時才進行。而11組淋巴結又常為小細胞癌所累及，本研究中發現有13例小細胞癌肺癌出現11組淋巴結轉移，占有較大比例。雖然本研究涉及的病例數量不多，但由此提示，在發現中央型管外病灶，且有11組淋巴結腫大患者，應當避免直接手術，而先采用TBNA的方法來明確病變組織的病理分型，如果診斷為小細胞癌，應避免手術，而采用放化療的方法。本研究同時也發現，在診斷小細胞癌方面，TBNA的敏感性較其他類型的肺癌略有優勢。筆者猜測可能與小細胞肺癌轉移至目標淋巴結后所導致的淋巴結腫大更為明顯，更容易被TBNA操作者獲取到足夠數量的組織或細胞有關。
雖然EBUS-TBNA作為縱隔淋巴結診斷的重要技術已被推薦應用到肺癌的診斷及分期中，但由于EBUS本身設備價格較高，且較TBNA的術前準備更為復雜，需要鎮痛、靜脈麻醉等輔助，因此至今還未廣泛普及到各地醫院。與前者相比，傳統TBNA具有操作相對簡單、術前準備方便、價格相對低廉的特點。雖然早期的研究顯示EBSU-TBNA對肺癌的診斷率要明顯高于傳統TBNA[11，12]。但近些年發現，如果操作者經驗豐富、操作技術精湛，傳統TBNA亦可獲得較高的穿刺成功率，與EBUS-TBNA在肺癌診斷陽性率方面相比，兩者無明顯統計學差異[13]。而增加對目標部位穿刺次數可明顯提高傳統TBNA的陽性率[14-17]。本研究中TBNA陽性率較高，與手術金標準相比，并無統計學差異，符合文獻報道，筆者認為與穿刺定位準確、同一位置穿刺次數較多有關。盡管有人質疑傳統TBNA在獲取組織標本的陽性率不及EBUS-TBNA，但這種差異僅在診斷如結節病或結核等良性病變時才較明顯[18-20]。
術前仔細閱讀胸部CT、熟悉縱隔淋巴結解剖定位是TBNA穿刺成功的基礎，TBNA穿刺針能否準確進入淋巴結不但是穿刺成功的標志，也是減少誤刺血管及周邊組織的重要標志，因此定位準確不但能提高穿刺成功率也能提高TBNA的安全性。本研究69例無一例出現大出血、縱隔氣腫、氣胸等并發癥，個別病例穿刺部位少許出血可自行停止，無須特別處理。因此臨床醫生無須太過擔心TBNA可能導致的嚴重并發癥發生，在熟練掌握傳統TBNA技術后應充分將其應用于臨床以提高肺癌的診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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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超聲診斷學定義范文
關鍵詞:健康體檢;預防保健
1健康體檢的定義及意義
健康體檢是綜合臨床醫學和預防保健的具體措施,是指對社會各類人群進行預防性體格檢查及對社會各類人員的定期性的體格檢查。目前,健康體檢與臨床體格檢查的診斷學基礎和診斷標準是一致的,但在目的和意義上卻有明顯不同。
人從健康到疾病要經歷一個完整的發生和發展過程,一般來說,是從處于低危險狀態到高危險狀態,再到發生早期改變,出現臨床癥狀。在被診斷為疾病之前,有一個時間過程。在急性傳染病,這個過程很短。在慢性病,這個過程可以很長,往往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其間變化多數并不被輕易察覺,各階段之間也并無截然的界限。在被診斷為疾病之前,進行有針對性的預防、干預,有可能成功地延緩、阻斷、甚至逆轉疾病的發生和發展進程,從而實現維護健康的目的。
具體而言,健康體檢的意義是:①是升學、就業、入伍過程中的一項不可缺的重要工作,是保障新生、新工、國家公務員、新兵體格素質,培養合格人才的重要手段;②對學生、官兵、企事業單位職工和社會人群定期進行健康檢查,早期發現、診斷多發病、職業病、傳染病、地方病,為早期治療、早期預防提供科學依據,從而達到有病早治,無病早防的目的;③對出入境人員、服務行業人員進行健康體檢,能及時發現傳染病,這是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染途徑的重要措施,使社會人群免受傳染;④婚前健康檢查,可以在婚前發現配偶雙方的遺傳病、性病、傳染病,發現一些需暫緩或宜終身放棄結婚的疾病,以保證婚后家庭幸福,婚姻美滿,減少和預防下一代遺傳病的發生,是提高人口素質的重要手段;⑤通過對普通人群的健康普查,可了解一個單位,一個地區人群的健康狀況以及各種疾病的發生情況。是衡量人群健康水平和衛生保健措施的主要指標,為國家制定防治措施和衛生政策提供重要依據;⑥健康體檢也是一種重要的醫學科研方法,通過對所收集到的體檢資料及信息進行分析,可發現許多疾病的發病及流行規律,為制定防治策略提供依據;⑦健康體檢獲得的大量數據,可為國家制定國人體檢標準提供依據,為醫學人口學、心理學、環境學、社會學等提供人群的健康而可靠的數據。
2健康體檢的形式與項目選擇
接受健康體檢的人,理論上應該是身體沒有什么異狀,只是為了發現潛在的病變,以期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但是,有3類人更應該定期做健康體檢:①白領族,這類人因工作及一些不良生活習慣擾亂了身體正常代謝,導致脂肪肝、血脂異常、高血壓等代謝綜合征患病率比整體人群高。定期體檢可及早發現這些疾病,并給予及時、正確的干預與治療;②40歲以上人群,40歲以上人群由于工作及生活的壓力,大部分處于亞健康狀態,這類亞健康人群隨年齡的增長,各種疾病的發生率逐漸升高,尤其是40歲以后,潛疾病狀態的比例陡然攀高,55歲前后會有越來越多的疾病癥狀出現。定期體檢可以及早對多各種危險因素予以控制,并及時治療疾病;③已有慢性病的人,這類人通過治療,病情暫時得到控制,但也要定期檢查,了解病情的進展狀況,及時調整治療用藥,達到治療的最佳效果有四種體檢形式可供不同人群選擇:①個人或單位組織,集體定期到醫院做健康體檢,一般一年或兩年一次;②住院健康體檢,進行全面的健康檢查;③門診健康體檢,個人或集體檢查,單項檢查,選項檢查;④醫院體檢中心組織醫務人員到被檢單位進行健康體檢。
選擇什么樣的體檢中心做健康體檢也非常關鍵。為了健康,為了達到健康體檢的真正目的,應該選擇合格的專業化的健康體檢中心,這樣的體檢中心應具備:①環境溫馨寬敞,最好與醫院就診病人分離,避免交叉感染,使受檢者有一種健康的安全感;②要有年檢合格的醫療設備,并且有保養維護記錄;③要有專業的醫生隊伍,各診室至少有一名臨床工作5年以上的專業醫生;④要有優質的人性化服務,以對待健康人的心態與受檢者進行心理交流,做好服務;⑤要有人性化的、看得懂的并有指導意義的體檢總結分析報告;⑥有良好的后續服務,當好體檢者的健康管家;⑦收費合理、價格明了,以便體檢者根據自身經濟狀況來選擇適合自己的體檢項目,明明白白地進行健康投資。
體檢項目的選擇是在普通健康體檢的基礎上,根據體檢的目的加上特殊要求的項目制定套餐。普通健康體檢項目主要包括三方面的檢查:①體格檢查,包括一般情況、內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婦科、口腔科。②實驗室檢查,包括常規檢查(血常規、尿常規、大便常規、大便隱血等)、肝功能、腎功能、血糖、血脂、微量元素檢查、免疫檢查(乙肝兩對半、丙肝抗體、梅毒抗體、艾滋病抗體等),以及各種腫瘤標志物的檢查。③醫學影像學檢查,包括胸部、頸椎、腰椎、四肢X線檢查,各種臟器超聲多普勒檢查,心電圖檢查,以及近年應用較多的鉬靶乳腺攝像、骨密度檢查等。特殊檢查應根據特殊要求制定特殊體檢套餐,如:招工體檢套餐、出國體檢套餐、女性體檢套餐、婚前檢查套餐、孕前檢查套餐、特色檢查(腫瘤系列項目監測、核醫學項目檢測等)。
3健康體檢與辨病體檢的區別
如上所述,健康體檢是為了了解、發現機體潛在病變或危險因素而做的全面的身體檢查,辨病體檢是指身體已經有某種不適,到醫院為明確診斷所做的檢查。后者具有很明顯的針對性,需要專科醫生根據詳細地詢問病史、家族史、生活習慣等情況,根據判斷身體不適可能的病變部位,從而提出有針對性的、?？频奶厥鈾z查項目進行檢查。已有明確的身體不適還到體檢中心做全面的檢查,不僅增加患者的經濟負擔,更重要的是不能及時按?？圃\斷要求進行有針對性的和?？频奶厥鈾z查,影響、延誤診斷及治療。因此,已有明顯身體不適的人,應直接到醫院?？凭驮\,請?？漆t生檢查診斷,及時獲得治療。
綜上,在物質生活不斷改善、工作壓力日益增大的今天,各類人士更應該關注自己的健康,關注自身生活質量。每年或每兩年,或者根據上次體檢建議的復檢時間,選擇可信賴的健康體檢中心,選擇適當的體檢項目,定期進行全面的身體檢查。按照體檢結論及診治建議,進行預防、保健或進一步診斷治療,達到無病預防、有病早治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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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超聲診斷學定義范文
心血管內科的基礎理論艱深難懂（比如心電生理學、心電圖學等），需要掌握的內容多且復雜。而且心血管領域的急危重癥較多，變化較快，治療用藥復雜，輔助檢查和操作多。因此，見習中選擇的病例應具有代表性，且病案記錄全面、詳細、規范，輔助檢查報告和影像資料齊全，既符合教學需要又密切聯系臨床，難度適中。比如在“急性心肌梗死”這一疾病的見習中，我們應挑選一個典型病例，事先征得患者同意配合見習教學工作。見習教學時，首先讓學生分工采集病史和查體，由一位學生匯報病史和查體結果，解讀輔助檢查報告和影像資料，遺漏之處由其他學生補充，再由教師點評指導，指出疏漏和錯誤。然后學生就該病例進行分析和討論，作出初步診斷，陳述診斷依據以及需完善的輔助檢查、鑒別診斷和治療原則等。教師針對學生的發言逐一分析，幫助其形成正確的臨床思維，強調臨床思維中規范和邏輯的重要性。在見習任務完成后，教師還可適當予以延伸和補充，介紹學科最新進展，拓寬學生視野，激發學生深入探討和研究的興趣。
2減少帶教教師的流動性，加強教師與學生的溝通
我院是首都醫科大學第六臨床學院，同時是全國最大的以心血管病為龍頭學科的綜合醫院，呈“小綜合，大?？啤钡娘@著特點，因此心血管內科劃分較細。每年每一個心血管內科科室指派一名中級以上職稱的醫生兼職負責見習帶教工作。這種帶教方法的優勢在于：由專科醫生進行帶教，使得心血管內科見習更具專業性，同時學生能更多地了解心血管內科的國內外最新進展，增加對本學科的興趣，避免非?？漆t生授課的泛泛而談和照本宣科。另外，由于?？漆t生并不脫產，仍然在臨床一線工作，便于提供典型病例，也能和患者充分、無障礙溝通，獲得患者更好的配合。但是這種教學模式也存在不足，即由于帶教教師是兼職的，其帶教就具有不固定性；對教師的考核無規定，使得帶教教師的帶教熱情和責任心難以得到保障；并且帶教教師和學生只在見習課上有短暫接觸，師生之間的了解不夠充分，很難做到因材施教和個體化教學。而且由于臨床工作繁重，帶教教師常常不能很好地兼顧教學，造成臨床與教學工作的沖突，出現臨時頂替教學的現象，導致帶教質量參差不齊。近年來，我院內科教研室已著手進行以下嘗試：安排心血管?？浦屑壱陨厢t生輪流在教研室脫產教學，其在心血管內科見習教學中擔任雙重角色，既是帶教教師，又是全職教師。這樣，既充分發揮了帶教教師在本專業方面的優勢，同時在教學過程中由一位教師全程統一帶教，師生之間的關系融洽，彼此交流較多，能較好地實現教學相長。教師能較好地了解每一位學生的實際情況，根據見習成績適時調整下一次教學安排，并對見習教學形式作出適當的調整和修改，實現因材施教和個體化教學。同時，學生對固定帶教教師的教學方式比較熟悉，配合度也較高。心血管內科臨床醫生通過一年的脫產帶教，提高了教學水平，豐富了教學經驗，改進了教學方式，有利于臨床、教學和科研全面發展，并能提高我院整體教學水平。
3增加學生動口、動手機會，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
第8篇：超聲診斷學定義范文
［摘要］“微觀辨證”概念的提出是中醫臨床診治、循證醫學發展和中醫證候學發展的需要。“微觀辨證”產生的可能性是由于中西醫結合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拔⒂^辨證”有其優越性和局限性，“微觀辨證”的發展尚存在一些問題，諸如：中醫證候尚未規范化、微觀指標單一性與整體性的矛盾、微觀指標與證候對應的非特異性、疾病對“微觀辨證”產生的影響、“證”本質研究與臨床治療脫節等。并提出“證”是疾病發生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的病理過程，由若干相關的主、客觀指標組成，這些客觀指標應包括宏觀與微觀、整體與局部等多個方面的內容。
［關鍵詞］微觀辨證; 證候; 四診; 中西醫結合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icrocosm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BSTRACT The suggestion of microcosm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s to meet the needs of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he needs of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and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n TCM. The possibility of microcosm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might b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s well as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crocosm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has its superiority and limitation.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developing microcosm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such as lack of standard for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contradiction between single microcosmic index and the entirety， nonspecific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crocosmic indexes and syndromes， and the influence of disease on microcosm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essence study of TCM syndromes and the clinical practic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ncept of TCM syndrome is a certain pathological process during the onset and development of disease， composed of som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indexes. The objective indexes include the macrocosmic and the microcosmic indexes， the entirety and the part.
KEY WORDS microcosm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syndrome; four diagnostic methods;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微觀辨證”的產生存在著必然性和可能性，并體現了一定的優越性、局限性?？陀^地評價“微觀辨證”對于中醫診斷學科的發展具有促進作用。
1“微觀辨證”概念的提出
1986年，沈自尹［1］首次明確提出“微觀辨證”的概念，并定義：微觀辨證在臨床收集辨證素材過程中，引進現代科學，特別是現代醫學的先進技術，發揮它們長于在較深入的層次上，微觀地認識機體的結構、代謝和功能特點，更完整、更準確、更本質地闡明證的物質基礎，從而為辨證微觀化奠定基礎。簡言之，是試用微觀指標認識與辨別證。危北海［2］指出微觀辨證主要是運用各種現代科學方法，對各類中醫證型患者進行內在的生理、生化、病理和免疫微生物等各方面客觀征象的檢查分析，旨在深入闡明證候的內在機理，探討其發生發展的物質基礎和提供可作為輔助診斷的客觀定量化指標?？镙丸埃?］認為所謂微觀辨證，實際上是企圖用某種或某些生理生化指標作為描述證候的內在依據的一種方法。郭振球［4］認為微觀辨證是以中醫經典辨證為向導，四診“司外揣內”宏觀辨證，結合應用現代新科技，深入到細胞化學、神經遞質、激素、免疫乃至基因調節，以闡明病癥傳變規律的一種辨證方法?！拔⒂^辨證”吸收了現代科學技術的檢測手段，是中醫宏觀四診的深化和擴展，對“證”的診斷起輔助作用?！拔⒂^辨證”不可能獨立于“宏觀辨證”而存在，應該在中醫基礎理論的指導下進行。
2“微觀辨證”產生的必然性
2.1“微觀辨證”是中醫臨床診治的需要 臨床療效是一種醫學是否優越的重要評判標準。中醫傳統的辨證論治體系利用四診的方法進行辨證，對于很多疾病都有很好的療效。但是也有一些“潛隱證”，臨床無“證”可辨，所以結合和借助現代科學手段對其進行診斷成了中醫診療的必然趨勢。如傳染病、腫瘤初期，雖無臨床表現，但經現代手段確診后，可推論其病機屬“毒”、“熱”等邪所致，可選用具有抗病毒、抗腫瘤等作用的解毒清熱類藥物予以“截斷”治療；肝炎、腎炎等疾病恢復期，即使無相應癥狀和體征，現代中醫也可針對其檢驗異常進行辨證治療。因此，“微觀辨證”首先是提高中醫療效的需要。
2.2“微觀辨證”是循證醫學發展的需要 循證醫學是近十幾年來迅速發展起來的新學科。它所追求的是臨床疾病的診療方法都應該遵循充分的科學依據，提供證據和應用證據是它的主要研究內容，被認為是臨床實踐和決策不可替代的可靠方法。中醫傳統辨證是通過四診收集證據，以外測內，以常衡變，將診查結果作為辨證、立法、用藥的依據，與循證醫學有相似之處。但是中醫總體來說仍然屬于宏觀地表象地認識事物的范疇，對癥狀和體征的把握有很強的主觀性，無論在臨床治療上還是基礎研究中，重復性較差，很難以此做出系統評價，更不能為臨床決策提供科學依據［5］。因此，“微觀辨證”通過對現代醫學檢測手段(影像學診斷、病理學診斷、基因診斷等)的運用，使傳統四診視野得以拓寬，使中醫診斷和臨床療效的評價更加客觀化和科學化，使臨床診治水平得以提高，順應了循證醫學的需要。
2.3“微觀辨證”是中醫證候學發展的需要 中醫證候學是中醫理論的核心，證候學研究也是發展中醫理論的一項巨大的工程。“微觀辨證”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手段，闡述證候發生的機制和發現可用于輔助臨床辨證論治及進行療效評價的客觀指標，一定程度上彌補中醫傳統四診方法的主觀性強、定量分析困難、統一標準難以形成等不足。中醫病證的診斷缺乏“金指標”，其療效很難被國際認同。20世紀90年代，WHO和美國國立神經精神疾病研究所發表了兩個特別報告［6，7］，對國際腦血管病研究現狀進行評估，除在流行病學部分摘錄了中國的資料外，無中醫藥的內容。這固然和我國的一些研究資料未能進入國際資料庫有關，但更重要的是研究方法學的缺陷，尤其是中醫辨證論治未能得到承認。因此，“微觀辨證”的方法可以開拓中醫證候學研究的思路；“微觀辨證”通過對“證”的客觀把握，有助于提高中醫療效的顯示度以被世人所公認。
3“微觀辨證”產生的可能性
3.1中西醫結合的環境 中西醫結合的產生是“微觀辨證”產生的基本條件。建國以來，由于對“中西醫結合”政策的大力支持、研究基地的廣泛開辦、研究人員的積極培養等各種條件的具備，中、西醫人員的隔閡逐漸消除，為中西醫結合事業提供了一個極為寬松、健康而有利的環境，中西醫結合的基礎與臨床各項研究如火如荼地展開，為“微觀辨證”的產生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3.2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 “微觀辨證”是在中醫基礎理論的指導下，運用現代醫學影像學檢查、內鏡檢查、實驗室檢查、病理組織學檢查、甚至基因檢查等先進技術，旨在從器官水平、細胞水平、亞細胞水平、分子水平，基因水平等較深層次上辨別證候，從而為臨床診斷治療提供一定客觀依據的辨證方法。從概念上我們可以看出用于“微觀辨證”的檢測手段，除了傳統的四診之外，還包括現代醫學，乃至現代科學的一些深層次的手段，也可以說是中醫傳統的辨證論治和現代科學相結合的產物。所以，現代科學的發展勢必會對“微觀辨證”的產生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撐。
3.2.1現代科技對中醫學研究思維的影響 在現代科學的影響下，醫學不斷向微觀、宏觀領域延伸。微觀方面：如分子生物學、放射免疫學以及超微結構研究技術、各種影像技術等，都在醫學領域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宏觀方面：在強調人的生物性和社會性相統一的前提下，重視社會、心理因素與人體生理因素的相互作用。這客觀地促進了中醫宏觀理論和現代微觀檢測手段的結合。結構與功能的統一長期支配著醫學的研究。在現代科學影響下，醫學對機體結構的研究已經深入到分子、基因水平，生物大分子的結構改變與它的功能活動密不可分。對中醫的研究，也向著因果性探索的方向進行。如“證”本質的研究也是如此，已不再局限于線性關系，而主要是從非線性網絡關系出發，這不僅使“證”本質的研究成為中醫現代化發展的必然階段，同時決定了該研究的艱巨性和復雜性。
3.2.2現代科技對中醫基礎理論研究方法的影響 現代科技如生物工程技術、信息技術以及模糊數學等都為中醫理論的研究提供了極其有利的工具和手段。以下僅舉數學和生物化學為例說明。（1）近代數學。科學的認識需要在定性的基礎上提出定量的分析和依據，定量是定性的深化和精確化，中醫學也不例外。近代數學向中醫學滲透，與中醫學結合開始于20世紀50年代，主要應用數理統計、集合論和模糊數學、泛系理論等［8］。近10余年，數理統計學的方法已經廣泛地應用于中醫學的研究中，如測定正常值，通過各種醫學統計學方法進行統計學差異檢驗、相關與回歸分析等，以及建立中醫證候診斷數學模型。因此，引進現代數學的方法有助于解決中醫診斷標準化和客觀化的問題。（2）生物化學。生物化學在中醫藥理論研究中的應用，始于20世紀50年代末，當時還只限于少數單位的生化指標的測定。目前，已經出現了全面研究的新局面。利用生化指標對四診中的舌、脈象，八綱中的陰陽、寒熱、虛實以及臟腑、氣血的本質等進行了研究。如通過對20多種疾病的研究，發現陰虛者血漿cAMP占優勢，陽虛者血漿cGMP占優勢。
3.2.3現代科技對中醫診斷客觀化的影響 當代新的科學技術如計算機技術、超聲技術、核物理技術、自動化技術的不斷發展，并逐漸結合在中醫體系中，推動了中醫診斷的客觀化。（1）舌診的客觀化研究。舌診研究中用標準色列、比色板作為舌診辨色的客觀指標。舌活體顯微鏡檢查、舌血流量測定、電鏡觀察、舌印片脫落細胞學檢查等，有助于闡明各類病理舌象機制。如：舌微循環異常與舌質紫暗的出現率與高血壓病的嚴重程度成正比；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舌質以紫暗瘀斑舌為多；肺心病患者隨血氧分壓的升高，舌質的變化可由暗紫至絳紫至紅絳至鮮紅，而血中二氧化碳分壓升高則出現相反的變化，舌質由鮮紅轉變為青紫；陰虛程度和紅光舌的程度呈正相關，紅光舌的色紅程度和低血鉀呈線性相關，這些都是對舌診客觀化的探索。（2）脈診的客觀化研究。對脈診客觀化的研究在于進行了形式多樣的脈象儀的研制。從心血管功能、血流動力學角度探討了脈象的形成機制，建立了一些脈圖的分析方法，基本確定了臨床常見單一典型脈象的脈圖特征與參數，探討了常見病證與脈象、脈圖的關系等。此外，纖維胃鏡、X線、B超、CT等影像學資料亦有助于中醫辨證。由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活血化瘀專業委員會1982年制定、1986年修訂的血瘀證診斷標準將實驗室指標納入其中，1999年修訂的小兒脾虛證診斷標準（草案）亦將實驗室指標作為參考。但由于舌診儀、脈診儀、腹診儀等儀器本身獲取的信息量不夠、欠靈敏，與臨床實際運用還有較大的差距，故應用于中醫診斷的客觀指標仍然有限。
4“微觀辨證”的優越性和局限性
4.1“微觀辨證”的優越性 “微觀辨證”作為“宏觀辨證”的必要補充，已潛移默化地融入到中醫臨床診療以及中醫證候的基礎研究之中。
4.1.1闡明證候的病理生理基礎 辨證不僅是對機體外在證候與功能的認識，也是對其內在生理、生化、病理基礎的認識，通過“微觀辨證”和“辨證微觀化”二者之間在臨床上的相互結合，可以逐步尋求各種“證”的微觀過程。例如，對腎虛證的病理生理基礎的研究表明腎虛證與下丘腦垂體靶腺軸等內分泌功能有關，也與免疫功能、自由基、脂質代謝、能量代謝、機體水鹽調節機能、微量元素等有關。中醫辨證重點是從整體把握人體的機能狀態。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許多醫學科學工作者，借助現代科學技術和手段，對四診內容進行了深化和擴展，即從人體的不同層次和水平（系統、器官、細胞、亞細胞、分子等）去闡明證候在結構、代謝、功能諸方面的物質基礎，并尋找對證候具有診斷價值的微觀指標，以期建立證候的診斷標準［10］。這是對“證”微觀層次的探索。
4.1.2輔助中醫臨床的早期診斷 “微觀辨證”多用在“無證可辨”（指有病而無證）、證候不太明顯（有若干癥狀而未能構成證）、證候復雜以致辨證困難的情況，也有助于辨析在某些疾病的發展過程中有微觀的變化而未能形之于外的所謂的“隱潛性證”［1］。“微觀辨證”可以提高臨床診斷的準確率，并正確地指導治療。內窺鏡、X線、CT、超聲波等影像學檢查內容，可分別對臟腑色澤、形態、位置及體內積聚、癰瘍、水液停聚等情況進行直接或間接探查，以彌補由外揣內之不足，為臟腑、氣血病變提供更加可靠的辨證依據。中醫對某些病輕而無臨床癥狀可辨的疾病如高血壓、糖尿病、腎炎恢復期等通過“微觀辨證”，利用現代醫學的一些檢測手段，發現其潛在證候，可彌補以往中醫對這些疾病的無癥狀情況下診治的不足。
4.1.3促進中醫證候診斷規范化 如上所述，對“證”的微觀基礎進行大量探索性的工作，求得具有規律性的內容，以期總結出“證”的定性定量的診斷標準，可以促進中醫辨證診斷規范化和標準化。例如近年來，對血瘀證、脾虛證以及中風病證候的診斷標準的制定都是將微觀指標納入中醫“證”診斷標準的嘗試。
4.1.4有助于臨床療效的客觀評價 中醫學卓著的臨床療效使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中醫藥的療效主要體現在整體調節上，其療效評價體系以主觀感覺性指標為主，臨床病情資料指標量化不夠，診斷與療效標準欠規范與客觀。因此，對中醫療效的評價不應只滿足于癥狀的改善，還應有被公認的指標以增強說服力?！拔⒂^辨證”的應用有助于中醫證候的療效評價體系的科學制定，以利于提高中醫藥療效評價的客觀性和科學性?！拔⒂^辨證”彌補了“宏觀辨證”之不足。將實驗室指標納入中醫辨證，實行“宏觀辨證”和“微觀辨證”相結合，可以提高中醫診斷水平；探討中醫證候的病理基礎，可以將現象與本質、功能與結構統一起來；揭示臟腑、氣血的本質，探尋各種證候的微觀指標，有利于中醫診斷的客觀化、規范化。
4.2“微觀辨證”的局限性 “微觀辨證”雖可以在較深層次上認識和辨別“證”，但“微觀辨證”無法脫離現代醫學一些固有的局限性和機械性。因此，實行“微觀辨證”必須堅持以中醫基礎理論為指導，不能簡單用一些現代醫學微觀指標同中醫“證”劃上等號。中醫的“證”都有其明顯的整體性，任何一個微觀指標都難以全面闡釋“證”的本質，只能從一個側面說明部分問題。所以，實行“微觀辨證”必須強調多指標合參、同步觀察，這樣才能對各種“證”的認識更趨全面并使“微觀辨證”研究不斷深化。
5“微觀辨證”發展存在的問題
“微觀辨證”一經提出就招致了眾多的爭議，大致圍繞以下幾個方面。
5.1中醫證候尚未規范化 證候規范化包括“證”名稱的規范化、構成“證”的癥狀的規范化、“證”分類的規范化以及“證”診斷標準的規范化等。若中醫證候的這些相關概念沒有進行規范，就會導致“證”的相關性研究（包括基礎與臨床）可能出現差異，因而“證”的規范化研究便成為“證”本質研究得以進行的先決條件。證的規范化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始，進行了許多工作，但仍未解決根本問題，即從此類研究最初所提出的4項內容（證候概念、證候分類、證候命名、證候診斷）與1個目的（形成各地統一的標準）來看，現況是4項內容均未達到統一。目前“證”本質研究仍然在缺乏統一標準的狀態下進行，這無疑是“微觀辨證”發展所面臨的最為嚴峻的問題。
5.2微觀指標單一性與整體性的矛盾 中醫“證”是疾病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的病理概括，都有其明顯的整體性，也就是說，每個證候都必定涉及到多個器官或多個系統的病理改變，這些改變具有多方面和多層次的物質基礎；而通過各種現代醫學檢查所獲得的某種微觀指標卻有其明顯的專一性及客觀性，只能闡釋“證”本質的一個方面，而無法概括“證”的本質。如：肝郁氣滯證就涉及到現代醫學神經內分泌、血液動力學、微量元素以及免疫等多個方面，其中任何單獨一項檢查都不可能窮盡肝郁氣滯證的本質。所以，使“微觀辨證”合理有效地運用于臨床就必須強調多指標合參。微觀指標如何選擇，從哪個層次上選擇才能與中醫某個“證”具有良好的對應關系，才能與“證”的診斷具有相關性，這是“微觀辨證”發展的一大困惑。
5.3微觀指標與證候對應的非特異性 微觀指標與證候之間的對應是非線性的關系。至今尚未找到具有相對排他的某一或某些理化指標可以作為某一證候的判斷標準［11］。在以微量元素為指標的研究中，肺氣虛證血清鋅低下，與脾氣虛證、脾陽虛證的情況相似［12］。在腎陽虛證研究中被采用的24 h尿17羥類固醇指標，在脾陽虛證中其含量值降低，在胃陰虛證中亦降低［13］，表明該指標與上述證候關系的非特異性。
5.4疾病對“微觀辨證”產生的影響 “微觀辨證”的研究還面臨另一大困擾，即如何將“證”的微觀指標從病的微觀背景下區分開來，也就是說要能夠辨析某一微觀指標的改變不是病的普遍影響而是“證”的特異結果，而這又恰恰是“微觀辨證”研究中必須預先解決的問題。如腎炎病都有高黏狀態，而腎炎病中的血瘀證與非血瘀證如何區分？其它如冠心病、肝硬化等疾病都有這種現象。
5.5“證”本質研究與臨床治療脫節 沈自尹［1］把“辨證微觀化”定義為：“辨證微觀化，則是綜合了多方面微觀辨證的信息，結合中醫傳統的宏觀標準，并通過臨床方藥治療的反復驗證，以期逐步建立辨證的微觀標準，并用以進一步指導臨床實踐，簡言之，是探索各種證的微觀標準”，這個概念中明確強調了“微觀辨證”和“辨證微觀化”的建立需要通過臨床方藥治療的反復驗證?，F在有很多研究只是對某種病或某幾種病進行一次辨證，然后再進行某項指標的檢測，最后經過統計分析得出結論。這種沒有經過治療反饋的研究方法不切合臨床，只有一組有序的癥狀（體征）通過一組有序的藥物治療后取得療效，這組癥狀（體征）才能稱之為“某證”?！拔⒂^辨證”需要經過不斷的診斷、治療實踐的反饋、修正過程才能逐漸發展完善起來。
6對中醫“證”定義的思考
縱觀中醫辨證體系的發展，是一個由簡到繁、由宏觀到微觀的綜合集成的過程，是對病、證實質認識逐漸加深的過程?！拔⒂^辨證”在中醫理論指導下對中醫證候的微觀分析，順應時代的潮流，有著光明的未來和廣闊的前景［14］。
近年來，有不少學者對“證”的概念用現代科學的語言進行了表述，從新的角度更加深刻地揭示了“證”的內涵。日本有地滋提出“證是由遺傳因子或遺傳因子加上環境因子所形成的臨床上的綜合病理、生理變化的反應以及針對這種臨床表現的治療依據［15］。”申維璽等［16］提出“中醫的證是機體在致病因素的損害作用下，某些組織細胞的基因表達調控失常，誘發性表達產生一些蛋白質和肽，如細胞因子等，組織中這些蛋白質和肽的含量、生物學活性相對或絕對升高，破壞了細胞因子網絡調節系統的自穩態平衡，引起神經、內分泌系統也發生相應的繼發性改變，在體內產生一系列異常的接連病理生理生化反應，從而引起證的證候和實驗室改變，即中醫的證?！惫俚龋?7］提出證候是一個非線性的“內實外虛”、“動態時空”和“多維界面”的復雜巨系統。
不難看出：中醫“證”不僅包括傳統四診所能收集到的宏觀指標，同時也包含了傳統四診所無法掌握的微觀信息，反映了中醫證候的復雜性特征。因此，筆者提出，“證”是疾病發生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的病理過程，由若干相關的主、客觀指標組成，這些客觀指標應包括宏觀與微觀、整體與局部等多個方面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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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超聲診斷學定義范文
關鍵詞：辨證論治；證候；微觀辨證；中醫診斷
中圖分類號：R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7717(2007)08-1594-03
辨證，是在中醫理論指導下，對四診收集到的病情資料進行辨別、分析、綜合，判斷其證候類型的思維過程，即確定現階段屬于何證的思維加工過程。它是將患者周圍環境、體質強弱與疾病規律綜合考慮的一種診斷方法，具有整體、動態和個體的特色。
中醫的宏觀辨證論治體系在長期醫療實踐中逐步成熟起來，形成了多種辨證方法。隨著現代科技向中醫學的融合，中醫的辨證體系開始產生宏觀和微觀的結合，二者各有利弊，互相補充，從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中醫“證”的內涵，完善了中醫的辨證論治體系。
1 “宏觀辨證”的特點
中醫臨床常用的辨證方法包括八綱辨證、臟腑辨證、經絡辨證、氣血津液辨證、六經辨證、病因辨證、衛氣營血辨證和三焦辨證，該八種辨證方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形成、發展和完善，并具有各自不同的適用范圍和特點，是歷代醫家總結各自臨床經驗并不斷發展和完善的結果，也是歷代中醫認識疾病、治療疾病的唯一理論法其。臨床通過四診搜集的癥狀、體征進行綜合思維而得出的診斷性結論，其特點是對疾病能因人、因時、因地制宜，注意局部與整體的關系，治療時既注意祛邪，也重視扶正。
因為傳統的辨證論治方法是建立在宏觀認識問題的基礎上，概括性高，容易把握事物的共性，著重運用運動的觀點、整體的觀點去認識人和疾病的關系，故在宏觀、定性、動態方面的研究有獨到之處，基本把握住了疾病的本質。因此，它是宏觀辨證論治。因此，可以說“宏觀辨征”是將四診所收集到的有關疾病的各種癥狀和體征加以分析，綜合、概括，判斷為某種性質的“證”。傳統8種辨證方法即屬宏觀辨證的范圍，它在臨床實踐中不斷顯露其自身的優越性和局限性。
1．1 “宏觀辨證”的優越性 “宏觀辨證”是當前中醫臨床最常用的辨證論治形式、其特點是對疾病能因人、因時、因地制宜，注意局部與整體的關系；治療時既注意祛邪，也重視扶正。此辨證論治體系是歷代醫家在幾千年來長期臨床實踐中逐步總結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為中醫防治病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它仍有效地指導著中醫臨床實踐。它建立在宏觀認識問題的基礎上。概括性與抽象性高，容易揭示機體狀態的共性，著重運用動態、整體的觀點去認識人和病的關系，在宏觀、定性、動態方面的研究有獨到之處。
1．2 “宏觀辨證”的局限性?、賾梅秶牟淮_定性：盡管現有比較通行的看法是六經辨證、衛氣營血辨證和三焦辨證常用于外感病的辨證。臟腑辨證、氣血津液辨證常用于內傷雜病的辨證；經絡辨證常用于針灸療法中的辨證和結合其他辨證方法用于內傷與外感病的辨證；病因辨證和八綱辨證常不能單獨用于各種疾病的辨證論治，往往結合使用。但臨床還要視醫家個人知識和經驗而定。
②臨床辨證的欠全面性：由于傳統的八種辨證體系各自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形成，各自的內容、特點及適用范圍都不盡相同，因而具體到某一種辨證方法時，就會有殊欠全面的弊端，如衛氣營血辨證長于反映溫邪的肆虐而不及于機體的正氣情況，而八綱辨證、氣血津液辨證必須結合臟腑辨證才能指導臨床用藥，顯示了其臨床應用的局限性。
單純通過醫者由外揣內對疾病的認識，會增加診斷病證的主觀臆測，而且會對于一些隱匿的、“無證可辨”的疾病產生遺漏。如：水腫病經辨治之后，水腫消退，但腎功能尚未恢復(尿中仍有蛋白、管型)；癌癥患者的早期，病人并無任何異常主觀感覺；這些“無證可辨”的“隱匿證”就常常使宏觀辨證鞭長莫及。
③指導用藥的非特異性：用藥的精當源于辨證的準確，傳統的辨證方法長于宏觀，故對用藥的指導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特異性。如運用氣血津液辨證方法，將臨床表現有乏力、少氣懶言、自汗、舌邊有齒痕、脈虛無力者診斷為氣虛證，即使結合臟腑辨證進而確定為何臟氣虛證，在臨床治療選擇中藥復方時也難以尋找具體針對補某臟氣虛證的藥物，不難看出，中醫存在著診斷的細化與用藥的矛盾性。
任何疾病都能按中醫理論施治，但有些疾病，尤其是某些急重危病，雖然理論上辨證準確，切合病機，可辨證指導下的藥物治療效差或無效。比如，急性胰腺炎的患者，癥見脘脅脹滿，腹痛拒按，身目發黃，曖氣惡心，小便黃赤。大便干結，舌紅苔黃厚膩，脈滑數，按中醫辨證應為“肝膽濕熱證”，并與相應的方劑治療，但效果可能不佳，如不及時手術甚至可能延誤病情。
2 “微觀辨證”的產生及其特點
2．1 “微觀辨證”的產生 1986年，沈自尹教授首次明確提出“微觀辨證”的概念，并定義：微觀辨證在臨床收集辨證素材過程中，引進現代科學，特別是現代醫學的先進技術，發揮它們長于在較深入的層次上，微觀地認識機體的結構、代謝和功能特點，更完整、更準確、更本質地闡明證的物質基礎，從而為辨證微觀化奠定基礎。簡言之，是試用微觀指標認識與辨別證。之后，諸位學者紛紛對“微觀辨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危北海指出微觀辨證主要是運用各種現代科學方法，對各類中醫證型病人進行內在的生理、生化、病理和免疫微生物等各方面客觀征象的檢查分析，旨在深入闡明證候內在機理，探討其發生發展的物質基礎和提供可作為輔助診斷的客觀定量化指標?？镙丸罢J為所謂微觀辨證，實際上是企圖用某種或某些生理生化指標作為描述證侯的內在依據的一種方法。郭振球認為微觀辨證是以中醫經典辨證為向導，四診“司外揣內”宏觀辨證，結合應用現代新科技，深入到細胞化學、神經遞質、激素、免疫乃至基因調節，以闡明病癥傳變規律的一種辨證方法。
盡管有多種描述，各位學者對于“微觀辨證”的理解大致認為：①“微觀辨證”吸收了現代科學技術的檢測手段，是中醫宏觀四診的深化和擴展，對“證”的診斷起輔助作用。②。微觀辨證”不可能獨立于“宏觀辨證”而存在，應該在中醫基礎理論的指導下進行。
2．2 “微觀辨證”相關術語的出現 “微觀辨證”的產生是中醫辨證論治體系與中醫診斷學發展的需要，是中西醫結合、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對中醫學不斷滲透所產生的必然結果。近年來，隨著“微觀辨證”理論的逐漸成熟，與之相關術語如潛證、隱潛性證、癌癥等也開始產生。
“潛證”：羅金才認為由于目前中醫四診手段和各種辨證大多仍沿襲傳統“司外揣內”、“診于外者，斯以知內”的方法，故在臨床上常常出現這樣的情況：一些傳統四診辨
證看來完全是無病的“正常人”，如隱匿性糖尿病、血脂過高癥等患者，其并無明顯臨床表現，卻為西醫檢查證實體內存在著某種病變而需進行治療；還有一些疾病后期元明顯臨床癥狀和體征者，在傳統的診治方法看來似已痊愈而不需治療，然而西醫檢查卻表明尚有某項重要指標異常，仍需進一步治療等，這些在傳統的中醫辨證過程中皆可看為是“無證(癥)可辨”。羅金才指出這種無明顯癥狀和體征，用傳統的四診方法不能發現的病變，稱為“潛證”；反之為“顯證”。
“隱潛性證”：沈自尹首先通過臨床和實驗室觀察，發現并提出“證”的“隱潛性變化”――“隱性腎陽虛證”，發現“腎陽虛證”具有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軸功能紊亂，證實了中醫的“證”具有物質基礎，并首先提出“腎陽虛證”具有神經內分泌系統的“隱潛性變化”。進一步發現“腎陽虛證”，不僅具有腎上腺皮質軸的功能紊亂，還具有下丘腦―垂體―甲狀腺軸及下丘腦―垂體―性腺軸，乃至多靶腺軸的不同環節或不同程度的隱潛性變化。同時在對哮喘病人內分泌變化的臨床研究中，發現哮喘患者即使無“腎虛”的臨床表現，其腎上腺皮質也有類似“腎陽虛”的隱潛性變化，故其本質仍屬“腎陽虛”范疇。而且用溫陽片溫補腎陽治療哮喘患者，均取得明顯療效，并糾正其內分泌和免疫功能，以藥測證，可認為是“隱性腎陽虛”者。
“隱癥”：楊毅玲提出隱癥主要是指在一定致病因子作用下，在機體內部已出現明顯病理改變，但無明顯相應癥狀體征，只有通過現代醫學檢查手段(包括各種儀器檢查及血液排泄物、分泌物等物理和化學的檢查)才能辨識的病證。隱癥是相對于外候而言的，而外候“基本上指傳統認識的四診方法”，即望、聞、問、切等手段所診察出來的癥狀和體征。通過隱癥與外候的結合進行辨證，較之傳統的四診辨證，應該更能反映疾病的客觀和本質，是四診診法的延伸。
以上提出的“潛證”、“隱潛性證”、“隱癥”，其內涵基本相同，指在臨床上大量存在的，按照中醫傳統宏觀辨證方法“無癥可辨”的。而通過實驗室微觀檢測可證實的一類病證或者狀態。
2．3 “微觀辨證”的優越性 “微觀辨證”可以提高臨床診斷的準確率，并正確地指導治療。內窺鏡、X線、CT、超聲波等影像學檢查內容，可分別對臟腑色澤、形態、位置及體內積聚、癰瘍、水液停聚等情況進行直接或間接探查，以彌補由外揣內之不足，為臟腑、氣血病變提供更加可靠的辨證依據。中醫對某些病輕而無臨床癥狀可辨的疾病如高血壓、糖尿病、腎炎恢復期等通過。微觀辨證”，利用現代醫學的一些檢測手段，發現其潛在證候，可彌補以往中醫對這些疾病的無癥狀情況下診治的不足。
“微觀辨證”的應用有助于中醫證侯的療效評價體系的科學制定，以利于提高中醫藥療效評價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微觀辨證”彌補了“宏觀辨證”之不足。將實驗室指標納入中醫辨證，實現“宏觀辨證”和“微觀辨證”相結合，可以提高中醫診斷水平；探討中醫證候的病理基礎，可以將現象與本質、功能與結構統一起來；揭示臟腑、氣血的本質，探尋各種證侯的微觀指標，有利于中醫診斷的客觀化、規范化。例如近年來，對血瘀證、脾虛證以及中風病證候的診斷標準的制定都是將微觀指標納入中醫“證”診斷標準的嘗試。
2．4 “微觀辨證”的局限性 “微觀辨證”雖可以在較深層次上認識和辨別“證”，但“微觀辨證”無法脫離現代醫學一些固有的局限性和機械性。因此，實行“微觀辨證”不能簡單用一些現代醫學微觀指標同中醫“證”劃上等號。中醫的“證”都有其明顯的整體性，任何一個微觀指標都難以全面闡釋“證”的本質，只能從一個側面說明部分問題。所以，實行“微觀辨證”必須強調多指標合參、同步、動態觀察，這樣才能對各種“證”的認識更趨全面并使“微觀辨證”研究不斷深化。
3 “微觀辨證”是“宏觀辨證”深化和補充
傳統的辨證過程是通過對四診獲取的信息進行分析，從而辨別證的方法，其重點是從整體把握人體的機能狀態，是對“證”宏觀層次的探索；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對于疾病認識的深化，許多醫學科學工作者，借助現代科學技術和手段，對四診內容進行了深化和擴展，即從人體的不同層次和水平(系統、器官、細胞、亞細胞、分子等)去闡明證候在結構、代謝、功能諸方面的物質基礎，并尋找對證侯具有診斷價值的微觀指標，以期建立證候的診斷標準，這是對“證”微觀層次的探索。由此可見，相對于依賴四診以獲得信息的“宏觀辨證”而言，它便是“微觀辨證”，“微觀辨證”對于傳統的“宏觀辨證”起到了發展、補充和深化的作用。
